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笠-逃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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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消滅斧頭幫 » 2012年6月30日
[8964后] 最後的北京
——孔捷生：最後的北京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 阿波羅新聞網2010-06-06訊】
（本文１９９０年發表于《廣場》季刊秋季號）一、槍聲仍在響。遠或近。天空慘白。北京的夏季彷彿是從那個大凶大煞的日子開始的，蒼穹於是一直顏色慘淡，間或揉進幾股濃黑的煙柱，好讓那屍布一樣的天幕分出層次來。「----不要走近窗戶！」每家每戶的大人都反覆警誡，如同嚇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傳說倏地變成了現實。不同軍種、兵種的精銳團隊在空寂無人的大街上跑過或操過。他們互不相涉，更互無聯絡。廣場已攻陷，反抗已撲滅。他們彷彿只是在競賽士氣，暴喊著「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軍歌，對民心似鐵的北京人進行精神戰。當然，他們毫不猶豫地對任何一個可疑的影像開火，或者乾脆無目的地朝天鳴槍，以強化「六四」數日以來籠罩首都的戰時氣氛。
門戶緊閉，窗帘低垂。每家每戶都如此。於是再也看不到鋼盔的攢動和刺刀上閃爍不定的金屬光澤，猶如看不見槍膛里精密而猙獰的來複線。事實上，沒有人能目睹那撞擊、起爆、旋轉、迸射的物質運動的瞬間，只有那尖厲而乾燥的音頻，不時撕裂著人們的耳膜。這種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軸心。這就是死亡。它和每個人都那樣近。自八國聯軍兵燹至今，北京城間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溫習這嗆人的硝煙味。光陰荏苒，北京人已喪失了應付戰亂的能力。更何況，歷史角色的轉換實屬匪夷所思，圍城一月並發動總攻的不是兇橫的外寇，而是中國軍隊。幾多死難者直到他們的肉體被灼熱彈頭洞穿的一剎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們一家三口困縮在一個房間。臨街那個房間已不屬於我們，從窗縫強襲進來死的氣息，把那個房間掠走了。曾經激沸的熱血降到了冰點。
六月四日血與火之夜，我那股視死如歸的勇氣已徹底崩潰，彷彿不曾在暗鋼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過、豪邁地唱過；不曾在彈雨中挺立過、奔跑過。我只是對著四堵牆壁發獃，絕望、怯懦，象一隻偷生的螻蟻。我甚至不再屏息潛行到住宅臨街的一面，偷偷掀開一角窗帘窺視天安門廣場。那裡已沒什麼可看，連升騰數日的渾濁煙柱都已熄滅，只有直升飛機在列成方陣的坦克群之中頻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揚過的地方已化為一塊巨大的血痂，色澤漸漸變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覆調校收音機的短波頻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電波。「抗議」和「譴責」且不去管它，特別篩選出「嘩變」和「起義」之類的隻言片語，來膨化自己的幻想，用來填補被炮火洞穿的思維空洞――每個人的腦際都驀地有了這樣一個彈孔。
神跡並沒有降臨。我們一家三口，就這樣捲縮在兵禍沉重的陰影下。大軍破城之日起，我八歲的兒子已經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樣，不再背起書包上學。兒子不曾從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絲毫快樂。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間 ――臨街的房間本是他的領地，卻被「戒嚴」了。從木樨地到復興門都有朋友打電話來，哭訴那些無堅不摧的虎狼之師，揮軍攻城時向街道兩旁的居民亂槍濫射。現代科技的成果是牆殼越來越薄而子彈穿透力愈來愈強，不少人竟是在寢室里領受無妄之災。特別是木樨地，那一帶的人家當晚徹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彈嗤嗤斜穿上來擊中天花板，灰沙四濺，粉塵瀰漫，如同戰爭影片用濫了的噱頭。
就這樣過了四天。兒子不知做什麼好。他從直覺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買了不久的電子遊戲機，便把所有藏書都搬出來，從《西遊記》到《安徒生童話》，沒一冊能翻倒廿頁以上。彌散於大氣中的驚悸與死亡氣息，和神話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歲，完全無法理解窗外發生的一切。看見兒子百無聊賴而又不敢多言的樣子，當媽媽的哭了。這幾天來，妻子動不動就淌眼淚。
對窗外的一切，我們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僅下過一次樓，拐進樓後面的衚衕。那裡貼著牆根瑟縮蠕動著一條人龍，是搶購食品的居民。店鋪拉上鐵閘做生意，不再有進門選購的權利，只能把種類名稱報上――如果店裡還有貨的話。連庫房裡年深月久的、罐殼已見銹斑的罐頭都搶購一空。酷似一部災難片的細節，陪襯角色就是驚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頭接耳、有嗚咽抽泣和高聲的咒罵――只是在衚衕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則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殘留著被坦克衝決的路障，大小車輛焦黑的屍骸、磚石、碎瓶子、血漬、委棄的旗幟……沒有行人，只見高度戒備的軍隊在巡邏。商店重門深鎖，叩門光顧的只有怵目驚心的彈孔。
尚未陷落的是衚衕。那裡是戰時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護學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擊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擊一群士兵鳴槍狂追幾個平民，從前門追至供電局，逃跑者拐入我這幢大樓後面，隱沒進衚衕里。士兵沖至，才拐彎便猶豫止步。眼前和他們對峙的一邊是迷牆一般的高層公寓，另一邊是錯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衚衕，每扇門戶都緊閉著，門後面是石頭一樣的沉默。士兵們商量幾句什麼，威脅性地放兩槍，退走了。顯然，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從未進過北京，他們只是在《解放軍畫報》上認識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幾次失敗的行動，失散掉隊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駐地，他們甚至沒有北京市區的地圖。
戒嚴部隊指揮部或是無意讓各路人馬配合協調行動，竟沒有派出公安幹警、武警、衛戍區的人手給遠道開拔而來野戰軍指引路徑，而更願意讓他們各自為戰。說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魚水之情」的軍隊傳統，請北京「老鄉」當嚮導，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當日北京萬人空巷，簞食壺漿，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和平入城的歷史佳話，竟被四十年後的一夜槍炮擊得粉碎。人民創造的歷史和帝王創造的歷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畢竟被擊潰了，最後的「戰壕」――經緯縱橫的大小衚衕，終究會被橐橐靴聲踏平的。
二、電話鈴又響。
這些天來，它響個不停，半夜裡也得爬起來接電話。國難當前，晝夜的概念已失去意義。北京城交通斷絕，郵電停頓，加急電報一夜之間激增數萬份而無人派送。傳媒只剩下廣播電台和電視，電波和熒屏翻來複去都是《中國共產黨告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書》，還有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X號緊急通告。唯一的人際信息傳遞渠道就是電話。連日來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電話，打聽不同城區的戰況。這回來電的是《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他告訴我，他妻子剛看見同住一幢大樓的叢維熙、鄧友梅、張鍥提著行李鑽進了作家協會的轎車，奔機場方向去了。妻子也勸他暫時離開北京避一避。劉心武說他曉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創作之家」避風頭，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卻不欲與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後大家牽扯出說不清的麻煩。他問：如我也想離京，可否給他在那邊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兩位朋友來電話相約南下。真到了那邊，接待之類是小事，問題是怎樣才能離開這座凶城？劉心武沉默一陣，說：「我試試看，也許有辦法弄兩張機票。」電話掛斷。我妻子知道劉心武太太的態度，也勸我先返廣東。
北京眼下兵連禍結，再演變下去誰也估不透還有什麼事發生。妻子讓我等局勢穩定了再回來。我無言以對。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難去了。北京往南的鐵路交通已連日斷絕；北行火車據悉只到通縣。全國最大的鐵路交通樞紐――北京站，已徹底癱瘓。至於飛機場，那邊的情勢我完全不知，從劉心武住的安定門去機場，或尚可通行，而從我這裏前往，則要提著腦袋上路，行經前門、崇文門、建國門等幾個血泊未乾的殺戮戰場。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彈就是王法。我從電話里得知，建國門已由坦克列陣，立體交叉橋上上下下重兵布防，處於戰時狀態，炮口所指，已不是膽敢作飛蛾撲火的悍民，顯然是嚴防更大的事變。遠的不說，從我這幢公寓樓向東，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裡，攻陷廣場的部隊把原先民眾設置的路障加固，架設多挺機關槍，擺開了鎮守天安門廣場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備森嚴的工事後面，曾經喧響過地動山搖的吶喊，旌旗蔽日，蔚為壯觀，令氣象蕭森的紫禁城九重龍鳳闕黯然失色。轉眼翻覆，狂飆般揮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被煙火熏黑的漢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個廣場，已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戰時兵營。番號龐雜、兵種各異的三十萬大軍虎踞京師，時局嚴峻而又撲朔迷離。其時我和許多人一樣，隱約覺得滿城硝煙之中掩蓋著種種可能的變局――那意味著一場兵燹，于這個創傷累累的民族來說，絕非幸事。若然當局就此一戰勝定，其後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驚朝野的全民運動，清濁立判，對那些鐵了心下殺手的政治老人來說，「黨」和「政」已不足倚，唯有「軍」可以拱衛這座危城，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北京最權威的聲音將是槍栓的錚響。預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並沒有將所有凶兆都告訴已被驚悸和愁苦所壓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後致電兩位可斷定有大麻煩的朋友，其家人簡短答曰：「不在。」然後掛斷。我再打過去，一開口先報姓名，對方才吐出富於暗示性的一句：「他離開北京了。」這是警訊。
我能不能離開北京？之後又何去何從？我一夜無眠。
三、而這一夜裡，北京的情勢似有了許多變化。各城區槍聲大多歸於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傳來兩起自動火器短促的射擊聲，並曾有一兩聲爆炸。城南一帶，民風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擊石的抵抗。倒是殺戮最慘重的西長安街一路象墳場一樣死寂。那些為著一個光榮夢想而捐軀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復始的歷史演義的幾行註腳。而這部發皴的黃卷，已被續寫了無數情節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聲響都在濃稠的夜色中沉澱下去。我曉得，這一充滿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經完結。其後，有一種紛沓的動響從夜幕中傳來，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緩而沉重的移動，象洪水漫過布滿卵石的河床。我驀地掙脫困頓，下床躡足摸向窗前。我想，這片城區每一個心膽俱裂的戰敗者都會被這陣沉悶的聲波所驚動，和我一樣，偷偷掀開窗帘窺測。這絕對是戰爭狀態下才得一見的景象――見首不見尾的大部隊在夜色掩護下悄悄移動，密麻麻的鋼盔組成方隊，攢動著刺刀的叢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顫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報話機纖細的三菱形天線。沒有口令，甚至沒有半聲咳嗽，軍容肅整，緊張而肅然地行進。長街兩側涌動著滾滾鐵流，左出右進，廣場守軍魚貫撤出，新開抵的集團軍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裝甲部隊沒挪窩。若然那群鋼鐵巨獸咆哮起來，滿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為戰事重燃。對當局來說，沒有比這群龐然大物沉重地鎮住共和國的心臟更具象徵意義的了。
毋庸置疑，外間電訊關於「變局」的喧囂聒噪純屬子虛烏有。那些兇猛強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區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裡出了什麼大事的外圍部隊。我伏在窗前半個鐘頭，看來這浩浩蕩蕩的大換防要持續到拂曉。我曾想象會突發一些小騷亂，在黑暗中醒著的高樓和平房，會飛出瓶子或半截磚頭，挾著熾烈的仇恨和無謂的盲動，呼嘯墜落寒光閃爍的鋼盔之上，於是暗夜裡將突發暴喝和一輪亂槍……然而，重壓在櫛次鱗比的樓宇之上的只是一團死氣，什麼也沒發生。血氣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殺怕了。姑勿論會種植下天大的禍根和死結，畢竟，吾國曆朝歷代的鎮山寶總不會失傳，那就是立竿見影的霹靂手段――殺！就這樣，一個新紀元尚未開始就結束了。四十年來，那些纂修黨史、軍史的御用專家們總在忙碌，不懈地對史料實行增補、篡改、消滅。只有這一段落，他們始終是無法迴避而又理屈詞窮的。最佳的辦法是令老百姓對這五十日刻骨銘心的經歷徹底遺忘。如果可以乞靈于超自然的力量，他們甚至會祭出某種神乎其技的無上心法，讓十一億人民一夜失憶，統統少活五十日！類似的工作已經開始。
四、天明，槍聲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氣象。接防廣場的新軍組成小分隊，背挎鋼槍，槍口朝下，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歌，沿長街出動拆除路障。有的軍官出面向附近的供電局、房管局等單位交涉，借用掃帚和手推車，用作清理打掃路面。被橫過來阻擋軍車的交通隔離帶一一歸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輾過的扭曲鐵欄和殘碎水泥墩被扔進垃圾堆。官兵們幹得很起勁，汗水蘸透了草綠色的軍衣。先兩日委棄于路心的褪色旗幟，不知何時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當作歷史文物收藏吧；路邊還有一兩根紅布條，也不曉得官兵們認不認得它的來頭，總之掃帚到處，歸於塵土；倒有一冊薄薄的什麼書，是學生撤退時遺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驟雨打濕，而後又干透變黃。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給挎手槍的軍官……這打掃戰場的過程，有如一出無情節的默劇，而觀眾則站滿公寓大樓的走廊或臨街房間，憑窗俯瞰，不再躲躲閃閃，卻默不作聲。雙方的肢體語言各自表達著什麼。
這種無聲的對峙直到中午，民眾開始軟化，先是供電局出來了廿多人幫助清理路障，其後我和許多被困了數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圍攏著這幫官兵打探情況。人們自然認出這批軍人並非當日攻城主力，卻也不敢施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攻心戰，但一口惡氣無論如何咽不下去，於是劈頭一句都是這般問：「你們是二十七軍的嗎？」當時，京城盛傳沿公主墳、軍事博物館、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強行推進的西路軍是二十七集團軍，那一路狂攻濫殺，長街伏屍累累，令人髮指。這血海深仇是永難開解的。對此一問。兵們都迅速回答：「不是。」「那你們是哪個軍區的呢？」民眾追問。兵們不答。他們都很年輕，也靦腆。倒是那軍官搶過去答：「我們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軍官顯然是軍校栽培出來的，見得場面。大兵們就不是那麼回事了，越來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們隔離開來盤問之勢。「你們以前進過北京？」民眾問一士兵。「沒有。」士兵口音濃重，模樣也很敦厚。「你們進來之前知道北京的情況？」民眾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動，不知說什麼好。另一撥居民更具挑釁性，某中年婦女問一位壯實的機槍手：「你們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開槍呢？」機槍手臉色陡變，不答腔，提著武器穿出人群，趕緊向分隊靠攏。倒是那位軍官仍在人叢中侃侃而談。市民雖覺得這支新軍對自己並無多少敵意，面對當官的卻不敢放肆，只轉彎抹角找話說，沒搬出叮叮噹噹的唇槍舌劍。軍官不知怎的生出諸多感觸，說道：「象今天這樣，我們軍人就寬心了。我們最怕老百姓不理解，罵我們……」軍官眼圈也紅了。
毫無疑問，他們當屬戒嚴初期幾度入城未遂的部隊之一。那陣北京人眾志成城，以血肉之軀力擋數十萬雄師。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縣風餐露宿，到處挨罵，郊縣農民甚至以鐵耙封鎖公路，扎穿軍車輪胎。部隊士氣沮喪抑鬱，不知此來為何。除了「四.二六社論」反覆洗腦，連電視及諸種報紙都禁看（當時中央電視台及幾家大報都明顯傾向民運）。面對四面敵意，他們覺得除了抽象的「上級」，誰也不需要他們來北京現世。日子一拖再拖，軍心幾近崩潰。或許，這就是他們未被選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隊的原因。眼前這位軍官樣子誠懇，感情豐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下來的關於「反革命暴徒」襲擊解放軍的通報外．是否曉得「六四」揮師疾進的先頭部隊有過什麼作為？以他在軍校修得的學識是否清楚在充滿暴力和血淚的中國歷史上，用正規軍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來撲滅學生運動，也是開天闢地的頭一回？以他對世界軍事史的素養，是否記得起哪個國家的教科書把武裝部隊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的戰例堂而皇之地記載進去？我不敢斷言他沒有閃過諸如此類的念頭；正如我不相信這些敦厚樸實的農村兵和精幹強悍的軍校生是殺人狂。事實上，當日的逃兵和集體怠戰的部隊之多，是極為直觀的例子――他們畢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過多久，全北京都將曉得軍事法庭開始秘密審判一批批違抗命令的指戰員，上至集團軍軍長下至普通軍官，都受到極嚴厲的處置。與此同時，世界現代軍事史的一項創舉在北京誕生――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向平民開戰，並戰而勝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勛。這場閃電戰的結局近於完美，一方是上百萬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敵眾的精兵勁旅。他們導演了一場壯烈的陸空立體戰爭（假若北京不是內陸城市，並肩出動的還將會有海軍）。這場「聖戰」，這些故事，在這座城市將會世代相傳，永遠牢記。
五、下午，劉心武來電話。我以為他只是打聽廣場動態，實想不到他這麼快就能弄到飛往南方的機票。亂世危城，這簡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劉告訴我，司機拒絕開車到這邊來接我，因這一段路途關隘重重，從城東到前門，幾乎要「檢閱」盡各大軍區、各兵種的戰時防區。司機對建國門尤其恐懼，那裡的大兵兇橫跋扈，連日在外交公寓一帶亂槍掃射，曾將埃及使館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訊息來自外電），或許這有助於向中東國家推銷國產軍火吧；再加上方勵之夫婦潛入美國使館避難，導致使館區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車輛，形跡可疑者可立斃于槍下。
我彷徨無計，怎樣才能在戒嚴之中趕赴距離遙遠的首都機場呢？我也得知劉再復、王安憶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訪問，是六月五日的國際航班，結果滿城烽火，機場變得可望不可即，現時這兩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門等你，你自己想辦法過來吧。」劉心武掛斷電話。小亂入城，大亂下鄉。這是飽經離亂的中國人以血淚凝成的生存要訣。走終須是要走的，「儒以文亂法」，中國知識分子數千年來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為異端，即為亂臣賊子，必須無情地加以鎮壓、整肅、撲滅。此番又將如何？那隻永不言倦的鐵腕，將以雷霆萬鈞的態勢來完成我們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門的兇險，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早走早著。她給我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如何儘可能從衚衕繞行，避開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還囑咐我好多注意事項。總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來的暑假，她將攜孩子到南方與我團聚。北京這場兵燹，她的心也涼了，讓我回去聯繫有關方面，以後舉家南遷，遠離京師，遠離這政治風暴的中心，到山重水複的南方去過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說著說著，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妻子生於斯，長於斯，終於夢碎，內心何等悲涼！沒什麼可收拾的，何況我不可能拎著一個在哨兵眼中至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險。須知此行原是逃難而非度假。只是我結婚十年，總象候鳥一樣南來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這個家中寫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濕熱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礫焦土、硝煙血痕相比，遙迢的家鄉簡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這次來京之前在南方民運風潮中的作為，便一再問我回去將會有什麼麻煩。我安慰道：時代到底不一樣了，這十年的滄桑巨變，有時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過去大江南北鐵板一塊，天子一聲號令，舉國地動山搖；而今各省有了些實權，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虛應故事去和中央集權周旋。尤其粵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為發財故，搏殺者便如過江之鯽；若在驅策人們去「批判鬥爭」，實在缺乏原動力，連街邊擺攤賣彩票的檔主都曉得那是一出演濫了的宮闈劇。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也是安撫自己，是否如此，我心裏也沒底。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過的禍，我寧在嶺南領受那份麻煩，而對北京的刺刀槍托避之則吉。
六、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時正，全世界的衛星通訊網都同步轉播了鄧小平亮相併發表講話的電視新聞。這就是著名的「六.九」講話。這位國際共產主義的巨擘自從和另一位風雲人物戈爾巴喬夫會見之後，就象隱形一般遁入歷史帷幕後面，以致舉世震驚的「六四」真相有了許多離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塵埃落定。億萬中國人很久都沒看到過這麼齊全的黨政軍頭頭腦腦濟濟一堂、集體出鏡了。那些年邁得只剩一口氣的幾朝元老也被搬出來，正襟危坐，肅然注視著居中這位曾與之出生入死、榮辱與共的老戰友。此公身經幾許風雨，命途多舛，仍不墮其鐵石一般的意志，實為紅色政權的中流砥柱。他們之間無論有幾多恩怨嫌隙，終須和這位強人共進退，勉力分擔這份其重無比的千秋功罪。於是全世界都屏息聽取這位東方強人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典型價值體系的箴言，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最清楚不過的詮釋――鄧小平擲地有聲地給這起劃時代大事件「定性」，指出這是兩個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的嚴重鬥爭。簡明，精闢，不尚繁瑣論證。世人再一次被明白無誤地告知：在中國，異質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間。所有理想的衝突，必須用流血來解決。這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帝國，正統撲殺異端是一條鐵律，也是家常便飯，並非今人首創，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接下來，鄧小平提議黨政軍頭腦們集體起立，為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公安幹警默哀一分鐘。前述的價值體系，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為，這個莊重儀式之後，鄧小平竟沒有對死傷百倍于軍人的學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們死了是白死。這段重要新聞播完，那遙遠外部世界震悚之餘，定然一片嘩然。
但此際我則枯坐良久，無言無容。幻滅二字，若不僅從詞義上去理解它，而從內心深處真正體驗到它，那種萬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狀的。我身為「六四」屠殺事件的見證人，迄今血脈賁張，那慘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問是個理性健全的知識分子，歷史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被一夜槍聲徹底摧毀。我沒有能力對鄧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論，他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不管歷史對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個政權的化身，他是他所獻身信奉的那個主義的堅定戰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讓我透過紛亂的歷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種冷酷而無可變更的本質，令我感到徹骨的恐懼和幻滅。讀過喬治－奧尼爾的《一九八四》嗎？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讀過薩特的《臟手》嗎？此刻，我才算是讀懂了。
是夜，北京槍聲不興。七、六月十日。連日來籠罩著京城的似霧非霧的灰白薄靄一掃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陽光甚至有著金黃澄澈的色澤。它令我覺得怪兀彆扭，然而，它或許就是好兆頭――這一刻，我就要離家遠行。吻別妻兒，那雙腳卻遲遲邁不出門檻。我悵惘地顧盼這這個住了十年的家，至為強烈的離愁別緒襲進心頭，彷彿是一種朦朧而的預感……前路茫茫，歸期茫茫。這種預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強行壓抑著這意念，終於走出家門。
