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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臨終前懺悟：「歷史的誤會」(圖)
2010-12-02 20:39
來源： 大紀元


瞿秋白
中共黨史專家司馬璐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瞿秋白傳》中寫道：「瞿秋白的故事，在某些方面頗有點近似『浮士德與魔鬼』的故事，瞿秋白，本是個善良的知識份子，只因為要滿足個人的某種慾望，被魔鬼知道了，於是魔鬼就要他交出了自己的靈魂。」
瞿秋白（1899～1935）是繼中共第一批領導人陳獨秀之後的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1935年5月17日至22日，他在臨終前完成了《多餘的話》的自我告白：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這「最後的最坦白的話」，表明了瞿秋白公開脫共的立場，他從魔鬼手中奪回了自己的靈魂。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被稱為「驚世駭俗」。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篇「供批判用」的文章被稱為「瞿秋白叛黨宣言書（自白書）」。
當中共領袖是「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在「代序」中說：「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余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瞿秋白說，他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与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
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是「更重要的誤會」
瞿秋白在「我與馬克思主義」章節中坦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份：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從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
「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地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虛名。」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份的是研究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
「……而我的那點知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階級的反布爾甚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瞿秋白稱自己的人生是一出「滑稽劇」。他在最後的「告別」中寫道：「一出滑稽劇就此閉幕了！……一個平心甚至無聊的『文人』，卻要他擔負幾年的『政治領袖』的職務。這雖然可笑，卻是事實。這期間，一切好事都不是由於他的功勞——實在是由於當時幾位負責同志的實際工作，他的空談不過是表面的點綴，甚至早就埋伏了後來的禍害。這歷史的功罪，現在到了最終結算的時候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為我的痼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司馬璐：慎重選擇自己的道路
在史學家司馬璐的筆下，瞿秋白的人生不是「一出滑稽劇」，而是一個「大悲劇」。
司馬璐在《瞿秋白傳》中說，瞿秋白走了一生冤枉的路，他的最大的悲哀是：他是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自由主義作戰；他是一個具有人情味和溫情主義氣質的人，他的黨要他同這些非布爾甚維克的意識作戰；他是一個竭力想做君子的人，然而，他的黨，一個極權主義的黨，在政治上是只問立場，不問是非的；為了黨的利益，任何骯髒的手段，都是被認為合理的；那些當面稱「親愛的同志」，背地裡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排擠摩擦，過河拆橋，在黨內，在同志間是習以為常的；這個黨，人與人之間，同志與同志之間，只講政治利害與利用，一個「職業革命家」，必須冷酷地，無情地扼殺自己的人格與個性。瞿秋白偏偏是個重感情、重道義的人……
司馬璐寫道：「瞿秋白最後的覺醒，雖然來不及挽救他的生命。但是，他的一生的故事，他在臨死前所說的一些極其沉痛的懺語，對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慎重選擇自己的道路，極有意義。中國的左翼青年們，瞿秋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不正是你自己的影子﹖」
在《瞿秋白傳》的結語中，司馬璐發出吶喊：「希望這樣的悲劇，在歷史上不再出現了。」

此書可以跟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相對照著看

誰是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讀陳永發《延安的陰影》

作者：余傑

近 二十年來歷史學界關於延安整風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兩本，一本是大陸學者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本是台灣學者陳 永發的《延安的陰影》。前者以毛丄澤東在中丄共黨內的崛起為主線，從井岡山、瑞金、長徵到延安，剝繭抽絲地揭示了毛丄澤東如何通過逐步實現對軍權和秘密特 務系統 的絕地控制，從而戰勝了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張國濤、王明等黨內的競爭對手，在中丄共奪取政權之前成為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一言九鼎、無人制約的領袖。另一 方 面，通過延安整風，毛全面清除了中丄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丄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丄共的「俄化」氣質，進而將中丄共變成其私人政黨、將毛丄澤東思 想變成最高 的、也是惟一的意識形態，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一九四九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而後者則更多從延安整風過程中的一些個案入手，如 王實味「托派、日本特兼國特」案、張克勤「紅旗黨」案等，分析了整風、審干、反特等一套毛丄澤東發明的獨一無二的政治迫害技術是如何形成的，這套技術又是 怎 樣成功地消滅黨內所有的不同意見——毛丄澤東根據由整風得來的人事資料和檔案系統，審查和控制從同僚到基層黨員的每一個人，徹底解決了所謂「兩條心」和 「半 條心」的問題，實現了近代中國皇權崩潰以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等人夢寐以求、卻無法達成的「無冕帝王」的夢想。

