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政治禁書版提供中國大陸政治禁書下載閱讀分享,所有跟中國政治、經濟、人權、民主自由、文革六四等相關的所有政治禁書下載閱讀和分享。
  • Advertisement
本貼由熱心網友分享,或收集於網路,如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如發現其它問題,請點帖子右上角的倒三角圖標舉報該帖。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共鏟黨撲街 » 2012年6月13日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目錄

《鄧力群自述》讀後
馮蘭瑞:五問鄧力群

前言
一九七五年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設立國務院政研室的背景和經過
二 我到國務院政研室之前的情況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1)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2)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3)
三 國務院政研室成立以後做的幾件事(4)
「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轉信引發「批鄧」
二 傳達「打招呼」會議情況
三 胡喬木挨批
四 在周總理逝世的日子里
五 《毛主席重要指示》的下發和思考
六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情況和一九七六年二月的"打招呼"會議
七 國務院政研室的「批鄧」
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後
一 毛主席逝世以後
二 粉碎「四人幫」前後的見聞
三 我的第二次解放
四 政研室的揭批查
五 「四人幫」垮台後政研室繼續受壓
六 反對「兩個凡是」
七 鄧小平復出
八 鄧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談話
在國務院財貿小組
一 任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
二 批駁"四人幫"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詆毀
三 起草主張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兩個文件
四 陳雲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五 我對城鄉經濟發展趨勢的預測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
一 初到社科院
二 抓「揭批、科研、團結」三件事
三 修改鄧小平在工會九大的祝詞
四 提出「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
五 辦八件實事
六 和周揚共事
七 訪日歸來
八 編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和《陳雲文稿》
九 離開社科院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三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前因後果
四 陳雲徵求對《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的意見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
六 關注農村改革
七 傳達陳雲「以農輕重為序,綜合平衡」的三個理論觀點
八 起草切實實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九 組織起草國慶三十周年講話
十 起草關於農村工作的兩個文件
十一 為鄧小平起草四次文代會祝詞
十二 訪問美國的收穫
十三 力辭中央辦公廳職務
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參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二 主持《中國共產黨章程》的修改工作
三 參與制定中央關於幹部退休制度、廢除領導幹部職終身制的文件
四 參与修改中宣部《關於三中全會以來的宣傳工作向中央的彙報提綱》
五 協助鄧小平起草《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稿
六 準備鄧小平一九八○年十二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七 個體、私營經濟的出現和我的態度
八 城市改革的兩類試點
九 為企業生產經營制度改革培訓幹部
十 宣講《陳雲同志文稿選編》
十一 擁護、支持胡耀邦
十二 為《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翻案
十三 一篇別具一格的悼詞
一九八一年的兩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講《歷史決議》
二 起草《政府工作報告》
三 日常工作十一件事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一 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
二 吳江造謠誣陷鄧力群收容造反派
三 吳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謠言
四 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
五 堅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
六 駁斥否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謬論
七 就任中宣部長
八 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實踐
九 在中央黨校作學習十二大精神的報告
一九八三年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和兩件突發的事情
一 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三 兩件突發的事情
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
一 我和胡喬木對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反應
二 處理《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講話全文的經過
三 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四 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的高明見解
五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前後
六 我在二中全會上批評王若水的發言及其他
七 我對二中全會和《鄧小平文選》的宣傳
八 胡啟立催促加強反對精神污染的宣傳
九 周揚的自我批評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十一 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不同意見
十二 胡喬木《關於人道重義和異化問題》的發表和鄧小平對此文的好評
十三 胡耀邦對"清除」的提法提出異議
十四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意見相反
十五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上的分歧
十六 《政府工作報告》對反對精神污染的肯定
十七 事情並未終結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二 研究僱工問題
三 我與胡耀邦同志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四 組織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
五 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六 適應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改進宣傳工作
七 我與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憶
一 黨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轉手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動
三 研究多種經濟成份
不尋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亂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幾件事情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1)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2)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3)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4)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5)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6)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7)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8)
一九八七年的風浪
一 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二 關於起草生活會議《通報》的是非曲直
三 討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況
四 趙紫陽"5·13"講話前後
五 趙紫陽撤銷書記處研究室
六 十三大中央委員落選
七 保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一 出席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年會
二 回桂東老家
三 在北京召開《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
四 在黑龍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五 在長沙與胡耀邦見面、談話
六 在廣東調查
七 趙紫陽辜負了陳雲的囑託和教誨
八 趙紫陽欣賞《河殤》"新紀元"的說法
「落選」之後:一九八九年之事
一 回答于光遠
二 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三 在浙江、江蘇、上海期間發生的事情
四 處理趙紫陽的有關情況
五 參与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1)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2)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3)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4)
七 在煙台審核「百日電台」電報稿
八 研究總結"八九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
九 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言
十 起草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兩個領導職務的決定
十一 在南昌《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上講話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後記



