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編者按：
此文寫於2003年12月至2004年3月，最初出現在電腦網路上，而後迅速在中國境外各種媒體上傳播開來，至2004年8月，已被翻譯成至少22種語言，英文譯本也有多個。作者因此遭受當局停止上課、停止指導研究生的處罰。

　　當下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瓶頸是什麼？是中宣部。當下中國文明發展的絆腳石是什麼？是中宣部。當下中國為邪惡勢力和腐敗分子撐起最大、最有力的保護傘者是誰？是中宣部。何以言之？誰都知道新聞自由是一個社會最好的防腐劑，是確保一個透明度的基本前提，誰都知道中國不是新聞自由太多，而是新聞自由太少，試問是誰把本已少得可憐的新聞自由，又來個缺斤短兩、橫挑豎扣，從而致使中國社會賄賂公性，邪惡勢力猖獗？是中宣部。新聞自由度是一個社會的文明度，西方先哲說，可以沒有政府，不可以沒有新聞自由。中宣部以新聞自由為敵，連新聞自由四字都不許隨意使用，這分明是對最起碼文明準則的公然踐踏。觸目驚心、俯拾即是的事實證明，中宣部已經墮落為當下中國最愚昧、最落後勢力的堡壘，在他們弄權得到快樂和賄賂的同時，黨和政府的形象、國家的文明進步因此都付出慘重的代價。如果聽任其橫行不法、擅權禍國下去，不僅它自身將沉淪到阿鼻地獄萬劫不復，便是中國改革發展的大業也將被大打折扣，中國的政治文明進程將被大大延遲，我中國幾百萬人文知識分子的顏面亦將掃地以盡。因而我們欲挽中國於將亡，必奮不顧身，起而討伐中宣部。

北京大學副教授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萬言書，在海內外引起激烈震蕩。

　　焦國標今年4月份在網上發表長達1萬4000字的文章，指中宣部公然踐踏新聞自由，扼殺中國社會的正氣，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都應該「鳴鼓而攻之」。

　　中宣部是中共分管意識形態的部門，屬於黨組織，並非政府單位，但向來「位高權重」，政府部門如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反而都受其「指導」。歷屆的中宣部部長也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位處中國最高政治領導核心。

　　《討伐中宣部》一文列舉了中宣部所害的14種「大病」，對中宣部的權力沒有受到監督，可以輕易不許媒體報道群眾上訪等負面消息，可以下令媒體不讓「民主」、「自由」等字眼在報章電視中隨意出現，批判尤其深刻。

　　「宣傳部門處分了那麼多的記者、老總，沒誰敢吱聲，難道宣傳部永遠正確嗎？」焦國標指責這些行為是對媒體的是非感、正義感、文明感「最殘暴的蹂躪」，為有錢有勢者封殺對自己不利的報道提供了渠道，「中宣部如此絕對的權力為什麼就沒有監督？誰能保障它不腐敗？它不以權牟利？」

　　在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副教授的焦國標，昨天在北大校園接受本報訪問時，對中宣部至今仍然對文章保持低調表示「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目錄
◆自序：唱衰中宣部
◆討伐中宣部
◆我的后《討伐中宣部》時代
◆后「討伐」時代隨感錄
◆「不能給焦國標這個講壇」
◆給校、院領導的四封信
◆我為什麼要寫《討伐中宣部》
◆人權三題
◆毛澤東二題
◆趙紫陽三題
◆《環球時報》專捧老年獨裁者
◆中國大陸信息豬圈 共有幾塊頑石砌成
◆中國開放報禁的三種途徑
◆論兼聽權
◆誰是對外傳播學之父
◆美國歸來答客難
◆自由出版物的四項出版原則
◆中國後集權時代的「焦國標現象」
◆我們都是中宣部的受害者
◆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編后

