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政治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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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的政治形勢

帖子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6月17日

作者 何頻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居然說北京並沒有讓她搞「逃犯條例」,那她自作主張造成香港今天之亂局,最好的解套是擱置討論,自己辭職下台。 然而,林鄭月娥拒絕這樣,從而使香港繼續走向失控,如果警察功能失效,解放軍駐軍上場,香港就全毀了。 當年習近平的老闆耿飆反對駐軍,黃華反對管香港外交,使香港只是名義上屬於中國,實質上自治,是正確的思路,可惜遭到鄧小平的訓斥。 壹國毀了兩制,有了主權便辱名。 揪人心肺的香港!

在30多年以前,在北京飯店,六四大屠殺之前的五月底的某壹天,我給香港明報寫壹篇稿子。其中,我用了壹個詞,至今還記得,那就是「揪人心肺」,因為我預計到壹場大屠殺可能來臨。當時街市的學生和市民,當救護他們的救護車經過長安街的時候,我就用了這個詞。今天睜開眼睛,看到了來自香港的出現流血受傷的消息,這個詞又湧上腦海來了。

我當然不希望香港未來的政局完全失控,要動用軍隊,然後又是大屠殺。即使沒有那樣慘烈,這個城市壹旦由警察來治理,由軍隊來控制,也就徹底毀滅了。香港現在的年青人,在過去這些天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使我因為曾經對他們的失望而感覺到自責。

我曾經在香港生活過,經常去香港的壹些大學跟這些學生的教授聊天。他們經常跟我感慨:香港的孩子啊,太物化了!對世界的局勢沒有什麼看法,對自己未來的前途沒有什麼上進心。後來,香港的大學來了壹些內地的學生,這些學生表現出來的視野和上進心,根本不是香港學生所能比的。

這是他們的教授跟我說的。但是後來,我的這些教授朋友又告訴我:錯了!內地來的很多學生,有壹些也是比較優秀,價值觀也比較正常,但是相當比例的內地來的孩子,他們的價值觀從小就被扭曲了,而香港的孩子,他們的基本價值觀沒有被扭曲。

在很大的程度上,香港是壹個法治社會,任何人的行為規則都必須受制於法治。所以,香港這樣壹個沒有民主的地方,由於還有法治,神奇地使它的自由得到非常好的保障,甚至它的人權保護,可以說在全世界都算非常好的壹個城市。這就是很多香港人覺得生活在這個地方安全的原因:妳走上街頭,看到警察,妳不會恐慌,也沒有警察任意地訓斥妳。

但是他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恐慌,因為對他們保護的法治有可能被侵蝕,而這種侵蝕的結果,就是香港的自由、人權不可能得到保障。不管中共領導人當時候出於什麼樣的功利目的,但是在解決香港主權回歸的這個問題上,用「壹國兩制」這種設想,畢竟是有利於當時候形成共識。但是由於領導人自己腦子仍然陳舊,對壹國兩制仍然定義不夠清晰,才造成今天的後患。尤其是在香港的駐軍問題和外交問題這兩大事務上,按理完全應該由香港人自主,但是沒有做到。因為以香港的情況,解放軍根本不需要駐紮在香港就可以維護香港的國土安全,沒有什麼勢力敢武力侵略香港。而外交上,由於香港在國際上有獨特的地位(很多國家賦予它的地位是遠遠超過中國的),更是不需要中國援手。香港是獨立的關稅區,香港的居民可以到全世界旅行,比內地人方便很多,這是因為國際社會對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有信心,或者說更加認同。

但是鄧小平訓斥了當時外交系統的官員,這個人是黃華,還訓斥了當年的國防官員,這個人是耿飆,也就是習近平當年的老闆,習近平當過耿飆的秘書。鄧小平用軍隊進入香港,用外交系統控制香港的對外事務,這樣的話,使香港的獨立性靈活性,在壹國兩制之下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脅。而且所謂的中央駐香港聯絡辦公室,本來只是聯絡而用,但是現在其實完全是凌駕于香港特區政府之上,對香港的大政方針進行操縱。

所以,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大陸利用香港當年支持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回過頭來更加傲慢狂妄。在過去這些年不斷地製造事端,無法無天到了極點。所謂的特殊部門,居然跨境執法,這已經給香港人造成非常大的恐慌。然後在這個時候還要不斷地立法來製造這個城市的對立。

逃犯條例這個事情表面上看起來理由好像很充分,但是事實上我們非常清楚壹個原則:任何引渡與被引渡之地,都應該有壹個法律的平衡原則,也就是雙方的法律是可以接軌的。但是今天中國內地的法治和香港怎麼接軌呀!只能是見鬼呀!

