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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中國民運反思》

目錄

序 言
第一部分 八九民運反思
第一章　關於八九民運的意義和作用
引言
一、一場在共產制度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民主運動
二、八九民運與五四運動的比較
三、關於知識分子在八九民運中的作用問題
四、關於體制內改革與體制外改革
五、八九民運過於溫和嗎?
六、八九民運真是一場民主運動嗎?
七、不應把八九民運過分理想化
八、關於八九民運後期的獨立性問題
九、巨大規模是這場運動的最重要的意義之所在
第二章　關於八九民運失敗的結局
一、八九民運：是失敗還是成功?
二、關於八九民運的失敗
三、民運應有強烈的功利意識
第三章　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
一、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
二、關於陳一諮的『五因素論』
三、有限戰爭與全面戰爭的區分
四、為甚麼說八九民運的失敗並非必然
第四章　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教訓
一、總結經驗教訓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意義
二、總結教訓要避免『文不對題』
三、不論是失於知彼，還是失於知己，都是失誤
四、總結教訓不可脫離實際
五、重視對民運自身經驗教訓的總結工作
六、八九民運的主要失策是未能『見好就收』
七、關於『秋後算賬』
八、中共當局是理性的嗎?關於『理性』的歧義性
九、續前
十、『進兩步，退一步』就是成功
十一、群眾運動為甚麼常常以失敗告終?
十二、缺乏足夠共識是八九民運失敗的基本原因
十三、對『見好就收』的幾點說明
十四、戰鬥打響后我們發現：武器還沒有準備好
十五、關於[見壞就上』
十六、關於『打不贏就跑』
十七、兩種激進派
十八、民主運動不僅僅是道德運動，且是政治運動
十九、持不同政見者與民主運動政治家的區別
二十、關於五．一七宣言
二十一、關於五．一八對話
二十二、關於六四屠殺
二十三、必須強化責任觀念
第五章　關於新權威主義
一、新權威主義的奇特命運
二、歷史只提供材料，結論仍需爭議
三、對新權威主義的一般性批評
四、權力的半導體性質：權力改革和改革權力
五、新權威與舊權威
第六章　重建非暴力抗爭的信心
一、非暴力抗爭的三個優點：可取，可行與有效
二、非暴力方式在道義上更可取
三、暴力抗爭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正當性
四、暴力革命是否導致新的專制的幾個因素
五、非暴力抗爭的可行性
六、在何種情況下，民眾會採用暴力方式
七、非暴力抗爭為何可行
八、關於非暴力鬥爭的有效性
九、關於籠統地否定某種鬥爭方式本身
十、對非暴力鬥爭無效論的反駁
十一、六四屠殺使人對非暴力抗爭失去信心
十二、信心削弱的原因
十三、恢復對非暴力反抗的信心是當務之急
十四、我們更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勇敢
第七章　從頭再來
一、『從頭再來』
二、『記憶』與『遺忘』的雙重困境
三、記住應該記住的，忘記應該忘記的
四、反駁幾種錯誤、不實際的觀點
五、我們還要搞群眾運動嗎?
六、再談八九民運的成敗
七、是幫助、提高民運，還是取消、否定民運?
