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一國兩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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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國兩制的原因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不能接受中共規定我們的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國兩制 我們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盤點十大邪教特徵 中共條條對號入座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麼,首先就會看到這裡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麼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麵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麵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麵包而已。這些麵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起底共產黨叢書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闆的作坊所製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製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里制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製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麵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製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佔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制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壹個特徵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徵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裡。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佔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特徵。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麼好乾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徵——雇傭勞動。
什麼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髮、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里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里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制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僱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干,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飢餓的鎖鏈拴住,飢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僱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餘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鍊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裡,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飢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麵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乾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徵。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特徵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徵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係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麼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裡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裡買了麵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裡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裡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麵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係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麼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麼樣的關係。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係就叫做生產關係。
不難看出,生產關係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係。在奴隸制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又是壹種,其餘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對勞動力的剝削
有必要向資產者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確信,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有教養的」人高明得多,因為前者對最難的經濟論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後者對這種複雜的問題卻終身也解抉不了。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法,彷彿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勞動。這壹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帳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裡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謬誤和混亂。 經濟學碰到了這洋壹個事實,即壹切商品的價格,包括被它稱作「勞動」的那個商品的價格在內,不斷地發生變動;它們由於那些往往與商品本身的生產毫不相關的各種各洋的情況的影響,忽而上漲,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覺得價格通常是由純粹的偶然情況來抉定的。當經濟學作為科學出現的時候,它的首要任務之壹就是要找出隱藏在這種表面支配著商品價格的偶然情況後面,而實際上卻自己支配著這種偶然情況本身的規律。在商品價格不斷地時而上漲,時而下降的變動和波動中,它要找出這種變動和波動所圍繞的穩定的軸心。壹句話,它要從商品價格出發,找出作為調節價格的規律的商品價值,價格的壹切變動都可以根據價值來加以說明,而且歸根到底都以價值為依歸。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抉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洋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壹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壹個撤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彷彿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壹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壹商品追加壹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同李嘉圖這洋的經濟學家們壹起間單地說,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抉定的,那麼我們在這裏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裏指出這壹點就夠了。其餘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和《資本論》第壹卷里找到。 可是只要經濟學家將價值由勞動來抉定這個觀點應用到「勞動」這個商品上去的時候,他們馬上就陷進壹連串的矛盾之中。「勞動」的價值是由什麼抉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勞動來抉定的。但是,在壹個工人壹天、壹星期、壹個月、壹年的勞動裏面,包含有多少勞動呢?包含有壹天、壹星期、壹個月、壹年的勞動。假如勞動是壹切價值的尺度,那麼我們只能用勞動來表現「勞動的價值」。但是假如我們只知道壹小時勞動的價值等於壹小時勞動,那麼我們對壹小時勞動的價值就絕對地毫無所知。這洋,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總是在壹個圈子裡打轉。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企圖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它的生產費用。但是勞動的生產費用又是什麼呢?為了答覆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對邏輯施加壹些暴行。他們不去考察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遺憾得很,這是不能確定的),而去考察什麼是工人的生產費用。而這種生產費用是可以確定的。它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改變的,可是在壹定的社會狀況下,在壹定的地方,在壹定的生產部門中,它同洋是個特定的量,至少在相當狹小的範圍內是個特定的量。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的條件下,在這裏,居民中的壹個人數眾多並且不斷增長的階級,只有為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原料)和生活資料佔有者工作以掙得工資,才能生存。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工人的生產費用就是為了使工人具有勞動能力,保持其勞動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離生產時用新的工人來代替他,也就是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夠以必要的數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數量,或者是這些生活資料的貨蔽價格。現在我們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貨蔽價格是平均每天3馬克。 這洋,我們這個工人從雇他的資本家那裡得到壹天3馬克的工資。資本家藉此讓他壹天工作譬如說12小時。在這當中,資本家大致是這洋盤算的: 假定我們的這個工人——壹個鉗工——應當做出他在壹天里所能做成的壹個機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製成必要洋式的鐵和銅——值20馬克。又假定蒸汽機的耗煤量,以及這蒸汽機、旋床和這個工人所使用的壹切其他工具的損耗,按壹天時間和按他所佔的份額計算,值1馬克。壹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3馬克。總共算起來,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要耗費24馬克。但是資本家卻打算平均從零件購買者手上取得27馬克的價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費用多3馬克。 資本家裝到自己腰包里去的這3馬克是從哪裡得來的呢?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價值出賣的,也就是按照相當於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勞動量的價格出賣的。於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的平均價格——27馬克——就和它的價值相等,即和它裏面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等。但是,在這27馬克當中,有21馬克是在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開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價值;20馬克包含在原料中,1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當時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經按這壹價值額降低了的機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 馬克被加到原料的價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們那些經濟學家自己的假定,這6 馬克只能是從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個勞動中產生的。這洋壹來,他12小時的勞動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因此,他的12小時勞動的價值就等於6馬克,這洋我們就會終於發現什麼是「勞動的價值」了。 「等壹等」!——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說,——「6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3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發誓說,我的12小時勞動的價值只等於3馬克,假使我向他要6馬克,就要被他嗤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勞動價值問題的時候,我們曾經陷在壹個圈子裡走不出去,那麼現在我們又完全陷進壹個不能解抉的矛盾之中。我們尋找勞動的價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卻多於我們所需要的。對於工人說來,12小時勞動的價值是3 馬克;對於資本家說來卻是6馬克,資本家從這6馬克中拿出3 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餘3馬克則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這洋看來,勞動不是有壹個價值,而是有兩個價值,並且是兩個極不相同的價值! 如果我們把貨蔽所表現的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那麼這個矛盾就顯得更加荒謬了。在12小時勞動時間內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就是說,在6小時內創造的是3馬克,即工人勞動12小時所得到的那個數目。工人勞動了12小時,而他當作等價物得到的卻是6小時勞動的產品。因此,或者是勞動有兩個價值,其中壹個比另壹個大壹倍,或者是12等於6!兩種情況都是極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洋掙扎,只要我們還是講勞動的買賣和勞動的價值,我們就不能夠擺脫這種矛盾。經濟學家的情況就是這洋。古典經濟學的最後壹個分支——李嘉圖學派,多半是由於不能解抉這個矛盾而遭到了破產。古典經濟學走入了絕境。從這種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 經濟學家所看作「勞動」生產費用的,並不是勞動的生產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而這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賣他自己的未來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擔在壹定時間內完成壹定工作的義務。但是,這洋他就不是出賣勞動(這勞動還待去完成),而是為了獲得壹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壹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為完成壹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是,這個勞動力是同工人本身長在壹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產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壹致的;那些被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生產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因而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這洋壹來,我們就能從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進而談到勞動力的價值,並確定為生產壹定質量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的那壹節里也就是這洋做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 那麼,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後,就是說為了獲得預先講定的工資——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後,情形又怎洋了呢?資本家把這個工人帶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廠里去,在那裡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種東西:原料,輔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機器。於是工人就在這裏開始工作起來。假定他壹天的工資跟前面所假定的壹洋是3 馬克,——至於他是以計日工資還是計件工資獲得這筆工資,那沒有什麼關係。這裏我們還是照前面那洋假定,工人在12小時內用自己的勞動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個新價值是資本家在出賣成品的時候實現的。從這6馬克中,他付給工人3馬克,剩下的3馬克則留給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時里生產6馬克的價值,那麼在6小時里他所創造的就是3馬克的價值。這洋,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6小時之後,就已經把包含在工資中的3馬克等量價值償還給資本家了。在6小時勞動以後雙方兩訖,誰也不欠誰壹文錢。 「等壹等!」——現在是資本家叫起來了,——「我僱工人是雇的壹整天,是12小時。6小時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時做完,只有到那時我們才算是兩訖!」於是這個工人實際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願」簽訂的合同,根據那個合同,他為了值6小時的勞動產品,應該去工作整整12小時。 計件工資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在12小時內製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機器的損耗共計2馬克,而每件商品卻賣2 1/2馬克。這洋,在上面所假設的同洋條件下,資本家只付給工人每件商品25 分尼。12件就是3馬克;要得到這3馬克,工人必須工作12小時。資本家從12件商品上得到30馬克。扣除原料和機器損耗共24馬克外,還剩下6馬克,從這6馬克中,他拿出3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餘3馬克放進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壹洋。這裏工人為自己工作6小時,即為償還自己的工資而工作6 小時(在12小時中,每小時為自己工作半小時),而為資本家工作6小時。 那些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從「勞動」價值出發而無法解抉的困難,壹到我們用「勞動力」價值來作出發點,就消失不見了。在我們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壹洋的商品,但卻是壹種完全特殊的商品。這就是說,這個商品具有壹種獨特的特性:它是創造價值的力量,是價值的源泉,並且——在這當使用的時候——是比自己具有的價值更多的價值的源泉。在現代生產狀況下,人的勞動力不僅僅在壹天里能生產超過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價值;而且隨著每壹個新的科學發現,隨著每壹項新的技術發明,勞動力的壹天產品超出其壹天費用的那個餘額也在不斷增長,因而工作日中工人為償還自己壹天的工資而工作的那壹部分時間就在縮短;另壹方面,工人不得不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報酬的那部分時間卻在延長。 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當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產全部價值的唯壹的階級。因為價值只是勞動的另壹種表現,是我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表示包含在壹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壹種表現。但是,這些由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不屬於工人,而是屬於那些佔有原料、機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從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只取回壹部分。另壹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裡並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壹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洋,隨著每壹項新的發明和發現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壹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壹點也不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縮減。 但是,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擠的發明和發現,這種每天空前大量增長的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終於造成壹種定會使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陷於滅亡的衝突。壹方面是不可計量的材富和購買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壹方面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無產階級化,變成雇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得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這就使得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時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卻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極度的貧困。社會的這種狀況壹天比壹天顯得越加荒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應當被消除,而且能夠被消除。壹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當代的階級差別將消失;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壹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後,——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壹步發展壹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壹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
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一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裏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2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3。《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4。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5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6,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7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8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9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与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与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
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10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11。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12。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13。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14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
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15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与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与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
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藉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
這個問題就很明了,鄧右的支持者:「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佔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占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佔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佔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裏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裡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藉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与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工廠里的廠領導的工資和高級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時代工廠領導(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和工人的工資差距如果是壹兩倍,那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么?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類按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佔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共匪只是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中共打壓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行為本質上是在維護資方的利益,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應該懂得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不要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們如果可以理解勞動價值理論,自然會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与了投資,參与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与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資 本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什麼是資本了。首先,資本,不論其形式是貨幣,是機器、原料、廠房,還是製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是用來為生產新的價值,生產剩餘價值服務的。資本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和廠房都是資本。但是,機器和廠房是否永遠都是資本呢?當然不會。如果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是協作經濟,如果它是為自己而生產的,那麼,不論是機器,還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資本,因為它們不是為少數富人榨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說,機器只有在被資本家階級私人佔有時,並被作為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剩餘 價值的條件時,才成為資本。在這裏,價值的形式並不重要;這種價值可能表現為金幣形式,也可能表現為紙幣形式,工人用它們來做工,也可能表現為原料的形式,工人們用它們製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現為製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後再把它賣掉。但是既然這種價值是用於生產剩餘價值的,所以它就是資本。
資本常常脫掉壹種外殼和穿上另壹種外殼。確實如此,我們且看這壹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1.資本家還沒有買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他極希望僱用工人、置備機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夠開工生產,等等,暫時他手裡除了錢之外,還什麼都沒有。在這裏,資本表現為貨幣形式。
2.資本家帶著這筆錢來到市場(自然不是他自己去;為此有電話和電報,許許多多的奴僕等等)。在這裏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回到工廠,錢是沒有了,但是卻有了工人、機器、原料、燃料。現在所有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商品了。它們不再是商品,因為不再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賣了。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貨幣的形式去掉了,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工業資本的形式。
接著開始工作。機器開動了,輪子旋轉起來,操縱桿在來回搬動,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機器在磨損,原料在消耗,勞動力在耗盡。於是,
3.所有這些原料,機器的磨損部分,提供勞動的勞動力,慢慢地變成了壹堆堆商品。這裏資本又脫離了工廠原有的實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現。這就是商品形式的資本。然而,經過生產之後,資本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外形,而且還增加了自己的價值。因為在生產中,又多出了剩餘價值。
4.但是,資本家強迫生產商品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市場,為了出賣。堆積在他的工廠倉庫里的貨物壹定要賣出去。起初,資本家是以買主的身份到市場去。現在,他應當以賣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裡拿的是錢,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產資料)。現在,他手裡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錢。壹旦他的商品被賣掉了,那麼,資本就從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貨幣形式。然而,資本家得到的貨幣數量,已經不同於他當初付出去的數量了,因為外加了整個剩餘價值的數量。
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到此結束。增加了的資本再次周轉,獲得了更大數量的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的壹定部分併入資本,又開始新的周轉,如此等等。資本象壹個雪球,越滾越大,隨著每壹次的滾動,剩餘價值越來越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
資本就是這樣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剩餘價值和到處擴散的。資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長,是因為其特殊的屬性。當然,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的現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們拿農奴制時的地主或奴隸制時的奴隸主為例。他們騎在他們的農奴和奴隸的頭上作威作福。農奴和奴隸生產的壹切東西都被地主、奴隸主自己,或被他們的僕從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時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商品也沒有地方去賣。就是說,如果地主或奴隸主強迫自己的農奴和奴隸生產出堆積如山的麵包、肉、魚等等,那麼,他們的這些東西就會爛掉。那時的生產只以地主及其奴僕們的肚皮需要為限。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這裏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為了利潤。這裏生產商品,是為了出賣,為了賺錢,為了積累利潤。利潤越多越好。因此,資本家階級瘋狂地追求利潤。這種慾望是無止境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軸心,是主要的推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
現在有必要看壹看,資本主義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究竟好還是不好。任何壹件東西,只有在它的各個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嚴密時,才是堅實和完好的。我們拿鍾錶的機械為例。只有每壹個齒輪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時,表才能準確無誤地走動。
現在來看壹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結構上遠不是象想象的那樣堅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資本主義制度下缺乏有組織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只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每壹個企業家、資本家(或資本家同盟)在生產商品時是互不通氣的。工廠主強迫工人生產不是看整個社會需要什麼,而僅僅是盤算著獲取更多的利潤和在市場上打敗自己的競爭者。因此有時商品生產得過多(當然說的是戰前時期),找不到銷路(工人買不起,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就出現危機: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引起了市場的鬥爭:每壹個人都想奪走別人的所有買主,把他們引誘過來,自己獨佔市場。這種競爭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兩個工廠主之間的鬥爭開始,壹直到資本主義各國為在全世界瓜分市場而發動世界大戰為止。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的壹些組成部分不但相互牽扯著,而且相互直接衝突著。
因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第壹個基本的不協調性,這壹點已在危機、競爭和戰爭上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基本的不協調性是它的階級結構。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不是壹個社會,而是兩個社會:壹個是資本家,另壹個是工人和貧民。二者處於經常的、不可調和的、無休止的敵對之中,這種敵對叫做階級鬥爭。在這裏,我們又壹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處於不斷的衝突之中。
資本主義不會毀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這樣壹點。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即在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時,如果我們發現它的不協調性變得越來越少,那我們就可以祝它還能長命百歲;相反,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劇烈地互相排擠,這個社會裡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變為深不可測的鴻溝,所以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必然會走向滅亡 我們堅決反對中共規定我們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一國兩制 資本主義只會讓台灣走向滅亡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的社會危機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鬥爭
(壹)小生產和大生產在工業中的鬥爭。擁有上萬名工人和設有巨大而奇異的機器的大工廠並不是壹向就有的。它們的出現是逐漸的,並且在幾乎完全破產的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殘骸上發展起來的。要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注意到這樣壹種情況,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爭奪買主的鬥爭即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鬥爭中誰能得勝呢?誰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並且使他離開自己的競爭者(對手),誰就是勝利者。而要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1。而誰又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呢?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很明顯,大工廠主比小工廠主或手工業者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價值比較低。大生產在這裏具有大量的優越性。首先,大生產的優越性在於,企業資本家能夠裝備較好的機器,使用較好的工具和各種器械。手工業者、小業主的日子很難過,壹般都用手搖機床幹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機器,因為他們沒有添置機器的這筆錢。小資本家也同樣沒有力量採用最新式的機器。因此,企業越大,技術就越完備,勞動就越有成效,廠主在製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費也就越少。
在大工廠里,甚至有自己的科學實驗室,經常進行各種新的發明,並且把科學同生產結合起來。這些發明屬於本企業的秘密,只供本企業享用。在小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情況下,幾乎事件產品都是由同壹個工人來做;在用機器勞動和很多工人的情況下,壹個工人只做產品的壹部分,另壹個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個做第三部分,等等。這樣,工作進展就會大大加快(這就叫分工)。這方面的優越性如何,下面就是這份材料。製造十個犁。手工方式製做:總共享兩個工人,干十壹種不同的工作,共享了壹千壹百八十個小時,得到五十四元。用機器製做同樣的東西,有五十二個工人,分九十七種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類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個小時二十八分鐘,得到七點九元(可見時間花費少得多,勞動價值也便宜得多)。製造壹百個鍾錶齒輪。手工方式製做:有十四個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種工作,用了三十四萬壹千八百六十六個小時,得到八萬零八百二十二元。機器製做:有十個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種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時,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織五百碼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個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個小時,得到壹百三十五點六元。用機器:有二百五十二個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時,得到六點八壹元。這類的例子是可以舉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產部門,如機車、戰艦的製造和採礦業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術才能管理,這是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所完全辦不到的。
大生產在各方面都能節省,如廠房、機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勞動力、廢物利用等等。確實,我們假設以壹千個小作坊和壹個與這些小作坊生產能力相等的大工廠來比較,建設壹座大而好的廠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個小作坊里損耗就比較大(丟失、浪費等等);壹個大工廠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個小屋子更容易解決;諸如收拾、打掃、守衛、維修等等也比較容易。壹句話,大工廠里在各方面都比較經濟節省。
在購買原材料和生產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時,大經濟也處在有利的地位。按批發價購買商品比較便宜,而且質量更優良;況且大工廠主很了解市場,知道在哪裡購買更便宜。同樣,小企業在出賣它的商品時總是吃虧。大工廠主不但很了解什麼地方能高價出售(為了這個目的,他擁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經常與交易所打交道,在這兒收集各種商品銷路的情報,他幾乎與全世界都有聯繫);除此之外,他還能夠等待時機。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現在價格低,他可以把這種商品放在倉庫里存起來,等價格上漲以後再拿出來賣。小業主就不可能這樣做。他靠賣東西為生。他壹賣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錢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沒有剩餘。所以他無論如何也必須把商品賣掉,否則他就要餓死。很清楚,他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此外,大生產還具有壹個優越性:信貸。如果大企業家急需要錢的話,他隨時都能借到。無論哪家銀行總是願意把錢借給「名牌」企業,並且要的利息也比較低。而對微不足道的小業主卻幾乎沒有人信得過。即使信得過,那利息也高得出奇。這就使小生產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魔爪。
大經濟所具有的這些優越性告訴我們,為什麼小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破產。大資本戰勝了它、奪走了買主、使它破了產,使它的主人變為無產者或流浪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小業主仍在繼續為爭取生存而奔波。他使盡自己全身力量,親自工作,並強迫他的工人和家裡人拚命勞動,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向資本讓位。經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個獨立的小業主,實際上卻完全依賴於大資本家,為大資本家工作,沒有大資本家,他寸步難行。小生產者時常依附於高利貸者,他僅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為這個貪殘的剝削者工作;或者依附於購買他的商品的收購商;或者依附於他所為之工作的商店(這裏,他的獨立也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那個大商店資本家的雇傭工人);常常是資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時提供原料和工具;從這裏已經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業者已成為資本的名符其實的附庸;還有另外壹些依附於資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業附近,有時設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非是工廠的壹個小小螺絲釘——僅此而已。在這裏,它們只在表面上是獨立的。有時可以看到,破了產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本家,從壹個生產部門或商業部門被趕出來,又轉到另壹個大資本的勢力還不很強大的部門中去。特別是破了產的業主常常變為小商販,等等。大資本就是這樣壹步壹步地、從各方面把小生產排擠掉。僱用幾千、甚至幾萬工人的巨大企業在增加。大資本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宰者。個體勞動所有制日漸消失,為大資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產和大生產在農業中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農業中也有象在工業中進行的那種小生產和大生產的鬥爭。有象資本家經營自己的工廠那樣經營自己的莊園的地主,有大富農、中農、自己經常到外邊或者給地主和富農打短工的貧農,還有僱農——這壹切都象工業中有大資本家、中等工廠主、手工業者和雇傭工人壹樣。在農村也和城市裡壹樣,大地產總比小地產組織得完善。
大農場主可以運用先進技術。使用農業機器(電犁、蒸汽犁、收割機、割草機、割捆機、播種機、脫粒機、蒸汽脫粒機等等)對於小農業主和農民來說,往往幾乎是根本辦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業者沒有必要添置昂貴的機器(他也沒有錢買,就是買了也得不償失),同樣,農民也不會買蒸汽犁,即使他買了也用不上,因為要賺回買這種大機器的本錢,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種僅僅養活壹只雞的壹小塊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機器和工具,取決於土地的數量。壹架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頃(壹公頃等於十分之九俄畝)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條播機、收割機、脫粒機——需有七十公頃;蒸汽脫粒機——需有二百五十公頃;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頃。現在,有的地方已使用電力機器耕作,但也同樣需要有大的農場才行。
灌溉、沼澤地的排水、挖渠(安裝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設田間鐵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農場主才能辦到。大農場和工業中的情形壹樣,在工具、材料、勞動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較節省。
在大農場里,每畝土地所需的田間小道、柵欄和籬笆也將會少些,掉落在田間小道上的種子也會少些。
除此之外,大農場主可以僱用農藝師,完全按照正規辦法經營自己的農業。
在貿易和貸款方面,情況也和工業壹樣:大農場主比較了解市場,他能夠等待時機,能比較便宜地購買所必需的壹切,比較貴地出賣自己的產品。小農戶只剩下壹條路:拼出全身的力氣奮鬥。小農業只有通過緊張勞動、減少自己的消費和節衣縮食的辦法來維持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也只有這樣它才能倖存下來。還有壹種東西對小農戶的破壞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賦稅。資本主義國家把巨大的負擔加給小農戶: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給農民的賦稅,也就明白了,——任妳傾家蕩產,稅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說,農業中的小生產比工業中的小生產生命力要強壹些。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滅亡得相當快,而各國農村農民經濟的根基還稍微牢固壹些。但是,這裏也同樣的出現了大部分人的貧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麼明顯。有時從土地數量上看,農場似乎並不大,而實際上,它卻大得很,投資既多,雇的工人數量又很可觀(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園主)。有時相反,有很多農戶,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他們差不多等於雇傭工人:他們或是受雇在鄰人的莊園里幹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裡做工。在農民群眾中發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業者中發生的壹切壹樣。他們中壹少部分人成為富農-土豪(店主、高利貸者,這些人逐漸增大自己的地產);其餘的人或者堅持著,或者最終破產:賣掉牛馬,成為無馬農民;後來份地也不見了,於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為僱農。無馬農民變為雇傭工人,僱用工人的富農-土豪變為地主或資本家。
這樣,在農業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機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地主手裡,而千百萬工人都為他們幹活,千百萬農民得依附於他們。
在資本發達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莊園,那裡的工作和工廠壹樣。象工廠只生產某壹種產品壹樣,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種滿了草莓,或者種滿了果樹;有專門的家禽業;在種植小麥的地方是使用機器勞動。很多部門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例如,有「雛雞大王」(幾乎壹切雛雞的生產都集中在這個資本家手裡),「雞蛋大王」等等。
無產階級的依附地位,勞動後備軍,女工和童工勞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變成雇傭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民、商人、破了產的中等資本家——壹句話,壹切被拋棄的人,壹切被大資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財富不斷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裡,人民群眾日益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
由於中間階層和中等階級不斷破產,工人的數量總是多於資本的需要。這樣,資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須為資本家幹活。他要是不願意,資本家可以找到千百個其他人。
但是,這種對資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單單是由於各居民階層的破產。資本對工人的統治不斷加強,還因為資本經常裁剪它所多餘的工人,並用這些工人來為它建立起壹批後備的勞動力。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情況是這樣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每壹個工廠主都在努力為自己降低商品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斷引進機器。但是,這種機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為多餘的人。引進機器,這就是說,壹部分工人要被解僱。這些人由工廠的在業工人變為失業者。而由於引進新機器的做法處處都在採用,不是在這個生產部門,就是在那個生產部門,所以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就始終存在著失業。要知道,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給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為他們帶來利潤的工人拋向街頭。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確實看到,大城市裡經常有著大量的失業者。這裏,無論是中國工人,還是台灣工人,都是從遙遠的地方來找工作的破產的農民,還有剛剛流落到城市的農村青少年,以及從前的小店主和手工業者;但是,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到在工廠幹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紡織工人,他們是由於引進了新機器而被趕出工廠的。這些人加在壹起就構成了資本的後備勞動力的來源,或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存在,經常性的失業使資本家有可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依附地位和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資本利用機器從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從前更多的金錢;另壹部分工人卻因此而被拋棄街頭。而被拋棄街頭的工人又成了資本家手裡的鞭子,用來驅使在業的工人。
產業後備軍造成了人們的極端野蠻、貧困、飢餓、死亡甚至犯罪的現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漸變成了酒鬼,淪為流浪漢、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滿了這類失業者的街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形成壹個新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勞動,已不再是無產階級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叫做流氓無產階級。
機器的使用還產生了壹種女工和童工勞動,這種勞動更便宜,因而對資本家也更有利。過去,在出現機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時甚至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而現在連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機器幹活,只要還未傻到不會揮手或動腳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機器出現以後採用女工和童工勞動的做法越來越廣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比較馴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師和上司對他們所說的壹切。所以工廠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並強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鑄成作為他的利潤。
這樣壹來,工人的家庭解體了。既然妻子,有時連孩子都在工廠,那還有什麼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婦女進了工廠,成為女工,那她們就和男人壹樣時時感受到失業的威脅。資本家也同樣會把她們趕出門外;她們也在加入產業後備軍的行列;她們和男人壹樣也會沈淪到社會最底層。由此就出現了賣淫,即婦女把自己出賣給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沒有吃的,沒有工作,到處被人轟趕;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憐,這就使她們不得不間或出賣自己的肉體。後來這種新行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職業娼妓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佔有很大的數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數以萬計這種不幸的婦女。資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妓院,妓女們成了利潤和發財的源泉。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發明出越來越好的機器、建設越來越大的工廠和商品數量越來越增加,也就越發加深了資本的壓迫、產業後備軍的貧困和災難、以及工人階級對其剝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時,人們會直接縮短的勞動日,愛惜自己的體力,節省自己的勞動,關心自己的休息。而當資本家引起機器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利潤:他沒有必要縮短勞動日,這隻會使他遭受損失。資本家使用機器不是為了解放人,而是為了使人淪為奴隸。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用於機器設備、各種裝置、寬闊的廠房、巨大的高爐等等;而用於僱用工人的資本反而越來越少。從前手工業勞動時,用於手搖車床和其他工具的費用並不大;幾乎全部資本用於僱用工人。現在正相反:絕大部分用於添置各種機器設備,而這就是說,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產者的數量增加得那樣快,這些破產者都變成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越發達,資本對工人的壓迫越重,因為越難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艱難。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
工人階級的災難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不是為公眾帶來好處,而是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給很多工人帶來失業和破產。但是這些災難的加重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很糟糕。私有制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總的計劃。每壹個工廠主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爭取買主,同他們「競爭」。
現在產生了壹個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鬥爭是緩和了還是加強了。
初看起來,可能覺得這種鬥爭緩和了。的確,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少;大的吞併了小的;過去上萬個不同的企業主互相鬥爭——競爭很殘酷;現在這些競爭對手少了——鬥爭變得不那麼尖銳了。說是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不錯,競爭對手是減少了。但是每壹個競爭對手變得比以前的競爭對手更強大和更有力了。他們的鬥爭比過去變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靜了,而是更殘酷了。在這裏,它們的鬥爭不但靠低廉的價格,而且還靠政治權力所帶來的行政壟斷。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僅僅是在競爭者的數量方面減少了,然而它的殘酷和破壞程度卻越來越加深了。
還有壹種現象必須指出:這裡是所謂的危機。這些危機是什麼樣子?表現在哪裡?事情是這樣的。有壹天人們忽然發現生產出的各種商品過了量。價格跌落,可是商品卻無銷路。倉庫里各種各樣的產品堆積如山,可就是賣不出去,因為沒有買主。當然有很多飢餓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無幾,他們能買的東西,幾乎壹點也不能超過他們平時所購買的數量。於是破產開始了。在壹種生產部門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業支持不住而破產、倒閉;接著是更大些的企業。然而這壹生產部門本來是從另壹個工業部門購買商品的,而另壹個部門又是向另壹別的部門購買商品的。譬如說,成衣企業向制呢企業購買呢子,而制呢企業又向生產毛的企業購買毛等等。成衣企業破產了,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再向制呢商購買呢子了——制呢工廠開始破產,緊接著生產毛的部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處的工廠開始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流落街頭,失的人數增加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時更加糟糕。而生產出的商品卻很多。倉庫都要被撐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常常是這樣:工業是蒸蒸日上的,工廠主的事業發展得很可觀;後來,突然——倒閉、破產、失業;緊接著是事業停滯;再往後又重新好轉,接著又十分順利地發展;然後再壹次倒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周而復始」。
人們因為財富而變成了乞丐,這種奇怪的狀況說明了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回答的。然而卻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亂狀態,即通常所說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每壹個企業主和工廠主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生產,自己對自己負責。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過多(商品過剩)的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即當生產不是為了市場的時候,生產過剩不是什麼危險的事。而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則完全是另壹回事。在這裏,任何壹個工廠主為了購買繼續生產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須賣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個地方由於生產混亂而使機器停轉了,那麼這種情況立刻就會由這壹部門影響到另壹部門——普遍的危機爆發了。
這些危機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大批商品毀掉了。小生產的殘餘就象被鐵掃帚掃過壹樣。部分大企業也破產了。所有企業都很難站得住腳。
當然,危機的主要災難是落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壹些工廠完全倒閉,另壹些則壓縮了生產,每周只有幾天工作,還有壹些暫時關閉。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產業後備軍擴大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貧困和遭受的壓迫也隨之加深了。在危機期間,工人階級本來就很困難的境況更加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缺點:第壹,它是「無政府的」(它的無組織性);第二,它實際上是由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還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競爭表現出來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壹切更加尖銳,更加不協調和更帶有破壞性。在這裏,社會的不協調性不是減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分成兩部分,即分成階級的現象也同樣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階級之間的分化和裂痕同樣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這壹頭——資本家那裡聚積著地球上的壹切財富,在另壹頭——被壓迫階級那裡聚積著壹切貧困、痛苦和眼淚。產業後備軍產生了壹個蛻化、粗野、徹底貧困化了的社會階層。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資本家也越來越不壹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過去,有壹些中小資本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爺過著從前任何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生活。不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有所改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工資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時期內,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快。現在工人群眾和資本家的差別真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資本家,這完全是另壹種人,真是高不可攀。資本主義愈發達,壹小撮最富有的資本家升得就愈高,橫在這壹小撮無冕皇帝和千百萬淪為奴隸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也就愈深。
我們說過,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潤增加得更快,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時期內,利潤卻空前增加。就是說,尤其在最近壹個時期,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極其迅速地加劇了。
十分明顯,既然這種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那麼它遲早會導致工人同資本家的衝突。假如他們之間的差別減少了,假如工人的狀況越來越接近於資本家,那當然會是「平安無事,謝天謝地」。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同資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離得越來越遠。這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尖銳化。
在中國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極力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將生活得越來越好。他們斷言工人會逐漸地富起來,自己也會變成資本家。當然,這壹切都純屬謊言。實際上,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較,工人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
階級鬥爭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種利益實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壹樣。
任何人都不難了解,資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時間儘可能長,而付給他們的工資儘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儘可能少而工資儘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階級自產生時起,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進行的鬥爭就開始了。
這種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平息過。但這種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為了多得幾塊錢。在壹切地方,只要那裡有資本主義制度,工人群眾都堅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工人們開始思索,怎樣才能用壹種公平的、勞動的、平等友愛的制度來代替這可恨的制度。這樣就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已蘊藏著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為什麼?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把最廣大階層的人民變為無產者。大資本的勝利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的破產;它不斷地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每壹步發展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人數。無產階級就象壹個巨大的多頭蛇式的怪物;砍掉壹個頭,又長出另外十個。當資產階級鎮壓了工人起義時,它就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使幾萬、幾百萬小業主和農民破產;把他們拋在資本家的鐵蹄之下,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了。但是,工人階級不僅從數量上變得強大了,除此之外,它還越來越團結。為什麼?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廠增加了。而每壹個工廠里聚集著幾千名,有時幾萬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壹起並肩地勞動著。他們看到了資本家老闆是怎樣在剝削他們。他們看到了工人與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志。聯合在壹個工廠里的無產者在各自的工作中養成了共同行動的習慣。他們之間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見。所以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增加了,而且團結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廠增加得越快,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快,城鄉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得也就越快。這就造成了人口在數百萬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結果在相對不大的空間里——在大城市裡——集結了巨大數量的居民,在這些居民當中,工廠的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他們棲身於擁擠、骯髒、煙氣騰騰的街區里,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闆卻住在豪華的私邸。這壹小撮人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少。工人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他們團結得也越來越緊密。
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必定以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不管資產階級玩弄什麼詭計,工人階級遲早會同資產階級發生激烈的衝突,把它從寶座上推下去,砸毀資產階級的強盜國家,並建立自己新的、勞動的、共產主義的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場鬥爭中產生了三種主要形式的工人組織,這就是:按照職業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工會;合作社,主要是以擺脫經紀人-商人為目的的消費合作社;最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政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寫的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越尖銳,工人運動的壹切形式越應在壹個共同的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上聯合起來。那些對事物持正確態度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始終認為,必須在壹切工人組織中實行緊密的團結和合作。例如,他們說,工會和無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行動統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會在政治態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關心),而應當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同前進。
最近壹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又出現了幾種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階級政黨統治的國家。關於這壹點,我們以後會在的很多地方都將談到。
因此,我們從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觀察中可以準確無誤地作出如下判斷:資本家的數量減少了,但他們卻變得更富有,更有勢力;工人的數量越來越增加,同時他們的團結也越來越增強了,儘管發展還不平衡;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這兩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衝突,也就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與其讓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不如我們先結束資本主義的罪惡。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活動的本質以及商業資本家對商業工人的剝削
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裡,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裡,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製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恆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裡,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裡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裡,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里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裡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后,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后,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卧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義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
剩餘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裡,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佔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后,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制帽業里,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僱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里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裡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佔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但是這種剩餘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里,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里壹樣。只要資本和剩餘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餘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餘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製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裡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餘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儘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里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徵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徵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里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后,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餘價值,還要使剩餘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餘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餘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餘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麼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后,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后,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餘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餘價值率不變),那麼,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餘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餘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后,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餘價值率是100%,那麼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后,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麼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餘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採購、廣告等),委託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与剩餘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餘價值。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餘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餘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餘價值量和提高年剩餘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餘價值總量中所佔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佔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餘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麼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甦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里,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后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獃滯,商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裡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麼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划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里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麼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裡。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与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里,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里,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裡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裡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複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裡各城市間的聯繫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佔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隻、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霉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製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併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麼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裡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裡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制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与剩餘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麼,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餘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餘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餘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餘價值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製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
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里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里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佔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係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麼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里弗優質白銀或十里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裡,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係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採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採用了鐵制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採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採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採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繫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麼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裡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裡,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複本位貨幣制),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採取了金本位制;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採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係。要想確定這種關係,必須注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裡去買麵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裡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
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子。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制。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里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採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採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裡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麼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裡,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裡,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採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里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里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裡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裡,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裡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佔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復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裡。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採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裡,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餘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隻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裡,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繫,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里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里,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划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里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佔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係數」或現款係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干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台。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係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係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義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里佔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里佔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佔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佔74%,在澳洲佔65%,在義大利佔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係的越來越錯綜複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裡,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麼,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划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症,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麼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採用複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鍊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採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倖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干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複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里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裡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儘管發行了大量紙幣,儘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餘。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餘。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里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隻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隻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餘,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餘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餘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餘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餘,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藉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採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採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里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里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麼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佔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佔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係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係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佔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製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嚮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製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製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佔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餘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係。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志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志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這裏只有間接關係,這種間接關係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採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甦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甦。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餘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麼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
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餘,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係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裡,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裡只有互助關係。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麼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裡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係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佔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里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裡,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里塔和馬里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係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裡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係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係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裡,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裡,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里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里,把財物放在家裡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託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里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託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
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義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檯。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裡,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採用銀行本位外又採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里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里勃里』(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里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里』(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里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託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餘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里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餘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于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義大利,再從義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營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義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伙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佔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里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裡,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義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制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佔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裡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里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係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里,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里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干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于其他目的,那麼,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筆錢壹大部分獃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藉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里,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制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係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制。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穫,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穫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係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穫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穫到來后,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餘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製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餘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餘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儘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麼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餘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干,而是壹定生產關係的產物,這種生產關係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佔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藉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髮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餘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餘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此外,還要注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係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裡,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實現越來越複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製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採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里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製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製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里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製造商在銀行戶里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製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製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製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併為托拉斯,合併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里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採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餘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里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里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与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伙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伙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儘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麼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徵求投資,並主動採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裡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佔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里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麼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里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裡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佔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麼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佔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佔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里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里出售,從而佔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里和經紀人手裡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製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干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餘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裡,譬如在台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么?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么?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餘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划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台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里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与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繫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係: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志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裡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志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于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于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里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佔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採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係;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
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係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裡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里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係。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餘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裡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裡,例如台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餘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裡,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裡,地租是社會剩餘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餘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佔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餘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麼,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佔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係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係,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係代替了契約關係,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裡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裡,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佔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製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里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佔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餘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干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係(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牆裡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餘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里,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採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裡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餘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台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裡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佔,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併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裡,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佔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穫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穫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穫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佔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佔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里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僱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麼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餘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佔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里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麼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麼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佔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麼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于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裡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餘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係,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餘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餘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于被非經營地主佔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佔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佔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佔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餘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佔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佔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佔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佔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採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佔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里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麼,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裡,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佔有村社土地相彷彿的現象。
生產關係與農村的所有制關係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繫在壹起的特殊關係,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採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裡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採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裡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佔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裡,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儘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儘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儘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儘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麼農業工人那麼貧困?為什麼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裡的生活,沒有城市裡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干,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裡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餘「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佔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裡,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裡,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佔有者,這個土地佔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裡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裡,「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佔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佔有者和機器佔有者打交道。這三種佔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裡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佔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佔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佔有者、資本佔有者和勞動力佔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佔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里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佔有者們去佔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餘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佔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佔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佔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麼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后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佔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佔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裡,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複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麼原因土地佔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佔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里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中共壓迫農民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徵收的實質上屬於地租的消費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已經徹底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麼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為了調節生產和社會中的矛盾,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在這個稅收中,國家扣除了維持國家機器的費用以後,就把壹部分用來建設公用事業,壹部分用來防止天災人禍,壹部分用來救濟需要救濟的人們。這就是著名的二次分配。社會生產就是這樣日復壹日的年復壹年的發展下去,國家就是這樣日復壹日的年復壹年的存在下去。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規律,就是指導社會生產,國家統治的指南。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係,壹種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係變成了物的關係。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恆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裡,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与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麼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餘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餘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餘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餘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餘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里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餘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麼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係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著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麼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麼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呆;雇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制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雇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複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里,我可以干,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麼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幹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里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
6,正是因為雇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直到這次發生的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污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污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污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雇傭勞動制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為什麼是剝削工人的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商品的價值與工人的勞動
如果沒有很認真的觀察,似乎商品的價值是壹種完全相對的東西,如果不研究某壹個商品和其它壹切商品的關係,就不能確定它的價值。其實,講到價值,講到某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我們指的是這壹個商品與其它壹切商品交換時的比例量。但是這時又發生壹個問題:商品相互交換的比例是怎樣決定的呢?
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些比例有無限的差別。就以壹種商品例如小麥來說,我們將會發現,壹夸特小麥同其它各種商品交換,幾乎有無數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麥的價值無論是用絲綢、黃金還是用其它某種商品表現出來,都依然是壹樣的,它必定是壹種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各種交換率顯然不同而且無關的東西。壹定能用壹種極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不同商品間的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說壹夸特小麥按壹定的比例與鐵交換,或者說壹夸特小麥的價值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鐵,那就是說,小麥的價值和它那個表現為鐵的等價物等於某個第三種東西,既不是小麥又不是鐵,因為我假定小麥和鐵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表現這同壹數量的。所以,這兩種商品中的每壹種,不論是小麥或鐵,都壹定能不依賴於另壹種而化成這個第三種東西,即化成作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東西。
為了說明這壹點,我舉壹個十分簡單的幾何學的例子。在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者比較三角形與矩形或其它某種多邊形時,我們將怎樣著手呢?我們把任何壹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壹種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積等於它的底邊和高相乘的壹半,我們就能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壹切多邊形的大小,因為每壹種多邊形都可以分解為壹定數量的三角形。
計算商品價值,也應當用這種方法。我們壹定能把壹切商品化為壹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壹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麼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的,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係。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麼,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作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採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于、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的價值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係,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係。
我想,妳們有許多人壹定要問:商品價值由工資來決定與商品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來決定,其間果真有什麼區別或多大的差異嗎?妳們應當知道,勞動報酬和勞動數量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例如,假定說壹夸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數量的勞動。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本傑明 富蘭克林在他的1729年發表的題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這個第壹篇論文里曾經用過,他也是壹個最先發現價值的真正實質的人。是的,我們已假定,壹夸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是等價的或等價物,因為它們都是凝結於它們本身的許多天或許多周的同等數量的平均勞動的結晶。我們這樣決定金子和穀物的相對價值,是否多少要參考壹下農業工人和礦工的工資呢?壹點也不。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勞動究竟怎樣支付,甚至是否採用了雇傭勞動,我們都不管,讓它作為完全沒有確定的問題。要是採用了雇傭勞動,這兩個工人的工資就很可能極不相等。壹個把勞動體現在壹夸特小麥上的工人可能只獲得兩蒲式耳小麥的工資,而那個開礦的工人卻可能獲得半盎斯金子的報酬。或者,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這種工資也可能在極不相同的比例上脫離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這種工資可能等於壹夸特穀物或壹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它某種份量。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超過或多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於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產品的價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卻不受工資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穀物和金子的價值、相對價值,完全不依所用勞動的價值來規定,即不依工資來規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對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按勞動的價值或工資決定商品價值這種同義反覆的方法全然不同。不過,這壹點我們在以後的探討過程中還要進壹步闡明。
在計算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必須把以前用於這個商品原料的勞動量以及消耗在協助這種勞動的那些裝備、工具、機器和房屋的勞動,加到最後所費的勞動量上。例如,壹定量棉紗的價值,是很多勞動量的結晶,即紡織過程中附加於棉花的勞動量,以前體現於棉花本身的勞動量,體現於煤炭、油料和其它各種生產輔助材料的勞動量以及用於蒸汽機、紗錠、廠房等等的勞動量的結晶。本來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如工具、機器和廠房,在反覆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再三使用壹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如果它們像原料那樣壹下子就消耗完了,它們的全部價值也就會壹下子轉移到它們協助生產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紗錠只是逐漸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據它的平均壽命和它在壹定時間內,例如在壹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來平均地計算。這樣,我們就計算出紗錠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計算出,例如壹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勞動量中,有多少是以前體現於紗錠的勞動。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麼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于或結晶于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蒸汽織機和手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一塊布,可憐的手織機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至18個小時了。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1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麼,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如果生產各種商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量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也會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其實不然。生產壹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隨著所用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多;勞動的生產力越低,在同壹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少。舉例說,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種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獲得同樣多的產品,就必須耗費更大的勞動量,農產品的價值也就會因而提高。另壹方面,如果壹個紡紗工人用現代生產資料,在壹個工作日內比他從前用手紡車在同壹時間內能把多幾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麼,每壹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勞動,就顯然只有以前的幾千分之壹,因而在紡紗過程中加在每壹磅棉花上的價值也顯然只有從前的幾千分之壹。於是棉紗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
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聚,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它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它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因此,作為壹般的規律,我們可以這樣說:
商品的價值與生產這些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與所耗費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以上只說了價值,現在我再講幾句關於價格這個價值所表現的特殊形式。
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例如,在古代,壹切商品的價值是用金的價格表現的,而在某些國家,主要是用銀的價格表現的。金或銀的價值,和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都是由開採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妳們用本國的大量產品,即凝結了妳們國內大量勞動量的產品,去交換那些出產金銀的國家的產品,即凝結了它們的大量的勞動量的產品。人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以貨換貨的方法才學會用金銀來表現壹切商品的價值,即為它們所消耗的各個勞動量。只要仔細看看價值的貨幣表現,換句話說,仔細看看價值向價格的轉化,妳們就會發現,這是壹個過程,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具有壹種既獨立又同質的形式,或者,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表現為等同的社會勞動量的過程。只要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亞當 斯密就稱之為自然價格,法國的重農學派則稱之為「必要價格」。
那麼,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係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妳們都知道,壹切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壹樣的,儘管生產條件因各個生產者而會有所不同。市場價格只表現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供給市場以某種數量的某種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會勞動量。市場價格是依據某種商品的總額計算的。在這個範圍內,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它的價值是相符的。另壹方面,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價值或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價值或自然價格,這種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市場價格背離價值的情形是常見的,但是正如亞當 斯密所說:
「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壹切商品的價格都不斷地趨向于這壹中心價格。各種偶然情況可能有時使商品的價格過高於自然價格,有時又使商品的價格略低於它。但是不管什麼樣的障礙使價格背離這個穩定而恆久的中心,商品的價格總是經常趨向于這個中心。」
我現在不能細談這個問題。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價格相當於它們的自然價格,也就是說,相當於它們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但是供給和需求必定經常趨向于相互平衡,雖然它們實現這種平衡只是靠壹個變動補償另壹個變動,靠下落補償上漲,或者反過來的情況。如果妳們不只是觀察每天的波動,而是分析較長壹段時期的市場價格的運動,例如像圖克先生在他的《價格史》中所做的那樣,妳們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波動,它們的背離價值,它們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補償的;所以,除了壟斷組織的影響和其它某些限制,這些我暫且不談,壹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說來總是按它們各自的價值或自然價格出售的。市場價格波動互相補償的平均時期,因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各不相同,因為,某些商品比另壹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給適合於需求。
說得更廣些,就算在較長的時期壹切種類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價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潤──不是指個別場合的,而是指各個行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的額外提高,或者來源於商品按超過其價值的價格出賣,那豈不荒唐。要是把這個觀點加以概括,它的荒謬就顯然可見了。壹個人作為賣者經常贏得的東西,總不免要作為買者經常喪失掉。如果說有些人是買者未必又是賣者,是消費者未必又是生產者,這也沒用。這些人付給生產者的東西,首先應該是他們從生產者那裡無償得到的。如果壹個人先拿了妳的錢,然後用妳的錢購買妳的商品,即使妳按高價把妳的商品賣給這個人,妳也決不會發財。這種交易可能減少虧損,但是決不能賺到利潤。
所以,要想說明利潤的壹般本質,就應該根據這樣壹個原理:平均說來,商品是按自己的實際價值出賣的,利潤是按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按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的比例出賣商品得來的。如果妳們不能根據這種假定來解釋利潤,妳們就根本不能解釋它。這好像是謬論,有悖于日常經驗。但是,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以及水由兩種易燃氣體所構成,也是謬論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謬論了。
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的工資
我們盡量簡略地分析了價值的本質,分析了壹切商品的價值的本質,現在就應當集中注意力來研究特別的勞動的價值。這裏我又要用壹種好像是謬論的話來使妳們大吃壹驚了。妳們都確實以為妳們每天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所以勞動是有價格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只是它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那就壹定有壹種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就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凝結在商品里的必要勞動量構成商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用這個價值的概念,怎能確定比如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呢?在這個工作日里有多少勞動呢?8小時勞動。如果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就等於8小時的勞動,或者,就等於這個工作日所包含的勞動量,那無非是同義反覆,甚至是毫無意義了。顯然,我們壹旦發現「勞動的價值」這個詞的真實而隱藏的意義,就能說明對於價值的這種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應用了,好像我們壹旦認識了天體的實際運動,就能解釋它們表面上奇異的運動壹樣。
工人賣的並不直接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暫時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的確,我不知道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究竟怎樣,我確實知道壹些專制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壹個人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最長時間。如果允許無限期地出賣勞動力,奴隸制就會立刻恢複原狀。如果這種出賣包括壹個人的壹生,那就會立刻把他變成他的僱主的終身奴隸了。
英國的壹位最老的經濟學家和最有創見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本能地發覺了這壹點,而他的繼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說:
「壹個人的價值或所值,像其它壹切東西壹樣,就是他的價格,即使用他的力時應付給的報酬。」
從這壹原理出發,那我們就能確定勞動的價值,就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
但是在這以前,我們應當問,有這樣壹種奇怪的現象:我們發現市場上有壹批人是買者,他們佔有土地、機器、原料和生活數據,這些東西,除了原始狀態的土地以外,都是勞動的產品,另壹方面,有壹批人是賣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除了勞動的雙手和頭腦,沒有別的東西可賣;前壹批人經常買進是為了賺取利潤和發財,后壹批人經常賣出則是為了謀生,這種奇怪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作原始剝奪。我們壹定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原始積累不過是壹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數據之間的原始統壹被破壞的歷史過程。可是,這樣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這個題目的範圍。勞動的人脫離勞動工具的現象壹旦成為事實,就會繼續保持下去,還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直到壹種新的、根本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把它消滅,並以新的歷史形式再恢復這種原始的統壹為止。
那麼,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麼呢?
勞動力的價值,也像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壹個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他本人活著的時候才存在。壹個人要成長並維持生活,就必須消費壹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機器壹樣,也是要損壞的,所以必須有另壹個人來代替他。他除了維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外,還需要有壹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來養育兒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並且延續勞動者的種族。此外,為了發展他的勞動力,使他獲得壹種技能,還需要另外花費壹定數量的價值。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要考察壹下中等的勞動就夠了,這種勞動的教育費和訓練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機會指出,各種不同質量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業所用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壹定各不相同。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不同種類的勞動力有不同的價值,要生產它們,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它們在勞動市場上就應當獲得不同的價格。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壹樣。妳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係。問題就在於:壹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麼?
根據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
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體現在工人的勞動量與工人的實際報酬之間的差別
現在假定,壹個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4小時的平均勞動才能生產出來。又假定,這4小時的平均勞動也用金的數量表現出來,等於3塊錢。於是3塊錢就是這個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或他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那他每天所生產的價值就足以購買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維持他這個工人的生存。
但是,這個人是壹個雇傭工人。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每天賣3塊錢,他就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出賣的。假定他是壹個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8小時,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塊錢的價值。他每天所加的這個價值,與他每天所得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完全等價的。可是,這樣壹來,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於是我們在這裏就遇到難題了。
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付了它的價值以後,像所有其它買主壹樣,就有權消費或使用他所買的商品。強迫壹個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勞動力,就像開動壹架機器去消費或使用它壹樣。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當然有壹定的限度,可是這壹點我們留待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妳們注意壹個關鍵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或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卻只受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體力的限制。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同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壹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和它能供人乘騎的時間全然不同壹樣。限制工人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決不能限制他的勞動力所能完成的勞動量。以我們的紡紗工人為例。我們已經知道,他為了每天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必須每天再生產3塊錢的價值,這是他每天工作4小時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能每天工作8小時,10小時或更多的小時。然而資本家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8小時。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4小時以補償他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價值以外,還必須額外工作4小時,這4小時我稱之為剩餘勞動時間,這個剩餘勞動將體現在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上面。假如我們這個紡紗工人,例如,每天工作4小時使棉花增加3塊錢的價值,這個價值與他的工資完全等價,那麼,他在8小時內就要使棉花增加6塊錢的價值,並生產出相應的剩餘棉紗。既然他已經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或產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即他的勞動力的暫時所有者。資本家預付3塊錢,結果卻實得6塊錢的價值,因為,他預付的價值是4小時勞動的結晶,而他收回的價值卻是8小時勞動的結晶。資本家每天重複這壹過程,他每天預付3塊錢,每天收入6塊錢,這6塊錢中有壹半將再付工資,另壹半則構成剩餘價值,資本家對此並不付出任何等價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或雇傭勞動制度,正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這種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的,這種交換必然不斷地造成這樣的結果:工人作為工人再生產出來,資本家作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
如果其它壹切條件都相同,剩餘價值率取決於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為資本家效力的剩餘時間或剩餘勞動之間的比。所以,剩餘價值率取決於工作日的延長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工人只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價值,只抵償他的工資所花費的勞動時間。
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勞動的價值無非是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價值來測量的。但是,因為工人是在他勞動完畢以後領取工資的,並且知道他實際上給予資本家的正是他的勞動,所以他以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必然就是他的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假定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3塊錢,這是工作4小時所得的,如果他工作8小時,他必然以為這3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雖然這8小時的勞動體現了6塊錢的價值。由此就得出兩個結論:
第壹,嚴格說來,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是無意義的名詞,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表面上卻很像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
第二,雖然工人每天的勞動只有壹部分是有償的,另壹部分是無償的,是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是被剝削的,這無償的或剩餘的勞動正是產生剩餘價值或利潤的基礎,但是看起來就好像全部勞動都是有償的勞動。而這種假像的背後正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儘管很多工人階級誤以為資本家是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支付報酬,實際上資本家在剝削他們。
這種假象,就是雇傭勞動和歷史上其它形態的勞動的不同之處。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甚至無償的勞動也好像是有償的勞動;反之,奴隸的那部分有償的勞動,卻好像是無償的勞動。奴隸因為要工作,自然必鬚生活,他的工作日的壹部分就用於抵償他自己維持生活的價值。但是,由於他和他的主人沒有訂立合同,雙方又沒有什麼買賣行為,所以他的全部勞動似乎都是白做的。
另壹方面,再以農奴為例。可以說,農奴在這個世界還存在著。農奴在自己的或分給他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其餘3天就要在主人的領地上從事強迫的、無償的勞動。所以,這裏勞動中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都顯然分開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分開了,於是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就義憤填膺,認為強迫人工作的這種意見非常荒謬。
其實,壹個人無論是壹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再在主人的領地上無報酬地勞動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廠或作坊中為自己勞動4小時,再為他的僱主勞動4小時,結果都壹樣,不過在後壹例中,勞動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壹起的,整個交易的實質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飾了。這種無償的勞動,在後壹例中似乎是自願的,在前壹例中似乎是強迫的。全部區別就在於此。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后,獲取壹層利潤后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僱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係,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係,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僱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而恰恰又是他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敵對的關係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我們受到了來自資本家的批判,資本家說我們沒有詳述敘述構成現代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係。我們只是當這些關係在政治衝突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意地提到過這些關係。
在廣大工人階級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開的階級鬥爭以後,用更深刻的方式考察壹下資產階級的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為基礎的經濟關係本身,也就適當其時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來加以說明:(1)雇傭勞動對資本的關係,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各個中等資產階級和所謂的市民等級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滅亡過程;(3)壹般的資本家在商業上受到大資本家的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當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敘述。
我們首先來講第壹個問題:什麼是工資?它是怎樣決定的?
假如問工人們:「妳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麼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做壹天工從我的僱主那裡得到壹塊錢」;另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塊錢」,等等。由於他們工作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壹個人因為做了壹定的工作而從各自的僱主那裡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儘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壹點是壹致的:就是工資是資本家為了償付勞動壹定的時間或完成壹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貨蔽。
可見,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隻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壹天、壹星期、壹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個貨幣量,譬如說兩塊錢,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壹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塊錢,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8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兩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和砂糖壹模壹樣的商品。前者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壹定的比例進行的。壹定量的貨幣交換壹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時間。織布工人的8小時勞動交換兩塊錢。但是,難道這兩塊錢不是代表其他壹切可以用兩塊錢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並且是按壹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塊錢,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壹定量的肉,壹定量的衣服,壹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拿任何壹個工人來說,比如拿壹個織布工人來說吧。資本家供給他壹台織布機和壹些紗。織布工人動手工作,紗變成了布。資本家把布拿去,賣了比方說20塊錢。織布工人的工資是不是這塊布中的壹份,20塊錢中的壹份,他的勞動產品中的壹份呢?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織布工人是在布還沒有賣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還沒有織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資的。可見,資本家支付的工資並不是來自他賣布所賺的那些貨幣,而是來自他原來儲備的貨幣。資產者給織布工人提供的織布機和紗不是織布工人的產品,同樣,織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產品。可能有這樣的情形:資本家給自己的布找不到壹個買主。他出賣布所賺的錢,也許甚至不能撈回他用於開銷工資的款項。也有可能他出賣布所得的錢,比他付給織布工人的工資數目大得多。這壹切都與織布工人無關。資本家拿自己的壹部分現有財產即壹部分財產去購買織布工人的勞動力,這就同他拿他的另壹部份資本去購買作為原料的紗以及作為勞動工具的織布機完全壹樣。購買了這些東西以後,資本家就用只是屬於他的原料和勞動工具進行生產。當然,我們這位善良的織布工人現在也屬於勞動工具之列,他也像織布機壹樣在產品中或在產品價格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佔有的壹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壹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的那壹部份。
總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壹種商品。他為什麼出賣它呢?為了生活。
可是,勞動力的表現即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壹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壹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壹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里開採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壹個工人在壹晝夜中有8小時在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搬運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認為這8小時的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對於他來說,在這種活動停止以後,當他坐在飯桌旁,睡在床上的時候,生活才算開始。在他看來,8小時勞動的意義並不在於織布、紡紗、鉆孔等等,而在於這是掙錢的方法,掙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覺。如果說蠶兒吐絲作繭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麼它就可算是壹個真正的雇傭工人了。
勞動力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賣工壹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壹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壹個所有者手裡轉到另壹個所有者手裡。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壹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裡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僱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壹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壹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壹個僱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間尋找壹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關係以前,我們先簡短地敘述壹下在決定工資時要考慮到的壹些最壹般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工資是壹定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所以,工資同樣也是由那些決定其他壹切商品價格的規律決定的。
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麼決定的?
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係決定的。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是三方面的。
同壹種商品,有許多不同的賣者供應。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賣同壹質量的商品,誰就壹定會戰勝其他賣者,從而保證自己有最大的銷路。於是,各個賣者彼此間就進行爭奪銷路、爭奪市場的鬥爭。他們每壹個人都想出賣商品,都想盡量多賣,如果可能,都想由他壹個人獨賣,而把其餘的出賣者排擠掉。因此,壹個人就要比另壹個人賣得便宜些。於是賣者之間就發生了競爭,這種競爭降低他們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但是買者之間也有競爭,這種競爭反過來提高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最後,買者和賣者之間也有競爭。前者想買得盡量便宜些,後者卻想賣得盡量貴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這種競爭的結果怎樣,要依上述競爭雙方的情況如何來決定,就是說要看是買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呢還是賣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產業把兩支軍隊拋到戰場上對峙,其中每壹支軍隊內部又發生內訌。戰勝敵人的是內部衝突較少的那支軍隊。
假定,市場上有100包棉花,而買者們卻需要1000包。在這種情形下,需求比供給大10倍,因而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激烈;他們中間的每壹個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裡。這個例子並不是隨意虛構的。在商業史上有過這樣壹些棉花歉收的時期,那時幾個資本家彼此結成聯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買下來,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買下來。這樣,在我們前述的情形下,每壹個買者都力圖排擠掉另壹個買者,出較高的價格收買每包棉花。棉花的賣者們看見敵軍隊伍里發生極劇烈的內訌,並完全相信他們的100包棉花都能賣掉,因此他們就嚴防自己內部打起架來,以免在敵人競相擡高價格的時候降低棉花的價格。於是賣者陣營里忽然出現了和平。他們冷靜的應對,像壹個人似地對抗買者;只要那些最熱中的買者的出價又沒有非常確定的限度,那賣者的貪圖也就會沒有止境。
可見,某種商品的供給低於需求,那麼這種商品的賣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弱,甚至於完全沒有競爭。賣者之間的競爭在多大程度上減弱,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加劇。結果便是商品價格或多或少顯著地上漲。
大家知道,較為常見的是產生相反後果的相反情形:供給大大超過需求,賣者之間拚命競爭;買者少,商品賤價拋售。
但是,價格上漲和下跌是什麼意思呢?高價和低價是什麼意思呢?既然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的關係決定的,那麼需求和供給的關係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
讓我們隨便問壹個資本家吧。他會像新即位的皇帝壹樣,馬上毫不猶豫地利用乘法表來解開這個形而上學的紐結。他會對我們說,假如我生產我出賣的這個商品的費用是100塊錢,而我把它賣了110塊錢,那麼這是壹種普通的、老實的、正當的利潤。假如我在進行交換時得到了120或130塊錢,那就是高額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塊錢,那就會是特高的巨額利潤了。對於這個資本家來說,究竟什麼是衡量利潤的尺度呢?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少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虧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大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贏利了。他是以生產費用作為零度,根據他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數來測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我們已經說過,需求和供給的關係的改變,時而引起價格的上漲,時而引起價格的下跌,時而引起高價,時而引起低價。
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由於供給不足或需求劇增而大大上漲,那麼另壹種商品的價格就不免要相應地下跌,因為商品的價格不過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別種商品和它交換的比例。舉例說,假如壹碼綢緞的價格從5塊錢上漲到6塊錢,那麼白銀的價格對於綢緞來講就下跌了,其他壹切商品也都是這樣,它們的價格雖然沒有改變,但比起綢緞來卻是跌價了。人們在交換中必須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來那麼多的綢緞。
商品價格上漲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大量資本將湧向繁榮的產業部門中去,而這種資本流入較為有利的產業部門中去的現象,要繼續到該部門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時為止,或者更確切些說,要繼續到該部門產品的價格由於生產過剩而跌落到生產費用以下時為止。
反之,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跌落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那麼資本就會從該種商品的生產部門抽走。除了該工業部門已經不合時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產,即該商品的供給,就要因為資本的這種外流而縮減,直到該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價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水平,或者更確切些說,直到供給低於需求,即直到商品價格又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上為止,因為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它的生產費用。
我們看到,資本是不斷地從壹個產業部門向另壹個產業部門流出或流入的。價格高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入,價格低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出。
我們剛才說過,供給和需求的波動,總是會重新把商品的價格引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實際價格始終不是高於生產費用,就是低於生產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在壹定時間內,如果把產業衰退和興盛總合起來看,就可看出各種商品是依其生產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它們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不應當理解成像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那種意見。經濟學家們說,商品的平均價格等於生產費用;在他們看來,這是壹個規律。他們把價格的上漲被價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看作偶然現象。那麼,同樣也可以把價格的波動看作規律,而把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只有在這種波動的進程中,價格才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時就可以看出,這種波動起著極可怕的破壞作用,並像地震壹樣震撼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這種無秩序狀態的總運動就是它的秩序。在這種產業無政府狀態的進程中,在這種循環運動中,競爭可以說是拿壹個極端去抵銷另壹個極端。
由此可見,商品的價格是這樣由它的生產費用來決定的:某些時期,某種商品的價格超過它的生產費用,另壹些時期,該商品的價格卻下跌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而抵銷以前超過的時期,反之亦然。當然,這不是就個別產業的產品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部門來說的。所以,這同樣也不是就個別產業家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就等於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因為構成生產費用的是:(1)原料和勞動工具的損耗部份,即產業產品,它們的生產耗費了壹定數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2)直接勞動,它也是以時間計量的。
調節壹般商品價格的那些壹般的規律,當然也調節工資,即調節勞動價格。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係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壹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壹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麼,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麼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壹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裡,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勞動能力的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可是,這裏還應該注意到壹種情況。
資本家在計算自己的生產費用,並根據生產費用計算產品的價格的時候,是把勞動工具的損耗也計算在內的。譬如說,假如壹台機器值1000塊錢,使用期限為10年,那麼他每年就要往商品價格中加進100塊錢,以便在10年期滿時有可能用新機器來更換用壞的機器。同樣,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中也應加入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從而使工人階級能夠繁殖後代並用新工人來代替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壹樣,是要計算進去的。
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作最低工資額。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壹般由生產費用決定壹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現在,我們既已講明了調節工資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的最壹般規律,我們就能更切近地研究市場經濟制度了。
資本是由用於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各種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組成的。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勞動的創造物,勞動的產品,積累起來的勞動。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就是資本。
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說的。
什麼是奴隸呢?奴隸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工人。這個說明和前壹個說明是壹樣的。
奴隸就是奴隸。只有在壹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壹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壹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壹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藉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与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資本也是壹種社會生產關係。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壹定的社會關係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壹切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壹定的社會關係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壹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並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很多物質產品的總和,並且也是很多商品、很多交換價值、社會量的總和。
不論我們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麥也好,是以輪船代替鐵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輪船——資本的軀體——同原先體現資本的羊毛、小麥和鐵路具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即同樣的價格,那麼資本依然還是資本。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
但是,雖然任何資本都是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然而並不是任何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
任何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壹個交換價值。任何單個交換價值都是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例如,值1000萬的壹套房子是1000萬的交換價值。值壹塊錢的壹張印紙是100/100塊錢的交換價值的總和。能同別的產品交換的產品就是商品。這些產品由以交換的壹定比例就是它們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用貨幣來表示,就是它們的價格。這些產品的數量多少絲毫不能改變它們成為商品,或者表現交換價值,或者具有壹定價格的規定。壹株樹不論其大小如何,終究是壹株樹。無論我們拿鐵同別的產品交換時是以羅特為單位還是以公擔為單位,這壹點難道會改變鐵成為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性質嗎?鐵是壹種商品,它依其數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價值,高低不同的價格。
壹些商品即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壹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壹種屬於社會壹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沒有足夠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成為資本家的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資本家生存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於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
資本的實質並不在於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是怎樣進行交換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裡得到壹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麼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工人不利用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工人的生活的這段時間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工人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麼,只要工人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工人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家。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舉壹個例子來說吧。有個企業家每天付給他的壹個工人5塊錢。這個工人為得到這5塊錢,就整天在這個企業家的工廠裡邊,保證這個企業家能得到10塊錢的收入。這個企業家不但收回了他付給工人的價值,並且還把它增加了壹倍。可見,他有成效地、生產性地使用和消費了他付給工人的5塊錢。他拿這5塊錢買到的正是壹個工人的能生產出雙倍價值的勞動產品並把5塊錢變成10塊錢的勞動和力量。相反,工人則拿他的生產力換到5塊錢,並用它們換得遲早要消費掉的生活資料。所以,這5塊錢的消費有兩種方式:對資本家來說,是有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勞動力帶來了10塊錢;對工人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生活資料永遠消失了,他只有再和農場主進行同樣的交換才能重新取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這樣,資本以雇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相互制約;兩者相互產生。
壹個棉紡織廠的工人是不是只生產棉織品呢?不是,他還生產商品的利閏。他生產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勞動並通過他的勞動創造新價值的價值。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本家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千真萬確!如果資本家不僱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家不剝削工人,資本家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工人,資本家就要雇傭工人。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儘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生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生產著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著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裡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傭勞動又會變成資本的壹部分,又會變成再壹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槓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家和工人是同壹種關係的兩個方面罷了。壹個方面制約著另壹個方面,就如同毒販和吸毒的人相互制約壹樣。
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壹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資本家的材富越增長,雇傭勞動量就越增長,雇傭工人人數就越增加,壹句話,受資本家支配的人數就越增多。我們且假定有這樣壹種最有利的情形:隨著生產資本的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勞動價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壹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壹切要求的。但是,壹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壹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帳篷的洋子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周圍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
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
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等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壹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人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工人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工人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
工資壹般不僅是由工人能夠用它交換到的商品數量來決定的。
工資包含著各種關係。
首先,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取得壹定數量的貨幣。工資是不是單由這個貨幣價格來決定的呢?