自序：唱衰中宣部

　　有朋友真真假假地責備我，說你焦國標討伐中宣部，中宣部不僅沒有改好，反倒變得更壞了，更多的「不許」出台了，更嚴的控制實行了，對新聞業的反攻倒算更加變本加厲起來了，明目張胆宣稱要向北朝鮮、古巴學起新聞管制來了，新聞自由的夢想離中國更遠，連影兒都看不見了；你自己的生存環境也大大惡化了，課不許你上了，研究生不讓你帶了，去南京講學不讓你登台了。

　　我說「子姑待之」，你不要著急，中國人做事就這德行，這是必然的。怎講？你想啊，如果我一討伐它它就學好，必然的結果是，一證明它從善如流，二成全了我的名節，三必然會激勵其他人踵武前賢焦國標，蠢蠢欲動躍躍欲試爭相批評中宣部；你屈指算算，咱中國五千年裡，有幾個人是從善如流的？有幾個是成人之美的？又有幾個是樂於聽取批評、聞過則喜的？可是像近來中宣部這樣變本加厲壓榨新聞自由，中國是要付代價的呀。是的。可是這代價是老百姓付的，比如不許報道上訪，代價是上訪者的生存環境更加嚴酷，他們蒙冤的歲月無限期加長，而宣傳部長們是一點代價不用付的。不僅代價不用付，而且還有可能從中獲益。比如說他們中有些同志的兄弟、妹夫、同學、朋友之類，說不定就是上訪者的製造者，如此從大面上一規定上訪問題不許報道，就好比給兄弟、妹夫、同學、朋友們罩上一個大大的保護傘，吃下一顆靈效的定心丸，起到庇護親友、恩蔭相好之效。如此以來，既可以惡化中國新聞自由的環境，又可以打擊批評它的人；不但不用自己付出代價，甚至還可以藉以恩蔭親朋好友，名曰穩定，內藏私利，以大忠售大奸，一舉多得，何樂而不為？當然，這隻是從最小的角度，即當事人的心理角度立論，實際上壓榨新聞自由當然遠遠不止是他們的心理明暗的問題。

　　這麼說你寫《討伐中宣部》不就完全是負面作用了嗎？當初辛辛苦苦寫出來，自己遭罪不說，中國的新聞自由跟著倒霉，上訪者跟著遭罪受連累。不。不完全是負面作用，還有許多正面作用。

　　先從我自己說起吧。固然，由於批評中宣部，課不許上了，研究生不讓帶了，去南京講學被封殺了。此外，本來2004年在大陸要出版四本書結果一本也出不來了，本來在2004年要參加正教授的晉陞自然也泡湯了，甚至2003年底在非正式場合下有領導鼓勵我好好乾明年準備提拔我做新聞系副主任更是化為泡影了。總之是損失多多，虧大發了。可是我的所得也是不可估量的。

　　略略數說一下：

　　第一，我的寫作生涯升級提檔了。一些文壇長輩評說道：你焦國標過去文章寫得也相當不錯，可是到底還是有與你比肩幷排的。這下好了，一篇《討伐中宣部》，甩他們一大截，再也趕不了。還有文友說：你封筆吧，別寫了，干別的去吧，反正再寫只能是「次品」了，一輩子寫這一篇就夠了。

　　第二，我的寫作跨出國門了。過去我寫的關於農民問題的言論文章，也有走出國門的；不過據我所知，僅限於海外華人圈。《討伐中宣部》以後大不一樣了。 2004年八月的時候，有朋友就告訴我，據他掌握，這篇文章起碼已被翻譯成22種語文，像英文，還被翻譯成多個文本。我所知道的，韓文、日文、英文、德文、法文的報刊和出版社，開始發表我的文章和出版我的文集。恕我孤陋寡聞，當代中文作品被外國語文看中的，小說、詩歌、散文有一些，政論類文章實在是微乎其微。