妻子形容憔悴，為我只身前往安定門而憂心忡忡，更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傷感。八歲的兒子尚未識得表達離情，反而對即將到來的暑假充滿憧憬，熬過這數日無比沉悶的時光，他渴望自由和歡樂，他曉得暑假將南下和父親會合，於是童稚的心裏涌動著好多美麗的幻想。……我推著單車踏上彈痕累累的前門大街，回望這幢灰色的公寓大樓，回望高處貼在窗戶上的兩張臉龐，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過心頭。這個家，我何時才能回來？如果我真的預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條不歸路，此時我又能有什麼別的選擇？戒嚴巡邏隊過來了。我揮去雜念，低頭踏著「順民」的步點，推車前行。這三百米不能騎車，前頭就是第一道關隘，也是大軍突進廣場的第一個血戰之地。眾多年輕的嗓子曾在這裏豪唱《國際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眾多陌生而堅強的臂膀挽成血肉長城，深信充溢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可以阻擋槍彈和坦克的履帶，這一切都成了噩夢。
戰場打掃過了。前門路口拓清之後，不知從哪個方向開過來好幾輛野戰炊事車，停在美資肯塔基炸雞店門前。這間全球性的集團式快餐店，在北京擁有的這爿店鋪是其驕傲，一改它在美國本土路邊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門廣場南邊路口，與前門、正陽門相對，盤踞著其它外資店鋪艷羡不已的好風水。如今，這一脈風水已被破壞殆盡。當晚，西南、正南兩路陸軍與空軍部隊掩殺而至，都在這兵家必爭的要衝之地發生戰鬥，第一個被射殺的就是肯塔基炸雞店的僱員。自那一夜至今，該店關門落鎖，空無一人。倒是門前幾輛炊事車蒸汽繚繞，啃了幾日榨菜和壓縮餅乾的軍人一批又一批前來輪候吃熱騰騰的雞蛋挂面。那些兵們摘下鋼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著落地玻璃窺看老美炸雞店的氣派，繼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側下水道口的封蓋上，殘留著上一撥官兵潑下的麵湯，很多象蛔蟲一樣軟耷耷而且發脹的白麵條橫七豎八地粘在那裡。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想象的，連一小團玉米面窩窩頭渣兒也不許糟蹋。而今，槍也開了，人也殺了，再奢談早年形象已沒什麼意義。我小心翼翼地在這些兵們面前經過，路人也不止我一個，這座城市死去數日，今天上班的人明顯多起來。戒嚴的防線昨日已後撤到正陽門兩側路口，前門東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雞店停車場的崗亭圍攏著幾個路人，探頭探腦往裡看。我當然知道裏面有何景觀。那晚，崗亭里兩條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喪送于亂槍之下。既是擦身而過，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鋁合金崗亭有一串彈洞，窗玻璃更呲著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孔。亭里屍身已經挪走，一瞥之間，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痙攣―― 大灘血泊已變黑，更顯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狀腦漿之可怖；亭里還遺下死者值更執勤的紅袖標，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兩個背靠背挎著衝鋒槍的哨兵，他們竟不干涉途人圍觀這極為刺激的殺人現場。也許這血案和他們這一彪人馬無涉，事不關己；也許此景可收心理恫嚇之效，無妨展覽；更大可能是上級並沒指示他們該如何去做。他們的上級此時忙得不可開交，這類細微末節，自是無暇理會。
再往前，就是歷史事件的中心了。那裡呈現著戰時狀態難得一見得圖景。它是一種象徵，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它昭告過往的北京市民：你們已一輸到底，再無翻本的機會了。列成方陣的巨型坦克群之間遊走著閑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滿行軍被，潮滋滋的草綠色被褥在盛陽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兩兩坐在炮塔上，饒有興緻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四周氣勢雄渾的建築群。這裏城廓連雲，大道朝天，和他們那溝壑縱橫、沙塵滾滾的訓練基地是多麼不一樣啊。這群鋼鐵雄獅在宏偉帝都的中軸線上振鬃嘶吼，重重疊疊的皇城宮闕亦為之抖索，那種征服感是何等豪邁！五十年代初，他們長驅直入南韓的漢城。六十年代初，他們擊潰麥克馬洪線南北的印度軍隊。七十年代末，他們一舉攻陷越南的諒山。八十年代末，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滯的路人踏上這條中軸線，都喪魂落魄地向廣場行注目禮。這就是剛剛向全世界獻演過一出英雄史詩的地方嗎？這就是一個共和國搏動的心臟嗎？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兩回從無盡的庸碌灰暗裡噴湧出熾熱奪目的崇高感、壯烈感，並真切體味到「國家主人」的瞬間感覺，那正是在這裏――天安門廣場。它是人民的圖騰。它是歷史的祭壇。它其實從建成之日起就忠實于這兩種功能，如同廣場鋪設的方磚一樣精確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縝密地計算過，它既能支撐起學生的連營帳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輾壓？
我移目向蒼天，正陽門彩繪描金的飛檐傲然翹向陽光，上面浮凸的飄逸行龍彷彿不曾被硝煙熏過，只有驚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桿一樣在箭樓上飛出飛入。放眼望，皇城隱隱，宮闕重疊，天安門、端門、午門……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樣的顏色。數千年來，帝國天朝都認定這種色澤是皇權與威嚴的象徵，午門之外，多少顆貯藏著異端的頭顱在刀斧手腳下咕嘟嘟滾動，狂噴出來的鮮血只能讓史家的春秋之筆變得更加生動。這個帝國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來就充滿了血腥味。然而，這一代從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搖籃里長大的中國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這反差巨大的變化。他們呆立於哨兵的視界和子彈的射程之內，眺望人事皆非的廣場，儘可能抹去臉上的表情，但還是有許多人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我站立了十分鐘，此際的感覺卻比六月三日至四日無眠的晝夜還要漫長。我覺得自己正在與一個時代訣別。這個時代只有十年，在時間之河裡它是那麼倏忽短暫，而就這輩人而言卻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這個時代的變遷在人類進步史上本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來論卻又是非凡的、充滿想象力的；它從千年魔瓶里剛剛釋放出一個民族的精魂，轉眼又被加蓋密封，埋葬在刻滿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這個時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門廣場。同樣在苦寒的春天，這裏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萬哀兵的和平大起義，結局是鮮血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基座。廣場總是在製造著英雄和烈士。一個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運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無端念及一則軼事――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初嘗久亂之後的安寧，有一位著名的城建專家在《光明日報》撰文提議：如今不再是「階級鬥爭」年代，不再有英明領袖檢閱百萬「革命群眾」的場面，廣場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鑒於這一片城區綠地偏少，不如將廣場翻種綠樹，變為一個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園。不消說，這種腐儒式的專家論調，既不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亦決不可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今日驀然回首，那位學者的立論豈非確有先見之明？又經這一遭創巨痛深的歷史事變，廣場的綠化夢更無從談起。歲月悠悠，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廣場視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聖地。它是永恆的。廣場，這是你的宿命。
我離開了它。我如果曉得此去就不再回頭，心底感觸更將如何？十年來，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開闊圖景，而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於我頭顱內凹凸不平的腦質層里。八、前門東大街。過了北京市公安局，我開始騎行，單車象載不動那紛紜意緒而哐啷作響。長街兩側緊閉的店鋪次第退後……途經兩家銀行，更是鐵閘把門，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門的，到銀行門口焦躁地張望一陣，又掉頭返回。擠提存款，乃亂世必然伴生之事。儘管沿街了無生氣，但我的直觀印象是――六四當日並無大部隊從前門東大街殺過來。
我選擇這條路線而避開長安東大街，顯然是明智的。但這一來，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經崇文門，這個向來令人頭疼的交通瓶頸，如今意味著惡戰、暴戾和軍民之間的深仇大恨。儘管我從電話里聽到不下三四種版本的轉述，當崇文門呈現眼前，我才曉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樣貧乏――這裏不比廣場、前門，崇文門的路障雖是草草清理過了，卻只是勉強打通了道路。那些燒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鐵殼的大小車輛被推到路旁，還有一輛傾覆的甬道式大型無軌電車無法拖動，堵塞著半條馬路。滿地是碎磚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凈的黃澄澄彈殼……這裏的步哨不及前門多，氣焰卻兇橫暴戾，食指鎖定在槍扳機上，盔沿下雙目精芒閃動，掃描著每一個路人，不時發出幾聲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驚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橋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崗哨，不再有市民過往。
當日在此慘酷的一戰，成了官方指證「反革命暴亂」最有力的說辭。我無意細述事件的過程，所謂「歷史事實」，在它剛發生不久，就已各執一詞，真偽莫辨；及至時過境遷，就更說不清楚了。我倒願意引述官方控詞的梗概 ――當日，大隊軍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由南嚮往北，朝廣場方向猛撲，突進至崇文門這交通瓶頸，已是路障重重，民眾嚴陣以待，磚石與瓶子劈頭蓋臉飛來。指揮官眼見無法前進，下令所有軍車掉頭另覓通途，僅一輛拖卡的軍車因體積笨重而掉不過頭來，轉眼後繼部隊已移師他往，撇下這一小隊官兵受到民眾的包圍進逼，他們棄車之後被困於行人天橋上，由士兵持槍把守兩邊梯口。民眾吶喊不止，卻不敢硬沖；其後，有三位白髮老婦挺身而出，顫巍巍地走上面天橋，跪倒在士兵腳下，哭泣懇求當兵的勿以槍口對準學生和百姓――到此為止，本是八九民運中感天動地的一幕――那士兵猶豫不決，這時有人發喊：這當兵的手裡欠下幾條人命！無論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極具刺激性，於是有幾條身形暴起，和當兵的扭打成一團。指揮官見勢急令全隊衝下天橋，奪路奔入衚衕遁去。不幸這名士兵已無法走脫，先被打暈，又被扔下天橋，最後被倒吊于橋底，給澆上汽油，點了天燈！這毛骨悚然而又極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報全軍，其後又印發照片、登報紙、上電視，成了激發戒嚴部隊士氣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官方說法，但無論何種版本，我都為之深感震駭。這民族的潛意識中的嗜血和暴力傾向竟是如此可怕，爭端一起即血濺五步，慣於用生死來判勝敗，用斧鉞來辨正邪。如此國民性，欲向現代文明和理性歸化，真是荊棘滿途。我曾大覺困惑，這個國族的傳統形象倒是沉靜內斂、十分儒雅的，那些綿永而湮邈的歷史，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瑰麗的東方神話。至少，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均無暴力取向，如果說「國教」儒家學說有相當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統、貶抑異端，確無鼓吹暴力的教條。思前想後，只能歸咎於手執王杖的權勢者，那些君臨一切的真龍天子，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諸如「點天燈」這種狂暴的殺人術，本來就是王者首創，車裂、鼎烹、宮刑、瓮焙、綁縛法場的遊街示眾、刀斧手在觀者如堵之下誇張的表演、割下首級高懸城門昭告子民……所有這些野蠻暴行都假王道、綱常、社稷、穩定之名公然施行，從而激發和確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衝動成了草澤民間的潛在規則。事實上，新中國建政數十年來，一直沿襲許多先朝的律例，諸如處決「階級敵人」的群眾公審大會，押赴刑場時的掛牌遊街，更不用說推陳出新的鬥爭會，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等等。我為那名士兵的悲慘下場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緒藉以宣洩的一個不幸對象。但是，這些「暴民」難道是從地底陰溝鑽出來的嗎？在這個血腥的六月之前，他們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還是如官方所說，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
如果歷史需要證詞，我會毫不猶豫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擊的好幾個重要現場，絕無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半點跡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門，也難以讓我相信整個進軍過程中一彈未發，簡直就象開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閱兵式似的。這一點，崇文門一帶的市民當然有不同說法，否則無法置信一兩個煽動者能令群情聳動，霎時釋放出以暴易暴的潛意識。然而，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鎮壓，「一步也不能退」，「斬草除根，除惡務盡」這就是他們的鐵腕語言。可憐那些學子與平民，竟不曉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觸犯了天條，而去幻想他們響遏行雲的呼號和森林一般揮舞的手臂能正天聽、挽狂瀾。這個政權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最終也要用暴力來捍衛它。想變天嗎？無妨一試，但他們當年流了那麼多血，你們就要還這麼多血來。這絕不是戲言，而是見諸《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和政要的公開講話。這叫打開天窗說亮話。什麼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類都被簡化為――到底是你還是我來坐江山！這正是現代中國的困局。執政者已斷然排除了和平變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蒼生之福，又會墮入強權陰謀和政治仇恨的歷史因循之中。說到底，千年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終不離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說這是一次創世紀的偉大嘗試，其結局竟也並無例外。
九、我離開了煞氣重重的崇文門，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後景象，又發現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瀝青層大面積龜裂損毀，當為重型戰車轟隆輾壓所致。就在某個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絕跡多時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這些細節，或許有助窺探屠城黑日之軍與警的微妙關係――路心的交通崗亭已被戰車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邊，無所事事。馬路已無正常交通，民用車輛極為罕見，卻不時有拉著「為民送糧」橫幅的軍車在未及清理的障礙物之間繞行。顯見得在居民的搶購風之下，首都存糧已見危機。再者，廿萬入城大軍的給養消耗也頗驚人。
交通警神情沮喪地目送著軍車，那些車牌標誌和識別號碼是他聞所未聞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應以滿口京腔，於是一下子圍攏了好些平民問這問那，我正好聽到兩句對答。市民不知問的什麼，警察嘴角向遠去的軍車一撇：「他們連我們也打！」市民又問：「這些大兵在北京還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問我，我問誰去呀！」可以想見，戒嚴部隊的總攻時刻、行動路線以及「強制措施」的具體所指，首都交警大隊全都蒙在鼓裡。
我記得第一支從西南路衝擊廣場的軍隊前鋒殺至，在靠近前門的「東方明珠大酒樓」路口值勤的交通警還在崗上，當其時那位警察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戰鬥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論，凡長駐北京的衛戍區官兵、武裝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甚至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內心大都同情民運，只不過交通警察僅系准軍事組織，與公務員近同，政治紀律不那麼嚴密，故能斗膽講幾句大實話。甚至於軍隊，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
又經過某重要路段，這裡有多輛軍車殘骸，其中一部履帶式軍車燒毀得那樣徹底，以我對兵器的無知，竟認不出它原先是裝甲車還是一種軍事指揮車，總之燒成一堆廢鐵，右邊一大截履帶脫落，象一條僵死的巨蟒癱在路心。一切都顯示當時戰況之慘烈。此處現駐紮著大隊士兵。我初時驟見路邊綠地竟然坐滿了穿草綠軍服的大兵，嚇得幾乎掉頭而去，卻又恐顯得形跡可疑，唯有硬著頭皮向前騎行。
殊想不到這裏的氣氛要比前門、崇文門輕鬆百倍。兵們摘下鋼盔，敞著風紀扣，在草地上矮樹下或坐或卧，象郊遊野餐似的。只有當官的仍戎裝肅整，挎著手槍四處遊動。他們對路心的劫後景象熟視無睹，事不關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層住宅樓群。那些不識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悶多日，擇這好天氣下樓撒歡來了。士兵們很喜歡逗孩子玩，百無禁忌的小童鑽入士兵叢中，連跑帶跳。兵們樂不可支，或摟抱，或將孩子舉放于軍車上。孩子們的父母先是戒備而後也趨前拉話。我見狀也下車緩行，聽見許多對答。市民的問話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們是瀋陽軍區開來的，六月五日才進城，一直停留在這裏。有的兵為了回應尖銳質詢，拉開槍膛給市民展示裡頭並無子彈，又說他們這一路根本沒有配發彈藥；有的兵被問道，路心被毀的軍車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當官的根本無意監聽部下的對答，至於市民更大胆的話語，當官的都裝聽不見。
可惜我無法多作逗留，目標是安定門――首都機場――廣州。每一階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謹慎從事，少去招惹，以免無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線圖，我繞開重兵把守躲、殺氣騰騰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也避開大片使館區，但散布好幾處的外交公寓總不能完全繞過，也就看到了一些戲劇性畫面。這裏多了些小轎車，均系外交官的黑色專用牌照。這些轎車都裝扮得象慶典花車，除了車頭兩面國旗招展，車後天線桿也綁上更大幅的國旗，車身則貼滿五顏六色的外國國徽，隔一兩條街也識別得出這是外國使館的專車。我想，這是派駐那些政變頻仍、內戰不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習慣沿用的應變措施，卻在北京派上用場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僑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裝運大小行李，連等候上車的外國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國旗。即使未曾親睹六四慘況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場景，便可相信這個國家的確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場專制對民主、野蠻對理性的戰爭。
十、終於到達安定門約定地點。劉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車裡沒動，只用失神的目光打個招呼。我認得《人民文學》的車，司機卻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給王蒙開車的老楊司機，也不是那位曾給「借」出去拍過兩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國武術冠軍。
我把單車放到地鐵站出口處。相信妻子要過好多天以後才敢到這邊來取――如果它還在的話。鑽進車裡，劉心武簡短說幾句有關機票和航班的事，便歸於沉默。司機亦無言。這張生面孔令我頗不安，更不敢多話。再等一會。《人民文學》的王清風來了，我稍覺寬心，是他送我們去機場。
車子發動，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異的戰亂景象，四人都各懷心事，默不作聲。直駛離城區，開上通往首都機場的公路，王清風才給我介紹，這位年輕司機也是剛「借」來的。大陸單位的司機時常被借來借去，不足為怪。介紹畢，王清風也不再多言。劉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機場的道路並無軍隊蹤跡，更無截查哨卡，這倒是怪事。
內亂一起，佔領電視台、電台、電訊電話局、報社、機場都是通例，亦系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範例和光榮傳統…..機場指揮塔從平坦的柏油路盡頭迅速崛起，第二個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際稍稍鬆弛的心弦又再抽緊，包括司機在內，一車人都頗覺不安，實不知此刻首都機場成了什麼樣子。
拐入停車場，又看到多輛撤僑巴士。前些天儘管各國馳電緊急撤出僑民、專家、留學生，卻無法抵達機場，有先見之明的英美等國，在五月份戒嚴令生效時已包租下靠近機場的假日酒店，臨時安置僑民，一有風吹草動便直奔國際機場。那些動作稍慢的則要滯留到這時才得以返國。望去國際航線候機廳門口凈是箱籠行李、男女老幼；國內航線大廳之混亂更難以想象。
然而，我們之憂慮倒不在於此，機場如無戒嚴部隊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統的人馬把關，重點甄別和防範「XX分子」出走。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分子」，總之，所謂空弦落雁，鐵腕強權之下「知識分子」永遠是驚弓之鳥。王清風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強幹。他讓我們安坐勿動，證件交他去辦理登機手續。王才進去一會就轉回，一切辦妥。他說國內航線反而很冷清，多數國內搭客都困身城內，無法前來。
聽機場工作人員說，昨天飛廣州的航班才六個乘客。看情形，大廳里也並無異常情況。我們其實到得太早，這種時局勢必要加大時間提前量。接下來，只剩下沉悶的等待。我自是無話可說，只聽見劉向王交待若干編務，其中提到已徵集多時的《人民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其實，在紀念冊上賦詩題詞的群賢，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運已難預料……
十一、終於起行。我和劉步入大廳，果然不見了太平時的熙熙攘攘，但旅客還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內氣氛已略見鬆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線辦理機票登記之處，都是清一色民航職員，並無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進而又留意到，一些樣子太過年輕、神情卻憔悴不堪的乘客，他們是臨時前來購票的。機場的慣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內民航售票處預購，只有個別常年出差而又門檻很精的人才曉得如果某班航機有空位，機場間或也發售即時機票，但仍須出示個人證件以外的單位證明。而我看到現時這些臨時購票者似無此類單位證明，口頭向民航職員詢問交涉，然後一亮窩在手心的證件――我相信那是學生證，機場職員一改平素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麵孔，慨然允諾，並即刻著手辦理，收款、開票――就這麼簡單快捷。這些細節，我想劉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們沒有交流感想，只低頭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現的武警制服，是進入候機休息廳的檢查關卡，此處向來就有的，一切運轉依舊，也許只是我的心理感覺，那幾位男女武警對學生模樣的乘客的檢查放行，似乎比旁人還快捷利索（後來我得知，機場很快就被嚴密控制，此前的鬆緩再不復見）。
由此可見，從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決策和指揮還是相當紊亂，他們被這個結局的後果弄得手忙腳亂，對事變應對的急輕緩重一時失去了判斷力。當然還要加上相關機構的辦事人員對學生的同情。
進入候機廳，我認出走在我們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軍韓愛萍，另一位長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將（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兩人都是湖北人，在低聲說著家鄉話。她倆都沒隨身攜帶球拍，不象是外出參賽。莫非她們也被連天烽火嚇怕了，返武漢避難的？兩人注意到我的視線，即刻收起悄悄話。其實我聽不懂湖北話，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這倒提醒我的警覺，不能與同伴咬耳朵，以免無端招人注目。