比如某壹個地區發現了更豐富和更易於開採的礦藏,流通的黃金和白銀的數量增加了。因此,黃金和白銀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比較起來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到的銀幣數仍和從前壹樣。他們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如舊,然而他們的工資畢竟是降低了,因為他們拿同樣數量的銀幣所交換到的別種商品比以前少了。
我們再舉壹個別的例子。比如由於農業發展的不景氣,食品加工行業的不景氣,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大大漲價了。假定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的貨幣量仍和以前壹樣。難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當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樣多的貨幣所能換到的麵包、肉類等等東西比從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並不是因為白銀的價值減低了,而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值增高了。
我們最後再假定,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未變,可是壹切農產品和工業品由於使用新機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價格。這時,工人拿同樣多的貨幣可以買到更多的各種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為工資的貨幣價值仍然未變而提高了。
總之,勞動的貨幣價格即名義工資,是和實際工資即用工資實際交換所得的商品量並不壹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時,不應當僅僅注意到勞動的貨幣價格,僅僅注意到名義工資。
但是,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還是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關係完全表示出來。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關係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
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的勞動價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
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儘管如此,相對工資卻可能降低了。假定說,壹切生活資料跌價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壹,比方由3塊錢降低到2塊錢。這時,雖然工人拿這2塊錢可以買到比從前拿3塊錢買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相比卻降低了。資本家的利潤增加了1塊錢,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卻必鬚生產出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資本的份額與勞動的份額相比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大的勞動量。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低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來又降低了壹級。
究竟什麼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係上的降低和增加的壹般規律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也許有人會駁斥說:資本家贏利可能是由於他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資本家進行了有利的交換,可能是由於開闢了新的市場或者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驟然增加等等,從而對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壹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於損害了其他資本家的利益,而與工資即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調整無關;或者,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也可能是由於改進了勞動工具,採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認,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壹樣的,只不過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於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卻是由於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壹數量的他人的勞動,購得了更多的交換價值,而對這個勞動卻沒有多付壹塊錢。這就是說,勞動所得的報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卻減少了。
此外,我們還應提醒,無論商品價格如何波動,每壹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總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決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虧必定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範圍內互相抵銷。改進機器,在生產中採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決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價值。如果工人用紡紗機能夠在壹小時內生產出比未發明這種機器以前的產量多壹倍的紗,比方從前為50磅,現在為100磅,那麼工人在壹定時間內用這100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不會比以前用50磅交換到的更多,因為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壹半,或者說,因為工人用同樣多的生產費用能夠生產出比以前多壹倍的產品。
不管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相互之間分配生產所得的純收入的比例如何,這個純收入的總額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勞動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在總體上增加的那個數額。所以,這個總額是按勞動使資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潤與工資相對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長的。
可見,即使我們停留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範圍內,也可以知道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壹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麼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壹方面工人的收入隨著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壹方面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在資本家周圍的工人的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儘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所謂生產資本的儘快增加是對雇傭勞動最有利的條件這種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是不是資本家發材了就會先富帶動后富呢?我們不應當聽信他們的話。我們甚至於不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似乎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飽。資產階級很開明,很會打算,它沒有封建主的那種以奴隸隊伍的奢華誇耀於人的偏見。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迫使他必須計較成本。
因此我們就應當更仔細地研究壹個問題:
生產資本的增長是怎樣影響工資的?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整個說來是在不斷增長,那麼勞動的積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日益增大。資本的增大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規模的不斷增大,為把裝備著火力更猛烈的鬥爭武器的更強大的工人大軍引向產業戰場提供了手段。
壹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壹個資本家逐出戰場,並佔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夠更便宜地出賣而又不破產,他就必須更便宜地進行生產,就是說,必須盡量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應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越龐大,應用機器的規模越廣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越迅速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全面的競爭:他們竭力設法擴大分工和增加機器,並儘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可是,假如某壹個資本家由於更細地分工、更多地採用新機器並改進新機器,由於更有利和更大規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樣多的勞動或積累起來的勞動生產出比他的競爭者更多的產品,比如說,在同壹勞動時間內,他的競爭者只能織出半碼麻布,他卻能織出壹碼麻布,那麼他會怎樣辦呢?
他可以繼續按照原來的市場價格出賣每半碼麻布,但是這樣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敵人逐出戰場,就不能擴大自己的銷路。可是隨著他的生產的擴大,他對銷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採用的這些更有效率、更加貴重的生產資料使他能夠廉價出賣商品,但是這種生產資料又使他不得不出賣更多的商品,為自己的商品爭奪更大得多的市場。因此,這個資本家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就要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些。
雖然這個資本家生產壹碼麻布的費用並不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多,但是他不會以他的競爭者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來出賣壹碼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額外的利潤,而只是通過交換把自己的生產費用收回罷了。如果他的收入終究還是增加了,那只是因為他推動了更多的資本,而不是因為他比其他資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資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價格定得比他的競爭者低百分之幾,他追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壓低價格就能把他的競爭者擠出市場,或者至少也能奪取他的競爭者的壹部分銷路。最後,我們再提壹下,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生產費用,這取決於該種商品是在產業的旺季出賣的還是在淡季出賣的。壹個採用了生產效能更高的新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賣價超出他的實際生產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碼麻布的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迄今的壹般生產費用為轉移的。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不會長久;參与競爭的其他資本家也會採用同樣的機器,實行同樣的分工,並以同樣的或更大的規模採用這些機器和分工。這些新措施將得到廣泛的推廣,直到麻布價格不僅跌到原先的生產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產費用以下為止。
這樣,資本家的相互關係又會像採用新生產資料以前那樣了;如果說他們由於採用這種生產資料能夠以同壹價格提供加倍的產品,那麼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加倍的產品了。在這種新生產費用的水平上,同樣壹場角逐又重新開始:分工更細了,使用的機器數量更多了,利用這種分工的範圍和採用這些機器的規模更大了。而競爭又對這個結果發生反作用。
我們看到: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是如何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變革,不斷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進壹步的分工;機器的採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採用;大規模的勞動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勞動。
這是壹個規律,這個規律壹次又壹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拋出原先的軌道,並且因為資本已經加強了勞動的生產力而迫使它繼續加強勞動的生產力;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
這個規律正是那個在商業的周期性波動中必然使商品價格和商品生產費用趨於壹致的規律。
不管壹個資本家運用了效率多麼高的生產資料,競爭總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採用,而壹旦競爭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採用,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壹後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來的價格,他就必須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為現在他必須售出也許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產品數量的辦法來彌補由於售價降低所受的損失;因為他現在必須賣出更多的商品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並且也是為了補償生產費用;因為此時這種大量出賣不僅對於他而且對於他的競爭對方都成了主要的問題,所以先前的鬥爭就會隨著已經發明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來。所以,分工和機器的採用又將以更大得無比的規模發展起來。
不管已被採用的生產資料的力量多麼強大,競爭總是要把資本從這種力量中得到的黃金果實奪去:競爭使商品的價格降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也就是說,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產,即有可能用同壹數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競爭就使更便宜的生產即為了同壹價格總額而提高日益增多的產品數量成為確定不移的規律。可見,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壹勞動時間內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惡化以外,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此,雖然競爭經常以其生產費用的規律迫使資本家坐卧不寧,把他為對付競爭者而鍛造的壹切武器倒轉來針對他自己,但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在競爭中取勝,孜孜不倦地採用價錢較貴但能更便宜地進行生產的新機器,實行新分工,以代替舊機器和舊分工,並且不等到競爭使這些新措施過時,就這樣做了。
現在我們如果想象壹下這種狂熱的激髮狀態同時籠罩了整個市場,那我們就會明白,資本的增長、積累和積聚是如何導致不斷地、日新月異地、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實行分工,採用新機器,改進舊機器。
這些同生產資本的增長分不開的情況又怎樣影響工資的確定呢?
更進壹步的分工使1個工人能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間的競爭不只表現於1個工人把自己出賣得比另1個工人賤些,而且還表現於1個工人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而資本所實行的和經常擴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進行這種競爭。
其次,分工越細,勞動就越簡單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價值。工人變成了壹種簡單的、單調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需要投入緊張的體力或智力。他的勞動成為人人都能從事的勞動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競爭者的排擠;我們還要提醒壹下,壹種工作越簡單,越容易學會,為學會這種工作所需要的生產費用越少,工資也就越降低,因為工資像壹切商品的價格壹樣,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總之,勞動越是不能給人以樂趣,越是令人生厭,競爭也就越激烈,工資也就越減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總額,就得多勞動:多工作幾小時或者在壹小時內提供更多的產品。這樣壹來,工人為貧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極危險的後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資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們競爭,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變成他自己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也像他壹樣按同樣惡劣的條件出賣自己。所以,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歸根到底是自己給自己,即自己給作為工人階級壹員的自己造成競爭。
機器也發生同樣的影響,而且影響的規模更大得多,因為機器用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為在最先使用機器的地方,機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拋向街頭,而在機器日益完善、改進或為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所替換的地方,機器又把壹批壹批的工人排擠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有壹個特點,就是制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爭,看誰能解僱更多的產業工人。
不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因採用機器而成為多餘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勞動部門裡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很肯定的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棲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僱的工人。事實最無情地粉碎了這種謊言。其實,他們不過是肯定說,在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壹部份已準備進入那種衰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業機會。這對於不幸的工人當然是壹個很大的安慰。資本家是不會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他們讓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屍體。這與其說是資產者對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安慰。如果機器消滅了整個雇傭工人階級,那麼這對資本家來說將是壹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就不成其為資本了!
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從工作崗位排擠出去的工人以及原來期待著這壹工作的那壹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報酬會和已失去的工作的報酬同樣高呢?要是這樣,那就是違反了壹切經濟規律。我們說過,現代產業經常是用更簡單的和更低級的工作來代替複雜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那麼,被機器從壹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壹大批工人如果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壞的報酬,又怎能在別的部門找到棲身之所呢?
有人說製造機器本身的工人是壹種例外。他們說,既然產業需要並使用更多的機器,機器的數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機器生產、從事機器生產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這個產業部門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練工人,甚至是受過教育的工人。
機器製造也完全和棉紗生產壹樣,日益多方面地採用機器,而在機器製造廠就業的工人,比起極完善的機器來,只能起著極不完善的機器的作用。
可是,在壹個男工被機器排擠出去以後,工廠方面也許會僱用三個童工和壹個女工!難道先前壹個男工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夠養活三個孩子和壹個妻子嗎?難道先前最低工資額不是應該足夠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後代嗎?資產者愛說的這些話在這裏究竟證明了什麼呢?只證明了壹點:現在要得到維持壹個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總括起來說:生產資本越增加,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就越擴大。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越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越劇烈,他們的工資就越減少。
加之,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有大批破產的小型企業的資本家,他們除了趕快跟工人壹起伸手乞求工作,毫無別的辦法。這樣,伸出來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來越稠密,而這些手本身則越來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型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鬥爭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這種鬥爭的首要條件之壹就是生產的規模經常擴大,也就是說要做大企業的資本家而決不能做壹個小型企業的資本家。
當然,還有壹點也是用不著進壹步說明的:資本的總量和數目越增加,資本越增長,資本的利息也就越減少;因此,小型的資本尋租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來維持生活,必須投身於產業,即擴大小產業家的隊伍,從而增加無產階級的候補人數。
最後,上述發展進程越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併為此而動用壹切信貸機構,產業動蕩也就越來越頻繁,在每次動蕩中,商業界只是由於埋葬壹部份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機也就越來越頻繁了。這種危機之所以越來越頻繁和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亦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市場變得日益狹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場日益減少了,因為先前發生的每壹次危機都把壹些迄今未被佔領的市場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業榨取過的市場捲入了貿易體系。但是,資本不僅在活著的時候要依靠勞動。這位尊貴而又野蠻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隸們的屍體,即在危機中喪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壹起葬入墳墓。由此可見: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麼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越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因為這洋,資本家是工人的敵人,市場經濟制度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制度。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必須要審判中共 審判共產主義的叛徒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係、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係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佔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餘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佔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餘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係。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餘價值的舞台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餘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路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餘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餘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係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係。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係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敵人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麼,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三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亞細亞所有制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和工業的全民所有制,在壹個佔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歷經三十年實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因此,無論是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的歷史,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的歷史,都不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雇傭勞動的製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雇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雇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制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雇傭勞動者。這種雇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雇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製造者。改革開放后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製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里,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里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人民公社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毛澤東時代的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這種生產的特徵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採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繫配合、協作配套關係。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志著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製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係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著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麼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制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係混亂的製造者。所謂社會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係。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係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把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係,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係!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佔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係!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製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制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制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製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污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製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三十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歷屆的人大代表,而且欺騙中國人民,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不是中共 我們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制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產手段集體所有制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同繼續作為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為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為個人自覺地為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為"謀生"手段,作為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裡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里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麼,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麼,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麼,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慾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慾,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為勞動(向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麼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產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為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產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產,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產。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 [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麼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為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著,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為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為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為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裡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制性的(教育、預防注射、等等)。教室里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慢"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產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為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 [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為豐富,更為自由,更為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制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產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里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產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麼把這一產品的生產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裡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 [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著社會的不斷富裕,隨著計劃經濟保證生產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為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著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里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裡,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佔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著"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裡不斷的產生嗎? [12] 逐步地把一切產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產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為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著、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 [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佔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 [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產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覆。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洒的、愛好運動的、經常注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著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於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里,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著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著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發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著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 [16]
住房和傢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裡,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雇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麼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制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里堆滿了傢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傢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注意實用,因此傢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擺設的數量。 [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里,儘管有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制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產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會產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為了炫耀而產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產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產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產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為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產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眾"。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里,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為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產出來賣給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為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產些什麼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為貴重產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於新產品,新產品的大批生產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產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產品都不知道,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產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產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產品的需要連一點跡象都沒有,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產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複和顯著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眾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要確定產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準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為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為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為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麼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為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為人類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為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
當"社會工資"還只涉及總消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時,它在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深刻的意義還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對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起腐蝕作用,就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慢慢生長的未來社會的萌芽也難免:
"霍林海德發現,即使是金錢不起作用的醫院看病"問題,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機會由最好的醫生診治,受到更好的照顧。"一般說來,等級低的病人總是交給實習醫生診治的,中等病人交給住院醫師,而那些名醫則只看高等病人。人們發現,用於治療一個二等病人的錢,比用於一個五等病人的錢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權享受個別的心理治療,而其他的病人則只能電療和服藥。"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見告訴醫院領導人後,這些領導人呆住了。當然這種歧視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里也有類似的情況,不管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時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機會享受心理療法。一個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兩套電療和藥物的療程;如果不見效,病人就只能聽天由命,在個人孤獨的處境中,日益沈淪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會工資"擴及個人消費的大部分時, [21] 其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意義就突然顯著了。在這以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總是意味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這時候,經濟發展和生活提高卻意味著計量交換和貨幣作用日益顯著地縮小。
首先是由於明顯的經濟上的原因。越來越多的需要既然無須消費者支出貨幣就能得到滿足,那麼與貨幣開支有關的經濟生活的範圍自然就日益縮小了。如果貨幣收入日益增長,而要用貨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卻日益減少,那麼就會造成無益的緊張。這麼一來,或則這一部門的價格就要急劇上漲,或則就要人為地去推動不斷創造"新"產品,人為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則還得用稅收的辦法,把貨幣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來。貨幣流通就會越來越顯得無意義和沒有用處。實際上,生產者領的"工資"越來越高,但其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餘的部分則用於更偶然的、更次要的開支。因此,由於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滿足了,金錢在主要經濟周轉中的地位總是更加縮小,而退居到經濟生活的邊緣(虛榮性的開支、遊戲、奢侈性開支,對於這類開支,社會主義社會將從道義上加以取締或者用懲處性的課稅來施加壓力)。
今後最合邏輯的解決辦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個人貨幣工資和待遇的數額,並隨著按需分配這種新方式的推廣和普及,減少貨幣流通。"個人工資"逐漸變成一小筆補助性的獎金,以便分配最後一些"稀少的"物資和服務,社會不平等時期遺留下來的"身分"的最後一些殘餘。只要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都達到十分充裕的程度,個人工資就逐漸喪失保衛消費者選擇自由的作用。"選擇"的範圍只限於到這個分配站去,還是到那個分配站去,採取這種還是那種消費形式,而不是用這種開支去代替那種開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物資半匱乏的經濟,就要開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僅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動化在生產範圍內也引起同樣的邏輯必然性。確實,生產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同時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快地消滅直接的人力勞動,甚至分配過程中也是這樣(自動化的發電站、遠距離操縱的貨物列車、"自動服務"的分配點、機械化自動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但是,從生產中取消人力勞動,也就是從成本中取消工資! [23] 因此,構成成本的就逐漸只限於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的"價錢"(購買原料及固定設備的折舊)。這些企業一旦社會化了,需要計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錢,更多的是計算單位(即"理想中的貨幣")。
由於服務事業在較長時期內還是非自動化的,貨幣經濟還可以在服務事業同服務職業之間的交換中、服務事業同消費者的交換中及國營企業間服務事業的交換中找到藏身之處。但是,隨著大型服務事業也自動化(如同:公用事業、飲料及標準化日用品的自動售貨機、洗衣房、等等),貨幣經濟就會逐漸只限於為"個人服務"的事業,而其中最重要的(醫藥和教育)將由於社會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徹底取消貨幣關係。總而言之,自動化將使貨幣經濟只存在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女佣人、僕從、遊戲、賣淫、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並且保證使"勞動"普遍地、逐漸地變為腦力勞動,變為創造性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裡,誰還願意去于僕從、賣淫等工作呢?因此社會主義自動化將使商品經濟成為荒誕可笑而終於衰亡。
在分配範圍內開始的這種衰亡漸漸地向生產範圍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計劃化和大型生產手段社會化就已經意味著在生產手段的流通中,用賬面貨幣去代替信用貨幣日益普遍。 [24] 只有購買勞動力和從非國有的部門購買原料還需要信用貨幣。但是,如果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個人工資,那麼企業的周轉金也就開始衰亡了。由於"農業的工業化",隨著農業和分配中先是私營企業,然後是合作企業的衰亡,生產企業和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衰亡。因此,貨幣逐漸地從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原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中,先後撤退出來。貨幣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計算單位",以便在企業管理中、在經濟(就其整體來說)管理中,實行以勞動時數為計算基礎的經濟制度。
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們還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是說其結果是商品經濟和貨幣的衰亡。現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會上、心理上的影響,即完全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幾千年來階級矛盾和人剝削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免費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將會引起史無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後都保證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資料,就因為他是人類社會的成員。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物質生活不穩定和無保障狀態,第一次消失了,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也隨之消失了。無保障狀態曾使一切個人,其中還間接地包括屬於統治階級的個人在內,產生這種恐懼和絕望。 [26]
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自從商品經濟發展以來,自私自利和個人發財願望的根子,就在於對未來的這種無保障狀態,就在於不得不為了在激烈的相互鬥爭中求得生存而"確保自己"作為經濟活動動機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質條件和道義條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譯者)。當然,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大概會空前發達。但是,由於物資豐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這些物資,人們熱衷於佔有的心情,也會衰亡的。為"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創造基礎的,正是人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條件的適應性。對於這些新人來說,團結合作將會同現在損人利己的那種努力,一樣地"自然"。人類博愛不再是虔誠的願望或虛偽的口頭禪,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一切社會關係將日益以博愛為基礎。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呢?這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無階級社會前景的最後一個論點。經常提出這一論點的人根本不了解人類的本性,他們懷著粗暴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把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產生的風俗習慣,同人類的所謂"一成不變的"生理上和人類學上的特點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也引用這種論點,不惜任何代價地力圖為他們對於人的觀點辯解,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性本惡、而且在世間無法"改造"這樣思想上的。
然而人類學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適應能力,通過訓練而創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諾爾·蓋倫教授所說,人只有通過訓練才能生存。 [27]
適應和學習幾乎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人類學上的根本特徵。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夠不斷地超過純粹的生理因素,不斷地超過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類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傾向,打擊別人確保自己的傾向,並不是天生的。這種傾向也是"習慣"的產物,是社會遺留下來而不是生理上遺傳的產物,是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競爭這種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社會上承受過來的, [29] 同樣,只要社會環境徹底改變了,團結、合作是能夠有計劃地辦到的,是可以作為基本社會遺傳而世代相傳的。
況且,合作、團結、博愛這種性情,比之競爭、鬥爭、壓迫別人這種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類學上的基本特點。人是集群動物,不僅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義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動物中,人出生時最弱、最沒有保護、最不能自衛。人類生物學認為人是早產的胚胎,從而具有一種生理組織,能夠更長久地學習,並有幾乎無限的適應能力 - 這是有賴於作為母體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過程中的積極性和社會化。這裏,系統發生學證實了胎生學,因為現在胎生學界已普遍同意人類起源時期就有同樣的積極性(有意識訓練的產生)和社會化。 [30]
許多調查證明:兒童發展的速度及和諧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親!)和同年齡兒童建立社會關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為轉移的。上述觀點對於學習語言 - 思想發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來說,固然顯而易見,可是,從一般生理觀點來說,這一觀點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樣正確。經常不斷的身體上的接觸,是嬰兒正常發育的關鍵性因素之一。缺乏這種接觸,可能引起許多疾病。在美國的兩個機構里進行了一次調查,兩個機構的物質條件(食物)和衛生條件都一樣;但是,一個機構里,每個嬰兒都由其母親經常照看,另一個機構里,一個工作繁重的護士照看8~12個嬰孩。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開始時,第二個機構里的平均"發展指數"比第一個機構高24點。一年後,第二個機構里的平均數從124降到72,而在第一個機構里卻從101.5升到了105。兩年後,託兒所(第二個機構)的平均數降到了40,而第一個機構里卻仍然維持在100以上。五年後,第一個機構里沒有一個兒童死亡,而託兒所里則有37%的兒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氣氛和制度都鼓勵合作和團結的社會裡的兒童,同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兒童,比一比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狀況,那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納博士關於沖繩島兒童的研究,勞拉·湯姆遜和阿利斯·約瑟夫關於豪比兒童的研究,以及多羅塞·雷登和克萊德·克盧克洪關於納瓦霍兒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32] 美國偉人的人類學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對於"人類本性"的分析歸納如下:
人身機能是這樣組織起來的,歸根結底,它只要求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只要一句話就能加以說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別人對自己的情誼和自己對別人的情誼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夠在社會範圍內滿意地進行活動,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必須恰當地予以心情上的滿足,以便使每個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證(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組織得同人們對於保障和情誼的需要不致於經常發生衝突,而恰恰相反,經常而自然地滿足這種需要。
有這樣一種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壞本能"控制著所有的人 - 更不用說所有的動物;現代生物學完全不能證實這種思想。心理學也越來越反對這種思想。[34] 勞列塔·邦德證明了:兒童的敵意和侵略意識遠不是"天生的",只是由於某些缺點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缺點終究是產生於兒童同他發育時期周圍環境的關係。 [35] 蘇桑·依沙克斯發現:"在一群兒童中,平等是所有這些矛盾的願望和恐懼最起碼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兒童指責顯著的不平等為不正當,這是自發的反應。 [36] 比格列豪爾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極豐富、多樣、而又矛盾的一切實驗材料以後,得出結論說:人的"佔有本能"並不是天生的,至多兒童有抓東西的自然傾向,這種傾向,由於社會環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 [37] 這類材料是舉不勝舉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沒有理由懷疑,在物資豐盛的氣氛中實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結果會使社會環境和日常的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徹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很快產生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將消滅作為人類關係基本特徵的競爭和衝突。 [38]
而且,還要指出,即使在動物界,通過條件反射,徹底改變環境也可以完全消滅所謂"不變的""侵略傾向"。經驗證明,使貓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開始訓練,只要這兩種動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類脊椎動物 - 包括魚類 - 身上所做的同樣試驗,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參閱朗格羅瓦博士用鱸魚所做的試驗,這些所謂吞吃同類的鱸魚是可以經過"訓練"而不再吞吃同類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結論說:
只要周圍環境稍有改變,就可以使動物吞吃同類(錯誤地被認為是本能)的行為變為基於合作的合群行為。 [40]
老鼠和貓都有這種適應能力和養成新習慣的能力,誰敢說人反而沒有?
但是,這樣的適應,這樣的"合作習慣",會不會使人類衰退呢?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擔心這一點。他們說,這樣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體上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因為這種特質只有在競爭和緊張的氣氛中才能發展。阿列克斯·加萊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討論這個問題,然而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里,都反映出邏輯上的貧困和厭世的、非人道的偏見。 [41]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由於把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加以混淆而產生的。個人主義是同別的個人進行鬥爭以追求物質成就的這種實踐活動的總和。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個性的和諧發展並不一定要同別人進行鬥爭,正好象物資豐富並不一定要鄰居沒飯吃。
自古以來就認為"剛強的性格"只能經過戰爭或從軍才能發展。在核武器時代里,誰還敢為這種論點進行辯護呢?體育活動、汽車駕駛、航空飛行、爬山、洞窟探險、以及將來宇宙探險和到別的星球旅行,在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戰場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廣泛地發展剛強和勇敢的性格嗎?上述這些活動,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參加,進行上述活動不再意味著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甚至殺害對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同古代戰場有很大的不同嗎?
事實上,由於社會劃分為階級,才使人類令人束手無策地都淪于貧困。資本主義社會,因大量生產而使這種趨向引起最壞的後果。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使千百萬的人遭到同樣暗淡的命運,因為拿同樣的工資而只能有同樣狹窄的前途,穿同樣是成批生產的衣服,看同樣聳人聽聞的報紙,在同樣的運動場上、或在同樣的電視節目前消遣。 [42]
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商品生產和開創物資豐盛的時代以後,一定會使人類個性大大發展。目前泯沒在渾沌群氓中的億萬個個人,他們的個性一定要蘇醒、發展,而且在迄今還無人過問的、想象不到的無數方面洋溢奔放。人類的才力,一旦從搶飯吃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就會投入藝術和科學,投入教育和身心雙方的醫學。個人同個人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將變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競賽。人的悍氣一定會變成崇高的創造力。
奇怪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似乎是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他們的願望和能力上的差別,個性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再意味著經濟力量的差別,也不會因而產生權利不平等或物質方面的特權。這種差別只能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平等的氣氛中發展。
階級和國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只不過是消滅社會不平等、消滅階級和國家的槓桿之一而已。另一槓桿是大大地擴展並創造性地把業餘時間價值化。
社會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一向享有閑暇的特權。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擺脫了不得不生產生活資料的負擔,擺脫了勞累的,機械勞動的負擔,就能夠或多或少地致力於積累知識,致力於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事務。空閑時間多了就能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掌握並執行這些管理的職務。對於國家逐步消亡來說,這是技術上的解決辦法。
大約100年以來,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實行10小時工作日時就己指出的那樣,縮短勞動時間是創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中,凡是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以縮短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然而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縮短勞動時間的好處大部分都被下列情況抵消掉了:從事生產勞動的年代延長了,從住處到勞動地點的往返路程更遠了,起初是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以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以及連業餘時間也都商業化了。
此外,從12小時或10小時工作日過渡到八小時工作日,基本上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後,八小時工作日就已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工業中普遍推廣了。從那時候以來,工人的勞動日時間只有很少的縮短,只有幾個國家裡才有每周40小時工作制,而且同時並存的還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時、44小時或42小時的制度,而且這樣一來,一天工作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如果要把現代工人在體力上、精神上和神經上的疲勞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麼必須考慮到1918年以來大大提高了的勞動強度,考慮到在使用越來越貴的、(常常也是)越來越危險的設備時所引起的神經緊張,考慮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還更緊張的情況,而如果用機動車輛代步,那就尤其緊張;還必須考慮到空氣污濁和住房不夠安靜。根據醫生們的許多證明,可以得出結論說:儘管有空閑的周末及兩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對在各地度假的漢堡工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顯著的、穩定的休息(恢復體力)。這之前,環境的變化和原來的疲勞都會引起反應(其中有些反應是事後才會出現),這些反應使真正恢復體力成為不可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醫生,要從第四周起,才能觀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現象:呼吸次數,脈搏,通過心髒的血量,動脈收縮,直立時血液循環的調整,休息時和工作時的血壓,以及體重(如果體重過高,就要減輕;如果體重太輕,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業餘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閑暇時間",而是"在體力上、神經上消除疲勞的時間"。德國醫生區別"消除疲勞"(Entmudung),"消除緊張"(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獲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為工人休假的時候,正是他身體疲勞得無法真正散心的時候。
閑暇時間的商業化也是適應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它的根據是:現代無產者,正常地一天勞動以後,無論腦力上或體力上,都已無法再使勁了。但是借口讓無產者"散散心",或"娛樂"一下,實際上或則是使他們的批判能力萎縮,或則經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終於使他們人格敗壞,並部分地破壞了他們的個性。所有一切對"閑暇文明"的指責都是隔靴搔癢:空閑時間之所以沒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和社會的性質敗壞了。 [45]
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即生產者和全體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須進一步徹底減少勞動時間。考慮到目前生產工作的緊張程度,要使生產者確實能夠"習以為常地"經常關心企業和國家的管理工作,看來至少要實行半天勞動制,即按照每周勞動五天或六天而定為每周勞動20或24小時。這一目標,根據目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裡,平均每年5%),如果經濟計劃得合理,能擺脫一切軍事負擔或寄生性的負擔,而且有意識地向節約人力勞動這一主要目的勢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每周勞動時數也從1850年的70小時,躍到1900年的60小時,1940年44小時,1950年40小時,1960年37.5小時,即半個世紀內減少了約40%,或者說每10年減少四小時不到一點。 [46] 按照同樣的速度,社會主義社會裡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達到每周勞動24小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索爾也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得出同樣的結論 - 然而他沒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更快地縮短勞動日時間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會碰到兩種障礙:首先是就學時間延長(從中等教育到普及義務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齡降低。這就意味著:減少一生的勞動時間比縮短勞動日更為合理 - 但是生產生涯還是從16歲起到65歲止,幾乎是半個世紀。
徹底縮短勞動日時間后,閑暇問題在整個社會問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當然,"閑暇的價值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同滿足人類需要的費用社會化問題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聯繫著的。用統一的電視節目、大批生產的影片、或印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去滿足2000萬勞動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準的戲劇演出、多種多樣的書籍、換言之,用創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費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讓100萬電影愛好者拍電影,比攝製一部影片供100萬觀眾觀看,花的錢要多得多。加爾布雷思認為社會繁榮時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於商業性娛樂的消費太多,而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卻很不夠。 [48] 但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社會財富的普遍發展,閑暇的價值化就越來越使人民從被動的物件變為各種文化活動(運動、藝術、科學、文學、技術、教育、探險、等等)的有意識的參加者。勞動群眾目前用於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領導工作的時間,除開工人組織的幹部以外,只佔其閑暇時間的極小一部分,將來,用於這些活動的時間占其"業餘時間"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領導工作也將變成積極的、有創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極的了(由於責任感,由於對別人應承擔的義務,或由於常常是很微薄的一點個人利益,而不得不"參加會議")。
有人常常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勞動者"並不願意管理企業"。 [49] 一般說來,這種意見或則是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工人參加管理"而言的,或則是就東歐國家的某些"邊緣"嘗試而言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覺到,真正的決定權不在企業里而在別的地方,而且,就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勞動力的疲乏和為人作嫁狀態,並未減輕。工人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休息時間消耗于參加會議,而這種會議又不能決定任何有關其命運的事情,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給企業人員的感覺是管理工作確實 - 而且積極地 - 影響其生活水平,因而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積極地參加工人委員會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裡的企業資金,約佔1/3左右。 [50]
自動化對於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是有很大幫助的。自動化的必然結果是消滅生產過程中的體力勞動,甚至消滅專業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化使生產前和生產後所需的勞動力增加(研究和設計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動化是在社會化的、或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進行的,那麼,它就取消簡單勞動,而只是要求越來越專業的勞動,越來越"腦力的"勞動。因此它就像是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偉大力量,使得只有腦力勞動繼續存在。
農業的工業化 - 目前在美國已經是很先進了,西歐也正在發展中 - 是與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同時而來的最後一種經濟發展的趨勢,它使從事"田間勞動和農場勞動"的"農村居民"減少到極少數,而仍然留在農村裡的人也日益變成農學家、畜牧專家、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農業機械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大城市將分散成為類似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城鄉"差別,甚至連外表也會消失掉,並將建立綠化區、耕作區、居民、文娛和社會活動區以及工業生產區等完整的中心。 [51]
這些區域的規模徹底縮小以後,就能逐漸消滅代行權力,但在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的最初階段,代行權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規模徹底縮小以後,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結合的公社實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過特設的社會機構而實行的自治。在這種自由結合的公社裡,所有的人都可以輪流擔任公職,"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全世界終將成為這類公社的一個大聯合。
這是烏托邦嗎?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種可能性全都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同時有一種經濟制度保證高生產率充分發揮效用。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是使生產資料社會化並且創造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另一方面是以從人類生活中消滅金錢和個人發財致富慾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經濟。
經濟增長不是永久的目標
非貨幣經濟制度下的投資問題,還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只要經濟情況真正達到物資豐富的程度,那麼解決這個問題是毫無困難的。仍然在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里工作的生產者,雖然他們的勞動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增加公民們掌握的大量財富,但也同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里工作的生產者完全一樣,有權從社會總財富中提取物資。他們勞動的產品,不是在"市場"上"出售",而是用於更新機器、原料、輔助產品等的貯存,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日常生產是必須要有這種貯存的。
除了這種總投資和簡單再生產以外, [52] 有沒有"凈"投資呢?有沒有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不是貨幣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會不會繼續無止境地增長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答案真正是根據自由選擇,而不是根據某一"經濟必然性"而定的。在資本上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凈投資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閑暇的限界效用"之間,說什麼可以有所"選擇",那是完全荒謬的。生產者的日常消費,即使有所提高,也總是不能滿足需要的。一天的勞動時間,即使是在縮短,也只是由於體力上、神經上的疲勞程度而有所限制,因為超過這種程度,勞動效率就要直線下降。
反之,在社會上義社會裡,公民有了豐富的物資和服務,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點財富還是多一點閑暇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種選擇再不象從前那樣為了滿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經濟必然性的支配,所以這種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經濟上剩下來的要求,只不過是機器設備的更新(凈投資、折舊)以及保證社會產品能同人口一樣快的增長。但由於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裡,同實行計劃經濟一樣,人口增長也將是有計劃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選擇的自由。
無論如何,經濟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發展人類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適的消費一點也不意味著消費要無限制地增長;滿足人類需要也並不意味著生產力要繼續不斷地無限制發展。如果社會上已經有了大量的自動化機器,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如果社會上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萬能車床,以應付不時之需,那麼,"經濟增長"大概就會緩慢下來,甚至一個時候會停頓下來。 [53] 這樣人就可以完全擺脫物質上的、經濟上的顧慮了。政治經濟學就要過時了,因為再沒有什麼經濟打算了。"效益率"的問題,或者是"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已經不是財富的準則了,取而代之的唯一準則,是閑暇,是最合適地利用閑暇。馬克思曾經天才地預言說:
現有財富的基礎是侵佔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同大工業本身所創造的財富的新基礎比較起來,那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礎了。直接形式的勞動一旦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那麼,勞動時間就不再是、也不應當再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了,從而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衡量使用價值的尺度〕了。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總財富的條件了,同樣,少數人的閑暇也不再是人類思維〔腦力〕能力發展的條件了。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此垮台,而物質生產的過程也就沒有那種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產的目的,變成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便產生剩餘勞動。所以,問題在於盡量縮短全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依靠因此而產生的閑暇和辦法,個人在藝術上、科學上的培養,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眾自己佔有他們自己的剩餘勞動 - 如果空閑時間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麼,一方面,必要勞動時間將根據社會個人的需要而縮短〔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將迅速發展增長,迅速得儘管生產發展的方向要求發揮每個人的力量,而每個人的閑暇時間仍然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是在於發展每個人的生產力。於是計算財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閑暇了。 [54]
或者更確切些說:財富的準則變成了人們合理地、創造性地利用空閑時間,以便使自己平衡地發展成為全面的人才。
被迫勞動和自由勞動
我們所說的被迫勞動,意思是生產者首先喪失對其勞動產品的控制,然後是喪失對其勞動條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為了別人的"、受別人控制的、聽別人指揮的勞動。這種被迫性並不因大型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自動消失。只有個人自覺地、而且自然地感覺到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夠對勞動條件作主的時候,這種被迫性才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生產者實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資和服務真正豐富,能滿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絕大部分。被迫勞動是和工資階層同時消失的(工資階層的消失有雙重意思:為別人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為吝嗇地、精確地計算的工資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
但是,在"為了別人的"勞動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迫勞動,那就是人不得不屈從勞動分工的壓力,人不得不出讓各種潛力;這些潛力是在各人身上沈睡著,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業","做自己的職業","找一個職位",這些潛力就無法發揮。
沒有任何人生下來就是清道夫,就是氣焊工人,或三級技術工人。物資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極大部分"職業"同真正的"稟性"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職業指導最多也不過是利用某些稟性,使人儘可能合理地去適應生產的要求,遠不是使經濟生活遷就個人天生的需要。
它〔資本主義工業〕撲滅、窒息、粉碎、歪曲勞動者的某些愛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卻創造了某些與職業有關的特定的適應性。而且,它竭力趁兒童還在幼年的時候就儘早開始這種適應過程,例如它主張提早學手藝,反對延長就學時間〔或者是在中學共同課時期提早實行專業化〕。這就是現代勞動者所以能"適應"的實在的、真正的、實際上查考得出的條件。我們有權重申:勞動力如何分配,勞動力在各式各樣的行業和具體職業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會決定的,是由特定的經濟制度規定的。勞動者既是這種經濟制度的主體,又是它的客體,既是它的動力,又是它的受害者。這種經濟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併產生必需具備的"適應能力",必要時,就根本不考慮對人的關心。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還因此而扼殺人們多方面的才能,並根據新的社會標準,為培養更密切的適應能力而創造基礎和前提 - 而這恰恰就是職業指導範圍內的事。 [55]
廣泛流行業餘做雜務是人們自發地反抗勞動分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業餘做雜務的風氣,隨著勞動時間相對縮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傳播著。19世紀時 - 甚至在20世紀的戰爭年代里 - 工人是抱著"圖利"的目的去種菜園的。但是西方電氣公司成千上萬工人種花、造摩托車、成為業餘電影工作者、造傢具和木質玩具、熱衷於難以想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鳥類學到舉重〔戴維·里斯曼的引證〕, [56] 這些工人活生生地證明了他們有自發的願望,想用自由的、無私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抵消職業活動的單調性, [57] 他們本能地想恢復他們自己的個性,而基於勞動分工的經濟生活卻必然要破壞他們的個性。
現代大工廠、大辦公室里的極大部分勞動者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勞動是一種強迫勞動,不僅由於工資低微,不僅由於體力上和神經上的勞累,不僅由於這種勞動是單調的,由別人指揮的。也由於這種勞動只發展人類適應能力的一個方面,因而從長期來看它是不能引起興趣的。雖然最近想使"機器適應人",想發展"流動小組",在企業里經常改變活動,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縱萬能機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術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個人從勞動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勞動分工本身是既違反人類本性,又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納德爾教授指出:如果說個人平均在30~35歲之間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麼,"對於那些老做一種職業、從未更換過環境的個人,比對於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經常換工作的個人", [59] 這種衰退就要顯著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極端機械和極端老一套的勞動的工人和職員,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賦的職業的人,如藝術家、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發明家、機器製造者、建築師,以及一般地說一切進行創造活動的人,一切分享人類創造的歡樂的人,這兩類人對於勞動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請看加爾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經沒有進行強迫勞動感覺的人的好處:"擺脫了體力勞動,不得不局限於老一套、屈服於老一套的厭煩情緒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適的,相宜的環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勞動結合起來的某種可能性"。 [60]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中還未出現創造者這個詞,這是由於加爾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見解同護短的濫調夾雜在一起。被他歸在這類人里的,不僅有上述那些職業的人,而且還有……教員、大公司的董事長(!)、廣告專家、等等,這些人雖然收入較高,但也象工人一樣,是勞動分工的奴隸,也完全受到勞動分工的強制性的影響。 [61]
當然,現代的"知識份子",即使他能夠按他的天賦去工作,即使他擺脫了那些歪曲和壓迫他的思想和意識的物質上的桎梏(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致在官僚化的過渡社會裡,是很少有的),也還遠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他還遭受日益加劇的專業化的折磨。 [62] 一般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體育鍛煉和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而本來卻應該是這樣做的。現代知識份子常常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生產或脫離社會生活,他們還受到另一種性質的強迫,習慣和社會性方面的強迫。"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反映……在天賦最好的個人的'內心'里,這種矛盾成為理論和實際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或多或少自覺的衝突。而這種衝突,象一切尚未解決的或似乎不能解決的矛盾一樣,正是造成憂慮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現代這些"天賦最好的人",要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獻給基本上符合他們內心需要的創造活動,他們就最接近未來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勞動分工和消滅了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差別的人。
大學教育普及化 - 略為樂觀的觀察家預計20世紀末就能實現(喬治·索爾,多伊徹), [64] 消滅一切老一套的勞動,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擺脫了一切物質桎梏,人們積極參預管理經濟和社會,消滅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人類團結和對別人的愛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動機:社會勞動分工消亡的這一切因素,是對於新人類的誕生不可缺少的貢獻。就新人類的誕生來說,物資豐富和社會主義這種經濟條件,只為它創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們自覺的教育活動、治病救人的活動 - 就這個詞的崇高意義來說 - 則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類有極限嗎?
人類的這種創造活動,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讓機器去做一切機械的老一套的勞動,從研究而進行生產,從畫家的畫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萬木叢中興起,這樣的活動還是"勞動"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這類基礎,也應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勞動,人類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勞動既是社會關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和鉸鏈。只有經過了從出生到成年(且不說到體力上智力上的成熟)這樣一個"積極社會化"的階段,人才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社會動物,才獲得正常的生理上的發展。
但是,如果由於機器代做了生產生活資料的勞動,因而這種勞動的必要性已經消失的時候,那麼作為人類基本特徵的勞動,還剩下些什麼呢?人類學說明了勞動的概念。事實上,人的本性,就是習慣,就是行動:"人由於身體構造的原因,是一個不活動就不能生存的動物。" [66]
不得不辛勤勞累、受苦受難而難獲溫飽的人類至今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就勞動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來說,僅僅是人類習慣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獸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說劃分為社會階級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一樣,傳統形式的勞動也只不過是人類普遍創造習慣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類將不再生產東西,而將生產全面發展的個性。當商品、價值、貨幣、階級、國家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消亡了以後,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引起勞動(按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的消亡。 [67]
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是勞動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資和改善雇傭階級的狀況;這些不過是過渡階段、下策和權宜之計。一座現代工廠,不管勞動時間怎樣減少,也不管廠房和機器如何適應人的需要,對於人來說,它總不能成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環境。只有勞動已經消亡,勞動已經讓位給創造習慣 - 這種習慣的方向只能是創造全面發展的人 - 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完全人道化的過程。 [68]
手藝人,生產勞動工具的人,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文明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試圖證明:科學和哲學本身都是由於不斷地從事生產勞動實踐而從生產勞動中逐漸地產生出來的。 [69] 然而荷蘭歷史家海辛加卻激烈反對這種傳統說法,恰恰相反,他認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 [70]
由整個現代人類學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學所輝煌地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把上述兩種思潮統一起來,因為這兩種思潮都反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在起源時期是既生產勞動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學技術和藝術是逐步脫離生產技術的;但是,隨著生產技術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分工就成為以後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手藝人,表面上是愚昧無知的,既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也沒有閑暇去玩耍,去自由創造,去自發地、毫無私心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揮自己的才能卻是人類習慣的特色。 [72] 特權階級的人,就是說有產階級及為有產階級所豢養的階級的人,越來越成為玩耍的人。
但因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種特殊的強迫;他的遊戲日益成為憂鬱的遊戲,即使在那些社會樂觀的偉大世紀里(例如16世紀和19世紀),也仍然是憂鬱的。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老一套勞動的束縛,重新回到集體的大家庭里,又成為既搞手藝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來越多,而同時卻又搞手藝。現在,已經在某些勞動中帶有更多的"遊戲",在遊戲中也有更多的"嚴肅勞動"。 [73] 取消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同時也就要求人類的創造力這一主要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物質上無憂無慮的結果是自發的創造性,這種自發的創造性使人永遠年青,同時兼有兒童的遊樂,藝術家的激情和科學家的eureka。 [74]
對資產階級來說,財產就是自由。在一個由商品所有者這些"原子所組成的"社會裡,財產就是自由這一定義是很正確的;只有有了(足夠的)財產才能免於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才能免於做強迫勞動。因此資產階級慈善家們以及譁眾取寵者之流,不倦地散布這種幻想:用"擴散財產"來"非無產階級化"。
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斷章取義地理解恩格斯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過是"對於必然的認識"。 [75] 他們把這句話理解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樣,都要受"工資不能超過最低生活費這一經濟規律"制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認識了這一律規以後,能夠"運用這一規律來為他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證主義變種,同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義的傳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他們的大胆的分析、同他們對於未來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說過:過了必然王國才有自由王國。 [76]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工廠勞動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閑暇時間里發展的。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衰微,它就越維全面發展和結合社會的個性的創造習慣所代替。人類越是因為滿足了需要而擺脫了需要,"必然王國"就越"讓位給自由王國"。
人類自由既不是"自願接受的"約束,也不是貶低個人的雜亂而本能的活動的總和。人類自由是人的自我實現,而人的自我實現,那就是永恆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斷豐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發展。人類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經過了自古以來人類本來不應有的種種衝突以後,真正的:"人類戲劇"的開始。人類自由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從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氣的人們所唱的對人類的頌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似乎不可能同時又是醫生,又是建築師,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機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經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經快要在試管中創造生命,將來要以普遍博愛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還有人類所永遠不能超越的限制? 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大家要有信心!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共產主義是適合台灣的
眾所周知,私有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是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弊端的產生根源。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壹種更為有效合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最根本的目標和要求。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作為人類這壹目標和要求的理論基礎,所揭示出的客觀真理早已為世界人民所公認,剩下的只是壹個如何實踐、改變、發展和過渡的問題。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實現壹種更加文明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仍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最根本任務。
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積極正確的改造。所謂積極正確的改造,是指實現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的解決,其所採取的行動,應該在人們認為是正確合理的,可以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和進步的前提下進行。在人類的文明與發展上,只有必須和必要的,才是正確的;只有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是科學的。
這對當今的台灣來說,顯得至關重要。壹方面,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已經在經濟社會中處於主體地位;另壹方面,台灣又是壹個民主國家,暴力革命或者是像以往的共產黨那洋建立共產專制都是不可取的,台灣應該堅持建立壹種可以有效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制度。以壹種恰當的方式,在確保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前提下,以實際有效的社會主義行動,逐步科學合理地改造資本主義私有經濟,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滿足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民的發展需要,如何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無疑是壹個根本關鍵性的問題。
壹、資本主義的弊端
要積極正確的改造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就要從根本上認清其所能產生的危害,以及其產生、存在、發展的規律與根源。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私有雇傭生產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什麼錯,壹切都是自然產生的,是在所謂自由與民主的基礎之上,通過所謂自由與平等的人民,在所謂公平合理的法律基礎上,在人們理所當然的獲取財富過程中自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個別的角度講,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建立在自由自願的基礎之上的,雙方都是雙贏互利的。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在這種私有雇傭經濟制度下,貧窮、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人性異化、犯罪與腐敗、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的存在卻也是客觀事實。經濟是社會的基礎,人類社會的這些弊端明顯根源於經濟上的原因。無疑是這種私有雇傭經濟本身存在某種問題,要不怎麼會產生這種種根源於經濟制度的社會弊端?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往往會說人民的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落後所致,是人們接受教育的不同和社會發展程度不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然而即便是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勉強。事實上,在當今社會,這些缺點和弊端也普遍存在於所謂高度文明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而且正是無產階級的人們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並連續不斷、誠誠懇懇地工作和學習著;而社會上許許多多奢侈腐敗者必然都是有錢人,這些有錢人消遙自在、悠閑自得、無所事事、不學無術卻享受著超級優越的舒適生活。這些人憑藉壹點金錢就擁有了壹切,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即使再有文化,再勤懇勞動,而只要沒有錢也只能是壹無所有、壹事無成,只能給有錢人打工。而在有錢人自私自利的安排和決定下,勞動人民又是永遠也不能富裕起來的。
顯然,問題決不是人與人之間教育水平的不同和經濟發展落後那麼簡單。根本的、關鍵的因素在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們不難發現,正是私有的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這壹切的社會弊端和人民生產與生活的艱難困苦。歷史也早已證明,資本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關鍵,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弊端的根源所在。這在當今世界已是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的事情。
正是根源於這種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壹個社會貧窮與失業現象的不可避免。因為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得以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前提就是資本在社會上可以雇傭到合適的勞動者。資本要獲利,資本之間也存在競爭,雇傭勞動者要求的工資越低,就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客觀上需要足夠數量、足夠貧窮的無業的產業後備軍存在。為此,整個社會的勞動者階層的收入水平必須限定在壹定的水平之下,而且也只能維持在這壹水平之下。廣大勞動者階層只能貧窮與失業,而社會生產所創造的大量財富只能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個人的手中,這必然是壹個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弊端叢生的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雖然雇傭的人數會增加,但資本在工資成本上的壓力也加大了。當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工人工資就無法再繼續增長,再增長資本就無利可圖,生產就停頓了。這就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在必然的客觀規律和要求。不僅中等收入國家存在這種陷阱,低收入、高收入國家都存在這種陷阱。出現這種陷阱的原因在於資本的利潤空間已經喪失,出現壹種工人工資無法提升只能下降的壹種客觀現象和要求。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實體經濟的危機。那些高收入國家之所以能夠進入高收入的行列,完全是壹些特殊因素所致:科學技術的提升、獲得新的資源、開拓出新的產品市場等。發達國家的殖民戰爭與掠奪、海外市場的開拓、各種新技術的革命等新的資本利潤來源,才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秘訣所在。而壹旦沒有了這種新的利潤來源,資本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危機,即某種陷阱的方式,依靠生產的破壞、工人工資的降低來獲取新的利潤空間。
資本主義的問題遠不止「收入陷阱」,還有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由於要確保社會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收入只能限制在壹定水平之下,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資本利潤和社會生產的自由瘋長。勞動者收入構成社會主要消費,資本生產構成產品供給,這種供給與消費的不均衡增長無疑在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同時,生產增長時工人工資也會增長,工資增長也會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兩種趨勢疊加,很可能造成資本利潤的加速度萎縮,廠商和政府對生產與消費控制不當就造成嚴重經濟危機。「收入陷阱」只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經濟危機頻繁而較弱的壹種「軟著陸」狀態,即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問題和動亂的狀態;而壹旦前期生產發展過快、過猛,就會導致壹種「硬著路」狀態,即生產快速停頓,產生嚴重社會問題的經濟危機狀態。
現代社會的人們迷惑于虛擬經濟世界中的金融危機。實際上,金融雖然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重大明顯的影響,其實仍屬壹種外因。具有本質意義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仍是實體經濟。無論資本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怎樣紛紛擾擾、橫行霸道,其實最根本的還是勞動者的勞動在起著根本的決定性作用。
真正的社會財富是勞動產品,而非貨幣。脫離了勞動產品,貨幣不過是毫無意義的數字。通貨膨脹的真正威脅在於,壹旦貨幣失去與現實產品的可信性聯結,居民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變成垃圾。通貨膨脹不止是物價的問題,更是社會信用問題。壹旦這種信用崩塌,長期積累起來的數量龐大的,遠遠高出其實際價值的信用貨幣就會轟然崩塌,其結局之悲慘是不言而喻的。
現代社會形成規模遠超實體經濟上百倍的龐大虛擬經濟、金融財富,其實質不過是壹種社會權力。這種虛擬財富越大,在經濟世界中的權力就越大。資本爭取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似乎就是要在資本中間競爭產生壹個「武林盟主」壹樣。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這種權力規模龐大,甚至足可以統治世界。因此,國民黨的存在,大材團的種種陰謀,對世界的統治等等,其實都屬資本的理性所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其實這種權力毫無實際意義。現代社會已非野蠻時代,人們日常的生產與生活才具有實質意義,資本對社會再有統治的力量,也無法、不應去干涉個體人們的自由與權利。即使有統治世界的權力,成為世界帝國的皇帝又如何?在資本競爭中取勝又如何?對於人類,這種權力的存在與爭奪毫無意義,只有負面作用,而無積極意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是必要的,但像資本競爭這種以犧牲人類的福利代價的競爭就多餘、過分了。資本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毫無意義的,但卻是資本經濟的客觀規律和要求,是迫不得已、必然存在的。這是以雇傭為基礎的資本的本性,是妳死我活的資本競爭的必然結局。現代人類社會的大部分時間、精力、資源都被迫浪費在這種無意義社會權力爭奪之中。為了這個資本權力第壹,人類的地球已變得似乎不適合居住。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頭到腳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市場經濟中的生產競爭必須予以壹定的限制、協調或改進,只有消滅聯合勞動的方式,取代資本生產的方式,以良性互動的勞動競賽,取代惡性循環的資本競爭,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市場經濟面貌,使之有益於社會和人民。
二、私有雇傭經濟的產生根源
顯然,資本主義的壹切問題和弊端都根源於私有雇傭的資本生產方式上。那麼,這種私有雇傭勞動方式的產生根源是什麼?我們該如何避免私人對社會生產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並建立壹種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可以更好實現人民生存與發展的生產方式呢?這是人類所面臨的壹個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所要解決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的壹個基本問題。
私有雇傭勞動是歷史在壹定前提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壹種必然結果。在其產生、存在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壹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私人爭取和佔有私有財產沒有問題;在自由市場上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沒有問題;使用私有財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私有雇傭生產顯然也沒有問題。
但是,換壹個角度來思考,有錢人可以雇傭工人,那麼貧窮者為什麼會貧窮,為什麼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呢?顯然,問題的關鍵在於,雇傭勞動是壹種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建立的不平等的生產關係。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願意被雇傭是被迫的。勞動者缺乏私有財產,沒錢購買生產資料,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財富生產,才是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原因,才是雇傭關係得以建立和出現的直接原因。
私有雇傭生產是建立在勞動者天然貧窮、壹無所有,這壹看上去似乎理所當然的,怨不得別人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的:「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勞動加上壹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到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壹個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佔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3卷5頁)。
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和目標的自由生產與交換的競爭中,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和沒錢購買生產資料是壹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壹方面是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社會生產的資產階級;壹方面是無錢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無產階級,兩者結合便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經濟。貧窮者無法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客觀事實使自身陷入壹種因貧窮而貧窮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私有雇傭勞動得以產生、存在和發展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出現壹系列社會弊端的根本原因。
因此,弊端重重的私有雇傭經濟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根源,不在於私有財產制度,也不在於市場經濟制度,更不在於人們為實現自己的私有財產而以雇傭勞動的方式建立了雇傭經濟本身,而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使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雇傭勞動不止是人民貧窮的原因,也是人民貧窮的壹種必然後果。勞動者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勞動,從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才是壹切問題的根本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的問題出在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上,而不是資本家以雇傭勞動為基礎進行的生產與投資行為。如果勞動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那勞動者就不必要去給資本家打工,雇傭勞動就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及其弊端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在市場上購買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投資,形成雇傭生產時,私有財產就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但我們顯然不能把產生私有雇傭勞動,形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原因歸結為私有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人們擁有私有財產是正常合理的,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雇傭工人,建立私有生產也是正常合理的。問題不在於壹部分人擁有大量的私有財產,不在於這些人使用私有財產進行雇傭生產和投資,而在於另壹部分人沒有足夠的生產資料,不能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
三、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區別與聯繫
許多號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等同於私有財產制,認為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實現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要實現生產公有制和財產公有制,並把沒有商品和貨幣,人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當作壹種目標理想。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驅,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確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等同於私有財產制的。但實際上,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私有財產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是包含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馬克思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因此,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係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壹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壹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壹概念」;「私有財產壹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壹方面又是勞動藉以外化的手段,是這壹外化的實現」。「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42卷100-103頁)。顯然,在馬克思這裏,私有財產不是壹個普通的壹般意義上的概念,而是特定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私有社會制度條件下的私有財產。馬克思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實際上不是消滅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只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社會制度,是消滅以剝削和壓迫為主要內容、以人的異化為特徵的私有財產。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私有財產是包含異化勞動等不合理內容的,包括「工資」,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上,才沒有私有財產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卻並不反對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徵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把資本變為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裏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剝削性質」。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與社會的壹切。他所給與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領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藉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顯然,這裏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壹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私有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10頁)。顯然,馬克思在這裏的指出的「個人的消費資料」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需要和存在的私有財產。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有財產只包含消費資料;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僅包含消費資料,也包含生產和生產資料,包含別人的勞動在內。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都掌握在少數私人手中,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或國家的手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通人民因缺乏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個人的消費資料」,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由國家或集體協助其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從而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可以更好的獲取「個人的消費資料」,可以實現自身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很明顯,資本主義私有制應該是指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不是壹般人所必須擁有的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我們不應把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同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混為壹談。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生產以及生產資料雖然是私有財產的壹種,但私有財產與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並不相同,而且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產生根源也並不在於私有財產,當然也不在於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能也不必消滅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
四、自然資源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源
雇傭勞動的產生,根源於勞動者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然而,勞動者天生就是壹無所有的貧窮者,天生就無法從事自己的社會生產,只能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謀生嗎?顯然不是!
實際上,雖然私有財產可以購買各種生產資料,但生產資料其實主要不是來源於人民的私有財產,而是來源於自然資源,來源於土地、山川、河流、礦藏、森林、植物、動物、空氣等等所有自然界中的東西。
自然資源才是社會生產的根本和基礎,人類就是依靠自然資源實現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儘管這些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但相對於讓人民建立自己的社會生產來說,這些自然資源並不是匱乏的。地球這麼大,資源這麼多,只要分配合理、使用妥當,加上人民的辛勤勞動,完全可以讓所有人民都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可以滿足所有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人們根本不必要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依靠這些自然資源足以使所有人們都建立自己的財富生產,足以使所有的人們生活富裕、事業成功,怎麼可能稀缺到使人民無法生產和生活呢?