　　第三，以此文為媒，我與海外中國人和海外媒體廣泛結緣，眼界更寬了。駐北京的海外媒體，主要是歐洲和北美的媒體，幾乎悉數採訪了我。它們幫我推銷了我的關於中國新聞自由的思考和見解。歐洲有英、法、德、瑞士等國的記者，美洲有美國和加拿大的記者，澳大利亞的記者，非洲和中南美洲的記者沒有誰採訪過我，亞洲四五十個國家，只有韓、日、新加坡三國記者做過採訪。從中我有一個發現：新聞不自由的洲和國家，也不關心中國的新聞自由。英雄愛英雄，惡棍結惡棍，只有新聞自由才關心新聞自由，新聞自由度差的國家，他們的駐外記者也不會或不敢關心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難怪我看中國駐外記者在重大國際政治問題上的報道幾乎篇篇面目可憎，一副人類文明渣滓洞里陰溝生物的口吻。最近我寫一篇文章《日、韓對亞洲政治生態負有責任》，中心思想是說民主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要想方設法「干涉」非民主國家的內政，幫助這些國家的民主人士，擠壓這些專制獨裁國家倒行逆施的彈性空間，否則你們將受連累，甚至不排除被國際政治濁浪傾複的可能。同樣，新聞不自由的國家只希望全世界各國的新聞都不自由，如果各國都退回到野蠻時代他們才最稱心，所以它們對別國發生爭取新聞自由的事件不感興趣。

　　下面我說說《討伐中宣部》對當下中國社會所起的正面作用。第一，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不那麼嚇人了，可以談論了，雖然可能被停課，被封殺，可是畢竟不再會右派了他，司馬遷了他。第二，據北京青年報一位記者朋友說，2004年七八月份，中宣部曾經在一些媒體做過調查，徵詢對中宣部工作的意見。這在中宣部的歷史上，不說絕無僅有，起碼是少見的。第三，我親眼在電視新聞里看到，去年有新華社記者在湖南被打，我老鄉中宣部副部長吉炳軒先生向湖南喊話，敦促當地政府迅速查辦此事。為記者撐腰，在中宣部歷史上恐怕也是創記錄的——真情假意暫且不論。第四，去年，大陸大約有五六位宣傳部長，其中包括雲南省委的宣傳部長，因經濟問題而被媒體暴光，這是此前從來沒有過的。第五，就在這兩天，2005年2月初，大陸審計長李金華對中央電視台記者說，中組部和中宣部也已經進入審計範圍。這分明是對《討伐中宣部》的回應，是對《討伐中宣部》引起的社會反響做的一個交代。第六，一槍戳進去，內部傷口愈合的機制皮外是看不到，但是肯定會有一個自愈、自新的複雜過程。這個過程還將持續。梁啟超名義上流亡海外十多年，實際上清廷後來立憲活動的許多思想資源來自梁啟超，包括暗中直接派員到日本請教這位「朝廷欽犯」。其中最突出的是，當年動靜兒挺大的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憲政的報告，就是請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起草的。與其這麼費勁，乾脆平反讓他回來就是了，朝廷用著也方便。那不能。如果給你平反，首先得給你一個說法吧？說你沒錯，朝廷不就得承認有錯嗎？要朝廷認錯，是比讓朝廷吃屎難更難的事。其次，既然平反，總得給個位子或待遇吧？不經濟。第三，當初扳倒你的人怎麼辦？處理不處理？人事麻煩大了。所以，用你的智慧，又不給你一個說法，既用你的馬力，又不付草料錢，是最划算的，因而是最上策。所以現在名義上我在停課，實際上中宣部在從我的批評取經也未可知呀。愛國不計名分，課停就停唄。人類都有這樣的無賴心理，中國人尤甚。為什麼中國人尤甚，因為中國是塊無主之地。清廷不是中國的主人嗎？不是。在清廷眼裡，在任何王朝眼裡，中國都是能糟蹋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地方。江山如此多嬌，是引得無數英雄競折腰，折腰幹什麼？折腰上床，糟蹋我們的錦繡河山，只見人在她身上撒野，沒見人憐香惜玉，他們把中國當成用於過癮的妓女。

