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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胥志義

經濟全球化包含兩個階段，即商品流動與生產要素流動階段。我把前者稱為全球化的低級階段，後者為全球化的高級階段。率先進入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其先進的工業產品在全球的擴張是全球化初級階段的典型特徵。由此帶來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而非發達國家由於沒有先進的工業體系，只能以資源產品來交換髮達國家的工業產品，因此，除了少量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如沙特這樣的石油國家）可以富裕之外，大多數的國家仍然處於不發達。

正是由於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差距和人民收入差距，帶來生產要素如資本技術勞力在國家之間進行流動的可能性。資本與技術流向低成本國家以取得更高收益，勞力流向高工資與高福利國家以尋找更高收入，催生資本、技術與勞力在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之間流動的強烈衝動。壹旦國家之間放棄對生產要素跨國界流動的管制，以順應這種衝動，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便由可能變成現實。我把這稱作以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為特徵的全球化高級階段。

全球化現在正處於從商品流動階段向生產要素流動階段轉變的過程之中，這壹轉變，給世界經濟甚至政治格局帶來重大衝擊。

1，GDP已不能反映壹國的經濟能力。生產要素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量，所以通過生產要素流動推動的經濟發展並不能準確反映壹國的經濟能力。如中國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國外的資本與技術，經濟發展的成就不完全是中國的功勞，因持有資本技術的人是外國人。他們把GDP貢獻給中國，利潤卻匯回本國。於是國家日益成為壹個地域概念而非組織概念，國家之間的競爭不是兩國經濟能力的競爭，而是體制規則的競爭，誰能吸引到更多的生產要素進入，誰就能獲得更快發展。而在商品流通的全球化低級階段，商品完全由本國資本技術人員生產出來的，商品強勢意味著國家強勢。用GDP（不論總量還是人均）來比較兩國經濟能力只適合於商品流通階段，在生產要素流動階段將變得不科學和無意義。國家職能正在由直接參与追求GDP的增長，轉向通過提供製度激勵來尋求增長。

2，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導致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公司股權結構和要素（資本技術勞力）構成的多國化，大大削弱公司的國家屬性，突顯公司的個體屬性。比如建在中國本土的企業，並不壹定完全是中國人的企業，它的資本可能來自日本，技術可能來自美國，工人顯然主要來自中國。這種建在中國國土上卻不壹定完全是中國人的企業，國家政策不論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無法顯示政策是「愛國」還是「賣國」。因為妳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國人的就業，卻也支持了外國資本和技術擁有者的利益，可能是「賣國」，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國人的利益，同時也就限制了中國政府的稅收和中國人的就業，也非是「愛國」。單個企業中利益主體的多樣化和多國化，國家對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負「賣國」的罵名，卻也無法承擔「愛國」的責任。公平地對待所有的包括外國的經濟主體（所謂的國民待遇），是生產要素流動時代對國家管理的必然要求。而在商品流通階段，企業具有明顯的國家屬性，國家是企業的代言人。支持與保護本國企業是國家的重要職能。

3，國家之間的矛盾，雖然外在表現仍為國家利益衝突，實質上是體制規則的衝突。中國商品進入歐美，由於其中很多商品存在政府補貼（如退稅和監獄產品），頻頻受到國外的反傾銷起訴，即是中國計劃體制與歐美市場體制的衝突。中國富士康出現多起工人自殺事件后，美國輿論曾出現壹個指責中國勞工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國報人站在中國工人壹邊，非也，而是由於兩國勞工權利不同，即政治體制上的人權標準的不同，導致美中企業之間競爭不公平。西方對中國國企的攻擊，是因為國企獲得國家財力的支持，導致其與外國企業競爭不公平。這種衝突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國有體制與西方私有體制的深刻矛盾。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壹直不能得到歐美國家的承認，正是源於中國的體制規則並未與世界通行規則，即市場規則接軌。顯然，在商品流通階段存在的國家利益衝突，在生產要素流通階段，正在轉變為不同體制規則的衝突。中美貿易衝突，美方說，並不致力於改變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卻又說是結構性矛盾。其實，中美貿易衝突，就是體制衝突。只要中國體制不變，矛盾的根源就不會消失。