直到今天，官方 史學 部分否定文革，卻仍然將延安整風當作勝利的經驗來宣揚和效法。其實，不否定延安整風，就無法從根子上否定文革。反之，肯定延安整風，也就意味著文革的毒素 仍然潛伏在中丄共的現行政體之內。我曾經撰文將延安整風稱之為「前文革時代」，如果用這樣的思路去看待中丄共黨史，就不會天真到認為「中丄共是在文革之後 才發展 成獨裁政黨的」。其實，文革不是中丄共的「分水嶺」，反右也不是，甚至一九四九年中丄共建立新政權也不是。中丄共從一建立的時候起便是一個崇尚獨裁和暴力 的團 體，它並不是後來才腐化墮落的。以延安時代為例，那時候的中丄共固然可以憑藉抗日的宣傳和民丄主的標榜，吸引若干進步青年和知識分子，但如果經歷了血雨腥 風的 延安整風之後，仍然認為中丄共能夠將中國帶入一個光明的未來，那就不僅是智力上的愚蠢，而且是道德上的虛妄了。

從延安整風到文革，中 丄共的極 左思想和權謀政治一以貫之，文革的發生不是一個偶然或失誤，也不是毛丄澤東的心血來潮，而是中丄共的統治模式及意念核心必然締結出的果實。作為一名歷史學 家， 陳永發意識到了延安整風與文革之間的必然聯繫，他指出：「毛丄澤東到其晚年，日暮窮途，倒行逆施，發動文化大革命，把群眾路線的審乾和反奸驟然推廣到全中 國，其豪氣固然上干雲霄，其狂妄也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冤、假、錯案無數，而中國經濟至少倒退十年。」在我看來，《延安的陰影》 一書最為精彩的部分是：作者選擇了四個典型的「延安經驗」進行解剖麻雀式的個案分析，透視延安整風如何席捲黨、政、軍、學各機關和基層單位，這四個部門及 其主導者分別為：「周揚在延安大學」、「王子宜在行政學院」、「胡耀丄邦在軍委會二局」和「曹軼歐在延安縣」。

中丄共的歷史沒有一頁是清 白 的，中丄共的高官沒有一個人的手上未沾染過鮮血。誰是那個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呢？沒有投名狀，何以上梁山？在黨內要獲得高層的信任，必需「歃血為盟」 —— 不是用自己的血，乃是用別人的血。以中丄共兩名遭到罷黜卻在民間享有崇高威望的總丄書記為例，一個是被李銳譽為「黨的良心」的胡耀丄邦，一個是被李銳譽為 「黨的 頭腦」的趙丄紫丄陽，他們同樣不能免於血污。儘管我們肯定胡耀丄邦和趙丄紫丄陽在八十年代推進中國改革開放的貢獻，他們試圖讓中國走向民丄主化的努力，以 及堅持真理舍 棄權力的勇氣，但我們不能為他們遮掩那些負面的歷史。趙丄紫丄陽在五六十年代主政廣東期間，曾經賣力地執行毛丄澤東的極左政策，導致大量農民悲慘地死於飢 荒之 中；而胡耀丄邦在黨內嶄露頭角的時間更早，在長征期間便是赫赫有名的「紅小鬼」，到了延安之後升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成為毛丄澤東、康生在軍界推 行整 風的重要幹將。我們當然要對他們的歷史處境有某種「同情的理解」，但也不能將他們塑造成純潔無暇、一塵不染的聖人。