八、沒有正確反思，就不會有下一次民運
結束語
第二部分歷史透視
民主牆：十年後的反思(1988年11月)
一、創造歷史：思想與機會
二、自主性公共交往空間
三、形式重於內容
四、民主牆的偉大意義
五、堅持獨立自主的公民立場
六、關於民主牆
七、不結束語
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命運(1991年1-3月)
一.對自由主義概念的簡單說明
二.自由化與民主化
三.關於所謂「反自由化」
四.自由主義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
五.自由主義的再發現
六.這場自由主義思想運動的內生性
七.近十余年來大陸的自由主義思想(1)
八.論重建歷史的必要性
九.近十余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2)
十.關於《論言論自由》
十一.近十余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3)
十二.近十余年來大陸自由主義思想(4)
十三.近十余年中國大陸自由主義思想(5)
十四.關於經濟自由主義
十五.關於對外開放
十六.自由主義能在中國生根嗎
十七.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
十八.自由主義者的基本立場：以積極的態度關切消極的自由
十九.再談新權威主義
二十.底線的意義：自由主義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概念
二十一.自由社會的內在緊張與選擇的必要
社會主義大悲劇(1990年11月)
一、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失敗
二、改革就是對社會主義的否定
三、必須區分社會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政策
四、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制度不是做試驗
五、早期共產黨的理想主義本身就有大毛病
六、以經濟公正問題為例加以說明
七、錯誤的理想造成錯誤的現實
八、社會主義制度是『觀念的暴政』
九、理想與暴力的巧妙結合
十、從理想化階段到庸俗化階段
十一、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性失敗
十二、人間天堂理想的破滅
十三、十全十美的社會制度：萬能溶液
十四、完美社會是一個靜止的、僵化的社會
十五、完美無缺的社會狀態和人類本性相衝突
十六、為一個開放的社會而奮鬥
辛亥八十秋：1911-1991(1991年9-10月)
一，關於清末改革
二，關於中共改革
三．關於辛亥革命
四．關於中國民主的幾個問題
五.結束語



序 言
從一九七九年我在民間刊物《沃土》上發表《論言論自由》一文算起，十幾年來，我圍繞著中國的自由民主這一主題已經寫下了超過百萬字的文章。大體上說，我的立場觀點是前後一
貫的。這裹，我不妨對自己的基本思路作一番簡要的交代。
牛頓由於看到蘋果落地而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故事想必是婦孺皆知。許多共產國家中的持不同政見者在敘過自己的心路歷程時，也常常會告訴我們一些各自不同的『蘋果的故事』。有人說，他是在下放農村時目睹到中國社會的驚人貧困，由此而萌生了反體制的意識：有人說，他是在某次重大事件時發現了『偉大領袖』公然撒謊，從此便失去了對整個官方意識形態的真誠信任。諸如此類。這些故事很有教益。不過我以為它們多半只不過是寓言。牛頓從生下來那天起，天天都會看到物體落地。何以早不發現引力定律?同樣地，對於中國人而言，中國社會的貧窮絕不是甚麼新鮮的秘密，無須乎下鄉后才能發現它。至於說當局的謊言，無時無日無有之，略有閱歷者都不難覺察。問題在於，一個人的思想變化是一個十分複雜而連續的過程。在專制社會中形成明確的反抗思想尤其如此。不一定那麼有故事性或戲劇性。不錯。在這種複雜而連續的思想變化過程之中，常常會有某一件事、某一個印象，最終促成了我們反抗思想的明確成形。但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草未必是最重的一根草：那個最終促成我們反抗思想明確成形的事件或印象，在我們的整個漫長而複雜的思想變化過程中也未必是最重要的東西。因此，在談到自己的思想歷程時，我不打算再講甚麼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當地講出那些最重要的因素。
三
應該說，在我形成自由主義信念的思想過程中，有兩個因素最為重要：一個是我對於社會上殘酷現象的強烈反感，一個是我對於人類理性知識的某種懷疑精神。
簡單說來就是，當我還相信共產黨的學說、擁護共產黨的制度時，我對於那種名為『教育』『改造』、實為政治迫害的行為從理論上雖然仍是贊同的：然而這種迫害的極端殘酷性卻不
