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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寫道:第一章：共產黨皆變成殺人搶劫犯罪團伙的歷史與理論分析
提要：我在1984年曾指出：「如果西方研究馬克思的水準是研究生的話，蘇聯僅有高中水平，而中國則只有小學水準」。此種情形迄今並無實質改變。本文令人信服地深刻揭示了當權共產黨無一例外皆演變成殺人犯罪集團的歷史與理論根源，作者是法國研究共產主義運動的專家，除了精通馬列原著外，對其他著名共產主義理論家的著作也相當精通，文中大量引證原著論證列寧及其他蘇共黨魁的蠻不講理，胡說八道；同時列舉了「修正主義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充滿智慧理性與遠見卓識的評論，值得每位關心中國前途與命運的國人一閱。
作者指出：列寧的恐怖是針對所有的政黨和社會各階層；貴族，資產階級，士兵，警察，憲政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黨，及整個平民，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待遇尤其壞。列寧創新之處在於不僅那些不與其同路者是反對我，而反對我的必須死！此外，列寧擴展這一原則到政治王國以外的全社會廣泛的領域。恐怖涉及雙重變異：對手被首先標籤為敵人，然後宣布其為罪犯，導致將他從社會上排除出去，排除社會很快又變成消滅。敵友之間的辯證關係不再能滿足解決極權主義的根本問題：尋找經凈化的不再含敵意的重新組合的人類，通過馬克思主義摩西式的計劃，將無產階級重新組合成新人類，並清除任何不符合新世界要求的分子。在一個相對短的時期內，社會從政治鬥爭邏輯進展到排它階段，然後進入清除意識形態階段，進而至消滅不純成員階段，最後便是對人類的犯罪。
列寧與所有的共產黨人一樣仇恨知識分子：「那些二流知識分子及其資產階級走狗，自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大腦。他們不是國家的腦袋，而是狗屎！」 列寧說「在現實中，國家僅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因此他辯稱：專政的本質乃是：「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1]列寧接著說「蘇維埃政府的無產階級民主是一種形式，已經發展和擴大了史無前例的民主，確切地說，它是最廣大的人民，被壓迫的勞動的人民的民主」。
托洛斯基在《為恐怖主義辯護》中稱：「革命暴力業已成為必要，是因為歷史的即時要求，無法找到一條通過議會民主機構的途徑」。他接著舉證說：「無產者是歷史上升階級。。。今日資產階級是落沒的階級。在生產中它已不再起著核心實質的作用，且用其帝國主義的掠奪方法，正在毀滅世界的經濟結構和一般的人類文化。儘管如此，資產階級的歷史執著性仍然是巨大的。它具有將整個社會拖回至深淵的威脅力量。我們被迫粉碎這個階級並將他們拋棄。紅色恐怖是一種武器，用於對付具有巨大破壞性，但又不願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階級。」 「它能且須解釋在內戰中我們擊潰白軍，以使他們不能毀滅工人。因此，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毀滅人的生命，而在於保護。。。必須使敵人變得無害，在戰時這意味著必須消滅之。對於戰爭中的革命問題，取決於摧毀敵人的意志，迫使其投降並接受征服者的條件。。。誰將統治國家的問題，亦即，有關資產階級的生與死，將取決於雙方，而不依賴於憲法條文，而是使用所有的暴力手段。」
內查也夫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挂，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病態的社會應分成幾類：第一類是那些必須立即殺掉的。。。第二類是那些允許繼續活下去，以便其惡行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義」。
巴古寧寫道：「在革命兄弟之間，我們行動的基礎應當是真實，誠信和信任，撒謊，欺詐，神秘，必要的暴力只能用於反對我們的敵人。。。而你陷入了馬基佛利的詭計，你用此種方法來營建組織。最終你用對付敵人的方式來對待你自已的朋友。」