《鄧力群自述》讀後

在網上偶然搜到《鄧力群自述》電子版,匆匆瀏覽,發現有些東西確是珍貴的能反映「內幕」的史料,無怪乎嘉興著名的「秀州書局」,就是因為出售這本書的複印本而被查封!當然,這本書是鄧力群自己寫的,而很多當事人如鄧、趙紫陽、胡喬木、陳雲、王震都已經作古,所以,也有少數地方值得斟酌:如胡耀邦下台之後和鄧力群在湖南的會晤,李銳說是鄧力群要和胡耀邦聯手反對趙紫陽,鄧在回憶錄中否認,這其中到底怎麼回事,還有待于發掘新的材料證明。
還有,鄧力群對於胡耀邦的某些指責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比如《1982年紀事》中談到的解決民族矛盾,胡耀邦對西藏和內蒙、新疆的一些民族問題的處理,確實有些「簡單化、表面化」,也就是凡是過去「文化大革命」做的,無論對錯,全部否定,而忽略了民族獨立分子和國際敵對勢力在上述地區的影響,因為「文革」畢竟不是單獨針對幾個自治區的,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一場厄運。像從西藏新疆撤幹部,文革中派去大量幹部、知識青年不對,可是畢竟客觀上對祖國統一有一定積極影響,把他們撤回來,後果相當嚴重。這大概就是所謂「婦人之仁」了,這樣搞政治,確實很危險。
這本《自述》也有不少常識性錯誤,例如,《1982年紀事,三》中談到鄧力群提名王震擔任中央黨校校長,說,王震「辭去了政治局委員,沒什麼事」,事實上,王震的政治局委員是1985年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才和一大批老一代革命家一起辭去的,這可能是記憶有誤(王震當時辭去副總理一年多),但是這種失誤,往往會給人(至少對我來說)一種不嚴肅的印象,我當時看李志綏的《毛澤東的私人醫生》,就是從大量的常識性錯誤中,看到這本書的作者的信口雌黃的。
鄧力群在《自述》中吹噓自己之處不少,但是他的理論水平也極其有限。如《1981年的兩件大事和日常工作》第三目「向中央反映一個重大理論問題」,就是很牽強地批判新民主主義補課論的,我覺得這不僅很無聊,而且作用很壞!(我就是新民主主義補課論的堅定鼓吹者,我認為現在中國處於「新民主主義初級階段」,如果沒有這一點,我絕對不會做「馬克思主義者」,呵呵)
這本自述觸及敏感問題的時候,「為親者諱」的地方很多,如1987年政治局擴大會議「倒胡」,主要突出了鄧力群本人的「倒胡發言」,但是對薄一波、王鶴壽、余秋里、王兆國等人的所謂深刻揭發,隻字未提,看來鄧力群還是老奸巨滑的,也有些「仗義」,這就給我們了解那一刻的歷史的幫助,大打折扣。
但是,鄧力群對鄧小平同志就沒那麼客氣了,雖然,從整個行文,我個人的感覺,鄧力群在力圖向誰解釋什麼,其實就是向鄧小平(雖然已經故去)辯解,但是很蒼白,在辯解中有一腔怨恨,這可以從《不尋常的1986年》「9月18日鄧小平談話實錄」中看出來。
總之,這本自述透露了一些重大問題的內幕,可以和李銳《耀邦最後的談話》等相參正。



馮蘭瑞:五問鄧力群——據《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馮蘭瑞

  世之政治人物,其實與常人一般,總是活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個人經歷的歷史事件,自以為機密、自以為不妨操縱的事,必然多少會有人參與,會有人知曉。因此之故,往事想要修改塗抹,不免捉襟露肘。「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尋常一句民間俗話,道中了古今多少人物的心事。有鑒於此,明智者撰寫或口述歷史就會留意,不敢胡編亂造,不敢脫離、更不敢違背而是一定要嚴格尊重歷史,處處符合事實。否則總會有知情者、相關人員或細心的讀者提出質疑,捅破窗戶紙,豈不尷尬?尊重歷史,無非常識。然而,如今卻有權威自居者回憶往事而任意編造,吹噓抬高自己,貶低攻擊別人。以為自己所作所為或參与的事件無人知情,或則知情者懾于權威、礙於情面或其他考慮,不便或不敢說。可笑的是,該權威還特別突出強調自己的回憶真實可靠,以求欺世盜名。

  這番議論實有所指。所指非別,即《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 ——1987)》(以下簡稱「自述」)的作者。這位曾經的黨內高官、「理論權威」的這部大作,正是歪曲歷史的典型力作。作者大言不慚,宣稱「自述」要「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撰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這段歷史,留下一份可信的史料。」(「自述」前言)讀之令人啞然。

  「自述」長篇大論,內容豐富,與此相應,則問題層出不窮;要清理,有如恩格斯寫《反杜林論》啃一個很大的酸果,費時費力。本文僅就其中略舉數端,理清部分歷史事實,請「自述」作者回答,並就教於讀者。人間是非,天下公斷。

  一問鄧 力群:

  我是「跟你一起」到國務院政研室工作的嗎?