陳永發在《延安的 陰 影》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了胡耀丄邦如何在軍委會二局「大義滅親」的。中丄共中央軍委會參謀部二局主管軍事情報，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部門。當時，領導 軍委 會直屬機關整風審乾的是康生，康生直接對毛負責；在康生之下，由總參謀長葉丄劍英、秘書長陶鑄、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胡耀丄邦、鋤奸部長吳溉之、敵工部副部長 李初 黎、第一局局長伍修權、科長安東、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等七人組成整風領導小組，處理具體事務。二局局長曹祥仁是一個技術官僚，很快被排斥在權 力核心之外，因此具體領導二局整風運動的是胡耀丄邦。胡耀丄邦對康生幾乎惟命是從，他的許多做法甚至超過了康生的要求，到了運動後期，康生甚至讓他放緩運 動的 節奏。

胡耀丄邦推動二局的整風運動，思維縝密，步步為營，顯示出嫻熟的黨務才幹。首先，他從二局中已經被捕的四個「特務」入手，召開 全體成 員大會，號召大家「不放過一個壞人」。為了達到預期的效果，他在大會召開之前，暗中組織二十幾個「積極分子」，要他們分散到會場的各個角落，仔細觀察每個 人的反應，如果發現有人臉色不對，就立刻在會後向上級彙報。結果在此次大會上便有十幾個人，因為臉色不時泛紅或泛白，而遭到積極分子的檢舉，他們立即變成 了二局的「內奸嫌疑分子」。

緊接著，胡耀丄邦在二局成丄立了一個五人常委的組織，規定他們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副手。常委之下，則每個小單位 有一 名負責人，由負責人成丄立三至五人的核心組織，再由核心組織發掘五至十個積極分子，並指揮這些積極分子分別負責盯哨、放哨、團結「好人」、監視「壞人」、 特 別是詳細記錄所謂「壞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丄邦知道手下的幹部多半不懂如何審訊和調查，便要求他們邊干邊學，特意挑選出五十三名幹部，讓他們旁聽老手的 談 話和審訊，然後再親自去實施。經過半年的實踐，他從中挑選出了二十八名「可造之才」。由此，一個殘酷無情的、「特務中的特務」群體建立起來了。

那 么，如何讓那些「壞人」老老實實地坦白交待呢？胡耀丄邦探索出了一系列細緻入微的方法。他倡導二局的幹部使用「善勸、親勸、你勸、我勸、口勸、筆勸、硬 勸、 軟勸」等方法，甚至還發明了一種「雷公劈豆腐」的辦法，即先集中力量，專撿動搖分子勸說，等動搖分子宣布自首之後，再對硬骨頭下功夫，此時由於動搖分子轉 變立場，硬骨頭越來越感到孤立，也會變得像豆腐一樣，容易壓爛。二局的領導都很注意研究運動中每一個細小的變化，在鬥爭時，「軟中有硬」、「硬中有軟」， 隨時變化。有時採取的方式是「下緊上寬」，即下面由積極分子步步緊逼，上面則由領導人耐心勸說；有時則反其道而行之，是「下寬上緊」，即下面由積極分子掏 錢請吃飯、苦口婆心地勸說，上面則由領導人來嚴詞威逼。如此這般，事先認定的「特務」們最後絕大多數都自我坦白了。

