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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淵

由紀念胡耀邦去世為起點，以「反腐敗、反官倒」為口號，以北京青年學生為主力，最後發展成聲勢浩大的全國、全民民主運動的「六四」過去整整三十年了。由於以中國極權獨裁政權為代表的反動勢力，連續不斷地對其造謠、污衊和詆毀，對輿論和不同言論、思想的瘋狂封鎖、鉗制和鎮壓，至今在國內的公開場合和所有媒體上，已聽不到有關這場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運動的任何聲音。年輕的壹代，更不知道六四為何物，間或聽到的也只是與「暴徒」、「暴亂」有關的隻字片語。

中共的謊言掩蓋不了血浸的事實，對此，歷史早已做了不可辯駁的明證，面對事實，幾十年來，就連中共自己都早已不敢再去重複這些謊言。在事過不久，就將其定性由「政治動亂」悄悄地改為「政治風波」。多年以後，李鵬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極力撇清自己與六四屠殺的關係，把壹切罪責推給鄧小平，認為自己只是在執行上級領導（當然就是鄧小平）的命令和組織決議。已化作灰塵的鄧小平無法為自己辯白，他的子女們則起勁地為其洗地，抱怨是被壹些不負責任的意見和情緒所左右，下邊壹群奸佞們壹邊故意擴大衝突，激化矛盾，又壹邊謊報軍情，誤導了鄧的判斷和決心。在美國安享自由、民主的袁木，當人問起六四的實情時，也只是尷尬地顧左右而言他，只能呵呵。

由於中共常年來連篇累牘的洗地和歪曲，不少同情並反對鎮壓六四的人也有許多糊塗認識，說什麼六四運動使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受到了嚴重干擾，而導致了改革開放的停頓甚至倒退。」他們錯誤地認為因著六四運動，共產黨內較開明、有強烈改革意識和決心的力量被徹底肅清，全軍復沒，從而導致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的停頓和倒退。這不過是那些糊塗蟲們的壹廂情願而已，更是那些雙手沾滿鮮血的劊子手和極權的鐵杆維護者編造出以混淆視聽的謊言。鄧小平從來就沒有將中國引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之路的政治改革意願，更沒有任何行動。從文革后復出的鄧小平的政治軌跡來看，更能看清這壹點。

從七十年代底到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各階層從不同的角度，曾對文革和罪魁毛進行了不懈的清算和批判，並由此發端了中國民主、自由運動的啟蒙。七八年底出現了被稱為「北京之春」的西單民主牆的事件，民眾貼出了批毛和要求肅清專制餘毒、要民主、要言論自由的大字報。剛剛復出上台，執掌權柄還沒有站穩腳跟的鄧小平，羽翼未豐，還不能完全「獨斷乾坤」，他從中看到了機會。只有批毛清算文革，才能籠絡被十年文革浩劫滌盪殆盡的民心，才能掌握話語權，才能樹立自己的權威，東山再起，繼而掌控大局。於是他要借「民主」來籠絡民心，借「民主」這個「鍾馗」，來捉毛的陰魂和四人幫餘毒之鬼，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達到篡權和個人獨裁的目的。

在鄧的支持下，隨著民主化運動的深入和發展，民主牆開啟的啟蒙運動迅速遍及至全國，在隨後的幾年中有近百份、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隨著對毛和文革的深入批判，不可避免地觸及到毛的個人獨裁和實行政治民主化的問題，挖到了共產黨壹黨專政的極權根子，開始動搖中共的極權獨裁政權。作為和毛壹樣的獨裁者及鄧小平固有的局限性，在政治上，鄧小平和毛本質上沒有任何區別，他們都是中共封建極權、獨裁、壹黨專政政權的建立者和維護者，他們都是竭盡全力用鐵腕手段殘酷鎮壓、取締壹切民主、自由思想的暴君。他們都不可能進行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不可能放棄極權和獨裁，指望他們將中國引上民主自由的普世之路，不過是與虎謀皮的癡心妄想。鄧曾是毛的左膀右臂，助紂為虐，幾乎參与了毛除文革外的所有罪惡。所以，他不可能徹底批毛和他的所有罪行，不可能徹底擯棄毛安身立命的意識形態和專制、獨裁，甚至對連他自己都受害的文革的批判和否定都是極其勉強的。因而他絕不會任這股民主、自由的洪流蔓延在中國大地，淹沒他們的壹黨專制政權。隨著地位的穩固，到了八十年代，他自忖已大權在握，已無人能撼動和挑戰自己，於是開始露出屠夫的猙獰面目。