  「自述」開篇第一章談「整頓中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簡稱政研室),鄧力群寫道:「……很快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這個攤子就散了。這批人中間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馮蘭瑞。」

  這於我算得小小一條「新聞」。

  我是中央組織部分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去的。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于光遠通知我說:「你的工作分配到國務院政治研究室。明天你就到中南海上班。」並告訴我政研室在武成殿附近,要從中南海北門進去。我沒有正式工作已八九年,一旦分配工作且是研究單位,很是興奮。

  那麼,我到政研室又是誰提名的呢?我原來想當然地以為是老朋友于光遠。上班幾天後,我向于光遠問起此事:「是誰提出的?」于光遠答:「是胡喬木。」他告訴我,我到政研室是胡喬木提名,組織部分配的。此事與鄧力群沒有關係。「自述」作者下筆時應該是清楚的。

  有一樁往事與此相關。2000年,我寫《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發表于《百年潮》第三期。文中談到《論總綱》的寫作,認為此文是集體寫的,批評《鄧力群文集》將它作為其個人作品,放在該文集第一篇,不加任何說明,這種做法就不大好。聽說鄧力群看到后很不高興,他還責怪當時《百年潮》社長鄭惠不替他說話。

  本來到什麼單位工作,跟誰一起去,都是無所謂的事。我在胡喬木家編書並沒有見到鄧 力群。那他何以在「自述」中要這樣寫?無非是說你馮蘭瑞到中南海國務院政研室,還是「跟我」去的。你不感謝我鄧力群,反而批評我,豈不「忘恩負義」?事實是,我去政研室與他無關。退一步說,即令是「跟他一起去的」又怎麼樣?其中難道有何恩惠可言?這自然是小事,但從中也就可以看出「自述」作者的心機。

  關於《論總綱》一文的寫作問題,留待下文。這裏要說說上面引文中提到的「這個攤子」。它是指1975年春胡喬木約請幫他編語錄的五六個人,攤子就設在胡喬木家,我曾應邀前去參加編《馬恩列論生產關係》語錄。之前,我接到鄧力群一個電話:「馮蘭瑞同志,胡喬木請你去幫他編書」。儘管在延安時我已因聽說一樁醜聞而久聞鄧力群大名,與他並未相識。要說此後有點關係,那就是1975年初接到的這個電話,可能是胡喬木委託他傳話。總不能因此就認為我到政研室工作是跟他鄧力群一起去的吧?

  我與胡喬木認識則在很久以前。1940年我到延安中央青委工作,胡那時任青委宣傳部部長,不久即調去當毛澤東的秘書。1975年我又幫他編了半年多書,可以說是熟人了。他提名我到政研室是很自然的。

  二問鄧 力群:

  是誰,在「文革」後期向鄧小平提出大學從高中招生的主張?

  鄧力群說,是他。「自述」第三章第4節「鄧小平談科學、教育」中稱:「我向小平同志說,為了應急,應付青黃不接,打算在65-67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硬性抽調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

  是這樣么?

  請看事實。

  十年「文革」,毛澤東說「知識越多越反動」,書讀得越多人越蠢。知識遭到貶低,讀書號稱無用,教育制度受到嚴重的破壞。各地區各學校以及全國媒體大肆宣揚「白卷英雄」張鐵生,連篇累牘讚美黃帥日記。在當時這種氛圍下,學校大搞教育革命,高初中畢業生(共約一千七百多萬,時稱「知識青年」,簡稱「知青」)必須上山下鄉勞動鍛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1975 年,文革結束前夕,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全面領導各項工作,徹底進行整頓。鄧小平指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三人到中國科學院擔任領導小組負責人;其中李昌除分管中科院日常工作外,還分管中國科技大學,而科大當時正在準備招生。1975年7-8月間,李昌就向鄧小平提出了科技大學恢復招生的生源問題,他說: 「我們打算直接從65-67兩年的高中畢業生中錄取,採取自願報名、嚴格考試、半工半讀的辦法。」鄧小平贊成說,「這個辦法好。」

  李昌自五十年代以來長期從事高等教育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重視人才培養。如今作為中科院領導,分管中國科大,從培養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人才以應國家經濟發展的長遠需要出發,不能不考慮入學新生的知識質量,這件事他責無旁貸。他看到高中學生下鄉勞動固然可以受到鍛煉,接觸社會,但幾年不上學,勢必丟荒在中學打下的學業基礎。所以,他提出恢復高考、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的主張也就勢有必至。在當時形勢下提出這樣的主張,是大胆的,也是非常必要的、迫切的。

  據鄧力群的「自述」,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生卻是「我」的「打算」。那麼,這個主張究竟是誰向鄧小平提出的?是鄧力群還是李昌?

