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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梟雄與士林：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

　　目錄

　　代序

上篇 百年逐鹿 流氓比賽
　　一 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
　　二 國共相殘蔣汪有別，民國人文先秦風貌
　　三 抗日賭局斯大林坐莊，愛國話語共產黨獲利
　　四 毛澤東復辟家天下，以文革告終
　　五 鄧小平重建黨天下，以六四血祭

　　下篇 人文圖景 精神光譜
　　一 作為歷史標記的五四和作為五四的歷史.
　　二 新文化運動的兩大領袖：陳獨秀和胡適之
　　三 周氏兄弟：迥然相異的新文化運動景緻
　　1、魯迅：通向毛澤東的獨木橋
　　2、周作人：橫遭歷史掩埋的悲憫情懷
　　四 王國維、陳寅恪的文藝復興意味
　　1、詩學觀念和審美趣味
　　2 史學創舉和文化標高
　　五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精神光譜（上）
　　1馬克思主義和偉人政治
　　2 胡適的整理國故和古史辨派
　　3 文藝復興和新文化運動
　　4 章太炎和梁啟超
　　5 革命憤青的魯迅批判和魯迅的左轉
　　6 梁濟、辜鴻銘和林琴南
　　7 熊十力和梁漱溟
　　8 平實的錢穆和台灣新儒家宣言
　　9 新月派諸子的自由風貌（上）
　　9 新月派諸子的自由風貌（下）
　　10 南有施蟄存，北有錢鍾書
　　11 林昭的昭示和顧準的求索
　　12 美學審視下的高爾泰、朱光潛、李澤厚
　　六 二十世紀中國文化人的精神光譜（下）
　　附錄1：中國當代思想界的真實地圖
　　1 主義之爭不能概括思想之景
　　2 自由主義和國家利益及其儒教傳統
　　3 儒術復辟和文藝復興
　　附錄2：主要參考書目



　　代序
　　本鄉本土上海本地人
　　記得夜半三更在地鐵站候車，一個黑人過來問時刻，高叫一聲：CHINA!神情是友好的，但被叫得很不受用。從人家的角度來說，並沒有叫錯。倘若翻譯成中文，意譯為中國，直譯叫做支那。當然，人家就算叫聲支那人，也沒有侮辱的意思。那樣的不舒服在於，根本無法跟人家解釋，應該叫上海人，更加準確的稱呼是，上海本地人。
　　向英語世界的人們作自我介紹，最多只能說到自己是上海人為止。這已經算是從籠統的中國人，或者支那人當中，區分出來了。要外國人弄清楚上海人和上海本地人，那是徒勞的。並且也找不到與上海本地人相應的英文單詞。反過來，國人之於外國人的區分，更加粗疏。以前一律稱作蠻夷。後來叫做洋人。如今由於英語日益普及，國人開始從人家的發音上，可以大致區分出美國人還是英國人，或者美國人、英國人還是歐洲人。至於對方是美國什麼地方、英國什麼地方，歐洲什麼地方人氏，恐怕難以深入。
　　藉助衛星的功能，人類已經可以從太空分辨出地球上的細微末節；但這個地球上的居民，卻無法在種族間作出如何精確的辨認。膚色、語言和國籍，似乎成了定位族群的主要標記。最多再加上口音和神態。就此而言，要從千百萬個中國人當中辨認出一個上海人，是非常容易的，只要聽到一句上海話就可以了。但若要從上海人當中辨認出一個上海本地人，那就相當困難。即便在上海人之間，也不易做到。上海本地人的口音，可以不露痕迹地融化在上海話之中。但任何一個上海人，只要一聽到本地口音，馬上就可以辨認出對方的本地人來歷。由此可見，《庵堂相會》中那一句「本鄉本土本地人」，是如何的意味深長。