考茨基認為：「兩種社會主義運動。。。是兩種基礎不同的方法的衝突：民主和專制獨裁的衝突。兩種運動看上去有相同的目標：通過社會主義和人道主義解放無產階級，但是其中之一採用的方法是錯誤的，極可能導致毀滅；通過充分的討論爭辯，我們堅定地選擇民主。獨裁專制並不要求反駁對方相反的觀點，而是強制壓制令對方閉嘴。因此，民主與專制在討論爭辯的開初更不可調和。一方要求的，便是另一方壓制的。」「少數人的專政，經常發現一支絕對服從的軍隊是其最強大的支持者；但是它越依賴武力取代多數人的支持，它就越走向反面，訴求暴力代替拒絕他們的投票；內戰成為調整政治和社會爭議的方法，在完全的政治冷漠或失望未佔上風之所，少數人的專政經常會受到武裝攻擊或持續的游擊戰爭。。。獨裁專制者就會陷入內戰，生活在被推翻的持續危險之中。。。在內戰中，各方均為生存而戰，失敗者面臨被滅絕的威脅。這一事實的意識正是為何內戰會如此殘酷的原因」。「確切地講，我們的目標不是此種社會主義，廢除每一種剝削和壓迫，直接反對一個階級，一個政黨，某種性別，某個種族。。。如果我們證明。。。無產階級和人類的解放，唯有基於毀滅私有財產基礎上才能取得，我們將拋棄社會主義而無損我們的目標。」 「共產黨用的詞彙都是極富彈性的，使當權者得隨心所欲隨時將任何他不喜歡的人，排除出人類之外加以消滅」
斯登伯格評論布黨使用的「國家恐怖的方法體系」時指出：限製革命中的暴力的中心問題：「推翻舊世界，代之以一個相同的舊的惡，留在其機體內的新生命，一個被相同的舊的原則污染了的生命，意味著社會主義被迫在決定性的鬥爭中，作出決擇：使用舊模式的沙皇和資產階級的暴力還是選擇革命暴力。。。舊模式的暴力僅是為了保護奴隸制，而新暴力則是通向解放的痛苦歷程。。。這是我們應當作出的決擇：我們應當控制暴力以便確保終止暴力。因為沒有其他手段制止暴力。這是傷害革命的道德空缺。這是中心難題，該衝突不可避免成為更多的衝突和苦難之源」。他接著說： 「象恐怖，暴力，在影響勝利者和社會其他成員之前，將時常首先腐蝕征服者的靈魂。」
史利亞尼科夫當場質疑列寧：「你昨天確認，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按馬克思意義論，在俄國並不存在。請允許我祝賀您，代表了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階級管理和行使獨裁專制權力」！
托德洛夫論證：「敵人是為恐怖尋找的最大借口，極權國家需要敵人才能生存。如果缺少敵人，它們就製造敵人。一旦被標籤為敵人，他們便受到無情的對待。。。成為敵人是與生俱來不可改變的烙印。。。猶太人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是因其身份受迫害；共產主義迫害亦然。它要求迫害（或在危機時刻屠殺）資產階級，屬於該階級足夠；根本無需做任何事情」。他提及極權主義的起源時指出：「是科學主義而非人道主義幫助建立起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科學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限於通過所謂科學的必然性（生物或歷史的）賦予行為的正當性：一個人必須是科學主義的信徒，即使它是『瘋狂』或『狂暴』的科學主義，相信完美的社會改造，因此相信通過革命的手段，符合某種理想進行社會改造的可能性。」
布洛斯塞特對獸化人類的過程下如下結論：「極權主義的詩人和屠夫們，首先是從他們使用的語言暴露自已。莫斯科劊子手們的『清洗』與納粹謀殺者們所使用的『解決』密切相關，是蘇聯精神與文化災難全景不可分割的某種語言微觀現象。人類生命的價值崩潰，分類的思想（人民的敵人，叛徒，不可信賴的分子）取代道德思想，納粹屠夫的理論與實踐中，將他人獸化，凈化和防止傳染的念頭並無法與世隔絕，與種族觀念密切相關。它用超人和劣等種族來將社會人種等極化。但是，1937年蘇聯有關種族的理論，極權主義方式有所不同；它是將其他人完全獸化，因而在此種政策下任何事物均絕對化，從而付諸實際便成為可能。」
科拉斯基認為：「那種我們所見到的世界已腐敗透頂無可救藥，因此世界將按照某種意志變得完全，完美，最終徹底解放的觀念，乃是一種人類精神最瘋狂的變態。。。當然此種變態並非我們這個時代的新發明，但我們應當承認，宗教思想，輕視所有的市俗價值，讓位於超自然空間的力量，要遠比那種教導我們能夠保證救贖，從地獄的深淵躍向輝煌的天堂的說教，遠不那麼荒唐。」
倫那在其《哲學對話》中指出：「在無神論社會確保自已擁有絕對權力者，不是對那些有神信仰者的威脅，而是創建了一個真實的地獄--集中營，以懲罰反抗者，並恐赫嚇唬所有其他人；喪失良知，完全忠於政權，完全拋棄道德的秘密警察，變成隨時準備實施各種殘暴行為的服從機器。」
馬列主義純屬禍國殃民的歪理邪說，共產主義者有如下共同特徵：共產黨政權全部蠻橫無理，唯我獨尊，妄自尊大，根本不敢也無法進行公開充分的討論爭辯，而只會濫用暴力恐怖欺騙謊言試圖強迫他人接受其觀念；共產黨政權全部是依賴秘密警察對全社會進行特務極權統治；共產黨政權全部從不敢進行公平競爭，從不遵守公平遊戲規則，皆不擇手段比賽厚黑流氓術；共產黨政權皆信奉暴力論，因而濫殺無辜幾成必然；當權共產黨人皆極度無知且極度狂妄，他們均仇恨真正的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共產黨政權全部瘋狂迫害工人農民及平民大眾；共產黨暴政皆迫害宗教教會及其信徒；共產黨國體制皆強行國有化和集體化，導致經濟落後，製造大飢荒；共產暴政皆對其國民進行過至少一次公然大搶劫，即搶劫地主富農資本家的財產；共產黨國體制皆對各國傳統文化文明進行過毀滅性破壞；共產黨國家皆造成國民精神道德淪喪，官員貪污腐化墮落，全社會各行各業欺詐虛偽盛行。簡言之：徹底終結共產黨暴政是這個時代的最強音！