　　說到這裏，不能不提向北朝鮮和古巴學習新聞管制這樁公案。去年年底，社會上流傳中宣部在各省宣傳部部長會議上號召大家要向北朝鮮和古巴學習新聞管制。我聽了非常憤怒。過去憶苦思甜常說，劉少奇、鄧小平妄圖復辟資本主義，讓我們貧下中農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向北朝鮮、古巴學習新聞管制，不就是活脫脫的走回頭路，讓中國人民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嗎？中國經過這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才有點人模人樣了，就有人心裏不舒服，誓要把她整回狗模狗樣的時代。我堅信人模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狗樣時代，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上面會蹦出這麼昏聵糊塗沒水平、沒成色、沒材料兒的混帳話來。所以當有外國記者問我怎麼看向北朝鮮、古巴學習新聞管制時，我輕描淡寫地回答：「第一這不可能，第二他這是找死，活得不耐煩了」。當然，既然不可能，他自然也就死不了。向北朝鮮和古巴學習新聞管制，這不是提高執政能力，這是要糟蹋中國，這是要蹂躪人民，這是中國是一塊無主之地，誰逮住機會能多糟蹋一天就多糟蹋一天的新證據。你們把中國當成娼妓在她身上撒野過癮，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誰敢把中國新聞業整得跟北朝鮮和古巴一樣，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

　　本來就有人指責我的《討伐中宣部》有文革語言暴力之遺風，怎麼說著說著文革用語又使出來了？你還別說，文革語言有文革語言的魅力，它有它的過癮之處。有人只聽得懂文革時期語言惡霸的聲音，聽不懂民主、自由、理性的聲音，就像美國總統布希先生說薩達姆只懂槍炮語言，別的語言一概不懂。我今天止不住又語言惡霸一回，實在是萬般無其奈了。

　　最近同性戀者趙紫陽先生逝世……什麼？趙紫陽是同性戀者？誰說的？你怎麼知道？關於趙紫陽先生去世，新華社發過兩次消息，只說趙紫陽同志，沒說他是前國家總理和前黨的總書記，我還以為他是同性戀呢。同性戀不也稱同志嗎？

　　最近趙紫陽先生逝世，關於他的功過評價引起上層很大爭議。維持八九「原判」的理由是武力鎮壓學生是對的，證據就是這十五六年中國尚稱穩定。這個論證有兩個問題：一是何以見得當初如果不用武力鎮壓，這十五六年就一定不穩定？難道就沒有可能如果當初和平解決，這十五六年可能更穩定嗎？二是從價值觀層面上講，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殺學生換穩定是對的這個邏輯。當初如果沒有日本侵略中國，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機會坐大，所以日本侵略中國是正確的。沒有四一二政變，共產黨就不可能泣血抹淚上南昌，上井岡，獨立建軍，所以四一二是正確的。沒有甲午戰爭，中國上下就不會有那樣強烈的危機感，就不會有後來的各種維新舉措，所以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是正確的。沒有建國后二十多年的極左，就沒有後來的改革開放，所以當年的極左是對的。這是人話嗎？這樣的邏輯我們能接受嗎？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宣部嚴控新聞媒介，肯定有它的一套說辭，就是這有利於穩定。可是你想過沒有，如果一建國就把中宣部撤消，一建國就確立新聞自由原則，中國現在該是什麼氣象？中國是生生讓中宣部耽誤五十多年，而且具體什麼時候結束尚不確知。我說它還有六七八年的壽命，也只是個人的感覺，沒辦法論證。