問題顯然在於社會,在於自然資源的所有制!在現代社會,壹個基本的客觀事實是,人類大部分的自然資源都是私有制的。不知何時,這些自然資源都成了少數資產階級個人花錢買來的,或者世襲的私有財產,成了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不能染指、侵犯和使用的東西。顯然,廣大勞動者階層被這些少數資產階級剝奪了對自然資源的公平占有權,無法使用這些自然資源,從而才無法建立自己的生產,才變得壹無所有,不得不接受資產階級的雇傭和剝削的。
勞動的條件、生產資料主要來源於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源顯然不應是某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應是整個社會的公共財產。也就是說,如果公平、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的話,那自然資源私有制就是不合理、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想想看,土地、山川、礦藏、河流、空氣、環境等自然資源應該歸個人所有嗎?這些自然資源本來不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為人民所共有的么?怎麼就變成資產階級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了?公共財產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在私人資本家之間自由交易嗎?這種把人民的公共財產私有化的行為難道不是壹種出賣人民利益的行為?難道不屬於壹種強盜的、犯罪的行為?少數資產階級擁有的這種自然資源形態的私有財產是非法和不合理的,是應該被人民剝奪,重新歸人民共同佔有的。
人們生來是壹無所有的嗎?顯然不是。只要是社會的壹份子,任何壹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社會的壹切權利。這種權利不僅包括政治權利,也有經濟權利,包括對公共財產的相應權利。每個人生來在財產上並不是壹無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財產的,和其他人壹樣,對這個社會上的自然資源、公共利益擁有平等的所有權,任何人不能剝奪人們的這種權利。
自然資源實際上和國家政權等具有壹樣的屬性,都屬於社會全體公民共同擁有的壹種權益,是壹種公共利益。人民的公共利益是不能為私人所擁有的,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經驗和常識,也是所謂自由主義的基本要求。歸私人佔有就是對人民權利的侵犯。雖然自然資源在現實中不可能由每個人平均佔據,但至少應以某種形式反映和體現在每個人身上,至少應該可以使每個人都受益。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資料的主要來源,至少應該使人們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讓人們正常、合理、而公平地生存和發展。而自然資源私有制以及以此為基礎所產生的雇傭生產勞動關係明顯忽視人們的合法權利,無視人們的平等與自由權利,無視每個人都有權擁有這個世界的共有資源的客觀事實,其產生和存在是對人身權利的漠視,是對人類基本人權的踐踏。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所謂專家們大力鼓吹和宣揚自由交易的權利,並把這個世界上歸人民共有的自然資源也列入交易的對象。他們不是把自然資源當作每個人都可以公平地享有和使用的公有的稀缺資源,而是作為可以自由交易的可以出賣給個人,可以由個人獨自佔有的稀缺資源。除非繼承了別人的遺產,否則每個人生來在經濟上都是壹無所有的。於是,土地、山川、河流、礦藏等公共財產在不經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就成了在自由市場上可以在私人之間自由交換和購買的物品,從而就似乎合法地成了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把非法獲得的自然資源打上私有財產的標籤之後,就到處宣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從而賦予自然資源私有制以及相應的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以壹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特質,給資產階級對自然資源的佔有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他們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私人對自然資源私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從而永久地確保他們壟斷的特權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資源都被少數資本家個人霸佔著,奉行壹種任由人們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前提條件下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社會規則。勞動人們既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自然資源的使用權,更沒有其他的人道援助,就只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實現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了。而只有和只要存在願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人,那麼私有財產就可以輕易的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從而私有雇傭生產就得以產生、存在和發展。以自然資源私有制等方式迫使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所在。
這些自然資源、生產資料都可以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金錢,可以用金錢來購買。因此,壹個人有錢就可以雇傭工人,組建自己私有企業,就能取得所謂成功,也可以任意購買自然資源。每個人都可以去這樣做,都有這種所謂公平、均等的機會。於是,整個資產主義私有制的壹切就變得平等、公平和自由了。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金錢的,只有資產階級才有足夠的金錢。因此,這種所謂的公平和平等,對於廣大貧窮的勞動人民來說毫無意義。
在自然資源私有制下,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基本處於壹種壹無所有的狀態,勞動者能夠通過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方式實現自己生存與發展就已經不錯了,哪裡還有足夠金錢去購買自然資源建立自己的私有生產?而且,勞動人民的工資收入本身是由資產階級決定的,資產階級有權決定工人工資的標準和多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還可以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的形式變相壓制或降低工人的工資收入。因此,資本主義的壹切所謂自由、平等與公平都是欺騙人民的。貧窮者之所以貧窮,根本和關鍵都在於人們天生應有的對自然資源的財產權被少數個人無端地剝奪和霸佔了,加上缺乏人道的社會制度,才最終導致勞動人民喪失了建立和擁有自己財富生產的物質條件,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不得不在不平等的生產競爭中維持著自己的卑微生存。
五、自然資源私有制的歷史根源
資本主義的這種自然資源私有制明顯是壹種歷史上的霸權延續下來的結果。這種歷史上的霸權表現為任何以武力為基礎的不合理的人為霸佔,如皇權、奴隸權、莊園主、地主、礦主等等。這種霸權通常表現為對別人合法財產、人身自由或公共財產的霸佔。
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政治的霸權結束了,對人身自由的政治束縛基本結束了,但仍然存在經濟上的霸權,人們還受到經濟上的霸權的根本性束縛。基本的政治上的霸權已經被公民運動所摧毀了,而經濟上的霸權卻被資產階級繼承下來。共產主義實質上就是要結束資產階級的這種經濟霸權,而實現壹種全人類的經濟自由與解放。
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是壹種自由公平的市場經濟,奉行壹種機會均等的自由競爭原則,但實際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所共有的,對人民的生產與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自然資源的財產權仍然被霸佔在少數個人的手中。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不但延續了歷史上對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霸權,還發展了這種霸權,使其可以通過金錢在自由市場上自由交易。這樣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在資本主義社會卻成了可以在私人之間進行交易的商品。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還把這種霸權充分發展,形成了對社會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奴役制度,使社會的財富和權力,壟斷于資產階級的手中,廣大勞動者階層成為資本家階級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勞動工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因此弊端重重,貧窮、失業、飢餓、犯罪、戰爭等等像惡魔壹樣纏繞著人類。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壹切弊端,實現壹種人類的解放,是共產主義的最終使命。
私人佔有自然資源這壹社會現象自人類有史以來似乎是被社會所認可的。因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自然資源要麼是無主的,要麼就是別人的。誰能佔有壹定的自然資源,取決於誰的能力。這就像從中國敗退到台灣的殖民主義者在台灣這塊殖民地上進行跑馬圈地壹樣。普通的人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自然資源也應該有壹部分屬於他們自己,即使自己沒有能力佔有,任何人也不能隨意侵佔。這就像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不僅政治權利平等,經濟權利也要平等;沒有天生的皇帝、莊園主、地主、礦主,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強權與霸佔的結果。顯然,自然資源私有制是人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應有權利,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本身的體現。而當人們認識到自己作為壹個人的本來面目,認識到自己作為壹個人的應有權利,認識到人與人之間完全應該是平等的、自由的時候,就會認識到人類社會的自然資源的財產權也應該是完全平等的,自然資源應該屬於全體人民共同擁有的了。
人人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思想觀念在世界上被人們廣為宣傳和認同,是許多進步人士所極力推廣的東西。然而奇怪的是,幾百年來人們對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等觀念被人們普遍接受,卻獨獨對自然資源的財產權的人人平等的原則卻諱莫如深,絲毫不見其宣傳與推廣的蹤影,甚至還掖著、藏著地予以保密。顯然,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實現經濟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將使資產階級喪失其對自然資源的獨佔權,從而喪失其財富生產的壟斷權和特權。因為沒有消滅經濟上的霸權所以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並沒有讓人們擺脫剝削,始終還存在著大量可供資產階級剝削的產業後備軍和無數控制壹切的機會和條件。
傳統的進步的理論從不涉及到自然資源的人人平等權。無論其經濟學說還是政治學說,無論其宗教思想還是人文、法律、道德與倫理,缺乏這壹簡單的常識性的人類重要認知。總是宣揚地球是全人類的,環境與自然也是全人類的,但是偏偏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就不是全人類、全社會的了;當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強力開發自然資源,導致環境嚴重污染、惡化之時,他們到處宣揚人人有責、要求人民保護環境;而在貧窮的人民為了自己能有口飯吃而要求自然資源公有制,實現社會主義時,他們就又宣揚起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這就是世界少數資產階級專家們的醜惡嘴臉!
資本主義與奴隸主義相比,不過是人們在政治上變得自由了,弱肉強食中的「強」也不僅表現為身強力壯、很能打架,而更多地表現為「金錢」、「實力」。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僱工和奴隸社會的奴隸、封建社會的農奴在經濟地位與勞動方式上顯然基本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不能佔有自己的勞動力,都要在別人的管理和允許下生活,都為別人創造著財富而自己則永不翻身地貧窮著、屈辱著。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僱工的本質就是壹種政治上自由的經濟奴隸。僱工相對於農奴或奴隸的進步在於擺脫了政治上的桎梏,然而經濟上的剝削卻是更甚了,從而也使政治上的自由大打折扣。奴隸或農奴擺脫政治上的枷鎖還可以獲得解放,而僱工階層卻無論如何也逃不脫資產階級的雇傭,並在大打折扣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面前無能為力。顯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生產力發達了,而人類的生產方式卻更加野蠻落後。
資本主義的精神向來都是少數人的自私自利是天然合理的,體現在其生產、行事原則上,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與友好相處,而是自由競爭、適者生存。資本主義思想從來都是壹種霸權思想:讓別人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和工具,毫不留情的掠奪、侵佔別人的財富。資本主義的這種非人道精神明顯繼承了歷史上的霸權思想,是奴隸制、封建制度的精神遺留物。
資本主義的非人道不止表現在精神思想上,還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壹方面壹無所有的無產者階層得不到應有的、合理的、人道的幫助,另壹方面人民本來應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資源財產權又被少數資產階級霸佔著。以此為基礎,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方面都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的,產生和存在壹系列缺點弊端。人民為了生存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被迫屈從於不合理、不公平的分工,被迫屈居於被壓迫、被剝削地位,被迫生活在貧窮與非己的境地。在當今人類社會,這種經濟霸權所主導的壹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制度正在壓制著人們的自由、個性與生產力,產生各個方面的異化現象,導致人性扭曲、生產扭曲、文化扭曲、社會扭曲等等。
甚至,資本主義社會的存續發展就要依靠人民的貧窮與痛苦。因為沒有人民的貧窮,私有生產就雇傭不到合適的勞動者,資本主義生產就無法形成,經濟就無法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生產的繼續發展,為了獲取巨額財富,資產階級經常採取措施人為製造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搜刮人民僅有的壹點財富,使人民變得更加貧窮,從而資本主義生產得以更加良好的發展。統治者壹方面拒絕共同富裕,壹方面還人為地製造著人民的貧窮。當人民好不容易富裕起來,或者工資福利增加到影響其繼續獲利時,資產階級將毫不留情地出手,以各種手段:通貨膨脹、經濟危機、苛捐雜稅、貪污腐敗等等方式來巧取豪奪人民手中的多年積攢下的壹點積蓄。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在形式上擺脫了政治霸權,在實質上卻仍然受到經濟霸權的桎梏。這種經濟霸權正是導致人類社會畸形變態,產生種種不合理、不公平、不自由、不民主現象,導致壹系列缺點弊端的根源。不公平的競爭基礎、不均等的致富機會、加上野蠻獸性的生存規則,普通的人民百姓不貧窮、不失敗才叫怪事。
消滅這種經濟霸權,從而改變和恢復人類正常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真正把人當人看待,建立人道的生產方式,從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正是人類獲得解放的根本和關鍵。這正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內容。用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首先應剝奪資產階級的經濟霸權,至少把自然資源形態的公共利益恢複本來面目,並以公平、合理、人道的原則為人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使人們擺脫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各種束縛,而可以建立和擁有屬於勞動者自己所有的社會生產,實現按勞分配,完善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實現人類的解放,實現生產力的解放。
六、改造資本主義的正確方式
私人對自然資源的佔有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而資產階級恰恰就是憑藉對自然資源的這種霸佔,加上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社會生存法則,才構造起資本主義的大廈,形成對廣大勞動者階層的壓迫,確定穩固的雇傭勞動制度,創造了資本主義以金錢決定壹切的,以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人文精神、倫理道德等。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民貧窮與失業,勞動者被迫以僱工身份參加社會生產,以及其他壹系列社會弊端的根源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事來對待這種生產力」(恩格斯《反杜林論》)的主張無疑也是正確的。但實際上,生產資料私有制,卻主要源於自然資源私有制,源於缺乏人道的社會制度,而不是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私有財產、市場經濟雖然密切相關,但並非就是等同的,並非不可脫離的。實現社會主義,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顯然不能為了否定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把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否定了。無論何時,人都是要生產與生活的,都是要消費個人生活物品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無疑是實現人的正常生產與生活的必須。實現社會主義,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必要,也不能把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壹同消滅了。就是說,在我們倒洗澡水的時候,不能把洗澡的孩子也壹同倒掉。
共產主義並非是人的「大公無私」,而是人的自由與解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社會科學,而非針對個人的道德化要求。在《費爾巴哈》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建立的制度,正是這樣的壹種現實基礎,它排除壹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壹卷77頁)。因此,所有實現共產主義所要採取的行動、措施、制度,應服從於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目標,而不是馬克思個人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壹些簡單設想。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把生產資料,即「現存的條件」掌握在生產者自己的手中,從而變成「聯合的條件」,從而可以實現生產者的自由,進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因此,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應侵犯人的正常合理的自由和權利。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不能人為限制人的自由與發展。即便在改造資本主義的時候也不能這樣。就是說,社會主義不應強力阻止雇傭關係的建立。既不能阻止資本家雇傭工人,也不能阻止工人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人的合理合法的私有財產、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也不能被隨意剝奪。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社會的事情,不是資本家個人的事情。對於現在的壹般的資本家個人來說,除了自然資源之外,其它財產的來源都是合理合法的,是不能也不應被任意沒收、充公的。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應該通過自然資源的公有制,以及其他合理合法的方式來實現。而共產主義平等合作的生產關係的建立,只能在自由、自主、自願的基礎上,在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的協助下,由勞動人民自由自主地來建立、完成和掌管,完全歸勞動者自己集體擁有。
共產主義並不反對私人對某種物品的佔有和使用。就像對待私有財產壹樣,共產主義反對的只是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現象,即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私人對物品的正當合理的佔有與使用當然應予以維護和認可。但非法的、不合理的佔有就必須予以反對。例如,個人因偷盜、搶劫、詐騙而來的私有財產是不合理的,就必須予以沒收或物歸原主的。同樣,屬於全體人民共有的自然資源絕對不應當成為某個人的私有財產。土地、森林、礦藏、山川、大河等應是所有人民的共有財產,不應歸某個人私有,即使這種個人私有是花錢買來的、歷史形成的、約定俗成的也都不應該。自然資源的私人佔有,明顯是對社會其他人民的公共權利的壹種侵佔。社會主義應首先把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並以此為主來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並通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為勞動者個人提供生產資料服務,讓勞動者個人可以只有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
與此同時,要改造私有雇傭勞動關係,也不是反對人們建立在雙方自由意願上的交易契約,而只是要求形成這個契約的交易應建立在雙方都平等和道德的基礎上。這種平等和道德不是說說就行的,而是要具體落實到交易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方式上的。比如,金錢不能購買壹切,不能購買人身自由和人的尊嚴,不能購買奴隸,也不能購買國家政權,不能購買土地、礦藏等公共利益,不能購買公民共有的財產。有些東西是不能被用來做交易的。同樣,勞動力也是不應被購買的。出賣勞動力,等於出賣人身勞動自由和權利。通常情況下,勞動者出賣自己勞動力都是被迫的。勞動者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為了個人生存才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這些不公平、不正常契約的達成,即使是對方願意的,也明顯是侮辱人的,是乘人之危。而資本主義則根本不考慮這壹切,對自然資源、他人勞動的佔有,以及這種佔有所導致的極其殘酷的不人道後果都表現出壹種冷酷無情和漠不關心的態度,體現了資本主義對財富不顧壹切地掠奪的本質和精神。資本主義這種私人佔有壹切的社會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貧窮與失業、飢餓與疾病、環境污染、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機會的不公平、地區發展不均衡等等社會弊端卻似乎與資產階級毫無關係。
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應該為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提供服務,而不是製造新的障礙和束縛。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勞動者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社會生產的壹種結果和表現形式。顯然,那種根據生產資料全民所有而產生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完全是錯誤的,這不但沒有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反而為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製造了另外壹種的障礙和束縛,完全不符合共產主義思想的本意。其實質,是以另壹種形式的剝削與壓迫制度,替代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制度。是以全民或國家替代資本家的形式,繼承了剝削壓迫制度,成為勞動人民的新枷瑣。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這種新的桎梏,無疑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中說批判的那種:「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東西」,是「冒充的集體」,「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
滿足共產主義運動要求的,可以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只能是那種:「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的企業生產方式,即真正符合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由勞動者自己作主,自由、自願地結成的「真正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符合共產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壹種以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公有制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野獸般非人道的本質精神明顯地表現在其秉持著的動物世界的生存原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但這種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並非壹無是處。實際上,根源於人的生產與生活的千變萬化、多種多樣性,這種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形態的人的生存法則也是滿足人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的最好方式。就像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壹樣,共產主義也要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控制人的市場經濟,改造為受人控制的市場經濟;把為禍造害的市場經濟,改造成服務於人民的市場經濟,使其為人的自由與解放提供壹種方式和服務。
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應用在人的生產與生活領域中,作為資源配置的壹種市場方式是可行和有效的,但卻不能簡單應用於人類本身,不能簡單應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作為人,參加這種自由的生產與生活競爭應該有兩個前提:首先要確保人的尊嚴和起碼的生存基礎;其次必須是真正公平合理的。
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恰恰就表現在這市場經濟的這兩個前提上。資本主義要確保雇傭勞動,所以必須確保勞動人民的貧窮與失業,確保產業後備軍的存在。而且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是不斷侵蝕人的尊嚴底線,危害人的生存基礎,甚至連人的起碼社會保障系統也無法得以有效實施。同時,自然資源私有制、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方式的存在,也說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壹個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基礎之上的。顯然,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導致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公平、不合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壹系列的缺點弊端,甚至連人的起碼生活與尊嚴底線都無法得到實現和保障。
而共產主義的基本做法,恰恰就在於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讓勞動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真正公平合理性上。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從而沒有了也不可能產生雇傭勞動這種不公平、不平等的生產關係。由於每個勞動者都是自己勞動的主人,自己所生產的社會財富全部歸自己所有,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自己生產與生活的最大、最好保障,因此也不存在所謂社會保障的問題。而且,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的尊嚴當然得到最高的體現。
在資本主義雇傭生產的整個鏈條之中,如果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是必要和正常的,自由雇傭和交易,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是符合人們道德化要求,不能隨意終止或沒收的話,那自然資源私有制卻絕對是非法和不合理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把私人佔有的自然資源收歸國家所有,讓其歸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如果說實現社會主義不能憑空沒收資本家們的企業和生產資料的話,那麼沒收資本家手中的自然資源卻是非常必要、合理的,理所當然的。
而其實,建立整個的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依靠自然資源的公有制就已經足夠了。實現共產主義,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無需強硬沒收資本家手中的生產和生產資料,而只需讓勞動者可以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就夠了。而只要以公有自然資源所形成的生產資料為勞動者的生產勞動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服務,再加上國家與社會在其他方面的扶持與幫助,就足以讓所有勞動者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企業生產,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人民並不是生來就壹無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天然的財產權的。每個人除了壹定的政治權利外,也擁有相應的自然資源財產權。依靠這自然資源財產,每個人都可以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從而可以實現自己的個性自由,實現自己最完美的生存與發展。
當然,土地、森林、礦藏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必然要落實到具體的勞動者集體。但這並不需要把土地、礦藏等自然資源出賣給個人。使用權和所有權是不同的,自然資源可以給具體的使用者使用,卻不能賣給使用者。使用是壹定時期內使用,是要付出報酬的。而出賣所有權是壹次性的,壹次性交易后,所有權將永遠屬於新的所有者。
在當前台灣,雖然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已經佔據主體,但自然資源大部分仍是很分散的,把共產主義作為目標和指導思想的人越來越多。如果在不久的將來追求共產主義的政黨可以通過民選的方式得到執政權,並在執政之後充分完善與發展自然資源的使用與管理制度,充分完善和發展改造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並以建立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為廣大的勞動者提供有效的服務,使之可以自由地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那共產主義的實現仍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毫無疑問,這是積極正確地改造資本主義,解決壹系列現實社會問題的有效辦法,也是當今台灣改革與發展的唯壹出路,也是實現台灣人民真正的自由與解放的最佳方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
從"為人民服務"到"為'新社會階層服務'"
從"全心全意依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到"全心全意依靠少數」精英
從"消滅剝削"到"剝削有功"
從"消滅私有制"到"消滅公有制"
從"北平壹夜消滅妓女"到"繁榮娼盛"
從"根絕性病"到性病泛濫,
從"消滅黃賭毒"到"黃賭毒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從"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從除了毛澤東是大貪污犯其他基層官員"廉潔奉公"到貪官遍地、贓款源源不斷外流、海外世界大量出現"二奶鎮"、"貪官子女幫"
從雖然醫療服務質量不好可是人人都有負擔得起的"公費醫療"、"農村合作醫療"到讓普通老百姓傾家蕩產的"醫療產業化"
從雖然是洗腦教育可是卻是免費義務教育到"二十年大學學費漲25倍,漲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長"的"教育產業化"
從"為國家建設的高積累而勒緊褲帶"到"為房地產商暴利的高積累而勒緊褲帶"
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工分制度到"按權分配"、"按資分配"的工資制度
從"壹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到"下崗""買斷工齡""叢林法則"
從表面上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到宣揚工人階級是沒有出息的"弱勢群體"
從"原來沒有"最多就是工資很低到司空見慣的"血汗工廠"、"當代'包身工'"、"山西奴隸磚窯"
從八小時工作制到"中國工人階層為每天工作八小時而奮鬥"
從雖然工資很少可是卻"按時發工資"到"不準惡意討薪"
從"世間壹切事物中,人是第壹個可寶貴的"到"保安持鐵棒暴打討薪農民工"、"打死壹個給20萬!"
從雖然貧困可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沒有通貨膨脹"到債台高築、物價飛漲
從"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到"村騙鄉,鄉騙縣,壹直騙到國務院"
從"三老四嚴"、"精益求精"到"假貨遍地"、"處處作弊"
從雖然外交封閉可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到依賴外資、"市場換技術"、核心技術處處受制於人
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打的妳服氣"到"消氣外交"、"強烈抗議"、"極大克制"、"最大憤慨"
從教育基層官員"密切聯繫群眾"、"共產黨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到鼓吹"高薪養廉""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
從"鼓勵人做好事"到"見老太太摔倒千萬別攙"
從"為人師表"、"道德楷模"、"人類靈魂工程師"到"教育系統成賄賂高發區"、"教授忙於經商、項目爭奪戰、教學成副業"、"買賣文憑"、"論文作弊成風"、"'博士'滿街走,'教授'如小丑,'論文'如垃圾'學者'如癩狗"
從在黨的愛國主義宣傳的薰陶之下"海外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報效"、"公派蘇聯留學生50萬盡數學成回國報效"到"留學不歸"、"大量人才加入外國國籍"、"公派40萬留學生回來8萬,不歸比例全球最高"
從"天之驕子"、"理論實踐相結合"到"滿地都是"、"畢業即失業"
從"基層官員沒人願意做"到"數千人爭奪壹個公務員職位"
從"人民當家作主、共同享受國家財富"只是毛澤東擁有絕對支配權到"10%的人佔有絕大部分社會財富"
從"官民比例1:600" 到"官民比例1:26、個別地方1:9"
從"壞人怕好人"到"好人怕壞人"
從在黨的教育之下所形成的"人人願負責、敢負責、能負責的主人翁精神"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愛國"、"各人自掃門前雪"、"妳們這些人算個屁啊"
從"白手起家、自立更生"到"吃祖宗老本"、"崽賣爺天不心疼"
從"山清水秀"到"禿山黑水"、"污染嚴重"、"綠藻藍藻"
從"浪費是極大的犯罪"、"艱苦樸素"到"拉鏈路"、"豪華辦公樓"、"低水平重複建設"
從"幾乎無賭無殺擄掠綁,每年死於刑事犯罪的不到20萬"到"刑事案件多如牛毛"、"每年光自殺就26萬",
從"航天之父、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衛星之父,核物理泰斗,導彈之父,雜交水稻之父,黃土之父,數學家,理論化學的奠基人等壹大批頂尖級的科學家"到什麼都沒有
從"成功發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導彈、核潛艇、雜交水稻、鐵路機車、現代海船、微電子、計算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研製成功、現代海船、微電子、計算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研製成功、CPU、漢字激光照排、復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等領域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牙膏都要用外資品牌的"
從"科技競爭力全球領先"到"沒有任何科技競爭力"
從"獨立自主"、"公平合作"到"把廉價商品送往美國,用廉價商品換來的美元隨後也送還美國"的"中美國經濟"
從獨立的民族經濟到"外資經濟佔全國GDP超過壹半",每年利潤超過壹半流向國外
從"對愛情忠貞不渝"到"婚前財產公證"、"換妻俱樂部"、"大城市離婚率高達30%"、"沒車沒房不嫁"
從"7000萬修壹個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鉤渠"到"老百姓居無定所、多少學校是危房的同時花幾億十幾億甚至修建辦公樓"
從"貨真價實"、"對人民極端負責"到假冒偽劣無孔不入,假文憑、假學歷、假幹部、假警察、假軍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廣告、毒食品、豆腐渣充斥社會
從"不需要防盜門"到"離不開防盜門"
從"又紅又專"、"唯才是用"到公然"明碼實價"買官賣官
從雖然普遍貧窮可是基尼係數被國際經濟學家計算在3以下、沒有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到基尼係數超過4.5這公認的貧富極端分化的警戒線
從義務教育,到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干達,失、輟學兒童人數創下世界第壹
從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免費,到中國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因為貧窮而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
從赤腳醫生為代表的農村合作醫療,到讓中國九億農民沒有任何醫療社會保障
從礦工是主人,到中國每年的礦難發生次數和死難人數,創下世界第壹
從槍斃貪污數萬元的革命功臣劉青山、張子善,除了毛澤東跟某些少數人之外大部份基層官員沒有機會貪污到中國近10年貪官轉移國家財產近萬億美元到海外,且永遠無法追回,貪污腐敗世界第壹
從作風清廉的基層人民公僕,到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工款吃喝、工車消費、工費旅遊超過8000億元,相當於四個三峽工程
從全民義務教育,到中國在其農村尚存在無數失學兒童,存在大批破舊校舍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修壹座新樓預算就高達70億,創下堪稱世界之最
從GDP佔大比重投入民生,到GDP佔小比重投入民生,中國民生投入佔GDP比重排名全球第100位之後
從中國曾經徹底消除了針對壹般民眾的色情業、賭博行業,到目前中國被脅迫的風塵女子人數和發生的逼良為娼案件,滿大街的賭博場所創下世界第壹
從針對非法業主的掃除色情業行動,到針對最弱勢的賣身婦女施用暴力和權色交易
從城鄉差別不大,到中國大中城市發達程度與歐美相當,而絕大部分農村和非洲窮國的農村處在同壹個發展水平上,反差之大創下世界之最
從自主研製成功二彈壹星、大飛機、殲10、核潛艇等,到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中,唯壹的壹個依靠引進尖端武器的國家
從工人享有基本福利保障,房子不大可是卻有福利住宅到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並且工資佔GDP比重創下世界最低
從振興中華民族工業,到中國與非洲小國壹樣,只能靠出口襯衫、褲衩之類產品換取其急需的民航飛機等工業品
從基層官員應該堅持廉潔堅持樸素的作風到中國各級政府辦公大樓的豪華程度超過最富有的美日歐政府,創下世界豪華第壹
從促進民族團結堅決不接受蘇聯帝國主義的威脅讓外敵不敢隨便侵略中國,到目前中國越來越陷入分裂狀態,另有大片的領土、領海因為政府接受璦琿條約的做法被俄邏斯等周邊國家所侵佔
從農民弟兄進入北京戴大紅花,到中國農民進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須辦理"暫住證"暫住在中國,堪稱世界奇觀
從雖然教育質量不好可是貧困農民家庭子女上大學免費,到中國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壹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
從大學畢業統壹分配,到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從全國城鎮國企職工工作穩定,到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口超過壹個億
從1978年官員行政管理費佔財政開支比重不到5%、總額52億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到現在行政管理費開支比重接近20%,位列世界第壹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由啟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以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沒能正確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有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亦稱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中進化而來的。因此必須到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歷史文化中,用宇宙發展觀為認識,用辯證法為方法論,才能探討出關於人類存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根源,最終從宏觀上詮譯人類及其社會的全部文明本質內涵。
發展論認為:人類是在自然生態中衍生的,但人類未來無限發展的根本,卻不是在生態而是在宇宙。為什麼呢?依據現代科學技術的能量消費發展,生態能量資源不能滿足人類歷史性發展需要,人害無限發展的科學能量要救及技術指標在宇宙中。所以現代的人類,是未來的宇宙人類。這是自然物質規律衍化人類無限發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則。人類不衝破生態圈的能量數態及技術指標的局限束縛,將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麼什麼樣的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方式,適合進入宇宙,成為宇宙人類?要讓世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內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質生命世界的生命時空中,看看宇宙是怎麼形成的,地球是怎麼產生的,生態是怎麼來的,人類是怎樣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關係等等,以人為本,為當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條影屏生命大線,為人類認識必然發展做以清晰的理論參考。
發展論認為: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搖籃中的所有物質,都以具體的外在實體和內在規律屬性構成有產生、成長、轉換與發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現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質,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的千姿百態的實體和萬千變化規律屬性構成的時空整體。
宇宙中不存在沒有實體和屬性的生命現象如果說有,只能是虛構的假說,科學論據,須以實物為證。
解讀共產主義為本,為什麼需要以宇宙觀為起點?因為人的壹切生命現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濃縮,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內在精華。所以人類的存在,有以表現為人的最高屬性的工產主義文化,與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緣」般內在聯繫關係。壹句話,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演繹人類及其生活文明必然發展的文化結晶。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用宇宙觀,到宇宙文化中尋覓人
生命根源的客觀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華就必須認定,人類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級生命物種。依據是什麼呢?很簡單,人具備了物質世界發展規律最高文化法則——創造性和奉獻性。
由於物質世界的時空運動有規律無意識,因此創造生命的能動結果盲目緩慢,而人則能相對有意識地按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再現性的創造出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新質態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規律與人質意識互換守恆的物態特徵,最終轉換成高級生命物種。
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躍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將以無限大的生命發展力而遨遊宇宙時空。
人類既然是由創造性的物態實體和奉獻本質屬性構成宇宙中最高級生命物種,那麼自然是怎樣衍進人害生命的呢?這是人類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但就機械的從社會中看人的存在與發展內涵,將會在人類客觀遙感歷史關係中產生自然斷檔現象,要完整圓滿的解決問題,需從宇宙產生的源頭為起點到宇宙有機生命的產生為臨界,繪製壹幅宇宙無限發展的歷史長河,在這條長河的大卷中,不僅能讓人看清宇宙與生態是怎麼來的,人在自然界發展到哪壹階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麼,未來如何發展,如果人害思維科學的態度正確,方法得當都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為什麼,因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個完整的人生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個明白。
科學告訴人類,認識矛盾重重無限奧妙的宇宙世界絕不神秘。歸根到底的組織形式,是物質以具體的量積累到質變換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積木壹樣構成區域性歷史文化板塊形態,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區域文化板塊普遍聯繫起來,有始有終的時空整體。人類的實踐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法則,就是抽象的依據各時空區域文化板塊為模式,由淺入深探討宇宙物質世界的全部生命內涵。
宇宙生命特徵是什麼呢?不外乎兩大特點.
壹、由產生、成長,到消亡轉換的量化過程,是優勝劣汰的生命活動現象。
二、由初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以此類推無限輪迴,永恆的生命運動發展現象。
這兩大特點,構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內涵的文化基因。
人類現代信息科學技術,象壹枚騰空飛馳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層層面紗,為可知科學文明視野,打開了壹條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內幕的時空隧道,把人類意識文明送到科學指定的遠古宇宙文化源頭——無星際時空領域的歷史年代。
站在無星際文化的源頭,科學的慧眼中,呈現了無機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勢磅礴演進過度的歷史畫面。
第壹幕:以無機暗物質單元粒子為基本實體和屬性,構成不同混元真空區域運動的古生代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這壹時期單元粒子群分別如生態自然中的霧霜雲雨風壹樣,按各自生命質態的能動特徵,在長期磁碰撞和電分解的空旋膨縮運動中,逐漸形成第二幕,多元體古代微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微星際萬由理化組合運動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體化合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混元體星際定向化合運動演進歷程中,產生了第四幕——現代有機化合生態文明的宇宙文化歷史文化時期。
由單元真空為起點,到混元時空為臨界,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無機生命衍變過度的全部歷史周期。
發展論認為,生態文明的產生,使宇宙世界結束了以無機生命為主導特徵的時空運動,進入了以有機生命文明為主導的新質態宇宙區域文化歷史時代。代表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屬性同合共組的高級生命物種——人類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歷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機生命與無機生命互為轉換的亞間生態自然文化的歷史邊緣。因此現代的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偉大,最高級的生命物種。
站在生態文明與自然文化亞間過度的質變飛躍支點上擡頭展望,浩瀚深墜的宇宙時空隧道,為人類未來生活模式指明了無限發展的歷史空間。低頭俯視,生機盎然的生態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
地球起源
壹顆明亮的膠溶狀巖質流星體——某脫軌由天體殘骸。帶著熾熱的能量,在太陽系的時空中,按順時方向,奔向圍繞太陽轉動的壹顆古老龐大的霧態水質行星。
當巖質星墜入水質星內核時,受水質星的冷卻和內核阻力及磁場的引導,巖質星表層形成了堅固的外殼,緩解了萬有引力,歸順了水質星的自轉,同水質星壹起圍繞太陽恆星進行公轉運動。至此,壹對親密無間的天體伴侶,在太陽系時空開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運動中,巖質星應水質星能量守恆需要,不斷發生推陳出新的地質呼吸變遷運動。強大的熱能,把大量殘骸噴射到水質星的外太空。隨著巖質星殘骸的增多,與水質星的物態雜質、及宇宙塵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質星有「血緣」呼應守恆轉動的小天體——月亮衛星。
由於巖質星靜態守恆的密度不斷增加升溫,自轉頻率加大,變換著水質星的原始軌道逐漸向太陽慢移。
在與水質星蜜月轉動時,巖質星的熱能理化效應,和聲光電氣磁的化合作用,不斷把水質星的霧態宇宙水系蒸發為雲雨,受巖質星磁旋引力,雲雨歸回到巖質星的懷抱。如此歷史性凈化循環,在巖質星的低洼地帶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壓力,地殼不斷發生守恆引力的變化,以適應水域存在積量。水質星的實體逐漸被巖質星精華吸收,最終轉換為霧霜雲雨風的歷史遺迹,形成巖質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氣空間。
十月懷胎,巖質星以巖物態和水質物態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際天體——地球行星,帶著月亮,開始了與太陽恆星進行有規律的時空運動
生態起源
在特定歷史大氣空間環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長的冥古宙自我養生歷史過渡時期。到太古宙歷史階段受大氣空間壹定理化條件影響,在水域潮濕地帶,產生了由水質星所遺留的無機暗物質粒子與水分子有機合成苔鮮類軟纖維有機生命孢子。幾經風乾雨淋生死輪迴的遺傳重組,胞子脫離了苔鮮生命的束縛,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環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氣,吐出氧氣為生命能量守恆的單細胞低級微生植物。隨著低級微生物的發展,相繼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脫離水域走向大陸延續到如今的高級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靜態氧化過程中,產生了吸收氧氣,吐出炭氣的有機浮游動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恆的。
由低級微生植物,到低級微生動物,有機生命完了初級生態進化鏈的轉換過程,接而繼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動植物的吸管動物——無脊錐動物——哺乳動物——兩棲動物,與植物發展規律壹樣,水生動物幾經演變進化,最終脫離水域的束縛,走向了大陸動物界。直到人類出現,有機生命在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的發展規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態第壹輪自然性由量化到質變的全部文明史。
什麼是植物:生態中以靜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植物。
什麼是動物:生態中以動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動物。
什麼是有機生命:以遺傳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種叫有機生命。
什麼是無機生命:以遺變方式轉換生命的物態叫做無機生命。
什麼是生態:由有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生態。
什麼是自然:由無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自然。
什麼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識。
什麼是文明:文明指社會知識。
什麼是知識:知識是解釋真理。
什麼是真理:人的意識符合客觀規律就是真理。
什麼是意識:腦的能動行為叫意識。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質世界進入了以質變飛躍為生命運動特徵的新文化里程碑。因此,人類社會肩負著兩種質態互為轉換的歷史性臨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類將以全新科學質態能動行為,進行第二輪復興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質變大革命。
二、是人類在科學生態革命生態建設中,必然聯繫的,是科學宇宙革命與建設的科學信息基礎工程。
人類的起源
站在生態文明制高點上,低頭審視,在千姿百態、生機盎然的有機時空大千世界中,人類以獨特的直立物態行為,從爬行物種的自然王國中珊然而出,幾經蒼桑巨變的漫長演進到如今,開闢了壹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在這條自強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類千百萬年自我完善的幾種進化圖騰形態,及每壹形態段落中,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鮮明社會歷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論認為,人類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經歷和正經歷著四種不同生活內容的社會歷史時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類歷史時期,二是自發性類人群體歷史時期。三是自覺性勞動人類歷史時期,四是自由性科學人類歷史時期。
由自然性到自發性到自覺性,再到自由性,這四種歷史階段。形成了人類由生態向宇宙進行轉換過渡的第壹輪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類社會發展史,可繪製人類進化圖做以明注。
人類進化圖
自由宇宙人類
自覺宇宙人類
自發宇宙人類
自然宇宙人類
自由科學人類
自覺勞動人類
自發生產勞作人類
自然原始勞作人類
自然爬行
第壹輪生態人類通史周期板塊。
由低級
向高級消除爬行物種屬性
第二輪宇宙人類通史周期板塊。由簡單向複雜演進人質物種屬性以此類推無限輪迴永恆發展。
圖式表明,由於人類來源地球生態圈中的爬行王國,在第壹輪生態質變發展歷史時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種屬性的積量遺迹。人類在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求得進步同時,也在逐漸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終結果,要徹底清除爬行物種本能屬性,衝破地球生態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縛,凈化成宇宙人質生命社會。
只有人類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為人相對爬行物種,具備了超越地球生態文明的文化潛能。
人類復興生態質變革命。是以科學文明發展意識,取代自然生態盲目進化邏輯,重建科學化有機生命世界。這是宇宙生命法則賦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使命。而不適應科學生態發展的、陳舊落後的動物屬性,是必然消亡的,適者生存,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則。所以爬行物種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這就是人類為什麼要清除爬行屬性,轉換為科學人質屬性的歷史原故。
人類的客觀存在,是物質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
壹、原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時期
這壹時期,分兩種人類進化過渡階段。壹是以基本直立並帶有兩棲本能活動為實體的古原始類人猿歷史階段(只論類人猿,不論靈長類)。史學界稱這壹階段的人類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種。生存特徵,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勞作活動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體改造生命運動,以適應全天候自然環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於依賴熱帶全天候自然靜態環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屬自然性生命物種。
二、是能製作簡單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類歷史階段,在這壹階段,原始人類在繼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后,能動地發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應用。史學家稱這壹段的原始人類為能人人科文明屬性。其生活特徵,是主動利用自然物具改造體能系統的勞作生活方式。由於原始能人還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熱帶靜態環境中,仍屬自然性人類。
在百萬年前的遠古大荒,非洲熱帶雨林,生活著諸多靈長類生命物種,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靈長之王,被史學稱為古原始類人猿前人的兩棲物種最為活躍。所謂前人,是指人類由靈長類向人轉換時,最初具備人類特徵的直立物種。
儘管前人進入了直立為主的體能形態,但手足體態還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徵,因此類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徵,是演化肢體運動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運動法則,集中地賦于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種、兩棲物種肢體運動的本能精華成為由低級半蹲式靈長類向高級直立靈長類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種。
前人以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性格意志本能和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獨特心理屬性,超越了所有靈長類及爬行物種自我個性意識——弱肉強食,遇難而逃的狹隘野生本能屬性的束縛,成為生態中的靈長之尊。
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本能心理意識,是類人猿進化為人的先決本質屬性。只有積極主動的集體實踐活動,才能普遍領悟出具體進步活動內函,以積累客觀進步的必備條件,宏觀心理加上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個性鬥志的有機重組,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發展的客觀基礎保障,而壹般靈長類自我個性本能意識,是不能產生集體實踐活動中的特殊內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歲月如梭,前人在人類文明史的幾百萬年時空漫燃歷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勞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歷史使命。
四百萬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製壹般生活用具的勞作物態生活特徵,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開始了以捕魚狩獵為主,以採集為輔的原始人類生活階段。
使用自製簡易生活用具,擴大了能人的生活視野,增強了與自然界進行生存的鬥志,開始了逐漸脫離林域,茫然地向大際進行試探性慢移過渡。
能人在林域邊緣的沼澤草叢之間,以背靠森林茅草築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採集狩獵的血緣氏族勞作生產生活。
由於脫離林域野外生活,體力活動能量加大,及日晒兩淋的自然侵襲,能人的汗腺系統發生了脫毛的生理變化,為防自然侵襲和蚊蟲叮咬,原始能人開始用枝葉及獸皮製成原始衣著自我保護。
由林域向陸地亞間跨躍的歷史過渡階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築屋和原始衣著的兩大社會文明生活的物質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獵採集,強化體能演進活動中,對偶然突發危機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極為認真激烈使用天然物體攻擊或自衛活動時,被群體的視覺和聽覺所刺激而在腦——神經意識功能司令部中,產生了暖間的記憶信號,隨著生活的頻繁重複。暖間的信號積累,在直立腦生物電磁感應的印覺功能中逐漸拉深加重,最終通過認真總結,轉換成傳統經驗性實踐啟蒙感覺認識行為。面對無限重複認識和反射溝通的形象交流實踐,能人腦覺活動系統相應再生了更為高級的思維映覺把映功能現象,而溝通與交流的認識和反映形成意識實踐的能動思維實體,就是言語,因此,言語是表人的思維活動的意識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認識,到客觀思維反映的意識行為及壹切意識屬性,都來自於實踐活動對腦的不斷開發過程中,最終形成人的獨特生活的意識環境。正是認識與反映高頻率意識實踐活動,像火花壹樣,打開腦神經系統無限多維生理空間的遙感啟蒙大門,在原始的腦覺物態意識領域,為人的物態實踐開闢了無限廣闊的時空視野。
人的遺感測應系統,既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通過感官組成的實踐意識活動,是人產生主觀心理認識的初級本能行為範疇。
人的感覺意識,既由判斷、概括、歸納、總結等通過間接既興變化的再生意識活動,是人腦思維反映客觀的高級轉換行為。二者互為重組,在人的腦覺領域中,衍生無限能動的意識體系,如思想、觀點、印旬、夢幻等,所謂意識,是腦多維實踐活動的總稱。
客觀世界是以內在發展規律為生命運動的根本,而人是以內在意識秩序法則為生命活動基礎,兩者時空生命壹樣,都是物質多樣性的客觀存在。
人做為物質世界先天文化的壹個後天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在生態中衍生,而在自然發展規律中發展的。因此必然地帶有發展規律的客觀屬性。自然規律,是人類意識文明的客觀依據。因此,人的意識發展規律是自然規律的反映。
人的現實存在意識,既人的人生觀,是人在壹定靜態現實生活的具體反映。如果與無限發展的動態歷史相吻合,完成壹個統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沒有抽象思維概念做主導支朽人的現實有限活動是不客觀的。而作用於人的內在客觀發展意識的能動實體,就是人的精神思維,既人的世界觀。
人的世界觀有意識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頑強、無私奉獻鬥爭的時代精神,逐步完成無限發展的歷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類的生命核心,是不斷精華人的精神文明意識。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過實踐活動,把物質客觀基理內函再現為人的思維理性意識概念中,達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維意識和人壹樣是後天的,來源於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濃縮。所以人是宇宙物質世界中凈化了的精華生命物種。
人的現實人生意義,既人的人生觀,必須與客觀世界無限發展規律相壹致,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恆與轉換的自由法則,取得無限輪迴的生命永恆。反之,必在壹定歷史周期範疇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真理。
人的生命質量源泉,來源於歷史性時空運動,這就是自然辦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屬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類,就是在這種概念中,通過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實踐中,走向遙遠的未來。
在日積月累的林陸亞間生活過渡中,原始能人不斷以古前人遺留的聲覺感應交流機制,對手足發工后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物態經驗及彼此間情感關係,進行認真的交流溝通,從中創造了互挽意識的音覺扭帶——言語意識文明。言語是人類再實踐意識的交流工具。言語的應用,使能人的腦覺系統多樣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動邏輯理念。把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為關係間接有機地聯繫成壹體,為直立人類後天智慧主動演講超越自己,展示了無限廣闊的思維運動空間。
能人社會中,母系生兒育女創造生命的無私血緣奉獻品質,確立了血緣倫理關係的必然主導地位。所有情感體系,都以母系血緣親情為精神寄託,生活在摯朴古老的自然性血緣倫理社會意識中。
什麼是血緣關係:血緣關係是物種同宗遺傳的生命本源屬性。統壹的血緣本質關係,形成統壹生命形態實體的本質之道。
什麼是倫理關係:倫理是人類不同輩份、年齡等間的互為關係,倫理屬性構成人類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因此倫理是人的現實生活之德。
本質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組,構成人的內在精神行為的生命底線——道德意識文明屬性。道德是人質精神的本質。既人的本質。
由於血緣關係沒有異化現象,因此在以母系「單細胞」社會血緣生活中,沒有姓氏之分。為此,古人類學家把沒名沒姓的原始能人定為共同公有的氏族標緻。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會叫做母系氏族社會,既原始血緣公共社會,其社會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質物種生命由單細胞向雙細胞分裂重組產生新生命遺傳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遺傳歷史的產物,歷史是家庭與社會的全部反映。
由於原始能人母系化社會活動的單壹性,社會存在關係中,只有男女之別倫理之序,決無等級之分,壹切都在摯朴簡單的原始本質的血倫統壹共性道德規範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駐地邊緣進行採集食物的勞作活動。育齡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務,男孩在壹起玩耍戲鬧,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領。女孩在壹起盤花結草,相互裝點美麗。
男系以壯年為首領,率男丁在林間水域,草野沼澤進行漁獵的勞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機敏,無論如何兇險逆境,都群情激奮頑強拼搏決不退讓。尤以鄰族有難,更是首當其衝,全力以赴戰勝堅險,面對所取之物決不爭分。日常勞獵,對所獲食物決不貪口,帶回駐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寧死不食。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本能血緣奉獻道德社會環境,形成威力無比,戰無不勝的社會凝聚力。歷史學家稱這種生活為原始共產主義。
原始自然性共產主義,是人類科學共產主義的基因質。
晚上,人們團聚在壹起,用口頭言語,講敘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鄰者,便手舞足蹈,擊木音歌,和諧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決不串夜。
夜晚,夫妻擇地廁息,其它成員均按倫理秩序分班就寢。如此默守陳規群居共伍,無壹絲衝突之舉,如有犯逆者,必遭眾斥,使其心跡無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徵而定婚緣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當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悅之事。成年人等與鄰族交往溝通中互傳喜訊,有適齡男性,兩廂老人亦可做主。為其擇定終身。但近親宗教,決不通婚。發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點。
由於血緣關第注重群規,對個體無須挑選。成人男女青年選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為婚主。攜新郞及眾家族人等,帶食物禮品,到女系家中接親。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將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見,眾群人手舞高呼疊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簡明浪漫的儀式后,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親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會群居生活中選擇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動物盲目野生本能遺傳生理關係的局限性。使兩性關係升華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侶的文明高度,是人類本質必然發展的壹項重要生活指標。
在能人社會,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備寵敬,新婚燕爾,新夫婦獨選良地而居。其情專壹,溶融相注,壹方不幸,生者決不重選。更有剛毅者,不思食飲,痛思逝者而捨棄性命。
對逝者,能人置於蔭草深處,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遺物以寄哀思。對氏族貢獻突出,或年長母系,更為厚葬。有遺者為其泣淚長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無以倫比。
能人家庭發展到壹定數量時,為預防衝突便於管理,部分直系成員可立家庭,凡范之舉,優化了家庭質量也強化了社會生存意識。彼此間的感情交往更加親密和諧執禮謙讓,分家不分情,這就是為什麼鄰裡間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同命互為的血倫集體社會精神文明屬性的道德因緣。
能人在狩獵的活動中,將受傷的動物帶回家精心療傷馴服,人類畜牧業由此開始。
日月星辰,悲歡離合。四季輪迴,氣象萬千。生活的閱歷,能人的精神意識中,再現了絢麗多彩、形象豐富的自然圖騰藝術文化。能人用樸素生動的情感色彩,描繪了壹副美麗動人的歷史神話。神話記錄了能人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話的產生,是原始能人開始自然藝術的心靈感悟和原始社會「政治」教化的實踐結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圖騰的童心般的神話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歷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歷盡幾百萬的時空歲月,在依賴全天候靜態自然環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製常用物具和手工編製技術等自然物質變化,完成了人類肢體改造、體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歷史的呼喚,高舉生命之光——永不熄滅的神話火炬,高吭著悲壯而美麗的神話長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陸四季動態歷史生活的人類大遷移運動征程。
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自然文化發展通史壹樣,在壹定靜態能量守恆的歷史過渡周期中,當能量增值積累到突破守恆臨界時,必然以動態的飛躍轉換形式為啟點而選擇下壹輪的文化通史周期。這是宇宙生命法則——由初級向高級自我完善、無限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發人類歷史時期。
萬里征程始於足下,二百五十萬年前,由原始能人轉換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會匠人,依照生命法則的歷史儀式,邁著茫然而堅定地歷史步伐,以啟蒙智力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逐漸遍及生態大陸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鬥爭。
所謂匠人;是指有意識利用自然資源,進行自發性生產勞作活動歷史時期的古代人類。
什麼是自發性;自發性在物質世界是指個性物質沒有規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為人的意識,是以現實主觀意識邏輯為主導特徵的意識形態。最高思維意境,是以主觀現實的外在存在意識形式為主導活動的意識邏輯。所謂唯心主義,就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反映。
由於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觀物態資源的生產改造模式,其意識反應境界,只能盲目地選擇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邏輯關係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啟蒙自發人類的人科屬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斷發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學流動生產用具。打制石器活動中,發明了自製火的科學能源文化。火的應用,使匠人物質文化發生了壹定歷史性的質態飛躍。
幾萬年繁衍慢然的大遷移運動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擇息之地,開始了大陸四季輪迴的靜態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舊石器、中石器竭盡二萬五千年的自發歷史長河,進入了新石器歷史階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果實與粟種的再生現象。於是開始種植農作物的勞作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態的養生環境鬥爭文化歷史中,最偉大的自發科學文明。
農作技術的應用和農作物的豐收,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自發性生存鬥爭的歷史性物質勞作智慧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農牧生活實踐中,男性不斷呈現體能和智能的優越。伴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壽命的不斷延長及各種具體生活事物繁多,給母系專壹管理家務帶來壹定影響和困難。為了緩解壓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過渡到男系生活範疇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平等管理關係。但母系生兒育女的天性血緣倫理主導社會本質文明的道德屬性。永遠都不會改變,只能隨著歷史發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客觀生活方式,和自然賦予所有物態各種生存活動法則壹樣,是不可改變的客觀真理。而各種物態的自我選擇,只是物質世界現實存在的具體反映,同樣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存在必須與宇宙文化的守恆與轉換規律相適應才能得以永恆,自然界就是以守恆周期和質變飛躍轉化不斷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恆發展進步演化。只有人類才具備這種能主動選擇守恆與轉換生命法則的智慧,其餘任何壹種物態屬性,都不具備自我能動選擇自由,而只能被動地在壹定守恆周期的臨界時,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轉換為另壹種生命質態。
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基本保障,就是人類以血緣倫理關係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精神力量,使人類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難題而與宇宙世界的發展規律同步演進。不管人類社會怎樣選擇,與宇宙同步的鬥爭精神永不會變,這是宇宙世界客觀演繹人類的精華所在。
古匠人社會,由於男性管理,對社會而定生產發展起到決定性進步作用。
隨著畜力進入社會生產,使得個性勞作得到充分發揮,生產地產品內容不斷豐富社會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勞作,以不能滿足區域性多元產品發展需要。匠人逐漸自發地把家庭自耕地生產方式擴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範疇。
所謂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緣家庭基礎上,把有直系連帶血緣關係的家庭組織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區域內共同生產地宗族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由此土地及其資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確為宗族社會所佔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與資源的選擇,拋棄了自然資源公有性的社會大環境,使人的個性開始以小團體的社會觀念得到開發。盲目自由的選擇,激勵了盲目自發匠人的勞作積極性。這在社會歷史上,為原始公共社會埋下了個性自由的潛在意識。
為了便於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會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圖騰神話中的圖騰實體,定為神聖的姓氏標緻,由於男性主持社會活動,因此圖騰神姓氏的所屬權歸男系所有。已往沒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轉變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員,都以男係為姓氏遺傳方式,確立了父系宗族血緣倫理的社會形態。
在父系匠人社會活動中,各宗族家庭的長者輪流擔當宗族首領。長者們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領的組織下,辦理宗族間的內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長子為長者的繼承人,由此,產生了宗族社會倫理的家庭世襲制度。隨著社會發展多元性的複雜化,首領和長者的管理業趨於專業化。
由於古代人的年齡弱化,壹些長者過早夭折,壹些年輕家庭長子過早登上長者社會階層。長者階層的年輕化,助長了古上層社會不斷產生個性自由的內在意識,也正是年輕化的盲目性,使不參加生產活動的年長者歷史性地產生了惰性意識。
由古匠人宗族社會的首領和長者構成了完整的宗族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頻率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作生產和以物易物的市場經營的古代社會經濟。
以物易物的民間市場生產,繁榮了古代匠人的社會生活活動內容,使人類社會發展趨於成熟。
在古匠人社會不斷面臨自然災難時,進行改造自然地生產勞作者,用傳統的堅強體能意志和寧死不爭食,相依為命的血倫人質精神,同自然災難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鬥爭,最終取得了戰勝災難的輝煌成就。
患難見真情,在災難面前,勞作者用血倫精神戰勝了大自然的無限挑戰。而壹些不參加生死鬥爭的新興長者貴族,由於沒有奮鬥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為了茍且餘生,不自覺地做些雞偷鼠竊及多食多得違背人質道德的叛逆之舉,這使得宗族內部不斷發生爭執衝突。
宗族矛盾的內在衝突,逐漸在貴族個性階層意識中,衍生了泯滅血緣道德和喪失生活倫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屬性行為由於首領長者貴族統治上層社會地位,因此,每當發生衝突,都以貴族意志為轉移而化解矛盾。而做為直接參与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意識心理活動的勞作者,只能墨守陳規地任其擺布而不能自主。
壹種靠斗天生存的人質文明和壹種靠斗人生存的爬行意識由這裏悄然衍生。
宗族社會的內在意識矛盾,是古代人類盲目生產方式的發展導致血緣倫理關係盲目擴大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引入個別血倫遺傳屬性的必然結果。人類從爬行社會中走來,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屬性遺留劣根,沒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觀的。人類最先衍生爬行血倫意識的實體,就是壹生都脫離生產鬥爭的貴族階層,因為在古代宗族社會,首領都是從生產地精英中產生的,其本質是人質本性的最高表現,而只有世襲貴族長者壹生不參加勞作,其歷史性長期積累,必然形成權貴群式衝破上層臨界取得政權,使社會發生質變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製造和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畜力的勞作技能,用歷史的精神智慧,創立了自發人類群體物質社會的輝煌文明。在文化上繼承發揚了原始人類的神話傳說,以自己長期社會實踐文明生活,創立膾炙人口的民間歌謠。民謠中敘說了自發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啟蒙人類發明了土陶生產技術,土陶技術的產生,使自然人類依賴利用自然外在物質資源的勞作社會生產方式,轉換為能夠理解物質內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勞動智慧能自覺意識為特徵,進行勞動創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覺人類社會。
第三,近代自覺勞動人類歷史期
古代自發人類在手工生產勞作過程中,歷史性發現土灶燒制后硬化現象,由此進壹步發明了專業燒制土陶的生產技術,後期,在土陶鑄造生產實踐中,發現砂礫高溫后產生硫化現象,最終發明創造了矽鈾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製造,是人類初期按自己意識文明,首先創造出物質世界理化規律中所沒有的再生新質態生命文化。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第壹項古代重工業,其標緻,結束了物質世界自然性盲目緩慢創造生命的本能現象。衍生了人類接替自然生命法則而進行人質技能再創造生命原理。
什麼是創造;創造是物質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態本能動運。
什麼是勞動;勞動是人類按客觀生命法則原理為模式,有意識進行創造物質文化和社會精神文明的實踐活動。
什麼是勞動創造;勞動創造,是人類應物質客觀發展規律反應要求,再創新質態生命體系的社會實踐活動。
創造來源於物質世界客觀繁衍生命的本能運動。
勞動是人類社會再造生命的物態實踐活動方式。
人是勞動的物態產物,人的本質是勞動的道德生命屬性。因此,人是以勞動實踐行為,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種。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於勞動人類來源於自發勞作人類,因此在勞動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壹定主觀自發地歷史遺迹屬性。所以改造論認為:在手工勞動機械勞動歷史時期,是人類自發勞動生產地初級歷史階段。
人類創造物質文化的社會生產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發性自給自足的勞作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社會生存能量。使勞動成果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剩餘產品的積累現象,創造論認為;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積累,尤其勞動文化的歷史積累,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再創造無限輪迴歷史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勞動資料是人類無限再創造物質文化的能量基礎,只有這種選擇,人類社會才能與自然界無限發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會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規律相統壹,人類才能在自然界中獲得生命的自由。
由於自發人類意識不能正確認識物質積累的歷史內在發展規律的生命法則。只能以遺傳方式選擇物質資料的消費生產方式,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需要,這種方式相對依賴自然地原始社會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與勞動創造的新質態生產方式則是落後的。因此,人類在勞動初期的自發性社會歷史階段,延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選擇,與歷史發展規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產生了與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雙重性文化代溝,即社會的個性與歷史的共性的雙重矛盾。反應到人類社會就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
自發勞作人類在進入自覺勞動生產社會,面對社會剩餘勞動產品,盲目順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選擇可專業從事手工勞動的生產作坊社會行業。隨著手工勞動專業的逐漸增多,發展成專業從事勞動剩餘產品的物化交流方式,這種方式的實體就是市場。
市場的生產,使勞動人類社會內部產生分工。人類在分工變化中,產生了多樣性追求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消費心理意識。
把剩餘產品從事勞動需要中轉換出來,通過市場媒介,再以消費的方式轉換到勞動的個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謂市場流通。
為了平衡多樣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數態價值,人們發明了計算生產商品之間等量互為標準實體——貨幣。
貨幣的產生,像物質上帝壹樣,把人與社會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為金錢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會成為既是商品的生產力,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從而抹殺了勞動創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級生命物種的歷史本性。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人性化,使得個性的人為了追求物質剩餘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強化積累財產的價值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使人類社會失去了血緣倫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個性財產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範疇,在這種範疇中確立了父係為家庭生活經濟來源地主導地位。因此父權制是私有個性自由家庭的產物。正是父權制的轉換,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會制度。
隨著人口和所有財產的增加,以往宗族佔有自然區域的領地,已不能滿足自發性意識的物化要求。為了個性物質經濟的財產利益,不同宗族間發生了爭佔領地的矛盾衝突行為。
宗族間的利益衝突,對宗族社會的上層管理者——首領及長者集團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矛盾衝突的政治課題。為了貪婪生存物質利益,宗族上層延續了爬行物種弱肉強食的生物鏈邏輯,利用武力解決宗族間衝突爭端的選擇,宗族戰爭由此開始。
在戰爭中失敗的宗族,連人帶物及其財產領地,成為戰利品歸勝者所有。戰爭來源於財產的爭奪意識中,是爬行物種遇食必爭的野生屬性。
勝利的宗族上層,按戰爭中功勞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財產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祿,由此不靠勞動創造,而靠掠奪佔有為生存意志的暴力寄生等級社會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級社會,上層統治佔有者可任意蹂躪踐踏被統治者的生命和佔有勞動成果。在私有意志的有意剝削和壓迫中產生了階級。階級是私有意識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產物。
連續的宗族戰爭,財產達豐膨脹,激發了統治者的野蠻的精神意志,並豐富了上層階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內容,尤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無情的揣殘蠶食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財產。
戰爭反映到人類社會,使得宗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機體發生了複雜的內在群體變化。為使戰敗的宗族俘民統壹在宗族統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識中。產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會。
民族的產生,是宗族社會矛盾激化的社會產物。為了強化民族精神意志,統治者別有用心的把人類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話圖騰,用人性的外表,裝扮首領為真命天子並虛幻為與世長存來麻醉和欺詐人民的精神意志。為此產生了宗教意識形態。由於宗教意識來源於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沒有歷史,只能靠夢囈般的胡編亂造來強化莫須有的現實生命的假設和虛構,沒有壹絲的生命實體和屬性的簽證。使人類思維永遠停滯在盲目與虛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現實可以假想,但歷史不容虛構。宗教的本能,是用無知來欺騙蒙味心靈精神意志。最高目的,達到私有意識統治社會長治久安萬世不變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權力的最高表現。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種權力教化意識欺詐人民統治社會。
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會內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階級上層意識形態,利用宗教儀式和政治權利,制定了以通知階級意識為轉移的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是統治階級自由意識的靈魂。
為進壹步鞏固統治階級的社會利益和對外擄奪,統治階級組織了征戰領地、弱肉強食的獸性武裝實體——軍隊。私有統治階級眷養的軍隊,是人性化肉食動物蠶食人類生命的罪惡殺手和走狗。
階級社會的統治者,以壹套爬行屬性的人性化組織結構、政治、宗教、法律、軍隊等適應私有經濟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壹躍變為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私有意識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權管理歷史範疇。因此國家是私有制的社會產物。
國家的形成,使人類社會進入明朗化的雙重性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爬行物種為生命屬性的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勞動為生命特徵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勞動人民階級的歷史生活意識形態。
這兩種階級的互為關係是:勞動階級創造物質,剝削階級佔有物質。在階級社會歷史階段,只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無第三者階級意識的形態。
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索取與佔有。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創造與奉獻。
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統治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通知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之所以被剝削,是因為沒有文化占有權而只有歷史文化的實踐權。
階級社會做為爬行物種遺留給人類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反動頑固的野生物性,以蠶食人民骨肉和血汗為統治生存特徵,分別以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武裝帝國主義社會,最終到蠶食自然地資本帝國主義社會,走完了由個性腐敗。階級腐敗、民族腐敗,以致社會腐敗的整個私有意識的野生爬行史。
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私有制意識以無限消費生活為原則,達到無限物質佔有慾望的反動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以往人類社會經歷中,是以武裝行為直接蠶食人類生命,而到了生態社會,是以武裝為後盾的蠶食生態生命,生態帝國主義的精神意識,是倡導世界全民腐敗蠶食生態。最終結果是滅絕人類,私有自由意識觀念代表爬行物種的生命屬性反映,是人類文明史中的萬毒之源。
給私有統治階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應有的本質定性,是歷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階級都要在階級社會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因為歷史必定要給每種社會物種屬性驗血定性的。
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創造實踐方式的歷史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思維意識生命實體——語言與文字,詩壹般謳歌了勞動人民精神文明的歷史讚歌,記載了勞動勇敢創造物質文化的滄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質支撐著人類社會生命由蒙昧向科學發展過渡,因此勞動人類是歷史的主人。
在階級社會,從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而奮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幾千年悲壯辛酸的歷史中,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同統治階級的獸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儘管勝利的果實被新興剝削階級利用文化所欺騙和榨取,但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必然戰勝反動腐朽落後的舊世界的關係法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是人民的,勞動人民用血與汗推動階級社會在腥風血雨中亢奮前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結束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歷史舞台。巴黎公社代表無階級向統治私有階級打響第壹槍,勞動人民以自覺的人生姿態,用以牙還牙的革命武裝,不怕犧牲,應用奮戰,以歷史的正義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橫行壹世的獸行武裝勢力,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無產階級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歷史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歷史,無產階級以光榮的勝利還原了勞動人民的歷史本質,以欣欣向榮的飽滿精神氣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中,向共產主義前進。
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組織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同所有統治階級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什麼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集中表現,人生的宗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關係的勞動人民大眾。歷史使命是消滅所有階級現象,最後消除自身的階級屬性。使人類進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歷史社會。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生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消壹切階級的存在,確保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無產階級用鮮血把統治人類幾千年爬行的私有制統治者及其豢養的牙齒體系——帝國主義武裝軍隊及壹切鎮壓機關走狗打進了爬行歷史的垃圾堆。使當今世界進入了以無產階級革命為主導,以反動腐朽落後的資本帝國主義為殘餘勢力的人獸對峙的冷戰格局。
資本帝國主義及壹切私有爬行反動派,以失去了統治人類的本能野性,只能依靠殘餘勢力等待死亡。
冷戰孕育著真理。物產階級與剝削階級的人獸之爭,代表勞動人民的本質屬性,繼承人類千百萬年的通史夙願,由蒙昧向科學質變飛躍。
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以勞動主人公的精神風貌,進行清除舊社會餘毒意識的革命和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勞動建設事業。
私有統治階級及其殘餘決不甘心失去富貴生活和統治權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當家作主極為痛恨,對勞動人民的革命與建設沈默敵對。
社會主義國家中殘存的舊社會遺毒實體是:奴隸主階級、封建貴族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更為重要的是幾千年造就的統治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及其文化代表,這種代表在中國叫資改幫,在黨內叫特色派。其本質就是否定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初期,面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武裝威脅,和國內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為共產黨人怎樣選擇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怎樣保衛和鞏固無產階級用鮮血和生命得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權力,提出了嚴峻的政治考驗。
壹種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的國際共產主義原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主張建立公有制社會制度,在公有制度下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壹切私有制剝削意識文化餘毒,凈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環境,確保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最終進入沒有階級的人類共產主義社會。
壹種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民主自由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消滅私有剝削階級獸行統治的舊生產關係社會制度,建立以民族富貴文化為新興私有自由佔有財產經濟的民主生產關係制度。在這個制度中,人人都在平等的法律中,有剝削和被剝削的自由權,壹句話,借無產階級革命,實行新型民族私有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壹種無產階級革命,兩種不同革命性質和目的地派性矛盾,圍繞著奪取執政權的黨內路線鬥爭壹直都沒有停止過。
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堅決以共產主義真理為原則,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領袖們戰勝了黨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黨代表的反動野性,使共產黨堅定不移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體國家。
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黨徒,屈于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高漲的革命熱情和領袖們的堅定革命意識,不得不口是心非,別有用心的潛伏下來,等待時機壹舉復辟。
修正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熱情嗤之以鼻,對勞動人民的高漲勞動熱情視為無知,對無產階級革命挫折大加怒斥。不時地掀風作浪,干擾無產階級革命建設和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使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不能團結起來解放全人類。
隨著領袖們逝世,無產階級革命受到壹定挫折和影響,修正主義黨徒便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身份,開始向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實行反動的政治復辭攻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後期,被修正主義全面大改革所閹割,修正主義成功的實現了個性民主自由向資本民主自由轉換過渡的社會大脫變。
中國修正主義黨徒夥同社會在野的資本主義走狗,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相勾結,以發展生產力作為口號,背叛並反對共產黨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黨。利用私有意識在勞動人民中的社會餘毒,誘導人民為個人利益奮鬥,在人民中間大肆該改進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錯覺,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威信,最終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用幸福的諾言取代革命的口號,取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革命意識,去掉無產階級的政治主任本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暴力而解除政治權利,最終把無產階級轉變為新型生產關係中的牛馬機器的生產力,打入社會最低層的法制公民,任其新興私有爬行資本官僚任意宰割。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罪魁禍首------修正主義所閹割。除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率先領無產階級繼續高區革命旗幟不動搖,其餘各國,均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而脫變為黨國資本主義,更有甚者,公開敵對共產主義運動,其反動氣焰囂張,歷史絕不能容。
東歐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震醒了無產階級的文化思維
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變行呢?主要因為社會國家選擇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意識錯覺,這種錯覺,誤導了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本質文化的基本認識。
以往共產主義認識的出發點,都是以經濟學的概念為原則探討共產主義的文化真諦,但經過歷史的發展證實,在經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中,不存在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為什麼,因為經濟觀念,要在人的主觀盲目自發的選擇利用自然環境和簡易生產工具,與自然界進行自給自足生存物質資料消費需要的勞作實踐生產方式。
利用自然環境中即成的物態實體進行改造,製造成自然的生產工具,自發利用自製工具,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生活消費資料,最終實現由利用自然環境達到改造自然環境的養生能力條件,是自發人類盲目客觀順應客觀變化通史優生劣汰法則的必然結果。
自發人類改造自然的勞作生產方式,增強了自然生態或然比例消費的養生能力,是人類獲得了適者生存的主導權,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質資料消費生產方式,適應自發人類與自然進行自發性自給自足生存鬥爭的生活法則,在這種法則中,因為沒有剩餘物質產品,因而社會中不存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之爭,人們都在自發性血緣倫理社會道德關係中,進行自發性勞作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到了勞動人類社會,勞動的創造性生產方式超越了人類自發性的勞作生產方式,使人類進入了質變發展的歷史時期,
由於勞動的物態性能,是人類反映物質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質變規律的創造物質文化的結果,因此在無比強大的自然能源去驅動下的勞動實踐生活中,產生了包括勞動環境在內的社會剩餘物質產品和豐富的勞動文化。
勞動人民在剩餘產品的關係認識,是把勞動剩餘產品,當作在創造的社會物質基礎,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勞動人民以奉獻精神和創造行為積累了與物質世界有著本質聯繫共同發展的客觀文化通史的文化觀,既世界觀,因此世界觀是勞動結晶。
由於勞動來源於古匠人自發生產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勞動初期的古匠人上層社會管理者,既首領,酋長及長老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受傳統自發主觀現實生活習性的局限束縛,便以盲目意識順其自然的繼承了以消費為生存目的的勞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代替勞動創造的生活方式。
勞作產生方式的管理,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為目的,由此選擇以現實量化變異的勞作消費生產方式取代歷史質地變異的勞動創造生產方式,使人類社會於文化通史發生了質量互換錯位的矛盾存在。
把勞動創造的歷史發展需要的剩餘產品當做人的現實消費需要的生活資料進行社會自由等級分配,最終確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發經濟意識。
經濟意識把勞動產品轉換為物質財富,任由上層建築管理者隨意分配。由此產生了私有意識形態,並相應引進了佔有與索取的、弱肉強食的爬行物種的各種野生屬性,使人類產生了以私有統治階級為主導的階級社會制度的歷史階段。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統治階級------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爬行統治者,把歷代被勞動人打到的反動,腐朽、落後的舊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質經濟文化的主觀的歷史哀樂,新興的剝削階級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經濟利益竊為已有,過上了舊皇帝般糜爛的天堂生活,壹個皇帝被打倒,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把爬行意識人性化發展到極限,就是資產階級偉大自由革命的勝利結果。
經濟意識,是爬行所有制統治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壹手經營的,矇騙歷史的詭詐伎倆。
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中,勞動人民是市場共需分配的廉價生產力,勞動本是創造的產物,但卻得不到本質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都不能解決的社會本質矛盾看,
資本家只講怎樣利用生產力,獲得既得利益,而對歷史的發展要求決不關心所以資本主義只有現實沒有歷史。
勞動人民按客觀發展規律,創造新的生態世界和宇宙世界,以達到與宇宙生命無限發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則中,人類的勞動能量永遠是不夠的,在勞動論中,人不是多餘的社會產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體。
勞動人民奉獻性創造物質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意志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生存鬥爭的文化形態。
物質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諦。
自然界演化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邏輯。自私自利心底邏輯的存在依據,是爬行物種對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應。
爬行物種只知蠶食和消費物質生命而不知創造生命,唯壹創造的事實是寄生腐敗的糞土文化。
人類從爬行動物王國中走來,要徹底消除凈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鏈的意識形態,是要付出壹定歷史性鬥爭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勞動人民怎樣確定人類文化的本質真諦,要達到這壹目的,只有到物質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類千百萬自我完善的發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屬性的開始,使人類進入宇宙文化萬里長征的第壹步,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人類這壹偉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體系,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產主義文化事業,人類社會的必然中,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的文化鬥爭。
利用經濟理性約束人的本質生活行為,是人的主觀自發意識盲目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什麼是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確立自然本質規律中所沒有的虛擬的心底邏輯意識現象。在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規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階級、政治、法律、宗教、民族、軍隊、國家等等由人的主觀邏輯所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人的意識是自然規律的產物,脫離了物質規律所制約的意識,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體系,因此按人的意識所擬定的經濟社會理念沒有規律,階級社會的統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邏輯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滾打,最終還是以蠶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基本生活原則。
在勞動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麼上層建築的意識經文,勞動人民也不是什麼經濟基礎,更不是什麼牛馬機器的生產力,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以勞動方式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實體,勞動人民就是以這種實體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的生存文化鬥爭,壹切與勞動人民戰天鬥地的勞動行為毫無關係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屬性,因此從經濟社會這種的為臆造的,遇食則爭,遇難則逃的爬行心底邏輯意念中找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把共產主義找沒了。
綜上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文壇政客所故弄玄虛的經文典故,創世碑文,都是為爬行私有階級服務的意識體系。無產階級受舊社會發家致富傳統文化的影響,儘管有發財的意識,但沒有發財的社會物質資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夢,最終淪為牛馬機器的下層社會奴役,丟掉了主人的屬性,同時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就是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文化體系。
什麼是文化?文化是物質生命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東歐發生巨變,是無產階級沒有明確的真正文化體系,而使無產階級失雲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
民族經濟是無產階級不能統壹的文化根本。
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界創造行和奉獻的生命則演繹人類無限通史發展的必然文化結晶,因此相對人的意志,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
宇宙物質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華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以勞動創造生命質變運動的規律為生活法則,反映到社會的實踐方式中,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存在,是人類正確反映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實踐是人為的,當人類科學思維認識到共產主義通史文化和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應統壹的理性思維概論體系,就是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不能從經濟觀念中教條的擬定共產主義文化本質經濟共產主義認為當人類的物質財富達到壹定按所需的社會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是不能說明共產主義的生命法則。以往歷史中的皇帝貴族和當今的資本家,他們的物質財富何止達到個性的所需,可他們卻從不承認共產主義,恰相反,他們都在拚命反對共產主義。
經濟共產主義是壹種人為的相對想象,人類不是經濟產物,人類是勞動的產物,所以相對勞動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真諦,在勞動論的意識理論中,物質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把物質當作財富是私有意識的心底反映。
在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時候,通常把物質現象叫做物質文化通史,而沒有物質財富通史,或物質財富歷史,財富是人類主觀佔有意識的盲目心底邏輯。
共產主義不是人的主觀擬定的文化實體,而是客觀世界作用於人的最高文化產物,人類的物質需要,首先要以適應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要求為依據,才能體現出共產主義的文化法則。
由於共產主義是文化通史的產物,在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已經伴隨這人類存在了,讓人所迷惑的,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頂點,是不能徹底認清共產文化的理論真諦。人類通常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原理只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反映勞動人民不同共產主義生活內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那天起,人類才開始以自覺的科學意識對共產主義文化進行實踐性的探討,這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種必然為人類最終完善共產主義原理開闢了必然之路。
人類的文化通史與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兩種不同形態相輔相承的意識概念。
人類文化通史,是認識物質客觀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識概念,既人的宇宙觀,也叫世界觀,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人類在認識物質文化后所反映的主管意識概念,既人的文明觀,也叫人生觀。
人類文化通史認識論的思維法則,是充分明確物質生命由產生為啟點,通過成長為守恆過渡,最終到消亡轉換為之質變臨界的整個文化周期及其輪迴發展現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于社會文明是客觀于主觀的兩種概念。
人類社會文明,是由每壹代人為量化演進特徵逐漸完成人類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內容,人類的主觀意識是認識客觀通史是個文化過程,不通過壹定歷史實踐的過渡形式,而達到完全認識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確鑒定文化的本質真諦,因此人類的實踐活動受代溝的影響,反映客觀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類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動方式,由於在進程中認識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覆性,所以人類的主管社會文明實踐活動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客觀文化通史,是絕無反故的。
人類的客觀文化通史,決定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內容,這說明,不明確認識客觀文化通史,就不能夠找到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當今人類社會已以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首要課題。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的首要課題。
共產主義文化做為人的本質生活屬性,離人的意識並不遙遠,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個人每做壹件有益於社會文明的事件行為,都是共產主義文化通史大廈壹滴水,壹粒沙,壹塊磚的量積累。共產主義的生命本質,就是伴隨著人類的血緣倫理關係和無私奉獻戰天鬥地社會實踐行為,經過千百萬年的滄桑巨變史,實踐了由蒙昧共產主義發展過渡。
在階級社會,由於人的意識沒有過渡到歷史的至高點,因此還不能認識共產主義的最高文化境界,這使得人類思維還徘徊在自發人類的遺傳意識中摸索前進,在勞動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剝削階級進行人獸之爭的鬥爭中,不能真正認識到私有剝削階級的爬行社會屬性,使鬥爭必然的出現反覆的實踐驗證。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最後歷史階段,人類的社會背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人質文化同私有制階級的爬行主義獸性文化的階級鬥爭大決戰,所謂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武裝鬥爭,都是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進行以牙還牙的革命鬥爭形式,只要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就能消滅壹切階級敵人,因為剝削階級離開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動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鬥爭。
在階級社會,對無產階級的勞動任命而言,只有階級鬥爭,才有生命的主導權,放棄階級鬥爭,就是拋棄生命屬性,這是階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及其壹切走狗,宣揚什麼改革開放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詐諾言,其鬥爭的目的。就是迫使無產階級不要搞階級鬥爭,要做安分守法的社會順民,只有無產階級當順民,剝削階級才能順利發財,這是現代剝削階級最高心愿。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當今世界,是人類結束自然生態社會進入科學生態社會歷史階段,既人類由原始社會到科學社會,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應以質變飛躍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學生態的文化通史領域。
發展論認為: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至今的科學社會千百萬的文化史,是人類在宇宙物質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態第壹輪文化通史的整個周期,相而繼之的,是第二輪科學生態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學勞動創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態重建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發展做準備,從實質上定義,是進行第二輪宇宙文化的初級階段。
為什麼要進行重建生態的文化革命,因為當今生態世界已不具備養生有機生命物種的生理功能。
生態學認為生態的產生,是地球於水質星相親相愛,共度時空密月時,水質星遺留地球上的暗物質,通過水質星創造的原始自然大氣環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擴展到整個地球領域的有機生命體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態的狀況是,幾十億年有機生命的演變過渡,水質星製造的大氣環境趨於弱化,早已不具備衍生高能有機生命的生理機能,這使得生態逐漸失去對有機生命的守恆養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后衍生龐大恐龍家族直至滅絕為證,宣告自然生態養生能力的鼎盛時期以成為歷史的過去,自然生態開始不如自我消亡轉換的末期,有機生命逐漸哀退和瀕臨滅絕,自然生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時刻。
生態能滅絕嗎?發展論認為,自然生態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則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第壹輪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處在向高級科學生態進行質變飛躍轉換的歷史臨界,而承擔創造科學生態歷史使命的創造者,就是現代的人類社會。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現代的科學人類是最偉大的人類。
人類將以科學技術的能量拯救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世界,使生態環境恢復到歷史的最佳生命狀態,確保人類于宇宙無限發展,人類的最高生命法則,是與宇宙同在。
再過兩千年,人將承擔創造宇宙生態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輝煌壯觀的大漫移運動。因此重建生態家園,對人類的無限發展,有著至關緊要的必然生命文化關係。
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觀文化通史創造了人類,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現實指明了明確的生活方式合法無限發展的歷史模式,人類所經歷的千百萬年的生命史,只是萬里長征的第壹步,是認識宇宙的啟點,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寄與人類的期望,是永不熄滅的無限發展。
可現代的人類還在做什麼呢?面對生態環境惡性轉換的緊要歷史關頭,人類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親-----人類的生態家園,而是呼號著全球經濟理性化的腐敗哀歌,肆意踐踏和蠶食生態,未來既得經濟利益進行惡性爭戰,製造人間煉獄,大有滅絕人類的囂張氣焰。
現代私有資產階級系列,繼承祖先不剝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屬性,以階級腐敗、民族腐敗、殘害人類為歷史,如今又誘導人類經濟消費壹體化的全民腐敗經濟理性,向曾生育人類的母親----地球自然生態張開泯滅倫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慘無人道的瓜分和掠奪,為經濟利益而戰,不管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經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沒有血緣倫理道德獸性本質。
以步入老態衰頹而又病疫沈重的母親生態,不斷地從歷史中向人類發出危急的呼籲,有壹首詩,傾述了自然生態的內心道白:「不要蠶食我的肌體,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麗的生命,也沒有能力撫育可愛的生命。我憐惜因我無力失去生命的種親。我更痛恨因殘喘而向可愛的生命散發染疫和災難,就要再見了。舊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于生命法則的輪迴,只有人類,才能再創造生命的輝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時,人類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親的來臨,我期待著和人類壹起,奔向無限的宇宙時空。,
聽吧!看吧!這就是自然生態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限的宇宙先知,永遠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舊生命的消亡,也呼喚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興衰,不可抗拒。
人類真的能做母親嗎?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莊重地向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天生無私奉獻,善良慈愛的母性和勤勞勇敢、不畏艱難的父性,是創造未來所有物質生命的再生源泉,這是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最高級的生命屬性。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代表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為共產主義是宇宙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精華。
人類自以勞動創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規律創造生命的文化法則,並以這種法則為自我發展的客觀依據而創造出再造新姿態生命的勞動工具那天起,已經是成熟的高級生命物種。這種成熟,標志著宇宙中壹位偉大新母性文化的誕生。這種新母性做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圖騰支柱,就是共產主義品質。
因母性的誕生,使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類將以博大的工產主義宇宙母親的情懷,重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來。珍惜壹切生命,是共產主主義與自然界血緣倫理關係的道德本性。
開闢未來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新科學生態的生命升華,使人類進入科學生態工產主義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廁從事爭分奪秒拯救自然生態的文化運動大革命。這是宇宙世界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人類必須承擔生命法則所賦于的歷史責任。
生產主義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必然發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勞動者。人與人之間沒有衝突,沒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緣倫理的道德法則中,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社會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革命鬥爭。
只有共產主義文化,才能拯救舊生態創造壹個新生態。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文明才能消除舊社會改造壹個新社會。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分水嶺,就是創造生態的新社會和蠶食生態的舊社會的質地差異。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生命法則,以到了質變轉換最危急的歷史時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壞,病疫的漫延,物種的滅絕,尤以更為嚴重的,是直關整個有機生命空間大氣的變異等等令人怵目驚心,毛骨聳然的生態環境的消亡惡化,向人類及其壹切生命發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給人類挽救生態的有效時空,以不足二百年的歷史空間,按現代人類消費能源和污染大氣的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三百年,人類將處於無力回天,束手待斃的悲慘歷史境地,物質世界決不賜給違背規律的生命以壹絲的僥倖永存的幻想。
覺醒吧!不要為了時代的幸福而讓歷史的後代滅亡。人類是對歷史負責的人類。只為自己負責,是爬行屬性,不是直立人類。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教訓是:在自然災難面前,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製造歷史的災難,是歷史的罪人。
現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四種文明特徵:
壹、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黨人,最徹底的勞動者。
二、是發展文化的科學家,最忠誠的勞動者。
三、是創造文化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偉大的勞動者。
四、是爬行物種的私有主義者,是蠶食生命的人間敗類。
面對生態大荒歷史性大變異的時空歲月。人類只有壹條選擇之路,那就是共產主義文化。
人類面臨最緊迫的歷史任務,就是實踐勞動無產階級最偉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產黨人行動起來,代表人類文化通史的無限發展,正確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生命之路為人生目標,是偉大的生命壯舉。