其實「民主牆運動」中表達的言論，總體來看是相對溫和的，是理性的，他們對四九年以來，毛實行過的政策和發動的壹系列運動，特別是反右和文革做了認真、深刻的反思，並對其從理論到手段，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和清算，以圖為改革開放的中國找出壹條避免重蹈復轍的新路來。「民主牆運動」始終緊扣批毛的錯誤路線和反對文革復辟這兩大議題。但這些儘管是溫良恭儉讓的思想和言論，卻已觸到極權的底線。對於共產獨裁極權而言，無論思想和言論是否激進，只要是和他們不同步的異議思想，就都是危險的，就必須要取締，必須將其扼殺在萌芽狀態。鉗制壹切獨立的聲音，取消獨立的言論空間，以防政治反對派別的形成，直接威脅到極權的生存，這就是極權的邏輯。

鄧小平先以鐵腕手段摧毀民主牆，逮捕民主運動的活躍分子，用流氓手段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不畏強暴，敢於出頭的魏京生十五年徒刑，以警效尤。又取締大字報和查封民辦刊物，並在1980年9月的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張宣布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於是壹場轟轟烈烈、原本很有希望和前途的民主、自由啟蒙運動，就這樣生生地被獨夫民賊們扼殺在搖籃里。中國的民主、自由啟蒙運動並沒有被完全斬草除根，在此後的政治嚴冬中依然在頑強地抗爭著，並逐漸地深入人心，高校成了主陣地，最後發展為規模宏大的六四運動就是其必然的軌跡。

這些事實都是發生在「六四」之前，既沒有暴徒，也沒有暴行，但只要觸及民主、自由、政治改革這些共產黨的痛點，鄧小平都會毫不遲疑地予以殘酷的打擊和鎮壓。他所展現出的壹點開明和推出壹些所謂「朝向民主方向的寬鬆政策」，只不過是為避免中共壹黨專政破產而不得已而為的權宜之計而已。六四隻不過是壹個導火索，加快了鄧小平打壓、摧毀民主自由思潮的步伐和力度，不論其是否發生，鄧小平維護壹黨專政和個人獨裁的本性都是不可能改變的，他都不會容許中國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所謂「『六四』以後，本來是很有希望的自上而下的中國民主化轉型之路被迫中斷，壹些本來朝向民主方向的寬鬆政策被取消。」只是罔顧歷史事實睜眼說瞎話罷了。

其實無論是否有「六四」運動的發生，鄧小平都不會在中國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做壹些有限的經濟改革。只是將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開始的原始、野蠻的資本積累到二十世高速發展的數百年的過程，濃縮后同時套搬到中國來，取代了毛時代的計劃經濟，利用資本的貪婪、中國低人權、甚者無人權和人口紅利的低成本優勢，造就了壹時的經濟高速發展而已。無論是否有六四發生，鄧都不會容許民主、自由運動的存在，他會不遺餘力地維護壹黨專政和他們的既得利益。其實早在六四之前他已經扒下「普通黨員」的面具，輕而易舉地放倒了胡耀邦這個共產黨內名義上的最高領導、「較開明、有強烈改革意識和決心的力量」的代表人物。假設沒有六四，趙紫陽如敢離經叛道，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哪怕邁出壹小步，他也壹定會得到和胡耀邦同樣的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