能不引起我內心深處的厭惡。尤其是因為這種迫害所施加的絕大部分對象僅僅是由於發表了某種不同的意見，所以那種殘酷就更難讓人接受。我發現，共產黨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地實行政治迫害，那是因為他們堅信唯有自己才掌握了絕對正確的客觀真理：造就和我在追求知識時的審慎態度和自我懷疑態度構成了尖銳的衝突。由此，我開始領悟到容忍異議的必要，逐漸形成了言論自由的概念。
不錯，我並不是從抽象的自然法理論或人權理論出發獲得言論自由概念的。相反，我是在獲得了言論自由的概念之後，才回過頭去發現那個抽象的自然法理論和人權理論的。這不足為奇。既然中國本來就缺少自然法一類的文化傳統，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壟斷又使我們無法直接從西方那裹獲得這一精神資源。因此，我們的自由觀念便只能是產生於我們自己的經驗，
產生於我們自己對自身經驗的思考。我想，這恐怕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共同歷程。
『文化革命』從反面促成了這一觀念的發展，一方面，作為一場空前規模的政治迫害，它使得千千萬萬的人們對殘酷的政治迫害產生了深切的痛恨：另一方面，『文革』中的多次反
覆，又消解了一般人對『絕對真理』的狂熱迷信。這就造成了一種普通的寬容氣氛。『文革』導致的反彈是如此強烈，以致於連中共當局自己也要當眾發誓從今往後不再搞『政治運
動』。然而，對於共產專制制度而言，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也就是不間斷的政治迫害，乃是維持那架機器得以運轉的基本動力。政治迫害的終止就意味著個人自由的確立，從而也就意味著共產專制制度本身的完結。中共當局很快地就感覺到這種威脅，於是它又發動了持續的反自由化運動。但是，由於廣大民眾再不願意參与彼此迫害，『群眾專政』的老辦法已經失靈。在黨內黨外的共同抵制下， 『反自由化運動』一次又一次流產。直至六四，中共最高領導人不得不親自下令、直接使用軍隊的力量開槍殺人。『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彌天大謊終於完全破滅，甚至於連[共產黨專政』一說也明顯的名不符實。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只是一小批統治者憑藉赤裸裸的暴力對黨內黨外廣大人民實行野蠻鎮壓而已。
四
在我看來，上面提到的兩點--對殘酷行為的反感態度和對理性知識的懷疑精神--對於消解共產專制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在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我們知道,近來，國內有少數知識分子提出所謂『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聲稱以自由民主為目標。『新保守主義者』認為，從中國國情出發，在現階段，必須繼續維護『四個堅持』的禁忌體系，在政治上堅持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前提下，通過經濟改革，使中國穩步地走向自由民主。由於在今天，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完全破產，因而在為現存制度作辯護這一點上，『新保守主義』也許是最後一種略有影響力的思想。
我給『新保守主義』打上引號。因為，第一，這套理論粗疏簡陋、矛盾百出，根本不足以『主義』名之。第二，這套理論大有欺世盜名之嫌。固然，名詞沒有專利，但是『新保守主
義者』屢屢援引哈耶克(F．A．von Hayek)、 波普(K．R．Popper)、梁啟超、嚴復為同道，而他們的觀點與後者顯然迥異其趣。所以我不得不為之『正名』。
『新保守主義』充滿謬誤。一個公開拒絕自由民主理念並殘酷鎮壓自由民主運動的政權，如何能想象它會主動地為自由民主制度催生?不論它在經濟改革上取得何等成就，僅僅是它不斷積累的龐大政治負債，其本身便構成了它自己向自由民主轉化的最大障礙。除非是迫於民主派、民主運動的巨大壓力。然而『新保守主義者』又是反對民主派、反對民主運動的。因
此,在『新保守主義』的理論裹,『過程』與『目標』之間存在著一道斷裂。就連『新保守主義者』自己，我們也很難想象出他們如何能找到這樣一種時機，跨過從『不容忍』到『容忍』的鴻溝。
[新保守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延續。眾所周知,『新權威主義者』在六四前後經歷了一場大分化。造成分化的原因。並不如『新保守主義者』所說是出於所謂『北派』與『南派』的理論分歧。一大批『新權威主義者』之所以在八九民運中成為中共強硬派的鎮壓對象，依我之見，主要不是因為他們如何地支持民運--事實上，他們對那場民運本身的態度是有若干保留的，而是因為他們不能贊成屠殺。另一批『新權威主義者』、亦即今日之『新保守主義者』與他們昔日盟友的區別在於，這些人具有真正冷酷無情的鐵石心腸。而在此鐵石心腸背