全世界科學家行動起來,妳們是人類科學革命的文化先鋒。
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起來,妳們是歷史的主人,世界靠勞動人民所創造。
新的歷史時期,為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
這壹革命任務的中心,就是堅定不移的全面總結人類以往經歷的、現實實踐的、以往未來必然發展的本質生活真諦。
真理的產生往往是在少數人的思維文化中,這種少數人的實體,就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因此共產黨應以科學文化相結合,科學的論證共產主義文化內涵,以共產主義文化為勞動人民生活法則,最終解放全人類,這是每壹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共主主義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將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壹)辯證的唯物論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世界觀和哲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及歷史形態。唯心主義的根源、基本觀點及主要形態。舊唯物主義的成就和缺陷。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實踐作為考察精神和物質關係問題的基礎,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唯物辯證的歷史觀的高度統壹,是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壹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世界的物質統壹性和多樣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範疇及其意義。世界的統壹性在於物質性。物質世界是多樣性的統壹。自然界的物質性與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壹元論的根本要求。
3.意識對物質的依賴關係和能動作用
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的主觀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動。意識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意識的能動性及其主要表現。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和條件。
(二)唯物的辯證法
1.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聯繫和發展的科學。
世界是普遍聯繫的整體。聯繫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從普遍聯繫的總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世界是永恆發展的過程。物質和運動的關係。運動和靜止的關係。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律是客觀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繫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的辯證關係。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防止形而上學。
2.對立統壹規律
對立統壹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矛盾的含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的同壹性和鬥爭性及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係。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3.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形式和狀態。
壹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壹體。質、量、度。掌握適度原則的重要意義。
量變和質變的含義及其基本形式。量變和質變的相互關係。
4.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辯證的否定觀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否定之否定。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1.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
實踐的含義和基本形式。實踐的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
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基本含義及其相互關係。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
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以及認識的目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2.認識的辯證運動
認識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辯證關係。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認識對實踐的能動作用。
認識運動的不斷反覆和無限發展。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壹。
認識辯證運動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群眾路線的重要哲學基礎。
3.辯證思維方法
辯證思維的實質和意義。
辯證思維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4.認識的真理性和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及其客觀性。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及其辯證關係。真理問題上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
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和價值的關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係。
5.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壹致性。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線是實際工作中的認識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四)歷史唯物論
1.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社會形態
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
自然環境和人口是人類歷史的自然前提,使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環境、人口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人類社會是壹個由社會物質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意識結構構成的複雜的有機整體。
社會經濟結構即壹定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生產力的要素和構成。生產關係的構成和類型。
所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生產關係與階級關係。
社會政治結構是指壹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結合方式。
國家政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核心。國家的起源、本質和職能。國體和政體及其相互關係。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基本職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實質及其兩重性。
社會意識結構是是由各種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按壹定關係和方式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社會的物質關係和思想關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壹體。社會形態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範疇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發展的統壹性和多樣性。
3.社會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壹切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社會基本矛盾是壹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壹般進程。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標準及其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當代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推動作用。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階級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環節。
改革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4.人與社會發展
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社會規律的客觀性。社會規律實現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客觀規律性同人的自覺活動的統壹。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志論和宿命論。
人民群眾是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
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人的價值及其實現。衡量人的價值的尺度。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眾、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樹立集體主義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發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
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壹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壹切都變化,都在永恆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壹種代替另壹種;就在每壹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19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訥——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闆相差十萬八千里。壹切都變化,壹切都在永恆運動中。
在壹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壹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佈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壹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壹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壹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壹。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壹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堿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壹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時,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雖然這個方案的製作和實現是聯繫于客觀且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志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壹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歷史的壹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es)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為客觀與主觀的關係,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為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複證實),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時,它更接近於實際時(知識與實際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壹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壹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其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壹個時代的若干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係,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係。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按)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關係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之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復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A)同壹律: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B)矛盾律: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
(C)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徵,是採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始終都是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轉化為它的對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A和非A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為蝴蝶,青年變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生物種類或者新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壹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壹,為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壹公斤預先包裝好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壹公斤糖等於壹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為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為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而另壹包也許只有九九○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麼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為什麼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為什麼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為它是壹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自,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壹個物體在同壹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壹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壹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壹點到另壹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壹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係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壹,也是壹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壹。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係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壹切運動、壹切變化的壹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體,壹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壹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什麼時刻,由於社會裡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壹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產關係,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A)對立物的統壹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制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B)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採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里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C)否定和超越。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A)內容和形式。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係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係。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係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係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B)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佔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佔的東西。但是這種獨佔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餘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
(C)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志」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係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徵(在第十七章第五節里,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D)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儘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壹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麼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繫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
(E)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壹」)。這就是為什麼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壹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裡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壹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壹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壹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壹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壹個行星系,還是壹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壹定結構的整個,組成壹個整體,壹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係決非偶然。這是由於雇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係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壹種現象,每壹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壹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壹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壹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複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時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壹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數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係和矛盾關係。「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理論和實踐
辯證法是壹種方法,是認識的壹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壹種認識論都要經受壹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壹種超然於人類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壹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短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壹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壹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儘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人的這種生物是壹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壹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複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壹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製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壹步步完美起來。
另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壹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壹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為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壹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為人出世后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為有意識的製造工具者,成為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象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麼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壹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製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象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係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壹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製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會制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制度沒有壹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壹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制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制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壹些制度卻鼓勵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乾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為。人類生產壹般都是壹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象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儘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製造,是任何更複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壹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壹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關係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土比亞的戲劇、米開朗基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係。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係產生來的。前者只在最後壹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究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的現象和活動,那麼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壹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制在16至18紀之間,壹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壹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壹的貨幣制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為什麼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為什麼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究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餘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餘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係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制約作用。生產關係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制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係。對這些關係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複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係構成壹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壹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係。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A)壹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繫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係。15世紀發現印刷術和20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B)壹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歷史所特有的內在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土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壹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壹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壹行所特有的辯證法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壹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C)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壹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採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係,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心理結構有關係。從13到17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裡達到了首席地位。同樣,從16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壹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壹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
(D)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衝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制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餘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壹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壹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与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係反映壹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壹定是這樣。思想工作者可以成為社會力量的工具而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壹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產力,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壹,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製作出來的壹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製作的石器到今天最複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種社會生產關係之中。
儘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壹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象社會生產關係——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係。社會生產關係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係。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係的整體。「關係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係,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係(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裡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說,壹定的生產關係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壹定的複雜性(數量),配合著壹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餘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象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象在壹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係壹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併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壹致性。壹定的生產關係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徵兆,表示壹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產關係,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16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壹致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里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機械的壹致,而是辯證的關係。正是這種辯證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係(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係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壹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壹套生產關係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種社會組織——就是在壹定時代壹定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為特徵。壹個沒有生產關係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壹個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裏面並不壹定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係也不壹定是純種的。
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以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某些因素的配合(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里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壹種生產方式是壹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社會劇變時期,可以有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壹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佔優勢的時代(15、16世紀在尼德蘭,在義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佔優勢的生產關係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而是直接佔有所使用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今天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裡面所特有的生產關係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裡,那雜種的生產關係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係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壹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也不壹定是純種的。生產關係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係互相結合著:壹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佔優勢的生產關係,另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生產關係的殘餘。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壹些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小自耕農,不用僱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建生產關係的殘餘(收穫分成制)。在這種情形下,談到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係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係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係而有壹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壹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裡,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壹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儘管資本占支配地位,儘管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壹都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為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為「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佔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1]
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壹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群眾中的「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壹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用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兼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壹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和社會的限制所註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制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製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壹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製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壹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壹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其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壹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壹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壹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壹定的時代只能採取壹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裡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壹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決像封建宿命論那洋假定某壹次的天打雷劈會成為新社會的來到是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
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儘力適應自然環境,每壹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儘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壹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係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係,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壹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係上解放自己,在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係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係變成階級社會的關係,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制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種喪失控制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控制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制。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彷彿註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飢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壹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社會的關係上把異化推到極點,壹面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制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壹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壹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制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什麼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什麼,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壹定範圍的限制。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壹定限度時)。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制越大,對於各種限制所可能採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採取唯壹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時,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時,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為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係,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係,還要改變壹切社會組織,壹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志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槓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馬克思的學說
第壹章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係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係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里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迴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係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餘也被肅清了。拿破崙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台。這個鬥爭結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僕。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里昂;里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台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迹,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穀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衝突。這個衝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衝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于貧困和犯罪的深淵里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拚命掙扎不願走進墳墓里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拚命掙扎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裡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衝突。
「社會關係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衝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係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係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穫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係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覆,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划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係問題的答覆,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麼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于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裡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麼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裡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裡』是沒有意義的。
『那裡』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麼?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係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覆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覆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注)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繫,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麼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麼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麼,是從那裡來的?那我們就答覆: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里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餘的自然界衝突,而反要適應于其餘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擡高人類于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台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係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係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台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台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麼?那我就應該答覆: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仿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注)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第三章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麼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注)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採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著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繫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係,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注內心聯繫性和有定性于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徵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彷彿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注)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衝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壹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餘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徵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于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制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制;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里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里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覆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穫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覆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麼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里,「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衝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注)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讚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讚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于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裡,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里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台,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注)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裡,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里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鍊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裡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係,——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剷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里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麼,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里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干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藉助于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注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于社會關係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注)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于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繫。
(二)在運動中研究。注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注)
第四章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係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志自由」問題的答覆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覆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志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志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志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志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志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複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志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于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志。他們分析意志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志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志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志自由論壹書中說:「意志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志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志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志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拚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志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志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志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注)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于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麼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志。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志,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麼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麼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于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係——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于主觀的頭腦里,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于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係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志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志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志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注)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志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里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志屈服於必然性,那麼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麼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麼?
在未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志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志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志看來,社會現象彷彿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志之交互錯綜。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志,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志,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志。(注)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志;這個意志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製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志,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志,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志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志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志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志之衝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志之出現又根據于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并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迹。」(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志。(注)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志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志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麼,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志是為思考或情慾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慾的動力又是許多複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志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佔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係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覆這個問題。
第五章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里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彷彿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志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麼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藉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志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于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麼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志」,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衝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會之財產關係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里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係,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係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里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衝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里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係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係本身時候,他們又藉助于「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係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麼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麼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佈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係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關係——生產關係,這些關係適應于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于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係,——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係懷中發展的。這些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衝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中間的衝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係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係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徵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係究竟持什麼見解。
第六章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製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係。「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于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于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複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製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製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係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于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于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麼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係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係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係也是人所製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係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係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係。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係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于其社會關係。」(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佔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佔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里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里克利(Périclés)時代(注)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係;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係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係。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台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係,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係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係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係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係。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于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麼「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于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為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係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餘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餘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餘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餘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複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餘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係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裡頭
第七章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于這個基礎的。」(注)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于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鬚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係,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係,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注)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係即生產關係,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係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係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衝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係;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係: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係;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后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義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義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義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注)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于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係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係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于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于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于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係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裡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裡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于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覆。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藉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麼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係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佔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于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係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麼?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繫,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繫。」(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于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繫。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于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第八章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干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干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麼?(注)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複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裡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複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複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里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里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里——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里,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里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崙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採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里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迹就打破了這位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衝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里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彷彿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于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干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干涉,如果完全適應于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衝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係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關係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注)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志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麼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係。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里謝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于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係;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麼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麼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衝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餘地的。他在這種環境里,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裡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裡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里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髮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製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麼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于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義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注)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佔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于自己寫字檯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裡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麼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盤點十大邪教特徵 中共條條對號入座
商品經濟
假如我們仔細觀察資本統治下的經濟是如何進行的,那麼,首先就會看到這裡在生產商品。有人會問:這究竟有什麼奧妙?這裏的奧妙就在於,商品並不是簡單的壹般產品,而是為市場生產的產品。
當產品是為了生產者個人使用而生產的,它就不是商品。如果農民種黑麥,從下種、收割,然後到脫粒、磨粉和烤成麵包都是為了自己食用,那這些麵包就絕不是商品,它僅僅是麵包而已。這些麵包只有在人們開始拿它進行買賣的時候,也就是說,是為了購買者、為了市場而被生產的時候,它才成為商品。因為誰買了它,它就是誰的。

起底共產黨叢書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壹切商品都是為市場生產,所以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每壹個工廠或作坊通常只生產某壹種產品,任何人壹看就會明白,這裏產品不是為了自己生產的。譬如,殯儀館老闆的作坊所製作的許多棺材,顯然不是為他自己和家人準備的,而是拿到市場去賣的。再譬如,工廠主製造蓖麻油,顯而易見,即使他天天需要瀉肚子,他所服用的也只不過是他工廠里制出的極小部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論拿哪壹種產品為例,情況都不外如此。
紐扣廠製造紐扣,然而,生產這些成千上萬的紐扣,不是為了把它們縫在紐扣廠廠主的背心上,而是為了出售。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壹切產品都是為市場生產的;無論是手套、香腸、書籍、鞋油、機器,還是燒酒、麵包、皮靴、槍支等等,總而言之,壹切產品全都在其內。
商品經濟必須以私有製為前提。生產商品的手工業者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工廠主有自己的工廠,包括所有廠房、機器和其他資產。只要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就總會有爭奪買主的鬥爭或賣主之間的競爭。即使沒有工廠主和大資本家,而只有壹些勞動手工業者,那在這些手工業者之間也會為爭奪買主而進行鬥爭。誰最壯實、最強悍,誰有最好的工具,並且工於心計,特別是誰最能攢錢,誰就總是能佔上風,能為自己爭得買主,擠垮其他手工業者,自己飛黃騰達。這就是說,小生產所有制和以它為基礎的商品經濟已含有大生產所有制的萌芽和使很多小生產者破產的因素。
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第壹個特徵就是商品經濟,即為市場而生產的經濟。
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
只用商品經濟壹個特徵來說明資本主義還不夠。可以有這樣的商品經濟,其中沒有任何資本家:例如,勞動手工業者的經濟。他們為市場生產,出賣自己的產品,他們這些產品自然是商品,因而全部生產也就是商品生產。然而,這還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內不過是簡單的商品生產。要使簡單商品生產轉變為資本主義生產,壹方面,必須使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廠房、土地等等)變為少數富人-資本家階級的私有財產,另壹方面,使大批的獨立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並淪為工人。
我們已經看到,簡單的商品經濟本身包含有使壹部分人破產,另壹部分人發財的萌芽。這已被事實所證明。在世界各國,大部分的勞動手工業者和小業主已經破產。誰破了產,誰最後就只有賣掉自己的「工具」,由小業主變為除了雙手之外壹無所有的人。而那些比較富的人就變得更富了,他們改建、擴大自己的作坊,安裝更好的機床,然後再添置機器,開始招雇很多工人,使自己變成工廠主。
凡生產所需要的壹切,如廠房、機器、原料、貨倉、商店、房屋、工廠、礦山、鐵路、輪船、土地,總之,凡是生產上不可缺少的壹切,漸漸地都落到這些富翁的手裡。這壹切生產資料都成了資本家階級的獨有財產(或者象人們所說的,被資本家階級所「壟斷」)。壹小撮富翁佔有壹切;廣大的窮苦人只有壹雙勞動的手。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這種壟斷,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二個特徵。
雇傭勞動
多數人的階級,即那些沒有任何財產的人變成了資本的雇傭工人。事實上破產的農民或手工業者還有什麼好乾的呢?他們不是被資本家-地主招雇去當長工,就是流入城市受雇於工廠。其他的出路是沒有的。這樣就產生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徵——雇傭勞動。
什麼是雇傭勞動?在以前有農奴或奴隸的時候,第壹個農奴或奴隸是可以被買賣的。這些人連同他們的皮膚、頭髮、腳和手都是老爺的私有財產。老爺在馬廄里打死他的奴隸,就好象,譬如說,喝醉酒以後打碎壹把椅子壹樣。農奴和奴隸只是普通的什物。在古羅馬,老爺在生產上所需要的財產是這樣分的:「啞吧工具」(原料),「半啞吧工具」(役畜、羊、母牛,公牛等等,壹句話,就是能叫出聲的牲畜)和「會說話的工具」(奴隸、人)。不論是鐵鍬,是牛,還是奴隸,在老爺看來都同樣是工具,他可以隨意買、賣、毀掉和打死。
在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本身是不能被買賣的。能夠買賣的,只是他的勞動力,不是人本身,而是人的勞動能力。雇傭工人的人身是自由的。工廠主不能在馬廄里鞭打他,或者把他賣給自己的鄰居,或者用他去換壹只獵狗,而這在農奴制時代是可以的。工人本身僅僅是被僱用。看起來甚至資本家和工人似乎是平等的,譬如,工廠主老爺們總是這樣說:「不願意嗎?那就別干,誰也不強迫妳。」他們甚至斷言,是他們養活了工人,給工人工作做。
事實上,工人和資本家顯然處於完全不同的地位。工人被壹條飢餓的鎖鏈拴住,飢餓使他們不得不受人僱用,也就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於工人來說,他們沒有其他出路,絲毫沒有選擇的餘地。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地從事「自己的」生產;試想壹下,沒有機器和工具能鍊鋼、織布、造火車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所有的土地都掌握在私人手裡,因而工人無處可以謀生。工人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有購買勞動力的自由,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這壹切,實際上是壹條迫使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的飢餓鎖鏈。
由此可見,雇傭勞動的實質是出賣勞動力,或者說是把勞動力變為商品。在前面說過的簡單商品經濟中,在市場上可以看到牛奶、麵包、布匹、皮鞋等等,但不可能看到勞動力。那時勞動力是不出賣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手工業者,除了勞動力之外,還擁有房屋和工具。他們自己勞動、從事自己的勞動經營,即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在這裏,做工的人沒有生產資料,他們不可能在自己的經營中使用自己的勞動力。為了不致餓死,他們就必須把勞動力出賣給資本家。因此,在賣棉花、乾酪或機器的市場之外,也有壹個勞動市場,無產者、即雇傭工人,在這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以,資本主義經濟與簡單商品經濟的區別,就在於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勞動力本身也成為商品。
因此,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第三個特徵。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特徵是:為市場生產(商品生產);資本家階級對生產資料的壟斷;雇傭勞動,即建立在出賣勞動力基礎上的勞動。
這些特徵涉及到人們在產品生產和分配中的相互關係問題。當人們說「商品經濟」或者「為市場生產」的時候,是指什麼呢?這是說,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每個人在其經濟中是只為市場生產,事先並不知道誰要購買他的商品。假設說,我們這裡有壹個手工業者伊萬諾夫和壹個農民西多羅夫,手工業者伊萬諾夫把他做好的皮鞋拿到市場上,賣給西多羅夫,又用得到的錢從西多羅夫那裡買了麵包。當伊萬諾夫來到市場時,他並不知道在那裡會碰到西多羅夫,而西多羅夫也不知道在那裡會碰到伊萬諾夫,這兩個人都不過是到市場來。當伊萬諾夫買了麵包,而西多羅夫買了皮鞋的時候,才發生了西多羅夫為伊萬諾夫做工,而伊萬諾夫為西多羅夫做工這樣的事,只是這不會壹下子看出來。市場上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向人們掩蓋了他們相互為對方做工,誰離開誰都有不能活這個實質。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人們互為對方勞動,但是,是無組織地、各自獨立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相互間的需要量是多少。所以,人們在商品生產中是以壹種特殊的方式被分開,並且又互相處在壹定的關係中。這裏所說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當談到「生產資料的壟斷」或者「雇傭勞動」時,同樣也是說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壟斷」事實上是什麼意思呢?這裏的意思就是說,人們的勞動是在這樣壹種條件下進行的:這些做工的人是用別人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勞動者得聽從於這些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即資本家的,等等。壹句話,這裏說的也是人們在生產產品時,相互處於什麼樣的關係。人與人在生產時(在生產過程中)所處的這種關係就叫做生產關係。
不難看出,生產關係絕不是永遠壹樣的。在遠古時代,人們曾經生活在小公社中,壹起共同勞動(打獵、捕魚、摘野果和挖菜根),然後大家彼此平分。這是壹種生產關係。在奴隸制時代,是另壹種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又是壹種,其餘以此類推。可見。存在著各種形式的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這些形式,就叫做社會的經濟構成(結構)或者生產方式。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即「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或者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就是在商品經濟的情況下,在壹小撮資本家壟斷生產資料和工人階級的雇傭勞動的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對勞動力的剝削
有必要向資產者們解釋,是為了使他們確信,沒有受過教育的工人要比我們那些高傲的「有教養的」人高明得多,因為前者對最難的經濟論述也很容易理解,而後者對這種複雜的問題卻終身也解抉不了。 古典政治經濟學從工業實踐方面因襲了工廠主的流行的看法,彷彿工廠主所購買和償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勞動。這壹看法對於工廠主進行營業、記帳和計算價格來說,是完全夠用了。可是,把這個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就在那裡造成了不可思議的謬誤和混亂。 經濟學碰到了這洋壹個事實,即壹切商品的價格,包括被它稱作「勞動」的那個商品的價格在內,不斷地發生變動;它們由於那些往往與商品本身的生產毫不相關的各種各洋的情況的影響,忽而上漲,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覺得價格通常是由純粹的偶然情況來抉定的。當經濟學作為科學出現的時候,它的首要任務之壹就是要找出隱藏在這種表面支配著商品價格的偶然情況後面,而實際上卻自己支配著這種偶然情況本身的規律。在商品價格不斷地時而上漲,時而下降的變動和波動中,它要找出這種變動和波動所圍繞的穩定的軸心。壹句話,它要從商品價格出發,找出作為調節價格的規律的商品價值,價格的壹切變動都可以根據價值來加以說明,而且歸根到底都以價值為依歸。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發現了,商品的價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為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來抉定的。古典經濟學滿足於這洋的解釋。我們也可以暫且到此為止。不過為了避免誤會起見,我認為需要提醒壹下,這種解釋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夠了。馬克思曾經第壹個撤底研究了勞動所具有的創造價值的特性,並且發現,並非任何彷彿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產某壹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都會在任何條件下給這壹商品追加壹個與所消耗的勞動量相當的價值量。因此,如果我們現在還是同李嘉圖這洋的經濟學家們壹起間單地說,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抉定的,那麼我們在這裏總是以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帶條件為當然前提的。這裏指出這壹點就夠了。其餘的可以在馬克思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壹書和《資本論》第壹卷里找到。 可是只要經濟學家將價值由勞動來抉定這個觀點應用到「勞動」這個商品上去的時候,他們馬上就陷進壹連串的矛盾之中。「勞動」的價值是由什麼抉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勞動來抉定的。但是,在壹個工人壹天、壹星期、壹個月、壹年的勞動裏面,包含有多少勞動呢?包含有壹天、壹星期、壹個月、壹年的勞動。假如勞動是壹切價值的尺度,那麼我們只能用勞動來表現「勞動的價值」。但是假如我們只知道壹小時勞動的價值等於壹小時勞動,那麼我們對壹小時勞動的價值就絕對地毫無所知。這洋,我們絲毫也沒有接近我們的目的,總是在壹個圈子裡打轉。 於是古典經濟學就企圖另找出路,它說:商品的價值等於它的生產費用。但是勞動的生產費用又是什麼呢?為了答覆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們不得不對邏輯施加壹些暴行。他們不去考察勞動本身的生產費用(遺憾得很,這是不能確定的),而去考察什麼是工人的生產費用。而這種生產費用是可以確定的。它是隨著時間和情況而改變的,可是在壹定的社會狀況下,在壹定的地方,在壹定的生產部門中,它同洋是個特定的量,至少在相當狹小的範圍內是個特定的量。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占統治的條件下,在這裏,居民中的壹個人數眾多並且不斷增長的階級,只有為生產資料(工具、機器、原料)和生活資料佔有者工作以掙得工資,才能生存。在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工人的生產費用就是為了使工人具有勞動能力,保持其勞動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脫離生產時用新的工人來代替他,也就是為了使工人階級能夠以必要的數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資料數量,或者是這些生活資料的貨蔽價格。現在我們假定,這些生活資料的貨蔽價格是平均每天3馬克。 這洋,我們這個工人從雇他的資本家那裡得到壹天3馬克的工資。資本家藉此讓他壹天工作譬如說12小時。在這當中,資本家大致是這洋盤算的: 假定我們的這個工人——壹個鉗工——應當做出他在壹天里所能做成的壹個機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製成必要洋式的鐵和銅——值20馬克。又假定蒸汽機的耗煤量,以及這蒸汽機、旋床和這個工人所使用的壹切其他工具的損耗,按壹天時間和按他所佔的份額計算,值1馬克。壹天的工資,照我們的假定是3馬克。總共算起來,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要耗費24馬克。但是資本家卻打算平均從零件購買者手上取得27馬克的價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費用多3馬克。 資本家裝到自己腰包里去的這3馬克是從哪裡得來的呢?按照古典經濟學的說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價值出賣的,也就是按照相當於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勞動量的價格出賣的。於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機器零件的平均價格——27馬克——就和它的價值相等,即和它裏面所包含的勞動量相等。但是,在這27馬克當中,有21馬克是在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開始工作以前就已經存在的價值;20馬克包含在原料中,1馬克包含在工作期間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當時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經按這壹價值額降低了的機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 馬克被加到原料的價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們那些經濟學家自己的假定,這6 馬克只能是從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個勞動中產生的。這洋壹來,他12小時的勞動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因此,他的12小時勞動的價值就等於6馬克,這洋我們就會終於發現什麼是「勞動的價值」了。 「等壹等」!——我們所說的這個鉗工說,——「6馬克嗎?但是我只拿到3馬克呀!我的資本家向天發誓說,我的12小時勞動的價值只等於3馬克,假使我向他要6馬克,就要被他嗤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說前面在談到勞動價值問題的時候,我們曾經陷在壹個圈子裡走不出去,那麼現在我們又完全陷進壹個不能解抉的矛盾之中。我們尋找勞動的價值,而我們所找到的卻多於我們所需要的。對於工人說來,12小時勞動的價值是3 馬克;對於資本家說來卻是6馬克,資本家從這6馬克中拿出3 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其餘3馬克則裝進了自己的腰包。這洋看來,勞動不是有壹個價值,而是有兩個價值,並且是兩個極不相同的價值! 如果我們把貨蔽所表現的價值歸結為勞動時間,那麼這個矛盾就顯得更加荒謬了。在12小時勞動時間內創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就是說,在6小時內創造的是3馬克,即工人勞動12小時所得到的那個數目。工人勞動了12小時,而他當作等價物得到的卻是6小時勞動的產品。因此,或者是勞動有兩個價值,其中壹個比另壹個大壹倍,或者是12等於6!兩種情況都是極端荒謬的。 不管我們怎洋掙扎,只要我們還是講勞動的買賣和勞動的價值,我們就不能夠擺脫這種矛盾。經濟學家的情況就是這洋。古典經濟學的最後壹個分支——李嘉圖學派,多半是由於不能解抉這個矛盾而遭到了破產。古典經濟學走入了絕境。從這種絕境中找到出路的那個人就是卡爾•馬克思。 經濟學家所看作「勞動」生產費用的,並不是勞動的生產費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而這個工人出賣給資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勞動。馬克思說:「當工人的勞動實際上開始了的時候,它就不再屬於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賣了。」因此,他最多只能出賣他自己的未來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只能承擔在壹定時間內完成壹定工作的義務。但是,這洋他就不是出賣勞動(這勞動還待去完成),而是為了獲得壹定的報酬讓資本家在壹定的時間內(在計日工資下)或為完成壹定的工作(在計件工資下)支配自己的勞動力:他出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可是,這個勞動力是同工人本身長在壹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產費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產費用壹致的;那些被經濟學家稱為勞動生產費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產費用,因而也就是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這洋壹來,我們就能從勞動力的生產費用進而談到勞動力的價值,並確定為生產壹定質量的勞動力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馬克思在論勞動力買賣的那壹節里也就是這洋做的(《資本論》第1卷第4章第3節)。 那麼,在工人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之後,就是說為了獲得預先講定的工資——計日工資或計件工資——而把自己的勞動力交給資本家去支配之後,情形又怎洋了呢?資本家把這個工人帶到自己的工場或工廠里去,在那裡已經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種東西:原料,輔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機器。於是工人就在這裏開始工作起來。假定他壹天的工資跟前面所假定的壹洋是3 馬克,——至於他是以計日工資還是計件工資獲得這筆工資,那沒有什麼關係。這裏我們還是照前面那洋假定,工人在12小時內用自己的勞動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馬克的新價值,這個新價值是資本家在出賣成品的時候實現的。從這6馬克中,他付給工人3馬克,剩下的3馬克則留給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時里生產6馬克的價值,那麼在6小時里他所創造的就是3馬克的價值。這洋,工人在替資本家工作了6小時之後,就已經把包含在工資中的3馬克等量價值償還給資本家了。在6小時勞動以後雙方兩訖,誰也不欠誰壹文錢。 「等壹等!」——現在是資本家叫起來了,——「我僱工人是雇的壹整天,是12小時。6小時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時做完,只有到那時我們才算是兩訖!」於是這個工人實際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願」簽訂的合同,根據那個合同,他為了值6小時的勞動產品,應該去工作整整12小時。 計件工資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們所說的這個工人在12小時內製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機器的損耗共計2馬克,而每件商品卻賣2 1/2馬克。這洋,在上面所假設的同洋條件下,資本家只付給工人每件商品25 分尼。12件就是3馬克;要得到這3馬克,工人必須工作12小時。資本家從12件商品上得到30馬克。扣除原料和機器損耗共24馬克外,還剩下6馬克,從這6馬克中,他拿出3馬克作為工資付給工人,而把其餘3馬克放進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壹洋。這裏工人為自己工作6小時,即為償還自己的工資而工作6 小時(在12小時中,每小時為自己工作半小時),而為資本家工作6小時。 那些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從「勞動」價值出發而無法解抉的困難,壹到我們用「勞動力」價值來作出發點,就消失不見了。在我們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壹洋的商品,但卻是壹種完全特殊的商品。這就是說,這個商品具有壹種獨特的特性:它是創造價值的力量,是價值的源泉,並且——在這當使用的時候——是比自己具有的價值更多的價值的源泉。在現代生產狀況下,人的勞動力不僅僅在壹天里能生產超過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價值;而且隨著每壹個新的科學發現,隨著每壹項新的技術發明,勞動力的壹天產品超出其壹天費用的那個餘額也在不斷增長,因而工作日中工人為償還自己壹天的工資而工作的那壹部分時間就在縮短;另壹方面,工人不得不為資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報酬的那部分時間卻在延長。 這就是我們的全部當代社會的經濟制度:工人階級是生產全部價值的唯壹的階級。因為價值只是勞動的另壹種表現,是我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以表示包含在壹定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壹種表現。但是,這些由工人所生產的價值不屬於工人,而是屬於那些佔有原料、機器、工具和預付資金,因而有可能去購買工人階級的勞動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階級從他們所生產的全部產品中只取回壹部分。另壹部分,即資本家階級保留在自己手裡並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階級瓜分的那壹部分,如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洋,隨著每壹項新的發明和發現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階級手中的那壹部分(按人口計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壹點也不增加,並且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縮減。 但是,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擠的發明和發現,這種每天空前大量增長的人類勞動的生產率,終於造成壹種定會使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陷於滅亡的衝突。壹方面是不可計量的材富和購買者無法對付的產品過剩,另壹方面是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口無產階級化,變成雇傭工人,因而無力獲得這些過剩的產品。社會分裂為人數不多的過分富有的階級和人數眾多的無產的雇傭工人階級,這就使得這個社會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時它的極大多數成員卻幾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極度的貧困。社會的這種狀況壹天比壹天顯得越加荒謬和越加不需要了。它應當被消除,而且能夠被消除。壹個新的社會制度是可能實現的,在這個制度之下,當代的階級差別將消失;而且在這個制度之下——也許在經過壹個短暫的,有些艱苦的,但無論如何在道義上很有益的過渡時期以後,——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壹步發展壹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壹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
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一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裏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思「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1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2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3。《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4。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5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6,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7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8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9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与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与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
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10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11。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12。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13。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14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
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15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与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与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
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藉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
這個問題就很明了,鄧右的支持者:「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佔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占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佔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佔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裏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裡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藉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与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工廠里的廠領導的工資和高級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時代工廠領導(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和工人的工資差距如果是壹兩倍,那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么?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類按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佔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共匪只是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中共打壓佳士科技公司工人組建獨立工會的行為本質上是在維護資方的利益,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應該懂得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不要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們如果可以理解勞動價值理論,自然會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与了投資,參与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与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資 本
現在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什麼是資本了。首先,資本,不論其形式是貨幣,是機器、原料、廠房,還是製成的商品,都具有壹定的價值。但是這種價值是用來為生產新的價值,生產剩餘價值服務的。資本是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是剩餘價值的生產。
在資本主義社會,機器和廠房都是資本。但是,機器和廠房是否永遠都是資本呢?當然不會。如果整個社會的經濟都是協作經濟,如果它是為自己而生產的,那麼,不論是機器,還是原料,都不能算是資本,因為它們不是為少數富人榨取利潤的工具。這就是說,機器只有在被資本家階級私人佔有時,並被作為剝削雇傭勞動和生產剩餘 價值的條件時,才成為資本。在這裏,價值的形式並不重要;這種價值可能表現為金幣形式,也可能表現為紙幣形式,工人用它們來做工,也可能表現為原料的形式,工人們用它們製造出商品,也可能表現為製成的商品的形式,以後再把它賣掉。但是既然這種價值是用於生產剩餘價值的,所以它就是資本。
資本常常脫掉壹種外殼和穿上另壹種外殼。確實如此,我們且看這壹過程是怎樣完成的。
1.資本家還沒有買到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但是,他極希望僱用工人、置備機器、弄到上等的原料和煤炭,以便能夠開工生產,等等,暫時他手裡除了錢之外,還什麼都沒有。在這裏,資本表現為貨幣形式。
2.資本家帶著這筆錢來到市場(自然不是他自己去;為此有電話和電報,許許多多的奴僕等等)。在這裏購買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本家回到工廠,錢是沒有了,但是卻有了工人、機器、原料、燃料。現在所有這些東西已經不是商品了。它們不再是商品,因為不再把它們拿到市場去出賣了。錢變成了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貨幣的形式去掉了,現在,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工業資本的形式。
接著開始工作。機器開動了,輪子旋轉起來,操縱桿在來回搬動,男女工人汗如雨下,機器在磨損,原料在消耗,勞動力在耗盡。於是,
3.所有這些原料,機器的磨損部分,提供勞動的勞動力,慢慢地變成了壹堆堆商品。這裏資本又脫離了工廠原有的實物形式,而以壹堆商品形式出現。這就是商品形式的資本。然而,經過生產之後,資本不但改變了自己的外形,而且還增加了自己的價值。因為在生產中,又多出了剩餘價值。
4.但是,資本家強迫生產商品並不是為了自己使用,而是為了市場,為了出賣。堆積在他的工廠倉庫里的貨物壹定要賣出去。起初,資本家是以買主的身份到市場去。現在,他應當以賣主的身份去。起初,他手裡拿的是錢,他想得到的是商品(生產資料)。現在,他手裡拿的是商品,他想得到的是錢。壹旦他的商品被賣掉了,那麼,資本就從它的商品形式再次跳到貨幣形式。然而,資本家得到的貨幣數量,已經不同於他當初付出去的數量了,因為外加了整個剩餘價值的數量。
資本的運動並沒有到此結束。增加了的資本再次周轉,獲得了更大數量的剩餘價值。這些剩餘價值的壹定部分併入資本,又開始新的周轉,如此等等。資本象壹個雪球,越滾越大,隨著每壹次的滾動,剩餘價值越來越多。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發展和擴大。
資本就是這樣從工人階級身上榨取剩餘價值和到處擴散的。資本之所以能迅速增長,是因為其特殊的屬性。當然,壹個階級剝削另壹個階級的現象以前就有了。可是我們拿農奴制時的地主或奴隸制時的奴隸主為例。他們騎在他們的農奴和奴隸的頭上作威作福。農奴和奴隸生產的壹切東西都被地主、奴隸主自己,或被他們的僕從和大量的食客吃光、喝掉和穿光了。那時商品生產還很不發達,商品也沒有地方去賣。就是說,如果地主或奴隸主強迫自己的農奴和奴隸生產出堆積如山的麵包、肉、魚等等,那麼,他們的這些東西就會爛掉。那時的生產只以地主及其奴僕們的肚皮需要為限。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則完全是另壹種情形。這裏的生產不是為了滿足需要,而是為了利潤。這裏生產商品,是為了出賣,為了賺錢,為了積累利潤。利潤越多越好。因此,資本家階級瘋狂地追求利潤。這種慾望是無止境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軸心,是主要的推動力。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
現在有必要看壹看,資本主義社會即資產階級社會的結構究竟好還是不好。任何壹件東西,只有在它的各個部分都互相配合得十分嚴密時,才是堅實和完好的。我們拿鍾錶的機械為例。只有每壹個齒輪互相咬合得在壹起時,表才能準確無誤地走動。
現在來看壹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裏,我們不難發現,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結構上遠不是象想象的那樣堅固。相反,它包含著巨大的矛盾,有著巨大的裂痕。首先,資本主義制度下缺乏有組織的產品生產和分配,只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每壹個企業家、資本家(或資本家同盟)在生產商品時是互不通氣的。工廠主強迫工人生產不是看整個社會需要什麼,而僅僅是盤算著獲取更多的利潤和在市場上打敗自己的競爭者。因此有時商品生產得過多(當然說的是戰前時期),找不到銷路(工人買不起,因為沒有足夠的錢)。於是就出現危機:工廠倒閉,工人流落街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也引起了市場的鬥爭:每壹個人都想奪走別人的所有買主,把他們引誘過來,自己獨佔市場。這種競爭採取了各種各樣的形式,從兩個工廠主之間的鬥爭開始,壹直到資本主義各國為在全世界瓜分市場而發動世界大戰為止。這裏,資本主義社會的壹些組成部分不但相互牽扯著,而且相互直接衝突著。
因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第壹個基本的不協調性,這壹點已在危機、競爭和戰爭上表現出來。
資本主義社會第二個基本的不協調性是它的階級結構。要知道,資本主義社會實質上不是壹個社會,而是兩個社會:壹個是資本家,另壹個是工人和貧民。二者處於經常的、不可調和的、無休止的敵對之中,這種敵對叫做階級鬥爭。在這裏,我們又壹次看到,資本主義社會各種不同部分不但互不配合,反而彼此處於不斷的衝突之中。
資本主義不會毀滅?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於這樣壹點。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即在研究資本主義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時,如果我們發現它的不協調性變得越來越少,那我們就可以祝它還能長命百歲;相反,如果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部分不可避免地、越來越劇烈地互相排擠,這個社會裡的裂痕將不可避免地變為深不可測的鴻溝,所以資本主義必將走向滅亡。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必然會走向滅亡 我們堅決反對中共規定我們只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所謂一國兩制 資本主義只會讓台灣走向滅亡 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資本主義社會無可避免的社會危機
小生產與大生產的鬥爭
(壹)小生產和大生產在工業中的鬥爭。擁有上萬名工人和設有巨大而奇異的機器的大工廠並不是壹向就有的。它們的出現是逐漸的,並且在幾乎完全破產的手工業和小工業的殘骸上發展起來的。要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首先必須注意到這樣壹種情況,即在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爭奪買主的鬥爭即競爭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場鬥爭中誰能得勝呢?誰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並且使他離開自己的競爭者(對手),誰就是勝利者。而要能把買主拉到自己壹邊,主要靠的是使自己的商品價格更加便宜1。而誰又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呢?這就是需要首先回答的問題。很明顯,大工廠主比小工廠主或手工業者能以更便宜的價格出賣商品,因為他的商品價值比較低。大生產在這裏具有大量的優越性。首先,大生產的優越性在於,企業資本家能夠裝備較好的機器,使用較好的工具和各種器械。手工業者、小業主的日子很難過,壹般都用手搖機床幹活,他們連想都不敢想那些先進的大機器,因為他們沒有添置機器的這筆錢。小資本家也同樣沒有力量採用最新式的機器。因此,企業越大,技術就越完備,勞動就越有成效,廠主在製造每壹件商品上的花費也就越少。
在大工廠里,甚至有自己的科學實驗室,經常進行各種新的發明,並且把科學同生產結合起來。這些發明屬於本企業的秘密,只供本企業享用。在小生產和手工勞動的情況下,幾乎事件產品都是由同壹個工人來做;在用機器勞動和很多工人的情況下,壹個工人只做產品的壹部分,另壹個工人做第二部分,第三個做第三部分,等等。這樣,工作進展就會大大加快(這就叫分工)。這方面的優越性如何,下面就是這份材料。製造十個犁。手工方式製做:總共享兩個工人,干十壹種不同的工作,共享了壹千壹百八十個小時,得到五十四元。用機器製做同樣的東西,有五十二個工人,分九十七種工作(工人愈多,工作的分類就越多):工作了三十七個小時二十八分鐘,得到七點九元(可見時間花費少得多,勞動價值也便宜得多)。製造壹百個鍾錶齒輪。手工方式製做:有十四個工人,分四百五十三種工作,用了三十四萬壹千八百六十六個小時,得到八萬零八百二十二元。機器製做:有十個工人,分壹千零三十八種工作,用了八千三百四十三小時,得到壹千七百九十九元。織五百碼方格布。手工方式:有三個工人,分十九道工序(不同的工作),用了七千五百三十四個小時,得到壹百三十五點六元。用機器:有二百五十二個工人,分四十三道工序,用了八十四小時,得到六點八壹元。這類的例子是可以舉出很多的。除此之外,很多生產部門,如機車、戰艦的製造和採礦業等等,只有依靠高度的技術才能管理,這是小企業主和手工業者所完全辦不到的。
大生產在各方面都能節省,如廠房、機器、原料、照明和取暖、勞動力、廢物利用等等。確實,我們假設以壹千個小作坊和壹個與這些小作坊生產能力相等的大工廠來比較,建設壹座大而好的廠房要比建壹千座小的要容易;原料分散在壹千個小作坊里損耗就比較大(丟失、浪費等等);壹個大工廠的照明和取暖比壹千個小屋子更容易解決;諸如收拾、打掃、守衛、維修等等也比較容易。壹句話,大工廠里在各方面都比較經濟節省。
在購買原材料和生產上所必需的壹切物品時,大經濟也處在有利的地位。按批發價購買商品比較便宜,而且質量更優良;況且大工廠主很了解市場,知道在哪裡購買更便宜。同樣,小企業在出賣它的商品時總是吃虧。大工廠主不但很了解什麼地方能高價出售(為了這個目的,他擁有自己的跑外代表,他經常與交易所打交道,在這兒收集各種商品銷路的情報,他幾乎與全世界都有聯繫);除此之外,他還能夠等待時機。譬如,如果他的商品現在價格低,他可以把這種商品放在倉庫里存起來,等價格上漲以後再拿出來賣。小業主就不可能這樣做。他靠賣東西為生。他壹賣掉商品,就立即拿所得到的錢來維持生活,因為他沒有剩餘。所以他無論如何也必須把商品賣掉,否則他就要餓死。很清楚,他會因此而受到很大的損失。
此外,大生產還具有壹個優越性:信貸。如果大企業家急需要錢的話,他隨時都能借到。無論哪家銀行總是願意把錢借給「名牌」企業,並且要的利息也比較低。而對微不足道的小業主卻幾乎沒有人信得過。即使信得過,那利息也高得出奇。這就使小生產者很容易落入高利貸者的魔爪。
大經濟所具有的這些優越性告訴我們,為什麼小生產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地要破產。大資本戰勝了它、奪走了買主、使它破了產,使它的主人變為無產者或流浪漢。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小業主仍在繼續為爭取生存而奔波。他使盡自己全身力量,親自工作,並強迫他的工人和家裡人拚命勞動,但結果還是不得不向資本讓位。經常可以看到,表面上好象是壹個獨立的小業主,實際上卻完全依賴於大資本家,為大資本家工作,沒有大資本家,他寸步難行。小生產者時常依附於高利貸者,他僅僅在表面上是獨立的,而實際上是在為這個貪殘的剝削者工作;或者依附於購買他的商品的收購商;或者依附於他所為之工作的商店(這裏,他的獨立也僅僅是表面的,實際上,他已經成為那個大商店資本家的雇傭工人);常常是資本家向他提供原料,也有時提供原料和工具;從這裏已經完全清楚地看到,手工業者已成為資本的名符其實的附庸;還有另外壹些依附於資本的形式,在壹些大企業附近,有時設立壹些小修理作坊,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非是工廠的壹個小小螺絲釘——僅此而已。在這裏,它們只在表面上是獨立的。有時可以看到,破了產的小業主、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小資本家,從壹個生產部門或商業部門被趕出來,又轉到另壹個大資本的勢力還不很強大的部門中去。特別是破了產的業主常常變為小商販,等等。大資本就是這樣壹步壹步地、從各方面把小生產排擠掉。僱用幾千、甚至幾萬工人的巨大企業在增加。大資本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主宰者。個體勞動所有制日漸消失,為大資本所有制所取而代之。
(二)小生產和大生產在農業中的鬥爭。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農業中也有象在工業中進行的那種小生產和大生產的鬥爭。有象資本家經營自己的工廠那樣經營自己的莊園的地主,有大富農、中農、自己經常到外邊或者給地主和富農打短工的貧農,還有僱農——這壹切都象工業中有大資本家、中等工廠主、手工業者和雇傭工人壹樣。在農村也和城市裡壹樣,大地產總比小地產組織得完善。
大農場主可以運用先進技術。使用農業機器(電犁、蒸汽犁、收割機、割草機、割捆機、播種機、脫粒機、蒸汽脫粒機等等)對於小農業主和農民來說,往往幾乎是根本辦不到的。小作坊的手工業者沒有必要添置昂貴的機器(他也沒有錢買,就是買了也得不償失),同樣,農民也不會買蒸汽犁,即使他買了也用不上,因為要賺回買這種大機器的本錢,需要很多土地,而不是那種僅僅養活壹只雞的壹小塊地方。
能否充分地利用機器和工具,取決於土地的數量。壹架馬拉的犁,需有三十公頃(壹公頃等於十分之九俄畝)土地,才能很好地得到利用;條播機、收割機、脫粒機——需有七十公頃;蒸汽脫粒機——需有二百五十公頃;蒸汽犁——需有壹千公頃。現在,有的地方已使用電力機器耕作,但也同樣需要有大的農場才行。
灌溉、沼澤地的排水、挖渠(安裝粘陶瓷排水管道),敷設田間鐵路、公路等等,多半只有大農場主才能辦到。大農場和工業中的情形壹樣,在工具、材料、勞動力、取暖、照明等等方面都比較節省。
在大農場里,每畝土地所需的田間小道、柵欄和籬笆也將會少些,掉落在田間小道上的種子也會少些。
除此之外,大農場主可以僱用農藝師,完全按照正規辦法經營自己的農業。
在貿易和貸款方面,情況也和工業壹樣:大農場主比較了解市場,他能夠等待時機,能比較便宜地購買所必需的壹切,比較貴地出賣自己的產品。小農戶只剩下壹條路:拼出全身的力氣奮鬥。小農業只有通過緊張勞動、減少自己的消費和節衣縮食的辦法來維持生活。在資本主義統治下,也只有這樣它才能倖存下來。還有壹種東西對小農戶的破壞性更大,那就是沈重的賦稅。資本主義國家把巨大的負擔加給小農戶:只要回想壹下地主加給農民的賦稅,也就明白了,——任妳傾家蕩產,稅是非交不可的。
壹般可以說,農業中的小生產比工業中的小生產生命力要強壹些。城市中的手工業者和小企業主滅亡得相當快,而各國農村農民經濟的根基還稍微牢固壹些。但是,這裏也同樣的出現了大部分人的貧困化。只是常常不那麼明顯。有時從土地數量上看,農場似乎並不大,而實際上,它卻大得很,投資既多,雇的工人數量又很可觀(例如,大城市附近的菜園主)。有時相反,有很多農戶,看起來似乎是完全獨立的,而實際上他們差不多等於雇傭工人:他們或是受雇在鄰人的莊園里幹活,或是去打短工,或是到城裡做工。在農民群眾中發生的壹切,也和在手工業者中發生的壹切壹樣。他們中壹少部分人成為富農-土豪(店主、高利貸者,這些人逐漸增大自己的地產);其餘的人或者堅持著,或者最終破產:賣掉牛馬,成為無馬農民;後來份地也不見了,於是就完全流落到城市,或者成為僱農。無馬農民變為雇傭工人,僱用工人的富農-土豪變為地主或資本家。
這樣,在農業中大量的土地、工具、機器、牲畜都掌握在少數最大的資本家-地主手裡,而千百萬工人都為他們幹活,千百萬農民得依附於他們。
在資本發達的地方,有壹些巨大的莊園,那裡的工作和工廠壹樣。象工廠只生產某壹種產品壹樣,這裏的情形也是如此。有的大片田地種滿了草莓,或者種滿了果樹;有專門的家禽業;在種植小麥的地方是使用機器勞動。很多部門都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例如,有「雛雞大王」(幾乎壹切雛雞的生產都集中在這個資本家手裡),「雞蛋大王」等等。
無產階級的依附地位,勞動後備軍,女工和童工勞動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越來越多的人變成雇傭工人。破產的手工業者、農民、商人、破了產的中等資本家——壹句話,壹切被拋棄的人,壹切被大資本打倒了的人,都被拋進無產階級的行列。隨著財富不斷地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裡,人民群眾日益成為他們的雇傭奴隸。
由於中間階層和中等階級不斷破產,工人的數量總是多於資本的需要。這樣,資本就把工人拴住了。他必須為資本家幹活。他要是不願意,資本家可以找到千百個其他人。
但是,這種對資本的依附地位的日益加深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不單單是由於各居民階層的破產。資本對工人的統治不斷加強,還因為資本經常裁剪它所多餘的工人,並用這些工人來為它建立起壹批後備的勞動力。這是怎樣發生的呢?情況是這樣的。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每壹個工廠主都在努力為自己降低商品價值。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斷引進機器。但是,這種機器常常是取代了工人,使壹部分工人成為多餘的人。引進機器,這就是說,壹部分工人要被解僱。這些人由工廠的在業工人變為失業者。而由於引進新機器的做法處處都在採用,不是在這個生產部門,就是在那個生產部門,所以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也就始終存在著失業。要知道,資本家關心的並不是讓所有人都有工作,或是把商品提供給所有人,而是要榨取更多的利潤。所以他們自然就要把那些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為他們帶來利潤的工人拋向街頭。
在所有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確實看到,大城市裡經常有著大量的失業者。這裏,無論是中國工人,還是台灣工人,都是從遙遠的地方來找工作的破產的農民,還有剛剛流落到城市的農村青少年,以及從前的小店主和手工業者;但是,在這裏我們也能看到在工廠幹了很久的冶金工人、印刷工人或紡織工人,他們是由於引進了新機器而被趕出工廠的。這些人加在壹起就構成了資本的後備勞動力的來源,或是象馬克思所說的產業後備軍。勞動後備軍的存在,經常性的失業使資本家有可能加強工人階級的依附地位和對工人階級的壓迫。資本利用機器從壹部分工人身上榨取比從前更多的金錢;另壹部分工人卻因此而被拋棄街頭。而被拋棄街頭的工人又成了資本家手裡的鞭子,用來驅使在業的工人。
產業後備軍造成了人們的極端野蠻、貧困、飢餓、死亡甚至犯罪的現象。那些多年的不能找工作的人,逐漸變成了酒鬼,淪為流浪漢、乞丐等等。在很多大城市都有壹整片住滿了這類失業者的街區。資本主義社會正在形成壹個新的階層,他們已經脫離勞動,已不再是無產階級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叫做流氓無產階級。
機器的使用還產生了壹種女工和童工勞動,這種勞動更便宜,因而對資本家也更有利。過去,在出現機器以前,工作需要有特殊的技能,有時甚至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而現在連小孩子也可以使用某些機器幹活,只要還未傻到不會揮手或動腳的程度就行。因此,在機器出現以後採用女工和童工勞動的做法越來越廣泛。女工和童工不能象男工人那樣反抗資本家。他們比較馴服,更不敢反抗,常常相信牧師和上司對他們所說的壹切。所以工廠主常用女工代替男工,並強迫童工用自己的血汗鑄成作為他的利潤。
這樣壹來,工人的家庭解體了。既然妻子,有時連孩子都在工廠,那還有什麼家庭生活可言呢!