　　《討伐中宣部》初起時，有幾位長者或直接，或捎話，勸我見好就收，說差不多就行了，等大氣候好一些再說話，否則可能吃虧。「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起初我是打算接受這些老人之言的。後來想想，老狼有老狼的哲學，小狼有小狼的哲學，總聽老狼的話，總聽太上皇之言，中國將只有過去，沒有未來。一百年前出生的太上皇的腦子，支配一百年後的青春現實，這現實新鮮不了！只有小媳婦才看婆婆臉色，只有奴隸才看主人臉色，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不是誰的小媳婦，也不是誰的奴才，因而我也無須看任何人的臉色說話，我愛數什麼說什麼，愛怎麼說怎麼說。如果我說話你不高興，我還不高興你呢，少給我吊你那驢臉子。只有農民種地才看季節，而言論自由不是農民種地，因而也就無須看物候，看季節。憲法是全天候全年候有效的，一年到頭，我愛怎麼說怎麼說，不用揀季節；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還叫憲法，只要它裏面還明文寫著言論自由，我愛說什麼說什麼，不必揀時候。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了，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沒有言論自由的權利，誰言論自由就要誰的小命兒，那時我自然閉上我的烏鴉嘴。吃虧雲者，什麼是吃虧？福兮禍之所依，禍兮福之所伏，吃虧兮孕育著佔便宜，佔便宜兮孕育著吃虧。如果吃虧患上不孕症，生不出來佔便宜，那我就更應該吃虧了——我不吃虧誰吃虧？一如西方先哲說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槌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我玩過梁園月（梁園在開封），飲過東京酒（在開封上七年學），賞過洛陽花（在洛陽工作四年），可惜沒有攀過章台（在西安）柳。圍棋、踢球、打圍、插科、歌舞、吹彈、宴作、吟詩、雙陸我全不懂，只懂言論要自由。你便是打落我的牙，撕歪我的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尚兀自不肯休。則除非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時候才不向那言論自由路兒上走！

　　屢屢有朋友問：當初你批評中宣部不怕因此失去北京大學的教職嗎？我當然怕。可是一者批評中宣部與丟北大教職，二者恐怕沒有必然聯繫吧？再者北大人不敢批評中宣部還叫北大人嗎？在中國人心目中，北大清華幷舉，實際有其側重：對清華，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對北大，人敬重其稀缺和不易之外，更敬重其社會政治擔當。除卻後者，北大不成其為北大。我到北大三年，享受到的社會尊重比過去三十年還多。一說是北大教授，老百姓馬上肅然起敬。老百姓為什麼敬重我呢？我拿什麼報答他們呢？如果在北大獃下去的條件是面對任何社會不公正，都必須屁都不能放一個，那麼我不配老百姓的尊重。我唯一能報答老百姓的就是一支筆，封掉這支筆，我無從報答他們。我不能欺世而盜名，我不能得其敬重而卻不為他們吶喊幾聲。如果一定要我在要麼噤聲做北大教授，要麼說話但從北大滾開，我最終會選擇後者。因為在我心裏，寒蟬教授比撿垃圾的窩囊，比撿垃圾的臟，撿垃圾的比寒蟬教授體面。我曾經寫過一個系列文章，談中國書畫雅則雅矣，可它是一種鴉片。在眼下的中國，教授、博導這些頭銜，也是雅則雅矣，可是弄不好就成為鴉片，成為大惡大俗。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趙紫陽不為總書記之位而苟同開槍殺人，都是好漢，心靈荒蕪，胡不歸！

　　我在大陸出版過五部文集，可是沒有一部不是書出版了，心也給噁心透了。為什麼？出版社抽你的文章，刪你的文章，砍得疤疤瘌瘌，上氣不接下氣，最後給弄得噁心之極。還是香港好哇，出版社尊重言論自由，不出你的書便罷，一旦決定出，就全依你作品的原貌。十幾二十年前，劉曉波先生說中國什麼都不缺，就缺三百年殖民地。這話說得好，有「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之氣。為什麼香港尊重作者呀？不都是中國人嗎？差別就在香港做過一百五十年的殖民地。時代不同了，現在你就是想做殖民地，人家也懶得來殖你了，要想言論自由，還得自己爭取。嗟吁小子，勉乎哉！