  事實俱在。這一建議由李昌向鄧小平提出,有關情況當年中科院的吳明瑜(國家科委前副主任)、明廷華(國家專利局前副局長)等不少同志都知道。知情人現均健在,認真的讀者可以調研查證。

  證據之一,《十年「文革」資料選編》之三,收錄了《鄧小平聽取胡耀邦彙報科學院〈彙報提綱〉時的插話》。這個材料有這樣一段話:「耀邦同志彙報完后,接著李昌同志彙報了幾點:一是請中央調些幹部,一是想在懷柔辦一個科技學校,招高中生,半工半讀,加強自然科學基礎和外語的學習;一是辦進修班,把各行專業在科研上表現特別突出的調來培養,一是辦一個宣傳自然辯證法的刊物。」這個《十年「文革」資料選編》是80年代為起草歷史決議,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內部印發,印量很小,但是鄧力群應該有。實際上,當年參加過這次彙報的好幾位親歷者都有記錄,而李昌彙報的幾點,幾個記錄稿幾乎一字不差。

  證據之二,當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中科院運動辦公室編了一個《胡耀邦、李昌同志部分言論摘錄》(1976年2月)的批判材料,第七部分「關於教育革命問題」,摘的一段言論是:「胡耀邦、李昌同志準備建一所科學技術專科學校,要從各地直接選拔高中畢業生中數、理、化學得好的所謂尖子入學。……李昌同志還要科大也直接從高中畢業生中招生,並要科大辦理科中學,培養尖子。」批判材料的編輯者當然是把這些作為「右傾翻案」的反面材料,卻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證據之三,是胡喬木1976 年2月23日在政研室全體會議上揭批鄧小平的長篇發言。1975-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張和同意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曾經列為李昌和鄧小平一條共同的罪狀。胡喬木在他上述揭批的第四個問題中稱:「他(鄧小平,下同)說李昌主張科技大學直接從高中招生,實行半工半讀,他贊成。他說半工半讀是毛主席主張的,不會有問題。」 往事難忘。胡喬木在室全體會上揭批鄧小平,連帶李昌,言猶在耳。曾幾何時,實踐一旦證明這個主張的正確和超前性,它就變成為「我」(鄧力群)提出的了!胡喬木的揭發發言,當年在政研室印發,文件俱在,白紙黑字;我已經把它作為附錄收進拙作《別有人間行路難》中(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2005年,第49頁)。讀者有興趣,不妨查閱。

  鄧力群「自述」本身也經不起推敲:「『我』打算在65-67年高中畢業的學生中採取自願報名的辦法,吸收進大學,培養一批人才。」請問,這是誰的「打算」?是鄧力群嗎?1975年他並不是任何高校的負責人而僅僅是政研室的七個負責人之一,政研室當年七月五日才成立,並沒有辦什麼學校,鄧小平也沒有叫他管學校,他怎麼會有這種打算?

  歷史不容也無法篡改。鄧 力群如此「自述」,無非邀功抬高自己,標榜自己正確。這樣做誠然徒勞。卻不免攪亂歷史事件,混淆視聽,給後人的研究平添困難。

  三問鄧 力群:

  憑什麼說馬列所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自述」第五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說到社科院新建了十幾個所時,寫道:「這時候(1979年—筆者注)還建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胡喬木原來設想要把這個所辦成社科院的第一所,後來一段時間內卻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

  馬列所竟然「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此種說法不僅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后新增政治冤案,也真算得上頭條新聞!雖然,鄧力群無中生有,卻使筆者得以弄清一樁重要歷史公案:製造1983年馬列所危機的罪魁禍首原來就在這裏,「自述」 的作者正是其中一人(此事不排除胡喬木參与,他說過:馬列所這些人怎麼能研究馬克思主義)!