　　兒時，從來不曾為自己是個上海本地人感到過自豪，並且還為爺娘鄉音不改的渾樸，暗自羞慚。大半生的風風雨雨過後，驀然回首，方才發現伲本地人的雍容大度。更不用說，在紐約居住十多年之後，回味鄉音，美妙無比。儘管很難讓英語人群從他們印象里的支那人當中，區分出一個上海人，更遑論辨認出一個上海本地人，但這樣的自我定位，卻已然成竹在胸。是人之常情意義上的血緣認同，也是一種形而上的認祖歸宗。
　　記得《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歷史備忘》在網上流傳的時候，有一個自以為是的上海人跟了一貼，大意是，上海人裡頭，哪來什麼貴族氣。從此君的自我陳述可知，在工廠里做過工人，以後考上大學，也在上海高校任教。經歷倒是大同小異，見識卻大相徑庭。上海人的世故和精明，區區充分領教。就連區區讀碩士時的導師、一位心氣頗高的江南才子，都未能免俗，更不要說其他人眾。但也正是這樣的世俗之霧，遍被申城，才使高尚，顯得彌足珍貴。區區所言貴族氣，既非權勢氣，亦非錢財氣，而是于尊嚴的看重，于品性的講求，于境界的有無。
　　若要將高尚與上海本地人聯到一起，首先想到的就是杜月笙。上海學府里的教授學者也罷，上海灘上的文化白相人也罷，說到杜月笙，恐怕都會擺出一副良家婦女的標勁。與提及錢鍾書時的眉飛色舞，對照鮮明。談論錢鍾書好比品香茗；話說杜月笙，有如咬青果。就算不怎麼個非議，也得先把雅俗界限，劃劃清爽。裝模作樣之際，也不想想當年章太炎那樣的學界泰斗，章士釗和楊度一類的社會名流，如何激賞杜先生。更為世人不知的是，杜月笙的政治生涯，其實是葬送在蔣介石的嫉妒里。可惜與蔣介石、杜月笙、毛澤東三者全都私交甚篤的章士釗，早已作古。要不然，讓這位三朝元老說說交友體味，恐怕會有些啟發，至少可以讓紅朝墨客聽了，不再亂擺標勁。
　　紅朝墨客的下賤，通常在於勢利透頂的奴性，或者說奴性十足的勢利。他們服貼成功的梟雄，不認仗義的俠士。民國時代的文化名流，倒是迥異其趣。駢文大家饒漢祥給杜月笙寫的那付對聯，「春申門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其格調之雅，意境之高，足以讓紅朝墨客望洋興嘆。章士釗在杜氏六十大壽之際寫的壽序里，盛讚如斯：「戰事初起，身處上海，而上海重；戰爭中期，身處香港，則香港重；戰爭末期，身處重慶，而重慶重。舍吾友杜月笙先生，將不知所為名以尋!」一些紅朝墨客以為，章士釗斯言，頗有過譽之嫌，根本不知事實上是如何的恰如其分。他們之中又有人覺得，章士釗將杜月笙讚譽得勝過了蔣介石；殊不知，杜氏手中的權柄固然不及蔣氏，然其政治智慧，卻遠在蔣氏之上。倘若當年是杜氏而不是蔣氏執掌天下，那麼中國後來的歷史，有可能截然不同。從境界上說，蔣杜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蔣介石抗日，小算盤多多，雖然最後算不過毛澤東。而杜月笙的抗日，卻是不顧一切的毀家紓難。章士釗在壽序里的讚譽，可能會引起蔣介石對杜月笙的嫉妒，但其讚譽之詞本身，非但沒有一句有阿諛奉承之嫌，而且是實事求是地說了良心話。章士釗不管怎麼說，是個有底線的名士。即便活在毛澤東的關照底下，也不曾昧著良心，將類似贈送給杜月笙的美譽，獻上龍庭。由此反觀，足以想見，章氏之於杜氏的稱讚，是多麼的實實在在。