　　我發誓用十年時間唱衰中宣部，其實光別人唱是唱不衰的。世間所有衰的，沒有一個是別人唱衰的，都是自己混衰的，自己作衰的。蘇聯、東歐垮台，大陸一些不要臉的學者說是美國之音給搞垮台的。那時莫斯科電台也整天搞美國，而且經費比美國之音多，語種比美國之音多，播出時間比美國之音多，什麼都要壓過美國之音，可是到頭來為什麼莫斯科電台沒有搞垮美國，反倒是美國之音搞垮了蘇聯？以王輯思為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以朱鋒為代表的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一些學者，以阮光頭阮次山為代表的鳳凰衛視一些評論員，發表言論皆以唱衰美國為主旋律，實際上美國決不是幾個鳥人能唱衰的。正如中宣部只要它自己行端表正，做事合乎天文人文，我一個刀筆小丑是斷不可能唱衰一向紅得像烙鐵、毒得像異蛇的中宣部的。

（寫成於2005年2月4日）


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編后

　　亞衣（美國）

　　受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宋永毅兄之託，編輯焦國標先生的《討伐中宣部》這本書。事情幾近完成，心中五味雜陳。

　　有點痛快。雖然早就耳聞「討伐中宣部」這篇文章，但是全文拜讀卻是在這次編書的時候。如此居高臨下，一瀉千里地痛斥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種種罪過的文字，讀來確實使人感到暢快。這是眾目睽睽下對官僚體系的責問，是法庭上對罪犯的公開審訊，是面對東方巴士底獄的大聲吶喊，它喊出了中國公眾——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新聞受體群對新聞自由的急切嚮往。我雖然離開中國多年，但是中宣部「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專政」的猙獰面目在腦海中依稀清晰。中宣部歷來是一個限制和反對中國新聞自由的重要堡壘。對中宣部的討伐，就是對中國新聞奴隸制度的討伐，是對新聞現代世界的追求。就此而言，焦國標可謂是當代中國新聞自由的代言人。

　　有點驚訝。中宣部的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獨一無二「偉大光榮正確」因而批評不得的執政黨。在我的記憶中，中共歷史上首先公開批判中宣部的是毛澤東，他稱中宣部是「閻王殿」，號召「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進軍號。不過那時他是紅太陽，是大救星，中宣部長即便是閻王，在他眼裡還是小鬼不如。今天，討伐中宣部的檄文出自一個據說是受中宣部及國家教委雙重監管的大學新聞系教師之手，而且行文如此直截了當，無所畏懼，在國內民眾爭相傳閱之後飛速流出國境，讓全世界更多的人關注中國新聞自由這個當代人權的大課題，令人刮目相看。據說海外有人指責焦國標討伐中宣部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我倒想建議這些輕鬆的批評者設身處地想一下，如果你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你能夠像焦國標如此這般「反貪官」嗎？

　　本人畢業自中國復旦大學新聞系——那時北京大學還沒有新聞系，我之所以在七十年代末考研究生的時候沒有重返新聞系，原因之一就是覺得在中國新聞系離政治實在太近，沒有學問可言；新聞系的培養目標是黨的「耳目」與「喉舌」——而不是「人」。我當時就讀研究生的哲學系與新聞系在同一棟小樓，因而經常回「娘家」 看看師長學友，也曾經與朋友一起將日本雜誌上一篇關於「公眾傳播（Ｍａ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文章譯成中文，登載在新聞系的內部刊物上。記得「傳播學」的概念也是在那個時候慢慢進入中國新聞學界的。對中國新聞學界的痼疾，我有切身的感受，所以，焦國標的許多文章讀來猶感親近。