  馬列所危機,指社科院曾打算撤銷馬列所。(1983年《馬列所的危機》筆者曾有專文記載,參見《別有人間行路難》第204-224頁)

  按照鄧力群等人的邏輯,既然馬列所已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當然應當撤銷。但是當時鄧力群、社科院領導都沒有說明何以要撤銷馬列所。如果不是所整黨領導小組硬頂住,馬列所糊裡糊塗地撤銷了,還不知道禍從何來。

  當初,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被定為我國的指導思想,共產黨為了掌握意識形態以及開展社會科學研究的需要,胡喬木等就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正副院長后不久,擴大社科院,新成立了十幾個研究所,包括馬列所在內。

  1980 年3月,我來到馬列所擔任副所長兼黨委書記。之前,已聽說胡喬木要把馬列所辦成社會科學院的首席(第一)研究所;由副院長於光遠兼任馬列所所長。胡喬木指示「馬列所需要的研究人員,可以從院內調,也可以從全國調,需要誰就調誰。」果然,調了《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蘇紹智來當副所長,以後又陸續從全國調進了一些研究人員,可謂「兵強將勇」。

  但成立不過五年,馬列所就遭遇被撤銷的危機。1983 年10月16日我出訪聯邦德國歸來,聽到社科院內外傳說馬列所這個首席研究所要撤銷,所內議論紛紛,人心惶惶。奇怪的是,馬列所領導卻得不到確實的信息。這時整黨已經開始,院里派來三個人的聯絡組幫助馬列所整黨。我先是問過聯絡組,後來又在一個會上當面問過馬洪(時任院長):社科院是要撤銷馬列所嗎?為什麼要撤銷馬列所?組長說不清楚,馬洪說院黨組議論過,卻說不清撤銷的原因。

  實際是,社科院領導確曾議過撤銷馬列所的問題,已經研究撤銷後人員的去處,打算讓他們分別到經濟研究所、哲學研究所和中央編譯局,而且已經徵求過此三單位的意見。馬列所所長蘇紹智(這時于光遠已不兼任所長)、黨委書記彭克宏曾接到該三個單位領導的電話,均表示歡迎這些同志去他們那裡。

  了解這些情況之後,我認為第一,社科院領導的做法是違背整黨決定的。按照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作出的整黨決定,整黨主要是「清除精神污染」,組織處理放在運動後期。而社科院在運動初期整黨剛剛開始、馬列所有沒有「污染」的問題尚未查清以前,就要對它作出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

  第二,我很懷疑:撤銷社科學院馬列所是誰的主意?

  我認為不會是馬洪或梅益(黨組書記)的主意。他們不具備這個權威,也沒有這個膽量。那麼,是誰有這麼大的膽,竟敢撤銷胡喬木如此重視的社科院第一研究所的馬列所?為什麼要撤銷馬列所?對此我一直不明白。當年有些想法,但未能作出判斷。時值前兼所長於光遠出國訪問,無處可以得到確實信息。

  不料二十三年後,鄧力群不打自招。

  「自述」使我恍然大悟。正是這位前副院長鄧(可能還有前院長胡)認為馬列所被蘇紹智等幾個人搞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出了這個主意。真正是聞所未聞!

  鄧力群和胡喬木輕輕地使出一招「殺手鐧」,可把我們害苦了!

  想當年,我同馬列所的黨政負責人(即整黨領導小組五人),為了馬列所的生存而苦惱焦慮、而奔走呼籲。彭克宏還陪同我去拜見薄一波請求支持,並曾兩次上書鄧小平、胡耀邦(第二次還有胡喬木)。我們一面領導整黨學習;一面分析研究形勢,想辦法,寫報告;還要為穩定同志們的情緒而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我還特別緻函胡喬木請求他過問此事,讓社科院不要撤銷馬列所。為了快速和可靠,我親自將信送到胡的府上。這時我相信胡喬木是起決定作用的人,但還不敢斷定撤銷馬列所就是他的主張。現在看到「自述」中的這段話之後,可以作出判斷了:撤銷馬列所是胡鄧二位的主張,此兩人正是製造馬列所危機的罪魁禍首。

  我還要問,既然馬列所被蘇紹智等人搞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第一所,那就是違反了四項基本原則。這麼嚴重的問題何以鄧力群當時不向社科院或馬列所提出批評,堂而皇之地將它撤銷?社科院為什麼含含糊糊不說出撤銷的理由?鄧力群攻擊蘇紹智等「幾個人」,那就不僅僅指副所長蘇紹智一人而是攻擊了一連串的人:兼職所長於光遠、副所長、黨委書記馮蘭瑞、兼職副所長王惠德和廖蓋隆等人。他這話當時不說,至少是不敢向我們透露,這又是為什麼?除了自己心虛,亂扣大帽子站不住外,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嗎?

  四問鄧力群: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到底會見了誰?