不過，此後這一路，劉根本無意和我說什麼，而且周圍諸人亦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驗登機卡，上機。我和劉的座位隔著通道，緊挨著我的是一位戴眼鏡、長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別珍視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詢問我上方行李架的蓋子怎樣打開。我協助他完成這項看上去很鄭重的任務，他坐下卡嚓嘗試一番，同樣不成功，不得不又問我安全帶怎麼系，我示範指點，然後大家再無對話。毫無疑問，他是學生。直覺告訴我，他豈止沒坐過飛機，而且根本沒到過南方。我不由為他的命運擔憂……昨日空蕩蕩的機場才隔一天，我們這班飛機已基本客滿，相信未來幾日更會掀起南下的狂潮。我應該慶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後逃離這座凶城，然而卻無半分寬慰之感。飛機轟然發動，我的心室驀然一陣劇痛！跑道在巨大的機翼下飛快后掠，消失。厚重遼廣的華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緩展開，間或有麥田波動不已的濃綠色塊點綴其間，終是遮不住萬里蒼黃。這大平原土質疏鬆，缺水，熱風不時裹挾起駭人的觸天塵柱，宛如一個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憤怒手臂。大野盡頭，隆起崢嶸的燕山山脈，它望去並非泥土砂石堆積而成的，彷彿從地心到表層都是板塊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鬱林木的裝點，獷悍豪邁地裸著嶙峋岩層，它是中華先祖的脊骨。經過好幾個朝代的榮枯盛衰，這條地脈也許已王氣凋零，但我們先人傳下來的一股天地英雄氣，依然在後裔子民的經絡里奔涌。它是豪傑的母體，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詩的源泉。飛機繼續迎著陽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現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戰亂的瘡痍，氣象依舊，儼然一座雄偉壯觀的帝都，靜穆于暴戾的兵氣和陰沉的人禍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動的人海旗林已風流雲散，一個光榮的百年夢想再度被覆蓋于劫灰底下。這座見慣了世情翻覆、山河興廢的古城只是沉默著。好多世紀以來，頻仍的災變、兵燹、饑饉、癘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動它的根基。它簡直是災難的淵藪，是歷史的縮影；然而，它又是一個國族的象徵。它真切體現了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舉世無匹的耐力，在風雲變幻之中固守著內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偉大，遠過於那些顯赫一時的至尊權貴，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災變動亂。直到它無力呵護自己這些命運愁苦的子民，才鬆開它的巨手――去吧，孩子。於是，號角驚天，革命象狂飆一般席捲中華大地，歷史又冒著彈雨和血光行進……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漸漸縮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樣的暗影。這時，我望見了蜿蜒的萬里長城和波光微渺的大運河――我終於流淚了。這就是我所見到的最後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記于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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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捷生：最後的北京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 阿波羅新聞網2010-06-06訊】
（本文１９９０年發表于《廣場》季刊秋季號）一、槍聲仍在響。遠或近。天空慘白。北京的夏季彷彿是從那個大凶大煞的日子開始的，蒼穹於是一直顏色慘淡，間或揉進幾股濃黑的煙柱，好讓那屍布一樣的天幕分出層次來。「----不要走近窗戶！」每家每戶的大人都反覆警誡，如同嚇唬小孩的鬼怪故事。而恐怖的超神傳說倏地變成了現實。不同軍種、兵種的精銳團隊在空寂無人的大街上跑過或操過。他們互不相涉，更互無聯絡。廣場已攻陷，反抗已撲滅。他們彷彿只是在競賽士氣，暴喊著「一 ――二――三――四！」的操令和吼著軍歌，對民心似鐵的北京人進行精神戰。當然，他們毫不猶豫地對任何一個可疑的影像開火，或者乾脆無目的地朝天鳴槍，以強化「六四」數日以來籠罩首都的戰時氣氛。
門戶緊閉，窗帘低垂。每家每戶都如此。於是再也看不到鋼盔的攢動和刺刀上閃爍不定的金屬光澤，猶如看不見槍膛里精密而猙獰的來複線。事實上，沒有人能目睹那撞擊、起爆、旋轉、迸射的物質運動的瞬間，只有那尖厲而乾燥的音頻，不時撕裂著人們的耳膜。這種生疏的音波忽地成了北京人生活的軸心。這就是死亡。它和每個人都那樣近。自八國聯軍兵燹至今，北京城間隔了九十年才得以溫習這嗆人的硝煙味。光陰荏苒，北京人已喪失了應付戰亂的能力。更何況，歷史角色的轉換實屬匪夷所思，圍城一月並發動總攻的不是兇橫的外寇，而是中國軍隊。幾多死難者直到他們的肉體被灼熱彈頭洞穿的一剎那，仍不敢相信取去他性命的是自己的同胞。
第四天了。我們一家三口困縮在一個房間。臨街那個房間已不屬於我們，從窗縫強襲進來死的氣息，把那個房間掠走了。曾經激沸的熱血降到了冰點。
六月四日血與火之夜，我那股視死如歸的勇氣已徹底崩潰，彷彿不曾在暗鋼色的刺刀前高亢地喊過、豪邁地唱過；不曾在彈雨中挺立過、奔跑過。我只是對著四堵牆壁發獃，絕望、怯懦，象一隻偷生的螻蟻。我甚至不再屏息潛行到住宅臨街的一面，偷偷掀開一角窗帘窺視天安門廣場。那裡已沒什麼可看，連升騰數日的渾濁煙柱都已熄滅，只有直升飛機在列成方陣的坦克群之中頻繁起落。曾令我的心志如此昂揚過的地方已化為一塊巨大的血痂，色澤漸漸變黑。唯一可做的事是反覆調校收音機的短波頻率，捕捉外部世界的每一束電波。「抗議」和「譴責」且不去管它，特別篩選出「嘩變」和「起義」之類的隻言片語，來膨化自己的幻想，用來填補被炮火洞穿的思維空洞――每個人的腦際都驀地有了這樣一個彈孔。
神跡並沒有降臨。我們一家三口，就這樣捲縮在兵禍沉重的陰影下。大軍破城之日起，我八歲的兒子已經同全北京城的孩子一樣，不再背起書包上學。兒子不曾從這意外的「假期」里得到絲毫快樂。他首先失去了自己的空間 ――臨街的房間本是他的領地，卻被「戒嚴」了。從木樨地到復興門都有朋友打電話來，哭訴那些無堅不摧的虎狼之師，揮軍攻城時向街道兩旁的居民亂槍濫射。現代科技的成果是牆殼越來越薄而子彈穿透力愈來愈強，不少人竟是在寢室里領受無妄之災。特別是木樨地，那一帶的人家當晚徹夜蹲在地板上不敢直腰，子彈嗤嗤斜穿上來擊中天花板，灰沙四濺，粉塵瀰漫，如同戰爭影片用濫了的噱頭。
就這樣過了四天。兒子不知做什麼好。他從直覺里知道不可以去碰那部買了不久的電子遊戲機，便把所有藏書都搬出來，從《西遊記》到《安徒生童話》，沒一冊能翻倒廿頁以上。彌散於大氣中的驚悸與死亡氣息，和神話世界根本不能相容。然而，他才八歲，完全無法理解窗外發生的一切。看見兒子百無聊賴而又不敢多言的樣子，當媽媽的哭了。這幾天來，妻子動不動就淌眼淚。
對窗外的一切，我們大人又能理解多少？妻子僅下過一次樓，拐進樓後面的衚衕。那裡貼著牆根瑟縮蠕動著一條人龍，是搶購食品的居民。店鋪拉上鐵閘做生意，不再有進門選購的權利，只能把種類名稱報上――如果店裡還有貨的話。連庫房裡年深月久的、罐殼已見銹斑的罐頭都搶購一空。酷似一部災難片的細節，陪襯角色就是驚惶的老百姓。自然，有交頭接耳、有嗚咽抽泣和高聲的咒罵――只是在衚衕里。近在咫尺的大街則是另一番景象。路面殘留著被坦克衝決的路障，大小車輛焦黑的屍骸、磚石、碎瓶子、血漬、委棄的旗幟……沒有行人，只見高度戒備的軍隊在巡邏。商店重門深鎖，叩門光顧的只有怵目驚心的彈孔。
尚未陷落的是衚衕。那裡是戰時消息的交流中心；是掩護學生撤走的秘密通道；是不畏死的抵抗者的游擊走廊。在六月六日，我曾目擊一群士兵鳴槍狂追幾個平民，從前門追至供電局，逃跑者拐入我這幢大樓後面，隱沒進衚衕里。士兵沖至，才拐彎便猶豫止步。眼前和他們對峙的一邊是迷牆一般的高層公寓，另一邊是錯落的四合院和幽深的衚衕，每扇門戶都緊閉著，門後面是石頭一樣的沉默。士兵們商量幾句什麼，威脅性地放兩槍，退走了。顯然，這些千里勤王的官兵從未進過北京，他們只是在《解放軍畫報》上認識首都的。六月四日之前幾次失敗的行動，失散掉隊的官兵都找不到自己的駐地，他們甚至沒有北京市區的地圖。
戒嚴部隊指揮部或是無意讓各路人馬配合協調行動，竟沒有派出公安幹警、武警、衛戍區的人手給遠道開拔而來野戰軍指引路徑，而更願意讓他們各自為戰。說到祭出和老百姓有「魚水之情」的軍隊傳統，請北京「老鄉」當嚮導，那是想也不要想！
四十年前往事已矣，當日北京萬人空巷，簞食壺漿，夾道歡迎人民解放軍和平入城的歷史佳話，竟被四十年後的一夜槍炮擊得粉碎。人民創造的歷史和帝王創造的歷史是如此不能相容。人民畢竟被擊潰了，最後的「戰壕」――經緯縱橫的大小衚衕，終究會被橐橐靴聲踏平的。
二、電話鈴又響。
這些天來，它響個不停，半夜裡也得爬起來接電話。國難當前，晝夜的概念已失去意義。北京城交通斷絕，郵電停頓，加急電報一夜之間激增數萬份而無人派送。傳媒只剩下廣播電台和電視，電波和熒屏翻來複去都是《中國共產黨告全體黨員、全國人民書》，還有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第X號緊急通告。唯一的人際信息傳遞渠道就是電話。連日來哪怕彼此不太熟悉的人都互通電話，打聽不同城區的戰況。這回來電的是《人民文學》的主編劉心武。他告訴我，他妻子剛看見同住一幢大樓的叢維熙、鄧友梅、張鍥提著行李鑽進了作家協會的轎車，奔機場方向去了。妻子也勸他暫時離開北京避一避。劉心武說他曉得那三位同行是去深圳「創作之家」避風頭，他也想去南方小住，卻不欲與那三位「扎堆」，以免日後大家牽扯出說不清的麻煩。他問：如我也想離京，可否給他在那邊作些接待安排？我告他：已有兩位朋友來電話相約南下。真到了那邊，接待之類是小事，問題是怎樣才能離開這座凶城？劉心武沉默一陣，說：「我試試看，也許有辦法弄兩張機票。」電話掛斷。我妻子知道劉心武太太的態度，也勸我先返廣東。
北京眼下兵連禍結，再演變下去誰也估不透還有什麼事發生。妻子讓我等局勢穩定了再回來。我無言以對。要是能走，北京城不知多少人逃難去了。北京往南的鐵路交通已連日斷絕；北行火車據悉只到通縣。全國最大的鐵路交通樞紐――北京站，已徹底癱瘓。至於飛機場，那邊的情勢我完全不知，從劉心武住的安定門去機場，或尚可通行，而從我這裏前往，則要提著腦袋上路，行經前門、崇文門、建國門等幾個血泊未乾的殺戮戰場。如今在那些地段子彈就是王法。我從電話里得知，建國門已由坦克列陣，立體交叉橋上上下下重兵布防，處於戰時狀態，炮口所指，已不是膽敢作飛蛾撲火的悍民，顯然是嚴防更大的事變。遠的不說，從我這幢公寓樓向東，不能走出三百米以外。那裡，攻陷廣場的部隊把原先民眾設置的路障加固，架設多挺機關槍，擺開了鎮守天安門廣場的第一道「擅越者死」的屏障。在戒備森嚴的工事後面，曾經喧響過地動山搖的吶喊，旌旗蔽日，蔚為壯觀，令氣象蕭森的紫禁城九重龍鳳闕黯然失色。轉眼翻覆，狂飆般揮舞的手臂和仆倒的身影，已化為浮雕，凝固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被煙火熏黑的漢白玉基座上。而偌大一個廣場，已變成全世界最大的戰時兵營。番號龐雜、兵種各異的三十萬大軍虎踞京師，時局嚴峻而又撲朔迷離。其時我和許多人一樣，隱約覺得滿城硝煙之中掩蓋著種種可能的變局――那意味著一場兵燹，于這個創傷累累的民族來說，絕非幸事。若然當局就此一戰勝定，其後的手段自是不言而喻。
五十日震驚朝野的全民運動，清濁立判，對那些鐵了心下殺手的政治老人來說，「黨」和「政」已不足倚，唯有「軍」可以拱衛這座危城，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北京最權威的聲音將是槍栓的錚響。預料之中的大搜捕、大清洗已迫在眉睫。我並沒有將所有凶兆都告訴已被驚悸和愁苦所壓倒的妻子。屠城次日，我前後致電兩位可斷定有大麻煩的朋友，其家人簡短答曰：「不在。」然後掛斷。我再打過去，一開口先報姓名，對方才吐出富於暗示性的一句：「他離開北京了。」這是警訊。
我能不能離開北京？之後又何去何從？我一夜無眠。
三、而這一夜裡，北京的情勢似有了許多變化。各城區槍聲大多歸於沉寂，只有城南上半夜傳來兩起自動火器短促的射擊聲，並曾有一兩聲爆炸。城南一帶，民風剽悍，尚未完全停止以卵擊石的抵抗。倒是殺戮最慘重的西長安街一路象墳場一樣死寂。那些為著一個光榮夢想而捐軀的英烈，只成了周而復始的歷史演義的幾行註腳。而這部發皴的黃卷，已被續寫了無數情節近似的章回。下半夜，所有聲響都在濃稠的夜色中沉澱下去。我曉得，這一充滿生死歌哭的篇章已經完結。其後，有一種紛沓的動響從夜幕中傳來，低沉、有力，象冰川徐緩而沉重的移動，象洪水漫過布滿卵石的河床。我驀地掙脫困頓，下床躡足摸向窗前。我想，這片城區每一個心膽俱裂的戰敗者都會被這陣沉悶的聲波所驚動，和我一樣，偷偷掀開窗帘窺測。這絕對是戰爭狀態下才得一見的景象――見首不見尾的大部隊在夜色掩護下悄悄移動，密麻麻的鋼盔組成方隊，攢動著刺刀的叢林，每隔一定行距就顫巍巍地招展出肩背式報話機纖細的三菱形天線。沒有口令，甚至沒有半聲咳嗽，軍容肅整，緊張而肅然地行進。長街兩側涌動著滾滾鐵流，左出右進，廣場守軍魚貫撤出，新開抵的集團軍旋即接防。似乎只有裝甲部隊沒挪窩。若然那群鋼鐵巨獸咆哮起來，滿北京城的百姓一定以為戰事重燃。對當局來說，沒有比這群龐然大物沉重地鎮住共和國的心臟更具象徵意義的了。
毋庸置疑，外間電訊關於「變局」的喧囂聒噪純屬子虛烏有。那些兇猛強悍的攻城主力撤走了，代之以已在郊區屯兵多日而又不大清楚城裡出了什麼大事的外圍部隊。我伏在窗前半個鐘頭，看來這浩浩蕩蕩的大換防要持續到拂曉。我曾想象會突發一些小騷亂，在黑暗中醒著的高樓和平房，會飛出瓶子或半截磚頭，挾著熾烈的仇恨和無謂的盲動，呼嘯墜落寒光閃爍的鋼盔之上，於是暗夜裡將突發暴喝和一輪亂槍……然而，重壓在櫛次鱗比的樓宇之上的只是一團死氣，什麼也沒發生。血氣最盛的北京人也被殺怕了。姑勿論會種植下天大的禍根和死結，畢竟，吾國曆朝歷代的鎮山寶總不會失傳，那就是立竿見影的霹靂手段――殺！就這樣，一個新紀元尚未開始就結束了。四十年來，那些纂修黨史、軍史的御用專家們總在忙碌，不懈地對史料實行增補、篡改、消滅。只有這一段落，他們始終是無法迴避而又理屈詞窮的。最佳的辦法是令老百姓對這五十日刻骨銘心的經歷徹底遺忘。如果可以乞靈于超自然的力量，他們甚至會祭出某種神乎其技的無上心法，讓十一億人民一夜失憶，統統少活五十日！類似的工作已經開始。
四、天明，槍聲已渺的北京城有了一些新氣象。接防廣場的新軍組成小分隊，背挎鋼槍，槍口朝下，唱著《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歌，沿長街出動拆除路障。有的軍官出面向附近的供電局、房管局等單位交涉，借用掃帚和手推車，用作清理打掃路面。被橫過來阻擋軍車的交通隔離帶一一歸位，只有那些被坦克輾過的扭曲鐵欄和殘碎水泥墩被扔進垃圾堆。官兵們幹得很起勁，汗水蘸透了草綠色的軍衣。先兩日委棄于路心的褪色旗幟，不知何時已被人悄悄拾走，大概是當作歷史文物收藏吧；路邊還有一兩根紅布條，也不曉得官兵們認不認得它的來頭，總之掃帚到處，歸於塵土；倒有一冊薄薄的什麼書，是學生撤退時遺落的，被「六四」下午的驟雨打濕，而後又干透變黃。一士兵拾起翻翻，交給挎手槍的軍官……這打掃戰場的過程，有如一出無情節的默劇，而觀眾則站滿公寓大樓的走廊或臨街房間，憑窗俯瞰，不再躲躲閃閃，卻默不作聲。雙方的肢體語言各自表達著什麼。
這種無聲的對峙直到中午，民眾開始軟化，先是供電局出來了廿多人幫助清理路障，其後我和許多被困了數日的居民也涌到街上，圍攏著這幫官兵打探情況。人們自然認出這批軍人並非當日攻城主力，卻也不敢施展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攻心戰，但一口惡氣無論如何咽不下去，於是劈頭一句都是這般問：「你們是二十七軍的嗎？」當時，京城盛傳沿公主墳、軍事博物館、木樨地、西單、六部口強行推進的西路軍是二十七集團軍，那一路狂攻濫殺，長街伏屍累累，令人髮指。這血海深仇是永難開解的。對此一問。兵們都迅速回答：「不是。」「那你們是哪個軍區的呢？」民眾追問。兵們不答。他們都很年輕，也靦腆。倒是那軍官搶過去答：「我們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這軍官顯然是軍校栽培出來的，見得場面。大兵們就不是那麼回事了，越來越多的居民大有把他們隔離開來盤問之勢。「你們以前進過北京？」民眾問一士兵。「沒有。」士兵口音濃重，模樣也很敦厚。「你們進來之前知道北京的情況？」民眾愈加大胆。士兵很窘迫，嘴唇一動，不知說什麼好。另一撥居民更具挑釁性，某中年婦女問一位壯實的機槍手：「你們是人民子弟兵，怎能向人民開槍呢？」機槍手臉色陡變，不答腔，提著武器穿出人群，趕緊向分隊靠攏。倒是那位軍官仍在人叢中侃侃而談。市民雖覺得這支新軍對自己並無多少敵意，面對當官的卻不敢放肆，只轉彎抹角找話說，沒搬出叮叮噹噹的唇槍舌劍。軍官不知怎的生出諸多感觸，說道：「象今天這樣，我們軍人就寬心了。我們最怕老百姓不理解，罵我們……」軍官眼圈也紅了。
毫無疑問，他們當屬戒嚴初期幾度入城未遂的部隊之一。那陣北京人眾志成城，以血肉之軀力擋數十萬雄師。茫然不知所措的官兵在郊縣風餐露宿，到處挨罵，郊縣農民甚至以鐵耙封鎖公路，扎穿軍車輪胎。部隊士氣沮喪抑鬱，不知此來為何。除了「四.二六社論」反覆洗腦，連電視及諸種報紙都禁看（當時中央電視台及幾家大報都明顯傾向民運）。面對四面敵意，他們覺得除了抽象的「上級」，誰也不需要他們來北京現世。日子一拖再拖，軍心幾近崩潰。或許，這就是他們未被選中出任攻城主力部隊的原因。眼前這位軍官樣子誠懇，感情豐富，更有文化。他除去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下來的關於「反革命暴徒」襲擊解放軍的通報外．是否曉得「六四」揮師疾進的先頭部隊有過什麼作為？以他在軍校修得的學識是否清楚在充滿暴力和血淚的中國歷史上，用正規軍乃至坦克和自行火炮來撲滅學生運動，也是開天闢地的頭一回？以他對世界軍事史的素養，是否記得起哪個國家的教科書把武裝部隊射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的戰例堂而皇之地記載進去？我不敢斷言他沒有閃過諸如此類的念頭；正如我不相信這些敦厚樸實的農村兵和精幹強悍的軍校生是殺人狂。事實上，當日的逃兵和集體怠戰的部隊之多，是極為直觀的例子――他們畢竟是人民的子弟。
不用過多久，全北京都將曉得軍事法庭開始秘密審判一批批違抗命令的指戰員，上至集團軍軍長下至普通軍官，都受到極嚴厲的處置。與此同時，世界現代軍事史的一項創舉在北京誕生――一個國家的武裝部隊向平民開戰，並戰而勝之，因此得到隆重的授勛。這場閃電戰的結局近於完美，一方是上百萬的城市居民，一方是以寡敵眾的精兵勁旅。他們導演了一場壯烈的陸空立體戰爭（假若北京不是內陸城市，並肩出動的還將會有海軍）。這場「聖戰」，這些故事，在這座城市將會世代相傳，永遠牢記。
五、下午，劉心武來電話。我以為他只是打聽廣場動態，實想不到他這麼快就能弄到飛往南方的機票。亂世危城，這簡直是奇迹。票是次日下午的，但劉告訴我，司機拒絕開車到這邊來接我，因這一段路途關隘重重，從城東到前門，幾乎要「檢閱」盡各大軍區、各兵種的戰時防區。司機對建國門尤其恐懼，那裡的大兵兇橫跋扈，連日在外交公寓一帶亂槍掃射，曾將埃及使館武官的家射得落花流水（訊息來自外電），或許這有助於向中東國家推銷國產軍火吧；再加上方勵之夫婦潛入美國使館避難，導致使館區兵力激增，便衣成群，截查所有車輛，形跡可疑者可立斃于槍下。
我彷徨無計，怎樣才能在戒嚴之中趕赴距離遙遠的首都機場呢？我也得知劉再復、王安憶二位本要到新加坡訪問，是六月五日的國際航班，結果滿城烽火，機場變得可望不可即，現時這兩位竟不知去向。「我在安定門等你，你自己想辦法過來吧。」劉心武掛斷電話。小亂入城，大亂下鄉。這是飽經離亂的中國人以血淚凝成的生存要訣。走終須是要走的，「儒以文亂法」，中國知識分子數千年來的宿命就是――如果不「和中央保持一致」，即為異端，即為亂臣賊子，必須無情地加以鎮壓、整肅、撲滅。此番又將如何？那隻永不言倦的鐵腕，將以雷霆萬鈞的態勢來完成我們那份惶惑的想象。
妻子自然十分耽心我前去安定門的兇險，但兩害相權取其輕，還是早走早著。她給我畫了一張詳細的路線圖，如何儘可能從衚衕繞行，避開重兵扼防的主要路口，還囑咐我好多注意事項。總之，只要我平安，在快要到來的暑假，她將攜孩子到南方與我團聚。北京這場兵燹，她的心也涼了，讓我回去聯繫有關方面，以後舉家南遷，遠離京師，遠離這政治風暴的中心，到山重水複的南方去過下半世太平日子去……說著說著，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妻子生於斯，長於斯，終於夢碎，內心何等悲涼！沒什麼可收拾的，何況我不可能拎著一個在哨兵眼中至為可疑的行李袋去履險。須知此行原是逃難而非度假。只是我結婚十年，總象候鳥一樣南來北往，但每年夏秋都在北京這個家中寫作，竟已淡忘了南方夏季的濕熱滋味，然而和眼前的瓦礫焦土、硝煙血痕相比，遙迢的家鄉簡直是避秦桃源。
妻子略略知道我這次來京之前在南方民運風潮中的作為，便一再問我回去將會有什麼麻煩。我安慰道：時代到底不一樣了，這十年的滄桑巨變，有時反是身在首都不易感知到的。過去大江南北鐵板一塊，天子一聲號令，舉國地動山搖；而今各省有了些實權，甚至有若干自家的政令，懂得如何虛應故事去和中央集權周旋。尤其粵省，如今一派和平安逸，若為發財故，搏殺者便如過江之鯽；若在驅策人們去「批判鬥爭」，實在缺乏原動力，連街邊擺攤賣彩票的檔主都曉得那是一出演濫了的宮闈劇。話說得如此斬釘截鐵，也是安撫自己，是否如此，我心裏也沒底。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躲不過的禍，我寧在嶺南領受那份麻煩，而對北京的刺刀槍托避之則吉。
六、這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晚上七時正，全世界的衛星通訊網都同步轉播了鄧小平亮相併發表講話的電視新聞。這就是著名的「六.九」講話。這位國際共產主義的巨擘自從和另一位風雲人物戈爾巴喬夫會見之後，就象隱形一般遁入歷史帷幕後面，以致舉世震驚的「六四」真相有了許多離奇的版本。
此刻，一切都塵埃落定。億萬中國人很久都沒看到過這麼齊全的黨政軍頭頭腦腦濟濟一堂、集體出鏡了。那些年邁得只剩一口氣的幾朝元老也被搬出來，正襟危坐，肅然注視著居中這位曾與之出生入死、榮辱與共的老戰友。此公身經幾許風雨，命途多舛，仍不墮其鐵石一般的意志，實為紅色政權的中流砥柱。他們之間無論有幾多恩怨嫌隙，終須和這位強人共進退，勉力分擔這份其重無比的千秋功罪。於是全世界都屏息聽取這位東方強人的現身說法。這是一種典型價值體系的箴言，是一種獨特思維方式最清楚不過的詮釋――鄧小平擲地有聲地給這起劃時代大事件「定性」，指出這是兩個不同主義你死我活的嚴重鬥爭。簡明，精闢，不尚繁瑣論證。世人再一次被明白無誤地告知：在中國，異質的信仰不可能有生存空間。所有理想的衝突，必須用流血來解決。這個有數千年文明的帝國，正統撲殺異端是一條鐵律，也是家常便飯，並非今人首創，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接下來，鄧小平提議黨政軍頭腦們集體起立，為衝突中死去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公安幹警默哀一分鐘。前述的價值體系，這一下子得到了更形象的表述。因為，這個莊重儀式之後，鄧小平竟沒有對死傷百倍于軍人的學生和平民有任何表示。他們死了是白死。這段重要新聞播完，那遙遠外部世界震悚之餘，定然一片嘩然。
但此際我則枯坐良久，無言無容。幻滅二字，若不僅從詞義上去理解它，而從內心深處真正體驗到它，那種萬念俱灰的感受竟是不可言狀的。我身為「六四」屠殺事件的見證人，迄今血脈賁張，那慘烈的景象永世不忘。但我自問是個理性健全的知識分子，歷史觀和價值觀不至於被一夜槍聲徹底摧毀。我沒有能力對鄧小平作「春秋」式的定論，他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風雲人物，不管歷史對他如何判定，他首先是一個政權的化身，他是他所獻身信奉的那個主義的堅定戰士。他不能逾越自己。他讓我透過紛亂的歷史表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質。正是這種冷酷而無可變更的本質，令我感到徹骨的恐懼和幻滅。讀過喬治－奧尼爾的《一九八四》嗎？讀過卡夫卡的《審判》嗎？讀過薩特的《臟手》嗎？此刻，我才算是讀懂了。
是夜，北京槍聲不興。七、六月十日。連日來籠罩著京城的似霧非霧的灰白薄靄一掃而光，天空出奇的晴朗，陽光甚至有著金黃澄澈的色澤。它令我覺得怪兀彆扭，然而，它或許就是好兆頭――這一刻，我就要離家遠行。吻別妻兒，那雙腳卻遲遲邁不出門檻。我悵惘地顧盼這這個住了十年的家，至為強烈的離愁別緒襲進心頭，彷彿是一種朦朧而的預感……前路茫茫，歸期茫茫。這種預感是如此不祥，我不得不強行壓抑著這意念，終於走出家門。
妻子形容憔悴，為我只身前往安定門而憂心忡忡，更為我才返京未久就匆匆南下而傷感。八歲的兒子尚未識得表達離情，反而對即將到來的暑假充滿憧憬，熬過這數日無比沉悶的時光，他渴望自由和歡樂，他曉得暑假將南下和父親會合，於是童稚的心裏涌動著好多美麗的幻想。……我推著單車踏上彈痕累累的前門大街，回望這幢灰色的公寓大樓，回望高處貼在窗戶上的兩張臉龐，那不祥的意念再度掠過心頭。這個家，我何時才能回來？如果我真的預知自己踏上的是一條不歸路，此時我又能有什麼別的選擇？戒嚴巡邏隊過來了。我揮去雜念，低頭踏著「順民」的步點，推車前行。這三百米不能騎車，前頭就是第一道關隘，也是大軍突進廣場的第一個血戰之地。眾多年輕的嗓子曾在這裏豪唱《國際歌》與《義勇軍進行曲》，眾多陌生而堅強的臂膀挽成血肉長城，深信充溢天地間的浩然正氣可以阻擋槍彈和坦克的履帶，這一切都成了噩夢。
戰場打掃過了。前門路口拓清之後，不知從哪個方向開過來好幾輛野戰炊事車，停在美資肯塔基炸雞店門前。這間全球性的集團式快餐店，在北京擁有的這爿店鋪是其驕傲，一改它在美國本土路邊小店的形象，它坐落天安門廣場南邊路口，與前門、正陽門相對，盤踞著其它外資店鋪艷羡不已的好風水。如今，這一脈風水已被破壞殆盡。當晚，西南、正南兩路陸軍與空軍部隊掩殺而至，都在這兵家必爭的要衝之地發生戰鬥，第一個被射殺的就是肯塔基炸雞店的僱員。自那一夜至今，該店關門落鎖，空無一人。倒是門前幾輛炊事車蒸汽繚繞，啃了幾日榨菜和壓縮餅乾的軍人一批又一批前來輪候吃熱騰騰的雞蛋挂面。那些兵們摘下鋼盔一屁股坐上去，都好奇地隔著落地玻璃窺看老美炸雞店的氣派，繼而去想象它的滋味。
人行道側下水道口的封蓋上，殘留著上一撥官兵潑下的麵湯，很多象蛔蟲一樣軟耷耷而且發脹的白麵條橫七豎八地粘在那裡。這在早年的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想象的，連一小團玉米面窩窩頭渣兒也不許糟蹋。而今，槍也開了，人也殺了，再奢談早年形象已沒什麼意義。我小心翼翼地在這些兵們面前經過，路人也不止我一個，這座城市死去數日，今天上班的人明顯多起來。戒嚴的防線昨日已後撤到正陽門兩側路口，前門東西大街已放行。我注意到炸雞店停車場的崗亭圍攏著幾個路人，探頭探腦往裡看。我當然知道裏面有何景觀。那晚，崗亭里兩條人命就在我十步之外喪送于亂槍之下。既是擦身而過，我亦稍停步探看。那鋁合金崗亭有一串彈洞，窗玻璃更呲著一個觸目驚心的巨孔。亭里屍身已經挪走，一瞥之間，我的胃部不由猛地痙攣―― 大灘血泊已變黑，更顯出那坨白花花的糊狀腦漿之可怖；亭里還遺下死者值更執勤的紅袖標，躺在血泊之中。六七米外正好有兩個背靠背挎著衝鋒槍的哨兵，他們竟不干涉途人圍觀這極為刺激的殺人現場。也許這血案和他們這一彪人馬無涉，事不關己；也許此景可收心理恫嚇之效，無妨展覽；更大可能是上級並沒指示他們該如何去做。他們的上級此時忙得不可開交，這類細微末節，自是無暇理會。
再往前，就是歷史事件的中心了。那裡呈現著戰時狀態難得一見得圖景。它是一種象徵，是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它昭告過往的北京市民：你們已一輸到底，再無翻本的機會了。列成方陣的巨型坦克群之間遊走著閑散的士兵，粗大的炮管全都晾滿行軍被，潮滋滋的草綠色被褥在盛陽之下暴晒，坦克手三三兩兩坐在炮塔上，饒有興緻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四周氣勢雄渾的建築群。這裏城廓連雲，大道朝天，和他們那溝壑縱橫、沙塵滾滾的訓練基地是多麼不一樣啊。這群鋼鐵雄獅在宏偉帝都的中軸線上振鬃嘶吼，重重疊疊的皇城宮闕亦為之抖索，那種征服感是何等豪邁！五十年代初，他們長驅直入南韓的漢城。六十年代初，他們擊潰麥克馬洪線南北的印度軍隊。七十年代末，他們一舉攻陷越南的諒山。八十年代末，他們以雷霆萬鈞之勢拿下了自己的首都。步履重滯的路人踏上這條中軸線，都喪魂落魄地向廣場行注目禮。這就是剛剛向全世界獻演過一出英雄史詩的地方嗎？這就是一個共和國搏動的心臟嗎？這些草芥小民一生之中，假如有一兩回從無盡的庸碌灰暗裡噴湧出熾熱奪目的崇高感、壯烈感，並真切體味到「國家主人」的瞬間感覺，那正是在這裏――天安門廣場。它是人民的圖騰。它是歷史的祭壇。它其實從建成之日起就忠實于這兩種功能，如同廣場鋪設的方磚一樣精確和勤勉。莫非它早已縝密地計算過，它既能支撐起學生的連營帳篷，也能承受得起成群重型坦克的輾壓？
我移目向蒼天，正陽門彩繪描金的飛檐傲然翹向陽光，上面浮凸的飄逸行龍彷彿不曾被硝煙熏過，只有驚恐的燕群象黑色箭桿一樣在箭樓上飛出飛入。放眼望，皇城隱隱，宮闕重疊，天安門、端門、午門……都在赤日下裸呈著血樣的顏色。數千年來，帝國天朝都認定這種色澤是皇權與威嚴的象徵，午門之外，多少顆貯藏著異端的頭顱在刀斧手腳下咕嘟嘟滾動，狂噴出來的鮮血只能讓史家的春秋之筆變得更加生動。這個帝國令世人景仰和迷醉的悠久文明史，本來就充滿了血腥味。然而，這一代從血污的襁褓和暴力的搖籃里長大的中國人，仍然未能接受眼前這反差巨大的變化。他們呆立於哨兵的視界和子彈的射程之內，眺望人事皆非的廣場，儘可能抹去臉上的表情，但還是有許多人眼眶裡噙滿了淚水。
我站立了十分鐘，此際的感覺卻比六月三日至四日無眠的晝夜還要漫長。我覺得自己正在與一個時代訣別。這個時代只有十年，在時間之河裡它是那麼倏忽短暫，而就這輩人而言卻足以培育出叛逆思想的胚胎；這個時代的變遷在人類進步史上本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而在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度來論卻又是非凡的、充滿想象力的；它從千年魔瓶里剛剛釋放出一個民族的精魂，轉眼又被加蓋密封，埋葬在刻滿古老碑文的陵墓之下。而這個時代的起源正出自天安門廣場。同樣在苦寒的春天，這裏曾是黑衣和素花的海洋，那是另一次百萬哀兵的和平大起義，結局是鮮血濺滿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漢白玉基座。廣場總是在製造著英雄和烈士。一個英雄太多的民族，其命運必然是可哀的。
我甚至無端念及一則軼事――殘酷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人民初嘗久亂之後的安寧，有一位著名的城建專家在《光明日報》撰文提議：如今不再是「階級鬥爭」年代，不再有英明領袖檢閱百萬「革命群眾」的場面，廣場的政治功能已弱化，鑒於這一片城區綠地偏少，不如將廣場翻種綠樹，變為一個花木掩映的人民公園。不消說，這種腐儒式的專家論調，既不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首肯，亦決不可能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今日驀然回首，那位學者的立論豈非確有先見之明？又經這一遭創巨痛深的歷史事變，廣場的綠化夢更無從談起。歲月悠悠，統治者和老百姓都把廣場視為超乎宗教的禁地或聖地。它是永恆的。廣場，這是你的宿命。
我離開了它。我如果曉得此去就不再回頭，心底感觸更將如何？十年來，它只是我住宅窗外的一幅開闊圖景，而這一刻，它成了浮雕，永存於我頭顱內凹凸不平的腦質層里。八、前門東大街。過了北京市公安局，我開始騎行，單車象載不動那紛紜意緒而哐啷作響。長街兩側緊閉的店鋪次第退後……途經兩家銀行，更是鐵閘把門，似乎有不少人是奔著它出門的，到銀行門口焦躁地張望一陣，又掉頭返回。擠提存款，乃亂世必然伴生之事。儘管沿街了無生氣，但我的直觀印象是――六四當日並無大部隊從前門東大街殺過來。
我選擇這條路線而避開長安東大街，顯然是明智的。但這一來，我就不可避免要行經崇文門，這個向來令人頭疼的交通瓶頸，如今意味著惡戰、暴戾和軍民之間的深仇大恨。儘管我從電話里聽到不下三四種版本的轉述，當崇文門呈現眼前，我才曉得自己的想象力是那樣貧乏――這裏不比廣場、前門，崇文門的路障雖是草草清理過了，卻只是勉強打通了道路。那些燒得焦黑、呲著扭曲框架和鐵殼的大小車輛被推到路旁，還有一輛傾覆的甬道式大型無軌電車無法拖動，堵塞著半條馬路。滿地是碎磚和閃閃發亮的玻璃碴，尚有未拾凈的黃澄澄彈殼……這裏的步哨不及前門多，氣焰卻兇橫暴戾，食指鎖定在槍扳機上，盔沿下雙目精芒閃動，掃描著每一個路人，不時發出幾聲呼喝。我向路南花市大街方向投去驚心的一瞥。那座造型笨重的行人天橋就在眼前，上面除了挺著刺刀的崗哨，不再有市民過往。
當日在此慘酷的一戰，成了官方指證「反革命暴亂」最有力的說辭。我無意細述事件的過程，所謂「歷史事實」，在它剛發生不久，就已各執一詞，真偽莫辨；及至時過境遷，就更說不清楚了。我倒願意引述官方控詞的梗概 ――當日，大隊軍車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由南嚮往北，朝廣場方向猛撲，突進至崇文門這交通瓶頸，已是路障重重，民眾嚴陣以待，磚石與瓶子劈頭蓋臉飛來。指揮官眼見無法前進，下令所有軍車掉頭另覓通途，僅一輛拖卡的軍車因體積笨重而掉不過頭來，轉眼後繼部隊已移師他往，撇下這一小隊官兵受到民眾的包圍進逼，他們棄車之後被困於行人天橋上，由士兵持槍把守兩邊梯口。民眾吶喊不止，卻不敢硬沖；其後，有三位白髮老婦挺身而出，顫巍巍地走上面天橋，跪倒在士兵腳下，哭泣懇求當兵的勿以槍口對準學生和百姓――到此為止，本是八九民運中感天動地的一幕――那士兵猶豫不決，這時有人發喊：這當兵的手裡欠下幾條人命！無論孰真孰假，在群情鼎沸之下都極具刺激性，於是有幾條身形暴起，和當兵的扭打成一團。指揮官見勢急令全隊衝下天橋，奪路奔入衚衕遁去。不幸這名士兵已無法走脫，先被打暈，又被扔下天橋，最後被倒吊于橋底，給澆上汽油，點了天燈！這毛骨悚然而又極為煽情的血腥故事，被迅速通報全軍，其後又印發照片、登報紙、上電視，成了激發戒嚴部隊士氣和仇恨的活教材。
