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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在毛的《階級》里，把「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 混在壹起，並稱為「中國最落後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在《報告》里，有「不法地主」，「土豪劣紳」，「封建性宗法性地主階級」 等不同提法，都是指「地主階級」。在稍後的《井岡山的鬥爭》中，毛提出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是「封建關係」。後來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將中國農村的地主正式命名為「封建地主階級」，並加以解釋說：「是用封建制度剝削和壓迫農民的階級，是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阻礙中國社會前進而沒有絲毫進步作用的階級。」

其實，中共成立之初，在1922年的「二大」上就確立自己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 所謂「反封建」，就是消滅農村中的地主階級，因為中共認定它是中國現存的封建生產關係，殘餘的封建勢力。總之要把地主與「封建」緊緊連在壹起。

不要以為這隻是文字上隨便說說而已，其實這裏面蘊含著壹個重大、卑鄙、惡毒的陰謀，從此，毛共給中國所有的地主背上了巨大的黑鍋，背上了洗刷不盡、償還不清的「封建債」。因為按照毛的說法，中國有三千年封建社會，都是地主階級統治，地主壓迫了農民三千年，也壓迫中國人民三千年，這筆「賬」實則要由現在的地主階級承擔、「償還」。為此，他們不僅要付出自己的生命，而且要以子孫後代（假如還有子孫的話）永世為奴來「贖罪」，所以，地主階級又被稱為「萬惡的地主階級」。 地主背上了如此罪大惡極的十字架，因此毛和共產黨無論對地主及其家人、後代怎樣虐殺、摧殘都是合理、合法的，任何人都不敢為地主求情、訴冤，否則就要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中共歷史上有無數「資產階級代理人」，卻沒有壹個「封建地主代理人」）。

毛和中共的這種宣傳和誣衊是非常成功的，直至今日，對地主、土改這壹亘古未有的大冤案沒有任何人敢於公開提出異議，學術界對「封建地主」的提法至今無人質疑，更別說為之洗冤、翻案了。至於壹舨民眾，就更稀里糊塗以訛傳訛，以為地主就是「封建勢力」， 封建勢力就是萬惡不悛，地主就罪該萬死。對毛和共產黨所說的深信不疑。

本文就先從「封建地主」這壹稱謂談起，然後探討毛在《報告》中所說的地主的「封建特權」云云。目的是揭露毛和毛共的無恥謊言，還亊實以真相，以免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被其永遠矇騙、誤導下去。



壹、無中生有的「封建地主階級」

我們首先要指出的是，所謂」 封建地主階級」是個偽命題，即在現代中囯實際上根本不存在、是無中生有別有用心捏造出來的概念，為此，需要對壹些與此相關的問題加以說明和澄清。

為此，我們先要探討－下中國封建社會的存續期間問題，因為它是中國農村「封建地主階級」存在的前提。在毛的有關著作和毛共有關宣傳、歷史書籍中，都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周朝到滿清延續了三千年（見毛選第2卷中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到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才變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九壹八」以後則在「半殖民地」前面加上「殖民地」三字）。

毛又說，封建社會裡主要的、基本的生產關係是農民和地主的生產關係，是封建生產關係的主體，延續了三千年。所以，直到毛在寫《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時，毛仍然說：由於湖南農民（實即少數流氓痞子們）的勇敢行動才打爛了這種持續了幾千年的「封建舊秩序」，「打翻了這個封建勢力」。還說，「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權力的革命」。在這裏，毛認定當時中國農村依然是「封建勢力」統治下的社會，毛這樣說，主要在於突出地主階級的「封建性」。

現在我們暫且不討論其他問題，先弄清毛提出的、他認定的二＋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階級」統治著這樣壹個大問題。大家首先要清楚的是，壹般的「地主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地主階級」前面加上的「封建」二字，就是說明他們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地主，而是承傳、延續中國三千年封建制度之載體，是封建勢力在中國的代表。

為了戳穿和澄清毛這種魚目混珠、偷梁換柱、栽贓誣陷的手法，我們必須從對中國社會的性質的分析開始，因為，如果中國並不存在壹種三千年不變的「封建制度」，那麼，綿延三千年的「封建地主階級」也就不存在，所謂20世紀上半葉中國農村地主階級是「中國封建勢力的延續和代表」之說也就不攻自破了。

所謂封建制度主要是指我國古代的壹種政治制度，按照史家公認的觀點，在西周至春秋戰國，當時實行的是壹種「封國土、建諸侯」的鬆散的中央對地方的政治管理制度，簡稱為 「封建制」。 其基本做法是天子（天下共主、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將全國的國土，按照與天子血緣關係的遠近和奪取天下時大臣的功勞大小（以及部分前朝貴胄），按照公、侯、伯、子、男的等級分封相應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臣民，被分封者統稱為諸侯。諸侯在自己的封地上依照周天子的制度建立自己的諸侯國，對國內臣民實行統治權和軍事管轄權力，是實際上相對獨立的小國家。諸侯也依照周天子的模式，將國內的土地的壹部分連同那裡的人民再分封給他的本家親屬和勛臣（卿、大夫），這種受封的地盤叫邑、采邑或領地，領地不能買賣，但可以世襲。（在名義上授予者也可以收回。）以上都屬於「封建制」範圍。與這種政治制度相聯繫是土地經營管理上的「井田制」，即將采邑內土地劃分為「井」字形，井字中心是領主所有的「公田」，由農民（農奴）負責耕種，收穫物歸領主所有；井田即公田四周為農民的「私田」，由農民耕作，收穫為農民所有 。農民必須先完成公地的耕作，然後才能在公田四周的私田裡耕作。這就是「井田制」。井田製作為封建制國家基本的經濟制度，實為－種力役地租制。所有井田的土地均不能買賣，領主和他下轄的農民也為世襲，他們除了為領主耕種田地之外，還有服勞役、服兵役等義務，沒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所以實為農奴。

因此，在封建制下只有領主和農奴，而不存在地主和農民。毛把後來才出現的地主稱為封建地主，乃故意製造概念混淆，其意在誣衊地主對農民享有領主對農奴壹樣的超經濟剝削壓迫的權力。

大約自春秋後期開始，由於人口增加，農耕技術的進步（鐵噐、牛耕和水利、施肥的運用），私田逐步分化為各家各戶分散耕作。又隨著工商業的興起，領主們也從單獨依靠公田收入逐步轉向多種經營，有的從事工商業的收入比公田裡的收入還多。加上諸侯之間日益頻繁的兼并戰爭，原來的政治格局被打亂，井田制也就逐漸瓦解。經過漫長的演變，其間經過由政府直接給農民授田這壹過渡形式，最終在農業領域形成了以土地私有為基礎的新興地主（我國史書上稱土地所有者為「田主」或「業主」）和壹般農民兩大群體，或曰兩大階級（實為兩大階層，即士、農、工、商的「農」之內兩大階層），取代了封建制下的領主和農奴兩大階級。

正式、全面結束中國封建制、實行土地私有化的是秦始皇。秦始皇統壹六國后，採納李斯的建議廢除了周代以來封土建國的政治制度，代之以郡縣制（在秦國內部自商鞅變法之後就實行郡縣制和土地私有制，秦統壹六國其實只是把它進壹步完善並推向全帝國而已），建立起了中央高度集權的皇帝專制、獨裁的帝國制度。此後，土地也就變成了可以自由買賣的私有財產，土地租佃和買賣也成為壹種市場交易行為和契約關係。農民和地主都沒有了固定身份，風水輪流轉。整個帝國的農業內部基本上實行的是類似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制度，故我們可以稱之為「准市場經済」。這種制度壹直維持到清代、民國。

所以，確切地說，秦以後中國的封建制度或曰封建社會已基本不存在了，從而，原來的封建土地關係也就基本不存在了。之所以說「基本上」，是因為秦以後歷朝仍保存部分封建制，皇帝仍對他的皇室成員和某些大臣加以分封，造成郡縣制與封建制並存的情況（但分封地的其政治獨立性被逐步削減乃至消除）。這種情況並未影響在全國農村實行「准市場經濟」的大局。總的說，秦朝是我國封建社會的分水嶺，秦以前之中國為封建社會，秦以後變為以郡縣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的帝國。與此相適應，在農業生產關係上，前者是領主與農奴兩大階級，後者則為地主與農民兩大階層。所以，總體上說，中國不存在自周代以下壹直延續三千年不變的「封建制度」，自然也就不存在壹種延續三千年之久的「封建地主階級」（其實，在封建制下只有領主，沒有地主）。到了民國，皇帝都沒有了，誰來封建？「封建生產關係」也就更無從說起了。

