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楚《紅軍第一叛將：龔楚將軍回憶錄》chm+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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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5年1月17日
蘇聯送來的潘多拉魔盒
——讀《龔楚將軍回憶錄》評共產革命
楊子立
龔楚是中共早期的高級軍事幹部。八一南昌暴動時，龔楚率領農軍一個團參加，暴動失敗后，加入朱德的隊伍，參与了湘南暴動和第一支紅軍——紅四軍的創立，並屢立戰功。後來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在百色暴動中起主要領導作用，並創立紅七軍。其後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七軍軍長、粵贛軍區司令和紅軍代總參謀長等職務。當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其受命帶一個團到粵桂湘邊區重新創建根據地，但此時的龔楚已經對共產革命心灰意冷，在任上隻身逃離。後來長期居住在香港，並出版了《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書；其中后一本書是在前一本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以下后一本書簡稱《回憶錄》。
中共的不少高級將領寫過回憶錄，但是因為龔楚作為叛將寫的回憶錄有獨特的價值，尤其是將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發動共產革命的真實情景公之於世，暴露出共產黨的歷史書上對所謂土地革命的美好讚揚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而已。實際上，中國的紅色革命是蘇聯送給中國的潘多拉魔盒，凡是赤禍蔓延之處，在革命的名義下，本分的農民都開始自相殘殺。殘酷的鬥爭激發了人性中最邪惡的一面，不僅大量的生命死於戰火和奴役，而且人與人之間完全變成互相鬥爭和利用的關係。敵對陣營之間固然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紅色政權內部的鬥爭更加血腥恐怖。國共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異族侵略的抗日戰爭，而紅色政權勝利后搞各種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又遠遠超過國共內戰。
龔楚將軍的《回憶錄》同時也揭露了抗日戰爭之前的中共一直受共產國際操控的事實。當紅軍將士在戰場上拼殺展現勇猛和智慧以及革命信仰的時候，其實不過是在充當蘇聯控制中國的工具。現在蘇聯帝國已經解體，中國的紅旗也退了色，但是共產革命的歷史危害還沒有被中國人廣泛認識到，甚至有很多當代毛左還在崇拜共產革命。龔楚將軍的這本書對於還原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至今功莫大焉。
殘酷的階級鬥爭
共產革命以階級鬥爭為根本手段，以階級專政為目的，這在抗日戰爭之前的革命史中表現得最典型。
階級鬥爭首先表現在農村鬥爭地主富農等有產階級。其中地主大部分被殺掉或逃跑。搞階級鬥爭一開始是農會主辦，後來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就成為政府行為。農會裡的農民往往是地痞無賴，如同文革的紅衛兵或清末的義和團，一旦發動起來無惡不作。以下是《回憶錄》里對這些人的描寫：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詐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
階級鬥爭一旦發動起來，殺人的對象不僅是普通地主富農，甚至革命軍屬甚至領導人的家屬都不能倖免。《回憶錄》提到李立三父親被殺的事。其父是個略有產業的小地主，看農運鬧得凶就躲到長沙。那時李立三還是黨的中央領導人，於是寫了封信，責成湖南省委照顧他父親。他父親拿著信放心回家了，結果還是被殺。龔楚在《回憶錄》里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本身就是因為階級鬥爭過火，許多北伐軍的官兵家屬被殺，導致軍官叛變反共，最後造成國共分裂。紅軍時期，階級鬥爭中紅軍佔領區依然嚴重，甚至紅軍軍官的家屬被殺。事實上「出身反動階級」的將領和幹部本身就是肅反的對象。《回憶錄》中前面提到的高級參謀林野被殺主要就是出身問題。《回憶錄》舉例提到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其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
