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飢荒59_61
中國的大飢荒59_61
由 要麵包要自由 » 2012年5月19日
中國的大飢荒59_61
曹長青：對中國大飢荒的五點新發現
◎曹長青
【明見網3月1日訊】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中國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造成了幾千萬人死亡。但由於中共封鎖新聞和歷史資料，並控制言論和新聞自由，人們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和了解，都相當有限。近年則有三本重要的書，揭露了這個悲劇的真相。
第 一本是1996年前英國《衛報》駐北京記者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出的《餓鬼：中國的秘密飢荒》這本英文專著。人們由此才較全面地了解了那場飢荒的內幕：第一，死亡數字高達4,000萬！僅河南、安徽、 甘肅、貴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萬人死亡。第二，這場所謂天災，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政策造成的「人禍」！
第 二本是2008年北京資深記者楊繼繩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這本在香港出版的80萬字的專著，對那場「大飢荒」的死亡人數、發生原因，做 了詳盡深入的調查。楊的結論是，當時有3,600萬人餓死。另外該書提供一個新資訊：在大飢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里，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 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準，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那樣餓死人。
第 三本是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的《毛製造的大飢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這本英文專著於2010年7月在英美同時推出。馮克生於荷蘭，原在倫敦 大學任教，目前為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國做了長達三年的檔案調查。和前兩本專著相比，馮克的書有五個獨特之處：
第一，提出較高的死亡人數：4,500萬。
貝 克爾推算的死亡數字是4,000萬，楊繼繩是3,600萬，另一位中國學者金輝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調查推算出，當年那場大飢荒的死亡數字在 4,040到4,319萬之間。而馮克提出的4,500萬這個死亡數字，是目前這個領域研究中最高的。對於怎樣得出這樣的數字，馮克在接受香港《開放》雜 志採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 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
第二，6-8％不是死於飢餓。
雖然上述專著等，也提到中共當局在「飢荒」中鎮壓造成的死亡，但馮克首次提出具體數字：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佔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
馮 克專著的最後一部份，就是描述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最後一部份閱讀起來會較為困難，叫做死亡方式」。關注「人們是怎麼死的，及死亡 的原因。事實上6-8％的受害者被殘暴的打死，他們被活埋，被潑灑糞便，或者被鐵絲綁住並打死。疾病在那個時期非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沒有治療。」「還有意 外發生。當然還有人自殺，因為他們無法應付那些苦悶、痛苦和破壞性的手段。」馮克在書中說，只是在河南信陽，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67,000人是 被磚頭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禍：
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那場大飢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提出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由於大飢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由此導致毛澤東對劉的嫉恨，文革中，劉遭毛整肅，最後迫害致死；「人禍說」是禍根之一。
雖然貝克爾等外國專家，楊繼繩等中國學者，也都認為那場「大飢荒」其實是一場人禍，但馮克根據他的調查，提出更具體而強烈的指控，認為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是95％是「人禍」，等於把這場災禍完全定性是「人為政策」造成的。
第四點：整個共產黨是罪魁：
對 六十年代這場大災難，中外學界普遍認為，主要應由當時了解實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澤東負責。但馮克提出新的看法，認為不僅毛要負責，整個中國共產黨「都要為 這起巨大的災難負責」。「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那個一路強制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 躍進，大飢荒就從來不會發生。」
第五點：人類歷史之最，現有專著是「一角」：
大飢荒時擔任河南信陽市 長秘書，後來從中央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鴻，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親眼目睹了他的家鄉、甚至自己家裡的小規模屠殺：成千上萬的屍體倒在路邊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 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見了。活下來的人後來說那是被餓狗吃了。但余說，「這不是實情。那時候所有的狗都已經被人吃掉了，哪兒還能留著狗？」那些屍體是被 當地居民吃了。許多信陽人是靠吃他們家人的屍體，或他們能找到的其他無主屍體活下來的。
馮克在他的書中提出，由人為的政策造成四千多萬人死亡，這種慘劇，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以前從未有過，是邪惡之最！但他認為（因中共封鎖新聞，無法獲得當年全部資料），自己的書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真相，只有共產黨被結束，中國有了自由之後，人們才會真正知道。
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大使、中國文革的見證人之一、《中國：世界里的狼？》的作者喬治.華爾頓（George Walden）在書評中說：馮克的「編年體《毛澤東製造的大飢荒》發表之後，沒有人再能為時髦的『毛主義』找到任何藉口。」
——原載《看》雙月刊2011年2月@