不過毛澤東們也許會說：國民黨時期有些大官僚不也是大地主嗎？他們不是有特權嗎，他們實際上不是「封建地主」嗎？這是張冠李戴，偷換概念，這種依仗權勢巧取豪奪的現象任何時代都存在（而以共產黨執政的如今為最），這些人只能稱為「官僚地主」，或「豪強」，是壹種變相犯罪的侵奪行為，但與「封建制」和「封建地主」無干。

也許，某些敏感的讀者還會發問：既然封建制度和封建的生產關係在兩千多年前已不存在了，為何在五四運動中還大喊「反封建」的口號呢？甚至直到今天，還有人在提出反封建的命題呢？

這其實也是壹種概念上的混淆。五四運動提出的反封建的口號，主要是從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的影響而言的，它所指的「封建」， 主要是指殘存的、類似皇帝專制的政治制度，以及為皇權服務的「儒家學說」，如等級制度，倫理道德等。作為意識形態或文化現象，這些東西在皇帝制度被推翻以後仍然會存在，並有壹定影響。（其文化部分也不應壹概否定。）五四運動提出反封建主要是反對殘存的專制政治，以及不合時宜的倫理道徳，或稱之為舊禮教、舊思想。它並未涉及農村生產關係和土地制度問題，事實上，當時也沒有壹種新的、更好的農業生產關係可以代替幾千年來傳統的農業生產關係。所以，五四的「反封建」 與毛打出的「反封建——消滅封建地主」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其實，現在看來，如果說中國存在封建殘餘的話，最大、最惡劣的就是自稱「秦始皇加馬列主義」 的毛澤東，及其創立的 共產黨－黨專政的「新皇權制度」，正是它繼承併發揚了了封建制度和皇帝制度中最惡劣的東西，如極權、殘暴、愚民、等級特權、血統論等等。

鐵的事實是，在秦朝以後，在農業領域，我國農業領域基本上執行－種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之上的的准市場制度。帝國內除了少數仍然由國家、皇族直接支配的土地以外，絕大部分土地都成為了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 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農民」群體內部結構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自然調整，壹些人因為天災、人禍、戰亂、訴訟等因素，由原來的富戶、田主，破產成為佃農、窮人；而壹些原來的貧農或貧窮之人則可能由於善經營、會投機，或因軍功、科舉而變成富戶、業主。即使沒有特殊原因，農民群體內也會因為個人或家庭之間在人力、智力、機遇等方面的差別，以及個人性格、行為上的差異（如壹些人好吃懶做，壹些人勤勞節儉），也會造成貧富分化，亦即共產黨所謂的「階級分化」。於是就出現了「富不過三代」、「風水輪流轉」等傳統說法和民間諺語。所以，在上述土地制度和生產關係下，富戶、田主主要是自然競爭中的優勝者，反之，貧農和－無所有的無產者則主要是在「優勝劣汰」機制下劣汰的產物。其實，毛澤東壹家就是這種生產關係作用下分化的典型體現，我們假設毛的祖父前期在當地處於中等經濟地位，但是到了後期家道衰落了，不僅家中原有的十五畝水田被迫全部典當了出去，而且還欠下壹大筆債，毛家跌落成了貧困戶（貧農）；但到了年方十七的毛澤東父親毛順生（貽昌）接手家業時，由於他勤勞節儉、精明能幹，居然由貧轉富，不僅還清了債務，贖回了典出的十五畝稻田，還買進了七畝水田。之後，又兼營商業（販賣糧食、牲豬），不久就成為當地新富戶，以致可以印製可在當地市面流通叫「毛順義堂」的准紙幣。明眼人壹看便知，這時毛家的經濟地位已經超過壹般地主（而不是毛自報的「富農」）。這就是市場經濟下優勝劣汰的自然結果。

毛家貧富的變化，是秦朝以後中國農村生產關係的縮影，也是農民與地主關係的壹個縮影。毛順生髮家完全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沒有誰給他「分封」土地，他也沒有享有任何「封建特權」，他與「封建制」風馬牛不相及。毛順生如此，絕大部分的地主也是如此（極小數官僚大地主除外）。難道能叫他們「封建地主」嗎？，

按毛澤東的的政策，「地主」只有大、中、小之分，沒有「封建地主」和「非封建地主」之分，就是說所有地主都是「封建地主」，代表「封建勢力」，是共產黨消滅的對象，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由於他們擁有的財富不同，在打擊的力度上有些區別而已。

毛和中共之所以要編造出這種荒誕無稽的謊言，目的除了加深壹般民眾特別是貧苦農民對地主的仇恨之外，主要是為了與中共「反封建」的主題相吻合，以便為其政治上掛起「進步」的幌子。同時加上了「封建」的頭銜，可以加深地主的罪惡，以便於其肆意虐殺。說到底，就是通過殘忍的「土地革命」廹使農民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造反隊伍，以達到奪取政權、改朝換代的目的。

至此，我們的結論是：毛製造出的「封建地主」和「反封建」絕對是個偽命題，完全出於其卑鄙、惡毒的政治目的，是挑動民眾內部仇殺、坐收漁人之利的毒計，也是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最大的犯罪。



二、所謂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的特權、罪惡

毛在《報告》中說，湖南的農民運動「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 「封建地主階級特權」究竟指哪些？《報告》沒有說明，但提出了「打倒封建地主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並說地主政權是這這幾種權力的「基幹」。這樣，我們就可以認為，毛所謂 「封建地主的特權」 就是指上述四種權力。另外，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毛也提到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還與皇帝、貴族、朝廷和官吏的權力混在壹起，故意使人們以為他們是壹伙、是壹家。在該文「古代的封建社會」壹節中說：地主在經濟上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農民要將土地上的收穫物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農民「過著貧窮困苦的奴隸式生活。農民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任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毛故意將地主與官府、朝廷甚至皇帝捆在壹起、混為壹談，其用心卑鄙而惡毒，在這裏，毛釆用的是把水攪混，移花接木，偷梁換換，以及無端揑造等手法。

現在我們就針對毛所謂地主階級的「特權和罪惡」進行考察、分析。

其實，關於所謂地主的「罪惡」，毛能夠說得比較清楚和具體的，就是地主出租土地給農民，並收取地租這件事，這也就是所謂地主的主要「剝削罪惡」。

向農民出租土地，收取地租被說成了十惡不赦的大罪。仔細想想，這個罪名實在古怪和令人費解！的確，地主將土地出租給農民耕種，是要收取地租的，這就象今天妳有多餘的、或因故自己暫時不用的房屋租給缺房的人居住要收取房租壹樣，有什麼奇怪，又違反了哪條王法呢？而且，這個「租金」是由雙方協商決定的，是壹種對等的契約行為，這種行為，不論在哪個時代，在任何地方，能說是什麼「特權」、「罪惡」嗎！毛也了解這壹點，所以他不敢明目張胆說收取地租（地租可以實物交納，也可以折成貨幣交納）是「非法」行為 ，也不敢明說地租是由地主單方面決定的，毛在這裏釆取的是含糊其詞，故意給人造成地租是地主單方面決定、並且高得出奇的印象。鑒於這個問題很關鍵，需要多費點筆墨討論。

關於地租的決定，真實的情況是：如果出租田地是少量的，租戶又在本村、本族內部或在附近村屯，那麼這種租佃關係壹般以口頭約定就可以了，在我國南方農村，多數採取這種方式，由於出租方和佃耕方都是熟人，雙方早就有長期交往的關係，這樣在確立地租時只需口頭商定即可，根本不需要訂立文字契約。另壹種是大宗、多塊田地或遠距離的出租，而且佃農是「遠村」之人，這樣就會形成壹個競爭性的租佃市場，完全按照市場規則辦事，而且談妥后雙方須訂立文字契約。中國人民大學的高王凌教授長期從亊我國農村租佃關係的研究，其新著：《租佃關係新論——地主、農民和地租》（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2005年7月1版，以下簡稱《新論》）對此壹課題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析，地域復蓋我國南北，時間跨度從宋代到明清，直至1949年毛共建國之初，其所用資料均出自正規歷史記載，具有高度的可信性和權威性。我們以此作為論證之參考和依據，大概是客觀公允的吧。

