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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我們的華夏先民用戰爭暴力手段，而不是通過談判協商，建立起了民族史上第壹個大壹統的皇權專制帝國，開啟了漫長的中央集權專制歷史。為坐江山而打江山的戰爭暴力，本質上是壹種明火執仗的搶劫行為。攔路搶劫壹個人是搶劫，執械搶劫壹戶或多戶人是搶劫。卿大夫武力奪占諸侯國君的地盤和主位，也是壹種搶劫。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以奪取對方城池、土地、人口和財物，無疑是壹種更大規模的搶劫。其中壹個諸侯國戰勝其他諸侯國，把原分屬於不同姓氏諸侯國的壹切，強行歸於壹家壹姓的新王朝，只不過是實現了對全華夏國範圍的成功搶劫。

壹般而言，搶劫還不太可怕，因為它是可控制的，可以被治理。可怕的是對搶劫的認可。自秦以後2000多年來，華夏大地朝代的更替，都是以此種戰爭暴力的搶劫方式實現的。歷朝歷代的人們卻以為自己頂禮膜拜、宣誓效忠的皇帝是百姓的救星、上天的兒子，可這些高踞廟堂之上的「真龍天子」，其實是最大的搶劫犯。他們的戰爭目標和搶劫所獲，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江山社稷。為了坐穩江山，即為了永遠霸佔搶劫得來的果實，他們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他們對社會的治理，在感到江山坐不穩時，往往採取無底線統治方式，把搶劫時的殘暴嘴臉壹壹暴露出來。

人們習慣用善或惡來標識整族人， 是不太負責任的。我華夏族的統治者就善者難覓。而參与爭鳴的百家思想者，則善者居多。就連漢武之後 演變成為虎作倀，成為專制政權壹張皮的儒家，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更多展現的是善的壹面。孔夫子的興學、有教無類，讓華人世代受益。孟子的「仁者愛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也是勸人向善。可服從於搶劫目的的戰爭暴力，卻讓充滿邪惡的說辭成為戰爭罪犯手中致勝的法寶，將華人社會拖入長達2000多年的黑暗之中。《商君書》就是法家這套說辭的代表作。正如鮑鵬山所指出的：「《商君書》是中國人最偉大的發明。遺憾的是，這話是對中國帝王們說的；對民眾來說，《商君書》是中國人噩夢的開始。」

催生噩夢的戰爭為何會發生呢？是否與周朝不允許土地買賣有關呢？妳不準和平買賣，我就強搶強奪。戰爭就在這種搶奪之中發生和擴大。我相信會有人就此去展開研究。不過，現代文明是由商業文明發展而來的，卻已是學術界共識。中國古代也不乏商業文明的種子。秦國丞相主持編纂的《呂氏春秋》，就包含有人本思想。這部在秦國統壹中國之前編撰的書，以道家思想為主幹，融合各家學說。有人說，他想以此作為大壹統后的意識形態，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並在統壹中國后不久焚書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漢初，反思秦殘暴統治二世而亡，選擇道家的黃老之學作為治國思想，並造就了壹個名為「文景之治」的盛世。魏晉南北朝後，道家思想也屢次成為戰亂之後新皇朝治國的急救包。但專制政權的搶劫犯本性，容不得道家順服自然，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這些含有民本的思想。經濟好轉，國庫充裕，百姓生活好壹點了，他們又開始內外折騰。

據說「四個偉大」最佩服的古人之壹，為戰國末期的韓非子。這位韓國公子與商鞅壹樣主張「耕戰」，重農抑商。他說：「能趨力于地者富,能趨力于敵者強」,只有實行農戰方針,才能做到「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主張以重農來加強王朝的經濟力量,以重戰來加強王朝的軍事力量。這壹把農民固著在耕地上，戰時是兵源，和平時是稅源的主意，成為歷朝歷代的基本國策。它不僅與商鞅的「軍功爵制」壹道，把農民訓練為勇把敵方人員首級提在手裡去邀功請爵的虎狼之師，讓壹個弱秦變為兇殘的強秦；也讓不把人當人的暴力搶劫合法化為成王敗寇，讓動不動就喊打喊殺的暴力文化壓倒人道、人性、人本；還讓商業遲遲不能正常發育，使那點微弱的人本思想，始終走不出帝王強權的陰影，不能隨著商品自由、公平交換的發展而成長為民主思想。

華夏文化在春秋戰國之交輝煌燦爛壹時之後，隨著秦的虎狼之師踏遍華夏大地，對暴力的認可與等級文化壹道成為社會主流文化，支撐專制皇權把農民身份化為炮灰和農奴；壓制民間工商業，阻礙民本思想的發展；讓體制內的讀書人成為奴才，體制外的有識者無所成就。也許，這有助於我們回答下述問題：華夏人在面臨第二次選擇的時期，為何偏偏撿取了被日本拋棄了的蘇俄理論？為何宋教仁案發生后，不走法律程序而訴諸暴力，令初露曙光的共和制夭折？為何人們高喊「打倒孔家店」，卻放過了皇權專制核心的法家理論？為何愛國主義總是成為專制統治者的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