  需要特彆強調指出:鄧小平第二次復出之前,於5月12日約見了中科院的方毅和李昌(「文革」結束后,中央調整了中科院的領導班子,胡耀邦已另有重任。中科院院長兼黨組書記仍是郭沫若;方毅任副院長兼黨組笫一副書記;李昌任副院長兼黨組副書記)。5月24日則會見了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遠和鄧力群兩人。歷史如此,事實如此,改無可改。

  1977 年5月初,政研室岌岌可危。黨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已決定撤銷這個單位,幾位負責人已是束手無策。我碰巧知道了鄧小平約方毅和李昌去談話的事,就考慮政研室的負責人是否也去見見鄧小平,也許能保全政研室。於是我就向政研室負責人之一的于光遠建議,並代為打聽到鄧小平秘書王瑞林的電話,告訴了于光遠。

  5 月24日,鄧小平會見於光遠和鄧力群。當時有王震在座,而胡喬木沒有去,只是托于、鄧轉達了他對鄧小平的愧疚之情,鄧小平表示對胡諒解。鄧小平同他們親切談話,于光遠當場作了記錄,以後將記錄提供給文獻編委會,摘編入《鄧小平文選》。以上情況,筆者已有專文《鄧小平關於政研室的一次談話》較詳敘述(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11期,並收入拙作《別有人間行路難》一書第84-90頁)。事實十分清楚,此處不贅。

  意外的是,事過二十多年間,卻有鄧力群控制下的某些人前後幾次胡攪蠻纏,張冠李戴,弄亂了套。其中首先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83 年出版《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亦即後來的第二卷),書中收進了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會見國務院政研室兩位負責人于光遠和鄧力群時的兩段談話記錄。此兩文的題目是《「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兩篇文章都是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和于光遠、鄧力群談話記錄的摘要。兩文首頁註腳都說:「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的一部分。」這兩個註腳引起了我和老伴李昌的不解和懷疑。據我們所知, 1977年5月24日去鄧小平處談話的兩位(政研室的于光遠和鄧力群)都不能稱為「中央同志」。那麼,這兩位「中央同志」是誰呢?

  其次,1998 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其中1977年5月24日條目將鄧小平會見的兩位「中央同志」拔高為「中央兩位負責人」。小平同志那天會見的同志的地位改得愈來愈高了,愈發令人疑惑:究竟鄧小平那天會見的是哪兩位「中央負責人」呢?

  第三是2004 年,同一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於8月份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記載,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會見的兩位「中央同志」非別,乃是王震和鄧力群,儘管1977年時這兩位都還不是中央負責同志(這一點筆者已另文指出)。疑團解開了,《年譜》所述卻又轉而掩蓋了另一真相,正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這琵琶蓋住了誰呢?原來,他們想要遮蓋的就是當年與鄧力群同時去見鄧小平的于光遠!那麼,《鄧小平年譜》的編輯們怎麼會將於光遠從鄧小平當時會見的三位(于光遠、鄧力群、王震)中排除,只留下兩位了呢?這又是一個謎。

  最有意思的是,鄧力群通過「自述」自己揭示了這個謎底,也說明編者何以敢於如此篡改鄧小平同志政治活動的事實——因為有當年的「理論權威」、著名的鄧力群擔任幕後指揮,充當強硬後台!我曾聽說,中央文獻研究室曾就此事訪問過於光遠。于老對他們說明了情況,提出了異議,而文獻室人員又去訪問鄧力群,結果還是遵從了鄧力群的意見。

  事隔29 年後,鄧力群對此次會見又是如何「自述」的呢?他寫道:「鄧小平在聽了王震(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的反映后,採取了三個動作。」其中第一、二兩個動作與本文無關,不談。「三是讓王老和我(鄧力群—筆者注) 去看他」 (見「自述」第三章「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後」中「鄧小平的三個動作」)。原來如此!這裏不是政研室的負責人于光遠、鄧力群為了政研室存亡問題請見鄧小平,反而是鄧小平要王震和鄧力群去看他,跟他們說:「你們(指政研室)的事情,以後再說,反正有用的人,總還是要用就是了。」這又是一個奇聞。與鄧小平的一次會面如此一改再改。真是越改越亂。

  「自述」於此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說法,明確聲稱鄧小平當時會見的是王震和鄧力群,大概他們也已明白了鄧、王二位當時還不能稱「中央負責同志」。這樣編年譜是露馬腳的。但是,為了進一步證明會見時沒有于光遠、進一步抹掉于光遠當時在座的痕迹,「自述」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摘自於光遠當場的記錄、收進《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的兩篇短文說成系鄧力群「回來后整理出來的」,並進而自我吹噓說,此二文「實際上為『真理標準』的討論墊了個底。」

  順便還提個疑問,鄧力群在「自述」中說他「相信鄧(小平)還會出來,等他出來后,有我們這麼個單位能幫他工作」。按這個說法,鄧力群是應該堅守在政研室的。還在鄧小平談話的兩個多月前,我們已經聽到傳達,鄧力群調國務院財貿小組,我還保存著聽傳達的記錄;鄧小平談話后沒多久,鄧力群就去國務院財貿小組任副組長(組長姚依林),而且據他自己說,是他自己答應姚依林調去的。這就令人不解了,鄧小平談話尚餘音繞梁,鄧力群自己卻調走了,他那「等他(鄧小平)出來,有我們這麼個單位能幫他(鄧小平)工作」的「信心」從何談起呢?