　　章士釗對杜月笙的上述評價，與楊度十分相契。楊度在《杜氏家祠落成頌》里，將杜氏譽為「今世大俠」：「賦性豪俠，急公尚義，有求必應，有諾必踐，有德不矝，有功不伐，謙懷自抑，有君子之風。」杜月笙這兩「必」兩「不」，蔣介石哪裡及得上，更不用說動輒便以小人心腸度君子之腹的毛澤東。僅從楊度這番評說，便可得知，被世人視作流氓的杜月笙，其實是個什麼樣的俠士；相反，也可以同樣得知，被國人拜為領袖的蔣介石和毛澤東，是什麼樣的流氓。遺憾的只是，國人喜歡以誰能把他們踩在腳底下，作為認領英雄好漢或者偉大領袖的標準。這與其說是毛澤東不夠仗義，杜月笙不夠流氓，不如說是國人尤其是紅朝墨客，養成了受虐的嗜好。
　　比民國名士章士釗、楊度更為性情的，是集革命元勛、學界泰斗和文化宗師於一身的章太炎。要說心高氣傲，章太炎在民國精英當中，可謂首屈一指。當年曾指著袁世凱的鼻樑骨厲聲痛斥，又曾因政見不合與孫文分道揚鑣。蔣介石託人包起五萬大洋送上門去，拒不接納。然而，如此一位誰也無法左右的獨立特行豪士，與杜月笙天然惺惺相惜。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比之於司馬遷《俠客列傳》，不僅更為古雅，而且妙趣橫生。
　　杜之先出於帝堯，夏時有劉累。及周封于杜，為杜伯。杜氏在漢世有御史大夫周，自是至唐世為九望，其八祖皆祖御史大夫，唯宋世有祁公衍，實家山陰，江南之杜氏自是始著也。末孫鏞自寒微起，為任俠，以討襖寇，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傑皆宗之。
　　彷彿是預料到後世會有標勁十足的紅朝墨客狗眼看人，太炎先生特意將杜家的淵源上溯到帝堯，再列入伯爵行列，並且及至漢唐依然顯貴。而所有這些鋪墊，都是為了突出杜月笙今生今世的功德。其遣字造句比當年寫《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還要考究：寒微起，為任俠，討襖寇，字字千鈞，擲地有聲；最後歸結于「有安集上海功，江南北豪傑皆宗之。」。
　　一篇古色古香的《高橋杜氏祠堂記》，與其說是顯示了學問，不如說是展露了老子《道德經》所說的嬰兒般的童心。這樣的文字，不要說紅朝墨客寫不出來，即便是五四當年的北大教授如胡適、陳獨秀，都寫不出來；就連章太炎的諸多弟子，如魯迅、周作人和錢玄同那樣的《新青年》主筆，或者如黃季剛、沈尹默、馬幼漁、沈兼士等諸多北大教授，也一個都寫不出來。後人只知當年的北大如何輝煌，但鮮知那些個響噹噹的教授，亦即讓梁漱溟當年望而生畏的一個個牛人，大都是章太炎的浙籍弟子。倘若說，當年是那樣的教授班底造就了北大的輝煌，那麼必須補充一句，章太炎乃是那個班底的業師，可謂是當年北大的祖師爺。而章太炎與諸多弟子的高下立判之處，便是章太炎寫得出《高橋杜氏祠堂記》，其弟子們一個都寫不出。若要問天底下還有哪個泰斗宗師級別的人物寫得出來，答案是，陳寅恪。證據是，《柳如是別傳》。
　　章太炎為杜月笙寫祠堂記，與陳寅恪為柳如是寫傳，可謂異曲同工。都是非常之人寫就非常之文。民國時代的文化宗師，其人文境界能夠抵達到如此深湛的地步而又能羚羊掛角、踏雪無痕的，也就是章太炎和陳寅恪。倘若再要數出一個，那就是先前自沉昆明湖的王國維。人文的高度，有時候不是經由高深的學問、而是通過看上去很不起眼的，甚至可以被無知無畏者當作笑談的細節，體現出來的。能識別出杜月笙的不同尋常，就像發現柳如是的意味深長一樣，前提都在於，慧眼獨具。讀明史要讀出柳如是的非同一般才算得上透徹，讀民國時代，能否讀懂杜月笙這樣的人物，乃是衡量一個學人是否達到了一定深度和高度的標準。
