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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中的「斷網」悲劇-朱健國-3.pdf

　　「信陽事件」中的「斷網」悲劇

　　朱健國（深圳）

　　1959年的「初級互聯網」

　　2007年12月20日，「廣東突發重大事件公安可斷聯網」條例經立法機關通過公布后，立即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這一授權關閉聯網（含互聯網、手機網和QQ網）的特別法規，到底於民於國利弊如何，各方多在理論上和假設上爭論不休，愚以為大可不必，「一切當代事件皆有歷史根源」，只要以史為鑒，便可一目了然，水落石出。比如，餓死150萬人的 「信陽事件發展到1959年秋季，信陽地區公安、郵電部門曾受中共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之命，共同實施了一次長達二年的「斷網」行動。

　　人會奇怪，互聯網是1990年以後才有的高科技通訊方式，1959年發生「信陽事件」時，根本沒有互聯網啊？我說，起於1957年「反右補課」，成型於1958年謊言大躍進，高潮於1959年、1960年大面積餓死人、人相食，暫停於1961年春「民主革命補課」的五年「信陽事件」，那時的確沒有以電腦電子郵箱和手機簡訊等為標誌的互聯網，但是須知，那時有以郵政局（發寄信函的通信網）、電信局（電話電報的通訊網）組成的「初級互聯網」。互聯網雖然是在有了伊妹爾和手機簡訊才出現的新語彙，但人類以通信網和通訊網組成的「互聯網」，早在十九世紀郵政局和電信局問世時就已經形成，只不過那時的通信網和通訊網只能是「初級互聯網」。因此，1959年到1960年，信陽地區公安部門與郵電部門一起共同禁止信陽850萬人向信陽地區以外寄信和打電話、發電報，就是一次信陽地區公安實施的「斷網」行動，可稱「信陽事件」中的「斷網」階段。

　　迄今為止，真正可稱「信陽事件」全局性核心機密和指揮現場知情者的回憶錄，只有三篇文章，一是1993年春天，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近二萬字的《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刪節稿載《百年潮》1998年12月第6期）；二是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秘書余德鴻，在患賁門癌歷經八年的思索醞釀后，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了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載2002年卷《中國農村研究》，中國社科院2003年7月出版）；三是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極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萬八千字，未刊稿）。這三篇文章都證實，當年信陽地區公安的「斷網」行動確實存在，其大致過程如下——

　　長達二年的「斷網」行動

　　1959年2月開始，信陽地區出現了大面積農民缺糧逃荒餓死人的重大事件。許多百姓以為省委不知災情，紛紛寫信到省委求救，結果都被省委定為「右傾反動」，將信轉回信陽地委嚴肅查處，寫信者或大會批鬥，或逮捕法辦，或開除黨籍，或折磨致死。如信陽縣委有一個監委（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以「言官之責」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結果猛批一頓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和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認為，如果繼續讓信陽人自由向北京和外省透露信陽地區因缺糧逃荒餓死人的消息，勢必給「大躍進」、「三面紅旗」和毛主席臉上抹黑。信陽地區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是毛主席親自樹立的「中國第一公社」，河南省是大躍進的發源地和急先鋒，是毛主席搞「三面紅旗」的「樣板田」，其名譽事關毛主席的威望和中國的穩定與繁榮。於是乎，路憲文在吳芝圃支持下，為了不讓幹部群眾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專門開會讓公安和各郵電局把關，對長途電話和外寄信件，一律嚴格審查，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追查。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有一個村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就跑到外地給省委寄了一封信，請求省委救救信陽廣大農民。不料此信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並嚴厲查處。當時光山縣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縣大量餓死人，公安就讓郵電局的人回憶是誰送的信，一定要設法查出來。郵電局的人說好象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於是對全縣的女麻子進行「地毯式」排查，弄出許多冤案與笑話，讓一些飢餓者在恐懼中更快死亡（後來有人統計，50萬人的光山縣，餓死了一半人，達25萬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縣視察，小車被滿路的餓殍擋住無法開動，李先念禁不住淚流滿面，當年西路軍戰死17000多人，他都沒有流淚，眼前的情景實在是聞所未聞，慘絕人寰！