我最初聽到的並不是這個官方說法，但無論何種版本，我都為之深感震駭。這民族的潛意識中的嗜血和暴力傾向竟是如此可怕，爭端一起即血濺五步，慣於用生死來判勝敗，用斧鉞來辨正邪。如此國民性，欲向現代文明和理性歸化，真是荊棘滿途。我曾大覺困惑，這個國族的傳統形象倒是沉靜內斂、十分儒雅的，那些綿永而湮邈的歷史，在外人看來，簡直是個瑰麗的東方神話。至少，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儒釋道三家，均無暴力取向，如果說「國教」儒家學說有相當的排他性，亦不外是唯尚正統、貶抑異端，確無鼓吹暴力的教條。思前想後，只能歸咎於手執王杖的權勢者，那些君臨一切的真龍天子，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民救星」。諸如「點天燈」這種狂暴的殺人術，本來就是王者首創，車裂、鼎烹、宮刑、瓮焙、綁縛法場的遊街示眾、刀斧手在觀者如堵之下誇張的表演、割下首級高懸城門昭告子民……所有這些野蠻暴行都假王道、綱常、社稷、穩定之名公然施行，從而激發和確立了「以暴易暴」的模式，嗜血和暴力衝動成了草澤民間的潛在規則。事實上，新中國建政數十年來，一直沿襲許多先朝的律例，諸如處決「階級敵人」的群眾公審大會，押赴刑場時的掛牌遊街，更不用說推陳出新的鬥爭會，精神虐待和自虐式的互相揭發和自我交待……等等。我為那名士兵的悲慘下場深感悲哀，他是狂暴情緒藉以宣洩的一個不幸對象。但是，這些「暴民」難道是從地底陰溝鑽出來的嗎？在這個血腥的六月之前，他們到底是一群安分守己的升斗小民，還是如官方所說，是一些對社會主義制度懷有深仇大恨的敵對分子？
如果歷史需要證詞，我會毫不猶豫地以親歷者的身份，證實六月三日至四日，我所目擊的好幾個重要現場，絕無所謂「反革命暴亂」的半點跡象。即使是我目不能及的崇文門，也難以讓我相信整個進軍過程中一彈未發，簡直就象開赴天安門廣場參加閱兵式似的。這一點，崇文門一帶的市民當然有不同說法，否則無法置信一兩個煽動者能令群情聳動，霎時釋放出以暴易暴的潛意識。然而，這些實際上都不重要，真正的原則性問題，是中南海一撮政治老人早已立心鎮壓，「一步也不能退」，「斬草除根，除惡務盡」這就是他們的鐵腕語言。可憐那些學子與平民，竟不曉得他們從一開始就觸犯了天條，而去幻想他們響遏行雲的呼號和森林一般揮舞的手臂能正天聽、挽狂瀾。這個政權是暴力革命的產物，最終也要用暴力來捍衛它。想變天嗎？無妨一試，但他們當年流了那麼多血，你們就要還這麼多血來。這絕不是戲言，而是見諸《人民日報》的大塊文章和政要的公開講話。這叫打開天窗說亮話。什麼民族的福祉、社稷的安泰之類都被簡化為――到底是你還是我來坐江山！這正是現代中國的困局。執政者已斷然排除了和平變易的可能，而暴力革命既非蒼生之福，又會墮入強權陰謀和政治仇恨的歷史因循之中。說到底，千年來每一次改朝換代，終不離天崩地裂、血流成河的模式。如果說這是一次創世紀的偉大嘗試，其結局竟也並無例外。
九、我離開了煞氣重重的崇文門，折向北行。一路仍是劫後景象，又發現南北走向的好些路段瀝青層大面積龜裂損毀，當為重型戰車轟隆輾壓所致。就在某個路口，我意外看到了已絕跡多時的白制服交通警察。以下這些細節，或許有助窺探屠城黑日之軍與警的微妙關係――路心的交通崗亭已被戰車撞翻，交通警背著手站在路邊，無所事事。馬路已無正常交通，民用車輛極為罕見，卻不時有拉著「為民送糧」橫幅的軍車在未及清理的障礙物之間繞行。顯見得在居民的搶購風之下，首都存糧已見危機。再者，廿萬入城大軍的給養消耗也頗驚人。
交通警神情沮喪地目送著軍車，那些車牌標誌和識別號碼是他聞所未聞的。有路人向他搭腔，交警回應以滿口京腔，於是一下子圍攏了好些平民問這問那，我正好聽到兩句對答。市民不知問的什麼，警察嘴角向遠去的軍車一撇：「他們連我們也打！」市民又問：「這些大兵在北京還呆多久？」交警以尖刻的京腔答道：「您問我，我問誰去呀！」可以想見，戒嚴部隊的總攻時刻、行動路線以及「強制措施」的具體所指，首都交警大隊全都蒙在鼓裡。
我記得第一支從西南路衝擊廣場的軍隊前鋒殺至，在靠近前門的「東方明珠大酒樓」路口值勤的交通警還在崗上，當其時那位警察也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戰鬥一起就溜之乎也。平心而論，凡長駐北京的衛戍區官兵、武裝警察、刑事警察、交通警察、戶籍警察甚至包括國家安全部的秘密警察，內心大都同情民運，只不過交通警察僅系准軍事組織，與公務員近同，政治紀律不那麼嚴密，故能斗膽講幾句大實話。甚至於軍隊，這一路我也得睹奇景。
又經過某重要路段，這裡有多輛軍車殘骸，其中一部履帶式軍車燒毀得那樣徹底，以我對兵器的無知，竟認不出它原先是裝甲車還是一種軍事指揮車，總之燒成一堆廢鐵，右邊一大截履帶脫落，象一條僵死的巨蟒癱在路心。一切都顯示當時戰況之慘烈。此處現駐紮著大隊士兵。我初時驟見路邊綠地竟然坐滿了穿草綠軍服的大兵，嚇得幾乎掉頭而去，卻又恐顯得形跡可疑，唯有硬著頭皮向前騎行。
殊想不到這裏的氣氛要比前門、崇文門輕鬆百倍。兵們摘下鋼盔，敞著風紀扣，在草地上矮樹下或坐或卧，象郊遊野餐似的。只有當官的仍戎裝肅整，挎著手槍四處遊動。他們對路心的劫後景象熟視無睹，事不關己。附近是新一代的高層住宅樓群。那些不識天下凶吉大事的孩童憋悶多日，擇這好天氣下樓撒歡來了。士兵們很喜歡逗孩子玩，百無禁忌的小童鑽入士兵叢中，連跑帶跳。兵們樂不可支，或摟抱，或將孩子舉放于軍車上。孩子們的父母先是戒備而後也趨前拉話。我見狀也下車緩行，聽見許多對答。市民的問話大抵千篇一律，士兵答：他們是瀋陽軍區開來的，六月五日才進城，一直停留在這裏。有的兵為了回應尖銳質詢，拉開槍膛給市民展示裡頭並無子彈，又說他們這一路根本沒有配發彈藥；有的兵被問道，路心被毀的軍車是哪一部分的？兵漠然回答：「不知道。」當官的根本無意監聽部下的對答，至於市民更大胆的話語，當官的都裝聽不見。
可惜我無法多作逗留，目標是安定門――首都機場――廣州。每一階段都吉凶未卜，唯有謹慎從事，少去招惹，以免無事生非。依照妻子的路線圖，我繞開重兵把守躲、殺氣騰騰的建國門立體交叉橋，也避開大片使館區，但散布好幾處的外交公寓總不能完全繞過，也就看到了一些戲劇性畫面。這裏多了些小轎車，均系外交官的黑色專用牌照。這些轎車都裝扮得象慶典花車，除了車頭兩面國旗招展，車後天線桿也綁上更大幅的國旗，車身則貼滿五顏六色的外國國徽，隔一兩條街也識別得出這是外國使館的專車。我想，這是派駐那些政變頻仍、內戰不息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外交官習慣沿用的應變措施，卻在北京派上用場了。一幢外交公寓前，接送僑民撤退的大巴士正在裝運大小行李，連等候上車的外國孩童都手持一面小國旗。即使未曾親睹六四慘況的人，只要看到這些場景，便可相信這個國家的確發生了一場戰爭――一場專制對民主、野蠻對理性的戰爭。
十、終於到達安定門約定地點。劉心武已在等候，他待在車裡沒動，只用失神的目光打個招呼。我認得《人民文學》的車，司機卻是新面孔，既不是以前給王蒙開車的老楊司機，也不是那位曾給「借」出去拍過兩部武打片的地趟拳全國武術冠軍。
我把單車放到地鐵站出口處。相信妻子要過好多天以後才敢到這邊來取――如果它還在的話。鑽進車裡，劉心武簡短說幾句有關機票和航班的事，便歸於沉默。司機亦無言。這張生面孔令我頗不安，更不敢多話。再等一會。《人民文學》的王清風來了，我稍覺寬心，是他送我們去機場。
車子發動，起行，一路窗外大同小異的戰亂景象，四人都各懷心事，默不作聲。直駛離城區，開上通往首都機場的公路，王清風才給我介紹，這位年輕司機也是剛「借」來的。大陸單位的司機時常被借來借去，不足為怪。介紹畢，王清風也不再多言。劉心武更是一路沉默。通往機場的道路並無軍隊蹤跡，更無截查哨卡，這倒是怪事。
內亂一起，佔領電視台、電台、電訊電話局、報社、機場都是通例，亦系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範例和光榮傳統…..機場指揮塔從平坦的柏油路盡頭迅速崛起，第二個目的地就要到了，而此際稍稍鬆弛的心弦又再抽緊，包括司機在內，一車人都頗覺不安，實不知此刻首都機場成了什麼樣子。
拐入停車場，又看到多輛撤僑巴士。前些天儘管各國馳電緊急撤出僑民、專家、留學生，卻無法抵達機場，有先見之明的英美等國，在五月份戒嚴令生效時已包租下靠近機場的假日酒店，臨時安置僑民，一有風吹草動便直奔國際機場。那些動作稍慢的則要滯留到這時才得以返國。望去國際航線候機廳門口凈是箱籠行李、男女老幼；國內航線大廳之混亂更難以想象。
然而，我們之憂慮倒不在於此，機場如無戒嚴部隊把守，想必是另一系統的人馬把關，重點甄別和防範「XX分子」出走。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麼「分子」，總之，所謂空弦落雁，鐵腕強權之下「知識分子」永遠是驚弓之鳥。王清風早年也是行伍出身，很精明強幹。他讓我們安坐勿動，證件交他去辦理登機手續。王才進去一會就轉回，一切辦妥。他說國內航線反而很冷清，多數國內搭客都困身城內，無法前來。
聽機場工作人員說，昨天飛廣州的航班才六個乘客。看情形，大廳里也並無異常情況。我們其實到得太早，這種時局勢必要加大時間提前量。接下來，只剩下沉悶的等待。我自是無話可說，只聽見劉向王交待若干編務，其中提到已徵集多時的《人民文學》創刊三十周年的紀念冊。其實，在紀念冊上賦詩題詞的群賢，如今其中不少人的命運已難預料……
十一、終於起行。我和劉步入大廳，果然不見了太平時的熙熙攘攘，但旅客還是有一些，想是今日城內氣氛已略見鬆弛之故吧。我注意到各航線辦理機票登記之處，都是清一色民航職員，並無加派身份神秘的人手；進而又留意到，一些樣子太過年輕、神情卻憔悴不堪的乘客，他們是臨時前來購票的。機場的慣例都不向外售票，只能在城內民航售票處預購，只有個別常年出差而又門檻很精的人才曉得如果某班航機有空位，機場間或也發售即時機票，但仍須出示個人證件以外的單位證明。而我看到現時這些臨時購票者似無此類單位證明，口頭向民航職員詢問交涉，然後一亮窩在手心的證件――我相信那是學生證，機場職員一改平素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冷麵孔，慨然允諾，並即刻著手辦理，收款、開票――就這麼簡單快捷。這些細節，我想劉心武也注意到了，但我們沒有交流感想，只低頭走自己的路。
唯一出現的武警制服，是進入候機休息廳的檢查關卡，此處向來就有的，一切運轉依舊，也許只是我的心理感覺，那幾位男女武警對學生模樣的乘客的檢查放行，似乎比旁人還快捷利索（後來我得知，機場很快就被嚴密控制，此前的鬆緩再不復見）。
由此可見，從中央到北京市委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決策和指揮還是相當紊亂，他們被這個結局的後果弄得手忙腳亂，對事變應對的急輕緩重一時失去了判斷力。當然還要加上相關機構的辦事人員對學生的同情。
進入候機廳，我認出走在我們前面的是羽毛球世界冠軍韓愛萍，另一位長相俊秀的女子也是羽毛球世界名將（我一下想不起她的名字），兩人都是湖北人，在低聲說著家鄉話。她倆都沒隨身攜帶球拍，不象是外出參賽。莫非她們也被連天烽火嚇怕了，返武漢避難的？兩人注意到我的視線，即刻收起悄悄話。其實我聽不懂湖北話，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這倒提醒我的警覺，不能與同伴咬耳朵，以免無端招人注目。
不過，此後這一路，劉根本無意和我說什麼，而且周圍諸人亦系如此。又是等候，查驗登機卡，上機。我和劉的座位隔著通道，緊挨著我的是一位戴眼鏡、長相稚嫩的青年，他好象特別珍視自己的小手提包，先往座位下塞，不成功，便詢問我上方行李架的蓋子怎樣打開。我協助他完成這項看上去很鄭重的任務，他坐下卡嚓嘗試一番，同樣不成功，不得不又問我安全帶怎麼系，我示範指點，然後大家再無對話。毫無疑問，他是學生。直覺告訴我，他豈止沒坐過飛機，而且根本沒到過南方。我不由為他的命運擔憂……昨日空蕩蕩的機場才隔一天，我們這班飛機已基本客滿，相信未來幾日更會掀起南下的狂潮。我應該慶幸自己得以在屠城六日之後逃離這座凶城，然而卻無半分寬慰之感。飛機轟然發動，我的心室驀然一陣劇痛！跑道在巨大的機翼下飛快后掠，消失。厚重遼廣的華北大平原在眼底舒緩展開，間或有麥田波動不已的濃綠色塊點綴其間，終是遮不住萬里蒼黃。這大平原土質疏鬆，缺水，熱風不時裹挾起駭人的觸天塵柱，宛如一個焦渴的民族伸向天空的憤怒手臂。大野盡頭，隆起崢嶸的燕山山脈，它望去並非泥土砂石堆積而成的，彷彿從地心到表層都是板塊巨大的岩石，它不需要蓊鬱林木的裝點，獷悍豪邁地裸著嶙峋岩層，它是中華先祖的脊骨。經過好幾個朝代的榮枯盛衰，這條地脈也許已王氣凋零，但我們先人傳下來的一股天地英雄氣，依然在後裔子民的經絡里奔涌。它是豪傑的母體，是烈士的陵墓，是史詩的源泉。飛機繼續迎著陽光爬升……偌大的北京城呈現眼底，空中俯瞰，已看不到戰亂的瘡痍，氣象依舊，儼然一座雄偉壯觀的帝都，靜穆于暴戾的兵氣和陰沉的人禍之中。曾在大街通衢澎湃涌動的人海旗林已風流雲散，一個光榮的百年夢想再度被覆蓋于劫灰底下。這座見慣了世情翻覆、山河興廢的古城只是沉默著。好多世紀以來，頻仍的災變、兵燹、饑饉、癘疫，乃至山崩地裂都不曾撼動它的根基。它簡直是災難的淵藪，是歷史的縮影；然而，它又是一個國族的象徵。它真切體現了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舉世無匹的耐力，在風雲變幻之中固守著內在的生命律。它的沉毅和偉大，遠過於那些顯赫一時的至尊權貴，和那些此起彼伏的災變動亂。直到它無力呵護自己這些命運愁苦的子民，才鬆開它的巨手――去吧，孩子。於是，號角驚天，革命象狂飆一般席捲中華大地，歷史又冒著彈雨和血光行進……這是民族的悲歌。北京漸漸縮小，凝聚成一片血痂樣的暗影。這時，我望見了蜿蜒的萬里長城和波光微渺的大運河――我終於流淚了。這就是我所見到的最後的北京。
――１９９０年夏追記于舊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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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張伯笠-逃亡者
由 消滅斧頭幫 » 2012年6月30日
六四英雄－－張伯笠的逃亡傳奇
【作者簡介】 張伯笠，男，三十歲，黑龍江省人，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員。他的報告文學曾多次在中國北京、台灣獲獎。其獲獎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國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張伯笠參加領導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歷任北京大學《新聞導報》總編輯、天安門絕食團副總指揮、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張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學生領袖通緝令中全國通緝。 此後，張伯笠在中國深山裡藏了兩年之久，其間曾亡命蘇聯，后被送回中國。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國，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聘為研究員，完成了《逃離中國》一書。目前此書已被拍成了紀錄片並在美國國際人權電影節播出。
張伯笠現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中國之春》雜誌主編兼編委會主任，併兼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 ～～～～～～～～～～～～～～～～～～～～～～～～～～～～～～～～【散 文】 我不敢忘記
張伯笠
「遺忘和不能遺忘是統治者和人民群眾知識份子長期的持久戰。」——米蘭·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寫點什麼。前幾年在大陸藏匿沒有條件寫，現在有了條件又一時不知從何寫起，我不由自問，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於是象惡夢驚醒一般的一頭冷汗。
人們習慣於遺忘，人們習慣於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著，人們習慣於忘掉死去的和過去的而珍惜現在的憧憬未來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鮮血早已凝固、變淡，在人們 匆匆行走的腳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滾滾的熱淚，已變成了卡拉ＯＫ廳中的冷飲。生活變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適應這一切，但卻不敢忘記當年那一 切。 一切都從那個青年的微笑說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門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結束之後，我帶領民主大學的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 門的西側，在那個象徵開放的肯德基家鄉雞的樓前，上萬名群眾和大學生與進攻的軍人展開了拉鋸戰。士兵們高喊著「熱愛首都，熱愛人民」的口號跑步向廣場包 圍。市民們高喊著「保衛廣場，保衛學生」的口號拉拽士兵。
密集的槍聲響了，市民們向四處跑散或就地卧倒。於是士兵們繼續前進，繼續高喊「熱愛首都，熱愛人民」……。
槍聲停了，市民們爬起來又象潮水般湧上去，圍住士兵，高喊著「保衛廣場，保衛學生」。
於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槍聲……。
槍聲中，一個青年背著一個傷員來到前門附近的急救站。那個傷員滿頭是血仰躺在擔架上，醫生用白藥棉把他臉上的血輕輕地擦去，但卻找不到傷口在哪裡。 燈光下，那是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仍在淡淡地微笑。我們發現，那大理石般的臉的下巴處有一黃豆粒大的洞，血從那裡流出。醫生猛地把他翻過去，他的後腦被子 彈炸成一個洞……。
醫生說：他死了。
那個背著死者來的小夥子痛心疾首地說道：同學們，不要忘記這一天，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兩年的逃亡中，每當被惡夢驚醒時，我的腦中都會響起那痛心疾首的吼聲……
那兩年我在恐怖、飢餓、孤獨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離子散的痛苦同時在撕咬我的心靈。在這雙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當我身體基本複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了民主中國陣線和民主中國團結聯盟世界代表大會。在這次合併大會上，我被代表們選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副主席。 這副擔子對於我來說似乎過於沉重，我面臨的是一個新的陌生的環境，是一個難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斷受到同道人責難的組織。但我不敢退卻，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難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負重地承擔一切。
我不敢遺忘，因為我不屬於我自己。
我不敢遺忘，因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遺忘，因為還有劉剛等大批的朋友還在鐵窗內，得不到本屬於他們的陽光和自由。
我不敢遺忘，因為我是這個苦難民族的一分子……。 □ 轉載自《新聞自由導報》第一三一期 ～～～～～～～～～～～～～～～～～～～～～～～～～～～～～～
～～【紀實文學】
逃亡鐵幕內 （上）
張伯笠
我曾經答應過ＫＧＢ的伊凡諾維奇上校，把亡命蘇聯的這段經歷藏在肚子里，絕對不向世人公布。
誰會料到，二十一個月後，蘇聯解體了，鐵幕打碎了，捷爾任斯基的銅像和列寧的銅像轟然倒在塵埃里。我可以寫我的這段經歷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軍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國人心靈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帶著心靈和肉體已疲憊不堪的學生們離開了我們堅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門廣場。 三天後，我逃離北京。
九天後，中共公安部轉發北京公安局通緝令，對王丹等二十一人實行全國通緝。我是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又是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被全國通緝是預料中的事。我們二十一人的通緝令通過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迅速傳遍中國各個角落。我的通緝令原文是這樣的：
張伯笠、男、廿六歲、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身高一點七五米左右，較胖、圓臉、雙眼皮、翹鼻子、厚嘴唇，東北口音。
同時，在通緝令的前面附上戒嚴部隊指揮部和公安部殺氣騰騰的警告，讓我們「投案自首」，否則「從嚴懲處」，如誰敢窩藏，嚴刑判決，絕不寬貸。
此後，中國籠罩在紅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裝警察、解放軍部隊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腳老太太巡邏隊組成的鐵幕又開始把中國和外面的世界隔絕。到處是警車的呼嘯 聲，電視台和報紙不僅又被謊言塞滿，而且也報道一些我們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楊濤、周鋒鎖、熊焱等相繼被捕；吾爾開希、李祿等逃到了巴 黎；馬少芳、熊偉向中共自首……而對我們仍在逃亡者的包圍圈也越縮越小。我扮成農民，在黑龍江省的農村躲藏了幾個月後，黑龍江進入了冬季，再沒什麼農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加。
我冒險潛入哈爾濱，找到了一個叫憲弟的人。他是職業軍人，是我在哈爾濱的老朋友。他告訴了我一個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僅知道我被困在黑龍江省，而且中國鐵路公安局長在全國鐵路電話會議上向鐵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發現張伯笠可當場擊斃。 於是，我決定逃離中國。
從香港逃亡當然是最好不過了，但王軍濤、陳子明的被捕說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從哈爾濱到深圳的路上是否會被警察擊斃。
緬甸、越南、寮國、蒙古？路途遙遠，況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選擇了蘇聯。 蘇聯和黑龍江只一江之隔，憲弟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有個開中國餐館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許可以和西方國家取得聯繫。 有病亂投醫，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開出條路，或許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爾濱
哈爾濱火車站在夜色包圍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幾輛警車十分顯眼。一小隊接一小隊的警察和戴紅袖章的治安人員不停地檢查候車旅客的證件和車票。據中央電視台公布，全國已經進入「春 節運輸」期間，旅客暴增，乘坐特別快車和直達快車的旅客可以憑票進入候車室候車，而慢車和普通快車的旅客則只好在寒風中機械地排著一列列長隊，在警察和車 站工作人員的吆喝下等待乘車。
夜間十一點鐘，我和憲弟出現在車站廣場。寒冷的天氣和飄飛的雪花給我創造了偽裝的條件——我戴著嚴實的風雪帽，一條印花大毛巾把臉捂得只剩一雙眼睛，眼 睛上戴著一副當地青年人多數喜歡戴的變色眼鏡。憲弟穿著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軍大衣，提著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個公文包，裏面裝著偽造的身份證和邊防通 行證。
一隊武裝警察從我們身邊走過，若無其事。但當他們走到蘇聯紅軍紀念碑下一個青年人身邊時，卻閃電般把那個毫無提防的青年人擊倒在雪地。旅客們忽啦啦圍了過去。憲弟要去看看，我沒同意。對我們來說，現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來。
不一會，那個青年被押上了警車。昏暗的燈光下看不清他的臉，只看見他高昂著頭，長長的頭髮在寒風中飄拂。 據說，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槍。
車站的氣氛頓時緊張，武裝警察顯然在不斷增多。他們像警犬一樣在人群中嗅著，大概是尋找持槍青年的同黨。但他們不知道，被中共人大會上報告中污衊為要殺 死四千六百萬共產黨員的「新時期黃埔軍校」（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校長，他們全國通緝半年而一無所獲的張伯笠就在這候車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況對我們不利，立即拉著憲弟走出長長的隊列。為了不引起懷疑，我們到書報攤前買了幾本書，一本《天津文學》增刊，一本《當代》文學雙月刊，還有 一本是海南島出版的雜誌，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著麥克風向天安門廣場的同學講話，那肯定是秘密警察當時拍攝的。
車站的警察開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檢票口也增加了十八個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開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車已經開始檢票。 憲弟問：「怎麼辦？」 我說：「別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學作家班之前，我在鐵路跑的幾年記者使我對中國各主要大站的情況了如指掌。在中國大陸，每一個車站都有「通勤口」，即鐵路內部職工上下班走 的小門。這個小門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為門旁邊有門衛室。但據我所知，門衛多是老職工，而他們一般不過問過往的鐵工，問題是你必須 像是一個鐵路職工。 我所乘坐的列車午夜十二點四十五分從哈爾濱火車站發車。
我和憲弟十二點三十分出現在車站廣場南側一里之遙的「鐵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門不時有拎著飯盒的鐵工出入，門旁的門衛室里燈火通明，透過窗子可以看到一個戴紅袖標的老頭正在就著一碟花生米喝老白乾。
沒有警察，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給憲弟使了眼色，於是大搖大擺地向通勤口走去。憲弟緊跟著我，腳步顯然有些猶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點，否則是很危險的，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已經出現在門衛的視線之內了。
我順利地走進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門衛開門出來攔住了憲弟。 我的反應是敏捷的。自通緝令發布之後，我曾和警察多次發生過正面衝突，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關鍵時刻表現得冷靜機智，這使我常常化險為夷。
我還沒等老門衛開口盤問憲弟，便用標準的哈爾濱腔調罵開了：「媽了巴子，就會磨蹭，眼看遲到了，這個月的獎金要是泡了湯，看全班弟兄不剝你的皮！」 憲弟反應得很快：「操他媽的，老子一不想入黨、二不想入團，能把老子怎樣！」他一邊說一邊推開老門衛走進了站台。 老門衛在後邊做開了思想工作：「小夥子，火氣不小哇！這年頭該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會水的，對不？哪個段的？」
我忙回答：「機務段。」 憲弟說：「媽個臭Ｘ，不是人乾的活！」 老門衛用火柴棍撥著牙花子：「嗨，小夥子，哪個段都一樣！」說完，他向自己那燈火通明的門衛室走去，一邊走一邊搖頭：「這年頭，都這麼大火氣……」
二十分鐘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順利地登上了火車。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連我自己都懷疑能否活著走完幾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車畢竟駛出了夜幕下的哈爾濱，一個對我威脅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車上 列車嚴重超員。
過道上和車門口擠了許多沒有座位的人。 我和憲弟只擠到兩個車廂的連接處就再也擠不動了。我迅速在燒水鍋爐旁擠了一個位置，我不想進車廂，車廂里燈火太亮，萬一被警察認出就麻煩了。
列車裡亂糟糟的。煙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說不清的味道四處瀰漫，打撲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熱鬧，幾名鐵路警察帶著十幾名戴紅袖標的旅客在各車廂 巡視。這些戴紅袖標的是從旅客中選出的，叫「列車警民聯防小組」。這些人不管什麼事，到餐車開個會，發個紅袖標，回到車廂照舊睡大覺。
憲弟拿出香煙，隨手遞給他身邊的兩個穿皮夾克的小夥子一人一支。那兩個小夥子一看是美國「萬寶路」，也就老大不客氣叼在嘴上。我想提醒憲弟少和別人說 話，以免出事，但已經來不及了，憲弟已叼著香煙，和那兩個人擺開了龍門陣。那兩個皮夾克的前前後後放了幾個大袋子，不知道裝些什麼。來往的人覺得那袋子礙 事，想發作，但一見那兩個皮夾克和憲弟的塊頭，便把話咽進了肚子。
列車離開哈爾濱一個小時后，兩名警察帶著兩名「紅袖標」擠了過來。當他們走到我面前時站住不動了。 「誰的袋子，打開檢查！」警察大聲喝道。 那兩個皮夾克說是他們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們寒暄起來，兩個皮夾克讓警察給他們解決卧鋪，警察滿口答應。顯然，他們認識。