階級鬥爭對紅軍家屬都照殺不誤，更不要說對普通地主的屠殺。作者寫道：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詐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龔楚在《回憶錄》里有一處提及遇到的某個反動階級家庭的遭遇：
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家農民是耕讀之家，房子蓋得不錯，說明比窮苦農民好過一些，但卻因此不但人被殺，殺人之前還要把家屬的財產勒索殆盡。
階級鬥爭的殘酷反映到黨內，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肅立場不堅定的官兵。龔楚返回中央蘇區的時候，反AB團等肅反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肅反一直沒有停止，到紅軍主力突圍前後又達到一個高潮。那些被撤職軟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殺掉。下面是《回憶錄》里對當時的屠殺場景的描述：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為審判處，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已經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共產黨現在的史書上對肅反也蜻蜓點水地提到，並把責任歸結到毛澤東之外的其他領導人。對於土改和斗地主還是讚揚為主，對殘酷的屠殺總是儘力掩蓋。並且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還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以至於很多人既不知道歷史上階級鬥爭的殘酷，同時又認為階級鬥爭是必要的，連基本的人人不分階級、種族、信仰，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明社會基本原則都不懂。
共產革命扭曲人性
《回憶錄》里對中共高級幹部的描述幾乎沒有那種純反面的人物，但是由於信仰共產革命，其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得不加以隱藏，而人性惡的一面卻暴露無遺。
朱德在龔楚的眼中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領導，但是正是由於革命意志非常堅定，所以就有些不盡人情了。朱德在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后困在湘贛邊界處的山區，眼看彈盡糧絕，被結拜兄弟范石生收編。後來粵軍命令范石生將朱德部繳械，但范石生卻私下放走了朱德。於是朱德把人馬開到湘南的宜章舉行湘南暴動，而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會合。朱德站穩腳跟后首先就是攻打郴州范石生的部隊，結果失敗而回。戰鬥期間，龔楚問朱德是否記得當年范私放朱德的事，朱德回答說：「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親生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
項英在龔楚看來也是待人親切寬厚，私交很好。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后，項英留守原蘇區，是蘇區最高領袖。譚震林是政治保衛局的分局長，他認為紅軍總司令部參謀林野出身地主階級，留著無用應該殺掉。龔楚認為林野無罪被殺不合適，於是向項英求救。項英卻說：「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於是林野和妻子一同被殺。
鄧發曾經在香港跟龔楚共過事，龔楚對其印象還不錯，並不是生性殘酷的人。但是蘇區肅反時，鄧發領導的政治保衛局是屠殺自己的同志的主要機構。龔認為鄧發不過是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行事，成為毛澤東借肅反清楚異己的工具。實際上根據《回憶錄》里的敘述，在紅軍長征前，毛是失勢狀態，但那個時候為清理不堅定分子進行的屠殺也非常嚴重，大批的官兵不經審訊就拉到山裡殺頭。林野的被害也是那個時期。
現在共產黨認為那個時候領導人犯了左傾錯誤，但所謂的「左」就是革命性和黨性，越是革命性強，就必然越左。殺地主富農在共產黨看來至今不認為過左，只有殺共產黨自己的幹部士兵才認為是左傾錯誤。從人權的角度看，越是革命性強，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越大。正是共產革命對人們的洗腦，導致那些革命者根本沒有人權甚至人性的概念。
正因為參加共產革命不得不扭曲人性，所以很多高級黨政軍幹部叛逃或脫黨。這本回憶錄里提到的有：朱德的嫡系二十八團一營長袁崇全叛逃，還打死了隻身追他的團長王爾琢；紅八軍團團長蒙志仁投敵；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借故出走；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逃歸國軍；傅柏翠被逼叛黨；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因害怕肅反想逃走而被殺。