　　2007年12月9日晚，原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夫人李瑞英當面告訴我，雖然八十五歲了，她清清楚楚地記得，（19）60年春天，她到（信陽地區）西平縣搞救災，看到農民大量餓死和人相食的慘劇后，整夜睡不著覺，就想向在北京和老領導李雪峰（時任中央工業部長，1960年9月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寫信報告災情。為了穩妥起見，她先給李雪峰夫人寫信，信中僅說：請你儘快與我聯繫。但這封信沒幾天就被退回來。她才知道，雖然她身為地委委員、行署婦聯主任，卻也無法向外面寄信了，信陽公安部門不僅剝奪了農民寫信的權利，連地委機關的領導幹部也不能享受通信自由了。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61年。因為路憲文、吳芝圃直到1962年才真正受到處理。

　　「信陽事件」時的「斷網」行動，還周密考慮了「人際傳播」問題——如果信陽農民外出逃荒，這種行動一可以讓外地人知道信陽缺糧，二可能會讓外地人從信陽逃荒者口中獲得信陽大量餓死人和人相食的信息。由此，信陽地委又組織由公安牽頭、各級幹部參与，到各交通要道設卡堵截抓捕「流竄犯」——外出逃荒乞討的農民一概稱為「流竄犯」。至此，一個由禁止通信、通訊自由和外出逃荒自由的全面「斷網」行動，在信陽地區成功實施。

　　「信陽事件」的要害是信息封鎖

　　奇怪的是，「信陽事件」時的「斷網」行動雖然大獲全勝，但社會效益卻極其不妙。後來因家在信陽的老紅軍尤太忠、張體學、周俊鳴等幾個省部級高幹的「通天」呼籲，「信陽事件」大量餓死人的消息終於震驚中南海。據喬培華《周恩來與信陽事件》一文披露，1960年5月，周恩來從王從吾的報告中得知「信陽餓死７０多萬人」消息，隨即向毛澤東報告，第二天周恩來奉旨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麼大的事，原來沒有一個人彙報，中央不知道。周恩來後來才知，之所以中央不能及時知道「信陽事件」，是因為河南省委和信陽地委實行了嚴厲的「斷網行動」。這就讓鄧穎超雖然是信陽地區光山縣人，也長久得不到一點真消息。

　　儘管周恩來一面緊急調糧救災，一面立即派出以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為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的強有力中央工作組，率領幾十人星夜趕往信陽，終因錯過最佳救援時機，「信陽事件」最後官方的統計數是「非正常死亡一百五十萬人」（據前信陽地委統戰部副部長魯嘉賓說，原信陽地委統計幹事何佩芳生前向他提供：因為一個領導說六十歲以上餓死者都算正常死亡，要扣除數字，所以後來只上報了105萬人）。

　　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信陽事件」的要害是大面積餓死人和人相食問題，但弄清楚「信陽事件」中的「斷網」行動后，才明白，其實「信陽事件」的要害問題只是一個信息封鎖問題，專制者和酷吏既不想自己說真話聽真話，也禁止百姓說真話聽真話。「信陽事件」如此，「反右傾」如此，「大躍進」如此，文革如此，1990年代中期的河南上蔡（原信陽地區）艾滋病蔓延成災，仍然如此，皆與形形色色地「斷網」剝奪人們的知情權與表達權有關。由於現行體制的「斷網思維」始終如一，所以五十年來，「信陽事件」只有「逗號」，沒有「句號」，有過暫停，從未終結。

　　今日人們的主要通信、通訊方式是互聯網。今日廣東省人大批准「地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為保護計算機信息安全,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危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及社會穩定的緊急情況下,可以採取二十四小時內暫時停機、暫停聯網」的「斷網」行動，會不會導致當年「信陽事件」的「斷網」悲劇？二者有何本質不同？

　　李銳先生呼喚「科學發展觀的前提是科學歷史觀」，否則便又可能出現「偽和諧大躍進」。本文意在科學地探討中國「斷網」史，謹盼智者不吝賜教。

2007年 12 月22日 于深圳 早叫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