當群眾的熱情掀起來之 后，檢舉的材料越來越多，二局收到了十萬多字的檢舉材料，涉及八十二人，即平均每人至少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不利材料。據協助胡耀丄邦工作的彭富九說，當時 之 所以有這麼多的檢舉資料，是因為胡耀丄邦在群眾性的反奸運動形成之後，允許任何人當場以口頭檢舉。這些資料經過專人整理，變成通報，供審幹人員使用。其中 一 個例子是：這些資料有多處涉及延安文壇上著名的散文家吳伯蕭，揭發吳是國丄民黨的「CC分子」。吳百口難辨，一度淪為延安的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後來，由 于 中丄共需要吳伯蕭出來擔任吹鼓手的角色，又給這個所謂的「反丄共分子」恢復了名譽。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胡耀丄邦手頭的那些檢舉資料，大都是些捕風捉影的 假信 息。但是，他並不考慮材料在真假，便根據這些材料擬定一個黑名單，黑名單上面的人物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要嫌疑，另一類是次要嫌疑。一旦進入黑名單，此人的 政治生命便告終結了。
由此，「二局經驗」得以成為整風期間的「四大經驗」之一，被康生推廣到其他部門；由此，胡耀丄邦本人獲得了毛丄澤東 和康 生的青睞，中丄共建政之後得以躋身為最年輕的省部級大員。其實，胡耀丄邦在二局的做法，不過是整個延安的一個縮影；而為期不長的延安整風，亦是整個中丄共 歷史的 縮影。比如以思想治罪、以言論治罪，營造一種滲透到家庭之中的「以鄰為壑」的恐怖氣氛；比如以黨代法，踐踏法治原則，實行「有罪推定」；比如煽動群眾暴 力，以群眾暴力而不以國家機器來消滅異己等等，經過延安整風，成為中丄共屢試不爽的殺手鐧。不過，中丄共本身便是一台血肉淋漓的絞肉機，延安整風中通過幫 助毛 整人而扶搖直上的劉丄少奇、賀龍、彭真、胡耀丄邦等人，後來在文革中都未能逃脫與被他們整過的人一樣的厄運。對此，陳永發評論說：「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讓 胡耀丄 邦重溫延安時期他在二局的表現，他一定會發現自己的處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審查的一些特務，只不過他的罪名不是敵特，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丄澤東思想 的 三反分子』。……就一些辦法而言，胡耀丄邦本人也會發現自己可能就是一個始作俑者，譬如在證據不十分充足之前，已在人頭上釘上釘子，然後發動所謂革命群眾 來 批判和檢討，以便發現問題的真相。又譬如要求懷疑分子不斷寫自我檢查，然後研究其內容，從中尋找破綻，再加以追問。」胡耀丄邦經歷了漫長的、粗暴的批鬥之 后，倖存了下來，並痛定思痛，毅然主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即便是一些毛丄澤東欽定的大案要案也給予平反。

近年來，人們對於中丄共黨內的 一批 開明派元老有一種所謂「兩頭真」的概括，即他們早年為求民丄主參与中丄共革命，晚年為爭自由成為中丄共的異見者，中間一段雖然走了歧路，但兩頭都是真誠 的。從胡 耀丄邦、趙丄紫丄陽到李銳、李慎之、胡丄績偉、謝韜，他們對自己大概都有幾分這樣的評價。學者傅國涌在《悲涼之霧，遍披華林——從李慎之與許良英的四十三 封通信解 讀李慎之晚年思想》一文中，論及李慎之晚年在思想上已「剜肉還母，剔骨還父」，在行動上毅然選擇「不在刺刀下做官」，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也不斷地進行反 省，其中甚至不無懺悔。但是，這一代人中在思想上走得最遠李慎之，對早年延安道路的選擇仍然不無保留，正如他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信中所說：「我在反思 我們這一代人是怎麼迷信上『馬列主義、毛丄澤東思想』的？我自己說過，我青年時只能當共丄產黨，五七年只能當右派，晚年只能當自由主義者，好像是命中注 定。只 希望晚年覺悟是真正的覺悟。」李慎之說「我青年時只能當共丄產黨」，這是一種讓人遺憾的歷史局限，我們又如何理解殷海光「不當共丄產黨」的選擇呢？難道殷 海光 就不正直、不愛國、不真誠嗎？在我看來，與其說李慎之們是「兩頭真」，不如說是「一頭真」。早年是「失足成恨」，晚年是「返璞歸真」。當年，他們多半是抱 著民族主義和平等主義的理念，而不是民丄主和自由的理想，奔赴延安的；但是，王實味感受到「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一切，他們不可能完全感受不到。他們當 然 感受了，甚至他們本人也成為受害者，但他們沒有從中脫離出來，沒有及早否定自我，並向全國民眾揭露延安黑暗無邊的真相。這是由多種原因所決定的，但至少在 某種程度上是對歷史的失職，而不應繼續被溢美為「求真」。我們需要有更多的歷史真相被還原，無論是文革、反右，還是延安整風、蘇區肅反，我們需要手上沾滿 鮮血的人和身上流過鮮血的人都站出來訴說歷史。惟有如此，血流成河的歷史才能被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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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 一部分：從整風，審干到肅反一，前言，1二，整風運動的緣起及其初期發展，7三，從整風，審干到肅反，35四，審干九條方針的理論和實際，95五，結 論，145第二部分：四個延安經驗：「脫褲子，割尾巴」一，前言，189二，周揚在延安大學：群眾是危險的，193三，王子宜在行政學院：改造領 導，213四，胡耀邦在軍委會二局：大義滅親，229五，曹軼歐在延安縣：反奸運動下鄉，245六，結論，317註釋，317中英文引用及才考數 目,325索引，347