龔楚本人在右江革命后，領導的土地革命比較溫和，基本上沒有殺人，而且奪取地主的土地分配時也給地主本人留一份。這種改良主義的政策帶來了革命成果的擴大和鞏固。但是在中央蘇區，他因為對殺人過多的階級政策提意見而因此被周恩來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後來中央要利用其軍事才能又恢復了其黨籍和官職。
龔楚提到幾次老百姓向他求救的事，他雖然答應了，但在黨性要求下卻無法辦成。只有最後當幾個紅七軍的手下幹部求救時，他暗示他們逃跑，終於救得四人性命。如果從革命堅定性和黨性出發，他不應該唆使這些人逃跑；假如查處，這也是嚴重到可以殺頭的反革命行為。正因為共產革命把黨性和人性對立起來，造成龔楚良心的不安，最後他才主動棄職出走。
紅軍的戰鬥力從何而來
軍隊的戰鬥力跟官兵素質、武器裝備以及鬥爭環境等因素都有關係。紅軍跟強勢的國軍鬥爭失敗是經常的，但一般來說，如果在裝備相差不多的情況下，打勝仗的概率更多。這來自紅軍幾個優勢：
首先，紅軍的政治工作力度大，保證了沒有整個建制單位叛變。在龔楚的回憶錄中，只有紅八軍的蒙志仁率領一個團投降桂軍，當時紅八軍還沒有像蘇區那樣嚴密的政治保衛制度。現在大家認為「支部建在連上」是紅軍政治忠誠的制度保障，但《回憶錄》揭示的卻是另外一套政治保衛制度。在中央蘇區，所有的領導幹部的衛兵都稱特務員。這些特務員受過專門的特務訓練，明裡聽命于政委或指導員，但暗中忠於政治保衛局系統。他們的公開身份是保衛和服侍軍事指揮官，但同時負有監視之責，吃飯睡覺都不離身。如果政治保衛局要殺害某個幹部，其特務員就是執行命令的劊子手。林野及其妻子就是被自己的特務員殺害的。當紅七軍的幹部被當成異己遭整肅時，其主要領導人李明瑞準備帶領特務連逃走，當即在連指導員的命令下由其特務員開槍將其打死。龔楚最後逃走時在所率部隊已經黨政軍大全獨攬，但身邊有個特務班仍令其懼怕。他千方百計把這些特務員大部分支開，再乘剩下四個熟睡才得以逃脫。每一個紅軍指揮員身邊都是監視自己的特務員，所以很難叛變，更不要說整個建制的叛變。但正是這套特務系統，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每個人都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地表現得更革命，但是同時也就更殘酷、更沒有人性。反觀國民黨，雖然也從蘇聯學來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但基本上還是靠下級對上級的軍事長官的忠誠或個人對革命的信仰來維持政治立場。所以國民黨的部隊成建制地叛變就很常見。
其次，為供應幾十萬大軍和黨政人員的衣食住行，中央蘇區內的一切人力物力資源被竭澤而漁。共產革命的特點，就是你的我的都是黨的。不僅公共的土地、土產是公家的，連一切人力和私人財產都要由黨來支配。青壯年一律被征當兵，即便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也被征參加赤衛隊和兒童團，只有老幼婦孺到田裡耕作。龔楚回憶說，到紅軍主力出發時，全區幾乎沒有一個五十歲以下的健康成年男人還能務農，甚至十幾歲的孩子都很少。婦女們除了干農活交糧賦，還要不得不接受各種勞軍和擁軍優屬的任務攤派，比如至少要無償做軍鞋，還得自己買布料。《回憶錄》里提到一個青年婦女為了做鞋，沒有錢買布料，只好回娘家要。但任務催得急，沒有拿路條，結果被政府捉去關了兩天。除了被奴役，老百姓的錢財也是公家的。不僅地主富農和任何可能有存款的人都可能會被捉去勒索家人交錢贖命，即便勒索到錢，最後命也可能保不住。回憶錄里記載他遇到一個給他看過病的醫生向其求救，學徒被征走當兵，屢次被勒索給政府交錢，最後還是交不夠錢被槍斃了，妻兒淪為乞丐。商人更沒有存活的餘地，除了最貧困的小販，蘇區對外的商品買賣都由政府的合作社壟斷。在政府的盤剝壓榨之下，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而且沒有路條連逃走都不可能。
我們從教科書上看到的歷史，往往是農民主動踴躍幫助共軍，甚至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但這種所謂的主動，如果沒有反革命等帽子的逼迫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時，士兵的待遇極低，但因為處於嚴密的組織監視下而不敢懈怠。而國民黨打仗則是靠稅收，一旦發不起軍餉，部隊就容易散架。
共產體制對人和資源的支配能力強於一切所謂資產階級政府，這是因為根本不尊重人權和財產權帶來的鬥爭優勢。這在全世界的共產軍隊都可以表現出來。比如朝鮮戰爭時期，當戰線南北拉鋸時，戰區的老百姓都是隨南韓軍隊南撤北歸。可一旦被北韓佔領，不但青壯年都征去當兵，後方的百姓凡是能勞動的都要提供無償勞役，所以北韓才能以一己之力將韓美聯軍壓縮到洛東江。
可是竭澤而漁式的動員方式雖然暫時有利於鬥爭，可一旦邊界固定，無法從外界補充力量，內部的生產能力則大為削弱。所以龔楚的回憶錄里在中央蘇區後期，已經造成生產凋敝、資源枯竭的狀況，即便沒有大軍圍剿，也很難支持下去了。