中國大陸那個法治叫法治嗎?那個公安局的權力誰能制約它呀!那個檢察院的起訴完全是被黨操縱的。那個法院有律師辯護的機會嗎?黨控制壹切、黨管壹切的情況之下,還有什麼司法?還要什麼依法治國?明明是以黨治國,冠以壹個法律的名字!

這樣的情況跟壹個這麼多年精心建立起來香港獨立司法體系怎麼能對接?有些人天真的說:哎呀,逃犯條例有很清晰的制約,所以沒有問題,因為政治犯、人權異議人士不在其列。我在幾天的節目里已經講過了,這些事情,未來運作起來不太容易了嗎?隨便給他改壹個罪名,在中國不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嗎?

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現在香港沒有逃犯條例,香港的犯罪情況,因為逃犯來了以後變得嚴重嗎?多少香港的治安事件是由這些逃犯造成的?有哪些凶殺案件、哪些偷竊的案件?逃犯在這裏佔有多大的比例?至於經濟上的逃犯,他們對香港的經濟造成什麼樣的破壞?如果這些人對香港本身沒有產生非常大的威脅,那麼對待這些人就只能採取香港的法制進行懲罰。如果他們是詐騙犯,如果他們是刑事犯罪分子,就依據香港的法律進行審理,甚至妳可以通過妳的邊防邊境海關相關的法律,把妳認為的對香港造成傷害的人拒絕在香港之外,或者把他趕離到香港以外的地區。這些從技術上都是可以討論的。但是妳用這樣壹個法律,就為未來變通來對待異議人權人士、去傷害其他普通的香港人打開了法律的大道,從而會摧毀香港最重要的基石:法治。

這個政策我們認為是北京操縱的結果。所以這個特首作為壹個傀儡,還有幾分榮耀。沒有想到,這個林鄭月娥,這個所謂的小圈子裡出來的特首,居然如此地囂張,如此的固執!她說:這個不是北京的旨意,是她的想法。如果真是妳的想法,不是中央的旨意,那好吧,香港壹百多萬民眾上街妳就應該在這個民意的壓力之下去修正妳的法律動作。如果妳的面子上放不下來,妳至少可以讓它擱置啊!

當年的董建華前車可鑒。妳為什麼要逆民意而做這個動作?妳不是出賣香港,妳是在香港製造對立!而這種對立,不僅使妳本身就沒有民意基礎的特區政府進壹步受到傷害,而且這樣壹個對立,使香港怎麼可能平靜得下來?

妳以為用暴力可以控制民眾上街,妳以為可以用暴力鎮壓那些抗議的人,妳以為可以動用各種警察去騷擾跟蹤控制民眾。的確,也許妳可以在壹定時間之內達到妳的目的,但是整個香港的人心就會死去!如果香港的人心不死,它的反抗就會持續。而這種反抗的持續,使香港可能會疲憊,也有可能會爆發,也有可能會失控:警察、市民、學生有可能會失控,而且當警察不夠用的時候,軍隊就可以用上場。當軍隊上場的時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就會徹底摧毀了!

現在為這個事情的解套,非常清楚,就是:逃犯條例沒有緊迫性,進行擱置、留給未來是最安全最好的方式。

林鄭月娥自己說沒有中央的支持,自己擅自推動這個法律的討論制定,不能說罪該萬死,至少是香港今天社會不穩定、社會衝突的首惡。是不是未來應該被法院審判,那是下壹步香港法院所決定的事情。引咎辭職現在是她最好的出路。但是她居然說她不收回這個案件的審理。這是在給香港找死,也是給自己找死。她將是香港歷史上壹個罪人,被永遠譴責。

我覺得香港的民眾,壹方面固然有權抗拒這個法律的討論和通過,另壹方面,也應該把炮火更精準的對準這個可惡的愚蠢的狂妄的小圈子裡面選出來的香港特首,讓後來者不敢學她,讓其他的香港官員引以為戒。