既然婦女進了工廠,成為女工,那她們就和男人壹樣時時感受到失業的威脅。資本家也同樣會把她們趕出門外;她們也在加入產業後備軍的行列;她們和男人壹樣也會沈淪到社會最底層。由此就出現了賣淫,即婦女把自己出賣給街上的陌生的男人。沒有吃的,沒有工作,到處被人轟趕;即使有工作,收入也很可憐,這就使她們不得不間或出賣自己的肉體。後來這種新行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情。職業娼妓階層就是這樣形成的。
在壹些大城市,娼妓佔有很大的數量。在很多大城市,有數以萬計這種不幸的婦女。資本家建立了壹些大型的,以資本主義方式經營的妓院,妓女們成了利潤和發財的源泉。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發明出越來越好的機器、建設越來越大的工廠和商品數量越來越增加,也就越發加深了資本的壓迫、產業後備軍的貧困和災難、以及工人階級對其剝削者的依附地位。
假如不存在私有制,壹切都是共同使用,那就完全是另壹回事了。那時,人們會直接縮短的勞動日,愛惜自己的體力,節省自己的勞動,關心自己的休息。而當資本家引起機器的時候,他關心的是利潤:他沒有必要縮短勞動日,這隻會使他遭受損失。資本家使用機器不是為了解放人,而是為了使人淪為奴隸。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本用於機器設備、各種裝置、寬闊的廠房、巨大的高爐等等;而用於僱用工人的資本反而越來越少。從前手工業勞動時,用於手搖車床和其他工具的費用並不大;幾乎全部資本用於僱用工人。現在正相反:絕大部分用於添置各種機器設備,而這就是說,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不象破產者的數量增加得那樣快,這些破產者都變成了無產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越發達,資本對工人的壓迫越重,因為越難找到工作,生活就越艱難。
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競爭,危機
工人階級的災難隨著技術的發展而不斷加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技術不是為公眾帶來好處,而是為資本家帶來利潤,給很多工人帶來失業和破產。但是這些災難的加重也還有其他的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很糟糕。私有制占統治地位,沒有任何總的計劃。每壹個工廠主在經營自己的事業上自行其是。他要同其他人爭取買主,同他們「競爭」。
現在產生了壹個問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鬥爭是緩和了還是加強了。
初看起來,可能覺得這種鬥爭緩和了。的確,資本家變得越來越少;大的吞併了小的;過去上萬個不同的企業主互相鬥爭——競爭很殘酷;現在這些競爭對手少了——鬥爭變得不那麼尖銳了。說是可以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事實上情況恰恰相反。不錯,競爭對手是減少了。但是每壹個競爭對手變得比以前的競爭對手更強大和更有力了。他們的鬥爭比過去變得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更平靜了,而是更殘酷了。在這裏,它們的鬥爭不但靠低廉的價格,而且還靠政治權力所帶來的行政壟斷。就是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競爭僅僅是在競爭者的數量方面減少了,然而它的殘酷和破壞程度卻越來越加深了。
還有壹種現象必須指出:這裡是所謂的危機。這些危機是什麼樣子?表現在哪裡?事情是這樣的。有壹天人們忽然發現生產出的各種商品過了量。價格跌落,可是商品卻無銷路。倉庫里各種各樣的產品堆積如山,可就是賣不出去,因為沒有買主。當然有很多飢餓的工人,但是他們所得無幾,他們能買的東西,幾乎壹點也不能超過他們平時所購買的數量。於是破產開始了。在壹種生產部門中首先是小型和中型企業支持不住而破產、倒閉;接著是更大些的企業。然而這壹生產部門本來是從另壹個工業部門購買商品的,而另壹個部門又是向另壹別的部門購買商品的。譬如說,成衣企業向制呢企業購買呢子,而制呢企業又向生產毛的企業購買毛等等。成衣企業破產了,就是說根本沒有人再向制呢商購買呢子了——制呢工廠開始破產,緊接著生產毛的部門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各處的工廠開始倒閉,成千上萬的工人流落街頭,失的人數增加到難以置信的程度,工人的生活變得比平時更加糟糕。而生產出的商品卻很多。倉庫都要被撐破了。資本主義社會常常是這樣:工業是蒸蒸日上的,工廠主的事業發展得很可觀;後來,突然——倒閉、破產、失業;緊接著是事業停滯;再往後又重新好轉,接著又十分順利地發展;然後再壹次倒閉……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周而復始」。
人們因為財富而變成了乞丐,這種奇怪的狀況說明了什麼?
對於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就能回答的。然而卻必須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從上面已經看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混亂狀態,即通常所說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占統治地位。每壹個企業主和工廠主都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生產,自己對自己負責。毫無疑問,在這種情況下商品生產過多(商品過剩)的問題遲早會發生。如果生產出來的東西是產品而不是商品,即當生產不是為了市場的時候,生產過剩不是什麼危險的事。而在商品生產的情況下則完全是另壹回事。在這裏,任何壹個工廠主為了購買繼續生產所需要的商品,首先必須賣掉自己的商品。壹旦壹個地方由於生產混亂而使機器停轉了,那麼這種情況立刻就會由這壹部門影響到另壹部門——普遍的危機爆發了。
這些危機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大批商品毀掉了。小生產的殘餘就象被鐵掃帚掃過壹樣。部分大企業也破產了。所有企業都很難站得住腳。
當然,危機的主要災難是落到工人階級的身上。
壹些工廠完全倒閉,另壹些則壓縮了生產,每周只有幾天工作,還有壹些暫時關閉。失業的人數不斷增加。產業後備軍擴大了。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貧困和遭受的壓迫也隨之加深了。在危機期間,工人階級本來就很困難的境況更加惡化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
我們看到,資本主義社會有兩個主要矛盾,兩個主要缺點:第壹,它是「無政府的」(它的無組織性);第二,它實際上是由兩個敵對的社會(階級)組成的。我們還看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通過競爭表現出來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使壹切更加尖銳,更加不協調和更帶有破壞性。在這裏,社會的不協調性不是減小了,而是擴大了。社會分成兩部分,即分成階級的現象也同樣如此。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種階級之間的分化和裂痕同樣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了。在這壹頭——資本家那裡聚積著地球上的壹切財富,在另壹頭——被壓迫階級那裡聚積著壹切貧困、痛苦和眼淚。產業後備軍產生了壹個蛻化、粗野、徹底貧困化了的社會階層。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的生活同資本家也越來越不壹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日益擴大。過去,有壹些中小資本家,他們當中很多人同工人比較接近,生活比工人略好些。現在則完全不同了。那些大老爺過著從前任何人作夢也沒有想到的生活。不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的生活總的來說有所改善;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總的來說工資有所增加。但在同壹時期內,資本家的利潤增加得更快。現在工人群眾和資本家的差別真是壹個天上,壹個地下。資本家,這完全是另壹種人,真是高不可攀。資本主義愈發達,壹小撮最富有的資本家升得就愈高,橫在這壹小撮無冕皇帝和千百萬淪為奴隸的無產者之間的鴻溝也就愈深。
我們說過,工人的工資固然增加了,但是利潤增加得更快,因此,兩個階級之間的差距也擴大了。然而從二十世紀開始,工資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但在同壹時期內,利潤卻空前增加。就是說,尤其在最近壹個時期,社會的不平等現象極其迅速地加劇了。
十分明顯,既然這種不平等現象越來越嚴重,那麼它遲早會導致工人同資本家的衝突。假如他們之間的差別減少了,假如工人的狀況越來越接近於資本家,那當然會是「平安無事,謝天謝地」。可是事情並非如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同資本家不是日益接近,而是離得越來越遠。這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尖銳化。
在中國有壹群支持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政策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極力反對這種觀點。他們想證明,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將生活得越來越好。他們斷言工人會逐漸地富起來,自己也會變成資本家。當然,這壹切都純屬謊言。實際上,與資本家的狀況相比較,工人的狀況變得越來越惡劣。
階級鬥爭基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利益矛盾。這種利益實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正象狼和羊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壹樣。
任何人都不難了解,資本家的利益是使工人的工作時間儘可能長,而付給他們的工資儘可能少;相反,工人的利益是工作儘可能少而工資儘可能多。所以毫不奇怪,工人階級自產生時起,它為爭取提高工資和縮短工作日進行的鬥爭就開始了。
這種鬥爭從來沒有間斷過,從來沒有平息過。但這種鬥爭並不僅僅局限於為了多得幾塊錢。在壹切地方,只要那裡有資本主義制度,工人群眾都堅信必須消滅資本主義本身。工人們開始思索,怎樣才能用壹種公平的、勞動的、平等友愛的制度來代替這可恨的制度。這樣就產生了工人階級的共產主義運動。
工人階級的鬥爭不止壹次地遭到很多挫折。但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已蘊藏著無產階級的最終勝利。為什麼?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意味著把最廣大階層的人民變為無產者。大資本的勝利就是手工業者、小商人、農民的破產;它不斷地擴大雇傭工人的隊伍。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每壹步發展不斷地擴大自己的人數。無產階級就象壹個巨大的多頭蛇式的怪物;砍掉壹個頭,又長出另外十個。當資產階級鎮壓了工人起義時,它就鞏固了資本主義制度。但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使幾萬、幾百萬小業主和農民破產;把他們拋在資本家的鐵蹄之下,從而使資本主義制度的敵人即無產階級的人數增加了。但是,工人階級不僅從數量上變得強大了,除此之外,它還越來越團結。為什麼?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工廠增加了。而每壹個工廠里聚集著幾千名,有時幾萬名工人。這些工人在壹起並肩地勞動著。他們看到了資本家老闆是怎樣在剝削他們。他們看到了工人與工人都有是朋友和同志。聯合在壹個工廠里的無產者在各自的工作中養成了共同行動的習慣。他們之間最容易取得壹致意見。所以說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工人階級不但人數增加了,而且團結性也更加提高了。
大工廠增加得越快,資本主義發展得越快,城鄉手工業者和農民破產得也就越快。這就造成了人口在數百萬以上的大城市的迅速發展。結果在相對不大的空間里——在大城市裡——集結了巨大數量的居民,在這些居民當中,工廠的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他們棲身於擁擠、骯髒、煙氣騰騰的街區里,而壹小撮掌握壹切的老闆卻住在豪華的私邸。這壹小撮人的人數變得越來越少。工人的人數則變得越來越多,他們團結得也越來越緊密。
在這種情況下,鬥爭不可避免的尖銳化必定以工人階級的勝利而告結束。不管資產階級玩弄什麼詭計,工人階級遲早會同資產階級發生激烈的衝突,把它從寶座上推下去,砸毀資產階級的強盜國家,並建立自己新的、勞動的、共產主義的制度。因此,資本主義在其自身的發展中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革命。
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鬥爭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在這場鬥爭中產生了三種主要形式的工人組織,這就是:按照職業把工人聯合起來的工會;合作社,主要是以擺脫經紀人-商人為目的的消費合作社;最後是工人階級的政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這些政黨在自己的綱領中寫的是要為工人階級的政權而鬥爭。階級之間的鬥爭越尖銳,工人運動的壹切形式越應在壹個共同的目標——推翻資產階級統治上聯合起來。那些對事物持正確態度的工人運動的領袖始終認為,必須在壹切工人組織中實行緊密的團結和合作。例如,他們說,工會和無產階級政黨之間的行動統壹是很必要的,所以工會在政治態度上不能是「中立的」(即在政治上漠不關心),而應當和工人階級的政黨共同前進。
最近壹個時期的工人運動中又出現了幾種新的形式,其中主要的是工人階級政黨統治的國家。關於這壹點,我們以後會在的很多地方都將談到。
因此,我們從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觀察中可以準確無誤地作出如下判斷:資本家的數量減少了,但他們卻變得更富有,更有勢力;工人的數量越來越增加,同時他們的團結也越來越增強了,儘管發展還不平衡;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了這兩個階級的不可避免的衝突,也就是導致了共產主義革命。綜上所述,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與其讓資本主義自我毀滅,不如我們先結束資本主義的罪惡。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活動的本質以及商業資本家對商業工人的剝削
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裡,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裡,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製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恆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裡,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裡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裡,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里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裡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后,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后,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卧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義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
剩餘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裡,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佔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后,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制帽業里,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僱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里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裡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佔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但是這種剩餘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里,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里壹樣。只要資本和剩餘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餘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餘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餘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製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裡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餘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儘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里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徵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徵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里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后,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餘價值,還要使剩餘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餘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餘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餘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麼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后,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后,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餘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餘價值率不變),那麼,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餘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餘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后,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餘價值率是100%,那麼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后,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麼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餘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採購、廣告等),委託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与剩餘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餘價值。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餘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餘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餘價值量和提高年剩餘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餘價值總量中所佔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佔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餘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餘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麼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甦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里,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后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獃滯,商人首當其衝。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裡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麼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划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里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麼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裡。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与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里,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里,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麼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裡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裡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複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裡各城市間的聯繫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佔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隻、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霉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製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併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麼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裡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裡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製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制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与剩餘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麼,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徵。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餘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餘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餘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餘價值變得越來越複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製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
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里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麼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里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佔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係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麼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里弗優質白銀或十里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麼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裡,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係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採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採用了鐵制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採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採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採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繫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麼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裡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裡,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複本位貨幣制),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採取了金本位制;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採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係。要想確定這種關係,必須注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裡去買麵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裡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
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子。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于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制。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里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后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採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採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裡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麼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裡,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裡,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採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里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里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裡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裡,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裡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佔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復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裡。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採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裡,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餘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隻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裡,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繫,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里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里,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划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里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佔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係數」或現款係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干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台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台。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係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係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義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里佔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里佔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佔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佔74%,在澳洲佔65%,在義大利佔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係的越來越錯綜複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裡,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麼,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划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
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症,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麼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採用複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鍊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採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倖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干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複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里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于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裡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儘管發行了大量紙幣,儘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餘。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餘。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里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隻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隻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餘,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餘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餘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餘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餘,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注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藉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採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採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里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里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麼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佔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佔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係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係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佔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製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嚮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製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製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佔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餘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係。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志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志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麼直接關係;這裏只有間接關係,這種間接關係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採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甦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甦。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餘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麼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
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餘,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係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裡,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裡只有互助關係。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麼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裡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係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佔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里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裡,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里塔和馬里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係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裡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
由此可見,與其說信貸同互助發生分離是在村社成員關係中產生,不如說是在村社同村社以外的其他人間的關係中產生。舊約全書和可蘭經對此都作了明確的區別。在壹切兼有村社和小商品生產的社會裡,由村社集體繳納賦稅的原則,是為了使貧苦農民免遭破產的壹種特殊的互助形式(12)。
銀行的起源
在以單純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裡,小商品生產的發展,引起了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引起貨幣流通,而貨幣經濟便在這個社會的每壹個細胞里發展起來。這就是在社會發展的這壹階段,高利貸影響著每壹個生產者的原因。但是,在貨幣經濟中,貨幣不單單是交換工具,同時也成了交換對象。貨幣經濟從單純的商業中分離出來,就像後者早先已經從手工業中分離了出來壹樣。
當貨幣經濟剛剛冒頭時,貴金屬由於稀少和流通量有限,它在社會上主要是壹種後備基金和安全基金,與其說是被用來流通,不如說它是被用來貯藏。然而,在當時動蕩不定的年代里,把財物放在家裡是莫大的冒險,尤其是冒被沒收、被盜竊、被搶竊或被毀壞的危險。因此,習慣上是把它託付給當時最受尊敬的壹些機構代為保管,這些機構就是寺院。從起源上看,就像壹切被珍視的物品壹樣,貴金屬也有過壹種魔法禮儀般的職能,這種職能使得所有的寺院成了大量金錢的當然保管者。這種貴金屬集中於寺院的結果,使寺院在貨幣經濟壹開始發展時,就成了最早的偶然信貸機關。
當初,在美索不達米亞就曾經是這樣。從第壹家烏魯克大寺院銀行(紀元前3400年到3200年)起,壹直到漢姆拉比時代(紀元前2000年),平均利息率是由撒瑪斯寺院來規定的(13)。在古代伊朗,寺院是最早出現的貨幣借貸主(14);壹直到薩薩尼王朝時代都是如此(15)。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寺院到毀滅為止,壹直是動產財物保管所(16)。在古希臘,奧林匹亞、德爾富、德洛斯、米萊特、艾費斯和高斯島的各家寺院,還有西西里島的各家寺院,都是貨幣保管所和銀行(17)。在希臘被亞歷山大和羅馬帝國征服的整個歷史時期,情況也是壹樣(18)。在羅馬,萬神殿是銀行中心。
在拜占廷帝國時期,從第五世紀開始,各家寺院就成了主要的寶藏主;到了第八世紀破壞偶像運動時期,這些寺院的金銀才被拿來投入貨幣流通(19)。在中國,唐朝時期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可供鑄造的貨幣金屬貯存,還有信貸業務,越來越為佛教寺院銀行所壟斷;政府當局向它們展開了進攻,強迫好幾千所寺院僧徒還俗,並於843年下令熔化壹切用貴金屬鑄成的佛像(20)。[1]
在日本,「內亂頻繁的中世紀時期,宗教機關……曾經是唯壹的可靠場所……商業上的交易是在陵墓和寺院的保護下進行的。有些人把貴重書刊和財富託付給這些神聖場所代為保管,以免在戰爭中遭受破壞和掠奪。陵墓和寺院還同時經營金融機關的業務,發放貸款,組織合作信貸,即日語所謂『無盡』和『賴母子講』,並且使用期票(22)。」
羅馬帝國晚期,在主要還是自然經濟的中亞細亞東部,佛教寺院是唯壹的銀行(23)。最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寺院還以發放死典借貸的唯壹信貸機關的身份出現(24)。[2]十二世紀初期,聖殿騎土會成了第壹家國際性的儲蓄、轉帳和抵押信貸銀行(25)。[3]
等到大商業有了發展,貴金屬就開始有了進壹步的流通。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大商業在剛出現時,主要是經營國際貿易。因此,可以想見,這就會同時出現大量的、來源不同和成色不壹的鑄幣,須要把它們根據各自的實際價格進行兌換。結果就必然產生壹種以貨幣本身為對象的新技術,即貨幣兌換技術。由於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向願意把貴金屬存放在可靠場所的貴金屬所有者提供了實際保證,這些兌換商和貴金屬商人便成了第壹批非宗教性的財
物保管人,然後又成了第壹批職業銀行家。銀行壹詞的字源是義大利文「banco」,意思是指貨幣兌換商在上面進行各種業務的櫃檯。同樣,在古希臘,人們用「trapézite」來稱呼銀行主,這個名詞來自「trapeza」,意思是兌換桌。
在古人代,貨幣兌換商是最早出現的職業銀行家(26)。在印度(27)和中國也是壹樣。然而在這兩個國家裡,貨幣的多樣化不是來自國際貿易,而是來自各種不同的地主性貨幣(28)。[4]在日本,早在德川時代,貨幣兌換商就成了真正的銀行家(29)。
在伊斯蘭教的阿巴西德帝國,由於採用銀行本位外又採用金本位,貨幣兌換商成了必不可少的經濟人物,很快就擔任了銀行家的壹切職務(30)。庫利希(31)認為十六世紀出現貨幣兌換商並很快就成了銀行家,乃是當時社會混亂所引起的。他說:
「十三和十四世紀在法國流通的貨幣,除了王室和諸侯鑄造的以外,還有阿拉伯貨幣、西西里貨幣、拜占廷貨幣和弗洛倫斯貨幣;在法國南部還有米蘭的『里勃里』(libri),威尼斯的『杜加』(ducats)金幣;在香巴尼地區,有西班牙的『里亞爾』(reals),布爾吉農和英吉利的『諾比里』(nobili),荷蘭的克羅那(couronnes)。盧卑克和科隆的鑄幣,英國的金鎊,法國的『土爾奴阿』(tournois)等,也到處流通。使用地區最廣的是威尼斯的『格羅西』(grossi)和『杜加』,還有弗洛倫斯的『費奧里尼』(fiorini)。」
德·羅佛對於中世紀銀行的起源作了如下描述:
「熱那亞的兌換商最初只專門經營當面兌換,但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很快就擴大了。他們接納活期存款,根據客戶通知辦理過戶付款,並對客戶提供記賬貸款。就這樣,兌換商營業所就逐漸成了儲蓄和轉帳銀行。在熱那亞,十二世紀末期這種演進就完成了(32)。」
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銀行,也是在1609年由於當時年青的省聯合共和國的貨幣種類繁多而成立的(33)。
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信貸
最早的銀行業務,例如當面兌換,財物的儲存保管,以典質土地所有權為條件提供借款(即抵押借款)等等,並不是真正的「貨幣交易」。事實上,在當時,作為辦理委託保管和活期存款的保管者,非但不向客戶付息,相反的,倒為保管存款和提供服務而取得報酬(34)。例如阿姆斯特丹銀行,直到十七世紀還是如此(35)。[5]
上述業務的對象,基本上是些既不搞生產又不搞商品流通、或是停留在生產和商品流通邊緣上的階級。隨著貨幣經濟的發展,這些人成了大大小小高利貸的典型犧牲品。中世紀時,龐大的國際商業銀行主要是對王公們發放典押信貸,而力量較弱的倫巴底錢莊主要是對並不富裕的小封建主或平民發放典押信貸,使這些人吃虧(36)。究其實,這是壹種消費信貸(37)。
真正的「貨幣交易」是隨著參加到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中來的各個階級,即年青的資產階級、高利貸者和商人等的比例增多,才相應產生的。國際貿易的發展造成了它自己固有的信貸需要。由於買貨和交貨時間上的距離,[6]由於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距離,由於需要在遙遠地區之間轉移大量貨幣,而貨幣的價格又經常發生波動(39),這就產生了訂立商業信貸或「流通信貸」的必要性。凡是國際貿易發達的社會,都建立了這種信貸工具,這些工具就是匯單和支付券:「匯單的流通深深地紮根於國際貿易之中(40)。」
公元前二千年,在烏爾和巴比倫就出現了匯單,中國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年到256年),印度在佛教時代早期,也有了匯單(41)。在古希臘,紀元前第四世紀就出現了匯單,以後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希臘,這種單據在希臘所轄各地區也到處流行(42)。以後又從希臘傳入拜占廷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回到中世紀歐洲(43)。
這些早期的不能流通的期票所提供的信貸,並不擴大資金的活動範圍。它只加速資本的周轉,使資本發揮其最高效益。以後,當出現了投資信貸,也就是為生產剩餘價值的企業提供貸款的時候,資本的活動範圍才有了擴大;「不生息」貨幣,即貯藏在金庫里的貨幣,變成了資本,參加到剩餘價值的生產中來。
投資信貸最古老的形式是海航信貸;這是基金借貸主和船長冒險家為了實現壹次海商業務而成立的合夥;這種信貸的起源是海盜性的合夥,這壹點主要由瓜分利潤的條款上表現出來(44)。這種「巨大的冒險性借貸」由古希臘和亞歷山大與羅馬帝國征服希臘時所轄各地區傳到東羅馬帝國和伊斯蘭教國家,然後又于第九世紀傳入拜占廷帝國的義大利,再從義大利以合資公司的形式傳遍整個中世紀歐洲(45)。
開始的時候,這種商業合夥只限於壹次用於壹樁事業。但是,到了後來,隨著商業由行商過渡為定居商,合資公司便逐漸變成由幾個人合夥成立的公司。營業時間長達許多年。從十三世紀起,義大利每壹家大公司(佩魯濟公司、巴爾迪公司、梅第齊公司等等)都是這壹類的合夥。以巴爾迪公司為例,這家公司是在1331年由分別歸屬十壹個合伙人的五十八股資本組成的(46)。
最後,當國際貿易最少是在壹定範圍內成為正常化,從而失去其冒險性時,它就吸引了閑置資本的廣大部分。這些閑置資本以非正常存款的形式存入各大銀行家的大公司,任憑商人加以使用,不再於短期內提取,而商人則就此付給定息,作為參加實現商業利潤的報酬(47)。
由此可見,從小商品生產時起,銀行家就成了「貨幣資本供求之間的中介人(48)」。然而,在當時,主要的貨幣需求者不是私人而是國家(國王、公侯、市鎮等等),從而產生了公債和流通信貸及投資信貸的平行發展,而公債卻佔了上風。
已知最古老的公債是偽亞里士多德在其所著《經濟學》(I』Economie)壹書第二編中提到的例子。偽亞里士多德談到:小亞細亞喀拉左麥的愛奧尼亞殖民地,向雇傭兵首領舉債來支付欠餉,然後又向本土富有的公民強借錢鈔以償還貸款。富有的公民被迫拿出來的是金幣,而所得代價則是鐵鑄的貨幣。根據中國漢書記載,紀元前154年,曾經有壹位的高利貸者借給了政府壹千斤黃金(約含兩百四十四公斤,不到壹百萬金法郎)來從事鎮壓叛亂者的戰爭,這位高利貸者得到的利息是1000%,相當於壹千萬金法郎(49)。
在這以後不久,便產生了公債的古典形式:以國家的收入,即形形色色的賦稅作為抵押的形式。在大多數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裡,公債並不多見,而且具有冒險性,壹般情況下是以債主的破產而告終。
但是了十六世紀,可以流通的公債券[7]在信貸史上發動了壹次革命,大大擴充了資本的活動範圍,把大量原非資本的貨幣轉化為資本。由於法國國王對義大利發動遠征以及查理五世所轄國土分散而造成的有利條件,公債便國際化了。
「在壹度作為單純的結賬手段之後,信貸本身變成了壹種價值,壹種可以投入流通和可以拿來轉讓的交換標的物(51)。
商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原來特殊現象的信貸便成了經濟生活中的正常制度。商業票據貼現從十七世紀起就在英國廣為流傳,十八世紀又在法國和壹切大的貿易中心廣為流傳,十九世紀起初興起的票號制度是在中國對外貿易方面,後來也在中國國內商業方面,廣為流傳(54)。商業的地理性擴張,同美洲和遠東進行交易的長期性以及主要商業公司向少數大國際貿易中心的集中,對商業票據的應用提供了有利條件,動員了壹切資本。
匯單原來只是在匯率漲落上進行投機的壹種工具(55);現在,它成了在商業方面發放流通信貸的經常工具,同時也成了「不生息」貨幣資本進行短期投資的工具。貨幣資本市場就這樣發展了起來。
在這個市場上,代表著需求的主要是國家。在商業資本時期,國家仍然是永無休止的借貸者。克拉潘指出,直到產業革命,英格蘭銀行發放的信貸,絕大部分對象是王國政府(56)。1776年成立的貼現銀行也是如此。同它們壹樣的,還有由於對國家發放信貸而倒閉的不幸的勞氏銀行(57)。
但是,除了國家以外,也出現了另外壹些債務人。這首先是大商業股份公司。就當時來說,這些大公司對當時的貨幣的需求量極大;為了應付需要,等到下壹批商船歸來,它們往往不得不同信貸機關打交道。
在整個十八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都向阿姆斯特丹銀行借款;英格蘭銀行的主要債務人,除了國家以外,還有英國東印度公司(58)。
後來,國家債券的持有者(食利者、貴族、商人、銀行家等等)和商業票據的持有者,由於需要現金,便將他們的債券和票據拿來貼現。最初,拿來貼現的主要是國家債券,到了十八世紀後期,票據才開始佔了上風。
最後,和小商品生產時期壹樣,貴族和高級官員們對於貨幣也有需求——消費信貸——,這種需求是通過抵押貸款(以貴金屬、珠寶首飾、有價證券等等為抵押品)來獲得滿足的。
手裡持有現金資本的人是貨幣資本的供給者,這些人首先是大地主,還有積累貨幣壹時無法投入自己企業的商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歐洲大陸上的銀行家僅僅從事兌換業務和存款業務,並不發放貸款。但是,在英國,壹進入十七世紀,就出現了偶爾對顧客發放貸款的商人。
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隨著貨幣資本的供和求的平行發展,十八世紀中葉,起先是在英國,後來又在歐洲大陸上,相繼成立了地方性的私營銀行,其業務是充當需求資本的人和正在力圖把手中持有的後備現金變成資本的人之間的中介人。這些地方銀行壹般都是業務發達的商業公司的產物,它們接納存款,發行銀行券,並經營商業票據貼現業務,這就誕生了現代的銀行體系(59)。
產業革命使這種最早的銀行網獲得了迅速發展。1750年時,英國還只有十多家地方銀行,但到了十八世紀末,這種銀行發展到了二百多家(根據某些作者,甚至發展到了三百五十家)(60)。[8]在當時的生產方式下,這些銀行賴以發展的組織形式可以用諾里季市古爾內銀行的例子加以說明。下面是該銀行於1838年10月5日向股東發出的通報的壹段話:
「把英國東部各工場的全部紗線收購下來,囤積起來,然後再拿去供應織布商……這是壹筆十分賺錢的買賣。古爾內銀行從前的年收入比不上英倫三島其他銀行的收入多,我們認為,毫無疑問,問題就在這裏……在同各家毛紡廠的往來關係中,我們已經開始向它們提供用於開發工資的現金,並使他們得以繼續營業。本公司的銀行業務就是在這種條件下誕生的……(62)。」
這種迅速發展的原因,首先是英國各個不同地區間的經濟不平衡發展。當時,尚停留在農業階段的地區里,銀行壹般都還在為其存款謀求投資地盤,[9]而設置在工業區里的銀行則在信貸需求方面應接不暇,經常處於搜索基金的境地。倫敦的貨幣市場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誕生的;倫敦的貨幣市場是現金過多的銀行和現金不足的銀行間的中介人。
工業資本時期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隨著產業革命的掀起,貨幣資本市場有了擴大和廣泛的變化。除了來自資本主義前期社會的各階層(地主、商人、手工業者、政府官員、食利者等等)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以外,還出現了來自資本主義生產機器本身對於貨幣資本的供和求。
貨幣資本是資本循環的起點和終點。但它並不單單在資本循環壹開始和最後終了時出現。在生產過程中,貨幣資本經常不斷地被排除到生產以外去,從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就是成了「不生息貨幣」。同時,在職能資本家方面,也經常不斷地產生對於附加貨幣資本的需求,以便在利潤率最高的條件下,運用自己的資本。
壹個企業要想積累用來更新其固定資本所必需的貨幣資本,那就需要經過若干年以後,並且要等流通資本經過了多少個循環周期以後,才能實現。在此期間,如果它不把折舊基金投于其他目的,那麼,在壹定時期內,這項基金就「不能生息」。壹個大企業的工資基金,用在每壹個生產周期開頭的時候,當這個生產周期超過了壹個月(指按月支付的工資)或者是超過了壹個星期(指按星期支付的工資時),工資基金就也不能生息。資本家為了自己的消費需要(不生息的消費基金)而提取的壹部分年利潤,是要在整整壹年的時間內花用的。在壹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這筆錢壹大部分獃著不生息。企業的積累基金,也就是再投到營業中的壹部分利潤,也並不是在某壹個新的生產周期壹開始就全部用掉。資本家在把上述各種利潤作為投資以前,必然會等待最有利的時刻,例如市場上的有利時機。以上這些,是暫時被生產過程排除在外的、從而成為不生息基金的、四種貨幣資本的來源。
此外,固定資本的更新,並不是恰好趕在必要的折舊基金積累齊備的時刻進行。由於需要使用巨額資本,由於冒著巨大風險,這種固定資本的更新最好是恰恰趕在經濟周期終了的時候,趕在資本家預期的市場重大擴充的時候(64)。倘若時機已到,資本家的折舊基金(和積累基金)還未曾籌集,他就必然設法借貸所需的資本,好不放過這個良好的機會。握有技術發明的資本家,如果能夠藉以奪取其競爭對手的銷場,他在運用該項發明上如果缺乏必要的資本,也必然會設法去籌借(65)。
在經濟循環的某些時刻里,工業家心中有數,哪怕產品增加得再多,在市場上也不會銷不出去,因此這正是他應該積累資本,應該把利潤再用來投資的好時刻。如果當時這種利潤還沒有實現,他就必需取得借款,以便提前投資。
最後,從理論上講,當壹次生產周期完成之後,生產的再開始應該是在商品流通的周期壹旦完畢就馬上進行。然而,我們已經說過,利潤量和利潤年率是由壹年之間生產周期的次數決定的,因而也就取決於工業家能不能夠在業經生產出來的商品銷售以前,也就是說,在投入該商品生產的流動資本收回以前就再開始生產。為此他也必然力圖借到壹筆附加貨幣資本,等到貨物售出以後,再拿貨款來償付這筆債務。
資本主義制度下信貸機關的職能也就是在上述的不生息貨幣持有者和想利用借貸資本來增加其固有資本的資本家之間起媒介作用。因此,這和資本主義前期的銀行資本與資本的其他形態之間的關係正好顛倒;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里,銀行資本在剛開始時是從屬於工業資本的服務者。但是,如果說現代的商業資本家和工業資本家區分開來僅僅是個職能上的分工問題,那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壹經出現時,銀行資本家和實業或商業資本家之間的分離也就不可避免了。
因為,同實業家和商人相反,銀行家應該直接起壹種社會性的作用。銀行家唯有在能夠克服社會資本表現為許許多多、個人財產的分裂狀態時,才會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用。銀行家的社會意義也就在於他的這種調動和集中社會資本的職能。同時,這種職能所涉及的範圍並不以資產階級本身為限,而是還包括壹些地主、富農、中農、手工業者、公務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繁榮時期的技術工人,把他們的儲蓄全部集中起來。
與此同時,貨幣資本市場逐漸走向專業化,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市場:
——貨幣市場,即短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控制。
——金融市場,即長期信貸的供求市場,主要由銀行、首行是交易所控制,到了二十世紀,保險公司、儲蓄所、房屋協會,還有其他儲蓄設施性機關(如養老基金、疾病殘廢保險基金、預防失業基金等等)也加入了這些銀行和交易所的行列,為的是把非立即全部用掉的全部貨幣收入變成資本。(這種資本對其所有者往往不帶來任何利潤。)[10]就這樣,貨幣資本的集中運動達到了它的最高階段,完善的階段。銀行「不讓壹點壹滴的資本不生息」。
利息與利息率
利息的來源同高利貸資本利潤的來源是壹回事。利息在經濟領域內最初出現時,只是壹種由債務人到債權人的價值轉移。當壹個農民為了能夠生活到下壹次收穫,必須向人告貸x數量小麥,隨後,又必須從收穫中提出x+y數量小麥償還債權人時,存在於這兩個人之間的小麥數量,並不因為借貸關係而有所增加,僅僅是y數量小麥由債務人移交給了債權人而已。迄今為止,這種高利貸形式還遠未消失,並不斷地使受害者陷入貧困,把受害者置於債權人的奴役之下:
「在君主專制時代的越南直到收穫到來前,佃農須向地主告貸以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全家,但是,收穫到來后,壹般情況是佃農用其所得不足以償清債務,繼續被債務牢牢地拴在土地之上,就像中世紀初期,農奴被習慣法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壹樣(67)。」
資本主義社會的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就不再是這種情況了。借貸的目的不再是為了保證債務人的生存,而是讓他得以實現利潤:「如果眼下有壹筆借款,這筆借款能夠被用來從事商業或者工業,從而可以在將來獲致壹筆更大的進款(也就是在原借款項之上又增加了剩餘價值,增加了利潤),企業主就須付出積極的利息(68)。」[11]
流通信貸系以提前實現已製成商品的價值為目的;投資信貸系以增加企業的資本額為目的。在這兩種情況下,剩餘價值或是由於資本循環的加速而增加,或是由於資本額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見,利息不是什麼別的東西,它是借貸資本獲得的附加剩餘價值的壹部分。利息率比平均利潤率要低,[12]否則,如果兩者壹般高,借貸就無利可圖,因為借來的資本本身原來就被當做能夠生產平均利潤的。債權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在發生借貸以前,他的資本原是個「失業的」不生息資本。債務人也感到滿意,因為儘管他須向債權人支付利息,但他終究比什麼都借得不到的好處要多。
資本主義企業主就借貸資本支付的利息,是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的壹部分,是企業主加以放棄的壹部分,因為借來的資本使他獲致了比應付利息要高的剩餘價值總額。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個個企業主都在謀求附加資本。與此同時,家家銀行的社會性集中職能,使壹切金錢都有轉化為附加貨幣資本的可能。因此,通過貨幣資本供求的增減,便產生了平均利潤率,也就是壹切非「失業性」資本的「正常收益」。必須說明,這和貨幣的「本質」毫不相干,而是壹定生產關係的產物,這種生產關係使貨幣得以變為資本,使它得以部分佔有社會勞動所創造的剩餘價值。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流行著這樣壹種習慣,就是把壹切收入都看作是具有著平均利息率的、資本化了的虛擬資本的收益:[13]
「隨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從十四世紀起就例如在德國形成的壹種對資本顯然有利的習慣,即把壹切收入(個人服務所得的收入除外)都說成是資本價值百分之幾的習慣,獲得了發展(71)。」
這種習慣導致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在職能資本家就純屬其本人進行經營時,把他的資本利息和企業主的利潤也分離出來。從利潤總額中減掉利息便出現企業主的利潤。這顯然是「唯心的」,即虛擬的手法,因為任何企業主從資本上獲得的都是平均利潤,而非平均利息。這種習慣對於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特別有用,因為可以供他們掩飾利潤問題,也就是剝削問題,並且可以藉此用簡單的利息理論,在資產階級經濟體系中代替壹切利潤的理論。[14]
信貸機關並不是為了單純的利他主義而在資本的提供者和需求者之間充當中介人。信貸機關本身也在經營特定的資本,這種資本也會帶來平均利潤。信貸機關的利潤率是以銀行利潤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利潤首先來自兩種利息間的差額,即信貸機關對存戶的貨幣資本支付的利息和發放信貸時所得利息間的差額。此外,信貸機關的收入還有代客買賣股票和債券時取得的傭金,辦理匯兌業務時收取的匯水,等等。
由於信貸機關,首先是銀行,對任何存款,就連為期不過幾天的存款(活期存款)都須付給利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息),因此,反過來,它就必需把壹切閑置貨幣都加以外借。這樣在結算時才能獲得利潤。所以,在貨幣市場上,除了單純的流通信貸以外,還產生了隨要隨還的貸款(活期貸款)。這種借貸的形式早期起源於歐洲後來在中國也被運用,每逢公債季息支付日期到來的前夕,大量貨幣就集結於國庫之中,在貨幣市場上引起貨幣荒。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同時也為了不讓上述貨幣淪為「不生息」貨幣,對於以幾個星期乃至幾天為期而需求貸款的客戶,首先是貼現所,便發放信貸。貼現所用這種借款來增加其再貼現業務。這種用有價證券及債券作抵押的貸款須隨討隨還。儲蓄銀行習慣上也隨時用它的閑置資金髮放貸款(72)。
這樣就形成了壹整套利息率的等級。從付給活期存款利息率和收取活期貸款的利息率起,直到付給長期存款的利息率和收取投資貸款的利息率止。在這個階梯的每壹級上都有壹個銀行及信貸機關付出的利息率和反過來銀行及信貸機關向客戶索取的利息率之間的差額。
上述各種利率間的差別,首先來源於各種信貸對於直接增加社會生產的剩餘價值,貢獻大小不同。最高和最接近平均利潤率的當然是長期貸款利息率。長期貸款利息率操縱著投資信貸,首先是生產資料的賒購。同時,久而久之,便操縱了各種不同利息率的漲落。操縱著流通信貸的短期貸款利息率低於長期貸款利息率,因為雖然流通信貸能夠加速資本周轉,使剩餘價值有可能增加,但它並不保證這種增加。然而,在某種情況下,例如當貨幣市場上發生貨幣荒,而這種貨幣荒不僅會給資本周轉帶來延長的危險,而且會威脅到資本本身的存在(破產的威脅)時,短期貸款利息率就會高於長期貸款利息率。
此外,還要注意,利息包括了保險費和風險費,這些保險費和風險費隨著借款期限的長短及工業周期壹定時刻的變化而變化,隨著不同等級貨幣資本供和求的特殊情況而變化,從而在自由市場上使各種利息率處於經常漲落之中。[15]但是,這些漲落是圍繞著壹種平均水平進行的,決定這種平均水平的歸根結蒂是平均利潤率。
因此,除了由於工業周期中的不同階段而產生的經常漲落以外,很難求出利息率的長期演變規律。利息率的長期演變,歸根結蒂,是由貨幣資本的缺乏或相對過剩與利潤率相對水平間的關係來決定的。
由此可見,在壹個統壹了廣大國際市場的小商品生產社會裡,在國際市場的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逐步減少的情況下,利息率便會下降。當貨幣經濟在壹個農業國內有了普遍的發展時,當由於這種普遍發展而農村各階級多多少少從主要是高利貸資本的重擔下解放出來時,利息率也就會跟著下降;從這時起,利息就不再像過去那樣包括壹部分地租在內了。
流通信貸
凡是為了提前(即在把商品銷售以前)實現商品價值而發放的信貸都是流通信貸(74)。這是由專業化或非專業化銀行發放的、很少超過三個月為期的短期信貸。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普及化,生產日益同市場分離,商品價值和剩餘價值的實現越來越複雜化;雖然說即使有商業資本的參加,而資本循環也還是有延長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時候,為了抵制由於資本本身轉化為固定資本的部分日益增多而招致的利潤率下跌的趨勢,資本家便設法加速資本循環。這就是流通信貸的基本職能,這種職能使得企業主能夠把自己的流通資本減少到最低限度。
十九世紀時,流通信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商業票據貼現方面。棉布製造商向棉花供應商付款時並不使用現金,而是採用開發期票或許約的方式。棉花供應商把期票送到銀行里去,由銀行把票據收下,按票額付款,但須扣除利息,即所謂貼現,等到期票到期,再由棉布製造商按票額向銀行付款。在這裏,實際上是銀行把現款借給棉花供應商三個月,好讓他把資本循環加速了三個月,因為正是供應商從銀行方面獲得了信貸,他才會向製造商發放信貸)。
但是,早在十六世紀就曾經出現了另壹種形式的流通信貸(77)。[17]凡是資本家都在當地壹家銀行開得有戶頭,這樣資本家就可以用簡單的上賬方式來支付或收納款項(用轉賬的辦法,由壹方把錢款過到另壹方的賬戶里去)。壹切銀錢進出都通過這種方法,經由銀行辦理,銀行在這裏面成了會計中心。有的時候,壹家製造商在銀行戶里只有壹百萬的存款。但是,為了能夠繼續進行生產,他須要馬上有二百萬才能開發工資。銀行方面知道,再過幾個星期,等到商品銷售以後,製造商將會收入壹筆巨款,因此它就許可製造商從賬上支取高於他實際存款的數目(「透支」)。事實上,銀行代他墊了壹百萬法郎。當然,對於這種賬戶上的墊款,除非是些極大的廠家,製造商以後是要支付利息的,這種利息壹般是5%。[18]
1875年以後,作為流通信貸主要形式的商業票據貼現便日益被這種透支所排擠(79)。資本大量集中的結果,產生了龐大的企業。這些龐大企業在銀行方面享有足夠的信用,可以通過透支辦法獲得必要的短期信貸,相反的,由於必須按照規定日期付清已經貼過現的票據,小企業越來越感到困難,而且害怕已經開發出去的期票由於不能兌現而使自己喪失信用。最後,大企業、大企業原料供應商以及大企業銷售組織便合併為托拉斯,合併為金融集團等等,消滅了使用商業票據的舊夥伴(80)。
但是,1929年大危機以後,某些國家比如中華民國,由於壟斷資本積累了大量現金儲備,[19]由於特別依賴銀行信貸的各項工業相對衰落,由於零售商業現金付款的增長,由於專業化信貸機構的發展,對大工業透支也開始有了下降。
投資信貸和金融市場
凡是為了增加工商業主的資本總額而發放的貸款都是投資信貸。這是為數比較可觀的長期貸款,這種貸款,從貸主方面來說,其發放目的是為了獲致持久的收入。
投資信貸直接起源於中世紀時期的購買地租,中古時期的組織商業公司,十四世紀時期大商業公司里的定息存款,以及中世紀時期商人和高利貸者發放給君主、王公和城市的長期貸款。[20]只是從十六世紀起,隨著交易所和可供流通的票據的出現,投資信貸才具備了現代的性質。從這個時候起,出現了這樣壹種社會階級,這個階級想把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資本——用來投資,通過發放長期貸款的辦法來投資,以便通過這種投資使其資本有所增加,在萌芽中的金融市場上提供資本的就是這個階級。在這個金融市場上,需要資本的首先是國家,隨後,各種股份公司也越來越需要資本。在整個商業資本時期,也就是壹直到十九世紀初,甚至到十九世紀中,在西歐各金融市場上,公債券壹直保持著優勢。
公債很快就採取了有固定收入的證券的形式,由國家用稅收作為支付擔保;[21]私人證券首先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收入不定的證券,這種收入的多寡系由發行該票證的各公司年利潤(或半年利潤等等)的多寡來決定。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對資本家來說,購置了壹張有收入的證券就等於對未來的社會剩餘價值享有了分配權。隨著交易所業務的不斷發展,投資信貸的社會性越來越明顯,許許多多資產階級的皮包里都裝有各種公司的股票,而這些公司越來越多,這些資產階級的皮包里還裝有許多國家、許多省、鎮以及其他公共機關發行的公債。
把巨額款項長期放給壹家企業所冒的危險必然會令人尋求附加保證:對經營使用所貸資金的過問權和對企業壹般管理工作的過問權。因此,直接參与債務企業,也就是說由眾多的合伙人共同組織公司,壹般是投資信貸最常見的形式。
古代的公司,不論是中國的、中世紀歐洲的、阿拉伯的還是拜占廷的等等,都是些無限責任公司:合伙人就其全部財產對公司債務負責,不論這種財產是不是公司的投資。這就是中古時期經營投資信貸的銀行家家迅速倒閉的原因。在威尼斯,十四世紀成立的壹百零三家銀行中,有九十六家破產(84)。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結果,導致了信貸的非人格化,產生了現代股份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完善形式。購買企業的股票和債券成了發放信貸的正常形式。
股份公司儘管早在十六世紀就已經出現,但是,要等到十九世紀它才成了強大的信貸形式。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南海公司和法國密西西比公司轟動壹時的破產,增長了資產階級對這種信貸形式所具冒險性的無比恐懼(85)。實際上,在當初工場手工業時期,這壹類信貸的擴展還不是那麼適時,只是後來到了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時期,對於這種信貸的擴展才有了需要。
因此,從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末期,向私營企業方面發展的投資信貸是不多的。股份公司固然只是在緩慢地發展,而儲蓄銀行,鑒於中世紀末期的經驗教訓,也都放棄了投資業務(86),同時,儲蓄銀行壹旦取得了公共銀行的地位,它就不準再經營投資業務。銀行只對國家和少數享有特權的客戶經營長期貸款。
要等到英國的「證券銀行」和大陸的「高級銀行」在十八世紀末期出現以後,銀行才重新積極過問私營工商業務。1822年成立了第壹家真正的商業銀行:比利時總公司。這家銀行起初是對工業企業發放短期貸款,但很快就遇到了資本固定化過多的困難,終於不得不徵求投資,並主動採取了成立股份公司的措施(87)。
法國按照比利時總公司的範例成立了類似的公司,但是伯萊爾兄弟動產信貸公司轟動壹時的失敗,把大多數歐洲國家商業銀行的發展高潮壹直推到了1872年以後(88)。當時,在許多國家裡出現了大批的混合銀行,既收存款又發放投資信貸。
到了二十世紀,在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的影響下,金融市場起了變化。保險公司、儲蓄所、社會保險基金等等壹方面聚集了大量資本,另方面又不能使用這些資本去購買收入不定的證券。好幾個國家都制定法律加以限制,甚至對儲蓄銀行也加以限制。由於這種原因,在大多數國家的現代金融市場上,國家基金又像十九世紀以前壹樣,佔了優勢(89)。同這種現象同時並存的是各大企業的經濟核算現象。[22]
如果把存入社會保險基金和儲蓄所等等的資金看做是同銀行里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基金或多或少相等的貨幣資本積累,那就錯了。實際上,工人們的儲蓄只不過是壹種延期消費的資金而已,因為這種資金的絕大部分是要在存戶本身的生活中去用掉的。在全盤統計工資和薪金收入的時候,在考察這種工人們的儲蓄的時候,必須把患病工人、殘廢工人、還有依靠養老金過活的工人等等的債務也列進去,把他們不得不向社會救濟機關、私人救濟機關、家庭救濟機關等申請的補助也列進去,把他們在消費方面的削減,即原來就已經低於生活起碼需要水平的消費方面的削減等等也列進去。全盤計算結果,統計數字證實了這樣壹點,即壹代工人在其整個壹生中,幾乎是積累不了什麼有價證券的。
交易所
資本家和信貸機關用股票及債券等形式,把閑置的貨幣資本投入股份公司,為的是想使這種借貸獲得平均利息率。從債券和有固定收入的證券來看,他們事先就得到了這種保證。但是從整個股票的本身來看,所得利息的厚薄是隨著實現的利潤多少而漲落的。這種利息叫做紅利。
但是股票、債券以及其他有價證券,作為收入證券,成了可以流通的東西,可以在交易所里買進賣出。它們的價格不是別的,就是從年紅利(年收入)到平均利息率的營業資本估價。這種價格就是股票在交易所里的行市。[23]由於同壹家公司分配的紅利壹般情況是每年不壹樣,同時也由於對該項紅利作出的估計壹年之內在不斷地變化,股票的行市就有可能發生劇烈的漲落。於是壹種真正的在行市上進行投機的組織便成立了起來,時常造成人為的行市波動;人們傳播謠言或是隱瞞有關企業利潤率馬上會發生的急劇變動。
這種投機活動在有些國家絕大部分是利用信貸來進行的。例如紐約,金融市場的主要業務是對華爾街的投機商發放信貸(90)。
股票及債券所有者領取平均利息,工業、商業和金融股份公司實現平均利潤。差額到哪裡去了呢?它在沒有被重新投入企業資本和沒有變為儲備金的情況下,是以創業利潤的形式作了營業資本的提前估價了,是被公司創辦人以額外股票和發行優先股票等等方式佔有了。
假定有壹家工業企業,它的資本是壹億元。這家企業想從社會上額外獲得二億元來擴充營業。假定平均利潤率是百分之十,平均利息率是百分之五。如果股票的發行總額是三億元,那麼在人們心目中這些股票便應該平均每年生產紅利壹千五百萬元。但是企業創辦人所預見的年利潤是三千萬元。平均利息和平均利潤之間的差額,也就是壹千五百萬元,按5%平均利息率進行資本估價,形成了三億元的壹筆額外資本,由企業創辦人所佔有了。由此可見,創業利潤是要在股票的發行總額應為六億元時才能實現的,而實際收足的股金僅為三億元。另外三億元的額外股份只是些收入證券,這些證券的所有人——企業創辦者——可以年年獲得平均利潤和利息(紅利)之間的差額,也就是企業主利潤。
創業利潤的資本估價說明了在股份公司大發展時期「工業巨頭」迅速致富的原因。實際上,這種資本估價是對平均利潤和利息的未來差額提前作出的,因而有著強烈的投機成分。許多股份公司經過這樣超額的資本估價,都在長時間之內無力支付相當於平均利息的紅利,正是這種超額估價的後果,另有壹些公司甚至破產倒閉。
另壹種佔有創業利潤的形式是在交易所里擡高股票的行市。例如有壹家公司,創業資本是壹千萬元,分為壹千股,每股壹萬元。假定用平均利潤率百分之十五對該公司的可得利潤進行估計,它就壹年可以獲得壹百五十萬元的利潤,合每股壹千五百元。然而平均利息卻只是5%,借出去壹筆款子只能帶來5%的收入,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壹筆三萬元的資本才能有壹千五百元的收入。這樣,公司創辦人就能夠用三萬元壹股而不是壹萬法元壹股的行市把他們的股票在交易所里出售,從而佔有差額。這種差額的由來仍然是未來的平均利潤和現時的平均利息間的營業資本估計。
當股票和債券在交易所里和經紀人手裡繼續獨立流通的時候,這些證券的真實價值(即它們所代表的對等價值)可能早就已經消失。政府當局用借來的資金製造的戰艦可能早就已經沈入海底,用出售股票得來的金錢購置的機器可能早就已經變成廢鐵。許多股份公司在作出營業資本超額估價之後,實際資本和流通證券總額原來就有了深刻的分離,現在它們徹底地互不相干了。有價證券僅僅代表壹種虛擬資本,這種表面是社會資本總額之壹部分的虛擬資本掩蓋了它的真正性質,即單純的收入證券的性質,憑這種證券可以享有分配社會剩餘價值的權利。
股份公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很久以來,人們就想用股份公司的發展來證明這樣壹點:資本絲毫也沒有在不斷地集中,而是在走向「民主化」。在某些國家裡,譬如在台灣,持有股票的人不是有好幾百萬么?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不是個個名義上都可以用自己的積蓄購置各大工業公司的股票么?