現在有些書里講共產黨的軍隊紀律好、優待俘虜、官兵平等，所以才士氣高、戰鬥力強。但這並非共產革命的本質，國民黨的軍隊也有些可以做到這點。紅軍有些部隊這方面還不錯，但也不是都這樣。階級性、鬥爭性、集體性這才是共產革命的本質特點，其他方面只是鬥爭策略。
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
包括龔楚本人，共產黨的大部分高級幹部懷抱的革命理想一是實現中國的獨立自主，不再依附帝國主義或受外國支配和威脅；二是建設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改變官民對立、貧富分化的農村社會。但是革命的結果卻是生靈塗炭，農民更加受難，農村更加貧苦。而且蘇聯也是外國，共產革命越勝利，中國受外國支配的程度越徹底。對於中共的早期高幹，有些人還沒有仔細考慮這些矛盾就在鬥爭中犧牲了。還有些尚未進入紅軍體制的早期領導人脫黨了。在紅軍中，只有少數人像龔楚這樣，看清了共產革命的本質，毅然脫離了為之奮鬥多年的共產革命，但多數人上了這條船已經能上不能下，只好隨著命運安排走下去了。
其他領導人並非看不到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沒有脫離無非是出於幾方面的考慮。
首先，紅軍的政治保衛制度使得脫離不易。每個紅軍指揮員周圍的衛士都是特務員，隨時要報告其可疑行動甚至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槍殺之。所以很多人想走走不脫。龔楚之所以能脫離，畢竟是手握一方大權的領導人，而且很有心計。回憶錄提到的李明瑞就是想走但沒走出被特務員槍殺的例子。裏面提到一個叛變的例子是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根據舒適存後來的自述，他早就想脫離紅軍，但在敷衍了兩年後才找到逃脫的機會。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其革命理想已經和本人的領袖慾望緊密結合起來。只有繼續走革命道路，才有本人的前途；如果幹別的，自己也幹不了，屈居人下更是不願意。所以只要有一絲革命勝利的希望就決不放棄。事實上，現實中的殘酷屠殺和恐怖氣氛恰恰是毛澤東這種領袖慾望強烈的人製造出來的。這樣的人看似革命性很強，但已經不在乎早期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在乎個人權力的政治抱負。
歸根結底，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自我強化的能力，使得人們固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恥之心都被拋棄。共產主義精神所必然要求的公而忘私、階級鬥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因素結合蘇聯經驗造就了一個絕對服從上級、沒有獨立思考、不許懷疑革命、人人互相監視的體制。身處這個體制的人，即便看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也不敢輕易表露，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既然獨立思考有害，要麼那些聰明人假裝革命性很強以達到私人目的，要麼是不願動腦的人寧肯相信共產宣傳以免惹禍上身。當時的戰爭機制和後來的文革機制其實是一樣的。
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促進人民的幸福。但是暴力革命本身首先要付出千百萬人生命的代價，這些代價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普通民眾。即便革命成功，是否能帶來普遍幸福還是問號。尤其是共產革命，已經成功半個多世紀了，連基本的民主憲政還沒有實現。那些在北洋時期都已經得到普遍承認的人權竟然今天還在喋喋不休地爭論其價值是否合理。
但願龔楚將軍這本回憶錄能夠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共產主義以及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危害，更加珍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要明白，如果你想象的政治制度是先進的，首先要能保證不同意見的爭論可以有個合理和平的解決方法，而不至於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必須拼個你死我活。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24402
——讀《龔楚將軍回憶錄》評共產革命
楊子立
龔楚是中共早期的高級軍事幹部。八一南昌暴動時，龔楚率領農軍一個團參加，暴動失敗后，加入朱德的隊伍，參与了湘南暴動和第一支紅軍——紅四軍的創立，並屢立戰功。後來在香港工作一段時間后，又在百色暴動中起主要領導作用，並創立紅七軍。其後在中央蘇區擔任過紅七軍軍長、粵贛軍區司令和紅軍代總參謀長等職務。當紅軍主力開始長征后，其受命帶一個團到粵桂湘邊區重新創建根據地，但此時的龔楚已經對共產革命心灰意冷，在任上隻身逃離。後來長期居住在香港，並出版了《我與紅軍》、《龔楚將軍回憶錄》兩本書；其中后一本書是在前一本書的基礎上擴充而成。以下后一本書簡稱《回憶錄》。