關於地租的決定，該書在第六章在說到農民競佃的情況時舉壹例說，明代徽州某田主擁有田土803畝，分散在1259塊地段上，平均每塊僅0.64畝，分佈在三個都、九個圖（相當於區、鄉）的地區；名臣海瑞約有田40畝，分為93塊。這樣田主就不得不把土地分租給幾個或幾十個佃戶，而每個佃戶又分別從幾家甚至幾十家田主租得土地，這種雙方多角關係就形成了高度競爭性的市場，所以田主無法對地租進行控制，更無法進行壟斷，「地主在與佃戶講價時並沒有顯著優勢地位。」（《新論》190頁）

由於地租的確定是建立在雙方自願基礎上的市場行為，政府壹般不予干預。但如出現不利政局穩定的情況，政府還是可以出面進行干預、協調的。南宋政和二年（1112年），朝廷發出勸課農桑十二事詔，其壹「恤佃戶」雲：

「佃客多是貧民，方在耕時，主家有催舊債不已，及秋成時，以其租課充折債負，乃復索租，愈見貧困，不辭離即逃走，宜加以寬恤。」

但也有相反的情況，即政府要抑制個別佃農租地過多，影響其他佃農的生計的行為。清乾隆時河南巡撫尹會壹上疏說：

「北方地土遼闊，農民惟圖廣種，壹夫所耕，自七、八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授田，每佃所種不得超過三十畝……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遊民亦少。「

（見《新論》220頁、188頁）

由此可見，地主土地的出租和租金的確定，並非由田主單方面說了算。政府（毛共說政府是「地主的政府」 實乃惡毒揑造，詳見下文）也並不偏袒、支持田主，政府要考慮它的最大利益——政局的穩定，亦即皇帝統治的穩固，它在此問題上扮演的是超然局外的仲裁者的角色。

再看看地租率的情況。毛澤東說農民「收穫物的四成、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都要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毛在這裏玩弄文字迷藏，他故意在地主之外加上「貴族、皇室」，就是把水攪混，因為貴族皇室既可以是收租，也可以是收稅，收捐，而稅、捐率由皇帝決定，因為他是統治者。但地主與農民都是「民」，是市場竟爭、相互依存的關係，決不可能單方面決定將收穫物的七、八成收歸自已。

《新論》作者在說到租率時首先說明壹個過去被忽略的情況，那就是，通常僅僅以土地的「正產物」（如水稻、小麥）的租額來計算地租額或收租率，其實是不準確的，除了正產物以外，租地還有些副產物如南方的「小春作物」、北方的田頭地角產出，壹貫都不計在收租之內；還有的在出租土地時附帶給佃戶土山、水塘以及住房，這些也都不在收租之列。作者在湖南作調查時聽了不少老人講當時實況，壹位老人曾經租種過50石（容量單位，壹石約合125市斤）的田，但「土，不算數；壹座整山，搞不清是多少畝；塘，有三隻，可以打二百多斤魚。這些都不收租。」（《新論》209頁）

作者經過綜合考察和計算認為，地租率平均大約為40%（四成），但地主實際能收上的最多只有應收的七八成，所以實際地租率為實際產量的30%左右。如果在土地產出中加上非正產物（價值各地說法不壹，大概為正產物的五分之壹、即20%比較近似）那麼，地租率實為25%左右。

地主與佃戶不管是口頭約定或書面商定的收租量（不管是相對比例或絕對數），因天災等原因都是可以變動的，所謂變動，就是減少收租額。各地的做法不壹，據作者前面對湖南的老農的調查，老人們的說法是：

「天旱就減租，發洪水不減。發水和蟲咬是自己『背時』，天旱是『天干老闆』，要減租的。這叫『天干老闆、蟲吃佃戶』。」

另壹位老人（不是同壹個村的）則說得更細：

「四六收租，地主收六，南方沒有的。都是地主收四、收三（個別瘠田）的。絕不能地主收多的，因為地主田多，農民要吃飯的。

農民租田，壹定要給他房子住；要燒柴，要有山歸佃戶砍（但要保證不砍大樹）……

佃戶每年要給地主壹只雞，叫做「送新雞」；給二十斤稻草，墊豬欄，地主就把豬欄糞給佃戶。正月初二老板要請佃戶吃席，老闆若去佃戶家，留吃，就吃；不去，就不吃。

收租，每年收不實。請地主減租，要請吃飯，把情況擺出來。十石、二十石，由他口裡說，有的也可以全免。」

在省城，有兩位老幹部對調查者解釋：

「……過去種壹季中稻，佃戶在中稻以外種點什麼均不收租。田有具體的數字，別的就沒有了。地主只管田，其他都不管，附近的山、土、塘……都歸妳使用。租田，附帶壹個房屋給妳，南方與北方不同，是散居的，否則不方便。

減租，蟲、水、旱災，都要請東家勘，酌情減免；豐年並不加租。」

這就是毛所說的當時湖南農民（這裏主要是說佃農）當「奴隸」、「 做牛做馬」 的真相，包括農民與地主關係的真相。可以看出，在壹定程度上，由於受到鄉里、宗親、熟人等「封建關係」的影響，在租佃關係上，即地主與農民的關係上，還隱約籠罩著壹層溫情脈脈的紗幕，這是中國農村幾千年來受儒家的中庸、仁義思想影響的結果，也是以宗親血緣關係為主線的農村社會結構帶來的必然。而傳播這些理念的，正是鄉村的士紳階層，即毛要斬盡殺絕的「土豪劣紳」。筆者親眼看到，毛共建國后在農村推行暴力土改時，卻受到壹般農民的抵制，在「土改工作隊」三番幾次的煽動下，對「地主」的鬥爭會、訴苦會仍然只是少數積極分子在張牙舞爪。有的農民在分到地主的田地后，晚上又偷偷把地契送回地主家。

以上情況並不是說農民的日子很好過。由於生產力低下，特別是遇上水旱天災，即使地租率再降低，農民仍然難以養家活口，甚至壹些中小地主也很難熬過災荒；這裏之所以要算出地租率的真相，主要在於駁斥毛共的隨意瞎編的謊言，還以事實真相。

毛及其黨羽為了突出農村中所謂階級矛盾和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不僅在地租問題上扯謊，還硬說是由於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壓迫才引起「封建社會」里持續不斷的農民造反、起義，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云云。在這裏，毛採用移花接木之法將皇帝專制獨裁統治的罪惡轉移到「地主」名上，十分惡毒。

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壹文中，毛列舉了壹連串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的著名事件和領導者的名字，從「陳勝、吳廣、項羽、劉邦、新市、平林、赤眉、銅馬、黃巾、李密、竇建德、王仙芝、黃巢、宋江、方臘，到朱元璋、李自成、太平天國」，都說成是因為農民受不了地主的剝削壓迫才起來造地主的反。毛在這裏使用的是他曾在《報告》中使用過的「偷梁換柱」、「瞞天過海」老法子，把人民群眾起來反抗皇帝、官府暴政、說成是農民反抗地主剝削壓迫，把幾千年來人所共知的「官逼民反」，說成是「地主逼農民造反」，故意把皇帝、朝廷、官府與地主混為壹談，造成讀者概念上的混淆和錯覺，以為地主和皇帝、官府是－家。然而，稍有歷史知識和頭腦的人都會知道，上述那壹大串著名的造反戰爭，都是民眾（不只是農民）反抗當時的官府暴政而引起的，秦二世、西漢末年的王莽、隋「二世」煬帝、唐僖宗、以及宋、元、明的末代統治者，直至洪秀全所指的「清妖」， 都是被當時造反者聲討、打倒的對象。而且造反者也絕不只是農民，而是包括士、農、工、商在內的社會各階級、階層，就以老百姓知之最多、被毛共譽為「農民起義運動史詩」的《水滸傳》來說吧，水泊梁山的領袖和主幹人物幾乎全是地主、官吏，晁蓋、宋江、柴進、盧俊義不都是財主（地主）、官吏、富豪甚至貴族嗎？108個梁山好漢中有幾個是真正的農民？就是造反最堅決的李逵、林沖、武松，不也是獄卒、都頭、和「八十萬禁軍教頭」嗎！就是太平天國的主要首領中，韋昌輝、石達開、胡以晃等人都是大地主、大富豪。洪秀全也是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按照毛的說法、地主、官吏和皇帝、官府都是「壹家人」， 這些人還犯得著造反嗎？難道他們在造自己的反？