后，照例又是那種自以為精諳國情、掌握了唯一科學的真理的極度狂妄。『新保守主義者』為了答覆別人從道義上的譴責，反覆強調他們發表這些理論是出自『學術真誠』。但真正的學術真誠，要求學者必須同意對自己的理論保持起碼的自我批判、自我懷疑的精神：必須容忍並努力捍衛不同意見者的同等學術自由的權利。換句話，他必須維護言論自由一類原則。如果我們的『新保守主義者』們拒絕維護普遍的言論自由，他們就根本談不上甚麼『學術真誠』：可是如果他們表示願意維護言論自由，那差不多又等於是放棄了他們的『新保守主義』主張本身。人性中之首惡，莫過於對同類的殘忍：知識分子可能犯下的最大罪過，莫過於自認為掌握了絕對真理的知識狂妄。我願意再一次明示這兩點。
五
在共產制度下的中國，重新發現自由主義理論是艱難的。把它付諸實踐則更為艱難。
林毓生教授在分析胡適等早期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時指出，由於深受儒家傳統『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影響，胡適等人片面強調思想轉變和態度轉變的意義，錯把自由民主的理念--那本來是西方國家民主經驗的結果----當成了中國民主的造因。不過依我之見，在先進的國家中，我們可以說是實踐啟發了理論：然而在後進的國家中，確實常常是理論激發了實踐。中國百余年來的自由民主運動，本來就不是傳統中國社會純粹自發演變的產物。它恰恰是在西方觀念的刺激下發生的。『思想先行』是後進國家自由民主運動的一個基
本特點：這一特點既有其特殊的便利，又有它特殊的困難。由於共產制度比傳統制度更為嚴重地阻礙了那些促成民主制度建立的各種社會因素的自發生長，因此我們這一代自由主義者不得不首先從思想觀念問題人手，那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六
一旦我們發現了自由民主的價值，我們勢必就要追問自己：為甚麼在中國沒能實現這些價值?
最初，這個問題是以『中國的封建社會為甚麼長期延續』這一形式提出的。不過我很快就放棄了這種提問方式。因為我發現這一提問本身就暗含了一系列有待批判的理論假定，也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經由共同的發展階段的假定，關於歷史決定論的假定。我們不能夠根據毛毛蟲變成蝴蝶就去追問為甚麼蚯蚓還不變成蝴蝶。進一步的思考又使我意識到，像傳統的中國文
明保持長期的穩定不變倒不一定是很奇怪的，因為大部分種類的文明都是內在保守的、相對穩定不變的。真正值得探究的卻是所謂西方文明何以會演化出近代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我並不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就比其它種類的非西方的傳統文化格外地與自由民主相衝突。事實上．早在上世紀末，中國就發生了頗有聲勢的變法運動：在本世紀初，中國建成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可見我們沒有理由對自己的傳統抱過分否定的態度。儘管人們對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政局有很多批評，不過我相信，倘若沒有後來的共產黨革命的中斷，中國的自由民主完全有可能取得相當可觀的進步。
談到共產黨革命的成功，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一派人斷言共產黨的那一套和中國傳統格格不入，另一派人認為共產黨的那一套和中國傳統具有深層的同構型。我則認為，對於『未來』的發展變化，『過去』提供了不止一種可能性。是人們的政治行為(包括軍事行為)、而不是純粹(的傳統自身，在促成某一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性上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假如中國共產黨也像其它一些文明古國的共產黨那樣沒能奪得政權，人們便會相信中國的傳統對共產黨理念的排斥性：但既然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奪權的成功，於是人們就很容易強調中國的傳統和共產黨理念的一致性。這兩種看法可能都低估了政治一軍事行為的意義。類似的偏向也反映在對諸如八九民運的評價上。當八九民運爆發時，有人提出問題：為甚麼偏偏是中國發生了如此規模的民主運動?為甚麼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也許要除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沒有發生過這種大規模的民主運動?論者羅列出一大堆因素，用以證明中國比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具有如何如何的優勢。然而等到八九民運失敗，等到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包括羅馬尼亞、東德、蒙古，乃至阿爾巴尼亞都相繼取得民主運動的勝利，又有人間道為甚麼偏偏中國的民運未能成功。論者又舉出一系列理由，用以證明我們具有如何如何的劣勢。孤立地看,上述兩類原因也許都是確實的。但它們卻分別導致了相反的結論。可見這種解釋是靠不住