中共的不少高級將領寫過回憶錄，但是因為龔楚作為叛將寫的回憶錄有獨特的價值，尤其是將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之前發動共產革命的真實情景公之於世，暴露出共產黨的歷史書上對所謂土地革命的美好讚揚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而已。實際上，中國的紅色革命是蘇聯送給中國的潘多拉魔盒，凡是赤禍蔓延之處，在革命的名義下，本分的農民都開始自相殘殺。殘酷的鬥爭激發了人性中最邪惡的一面，不僅大量的生命死於戰火和奴役，而且人與人之間完全變成互相鬥爭和利用的關係。敵對陣營之間固然是你死我活的鬥爭，紅色政權內部的鬥爭更加血腥恐怖。國共內戰造成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異族侵略的抗日戰爭，而紅色政權勝利后搞各種運動造成的死亡人數又遠遠超過國共內戰。
龔楚將軍的《回憶錄》同時也揭露了抗日戰爭之前的中共一直受共產國際操控的事實。當紅軍將士在戰場上拼殺展現勇猛和智慧以及革命信仰的時候，其實不過是在充當蘇聯控制中國的工具。現在蘇聯帝國已經解體，中國的紅旗也退了色，但是共產革命的歷史危害還沒有被中國人廣泛認識到，甚至有很多當代毛左還在崇拜共產革命。龔楚將軍的這本書對於還原歷史真相，吸取歷史教訓，至今功莫大焉。
殘酷的階級鬥爭
共產革命以階級鬥爭為根本手段，以階級專政為目的，這在抗日戰爭之前的革命史中表現得最典型。
階級鬥爭首先表現在農村鬥爭地主富農等有產階級。其中地主大部分被殺掉或逃跑。搞階級鬥爭一開始是農會主辦，後來蘇維埃政府成立后就成為政府行為。農會裡的農民往往是地痞無賴，如同文革的紅衛兵或清末的義和團，一旦發動起來無惡不作。以下是《回憶錄》里對這些人的描寫：
第一、他們過去或者受過了善良人們的厭惡及歧視，現在便利用「翻身」的機會，吹毛求疵來報復泄憤。第二、他們過去窮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發財機會，可以不勞而獲，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將富農稱為地主，中農稱為富農，極盡其敲詐勒索的手段。第三、他們現在有錢有勢，便藉著「男女平等」的口號，以提倡婦女參加革命工作為手段，將鄉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婦女，任意凌辱與玩弄，如果她們反抗，便用種種罪名，加以迫害，許多農村女子，便在這種淫威之下慘遭蹂躪！
階級鬥爭一旦發動起來，殺人的對象不僅是普通地主富農，甚至革命軍屬甚至領導人的家屬都不能倖免。《回憶錄》提到李立三父親被殺的事。其父是個略有產業的小地主，看農運鬧得凶就躲到長沙。那時李立三還是黨的中央領導人，於是寫了封信，責成湖南省委照顧他父親。他父親拿著信放心回家了，結果還是被殺。龔楚在《回憶錄》里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本身就是因為階級鬥爭過火，許多北伐軍的官兵家屬被殺，導致軍官叛變反共，最後造成國共分裂。紅軍時期，階級鬥爭中紅軍佔領區依然嚴重，甚至紅軍軍官的家屬被殺。事實上「出身反動階級」的將領和幹部本身就是肅反的對象。《回憶錄》中前面提到的高級參謀林野被殺主要就是出身問題。《回憶錄》舉例提到江西獨立師師長楊遇春，其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財物全被沒收，他以參加革命多年的結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險逃出蘇區，向國軍投降，掉轉槍頭，參加到反共的隊伍中去。
階級鬥爭對紅軍家屬都照殺不誤，更不要說對普通地主的屠殺。作者寫道：
農村中處決地主的手段，是萬分殘酷的。他們在未殺以前，用各種嚴刑拷打，以勒索金錢；等到敲詐凈盡，才加以屠殺。在「斬草除根」的口號下，被指為豪紳地主的家人連襁褓的嬰孩也不免於死，所謂「人性」這個名詞，在共產黨的經典中，已經找不到了。
龔楚在《回憶錄》里有一處提及遇到的某個反動階級家庭的遭遇：
我進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磚平房，外面非常整潔。當走進大廳時，卻意外地感到荒涼和蕭條！屋子裡的傢具都沒有了，只有一張爛方桌，和一條爛板凳。屋子裡有兩個中年婦女和一個老年婦人，還有三個小孩子，全身穿著破爛衣服，形容憔悴！……特務員不經意的說是姓龔的，她們馬上帶著三個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們的命！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說：「我家的老頭子是個讀書人，兩個兒子也讀了點書，因為家裡有十多畝田，兩個兒子便在家裡耕地。