一個「紅袖標」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兩個「皮夾克」，又看看吞雲吐霧的憲弟，似乎想詢問什麼。 憲弟不高興了，大手一撥，那紅袖標就地轉了個圈兒。 憲弟說：「戴個紅袖標就是人了？看什麼？你看我像王丹呢還是像吾爾開希？！」
周圍爆發出一陣大笑，連那兩個警察也笑了。那兩個皮夾克大漢笑得更開心。一個皮夾克說：「那王丹和吾爾開希一個在秦城監獄，中央委員待遇，一個在法國當 民陣副主席，和李鵬一個級別，你他媽有那福份見到他們嗎？瞧你那熊樣！」另一個皮夾克說：「那二十一個學生領袖中的張伯笠是咱們省的人，聽說逃回黑龍江 了，說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獎呢！」 人群又一陣鬨笑。
我雖然緊張到了極點，但也只好陪著笑。 一個皮夾克說：「這半年都快過去了，那二十一個學生頭兒該抓的抓，該跑的跑到外國去了，就咱們省那個張伯笠楞是沒消息，你說怪不怪。」
那個鐵路警察接過皮夾克遞過的煙捲兒，一邊點頭一邊說：「咋沒消息？前幾天我們局長去北京開會，公安部說張伯笠現在帶人在長白山打游擊呢！」
我嚇了一跳，這是我在北京大學的宿舍里說過的一句玩笑話。 皮夾克說：「媽的，還是咱們東北人有種！」 鐵路警察說：「不過是猜測。還聽說他已在黑龍江口活動，你們分局沒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對的，那兩個皮夾克是警察。 皮夾克說：「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麼巧讓咱們碰上？前幾天又布置抓，說在佳木斯一個農場發現了張伯笠，扯雞巴蛋！」
另一個皮夾克說：「人家什麼腦袋？咱們是什麼腦袋？笑話，再說，再說，現在誰扯那個雞巴蛋！都是黑龍江老鄉，讓北京戒嚴部隊來抓嘛！當官是他們、入黨是他們，長工資也是他們，咱們算個屁？弄倆錢兒養家糊口才是正事兒。」
警察問：「這趟弄多少？」 皮夾克：「二百件，一會給你們倆弄件穿穿，這次是內蒙古產品，皮子軟、好貨！」 警察笑著帶紅袖標走了。皮夾克在後邊喊：「卧鋪兩張，別忘了！」
警察走了，皮夾克成了這裏的中心，從談話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東安分局的偵察員，到哈爾濱弄皮夾克回佳木斯賣，一件可賺三十元至四十元。他們跑這一趟，每人可賺三四千元人民幣，比他們一年的工資都多。 經過了剛才的驚險，我膽子也壯了，蹲在車門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煙，遞給兩位皮夾克，一邊為他們點煙，一邊問：「哥們，這卧鋪還真不好買，是吧？」 一個皮夾克說：「咋不好買？看你有沒有錢！你肯出錢我給你買。」 我問：「要多少錢？」 皮夾克：「一張硬卧十八元，你給三十六元和一包萬寶路煙我就能給你買來。」 我拿出一張一百元面額的人民幣和兩包萬寶路煙：「那就勞駕大哥幫忙了。」 那皮夾克瞧瞧我：「我說著玩呢！沒想到你還真肯出血！」 我裝作輕鬆：「反正公家報銷。」 憲弟說：「他是我們廠的供銷科長，沒問題。」 那皮夾克把煙塞進衣袋裡，拿著鈔票向餐車擠去。半個小時后，他擠回來了，手裡拿著四張補票。他對我和憲弟說：「走吧，幫我拿兩個袋子！」 我們昏頭昏腦地擠過了幾節車廂，終於進了卧鋪車廂，這和喧鬧的普通車廂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車廂里燈已經熄了，我爬上上鋪，躺了下來。累極了。
列車在風雪中向北前進。 現在，無論燈火通明的普通車廂怎樣擁擠，警察的眼睛怎樣警惕，那都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也許是太累了，我居然睡著了。 睡夢中似乎是每次從北京回太原一樣，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兒的甜蜜親吻……
第三章 邊防檢查站
翌日上午，我們順利地到達佳木斯市並換乘開往邊境的公共汽車。汽車開得飛快，憲弟偷偷告訴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總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車駛過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凍，像一條凍僵的白蛇向遠方蜿蜒。下午二點鐘，汽車駛進了一個叫只龍山的鎮子，在只龍山過後有一座長二十五米的水泥橋，中共的武裝警察一個支隊駐守橋頭，過了橋就屬於邊境地區了。
我必須過橋。
汽車上的旅客常常談橋色變。據說守橋的武警非常兇狠，沒證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羈押起來幫他們幹些活，幾個月不放人。
我和憲弟雖然都持有邊防通行證（偽造得可亂真），但我仍不敢闖邊防檢查站，我的通緝令隨處可見，而黑龍江的邊防對我會更加關注。我決定在橋前一段距離就下車，然後想辦法偷越過邊防檢查站。
汽車在檢查站前面沒有站牌，遠遠的已經看到橋頭飄揚的五星紅旗了，我要求司機停車讓我們下去。
司機很不高興，繼續開車，沒有絲毫要停的意思。 邊境檢查站越來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機身邊的售票員是一個年輕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會神地看著我，悄聲問：「你是不是沒有邊防通行證？」
我點點頭。她又瞧了瞧我，嘆了一口氣。
我查覺到那大眼睛中閃現的同情，便遞給她一包萬寶路香煙，求她給司機說說情。 她拿過煙，扔給司機，然後告訴我要沿山邊走，千萬不要進山，進山容易迷路，後果不堪設想。
汽車扔下我們開走了，在汽車捲起的雪霧掩護下，我和憲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鑽進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設想，我們只要在四個小時內繞過邊境檢查站，就可以趕上最後一次班車。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紛紛揚揚的大雪如棉絮似鵝毛，天氣異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們在齊膝深的雪地艱難跋涉。大雪在幫我們忙——它掩埋了我們的腳印，使我們不至於被巡邏的邊防軍發現行蹤。
邊境檢查站的五星紅旗成了我們校對方向的座標軸心。我們從一個林子奔向另一個林子，借樹木的掩護，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遠鏡發現。然而，四個小時后我們仍未走出這片林海雪原，我發現我們迷路了，而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漬透，兩腿發軟，兩隻腳似乎不是自己的。憲弟也是一樣，儘管天氣出奇的冷，他還是脫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著滿頭大汗，騰騰的熱氣從他的頭頂升起。
我說：「先歇會吧！」於是兩人無力地將自己的身體扔在雪地上。我點燃一枝香煙，而憲弟則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隻饑渴的狼。
朔風從樹梢掠過，發出怪怪的聲音，風雪中偶爾能聽到狼和別的野獸的咆哮。憲弟從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鏽鋼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東西，警察發現了也不會把它算作不準攜帶的利器，但對付流氓或野獸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憲弟用菜刀砍了兩根樹枝，遞給我做拐杖，於是我們重又站起來繼續走，唯一給我們點啟發的是遠處傳來的機動車輛的發動機聲音。
星星被凍得閃著眼睛，雪白的山巒反著微弱的星光。兩個小時后，我們終於走出了山林。
面對白皚皚一望無垠的闊地，我和憲弟小聲地歡呼起來。在不遠處，兩支雪亮的燈柱在飛速前行。我們找到公路了！
驀地，一隻雪亮的比汽車燈光要亮幾十倍的探照燈柱在我們前面不遠的地方掠過，我急迅把憲弟按倒在雪地。我發現，我們十多個小時的跋涉其實才走了公路上直線的幾千公尺。但情況不同的是，我們已經成功地繞過了邊境檢查站。
公車已經沒有了，其他車輛也難得見到一輛，即使有，在這寒冷的午夜，司機多數不會冒險給兩個大漢搭車。於是我們撤進了山林，尋找一處背風的山坳，用林邊農民遺棄的向日葵稈搭了一個「帳篷」，儘管四處透風，但卻擋住了漫天飛舞的雪花。
我和憲弟靠得緊緊的坐下。這才覺出又飢又渴又冷。帶的麵包已經凍成冰砣，咬不動。幸好我買了一些巧克力，憲弟拿出一瓶白酒，我們一邊吃巧克力一邊喝白酒。十幾分鐘后，我們渾身的汗漬已變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涼又潮，手和腳已經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邊境檢查站就在千米之外，憲弟已經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著呼嚕。十分鐘后，我推醒他。這種天氣睡覺會凍壞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為被汗水濕透，現在凍得和鐵一般堅硬，我搓著麻木的手，突然想起當年在農村插隊時在山上取暖的辦法，為了避免引來山火，幾個人用幾枝幹柴 點燃「小火」，然後用手捂住。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憲弟，他很興奮，立即站起來，把「帳篷」可能露光的縫隙又用向日葵稈堵了堵，我把「帳篷」里的積雪清了 清，從背包中拿出了在哈爾濱車站買的三本雜誌，然後一張張點燃，為了讓紙燃燒時間長一些，要把紙張團成紙蛋，這樣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凍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過來。憲弟一邊往火堆上加紙，一邊哼著歌，那是在東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當地的青年人都喜歡唱，他們給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詞。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輕的朋友做事情， 做錯了事情要法辦吶哥們兒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喲…… 二月里，龍抬頭， 我在獄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審訊吶哥們呀， 身上沒有好皮肉呀嗯嗨喲…… 憲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濃濃的，尤其在「哥們呀」和「嗯嗨喲」后的拖腔給人以無窮的回味。
我從懷裡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兒的臉蛋紅紅的，像是一個掛著朝露的紅蘋果，這兩張照片是我逃離北京時在影集中抽出來的，半年來，我把這兩張 照片放在內衣的口袋裡。由於襯衣被汗漬透，照片變得又軟又濕，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漬，照片後面妻子寫的娟秀的小字已經模糊：「雪兒十五個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國土，我已有近十個月沒有見到妻子和剛剛會叫我爸爸的女兒了。此刻，她們一定在溫暖的家中熟睡。她們會想到我嗎？她們會理解我嗎？我好像 看到雪兒伸著小手在喊：爸爸，為什麼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訴我，這幾年來，她在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訊問，我彷佛聽她說：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後天，我也許能成功地越過國境，也可能在越境時被逮捕或被擊斃。如被擊斃，我毫無遺憾，或許能換來心靈的安寧；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國外，我不知道何時才 能見到妻子和女兒。而此刻，在這個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為女兒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會織女， 神仙也有團圓日啊我說哥們呀， 我和我妻兩分離呀嗯嗨喲……
憲弟看我凝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我說：「唱吧，唱起來心裏好受點……」 就這樣，風雪夜中兩個孤獨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縷東北小調，留給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俄國十二月黨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歡的一首俄羅斯民歌： 冰雪遮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有人在唱著憂鬱的歌， 唱歌的是那趕車的人…… 小夥子你為什麼憂愁， 為什麽低著你的頭， 是誰叫你這樣傷心， 問他的是那乘車的人……
凌晨三點，三本雜誌燒光了，小小的火苗熄滅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幾分鐘后，我們被凍得實在受不了了，於是我們站起身來，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點鐘左右是被當地人稱為「鬼齜牙」的時間（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時間，連鬼都被凍得齜牙咧嘴），邊防檢查站的武裝警察也都被凍得用皮大衣裹緊身子或躲在什麼地方取暖，這對我們行動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條凍僵的白蛇，靜靜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無聲的飄落。公路滑得很，我們倆經常摔倒，但可喜的是，邊境檢查站終於被我們甩在身後，而且越甩越遠。
第四章 邊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飛舞的雪花使眼前的這個小鎮像一幅俄羅斯的油畫，只有幾縷炊煙和偶爾的狗吠給了它一點生氣。
我和憲弟看見一個小酒館的門開了，便闖了進去，那掌柜的為我們炒了一盤豬肝和一盤豬大腸，我和憲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來，我們從哈爾 濱出發到這裏已經整整三十多個小時沒有吃口熱飯喝口熱水了。當餐桌上的杯盤全部空空如也時，我的身體才感覺到有了一絲暖意。
兩個小時后，我們擠上了開往Ａ縣的公共汽車，車上擠得滿滿的，住在邊境村落的農民大多是找親戚或置辦年貨的。憲弟終於給我找到了一個座位，而我則開始嘔 吐，我想也許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嘔吐，五臟六腑翻江倒海，多虧憲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機看我吐得一塌糊塗，在一個鎮子停了下來。他 讓我們下車，說鎮上有醫院。
憲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對我說：你現在只有治病，別無選擇。 憲弟說離這個鎮十幾里路有一個邊境小村，他有一個表姐住在村子。我們決定先去投奔她，我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好聽他的安排。憲弟背起我，艱難地向鎮外走去。我們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醫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來，昏迷中我聽到了狗吠聲，燈光告訴我，我們進村了。 憲弟敲開了一戶農家的門…… 當我蘇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熱烘烘的土炕上，憲弟手裡拿著一個用飲料盒改制的油燈，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拿著一支做鞋用的錐子，放在燈火上燒著。
憲弟看我醒了，便說：「嚇死我了，這是我表姐，沒外人，沒事的。」他還告訴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稱「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這種病有時幾個小時就可死人。多虧大表姐會「挑」，剛才我昏迷時大表姐已經「挑」破了我的肛門，放出了許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這種土辦法我當年插隊時也見到農民們用過，說不出什麼科學道理，但有時還真有效。 大表姐把燒熱的錐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後把我的襯衣解開，對我說：兄弟，忍著點。便把錐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扎過十幾針后，大表姐的錐子發出「嗄磴嗄磴」的響聲。她在我的胸口挑著什麼，一邊挑一邊說：「看看，這羊毛都生爪了，幸虧挑得早……」 她一邊說一邊挑，似乎挑出了許多毛，我忍著痛不使自己哼出聲。十幾分鐘后，表姐從憲弟手裡接過一個水果罐頭瓶子，然後把一張白紙在燈火上點燃，扔進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跡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覺像是一隻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個身體揪在了一起一樣。 表姐為我擦掉額頭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說來奇怪，當我幾個小時后醒來時，不再噁心嘔吐了，昏沉的頭也清涼了許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長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嘖嘖，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點點頭表示感謝，並讓憲弟拿煙給他們抽。憲弟拿出萬寶路遞給大表姐和蹲在門口一聲不吭燒爐子的人。憲弟說，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滿憨厚的。
當表姐知道這煙要十二元人民幣才能買一包時說：「抽金子嗎？這支煙夠我買十盒火柴的！」 我說：「表姐，謝謝你。你知道我是誰嗎？」 表姐說：「知道，憲弟都告訴我了，前幾天電視里還有你的鏡頭呢。」
表姐夫說：「那是通緝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電視，管他什麼令。」
我說：「表姐，你們不害怕嗎？」
表姐：「怕什麼？你又沒偷沒搶沒殺人，也真苦了你們，聽說你們在天安門七天不吃飯，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訴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蘇聯。
表姐嚇了一跳：「老毛子（東北人對蘇俄人的稱呼）把你送回來怎麼辦？」 我說：「也許不會。我不想連累你們。」
表姐說：「等幾天吧，你現在的身體過不了江的。」 隨後的幾天，我又高燒不退，表姐為我熬藥拔罐，憲弟和表姐夫則天天去黑龍江邊「偵察」，為我選擇最佳越境路線。他們畫了幾張路線圖，哪有村莊，哪有公路均有詳細的記載，遺憾的是江對面蘇聯境內的地形卻不知道。
萬事俱備，只等我身體復元就可以行動了。
一天，我感覺好多了。剛剛從火炕上爬起來，三個大漢來到表姐家。他們和表姐夫大聲說笑，讓他交公糧。表姐忙著燉小雞，炒菜做飯熱酒，他們拉我和憲弟一起 喝。表姐說我和憲弟是他的表弟，這次過來做點小生意。其中一個穿皮夾克的大漢是村長，他問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憲弟和他幹了幾杯后開始稱兄道弟面紅耳赤， 他們把吃剩的骨頭扔在地上，看著狗和貓搶著吃。 村長問我：「生意怎麼樣？」
我告訴他，賠了。但老本還在。
村長笑笑，扔給我一支紅梅煙。他把杯中的酒喝乾，朝我亮了底說：「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於是，大家滋滋地喝酒，點頭附和。 直到喝到掌燈，人人都喝得舌頭硬了，村長才帶著另兩個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長，回來后把門關上，緊張地告訴我們：村長認出了我。我的通緝令就放在村委會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說村長是他的鐵哥們，人又講義氣，不會出賣 我的。村長只是提醒我們注意，昨天下午鄉里開會，市公安局來了幾個人，說是我可能逃到Ａ市農村，要求各鄉清查，讓我們注意點，別出事…… 我感到危險在逼近，決不能在邊境出事，這要給憲弟和表姐帶來災難的。我決定今天午夜之後過江。
一片反對聲，理由是我身體還未複原。 我翻開日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日曆下面寫著：不宜旅行。
然而，我決定一走！ 表姐看勸不下我，便開始和面，切成寬寬麵條，她說，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過後會路寬、心寬。
表姐夫一聲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裝進一個尿素口袋，然後用麻繩系成背袋。 憲弟把我寫給妻子和雪兒的「遺書」放在內衣口袋裡，淚水流了滿面。
大家誰也不睡覺，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說鄧小平活不長久的，勸我想開點，想法子活下去！他說他明天也去買部有短波的收音機，這幾天聽我收音機里的ＢＢＣ 聽得上癮了。他說，中央的廣播聽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說什麼，而ＢＢＣ不是這樣，盡說一些中國人不知道而又發生在中國的事情。 我於是把我的收音機送給了他。
半夜十二點鐘，表姐開始煮麵，我們就著辣醬、咸黃瓜唏哩呼嚕吃了起來。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憲弟、表姐夫幹了幾杯白酒。而表姐則在一旁為我禱告。她是一個基督徒，她說她常常走幾十里路去教堂做禮拜。一本聖經用紅綢布包著，她一字不識，但卻能背下許多章節。
我已經酒足飯飽了，表姐又為我盛了一大碗。她邊用圍裙擦眼淚邊說：「兄弟，多吃點，想開點，主會保佑你的，我天天給你禱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說：「有什麼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驀地，村西傳來了一陣狗吠聲，接著全村的狗像是被傳染了似的都狂吠起來。 隨著狗叫，有人在敲門，聲音急促。 表姐喊：「誰呀？三更半夜的。」
一個女人的聲音：「大姐，是我，快開門！」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說了幾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進屋告訴我們：警察和民兵進村了，挨家查戶口、查生人。 憲弟把酒杯一摔：「媽的，一定是村長告的密，看我給他放把火，燒死他兔崽子。」 我說：「別慌，咱們立即就走！這事和村長沒關係。」 憲弟穿上皮大衣：「明擺著的，他走了，警察就來了。」
表姐夫說：「不會吧，他和我是多個胞袋差個姓、親兄弟一樣，不會的。」 我告訴他們，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會按慣例從村頭挨家搜查了，他們會直接包圍我們家，大家一個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齊，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憲弟拿起手電筒，我們迎著寒風走出溫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聲聲的邊境小村莊。 天氣真冷，但卻一片星光……
（待續）□ 原文連載《新聞自由導報》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遠東大風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點整，我佇立在黑龍江邊。
黑龍江上的積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猶如冰浪彌天。過了這條江就是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了。蘇聯正在改革，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蘇聯的領袖戈爾巴喬夫對天安門前的鎮壓「深表遺憾」。這給我以自信：他們會秘密將我引渡給西方自由世界國家的。
幾個小時的急行軍使我們有些精疲力盡，憲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擋住風點燃一枝煙，大姐夫搶下來扔掉：這什麼地方還敢抽煙！遠處是一個高高的 邊防軍觀察哨，那觀察哨是一個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頂端飄揚著中國的五星旗，但是那紅旗風吹雨淋顏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風雪中忽啦啦的飄。不知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個邊防部隊換一面新旗。但這個念頭只一閃，我還有這個權利嗎？獨裁者已經把我列入這個國家的頭號敵人之一，而我卻是伴著這面紅旗長大的。 過去，每次路過天安門廣場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動不已，一種莊嚴而又自豪的情感會在心頭蕩漾，令我熱血沸騰。而今天在國境線上，一個「叛國者」面對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頭湧上難以名狀的情感，那紅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遠鏡在我過江時會隨時發現我，他會向我開槍，讓我把血流盡在中國境內。而我卻對著中國那片生我養 我而現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滿了無限的眷戀。我緩緩地跪下去，對著南方對著北京，對著我的母親、妻子和女兒。我說：媽媽，我走了……我不會給您丟臉……
我淚流滿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講台上看到軍人和坦克衝進那神聖的廣場時我流過眼淚后，這半年多少苦難多少痛苦都沒能使我流淚，而當我就要逃離危險投奔自由時，卻怎麼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親愛的祖國，能理解我嗎？
憲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擁痛哭，表姐夫則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國不能投，總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開始隱退，東方灰濛濛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來，對憲弟說：「如果你四嫂要離婚，讓她把雪兒交給我父母撫養，你說，這是我對她唯一的請求。」說完，我頭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積雪齊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難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我必須儘快越過江中那兩國界域，這樣才能脫離邊防軍的射程範圍。
但願邊防軍的哨兵在瞭望塔上睡著了。
當我踏上蘇聯國土時，一輪又紅又大的太陽已從地平線上升起，白樺樹、桉樹和火紅葉子的柞樹在陽光下更顯出俄羅斯的風味。沒有路，展現在我面前的是美麗的樹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獸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凍僵了，沒有一點聲音。靜得令人恐怖，我拿出憲弟給我的菜刀。現在威脅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邊防軍，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這野狼和黑熊出沒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險的，我於是沿著江邊走，方向是東，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就在那個方向。
中午，我終於發現前面有建築物了——一個高高的大架子，據我所知，中蘇邊境兩國都陳兵百萬，一般來說，中方有瞭望哨或邊防軍蘇方也同樣會有。由於大病剛愈，體力尚未完全恢復，而昨夜的急行軍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無人的恐怖使我變得更現實了一些
，靠我的體力和蘇聯邊境的情況恐怕我很難走到哈巴羅夫斯克。後來我才知道，蘇聯邊境五十公里之內根本就沒有居民。
當我艱難地走近瞭望哨時才發現，那個瞭望塔是在黑龍江中國那面，而蘇聯這面根本沒有。
我失望地繼續往前走，樹叢中經常突然飛起一隻野雞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驚嚇一下。
天色陰暗下來，鵝毛大雪從天而降。起風了，而且越刮越大。我發現遠處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許會遇到人，但是大風吹得我寸步難行。我雖然生長 在黑龍江，但是這麼大的風雪還是第一次見到——風捲起雪幾分鐘之內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這在黑龍江邊被稱為「大煙泡」的天氣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戰的獵人吞沒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邊發現了一個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叢中，有些像中國的地堡，但卻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著草綠色的偽裝網。我鑽進去避風，暗哨室內已有很厚的積雪，幾個子彈箱和罐頭箱堆在一角，面對中國方向是瞭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開闊地，視角極佳。