書籍簡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第六十期 《延安的陰影》（以下簡稱《陰影》），是陳永發繼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之後討論「1940年代毛澤東這顆人造的紅太陽開始東升時，已發現陽光底下呈現陰影」的專著。

全書由兩篇規模宏大的論文組成：第一部分 是總論整風運動，包括整個運動的來龍去脈、對於指導運動的理論的研究、運動的結果和後果。

第二部分是四個鮮活生動的整風案例，分別是：周揚在延安大學、王 子宜在行政學院、胡耀邦在軍委會二局和曹秩歐在延安縣，對於這種「脫褲子、割尾巴」的整風審干，作者不無憂思地對於中共的「延安經驗」提出了懷疑。

作者簡介：
陳永發（1944年—），出生於四川重慶，台灣歷史學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 2004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出 身農工家庭，有五個弟妹，父親是空軍兵工廠工人，1949年舉家來到台灣台中。畢業於台中二 中、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所，並取得碩士學位，前往美國斯坦福大學深造，后獲歷史博士。並曾於芝加哥大學博士前研究，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后研究。現任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兼所長、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為中國共產黨史專家，被譽為「在研究中國共產革命史方面具有開拓地位」。

陳永發自言 研究中共黨史最重要的目的是想知道「到底是何原因讓國民黨失敗撤退到台灣，共產黨又如 何獲得廣大農工階層的支持。」曾申請進入台灣有關共產黨資料最豐富的調查局，並從倉庫內逐一挖堀三十多年前的史料。著有《紅太陽下的罌粟花》、《延安的陰 影》、《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是吳大猷擔任中研院院長時計劃出版《最近兩百年中國史》三冊中的第三冊 「中共篇」，出版后頗受好評。

附：書評一篇 《誰是手上沒有沾滿鮮血的人？》http://hi.baidu.com/hzll/blog/item/862f7d1ecaa2adf81ad576d6.html

中共掩蓋華國鋒退黨秘密

而中共黨內領導人不僅有後悔加入中共的，更有已經退黨的。曾經擔任中共主席的華國鋒就有一個秘密一直被掩蓋，就是其早已退出了中共。

早在2001年，日本《朝日新聞》就曝光了前華國鋒已經退黨的消息。據外電報導，當時胡錦濤曾特意就華國鋒要求退黨一事主持召開會議。在會上，華國鋒堅決表明自己的態度，甚至說：「現在的共產黨，和過去的國民黨有什麼區別？」這讓胡很尷尬。

此外，在公開場合，中共官方對華國鋒退黨一事則諱莫如深，但也不敢公開否認。是年11月6日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一名日本記者向中共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朱邦造提問： 「華國鋒是否要求退黨？」朱邦造顧左右而言它：「這個問題不是我回答的範圍，以後不要在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問這種問題。」當時有媒體分析說，朱邦造的躲閃正說明這一事件不是空穴來風。

2005年，又有多家媒體相繼報導：華國鋒以中共背叛農民和工人正當權益和中共代表貪官利益、代表資本家利益為由向胡錦濤提出退黨。還有媒體報導說，追隨華國鋒一起提交退黨報告的還有：原華國鋒辦公室主任、華的老警衛員、華國鋒的機要秘書、華的專職司機。這實際上是一個黨支部的集體退黨。

中共官方有關資料顯示，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以來，身為中央委員的華國鋒，都以「健康」為由請假，未出席過任何一次中央全會和任何一次中央工作會議，直到2008年8月20日病逝。

延安時代的鐵幕,尤勝過現在

一幫土匪流氓，禍國殃民

延安是共匪的巢穴，匪幫是在這裏壯大的，中華民族的苦難是這裏發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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