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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的懺悔　憤怒的控訴
——現身說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殺千萬同胞的秘辛
作者：陳沅森

【作者按】這裏敘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無須隱諱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實姓；須隱諱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內容提要】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曾經出現過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澤東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義；

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瘋狂「大躍進」、餓死4000多萬農民之後，形成了一個起義高潮和當局鎮壓高潮；

中共把這些人和這些小型組織定性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

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現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團」，完全是毛澤東荒謬絕倫的政策逼出來的；

中共把這種「思想異端」、「不同政見」的大量、小型人民起義（即政黨活動），視為威脅共產黨政權的頭號「罪行」，絕對不能讓他們聯合起來形成滾滾洪流，務必各個擊破，消滅在萌芽狀態；

中共享「組織反革命團體罪」與「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的罪名進行打擊，其打擊面之廣、打擊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遠遠高於殺人越貨、縱火投毒、強姦搶劫等刑事犯罪；

當年，只要敢於把常識、常理說出來，就是「反革命」；

中共享「國家機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資金、人力、物力來打擊、消滅這些單獨、分散的個人和幾個人的小組；

採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眾專政」、「突破薄弱環節」和「碉堡最容易從內部攻破」；

「群眾專政」實質上是通過洗腦、利誘、脅迫全體大陸人民成為共產黨的特務或線人，以捍衛毛澤東的權力為頭等大事和「光榮」任務；

如果破獲100萬個「反革命組織」，「碉堡」內就曾出現線人100萬人次，而「反革命組織」的數量遠遠超過百萬；

中共指使、鼓勵特務和線人「引誘犯罪」，把手無寸鐵的「思想犯」、「言論犯」、「良心犯」當作「真老虎」、「惡老虎」來打；

大約從1964年開始，中共實行「反革命組織罪」「首犯（發起人）一律處決」的新政策，原因是：「經驗證明，這些人死不悔改，刑滿釋放后，繼續從事『反革命』」；

當日常性、持續性的撲殺仍無法鎮壓反抗勢頭時，便開展「一打三反」以「運動」的方式大規模集中撲滅燎原之火；

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組織，統統在萌芽狀態就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毫不留情、一個不剩地消滅乾淨了；

中共認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辦幾個勞改工廠、勞教農場就是；

公安部門的「執法」手段為：極少量公開逮捕，大量「密捕」；

進一步採取「密訴」、「密審」和法院秘密判決，除極少數在破案過程中群眾已知曉的、「對廣大群眾具有教育意義」的典型案例張貼布告外，其餘一律不出布告，嚴格保密；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進行了大量秘密處決；

在「密捕」、「密訴」、「密審」、「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況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錯案；

時間跨度從1951年2月21日頒布《懲治反革命條例》開始，到1997年刪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後持續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刪除后，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顛復國家政權罪」，繼續迫害中國人民；

半個多世紀，前後一共關押、勞教、勞改數千萬「反革命份子」；

其歷年公開處決、秘密處決、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總人數，沒有統計數字，估計至少1000萬，可能達到2000萬；

黨、政系統全面特務化的中共，將「日常化、合法化殺人」作為「國家機密」，封鎖新聞，所有媒體一律不準報導……

中共政權對治下人民這種政治迫害和群體滅絕，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殺人最多的「國家犯罪」！

（1） 問題的提出：為什麼沒有「人民起義」？

我來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別與兩位華僑老學者進行了交談。他倆來自台灣，都是國民黨員，年過花甲，定居滿地可30餘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畢業、在西歐某大學獲得「博士」頭銜的老先生親共，去年曾應邀參加中國駐加大使館舉辦的「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座談會」。這位老兄侃侃而談「毛先生的文韜武略，不謀私利」之後，質問聽眾：

「你們說毛澤東壞透了頂，我不相信！那麼壞，人民為什麼不起來推翻他？中國大陸過去和現在沒見人民起義，可見他不像你們說的那麼壞。」

另一位McGill大學經濟系學士是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堅決反共。他說：「共產黨毫無信義，貽禍中華，我這輩子永遠不會相信他們！」話題談得比較深時，他皺著眉頭，帶著深深的遺憾問我這位在共產暴政下偷生52年的倖存者：