把作為普通「草民」的地主（「農」包括地主與農民），與官府甚至皇帝混為壹談，從而把殘暴的皇帝專制制度的罪惡轉嫁到「地主」頭上，是毛最無恥、最惡毒的造謠栽贓伎倆之壹。與此相輔相成，毛還有壹個「名論」， 就是：皇帝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此說曾騙倒壹些對毛主義盲目崇拜的愚民，是毛製造的最大謊言之壹，有必要在此加以澄清。

翻開人類歷史，自從有了國王、皇帝以來，社會就分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兩大陣營，兩大階級。誰是國家的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是清清楚楚的，在君主制下，國王（君），是國家唯壹的主人；國家疆域以內土地和人民都是他所有，作為子民，無條件服從主子的調遣、役使。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國王或皇帝的權力是不可分割的，不能與任何人共享的。當然，皇帝不可能靠他壹個人或壹家人維持其統治，於是就有了朝廷以及文武百官，以及壹整套國家的行政系統和軍隊，它們都是構成統治機器的壹部分。但這些各級、各類官員和辦事人員，仍然都是皇帝的臣僕，不過是賦予了壹定管理民眾權力的臣僕而己。

由此可見，所謂皇帝代表哪個「階級」的說法是十分荒謬的，皇帝「代表」 的就是他自己、他的皇族，或者按照當時的說法，他還是「上天」的兒子——天子，代表上天來統治、馭使臣民。而地主的身份是怎樣的呢？「地主階級」是古代社會「士農工商」 四大群體之壹「農」這壹群體中，擁有土地較多的壹個階層，但仍是「農」 的－部分，他們與農民和其他群體人士壹樣，都要完糧納稅、服瑤役、遵紀守法，並無任何特權，都是皇帝的子民。草民百姓與皇帝不可相提並論，否則就有謀逆之嫌，滅族之禍。

地主（田主、業主）根本也不是壹個固定不變的人群，上面己經說過造成其身份變動的各種原因。就中國的地主而言，按其形成的緣由，大概有三個主要途徑：壹是農民中善經營而又勤勞節儉者，或遇上天時地利等好的機遇，逐漸積累了壹些財富，不斷購置土地，成了地主（毛澤東父親就屬這類）；二是原來出仕做官，或經商致富，為了求得晚年退休後生活安穩，將財富用於購買土地，實際上等於現在人的儲蓄養老或為防止貨幣貶值而購置房地產－樣，因為按當時人們的觀念，土地是財富之母，其他財產會貶值，但土地是不會貶值的，它還能起到「准現金」的作用，必要時可以土地典當、抵押、擔保，換取現金。所以，購買田地成為幾千年人們的基本「投資方式」；三是繼承祖業而來。但不管怎樣得來，地主的身份壹般不會維持太久，所謂「富不過三代」。除了上面己經說過的原因之外，還因為中國人的財產繼承製度不同於歐洲的長子繼承法，而是諸多兒子平均分割父親的財產，這樣，即使很大的地主，三、四代之後，也就變成中、小地主甚至－般農民了。這就是古語所謂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所以從整個情況來考察，在類似市場競爭的機制下，「地主」是個不斷變化的群體。毛共在土改中挑動農民鬥爭地主時煽動說：地主剝削了我們兩千年！實屬騙子無恥的鬼話！

地主有大、中、小之分。中小地主壹般自己耕種壹部分田地，多餘的自己種不了的（或偏遠的）才用於出租；也有的地主主業是做官或經商，因而將全部田地出租，收取租金的。在中國北方，地主壹般採取僱用長工自營的方式，有如今天之種糧大戶；南方則以半出租、半自營為主。

這裏特別要澄清的是，再大的地主，跟皇帝「富有天下」也是不能類比的，因為他們的性質完全不同。皇帝「富有天下」靠的是政權的強力攥取；地主即使再富有，也只是壹種積攢私有財產的行為。把皇帝說成是全國最大的「地主」，不僅混淆了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事物，而且也是對皇帝的極度「貶損」；雖然皇帝也有私家園林，遊獵領地等，但那只是為了皇帝生活方便而設，實際上只要他願意，全國任何地方的土地、財物、乃至人民，都可隨時調用，歸他「私有」。他根本不需要去「購買」 土地，他頒壹道「聖諭」就行了。這難道是其他「地主」可以做到的嗎？皇帝以「國」為「家」，靠的是他的政治權力，即暴力統治機器，他不用遵守等價交換原則和平等自願的市場規則。

如果皇帝的「身份」真是全國地主中的「最大者」，那麼，他與其他地主的關係就成了平等的「競爭對手」、「同行是冤家」了，這種情況下他更不可「代表」其他地主，而只能與其他地主爭搶土地，把自己田產擴大。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或聽到對某個皇帝的評價，是看他買了多少田地、每年能收多少地租，再昏庸的皇帝也不會把精力用在買田置地上吧。（也有個別皇帝強取土地分給皇族的情況，如明代萬曆皇帝給他自已、兄長、兒子置了幾百萬畝土地。但那是用皇權搶來的，不是購買或經營得來的。）

皇帝的最大利益就是鞏固他的統治。他最害怕的便是別人奪取他的「江山」。什麼人有可能奪取他的江山呢？排除外敵入侵，壹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大臣，特別是手握軍權者；二是外封的藩王；三是地方上有號召力的豪族和民眾首領。這第二種和第三種人都兼有大地主的身份。所以，地主大了，成了稱雄壹方的領袖人物，正是皇帝所忌恨要打擊和「剷除」的對象。也因此，自秦始皇以來，歷代帝皇都把打擊、抑制地方豪強作為自己的「基本國策」。秦皇贏政登上皇位的第壹個大動作，就是下令銷毀民間兵器並遷徙天下十二萬戶富豪到都城咸陽，他們在原地的田地、產業被沒入官府，長途搬遷到咸陽后，這些人已由富變窮，與普通百姓差不多了。秦皇還不放心，又將他們中仍有餘力的部分再遷徙去交通險阻、偏遠的巴、蜀，等於流放充軍，就永無翻身之日了。

秦朝的法律還規定徵收賦稅、徵發勞役首先征富人，當時富人住在閭巷的右邊，所以叫做「發閭右」（「發」去修長城、馳道、築陵墓等，多半不能生還）。對富人之中的經商者更是打擊、歧視有加，規定其本人和家人不能騎馬，不準穿絲綢衣服等，更不能做官。且其子孫都要「優先」服勞役（這頗類毛的仇富、「戴帽管制」政策）。

漢武帝號稱壹代英主，其對富人的打擊力度決不在秦皇之下。他釆取的辦法是利用酷吏去收拾他們，自己則在背後支持酷吏。武帝時酷吏特多，這些人的特點是喜歡濫用酷刑，殺人如麻，而殺的都是富戶豪強，即大地主、大商人。酷吏被武帝任命為地方大員，其主要任務就是打擊地方豪強，目的壹是抑制其勢力，避免其坐大成為與朝廷抗衡的力量；二是藉機斂財增加國家收入。這后壹條是因為，在漢代，執行周、秦以來徵收人頭稅（賦）、和以「戶」為收稅收單位和的政策。而失去土地的農民投入富豪之家被蔭庇起來，就可以免除稅賦，國家也因此減少了收入。所以地主的土地兼并最為武帝所忌恨。又因為漢武帝連年用兵，國庫空虛，正常的稅賦收入已不敷支出，打擊富豪，籍沒其家產，成了彌補軍費不足的重要來源。酷吏所到之處，便羅織罪名，先將富豪收監，然後編造罪名將其殺戮甚至滅族，籍沒其家產，「人、財雙收」。如酷吏周陽由，「最為暴酷驕恣，……所居郡，必夷其豪。」酷吏義縱，任河內郡都尉，「至則夷滅其豪穰氏之屬」。后義縱被提升為定襄太守，到任便將已經關押之豪紳二百餘人，再捕捉這些人的門生、昆弟二百餘人共四百餘人，壹同報斬（武帝當然批准），壹日盡殺之，「郡中不寒而慄」。