　　行文至此，人們應該明白，區區為何在《八十年代中國文學歷史備忘》里那麼的不以李歐梵的《上海摩登》為然。因為李歐梵根本讀不懂海上孟嘗邵洵美那樣的人物。寫民國時代，不懂海上春申杜月笙等於不懂民國歷史；寫民國時代的上海文化，倘若不懂海上孟嘗邵洵美、當時上海灘上最見性情的文人，怎麼可能寫出當年的摩登上海？讀懂海上孟嘗與讀懂海上春申，乃是一幣兩面。能讀懂杜月笙，自然就能讀懂邵洵美，反之亦然。李歐梵雖然有幸逃脫了長於紅朝一劫，但其致命的俗氣又恰好在於，喜歡混跡于紅朝墨客群里。那是一個非常平庸的人群。以那樣的平庸，既讀不懂章太炎的《高橋杜氏祠堂記》，也讀不懂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在哈佛當過教授，不等於肯定不會患有文化弱智之疾。
　　僅從一篇《高橋杜氏祠堂記》就足以想見，倘若活到紅朝，章太炎絕不會像梁漱溟或熊十力那樣，向新主頂禮朝拜。可以說，陳寅恪能做到如何決絕，章太炎只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文化宗師的難以企及，並不全然在於學問如何高深，通常更在於處世如何出俗。不認梟雄不拜朝廷，是出俗；為義氣相投的朋友寫祠堂記，也同樣是出俗。宗師之筆，向來只為摯友一吐相知衷腸，不管對方出自豪門還是寒門；從來不會向朝廷投石問路，不管處境如何艱難和落魄。跟在主子，不管是舊主還是新主後面，屁顛屁顛的學人，不可能是宗師級別的大家。這也是遺世獨立之人與渾渾噩噩之庸眾的區別所在。要道破國人的可憐，其實非常簡單，根本不需要分析什麼國民性，因為其可憐就在於：寧可相信《東方紅》，也不願相信杜月笙。
　　要說到《東方紅》和杜月笙的區別，應該在於，一者是獨霸天下，一者是協商分享。杜月笙能夠在那個英雄豪傑風起雲湧的民國時代，享有如日中天的威望，全然在於行事為人的獨具一格。民國政治，風雲變幻，然你死我活的因襲心理卻依然如故。杜月笙的脫穎而出，不在於比別人更流氓，而在於給對手留餘地。在一部晚近中國歷史上，杜月笙是極少數懂得互利雙贏的政治家之一。另一位有如此心胸的人物，便是曾國藩。中國的政治，倘若要獲得什麼進步，不需要旁徵博引，只消一句話，便可說清楚：從你死我活，到謀求雙贏。中國政治的痼疾，就是陷在你死我活的爛泥坑裡。哪一天，中國的政治家們在給對方留有餘地上達成共識，那麼其政治格局就會全然改觀。給對方留餘地的政治方式，其歷史先驅，晚清有曾國藩，民國有杜月笙。
　　博學過人、目光如炬的章太炎，不是不知道拉祖宗做大旗的無聊，但他就是要給杜月笙那樣的榮耀。因為章太炎深知杜月笙的價值。章太炎痛恨獨霸天下的梟雄，無論是袁世凱的稱帝，還是孫文的非常大總統，骨子裡都是想獨吞；美其名曰：一統天下。章太炎一概不予認同。更不用說素有獨夫品性的蔣介石，當年以欠光復會的一筆血債出道，暗殺了章太炎的戰友陶成章。在梟雄橫行的年代，章太炎驀然回首，發現了具有另一種政治品性的杜月笙。其內心深處的感慨，可想而知。章太炎從來不曾公開撰文抨擊革命成功后的諸多梟雄，但這並不等於沒有自己的異議。千言萬語，不動聲色地化作一篇古奧的《高橋杜氏祠堂記》，悲涼欣喜，盡在其中。此記於時局時政，不著一字，卻盡抒胸臆。盛讚杜氏，反過來一讀，卻是痛詆獨夫，睥睨所有視天下為己物之梟雄。其奧妙與陳寅恪禮讚柳如是，如出一轍。世人讀懂了，也就領略了什麼叫做羚羊掛角，踏雪無痕；倘若讀不懂，那也不能歸咎於章太炎太過古奧。順便說一句，也許蔣介石讀懂了，要不然，抗戰勝利后不會那麼刻意冷落杜月笙。蔣介石不會不知道，過河拆橋乃小人品性。