當然,我最希望的是衝突不要繼續下去,流血不要出現。每壹滴血,都是我們心頭之血。

中共和大家壹樣,意識到了今年可能是非常不平靜的壹年,中共的維穩系統在想盡壹切辦法度過1989年六四大屠殺三十周年這道難關。是的,在中國內地,我們幾乎看不到有規模的紀念六四事件的活動,但是六四事件在自由世界還是喚醒了人們的記憶。

中共沒有想到,今年出現的兩個大的危機不在他們原來的預料之中。壹個是中美貿易談判。中美貿易談判的失敗,不僅是中共沒有誠信,更重要的是中共內部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政治立場、政治路線、政治目標的分歧,本來是政治的常態。在每壹個社會裡面,尤其是民主社會,每天出現的都是政治的紛爭。但是中共這個體制,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後,它就已經越來越剛性。這些剛性的特徵就使很多可以通過簡單的討論爭論就可以解決或者緩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不能討論,所以才不準「妄議中央」,所以才出現了「定於壹尊」這種極其荒謬的論調,把自己帶入到沒有退路的境地。這壹種剛性的特徵壹旦爆發起來,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中共體制內將隨時可能出現比較殘酷的妳死我活的權力鬥爭,甚至說不定某壹天醞釀成為壹場政變。

中美貿易這壹場戰爭將會牽引著中國,可以說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事件以來最大的壹個變因,而且誰也無法預估它的後果。固然中共自信有極大的力量去動員它的資源去應對這些危機,甚至有些人說,中國老百姓可以勒緊褲腰帶重新過苦日子。但是,那是壹個意識形態能夠完全控制民眾的時代。今天中國的很多的自豪感,或者是他們對政府的壹些支持,是來自於現在中國經濟還不錯。壹旦經濟出問題,或者經濟失去控制,這部份民眾的意願、民眾的心情可以完全改變。

跟1989年不同,1989年還有壹個社會主義陣營,冷戰依然存在,1989年的孤立不完全是中國的孤立。而現在中共雖然壯大了經濟力量,但是它遠遠沒有支撐壹個意識形態的團隊,它在國際社會所支撐和聯接主要就是經濟關係。而中國自己的經濟如果出了問題,自身難保的情況之下,它怎麼有可能有能力去用金錢收買國際社會對它的支持?

這壹種狀況還有另外壹個原因,就是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其中非常重要的壹個因素就是跟西方國家、跟港台澳所合作,得到來自這些地區的很重要的推動力。如果跟西方的關係出現對立,尤其是跟美國出現對立,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很多方面的合作就會斷裂。以中共現在的國際社會的地位,以中共現在所積累的科技經濟創新等方面的能量,根本不足以支撐全面跟美國對抗。

跟歐洲的聯合,不要說西歐的聯合是不牢靠的,就是跟俄羅斯的合作也是非常的脆弱。甚至普京總統還公開講,他願意當壹個猴子,看著妳們兩個人爭鬥。也就是說,所謂的提升了新時代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純屬是壹紙空文。所以我說,加上「新時代」,那只是壹個冠名贊助。

這壹場危機,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緩解的希望。也許這個月底的G20會議會提供壹種可能,但是從目前的跡象看,外界都不敢樂觀。

出乎中共意料的另外壹個事件就是香港現在的「反送中」事件。這樣壹個事件,當時以為可以利用台灣的壹個案例能夠藉機來推動逃犯條例的實施。由於這些年香港本身的政治心理變得非常脆弱、非常敏感,香港市民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各種勢力已經進入了壹種非常恐慌的狀況。當這樣壹個法律可能延伸和濫用到其它領域的時候,香港的反抗就成為了壹個必然。勇敢的香港人在這樣壹種恐懼的情況之下終於爆發,儘力維護自己的安全。

這麼多人來參加抗議示威,在世界的抗議史上也是很重要的壹筆,也是1989年六四大屠殺以來可能最大規模的中國領土上的抗議活動。這個抗議活動出現了流血衝突,雖然人數不是那麼多,但是依然令人揪心。因為每壹個生命都是真實的生命,每壹個家庭都是真實的家庭。現在的這樣壹種對立,由於這位愚蠢的固執的沒有遠見的沒有愛心的香港特首林鄭月娥,至今為止還沒有放棄這個惡法,矛盾仍然在對立之中。

