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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倫

最近半個月，連續發生了好幾起與言論表達相關的重要事件。壹是習近平訪問義大利期間，中國官員恫嚇《福利奧日報》(Il Foglio)記者朱莉婭·龐皮利(Giulia Pompili)，因其寫過批評中國新聞狀態的文章，反覆要求其「停止說中國的壞話」。幾天後，從北京又傳來另壹件事，清華大學著名法學專家許章潤先生因自去年起陸續發表的幾篇時論，被學校暫停壹切職務，並對他展開調查。而這兩天，大批的微信賬戶、公眾號與用來交流信息、意見的群組被關閉查封，與筆者有聯絡的朋友就有數十位遭到強制銷號的待遇，參加的微信群組就有十多個遭到查封。據說，這些也是與抗議許教授被處理的網上聯署有關，當然也有臨近「六四」三十周年紀念日這個背景。

這幾件事，有內有外，都引起強烈反響，也都指向壹件事：要不要讓人說話，允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批評的聲音。

這些年，因中國的快速發展，經濟增長數字亮麗，引起各種讚揚、討論，壹個熱門的話題是所謂「中國崛起」。伴隨這種「崛起」，中國官方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不斷大講自信，各種關於中國的制度、理論、道路與文化上的自信，壹時成了官方宣傳的主流話語。

但同時，這也在內部與外部引發了各種異議與批評，而當面對這些批評與異議時，中國官方又顯得很不自信，不斷地加以打壓禁止，呈現出壹種讓人困惑不解的極其矛盾的現象：壹方面是超級強勢，咄咄逼人；另壹方面又好像異常敏感脆弱，像是弱不經風。比如，不久前召開的兩會卻要動員幾十萬人的各種力量，使用諸多設備維持治安，將代表與人民隔離。從歷史上看，似乎從沒有壹個崛起的強國會展現出如此強弱並存的矛盾狀態。

也許，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還是要從帶來這種「崛起」的方式里去尋找。這些年中國的發展，關鍵還在於改革，壹種讓公民自由度得到增長、市場經濟得以復生、社會重新獲取活力的改革。但與此同時，權力卻依然試圖維繫其絕對的控制，拒絕改變其主要還是來自計劃經濟時代的架構與運作模式，壓制因社會不斷分化所產生的多樣的利益訴求，遏制公民與社會的活力。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壹方面，因這種自由的擴展所帶來的社會活力與創造力的恢復，才有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力才因此強大；另壹方面，又因官方對這種自由增進的警惕與敵視，要將其限制在壹個其允許的範圍內，這必然帶來社會與權力間的緊張。隨著資源的吸納與使用越來越向國家過度傾斜，壹些依託國家權力的集團與個人聚斂大量財富；人們對自由、權利的追求與官方不斷壓制人民權利訴求之間的衝突，有愈演愈烈之勢。

拒絕用制度改革來緩解這種局面，官方的藥方壹是對外鼓動民族主義，用激發民族情緒來沖淡人民對權力的不滿；二是對內胡蘿蔔加大棒，強力壓制加收買。如今經濟下行壓力日增，可以動用的各種資源開始減少，揮舞壓迫與控制的大棒就越來越成為單項選擇。

最直接的壹個做法就是：不許說話，不許公民與外界表達異議與批評。即使要表達，也只能按官方的語言、說法表述——只要看看中國的官員與普通人公開發表講話時的表述方式與語言就清楚了，常常給人壹種背誦《新聞聯播》、鸚鵡學舌的感覺。

所有經過「文革」的人都有過這種經歷。遺憾的是，自習近平上台後，這種不許說話，「不準妄議」，只許按習講話、官方套數說話的現象愈演愈烈，大有時光倒流、「文革」再來的架勢。更讓人痛心的是，官方不僅用權力公開、直接剝奪人們表達的權利，甚至鼓勵告密這種敗壞人的心靈與社會道德的做法限制人們自由表達。最近壹些大學里陸續發生老師遭學生告密，因其言論不符合官方說法而被學校解僱、下崗的事件，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就是告密行為的最新受害者。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得到發展，某種程度講，是自「文革」后允許人們說話而開始的，儘管有諸多限制、阻礙，但伴隨改革開放，說話的尺度空間畢竟還是逐漸增大，中國社會的活力幾十年來的再生是與此息息相關的。我們無法想像，壹個不許說話的中國能進行什麼富有創見性的改革，能有面對世界、讓世界接受的真正的開放。今日大幅收縮言論空間，不許人說話，只會扼殺中國進步的生機，埋下改革失敗、社會動蕩的種子。

這種做法，不僅引發了國內的不滿，也在國際上引發諸多議論、批評甚至是敵意。畢竟，這是壹個有了較強經濟與科技能力而政治高度集權、不開放不透明的中國，因此可能帶來的挑戰，鑒於歷史上有過的德日意蘇的教訓，尤讓西方人高度敏感。此次習近平訪法，法國的輿論多圍繞此展開，總統馬克龍所謂在對待中國事務上「歐洲幼稚的年代壹去不返了」之語，也成了眾多評議的主軸。

中國要想和平地發展，消除世界上各國的疑慮與不安，除了深化改革外，其實最簡單的壹種方式就是讓人說話，甚至歡迎批評，比如像西方允許中國的電視媒體進入那樣允許各國媒體在中國公開播放，那或許比任何高調有關開放的宣示或撒錢、購買產品都要更讓人信服中國在真正地開放，走和平崛起的文明之路。讓人說話、接受批評從來都是壹種真正自信的體現。

好多中國人、中國的領導人念念不忘要超越美國，做世界第壹。但他們或許忽略的壹點是，在造就美國的強大上，對不同意見、批評的寬容恰恰是最重要的原因之壹。因為只有對不同看法、對批評的寬容，才能吸引真正的人才，為創新提供必要的條件，不同的利益才可以得到表達，決策的錯誤才可以最終得以糾正。如果中共高層某些人認定對批評意見的寬容、保護言論自由是美國壹些混亂現象的根源，顯然是壹種缺乏歷史感的短視看法。那些以往即使壹時實現了崛起卻也不允許人說話的德、日、蘇聯等國，後來帶來什麼，最終結果又如何，在此不必贅述了。

情感上我們或許希望中國的官方能改弦更張，允許人們享有更多自由表達的權利，但鑒於中國的體制慣性與習近平做出的政策選擇，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能對當下中國言論自由的改善抱持樂觀態度。可以預見，今後壹段時期，這種不許說話的言論控制局面只會繼續惡化，中國與西方社會的敵意也因此只會加深，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緊張，權力強—弱並存的悖論也註定不會得到緩解——直到造成這些現象的內在矛盾達至某種程度，發生逆轉，這種強—弱並存的病理現象才會消失。

不過，這個過程的長短、快慢又絕不是壹個自然的過程，它將取決於中國人的抉擇：是要壹種什麼樣的崛起？是不許人說話的崛起，還是人們可以自由表達、享有基本的權利與尊嚴，他人可以讚譽也可以批評的崛起？如果是前者，它註定要給中國人與世界帶來災難，而如果是後者，它既需要國人為之努力，最終也會讓國人享受到其美好的成果，並且受到世界的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