　　倘若說，杜月笙的精彩在於行事留餘地，那麼另一個上海人的有口皆碑則在於，為人不設防。想當年，此人叱吒風雲之際，上海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但上海諸多的地名和命名，卻大都是沐浴了他的遺澤。春申君，黃歇。申城申江申報，江陰的黃山和分隔浦東浦西的黃浦江，僅就這些個命名而言，春申君黃歇幾乎成了上海的標記性祖宗。出自楚地的黃歇，行事做人，毫無後來湖南人的鬥狠刁蠻；相反，充滿後來上海人的通情達理，並且極具伲本地人臨危不懼、處驚不變的氣度。因此，將春申君黃歇稱作最古老的上海人，不算誇張。至於杜月笙當年被譽為海上春申，也並非偶然。這不是見諸文字的聯接，是一種生命品質和文化氣脈上的承繼和相通。
　　戰國四公子之一的黃歇，當年的輝煌，毋須贅言。再說，春申君不像杜月笙那樣，因為起自草根底層，又沒能做成皇帝國相，而備受爭議。貴族後裔，一國之相；門客三千，權傾朝野；所有這些，都足以讓勢利的國人，趨之如騖，諛詞如潮。據說，二00二年申博成功慶祝，滬上人眾歡天喜地的唱起了《告慰春申君》，似乎多少有點《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意思在其中了。更無須說，各類學者紛紛考證，春申君到底屬於何方人氏，弄得那些個學究也因此得以追蹤黃歇足跡，榮耀得不行。
　　世人有關春申君的微詞，恐怕在於不夠老謀深算，不夠心狠手辣。這倒不是紅朝墨客的見地，而是漢唐文人的共識。司馬遷在《春申君列傳》里，講完黃歇的故事之後，發表如此一番議論：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唐朝詩人杜牧在《春申君》一詩中感嘆：烈士思酬國士恩，春申誰與快冤魂。三千賓客總珠履，欲使何人殺李園？
　　另一位唐朝詩人張祜也有詩《感春申君》如次：薄俗何心議感恩，陷容卑跡賴君門。春申還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
　　又是當斷不當，又是何人殺李園，無人殺李園，彷彿黃歇殺了李園就更像黃歇似的。殊不知，春申君要是真殺了李園，就不是春申君，而是毛澤東了。在毛澤東手裡，不要說一個李園，哪怕一百個、一千個李園，都會被殺得乾乾淨淨，並且還滴血不沾。司馬遷寫《史記》的文筆是一流的，但史識卻是三、三流的。至於那兩位詩人，更不消說了。杜牧竟然有本事把亡國歸咎於煙花女子，有道是「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連魯迅都知道，把亡國歸咎於文人和女子，乃是一種怯懦者的偏見。
　　戰國時代，人心雖然被戰亂和沒完沒了的宮廷權謀弄得相當陰暗，但還不曾陰暗到《三國演義》那樣的程度。嬴政的一統天下，雖然是個強橫勝出的例子，但畢竟還是國與國之間的角逐。及至劉邦戰勝項羽，才真正開始了流氓打敗英雄的歷史；這與李園暗算黃歇，大同小異。世人的荒唐在於，不去責怪項羽為何在鴻門宴上放過劉邦，而糾纏于黃歇為何不殺李園。原因其實也很簡單，因為劉邦做了皇帝，所以就不再是個小人，而是搖身一變，成了高祖。但李園陰謀得逞之後，並沒有因此做成開國皇帝，結果只好繼續排在小人的隊伍里。後人譴責小人的勇氣是有的，但少有把皇帝說成小人的膽識。