的。換句話，各種形式的決定論，不論是經濟決定論，還是包括了文化、社會等因素的決定論。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必須承認歷史變化的不確定性。其中，參与者，尤其是領導人物的個性、見識、觀念和謀略，對於事變的最終結局絕對不是無足輕重的。這一點，幾乎每一個人在現實中都有強烈的體會。然而一到了研究者的筆下卻又常常被忽略或被低估。不少研究歷史的人有一個毛病。他們以為，如果他們能把某件歷史事件越是歸結到那些一般性的因素上，他們的解釋就越是深刻、越是『科學』、越是正確。我不贊成這種偏向。我相信，歷史是不確定的。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我更關心的是，在給定的歷史條件下，人們還可能做出哪些不同的選擇，從而可能引出哪些不同的結果。我以為。這種思考角度，起碼是在從歷史中汲取教益、幫助人們今後的行動上更有意義。
七
前面說過，後進國家有它特殊的便利。因為它們可以從先行者那裹獲得清晰的理念、成功的榜樣、明確的方向和對前景的樂觀預期。但後進國家也有它特殊的困難。最重要的一點也許在於，自由民主，在先進國家是一個過程,是經驗積累的產物，其間有過多次的階段性妥協，當事者各方並不是事先就自覺預見到後來的一切。而在後來者那裹，自由民主往往呈現為一個現成的、平面的模式。追求者一方既容易有『一次到位』的衝動，反對者一方又容易有『防微杜漸』的敏感。這就可能導致政治的兩極化，導致『不全則無』的結果。尤其是在共產專制的國家，統治者一般對自由民主運動都採取更嚴厲的壓制。自由民主的漸進發展因此便更加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派方面就必須具有更高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技巧。
八
綜合上述各節的討論可以看出，我思考中國的自由民主問題的基本特點是：相對於非民主的傳統，我注意發掘其中有利於向民主轉化的那些因素：相對於各種給定的歷史條件，我更重視參与者的選擇和行為：相對於整個自由民主的理論和制度，我強調它的最基礎的原則和精神：相對於自由民主運動的目標與方向，我更致力於研究它的步驟與策略。
九
今日中國政治正處於僵局。
中共當局一方面壓制自由民主，一方面推動經濟改革。這表明了他們試圖用改變共產制度的辦法來挽救共產制度，也就是試圖使中國成為一個非共產化的共產黨專制國家。『新保守
主義』借用非共產主義理論的概念來為現存的共產專制辯護．這些都凸現了統治者方面的極大困窘。民間的和中共黨內的民主力量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增長，其目標、方向也更加明確，然而又苦於一時間難以展開積極有效的行動。沒有人相信眼下這種僵局能夠長期維持。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沿著中共當局目前的方針繼續下去便會自動地轉入自由民主。新的抗爭、新的衝突，既是必要的，又是難免的。在這種情況下，相關的理論探討就格外具有意義。這也是我發表這幾篇論文的用意所在。僅僅是說在人生舞台上，我們每個人既是觀眾又是演員恐怕還是不完整的。因為觀察以及思考本身也是一種形式的參与。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最巨大的，至少也常常是最關鍵的。它好比分水嶺上的一塊石頭，能夠決定河流的未來走向。不錯，人類社會確實存在著這樣的問題：它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可以無秩序而有自由。然而，如果我們在捨棄自由的前提下建立秩序，那其實不是回答、而是取消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真正含義是：我們如何才能在自由的基礎上確立秩序。許多人都羡慕英國光榮革命的偉大成功，但我們不應忘記，在光榮革命之前，英國的歷史充滿了專制、內戰與無政府的相互交替。正是在那些痛苦的經驗之上，人們才學會了彼此寬容，建立起有自由的秩序。經驗是位嚴峻的教師，他總是先考試，后講解。飽經憂患的中國人，難道就不可以從過去汲取教益開創出美好的未來嗎?畢竟，事在人為。
本書收入的五篇論文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在歷史回顧的基礎上，探討當代中國自由民主運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這五篇論文先後都在《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過。關於民主牆的一篇發表於一九八八年，《八九民運反思》和《社會主義大悲劇》發表於一九九O年，其餘兩篇發表於一九九一年.在結集出版前，我把這五篇論文又重新檢讀了一遍，糾正了原先排印中的一些錯誤，對文章內容未作修改。
本書承蒙牛津大學出版社惠允出版，在此謹致謝忱。
1992年4月15曰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