  歷史無從修訂,事實難以掩蓋。這是無法抹掉的常識,也是做人的起碼品德。信筆塗抹,自取其辱。從這個角度來說,鄧 力群的「自述」,效果無非如此。

  五問鄧力群:

  《論總綱》(即《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起草者究竟是誰?

  鄧力群把此文收入《鄧力群文集》(1998 年12 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列為第一篇,不加任何說明,意思是說,《論總綱》是他鄧力群的個人作品。

  是這樣的么?

  《論總鋼》是政研室成立後集體撰寫的第一篇文章;撰寫此文,是胡喬木提出、經鄧小平同意布置給政研室的任務。

  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后,大力整頓各項工作。為了扭轉「四人幫」「階級鬥爭為綱」、不利於國民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局面,他概括毛澤東近年的講話,提出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以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綱。三項指示統一起來就是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

  胡喬木非常贊成這一指導思想,積極組織撰寫文章加以論述。他把這篇文章的寫作任務布置給鄧力群,由鄧力群負責找了幾個人一起來寫。據我所知,參加過寫作的人員有:胡績偉、余宗彥、蘇沛、滕文生、龔育之、吳冷西等。由此可見,這篇文章是集體寫作的成果。不能說是某一個人的作品,當然也不是鄧力群的作品,《鄧 力群文集》不應收入這篇文章。

  何以為證?首先請看「自述」的說法。

  第一章,1976 年2月鄧力群給華國鋒的信中說:「我和四個幫我寫文章的同志,商定了一個寫文章的架子。五個人分成兩個組,進行流水作業。」僅僅隔了一頁,「自述」又是另一個說法:「實際是,開頭商定文章的框架后,他們四人先分頭各寫一段」。究竟此文是五個人分兩組輪流作業還是四個人分頭各寫一段,姑置不論。但無論寫作過程如何,分工又如何,除鄧力群而外還有幾個人參加了寫作則是清清楚楚的。

  其次,「自述」接著說:「現在有人說胡績偉是《論總綱》的主要執筆人。不符合事實。」「有人」顯然指我。我確實說過(在國內報刊上是第一次指出)《論總綱》是胡績偉主持下寫作的(我不是說胡「主要執筆」),而這正是符合事實的提法。

  我為什麼這樣提?這需要一點說明:《論總綱》一文曾經數易其稿。有第一稿,第二稿,被胡喬木否定之後還寫了笫三稿。由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開始,三稿都沒有發表。

  第一稿是由胡績偉主持、余宗彥等幾人參加起草的。10 月上旬寫出後上交胡喬木,胡認為此稿批判「四人幫」的筆鋒過於尖銳,篇幅也過長,不能用。胡喬木在約胡績偉和龔育之談話時曾評論說:文章不應當用批判和論戰的語調來寫,要正面論述,從理論原則上講清道理。還特別對胡績偉說:「你在報社工作了那麼多年,這樣長(一萬多字)的文章報紙能登嗎?寫一篇兩三千字的社論就行了」(據胡績偉提供的材料第5頁)。

  胡喬木對第一稿文章太長的這一批評,是重要的旁證:「你在報社工作了那麼多年」。這句話當然只能是針對長期在《人民日報》工作並曾擔任副總編輯的胡績偉,絕不可能用來指鄧力群——鄧力群根本沒有在報社工作多年的經歷。胡喬木的這句話清楚地表明:這份長達一萬多字、不能在報紙上刊登,內容又嫌過於尖銳的文稿,不是鄧力群寫的。它只能是胡績偉主持下集體寫作的。難道胡喬木的話還不足為據,還需要論證嗎?

