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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楊

壹九八九年註定是壹個難忘的年頭兒。這壹年發生的事，至今讓我記憶猶新。

自八七年進入芝加哥大學政治系后，我壹直悶頭讀書，準備早日拿到學位回國為北大效力。我曾答應推薦並大力支持我來美讀書的季羨林先生為文革后中國剛剛起步的南亞研究貢獻自己的壹份力量。因此，來美后，兩耳不聞天下事，壹心只讀專業書。這樣做，既對自己的師長有所交代，也不辜負那個充滿希望的八十年代。

壹九八九年的神州大地，驚雷滾滾。

八九年壹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在西單民主牆張貼《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等大字報而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間，國內壹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壹批知名科學家，分別聯名給中共黨政負責人寫公開信，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壹系列訴求：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壹些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這壹事件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華人紛紛呼應，發起簽名運動表示支持。

芝加哥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不少50后、60后的熱血青年。他們身在海外，心系故國。簽名運動在芝大中國同學中引起了積極反響。書齋中，我看到理想主義的晚霞絢麗多彩。

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課堂上，中國政治改革走向等話題成為課上討論的焦點。

四月十五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接踵而來的學生上街遊行的消息，使芝大失去了往日的寧靜。

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舉辦的各種研討會霎時間變成了聲援國內學運的聚會。由於當時國內消息的主要來源是報紙電視，關心國內局勢發展的同學便經常自發的舉行集會，通過壹些同學的特殊渠道了解學運情況。

《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后，國內學運在規模和性質上發生了極大變化，當北京大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的時候，芝大中國同學對國內學生自發的同情和聲援便順理成章地演變成有組織有目標的具體支持。程玉等同學帶著芝大中國同學的捐款返回北京，在芝大的中國同學分分鐘地保持與天安門廣場學生組織的聯繫，記得中國留學生在芝加哥的幾次大規模遊行幾乎與北京學生的遊行同步，我的壹些美國同學和朋友都參加了遊行。

「四·二六」社論將此次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的做法在海內外引起激烈反彈。北京廣大市民及各界人士對學運的支持和聲援使這場學生運動迅速發展成全民參与的愛國民主運動。

從報紙上看到王邦維學長陪著季羨林先生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的消息后，我更堅信這次學運得到了廣泛的支持，反映了人民群眾要求中共領導人加快政治改革的強烈願望。

密切關注學運走向的鄒儻教授也認為，這次學運為中國領導人提供了進壹步鞏固政治改革成果的鍥機，儘管他主張黨政分離，健全法制，黨內派別公開化的自上而下的漸進改革。在同他談論「四·二六」社論的時候，鄒儻教授表示出對學運激進主義傾向的憂慮及其結局的悲觀看法。潛意識中，我也覺得中共當局遲早會對這次學運進行鎮壓，但萬萬沒有想到會用「六·四」屠城的方式。

「六·四」屠城之前，美國三大電視新聞主播齊聚北京，CNN的滾動新聞幾乎全天播報中國學運。那些天，我幾乎每天都坐在電視機前看新聞，與同學交流對這次運動的看法。其實，我周圍的同學也大都如此。透過電視畫面，我不但看到壹些社會名流在天安門廣場慰問絕食學生的溫馨場面，還看到了多年未見的大學同學在接受CNN採訪時熟悉的面容。更令我感動的是北京的老百姓，他們堵軍車，自覺維護社會治安，為被圍堵的士兵送飯送水。

由胡耀邦逝世引發的學運發展成壹場全民參与的愛國民主運動，這種群眾性運動無疑缺少組織上和理論上的準備。如果中共最高領導人能夠因勢利導，利用民眾的愛國主義熱情，懲辦貪腐，中國的政治改革勢必能向積極方向發展。然而，中共領導人卻反其道而行之，採用武力鎮壓的方式對待群眾運動。

「六·四」的槍聲打碎了人們對中共能夠順應民意推進政治改革的熱切期望。趙紫陽的下台和對這次運動的嚴厲鎮壓，標誌著剛剛起步的政治改革毀於壹旦。

鄒儻教授的憂慮不幸成真。作為壹位對中國政治改革抱有頗高期望的政治學大師，他的痛苦溢於言表。

「六·四」屠殺翌日，芝加哥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國學生大遊行。來自周邊十幾個州幾十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聚集在位於密西根大道上的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抗議中共當局野蠻鎮壓愛國民主運動的暴行。儘管都知道領事館會有人錄像監視遊行動態，但參加遊行的人們無所畏懼。當遊行隊伍集中到 Grand Park的時候，我的壹個朋友，壹個體制內改革的堅定支持者，突然振臂高呼，退出中國共產黨，沒想到竟有幾十人響應，當下成立了壹個退黨委員會。

中共當局用正規軍屠殺平民的暴行衝破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底線，也激起不少黨員幹部的強烈不滿。「六·四」過後不久，中國駐芝加哥領事館就有兩對領事夫婦宣布脫離中共當局，在海外引起不小的反響。後來，我曾經在壹位朋友家聚會時見過他們，並對他們的選擇表達了由衷的敬意。

「六·四」過後，中共當局面臨的壹項重要挑戰就是掩蓋事實真相，對國內民眾實行新聞封鎖。

「墨寫的謊言，掩蓋不住血寫的事實」，魯迅先生這句名言只適用於北洋政府，卻不適用於中共這樣的集權主義政權。事實證明，中共實施新聞封鎖掩蓋歷史真相的政策還是相當成功的。這些年來，我曾多次問過來現在的年輕人關於解放軍在「六·四」時開槍殺人的事，很多人都不相信，有些大學生甚至連趙紫陽何許人也，都壹無所知。

為了打破中共的新聞封鎖，向國內人民揭示「六·四」真相，海外中國留學生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在網際網路出現之前，電台廣播是最為有效的打破新聞封鎖的形式。然而，由於條件限制，留學生自辦廣播電台困難重重。我的同學李三元是個敢於打破常規的人，在別人還在收集傳真號碼，向國內散發傳單的時候，他邀我壹起創辦「六四之聲」電台，負責廣播節目的編排工作。

「六·四」的槍聲也使我學成回國在體制內工作的殘存夢想徹底破滅。當我向系裡提出暫停學業，全力為電台工作的想法時，得到教授們的大力支持。

起初，「六四之聲」電台租用印地安納州Gary市的商業廣播電台頻道向國內播音，收聽範圍相當有限。隨著愈來愈多的同情民主運動的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援助，「六四之聲」在同年九月得以利用大功率發射台向中國大陸播音。

「六·四」后，海外民運氣勢如虹。然而，這種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由於工作關係，我們對海外民運組織多有接觸，在採訪中，我深刻感覺到，共產黨文化已形成中國文化的新傳統，壹元化思維方式，唯我獨尊的個人作風和缺少寬容妥協的處世態度是造成海外民運組織分裂的重要原因。當然，這也是為什麼八九民運產生「六·四」那樣的悲慘結局的原因之壹。

有鑒於此，我對傳播自由主義、多元文化情有獨鍾，在編排撰寫節目時，始終堅持民主不僅是壹種政治制度，而且也是壹種生活方式的原則。來自全國各地的聽眾通過各種方式對「六四之聲」的廣播給予了讚揚和肯定。據說，「六四之聲」也受到中共「內參」的多次點名批判。

壹眨眼，「六·四」已經三十年了，但中國政治改革的路途依然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