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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小棠

每逢「六四」，都不乏壹批人又來紀念死難者，併為他們爭取「平反昭雪」的時機。如今，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三十年來，人們對「六四」的反思不可勝數，比如：「發起絕食是不是太過魯莽？」「應不應該及早撤離廣場？」「拒絕恢復秩序，是否激化了矛盾？」「假如事態不擴大，可以避免屠殺嗎？」諸如此類的話題，常年佔據著民運的焦點，壹直以來爭辯不休。我想，將六四事件前的政治局勢和2019年稍做比較，可能會帶來更具價值的討論，於是草撰此文，希望能助民主革命壹臂之力。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政策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中共為茍延政權，不得不施行經濟改革。但是，為了維護「馬列毛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又為了挾公權力以中飽私囊，中共採取的卻是壹種「價格雙軌制」，使得壹大批與權力勾兌的人，從政府部門低價購買商品，轉手向市場高價倒賣。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目視經濟問題日趨嚴重，開始呼籲反官倒、反腐敗，並進壹步提出新聞自由、結社自由、民主法治等訴求，也就是八九民運的由來。

只不過，當時是中共「改革開放」的初期，有部分黨內改革派人士當政，知識分子因此得以稍微宣傳自由化、民主化。1989年4月23日，陳明遠在北大三角地激昂演講，尚且以為「政府是可以得人心的，這就是給我們民主的權利，給我們自由！」雖然這些期望最後全部落空。當今主政中國的習近平，則明確地要建立個人集權、拒絕民主憲政，黨內的民主派多已成為「老弱殘兵」[1]，平時暢談自由、民主的民間人士，輕則被拘受罰，重則在黑監獄中失去生命。今不如昔，壹目瞭然。

若是置身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要求中共改革仍屬於壹種可理解的形式，八九民運「溫和」的抗議亦不失為可行的策略[2]，然而事到如今，連中共黨內名高望重的民主派都已勢微[3]，假如還在幻想中共會接受改革的訴求，無異於癡人說夢。尤其令自由主義者尷尬的是，他們最初趁著中共「改革開放」的東風，積極鼓吹市場化、私有化，想象「民主法治」的憲政會伴隨自由化而實現。[4]事實再次讓他們大失所望，因為中共權貴的私有化率先大行其道，這反而給毛左派提供了批判經濟自由化的理論依據。[5]

眼下「自由市場經濟」羈絆重重，權錢交易、貧富差距卻發達得多，各個紅色貴族把持國企[6]，肆意侵吞國有資產，貪腐的情形可謂比八九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另壹方面，中共高層之間的穢聞，使民眾失去了對政府領導的信心；習近平日益彰顯的個人獨裁，又讓民眾失去了處境向好的信心。我們自可深信，今日中國不但具備1989年時爆發民主運動的基礎，而且，中國壹旦再次爆發大規模的社會抗爭，民眾不可避免會質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不同於以往只反對地方政府的個別政策或部門。

將來 ，大學生重新發起學潮引領民主運動的可能性不大，他們不少人已經埋頭到馬列經典當中，成了書院式的毛派或者托派。[7]相反，過去常被詬病為「無民主意識」的群體事件，更可能開闢出壹條出路。近十年來，社會醜聞正不斷消磨掉民眾的耐性，民眾終將認同「政府才是社會問題和矛盾的製造者」，把矛頭從貪官污吏、奸商惡賈，轉移到中共及其體制本身。特別是，最近兩年發生的兒童疫苗和校園食品問題，越發暴露出政府權力不受監督的體制性癥結，絕非所謂的「政府監管不力的疏失」。

那麼，將要出現的民主運動，會以什麼理念凝聚？我不妨做個大胆的猜測。首先，它具有爭取民權的決心，不再指望政府懲貪治腐、掃黑除惡。民眾未來勢必認定：如不把專制從體制剝離 ，到底也只是收效于壹時。[8]其次，知識分子還可能提出經濟層面的主張，但既不會選擇毛左派的「復歸統制經濟」，也不會認同哈耶克主義者的「徹底市場化、私有化」，而是社會民主主義，提倡「國有事業交由公辦，保障私產厚利民生」，在抵制官僚權貴壟斷國營資本的同時，尋求公正社會下的經濟自由。

當然，以上訴求凡在中共治下，都不可能被滿足，抗爭需以否定中共合法性為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