  胡績偉主持寫作的頭一稿未能通過,這才有第二稿。第二稿倒是鄧力群主持下寫成的,但10月中旬拿出的第二稿胡喬木認為仍然不能用。因為雖然去掉了第一稿中的尖銳言詞,卻改進不大,反而把題目改成了《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胡喬木一看就很不滿意,說題目就不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讓人看了,好象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不鞏固似的。

  這時,胡喬木可能覺得再讓鄧力群主持此事難以完成,就把寫這篇文章的事交給胡績偉、龔育之。但是因為當時已經準備讓胡績偉和龔育之去參加西四院(在中南海內)毛選五卷的編輯工作,所以只要他們擬了一個提綱,沒有寫成稿。於是,胡喬木又讓吳冷西另起爐灶。(以上材料來源於當年國務院政研室負責人之一于光遠1990年代寫的回憶:《論總綱》)

  鄧小平二次復出,二次打倒;這段時間「四人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其中大批特批的「三棵大毒草」之一便是《論總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起初聽說,所批判的是第二稿。近兩年根據胡績偉和于光遠的回憶,才有資料證明,被批判的不是第二稿而是第一稿,亦即胡績偉主持寫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這一稿批判「四人幫」,筆鋒特別尖銳,胡喬木看了很不滿意。「四人幫」卻恰恰因此認為它更具「可批判性」,拿它做文章。

  綜合以上種種,不妨稍作歸納:第一,即令是像「自述」所述,鄧力群確實主持了第二稿的寫作。但據「自述」所言,此稿寫作過程中共有其他四人參與討論框架,分頭寫出初稿,以後又參加討論。請問:這四位參与者付出的勞動、提供的思想資源都不算數了嗎?那些主持和參加寫第一稿者的勞動也不算數了嗎?就算第二稿主持修改和定稿的是你;將題目《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改成第一稿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也是你,就能說明這篇文章是你鄧力群一個人寫的、是你個人的文章嗎?

  第二,如果說集體寫作和獨自寫作、主持定稿和全文自始至終全部出自個人之手大有區別,則《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奮鬥》與《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就尤其難以混淆。胡喬木交給政治研究室寫的文章,前後兩稿,兩稿都不為胡喬木所取,「四人幫」卻偏偏看中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把它列入「三顆大毒草」大肆批判,《論總綱》於是尤其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

  特別是鄧小平再次復出,看到「四人幫」拿來批判的《論總綱》時(此文從未正式發表),特別加以讚揚說「是香花」,鄧力群就將集體的智慧和功勞據為己有。一方面把此文列為他本人文集的頭一篇,一方面又在「自述」中宣稱「有人說胡績偉是《論總綱》的主要執筆人,不符合事實」,互為補充。這樣看來,他不僅要把他組織撰寫的文章據為己有,就連別人主持撰寫的文章也要據為己有,豈不令人啞然?

  我在2000 年發表于《百年潮》第三期的《在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中,對鄧力群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沒有上推下卸,承擔了寫作的責任予以肯定,同時也揭露、批評他將《論總綱》當成自己個人的作品收進《鄧力群文集》,放在第一篇,「這種作法就不大好」。現在看來,我當時的批評是過於客氣了。

  (定稿2006年4月30日)
共鏟黨撲街
初級禁友
初級禁友
帖子: 190
用戶主題集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405.00
附件下載( ATTACHMENTS DOWNLOAD )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zip
(5.38 MiB) 被下載 22349 次
附件下載由熱心網友分享,或收集於網路,如果侵犯您的權益,請及時聯繫我們刪除。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李晨晚 » 2019年3月20日

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收拾
李晨晚
見習禁友
見習禁友
帖子: 18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14.0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忻文 » 2019年3月20日

我想看這本書,需要下載。謝謝!
忻文
超級禁友
超級禁友
帖子: 1865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955.0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李香君 » 2019年3月20日

我想看這本書,需要下載。謝謝!
李香君
見習禁友
見習禁友
帖子: 7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8.5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從容而行 » 2019年3月20日

想看看左王說了些什麼
從容而行
見習禁友
見習禁友
帖子: 1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0.5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鄉下老人 » 2019年3月21日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鄉下老人
二級禁友
二級禁友
帖子: 250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131.0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你好傷去 » 2019年3月24日

你必須回復這個主題才能觀看到隱藏的附件或內容
你好傷去
見習禁友
見習禁友
帖子: 55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32.5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朱丁 » 2019年3月24日

你必須回復這個主題才能觀看到隱藏的附件或內容
朱丁
八級禁友
八級禁友
帖子: 825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422.0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夫子見南子 » 2019年3月25日

下載看看,學習一下,謝謝
夫子見南子
初級禁友
初級禁友
帖子: 196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103.00

Re: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chm+txt

帖子不很好 » 2019年3月25日

附件下載由熱心網友分享,或收集於網路,如果侵犯您的權益,
不很好
初級禁友
初級禁友
帖子: 111
用戶的貼子
手頭現金: 60.50

下一頁

回到 政治禁書

  • 火爆禁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