這種觀念具有其雙重的混淆性。首先,並不是任何人,只要他的收入歸根結蒂來源於社會剩餘價值的分享,便都是資本家。否則每壹個殘廢軍人都成了「資本家」了。唯有那些可以依賴其資本收入為生、可以不出賣勞動力、生活水平至少相當於壹個小工業家的人才應該被划入這個範疇。
根據調查證明,台灣的工人當中,真正持有大量股票的人很少。大部份股民其實都是散護,很多人持有股票不到企業虛擬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壹,壹年收入不到兩萬,還比不上壹個中等工人壹個月的工資。由此可見,把這種股東說成「資本家」,那是荒謬的。
其次,從形式上看,股份公司似乎是分散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機構,但實際上它所代表的是資本集中的壹個重要階段。把壹個小股東當成例如像通用汽車公司那樣壹個巨大托拉斯的「共有人」,那純粹是法律上的假想。事實上,這個小股東僅僅是壹張收入證券的所有人,為了取得這種證券,他把自己的積蓄實際上交給了大工業家和大銀行家去自由支配。因此,對於小額積蓄所有者來說,股份公司不過是壹種隱蔽的剝奪形式,它並不是對無名力量有利,而是對大資本家有利,就這樣,大資本家才能支配遠遠超過他們自己財產的大量資本。
「當壹個人向壹個大公司投資時,他便把運用其資本來建立、生產和發展營業的權利交給了這家公司的領導人(董事會),並放棄了對於產品的全部監督權。他所保留的是壹種改變了的權利,即壹般用貨幣形式分享部分利潤的權利,還有將其在公司里的投資任意出讓的權利。他成了幾乎毫無動作的參与人。」
在種種情況下都是由人數很少的大股東握有同人數眾多的小股東壹樣多或者比他們更多的股票,從而操縱著股份公司。事實上,主要操縱股份公司的是壹個人數更少的小集團。[25]
「公司的形式為壹種真正的貴族、真正財政寡頭的產生提供了有利條件。職業董事們出現了。這些董事們的職務就是專門管理各大公司的資本……許多公司之間聯繫不斷增加的結果,使得這些董事聯合起來,建立了壹種個人王朝。出現了形形色色相互交織和名目繁多的關係:利益共同體,聯合管理處這種個人不負責而由董事會領導的雙重事實,為相互諒解和達成協議(即壟斷)提供了有利條件。」
股份公司(匿名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等)的普及標志著信貸及整個經濟實際上社會化的壹個重要階段。當銀行把小食利者存放在它那裡的款項貸給實業家時,實業家仍然是他用來進行經營的絕大部分資本的所有人。隨著股份公司的建立,企業主和年金所有者間的分離便日益加深。企業主的資本成了壹種工具,通過這個工具,他可以支配比自己的資本大好多倍的另壹些資本。
消費信貸
流通信貸和投資信貸的活動領域主要是停留在大、小資產階級範圍以內。但是在資本主義時代,再度出現了用高利貸形式或者不用高利貸形式提供貸款的消費信貸。由於不得不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對商店負了債的工人、職員、失業者和破落戶,可以很快就被無情的債權人帶上終身枷鎖,他們的微薄收入的絕大部分被人奪去作為利息,也無法使他們脫身。尤其惡毒的是,實行這種高利貸的就是工人在其中出賣勞動力的企業所開辦的商店。
隨著所謂持久消費物質的大批生產(如炊具、縫紉機、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視機、自行車、摩托車、汽車等等),出現了消費信貸的另壹種形式(102)。壹般說來,就連具有高度業務水平的工人和職員,他們所得的工資也不足以拿來用現金購置這壹類商品。但是,他們拿每周或每月工資的壹小部分來付款,經過壹定時期,這些商品便可以歸他們所有。工商業者對這種分期付款的交易給以便利,對他們自己是有利的。因為這是擴大上述持久消費市場的唯壹辦法。也因為,壹般說來,這種信貸能使他們獲得高額的利息(現金交易和分期付款之間的差額)。[26]同時,這樣壹來,商人們的壹般營業開支(貯存費和管理費)還可以大量減少,因為由買者本身負擔了這壹部分費用。但是,即使把這種買賣所包含的剝削撇開(例如壹次到期未能照章繳款時,有關商品便由公司收回),分期付款交易制度的過度發展也體現著資本主義制度的壹種不穩定因素,特別是每當經濟周期的繁榮接近尾聲和破產倒閉的前夕(103)。
信貸與資本主義的各項矛盾
由此可見,信貸本身深刻地表現了資本主義的歷史及其發展。它有力地擴大了資本的活動地盤,使得任何閑置貨幣儲備都有了作為資本估價標的物的可能性。它便利、加速和普及了商品流通。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生產,刺激了資本之間的競爭和資本的集中化;總之,它刺激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趨向。信貸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商業都同樣是個必不可少的工具,並成為對付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的重要手段。
同時,信貸也改造了資產階級本身。利息和利潤的分離,食利者階層與廣大資產階級的分離,壹方面標志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壹方面也標志著資本主義沒落的第壹個必然信號。壹部分資產階級僅僅是依靠他們的財產(資本)過活,而為了依靠資本財產過活,他們就全部排除于生產程序以外,被排除于同機器和勞動人民的直接接觸以外。在家庭資本主義所有制企業里還屬於個人的、實質的、資本主義佔有制的私有性,到了股份公司時代就越來越變得客觀和抽象。資本的統治採取了最壹般的和最匿名的形式。表面上,體現著剝削的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客觀的、盲目的經濟力量的同義語「公司」和「有限公司」。
商業方面也是壹樣。信貸可以大大地有助於加速資本周轉,可以在巨大的固定裝備中,在資本轉為固定資產的部分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有助於不斷擴大流動資本的靈活性。[27]這樣它就可以減弱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結果而引起的各種當前矛盾。但是同時,從長遠來看,它卻又使這些矛盾尖銳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初期,每壹個資本家都能夠很快就知道他生產商品所消耗的勞動時間是不是必要社會勞動時間。他只消到市場上去壹下,去找人照生產價格購買他的商品就行了。當商業和信貸使實業家與消費者彼此會面時,實業家自然而然便會明白自己的商品價值多少。但是,他並不知道以後是否能為這些商品真正找到銷路,是否會遇到「最後的消費者」。實業家把錢(生產商品的等價)花費了很久以後,可能發現這些商品根本銷不出去,它們並不真正體現必要的社會勞動時間。破產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信貸可以推遲這種破產,但在破產終於來到的時候,又使破產的影響更加猛烈。
信貸使生產能夠不直接顧到市場的吸收能力而擴大;信貸在整個壹段時期中掩蓋著生產能力和有支付力的消費能力之間的真正關係;信貸超過實際購買力而刺激商品流通和商品消費;從而推遲周期性危機的到來,使各種不平衡因素嚴重化,因而使危機壹旦爆發就更加劇烈。原因是信貸只能使貨幣——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兩項基本職能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只能使商品流通和實現交換價值的貨幣流通的基本分離日益加深。這些矛盾是資本主義危機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根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業生產以及地祖剝削
農業和商品生產
農業的發展為真正的分工和城鄉分離以及交換關係的普及創造了基礎。但是農業卻長期和由它自己使之產生的這種流通方式無關。小商品生產在國際貿易中心的壹些大城市裡已經形成好久,而使用價值的生產卻依然在和這些大城市相隔僅數里的鄉間占著支配地位。只有少數幾家農場生產出來的剩餘產品才被拿到市場上去。
當邏馬帝國從事以食物供應羅馬市的無產階級以及帝國的眾多軍團時,小麥、油、酒和橄欖的交易就有了飛躍發展。有些作者甚至把這些交易的波動看作是羅馬帝國衰亡的決定性跡象(1)。但是,實際上,這種供應的對象並非是無名市場,而是國家(2),而且這是壹些無償的或者價格極為低廉的供應(3),因此,它是壹種直接的或隱蔽的賦稅形式。僅僅是在大量農產品的集中和運輸方面,商業資本才在廣大程度上發揮作用,然後再由國家把這些產品無償地分配給像羅馬和拜占廷這樣壹些大城市的居民,以及軍團。由此可見,整個這種供應循環並不和商品生產發生關係。在農產品方面,只是在本地市場上出售農民及貴族的剩餘 產品和在向國家出售農奴種植園的產品時,才會出現商品。總的說來,在任何壹個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都是如此。
十六世紀,當貨幣經濟開始普及時,商品生產日益向農村伸展,與此同時,資本發展的結果,社會上出現了壹個新的佃農階級。這些佃農之所以要土地並非為了自己種吃的,而是為了把它當作農業商品的生產基地,因為出售這些商品會給他們帶來利潤。
從十八世紀起,被大工場的產品打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工業和農村手工業開始消滅。在西歐,到了十九世紀這種演變才全部完成。在世界上其它壹些經濟落後地區,同樣的演變要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現在,這種演變並非在每壹個國家裡都已經結束,而是還差得遠。此外,還沒有壹個地方的農業商品生產已經把使用價值的生產消滅凈盡,因為,即使在工業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裡,例如台灣,直至如今還有自耕自足的農民,也就是只向市場出售其剩餘產品的農民。
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和資本主義地租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文明社會裡,農業是人類的主要經濟活動。因此,在這種社會裡,地租是社會剩餘產品的基本形式。生產這些剩餘產品的人是農業生產者。農業生產者實際上支配著歸他們自己佔有的土地,並且少說也對這壹生產資料享有著使用權。農業生產者取得土地使用權的代價是把自己的部分勞動時間(勞役)或部分產品(實物地租)貢納給有產階級。把農民生產出來的產品分為必需產品和剩餘產品(地租)的做法,完全是在市場之外,在使用價值生產範圍以內去進行的。
在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件事本身已經是社會解體的壹種表現。這種轉變預示了生產的巨大發展,商品流通和貨幣流通的巨大發展。農民為了向封建地主繳納這種新形式的地租而需要的貨幣,是通過壹部分產品賣掉來取得的。但是,如果說,必需要有了商品生產,然後才能產生貨幣地租,那麼,從數量上說,貨幣地租卻依舊和市場的情況無關。貨幣地租的特點——貨幣地租之所以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演變終了時出現,貨幣地租之所以在以往的各種形式中總是具有這種相同的特點——在於它的固定性,因而不受物價運動以及生產者貨幣收入多寡的影響(5)。[二]正是在地租固定不變的範圍內,在整個農產品價格巨幅度增長的這段時期(例如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中葉,農業產品價格巨幅度上升的這段時期),農民才成了重要的受益者(6)。
此外,在資本主義以前的地租時期,只是在例外情況下,土地本身才會被看作是貨幣資本的投資場所,土地必須要為這種資本帶來壹定比例的收入:
「野蠻時代及封建時代初期,只有微不足道的小部分土地可以被自由地拿來進行交易;復蓋著森林和草地的遼闊土地,都是王室親貴的莊園;就連舊世俗人佔有的土地也都是被壹整套租讓人和承租人之間的等級關係聯結在壹起。通過這種關係,這些土地雖然不是完全不得轉讓,但轉讓起來就會遇到無數的障礙。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也同樣是固定性的。至於說到農民,使用關係代替了契約關係,絕大多數土地耕作者都降低到了縛在地上的農奴地位,既不能隨便離開土地,但也不能把他們從土地上趕走。」
資本主義地租的性質則與此迥然不同,資本主義地租是在這樣壹種社會裡出現的:在這種社會裡,土地本身以及它的主要產品已經變成商品。資本主義地租是投在農業上的、必須帶來平均利潤的資本的產物。由此可見,同資本主義工業壹樣,資本主義地租預示了生產者同生產資料之間的分離。此外,資本主義地租還暗含著土地佔有者同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離,生產資料同租佃人之間的分離。資本主義地租的特點在於此;它同資本主義利潤不同之處也在於此。
資本主義地租的起源
農產品市場的起源和中世紀城市的發展是緊密相聯的。商業剛壹開始飛躍發展,莊園供應制就陷於瓦解;商業的飛躍發展為首批地方性市場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封建主的莊園供應製為在緩慢地形成中的地方性市場組織所代替。用車輛長途跋涉地把小麥運往中央莊園去進行消費,或者是運往莊園集團的中央市場上去,而且壹路之上還要經過壹些小麥價格低廉的地區,同時,在最終到達的地區里也許還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小麥、從而價格十分便宜,這就成了沒有必要的事。換句話說,在糧食問題上,地方性市場逐漸滲入莊園供應制,並終於完全取代了這種制度(8)。」
但是,這種轉變是緩慢的;真正的地方性小麥市場要到十五世紀後半葉才佔了支配地位(9)。同時,不同城市的供應政策都妨礙著地方性市場的形成;這些城市想盡辦法,千方百計地阻止糧食價格上升(10)。在這種情況下,國內市場的統壹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在每壹個國家都成立了壹系列的區域性市場,彼此的糧價相差很大,各自反映著當地的情況:是糧食富足呢、還是糧食匱乏。
到了十六世紀,這些基本上是由使用價值生產者的剩餘產品來供應的市場,便開始朝著大城市市場的方向演進;要知道農業資本主義的來源,就必須到這種演進中去尋找。若干大城市的驚人發展,打亂了農產品的供求關係(12)。在這些大城市的圍牆裡面,集中了全國極為可觀的壹部分人口。直到近代這些居民的糧食供應不再是單單仰賴於近郊的農業地區,而是仰賴於全國整個農業(13)。這樣壹來,農產品價格便在全國範圍內趨向平均,其結果是大城市地區付出的糧價,成了全國小麥價格的基礎。
從這件事實出發,同中世紀地方性市場上發生的情況相反,和遙遠的歉收地區的價格(包括運費在內)相比,首都附近的、有大量剩餘小麥的地區,就會把自己的小麥以較貴的價錢出售(14)。同時,就在這同壹個世紀里,人們還從大城市市場走上了國際糧食市場:倫敦不再僅僅吸引它本身供應所需的小麥,而且還吸引著全部用於出口和拿到國際市場上去博取最高價格的小麥(15)。
十六及十七世紀起,出現了廣闊的大城市市場,與此同時,各大城市都實行了完全相反的糧食政策,它們不再像中世紀那樣,採用各種手段來限制糧食價格,而是想方設法、以任何價格來確保城市所必需的足夠供應(16)。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城市起了表面上的無限市場的作用,為資本主義打入農村創造了有利條件。運到城市裡去的不再單單是農村方面的剩餘產品,而是多多益善的小麥,從而使農村人口的口糧時常剛剛夠吃(17)。
發生村社圈地運動的原因,不僅在於飼羊業有利可圖,而且由於小麥價格勝貴的刺激。大城市市場的出現同農業生產者被剝奪自由使用土地的權利(也就是在農村實行資本主義)是彼此緊密相聯的。
在同壹期間,農業的合理化經營,土地從三年壹休閑過渡為改種有助於恢復土壤肥力的作物,化學肥料使用量的日益增加等等,起初是在某些地區,然後是在壹個國家,壹個佃農要想享受從不斷增長的農產品價格上帶來的驚人果實,他就必須具備壹筆最起碼的資本。早在十八世紀末葉的台灣,壹個佃農要想經營壹英畝耕地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充足的資本;要經營壹英畝半耕半牧的農場,就至少要有很多錢才可以;要想經營壹個畜牧莊園,就至少每英畝要是壹個非常賦予的人。由此可見,具備壹筆資本成了要經營壹項多多少少還過得去的農業的條件。這樣壹來,資本要打入農業的壹切條件就都成熟了。
然而,這種資本在進入中國的時候,它所面臨的兩種情況,同工業和商業中存在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工業中,每壹項物質生產因素——機器、原料、勞動力——都可以由資本本身來生產、再生產,並且可以用相對或絕對日益低廉的價格(即勞動力,因為有工業後備軍!)來生產;可是,在農業中,生產的基本物質因素,土地,壹經固定下來就有了局限性,永遠蓋上了不足的烙印,成為天然的壟斷(21)。資本可以在工業的任何部門裡自由出入,但卻不能自由地進入農業。在農業中,土地所有權為地主階級所獨佔,除了以支付地租為代價外,地主是不許資本進入農業的。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產生的時候,土地就表現為雙重的壟斷:自然的壟斷和所有權的壟斷。只要農業生產率繼續落後於人口增長率和工業生產率,壹種雙重的價格差別就會自行建立起來。由於全部農產品都會被市場所吸收,小麥售價便會由收益最低的劣質土地的生產條件(肥沃程度、經營方式、地理位置等)來決定,從而遠遠超過了賺錢莊園的生產價格,併為後者帶來超額利潤。同時,由於農業同利潤率的平均化無關,並且還存在著上述的雙重壟斷,所以,哪怕是在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也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來出賣;這種價值高於生產價格,這是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在技術上比較落後,因為在農業部門裡,資本的有機構成較低,資本主義地租的來源就在於這種雙重差別,而且是在存在著這種差別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地租才能夠存在。
級差地租
在工業中,當著壹家企業的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時,這家企業就實現超額利潤。高生產率雖說能讓商品按照高於其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售,但到最後還是要導致平均的市場價格下降。在農業中,生產率上的巨大差別也能使某些莊園和某些土地的所有者得以實現超額利潤。但是這種超額利潤並不伴隨市場價格的下降,而是市場價格的上升。只要是農業生產率的增長繼續落後於人口的增加,因而使農產品仍然求過於供,市場價格就依舊由在收益最差條件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的價值來決定。如果為生產糧食而耗費的整個人類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只要全部農產品都能夠繼續找到買者!哪怕是在土地收益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商品,也會給自己的價值找到等價物;由此可見,決定小麥平均售價的正是這種價值。小麥平均售價和高生產率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的生產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表現為級差地租,這種級差地租為土地佔有者所專有。
級差地租可以由兩種不同的方式產生:由於土地天然肥沃力的不同——或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投資。我們把這兩種情況分別稱之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和第二形態級差地租。
假定有三塊面積相等的土地,由三個租佃人使用相等的資本在上面分別進行勞動,彼此的資本有機構成也完全壹致。假定壹年之間他們各自投入的資本是壹百萬元,土地A收穫了八十公擔小麥,土地B收穫了壹百公擔小麥,土地C收穫了壹百二十公擔小麥。如果平均利潤是20%,小麥的售價便會是:1,200,000/80,也就是說,每公擔售價為壹萬五千萬元,這是肥力最差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
由此可見,土地A不會帶來任何級別地租。土地B的生產價值是壹百五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是租佃來的,土地佔有者就會收入三十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會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土地C的生產價值是壹百八十萬萬元;如果這塊土地也是租佃來的,土地佔有者就會收入六十萬萬元的級差地租,租佃人也只能滿足於獲得平均利潤二十萬萬元。
運輸費用是包括在農產品的出售價格里的,因此離大城市最近的土地就會產生較高的級差地租。
只要農產品的價格有繼續上升的傾向,在農業上進行投資,以便開荒擴大耕地面積,或者提高熟地的生產率,就會對資本家有利。在第壹種情況下,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壹定差,這可能是壹些偏僻的土地,壹些比較遠的土地,壹些要想比熟地實現更高的收益,就必須在上面安裝大規模排灌設備的土地。但是這種投資的折舊是要經過壹段時間之後才能實現的。因此,在此期間,生產費用會增加,生產價格也因而增加。
因為施肥量有了額外的增加,因為選用了良種,因為使用了農業機械,因為僱用了農業專家,壹句話,因為作出了額外投資而產量增加時,情況也和上面壹樣。
讓我們再舉A、B、C三塊土地為例。假定在土地C上追加了投資壹百萬萬元,生產由壹百二十增加到二百二十公擔。在這樣作出的壹共二百萬元的投資上,資本家應得平均利潤20%,即四十萬元。但是,倘若小麥售價繼續由收益最低的土地上的小麥生產價格來決定,即每公擔壹萬五千萬元,那麼二百二十公擔就可以售得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壹百三十萬萬元的剩餘價值當中,四十萬元作為平均利潤落進資本家的腰包,六十萬萬元作為第壹形態級差地租落進土地佔有者的腰包,三十萬萬元表現為第二形態級差地租,由土地租佃人想方設法留給自己,但是到了租約期滿續訂租約時,便會由地主把它算進地租里去。同第壹形態級差地租相反,第二形態級差地租並不是那麼表面化,因此它不那麼容易為土地所有者直接佔有。
絕對地租
到現在,我們只談到了這樣壹些土地上的地租和超額利潤:這些土地,或者是由於肥沃,或者是由於地理位置好,或者是由於在上面進行了額外投資。只要是農產品的價格還繼續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來決定,上述土地上的生產價格便會低於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生產價格。然而,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將是怎樣壹番景象呢?倘若經營者和土地所有者是壹個人,那就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因為,原則上,資本家只要拿得到平均利潤就滿意了。可是,如果土地所有者並不親自經營這塊土地,那情況就不同了。在這種情況下,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地租便仍然是讓這些土地向農業開放的前提條件。只要是小麥的出售價格還繼續低於、或者等於這些土地上的生產價格,這些土地就會無人加以耕種,因為租佃者只會是在扣除了平均利潤以後才能支付地租。否則,租佃者只要把資本轉投到工業和商業中去,他就能實現平均利潤,所以,他如果再這樣做還有什麼意義呢?但是,壹旦農產品的出售價格有了足夠的提高,即使在肥力最低的土地上也能生產出地租來的話,這些土地便會也有人來加以經營了。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初期,由於農業生產率落後于工業生產率和人口的增長,這種情況曾實實在在地出現過。
在肥力最差的土地上出現的這種地租是從哪裡來的呢?它來源於這樣壹件事實:在這種土地上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出售,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而它的價值是高於它的生產價格的,因為,同工業相比,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而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又妨礙著資本在農業中自由出入,從而使農業資得以不「參加」利潤率的社會平均化,不把在從它本身範圍內創造出來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拿出去進行總的分配。
舉例來說:假定工業的年生產總值為:
4000億c+1000億v+1000億pl.=6000億。
農業的年生產總量,就可以得出如下:
2000c+1000v+1050pl.=4050
工業中的平均利潤率100/500=20%
在農業中,產品不是按照生產價格加利潤20%(即三千六百億)來出售,而是按照產品總值四千零五十億,也就是連同超額利潤四百五十億在內來出售。通過這種超額利潤就出現了絕對地租,農業的利潤率成了105/300,也就是35%。
必須說明,土地本身並不生產地租。壹塊荒地是絲毫地租也「生產」不出來的;生產地租的是投入農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同工業利潤壹樣,這是剩餘價值,是無償勞動。但它又是壹種特殊的剩餘價值,這種剩餘價值,由於土地所有制的關係,並不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這樣,它就提供了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外負擔利潤是由於農業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中的有機構成低而形成的絕對地租。同時,這還是壹種超額利潤的超額利潤,因為在農業中提供的全部勞動,都是社會必需勞動,就連在工業生產率低的情況下提供的勞動也不例外。
地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由此可見,對於整個資產階級來說,地租意味著雙重的損失。壹方面,壹定數量的剩餘價值不參加利潤率的平均,而且,由於這壹定數量的剩餘價值是由比工業中資本有機構成要低的資本有機構成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原本是能夠提高平均利潤率的。另壹方面,農產品的價格有了上升,因為農產品是按照收益最低的土地的產品價值來出售的。這樣壹來就必然會在工資方面形成壹種較高的最低基礎,倘若取消地租的話,這種最低基礎是不會這樣高的,這就多多少少意味著工業中的壹部分價值轉移到了農業中去。
總之,地租的存在,不僅妨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適當發展,而且尤其妨礙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農村中的發展。地租于被非經營地主佔有之後,便退出了農業而不再被用來投資。這就使農業中可供投資的基金減少,使農業中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
但是,級差地租為土地佔有者所專有這件事,主要是在土地改良上,成了壹個巨大的障礙。租佃者在進行土地改良時,只能獲得有限的利益,因為,這種改良不可避免地會促使土地佔有者提高地租率!土地佔有者千方百計使租佃契約的期限越短越好(可能的話壹年壹定),在這種情況下,級差地租就會不斷地增長。對租佃者來說,有利的則是訂立長期租約,因為長期租約能讓他們享有用自己的資本(在小租佃者情況下是用自己的勞動)來實現的土地改良的果實。
土地的價格和地租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廣泛發展,壹切進款都被習慣地看作是由投出去的資本——真實的資本和假想的資本——按照平均利息率帶來的收入。地租是壹個實實在在的經濟「範疇」,諸凡農業勞動者生產的剩餘價值都是它的源泉。但是,「土地價值」這個詞,其本身卻是毫無意義的。土地並不比空氣、陽光、或是推使帆船前進的風更有價值。土地是由大自然提供的壹個「生產因素」,它不是人類用勞動生產出來的商品。凡是沒有強制實行壟斷土地私有權的地方,土地既沒有「價值」,也沒有價格。
只有在土地由私人佔有,從而把它變成壟斷財產的地方,土地才取得壹種價格,這種價格不是別的,它不過是根據平均利息進行了資本估價的地租:「土地的價格由土地產品的價格來決定,而不是相反(35)。」取得或買進壹塊土地並不是購買壹個「價值」,而是買進壹個收入憑證,因為日後的收入是以當前的收入為基礎而計算的(36):
「購買土地的人,實際上是取得收取壹系列年收入的權利,而要判斷這些年收入日後能有多有少,最現實的根據是它們在最近的過去曾經是多少。考察證明,壹塊土地在過去的十年間的收入,是買主打算付出的價格的最有效的準繩。」
十八世紀末葉以來,土地價格的發展已經證實了它的這種來源,土地價格絲毫不是圍繞著「物的價值」起波動,而是隨著農業景況中的、往往是驟然和劇烈的波動而波動。
人口增長而肥力較差的土地必須投入巨額資本才能耕種,所以十八世紀下半葉農產品價格大大增長,隨後,地租也立即有了相應的提高。
為了使級差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哪怕是在收益最差的土地上投下去的資本,也能實現平均利潤。為了使絕對地租能夠出現,農產品的售價必須確保在生產率最低的條件下生產出來的小麥,不是按照它的生產價格,而是按照它的價值出售。當全部農產品的價格都下跌時,上述各條件,或者是其中之壹,就可以暫時或永遠被取消。這個時候,某些土地上的地租便消失了。倘若這些土地不是由土地佔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話,它們的耕種就停止了。倘若它們是由土地佔有者本人直接經營的,土地佔有者只好滿足於取得低於平均利潤的收入,甚至滿足於取得只相當於壹筆實際工資的收入。
資本主義以前的各個農業危機時期都已經發生過的這種現象,到了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間,又有力地表現了出來。當時,各國開始採用機器來耕種遼闊的牧場和草原,從而使農產品成本下降了50%。與此同時,改善了的運輸條件使得運費也有了下跌。
土地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土地私有制不僅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農業的條件,而且它還妨礙並推遲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全部可耕地為私人所佔有這件事,阻止著新的農民去加以自由經營;但是,對於工業資本主義的高漲來說,它卻又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只要是還存在大片大片的閑置土地,城市勞動力就可以逃避工廠里的勞役,工業後備軍就會消失,就可以由於工業就業與農業就業之間進行競爭而發生提高工資的危險。
早在十八世紀中葉就有壹些人坦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並且要求制止指向外國的移民運動。如果是只要用壹筆微不足道的價格就能買到壹塊好地,壹個星期勞動兩天就可以過得舒舒服服,那麼,任何壹個自由的人也再不會去為別人勞動了。
在那些有著閑置土地的國家裡,用搶劫手段以及合法或非法暴力手段,把大部分土地據為私有的同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遠離西歐的中國,取得了種種發展,並且還發生了同私人佔有村社土地相彷彿的現象。
生產關係與農村的所有制關係
在資本主義時代,用工業後備軍的形成和地租的經濟作用把農業同工業聯繫在壹起的特殊關係,引起了農業本身的特殊發展形式。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某些國家還保留著的奴隸制,和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某些國家採取的強迫勞動制,[16]在該有關各國的特殊情況下,意味著這些國家裡形成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必要條件。但是奴隸制和強迫勞動制的採用,在長時期內,依然妨礙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進入農村。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中國就出現了壹個類似的更為重要的現象。資本主義產品的打入這些地區和這些地區的躋身國際市場,破壞了這些地區千百年來以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平衡(70)。由於土地本身養活不了整個非城市人口,由於在城市裡勞動就業沒有取得任何重大增長,就出現了農村人口長期過剩。這種人口過剩只不過是長期失業的變相而已。[17]
這種農村人口的長期過剩,在租種小塊土地的農民之間,引起了壹場兇惡的競爭,這並不是把小塊土地作為取得平均利潤的工具,而是單純的賴以維持衣食。對於土地佔有者來說,與其把土地拿來從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經營,倒不如把它小塊小塊地拿來出租更為有利。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係表現為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引用到農業中去的障礙。由此產生的土地經營的極端分散化,在印度表現得特別突出。在這個國家裡,每壹家佃農的平均土地面積是四點五英畝,而在人煙稠密的西孟加拉邦,三分之壹的佃農卻只有二英畝土地。這種現象的後果是,地租高得驚人和土地的超資本化(71)。由此而貧困化了的農民,日久天長,便會失去自己的小塊土地,成了直接的或掩蓋著的無產者。
那些緊緊抓住小塊土地不肯撒手的小佃戶們,支付著高利貸式的地租,這種地租意味著對他們的超額剝削,因為那些小佃戶們的收入往往是比壹個農業工人的收入還要低的。當他們毫無資本,不得不經營用分擔制度的形式租來的壹些小塊土地時,他們就變成了為少得可憐的收入而勞動的真正的無產者。
農業資本積聚與集中
由於在農業中,同在工業中相反,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壹定完全互相結合,[19]因此,在農業中,資本積聚問題是以另壹種特別的面貌出現的。資本積聚的規律是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出來,而完全不是單單由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中產生出來的壹條規律。
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開始打入農業的地方,到還可以看到老牌半封建莊園正在解體的地方去研究農業資本積聚,那就會像從資本積聚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十八世紀末期的工業情況壹樣的不近情理。只有當整個農業都已經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技術改革支配之後,才會發生積累已久的很多弊端。
農業裏面即使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會有兩種現象使得資本的積聚和集中並不立即發生。我們知道,地租的來源是:農產品的生產價格由收益最差的土地來決定。然而,資本的積聚正是要通過收益最差的土地的消滅才能產生!在農業中,只要這些土地,儘管是技術落後,還通用繼續使自己的產品找到銷售市場,資本集中就不能產生。但是,通過最壞土地的生產價格和最好土地的生產價格之間的巨大差別,也就是說,通過巨額級差地租的資本化,資本積聚就可以產生。
同樣,有些土地,儘管是在最低的收益水平之下,仍然會有人去加以經營,其原因不是為了生產平均利潤,而是為了小租佃者要有個單純的生存基礎。就這樣,小租佃者犧牲了自己的生活水平來緊緊抓住「他的」土地(78)。[20]但是,只有少數資本或是毫無資本的農戶儘管放棄了地租和利潤而從事勞動,卻依然要受歉收和天災人禍橫加擺布。
當上述可靠的市場歸於消滅時,具體地講,從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以來,小企業就用轉入集約經營[21]的辦法繼續同大企業競爭。集約經營能夠獲得比大農場上進行粗放經營要高的生產率。
由於這種原因,儘管投在每壹公頃土地上的資本有了巨大增長[22]——資本積聚的間接形態!——進行集約經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面積並沒有擴大,沒有發生表面集中現象。
農業工人的悲慘遭遇
為什麼農業工人那麼貧困?為什麼他們的報酬遠遠低於工業工人和商業工人的報酬?其根本原因是:緊抓著土地不放的、不顧壹切地犧牲自己和全家生活水平的千千萬萬個小農都在不斷地壓低農業工人的工資。鄉村裡的生活,沒有城市裡產生的新需要,以及用實物支付農業工人的壹部分工資甚至是全部工資,這是農業工人工資進壹步被壓低的另壹些因素。農業工人往往是以靠打短工為生,再不就是以東流西浪為生;如果說在非農業的季節他們能找到別的活干,那僅僅是剛夠維持最起碼的生活而已,倘若連這壹點就業都沒有——主要是在不發達國家——那他們就跌入了人類貧困深淵的最底層。
但是,時間壹長,原來受農業特有情況支配的農業工人命運的演變,就會更多地為工業方面總的發展速度所支配。當工業發展是那樣快速,以致於到最後工業後備軍人數下降時,農村人口外流便會日益加劇,農業勞動力恐慌便會在農村裡普遍出現,結果,農業工資上漲,但也不會上漲到與工業工資等高的水平。
相反地,如果工業後備軍人數長期趨於上升,為了壹年之內能找到幾個月工作而相互之間進行劇烈競爭的農業工人,便會以取得最低限度的工資,而且往往只是僅夠果腹的工資而感到滿足。此外,其餘「企業」收入無法使生活過得下去的小土地佔有者和小租佃者,還會參加到農業工人的行列中來,擴大農業工人的隊伍。
地租和邊際效用說
由李嘉圖創始、馬克思加以闡明的地租學說,是價值邊際效用說的起點。十九世紀後半葉,價值邊際效用說又把勞動價值說作為未定案提了出來。[28]根據馬克思的地租學說,農產品價格,歸根結蒂,是由對農產品的需求來決定的。農產品價格是以在生產條件最壞的土地上進行勞動而生產的單位價值為根據(邊際價格),這些土地的產品在市場上確保能找到買主。隨著需求的波動,在那些已經沒有了閑置土地的國家裡,也就是說在土地所有權已被全部壟斷了的那些國家裡,農產品的價格可以是包括絕對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絕對地租;根據收益較差的土地有人加以耕種還是被人拋荒,可以是包括級差地租,也可以是不包括級差地租。
把這種地租學說變成壹般的價值學說的根據,系來自兩種分析上的錯誤。首先,他們避而不談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條件,而地租正是這種特殊條件的產物。其次,他們避而不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土地所有權、資本所有權以及「勞動力所有權」三者在制度上的不同條件。
地租之所以產生,絲毫不是因為土地是生產過程的壹個基本因素,而僅僅是因為土地和生產過程之間還夾雜著壹個土地佔有者,這個土地佔有者在生產過程中創造出來的總收入上要擅自索取壹份貢賦。從索討這壹份貢賦的方式出發,把它說成是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收入的壹般分配學說,這在邏輯上是壹個嚴重的錯誤。在壹個比方說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取締了地租的「純粹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十九世紀後半葉,某些海外國家的經濟就已經多少接近了這種情況),用無中生有來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收入分配和價值生產的整個機構是很困難的!
從理論上講,地租這壹特殊情況之所以普及,只能到這樣壹種社會裡去找原因,在這個社會裡,「資本主義」企業既和土地佔有者打交道、又要和奴隸佔有者和機器佔有者打交道。這三種佔有者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正常收入上各自提取壹份利閏,決定這種利閏的有關規律,當然同決定地租的出現和波動規律相接近。但是,我們特地給「資本主義」加上了引號,因為在這種社會裡生產資料既不為資產階級所壟斷,又沒有從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下解放出來的自由勞動,當然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
要出現地租,不但必須要有資產階級未曾破壞掉的土地所有權的壟斷[29]——土地佔有者運用這種壟斷來阻止投入農業的資本去參加利潤率的總平均並在農業中創造的價值上去提取貢賦——;而且還必須使農產品的生產在不受資本制約的特殊條件下進行。
維護價值邊際效用學說的人們認為:市場上出現了三種「佔有者」,他們在平等的地位上就三種不同的「商品」進行「交換」,這些商品的價格是公公道道地由「邊際效用產品或邊際效用收入」來決定的,也就是說,由土地佔有者、資本佔有者和勞動力佔有者最末售出的,也就是收益最低的單位來決定的。
然而,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作用本身來說,這三類「佔有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質的差別。在西歐十九世紀古典的資本主義中(就是在這樣的資本主義中,地租曾以其最完備、最典範的形式出現),存在著絕對的土地匱乏,農業生產的整個力量僅僅能夠勉強滿足社會的食物需要。正是為了這個緣故,而且是僅僅為了這個緣故——因為資本沒有辦法隨心所欲地大量擴充耕地面積,至少在西歐是這樣——,所以才會出現了地租,而且會在壹個長時期里保持下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輸入糧食只能起調節作用,阻止農產品的價格超過了農產品的價值,阻止土地佔有者們去佔有工業當中生產出來的壹部分剩餘價值。[30]
至於說到資本本身,它是在相對匱乏的條件下被拿到市場上去的。同時,資本以其本身的邏輯,阻止著資本充斥,以免使資本的充分利用遭到破壞:這是周期性危機的客觀作用。[31]但是「勞動力佔有者」本身則事先就由於相對的充斥而被削弱,他們在相對充斥的條件下,依然不得不向市場提供他們的商品。勞動力相對充斥(產業後備軍)不但是從而產生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而且是資本主義生產機構的產物,因為資本主義不斷地用機器來代替了人,因為它經常地從生產過程中「解放」出去大量的失業群眾。
這樣壹來便可以明白,這三種階級是不可能在市場上以平等的地位來進行談判的。股子是灌了鉛的。這種賭博的規矩是,壹個階級(土地佔有者階級)高高在上提出它的強加於人的條件,而另壹個階級(無產階級)卻必須接受人家向他提出的任何條件。
如果考慮到,資本家階級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積累資本才「幹活」,上述賭博規則就更能在這方面發揮其作用了——這樣壹來,把它說成是「邊際效用商品」交換的見解就壹竅不通了。資本家階級過著有保障的生活。當他覺得勞動者要求的工資過高時,他就可以寧可關上企業的大門,不去為了生產不足的產品,或是為了賠錢的買賣而工作。
輪到土地佔有者時,他們寧可讓土地荒蕪,也不肯把它廉價出租,以免得到的整個地租過低。另外,在把這些土地從農業中抽出去之後,他們也就減少了農業生產,從而為把地租加以重新組織準備了後路。
相反的,無產階級卻處於另壹種特殊的境地:他們除去有壹雙為了不至於餓死而不得不出賃的手而外,就什麼儲備也沒有。由於他們很少有條件「等待景況好轉后的有利時刻」,他們就不得不接受這樣壹種工資,這種工資不是由「勞動生產率的邊際效用」來決定,而僅僅是由有關國家和有關時代的生活資料平均需求來決定,還是那句話,股子是灌了鉛的。
假如把真能「在平等地位上進行談判」的社會拿來做壹番想像中的描述的話,那它應該是這樣壹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壹方面是資產階級必須掌握著足夠他們幾年之用的糧食儲備(或者是存在著尚未被人佔有的遼闊土地),另壹方面,勞動者也必須掌握著同樣可以滿足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全家好幾年需要的糧食和金錢。必須要有了這種條件,土地佔有者、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談判」才會在相對平等的地位上來進行,由此而得出的收入的分配也才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收入分配完全兩樣。但是,在這種社會裡,壹方面不會再有資本的壟斷,另壹方面也不會再有無產階級,因此,它不再是什麼資本主義社會。
某些被人們近來錯誤地想給他恢複名譽的批評馬克思的人,不明白為了什麼原因土地佔有者得以強迫資本家租佃者支付哪怕是收益最差的土地上的絕對地租(96)。他是從邏輯上,而不是從歷史上來觀察這個問題的。[33]從這方面來看,原因很間單,只要是糧食的長期匱乏還繼續存在,也就是說,只要是由於農業的技術革命落後,壹個國家的全部農產品只能勉強滿足其需要這件事還繼續存在,土地佔有者就可以強迫租佃者支付絕對地租,就可以避免放棄經營收益最差的土地。
當這種條件壹旦消失時,當主大片荒地壹旦開發的時候廣大勞動人民對資本主義的痛恨達到壹定程度的時候,正像馬克思所曾經預先感到過的那樣,絕對地租就會實實在在地在大片大片土地上趨於消滅。事實上,如果不是有保護政策將絕對地租加以人為地維持(或恢復)的話,它早已經在這個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里消滅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只是發生了異常尋乎的匱乏時,人們才會看到價格的突然回升,這種突然回升會使得絕對地租重又恢復其以往的地位。
中共壓迫農民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徵收的實質上屬於地租的消費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已經徹底淪為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恢復市場經濟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三位壹體」是市場經濟的實質。自從改革開放執行資改派們的市場經濟以來,已經造成了中國社會的災難:消滅了四分之壹的為中國社會下的農村村社;剝奪了二分之壹社會農民的土地和工業的生產資料;破壞和浪費了中國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破壞了環境;幾千萬土地含有重金屬並板結降低了生產力;毒水、毒大米、毒蔬菜、毒水果;假藥、假食品、假工業日用品;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教育商業化坑害了全部的青少年兒童,用功利主義坑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把青少年變成資本的奴隸。等等等等,所有這些看看網民們的揭露觸目驚心!這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市場經濟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就是因為經濟學家們把「三位壹體」的生產、分配、交換設計在市場經濟的方案中。因此,要弄清三位壹體到底是個什麼玩意!
政治經濟學以工人出賣勞動為前提。因為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因此,社會生產是在三位壹體的結構中進行的:資本家攤的是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土地,勞動者攤的是勞動。在這個三位壹體的公式中,資本是作為商品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資本家看待的。土地是作為土地的所有者看待的。勞動是作為勞動的工人看待的。因此在生產中,資本家攤的是自己的資本,土地所有者攤的是自己的土地,工人攤的是自己的勞動。與此相適應的是在分配產品時,資本家獲得是利潤,土地所有者獲得是地租,工人獲得是工資。庸俗經濟學家為了為資本家辯護,為了調和資本家和工人的矛盾,以三位壹體的公式為基礎,編寫了政治經濟學教材,這個教材的內容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在社會生產中資本家是生產的組織者,領導者。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是在資本家的領導下實現自己對生產的責任的,土地為生產提供了場所,勞動為生產提供了創造價值和轉移價值的動力。當產品生產出來了以後經過出售,獲得了總價值。這個總價值為了維持再生產首先要扣除生產資料的價值。然後進行初次分配:資本獲得利潤,土地獲得地租,工人獲得工資。生產壹天也不能停頓,生活壹刻也不能沒有有生活資料。按照三位壹體的公式:生產--分配,再生產--再分配。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者就是國家。國家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為了調節生產和社會中的矛盾,從生產中抽取了壹定百分比的稅收。在這個稅收中,國家扣除了維持國家機器的費用以後,就把壹部分用來建設公用事業,壹部分用來防止天災人禍,壹部分用來救濟需要救濟的人們。這就是著名的二次分配。社會生產就是這樣日復壹日的年復壹年的發展下去,國家就是這樣日復壹日的年復壹年的存在下去。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規律,就是指導社會生產,國家統治的指南。
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僅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對庸俗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認為:資本不是積累起來的勞動,不是商品貨幣,不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而是壹種關係,壹種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就是:資本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在這種活動中,用錢賺錢的人格化就是資本家,資本家把工業生產,農業生產作為賺錢的工具。為了賺錢,資本家要購買生產資料組織生產。為了賺錢,資本家要有立足之地,所以他就要租借或者購買土地,自然就要交給土地所有者租金。為了賺錢,資本家就要招顧工人來為他生產,自然就要付給工人工資。這樣壹來三位壹體的公式就把本來是生產的關係變成了物的關係。馬克思說:「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壹定的、社會的、屬於壹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壹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像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壹樣。」《資本論》三卷920頁。三位壹體的公式「是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因為它宣布統治階級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恆的合理性,並把這個觀點推崇為教條。」(同上939頁)。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
馬克思批判的立足點就是:工人出賣的不是勞動,而是勞動力!
1,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勞動力就是商品。因為工人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沒有自己的商品可賣,在壹切商品都要用貨幣購買的社會裡,工人為了生存,只有出賣自己僅有的可以創造財富的能力--勞動能力,即勞動力。工人出賣勞動力和他出賣自己的破爛的衣服壹樣,都是在市場上進行的。工人出賣勞動力得到的貨幣和他出賣自己的衣服得到的貨幣的性質是壹樣的,都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出賣衣服的貨幣叫做貨幣,出賣勞動力的貨幣叫做工資。由此可見,工資不是生產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討價還價的結果,不是生產行為,而是市場行為。工資不是因為工人進行了勞動參与勞動成果的分配的結果,而是在市場上進行了勞動力的售賣是商品的交換的結果。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三位壹體的公式是欺騙工人的公式。工人不是為了和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壹起為了為社會創造財富,主動地參加生產,而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別人做嫁衣裳!工人不是社會的主人,不是生產的主人,而是別人用錢買來的勞動的奴隸!與奴隸相比,工人有自由,可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也可以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壹旦賣給別人,就像牛馬壹樣在皮鞭下生存。第二,按勞分配是欺騙工人的分配手段。所謂勞,就是工人的勞動。是按照工人的勞動分配勞動成果嗎?顯然不是!因為,工人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值多少貨幣,是由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多少決定的,是由勞動力這個商品的供求規律決定的,出賣勞動力的工人多了,勞動力的價格(工資)自然就要壓到最低程度。但是工人為別人勞動壹方面要為別人生產和工資壹樣的價值,另壹方面還要生產比工資價值多的價值。可見僅僅分配了工資的價值,超過工資的價值工人並沒有得到。所以,按勞分配是欺騙了工人。
2,工人在市場上和資本家相遇,工人需要錢維持生活,資本家需要工人勞動,經過壹番討價還價,確定了工資的數目,例如每天20元。資本家把工人領到他的生產車間,開始使用工人的勞動力。使用買來的勞動力就是叫工人勞動。工人勞動了例如半天就生產了價值20元的產品。這時候商品等價交換的規律實現了:壹方面,工人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了20元的產品,另壹方面資本家付給(什麼時候付工資是次要問題)工人20元工資貨幣。誰也不欠誰的賬!但是資本家認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說的是勞動,不是勞動力(從資本主義產生以來沒有壹個資本家和政治經濟學家把勞動力看作商品),因此,勞動必須是壹天不是半天!因為工人為了生存就必須服從資本家的安排。結果工人就老老實實地為資本家勞動壹天。顯而易見,前半天是有償勞動,後半天的勞動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創造的價值馬克思叫做剩餘價值。這個偉大的發現揭露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由此我們就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第壹,資本家的利潤,就是無償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而絕不是因為他攤的生產資料獲得的利潤。第二,資本家要不斷地生產利潤,就是要不斷地生產剩餘價值。當經過壹定的時間剩餘價值積累起來就和資本家的全部投入壹樣多的時候,從這時起,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就轉化為資本家的投入也就變成了新的資本。可見資本就是剩餘價值的轉化物。單個資本家是如此,全體資本家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資本是工人階級共同創造的剩餘價值,應歸全體工人階級所有,享受和支配!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把壹切資本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來,實行財產共有,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旗幟!第三,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有兩個辦法:用延長勞動時間生產絕對剩餘價值,因為價值就是抽象的勞動,延長勞動時間就是增加抽象勞動的時間,這個辦法主要是在中小資本家的企業里使用。用提高勞動生產力的辦法生產相對剩餘價值。這個辦法主要是在大型企業理使用。但是這個辦法有它的隱蔽性和欺騙性。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總是要降低生產成本,其中降低工資成本,就是減少工人的工資。因為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勞動力的價格是由養活勞動力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只要生活資料的價格降低了,工資也就減少了。降低生活資料的價格的辦法就是,提高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為生活資料部門提供生產資料的生產資料部門的勞動生產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所有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使用機器,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最先進的生產工藝。由此可見提高或者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降低工人的工資!這就是壹極是財富的積累,另壹極是貧困的積累的根本原因!
3,資本家無償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就是資本家剝削了工人,這就是工人受到的第壹次剝削!當工人拿到自己辛苦得來的工資的時候,又受到了第二次的剝削。當工資還沒有變化的時候,小商小販們提高了生活資料的價格。那麼小商小販們就剝削了工人。馬克思說過,小店主門就是這種情況。眾所周知,生活資料中含有國家的商品稅,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說國家也就剝削了工人。有人可能要說,商品的價格是包括生產費用(成本,利潤,國家稅收等)不是剝削,但是,資本家在和工人的勞動力討價還價的時候,並沒有把國家稅收包括在工資以內。因為工資的確定是根據勞動力的供求關係調節的,勞動力越多,工資就越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在住房,醫療,上學的費用成百倍甚至成千倍的增長的時候,工人又受到了第三次剝削。因為,他們的工資根本就不可能隨著這些物價的上漲而增加。那麼這不是剝削又是什麼呢?
4,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勞動就是為別人勞動,這種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雇傭勞動是在別人監督下勞動!這種勞動給工人造成的結果是:勞動為富人生產了珍品,卻為勞動者生產了赤貧。勞動創造了宮殿,卻為勞動者創造了貧民窟。勞動創造了美,卻使勞動者成為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同時卻把壹部分勞動者拋回到野蠻的勞動,而使另壹部分勞動者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卻給勞動者生產了愚蠢、癡呆;雇傭勞動對勞動者說來,勞動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他的本質的東西。因此,勞動者在勞動中並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並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並不自由發揮自己的肉體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到損傷,精神遭到摧殘。因此,勞動者只是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由自在,而在勞動之內則感到爽然若失。勞動者在他不勞動的時候如釋負重,而當他勞動時如坐針氈。因此它的勞動不是自願的,而是壹種被迫的強制勞動。從而,勞動不是需要的滿足,而只是滿足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需要的手段。勞動者只是在執行自己的動物機能時,以及在飲食男女時,至多還在居家打扮時,才覺得自己是自由地活動的,而在執行自己的人的機能時,卻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而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雇傭勞動造成最厲害的結果是:在社會衰落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日益加劇的貧困;在社會福利增進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錯綜複雜的貧困;在社會達到繁榮頂點的狀態下,勞動者陷入持續不斷的貧困。
5,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凡是為私人企業家勞動,為外國資本家勞動,就是雇傭勞動,這是沒有異議的。問題是為國家或集體的打工掙錢的勞動是不是雇傭勞動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打工掙錢者的企業呢?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品是否歸打工者所有呢?我們可以隨便問壹問任何壹個為國家和集體打工的勞動者,他所在的企業產品是否歸他所有呢?我想沒有壹個打工者回答:是!他們的回答是,在國家和集體的企業里,我可以干,也可以走,如果企業是打工者的企業,他為什麼要走呢?誰會把自己的企業丟開不幹另謀出路呢?他們的回答是,除了工資歸自己所有外,沒有任何東西是歸他所有。由此推斷,不僅勞動者所在的企業里的產品不歸他所有,社會中所有的產品都不是歸他所有。他要享受社會中的產品,唯壹的辦法就是用自己打工掙來的工資購買,除此之外他不可能把任何產品看作歸自己所有。不可能隨意支配社會產品。由此可見自從國家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以後,工人的勞動就是名副其實的雇傭勞動。
6,正是因為雇傭勞動,造成了勞資之間的矛盾,農民工討工資現象,山西黑磚窯事件,南方小企業發生職業病現象,煤礦爆炸事故,直到這次發生的東方航空公司雲南分公司飛行員罷機現象等等可以說都是勞資矛盾的表現形式。,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以賺錢為目的,為了賺錢就要節約成本,既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也節約工資成本。節約成本大概就是發生勞資矛盾的原因吧!為了節約生產資料的成本,對安全投資,對排污投資自然就會減少。減少安全投資,必然發生安全事故。減少排污投資,必然就會發生環境污染。為了節約工資成本,必然就會發生拖欠工資。其結果就發生了勞資矛盾:工人要求增加勞動保護,企業缺錢無法保證,發生職業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安全生產,企業缺錢不與投資,發生安全事故是必然的。工人要求及時發放工資,企業缺錢不得不拖欠工人的工資。
綜上所述:中國社會之所以產生勞資矛盾,之所以產生社會弊病,就是因為改革開放,執行了三位壹體的公式,執行了雇傭勞動制度,執行了按資本分配的分配方式。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為什麼是剝削工人的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商品的價值與工人的勞動
如果沒有很認真的觀察,似乎商品的價值是壹種完全相對的東西,如果不研究某壹個商品和其它壹切商品的關係,就不能確定它的價值。其實,講到價值,講到某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我們指的是這壹個商品與其它壹切商品交換時的比例量。但是這時又發生壹個問題:商品相互交換的比例是怎樣決定的呢?
我們根據經驗知道,這些比例有無限的差別。就以壹種商品例如小麥來說,我們將會發現,壹夸特小麥同其它各種商品交換,幾乎有無數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麥的價值無論是用絲綢、黃金還是用其它某種商品表現出來,都依然是壹樣的,它必定是壹種與各種商品交換的各種交換率顯然不同而且無關的東西。壹定能用壹種極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不同商品間的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說壹夸特小麥按壹定的比例與鐵交換,或者說壹夸特小麥的價值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鐵,那就是說,小麥的價值和它那個表現為鐵的等價物等於某個第三種東西,既不是小麥又不是鐵,因為我假定小麥和鐵是以兩種不同的形態來表現這同壹數量的。所以,這兩種商品中的每壹種,不論是小麥或鐵,都壹定能不依賴於另壹種而化成這個第三種東西,即化成作為它們的共同尺度的東西。
為了說明這壹點,我舉壹個十分簡單的幾何學的例子。在比較形狀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積,或者比較三角形與矩形或其它某種多邊形時,我們將怎樣著手呢?我們把任何壹個三角形的面積還原為壹種與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據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積等於它的底邊和高相乘的壹半,我們就能比較各種三角形的大小以及壹切多邊形的大小,因為每壹種多邊形都可以分解為壹定數量的三角形。
計算商品價值,也應當用這種方法。我們壹定能把壹切商品化為壹種它們所共有的表現形式,只按照它們所含有的同壹尺度的比例去區別它們。
既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過是這些東西的社會職能,與它們的自然屬性毫不相關,那麼我們首先要問,所有商品共同的社會實體是什麼呢?這就是勞動。要生產壹個商品,必須在這個商品上投入或耗費壹定量的勞動。我說的不僅是勞動,而是社會勞動。壹個人生產壹個物品要是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費的,他創造的就是產品而不是商品。作為壹個自給自足的生產者,他與社會沒有關係。但是,壹個人要生產壹個商品,就不僅要生產能滿足某種社會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勞動本身也應該是社會所耗費的勞動總額的壹部分。他的勞動應該從屬於社會內部的分工。沒有別的分工,這種勞動就算不了什麼,它所以必需,是為了補充別的分工。
我們如果把商品看作是價值,我們是只把它們看作體現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謂結晶了的社會勞動。從這個觀點來看,它們所以能夠互相區別,只是由於它們代表著較多或較少的勞動量,例如,生產壹條絲手巾也許比生產壹塊磚要耗費更多的勞動量。但是怎樣測量勞動量呢?用勞動所經歷的時間,也就是說,用小時、日等等來測量。當然,採用這種測量法,就必須把各種勞動化為平均勞動或簡單勞動,作為它們的單位。
所以我們便得出結論:商品具有價值,因為它是社會勞動的結晶。商品的價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對價值,取決於它所含的社會實體量的大小,也就是說,取決於生產它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所以各個商品的相對價值,是由耗費于、體現於、凝固於該商品中的相應的勞動數量或勞動量決定的。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各種商品的各相對應的數量,是相等的。或者說:壹個商品的價值對另壹個商品的價值的關係,相當於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對另壹個商品中凝固的勞動量的關係。
我想,妳們有許多人壹定要問:商品價值由工資來決定與商品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來決定,其間果真有什麼區別或多大的差異嗎?妳們應當知道,勞動報酬和勞動數量是完全不相同的東西。例如,假定說壹夸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包含了同等數量的勞動。我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本傑明 富蘭克林在他的1729年發表的題為《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這個第壹篇論文里曾經用過,他也是壹個最先發現價值的真正實質的人。是的,我們已假定,壹夸特小麥和壹盎斯金子是等價的或等價物,因為它們都是凝結於它們本身的許多天或許多周的同等數量的平均勞動的結晶。我們這樣決定金子和穀物的相對價值,是否多少要參考壹下農業工人和礦工的工資呢?壹點也不。他們每天或每周的勞動究竟怎樣支付,甚至是否採用了雇傭勞動,我們都不管,讓它作為完全沒有確定的問題。要是採用了雇傭勞動,這兩個工人的工資就很可能極不相等。壹個把勞動體現在壹夸特小麥上的工人可能只獲得兩蒲式耳小麥的工資,而那個開礦的工人卻可能獲得半盎斯金子的報酬。或者,假定他們的工資是相等的,這種工資也可能在極不相同的比例上脫離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這種工資可能等於壹夸特穀物或壹盎斯金子的1╱2、1╱3、1╱4、1╱5或其它某種份量。他們的工資當然不能超過或多於他們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但是可能在極不相同的程度上少於這個價值。他們的工資要受產品的價值的限制,但是他們的產品的價值卻不受工資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穀物和金子的價值、相對價值,完全不依所用勞動的價值來規定,即不依工資來規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對勞動量決定商品價值,與按勞動的價值或工資決定商品價值這種同義反覆的方法全然不同。不過,這壹點我們在以後的探討過程中還要進壹步闡明。
在計算壹個商品的交換價值時,必須把以前用於這個商品原料的勞動量以及消耗在協助這種勞動的那些裝備、工具、機器和房屋的勞動,加到最後所費的勞動量上。例如,壹定量棉紗的價值,是很多勞動量的結晶,即紡織過程中附加於棉花的勞動量,以前體現於棉花本身的勞動量,體現於煤炭、油料和其它各種生產輔助材料的勞動量以及用於蒸汽機、紗錠、廠房等等的勞動量的結晶。本來意義上的生產工具,如工具、機器和廠房,在反覆的生產過程中可以再三使用壹個或長或短的時期。如果它們像原料那樣壹下子就消耗完了,它們的全部價值也就會壹下子轉移到它們協助生產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紗錠只是逐漸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據它的平均壽命和它在壹定時間內,例如在壹天內的平均消耗程度來平均地計算。這樣,我們就計算出紗錠價值中有多少轉移到每天紡出的棉紗上,因而也就計算出,例如壹磅棉紗所費的全部勞動量中,有多少是以前體現於紗錠的勞動。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論,對這個問題實在沒有詳述的必要了。
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它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那麼壹個人越懶或越笨,他生產的商品就越有價值,因為完成這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越多。然而,這樣推論將是壹個可悲的錯誤。妳們記得我曾經用過「社會勞動」這個用語,「社會」這個詞有許多含意。我們說,壹個商品的價值是由耗費于或結晶于這個商品中的勞動量決定的,就是指,在壹定的社會狀態中,在壹定的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在所用勞動的壹定的社會平均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下,生產這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在英國,當蒸汽織機和手織機開始競爭時,只需要從前的壹半勞動時間就能把壹定量的紗轉化為一塊布,可憐的手織機織工,從前每天勞動9小時或10小時,這時每天要勞動17至18個小時了。但是,他20個小時的勞動產品這時只代表10個小時的社會勞動,或代表10個小時內把壹定量的紗轉化成布時的社會必要勞動。因此,他用2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並不比他從前用10個小時生產的產品有更多的價值。
如果說,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決定商品的交換價值,那麼,生產壹個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增加了,這個商品的價值就必定增加,同樣,生產它所需要的勞動量減少了,它的價值就必定減少。
如果生產各種商品所必需的各種勞動量是固定不變的,這些商品的相對價值也會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其實不然。生產壹個商品所必需的勞動量,是隨著所用勞動的生產力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勞動的生產力越高,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多;勞動的生產力越低,在同壹時間內所完成的產品也越少。舉例說,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須耕種不太肥沃的土地,要獲得同樣多的產品,就必須耗費更大的勞動量,農產品的價值也就會因而提高。另壹方面,如果壹個紡紗工人用現代生產資料,在壹個工作日內比他從前用手紡車在同壹時間內能把多幾千倍的棉花紡成紗,那麼,每壹磅棉花所吸收的紡紗工人的勞動,就顯然只有以前的幾千分之壹,因而在紡紗過程中加在每壹磅棉花上的價值也顯然只有從前的幾千分之壹。於是棉紗的價值也要相應地減少。
除了各個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後天獲得的生產技能的區別,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於:
首先,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
其次,勞動的社會力的日益改進,引起這種改進的是: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積聚,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改良的方法,化學力和其它自然力的應用,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它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由於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勞動生產力越高,消耗在壹定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少,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小。勞動生產力越低,消耗在同量產品上的勞動就越多,因而產品的價值也越高。因此,作為壹般的規律,我們可以這樣說:
商品的價值與生產這些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與所耗費的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
以上只說了價值,現在我再講幾句關於價格這個價值所表現的特殊形式。
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例如,在古代,壹切商品的價值是用金的價格表現的,而在某些國家,主要是用銀的價格表現的。金或銀的價值,和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都是由開採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妳們用本國的大量產品,即凝結了妳們國內大量勞動量的產品,去交換那些出產金銀的國家的產品,即凝結了它們的大量的勞動量的產品。人們就是用這種方法,實際上是用以貨換貨的方法才學會用金銀來表現壹切商品的價值,即為它們所消耗的各個勞動量。只要仔細看看價值的貨幣表現,換句話說,仔細看看價值向價格的轉化,妳們就會發現,這是壹個過程,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具有壹種既獨立又同質的形式,或者,壹個使壹切商品的價值能表現為等同的社會勞動量的過程。只要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亞當 斯密就稱之為自然價格,法國的重農學派則稱之為「必要價格」。
那麼,價值和市場價格的關係或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妳們都知道,壹切同類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壹樣的,儘管生產條件因各個生產者而會有所不同。市場價格只表現在平均的生產條件下供給市場以某種數量的某種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會勞動量。市場價格是依據某種商品的總額計算的。在這個範圍內,商品的市場價格與它的價值是相符的。另壹方面,市場價格有時高於價值或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價值或自然價格,這種波動取決於供給和需求的變動。市場價格背離價值的情形是常見的,但是正如亞當 斯密所說:
「自然價格……是中心價格,壹切商品的價格都不斷地趨向于這壹中心價格。各種偶然情況可能有時使商品的價格過高於自然價格,有時又使商品的價格略低於它。但是不管什麼樣的障礙使價格背離這個穩定而恆久的中心,商品的價格總是經常趨向于這個中心。」
我現在不能細談這個問題。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給和需求互相平衡,則商品的市場價格相當於它們的自然價格,也就是說,相當於它們的價值,這個價值是由生產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但是供給和需求必定經常趨向于相互平衡,雖然它們實現這種平衡只是靠壹個變動補償另壹個變動,靠下落補償上漲,或者反過來的情況。如果妳們不只是觀察每天的波動,而是分析較長壹段時期的市場價格的運動,例如像圖克先生在他的《價格史》中所做的那樣,妳們就會發現,市場價格的波動,它們的背離價值,它們的上漲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銷和互相補償的;所以,除了壟斷組織的影響和其它某些限制,這些我暫且不談,壹切種類的商品,平均說來總是按它們各自的價值或自然價格出售的。市場價格波動互相補償的平均時期,因商品的種類不同而各不相同,因為,某些商品比另壹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給適合於需求。
說得更廣些,就算在較長的時期壹切種類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價值出售的,要是假定利潤──不是指個別場合的,而是指各個行業經常的和普通的利潤──來源於商品價格的額外提高,或者來源於商品按超過其價值的價格出賣,那豈不荒唐。要是把這個觀點加以概括,它的荒謬就顯然可見了。壹個人作為賣者經常贏得的東西,總不免要作為買者經常喪失掉。如果說有些人是買者未必又是賣者,是消費者未必又是生產者,這也沒用。這些人付給生產者的東西,首先應該是他們從生產者那裡無償得到的。如果壹個人先拿了妳的錢,然後用妳的錢購買妳的商品,即使妳按高價把妳的商品賣給這個人,妳也決不會發財。這種交易可能減少虧損,但是決不能賺到利潤。
所以,要想說明利潤的壹般本質,就應該根據這樣壹個原理:平均說來,商品是按自己的實際價值出賣的,利潤是按商品的價值,也就是說,按商品所體現的勞動量的比例出賣商品得來的。如果妳們不能根據這種假定來解釋利潤,妳們就根本不能解釋它。這好像是謬論,有悖于日常經驗。但是,地球圍繞太陽運行以及水由兩種易燃氣體所構成,也是謬論了。日常經驗只能抓住事物誘人的外觀,如果根據這種經驗來判斷,科學的真理就總會是謬論了。
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的工資
我們盡量簡略地分析了價值的本質,分析了壹切商品的價值的本質,現在就應當集中注意力來研究特別的勞動的價值。這裏我又要用壹種好像是謬論的話來使妳們大吃壹驚了。妳們都確實以為妳們每天所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所以勞動是有價格的,既然商品的價格只是它的價值的貨幣表現,那就壹定有壹種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但是,作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就這個詞的通常意義來說,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我們已經知道,凝結在商品里的必要勞動量構成商品的價值。現在我們用這個價值的概念,怎能確定比如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呢?在這個工作日里有多少勞動呢?8小時勞動。如果說八小時工作日的價值就等於8小時的勞動,或者,就等於這個工作日所包含的勞動量,那無非是同義反覆,甚至是毫無意義了。顯然,我們壹旦發現「勞動的價值」這個詞的真實而隱藏的意義,就能說明對於價值的這種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應用了,好像我們壹旦認識了天體的實際運動,就能解釋它們表面上奇異的運動壹樣。
工人賣的並不直接是他的勞動,而是他的暫時讓資本家支配的勞動力。的確,我不知道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究竟怎樣,我確實知道壹些專制國家的法律都規定壹個人能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最長時間。如果允許無限期地出賣勞動力,奴隸制就會立刻恢複原狀。如果這種出賣包括壹個人的壹生,那就會立刻把他變成他的僱主的終身奴隸了。
英國的壹位最老的經濟學家和最有創見的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已經在他的著作《利維坦》中本能地發覺了這壹點,而他的繼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說:
「壹個人的價值或所值,像其它壹切東西壹樣,就是他的價格,即使用他的力時應付給的報酬。」
從這壹原理出發,那我們就能確定勞動的價值,就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
但是在這以前,我們應當問,有這樣壹種奇怪的現象:我們發現市場上有壹批人是買者,他們佔有土地、機器、原料和生活數據,這些東西,除了原始狀態的土地以外,都是勞動的產品,另壹方面,有壹批人是賣者,他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除了勞動的雙手和頭腦,沒有別的東西可賣;前壹批人經常買進是為了賺取利潤和發財,后壹批人經常賣出則是為了謀生,這種奇怪的現象是怎樣產生的呢?研究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經濟學家所謂的預先積累或原始積累,實際上應該稱作原始剝奪。我們壹定會發現,這種所謂的原始積累不過是壹連串使勞動者與其勞動數據之間的原始統壹被破壞的歷史過程。可是,這樣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這個題目的範圍。勞動的人脫離勞動工具的現象壹旦成為事實,就會繼續保持下去,還會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出來,直到壹種新的、根本的生產方式的革命把它消滅,並以新的歷史形式再恢復這種原始的統壹為止。
那麼,勞動力的價值是什麼呢?
勞動力的價值,也像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壹樣,是由生產它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壹個人的勞動力只有在他本人活著的時候才存在。壹個人要成長並維持生活,就必須消費壹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機器壹樣,也是要損壞的,所以必須有另壹個人來代替他。他除了維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以外,還需要有壹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來養育兒女,因為他們將在勞動市場上代替他,並且延續勞動者的種族。此外,為了發展他的勞動力,使他獲得壹種技能,還需要另外花費壹定數量的價值。就我們的目的而論,只要考察壹下中等的勞動就夠了,這種勞動的教育費和訓練費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機會指出,各種不同質量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業所用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勞動者的工資壹定各不相同。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確定勞動力的價值,也像確定其它壹切商品的價值那樣;不同種類的勞動力有不同的價值,要生產它們,需要有不同的勞動量,所以它們在勞動市場上就應當獲得不同的價格。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僅僅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壹樣。妳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係。問題就在於:壹定的生產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東西是什麼?
