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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

說明

作為《人民日報》總編輯、社長，從華國鋒時代到胡耀邦時代，胡績偉是其間中共政權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這部著作，正是他根據自己親身經歷的第一手材料撰寫而成，也是至今為止第一位中共正部級高級官員勇敢地批露毛澤東去世之後十年間（一九七六～一九八六年）最高層鬥爭的情況。
與坊間相關的研究著作或報告文學相比，這部著作無疑具有更重要的史料價值、更可信的內幕性。
這部著作數易其稿，原名《借屍還魂》，來源於作者的同志兼老友胡耀邦的一句話：「四人幫要捲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作者說，所謂「借屍還魂」，簡單地說，還的是專制主義的魂。
眾所周知的原因，這部回憶錄在大陸被禁止出版。
作者簡介：
受大伯父、叔祖父的影響，胡績偉少年時崇拜孫中山。兩位胡家前輩均是國民黨元老、老同盟會會員。
就讀大學之後，胡績偉卻投身中共，一九三九年便前往延安，一九五二年即成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文革中一度遭到批鬥。
一九七五年參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次年被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採用激將法調回《人民日報》。
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最高負責人，《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提出了「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觀點，又與中共宣傳系統霸主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進行無畏抗爭，使他成為胡耀邦麾下的改革大將。
胡耀邦與胡績偉並非一般上下級關係，勘稱「難兄難弟」。胡耀邦評價胡績偉「又可笑又可氣」；胡績偉撰文紀念胡耀邦時，以《從可愛到可恨的胡耀邦》為題。
一九八九年胡耀邦去世引發學運，胡績偉以全國人大常委身份率先簽名支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後來因此遭到撤職和「留黨察看」處分。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反對「兩個凡是」及華國鋒的是是非非
·第二章 四個堅持和四根棍子
·第三章 胡喬木～新聞界的霸主
·第四章 從可愛到可恨的胡耀邦



序　言
一九九六年序
這部書稿是一九九一年寫成的，一九九四年作過一次修改。
五、六年過去了，在生我養我的鄉土上，我的書稿無法出版。幾次想拿出去，總是猶豫不決。
今年正逢八十誕辰，想拿出去出版，作為紀念。
特請摯友胡鑒美女士作了很細緻的修改、補充和編輯工作。我又作了章節上的調整，把原來的六章合併為四章。又請我的老伴狄沙仔細校正了一遍，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總算大功告成了。
重讀這部書稿，把我的思緒拉回到「文革」后十年的歲月。最使我永誌不忘的是在我回憶每一椿重大事件時，都一再觸發我對胡耀邦同志的懷念和崇敬。
這十年，是胡耀邦攀登黨國高峰，施展才幹的最為光輝的十年，也是我主持人民日報取得比較突出成效的年月，因為我每前進一步，都離不開耀邦的引導支持和鼓勵。
這本小書，是我在這段時期內某些重要往事的回憶，事實上也是回憶耀邦在這一時期對人民日報從政治上引導到組織上指揮的主要往事。
本書的最後一章《從可愛到可恨的胡耀邦》，更是側重回憶他批荊斬棘、開山架橋、勝利前進中所遭到的重重阻擋和種種明槍暗箭，以至於被逼辭職的簡要情況；當然這僅僅是我所知道的一個側面。
一九八六年，是他重新上台十年的日子。一九九六年，是他下台後又一個十年的日子。時光轉瞬即逝，二十年後的今天，我想，如果此書能夠與讀者見面，更可以作為向耀邦英靈的一個小小的獻禮，奉上我親手培育出來的一束鮮花，以表達億萬人民對他的不盡哀思！
我滿含熱淚，把耀邦同我最後一次見面時的合影找了出來。那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煙台一個幽靜的別墅里。他的腿有點毛病，行動不方便。攝影時，我先坐在他的沙發扶手上，他側了一下身子，把我拉下來，同他擠坐在一起。這張照片是秦川同志拍攝的。是一張多麼珍貴的照片！
我把它找出來，特別安排在本書中，以增加千萬讀者對他的思念。他的卓越的才華和高尚的品德，以及他輝煌的業績，將在中華大地上永存，將在中國歷史上留下值得人們永遠懷念的一章。