無論是司馬遷，還是杜牧、張祜，都只看到小人得逞，沒有看到君子之所以是君子，是因為使不出小人的伎倆。從權謀的角度來看，黃歇確實像後來的項羽一樣傻氣；但就為人的品性而言，黃歇之所以是君子，就因為不會殺掉李園，一如項羽之所以是英雄，乃是因為不會在鴻門宴上擊斃劉邦。政治的霸業要用成敗作論，人文的品性正好相反，非但不以成敗相論，而且越是光明磊落，越顯出君子本色，越具有英雄氣慨。在為人上設防與不設防之間，小人永遠設防，時刻設防；君子，或者說，英雄，永遠不設防，時時刻刻不設防。否則，還有什麼友誼可言，還有什麼朋友可交？就算是利益的需求，還有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則。春申君黃歇到底屬於湖南，還是屬於上海，其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作為一個上海本地人，區區所認領的，是春申君在為人上的不設防氣度，而不是那種寧可我負天下、也不讓天下人負我的湖南痞子心理。被世人譽為海上春申的杜月笙，也是認領了這樣的為人氣度。就像從牢房裡放出來的陳獨秀，讓盤踞在延安的毛澤東有些吃不消，不得不找出各種借口，甚至不惜造謠，阻止陳獨秀到延安，回黨內；蔣介石也同樣吃不消杜月笙的人緣人氣和人脈，暗中使絆子，不讓杜氏出任上海市長。然而，假如歷史再退回去重演一遍，杜月笙照樣會為蔣介石兩肋插刀。本性使然也。君子和小人，就是相差在這一層。至於讀懂了其中道理的世人國人，願意認領哪一種人品，只能青菜蘿蔔，各有喜好了。
　　海上春申君杜月笙，是典型的上海本地人。雖然本地人當中也同樣不乏勢利之徒，但區區卻願意將上海本地人看作是黃歇的傳人，是那個就算知道李園圖謀不軌、也不會揮刀殺之的春申君的傳人。杜月笙的行事留餘地，春申君的為人不設防，應該成為上海本地人行事為人的圭臬。倘若說，高貴通常要付出代價，那麼只能說，正因為有了代價，才能叫做高貴。沒有代價，何為高貴？平日里讀讀錢鍾書，說說《管錐編》，能算作高貴么？而沒有高貴的人文品質，就算勤奮出點學問，也只是附庸風雅；說到底，鄉愿而已。
　　當然了，高貴的代價，也確實讓人望而生畏。王國維是投湖自盡，陳寅恪是壁立千仞，杜月笙客死香江。一代英豪臨終之際，手頭拮据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物換星移，人文環境和國人心理，卻依然如故。區區的同窗胡河清，跳樓身亡。區區至今有家難回，有國難歸。就算有朝一日能夠回去探視，也早已人事昨非，滄海桑田。浦東老家南陸家橋，早就變成了一片碩大的新村小區。昔日的田野、村莊，河流，消失殆盡，彷彿從來不曾有過。
　　有時想想，能夠在險象環生的環境里倖存，或許是因為區區生性愚鈍。嬰兒棄地，虎狼不食；當然，雞狗就難說了。由此想起，印度禪師奧修在《金色的童年》里的自述，說是離去時有覺知者，回來時有選擇。奧修選擇了一個平民的家庭，因為那對成為他父母的伉儷，相當和睦，從來不吵架。區區年長之際，家嚴一再抱怨，儂應該生勒拉教授屋裡廂。殊不知，正是因為長於草民之家，所以有個庇蔭。否則，一不小心就可能成了遇羅克。有人因此作詩：星星般的彈孔中，流出了血紅的黎明。那個黎明究竟有沒有流出來，區區不清楚。但那個詩人，據說已然洗盡鉛華。高貴，真的很不容易。
　　天色將晚，四下無人。也讓區區到廊檐底下打個瞌睡。休息片刻，再繼續敲更。
　　二0一0年二月二十八日寫于哈德遜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