我把蘇軍的子彈箱拆了，在瞭望哨里點火取暖，吃點乾糧。但好景不長，半個小時后，「大煙泡」捲來的積雪已把這個瞭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從瞭望窗爬了出去。
頂風走已是寸步難行，順風走是今天走過來的路，沒有村鎮、沒有人煙，我突然想起剛才見到的那幢房子，現在雖然看不見，但我記得它在我經過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兩公里左右。我別無選擇，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順風，我被大煙泡卷得幾乎飄起來。
一個小時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錶，北京時間下午四點整。我終於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個碩大的棚子，用十幾米高的鋼筋支撐著的鐵皮棚里堆滿了用機械打成大包的草。這一定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在秋季打的為牛羊過冬的草料。
幾十米寬、近百米長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幾米高的棚頂。我走進棚子，風雪相對棚外減弱了許多，我一頭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來，兩條腿就如斷了一樣 的疼痛。渾身的汗水隨著我的困盹變得冰冷，我在難耐的寒冷中打哆嗦，兩隻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識告訴我，此刻，如果我睡過去，就有被凍死的可能。
驀地，附近的山林中傳來了野狼的嘯聲。那聲音像是啼哭的嬰兒，令人心煩意亂，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東南和東北兩個方向都傳來狼嗥，而聲音也似 乎越來越近。我連忙掙扎站起來，解下背在身後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點火，這樣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問題是點火又不能在棚內，這樣大的風雪一不 小心棚內的草就會全被點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邊順風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憊不堪，勉強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蓋住，我無法點燃火柴。風太大。後來，我在 棚內點燃了一捆草包，然後拚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終於點燃了，被風吹得如鐵水般火紅，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鐵缸，放在火堆邊 烤上。不一會，我身邊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褲子和衣服也開始冒著蒸氣。就這樣，我一捆一捆地燒著俄羅斯人的草包，一口餅乾一口熱酒地在遠東的大風雪夜裡等待 著天明。
孤獨、恐懼、寒冷、無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無人煙的雪夜裡。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開始襲擊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鎮，我的兩條腿已經失 去知覺，我從懷裡拿出妻子和女兒的照片，她們仍在向我微笑。那種撕心裂肺的思念強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聽到女兒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進肚子，酒精使我覺得不再那麼寒冷，腦細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躍起來，我的心情似乎開朗起來，周圍的一切也似乎變化了，我 藉著火花看見附近的白樺樹像是美麗的白衣少女，而柞樹則像是火紅熱烈的俄羅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時傳來的野狼嘯聲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樂，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獨，因為在這個風雪夜我們同命相憐……
突然，我看見十幾米外有人在走過來，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見了，我拿起菜刀，艱難地走過去想看個究竟。那人突然被風吹得飛了起來，我走過一看，原來是蘇 聯農民掛在鐵絲上的一條破毛褲。在風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著。我把它從鐵絲上拿下來，套在已經麻木的腿上，然後走進大棚，用菜刀砍開幾個草捆，鑽了進去。
火熄滅了，只有怒吼的大風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這攝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風雪之夜，我把我交給了上帝，在這耶穌誕生的聖誕之夜，風雪把我掩埋了
……
當我醒來時，我發現我正躺在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俄羅斯青年的懷裡，幾十個高大的蘇聯人圍著我，那抱著我的青年正在把熱水瓶里的熱咖啡灌進我的嘴裏，他 不停地呼喊著：「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當他們看見我睜開了雙眼並說了一句「子拉特烏西（你好）」時竟興奮得把帽子拋上天空歡呼：「烏拉－烏拉 （萬歲）！」
我發現，我的背包已被他們檢查過了，妻子和雪兒的照片正在十幾個俄羅斯男子漢的手中傳著看，他們叼著香煙，大聲地喧嚷，似乎在爭論什麼。一個滿臉鬍鬚的看似是領頭的人
把照片還給我了。我告訴他，那是我的女兒和妻子。他說，他們也是這樣判斷的。我在中學時，中俄兩個正處於一觸即發的對峙狀態，黑龍江省所有學校都學俄語。 我學過兩冊，第一冊記得比較牢一些，但都是：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類的，現在用不 上。不過，我帶了一本俄中文對照小辭典，勉強相互能夠表達各自的感情。
大鬍子蘇聯人告訴我，他們是一個集體農莊的人，他們來拉牛草，在被大雪覆蓋的草堆里刨出了一個人，當他們把我從雪裡扒出來時，發現我還活著。他說他用 的鐵齒只刨到了我的腳，把褲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說如果刨到我的頭後果會很嚴重。他告訴我他知道我是中國人，但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偷渡過境，「你有那麼漂亮的 女人和女兒，這是為什麼呢？」
我告訴他：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組織和參与了八九民運，六四屠殺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緝追捕，從北京逃到了這兒。
那個抱著我的俄羅斯青年做了一個掃射的姿勢問我：「鄧、小、平—嘟嘟嘟嘟……？」我點點頭。他突然抱緊了我，我發現，從他那碧藍的眼睛中流出兩行淚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揮動，並且用快速的俄語向夥伴喊著什麼，他顯然很激動。他的淚水像是一股清泉湧進了我乾涸的心田，我發現，他們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大鬍子還告訴我，他們一個月才來邊境拉一次草。他說：如果他們不來就不會把我從雪裡扒出來，那我就會被凍死。他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說，我不懂蘇 聯邊境的情況，蘇聯規定，靠近阿穆爾河（黑龍江）一百里路程內是不能有居民的，當時主要是防備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凍死，他告訴我： 他們決定把我送給軍方；「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別無選擇。
我想站起來，但除意識清醒外，兩條腳似乎是不屬於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羅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機前，把我扶上駕駛室。十幾輛拖拉機的拖車上裝滿了金黃色的草捆。俄羅斯青年摘掉拖車，另一個農民讓我 靠在他的懷裡，拖拉機啟動了，又寬又大的輪胎在雪原上滾動，雪住了，太陽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皚皚閃動耀眼的光，他們兩人各自戴上墨鏡。我也打開背包，尋找 我的墨鏡，但當我的手觸到了包里的香煙時，我忙喊停車。俄羅斯青年把車停了下來，我拿出兩瓶高粱酒和一條萬寶路香煙，從車上扔到和我再見的俄羅斯農民的面 前，大聲呼喊著：「達斯維大里——（再見）」，車下也響起了一片喊聲：
「達斯維大里……達斯維大里……」
我心頭一熱，淚水湧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機開進了一座軍營。
高高的瞭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樓房，碩大的列寧畫像聳立在樓旁，路邊的板報上畫著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隊蘇軍跑步從樓房裡跑出，高筒靴踏著積雪的路面發出嘎嘎的聲響。
一個上士示意拖拉機停下，俄羅斯青年跳下車和他急促地講了些什麼，他向後面的士兵
擺了一下頭，兩個又高又壯的蘇軍士兵把我從駕駛室中扶出來。背進白樓，上了二樓后，他
們把我放在一個長條的木椅上，那上士走進來拔出一支鋒利的刺刀，割斷我的鞋帶，幫我脫
掉了已和腳凍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襪子已和腳緊緊地粘在了一起，他脫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點點剪掉我的襪子。那俄羅斯青年端來一盆白雪，把我的腳放在白雪中，用雪拚命
地為我搓著腳。那蘇軍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點燃一枝香煙，手裡把玩著匕首，兩隻藍眼睛
在審視著我。
我的腳放在雪盆中猶如放進了溫暖的棉絮里，隨著俄羅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覺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說了一大堆話，我只聽懂了幾句，他是說：不用雪我的腳要凍掉。
然後做了一個用匕首割自己腳的動作。
當我的腳已現出紅潤，而換過幾盆的雪也開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來拍拍俄羅斯青年的
肩，告訴他跟他去餐廳吃飯。他們走後，兩個蘇軍士兵站在了門口。我拿出煙給他們，他們
搖搖手，但卻從自己衣袋裡掏出煙捲點燃。一股濃烈的劣質煙草味開始在朦朧朧的房間里彌
漫。我想扶著椅子站起來。努力了幾次都失敗了，那個青年士兵走過來扶了我一把，我終於
站起來了，並試圖慢慢地活動一下手腳。
沒有人來審問我。
他們正在仔細地檢查我的背包，並向我索取能證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給了他們一張「人
民日報」，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報紙，上面登載著新華社發的我們二十一名「高自
聯頭頭」的通緝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沒有可以證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點鐘，兩個士兵把我扶進了餐廳。一個亞麻色頭髮的炊事員正在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樂的模樣，不一會為我端上一大盤蕃茄湯，一盤牛肉和一盤魚。他坐在我的對面，一
面喝著蘋果水一面笑眯眯看著我。看我只吃了一塊麵包，而奶油一動不動，他便又跑進廚房
，為我炒了一盤米飯。我實在沒有食慾，但是為了不至於讓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盤飯。他高興極了，又給我倒了一杯紅茶，並放了兩大匙白糖。我想，邊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蘇聯民眾好得多吧？為表示對他的感謝，我給他一支煙。他看了看，點燃后吸一口連聲說
好。我告訴他那是美國煙，他忙掐滅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要回宿捨去抽，讓炊事班的
小夥子們都能嘗到美國煙的滋味。我從衣袋裡把這包剛剛開的萬寶路送給了他，他臉紅了，
一個勁兒推辭。我告訴他我還有很多，送給他是讓他的戰友們嘗嘗。「美國的煙很好！」他
用俄語說著然後把煙揣進上衣口袋，謝過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煙重新點燃，有滋有味
地吞著煙霧。
上士打開了餐廳的門，把我帶進了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辦公室的正前面牆上掛著一幅碩
大戈巴契夫的標準像，相片下面的寫字檯后坐著一個年輕的軍官，筆挺的呢制軍服使他顯得
很英俊。從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這個邊防站的最高首長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訴我他只是一個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他指著頭上的戈巴契夫問我：「他你認識？」
我告訴他：「我認識他但他不認識我。」
上尉笑了。向頭上伸了伸大拇指說：「他很好，比鄧小平好，你同意嗎？」
我說：「非常正確，我同意。」
上尉站起來，把擺滿他桌子上的我的東西收起來，把證明我身份的「人民日報」也還給
了我，然後問我想不想喝點咖啡。我告訴他我想睡覺，如果他不審問我。他說：「睡覺不行
，我們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給他們。」
下午三點多鍾，我們等待的人終於到了。兩個身材高大的軍官走進了邊防站長辦公室，
上尉站起來向兩人敬了禮，兩人還禮後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紀大一點的是一位上校
，後邊的是一位少校，不僅年輕，而且有些像是亞洲人。他說，他是翻譯，我們可以先坐下
來談。
上校用急促的俄語問話，我只能聽懂幾個單詞，少校翻譯為他翻譯。
問：「你是張伯笠？」
答：「是。」
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麽可以證明你身份的文件嗎？」（指著「人民日報」上的通緝令
）
答：「沒有。」
問：「你到蘇聯的目的？」
答：「要求貴國出於人道將我引渡到西方。」
問：「為什麼不要求在蘇聯政治避難？」
答：「我不想影響兩國剛剛恢復的正常關係，況且蘇聯並沒有強烈譴責中共六四屠殺，
態度曖昧。」
問：「準備去哪國？」
答：「美國或法國。」
上校不再問了。他用俄語和翻譯說了些什麼，然後拿起邊防站的電話。這時，我和翻譯
點燃香煙，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訴我，他是在哈巴羅夫斯克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他並沒
去過中國。但我很驚奇，他的中文發音很準確，沒有外國人那種「怪味」。
上校放下電話走過來：「張伯笠同志，我們需要換一個地方。」
越野吉普車在積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著，十幾分鐘后，我們上了公路。在車上，上
校隨便問一些天安門廣場的情況。
一個小時后，我們的越野車開到了一個大門前，大門的兩側是綿延不盡的鐵絲網，兩個
身穿軍呢大衣的士兵抱著衝鋒槍查驗了上校的證件，然後敬禮讓車輛開進大門，進大門后才
駛上真正的公路。
我問翻譯，這裏面是軍事基地嗎？
翻譯笑了：「不是，這裏面是蘇聯。」
我恍然大悟，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體農莊的農民告訴我的「邊境」。這道鐵絲網綿延數
千公里，從鐵絲網到中蘇邊境有五十公里，而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說，過了這
道由蘇軍警衛的鐵絲網才算進了蘇聯。我發現，蘇聯的邊境比中國的邊境要嚴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兩側的村鎮也出現了。在公路兩側，車燈的餘暉中會出現頂著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婦人。她們穿著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卻穿著裙子。
我們的越野吉普車在公路上行駛了近四個小時才駛進一個城市。火車的吼叫和飛機的轟
鳴告訴我，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斷它應該是哈巴羅夫斯克或是此羅此詹。當我問翻譯
時，翻譯說：對不起，現在不能告訴你這個城市的名字。
吉普車駛進了一個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學院，但操場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幾百名士兵
告訴你那不是學校而是軍營，燈光下，士兵們大衣的下擺隨著身體而掀動，亮亮的刺刀在燈
下閃著寒光，這使我聯想起看過的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起義前的一串鏡頭。
吉普車在一座八層大樓前停了下來，那是一座白色的現代化建築，建築物前面的標誌告
訴我，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隊在遠東地區的一個總部。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也曾在圖書館閱讀過關於ＫＧＢ內幕的書，這是一個令人聽了毛骨
悚然的組織，斯大林曾利用它殺死過多少人大概誰也算不出精確的數字。人們把它與屠殺、
恐怖、無情、詭秘聯繫在一起。
而我被他們扶下了汽車；此刻我的命運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們把我架到一個地下室，在一個審訊室中他們讓我脫掉所有的衣服，然後換上他們的
一套囚服。一個醫生給我做過簡單的體檢，記下體溫、血壓、身高，然後拍了各種角度的照
片。
翻譯把我帶進一個沉重的鐵門，一個走廊里站著四個又高又壯的青年士兵，他們向翻譯
敬了個禮，打開了一側小鐵門。
翻譯先生走進去，然後士兵把我扶進去。這是一個有八平方米的房間，正面牆上有一個
方方的窗。
「這是牢房？」我問。
翻譯臉上現出一絲尷尬：「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沒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細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燈光下，一張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單和毛毯使你覺得這更像
是病房，鐵窗下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統統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內再無
其他東西了。
翻譯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覺，這裏很溫暖！
室內的暖氣開得太熱，使只穿一件單衣的我有喘不上氣的感覺。這和昨天夜裡在大風雪
中的感覺截然不同：那時，我把生命交給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現在我把命運交給了人
類，卻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著感覺走吧！我安慰著自己。
第七章 鐵窗十五天 門外開鎖的聲音使我從睡夢中醒來。照例，士兵端來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門又鎖上了。鐵窗的上方射來一絲光亮，告訴你：新的一天到了。 這幾天每天照例被提審，多次是一位個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雙狡詰的灰眼睛，而且喜歡一邊問我問題一邊從我的煙盒裡掏煙抽。他經常突然問你一個刁鑽的問題，然後眯著眼睛觀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審問中，他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你應該說實話，中國派你到蘇聯幹什麼？」 我疑惑地看著他。他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不錯，我們有可靠的情報和足夠的證據證明，你不是張伯笠。真正的張伯笠在北京已被捕，關在秦城監獄，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誰，來幹什麼？」 我不理他，看著他不停地揮動著拳頭，覺得他挺滑稽，我說：「我不是張伯笠？那我是誰？」 他逼問我：「你是誰，這正是我們需要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 我說：「如果我不是張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誰了，抱歉，你能告訴我我是誰嗎？」 他臉色陰沉：「我會把你送給中國公安，讓他們幫助確定你是誰，我不喜歡你的幽默。」 我點燃一支煙：「這個你決定不了，你不用嚇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脅。」 有一天，他帶來一個很大的彩色電視機，他告訴我那是他們蘇聯產的，效果極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電視機樣子很醜，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們給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亂真相」。小個子少校一邊放一面問我問題。 當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人的鏡頭出現時他會立即定格，問我：「這個是誰？」我說：「電視里不說了嗎？」 他說：「我問你，電視說的對嗎？」 我說：「不對。」 他指著群眾扔石塊的鏡頭說：「這是真的吧？」他指著立交橋下吊起的劉國英屍體：「
這是真的吧？」
我說：「他罪有應得，因為他向人民開槍。」
他說：「他是軍人，他應該執行命令。」
我說：「那不是軍人，那是殺人機器。真正的軍人也是人，他們絕不會去屠殺自己的人
民。」
當我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講話的鏡頭出現后，他又定格。「這個人是誰？」
我說：「那是張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認識他？他現在在哪？」
我點燃一支煙：「他現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從我的煙盒裡拿出一支煙點燃：「目前還不能最後確定。」
慢慢地，我已經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經定疤，而且每天夜裡可以洗個熱
水淋浴。他們給我的餐飯還算不錯，每餐四個菜一個湯，一杯紅茶。馬鈴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餘的是牛肉、魚肉和豬肉，青菜則很少，偶爾也有雞蛋。我吃不慣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來我發現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盤時，他們把奶油裝進紙袋或塑膠袋留著自己吃。我知道，
他們沒有我的伙食標準高。
走廊里的四個士兵兩人一班輪流值班。我常常給他們煙抽，也抽他們的蘇聯煙，一個大
個子士兵問我去過少林寺沒有，我說去過，他問我會不會武功，我嚇唬他說會一點，沒想到
他很緊張，告訴我，千萬別想逃跑，他拍拍腰：「我們會開槍的。」我告訴他，我沒有要跑
的意思：「這裡有吃有喝，還可以洗熱水澡，我幹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經常和我在一起的軍官，除兩個少校外，還有一個上校，他很年輕，個子高高的，皮膚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氣，相比之下，那個看上去比他年齡還大的少校則很討
厭。那個去邊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譯則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們談得很投機。他們是不告訴我
名字的，我於是給上校起了個名字叫伊凡諾維奇，給少校起了個名字叫「狡猾諾夫」，翻譯
則免了。
一天早晨我剛吃完早餐，牢門開了，「伊凡諾維奇」上校和翻譯走了進來。上校說：「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來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說：「謝謝你們給我帶來這麼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帶日曆的手錶嗎？」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說：「一會兒會送還你的。」
翻譯給我送來幾十本中文版的「蘇聯畫報」、「蘇聯婦女」畫報；「挺無聊的，沒事躺
床上翻著玩吧。」
上校說：他們經過查證，已證明張伯笠沒有被中共公安機關逮捕，同時也證明了我就是
張伯笠，他說他們已經請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總部決定。
他告訴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於是，在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脫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陽光燦爛得眩目，過好久我才敢睜開雙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個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圍牆，圍牆上是通著電的鐵絲網。四個ＫＧＢ士兵靜靜地站在鐵門旁
，看著我在天井裡，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譯和我握握手，在告別時，翻譯告訴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羅馬尼亞暴君齊奧
塞斯庫被處決了，「人民勝利！」他小聲說。
我太興奮了！中國的八九民運顯然失敗了。但是她所形成的衝擊波已經在東歐發生了重
大影響，當時我還弄不清楚羅馬尼亞人民起義的真相，但西奧塞古夫婦的被槍斃總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這會讓中國的總裁者心驚肉跳！
我仰望藍天，一群鳥兒自由地從我的頭頂飛過，我多想和它們一起飛，去尋我自由的天
空！
幾天後，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個穿便衣的翻譯對我進行了一上午的詢問。
他們是從莫斯科來的。
他們詢問了八九民運的全部經過，並詢問了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現在的處境。那個穿便衣
的翻譯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黃髮，我簡直會以為他是中央電台的播音員。
我強烈地譴責中共的屠殺和追捕，並希望蘇聯政府能從人道主義出發將我引渡到西方，
我認為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中已經提到了人道主義和人權問題。
一位年齡稍大的上校說：「我們如果將你送給中國政府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回答：「我反對。」
他又說：「中國政府會槍斃你嗎？」
我說：「我不知道，也許會吧。」
上校說：「你要知道，我們將你引渡給西方，中蘇兩國剛剛恢復的友好關係就會受到影
響。」
我回答說：「但如果你們將我送給中國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會同聲譴責你
們。如果中共以叛國罪加反革命組織、宣傳、煽動罪判我極刑，你們更會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也會影響西方國家對你們的經濟援助。」
他很坦誠：「這正是我們的難處。」
臨了，他說：「我們還需要等待，等待最後的決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剛剛吃過午飯，伊凡諾維奇上校和少校翻譯便走進我的牢
房。他們把我帶到審訊室，兩人表情都很嚴肅。他們讓我換上我自己的衣服，檢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發現，我帶的東西一件不少，那裡有幾十個電子錶，是我準備用來換盧布花的。
現在，也許用不著了。我在所有的清單上籤了字，然後輕描淡寫地問：「是要換個新地方嗎
？」