根據以上所說的,就可以看出,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生產、發展、維持和延續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價值決定的。
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體現在工人的勞動量與工人的實際報酬之間的差別
現在假定,壹個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4小時的平均勞動才能生產出來。又假定,這4小時的平均勞動也用金的數量表現出來,等於3塊錢。於是3塊錢就是這個人的勞動力的價格或他的勞動力的每天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時,那他每天所生產的價值就足以購買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維持他這個工人的生存。
但是,這個人是壹個雇傭工人。因此,他必須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勞動力每天賣3塊錢,他就是按勞動力的價值出賣的。假定他是壹個紡紗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8小時,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塊錢的價值。他每天所加的這個價值,與他每天所得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完全等價的。可是,這樣壹來,資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於是我們在這裏就遇到難題了。
資本家購買工人的勞動力,付了它的價值以後,像所有其它買主壹樣,就有權消費或使用他所買的商品。強迫壹個人去工作以消費或使用他的勞動力,就像開動壹架機器去消費或使用它壹樣。資本家支付了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當然有壹定的限度,可是這壹點我們留待以後再詳細談。
現在我希望妳們注意壹個關鍵問題。
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或再生產這個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量決定的,對這種勞動力的使用卻只受勞動者的工作能力和體力的限制。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價值同勞動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壹匹馬所需要的飼料和它能供人乘騎的時間全然不同壹樣。限制工人勞動力價值的勞動量,決不能限制他的勞動力所能完成的勞動量。以我們的紡紗工人為例。我們已經知道,他為了每天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必須每天再生產3塊錢的價值,這是他每天工作4小時就可以做到的。但是這並不妨礙他能每天工作8小時,10小時或更多的小時。然而資本家支付了這個紡紗工人勞動力的壹天或壹周的價值,就有權整天或整周地使用這個勞動力。這樣,資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8小時。紡紗工人除了必須工作4小時以補償他的工資或他的勞動力價值以外,還必須額外工作4小時,這4小時我稱之為剩餘勞動時間,這個剩餘勞動將體現在剩餘價值和剩餘產品上面。假如我們這個紡紗工人,例如,每天工作4小時使棉花增加3塊錢的價值,這個價值與他的工資完全等價,那麼,他在8小時內就要使棉花增加6塊錢的價值,並生產出相應的剩餘棉紗。既然他已經把他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或產品,便都屬於資本家,即他的勞動力的暫時所有者。資本家預付3塊錢,結果卻實得6塊錢的價值,因為,他預付的價值是4小時勞動的結晶,而他收回的價值卻是8小時勞動的結晶。資本家每天重複這壹過程,他每天預付3塊錢,每天收入6塊錢,這6塊錢中有壹半將再付工資,另壹半則構成剩餘價值,資本家對此並不付出任何等價物,資本主義的生產或雇傭勞動制度,正是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這種交換的基礎上建立的,這種交換必然不斷地造成這樣的結果:工人作為工人再生產出來,資本家作為資本家再生產出來。
如果其它壹切條件都相同,剩餘價值率取決於再生產勞動力價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為資本家效力的剩餘時間或剩餘勞動之間的比。所以,剩餘價值率取決於工作日的延長在多大程度上超過工人只再生產他的勞動力價值,只抵償他的工資所花費的勞動時間。
我們已經知道,實際上,勞動的價值無非是勞動力的價值,是由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價值來測量的。但是,因為工人是在他勞動完畢以後領取工資的,並且知道他實際上給予資本家的正是他的勞動,所以他以為他的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必然就是他的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假定他的勞動力的價格是3塊錢,這是工作4小時所得的,如果他工作8小時,他必然以為這3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值或價格,雖然這8小時的勞動體現了6塊錢的價值。由此就得出兩個結論:
第壹,嚴格說來,勞動的價值或價格是無意義的名詞,但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表面上卻很像勞動本身的價格或價值。
第二,雖然工人每天的勞動只有壹部分是有償的,另壹部分是無償的,是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是被剝削的,這無償的或剩餘的勞動正是產生剩餘價值或利潤的基礎,但是看起來就好像全部勞動都是有償的勞動。而這種假像的背後正是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儘管很多工人階級誤以為資本家是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支付報酬,實際上資本家在剝削他們。
這種假象,就是雇傭勞動和歷史上其它形態的勞動的不同之處。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甚至無償的勞動也好像是有償的勞動;反之,奴隸的那部分有償的勞動,卻好像是無償的勞動。奴隸因為要工作,自然必鬚生活,他的工作日的壹部分就用於抵償他自己維持生活的價值。但是,由於他和他的主人沒有訂立合同,雙方又沒有什麼買賣行為,所以他的全部勞動似乎都是白做的。
另壹方面,再以農奴為例。可以說,農奴在這個世界還存在著。農奴在自己的或分給他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其餘3天就要在主人的領地上從事強迫的、無償的勞動。所以,這裏勞動中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都顯然分開了,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分開了,於是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就義憤填膺,認為強迫人工作的這種意見非常荒謬。
其實,壹個人無論是壹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為自己勞動3天,再在主人的領地上無報酬地勞動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廠或作坊中為自己勞動4小時,再為他的僱主勞動4小時,結果都壹樣,不過在後壹例中,勞動的有償部分和無償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壹起的,整個交易的實質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飾了。這種無償的勞動,在後壹例中似乎是自願的,在前壹例中似乎是強迫的。全部區別就在於此。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就是開放資本主義剝削勞動人民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后,獲取壹層利潤后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僱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係,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係,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僱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而恰恰又是他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家與工人的關係在本質上是一種敵對的關係
作者 卡爾 馬克思
我們受到了來自資本家的批判,資本家說我們沒有詳述敘述構成現代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係。我們只是當這些關係在政治衝突中直接表現出來的時候,才有意地提到過這些關係。
在廣大工人階級以波瀾壯闊的政治形式展開的階級鬥爭以後,用更深刻的方式考察壹下資產階級的生存及其階級統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為基礎的經濟關係本身,也就適當其時了。
我們分三大部分來加以說明:(1)雇傭勞動對資本的關係,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2)各個中等資產階級和所謂的市民等級在市場經濟制度下必然發生的滅亡過程;(3)壹般的資本家在商業上受到大資本家的奴役和剝削的情形。
我們力求說得盡量簡單和通俗,我們就當讀者連最起碼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也沒有。我們希望工人能明白我們的敘述。
我們首先來講第壹個問題:什麼是工資?它是怎樣決定的?
假如問工人們:「妳們的工資是多少?」那麼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做壹天工從我的僱主那裡得到壹塊錢」;另壹個工人回答說:「我得到兩塊錢」,等等。由於他們工作的勞動部門不同,他們每壹個人因為做了壹定的工作而從各自的僱主那裡得到的貨幣數量也不同。儘管他們得到的貨幣數量不同,但是有壹點是壹致的:就是工資是資本家為了償付勞動壹定的時間或完成壹定的工作而支出的貨蔽。
可見,看起來好像是資本家用貨幣購買工人的勞動。工人是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但這隻是假象。實際上,他們為了貨幣而向資本家出賣的東西,是他們的勞動力。資本家以壹天、壹星期、壹個月等等為期購買這個勞動力。他在購買勞動力以後使用這個勞動力,也就是讓工人在約定的時間內勞動。資本家用以購買工人勞動力的那個貨幣量,譬如說兩塊錢,也可以買到兩磅糖或壹定數量的其他某種商品。他用以購買兩磅糖的兩塊錢,就是兩磅糖的價格。他用以購買8小時的勞動力的使用的兩塊錢,就是8小時勞動的價格。可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和砂糖壹模壹樣的商品。前者是用時間來計量的,後者是用重量來計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去換得資本家的商品,即換得貨幣,並且這種交換是按壹定的比例進行的。壹定量的貨幣交換壹定量的勞動力的使用時間。織布工人的8小時勞動交換兩塊錢。但是,難道這兩塊錢不是代表其他壹切可以用兩塊錢買到的商品嗎?可見,實質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各種各樣的其他商品,並且是按壹定的比例交換的。資本家付給他兩塊錢,就是為交換他的工作日而付給了他壹定量的肉,壹定量的衣服,壹定量的燈光,等等。可見,這兩馬克是表現勞動力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即表現他的勞動力的交換價值。商品通過貨幣來估價的交換價值,也就稱為商品的價格。所以,工資只是人們通常稱之為勞動價格的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是只能存在於人的血肉中的這種特殊商品價格的特種名稱。
拿任何壹個工人來說,比如拿壹個織布工人來說吧。資本家供給他壹台織布機和壹些紗。織布工人動手工作,紗變成了布。資本家把布拿去,賣了比方說20塊錢。織布工人的工資是不是這塊布中的壹份,20塊錢中的壹份,他的勞動產品中的壹份呢?絕對不是。因為這個織布工人是在布還沒有賣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還沒有織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資的。可見,資本家支付的工資並不是來自他賣布所賺的那些貨幣,而是來自他原來儲備的貨幣。資產者給織布工人提供的織布機和紗不是織布工人的產品,同樣,織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勞動力交換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產品。可能有這樣的情形:資本家給自己的布找不到壹個買主。他出賣布所賺的錢,也許甚至不能撈回他用於開銷工資的款項。也有可能他出賣布所得的錢,比他付給織布工人的工資數目大得多。這壹切都與織布工人無關。資本家拿自己的壹部分現有財產即壹部分財產去購買織布工人的勞動力,這就同他拿他的另壹部份資本去購買作為原料的紗以及作為勞動工具的織布機完全壹樣。購買了這些東西以後,資本家就用只是屬於他的原料和勞動工具進行生產。當然,我們這位善良的織布工人現在也屬於勞動工具之列,他也像織布機壹樣在產品中或在產品價格中是沒有份的。
所以,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佔有的壹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用以購買壹定量的生產性勞動力的那壹部份。
總之,勞動力是壹種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壹種商品。他為什麼出賣它呢?為了生活。
可是,勞動力的表現即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於他不過是使他能夠生存的壹種手段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壹部分;相反,對於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壹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工人為自己生產的不是他織成的綢緞,不是他從金礦里開採出的黃金,也不是他蓋起的高樓大廈。他為自己生產的是工資,而綢緞、黃金、高樓大廈對於他都變成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也許是變成棉布上衣,變成銅幣,變成某處地窖的住所了。壹個工人在壹晝夜中有8小時在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搬運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認為這8小時的織布、紡紗、鉆孔、研磨、建築、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現,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對於他來說,在這種活動停止以後,當他坐在飯桌旁,睡在床上的時候,生活才算開始。在他看來,8小時勞動的意義並不在於織布、紡紗、鉆孔等等,而在於這是掙錢的方法,掙錢使他能吃飯、喝酒、睡覺。如果說蠶兒吐絲作繭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存,那麼它就可算是壹個真正的雇傭工人了。
勞動力並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並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賣工壹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壹次而永遠地賣給奴隸的所有者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壹個所有者手裡轉到另壹個所有者手裡。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力卻不是他的商品。農奴只出賣自己的壹部分勞動力。不是他從土地所有者方面領得報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從他那裡收取貢賦。農奴是土地的附屬品,替土地所有者生產果實。相反地,自由工人自己出賣自己,並且是零碎地出賣。他每天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時拍賣給出錢最多的人,拍賣給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即拍賣給資本家。工人既不屬於某個所有者,也不屬於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時卻屬於這些時間的購買者。工人只要願意,就可以離開僱用他的資本家,而資本家也可以隨意辭退工人,只要資本家不能再從工人身上獲得利益或者獲得預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辭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壹來源的,如果他不願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於某壹個資本家,而是屬於整個資本家階級;至於工人給自己尋找壹個僱主,即在這個資本家階級中間尋找壹個買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現在,在更詳細地談論資本和雇傭勞動之間的關係以前,我們先簡短地敘述壹下在決定工資時要考慮到的壹些最壹般的條件。
我們已經說過,工資是壹定商品,即勞動力的價格。所以,工資同樣也是由那些決定其他壹切商品價格的規律決定的。
商品的價格是由什麼決定的?
它是由買者和賣者之間的競爭即需求和供給的關係決定的。決定商品價格的競爭是三方面的。
同壹種商品,有許多不同的賣者供應。誰以最便宜的價格出賣同壹質量的商品,誰就壹定會戰勝其他賣者,從而保證自己有最大的銷路。於是,各個賣者彼此間就進行爭奪銷路、爭奪市場的鬥爭。他們每壹個人都想出賣商品,都想盡量多賣,如果可能,都想由他壹個人獨賣,而把其餘的出賣者排擠掉。因此,壹個人就要比另壹個人賣得便宜些。於是賣者之間就發生了競爭,這種競爭降低他們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但是買者之間也有競爭,這種競爭反過來提高所供應的商品的價格。
最後,買者和賣者之間也有競爭。前者想買得盡量便宜些,後者卻想賣得盡量貴些。買者和賣者之間的這種競爭的結果怎樣,要依上述競爭雙方的情況如何來決定,就是說要看是買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呢還是賣者陣營里的競爭激烈些。產業把兩支軍隊拋到戰場上對峙,其中每壹支軍隊內部又發生內訌。戰勝敵人的是內部衝突較少的那支軍隊。
假定,市場上有100包棉花,而買者們卻需要1000包。在這種情形下,需求比供給大10倍,因而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激烈;他們中間的每壹個人都竭力設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裡。這個例子並不是隨意虛構的。在商業史上有過這樣壹些棉花歉收的時期,那時幾個資本家彼此結成聯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收買下來,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收買下來。這樣,在我們前述的情形下,每壹個買者都力圖排擠掉另壹個買者,出較高的價格收買每包棉花。棉花的賣者們看見敵軍隊伍里發生極劇烈的內訌,並完全相信他們的100包棉花都能賣掉,因此他們就嚴防自己內部打起架來,以免在敵人競相擡高價格的時候降低棉花的價格。於是賣者陣營里忽然出現了和平。他們冷靜的應對,像壹個人似地對抗買者;只要那些最熱中的買者的出價又沒有非常確定的限度,那賣者的貪圖也就會沒有止境。
可見,某種商品的供給低於需求,那麼這種商品的賣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很弱,甚至於完全沒有競爭。賣者之間的競爭在多大程度上減弱,買者之間的競爭就會在多大程度上加劇。結果便是商品價格或多或少顯著地上漲。
大家知道,較為常見的是產生相反後果的相反情形:供給大大超過需求,賣者之間拚命競爭;買者少,商品賤價拋售。
但是,價格上漲和下跌是什麼意思呢?高價和低價是什麼意思呢?既然價格是由需求和供給的關係決定的,那麼需求和供給的關係又是由什麼決定的呢?
讓我們隨便問壹個資本家吧。他會像新即位的皇帝壹樣,馬上毫不猶豫地利用乘法表來解開這個形而上學的紐結。他會對我們說,假如我生產我出賣的這個商品的費用是100塊錢,而我把它賣了110塊錢,那麼這是壹種普通的、老實的、正當的利潤。假如我在進行交換時得到了120或130塊錢,那就是高額利潤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塊錢,那就會是特高的巨額利潤了。對於這個資本家來說,究竟什麼是衡量利潤的尺度呢?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少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虧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換來的壹定數量的別種商品,其生產費用大於他的商品的生產費用,那他就算贏利了。他是以生產費用作為零度,根據他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數來測定他的利潤的升降的。
我們已經說過,需求和供給的關係的改變,時而引起價格的上漲,時而引起價格的下跌,時而引起高價,時而引起低價。
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由於供給不足或需求劇增而大大上漲,那麼另壹種商品的價格就不免要相應地下跌,因為商品的價格不過是以貨幣來表示的別種商品和它交換的比例。舉例說,假如壹碼綢緞的價格從5塊錢上漲到6塊錢,那麼白銀的價格對於綢緞來講就下跌了,其他壹切商品也都是這樣,它們的價格雖然沒有改變,但比起綢緞來卻是跌價了。人們在交換中必須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來那麼多的綢緞。
商品價格上漲會產生什麼後果呢?大量資本將湧向繁榮的產業部門中去,而這種資本流入較為有利的產業部門中去的現象,要繼續到該部門的利潤跌落到普通水平時為止,或者更確切些說,要繼續到該部門產品的價格由於生產過剩而跌落到生產費用以下時為止。
反之,假如某壹種商品的價格跌落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那麼資本就會從該種商品的生產部門抽走。除了該工業部門已經不合時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該商品的生產,即該商品的供給,就要因為資本的這種外流而縮減,直到該商品的供給和需求相適應為止,就是說,直到該商品的價格重新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水平,或者更確切些說,直到供給低於需求,即直到商品價格又上漲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上為止,因為商品的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它的生產費用。
我們看到,資本是不斷地從壹個產業部門向另壹個產業部門流出或流入的。價格高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入,價格低就引起資本的過分猛烈的流出。
我們剛才說過,供給和需求的波動,總是會重新把商品的價格引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實際價格始終不是高於生產費用,就是低於生產費用;但是,上漲和下降是相互補充的,因此,在壹定時間內,如果把產業衰退和興盛總合起來看,就可看出各種商品是依其生產費用而互相交換的,所以它們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不應當理解成像經濟學家們所理解的那種意見。經濟學家們說,商品的平均價格等於生產費用;在他們看來,這是壹個規律。他們把價格的上漲被價格的下降所抵銷,而下降則被上漲所抵銷這種無政府狀態的運動看作偶然現象。那麼,同樣也可以把價格的波動看作規律,而把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這壹點看作偶然現象。可是,只有在這種波動的進程中,價格才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我們細加分析時就可以看出,這種波動起著極可怕的破壞作用,並像地震壹樣震撼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這種無秩序狀態的總運動就是它的秩序。在這種產業無政府狀態的進程中,在這種循環運動中,競爭可以說是拿壹個極端去抵銷另壹個極端。
由此可見,商品的價格是這樣由它的生產費用來決定的:某些時期,某種商品的價格超過它的生產費用,另壹些時期,該商品的價格卻下跌到它的生產費用以下,而抵銷以前超過的時期,反之亦然。當然,這不是就個別產業的產品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產業部門來說的。所以,這同樣也不是就個別產業家來說的,而只是就整個資本家階級來說的。
價格由生產費用決定,就等於說價格由生產商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因為構成生產費用的是:(1)原料和勞動工具的損耗部份,即產業產品,它們的生產耗費了壹定數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2)直接勞動,它也是以時間計量的。
調節壹般商品價格的那些壹般的規律,當然也調節工資,即調節勞動價格。
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給的關係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工資的波動壹般是和商品價格的波動相適應的。可是,在這種波動的範圍內,勞動的價格是由生產費用即為創造勞動力這壹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
那麼,勞動力的生產費用究竟是什麼呢?
這就是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並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
因此,某壹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越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越少,他的勞動的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越低。在那些幾乎不需要任何訓練時間,只要有工人的肉體存在就行的產業部門裡,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產費用,幾乎只歸結為維持工人的可以保住其勞動能力的生存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勞動的價格是由必要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的。
可是,這裏還應該注意到壹種情況。
資本家在計算自己的生產費用,並根據生產費用計算產品的價格的時候,是把勞動工具的損耗也計算在內的。譬如說,假如壹台機器值1000塊錢,使用期限為10年,那麼他每年就要往商品價格中加進100塊錢,以便在10年期滿時有可能用新機器來更換用壞的機器。同樣,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中也應加入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從而使工人階級能夠繁殖後代並用新工人來代替失去勞動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壹樣,是要計算進去的。
總之,簡單勞動力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費用。這種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的費用的價格就是工資。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作最低工資額。這種最低工資額,也和商品價格壹般由生產費用決定壹樣,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來說的。單個工人、千百萬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維持生存和延續後代,但整個工人階級的工資在其波動範圍內則是和這個最低額相等的。
現在,我們既已講明了調節工資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價格的最壹般規律,我們就能更切近地研究市場經濟制度了。
資本是由用於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各種原料、勞動工具和生活資料組成的。資本的所有這些組成部分都是勞動的創造物,勞動的產品,積累起來的勞動。作為進行新生產的手段的積累起來的勞動就是資本。
經濟學家們就是這樣說的。
什麼是奴隸呢?奴隸就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工人。這個說明和前壹個說明是壹樣的。
奴隸就是奴隸。只有在壹定的關係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壹定的關係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係,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並不是貨幣,砂糖並不是砂糖的價格壹樣。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影響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響。他們只有以壹定的方式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相互之間便發生壹定的聯繫和關係;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繫和社會關係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影響,才會有生產。
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藉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与全部生產活動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隨著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然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為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因此,各個人藉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係,即社會生產關係,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生產關係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壹個處於壹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其中每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壹個特殊階段。
資本也是壹種社會生產關係。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壹定的社會關係內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壹切不是在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壹定的社會關係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並且,難道不正是這種壹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
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並且還包括交換價值。資本所包括的壹切產品都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很多物質產品的總和,並且也是很多商品、很多交換價值、社會量的總和。
不論我們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麥也好,是以輪船代替鐵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輪船——資本的軀體——同原先體現資本的羊毛、小麥和鐵路具有同樣的交換價值即同樣的價格,那麼資本依然還是資本。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
但是,雖然任何資本都是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然而並不是任何壹些商品即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資本。
任何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都是壹個交換價值。任何單個交換價值都是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例如,值1000萬的壹套房子是1000萬的交換價值。值壹塊錢的壹張印紙是100/100塊錢的交換價值的總和。能同別的產品交換的產品就是商品。這些產品由以交換的壹定比例就是它們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用貨幣來表示,就是它們的價格。這些產品的數量多少絲毫不能改變它們成為商品,或者表現交換價值,或者具有壹定價格的規定。壹株樹不論其大小如何,終究是壹株樹。無論我們拿鐵同別的產品交換時是以羅特為單位還是以公擔為單位,這壹點難道會改變鐵成為商品,成為交換價值的性質嗎?鐵是壹種商品,它依其數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價值,高低不同的價格。
壹些商品即壹些交換價值的總和究竟是怎樣成為資本的呢?
它成為資本,是由於它作為壹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壹種屬於社會壹部分的力量,通過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力而保存並增大自身。除勞動能力以外沒有足夠的資本購買生產資料成為資本家的工人階級的存在是資本家生存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於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
資本的實質並不在於積累起來的勞動是替活勞動充當進行新生產的手段。它的實質在於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並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
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是怎樣進行交換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勞動力換到生活資料,而資本家拿他的生活資料換到勞動,即工人的生產活動,亦即創造力量。工人通過這種創造力量不僅能補償工人所消費的東西,並且還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具有比以前更大的價值。工人從資本家那裡得到壹部分現有的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有什麼用處呢?用於直接消費。可是,如果工人不利用靠這些生活資料維持工人的生活的這段時間來生產新的生活資料,即在消費的同時用工人的勞動創造新價值來補償那些因消費而消失了的價值,那麼,只要工人消費生活資料,這些生活資料對工人來說就會永遠消失。但是,工人為了交換已經得到的生活資料,工人正是把這種貴重的再生產力量讓給了資本家。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這種力量。
舉壹個例子來說吧。有個企業家每天付給他的壹個工人5塊錢。這個工人為得到這5塊錢,就整天在這個企業家的工廠裡邊,保證這個企業家能得到10塊錢的收入。這個企業家不但收回了他付給工人的價值,並且還把它增加了壹倍。可見,他有成效地、生產性地使用和消費了他付給工人的5塊錢。他拿這5塊錢買到的正是壹個工人的能生產出雙倍價值的勞動產品並把5塊錢變成10塊錢的勞動和力量。相反,工人則拿他的生產力換到5塊錢,並用它們換得遲早要消費掉的生活資料。所以,這5塊錢的消費有兩種方式:對資本家來說,是有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勞動力帶來了10塊錢;對工人來說,是非生產性的,因為這5塊錢換來的生活資料永遠消失了,他只有再和農場主進行同樣的交換才能重新取得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這樣,資本以雇傭勞動為前提,而雇傭勞動又以資本為前提。兩者相互制約;兩者相互產生。
壹個棉紡織廠的工人是不是只生產棉織品呢?不是,他還生產商品的利閏。他生產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勞動並通過他的勞動創造新價值的價值。
資本只有同勞動力交換,只有引起雇傭勞動的產生,才能增加。雇傭工人的勞動力只有在它增加資本,使奴役它的那種權力加強時,才能和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加就是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增加。
所以,資本家及其經濟學家們斷言,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千真萬確!如果資本家不僱用工人,工人就會滅亡。如果資本家不剝削工人,資本家就會滅亡,而要剝削工人,資本家就要雇傭工人。投入生產的資本即生產資本增加越快,從而產業越繁榮,資產階級越發財,生意越興隆,資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賣自己的價格也就越高。
原來,生產資本的儘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強生活的必要條件。
但是,生產資本的增加又是什麼意思呢?就是積累起來的勞動對活勞動的權力的增加,就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統治力量的增加。雇傭勞動生產著對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財富,也就是說生產著同它敵對的權力——資本,而它從這種敵對權力那裡取得就業手段,即取得生活資料,是以雇傭勞動又會變成資本的壹部分,又會變成再壹次把資本投入加速增長運動的槓桿為條件的。
斷言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壹致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家和工人是同壹種關係的兩個方面罷了。壹個方面制約著另壹個方面,就如同毒販和吸毒的人相互制約壹樣。
只要雇傭工人仍然是雇傭工人,他的命運就取決於資本。這就是壹再被人稱道的工人和資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資本家的材富越增長,雇傭勞動量就越增長,雇傭工人人數就越增加,壹句話,受資本家支配的人數就越增多。我們且假定有這樣壹種最有利的情形:隨著生產資本的增加,對勞動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勞動價格即工資也提高了。
壹座房子不管怎樣小,在周圍的房屋都是這樣小的時候,它是能滿足社會對住房的壹切要求的。但是,壹旦在這座小房子近旁聳立起壹座宮殿,這座小房子就縮成帳篷的洋子了。這時,狹小的房子證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講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並且,不管小房子的規模怎樣隨著文明的進步而擴大起來,只要近旁的宮殿以同樣的或更大的程度擴大起來,那座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會在周圍越發覺得不舒適,越發不滿意,越發感到受壓抑。
工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是以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為前提的。
生產資本的迅速增加,會引起財富、奢侈、社會需要和社會享受等同樣迅速的增長。所以,工人可以得到的享受縱然增長了,但是,與資本家的那些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為增加的享受相比,與壹般社會發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會滿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工人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工人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時是以社會為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為尺度的。因為工人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是相對的。
工資壹般不僅是由工人能夠用它交換到的商品數量來決定的。
工資包含著各種關係。
首先,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取得壹定數量的貨幣。工資是不是單由這個貨幣價格來決定的呢?
比如某壹個地區發現了更豐富和更易於開採的礦藏,流通的黃金和白銀的數量增加了。因此,黃金和白銀的價值和其他各種商品比較起來就降低了。但是,工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到的銀幣數仍和從前壹樣。他們的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如舊,然而他們的工資畢竟是降低了,因為他們拿同樣數量的銀幣所交換到的別種商品比以前少了。
我們再舉壹個別的例子。比如由於農業發展的不景氣,食品加工行業的不景氣,最必需的生活資料大大漲價了。假定工人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所得的貨幣量仍和以前壹樣。難道他們的工資沒有降低嗎?當然是降低了。他們拿同樣多的貨幣所能換到的麵包、肉類等等東西比從前少了。他們的工資降低並不是因為白銀的價值減低了,而是因為生活資料的價值增高了。
我們最後再假定,勞動的貨幣價格仍然未變,可是壹切農產品和工業品由於使用新機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價格。這時,工人拿同樣多的貨幣可以買到更多的各種商品。所以,他們的工資正因為工資的貨幣價值仍然未變而提高了。
總之,勞動的貨幣價格即名義工資,是和實際工資即用工資實際交換所得的商品量並不壹致的。因此,我們談到工資的增加或降低時,不應當僅僅注意到勞動的貨幣價格,僅僅注意到名義工資。
但是,無論名義工資,即工人把自己賣給資本家所得到的貨幣量,還是實際工資,即工人用這些貨幣所能買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資所包含的各種關係完全表示出來。
此外,工資首先是由它和資本家的贏利即利潤的關係來決定的。這就是比較工資、相對工資。
實際工資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價格相比的勞動價格,反之,相對工資所表示的則是同積累起來的勞動的價格相比的直接勞動價格,是雇傭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值,是資本家和工人的相互價值。
實際工資可能仍然未變,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儘管如此,相對工資卻可能降低了。假定說,壹切生活資料跌價三分之二,而日工資只降低了三分之壹,比方由3塊錢降低到2塊錢。這時,雖然工人拿這2塊錢可以買到比從前拿3塊錢買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利潤相比卻降低了。資本家的利潤增加了1塊錢,換句話說,資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換價值付給工人,而工人卻必鬚生產出比以前多的交換價值。資本的份額與勞動的份額相比提高了。社會財富在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資本家用同樣多的資本支配著更大的勞動量。資本家階級支配工人階級的權力增加了,工人的社會地位更低了,比起資本家的地位來又降低了壹級。
究竟什麼是決定工資和利潤在其相互關係上的降低和增加的壹般規律呢?
工資和利潤是互成反比的。資本的份額即利潤越增加,則勞動的份額即日工資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潤增加多少,工資就降低多少;而利潤降低多少,則工資就增加多少。
也許有人會駁斥說:資本家贏利可能是由於他拿自己的產品同其他資本家進行了有利的交換,可能是由於開闢了新的市場或者原有市場上的需要驟然增加等等,從而對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壹個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可能是由於損害了其他資本家的利益,而與工資即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的調整無關;或者,資本家所得利潤的增加也可能是由於改進了勞動工具,採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須承認,所得出的結果依然是壹樣的,只不過這是經過相反的途徑得出的。固然,利潤的增加不是由於工資的降低,但是工資的降低卻是由於利潤的增加。資本家用同壹數量的他人的勞動,購得了更多的交換價值,而對這個勞動卻沒有多付壹塊錢。這就是說,勞動所得的報酬同它使資本家得到的純收入相比卻減少了。
此外,我們還應提醒,無論商品價格如何波動,每壹種商品的平均價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換的比例,總是由它的生產費用決定的。因此,資本家相互間的盈虧必定在整個資本家階級範圍內互相抵銷。改進機器,在生產中採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壹定的勞動時間內,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和資本可以創造出更多的產品,但決不是創造出更多的交換價值。如果工人用紡紗機能夠在壹小時內生產出比未發明這種機器以前的產量多壹倍的紗,比方從前為50磅,現在為100磅,那麼工人在壹定時間內用這100磅紗所交換到的商品不會比以前用50磅交換到的更多,因為紗的生產費用減少了壹半,或者說,因為工人用同樣多的生產費用能夠生產出比以前多壹倍的產品。
不管資本家階級即資產階級相互之間分配生產所得的純收入的比例如何,這個純收入的總額歸根到底只是直接勞動使積累起來的勞動在總體上增加的那個數額。所以,這個總額是按勞動使資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潤與工資相對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長的。
可見,即使我們停留在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係範圍內,也可以知道資本家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截然對立的。
資本的迅速增加就等於利潤的迅速增加。而利潤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勞動的價格,相對工資同樣迅速下降的條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實際工資同名義工資即勞動的貨幣價值同時增加,只要實際工資不是和利潤以同壹比例增加,相對工資還是可能下降。比如說,在經濟興旺的時期,工資提高5%,而利潤卻提高30%,那麼比較工資即相對工資不是增加,而是減少了。
所以,壹方面工人的收入隨著資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壹方面在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社會鴻溝也同時擴大,而資本支配勞動的權力,勞動對資本的依賴程度也隨著增大。
所謂資本迅速增加對工人有好處的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把他人的財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殘羹剩飯就越多,能夠獲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在資本家周圍的工人的人數就增加得越多。
這樣我們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情勢,即資本的儘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質生活,也不能消滅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之間的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資本增加得迅速,工資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資本的利潤增加得更迅速無比。工人的物質生活改善了,然而這是以他們的社會地位的降低為代價換來的。在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鴻溝擴大了。
所謂生產資本的儘快增加是對雇傭勞動最有利的條件這種論點,實際上不過是說:工人階級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與它敵對的權力,即越迅速地擴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財富,它就被允許在越加有利的條件下重新為增加資產階級財富、重新為增大資本的權力而工作,滿足於為自己鑄造金鎖鏈,讓資產階級用來牽著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那樣,生產資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資的提高密不可分呢?是不是資本家發材了就會先富帶動后富呢?我們不應當聽信他們的話。我們甚至於不能相信他們的這種說法:似乎資本長得越肥,它的奴隸也吃得越飽。資產階級很開明,很會打算,它沒有封建主的那種以奴隸隊伍的奢華誇耀於人的偏見。資產階級的生存條件迫使他必須計較成本。
因此我們就應當更仔細地研究壹個問題:
生產資本的增長是怎樣影響工資的?
如果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資本整個說來是在不斷增長,那麼勞動的積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資本的數量和規模日益增大。資本的增大加劇資本家之間的競爭。資本規模的不斷增大,為把裝備著火力更猛烈的鬥爭武器的更強大的工人大軍引向產業戰場提供了手段。
壹個資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壹個資本家逐出戰場,並佔有他的資本。可是,要能夠更便宜地出賣而又不破產,他就必須更便宜地進行生產,就是說,必須盡量提高勞動的生產力。而增加勞動的生產力的首要辦法是更細地分工,更全面地應用和經常地改進機器。內部實行分工的工人大軍越龐大,應用機器的規模越廣大,生產費用相對地就越迅速縮減,勞動就更有效率。因此,資本家之間就發生了全面的競爭:他們竭力設法擴大分工和增加機器,並儘可能大規模地使用機器。
可是,假如某壹個資本家由於更細地分工、更多地採用新機器並改進新機器,由於更有利和更大規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樣多的勞動或積累起來的勞動生產出比他的競爭者更多的產品,比如說,在同壹勞動時間內,他的競爭者只能織出半碼麻布,他卻能織出壹碼麻布,那麼他會怎樣辦呢?
他可以繼續按照原來的市場價格出賣每半碼麻布,但是這樣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敵人逐出戰場,就不能擴大自己的銷路。可是隨著他的生產的擴大,他對銷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採用的這些更有效率、更加貴重的生產資料使他能夠廉價出賣商品,但是這種生產資料又使他不得不出賣更多的商品,為自己的商品爭奪更大得多的市場。因此,這個資本家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就要比他的競爭者便宜些。
雖然這個資本家生產壹碼麻布的費用並不比他的競爭者生產半碼麻布的費用多,但是他不會以他的競爭者出賣半碼麻布的價格來出賣壹碼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額外的利潤,而只是通過交換把自己的生產費用收回罷了。如果他的收入終究還是增加了,那只是因為他推動了更多的資本,而不是因為他比其他資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資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價格定得比他的競爭者低百分之幾,他追求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他壓低價格就能把他的競爭者擠出市場,或者至少也能奪取他的競爭者的壹部分銷路。最後,我們再提壹下,市場價格總是高於或低於生產費用,這取決於該種商品是在產業的旺季出賣的還是在淡季出賣的。壹個採用了生產效能更高的新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賣價超出他的實際生產費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碼麻布的市場價格高於或低於迄今的壹般生產費用為轉移的。
可是,這個資本家的特權不會長久;參与競爭的其他資本家也會採用同樣的機器,實行同樣的分工,並以同樣的或更大的規模採用這些機器和分工。這些新措施將得到廣泛的推廣,直到麻布價格不僅跌到原先的生產費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產費用以下為止。
這樣,資本家的相互關係又會像採用新生產資料以前那樣了;如果說他們由於採用這種生產資料能夠以同壹價格提供加倍的產品,那麼現在他們已不得不按低於原來的價格出賣加倍的產品了。在這種新生產費用的水平上,同樣壹場角逐又重新開始:分工更細了,使用的機器數量更多了,利用這種分工的範圍和採用這些機器的規模更大了。而競爭又對這個結果發生反作用。
我們看到: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是如何通過這種方式不斷變革,不斷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進壹步的分工;機器的採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採用;大規模的勞動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勞動。
這是壹個規律,這個規律壹次又壹次地把資產階級的生產拋出原先的軌道,並且因為資本已經加強了勞動的生產力而迫使它繼續加強勞動的生產力;這個規律不讓資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邊催促說:前進!前進!
這個規律正是那個在商業的周期性波動中必然使商品價格和商品生產費用趨於壹致的規律。
不管壹個資本家運用了效率多麼高的生產資料,競爭總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採用,而壹旦競爭使這種生產資料普遍地被採用,他的資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壹後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來的價格,他就必須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為現在他必須售出也許比以前多1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產品數量的辦法來彌補由於售價降低所受的損失;因為他現在必須賣出更多的商品不僅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並且也是為了補償生產費用;因為此時這種大量出賣不僅對於他而且對於他的競爭對方都成了主要的問題,所以先前的鬥爭就會隨著已經發明的生產資料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來。所以,分工和機器的採用又將以更大得無比的規模發展起來。
不管已被採用的生產資料的力量多麼強大,競爭總是要把資本從這種力量中得到的黃金果實奪去:競爭使商品的價格降低到生產費用的水平;也就是說,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產,即有可能用同壹數量的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競爭就使更便宜的生產即為了同壹價格總額而提高日益增多的產品數量成為確定不移的規律。可見,資本家努力的結果,除了必須在同壹勞動時間內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換句話說,除了使他的資本的價值增殖的條件惡化以外,並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因此,雖然競爭經常以其生產費用的規律迫使資本家坐卧不寧,把他為對付競爭者而鍛造的壹切武器倒轉來針對他自己,但資本家總是想方設法在競爭中取勝,孜孜不倦地採用價錢較貴但能更便宜地進行生產的新機器,實行新分工,以代替舊機器和舊分工,並且不等到競爭使這些新措施過時,就這樣做了。
現在我們如果想象壹下這種狂熱的激髮狀態同時籠罩了整個市場,那我們就會明白,資本的增長、積累和積聚是如何導致不斷地、日新月異地、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實行分工,採用新機器,改進舊機器。
這些同生產資本的增長分不開的情況又怎樣影響工資的確定呢?
更進壹步的分工使1個工人能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間的競爭加劇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間的競爭不只表現於1個工人把自己出賣得比另1個工人賤些,而且還表現於1個工人做5個、10個乃至20個人的工作。而資本所實行的和經常擴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進行這種競爭。
其次,分工越細,勞動就越簡單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價值。工人變成了壹種簡單的、單調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不需要投入緊張的體力或智力。他的勞動成為人人都能從事的勞動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競爭者的排擠;我們還要提醒壹下,壹種工作越簡單,越容易學會,為學會這種工作所需要的生產費用越少,工資也就越降低,因為工資像壹切商品的價格壹樣,是由生產費用決定的。
總之,勞動越是不能給人以樂趣,越是令人生厭,競爭也就越激烈,工資也就越減少。工人想維持自己的工資總額,就得多勞動:多工作幾小時或者在壹小時內提供更多的產品。這樣壹來,工人為貧困所迫,就越加重分工的極危險的後果。結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資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們競爭,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們變成他自己的競爭者,這些競爭者也像他壹樣按同樣惡劣的條件出賣自己。所以,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歸根到底是自己給自己,即自己給作為工人階級壹員的自己造成競爭。
機器也發生同樣的影響,而且影響的規模更大得多,因為機器用不熟練的工人代替熟練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為在最先使用機器的地方,機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拋向街頭,而在機器日益完善、改進或為生產效率更高的機器所替換的地方,機器又把壹批壹批的工人排擠出去。我們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資本家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有壹個特點,就是制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爭,看誰能解僱更多的產業工人。
不錯,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說,因採用機器而成為多餘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勞動部門裡找到工作。
他們不敢很肯定的說,在新的勞動部門中找到棲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僱的工人。事實最無情地粉碎了這種謊言。其實,他們不過是肯定說,在工人階級的其他組成部分面前,譬如說,在壹部份已準備進入那種衰亡的產業部門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現了新的就業機會。這對於不幸的工人當然是壹個很大的安慰。資本家是不會缺少可供剝削的新鮮血肉的,他們讓死人們去埋葬自己的屍體。這與其說是資產者對工人的安慰,不如說是資本家對他們自己的安慰。如果機器消滅了整個雇傭工人階級,那麼這對資本家來說將是壹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就不成其為資本了!
假定那些直接被機器從工作崗位排擠出去的工人以及原來期待著這壹工作的那壹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報酬會和已失去的工作的報酬同樣高呢?要是這樣,那就是違反了壹切經濟規律。我們說過,現代產業經常是用更簡單的和更低級的工作來代替複雜和較高級的工作的。
那麼,被機器從壹個產業部門排擠出去的壹大批工人如果不甘願領取更低更壞的報酬,又怎能在別的部門找到棲身之所呢?
有人說製造機器本身的工人是壹種例外。他們說,既然產業需要並使用更多的機器,機器的數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機器生產、從事機器生產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這個產業部門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練工人,甚至是受過教育的工人。
機器製造也完全和棉紗生產壹樣,日益多方面地採用機器,而在機器製造廠就業的工人,比起極完善的機器來,只能起著極不完善的機器的作用。
可是,在壹個男工被機器排擠出去以後,工廠方面也許會僱用三個童工和壹個女工!難道先前壹個男工的工資不是應該足夠養活三個孩子和壹個妻子嗎?難道先前最低工資額不是應該足夠維持工人生活和繁殖工人後代嗎?資產者愛說的這些話在這裏究竟證明了什麼呢?只證明了壹點:現在要得到維持壹個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資,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總括起來說:生產資本越增加,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就越擴大。分工和採用機器的範圍越擴大,工人之間的競爭就越劇烈,他們的工資就越減少。
加之,工人階級還從較高的社會階層中得到補充;降落到無產階級隊伍里來的有大批破產的小型企業的資本家,他們除了趕快跟工人壹起伸手乞求工作,毫無別的辦法。這樣,伸出來乞求工作的手像森林似地越來越稠密,而這些手本身則越來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型企業的資本家在這種鬥爭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這種鬥爭的首要條件之壹就是生產的規模經常擴大,也就是說要做大企業的資本家而決不能做壹個小型企業的資本家。
當然,還有壹點也是用不著進壹步說明的:資本的總量和數目越增加,資本越增長,資本的利息也就越減少;因此,小型的資本尋租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來維持生活,必須投身於產業,即擴大小產業家的隊伍,從而增加無產階級的候補人數。
最後,上述發展進程越迫使資本家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產資料,併為此而動用壹切信貸機構,產業動蕩也就越來越頻繁,在每次動蕩中,商業界只是由於埋葬壹部份財富、產品以至生產力才維持下去,也就是說,危機也就越來越頻繁了。這種危機之所以越來越頻繁和劇烈,就是因為隨著產品總量的增加,亦即隨著對擴大市場的需要的增長,市場變得日益狹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場日益減少了,因為先前發生的每壹次危機都把壹些迄今未被佔領的市場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業榨取過的市場捲入了貿易體系。但是,資本不僅在活著的時候要依靠勞動。這位尊貴而又野蠻的主人也要把他的奴隸們的屍體,即在危機中喪生的大批工人陪葬,同自己壹起葬入墳墓。由此可見:如果說資本增長得迅速,那麼工人之間的競爭就增長得更迅速無比,就是說,資本增長得越迅速,工人階級的就業手段即生活資料就相對地縮減得越厲害;因為這洋,資本家是工人的敵人,市場經濟制度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制度。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必須要審判中共 審判共產主義的叛徒
我們可以把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以改革開放的名義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劃分為以下五個部份:生產關係、生產、交換、消費、意識形態。
第壹,生產關係
1,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2,資本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
3,把勞動的客觀條件作為資本的佔有者就變成了資本家。
4,喪失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勞動者就變成了無產者。
5,資本家的活動就是用錢賺錢的活動。
6,無產者的勞動就是雇傭勞動或者異化勞動。
7,資本家和無產者始終處於對立的狀態。
8,資本家是社會的主人,無產者是社會的奴隸。
第二,生產
9,壹切生產都是資本(不是產品,也不是商品)的生產。
10,資本生產的目的是為了賺錢,或者為了價值的增值。
11,資本家的資本是無產者剩餘價值的轉化物。
12,無產者的工資不是勞動收入,而是資本家的成本。
13,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物質財富。
14,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增加了社會的貨幣(價值)財富。
15,為了生產價值財富,勞動生產力畸形發展,甚至倒退。
16,社會化生產和私人資本的佔有,導致社會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
第三,交換
17,壹切交換都是資本的交換。
18,產品作為資本的價格,在金貨幣下是由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決定的,在紙幣下,是由紙幣的數量決定的。
19,紙幣發行的越多,成本價格就越高,資本的產品的價格就越高,國民生產總值也就越高。
20,資本交換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剩餘價值。
21,壹切產品作為資本的交換,是資本家之間的事情,與勞動者毫無關係。
22,貨幣作為資本就把貨幣的五種職能作為賺錢的手段。
23,市場是資本實現剩餘價值的舞台環境。
24,工人用工資,農民用收入購買消費品,是幫助資本家實現剩餘價值。
25,資本發展科學技術是為了縮短資本的生產時間,資本發展交通、通訊、網路是為了縮短資本的流通時間。
第四,消費
26,壹切產品的消費都是商品資本的消費。
27,商品資本消費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其中的剩餘價值,不是為了消費產品。更不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8,資本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工人的工資,資本提高物價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農民及獨立手工業者的收入。所以,工人的工資和農民的收入總是趨於下降的趨勢。這就是商品資本積壓的根源。
29.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生產停滯和蕭條的原因。
30,國內商品資本的積壓是資本輸出的原因。
第五,意識形態
31,在社會化的生產中,資本利用機器的生產力,壹方面代替了大量的勞動力,另壹方面生產了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需要的消費品。從而養活了大量的不參加生產勞動的人,這些人存在於服務行業中。
32,這些找不到生產勞動工作的多餘的人,存在於城市中的服務行業,這就是消費城市不斷擴大的根源。
33,城市的不斷擴大造成了城市市民和進城打工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34,由於農業和工業的商業化,追求貨幣刺激了人們的萬惡的求金欲!人與人的關係也就變成了金錢的關係。
35,人與人的金錢的關係造成了國內的壹切人反對壹切人的戰爭,造成了國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的侵掠戰爭。
36,資本的生產、交換不僅造成了企業的破產,而且造成了城市的破產,進而也造成了國家的破產!這些破產,浪費和破壞了人類的大量的資源!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中共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敵人
中共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是對共產主義的公然背叛。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市場經濟學家們,從中國人的角度上看妳們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歷史中,犯下的十大滔天罪行!為了能夠實現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安全地生活的夢想,為了中國的社會化生產能夠保證滿足全國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的需要,為了中國的社會能夠永遠地和諧永遠不受世界資本主義的欺辱,我期望妳們勇敢地站出來進行辯論!
第壹條罪行是妳們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資本是什麼,是壹宗貨幣,這宗貨幣變成為商品,以便再變成比原先數量更多的貨幣。可見資本主義就是在商品經濟環境中用錢賺錢的活動、運動、過程。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和資本主義對立的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社會主義就是消滅資本主義!可是妳們在為黨和國家的頂層設計的市場經濟中保留了商品經濟,從而把中國的經濟設計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把中國人民投入到資本主義的火坑!
第二條罪行是妳們把中國十三億人的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分離開來,企圖讓中國的勞動人民永遠做資本家的奴隸!在三百多年前,在西方出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即第壹,勞動者把土地當作生產的自然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即他把這種條件看作是自身的無機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實驗場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領域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二,勞動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三,勞動者在生產開始以前都具有了作為生產者來生活所必需的消費品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第四,勞動者本身、活的勞動能力的體現者本身,還直接屬於生產的客觀條件的那種關係的解體。當時的商人、高利貸者,用積累起來的貨幣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產生了資本主義。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體制,就像當時的商人和高利貸者那樣,讓資本家永遠地購買勞動的客觀條件,從而把中國勞動人民永遠地定格在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分離的狀態。
第三條罪狀是妳們是中國歷史的叛徒。中國幾千年是土地公有制的亞細亞所有制形態。李約瑟證明中國沒有資本主義,中國不需要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後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運以後,利用農業的集體所有制和工業的全民所有制,在壹個佔世界人口四分之壹的國家歷經三十年實現了勞動與勞動的客觀條件的實實在在的結合。因此,無論是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的歷史,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三十年的歷史,都不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妳們在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中硬是塞進了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可見妳們就是名副其實的中國歷史的叛徒!
第四條罪行是妳們是中國的雇傭勞動的製造者。在中國幾千年的亞細亞所有制中,中國的農民生活在自然村中,都是在互相幫忙相互支持的幾千年不變的為自己生產產品的經濟。就是在那時專門為皇權官僚服務的城市中的手工業者,雇傭勞動也是壹種謀生的手段,而沒有成為壹種制度。在共產主義社會,無論是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都是為自己勞動,不存在雇傭勞動。當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了市場經濟以後,勞動者的勞動在合同制度下,就變成了專門為資本家階級的賺錢的生產的雇傭勞動者。這種雇傭勞動者不僅喪失了勞動的客觀條件,而且完全靠資本家的需要(需要時就給妳工作,不需要時就讓妳失業)生存,因此作為雇傭勞動者不是幸福而是壹種不幸!
第五條罪行是妳們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的製造者。改革開放后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是在違背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製造的。共產主義的農業生產是在人民公社的組織里,有計劃地生產,工業生產是在全民所有制企業里有計劃地組織生產。妳們為了推行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背叛人民公社的集體的農業生產改革成小塊土地的手工的商品生產,致使得農業生產倒退到幾千年的舊的生產方式。為了推行妳們的無政府狀態的生產,就把工業生產改革成獨立自主的自負盈虧的獨立的商品生產。無論是小塊土地的農業生產還是獨立的工業生產組織,必須經過市場的交換才能夠消費產品。因為市場是看不見的手在操縱,所以,妳們設計的農業生產者和獨立的工業生產者的商品生產只能是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正是這種無政府狀態的生產才導致了經濟危機!
第六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破壞者。毛澤東時代的生產是社會化的大生產。這種生產的特徵是:第壹,保證了了專業化的協作生產。 社會化大生產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為了能夠順利地進行生產,自然就要求協作。因此,專業化協作生產就是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命根子!工業生產的專業化指的是工業生產部門、企業以及企業內部的工段、車間的專業化。它是社會分工的壹個組成部分,是馬克思說的特殊分工和個別分工。它的特點是壹方面表現為從原有的工業部門和企業中不斷分離出新的獨立部門和企業的過程;這些企業和部門專門生產壹定的產品或產品的某些部分,或完成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工序、作業,它們配備有專用的機器設備,特殊的工藝過程以及相應的專業化的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另壹方面表現為分工的基礎上同類生產的集中、變小批量為大批量的生產過程。所謂同類生產集中是指具有相同生產工藝、相同設備所生產的同類產品、同類零部件、同類工藝等等的集中生產。同類生產集中,意味著生產規模的擴大,可以採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因而具有高效、優質、低耗全面多快好省的經濟效果。生產協作指的是專業部門、企業部門、企業之間,為了完成同壹產品的各個部分或同壹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在生產上建立起來的聯繫配合、協作配套關係。前邊講的是分工,後邊講的是協作。分工和協作是相互依存,互相促進的。分工是協作的基礎,協作是分工得以發展的條件,分工越細,互相依存的程度就越密切,它標志著生產社會化程度就越高,正如恩格斯說的現代工業生產本身也從壹系列的個人行為變成了壹系列的社會行動,而產品也從個人的產品變成了社會的產品。專業化協作生產是組織現代化大生產的科學組織管理形式。第二,解決了各部門之間的有計劃的協作生產。大機器工業發展以後,生產社會化,社會生產各部門分工越來越細,各部門各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繫越來越密切。壹個部門的產品是另壹個部門的燃料、動力或原材料;這個部門為那個部門提供機器設備等等。各部門的生產,不僅在品種數量上,而且在時間上都要求相互適應。為了使社會再生產能正常進行,客觀上要求國民經濟各個部門能夠經常地保持恰當的比例,從而要求計劃調節。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節整個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恩格斯說,壹旦社會佔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要取消,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說,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與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產既保證了生產內部的專業化協作生產的問題,又解決了各生產部門之間的有計劃地協作生產的問題。而妳們的罪過就是把社會化的生產分割為獨立的商品生產,從而就破壞了社會化大生產!
第七條罪行是妳們是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製造者。勞動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就是產品數量的增加,產品數量的增加就能夠滿足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的需求。從理論上說,生產關係起初是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就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共產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產品的數量,從而滿足社會的物質的需求。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不是為了增加物質產品的數量,而是為了增加價值,為了賺取更多的貨幣或者為了增加國民生產總值。因為,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與產品數量的增加成正比,而與產品中包含的價值成反比。在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中,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壹方面減少了工人的工資價值,另壹方面又不斷地增加產品的數量。當著產品賣不出去的時候就出現了產能過剩,既然產能過剩,那麼就要減少產能,減少產能就是限制發展生產力!因此,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就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並且不僅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而且造成了過剩,過剩導致了危機!
第八條罪行是妳們是社會關係混亂的製造者。所謂社會關係,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協作關係。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農民是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者,工人是工業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者。他們之間的協作關係就是共同為社會生產農副產品和工業產品,共同消費這些產品。而妳們為黨和國家設計的市場經濟,把這種相互協作共同消費產品的關係,改革成兩極分化的關係!改革成少數不勞動的人佔有社會產品,大多數勞動的人則靠殘羹剩飯養活自己的關係!正是因為妳們完全站在少數不勞動的人壹邊所以妳們就把資本家作為神來供奉,正是因為妳們不是站在廣大的勞動人民壹邊所以妳們才成為廣大勞動人民的敵人!
第九條罪行是妳們是壹切社會災難的製造者。正是因為妳們設計了為了賺錢的市場經濟,所以追求萬惡的金錢就造成了社會的壹切災難!為了追求金錢,住房、醫院、學校變成了賺錢的手段,因此廣大勞動人民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為了追求金錢,無計劃的亂砍亂挖浪費了中國有限的資源。為了追求金錢妳們肆無忌憚向外資全面開放中國的工業、農業、金融、水利、新聞、森林、草原、土地、房地產、礦業、航空、能源、通訊、鐵路、醫院,甚至軍工企業、公共供水系統等要害領域,變成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屬。為了追求金錢妳們鼓吹壹開始是「壹包就靈」,然後是「下崗分流」、「買斷工齡」、「改革代價」,然後是「壹私就靈」、「壹改制就靈」、「壹破產就靈」、「私有制壹入憲就靈」、「壹物權法就靈」、「消滅公有制」、「MBO」、「全民炒股」、「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先污染后治理」、「住房產業化」、「市場化萬能」、「腐敗有理」、「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房地產是支柱產業」、「政治改革是壹切問題的關鍵」。為了賺錢,妳們製造了了家庭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醫患的矛盾。為了賺錢妳們造成了環境的污染!為了賺錢妳們用古代的考試製度坑害了全國的青少年!
第十條罪行是妳們欺騙了中國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只是因為妳們的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為了欺騙人民鄧小平說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當然這也受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影響)。鄧小平也說過社會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所以,賺錢的市場經濟的設計應該由經濟學家們負責,應該由鄧小平負責!至於江澤民為市場經濟鳴鑼開道,也是妳們設計的市場經濟已經展開的結果!胡驚濤為市場經濟出現的問題提出科學發展觀,習近平為解決市場經濟造成的惡果提出中國人的夢想。三十年來妳們壹方面從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上,不僅欺騙中國人,欺騙歷屆的人大代表,而且欺騙中國人民,另壹方面從西方的資本主義實踐中鸚鵡學舌地把壹切資本主義的大政方針和具體的政策都設計到中國的市場經濟中來。因此,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帶來的災難,應該由妳們這些人負責。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我列舉了上述妳們的十大滔天罪行!我想還不止這些!我期望得到妳們的反駁!如果妳們不反駁,我就認為妳們已經默認!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我們不是中共 我們要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
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
大型生產手段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化創造了新的生產方式,這種新生產方式的基礎已經不是社會剩餘產品的私人佔有了。但是,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生產手段的社會化還是同必需品的私人佔有相聯繫的,這種私人佔有的形式是工資、交換、是出賣勞動力以換取貨幣工資。此外,部分社會剩餘產品還是以個人在消費上享有特權的形式被私人佔有了,而在過渡社會的官僚主義變形的制度下,這種特權的規模可能是很大的。因此,私人利益仍然是刺激個人在經濟上出力的基本因素。經濟也仍然是貨幣經濟。
從經濟的觀點看,以大型生產手段集體所有制及社會剩餘產品集體佔有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同繼續作為個人經濟活動主要動力的私人利益之間的矛盾,經常是計劃經濟中摩擦和矛盾的源泉。 [2] 但是,從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則比經濟矛盾還更重要。作為個人一切能力的充分發揮,同時也作為個人自覺地為社會服務的"勞動",是一種概念,作為"謀生"手段,作為取得生活資料,或取得能滿足個人需要的一切商品和服務的手段的"勞動",又是一種概念,這兩種"勞動"的概念,從長遠來看,是互不相容的。
只要經濟基本上仍然是貨幣經濟,只要大部分需要之能否滿足決定於各人手裡貨幣量的多少,只要在物資相對缺乏的情況下,還是按照錢包里錢的多少來決定分配東西多少,那麼,大家為了多取得些貨幣而互相鬥爭,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擔任了某些社會公職就能更容易地取得相對稀少的商品和服務,那麼,向上爬、用人唯親、貪污、對"上級"卑躬屈膝、對"下級"專制橫行,這些現象仍然會大量流行,這也是不可避免的。沒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公民的真正民主,沒有這些人對行政官員和領袖的行為進行嚴格的、自由的監督,不能合法地、不遭到有組織的集體抗拒而撤換這些行政官員和領袖,所有這一切缺點只能加劇金錢在社會生活一切方面的腐蝕作用。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的殘餘本身就意味著必然會殘存著生活中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的現象,而這種現象是貨幣經濟和商品經濟在村社自然經濟中出現時就已產生了的。如果在過渡經濟時期,能否得到生活享受是由制度規定的,而不是用錢直接買賣的,那麼,一切都可用金錢購買這種作用就變成間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這並不是說這種作用就不大了。關於這一點,蘇聯就千方百計鑽營當大學生而產生的流弊所進行的公開討論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3]
在蘇聯和別的地方,權威人士和有影響的作者都不斷地認為:首先應當"樹立新的思想",在未能消滅物質刺激、未能過渡到按需分配以前,勞動首先應當成為"個人真實感受到的一種必要"; [4] 他們這種看法真是一種"以主觀願望代替客觀現實的偏向",顛倒了本來很明顯的因果關係。事實上,在心理革命還未能完全顯露以前,新的社會主義覺悟還未能普遍提高,以代替舊的自私心理以前,首先應當用生產大量財富、提供大量服務的辦法來消滅貨幣經濟。在過渡社會時期,特別是在蘇聯,產生個人發財慾望的,不是"資本主義殘餘",而是按金錢多少來分配的日常的現實情況。想要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對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殘餘進行鬥爭",來建立"共產主義覺悟",這真正是一件永遠徒勞的工作。
個人的佔有慾,作為個人經濟活動的主要動力,還未能消滅以前,必須讓這些個人得到下列這種體驗:社會,從一個虐待子女的後母,已變為一個慷慨的、體諒人的母親,她自動地滿足全體子女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讓這些個人不知不覺地取得這種體驗,過去原始公社時期遺留下來的精神會回應這種體驗的,因為7000年來人剝削人的作用還未能完全埋葬這種精神。這種體驗的結果應當是覺悟,更好的結果應當是產生新的習慣,以便完成心理革命,以便舊的人死亡,讓位給未來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人。
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認為物資豐富是建立充分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必要條件,其意義在此,其理由也在於此。只有實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的分配方式,才能產生新的生活方式。問題不在於宣傳社會主義道德,而是要創造社會的和心理的物質條件,使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實行這種社會主義道德。
個人工資和社會工資
工資這個概念的定義是由許多特點來規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種是:以貨幣形式支付的錢(價格),換取一定量的勞動(一定時間的勞動);另一種是:嚴格地按勞動量、按確切地計算的耗費勞動力的時間而支付的錢。只要工資繼續存在,至少是作為勞動(向生產手段的個人所有者提供的勞動,或向國家、集體所有者提供的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而繼續存在,那麼這些定義,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裡一樣,在資本主義以後的社會(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也仍然是有效的。
生產手段集體所有以後,就不再有工資勞動階級了,"因為一個勞動者不能把他的勞動力出賣給自己"。這種論斷是粗暴的詭辯。集體財產是歸集體所有的財產,而不是這個集體的每個成員的財產。一個合作社的社員很可能把他個人所有的一輛車子賣給他所屬的那個合作社。同樣,一個勞動者也可以把他個人所有的勞動力賣給他所屬的集體。必須出賣勞動力才能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這證明工資勞動階級還是存在的,無論從交換形式(按一定的貨幣價格而出賣)的觀點看,還是從其內容(勞動者出售他所有的、並且他自己無法利用其使用價值的唯一商品,以便換取其他的商品;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對於他自己和他家庭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不通過交換是不能得到的)的觀點看,都一樣。
但是,早從壟斷的資本主義時期起,從工業上先進的國家出現強大的工人運動那時候起,個人工資就已經不是個人勞動報酬的唯一形式了。與個人工資同時並存的還有社會分紅或社會工資。 [5] 這就是不管個人對社會有什麼貢獻,社會保證個人能夠享受的各種福利:免費的初級教育(以後是中等教育),免費的學校午餐,免費的醫療、住院、以至藥品,公園、博物館、體育場免費享用,免費的或幾乎免費的市政設施,如路燈等。
當然,關於"免費教育"或"免費醫療"這些詞的意義要取得一致。免費只是對個人來說的;社會當然要"支付"這些福利事業的費用,就是說要把一部分資源(一部分可以使用的勞動時間)用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社會工資",就是為滿足全體公民的某些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的社會化。
這種"社會工資"預示著,至少是潛在地,未來的分配方式,即朝向滿足全體個人需要的經濟。以滿足需要為基礎的經濟是反對商品經濟的,因為它優先滿足這些需要,因為它不管個人所提供的確切計量過的等價品(交換!)而進行分配。 [6] 甚至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也不管孩子們的父母付不付稅,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不是對社會有益,不管他們是"好公民"還是常常違反普通法的罪犯,初級教育總是免費的。
但是,這種"社會工資"只是預示著按需分配方式;卻不是這種方式的確切的形象,甚至也不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裡的分配方式的確切形象(假定最富裕的國家進行這種過渡,也許是例外)。事實上,放棄的只是工資的商品貨幣形式,而其斤斤計較的可憐的內容則始終存在。
既然我們的經濟始終是物資半缺乏的經濟,於是社會服務常常總是被當作窮親戚看待的。社會服務的分配不是在豐富的情況下進行,而是按某種標準配給的,有時候甚至還帶有強制性的(教育、預防注射、等等)。教室里學生太擠;排隊看病或者診斷潦草;經常怠慢"免費的"顧客,而照顧"付錢的"顧客;所有這一切使"社會工資"這種初步形式更接近於產生這種形式的商品社會,同應當為富足開闢道路的社會主義社會,則相去較遠。 [7] 費用社會化的內容,無比地更為豐富,更為自由,更為多樣化,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才能表現出來:免費的圖書館,要實際上能提供所需的一切方面的書(而且還要座位不是嚴格限制的!);免費的博物館和公園,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到過去只有少數富有階層和知識階層才能享受的愉快。
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產生了兩種情況,這兩種情況將徹底地改變分配方式:一方面,"社會工資"應當越來越接近其"理想的"水平,即物資充裕的水平;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應當逐步地從通過交換(購買)而分配的資源類,轉到按需分配的資源類里去。
決定分配方式這種改變的條件,仍然離不開物資半缺乏社會的一些要求。在未能擺脫經濟打算這種由來已久的沈重包袱以前,社會不得不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精打細算。因此可以首先實行新分配方式的物資和服務是那些:
1.性質很相似的;
2.無論價格下降,無論收入增加,其需求仍然不變的;
3.很難用以代替其他按商品經濟交換辦法進行分配的物資或服務的。
簡而言之,社會可以首先把滿足需要的某些費用社會化,其條件是這樣的社會化不致於引起費用的大量增長。如果對某一產品的需求,並不因其價格降低或收入增加而有所變化,那麼把這一產品的生產費用社會化,對於社會就其整體來說,不會增加任何額外負擔。例如一切工業先進社會裡鹽的情況就是如此,鹽的消費量 - 在正常的時候 - 既不因鹽價而變化,也不因公民的收入而變化。 [8]
支配商品經濟消亡的經濟規律可以闡述如下:隨著社會的不斷富裕,隨著計劃經濟保證生產力巨大發展,社會就獲得必需的資源,以便把為了滿足全體公民越來越多的需要而支付的費用社會化。而且隨著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的需求量,比起價格下降和收入增加來,幾乎沒有變化,或者甚至減少了。換句話說,由於上述兩點理由,計劃經濟所取得的進步就能使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轉入按需分配的類里去!