還有更厲害的王溫舒，剛被任命為河內太守，便先備了幾十匹快馬，作為呈報朝廷殺人專用。他九月到任，日日殺戮不停，以致「連坐千余家，血流十余里不幹。」到了12月末，計劃處決的全郡千余家「豪猾」尚未殺完，按當時法律，春、夏不可以殺人，王嘆息曰：「假若這冬天再延長壹個月就好了，我的事業就可以完成了。」（以上均引自《史記》酷吏列傳）

後代的皇帝們大多沿用秦漢這壹策略，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其中特別「出類拔萃」的當屬那個草根出身的朱元璋。朱登上皇帝寶座以後（按毛共說法，是變質成了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總代表」以後），立即頒布了壹系列法令，「懲元末豪強侮貧弱，立法多佑貧抑富」，「時富室多以罪傾宗」。「富豪巨族，鏟削殆盡。」就是說，差不多搶光、滅族了。朱氏在《大明律》中還明確規定司科在徵收稅糧時不得放富差貧。據史載，當時經濟最發達、富民最多的太湖地區，經過朱元璋「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之後，幾乎弄到了 「土地國有化」，「蘇州壹府之田地，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壹。」那個吳中超級巨富沈萬三，為討好朱元璋，自願承擔修建金陵皇城三分之壹的費用，並主動出巨資稿賞明軍。那知朱皇帝見他如此富有，就反臉要將其誅滅，后經馬皇后勸解，改為籍沒家產，充軍雲南，客死於流放之鄉。

看來，皇帝們還不懂得毛澤東的「階級理論」，根本不懂得地主是「自家人」，自己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反而不斷誅滅自己的「家人」，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其實，皇帝們誅滅富豪，自有他的道理。除了前面講到的兩個緣由外，還有就是可藉此抑制土地過份集中，因為土地如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必然使大量農民成為無地「遊民」，成為「流氓無產者」，這正是歷代造反軍的主體。所以，皇帝們「打土豪」 之後，便將富戶的土地收歸官有，然後再分給無田少地的農民，使他們有田可種，有業可居，以免成為造反的「亂源」。 如此既消滅了潛在威脅，又收買了人心，壹箭雙鵰。看來，早在壹、二千年前，皇帝及其爪牙們就已經開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先河了，毛澤東輩不過是「拾其牙慧」的罷了。這樣說來，到底是毛向「封建帝王」學習，還是向馬克思主義學習？就難說清楚了。當然，歷代帝王的「劫富濟貧」 只針對少數「富豪」，與毛在全國划階級、消滅所有地主、富農不可同日而語。

在對待農民和地主之間壹般矛盾的問題上，前面己經講過，皇帝或官府壹般是扮演超然于上的仲裁者的角色，壹般是釆取各打五十大扳的辦法，以示公允。因為從皇帝看來，他們都是自己的子民，都是差科納稅的源泉。這裏再舉壹則清朝專為處理田主和佃戶關係，以及相關官員應承擔的責任的「律例」， 其原文如下：

凡不法紳衿私置板棍擅責佃戶者，鄉紳照違制律議處，衿監官吏員革去衣頂職銜，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議處。如將佃戶婦女佔為婢妾者，絞監侯。地方官失察徇縱，及該官上司，不行揭發者，俱交部分別議處。

至有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仗八十，所欠租課照數退給田主。

（《雍正大清會典》卷176，刑部28。轉引自《新論》）

這個律令大致對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但對有關官員的懲處異常嚴厲，而且涉及面廣（衿監官及吏員、地方官吏及其上司），遠比今天對官員的「過失失察」給個什麼「警告、記過」之類的處分厲害百倍。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因佃戶不交租便將其婦女佔為婢妾的田主，規定「絞監侯」，即殺無赦。足見朝廷對田主（地主）壹方的懲處更加嚴厲。由此可見毛澤東之流說什麼「地主官府是壹家」，「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 是何等卑鄙無恥的造謠誣衊！



有關文革中大興縣大殺四類分子壹事本書第壹部己有記述，



《新論》的作者以詳實的事例，證明在所謂的封建社會裡，壹般地主視打官司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相反，對某些佃戶來說，訴訟卻是對付業主的有力「武器」之壹。《新論》中對此有詳細記述，「構訟」 乃佃戶抗租的九種「日常行為」之壹，「構訟是指農民當田主收租、退佃時，借故嫁禍反誣，編造對方「違法行為」「另起釁端以結訟」，「反向官府控告田主的現象」。書中記載了大量這類史實。佃戶抗租時「多婦女出頭，田主畏事，不敢深較」； 有的佃戶「或將老病之父母，放死圖賴，或將撒潑之婦女，辱罵上門」；「非縱婦女撒潑，即掇老邁拚命」；「偶有物故及病危之人，即更藉此生波，架以人命重情，通信值日縣差及總保等，多方恐嚇勒索，不遂所欲，混控到官。迨至驗明無事，而無辜之累已極」。等等。

田主為什麼反倒怕跟佃農打官司呢？書中指出，清代法律異常重視「人命關天」，欺壓人是「了不得的大罪」。萬壹佃戶家死了人（讓老邁之父母和病人去拚命），賴到田主身上，田主有口說不清，必致家破人亡。且糾紛壹經打到官府，衙門中人知道田主大概有些「油水」，必上下其手，多方敲詐（蒲松齡所謂「官瞰其富，肉視之」）；而佃戶較窮，沒有「油水」可撈，「錢沒有，命有壹條」，不懼官司糾纏。所以但凡有點財產之人，均視官衙為虎穴狼窩。時有「生不入公門，死不入地獄」，「破家的縣官」等等流行說法。

構訟還算比較「文明」之舉，更有「恃強」壹法，各地都有具體記載，「恃強求減，田主往鄉畏其兇橫，勉強依從」；「霸耕負租，時見強梗」；「或依恃族眾」，「以小斗還租」；或「鄉村遠僻，田主鞭長莫及」，「以佃田地，多強霸不可御」。田主無法，只好「賤值棄其田」。又有如 「田主愚懦」或「遇業主僅存婦孺及幼子，更多藐玩，勢必受辱多端，兼之力單膽怯，不敢赴控。租為佃吞，田難為業」。還有的佃戶與地保、圖總等官役勾結（送些薪米賄賂），「勾串佃戶欺侮業戶，安心吞欠，及業戶追控到官……竟至顆粒無償」。

除了九種「日常行為」以外，還有有組織的暴力抗租行為，且多釀成命案，此處從略。

當然，極端行為總是少數，最常見的是故意「拖欠」，欠多了欠久了，田主無法，只好豁免。這種情況最為普遍。如安徽「茗洲初庄吳祖賢堂租薄」記載：該業主將長年不肯交租、或交不足者立壹「刁佃」名冊，「刁佃」竟占佃戶90%以上。有的在其名下註明「數十年未交（租）」，「歷年寸粒未交」，「數十年寸粒未交」等等。而田主對其無法可施。據記載，該業主也曾橫下心進行過大規模的清租和控租，但收效甚微，「足見任憑地主採取什麼手段也遏制不了佃農的抗租鬥爭」（ 該書作者語）。

正因為如此，所以前文提到田主與佃戶協定的租額只能收到七、八成，這算最好的了，實際上很多地方收不到此數。

以上資料取自官府擋案，或許有人以為是「封建官府」在為地主說話。現在我們就看看毛共自已的說法吧。據1942年毛共在延安米脂縣楊家溝開展的地主收租的調查（由張聞天、馬洪、劉英、許士遠等人主持），調查年代從1894年——1915年，收租額為平均實產量的37.89%，而這是當地地主收租率最高的地方，但也不到四成。而且實收總量（即分母）有所隱瞞，當地流行「伙子（即佃戶合夥租佃）不偷，五穀不收」的民諺，即佃戶在交租前已將莊稼偷偷收了壹部分了，剩下的才跟地主算「交租額」。