他們沒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聽見翻譯小聲說：「對不起，但
上級要求我們這樣做。」
我被攙扶著走出地下室，當我坐進一部車子時，車子立即發動了，我聽見車外有幾個人
向我說：「打斯維大里（再見）。」
翻譯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見幾個熟悉的軍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個年輕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們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車門動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來，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熱呼呼的暖氣不斷
撲來，我躺在車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諾維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譯用很快的俄語交談
著什麼。我判斷，他們要將我送給中國邊防部隊。因為他們說到了「解放軍」這個詞。
吉普車大概行駛了三個小時后，翻譯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黃昏，
白茫茫公路邊閃過一個小鎮，幾個身材高大的蘇聯婦女穿著厚厚的皮襖在等公共汽車，那具
有俄羅斯情調的木屋在車窗旁閃過。不久，吉普車開到了有鐵絲網的大門口，一個蘇軍士兵
給上校敬了個禮。放我們出了門。
當我們開到邊防站時（就是十五天前那個邊防站），天已徹底黑了下來。上校下了車，
翻譯和司機陪我坐在車上。不一會，那個年輕的邊防站長和一個上尉陪上校走了過來，後面
跟著一隊穿著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進車，我被翻譯和上尉擠在車後座的中間。
上校通過翻譯告訴我：他們政府決定將我送給中國政府。上級決定由他負責此項任務。
此刻，我的猜測被證實了。但我仍不相信蘇聯政府會那麼愚蠢。這一定是ＫＧＢ的決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蘇聯的強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聲：「謝謝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務可以說是光榮而艱巨。」
吉普車在雪地上顛簸前進，十幾分鐘後車停在黑龍江邊。
上校拿起紅外線高倍望遠鏡向中國一方瞭望。我想，他也許是等待中共過來接我的人。
上校一邊觀察一邊說：「張伯笠先生，我們並沒有通知中共的邊防部隊。我們考慮到你
有那麼小的女兒……所以從人道主義出發，讓你自己回中國去，至於能否安全，看你的運氣
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已經做好被暗殺或長期坐牢思想準備的我沒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覺
得無可適從——我回中國后該去哪裡？
我不知道。
上校讓司機關掉汽車發動機。四周很靜，沒有一絲風，天乾冷異常。上校告訴我，中國
的邊防部隊距我過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過江，不會有危險的。他又說：「
我希望你到任何時候不要講出你到蘇聯的事。我們也一樣，把這段經歷爛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麼再見吧，我不知道我們以後還能不能見面，我把你當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驀地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他的聲音也變得抖顫：「朋友，請你理解我們，這不是我
的本意，這是上級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譯也抱住了我，他的淚水滴在我的臉上，他只是緊緊地抱著我，一句話也沒說。
我哽咽著說：「別為我擔心，即使我在中國再潛伏兩年，他們也抓不到我，因為人民站
在我們一邊，他們的獨裁政權崩潰的日子不會太遠的……」
月亮出來了。又大又紅的月亮像是一個大紅火球，滾出白雪皚皚的地平線。
我毅然踏上黑龍江，堅定地走進黑暗。……
兩天兩夜之後，我在黑龍江中國一側的一個支流旁發現了一個漁民（獵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來。
三個月之後，民主女神號廣播船從法國出發向南中國航行。與此同時，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種著希望的種籽。
收穫不會太遠，我充滿信心。
（全文完）
□ 原文連載《新聞自由導報》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作者簡介】 張伯笠，男，三十歲，黑龍江省人，原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學員。他的報告文學曾多次在中國北京、台灣獲獎。其獲獎作品包括：《哈木哈木》、《中國星火》、《通向大海之路》等。
一九八九年張伯笠參加領導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歷任北京大學《新聞導報》總編輯、天安門絕食團副總指揮、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一九八九年六月張伯笠被中共列入二十一學生領袖通緝令中全國通緝。 此後，張伯笠在中國深山裡藏了兩年之久，其間曾亡命蘇聯，后被送回中國。一九九一年六月逃抵美國，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聘為研究員，完成了《逃離中國》一書。目前此書已被拍成了紀錄片並在美國國際人權電影節播出。
張伯笠現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副主席、《中國之春》雜誌主編兼編委會主任，併兼任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 ～～～～～～～～～～～～～～～～～～～～～～～～～～～～～～～～【散 文】 我不敢忘記
張伯笠
「遺忘和不能遺忘是統治者和人民群眾知識份子長期的持久戰。」——米蘭·昆德拉 每年六·四，都要寫點什麼。前幾年在大陸藏匿沒有條件寫，現在有了條件又一時不知從何寫起，我不由自問，你是不是把「六·四」淡忘了？ 於是象惡夢驚醒一般的一頭冷汗。
人們習慣於遺忘，人們習慣於忘掉痛苦而把幸福珍藏著，人們習慣於忘掉死去的和過去的而珍惜現在的憧憬未來的。四年前那群人的鮮血早已凝固、變淡，在人們 匆匆行走的腳步下抹平了痕迹。四年前那滾滾的熱淚，已變成了卡拉ＯＫ廳中的冷飲。生活變化之快令我目不暇接。我努力去適應這一切，但卻不敢忘記當年那一 切。 一切都從那個青年的微笑說起。那是六月四日的凌晨，天安門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結束之後，我帶領民主大學的十幾名同學迎著槍聲向包圍廣場的軍隊衝去。在前 門的西側，在那個象徵開放的肯德基家鄉雞的樓前，上萬名群眾和大學生與進攻的軍人展開了拉鋸戰。士兵們高喊著「熱愛首都，熱愛人民」的口號跑步向廣場包 圍。市民們高喊著「保衛廣場，保衛學生」的口號拉拽士兵。
密集的槍聲響了，市民們向四處跑散或就地卧倒。於是士兵們繼續前進，繼續高喊「熱愛首都，熱愛人民」……。
槍聲停了，市民們爬起來又象潮水般湧上去，圍住士兵，高喊著「保衛廣場，保衛學生」。
於是又是一片密集的槍聲……。
槍聲中，一個青年背著一個傷員來到前門附近的急救站。那個傷員滿頭是血仰躺在擔架上，醫生用白藥棉把他臉上的血輕輕地擦去，但卻找不到傷口在哪裡。 燈光下，那是一張年輕而英俊的臉，仍在淡淡地微笑。我們發現，那大理石般的臉的下巴處有一黃豆粒大的洞，血從那裡流出。醫生猛地把他翻過去，他的後腦被子 彈炸成一個洞……。
醫生說：他死了。
那個背著死者來的小夥子痛心疾首地說道：同學們，不要忘記這一天，這是六月四日啊！
在我整整兩年的逃亡中，每當被惡夢驚醒時，我的腦中都會響起那痛心疾首的吼聲……
那兩年我在恐怖、飢餓、孤獨以及病痛的折磨下度日，而妻離子散的痛苦同時在撕咬我的心靈。在這雙重的痛苦下，我不得已逃亡到海外。
當我身體基本複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加了民主中國陣線和民主中國團結聯盟世界代表大會。在這次合併大會上，我被代表們選為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的副主席。 這副擔子對於我來說似乎過於沉重，我面臨的是一個新的陌生的環境，是一個難以掌握分寸而又不斷受到同道人責難的組織。但我不敢退卻，我想起四年前那死難的青年，我可以忍辱負重地承擔一切。
我不敢遺忘，因為我不屬於我自己。
我不敢遺忘，因為那些冤魂得不到慰藉。
我不敢遺忘，因為還有劉剛等大批的朋友還在鐵窗內，得不到本屬於他們的陽光和自由。
我不敢遺忘，因為我是這個苦難民族的一分子……。 □ 轉載自《新聞自由導報》第一三一期 ～～～～～～～～～～～～～～～～～～～～～～～～～～～～～～
～～【紀實文學】
逃亡鐵幕內 （上）
張伯笠
我曾經答應過ＫＧＢ的伊凡諾維奇上校，把亡命蘇聯的這段經歷藏在肚子里，絕對不向世人公布。
誰會料到，二十一個月後，蘇聯解體了，鐵幕打碎了，捷爾任斯基的銅像和列寧的銅像轟然倒在塵埃里。我可以寫我的這段經歷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解放軍的坦克碾碎了黎明，在中國人心靈上肆虐。我和柴玲等人帶著心靈和肉體已疲憊不堪的學生們離開了我們堅持了五十多天的天安門廣場。 三天後，我逃離北京。
九天後，中共公安部轉發北京公安局通緝令，對王丹等二十一人實行全國通緝。我是天安門指揮部副總指揮，又是天安門民主大學校長，被全國通緝是預料中的事。我們二十一人的通緝令通過報紙、電視台、廣播電台迅速傳遍中國各個角落。我的通緝令原文是這樣的：
張伯笠、男、廿六歲、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身高一點七五米左右，較胖、圓臉、雙眼皮、翹鼻子、厚嘴唇，東北口音。
同時，在通緝令的前面附上戒嚴部隊指揮部和公安部殺氣騰騰的警告，讓我們「投案自首」，否則「從嚴懲處」，如誰敢窩藏，嚴刑判決，絕不寬貸。
此後，中國籠罩在紅色恐怖中，由警察、武裝警察、解放軍部隊以及秘密警察和小腳老太太巡邏隊組成的鐵幕又開始把中國和外面的世界隔絕。到處是警車的呼嘯 聲，電視台和報紙不僅又被謊言塞滿，而且也報道一些我們二十一人被捕或逃亡海外的消息。王丹、楊濤、周鋒鎖、熊焱等相繼被捕；吾爾開希、李祿等逃到了巴 黎；馬少芳、熊偉向中共自首……而對我們仍在逃亡者的包圍圈也越縮越小。我扮成農民，在黑龍江省的農村躲藏了幾個月後，黑龍江進入了冬季，再沒什麼農活可 做，我暴露的危險也隨之增加。
我冒險潛入哈爾濱，找到了一個叫憲弟的人。他是職業軍人，是我在哈爾濱的老朋友。他告訴了我一個很不好的消息：公安部不僅知道我被困在黑龍江省，而且中國鐵路公安局長在全國鐵路電話會議上向鐵路、交通公安警察下令：發現張伯笠可當場擊斃。 於是，我決定逃離中國。
從香港逃亡當然是最好不過了，但王軍濤、陳子明的被捕說明香港的地下通道已被中共公安所掌握。我甚至不知道從哈爾濱到深圳的路上是否會被警察擊斃。
緬甸、越南、寮國、蒙古？路途遙遠，況地理不熟，成功希望渺茫。
我選擇了蘇聯。 蘇聯和黑龍江只一江之隔，憲弟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有個開中國餐館的朋友，如能找到他，或許可以和西方國家取得聯繫。 有病亂投醫，與其坐以待斃，不如開出條路，或許就是生路。
第一章 夜幕下的哈爾濱
哈爾濱火車站在夜色包圍中。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幾輛警車十分顯眼。一小隊接一小隊的警察和戴紅袖章的治安人員不停地檢查候車旅客的證件和車票。據中央電視台公布，全國已經進入「春 節運輸」期間，旅客暴增，乘坐特別快車和直達快車的旅客可以憑票進入候車室候車，而慢車和普通快車的旅客則只好在寒風中機械地排著一列列長隊，在警察和車 站工作人員的吆喝下等待乘車。
夜間十一點鐘，我和憲弟出現在車站廣場。寒冷的天氣和飄飛的雪花給我創造了偽裝的條件——我戴著嚴實的風雪帽，一條印花大毛巾把臉捂得只剩一雙眼睛，眼 睛上戴著一副當地青年人多數喜歡戴的變色眼鏡。憲弟穿著一件又厚又重的羊皮軍大衣，提著我的手提包。而我只拎了一個公文包，裏面裝著偽造的身份證和邊防通 行證。
一隊武裝警察從我們身邊走過，若無其事。但當他們走到蘇聯紅軍紀念碑下一個青年人身邊時，卻閃電般把那個毫無提防的青年人擊倒在雪地。旅客們忽啦啦圍了過去。憲弟要去看看，我沒同意。對我們來說，現在最好把好奇心收起來。
不一會，那個青年被押上了警車。昏暗的燈光下看不清他的臉，只看見他高昂著頭，長長的頭髮在寒風中飄拂。 據說，在他的身上搜出了一支五四式手槍。
車站的氣氛頓時緊張，武裝警察顯然在不斷增多。他們像警犬一樣在人群中嗅著，大概是尋找持槍青年的同黨。但他們不知道，被中共人大會上報告中污衊為要殺 死四千六百萬共產黨員的「新時期黃埔軍校」（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校長，他們全國通緝半年而一無所獲的張伯笠就在這候車的人流中。
我感到情況對我們不利，立即拉著憲弟走出長長的隊列。為了不引起懷疑，我們到書報攤前買了幾本書，一本《天津文學》增刊，一本《當代》文學雙月刊，還有 一本是海南島出版的雜誌，封面是我和王丹等二十一人的照片，照片上的我正拿著麥克風向天安門廣場的同學講話，那肯定是秘密警察當時拍攝的。
車站的警察開始搜查旅客的旅行包，檢票口也增加了十八個警察。而我所要乘坐的開往北方城市佳木斯的列車已經開始檢票。 憲弟問：「怎麼辦？」 我說：「別慌，跟我走。」
在考入北京大學作家班之前，我在鐵路跑的幾年記者使我對中國各主要大站的情況了如指掌。在中國大陸，每一個車站都有「通勤口」，即鐵路內部職工上下班走 的小門。這個小門一般旅客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一般也不敢走，因為門旁邊有門衛室。但據我所知，門衛多是老職工，而他們一般不過問過往的鐵工，問題是你必須 像是一個鐵路職工。 我所乘坐的列車午夜十二點四十五分從哈爾濱火車站發車。
我和憲弟十二點三十分出現在車站廣場南側一里之遙的「鐵工通勤口」。小小的角門不時有拎著飯盒的鐵工出入，門旁的門衛室里燈火通明，透過窗子可以看到一個戴紅袖標的老頭正在就著一碟花生米喝老白乾。
沒有警察，我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給憲弟使了眼色，於是大搖大擺地向通勤口走去。憲弟緊跟著我，腳步顯然有些猶豫。我想提醒他放自然點，否則是很危險的，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已經出現在門衛的視線之內了。
我順利地走進了通勤口。然而糟糕的是，老門衛開門出來攔住了憲弟。 我的反應是敏捷的。自通緝令發布之後，我曾和警察多次發生過正面衝突，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在關鍵時刻表現得冷靜機智，這使我常常化險為夷。
我還沒等老門衛開口盤問憲弟，便用標準的哈爾濱腔調罵開了：「媽了巴子，就會磨蹭，眼看遲到了，這個月的獎金要是泡了湯，看全班弟兄不剝你的皮！」 憲弟反應得很快：「操他媽的，老子一不想入黨、二不想入團，能把老子怎樣！」他一邊說一邊推開老門衛走進了站台。 老門衛在後邊做開了思想工作：「小夥子，火氣不小哇！這年頭該忍就得忍，打死犟嘴的，淹死會水的，對不？哪個段的？」
我忙回答：「機務段。」 憲弟說：「媽個臭Ｘ，不是人乾的活！」 老門衛用火柴棍撥著牙花子：「嗨，小夥子，哪個段都一樣！」說完，他向自己那燈火通明的門衛室走去，一邊走一邊搖頭：「這年頭，都這麼大火氣……」
二十分鐘后，混在站台人群中的我順利地登上了火車。 而前面的旅程是未知的，連我自己都懷疑能否活著走完幾千里路的全程。 但是，列車畢竟駛出了夜幕下的哈爾濱，一個對我威脅最大的城市。
第二章 列車上 列車嚴重超員。
過道上和車門口擠了許多沒有座位的人。 我和憲弟只擠到兩個車廂的連接處就再也擠不動了。我迅速在燒水鍋爐旁擠了一個位置，我不想進車廂，車廂里燈火太亮，萬一被警察認出就麻煩了。
列車裡亂糟糟的。煙草味、汗臭味和其他說不清的味道四處瀰漫，打撲克的、吹牛聊天的、嗑瓜子的很是熱鬧，幾名鐵路警察帶著十幾名戴紅袖標的旅客在各車廂 巡視。這些戴紅袖標的是從旅客中選出的，叫「列車警民聯防小組」。這些人不管什麼事，到餐車開個會，發個紅袖標，回到車廂照舊睡大覺。
憲弟拿出香煙，隨手遞給他身邊的兩個穿皮夾克的小夥子一人一支。那兩個小夥子一看是美國「萬寶路」，也就老大不客氣叼在嘴上。我想提醒憲弟少和別人說 話，以免出事，但已經來不及了，憲弟已叼著香煙，和那兩個人擺開了龍門陣。那兩個皮夾克的前前後後放了幾個大袋子，不知道裝些什麼。來往的人覺得那袋子礙 事，想發作，但一見那兩個皮夾克和憲弟的塊頭，便把話咽進了肚子。
列車離開哈爾濱一個小時后，兩名警察帶著兩名「紅袖標」擠了過來。當他們走到我面前時站住不動了。 「誰的袋子，打開檢查！」警察大聲喝道。 那兩個皮夾克說是他們的。警察立刻友善多了，和他們寒暄起來，兩個皮夾克讓警察給他們解決卧鋪，警察滿口答應。顯然，他們認識。
一個「紅袖標」摸摸袋子，看看我，看看那兩個「皮夾克」，又看看吞雲吐霧的憲弟，似乎想詢問什麼。 憲弟不高興了，大手一撥，那紅袖標就地轉了個圈兒。 憲弟說：「戴個紅袖標就是人了？看什麼？你看我像王丹呢還是像吾爾開希？！」
周圍爆發出一陣大笑，連那兩個警察也笑了。那兩個皮夾克大漢笑得更開心。一個皮夾克說：「那王丹和吾爾開希一個在秦城監獄，中央委員待遇，一個在法國當 民陣副主席，和李鵬一個級別，你他媽有那福份見到他們嗎？瞧你那熊樣！」另一個皮夾克說：「那二十一個學生領袖中的張伯笠是咱們省的人，聽說逃回黑龍江 了，說不定能被你碰上立功受獎呢！」 人群又一陣鬨笑。
我雖然緊張到了極點，但也只好陪著笑。 一個皮夾克說：「這半年都快過去了，那二十一個學生頭兒該抓的抓，該跑的跑到外國去了，就咱們省那個張伯笠楞是沒消息，你說怪不怪。」
那個鐵路警察接過皮夾克遞過的煙捲兒，一邊點頭一邊說：「咋沒消息？前幾天我們局長去北京開會，公安部說張伯笠現在帶人在長白山打游擊呢！」
我嚇了一跳，這是我在北京大學的宿舍里說過的一句玩笑話。 皮夾克說：「媽的，還是咱們東北人有種！」 鐵路警察說：「不過是猜測。還聽說他已在黑龍江口活動，你們分局沒布置抓他？」 我的警惕是對的，那兩個皮夾克是警察。 皮夾克說：「抓，布置了。抓了半年了，就那麼巧讓咱們碰上？前幾天又布置抓，說在佳木斯一個農場發現了張伯笠，扯雞巴蛋！」
另一個皮夾克說：「人家什麼腦袋？咱們是什麼腦袋？笑話，再說，再說，現在誰扯那個雞巴蛋！都是黑龍江老鄉，讓北京戒嚴部隊來抓嘛！當官是他們、入黨是他們，長工資也是他們，咱們算個屁？弄倆錢兒養家糊口才是正事兒。」
警察問：「這趟弄多少？」 皮夾克：「二百件，一會給你們倆弄件穿穿，這次是內蒙古產品，皮子軟、好貨！」 警察笑著帶紅袖標走了。皮夾克在後邊喊：「卧鋪兩張，別忘了！」
警察走了，皮夾克成了這裏的中心，從談話中我知道了二人的身份：佳木斯東安分局的偵察員，到哈爾濱弄皮夾克回佳木斯賣，一件可賺三十元至四十元。他們跑這一趟，每人可賺三四千元人民幣，比他們一年的工資都多。 經過了剛才的驚險，我膽子也壯了，蹲在車門口的滋味也真不好受，我拿出香煙，遞給兩位皮夾克，一邊為他們點煙，一邊問：「哥們，這卧鋪還真不好買，是吧？」 一個皮夾克說：「咋不好買？看你有沒有錢！你肯出錢我給你買。」 我問：「要多少錢？」 皮夾克：「一張硬卧十八元，你給三十六元和一包萬寶路煙我就能給你買來。」 我拿出一張一百元面額的人民幣和兩包萬寶路煙：「那就勞駕大哥幫忙了。」 那皮夾克瞧瞧我：「我說著玩呢！沒想到你還真肯出血！」 我裝作輕鬆：「反正公家報銷。」 憲弟說：「他是我們廠的供銷科長，沒問題。」 那皮夾克把煙塞進衣袋裡，拿著鈔票向餐車擠去。半個小時后，他擠回來了，手裡拿著四張補票。他對我和憲弟說：「走吧，幫我拿兩個袋子！」 我們昏頭昏腦地擠過了幾節車廂，終於進了卧鋪車廂，這和喧鬧的普通車廂是兩個不同的世界。車廂里燈已經熄了，我爬上上鋪，躺了下來。累極了。
列車在風雪中向北前進。 現在，無論燈火通明的普通車廂怎樣擁擠，警察的眼睛怎樣警惕，那都是另外一個世界了。 也許是太累了，我居然睡著了。 睡夢中似乎是每次從北京回太原一樣，前面迎接我的是妻子和女兒的甜蜜親吻……
第三章 邊防檢查站
翌日上午，我們順利地到達佳木斯市並換乘開往邊境的公共汽車。汽車開得飛快，憲弟偷偷告訴我，昨夜他一夜不曾合眼，總怕警察突然抓走我。
汽車駛過松花江，江面已完全封凍，像一條凍僵的白蛇向遠方蜿蜒。下午二點鐘，汽車駛進了一個叫只龍山的鎮子，在只龍山過後有一座長二十五米的水泥橋，中共的武裝警察一個支隊駐守橋頭，過了橋就屬於邊境地區了。
我必須過橋。
汽車上的旅客常常談橋色變。據說守橋的武警非常兇狠，沒證件的人常常被毒打，甚至羈押起來幫他們幹些活，幾個月不放人。
我和憲弟雖然都持有邊防通行證（偽造得可亂真），但我仍不敢闖邊防檢查站，我的通緝令隨處可見，而黑龍江的邊防對我會更加關注。我決定在橋前一段距離就下車，然後想辦法偷越過邊防檢查站。
汽車在檢查站前面沒有站牌，遠遠的已經看到橋頭飄揚的五星紅旗了，我要求司機停車讓我們下去。
司機很不高興，繼續開車，沒有絲毫要停的意思。 邊境檢查站越來越近，我心急如焚。
坐在司機身邊的售票員是一個年輕又漂亮的姑娘，她聚精會神地看著我，悄聲問：「你是不是沒有邊防通行證？」
我點點頭。她又瞧了瞧我，嘆了一口氣。
我查覺到那大眼睛中閃現的同情，便遞給她一包萬寶路香煙，求她給司機說說情。 她拿過煙，扔給司機，然後告訴我要沿山邊走，千萬不要進山，進山容易迷路，後果不堪設想。
汽車扔下我們開走了，在汽車捲起的雪霧掩護下，我和憲弟迅速地下了公路，鑽進林海雪原。按照我的設想，我們只要在四個小時內繞過邊境檢查站，就可以趕上最後一次班車。
下雪了，而且越下越大。紛紛揚揚的大雪如棉絮似鵝毛，天氣異常寒冷，大概在零下四十度左右。我們在齊膝深的雪地艱難跋涉。大雪在幫我們忙——它掩埋了我們的腳印，使我們不至於被巡邏的邊防軍發現行蹤。
邊境檢查站的五星紅旗成了我們校對方向的座標軸心。我們從一個林子奔向另一個林子，借樹木的掩護，以防被高高的「大架子」上的值班哨兵用高倍望遠鏡發現。然而，四個小時后我們仍未走出這片林海雪原，我發現我們迷路了，而天色已經完全黑下來了。 我的周身已被汗水漬透，兩腿發軟，兩隻腳似乎不是自己的。憲弟也是一樣，儘管天氣出奇的冷，他還是脫下羊皮棉帽，用手帕擦著滿頭大汗，騰騰的熱氣從他的頭頂升起。
我說：「先歇會吧！」於是兩人無力地將自己的身體扔在雪地上。我點燃一枝香煙，而憲弟則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的吃雪，像是一隻饑渴的狼。
朔風從樹梢掠過，發出怪怪的聲音，風雪中偶爾能聽到狼和別的野獸的咆哮。憲弟從旅行包里拿出一把不鏽鋼菜刀。菜刀是防身最好的東西，警察發現了也不會把它算作不準攜帶的利器，但對付流氓或野獸它比匕首要方便得多。
憲弟用菜刀砍了兩根樹枝，遞給我做拐杖，於是我們重又站起來繼續走，唯一給我們點啟發的是遠處傳來的機動車輛的發動機聲音。
星星被凍得閃著眼睛，雪白的山巒反著微弱的星光。兩個小時后，我們終於走出了山林。
面對白皚皚一望無垠的闊地，我和憲弟小聲地歡呼起來。在不遠處，兩支雪亮的燈柱在飛速前行。我們找到公路了！
驀地，一隻雪亮的比汽車燈光要亮幾十倍的探照燈柱在我們前面不遠的地方掠過，我急迅把憲弟按倒在雪地。我發現，我們十多個小時的跋涉其實才走了公路上直線的幾千公尺。但情況不同的是，我們已經成功地繞過了邊境檢查站。
公車已經沒有了，其他車輛也難得見到一輛，即使有，在這寒冷的午夜，司機多數不會冒險給兩個大漢搭車。於是我們撤進了山林，尋找一處背風的山坳，用林邊農民遺棄的向日葵稈搭了一個「帳篷」，儘管四處透風，但卻擋住了漫天飛舞的雪花。
我和憲弟靠得緊緊的坐下。這才覺出又飢又渴又冷。帶的麵包已經凍成冰砣，咬不動。幸好我買了一些巧克力，憲弟拿出一瓶白酒，我們一邊吃巧克力一邊喝白酒。十幾分鐘后，我們渾身的汗漬已變成了冰冷的水珠，身上又涼又潮，手和腳已經麻木。 多希望有一堆火啊！但邊境檢查站就在千米之外，憲弟已經熟睡，他枕在我的腿上打著呼嚕。十分鐘后，我推醒他。這種天氣睡覺會凍壞的。
我的羊皮手套因為被汗水濕透，現在凍得和鐵一般堅硬，我搓著麻木的手，突然想起當年在農村插隊時在山上取暖的辦法，為了避免引來山火，幾個人用幾枝幹柴 點燃「小火」，然後用手捂住。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憲弟，他很興奮，立即站起來，把「帳篷」可能露光的縫隙又用向日葵稈堵了堵，我把「帳篷」里的積雪清了 清，從背包中拿出了在哈爾濱車站買的三本雜誌，然後一張張點燃，為了讓紙燃燒時間長一些，要把紙張團成紙蛋，這樣亦可避免火苗太亮。我凍僵的手在小小的火 苗上暖了過來。憲弟一邊往火堆上加紙，一邊哼著歌，那是在東北流行的一首囚徒唱的歌，當地的青年人都喜歡唱，他們給這首古老的民歌填上新詞。但歌名仍叫 「十二月」：
正月里，正月正， 年輕的朋友做事情， 做錯了事情要法辦吶哥們兒呀， 政府送我上法庭啊嗯嘿喲…… 二月里，龍抬頭， 我在獄中不自由， 一天到晚挨審訊吶哥們呀， 身上沒有好皮肉呀嗯嗨喲…… 憲弟小曲哼得很浪，味道濃濃的，尤其在「哥們呀」和「嗯嗨喲」后的拖腔給人以無窮的回味。
我從懷裡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火光下，女兒的臉蛋紅紅的，像是一個掛著朝露的紅蘋果，這兩張照片是我逃離北京時在影集中抽出來的，半年來，我把這兩張 照片放在內衣的口袋裡。由於襯衣被汗漬透，照片變得又軟又濕，我用手帕擦掉照片的汗漬，照片後面妻子寫的娟秀的小字已經模糊：「雪兒十五個月：早早起床好 精神。」同在一片國土，我已有近十個月沒有見到妻子和剛剛會叫我爸爸的女兒了。此刻，她們一定在溫暖的家中熟睡。她們會想到我嗎？她們會理解我嗎？我好像 看到雪兒伸著小手在喊：爸爸，為什麼不回家抱我，而妻子那哀怨的眼光告訴我，這幾年來，她在為我承受警方的不停訊問，我彷佛聽她說：我要垮掉了……明天或 者後天，我也許能成功地越過國境，也可能在越境時被逮捕或被擊斃。如被擊斃，我毫無遺憾，或許能換來心靈的安寧；如被逮捕或成功逃亡國外，我不知道何時才 能見到妻子和女兒。而此刻，在這個是冰封的原野上，我只能默默地為女兒和妻子祝福……
七月里，七月七， 天上牛郎會織女， 神仙也有團圓日啊我說哥們呀， 我和我妻兩分離呀嗯嗨喲……
憲弟看我凝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突然不唱了。他是怕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
我說：「唱吧，唱起來心裏好受點……」 就這樣，風雪夜中兩個孤獨的逃亡者，一苗小小的火焰和一縷東北小調，留給了黑暗的寒夜…… 我的腦海里浮現出俄國十二月黨人流亡的情景，哼起了我喜歡的一首俄羅斯民歌： 冰雪遮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有人在唱著憂鬱的歌， 唱歌的是那趕車的人…… 小夥子你為什麼憂愁， 為什麽低著你的頭， 是誰叫你這樣傷心， 問他的是那乘車的人……
凌晨三點，三本雜誌燒光了，小小的火苗熄滅了，四周一片黑暗。十幾分鐘后，我們被凍得實在受不了了，於是我們站起身來，摸上了公路。
凌晨三點鐘左右是被當地人稱為「鬼齜牙」的時間（比喻是一天中最冷的時間，連鬼都被凍得齜牙咧嘴），邊防檢查站的武裝警察也都被凍得用皮大衣裹緊身子或躲在什麼地方取暖，這對我們行動十分有利。
公路像是一條凍僵的白蛇，靜靜地伏在雪原上，大片的雪花無聲的飄落。公路滑得很，我們倆經常摔倒，但可喜的是，邊境檢查站終於被我們甩在身後，而且越甩越遠。
第四章 邊境小村
天蒙蒙亮了。漫天飛舞的雪花使眼前的這個小鎮像一幅俄羅斯的油畫，只有幾縷炊煙和偶爾的狗吠給了它一點生氣。
我和憲弟看見一個小酒館的門開了，便闖了進去，那掌柜的為我們炒了一盤豬肝和一盤豬大腸，我和憲弟要了一斤六十五度的白酒，二斤面。算起來，我們從哈爾 濱出發到這裏已經整整三十多個小時沒有吃口熱飯喝口熱水了。當餐桌上的杯盤全部空空如也時，我的身體才感覺到有了一絲暖意。
兩個小時后，我們擠上了開往Ａ縣的公共汽車，車上擠得滿滿的，住在邊境村落的農民大多是找親戚或置辦年貨的。憲弟終於給我找到了一個座位，而我則開始嘔 吐，我想也許是食物中毒。我昏昏欲睡，不停地嘔吐，五臟六腑翻江倒海，多虧憲弟在背包里塞了一些空塑料袋。司機看我吐得一塌糊塗，在一個鎮子停了下來。他 讓我們下車，說鎮上有醫院。
憲弟略一思索，同意了。他對我說：你現在只有治病，別無選擇。 憲弟說離這個鎮十幾里路有一個邊境小村，他有一個表姐住在村子。我們決定先去投奔她，我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好聽他的安排。憲弟背起我，艱難地向鎮外走去。我們不能在此久留，更不能去醫院。
天色很快黑了下來，昏迷中我聽到了狗吠聲，燈光告訴我，我們進村了。 憲弟敲開了一戶農家的門…… 當我蘇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熱烘烘的土炕上，憲弟手裡拿著一個用飲料盒改制的油燈，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拿著一支做鞋用的錐子，放在燈火上燒著。
憲弟看我醒了，便說：「嚇死我了，這是我表姐，沒外人，沒事的。」他還告訴我，我的病叫「攻心幡」或稱「羊毛疔」，是急性的寒火攻心，這種病有時幾個小時就可死人。多虧大表姐會「挑」，剛才我昏迷時大表姐已經「挑」破了我的肛門，放出了許多黑色的毒血。 我明白。這種土辦法我當年插隊時也見到農民們用過，說不出什麼科學道理，但有時還真有效。 大表姐把燒熱的錐子用毛巾擦了擦，算是消毒了，然後把我的襯衣解開，對我說：兄弟，忍著點。便把錐子向我的胸口刺去……
我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扎過十幾針后，大表姐的錐子發出「嗄磴嗄磴」的響聲。她在我的胸口挑著什麼，一邊挑一邊說：「看看，這羊毛都生爪了，幸虧挑得早……」 她一邊說一邊挑，似乎挑出了許多毛，我忍著痛不使自己哼出聲。十幾分鐘后，表姐從憲弟手裡接過一個水果罐頭瓶子，然後把一張白紙在燈火上點燃，扔進瓶子迅速扣在我那被刺得血跡斑斑的胸口上。我感覺像是一隻巨手插入我的胸口，把我整個身體揪在了一起一樣。 表姐為我擦掉額頭的冷汗。我又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
說來奇怪，當我幾個小時后醒來時，不再噁心嘔吐了，昏沉的頭也清涼了許多，只是鼻孔下和嘴唇上長出一串串的水泡。
表姐拔下火罐：「嘖嘖，瞧瞧，拔出的血都是黑的！」 我點點頭表示感謝，並讓憲弟拿煙給他們抽。憲弟拿出萬寶路遞給大表姐和蹲在門口一聲不吭燒爐子的人。憲弟說，那是表姐夫，他朝我笑了笑，滿憨厚的。
當表姐知道這煙要十二元人民幣才能買一包時說：「抽金子嗎？這支煙夠我買十盒火柴的！」 我說：「表姐，謝謝你。你知道我是誰嗎？」 表姐說：「知道，憲弟都告訴我了，前幾天電視里還有你的鏡頭呢。」
表姐夫說：「那是通緝令。」
表姐：「反正是上了電視，管他什麼令。」
我說：「表姐，你們不害怕嗎？」
表姐：「怕什麼？你又沒偷沒搶沒殺人，也真苦了你們，聽說你們在天安門七天不吃飯，何苦自己糟蹋自己……」
我告訴她，我此行的目的——亡命蘇聯。
表姐嚇了一跳：「老毛子（東北人對蘇俄人的稱呼）把你送回來怎麼辦？」 我說：「也許不會。我不想連累你們。」
表姐說：「等幾天吧，你現在的身體過不了江的。」 隨後的幾天，我又高燒不退，表姐為我熬藥拔罐，憲弟和表姐夫則天天去黑龍江邊「偵察」，為我選擇最佳越境路線。他們畫了幾張路線圖，哪有村莊，哪有公路均有詳細的記載，遺憾的是江對面蘇聯境內的地形卻不知道。
萬事俱備，只等我身體復元就可以行動了。