2010年3月14日

共產黨皆變成殺人犯罪團伙的歷史與理論分析
作者：Stephane Courtois 編譯：郭國汀
為什麼現代共產主義運動，自1917年始，幾乎立即成為一個體制性血腥殘暴專制獨裁的犯罪體制？個體暗殺和群體屠殺是所有共產黨政權犯罪的真實畫面。
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是所有現代共產主義的搖藍。整個19世紀，基於法國革命的經驗，主導了暴力革命的理論。1793-1794年法國革命的極端暴力表現為三個顯著特點：最殘暴的是「九月屠殺」，在巴黎1000餘人被暴民殺死，既未受政府干預，也沒有任何政黨組織指揮。最著名的是由人民委員會監督,由革命法庭審判，在巴黎將2625人送上斷頭台，在其他各省16600人被砍頭。長期被掩蓋的是由共和國旨在鎮壓起義的「最可惡的縱隊」實施的恐怖，共殺害了數萬名無的不知名的人。但是儘管有幾個月的血腥恐怖，其僅是法國革命悠久歷史中的一段插曲，最終的結果創建了一個憲政民主共和國，選舉產生的議會，真實的政治辯論。當羅伯斯比爾被罷免后，革命恐怖便終止了。
在許多方面，法國革命的恐怖預示了蘇聯共產黨的許多實際恐怖。羅伯斯比爾奠定了列寧恐怖的第一塊基石。法國大革命會議宣言稱：「懲罰祖國的敵人，我們必須分清誰是敵人：但我們不是要懲罰之，而是要消滅之」。
馬克思強調暴力，併為「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辯護，但他是從一般視角而非將暴力作為某種針對特定人民的制度性的計劃。馬克思有關恐怖作為暴力解決社會衝突手段的論述含糊不清；同時，馬克思嚴厲批評巴黎公社導致2萬余名工人死亡的災難性的經驗。在第一國際早期的爭論中，馬克思反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巴古寧（Mikhail Bakunin）。
議會民主的迅速發展，代表了社會主義者策略的一種新的和基礎的要素；1910年大選，國際工人黨法國支部獲得74個席位；另有30個獨立社會主義侯選人入選。德國社會主義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擁有100萬成員，110位眾議員，220省議會代表，12000市政議員，89名其他代表。英國勞工運動也組織良好。社會民主黨在斯康德納維亞北歐國家迅速發展。
19世紀末，一位最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伯恩斯坦（Eduand Bernstein）與一位偉大的馬克思著作翻譯家考茨基（Karl Kautsky）皆指出資本主義並未出現馬克思預言的衰退跡象，因此應當採用漸進與和平的方式朝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工人階級應當學會公民與自由的進程；1872年馬克思曾表示期望在美國、英國和荷蘭可以採取和平方式革命。對馬克思這一觀點，恩格斯於1895年在馬克思的《法國階級鬥爭》第二版前言中作了進一步闡揚。
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和辛迪加主義者）和極左派仍強烈反對所有議會民主，而主張通過暴力手段奪權。但第二國際在一戰前夕，採納了一系列和平解決方案。
極左的列寧布爾什維克黨，雖源於歐洲馬克思主義傳統，但亦有沙俄土地運動革命之根。整個19世紀該革命運動與暴力活動密切相關。內查也夫（Sergei Nechaev）是其中最崇尚暴力者；首任契卡頭子多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y）即以他為樣板。內查也夫1869年在（Revolutionary Cutechism）定義革命者「是一個已經丟失的人。他沒有特殊的利益，沒有私人的業務，沒有個人的牽挂，沒有財產，甚至沒有姓名；他的所有的一切都被一件事吸收而排除所有其他，一個單一的思想，一個獨特的熱情----革命。在深層的存在，而不僅是言語，而且他的行動，他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做革命者」。「病態的社會應分成幾類：第一類是那些必須立即殺掉的。。。第二類是那些允許繼續活下去，以便其惡行僅是加速激起人民起義」。[2]
[1] V.I.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Renegade Kautsky(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52) pp.32-33, 20.
[2] Michael Confino, Violence dans la violence, le debat Bakounine Netchaev( Paris Maspero 1973) pp.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