(3/1/2011 7:39:0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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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本是1996年前英國《衛報》駐北京記者貝克爾（Jasper Becker）寫出的《餓鬼：中國的秘密飢荒》這本英文專著。人們由此才較全面地了解了那場飢荒的內幕：第一，死亡數字高達4,000萬！僅河南、安徽、 甘肅、貴州、四川五省，就有2,140萬人死亡。第二，這場所謂天災，實際上是毛澤東的政策造成的「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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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本是荷蘭學者馮克（Frank Dikotter）的《毛製造的大飢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這本英文專著於2010年7月在英美同時推出。馮克生於荷蘭，原在倫敦 大學任教，目前為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他近年到中國做了長達三年的檔案調查。和前兩本專著相比，馮克的書有五個獨特之處：
第一，提出較高的死亡人數：4,500萬。
貝 克爾推算的死亡數字是4,000萬，楊繼繩是3,600萬，另一位中國學者金輝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調查推算出，當年那場大飢荒的死亡數字在 4,040到4,319萬之間。而馮克提出的4,500萬這個死亡數字，是目前這個領域研究中最高的。對於怎樣得出這樣的數字，馮克在接受香港《開放》雜 志採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000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 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000萬加50％就是4,500萬。」
第二，6-8％不是死於飢餓。
雖然上述專著等，也提到中共當局在「飢荒」中鎮壓造成的死亡，但馮克首次提出具體數字：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佔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
馮 克專著的最後一部份，就是描述這6-8％的死亡方式。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最後一部份閱讀起來會較為困難，叫做死亡方式」。關注「人們是怎麼死的，及死亡 的原因。事實上6-8％的受害者被殘暴的打死，他們被活埋，被潑灑糞便，或者被鐵絲綁住並打死。疾病在那個時期非常流行，通常都完全沒有治療。」「還有意 外發生。當然還有人自殺，因為他們無法應付那些苦悶、痛苦和破壞性的手段。」馮克在書中說，只是在河南信陽，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67,000人是 被磚頭砸死的。」
第三：95％是人禍：
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曾用八個字描述那場大飢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提出是「人禍」就該好好反思。由於大飢荒是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造成，由此導致毛澤東對劉的嫉恨，文革中，劉遭毛整肅，最後迫害致死；「人禍說」是禍根之一。
雖然貝克爾等外國專家，楊繼繩等中國學者，也都認為那場「大飢荒」其實是一場人禍，但馮克根據他的調查，提出更具體而強烈的指控，認為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是95％是「人禍」，等於把這場災禍完全定性是「人為政策」造成的。
第四點：整個共產黨是罪魁：
對 六十年代這場大災難，中外學界普遍認為，主要應由當時了解實情但仍一意孤行的毛澤東負責。但馮克提出新的看法，認為不僅毛要負責，整個中國共產黨「都要為 這起巨大的災難負責」。「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那個一路強制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 躍進，大飢荒就從來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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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飢荒時擔任河南信陽市 長秘書，後來從中央水利部退休的余德鴻，在接受採訪時說，他親眼目睹了他的家鄉、甚至自己家裡的小規模屠殺：成千上萬的屍體倒在路邊和地里；衣服被人扒走 了，臀部和腿上的肉都不見了。活下來的人後來說那是被餓狗吃了。但余說，「這不是實情。那時候所有的狗都已經被人吃掉了，哪兒還能留著狗？」那些屍體是被 當地居民吃了。許多信陽人是靠吃他們家人的屍體，或他們能找到的其他無主屍體活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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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如此，六十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大使、中國文革的見證人之一、《中國：世界里的狼？》的作者喬治.華爾頓（George Walden）在書評中說：馮克的「編年體《毛澤東製造的大飢荒》發表之後，沒有人再能為時髦的『毛主義』找到任何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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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2日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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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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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Re: 中國的大飢荒59_61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5日
中國的奇恥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Re: 中國的大飢荒59_61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1月10日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請您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完整版）。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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