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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中國網友

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北京對香港的管治行之有年：2002年「二十三條」立法、2015年銅鑼灣書店案、2016年四議員DQ案，2017年深港高鐵「壹地兩檢」、2017肖建華案、2017年十九大直言「全面管治權」，2018年《金融時報》編輯馬凱遭港府拒簽、2018年社運領袖梁天琦被判囚六年、2019年佔中九子審判……北京越來越不容忍香港成為「紅色帝國」自由飛地，河決淹井，威權主義逐漸籠罩香港。

英國時代香港的政體被歸類為介於民主與威權之間的混合政權，雖然沒有普選，但公民權利仍受法制充份保障，中國佔領香港之後，民主轉型希望落空，當權者大力壓制民間社會，香港威權色彩日益濃厚，終變為半威權政體，學者戴耀庭將香港半威權政體特點歸納為以下幾點：公民受法律的保障越來越少，越來越多反對派人士會被起訴及入罪；法院選取迴避敏感政治議題甚至主動迎合的態度；主流傳媒全面歸邊，成為了與威權政府的傳聲筒；選舉雖仍然進行，但威權政府用盡各種方法去操控選舉程序以得出有利於當權者的選舉結果，包括任意重劃選區界線、緃容種票、政治審查參選人資格、推翻不利的選舉結果；制定涵蓋面闊及條文空泛的法律、讓執法者基於寬鬆的標準拘禁反對派人士；更多人會單純基於政治的原因而被拘禁。

面對崩壞的現狀，港人並未坐以待斃，抗爭行動連綿不絕：2003年反「二十三條」立法，2010年菜園村反高鐵事件，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魚蛋革命，再到今年反送中抗爭，香港抗爭史可謂是半部香港現代史。

北京近來不斷強調「壹國兩制」中的壹國，態度日趨強硬，充斥著大中華的心態，從實際情況上來看，兩制遠比壹國更突出，自由與法治正是香港區隔與中國的關鍵所在，港人連綿不斷的抗爭正是要留存免於恐懼的自由。制度的生命蘊藏在大眾的生活方式里，香港中國的相隔不過壹條窄窄的深圳河，在實際距離微不足道的同時，文化與生活方式的裂縫卻逐漸加寬：壹邊是黃雨傘，壹邊是坦克車；壹邊是開放社會，壹邊是鐵幕國家；壹邊是逆權公民，壹邊是雖遠必誅。

香港公民廿載的奮鬥與抗爭，也是對紅色中國及其生活方式的拒斥，紫荊花到和五星旗的距離也是文明與野蠻的距離，自詡崛起的大國仍是現代文明的相反數，動物農場的故事不斷上演：非法拘禁、社會原子化、無處不在的審查、無孔不入的宣傳、權力恣肆、權利限縮、以山寨與破解為能事、官辦媒體、官辦教會、官辦NGO，不勝枚舉。回到本月香港底色：公民連場抗爭，警方強力清場，香港社群網路上薪火相傳，中國媒體上卻歲月靜好、歌舞昇平，彷彿處於兩個平行時空，兩制的差距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點滴當中。

自2014年雨傘運動起，「公民抗命」的意念在香港家喻戶曉，五年後的九子審判，戴耀庭的結案陳詞更是將公民抗命的本土化論述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公民抗命是美國詩人梭羅提出的壹項政治概念，即公民面對不公不義的現實沈痾，進行公開與和平的抗爭，美國思想家漢納‧鄂蘭更是將公民抗命視作拯救共和的最後手段，「當壹個國家既有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運作，權威盡失，政治實踐的非常時刻當然地出現了，正是這非常時刻，講自願結社轉變為公民不服從，將異議變成抵抗」。漢納‧鄂蘭論述的是上個世紀六〇年代的越戰與黑人民權運動之際的美國，其內涵同樣適用於反送中抗爭的香港：后傘運時代新舊勢力纏鬥與激蕩，百萬港人突發的聚集，警民對峙空前嚴肅緊張，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香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反送中抗爭是雨傘運動的延續，若無民主，法制與自由隨時可能不保，兩場逆權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抗爭者的價值交集，傘運是向前爭取真普選，五年後的反送中則是堅守自由與法制的背水壹戰。恍惚間，香港彷彿從東方之珠衰變為悲情城市：輾轉于胡椒水與橡膠子彈間的學子、怒吼與啜泣的母親以及兩條原本鮮活的生命。

連場的反送中抗爭，沒有領袖與策劃，無人可以約束，完全碎片化，社運現場卻井然有序，堅守多時，現場抗爭者透過自身網路為其他者提供多種支持，夏愨道與金鐘上的香港市民相互扶持、同仇敵愾，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人都是領袖。

截至6月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已兩度道歉，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修法，但並未釋放被捕的抗爭者，並未撤回「暴動」定性，並未追究警方暴行，不過，經此壹役，官方形象已徹底破產，特首及其建制派人物所構建的以利益輸送為主導的官方紐帶遭遇主權移交以來最大的衝擊，其力量來自於香港的公民社會，這種超越利益，以理念與道義相連接社會結構與生活形態已然成型，無權者的權力是公民對正常生活的堅持，發軔于彼此對共同價值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