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那裡總的說很窮，壹遇大災荒即使全不交租（上述調查有壹年交租額只佔「產量」的0.4%），人們也要餓死不少，所以那裡是造反的老巢。正如安徽鳳陽花鼓唱的，壹遇大災「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壹些中小地主也難以自保，有的成了「難民」，有的則去奔投「農民造反軍」去了。

以上就是所謂「封建社會」中農民與地主關係的大概情況。可以認定，它既不是田園牧歌式的樂園（這主要是由於農業生產力低下，抵禦不了天災侵襲），但也決不是毛共所宣揚的在那裡存在農民與地主之間「妳死我活的鬥爭」，或地主憑藉田產可以任意剝削欺壓農民。至於說官府與地主是壹家，則是毛共慣用的的無恥謊言。

現在我們再看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情況。

毛共為了挑動「階級仇恨」， 實施其「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國策，同時也是為其在土改中虐殺地主的殘暴罪行辯護，不斷製造地主「罪惡滔天」、「 罪不容誅」的輿論，指使其御用文人、文藝小丒昧著良心，瞎編亂造了大量反映所謂地主「萬惡」的「文藝作品」，如「黃世仁」、「 周扒皮」、「 劉文彩」等等，把它們編入教科書，搬上舞台、銀幕，用以以假亂真，以虛作實，欺騙和愚弄全國人民。這裏略舉－二以窺其真相。

早年毛共編造最為成功、流毒全國的是話劇（后又製成電影）《白毛女》。據知情者披露，它的原型是河北阜平縣壹帶流傳著「白毛仙姑」的傳說，說這白毛仙姑法力無邊，有求必應，且懲惡揚善……於是香火旺盛。毛共的工作隊奉命去消滅這個迷信據點，而毛共的文藝工作者卻如蠅逐臭，如獲至寶，將其編造為壹個「舊社會地主將人變成鬼，新社會共產黨將鬼變成人」的主題故事，故事中主要人物黃世仁、穆仁智、楊白勞、喜兒等完全按照毛的農村土改宣傳調門塑造，壹壹對號入座，進行惡毒、無恥的捏造污衊。直到今天，當局都不肯說出真相，消除其惡劣影響。

應該指出的是，倒是在毛共統治下的中國出現了不少真實的「白毛女」、「白毛男」，此類故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報刊多有報道，其中如雲南的壹個原區供銷社會計，因賬面短缺了幾十元（摺合現幣），「三反」中被當作「老虎」鬥爭並被判刑五年。該男子怕死在勞改隊，遂在勞改中趁機逃進深山。三十年後，全身長滿白毛的他被人發現並捉回，這個做了三十年「野人」的會計，已不會講人話，而當局則在討論要不要他「補服」未滿的「刑期」。又，本書前面也提到，文革中廣西鳳山縣（韋拔群活動的「革命老區」） 的韋明樂、韋明立、韋明成三兄弟為了躲避當局言而無信的追殺，逃入深山老林十四年，成了名符其實的當代「野人」， 上世紀八十年代始得回歸「人類」。這類真實的共產黨將人變成「鬼」的故事，不勝枚舉。

到了文革，毛當局為了給其在土改中濫殺「地主」、並株連滅門的慘絕人寰的罪行開脫，並倒打壹耙，令其爪牙搞了壹個《收租院》泥塑展覽，展示所謂地主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迫害」，在全國輪迴展出，后又拍成電影強制全國人民觀看，可謂「家喻戶曉」。《收租院》中的主角地主劉文彩，實乃國民黨時期西康省主席、軍閥劉文輝之兄，劉文彩為其弟的總管家。且不說將這樣壹個壹省之「土皇帝」拉來作「地主階級」的「代表」，是多麼荒謬，更為卑鄙的是，其內容全為揑造，如其中有壹個情節，說劉家大宅內有壹個地下「水牢」，專門用來關押那些交不起租的農民，很多交不起租的農民便慘死在水牢中……。為求得更好的宣傳效果，主辦者找來了壹個老太婆「現身說法」，說她當年就被關進這個水牢，被折磨得九死壹生……述說時還聲淚俱下，令觀者頓生對地主階級的「萬丈怒火」。

隨著毛的死去，《收租院》之內幕逐漸被揭露，其中的「水牢」原來是劉家的「潤煙池」，那裡從未有「水」， 更未關押過什麼農民。當年「現身說法」的老太婆不知是否尚在人間？可能早已隨偉大領袖毛去地獄了。《收租院》的其他情節也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近年已有人對劉文彩其人作專門深入的調查，為劉作傳，還其本來面目。原來劉文彩本是個異常熱衷平民教育的慈善教育家，他不惜變賣二千多畝田地和其他家產，在家鄉創辦了壹所全國壹流的中學，培養了不少英才。劉還熱衷家鄉慈善事業，幹了很多造福鄉里的事，在鄉梓口碑頗佳。劉文輝在任西康省主席時也以重視民眾教育聞名，據云他曾下令：如縣府官衙好於學校者「縣長就地正法」。有圖片見證當年西康某縣之縣衙如同破廟。劉文輝任西康省主席，還與中共「友好」，暗通款曲，1949年「起義」投降了共產黨。劉文彩大概自忖其家庭對中共「有功」， 並以為自己壹貫開明，為鄉梓做了不少好事，故毅然留在大陸，以為會受到共產黨的禮遇。然而令他作夢也想不到的是，中共－旦掌權立即恩將仇報，毫不猶豫將劉家作為「大地主、大惡霸」的典型殺戮以示眾，不僅文彩本人，在土改中，光劉氏壹家被屠戮就達37人！劉家除留下壹個劉文輝作為「統戰樣扳」在北京的深宅大院里被供養起來之外，其餘被誅戮殆盡。劉文輝、劉文彩和劉家的遭遇，是毛共惡毒的「統戰政策」和殘忍血腥的「土改政策」 又壹真實、生動的揭露！

毛共對劉氏壹家如此背信棄義，冷血殘忍，恩將仇報，自然引起了當地百姓和知情者的憤怒和私下議論，當局為了壓制輿論，施展其倒打壹耙、惡人先告狀之慣伎，便令其爪牙和文藝走卒編造壹套劉氏「收租罪惡」的神話，再次掀起壹場「討伐」劉文彩和「萬惡地主階級」的運動。毛的黨羽開動國家機器，傾政權的力量顛倒黑白，偽造歷史，製造謊言，並強行向全國人民灌輸。這就是橫行壹時的《收租院》醜劇的來龍去脈和真相。

還有壹個當年全國婦孺皆知，被收入小學課本的《半夜雞叫》故事，其卑鄙無恥亦不在《收租院》之下。此文選自高玉寶之自傳體小說《高玉寶》，被當作真實故事傳播。大意為：有壹個外號叫「周扒皮」的地主， 對長工極為苛刻，常在半夜蹲在雞籠附近學雞叫，引得群雞共鳴，周便趁機廹使長工們半夜起來為其出工勞作云云。於是周扒皮與《白毛女》中的黃世仁、《紅色娘子軍》的南霸天、以及《收租院》中的劉文彩並列為中國「四大惡霸地主」。此故事的作者高玉寶也因此紅得發紫，從五十年代初到2009年，高在全國各地作報告4000場，聽眾5000萬人次，曾20餘次受到毛、劉、周、朱、鄧的接見，其所謂自傳小說《高玉寶》發行達500多萬冊，並被譯成近20種外文，可謂流毒全世界。高玉寶為了讓人信以為真，還練就了壹套學公雞叫的絕活，每逢作報告便配合現場表演此技。

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流行」 了近60年的謊言終於被揭穿。2012年第3期《炎黃春秋》發表了孟令騫的《我所了解的「半夜雞呌」 真相》壹文，揭穿了這壹驚世謊言。作者在文中澄清了以下事實：

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遼南農村壹個典型的勤勞節儉的農民，壹生起早貪黑，從不歇息。其節儉到了「摳門」 的程度，比如，限定家人吃飯只能吃八成飽；他本人夏天從不穿上衣，也不準家人、子女穿有顏色的衣服；出嫁的女兒回家不準過夜，因過夜要多吃壹歺飯……