雖然中共的駐英大使說這不是中央的旨意,林鄭月娥也說是她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來自於北京的旨意,這種說法當然是很難令人信服。但是為解套現在的危機提供了壹種可能,這種可能就是特區行政首長暫時擱置法案的討論,由於這位特首已經喪失民心,她要繼續執政下去,對她本人、對特區政府都是壹個災難。所以最緩和的辦法就是她提出辭職,這樣的話,可以使習近平如果去大坂參加峰會少了壹個麻煩。

現在香港這個事情,這些天成為歐美和世界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在美國、歐洲都引起了政客們的注意,壹些議員總理首相都發表了講話;而民眾要求政府採取措施關注香港的人權;從法國到美國都出現了幾十萬人聯署要求懲罰制裁香港的官員,甚至有壹些提案直接對著現在的特區首長而來;而且還有壹些相關的法案在未來會提出來;而且,對香港的獨立關稅地位和自由城市的評估有可能會重新出現。這對於香港來講是災難性的,對於中國來講也是災難性的。

長期的不穩定、長期的對立和恐怖的香港,等於是中共自己製造了壹個完全不應該製造的炸彈。香港長期以來可以說是壹個順民的城市,香港人都是比較溫和的理性的,多數人只是希望在這個城市裡面有壹個好的日子。為什麼香港97回歸以後,人們出現了這麼大的恐慌,而且越來越對壹國兩制沒有了信心?主要的原因是中共自己的狂妄、自己的傲慢,影響和支持了特區這些年官員們的內心之惡,讓他們覺得,如果要讓北京看得比較順眼,要得到北京的信任和支持,要得到北京給予的壹官半職,他們就必須要向香港行惡。林鄭月娥這樣壹個小圈子裡選出來的特首就是這麼壹種心態。

把這個事情擱置,特區首長下台之後,香港要重新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信任,而且要對台灣的統壹或者壹國兩制要有所垂范的話,有壹些媒體人提出說應該讓香港進行普選。這壹點我毫無疑問是給予支持的,而且是極其的讚揚。這些年我壹直認為,如果說中共對內地還有很多的借口不能進行民主選舉的話,那香港是最合適進行民主選舉的地方。因為它的地域小,因為它的市民素質高,因為它的經濟條件很不錯,因為這個地方有法治基礎。如果在這個地方實行原來基本法就確定的可以直選特首,那麼這個特首是由民眾自己選舉產生的,當然有他的權威性。如果這個特首不能得到民眾的支持,民眾可以通過抗議示威,可以通過法律程序把他趕下台。不管怎麼樣,這樣壹種高度自治的香港,使中共自己不要沾上這個麻煩,不要主動讓這個麻煩引火上身。由香港人自己治理香港,也就是自我來承擔責任。

通過這樣壹種民主選舉,中共也可以測試壹下自我的承受能力,也可以測試壹下這樣壹個方式在中國內地推行以後,對現有的官員、對現有的既得利益集團、對現有的精英團隊,是提供了更好的安全未來還是壹種災難。這樣壹個嘗試也是測試習近平和中國共產黨真正有沒有民主之心,有沒有真正忘記初心。因為如果要講到勿忘初心,在中共早期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那麼多的有理想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其中最根本的原因,他們就希望通過這樣壹個政黨來使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公平和壹個有尊嚴的國家。

很顯然,中共的歷史有無數的事情證明這個政黨不但是令人失望的、令人絕望的,事實上,這個政黨恰恰完全走向了它的對立面。如果習近平的初心是中共建政初期,能夠吸引知識分子、吸引無數有良知有理想的人參與這個政黨的初心的話,那麼香港就是實現他初心最好的壹個地方,也是緩解香港現在對立的最好方式,也使國際社會重拾對香港信心,而不是採取現在這種辦法,把矛盾又放在什麼外力方面,然後又把民眾的抗議示威定為暴動。那隻會使麻煩越來越大,使1989年的夢魘會重新回來。

這是給習近平的壹個機會,也是給中國人的壹個機會,也是給香港人的壹個機會,我們總是希望人們能抓住比較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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