　　中國共產黨在牢牢掌握「槍杆子」與「筆杆子」上久享盛名，它對報紙廣播電視以及對新聞系教學系統的控制，世人憑常識難以理解。一九五七年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員教授右派份子就出在新聞系，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被當時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毛澤東的寵臣柯慶施點名批判為「新聞界資產階級右派代理人」的原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先生。其主要罪名不過就是他在《新聞學大綱》中提出的「讀者需要論（報紙不僅要宣傳黨的方針，還要滿足讀者的需要）」和「報紙商品論（報紙不但是宣傳品，還是幾分錢買一份的商品）」。這一鎮壓造成了中國新聞界近三十年的鴉雀無聲。焦國標的討伐檄文以及本書中關於民眾「兼聽權」和現代傳播學的文章，讓人們清楚地看到今天中國知識界為追求新聞自由顯示出來的不同以往的膽略。它不是五十年代的「大鳴大放」；不是文化革命的「四大」——那時新聞系統不少人曾經利用大字報這個「自由」的武器批判過「資產階級新聞自由」；也不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學生研究生們曾經在半民辦的雜誌上呼籲制定「新聞法」，鼓吹「同仁報」，也有一些精英起勁地朝黨內開明派把持的中共組織部、宣傳部跑。這本書告訴人們，被焦國標描述為在「豬圈」中生活的中國人畢竟不是豬，人的尊嚴和智慧讓他們認識到沒有新聞自由就沒有思想自由，也就沒有作為人的一切自由。現代民主國家普遍享用的新聞自由，是中國人必須回歸的天性。

　　有點心酸。在焦國標一些批評文章中指名道姓涉及的，有我在中國哲學界、新聞學界的熟人、朋友和同學。讀到這裏，也感慚愧。

　　有些人習慣做官方理論家——不過平心而論，他們的人品並非個個都壞。如果你與之私下交談，也會發覺這些人心中忠厚與誠實的一面，偶爾也會看到燦爛的思想火花。可是一旦公開發表文章，必定慘不忍睹——當他們拿起筆的時候，就習慣地看強權的顏色。

　　焦國標提到的作為中國「當下最炙手可熱的新聞學專業權威教材」兩本書的編著者，正是我三十多年前大學新聞系的同班同學。焦國標批評說在這兩部書中沒有「新聞自由」應有的份量。因為現在手頭不可能找到這兩部書核對求證，所以我專門就此仔細詢問過焦國標。我真的覺得心酸甚至悲涼。新聞的靈魂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失去了新聞存在的價值。這些道理，我當年的同窗，今天中國著名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權威教科書的編著者，他們不會不懂。究竟是他們本來寫入教科書的內容在領導審稿的時候被刪，還是自己寫作的時候就聰明地「自律」了？我不得而知。感慨之餘也不禁自問：倘若我至今仍然留在國內，依舊在復旦大學教書，我寫的文章，編的教科書又會怎樣？我自信不會順從權勢者，但是我也不會公開聲討那些檢查官。也許會在遮遮蓋蓋打什麼「擦邊球」，為了公開發表自己的「新見解」而煞費心機地搞文字遊戲。

　　有點希望。焦國標自詡「陽光中國的陽光男孩」，我希望這縷陽光照進中共各級宣傳部，讓其中良知未泯者改惡從善；希望這縷陽光映入中國大小報紙、電台、電視台、出版社的總編、書記的心坎，讓他們壯起膽來，解除對記者編輯和自身的束縛；希望這縷陽光灑向中國各個大學新聞傳播院系教授們的講台，讓他們在課堂上，在教科書里多說一點新聞自由。我在《流亡者訪談錄》中與一些媒體朋友多次討論過中國的新聞自由問題。多年致力於新聞自由「試驗田」的《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認為，在中共的強權底下追求新聞自由需要「夠膽」。原《世界經濟導報》北辦主任，曾經為中國新聞自由蒙受牢獄之災的張偉國老弟也有一個說法，叫做「拱出一個新聞自由的空間」：在中國，新聞自由不是當權者恩賜的，而是老百姓自己拱出來的。好一個「夠膽」，好一個「拱」字！每人手捧一支蠟燭，可以將黑夜照亮，大家帶有一縷陽光，中國便會陽光普照。焦國標為知識份子提供了一個不畏權勢的標杆。在當代中國，如果有一百個焦國標式人士各發表一百次公開的言論或文章，中國新聞界就會發出自由的萬丈光芒。我期待這一天到來。

　　（作者附記：焦國標《討伐中宣部》一書２００５年５月已由香港夏菲爾出版公司出版）

　　——民主中國(5/29/2005 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