一天，我感覺好多了。剛剛從火炕上爬起來，三個大漢來到表姐家。他們和表姐夫大聲說笑，讓他交公糧。表姐忙著燉小雞，炒菜做飯熱酒，他們拉我和憲弟一起 喝。表姐說我和憲弟是他的表弟，這次過來做點小生意。其中一個穿皮夾克的大漢是村長，他問了我一些生意上的事，憲弟和他幹了幾杯后開始稱兄道弟面紅耳赤， 他們把吃剩的骨頭扔在地上，看著狗和貓搶著吃。 村長問我：「生意怎麼樣？」
我告訴他，賠了。但老本還在。
村長笑笑，扔給我一支紅梅煙。他把杯中的酒喝乾，朝我亮了底說：「有老本就不怕，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於是，大家滋滋地喝酒，點頭附和。 直到喝到掌燈，人人都喝得舌頭硬了，村長才帶著另兩個人回家。
表姐夫去送村長，回來后把門關上，緊張地告訴我們：村長認出了我。我的通緝令就放在村委會的桌子玻璃板下。他說村長是他的鐵哥們，人又講義氣，不會出賣 我的。村長只是提醒我們注意，昨天下午鄉里開會，市公安局來了幾個人，說是我可能逃到Ａ市農村，要求各鄉清查，讓我們注意點，別出事…… 我感到危險在逼近，決不能在邊境出事，這要給憲弟和表姐帶來災難的。我決定今天午夜之後過江。
一片反對聲，理由是我身體還未複原。 我翻開日曆，明天是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日曆下面寫著：不宜旅行。
然而，我決定一走！ 表姐看勸不下我，便開始和面，切成寬寬麵條，她說，要走也要吃碗她的碗面，吃過後會路寬、心寬。
表姐夫一聲不吭蹲在地上，把我的皮包裝進一個尿素口袋，然後用麻繩系成背袋。 憲弟把我寫給妻子和雪兒的「遺書」放在內衣口袋裡，淚水流了滿面。
大家誰也不睡覺，都在陪我聊天，表姐夫說鄧小平活不長久的，勸我想開點，想法子活下去！他說他明天也去買部有短波的收音機，這幾天聽我收音機里的ＢＢＣ 聽得上癮了。他說，中央的廣播聽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說什麼，而ＢＢＣ不是這樣，盡說一些中國人不知道而又發生在中國的事情。 我於是把我的收音機送給了他。
半夜十二點鐘，表姐開始煮麵，我們就著辣醬、咸黃瓜唏哩呼嚕吃了起來。表姐端上晚餐剩的菜，我和憲弟、表姐夫幹了幾杯白酒。而表姐則在一旁為我禱告。她是一個基督徒，她說她常常走幾十里路去教堂做禮拜。一本聖經用紅綢布包著，她一字不識，但卻能背下許多章節。
我已經酒足飯飽了，表姐又為我盛了一大碗。她邊用圍裙擦眼淚邊說：「兄弟，多吃點，想開點，主會保佑你的，我天天給你禱告。」 不信基督的表姐夫說：「有什麼用？念佛似的。」 表姐不服：「你是罪人，你不懂！」 驀地，村西傳來了一陣狗吠聲，接著全村的狗像是被傳染了似的都狂吠起來。 隨著狗叫，有人在敲門，聲音急促。 表姐喊：「誰呀？三更半夜的。」
一個女人的聲音：「大姐，是我，快開門！」 表姐出去了，那女人和她說了幾句便急匆匆走了。
表姐跑進屋告訴我們：警察和民兵進村了，挨家查戶口、查生人。 憲弟把酒杯一摔：「媽的，一定是村長告的密，看我給他放把火，燒死他兔崽子。」 我說：「別慌，咱們立即就走！這事和村長沒關係。」 憲弟穿上皮大衣：「明擺著的，他走了，警察就來了。」
表姐夫說：「不會吧，他和我是多個胞袋差個姓、親兄弟一樣，不會的。」 我告訴他們，如果是他告的密，警察就不會按慣例從村頭挨家搜查了，他們會直接包圍我們家，大家一個也跑不掉。
我穿戴整齊，表姐夫背上我的旅行袋，憲弟拿起手電筒，我們迎著寒風走出溫暖的小木房，走出狗吠聲聲的邊境小村莊。 天氣真冷，但卻一片星光……
（待續）□ 原文連載《新聞自由導報》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第五章 遠東大風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四點整，我佇立在黑龍江邊。
黑龍江上的積雪有一米多深，冰排起伏，猶如冰浪彌天。過了這條江就是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了。蘇聯正在改革，和西方國家的關係也在逐步改善，重要的是蘇聯的領袖戈爾巴喬夫對天安門前的鎮壓「深表遺憾」。這給我以自信：他們會秘密將我引渡給西方自由世界國家的。
幾個小時的急行軍使我們有些精疲力盡，憲弟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用棉皮大衣擋住風點燃一枝煙，大姐夫搶下來扔掉：這什麼地方還敢抽煙！遠處是一個高高的 邊防軍觀察哨，那觀察哨是一個高几十米的木架子，架子頂端飄揚著中國的五星旗，但是那紅旗風吹雨淋顏色已褪，像是一面白旗在風雪中忽啦啦的飄。不知為什 麽，我真想提醒那個邊防部隊換一面新旗。但這個念頭只一閃，我還有這個權利嗎？獨裁者已經把我列入這個國家的頭號敵人之一，而我卻是伴著這面紅旗長大的。 過去，每次路過天安門廣場都要在五星旗下激動不已，一種莊嚴而又自豪的情感會在心頭蕩漾，令我熱血沸騰。而今天在國境線上，一個「叛國者」面對那面褪色的 五星旗，心頭湧上難以名狀的情感，那紅旗下的哨兵的高倍望遠鏡在我過江時會隨時發現我，他會向我開槍，讓我把血流盡在中國境內。而我卻對著中國那片生我養 我而現在又要吞噬我的土地充滿了無限的眷戀。我緩緩地跪下去，對著南方對著北京，對著我的母親、妻子和女兒。我說：媽媽，我走了……我不會給您丟臉……
我淚流滿面。自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的講台上看到軍人和坦克衝進那神聖的廣場時我流過眼淚后，這半年多少苦難多少痛苦都沒能使我流淚，而當我就要逃離危險投奔自由時，卻怎麼也抑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親愛的祖國，能理解我嗎？
憲弟也跪在雪地和我相擁痛哭，表姐夫則安慰我：快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現在你是有家不能奔，有國不能投，總有一天……只要活下去……
星星開始隱退，東方灰濛濛的，天快亮了。
表姐夫催促我：「快走吧，天快亮了。」我站起身來，對憲弟說：「如果你四嫂要離婚，讓她把雪兒交給我父母撫養，你說，這是我對她唯一的請求。」說完，我頭也不回地奔上江面。
江上的積雪齊腰深，比我想像的要難走得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極大的努力，我必須儘快越過江中那兩國界域，這樣才能脫離邊防軍的射程範圍。
但願邊防軍的哨兵在瞭望塔上睡著了。
當我踏上蘇聯國土時，一輪又紅又大的太陽已從地平線上升起，白樺樹、桉樹和火紅葉子的柞樹在陽光下更顯出俄羅斯的風味。沒有路，展現在我面前的是美麗的樹林，皓皓白雪以及雪地上被野獸踏出的小路。
早晨似乎是被凍僵了，沒有一點聲音。靜得令人恐怖，我拿出憲弟給我的菜刀。現在威脅我的已不是中共的警察和邊防軍，而是野狼和黑熊了。在這野狼和黑熊出沒的山林中穿行是十分危險的，我於是沿著江邊走，方向是東，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就在那個方向。
中午，我終於發現前面有建築物了——一個高高的大架子，據我所知，中蘇邊境兩國都陳兵百萬，一般來說，中方有瞭望哨或邊防軍蘇方也同樣會有。由於大病剛愈，體力尚未完全恢復，而昨夜的急行軍和今晨渡江已使我精疲力竭了。無人的恐怖使我變得更現實了一些
，靠我的體力和蘇聯邊境的情況恐怕我很難走到哈巴羅夫斯克。後來我才知道，蘇聯邊境五十公里之內根本就沒有居民。
當我艱難地走近瞭望哨時才發現，那個瞭望塔是在黑龍江中國那面，而蘇聯這面根本沒有。
我失望地繼續往前走，樹叢中經常突然飛起一隻野雞或跑出一群野鹿，使你驚嚇一下。
天色陰暗下來，鵝毛大雪從天而降。起風了，而且越刮越大。我發現遠處似乎有一幢房子，想奔房子去，也許會遇到人，但是大風吹得我寸步難行。我雖然生長 在黑龍江，但是這麼大的風雪還是第一次見到——風捲起雪幾分鐘之內便可旋成一座房子高的雪山。這在黑龍江邊被稱為「大煙泡」的天氣是十分可怕的，它常常把 敢向它挑戰的獵人吞沒在雪中。
幸好，我在江邊發現了一個暗哨。暗哨建在低矮的灌木叢中，有些像中國的地堡，但卻是用木板建的，上面披著草綠色的偽裝網。我鑽進去避風，暗哨室內已有很厚的積雪，幾個子彈箱和罐頭箱堆在一角，面對中國方向是瞭望窗，我站窗前望了望，江面全是開闊地，視角極佳。
我把蘇軍的子彈箱拆了，在瞭望哨里點火取暖，吃點乾糧。但好景不長，半個小時后，「大煙泡」捲來的積雪已把這個瞭望哨埋住了，我不得不從瞭望窗爬了出去。
頂風走已是寸步難行，順風走是今天走過來的路，沒有村鎮、沒有人煙，我突然想起剛才見到的那幢房子，現在雖然看不見，但我記得它在我經過方向的北面，路程也就只有兩公里左右。我別無選擇，只好奔房子方向而去，好在是順風，我被大煙泡卷得幾乎飄起來。
一個小時后，天完全黑了，我看了看手錶，北京時間下午四點整。我終於爬近了那幢大「房子」——那是一個碩大的棚子，用十幾米高的鋼筋支撐著的鐵皮棚里堆滿了用機械打成大包的草。這一定是集體農莊的農民在秋季打的為牛羊過冬的草料。
幾十米寬、近百米長的大棚子里草包堆到了十幾米高的棚頂。我走進棚子，風雪相對棚外減弱了許多，我一頭倒在草包上，再也站不起來，兩條腿就如斷了一樣 的疼痛。渾身的汗水隨著我的困盹變得冰冷，我在難耐的寒冷中打哆嗦，兩隻眼皮上下打架，但我的意識告訴我，此刻，如果我睡過去，就有被凍死的可能。
驀地，附近的山林中傳來了野狼的嘯聲。那聲音像是啼哭的嬰兒，令人心煩意亂，毛骨悚然。野狼似乎很多，我的東南和東北兩個方向都傳來狼嗥，而聲音也似 乎越來越近。我連忙掙扎站起來，解下背在身後的背包，掏出火柴，我想點火，這樣可以安全一些，也可以暖一些，但問題是點火又不能在棚內，這樣大的風雪一不 小心棚內的草就會全被點燃。
我拉起一捆草包，想把它拉到棚邊順風的地方。但草捆太重，而我又疲憊不堪，勉強拉到棚外，草捆立刻就被大雪蓋住，我無法點燃火柴。風太大。後來，我在 棚內點燃了一捆草包，然後拚命把它拉到棚外，草包終於點燃了，被風吹得如鐵水般火紅，我坐在火堆旁，掏出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白酒，倒了一鐵缸，放在火堆邊 烤上。不一會，我身邊的雪被火烤化。我的褲子和衣服也開始冒著蒸氣。就這樣，我一捆一捆地燒著俄羅斯人的草包，一口餅乾一口熱酒地在遠東的大風雪夜裡等待 著天明。
孤獨、恐懼、寒冷、無助的黑暗把我包裹在荒無人煙的雪夜裡。我不知道我能否活到天明，如果野狼開始襲擊我。我也不知道能否找到村鎮，我的兩條腿已經失 去知覺，我從懷裡拿出妻子和女兒的照片，她們仍在向我微笑。那種撕心裂肺的思念強烈地注入我的血液，我似乎聽到女兒在喊叫：爸爸，你要活下去……
一瓶六十五度的高粱酒被我喝進肚子，酒精使我覺得不再那麼寒冷，腦細胞也在酒精的刺激下活躍起來，我的心情似乎開朗起來，周圍的一切也似乎變化了，我 藉著火花看見附近的白樺樹像是美麗的白衣少女，而柞樹則像是火紅熱烈的俄羅斯姑娘在跳舞，林中不時傳來的野狼嘯聲也似乎成了美妙的音樂，它使我想起了生 命，我不再孤獨，因為在這個風雪夜我們同命相憐……
突然，我看見十幾米外有人在走過來，但火光一暗那人又不見了，我拿起菜刀，艱難地走過去想看個究竟。那人突然被風吹得飛了起來，我走過一看，原來是蘇 聯農民掛在鐵絲上的一條破毛褲。在風雪中呱嗒呱嗒地摔打著。我把它從鐵絲上拿下來，套在已經麻木的腿上，然後走進大棚，用菜刀砍開幾個草捆，鑽了進去。
火熄滅了，只有怒吼的大風雪在草原上肆虐，而被酒精麻醉的我已昏昏欲睡，在這攝氏零下四十多度的風雪之夜，我把我交給了上帝，在這耶穌誕生的聖誕之夜，風雪把我掩埋了
……
當我醒來時，我發現我正躺在一個黃頭髮藍眼睛的俄羅斯青年的懷裡，幾十個高大的蘇聯人圍著我，那抱著我的青年正在把熱水瓶里的熱咖啡灌進我的嘴裏，他 不停地呼喊著：「打瓦力西！打瓦力西！（同志）」當他們看見我睜開了雙眼並說了一句「子拉特烏西（你好）」時竟興奮得把帽子拋上天空歡呼：「烏拉－烏拉 （萬歲）！」
我發現，我的背包已被他們檢查過了，妻子和雪兒的照片正在十幾個俄羅斯男子漢的手中傳著看，他們叼著香煙，大聲地喧嚷，似乎在爭論什麼。一個滿臉鬍鬚的看似是領頭的人
把照片還給我了。我告訴他，那是我的女兒和妻子。他說，他們也是這樣判斷的。我在中學時，中俄兩個正處於一觸即發的對峙狀態，黑龍江省所有學校都學俄語。 我學過兩冊，第一冊記得比較牢一些，但都是：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之類的，現在用不 上。不過，我帶了一本俄中文對照小辭典，勉強相互能夠表達各自的感情。
大鬍子蘇聯人告訴我，他們是一個集體農莊的人，他們來拉牛草，在被大雪覆蓋的草堆里刨出了一個人，當他們把我從雪裡扒出來時，發現我還活著。他說他用 的鐵齒只刨到了我的腳，把褲子拉破了大口子，他說如果刨到我的頭後果會很嚴重。他告訴我他知道我是中國人，但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偷渡過境，「你有那麼漂亮的 女人和女兒，這是為什麼呢？」
我告訴他：我是北京大學的一名學生，組織和參与了八九民運，六四屠殺后，被中共公安部通緝追捕，從北京逃到了這兒。
那個抱著我的俄羅斯青年做了一個掃射的姿勢問我：「鄧、小、平—嘟嘟嘟嘟……？」我點點頭。他突然抱緊了我，我發現，從他那碧藍的眼睛中流出兩行淚 水，他伸出大拇指不停地向我揮動，並且用快速的俄語向夥伴喊著什麼，他顯然很激動。他的淚水像是一股清泉湧進了我乾涸的心田，我發現，他們都知道中共的暴 行，而感情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大鬍子還告訴我，他們一個月才來邊境拉一次草。他說：如果他們不來就不會把我從雪裡扒出來，那我就會被凍死。他說，這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說，我不懂蘇 聯邊境的情況，蘇聯規定，靠近阿穆爾河（黑龍江）一百里路程內是不能有居民的，當時主要是防備中共的入侵，所以，我走不到有人的地方就得凍死，他告訴我： 他們決定把我送給軍方；「我們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我同意了。我別無選擇。
我想站起來，但除意識清醒外，兩條腳似乎是不屬於我自己。
那高大而英俊的俄羅斯青年抱起我，走到一台拖拉機前，把我扶上駕駛室。十幾輛拖拉機的拖車上裝滿了金黃色的草捆。俄羅斯青年摘掉拖車，另一個農民讓我 靠在他的懷裡，拖拉機啟動了，又寬又大的輪胎在雪原上滾動，雪住了，太陽照射在雪原上，白雪皚皚閃動耀眼的光，他們兩人各自戴上墨鏡。我也打開背包，尋找 我的墨鏡，但當我的手觸到了包里的香煙時，我忙喊停車。俄羅斯青年把車停了下來，我拿出兩瓶高粱酒和一條萬寶路香煙，從車上扔到和我再見的俄羅斯農民的面 前，大聲呼喊著：「達斯維大里——（再見）」，車下也響起了一片喊聲：
「達斯維大里……達斯維大里……」
我心頭一熱，淚水湧上了眼眶……
第六章 ＫＧＢ
拖拉機開進了一座軍營。
高高的瞭望塔下一幢白色的樓房，碩大的列寧畫像聳立在樓旁，路邊的板報上畫著戈巴
契夫的肖像，一小隊蘇軍跑步從樓房裡跑出，高筒靴踏著積雪的路面發出嘎嘎的聲響。
一個上士示意拖拉機停下，俄羅斯青年跳下車和他急促地講了些什麼，他向後面的士兵
擺了一下頭，兩個又高又壯的蘇軍士兵把我從駕駛室中扶出來。背進白樓，上了二樓后，他
們把我放在一個長條的木椅上，那上士走進來拔出一支鋒利的刺刀，割斷我的鞋帶，幫我脫
掉了已和腳凍在一起的棉旅行鞋。襪子已和腳緊緊地粘在了一起，他脫不掉，便又找了一把
大剪刀一點點剪掉我的襪子。那俄羅斯青年端來一盆白雪，把我的腳放在白雪中，用雪拚命
地為我搓著腳。那蘇軍上士坐在一把木椅上，點燃一枝香煙，手裡把玩著匕首，兩隻藍眼睛
在審視著我。
我的腳放在雪盆中猶如放進了溫暖的棉絮里，隨著俄羅斯青年的揉搓，我慢慢地感覺到
了雪的冰冷。那上士和我說了一大堆話，我只聽懂了幾句，他是說：不用雪我的腳要凍掉。
然後做了一個用匕首割自己腳的動作。
當我的腳已現出紅潤，而換過幾盆的雪也開始融化后，士兵站了起來拍拍俄羅斯青年的
肩，告訴他跟他去餐廳吃飯。他們走後，兩個蘇軍士兵站在了門口。我拿出煙給他們，他們
搖搖手，但卻從自己衣袋裡掏出煙捲點燃。一股濃烈的劣質煙草味開始在朦朧朧的房間里彌
漫。我想扶著椅子站起來。努力了幾次都失敗了，那個青年士兵走過來扶了我一把，我終於
站起來了，並試圖慢慢地活動一下手腳。
沒有人來審問我。
他們正在仔細地檢查我的背包，並向我索取能證明我身份的文件。我給了他們一張「人
民日報」，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的報紙，上面登載著新華社發的我們二十一名「高自
聯頭頭」的通緝令和照片。除此之外，我再沒有可以證明身份的文件了。
下午一點鐘，兩個士兵把我扶進了餐廳。一個亞麻色頭髮的炊事員正在為我忙午餐，他
一副快樂的模樣，不一會為我端上一大盤蕃茄湯，一盤牛肉和一盤魚。他坐在我的對面，一
面喝著蘋果水一面笑眯眯看著我。看我只吃了一塊麵包，而奶油一動不動，他便又跑進廚房
，為我炒了一盤米飯。我實在沒有食慾，但是為了不至於讓他失望，我大口大口地吃完了一
盤飯。他高興極了，又給我倒了一杯紅茶，並放了兩大匙白糖。我想，邊防站的食品大概要
比蘇聯民眾好得多吧？為表示對他的感謝，我給他一支煙。他看了看，點燃后吸一口連聲說
好。我告訴他那是美國煙，他忙掐滅了。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要回宿捨去抽，讓炊事班的
小夥子們都能嘗到美國煙的滋味。我從衣袋裡把這包剛剛開的萬寶路送給了他，他臉紅了，
一個勁兒推辭。我告訴他我還有很多，送給他是讓他的戰友們嘗嘗。「美國的煙很好！」他
用俄語說著然後把煙揣進上衣口袋，謝過我后他才把那吸了一口的香煙重新點燃，有滋有味
地吞著煙霧。
上士打開了餐廳的門，把我帶進了一個很大的辦公室。辦公室的正前面牆上掛著一幅碩
大戈巴契夫的標準像，相片下面的寫字檯后坐著一個年輕的軍官，筆挺的呢制軍服使他顯得
很英俊。從他所坐的位置，我猜他一定是這個邊防站的最高首長了，他肩章上的一杠三星告
訴我他只是一個上尉。
上尉示意我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他指著頭上的戈巴契夫問我：「他你認識？」
我告訴他：「我認識他但他不認識我。」
上尉笑了。向頭上伸了伸大拇指說：「他很好，比鄧小平好，你同意嗎？」
我說：「非常正確，我同意。」
上尉站起來，把擺滿他桌子上的我的東西收起來，把證明我身份的「人民日報」也還給
了我，然後問我想不想喝點咖啡。我告訴他我想睡覺，如果他不審問我。他說：「睡覺不行
，我們在等人，我要把你交給他們。」
下午三點多鍾，我們等待的人終於到了。兩個身材高大的軍官走進了邊防站長辦公室，
上尉站起來向兩人敬了禮，兩人還禮後走到我面前，和我握握手。年紀大一點的是一位上校
，後邊的是一位少校，不僅年輕，而且有些像是亞洲人。他說，他是翻譯，我們可以先坐下
來談。
上校用急促的俄語問話，我只能聽懂幾個單詞，少校翻譯為他翻譯。
問：「你是張伯笠？」
答：「是。」
問：「除此之外還有什麽可以證明你身份的文件嗎？」（指著「人民日報」上的通緝令
）
答：「沒有。」
問：「你到蘇聯的目的？」
答：「要求貴國出於人道將我引渡到西方。」
問：「為什麼不要求在蘇聯政治避難？」
答：「我不想影響兩國剛剛恢復的正常關係，況且蘇聯並沒有強烈譴責中共六四屠殺，
態度曖昧。」
問：「準備去哪國？」
答：「美國或法國。」
上校不再問了。他用俄語和翻譯說了些什麼，然後拿起邊防站的電話。這時，我和翻譯
點燃香煙，慢慢聊起了天。他告訴我，他是在哈巴羅夫斯克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的，他並沒
去過中國。但我很驚奇，他的中文發音很準確，沒有外國人那種「怪味」。
上校放下電話走過來：「張伯笠同志，我們需要換一個地方。」
越野吉普車在積雪的草原上津津有味地走著，十幾分鐘后，我們上了公路。在車上，上
校隨便問一些天安門廣場的情況。
一個小時后，我們的越野車開到了一個大門前，大門的兩側是綿延不盡的鐵絲網，兩個
身穿軍呢大衣的士兵抱著衝鋒槍查驗了上校的證件，然後敬禮讓車輛開進大門，進大門后才
駛上真正的公路。
我問翻譯，這裏面是軍事基地嗎？
翻譯笑了：「不是，這裏面是蘇聯。」
我恍然大悟，這就是早晨救我的集體農莊的農民告訴我的「邊境」。這道鐵絲網綿延數
千公里，從鐵絲網到中蘇邊境有五十公里，而這五十公里是不能有居民的。所以說，過了這
道由蘇軍警衛的鐵絲網才算進了蘇聯。我發現，蘇聯的邊境比中國的邊境要嚴格得多。
公路越行越平坦，兩側的村鎮也出現了。在公路兩側，車燈的餘暉中會出現頂著雪花急
急行走的老婦人。她們穿著厚厚的皮大衣，而下面卻穿著裙子。
我們的越野吉普車在公路上行駛了近四個小時才駛進一個城市。火車的吼叫和飛機的轟
鳴告訴我，這是一座很大的城市，我判斷它應該是哈巴羅夫斯克或是此羅此詹。當我問翻譯
時，翻譯說：對不起，現在不能告訴你這個城市的名字。
吉普車駛進了一個很大的院子，那像是一座學院，但操場上在雪地上跑步的幾百名士兵
告訴你那不是學校而是軍營，燈光下，士兵們大衣的下擺隨著身體而掀動，亮亮的刺刀在燈
下閃著寒光，這使我聯想起看過的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中起義前的一串鏡頭。
吉普車在一座八層大樓前停了下來，那是一座白色的現代化建築，建築物前面的標誌告
訴我，這就是著名的ＫＧＢ部隊在遠東地區的一個總部。
在北京大學讀書時，也曾在圖書館閱讀過關於ＫＧＢ內幕的書，這是一個令人聽了毛骨
悚然的組織，斯大林曾利用它殺死過多少人大概誰也算不出精確的數字。人們把它與屠殺、
恐怖、無情、詭秘聯繫在一起。
而我被他們扶下了汽車；此刻我的命運已掌握在ＫＧＢ的手中。
他們把我架到一個地下室，在一個審訊室中他們讓我脫掉所有的衣服，然後換上他們的
一套囚服。一個醫生給我做過簡單的體檢，記下體溫、血壓、身高，然後拍了各種角度的照
片。
翻譯把我帶進一個沉重的鐵門，一個走廊里站著四個又高又壯的青年士兵，他們向翻譯
敬了個禮，打開了一側小鐵門。
翻譯先生走進去，然後士兵把我扶進去。這是一個有八平方米的房間，正面牆上有一個
方方的窗。
「這是牢房？」我問。
翻譯臉上現出一絲尷尬：「這是你休息的地方。」他沒有正面回答我。
我仔細打量了一下，昏暗的燈光下，一張小床，小床上的白床單和毛毯使你覺得這更像
是病房，鐵窗下一張小桌子和一把椅子，床和桌椅統統固定在地板上，除此之外，室內再無
其他東西了。
翻譯拍拍床：你可以好好睡一覺，這裏很溫暖！
室內的暖氣開得太熱，使只穿一件單衣的我有喘不上氣的感覺。這和昨天夜裡在大風雪
中的感覺截然不同：那時，我把生命交給了大自然，然而是自由的；現在我把命運交給了人
類，卻成了不自由之人。
跟著感覺走吧！我安慰著自己。
第七章 鐵窗十五天 門外開鎖的聲音使我從睡夢中醒來。照例，士兵端來早餐，放在桌上后把門又鎖上了。鐵窗的上方射來一絲光亮，告訴你：新的一天到了。 這幾天每天照例被提審，多次是一位個子很矮的少校，他有一雙狡詰的灰眼睛，而且喜歡一邊問我問題一邊從我的煙盒裡掏煙抽。他經常突然問你一個刁鑽的問題，然後眯著眼睛觀察你的表情。 昨天的審問中，他突然冒出這樣一句話：「你應該說實話，中國派你到蘇聯幹什麼？」 我疑惑地看著他。他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不錯，我們有可靠的情報和足夠的證據證明，你不是張伯笠。真正的張伯笠在北京已被捕，關在秦城監獄，而你不是，你是假的。你究竟是誰，來幹什麼？」 我不理他，看著他不停地揮動著拳頭，覺得他挺滑稽，我說：「我不是張伯笠？那我是誰？」 他逼問我：「你是誰，這正是我們需要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 我說：「如果我不是張伯笠，我也不知道我是誰了，抱歉，你能告訴我我是誰嗎？」 他臉色陰沉：「我會把你送給中國公安，讓他們幫助確定你是誰，我不喜歡你的幽默。」 我點燃一支煙：「這個你決定不了，你不用嚇我，你知道我不怕你威脅。」 有一天，他帶來一個很大的彩色電視機，他告訴我那是他們蘇聯產的，效果極佳。我不敢苟同他，那大電視機樣子很醜，而且影像效果也不太好。 他們給我放一部片子，是中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提供的「北京反革命暴亂真相」。小個子少校一邊放一面問我問題。 當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人的鏡頭出現時他會立即定格，問我：「這個是誰？」我說：「電視里不說了嗎？」 他說：「我問你，電視說的對嗎？」 我說：「不對。」 他指著群眾扔石塊的鏡頭說：「這是真的吧？」他指著立交橋下吊起的劉國英屍體：「
這是真的吧？」
我說：「他罪有應得，因為他向人民開槍。」
他說：「他是軍人，他應該執行命令。」
我說：「那不是軍人，那是殺人機器。真正的軍人也是人，他們絕不會去屠殺自己的人
民。」
當我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講話的鏡頭出現后，他又定格。「這個人是誰？」
我說：「那是張伯笠。」
他突然眼睛一亮：「你認識他？他現在在哪？」
我點燃一支煙：「他現在就坐在你面前，少校同志。」
他也從我的煙盒裡拿出一支煙點燃：「目前還不能最後確定。」
慢慢地，我已經可以下床自己走路了。嘴上的水泡已經定疤，而且每天夜裡可以洗個熱
水淋浴。他們給我的餐飯還算不錯，每餐四個菜一個湯，一杯紅茶。馬鈴薯是每餐都有的，
其餘的是牛肉、魚肉和豬肉，青菜則很少，偶爾也有雞蛋。我吃不慣奶油，但每餐都有，后
來我發現在士兵端走我吃剩的餐盤時，他們把奶油裝進紙袋或塑膠袋留著自己吃。我知道，
他們沒有我的伙食標準高。
走廊里的四個士兵兩人一班輪流值班。我常常給他們煙抽，也抽他們的蘇聯煙，一個大
個子士兵問我去過少林寺沒有，我說去過，他問我會不會武功，我嚇唬他說會一點，沒想到
他很緊張，告訴我，千萬別想逃跑，他拍拍腰：「我們會開槍的。」我告訴他，我沒有要跑
的意思：「這裡有吃有喝，還可以洗熱水澡，我幹嘛要跑？」他明白我的意思后，朝我伸了
伸大拇指。
經常和我在一起的軍官，除兩個少校外，還有一個上校，他很年輕，個子高高的，皮膚
有些黑，似乎不是斯拉夫人。他很客氣，相比之下，那個看上去比他年齡還大的少校則很討
厭。那個去邊防站接我的少校翻譯則每天都和我在一起，我們談得很投機。他們是不告訴我
名字的，我於是給上校起了個名字叫伊凡諾維奇，給少校起了個名字叫「狡猾諾夫」，翻譯
則免了。
一天早晨我剛吃完早餐，牢門開了，「伊凡諾維奇」上校和翻譯走了進來。上校說：「
新年好！」竟然是用中文！
原來一九九○年的元旦到了。
我說：「謝謝你們給我帶來這麼好的消息！」
上校很奇怪：「你不是有帶日曆的手錶嗎？」
我苦笑：「被狡猾少校收走了。」
上校說：「一會兒會送還你的。」
翻譯給我送來幾十本中文版的「蘇聯畫報」、「蘇聯婦女」畫報；「挺無聊的，沒事躺
床上翻著玩吧。」
上校說：他們經過查證，已證明張伯笠沒有被中共公安機關逮捕，同時也證明了我就是
張伯笠，他說他們已經請示了莫斯科，我能否被引渡到西方要ＫＧＢ總部決定。
他告訴我：「如果我同意，你可以每天到外面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於是，在這一九九○年的第一天，我穿上了脫掉四天的棉衣，走出地下室。
那天陽光燦爛得眩目，過好久我才敢睜開雙眼，地下室的外面是一個只有四十多平方米
的天井、四周是高高的圍牆，圍牆上是通著電的鐵絲網。四個ＫＧＢ士兵靜靜地站在鐵門旁
，看著我在天井裡，一圈圈地散步。
上校和翻譯和我握握手，在告別時，翻譯告訴了我一個驚人的消息：羅馬尼亞暴君齊奧
塞斯庫被處決了，「人民勝利！」他小聲說。
我太興奮了！中國的八九民運顯然失敗了。但是她所形成的衝擊波已經在東歐發生了重
大影響，當時我還弄不清楚羅馬尼亞人民起義的真相，但西奧塞古夫婦的被槍斃總是一件大
快人心的事，這會讓中國的總裁者心驚肉跳！
我仰望藍天，一群鳥兒自由地從我的頭頂飛過，我多想和它們一起飛，去尋我自由的天
空！
幾天後，ＫＧＢ五名上校和一個穿便衣的翻譯對我進行了一上午的詢問。
他們是從莫斯科來的。
他們詢問了八九民運的全部經過，並詢問了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現在的處境。那個穿便衣
的翻譯的中文好棒，如果他不是碧眼黃髮，我簡直會以為他是中央電台的播音員。
我強烈地譴責中共的屠殺和追捕，並希望蘇聯政府能從人道主義出發將我引渡到西方，
我認為戈巴契夫的新思維中已經提到了人道主義和人權問題。
一位年齡稍大的上校說：「我們如果將你送給中國政府你會覺得怎麼樣？」
我回答：「我反對。」
他又說：「中國政府會槍斃你嗎？」
我說：「我不知道，也許會吧。」
上校說：「你要知道，我們將你引渡給西方，中蘇兩國剛剛恢復的友好關係就會受到影
響。」
我回答說：「但如果你們將我送給中國政府，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會同聲譴責你
們。如果中共以叛國罪加反革命組織、宣傳、煽動罪判我極刑，你們更會受到全世界的譴責
，也會影響西方國家對你們的經濟援助。」
他很坦誠：「這正是我們的難處。」
臨了，他說：「我們還需要等待，等待最後的決定。」
一九九○年元月十日中午，我剛剛吃過午飯，伊凡諾維奇上校和少校翻譯便走進我的牢
房。他們把我帶到審訊室，兩人表情都很嚴肅。他們讓我換上我自己的衣服，檢查我背包里
的物品。我發現，我帶的東西一件不少，那裡有幾十個電子錶，是我準備用來換盧布花的。
現在，也許用不著了。我在所有的清單上籤了字，然後輕描淡寫地問：「是要換個新地方嗎
？」
他們沒有回答我，而是用厚厚的毛巾捂住我的眼睛，只聽見翻譯小聲說：「對不起，但
上級要求我們這樣做。」
我被攙扶著走出地下室，當我坐進一部車子時，車子立即發動了，我聽見車外有幾個人
向我說：「打斯維大里（再見）。」
翻譯解下我的「眼罩」，我看見幾個熟悉的軍官和看守我十五天的四個年輕的士兵，便
伸出手去和他們一一握手，互道珍重。
吉普車門動了，我的眼睛又被罩了起來，四周一片漆黑，只能感受到熱呼呼的暖氣不斷
撲來，我躺在車座上昏昏欲睡。坐在前面的伊凡諾維奇上校在和少校翻譯用很快的俄語交談
著什麼。我判斷，他們要將我送給中國邊防部隊。因為他們說到了「解放軍」這個詞。
吉普車大概行駛了三個小時后，翻譯為我解下了罩在眼睛上的厚毛巾。天色已近黃昏，
白茫茫公路邊閃過一個小鎮，幾個身材高大的蘇聯婦女穿著厚厚的皮襖在等公共汽車，那具
有俄羅斯情調的木屋在車窗旁閃過。不久，吉普車開到了有鐵絲網的大門口，一個蘇軍士兵
給上校敬了個禮。放我們出了門。
當我們開到邊防站時（就是十五天前那個邊防站），天已徹底黑了下來。上校下了車，
翻譯和司機陪我坐在車上。不一會，那個年輕的邊防站長和一個上尉陪上校走了過來，後面
跟著一隊穿著羊皮大衣的士兵。
上校坐進車，我被翻譯和上尉擠在車後座的中間。
上校通過翻譯告訴我：他們政府決定將我送給中國政府。上級決定由他負責此項任務。
此刻，我的猜測被證實了。但我仍不相信蘇聯政府會那麼愚蠢。這一定是ＫＧＢ的決定
，而ＫＧＢ一直控制在蘇聯的強硬派手中。
我冷笑一聲：「謝謝你上校同志，你的任務可以說是光榮而艱巨。」
吉普車在雪地上顛簸前進，十幾分鐘後車停在黑龍江邊。
上校拿起紅外線高倍望遠鏡向中國一方瞭望。我想，他也許是等待中共過來接我的人。
上校一邊觀察一邊說：「張伯笠先生，我們並沒有通知中共的邊防部隊。我們考慮到你
有那麼小的女兒……所以從人道主義出發，讓你自己回中國去，至於能否安全，看你的運氣
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使已經做好被暗殺或長期坐牢思想準備的我沒有任何欣喜，我反而覺
得無可適從——我回中國后該去哪裡？
我不知道。
上校讓司機關掉汽車發動機。四周很靜，沒有一絲風，天乾冷異常。上校告訴我，中國
的邊防部隊距我過江的地方有二十多里路程，只要我一直過江，不會有危險的。他又說：「
我希望你到任何時候不要講出你到蘇聯的事。我們也一樣，把這段經歷爛在肚子里吧。」
我同意了。
我伸出手去：「那麼再見吧，我不知道我們以後還能不能見面，我把你當成朋友，上校
同志。」
他驀地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他的聲音也變得抖顫：「朋友，請你理解我們，這不是我
的本意，這是上級的命令……我只有祝福你安全……」
少校翻譯也抱住了我，他的淚水滴在我的臉上，他只是緊緊地抱著我，一句話也沒說。
我哽咽著說：「別為我擔心，即使我在中國再潛伏兩年，他們也抓不到我，因為人民站
在我們一邊，他們的獨裁政權崩潰的日子不會太遠的……」
月亮出來了。又大又紅的月亮像是一個大紅火球，滾出白雪皚皚的地平線。
我毅然踏上黑龍江，堅定地走進黑暗。……
兩天兩夜之後，我在黑龍江中國一側的一個支流旁發現了一個漁民（獵人）的土屋。于
是我在那住了下來。
三個月之後，民主女神號廣播船從法國出發向南中國航行。與此同時，我在那片荒原上
播種著希望的種籽。
收穫不會太遠，我充滿信心。
（全文完）
□ 原文連載《新聞自由導報》第１１９至１２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