4，生產要素流動的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產生強大制約。允不允許經濟要素進入本國（通過關稅非關稅手段和資本准入條件等），是壹個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國家之間在對外開放中實行對等原則，則會在主權與主權之間帶來相互制衡。妳的經濟要素要進入他國，妳就必須放棄對他國經濟要素進入本國的管制主權。這種相互制衡最終會削弱各國的主權，使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成為普世性規範；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產生對貨幣壹體化（貨幣自由兌換和匯率市場化）的強烈要求，因貨幣是經濟要素流動的交易媒介。它對國家的貨幣主權形成強大衝擊。任何濫發貨幣和控制匯率的貨幣政策，都將對經濟要素流動產生複雜影響，因而必然受到他國的抵制和反制。在貨幣可以自由流動的環境下，貨幣分割市場已不可能。運用貨幣政策化解經濟危機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凱恩斯主義將進入歷史；生產要素流動要求信息的自由流動，它包括信息產業的跨國界發展和經濟信息的跨國界流動。信息本身就是生產要素的有機構成部分，沒有信息的公開透明和自由流動，商品資本技術勞力的流動是不完全的。它對國家的信息主權形成約束。任何封鎖信息的主權行為，都將對生產要素流動產生阻礙作用。信息的流動必然帶來文化和宗教的相互滲透，它對國家的文化主權產生衝擊，「文化侵略論」將日漸成為壹種歷史的喧囂。

5，統壹的跨國界的市場，要求各國的規則趨同。首先是技術性規則的壹致。世界範圍的產品標準化，可以帶來商品流通和商品使用的便捷。紅燈止，綠燈行的交通規則，使人不論走到那國，都能有基本的出行知識。歐姆、伏特、安培，成為電的世界通用計量單位，也使科學研究和具體技術工作有交流的可能和共同的技術規範。我們曾經設想製造世界語，受文化多樣性的影響沒有成功，但目前英語已大體成為世界上工作交流的通用語言。可見文化上的多樣性，與工作上的標準性是可以並存的。中國實行「車同軌，書同文」，被認為是秦始皇的功績，卻是壹個國家政治統壹的產物。而現在世界範圍的「車同軌，書同文」，則對傳統的政治國家構成衝擊。

更重要的是，對公平的追求，要求價值性規則的趨同。中國商品進入歐美，由於其中很多商品疑有政府補貼（如退稅和監獄產品），頻頻受到國外的反傾銷起訴，即是中國規則與歐美規則的衝突。中國富士康出現多起工人自殺事件后，美國輿論曾出現壹個指責中國勞工權利不能得到保障的高潮，是否美國報人站在中國工人壹邊，非也，而是由於兩國勞工權利不同，即規則帶來的不同，導致市場競爭不公平。人民幣能否自由兌換的爭議，也不完全是出於國家之間解決貿易不平衡，從深層次看，而是貨幣分割市場和貨幣政策帶來影響市場公平的規則之爭。美國官員調查美國資本在中國的行賄行為，並非官員不站在美國人壹邊，不「愛國」，而是官員的理念，公平比「愛國」更重要。因為行賄的企業相對於沒有行賄的企業，它們之間不是壹種公平的競爭。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壹直不能得到歐美國家的承認，正是源於中國的管理規則並未完全與世界通行規則，即市場規則接軌。

全球化是自由突破國界的表現，價值性規則的趨同則是實現個人公平，並使這種公平超越地域國界的體現。自由必然要求公平。壹個國家的管理規則，當這個國家是封閉的，確實與他國關聯不大。但當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突破國界時，國家公民變成世界公民，他們的權利需要得到所有國家的保護，他們的利益需要通過全球的市場和交易來取得和平衡，因而要求地球上每個角落的市場都是公正，平等和自由的。壹國的管理規則不只是與這個國家內的人民有關，也與他國人民有關。「不干涉內政」，只能是妳大體實行世界通行的規則。否則妳就只能回到封閉或半封閉狀況。人家不會進來，妳也很難出去。壹個開放的國家，與壹個有自已特色規則的國家是不相容的（這裏指實質性規則，而非是指與文化等等有關的非實質性規則）。中國要實行真正和長久的開放，必須在規則上與世界接軌，而放棄特色。

這種價值性規則，從宏觀上看，表現為政治與法律制度。規則的衝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民主與專制制度的衝突，其實就是價值規則的衝突。它包含價值理念的衝突。比如人權、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也包含由這種價值理念帶來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的衝突。因為人權、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都是以個人為中心，以人為本而產生的。集體主義則以集體為中心，個人為集體服務，必然要犧牲個人權利和自由。社會主義制度與專制制度，正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基礎之上。所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民主與專制的衝突，從根本上說，是個人與集體的衝突，或者說，是個人與作為壹個組織的國家的衝突。

美國也宣稱有「國家核心利益」，這種利益是石油嗎？是蘋果公司的產品能夠推銷到全世界去嗎？是用寬鬆或緊縮的貨幣政策來對抗他國嗎？他們的政府官員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或有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但遠談不上是「國家核心利益」。保護人權，尊重自由，確立平等，是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在全球化背景下，它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要有人權，有自由，有平等。因為這不單是他國的內部事務，也涉及到美國的人民，能否得到公平對待。美國的「國家核心利益」，不是經濟利益，也非「國家」利益。而是壹種自由公平的理念。理念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利益，但又是最深刻，最本質的利益。由這種理念確立的規則，關係到世界各國也包括美國在內的每壹個人的「核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