上半年老頭子和兩個兒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們到處張羅了一百二十塊錢，並將女人家全部首飾湊足起來，送去贖他們，但金錢繳了，老頭子仍然被弔死，兩個兒子也被殺了。現在他們還迫我們繳五百光洋，否則我們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員呀！我們飯都沒有吃，哪裡還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們說句公道話，我家頭子在世時曾經說過，有位紅軍軍長是我們姓龔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兩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許我們離開一步，今天真是天開眼了，你來到我們家裡，司令員呀！你無論如何都要救救我們！」說罷，她便不住的磕起頭來，她的兩個媳婦和小孩，也跟著磕頭，流淚！
這家農民是耕讀之家，房子蓋得不錯，說明比窮苦農民好過一些，但卻因此不但人被殺，殺人之前還要把家屬的財產勒索殆盡。
階級鬥爭的殘酷反映到黨內，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肅立場不堅定的官兵。龔楚返回中央蘇區的時候，反AB團等肅反運動的高潮已經過去，但肅反一直沒有停止，到紅軍主力突圍前後又達到一個高潮。那些被撤職軟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殺掉。下面是《回憶錄》里對當時的屠殺場景的描述：
中共為了要處置這一大批被指為動搖的幹部，和少數殘餘的「反動階級」，在瑞金北與雲都邊界的大山叢中選擇了一個山深林密的山腹，設立了一個特別軍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為審判處，一座警衛員兵及法官的宿舍。離開法庭一百五十碼，有一條二丈多寬的山澗，澗上有一小木橋，橋下亂石縱橫，荊棘叢生，距離橋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橋上過，就覺得膽戰心寒，恐怖萬狀，這條冷辟的山徑，平日就很少行人，這時已經全部封鎖，特別軍事法庭設置好了，並在不遠的山麓，挖了一條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職的幹部、動搖分子、反動階級，便三個五個，一群兩群的被送到特別法庭去審訊；但與其說是審訊，不如說是宣判，因為審訊時，手續非常簡單，只要點了名，便對犯人宣布：「你犯了嚴重的反革命錯誤，革命隊伍里不能容許你，現在送你回去」。說完，便由背著大刀的劊子手，押著犯人到預先挖好的大坑邊，一刀結果了性命，跟著飛起一腳將屍首踢落土坑之中，隨便的扒些坑土將屍體掩蓋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種最慘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對他一刀殺掉，或者將犯人推落坑去活埋，這種殘酷的歷史性大屠殺，直到紅軍主力突圍西竄一個月後，才告結束，後來國軍克服蘇區幾個月之後，中共所製造的超歷史殘酷的大屠殺才為人所發現，「萬人坑」這一恐怖的名詞，始為蘇區以外的人所知，其實區內的人民，早已聞之戰慄了！
共產黨現在的史書上對肅反也蜻蜓點水地提到，並把責任歸結到毛澤東之外的其他領導人。對於土改和斗地主還是讚揚為主，對殘酷的屠殺總是儘力掩蓋。並且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還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點，以至於很多人既不知道歷史上階級鬥爭的殘酷，同時又認為階級鬥爭是必要的，連基本的人人不分階級、種族、信仰，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明社會基本原則都不懂。
共產革命扭曲人性
《回憶錄》里對中共高級幹部的描述幾乎沒有那種純反面的人物，但是由於信仰共產革命，其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得不加以隱藏，而人性惡的一面卻暴露無遺。
朱德在龔楚的眼中是一位頗受人尊敬的領導，但是正是由於革命意志非常堅定，所以就有些不盡人情了。朱德在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后困在湘贛邊界處的山區，眼看彈盡糧絕，被結拜兄弟范石生收編。後來粵軍命令范石生將朱德部繳械，但范石生卻私下放走了朱德。於是朱德把人馬開到湘南的宜章舉行湘南暴動，而後上了井岡山與毛會合。朱德站穩腳跟后首先就是攻打郴州范石生的部隊，結果失敗而回。戰鬥期間，龔楚問朱德是否記得當年范私放朱德的事，朱德回答說：「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親生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
項英在龔楚看來也是待人親切寬厚，私交很好。在中央紅軍主力轉移后，項英留守原蘇區，是蘇區最高領袖。譚震林是政治保衛局的分局長，他認為紅軍總司令部參謀林野出身地主階級，留著無用應該殺掉。龔楚認為林野無罪被殺不合適，於是向項英求救。項英卻說：「在這嚴重鬥爭的環境，為了革命的利益，我們顧不到私人的感情了！」於是林野和妻子一同被殺。