關於周春富對待長工的態度。據作者對當年為周氏打過長工的老人釆訪調查，壹致的說法是周對家人嚴歷而吝嗇，但對幫工者比較寬容。周家起得早，冬天天還沒亮全家都起床了，點著燈各自在家幹活。幫工的夥計也就不好再睡了，沒有事就垮著筐在附近拾狗糞。

文革期間搞「憶苦思甜」，在周家做過長工的孔兆明被要求上台控訴被周剝削的苦況，孔講著講著就走了嘴：我們當時在周家吃的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吃的好多了。……當時在周家壹年能掙八石糧，可養活全家……孔兆明被幹部拉下台批判。

另壹位在周家做過十年長工、共產黨來了做過大隊貧協主席的劉德義，被回到家鄉的高玉寶要求在壹次憶苦思甜會上作報告，劉只說當年如何幹活，很少說周氏不好，因而也被批判。

關於「半夜雞叫」的真相。 上述周家的長工都說沒聽說過這事。周家人說不認識高玉寶，而高玉寶說自己學木工時在周家做過馬槽子、放過豬。關於「半夜雞叫」壹事，本文作者訪問了養雞專家，專家認定，從科學的角度講，在半夜漆黑的情況下，壹人學雞叫引起群雞共鳴（高玉寶小說中的主要情節）是不可能的。絕對是虛構。

關於《高玉寶》成書的真相和「半夜雞叫」故事的來歷。作者經過深入、曲折的調查，弄明了當時高玉寶識字很少，屬於文盲，不可能寫出小說，《高玉寶》實際乃當時《解放軍文藝》副總編、八壹電影製片廠副廠長郭永江所代筆。1993年郭逝世前寫信給他家鄉四川資陽縣文獻學會，鄭重聲明《高玉寶》是他的作品。

至於其中「半夜雞呌」 的故事，據郭永江的子女介紹 ，其父晚年對他們講過，那是「根據民間傳說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關於周春富之死。周壹生勤勞節儉掙下了近200畝地，在當地（遼寧復縣）只能算中上水平。被土改工作隊划為富農，又因他有小作坊，變成了「雙冨農」， 按政策「雙富農」等同「惡霸地主」， 要活活打死。其妻為救夫被廹去鄰鄉親友借「浮財」，途中跌死。當時的土改叫作「流血鬥爭」， 全縣打死地主1900餘人，但其擋案館記戴僅用XXX掩蓋過去。

壹個勤勞節儉致富的農民、農村中出類拔萃的生產力就這樣被消滅了。為了掩蓋其殘忍和反人類、反文明的罪惡，毛的走狗給周春富揑造的可怕的罪名，令其全家幾代人受盡苦難，擡不起頭，做不起人。

幾十年的騙局終於揭穿了，可行騙者仍逍遙法外，居上位，享富貴，而且還繼續行騙。當局則繼續捂蓋子，冤死者依然無從伸雪。

以上就是幾個「悪霸地主典型」的事實真相。就是被毛宣布為「萬惡」、必欲斬盡殺絕的中國地主階級！其實作為農家子弟的毛對地主真實的生活情況是完全清楚的，毛在回憶自家的情況時說，當毛家變成了當地富戶后，他父親對請來的長工、短工突然「大方」起來，農忙時每餐有鹹蛋吃，但沒有豬肉。而毛作為子女，卻享受不到這壹「優待」，所以他對其父愈加「憤恨」 云云。這的確是那時湖南地主的壹種習慣活法（北方的周春富也驚人地相似）。毛共統治之前的湖南鄉下人有句民諺：「吃得三年粥，買得壹丘田」。省吃儉用是大多數人成為地主的主要方法。又據不久前解密的中共元老謝覺哉的《日記》中曾提到壹件事，壹次，謝在與彭德懷閑談時，提到陜北地主的生活，彭說他見到某縣的縣誌中有幾句描寫地主生活的詩，其中兩句是：

「冷窯暖坑壹盆火，稀稀鹹菜泡蒸饃」。

二人不禁感嘆：陜北的「地主」，生活不過如此！

也正是這些精打細算、勤勞節儉的農民，才在農村的經済競爭中脫頴而出，成為了毛的「地主富農」，也就成了「萬惡的」要斬盡殺絕的對象！

197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北京死去，廣播里傳來中共中央的「訃告」和哀樂聲。這時壹位家在四川含江縣農村的青年將這個「驚人的消息」告訴他的鄰居「三代貧農」葉老太爺，誰知，葉老太爺毫無反應，良久才說：「毛早就該死了！」青年愕然。然後老人說：「新社會還不如爛政府（指國民政府），爛政府時期，我幫地主當『秋二』（僱工），遇到農忙時節，犁田耙田、栽秧打穀，東家要把酒肉送到田邊，天熱了還給我打扇。現在的農業社，我三個兒子是全勞動力，壹年到頭做活路，連苞谷紅薯都吃不飽。」這個老貧農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無意中說出了被毛共嚴密掩蓋的真相，壹句話就將毛編造的「階級鬥爭」的鬼話給戳穿了！（見辛子陵著的《紅太陽的隕落》第738頁）

至地主在毛統治下的遭遇，我們在本書第壹部特別是文革篇章中己有所揭露，這裏再補充道縣壹樁「貧下中農」殺人、強姦案，以便使毛時代「階級鬥爭」真相更完整些。

湖南道縣在文革中以殺絕（連嬰兒也不放過） 「黑五類（地富反壞右）」而聞名全國。道縣的下蔣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見到本村「地主仔」陳高肖的新婚妻子長得漂亮，便於1967年8月26日，召集壹批人說：地主都可以亂殺了，難道他們的女人還不可亂搞嗎？又說附近幾個村子都將地富的妻女抓來「開大鍋飯」了，為什麼我們不幹？於是他提議首先去抓陳高肖的妻子來「開大鍋飯」。於是陳登義帶領十余「民兵」到陳高肖家，高肖正在洗澡，陳登義推門進去給他壹槍，倒地未死，陳登義復召眾人將其活活打死。高肖的妻子本是貧農的女兒，這時早已跑回娘家避難。但被陳登義等以「地主婆」名義抓回，就在「貧協」辦公地實施輪姦。該女激烈反抗，暴徒們將壹把大刀架于其脖子上，又許以保全其腹中孩子（該女已懷孕）為交換條件，先後被12人輪姦。奸畢，如果此女出身地富，按慣例即要將其殺害滅口，可能見她是「貧農女兒」，暴徒們網開壹面，將其賜給壹個貧農老光棍。

（以上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殞落》第27）

陳登義乃大隊貧協主席，是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手握生殺大權，對階級敵人鬥爭勇敢堅決，是當年湖南那場痞子運動的香火繼承人, 也是毛統治27年間基層政權的骨幹、依靠和支柱。這個案件是毛統治下「貧下中農」與 「地主」（不是地主本人，而是地主的下壹代）關係的壹個折射，其實，就全國來說，這壹案件連九牛壹毛都談不上，更不用舉那些生吃「地主仔」，活剝「階級敵人」的故事了。

這就是在毛政權長期大肆惡毒的假宣傳的誣衊、教唆和挑動下，廣大暴民對「萬惡的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而毛政權卻天天宣傳說階級敵人、首先是地主在進行階級報復!