「共產黨、毛澤東十惡不赦，罪行累累，人民為什麼不起義推翻他們？」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會兒，然後一字一頓地回答：

「偶—語—棄—市！」[注1]

我向他解釋說：「在古代，自秦以來的暴政王朝，如果有兩個以上的人在街頭交頭接耳議論，就會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殺頭；在血雨腥風的毛澤東時代，即使是在自己家裡與朋友聊天，也會被鄰居「張著耳朵包打聽」的老大娘、老大爺偷聽去，輕則惹上牢獄之災，重則招來殺身之禍。

「在共產黨羅網緻密的統治下，不容許有街坊鄰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頻繁出入，不容許來歷不明的三朋五友經常聚會。國民黨時代是『茶樓酒肆，莫談國事』，茶樓酒肆以外的地方，談談國事，沒有密探，是安全的；共產黨時代則是『隨地隨時，莫談國事』，在自己家裡聚會聊天都不允許，哪能組織群眾掀起『起義』大潮呢？」

這位老學者聽了點點頭，表示略有領悟。

兩位年長的學者從正、反兩面提出同一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見解，有分析能力的學者尚且如此，更遑論一般普通民眾；年輕人就更不用說了，聞所未聞，匪夷所思。推而論之，西方人、西方學者，包括漢學家，都可能產生這樣的疑問：

「共產黨、毛澤東既然那麼壞，中國人民為什麼不齊心合力去推翻？」

這樣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看似簡單、實則非常複雜的重大問題，在我個人狹窄的視野和有限的閱讀範圍內，還沒有發現詳細研討、論證的專題文章，只有天才的學者楊小凱在《中國政治隨想錄》中有幾段生動的論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國政治極端黑暗，當局的經濟文化政策荒謬絕倫，稍有知識的人都會被這種昏庸無能刺激出參政的興趣：「讓我來治國，比這種搞法一定會好千萬倍。」當時很多人被划為「黑七類」，受到極不公平的歧視和迫害，「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情緒相當普遍，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把這類「革命」活動幾乎全從肉體上消滅了，一些優秀的從事革命的職業政治家被當局當作政治隱患而槍殺。這次大規模的鎮壓活動使我觸目驚心……社會現代化進程已使傳統意識的革命幾乎不再可能。

……在現代化鐵路運兵條件下，當年的武昌起義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現代化報紙、電台也使一個專制國家可以完全控制社會輿論……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楊小凱的上述論述極其精闢，概括了當年的殘酷現實。這裏重點要注意三句話：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國政治極端黑暗……搞政黨活動、會黨活動的多如牛毛……

小凱先生的用語是非常精確的，「牛毛」你數得清嗎？數不清。當年不是沒有「人民起義」，而是萌發了「數也數不清」的「人民起義」。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煙塵」，就把暴君隋煬帝滅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義」，為什麼沒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來——

第二句：這種政體有能力把政敵消滅在無聲的黑暗中。

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組織，統統在萌芽狀態就被中共公安機關破獲，毫不留情、一個不剩地消滅乾淨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眾多政黨活動由於官方的封鎖消息，絕大多數中國人包括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

「絕大多數中國人」和「世界輿論」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難怪上述兩位華僑老學者不知情了。

如果請楊小凱先生為此寫一篇專題，我想一定會洋洋洒洒，旁徵博引，精彩紛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凱先生年壽，這一問題在他頭腦中鮮活的答案隨著他英年早逝而灰飛煙滅。這樣，揭露這一問題真相的歷史重任就落在我們這些「后死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紹了街坊鄰里的老大娘、老大爺，協助共產黨進行特務統治的大致情況。那麼，人們要問：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爺怎麼會心甘情願充當中共的幫凶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對基層社會的設置和控制情況。(待續)


[注1]偶語棄市——又作「喁語棄市」，喁（yú），小聲說話。秦始皇焚書坑儒時頒布法令：「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殺頭），以古非今者族（誅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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