鄧發曾經在香港跟龔楚共過事，龔楚對其印象還不錯，並不是生性殘酷的人。但是蘇區肅反時，鄧發領導的政治保衛局是屠殺自己的同志的主要機構。龔認為鄧發不過是按照毛澤東的命令行事，成為毛澤東借肅反清楚異己的工具。實際上根據《回憶錄》里的敘述，在紅軍長征前，毛是失勢狀態，但那個時候為清理不堅定分子進行的屠殺也非常嚴重，大批的官兵不經審訊就拉到山裡殺頭。林野的被害也是那個時期。
現在共產黨認為那個時候領導人犯了左傾錯誤，但所謂的「左」就是革命性和黨性，越是革命性強，就必然越左。殺地主富農在共產黨看來至今不認為過左，只有殺共產黨自己的幹部士兵才認為是左傾錯誤。從人權的角度看，越是革命性強，犯下的反人類罪行越大。正是共產革命對人們的洗腦，導致那些革命者根本沒有人權甚至人性的概念。
正因為參加共產革命不得不扭曲人性，所以很多高級黨政軍幹部叛逃或脫黨。這本回憶錄里提到的有：朱德的嫡系二十八團一營長袁崇全叛逃，還打死了隻身追他的團長王爾琢；紅八軍團團長蒙志仁投敵；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借故出走；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逃歸國軍；傅柏翠被逼叛黨；紅七軍和紅八軍總指揮李明瑞因害怕肅反想逃走而被殺。
龔楚本人在右江革命后，領導的土地革命比較溫和，基本上沒有殺人，而且奪取地主的土地分配時也給地主本人留一份。這種改良主義的政策帶來了革命成果的擴大和鞏固。但是在中央蘇區，他因為對殺人過多的階級政策提意見而因此被周恩來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後來中央要利用其軍事才能又恢復了其黨籍和官職。
龔楚提到幾次老百姓向他求救的事，他雖然答應了，但在黨性要求下卻無法辦成。只有最後當幾個紅七軍的手下幹部求救時，他暗示他們逃跑，終於救得四人性命。如果從革命堅定性和黨性出發，他不應該唆使這些人逃跑；假如查處，這也是嚴重到可以殺頭的反革命行為。正因為共產革命把黨性和人性對立起來，造成龔楚良心的不安，最後他才主動棄職出走。
紅軍的戰鬥力從何而來
軍隊的戰鬥力跟官兵素質、武器裝備以及鬥爭環境等因素都有關係。紅軍跟強勢的國軍鬥爭失敗是經常的，但一般來說，如果在裝備相差不多的情況下，打勝仗的概率更多。這來自紅軍幾個優勢：
首先，紅軍的政治工作力度大，保證了沒有整個建制單位叛變。在龔楚的回憶錄中，只有紅八軍的蒙志仁率領一個團投降桂軍，當時紅八軍還沒有像蘇區那樣嚴密的政治保衛制度。現在大家認為「支部建在連上」是紅軍政治忠誠的制度保障，但《回憶錄》揭示的卻是另外一套政治保衛制度。在中央蘇區，所有的領導幹部的衛兵都稱特務員。這些特務員受過專門的特務訓練，明裡聽命于政委或指導員，但暗中忠於政治保衛局系統。他們的公開身份是保衛和服侍軍事指揮官，但同時負有監視之責，吃飯睡覺都不離身。如果政治保衛局要殺害某個幹部，其特務員就是執行命令的劊子手。林野及其妻子就是被自己的特務員殺害的。當紅七軍的幹部被當成異己遭整肅時，其主要領導人李明瑞準備帶領特務連逃走，當即在連指導員的命令下由其特務員開槍將其打死。龔楚最後逃走時在所率部隊已經黨政軍大全獨攬，但身邊有個特務班仍令其懼怕。他千方百計把這些特務員大部分支開，再乘剩下四個熟睡才得以逃脫。每一個紅軍指揮員身邊都是監視自己的特務員，所以很難叛變，更不要說整個建制的叛變。但正是這套特務系統，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每個人都不得不或主動或被動地表現得更革命，但是同時也就更殘酷、更沒有人性。反觀國民黨，雖然也從蘇聯學來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但基本上還是靠下級對上級的軍事長官的忠誠或個人對革命的信仰來維持政治立場。所以國民黨的部隊成建制地叛變就很常見。
其次，為供應幾十萬大軍和黨政人員的衣食住行，中央蘇區內的一切人力物力資源被竭澤而漁。共產革命的特點，就是你的我的都是黨的。不僅公共的土地、土產是公家的，連一切人力和私人財產都要由黨來支配。青壯年一律被征當兵，即便是十幾歲的青少年也被征參加赤衛隊和兒童團，只有老幼婦孺到田裡耕作。龔楚回憶說，到紅軍主力出發時，全區幾乎沒有一個五十歲以下的健康成年男人還能務農，甚至十幾歲的孩子都很少。婦女們除了干農活交糧賦，還要不得不接受各種勞軍和擁軍優屬的任務攤派，比如至少要無償做軍鞋，還得自己買布料。《回憶錄》里提到一個青年婦女為了做鞋，沒有錢買布料，只好回娘家要。但任務催得急，沒有拿路條，結果被政府捉去關了兩天。除了被奴役，老百姓的錢財也是公家的。不僅地主富農和任何可能有存款的人都可能會被捉去勒索家人交錢贖命，即便勒索到錢，最後命也可能保不住。回憶錄里記載他遇到一個給他看過病的醫生向其求救，學徒被征走當兵，屢次被勒索給政府交錢，最後還是交不夠錢被槍斃了，妻兒淪為乞丐。商人更沒有存活的餘地，除了最貧困的小販，蘇區對外的商品買賣都由政府的合作社壟斷。在政府的盤剝壓榨之下，農民掙扎在死亡線上，而且沒有路條連逃走都不可能。