最後，我們就毛在《報告》中提出的地主擁有的族權、神權、夫權等「特權」，作壹簡要分析。

《報吿》中，毛把「族權」列為僅次於「政權」、是壹根綑綁中國人民的「大繩索」， 可見其對族權的無比仇視。族權，顧名思義是指由宗族（或支族）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組成的團體為加強內部管理，對其成員實施管理、約束的權力，它實際上是對政權起著輔助作用的鄉村自治方式，從漢代以降直到孫中山、到國民政府都鼓勵和提倡這種民間自我管理方式，它也是三民主義倡導的地方（縣彶）自治的基礎。

在我國古代，素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即政府機構只設到縣（隨著後來人口的增加，政府機構才下伸到區或鄉壹級），縣以下主要由居民自治，而居民自治又主要採取宗族自治這種形式，因為不論中外，民眾總是喜歡以血緣為基礎的族群聚居，於是形成壹個村壹個姓，甚至幾個村壹個姓氏，宗族觀念深入人心，這就為民眾自治提供了天然的形式和條件。

鄉紳階層即毛所謂的「土豪劣紳」，是農村鄉民自治的主要實施者和中堅力量，他們有壹定文化、在鄉民中有壹定威望，也是儒家文化在鄉村的積極傳播者和守護者，這些人壹般也屬地主之列，而且是地主中的晈晈者，他們自然得到民眾的擁護和政府的鼓勵。所謂 「國權不下縣，縣下帷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出鄉紳」，概括了宗族自治的基本內涵。

既要實行宗族自治，宗族內部自然也要形成壹定的組織結構，訂立壹定公約、制度，它的任務主要是以教育和自我約束為主，實際上就是貫徹、踐行儒家「以德治囯」的思想，所以從根本上說，它是民眾以儒家學說作為基本理念和行為指導方針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組織。宗族的領導者即族長由族內成年男子選舉或公推產生，－般是由徳高望重族內長老擔任。這完全是義務性質的職務。但在行使職能時也需要壹定經費，而宗族－般擁有壹些公田、公產，它不但可以提供管理經費，而且還可用於族內壹些公益、慈善事業支出，如修建祠堂、架橋修路等等，因而也需專人記賬、管理，但也是義務性質。

為了切實行使自我管理職能，在必要時也對嚴重違反族規、包括違犯國法的行為實行制裁，制裁壹般通過全體成員認可后執行，這就是所謂「族權」。所以「族權」實際上為壹種公權，而不是少數個人的權力。毛澤東在《報告》中所說的「沈潭」，「活埋」，是針對族內成員間發生「亂倫」、「忤逆」、「殺親」等嚴重罪行而特設的嚴規，是要經過全族成員共決才能執行的。這些罪行本也可以訴諸法律，由政府去懲處，但族人認為，這是有損宗族榮譽的醜事，「家醜不可外揚」，因此最好由宗族內部解決。

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知道，族規、族權絕不可能由人所不齒的流氓地痞去掌管、控制，相反，這些人還有可能成為制裁的對象。這就是族規、族權和族長成為痞子、暴徒們眼中釘、肉中剌的原因，也成為毛惡毒攻擊、大呼要消滅的原因。

必須承認，宗族自治在維繫社會穩定、民族和睦團結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華民族歷經千年而不倒、不散、不敗，就源於它有合乎民心的道德觀、價質觀和以族群為紐帶的社會結構。有了它，中華大地雖經無數次王朝更疊、外族入侵、以及內部壹些造反者的倒行逆施，而民族屹立不倒，華夏文明薪火相傳並且發揚光大就是證明。

構成這－基石的核心是什麼呢？就是毛所謂的「土豪劣紳」即鄉紳階層，這些人都是孔孟信徒，儒家文化的傳承者。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鄉紳階層是我國農村社會的靈魂，民族精神的維護者，在中華文化的傳承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為如此，這－群體成了毛共造反奪權，推行其毀宗滅祖、滅絕人性的「共產主義革命」的巨大障礙，成為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剌，必欲斬盡殺絕而後快。

再來說說神權。毛在《報告》中說「神權」是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和由玉皇上帝及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共同組成的，「是捆綁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又壹條繩索」。因此毛對痞子們在運動中「打倒神權」，拆廟宇、打神象、砍了菩薩當柴燒，並趁機將廟宇的財產收歸農會所有等「欺神滅道」之舉大加讚賞。但毛也知道這些舉措極不得人心，受千夫所指。因此告他誡他的共產黨黨內同志，可以任由痞子們去搗亂，但自己不要出面，「引而不發，躍如也。」充分表現了毛這個有點文化的痞子比壹般痞子更加陰險狡詐毒辣的壹面。

痞子們欺神滅道是可以理解的，和世界上壹切「造反」者壹樣，他們要奪權掌權，首先要消除人們原來的壹切信仰，打倒壹切有形和無形的權威，這樣，他們在精神上才能得到解脫，行為上才能無所顧忌，從而敢於放開手腳殺人放火、把壞事做絕。

其實毛所謂的神權，實際上是人們的壹種精神寄託和自我約束、自我救贖，凈化、升華靈魂的壹種方式方法。古代人是相信神靈的，而且把神靈當作維護正義、懲治邪惡的超自然力量，所以古諺雲：頭上三尺有神靈。因為信神，又堅信神靈無處不在，時刻保持對神靈（包括祖先）的敬畏，警惕不做壞事，「存天理而滅人慾」。這便是有神論的主要功績，也是它世代相傳、滅而不絕的根本原因。所以，僅管無神論者攻擊它幾千年，宗教信仰卻依然興旺，更不能將其消滅。在科學如此昌明的今天，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信神、信教仍然大行其道，包括大多數著名的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因此，這種現象不應用簡單的「有神、無神」來解釋，它更多地寄託了人類對宇宙、對自然的敬畏，對崇高、美好事物的嚮往，對人性至善至美的追求，以及對壹切邪惡亊物的鄙棄、決裂。人們希望有壹個萬能的上帝，能夠在冥冥中主宰壹切，明察秋毫，懲惡揚善，從而使世界變得更加和諧美好，使人類更加幸福。所以哲人說：即使沒有上帝，也要造壹個上帝來。

但是中國在神學方面遠落後於世界多數國家，中國是壹個泛神論國家，沒有定於壹尊的主神，沒有形成有神論的最高形態：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這應看作中華民族的精神缺陷，正因為如此，大部分人、特別是文盲、愚氓才很輕易被馬克思主義「邪教」所俘虜。共產黨打著「反對封建迷信」的招牌，「不信鬼神、不信因果報應」，於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等 極權主義理念大行其道，這也是毛主義在中國橫行的思想基礎。從這壹角度講，中國的「神權」 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由此也就可知，「神權」其實並不存在，是個偽命題。信神屬於壹種個人信仰，壹種意識形態，壹種自我精神寄託，沒有誰給「神」以「權力」。「神」本身更沒有「階級性」。誰也沒有依仗神權來強制別人。從實際情況看，「神」及宗教（除了邪教以外）毫不例外地都在教人們行善事，做好人，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客觀上起到匡時救弊，勸善懲惡的作用，對個人和社會都發揮壹種正面的、積極的教化功能。毛鼔吹欺神滅道，就是為他的流氓地痞解除戒心，讓他們無所顧忌、放開手腳去行兇作惡。只有那種存心為非作歹，逞強施暴、追求對人民進行極權統治的「邪教頭目」如毛澤東之流，才憎恨宗教，才害怕「神」。

簡而言之，毛把「族權」、「神權」說成是地主階級的「特權」， 是地主階級利用來麻痹、欺騙、壓迫人民的工具，純屬胡說八道，無稽之談，並且陰險毒辣，包藏禍心。

最後還有壹個「夫權」問題。「夫權」是人類社會發展壹定階段的產物，跟哪壹個階級沒有關係。孔夫子確實曾經說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又有「夫為妻綱」「三從四德」等說法，受到某些人的詬病。但是孔子這種說法基於當時的社會實際，得到全社會絕大多數人（包括婦女）的認同。我們不應該要求二千五百年前的哲人具有「男女平等」、「婦女解放」思想。倒是二千五百年後壹個大叫「男女平等」、「女權主義」的叫毛澤東的男子，卻在實際上干著玩弄、侮辱、摧殘婦女的勾當。現在看得清楚，毛高唱「男女平等」，「 婦女解放」的用意和落腳點都在於「男人能幹的事婦女也能幹」，不管戰爭或和平年代，毛都要最大限度利用他的「人力資源」，要壓榨取他們創造的所有財富，榨取他們最後壹滴汗，壹滴血，包括婦女。妳只要看看毛時代隨處可見的「鐵姑娘隊」、「三八紅旗隊」、「巾幗突擊隊」等等，妳就應該知道毛所謂的「男女平等」 是怎麼回事了。

綜而言之，「神權」、「族權」 夫權」，都是伴隨人類進化過程中產生的自然現象，它們自然也具有其特定的意義和作用，雖然不全是積極作用。它們不是某個階級的「創造」或享有的「特權」。毛澤東把這些社會演進中的自然現象說成是「地主階級」的「特權」、「罪惡」，只能說明他包藏禍心，別有用心。

惡毒、拙劣、無恥的「毛主義」可以休矣。

《階級》和《報告》兩文乃毛主義奠基之作，是其壹切罪惡的源頭。現在應該是對其進行徹底批判、撥亂反正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