這些年來，我國經濟有長足發展，但政治改革總是短足。國家雖是在跛腳前進，畢竟危機四伏，十分令人擔心。朋友笑我：「何必為古人擔憂」？但我還是有些憂心忡忡，總想作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這也是努力改出這一書稿的一個動力。
幾十年來，常常是好心得不到好報。冷靜想來，這書如果真能問世，還不知是禍是福？只能說：聽天由命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日于北戴河
一九九四年序
一九八五年初，我正式辭去人民日報社長的職務。當時，有朋友就勸我，索性擺脫開公事，專心撰寫回憶錄。我有些動心，因為確有好多東西可以寫。誰知人民日報的公事沒有了，人大常委和全國新聞學會的事仍然很多，還是擠不出時間。也安不下心來寫回憶錄。「六四」事件以後，罷了官職，又受了黨紀處分，反而成了好事。
我們這個制度，在整人方面是很徹底的。一劃入另冊，公事活動被剝奪了，民事活動也不言而免。報紙上一公開點名大批判，就成了危險人物，全國報刊都不敢登我的文章了，原來邀請我去參加的各種會議也不敢請了，各種人來人往的應酬也大大減少了。
這樣，就有了閑暇時間，這真是多年來求之不得的好事。從此，自己才真正成為時間的主人，獨立自主地安排自己所要做的事才有了可能。這樣，我才下決心開始寫自己的回憶錄，而且埋頭苦幹、堅持下來了。一九九Ｏ年、九一年九二年，三年時間，基本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寫回憶錄。前前後後，拉拉雜雜，寫了幾個主題，總算塑成幾個雛形。
這中間，我以為這本《借屍還魂》是比較成熟的。這是從一九七六年底到一九八四年底，我主持人民日報時期，圍繞報紙宣傳反映了中央高層的政治鬥爭中的幾件大事的紀實。這一錯綜複雜的鬥爭，內容十分豐富，我僅就自己親身參与的幾件大事，比較概要地記錄下來。我不是文學家，缺乏文學天才，不能寫成一部生動活潑的文學性的回憶錄，我只能寫成夾敘夾議地簡單明了的紀實性回憶錄，把主要事實和主要資料記述下來。
這部書稿是一九九一年九月完成的初稿，這次又進行了一些修改。但是，從當前的情況來看，這本書還是沒有出版社敢出版的。因為這是歷史的忠實記錄，而那些左傾理論權威和政治權威肆意歪曲歷史已經成為他們維持統治的一個法寶，他們就怕這種忠於事實的記錄。
歷史的真實是不容篡改和歪曲的。我相信這本書在不久的將來總會與世人見面。
一九九四年五月
一九九一年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整了我十年；完全沒有想到，「文革」以後，又整了十年。前十年的罪名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后十年換了一個名字，叫什麼「資產階級自由化」。都說我要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不同的是這次我大大「升級 」了。前十年我只是數不清的「走資派」中的小焉者，后十年，我卻是為數不多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點典型，而且這次是被那些曾經被打成「走資派」的大人物打成「自由化」 的。聯想起來，實在滑稽可笑。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政治運動的主題是揭批「四人幫」，那時我還是上下公認的堅決反對「四人幫」的有功之人；以後，主題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就逐漸變為有罪之人，成為歷次大批判的新聞界的代表人物。無論批白樺，批周揚，批王若水，批李洪林，等等人，總要連著批我。因為我是人民日報的第一把手，「左」傾權威們說我「反對四項基本原則」、「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自以為比中央高明」，等等，用他們一句有名的口頭禪來說，就是「不聽話！」他們歷次大批判的一個很重要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央黨報這塊重要的輿論陣地，完全掌握在他們這一幫人的手中，這就不能不搞掉我這個「不聽話」的總編輯。
我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寫的《聽話，不聽話？》一文（見《猛醒的時刻》一書，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第一句話就是：「我原來是很聽話的幹部，十年內亂以後，卻被認為不那麼聽話了。」這是真的。「文革」以前，我從一九五二年秋調到人民日報社以後，我一直是協助總編輯的第一副手，分管報紙版面和報社內務，我不僅在業務上是聽話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也是比較聽話的，在一些場合，我還跟著批人整人，我沒有因為自己發表過什麼獨立見解而成為批鬥對象。
