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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東蓀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舉中投了毛澤東唯一的反對票, 張東蓀一生的悲劇性命運在《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與他的時代》一書中得到了纖毫畢現的書寫。對於該書推論的前提之一（張東蓀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選舉中投了毛澤東唯一的反對票），澳大利亞學者孫萬國提出異議，但這並不影響該書作為我們了解張東蓀以及張東蓀所經歷的時代的價值上的重要性。張東蓀的悲劇的根源之一在於，他所信守的自由主義理念是以個人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根基性的人權為核心價值的，與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立國價值格格不入。這一套價值貫徹張一生的始終，從未有過根本性的讓步、變異與蛻化。他曾說：「我們雖則很愛護政治的效率，但我們卻更愛護思想的自由。以為無政治的效率則行政失其意義；但倘無思想的自由，則國家失其靈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建國之前，張可謂一個積極的自由主義者，試圖以自由主義的方式規約政治權力，創生、演化出一個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其友俞頌華四十年代對張如是評價：「他是徹頭徹尾的一個自由主義者，他有獨特的見解與主張，他喜歡獨來獨往，特立獨行，而不願受任何拘束的。對於什麼政黨的所謂鐵的紀律，他是感到頭痛的。」正如著者所一針見血指出的，張東蓀的自由主義不僅是理念，更是實踐，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自由主義是有深厚學理基礎的，不是趕時髦的游談無根的理論符號。

這就決定了張的這種自由主義性格到了新中國以後的「格格不入」的命運。新政權是講紀律的，他卻愛自由，新政權是鬥爭的，他卻談寬容，新政權是要求表態的，他卻自認其人生態度為儒家式的，即立人處世問心無愧而已，而認為急於向人表白（尤其是向領導表白）是現代人的特性。這一切並不影響張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他對新中國的主權獨立和民族自主有著不容否認的認同，但這種認同隨著新政權籠罩一切的「洗腦」和「翻身」進程，而發生著困惑與掙扎。建國后，因為他在和平解放北平以及建國前與中共的合作，張東蓀得到了很高的禮遇。這種禮遇卻並沒有讓其「謝主隆恩」，產生一種臣民心態。他始終是一個人格獨立的公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種性格的自由知識分子，相較於紛紛寫信致最高領袖表忠心的各種大知識分子而言，在新中國的舊知識分子普遍犬儒化的歷史光譜中，顯得如此獨特，以致讓當局甚至同儕感覺如鯁在喉，必欲除之而後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