我們從教科書上看到的歷史，往往是農民主動踴躍幫助共軍，甚至淮海戰役是農民用小推車推出來的。但這種所謂的主動，如果沒有反革命等帽子的逼迫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時，士兵的待遇極低，但因為處於嚴密的組織監視下而不敢懈怠。而國民黨打仗則是靠稅收，一旦發不起軍餉，部隊就容易散架。
共產體制對人和資源的支配能力強於一切所謂資產階級政府，這是因為根本不尊重人權和財產權帶來的鬥爭優勢。這在全世界的共產軍隊都可以表現出來。比如朝鮮戰爭時期，當戰線南北拉鋸時，戰區的老百姓都是隨南韓軍隊南撤北歸。可一旦被北韓佔領，不但青壯年都征去當兵，後方的百姓凡是能勞動的都要提供無償勞役，所以北韓才能以一己之力將韓美聯軍壓縮到洛東江。
可是竭澤而漁式的動員方式雖然暫時有利於鬥爭，可一旦邊界固定，無法從外界補充力量，內部的生產能力則大為削弱。所以龔楚的回憶錄里在中央蘇區後期，已經造成生產凋敝、資源枯竭的狀況，即便沒有大軍圍剿，也很難支持下去了。
現在有些書里講共產黨的軍隊紀律好、優待俘虜、官兵平等，所以才士氣高、戰鬥力強。但這並非共產革命的本質，國民黨的軍隊也有些可以做到這點。紅軍有些部隊這方面還不錯，但也不是都這樣。階級性、鬥爭性、集體性這才是共產革命的本質特點，其他方面只是鬥爭策略。
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
包括龔楚本人，共產黨的大部分高級幹部懷抱的革命理想一是實現中國的獨立自主，不再依附帝國主義或受外國支配和威脅；二是建設人人平等的新社會，改變官民對立、貧富分化的農村社會。但是革命的結果卻是生靈塗炭，農民更加受難，農村更加貧苦。而且蘇聯也是外國，共產革命越勝利，中國受外國支配的程度越徹底。對於中共的早期高幹，有些人還沒有仔細考慮這些矛盾就在鬥爭中犧牲了。還有些尚未進入紅軍體制的早期領導人脫黨了。在紅軍中，只有少數人像龔楚這樣，看清了共產革命的本質，毅然脫離了為之奮鬥多年的共產革命，但多數人上了這條船已經能上不能下，只好隨著命運安排走下去了。
其他領導人並非看不到革命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沒有脫離無非是出於幾方面的考慮。
首先，紅軍的政治保衛制度使得脫離不易。每個紅軍指揮員周圍的衛士都是特務員，隨時要報告其可疑行動甚至可以在緊急情況下槍殺之。所以很多人想走走不脫。龔楚之所以能脫離，畢竟是手握一方大權的領導人，而且很有心計。回憶錄提到的李明瑞就是想走但沒走出被特務員槍殺的例子。裏面提到一個叛變的例子是彭德懷的參謀長舒適存。根據舒適存後來的自述，他早就想脫離紅軍，但在敷衍了兩年後才找到逃脫的機會。
其次，像毛澤東這樣的人，其革命理想已經和本人的領袖慾望緊密結合起來。只有繼續走革命道路，才有本人的前途；如果幹別的，自己也幹不了，屈居人下更是不願意。所以只要有一絲革命勝利的希望就決不放棄。事實上，現實中的殘酷屠殺和恐怖氣氛恰恰是毛澤東這種領袖慾望強烈的人製造出來的。這樣的人看似革命性很強，但已經不在乎早期的共產主義理想，更在乎個人權力的政治抱負。
歸根結底，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具有自我強化的能力，使得人們固有的惻隱之心、是非之心、羞恥之心都被拋棄。共產主義精神所必然要求的公而忘私、階級鬥爭、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因素結合蘇聯經驗造就了一個絕對服從上級、沒有獨立思考、不許懷疑革命、人人互相監視的體制。身處這個體制的人，即便看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矛盾，也不敢輕易表露，否則就會有生命危險。既然獨立思考有害，要麼那些聰明人假裝革命性很強以達到私人目的，要麼是不願動腦的人寧肯相信共產宣傳以免惹禍上身。當時的戰爭機制和後來的文革機制其實是一樣的。
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為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促進人民的幸福。但是暴力革命本身首先要付出千百萬人生命的代價，這些代價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普通民眾。即便革命成功，是否能帶來普遍幸福還是問號。尤其是共產革命，已經成功半個多世紀了，連基本的民主憲政還沒有實現。那些在北洋時期都已經得到普遍承認的人權竟然今天還在喋喋不休地爭論其價值是否合理。
但願龔楚將軍這本回憶錄能夠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共產主義以及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的危害，更加珍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要明白，如果你想象的政治制度是先進的，首先要能保證不同意見的爭論可以有個合理和平的解決方法，而不至於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必須拼個你死我活。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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