「文革」以後，我在政治上有所醒悟，慢慢地有了一些獨立見解；同時，我又被推上總編輯的崗位，又有一點自作主張的可能。這樣，我對黨中央的決策，就不那麼盲從，不那麼百依百順，有一點敢於「持不同政見」。特別是對於分工領導報社工作的中央首長胡喬木同志的指示，並不認為「句句是真理」，敢於不那麼言聽計從了。雖然有一些自作主張，其實也是在組織原則許可的範圍內行事的。可是，就是這樣，也被認為是「不聽話」的幹部。這一時期，我所主張的理論觀點，就是強調黨報也是人民的報紙，黨報在強調黨性的同時，也要強調人民性；我認為黨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沒有人民性就沒有黨性，應當從加強人民性方面來加強黨性。
我這一觀點，被頂頭上司胡喬木同志認為是把人民性同黨性對立起來，是反黨性的。他們認為我這一觀點就是要黨報不聽黨的話，「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要辦一個不聽話的「自由化」的報紙。因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中，我總是重點批判對象。「八九民運」以後，被一棍子打倒，已經批了兩年，還批個沒完沒了。
毛澤東同志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 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他最有名的一個「最高指示」就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的某些繼承者，在口頭上說毛的這些理論觀點是錯誤的，實際上，他們還是捧著這個衣缽，當成看家的法寶。他們朝思暮想、念念不忘的頭等大事，就是把輿論工具死死地控制在手中，十年來，貫穿我國政壇的專制同民主的大搏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爭奪人民日報領導權的鬥爭。鬥爭的總目標就是要推翻在改革開放中建立了豐功偉績的以胡耀邦為代表的改革勢力。
歷史的逆流在短時間內竟如此猖狂泛濫了。人民日報終於完全落入他們的掌握之中，耀邦這個首腦終於被「宮廷政變」推翻了。壞事做得越多，自己也就變得越壞。那些「左」傾的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日漸蛻化的真面目，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十年內亂結束的初期，很多人對我國的前途還是憂心忡忡。
我們黨會不會再出現林彪、江青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他們會不會再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新聞界也提出同樣的問題：中央黨報會不會再被兩面派所掌握，成為篡黨奪權的輿論工具？有的人直截了當地提出：四人幫會不會捲土重來？當時，耀邦同志很明確地答覆： 「四人幫捲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這句話成為當時流行的一句名言。看來，耀邦同志對這種「借屍還魂」早就有所警惕。但是心地光明的人總是把事情想得太好，把某些人想得太好，容易喪失警惕，或者容易因形勢的好轉而放鬆警惕，我看耀邦自己就是這樣。他的預言不幸言中了。
當然，耀邦同志的警惕性到底如何？他的處境、他的苦衷、他如何同這類人又鬥爭又妥協的情況，屬於我黨高層的機密，我不得而知。希望將來總會有知情者和黨史專家來揭示這場高層鬥爭的內幕。我只能從自己親自經歷過的事實，從一個側面來反映這段歷史，只能從自己的角度來觀察分析。這當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何況自己水平不高，有些觀點是由錯誤到比較正確，有模糊到比較清醒，是在鬥爭中才不斷有所長進的。
在這本小冊子里，我只想圍繞對我的長期批判和我的一部分申辯，來回述這場「借屍還魂」鬥爭的過程。
我還想說明：一、這場鬥爭十分複雜，我知之不多不詳，只是回述自己親身經歷過的第一手資料，對我沒有直接參与的第二手材料很少引用；二、在本書中，我插入了我一些沒有發表過的講話和信件的原稿，沒有作任何修改，其中即使是我的錯誤認識或者是幼稚可笑的觀點，我也原封不動地照抄出來。目的是想用這些實實在在的歷史材料來說明當時的情況，比用現在的觀點和語言來敘述當時的情景，更是真實可讀；三、由於自己缺乏「心眼」，多年來忽視積累資料，也沒有寫日記的好習慣，因而很多材料散失了，或者記不清了。好在很多老同志還健在，希望對這本小冊子和觀點提出補充和更正，提出批評和建議；四、這一鬥爭到「清除精神污染」以後就變得更激烈、更複雜，因為我從此已經被排擠出人民日報，已經不是當事人了，也就不再作什麼具體的記述了。以後的七八年，圍繞人民日報的這場鬥爭還在繼續，希望有同志繼續寫下去。
一九九一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