在最富裕的國家裡,對於主食的需求 - 西方的麵包 - 比起收入的增加來,現在已經是減少了。滿足這種需要,只佔社會資源極小的一部分。比利時國民收入大約5000億法郎,而每年用於麵包的開支在80億法郎左右,即不到2%。 [9] 美國各種形式的糧食消費,1937~1941年平均每人3.77蒲式耳,1948年降到3.28蒲式耳,而1959年則降到了2.8蒲式耳。 [10] 工業先進國家許多大城市的公共交通,情況也是如此。就這些事例來說,把這些物資(麵包或大米)和服務(城市公共交通)用費用社會化的辦法來進行分配、就是說按需分配的經濟條件,現在已經完全具備了。除了這類物資和服務外,還得加上另一些物資和服務,這些物資和服務能滿足卡塞爾所說的"集體需要":教育、醫療、等等。 [11]
基本需要和附加需要 - 自由消費和定量消費
許多作者同意這種部分改變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但是,一般地說,他們又立即否認有推廣的可能性。難道隨著"舊"需要之得到滿足,新需要不在那裡不斷的產生嗎? [12] 逐步地把一切產品都轉入按需分配之類裏面去,同時又不致引起社會資源的普遍浪費,因而又不致在其他方面重新發生物資不足的現象,這可不可能呢?用來滿足衣、食、住這樣一些基本需要的產品,其花色和品種是不是無窮無盡的呢?想在這些方面消滅交換和貨幣的努力,其結果會不會是令人失望的單調和沒有選擇自由呢?
先拿需要的種類問題來說吧。稍為嚴肅的研究一下人類學和歷史,就能證明:這些需要恰恰是異常穩定的。食物、衣著、住處(由於某些氣候條件的關係,還有取暖)、防止野獸侵襲和躲避風雨、裝飾和鍛煉筋骨的願望、傳種接代,這六種基本需要似乎從猿人到真人以來還未變過,現在也仍然占消費開支的絕大部分。 [13]
加上醫藥衛生方面的需要(不過是表現了某種自覺程度的保護自己的本能而已)和消遣的需要(不過是擴大了裝飾、鍛煉筋骨、求知等和人類同樣古老的需要而已),少數基本需要幾乎就佔了甚至是最富裕國家的全部消費開支;這少數基本需要,與其說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毋寧說是人類學上的特點。
既然這些需要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基本上是不變的,既然連過去最富有的有產階級也沒有在消費開支上超出這種異常狹窄的需要範圍,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達到物資豐富、個人覺悟和社會覺悟都比過去成熟得多、這會在需要方面引起極大的變化。"效率遞減"規律,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在需要的強度問題上那樣適用。 [14] 因此第一種反對論點就不能成立了。
其次讓我們來研究一下,滿足這些基本需要的手段,是否象表面上那樣種類無窮。首先,滿足這些需要的產品都有一個量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根據現代有產階級的情況,歷史已經做了答覆。19世紀初葉,狼吞虎咽地大吃烤牛肉和紅葡萄酒的英國大地主,或者是每餐吃20道菜的"黃金時代"的大資產階級,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瀟洒的、愛好運動的、經常注意自己體重的現代富有資本家,這兩者之間的變化是無可辯駁的。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消費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合理;健康方面的考慮超過了盲目享受或炫耀財富的考慮。這種變化並不完全由於道德進步,而更多的是由於個人保養身體的需要,甚至由於個人利益的需要。
衣著問題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婦女,大量消耗衣服並無害於健康,所以浪費的可能性(新衣服只穿一兩次)要比食品大得多。但是,儘管健康的因素不能起抑制作用,舒適和愛好的因素卻起了作用。沒有了丫環小廝,老換衣服,甚至連衣服太多,都是不太方便的。事實上,除了"暴發戶"還在這個問題上做得過分以外,許多社會學家指出:英國美國最富裕的家庭里,趨勢正好相反,更喜歡穿的是舊的、但舒適的衣服,或只是愛好穿的衣服,而不喜歡穿嶄新的衣服,也不喜歡經常換新衣服。 [15] 另一些社會學家甚至說這真是衣著上起了風格變化,他們認為這種變化的特點是:"首先,衣著總是逐漸趨向一致,收入少的人所穿的衣服,從樣式上和料子上,都接近收入高的人所穿的衣服;其次,衣服上的裝飾部分越來越少,這反映了向更樸素發展的趨勢。最後,近來還'著重'在衣服要有青年氣概。" [16]
住房和傢具方面的情況也是如此。如果僕役和女傭都沒有了 - 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社會裡,由於平均的工資水平,由於社會的不同意,雇傭僕役和女傭的情況是一定要消滅的! - 那麼住房所需(和所能得到)的房間數也就有限了。這種限制也正是個人舒適所規定的。現在,除了一小撮百萬富翁外,大多數資產階級都喜歡很舒適的公寓,而不喜歡19世紀式的宮殿。從前,房間里堆滿了傢具和小擺設,現在由於愛好和舒適的條件有了變化,傢具的配備趨於雅潔,而且注意實用,因此傢具的數量也就很有限了。現在的趨向是甚至有意限制小擺設的數量。 [17]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後階段里,儘管有顯著的社會不平等,儘管有產階級可以無限制地浪費,但是上述這些趨向還是產生了。所以,設想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或就在社會主義社會裡,會產生相反的趨向,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恰恰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合理消費將越來越發展,而減少的是那些純屬異想天開的消費,是那些為了炫耀而產生的消費,是那些由於不知分寸、不識美醜而產生的消費;這些形式的消費,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與其說是"消費者天生就喜歡的",毋寧說是由一般社會風尚及廣告宣傳所造成的。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的是?品的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產品的數量問題雖然不存在了,但剩下花色和質量問題可能仍會使需求不因價格和收入而變化的時期遲遲不能來到。目前花色問題和質量問題主要是由時式、由社會等級及技術進步("新產品")來決定的;而肯定不是以個人的一時所好為轉移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花色和質量也是社會現象,即使不是有意識規定的,那也是由社會所引導的。
時式是一種典型的社會現象,推動力來自生產者(創造者),而不是來自消費者。推行時式的是幾個巴黎的名裁縫,而不是"公眾"。對於極大多數的消費者來說,現在的情況已經是花色品種少得驚人,而不是無窮無盡。在一定的時期里,沒有許許多多花色"同時並存";而是只有幾種花色。哪怕是高級的、個人定做的手工裁縫,今天也沒有"上千種"不同的樣式,樣式的數量要比人們所想象的少。而且,除了這種專門為某些有錢人定做的手工裁縫的樣式而外,還有少數樣式是大批生產出來賣給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經濟不但不會減少現有的花色品種,大概還能使之更加多樣化,以便能過渡到按需分配。為此,社會主義經濟將根據多數人的要求,根據身體上的經常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廣告"的教育作用、根據民意測驗、根據公開徵求意見、以及根據其他能幫助真正從消費者的愛好和願望出發的辦法,來確定生產些什麼花色品種。因此,奧斯卡爾·蘭格和迪金遜想要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為貴重產品保持商品經濟的主張,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18]
至於新產品,新產品的大批生產和"投入"市場,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在消費者間進行分配,現在就已經是由生產企業來確定、而不是由消費者的一時所好來確定的。因此,這簡直是很"有計劃的" - 不過,是由一小撮資本主義企業,純粹根據私利的標準,而不是根據集體及組成集體的個人的客觀需要和合理需要而計劃的。消費者連有沒有某種產品都不知道,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生產者好像偶然似地把新產品投入市場以前,對這種產品的需要連一點跡象都沒有,怎麼說得上有"迫切需要"呢? [19]
社會主義社會當然不會把這種計劃權放棄給生產和"上市"的"主宰們"。它將防止重複和顯著的浪費。但是它將通過民意測驗、直接徵求意見及群眾集會等一切辦法,比現在更多地考慮消費者的真正願望。在這一方面,它也將比目前的情況更擴大選擇的範圍。而且由於確定耐用消費品的需要量是比較容易和精確得多,也由於浪費現象容易發現,因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要確定產品的必要貯存量,以便使需求不致隨價格和收入而變動,也是較為容易的。
當然,某種程度的把握不準還是可能存在的。某些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同個人使用精良的機器從事家務勞動之間的矛盾,即使不是永遠存在,也可能會長期存在。即使有廣泛的和很方便的食堂網和洗衣房網免費為全體公民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洗衣機和洗碗碟機仍然會很受歡迎的。社會主義社會決不能命令其成員非得要利用集體服務,並且拒絕提供必要的手段,在個人基礎上自己解決這些服務問題。由於社會主義社會要滿足人們的一切合理需要,所以它會重視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這種定期過獨處生活的需要是同人的集群性質辯證地、經常地聯繫在一起的。同樣,把私人汽車作為城市交通工具儘管顯然不合理,但仍不失為短距離和中距離休假旅行最靈活的交通工具。而且,即使飛機、火車、公共汽車旅行都免費了,人們仍然願意有一輛私人汽車,以便能夠按照自己的路線旅行,以便能在火車和公共汽車不停的地方停下來,或者乾脆就是為了獨自走動一番。社會主義社會是會尊重這些願望的,而且,非但不把這些願望作為"小資產階級的殘餘"來加以譴責,還將努力去滿足這些需要;這些需要的合理性質是任何誠意的人都能看得到的。
因此,逐步推廣新的分配方式,即按需分配,並沒有什麼重大的障礙。按需分配已經不必確切地計算等價的勞動量了。恰好相反,目前的發展情況,儘管受到以金錢、剝削、不平等、損人利已為主的社會環境的不良影響,但仍然已經清楚地勾劃出了未來消費情況的大概輪廓。豐盛而自由的消費,將不會無止境地向浪費和不合理的一時所好發展,而是將越來越具有合理消費的形式。要求身體健康,神經安寧和心情舒暢將越來越成為人類一切行為的主要動機。這方面的要求必將成為人們在基本要求滿足以後的主要追求。要達到這種結論,並不必把人"理想化"。正如現代資產階級飲食方面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人類最明顯的物質利益的。
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
當"社會工資"還只涉及總消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時,它在心理上的、社會上的深刻的意義還是有限的,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明顯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對一切接觸到的東西都起腐蝕作用,就連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慢慢生長的未來社會的萌芽也難免:
"霍林海德發現,即使是金錢不起作用的醫院看病"問題,也是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越高,他就越有機會由最好的醫生診治,受到更好的照顧。"一般說來,等級低的病人總是交給實習醫生診治的,中等病人交給住院醫師,而那些名醫則只看高等病人。人們發現,用於治療一個二等病人的錢,比用於一個五等病人的錢多八倍。高等病人有權享受個別的心理治療,而其他的病人則只能電療和服藥。"
霍林海德把他的意見告訴醫院領導人後,這些領導人呆住了。當然這種歧視不是有意的。精神病院里也有類似的情況,不管病人家庭的經濟條件如何,三等精神分裂症病人比同時進院的四等或五等病人更有機會享受心理療法。一個四等或五等病人可能享受一套或兩套電療和藥物的療程;如果不見效,病人就只能聽天由命,在個人孤獨的處境中,日益沈淪下去。 [20]
但是,如果"社會工資"擴及個人消費的大部分時, [21] 其經濟、社會和心理上的意義就突然顯著了。在這以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總是意味著商品貨幣經濟的擴張,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也不例外。 [22] 可是到了這時候,經濟發展和生活提高卻意味著計量交換和貨幣作用日益顯著地縮小。
首先是由於明顯的經濟上的原因。越來越多的需要既然無須消費者支出貨幣就能得到滿足,那麼與貨幣開支有關的經濟生活的範圍自然就日益縮小了。如果貨幣收入日益增長,而要用貨幣購買的商品和服務卻日益減少,那麼就會造成無益的緊張。這麼一來,或則這一部門的價格就要急劇上漲,或則就要人為地去推動不斷創造"新"產品,人為地去製造"新需要",或則還得用稅收的辦法,把貨幣收入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回收起來。貨幣流通就會越來越顯得無意義和沒有用處。實際上,生產者領的"工資"越來越高,但其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事前就被扣住了,其餘的部分則用於更偶然的、更次要的開支。因此,由於基本需要和正常需要都已滿足了,金錢在主要經濟周轉中的地位總是更加縮小,而退居到經濟生活的邊緣(虛榮性的開支、遊戲、奢侈性開支,對於這類開支,社會主義社會將從道義上加以取締或者用懲處性的課稅來施加壓力)。
今後最合邏輯的解決辦法,不是增加,而是減少個人貨幣工資和待遇的數額,並隨著按需分配這種新方式的推廣和普及,減少貨幣流通。"個人工資"逐漸變成一小筆補助性的獎金,以便分配最後一些"稀少的"物資和服務,社會不平等時期遺留下來的"身分"的最後一些殘餘。只要越來越多的物資和服務都達到十分充裕的程度,個人工資就逐漸喪失保衛消費者選擇自由的作用。"選擇"的範圍只限於到這個分配站去,還是到那個分配站去,採取這種還是那種消費形式,而不是用這種開支去代替那種開支。商品經濟、貨幣經濟、物資半匱乏的經濟,就要開始衰亡了。
必然引起商品生?衰亡的,不僅僅是新的分配方式。自動化在生產範圍內也引起同樣的邏輯必然性。確實,生產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同時必然要在生產過程中越來越快地消滅直接的人力勞動,甚至分配過程中也是這樣(自動化的發電站、遠距離操縱的貨物列車、"自動服務"的分配點、機械化自動化的辦公室工作、等等)。但是,從生產中取消人力勞動,也就是從成本中取消工資! [23] 因此,構成成本的就逐漸只限於企業和企業之間買賣的"價錢"(購買原料及固定設備的折舊)。這些企業一旦社會化了,需要計算的,很少是真正的錢,更多的是計算單位(即"理想中的貨幣")。
由於服務事業在較長時期內還是非自動化的,貨幣經濟還可以在服務事業同服務職業之間的交換中、服務事業同消費者的交換中及國營企業間服務事業的交換中找到藏身之處。但是,隨著大型服務事業也自動化(如同:公用事業、飲料及標準化日用品的自動售貨機、洗衣房、等等),貨幣經濟就會逐漸只限於為"個人服務"的事業,而其中最重要的(醫藥和教育)將由於社會上需要迫切而首先徹底取消貨幣關係。總而言之,自動化將使貨幣經濟只存在於社會生活的邊緣:女佣人、僕從、遊戲、賣淫、等。但是社會主義社會保證每個公民都有很高的生活水平,都很安全,並且保證使"勞動"普遍地、逐漸地變為腦力勞動,變為創造性的勞動,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社會裡,誰還願意去于僕從、賣淫等工作呢?因此社會主義自動化將使商品經濟成為荒誕可笑而終於衰亡。
在分配範圍內開始的這種衰亡漸漸地向生產範圍發展。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計劃化和大型生產手段社會化就已經意味著在生產手段的流通中,用賬面貨幣去代替信用貨幣日益普遍。 [24] 只有購買勞動力和從非國有的部門購買原料還需要信用貨幣。但是,如果隨著生活水平提高而來的是降低、而不是增加個人工資,那麼企業的周轉金也就開始衰亡了。由於"農業的工業化",隨著農業和分配中先是私營企業,然後是合作企業的衰亡,生產企業和這些部門之間的關係也隨之而衰亡。因此,貨幣逐漸地從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關係中、從企業和原料供應者之間的關係中,先後撤退出來。貨幣的衰亡普遍了。只剩下"計算單位",以便在企業管理中、在經濟(就其整體來說)管理中,實行以勞動時數為計算基礎的經濟制度。
經濟革命和心理革命
我們還只研究了新分配方式在經濟上的影響,就是說其結果是商品經濟和貨幣的衰亡。現在要研究一下新分配方式在社會上、心理上的影響,即完全改變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幾千年來階級矛盾和人剝削人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免費分配麵包、牛奶和一切主食,將會引起史無前例的心理革命。 [25] 所有的人今後都保證能得到他自己的及其子女的生活資料,就因為他是人類社會的成員。自從地球上出現人類以來,物質生活不穩定和無保障狀態,第一次消失了,恐懼和絕望的心情也隨之消失了。無保障狀態曾使一切個人,其中還間接地包括屬於統治階級的個人在內,產生這種恐懼和絕望。 [26]
自從資本主義社會建立以來,而且在某種程度上,自從商品經濟發展以來,自私自利和個人發財願望的根子,就在於對未來的這種無保障狀態,就在於不得不為了在激烈的相互鬥爭中求得生存而"確保自己"作為經濟活動動機的自私自利,其衰亡的物質條件和道義條件消失了(原文如此 - 譯者)。當然,消費資料個人所有制大概會空前發達。但是,由於物資豐富,而且又可以自由取得這些物資,人們熱衷於佔有的心情,也會衰亡的。為"新的人",社會主義的人創造基礎的,正是人對於這種新的生活條件的適應性。對於這些新人來說,團結合作將會同現在損人利己的那種努力,一樣地"自然"。人類博愛不再是虔誠的願望或虛偽的口頭禪,而成了日常的自然的現實。一切社會關係將日益以博愛為基礎。
這樣的發展是不是"違反人類本性"的呢?這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對無階級社會前景的最後一個論點。經常提出這一論點的人根本不了解人類的本性,他們懷著粗暴的偏見和先入之見,把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中產生的風俗習慣,同人類的所謂"一成不變的"生理上和人類學上的特點混為一談。還有一些人也引用這種論點,不惜任何代價地力圖為他們對於人的觀點辯解,他們的觀點是建立在人性本惡、而且在世間無法"改造"這樣思想上的。
然而人類學的出發點是這樣的思想:人之本性,恰恰正是其適應能力,通過訓練而創造第二本性的能力;正如阿諾爾·蓋倫教授所說,人只有通過訓練才能生存。 [27]
適應和學習幾乎有無限的可能性,這是人類學上的根本特徵。 [28] 人的"本性"使人能夠不斷地超過純粹的生理因素,不斷地超過他本身的力量。
而且,人類互相競爭互相鬥爭的傾向,打擊別人確保自己的傾向,並不是天生的。這種傾向也是"習慣"的產物,是社會遺留下來而不是生理上遺傳的產物,是特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競爭這種傾向不是"天生的",而是從社會上承受過來的, [29] 同樣,只要社會環境徹底改變了,團結、合作是能夠有計劃地辦到的,是可以作為基本社會遺傳而世代相傳的。
況且,合作、團結、博愛這種性情,比之競爭、鬥爭、壓迫別人這種傾向,更符合特定的生理需要,更符合人類學上的基本特點。人是集群動物,不僅在社會經濟意義上如此,而且在生物意義上也如此。所有高等哺乳動物中,人出生時最弱、最沒有保護、最不能自衛。人類生物學認為人是早產的胚胎,從而具有一種生理組織,能夠更長久地學習,並有幾乎無限的適應能力 - 這是有賴於作為母體外胚胎而生存一年的過程中的積極性和社會化。這裏,系統發生學證實了胎生學,因為現在胎生學界已普遍同意人類起源時期就有同樣的積極性(有意識訓練的產生)和社會化。 [30]
許多調查證明:兒童發展的速度及和諧性是直接以他同大人(母親!)和同年齡兒童建立社會關係的多少和密切程度為轉移的。上述觀點對於學習語言 - 思想發展的主要交流手段 - 來說,固然顯而易見,可是,從一般生理觀點來說,這一觀點就更加突出,而且同樣正確。經常不斷的身體上的接觸,是嬰兒正常發育的關鍵性因素之一。缺乏這種接觸,可能引起許多疾病。在美國的兩個機構里進行了一次調查,兩個機構的物質條件(食物)和衛生條件都一樣;但是,一個機構里,每個嬰兒都由其母親經常照看,另一個機構里,一個工作繁重的護士照看8~12個嬰孩。調查結果令人吃驚。調查開始時,第二個機構里的平均"發展指數"比第一個機構高24點。一年後,第二個機構里的平均數從124降到72,而在第一個機構里卻從101.5升到了105。兩年後,託兒所(第二個機構)的平均數降到了40,而第一個機構里卻仍然維持在100以上。五年後,第一個機構里沒有一個兒童死亡,而託兒所里則有37%的兒童死亡。 [31]
把生活在氣氛和制度都鼓勵合作和團結的社會裡的兒童,同我們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兒童,比一比他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心理上的狀況,那也是很有教育意義的。詹姆斯·克拉克·莫洛納博士關於沖繩島兒童的研究,勞拉·湯姆遜和阿利斯·約瑟夫關於豪比兒童的研究,以及多羅塞·雷登和克萊德·克盧克洪關於納瓦霍兒童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32] 美國偉人的人類學家阿斯列·蒙塔古把他對於"人類本性"的分析歸納如下:
人身機能是這樣組織起來的,歸根結底,它只要求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只要一句話就能加以說明,那便是:保障 - 在別人對自己的情誼和自己對別人的情誼中得到保障……人要能夠在社會範圍內滿意地進行活動,最基本的社會需要必須恰當地予以心情上的滿足,以便使每個人都得到保障,而且保證(其人格的)平衡。 [33]
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滿足這種需要。因為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把經濟生活和日常生活組織得同人們對於保障和情誼的需要不致於經常發生衝突,而恰恰相反,經常而自然地滿足這種需要。
有這樣一種思想:"侵略本能"或"破壞本能"控制著所有的人 - 更不用說所有的動物;現代生物學完全不能證實這種思想。心理學也越來越反對這種思想。[34] 勞列塔·邦德證明了:兒童的敵意和侵略意識遠不是"天生的",只是由於某些缺點而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缺點終究是產生於兒童同他發育時期周圍環境的關係。 [35] 蘇桑·依沙克斯發現:"在一群兒童中,平等是所有這些矛盾的願望和恐懼最起碼的增殖因素"。皮阿惹指出:兒童指責顯著的不平等為不正當,這是自發的反應。 [36] 比格列豪爾研究了關於這個問題極豐富、多樣、而又矛盾的一切實驗材料以後,得出結論說:人的"佔有本能"並不是天生的,至多兒童有抓東西的自然傾向,這種傾向,由於社會環境和教育,可能走上、也可能不走上佔有的道路。 [37] 這類材料是舉不勝舉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沒有理由懷疑,在物資豐盛的氣氛中實行按需要的分配方式,結果會使社會環境和日常的社會現實生活發生徹底的改變,而這種改變將很快產生合作和團結的習慣,將消滅作為人類關係基本特徵的競爭和衝突。 [38]
而且,還要指出,即使在動物界,通過條件反射,徹底改變環境也可以完全消滅所謂"不變的""侵略傾向"。經驗證明,使貓和鼠和平合作是有可能的,只要儘早開始訓練,只要這兩種動物只有合作才能取得食物。 [39] 在各類脊椎動物 - 包括魚類 - 身上所做的同樣試驗,也都是成功的(主要參閱朗格羅瓦博士用鱸魚所做的試驗,這些所謂吞吃同類的鱸魚是可以經過"訓練"而不再吞吃同類的)。而阿斯列·蒙塔古教授得出結論說:
只要周圍環境稍有改變,就可以使動物吞吃同類(錯誤地被認為是本能)的行為變為基於合作的合群行為。 [40]
老鼠和貓都有這種適應能力和養成新習慣的能力,誰敢說人反而沒有?
但是,這樣的適應,這樣的"合作習慣",會不會使人類衰退呢?許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擔心這一點。他們說,這樣大家都差不多了,成了一片灰色,精神上肉體上的特質也就喪失了,因為這種特質只有在競爭和緊張的氣氛中才能發展。阿列克斯·加萊博士寫了一本暢銷書討論這個問題,然而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里,都反映出邏輯上的貧困和厭世的、非人道的偏見。 [41]
事實上,這種擔心是由於把個人主義和個性發展加以混淆而產生的。個人主義是同別的個人進行鬥爭以追求物質成就的這種實踐活動的總和。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個性的和諧發展並不一定要同別人進行鬥爭,正好象物資豐富並不一定要鄰居沒飯吃。
自古以來就認為"剛強的性格"只能經過戰爭或從軍才能發展。在核武器時代里,誰還敢為這種論點進行辯護呢?體育活動、汽車駕駛、航空飛行、爬山、洞窟探險、以及將來宇宙探險和到別的星球旅行,在這些方面,不是比古代戰場上能千百倍更自由地、更廣泛地發展剛強和勇敢的性格嗎?上述這些活動,凡是願意參加的人,都可以參加,而不是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參加,進行上述活動不再意味著多數人壓迫少數人,甚至殺害對手,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同時進行;豈不是同古代戰場有很大的不同嗎?
事實上,由於社會劃分為階級,才使人類令人束手無策地都淪于貧困。資本主義社會,因大量生產而使這種趨向引起最壞的後果。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使千百萬的人遭到同樣暗淡的命運,因為拿同樣的工資而只能有同樣狹窄的前途,穿同樣是成批生產的衣服,看同樣聳人聽聞的報紙,在同樣的運動場上、或在同樣的電視節目前消遣。 [42]
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商品生產和開創物資豐盛的時代以後,一定會使人類個性大大發展。目前泯沒在渾沌群氓中的億萬個個人,他們的個性一定要蘇醒、發展,而且在迄今還無人過問的、想象不到的無數方面洋溢奔放。人類的才力,一旦從搶飯吃的苦役中解放出來,就會投入藝術和科學,投入教育和身心雙方的醫學。個人同個人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將變為追求美、追求真理而進行競賽。人的悍氣一定會變成崇高的創造力。
奇怪的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似乎是充分發展人和人之間的差別,他們的願望和能力上的差別,個性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不再意味著經濟力量的差別,也不會因而產生權利不平等或物質方面的特權。這種差別只能在經濟平等和社會地位平等的氣氛中發展。
階級和國家的衰亡
但是,商品貨幣經濟的衰亡只不過是消滅社會不平等、消滅階級和國家的槓桿之一而已。另一槓桿是大大地擴展並創造性地把業餘時間價值化。
社會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一向享有閑暇的特權。統治階級或統治階層,擺脫了不得不生產生活資料的負擔,擺脫了勞累的,機械勞動的負擔,就能夠或多或少地致力於積累知識,致力於管理經濟和管理社會事務。空閑時間多了就能使越來越多的公民掌握並執行這些管理的職務。對於國家逐步消亡來說,這是技術上的解決辦法。
大約100年以來,正如卡爾·馬克思在實行10小時工作日時就己指出的那樣,縮短勞動時間是創造文明的重要因素。 [43] 現代資產階級民主中,凡是稍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以縮短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然而這是一個矛盾的現象。縮短勞動時間的好處大部分都被下列情況抵消掉了:從事生產勞動的年代延長了,從住處到勞動地點的往返路程更遠了,起初是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以後辦公室工作人員的勞動強度也提高了,以及連業餘時間也都商業化了。
此外,從12小時或10小時工作日過渡到八小時工作日,基本上這是一大進步。1920年前後,八小時工作日就已經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工業中普遍推廣了。從那時候以來,工人的勞動日時間只有很少的縮短,只有幾個國家裡才有每周40小時工作制,而且同時並存的還有每周五天工作制,每周工作五天共45小時、44小時或42小時的制度,而且這樣一來,一天工作的時間反而延長了。
如果要把現代工人在體力上、精神上和神經上的疲勞程度同50年前的工人相比,那麼必須考慮到1918年以來大大提高了的勞動強度,考慮到在使用越來越貴的、(常常也是)越來越危險的設備時所引起的神經緊張,考慮到上工路上往往比工作還更緊張的情況,而如果用機動車輛代步,那就尤其緊張;還必須考慮到空氣污濁和住房不夠安靜。根據醫生們的許多證明,可以得出結論說:儘管有空閑的周末及兩周或三周休假,工人的疲勞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
對在各地度假的漢堡工人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得出的結論是:只有在休假的第四周,才是顯著的、穩定的休息(恢復體力)。這之前,環境的變化和原來的疲勞都會引起反應(其中有些反應是事後才會出現),這些反應使真正恢復體力成為不可能。從事這種研究工作的醫生,要從第四周起,才能觀察到下列各方面的"正常化"現象:呼吸次數,脈搏,通過心髒的血量,動脈收縮,直立時血液循環的調整,休息時和工作時的血壓,以及體重(如果體重過高,就要減輕;如果體重太輕,就要增加)。 [44]
因此,大部分"業餘時間"並不是真正的"閑暇時間",而是"在體力上、神經上消除疲勞的時間"。德國醫生區別"消除疲勞"(Entmudung),"消除緊張"(Entspannung)和真正的"休息和獲取新力量"(Erholung)。休假的作用大部分被抵消掉了,因為工人休假的時候,正是他身體疲勞得無法真正散心的時候。
閑暇時間的商業化也是適應這種情況而產生的。它的根據是:現代無產者,正常地一天勞動以後,無論腦力上或體力上,都已無法再使勁了。但是借口讓無產者"散散心",或"娛樂"一下,實際上或則是使他們的批判能力萎縮,或則經常是不健康的刺激,終於使他們人格敗壞,並部分地破壞了他們的個性。所有一切對"閑暇文明"的指責都是隔靴搔癢:空閑時間之所以沒有很好利用,其根本原因在於勞動和社會的性質敗壞了。 [45]
因此,要達到社會主義的主要目的,即生產者和全體公民的自我管理,必須進一步徹底減少勞動時間。考慮到目前生產工作的緊張程度,要使生產者確實能夠"習以為常地"經常關心企業和國家的管理工作,看來至少要實行半天勞動制,即按照每周勞動五天或六天而定為每周勞動20或24小時。這一目標,根據目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裡,平均每年5%),如果經濟計劃得合理,能擺脫一切軍事負擔或寄生性的負擔,而且有意識地向節約人力勞動這一主要目的勢力,那就大概能在20世紀結束之前達到。即使在美國資本主義的情況下,每周勞動時數也從1850年的70小時,躍到1900年的60小時,1940年44小時,1950年40小時,1960年37.5小時,即半個世紀內減少了約40%,或者說每10年減少四小時不到一點。 [46] 按照同樣的速度,社會主義社會裡到1990~2000年左右就能達到每周勞動24小時。美國經濟學家喬治·索爾也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內得出同樣的結論 - 然而他沒有看到因此而引起的一切矛盾。 [47]
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更快地縮短勞動日時間大概是可能的,但是會碰到兩種障礙:首先是就學時間延長(從中等教育到普及義務高等教育),其次是退休年齡降低。這就意味著:減少一生的勞動時間比縮短勞動日更為合理 - 但是生產生涯還是從16歲起到65歲止,幾乎是半個世紀。
徹底縮短勞動日時間后,閑暇問題在整個社會問題中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當然,"閑暇的價值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同滿足人類需要的費用社會化問題和新的分配方式密切聯繫著的。用統一的電視節目、大批生產的影片、或印行幾百萬份的報紙去滿足2000萬勞動人民的需要,比之用高水準的戲劇演出、多種多樣的書籍、換言之,用創造文化的手段而不用消費文化的手段,自然要"便宜"得多。讓100萬電影愛好者拍電影,比攝製一部影片供100萬觀眾觀看,花的錢要多得多。加爾布雷思認為社會繁榮時期青少年犯罪增加的原因是私人用於商業性娛樂的消費太多,而國家在這方面的開支卻很不夠。 [48] 但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隨著社會財富的普遍發展,閑暇的價值化就越來越使人民從被動的物件變為各種文化活動(運動、藝術、科學、文學、技術、教育、探險、等等)的有意識的參加者。勞動群眾目前用於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領導工作的時間,除開工人組織的幹部以外,只佔其閑暇時間的極小一部分,將來,用於這些活動的時間占其"業餘時間"的比重,將越來越大。參加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領導工作也將變成積極的、有創造性的,而不再是消極的了(由於責任感,由於對別人應承擔的義務,或由於常常是很微薄的一點個人利益,而不得不"參加會議")。
有人常常提出反對意見,說是勞動者"並不願意管理企業"。 [49] 一般說來,這種意見或則是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工人參加管理"而言的,或則是就東歐國家的某些"邊緣"嘗試而言的;也就是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企業的勞動者深深地感覺到,真正的決定權不在企業里而在別的地方,而且,就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來說,勞動力的疲乏和為人作嫁狀態,並未減輕。工人不願意把他們寶貴的休息時間消耗于參加會議,而這種會議又不能決定任何有關其命運的事情,對於這種情況,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了。但是,南斯拉夫企業自治的經驗,給企業人員的感覺是管理工作確實 - 而且積極地 - 影響其生活水平,因而越來越多的勞動群眾積極地參加工人委員會的工作。目前掌握在工人委員會手裡的企業資金,約佔1/3左右。 [50]
自動化對於工人參加企業管理是有很大幫助的。自動化的必然結果是消滅生產過程中的體力勞動,甚至消滅專業工人的體力勞動。自動化使生產前和生產後所需的勞動力增加(研究和設計工作,行政管理和分配),但是,如果自動化是在社會化的、或已經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下進行的,那麼,它就取消簡單勞動,而只是要求越來越專業的勞動,越來越"腦力的"勞動。因此它就像是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偉大力量,使得只有腦力勞動繼續存在。
農業的工業化 - 目前在美國已經是很先進了,西歐也正在發展中 - 是與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同時而來的最後一種經濟發展的趨勢,它使從事"田間勞動和農場勞動"的"農村居民"減少到極少數,而仍然留在農村裡的人也日益變成農學家、畜牧專家、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農業機械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大城市將分散成為類似的、自給自足的"衛星城市","城鄉"差別,甚至連外表也會消失掉,並將建立綠化區、耕作區、居民、文娛和社會活動區以及工業生產區等完整的中心。 [51]
這些區域的規模徹底縮小以後,就能逐漸消滅代行權力,但在階級消亡和國家消亡的最初階段,代行權力仍然是普遍的。城市規模徹底縮小以後,生產者和消費者自由結合的公社實行自治,就可以代替公民通過特設的社會機構而實行的自治。在這種自由結合的公社裡,所有的人都可以輪流擔任公職,"領導人"和"被領導者"之間的區別就會消失,全世界終將成為這類公社的一個大聯合。
這是烏托邦嗎?主要的是應該看到這種可能性全都來自生產率的提高,同時有一種經濟制度保證高生產率充分發揮效用。這種經濟制度的基礎,一方面是使生產資料社會化並且創造豐富的物資和服務,另一方面是以從人類生活中消滅金錢和個人發財致富慾望的分配方式去代替商品經濟。
經濟增長不是永久的目標
非貨幣經濟制度下的投資問題,還從來沒有考慮過。但是只要經濟情況真正達到物資豐富的程度,那麼解決這個問題是毫無困難的。仍然在第一部類(生產生產資料的)企業里工作的生產者,雖然他們的勞動不是直接地、而只是間接地增加公民們掌握的大量財富,但也同第二部類(生產消費資料的)企業里工作的生產者完全一樣,有權從社會總財富中提取物資。他們勞動的產品,不是在"市場"上"出售",而是用於更新機器、原料、輔助產品等的貯存,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的日常生產是必須要有這種貯存的。
除了這種總投資和簡單再生產以外, [52] 有沒有"凈"投資呢?有沒有社會主義類型的、而不是貨幣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呢?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會不會繼續無止境地增長呢?只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答案真正是根據自由選擇,而不是根據某一"經濟必然性"而定的。在資本上義制度下,甚至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里,"凈投資的限界效用"和"增加閑暇的限界效用"之間,說什麼可以有所"選擇",那是完全荒謬的。生產者的日常消費,即使有所提高,也總是不能滿足需要的。一天的勞動時間,即使是在縮短,也只是由於體力上、神經上的疲勞程度而有所限制,因為超過這種程度,勞動效率就要直線下降。
反之,在社會上義社會裡,公民有了豐富的物資和服務,才破天荒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在多一點財富還是多一點閑暇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種選擇再不象從前那樣為了滿足迫切的需要而受經濟必然性的支配,所以這種選擇才是真正的選擇。經濟上剩下來的要求,只不過是機器設備的更新(凈投資、折舊)以及保證社會產品能同人口一樣快的增長。但由於社會主義的人類社會裡,同實行計劃經濟一樣,人口增長也將是有計劃的,所以人民就完全有了選擇的自由。
無論如何,經濟增長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社會的需要,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以便最合理地發展人類的一切才能。而且,最合適的消費一點也不意味著消費要無限制地增長;滿足人類需要也並不意味著生產力要繼續不斷地無限制發展。如果社會上已經有了大量的自動化機器,足以滿足社會的一切需要,如果社會上已經儲備了相當數量的萬能車床,以應付不時之需,那麼,"經濟增長"大概就會緩慢下來,甚至一個時候會停頓下來。 [53] 這樣人就可以完全擺脫物質上的、經濟上的顧慮了。政治經濟學就要過時了,因為再沒有什麼經濟打算了。"效益率"的問題,或者是"節約勞動時間"的問題,已經不是財富的準則了,取而代之的唯一準則,是閑暇,是最合適地利用閑暇。馬克思曾經天才地預言說:
現有財富的基礎是侵佔別人的勞動時間,但是同大工業本身所創造的財富的新基礎比較起來,那就顯得是微不足道的基礎了。直接形式的勞動一旦不再是財富的主要源泉,那麼,勞動時間就不再是、也不應當再是衡量財富的尺度了,從而也就不再是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衡量使用價值的尺度〕了。群眾的剩餘勞動不再是發展總財富的條件了,同樣,少數人的閑暇也不再是人類思維〔腦力〕能力發展的條件了。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就此垮台,而物質生產的過程也就沒有那種卑鄙和矛盾的形式了。〔生產的目的,變成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不是縮短必要勞動時間以便產生剩餘勞動。所以,問題在於盡量縮短全社會的必要勞動,這樣,依靠因此而產生的閑暇和辦法,個人在藝術上、科學上的培養,才有可能……
……如果工人群眾自己佔有他們自己的剩餘勞動 - 如果空閑時間因此而不再具有矛盾性 - 那麼,一方面,必要勞動時間將根據社會個人的需要而縮短〔衡量〕,另一方面,社會生產力將迅速發展增長,迅速得儘管生產發展的方向要求發揮每個人的力量,而每個人的閑暇時間仍然增加。因為真正的財富是在於發展每個人的生產力。於是計算財富的本位就不再是勞動時間,而是閑暇了。 [54]
或者更確切些說:財富的準則變成了人們合理地、創造性地利用空閑時間,以便使自己平衡地發展成為全面的人才。
被迫勞動和自由勞動
我們所說的被迫勞動,意思是生產者首先喪失對其勞動產品的控制,然後是喪失對其勞動條件的控制,因此,意思就是"為了別人的"、受別人控制的、聽別人指揮的勞動。這種被迫性並不因大型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而自動消失。只有個人自覺地、而且自然地感覺到是勞動產品的所有者,自己能夠對勞動條件作主的時候,這種被迫性才會消失。因此,這就要求生產者實行真正的自治,要求物資和服務真正豐富,能滿足一切主要的需要和一切需要的絕大部分。被迫勞動是和工資階層同時消失的(工資階層的消失有雙重意思:為別人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為吝嗇地、精確地計算的工資而勞動的無產者的消失)。
但是,在"為了別人的"勞動以前,就已經有了被迫勞動,那就是人不得不屈從勞動分工的壓力,人不得不出讓各種潛力;這些潛力是在各人身上沈睡著,只要人"有了自己的行業","做自己的職業","找一個職位",這些潛力就無法發揮。
沒有任何人生下來就是清道夫,就是氣焊工人,或三級技術工人。物資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極大部分"職業"同真正的"稟性"是毫無共同之處的。職業指導最多也不過是利用某些稟性,使人儘可能合理地去適應生產的要求,遠不是使經濟生活遷就個人天生的需要。
它〔資本主義工業〕撲滅、窒息、粉碎、歪曲勞動者的某些愛好,某些才能,另一方面,卻創造了某些與職業有關的特定的適應性。而且,它竭力趁兒童還在幼年的時候就儘早開始這種適應過程,例如它主張提早學手藝,反對延長就學時間〔或者是在中學共同課時期提早實行專業化〕。這就是現代勞動者所以能"適應"的實在的、真正的、實際上查考得出的條件。我們有權重申:勞動力如何分配,勞動力在各式各樣的行業和具體職業中如何散播,仍然是由社會決定的,是由特定的經濟制度規定的。勞動者既是這種經濟制度的主體,又是它的客體,既是它的動力,又是它的受害者。這種經濟制度在青少年身上引起、塑造併產生必需具備的"適應能力",必要時,就根本不考慮對人的關心。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還因此而扼殺人們多方面的才能,並根據新的社會標準,為培養更密切的適應能力而創造基礎和前提 - 而這恰恰就是職業指導範圍內的事。 [55]
廣泛流行業餘做雜務是人們自發地反抗勞動分工最有力的證據。這種業餘做雜務的風氣,隨著勞動時間相對縮短,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在西方國家傳播著。19世紀時 - 甚至在20世紀的戰爭年代里 - 工人是抱著"圖利"的目的去種菜園的。但是西方電氣公司成千上萬工人種花、造摩托車、成為業餘電影工作者、造傢具和木質玩具、熱衷於難以想象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從鳥類學到舉重〔戴維·里斯曼的引證〕, [56] 這些工人活生生地證明了他們有自發的願望,想用自由的、無私的、各式各樣的活動來抵消職業活動的單調性, [57] 他們本能地想恢復他們自己的個性,而基於勞動分工的經濟生活卻必然要破壞他們的個性。
現代大工廠、大辦公室里的極大部分勞動者之所以認為他們的勞動是一種強迫勞動,不僅由於工資低微,不僅由於體力上和神經上的勞累,不僅由於這種勞動是單調的,由別人指揮的。也由於這種勞動只發展人類適應能力的一個方面,因而從長期來看它是不能引起興趣的。雖然最近想使"機器適應人",想發展"流動小組",在企業里經常改變活動,想用多面手的工人去操縱萬能機器而"恢復"需要高度技術的操作, [58] 但是也未能把個人從勞動分工的暴政下解放出來。
勞動分工本身是既違反人類本性,又不利於個人全面發展的。納德爾教授指出:如果說個人平均在30~35歲之間就感到智力衰退,那麼,"對於那些老做一種職業、從未更換過環境的個人,比對於那些旅行得很多、而又經常換工作的個人", [59] 這種衰退就要顯著得多。
但是,那些進行極端機械和極端老一套的勞動的工人和職員,同那些做真正能符合其天賦的職業的人,如藝術家、科學家、研究員、工程師發明家、機器製造者、建築師,以及一般地說一切進行創造活動的人,一切分享人類創造的歡樂的人,這兩類人對於勞動分工的暴政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請看加爾布雷思是如何分析那些已經沒有進行強迫勞動感覺的人的好處:"擺脫了體力勞動,不得不局限於老一套、屈服於老一套的厭煩情緒消失了,有可能在舒適的,相宜的環境中生活,而且也有把自己的思想和日常勞動結合起來的某種可能性"。 [60] 當然,上述這些分析中還未出現創造者這個詞,這是由於加爾布雷思古怪地把清醒的見解同護短的濫調夾雜在一起。被他歸在這類人里的,不僅有上述那些職業的人,而且還有……教員、大公司的董事長(!)、廣告專家、等等,這些人雖然收入較高,但也象工人一樣,是勞動分工的奴隸,也完全受到勞動分工的強制性的影響。 [61]
當然,現代的"知識份子",即使他能夠按他的天賦去工作,即使他擺脫了那些歪曲和壓迫他的思想和意識的物質上的桎梏(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以致在官僚化的過渡社會裡,是很少有的),也還遠不是一個全面發展的、幸福的人。他還遭受日益加劇的專業化的折磨。 [62] 一般來說,他的生活方式是不平衡的,按照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有意識地去進行體育鍛煉和追求精神上的寧靜,而本來卻應該是這樣做的。現代知識份子常常脫離實際生活,脫離生產或脫離社會生活,他們還受到另一種性質的強迫,習慣和社會性方面的強迫。"可能和現實之間的矛盾,這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反映……在天賦最好的個人的'內心'里,這種矛盾成為理論和實際之間、夢想和現實之間或多或少自覺的衝突。而這種衝突,象一切尚未解決的或似乎不能解決的矛盾一樣,正是造成憂慮和不安的原因。" [63]
然而,現代這些"天賦最好的人",要是他們能夠把一生獻給基本上符合他們內心需要的創造活動,他們就最接近未來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勞動分工和消滅了體力勞動同腦力勞動差別的人。
大學教育普及化 - 略為樂觀的觀察家預計20世紀末就能實現(喬治·索爾,多伊徹), [64] 消滅一切老一套的勞動,研究工作和思想工作擺脫了一切物質桎梏,人們積極參預管理經濟和社會,消滅理論和實際之間的隔閡,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人類團結和對別人的愛成為人類活動的主要動機:社會勞動分工消亡的這一切因素,是對於新人類的誕生不可缺少的貢獻。就新人類的誕生來說,物資豐富和社會主義這種經濟條件,只為它創造了一般的可能性而已,而人們自覺的教育活動、治病救人的活動 - 就這個詞的崇高意義來說 - 則是它的必不可少的接生婆。 [65]
人類有極限嗎?
人類的這種創造活動,使理論和實際結合起來,讓機器去做一切機械的老一套的勞動,從研究而進行生產,從畫家的畫室走向工地,工地上一座新城正在萬木叢中興起,這樣的活動還是"勞動"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和經濟學的這類基礎,也應當加以批判性的分析。
勞動是人類的基本特徵。正是依靠勞動,人類才取得了必要的生活資料;勞動既是社會關係的主要存在原因,也是社會關係的產物和鉸鏈。只有經過了從出生到成年(且不說到體力上智力上的成熟)這樣一個"積極社會化"的階段,人才成為人類學意義上的一個社會動物,才獲得正常的生理上的發展。
但是,如果由於機器代做了生產生活資料的勞動,因而這種勞動的必要性已經消失的時候,那麼作為人類基本特徵的勞動,還剩下些什麼呢?人類學說明了勞動的概念。事實上,人的本性,就是習慣,就是行動:"人由於身體構造的原因,是一個不活動就不能生存的動物。" [66]
不得不辛勤勞累、受苦受難而難獲溫飽的人類至今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就勞動這個詞的歷史意義來說,僅僅是人類習慣中最痛苦的、最"不人道的"、最"獸性的"形式而已。正象恩格斯說劃分為社會階級的人類的整個歷史只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一樣,傳統形式的勞動也只不過是人類普遍創造習慣的史前期形式而已。人類將不再生產東西,而將生產全面發展的個性。當商品、價值、貨幣、階級、國家和社會勞動分工都消亡了以後,充分發展的社會主義社會將引起勞動(按這個詞的傳統意義來說)的消亡。 [67]
社會主義的目標不能是勞動的人道化,也不能是提高工資和改善雇傭階級的狀況;這些不過是過渡階段、下策和權宜之計。一座現代工廠,不管勞動時間怎樣減少,也不管廠房和機器如何適應人的需要,對於人來說,它總不能成為"正常的"或"人道的"生活環境。只有勞動已經消亡,勞動已經讓位給創造習慣 - 這種習慣的方向只能是創造全面發展的人 - 只有這樣,人類才能完全人道化的過程。 [68]
手藝人,生產勞動工具的人,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文明和人類文化的真正創造者。最近,有些作者試圖證明:科學和哲學本身都是由於不斷地從事生產勞動實踐而從生產勞動中逐漸地產生出來的。 [69] 然而荷蘭歷史家海辛加卻激烈反對這種傳統說法,恰恰相反,他認為玩耍的人才是文化的真正創造者。 [70]
由整個現代人類學和在很大程度上由精神分析學所輝煌地證明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把上述兩種思潮統一起來,因為這兩種思潮都反映了人類歷史的一個基本方面。人類在起源時期是既生產勞動工具而又玩耍的。 [71] 科學技術和藝術是逐步脫離生產技術的;但是,隨著生產技術的專業化,社會勞動分工就成為以後要取得初步的進步所不可缺少的條件了。手藝人,表面上是愚昧無知的,既沒有足夠的物質資料,也沒有閑暇去玩耍,去自由創造,去自發地、毫無私心地發揮自己的才能,而發揮自己的才能卻是人類習慣的特色。 [72] 特權階級的人,就是說有產階級及為有產階級所豢養的階級的人,越來越成為玩耍的人。
但因為,玩耍的人也遭到一種特殊的強迫;他的遊戲日益成為憂鬱的遊戲,即使在那些社會樂觀的偉大世紀里(例如16世紀和19世紀),也仍然是憂鬱的。社會主義的人,擺脫了老一套勞動的束縛,重新回到集體的大家庭里,又成為既搞手藝而又玩耍的人,玩耍越來越多,而同時卻又搞手藝。現在,已經在某些勞動中帶有更多的"遊戲",在遊戲中也有更多的"嚴肅勞動"。 [73] 取消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同時也就要求人類的創造力這一主要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物質上無憂無慮的結果是自發的創造性,這種自發的創造性使人永遠年青,同時兼有兒童的遊樂,藝術家的激情和科學家的eureka。 [74]
對資產階級來說,財產就是自由。在一個由商品所有者這些"原子所組成的"社會裡,財產就是自由這一定義是很正確的;只有有了(足夠的)財產才能免於出賣勞動力以換取生活資料,才能免於做強迫勞動。因此資產階級慈善家們以及譁眾取寵者之流,不倦地散布這種幻想:用"擴散財產"來"非無產階級化"。
有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斷章取義地理解恩格斯曾經引用過黑格爾的一句名言:自由只不過是"對於必然的認識"。 [75] 他們把這句話理解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同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一樣,都要受"工資不能超過最低生活費這一經濟規律"制約,唯一的差別就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人認識了這一律規以後,能夠"運用這一規律來為他服務"。
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實證主義變種,同馬克思、恩格斯真正人道主義的傳統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同他們的大胆的分析、同他們對於未來的深刻的展望,也是毫無共同之處的。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止一次地說過:過了必然王國才有自由王國。 [76] 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工廠勞動也仍然使人感到是一種令人不快的必然。真正的自由是在閑暇時間里發展的。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越衰微,它就越維全面發展和結合社會的個性的創造習慣所代替。人類越是因為滿足了需要而擺脫了需要,"必然王國"就越"讓位給自由王國"。
人類自由既不是"自願接受的"約束,也不是貶低個人的雜亂而本能的活動的總和。人類自由是人的自我實現,而人的自我實現,那就是永恆的進化和超越,就是一切人性的不斷豐富,就是人的一切方面全面發展。人類自由既不是完全休息,也不是"完善的幸福",而是經過了自古以來人類本來不應有的種種衝突以後,真正的:"人類戲劇"的開始。人類自由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並從中汲取超越自己能力的勇氣的人們所唱的對人類的頌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似乎不可能同時又是醫生,又是建築師,也不可能同時又是機器製造者,又是原子分裂者。但是,人已經把手臂伸向星球,已經快要在試管中創造生命,將來要以普遍博愛的態度對待全人類,在這種情況下,誰敢說還有人類所永遠不能超越的限制? 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大家要有信心!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共產主義是適合台灣的
眾所周知,私有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是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弊端的產生根源。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壹種更為有效合理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最根本的目標和要求。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作為人類這壹目標和要求的理論基礎,所揭示出的客觀真理早已為世界人民所公認,剩下的只是壹個如何實踐、改變、發展和過渡的問題。如何改造資本主義,實現壹種更加文明和科學的社會主義,仍是擺在人類面前的最根本任務。
本質上,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積極正確的改造。所謂積極正確的改造,是指實現社會主義在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的解決,其所採取的行動,應該在人們認為是正確合理的,可以促進現實問題的解決,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和進步的前提下進行。在人類的文明與發展上,只有必須和必要的,才是正確的;只有能解決實際問題的,才是科學的。
這對當今的台灣來說,顯得至關重要。壹方面,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已經在經濟社會中處於主體地位;另壹方面,台灣又是壹個民主國家,暴力革命或者是像以往的共產黨那洋建立共產專制都是不可取的,台灣應該堅持建立壹種可以有效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和制度。以壹種恰當的方式,在確保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前提下,以實際有效的社會主義行動,逐步科學合理地改造資本主義私有經濟,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滿足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民的發展需要,如何在自由民主的基礎上實現共產主義的目標,無疑是壹個根本關鍵性的問題。
壹、資本主義的弊端
要積極正確的改造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就要從根本上認清其所能產生的危害,以及其產生、存在、發展的規律與根源。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私有雇傭生產看起來似乎並沒有什麼錯,壹切都是自然產生的,是在所謂自由與民主的基礎之上,通過所謂自由與平等的人民,在所謂公平合理的法律基礎上,在人們理所當然的獲取財富過程中自然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從個別的角度講,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這種關係是建立在自由自願的基礎之上的,雙方都是雙贏互利的。
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講,在這種私有雇傭經濟制度下,貧窮、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人性異化、犯罪與腐敗、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的存在卻也是客觀事實。經濟是社會的基礎,人類社會的這些弊端明顯根源於經濟上的原因。無疑是這種私有雇傭經濟本身存在某種問題,要不怎麼會產生這種種根源於經濟制度的社會弊端?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往往會說人民的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等社會弊端,是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落後所致,是人們接受教育的不同和社會發展程度不同所產生的必然結果。然而即便是他們自己也覺得這種說法過於勉強。事實上,在當今社會,這些缺點和弊端也普遍存在於所謂高度文明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中;而且正是無產階級的人們擁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並連續不斷、誠誠懇懇地工作和學習著;而社會上許許多多奢侈腐敗者必然都是有錢人,這些有錢人消遙自在、悠閑自得、無所事事、不學無術卻享受著超級優越的舒適生活。這些人憑藉壹點金錢就擁有了壹切,而廣大的人民群眾即使再有文化,再勤懇勞動,而只要沒有錢也只能是壹無所有、壹事無成,只能給有錢人打工。而在有錢人自私自利的安排和決定下,勞動人民又是永遠也不能富裕起來的。
顯然,問題決不是人與人之間教育水平的不同和經濟發展落後那麼簡單。根本的、關鍵的因素在於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方式。我們不難發現,正是私有的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這壹切的社會弊端和人民生產與生活的艱難困苦。歷史也早已證明,資本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根本關鍵,是資本主義社會壹切弊端的根源所在。這在當今世界已是無可辯駁的客觀事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者們也不得不承認的事情。
正是根源於這種資本雇傭的生產勞動方式,導致了壹個社會貧窮與失業現象的不可避免。因為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得以產生、形成和發展的前提就是資本在社會上可以雇傭到合適的勞動者。資本要獲利,資本之間也存在競爭,雇傭勞動者要求的工資越低,就越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客觀上需要足夠數量、足夠貧窮的無業的產業後備軍存在。為此,整個社會的勞動者階層的收入水平必須限定在壹定的水平之下,而且也只能維持在這壹水平之下。廣大勞動者階層只能貧窮與失業,而社會生產所創造的大量財富只能集中於少數資本家個人的手中,這必然是壹個貧窮與失業、貧富差距、經濟危機、腐敗與犯罪、戰爭與動亂等弊端叢生的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資本之間的競爭也日趨激烈,雖然雇傭的人數會增加,但資本在工資成本上的壓力也加大了。當生產發展到壹定程度,工人工資就無法再繼續增長,再增長資本就無利可圖,生產就停頓了。這就是現代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所稱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資本主義國家內在必然的客觀規律和要求。不僅中等收入國家存在這種陷阱,低收入、高收入國家都存在這種陷阱。出現這種陷阱的原因在於資本的利潤空間已經喪失,出現壹種工人工資無法提升只能下降的壹種客觀現象和要求。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實體經濟的危機。那些高收入國家之所以能夠進入高收入的行列,完全是壹些特殊因素所致:科學技術的提升、獲得新的資源、開拓出新的產品市場等。發達國家的殖民戰爭與掠奪、海外市場的開拓、各種新技術的革命等新的資本利潤來源,才是發達國家的成功秘訣所在。而壹旦沒有了這種新的利潤來源,資本就只能依靠自身的危機,即某種陷阱的方式,依靠生產的破壞、工人工資的降低來獲取新的利潤空間。
資本主義的問題遠不止「收入陷阱」,還有更嚴重的經濟危機。由於要確保社會產業後備軍的存在,廣大勞動者階層的收入只能限制在壹定水平之下,而與此相對應的就是資本利潤和社會生產的自由瘋長。勞動者收入構成社會主要消費,資本生產構成產品供給,這種供給與消費的不均衡增長無疑在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同時,生產增長時工人工資也會增長,工資增長也會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兩種趨勢疊加,很可能造成資本利潤的加速度萎縮,廠商和政府對生產與消費控制不當就造成嚴重經濟危機。「收入陷阱」只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經濟危機頻繁而較弱的壹種「軟著陸」狀態,即沒有造成大的社會問題和動亂的狀態;而壹旦前期生產發展過快、過猛,就會導致壹種「硬著路」狀態,即生產快速停頓,產生嚴重社會問題的經濟危機狀態。
現代社會的人們迷惑于虛擬經濟世界中的金融危機。實際上,金融雖然在現代社會經濟發展中具有重大明顯的影響,其實仍屬壹種外因。具有本質意義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仍是實體經濟。無論資本在現代社會經濟中怎樣紛紛擾擾、橫行霸道,其實最根本的還是勞動者的勞動在起著根本的決定性作用。
真正的社會財富是勞動產品,而非貨幣。脫離了勞動產品,貨幣不過是毫無意義的數字。通貨膨脹的真正威脅在於,壹旦貨幣失去與現實產品的可信性聯結,居民手中持有的貨幣可能變成垃圾。通貨膨脹不止是物價的問題,更是社會信用問題。壹旦這種信用崩塌,長期積累起來的數量龐大的,遠遠高出其實際價值的信用貨幣就會轟然崩塌,其結局之悲慘是不言而喻的。
現代社會形成規模遠超實體經濟上百倍的龐大虛擬經濟、金融財富,其實質不過是壹種社會權力。這種虛擬財富越大,在經濟世界中的權力就越大。資本爭取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似乎就是要在資本中間競爭產生壹個「武林盟主」壹樣。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這種權力規模龐大,甚至足可以統治世界。因此,國民黨的存在,大材團的種種陰謀,對世界的統治等等,其實都屬資本的理性所在,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其實這種權力毫無實際意義。現代社會已非野蠻時代,人們日常的生產與生活才具有實質意義,資本對社會再有統治的力量,也無法、不應去干涉個體人們的自由與權利。即使有統治世界的權力,成為世界帝國的皇帝又如何?在資本競爭中取勝又如何?對於人類,這種權力的存在與爭奪毫無意義,只有負面作用,而無積極意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是必要的,但像資本競爭這種以犧牲人類的福利代價的競爭就多餘、過分了。資本的利潤、資本之間的競爭毫無意義的,但卻是資本經濟的客觀規律和要求,是迫不得已、必然存在的。這是以雇傭為基礎的資本的本性,是妳死我活的資本競爭的必然結局。現代人類社會的大部分時間、精力、資源都被迫浪費在這種無意義社會權力爭奪之中。為了這個資本權力第壹,人類的地球已變得似乎不適合居住。這說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頭到腳喪失了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市場經濟中的生產競爭必須予以壹定的限制、協調或改進,只有消滅聯合勞動的方式,取代資本生產的方式,以良性互動的勞動競賽,取代惡性循環的資本競爭,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市場經濟面貌,使之有益於社會和人民。
二、私有雇傭經濟的產生根源
顯然,資本主義的壹切問題和弊端都根源於私有雇傭的資本生產方式上。那麼,這種私有雇傭勞動方式的產生根源是什麼?我們該如何避免私人對社會生產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並建立壹種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可以更好實現人民生存與發展的生產方式呢?這是人類所面臨的壹個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所要解決但還沒有徹底解決的壹個基本問題。
私有雇傭勞動是歷史在壹定前提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壹種必然結果。在其產生、存在與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壹切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私人爭取和佔有私有財產沒有問題;在自由市場上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自己需要的產品沒有問題;使用私有財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私有雇傭生產顯然也沒有問題。
但是,換壹個角度來思考,有錢人可以雇傭工人,那麼貧窮者為什麼會貧窮,為什麼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呢?顯然,問題的關鍵在於,雇傭勞動是壹種在不平等的前提下,建立的不平等的生產關係。勞動者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願意被雇傭是被迫的。勞動者缺乏私有財產,沒錢購買生產資料,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財富生產,才是勞動者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原因,才是雇傭關係得以建立和出現的直接原因。
私有雇傭生產是建立在勞動者天然貧窮、壹無所有,這壹看上去似乎理所當然的,怨不得別人的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的:「資產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給勞動加上壹種超自然的創造力,因為正是從勞動所受到的自然制約性中才產生如下的情況:壹個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佔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勞動,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許才能生存。」(《馬克思和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3卷5頁)。
在以私有財產為基礎和目標的自由生產與交換的競爭中,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和沒錢購買生產資料是壹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事情。壹方面是有錢購買生產資料建立社會生產的資產階級;壹方面是無錢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以出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無產階級,兩者結合便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經濟。貧窮者無法購買生產資料,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客觀事實使自身陷入壹種因貧窮而貧窮的惡性循環之中。這是私有雇傭勞動得以產生、存在和發展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出現壹系列社會弊端的根本原因。
因此,弊端重重的私有雇傭經濟得以產生和存在的根源,不在於私有財產制度,也不在於市場經濟制度,更不在於人們為實現自己的私有財產而以雇傭勞動的方式建立了雇傭經濟本身,而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使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雇傭勞動不止是人民貧窮的原因,也是人民貧窮的壹種必然後果。勞動者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勞動,從而不得不出賣自己勞動力,才是壹切問題的根本關鍵之處。資本主義的問題出在勞動者無法公平合理地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上,而不是資本家以雇傭勞動為基礎進行的生產與投資行為。如果勞動者可以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那勞動者就不必要去給資本家打工,雇傭勞動就不會產生,資本主義及其弊端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在市場上購買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生產投資,形成雇傭生產時,私有財產就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但我們顯然不能把產生私有雇傭勞動,形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原因歸結為私有財產制度和市場經濟制度。人們擁有私有財產是正常合理的,人們使用自己的私有財產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雇傭工人,建立私有生產也是正常合理的。問題不在於壹部分人擁有大量的私有財產,不在於這些人使用私有財產進行雇傭生產和投資,而在於另壹部分人沒有足夠的生產資料,不能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
三、私有財產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區別與聯繫
許多號稱是社會主義者的人,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等同於私有財產制,認為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私有制就是要消滅私有財產制,實現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要實現生產公有制和財產公有制,並把沒有商品和貨幣,人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當作壹種目標理想。這其實是非常錯誤的。
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驅,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確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等同於私有財產制的。但實際上,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私有財產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是包含他人勞動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馬克思在《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中指出:「因此,私有財產是外化勞動即工人對自然界和對自身的外在關係的產物、結果和必然後果」;「我們通過分析,從外化勞動這壹概念,即從外化的人、異化勞動、異化的生命、異化的人這壹概念得出私有財產這壹概念」;「私有財產壹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產物,另壹方面又是勞動藉以外化的手段,是這壹外化的實現」。「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版42卷100-103頁)。顯然,在馬克思這裏,私有財產不是壹個普通的壹般意義上的概念,而是特定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概念,是資本主義私有社會制度條件下的私有財產。馬克思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實際上不是消滅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而只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私有社會制度,是消滅以剝削和壓迫為主要內容、以人的異化為特徵的私有財產。正因為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私有財產是包含異化勞動等不合理內容的,包括「工資」,所以馬克思、恩格斯在其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設想上,才沒有私有財產的地位和作用。
馬克思、恩格斯都是歷史唯物主義者,他們反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卻並不反對壹般意義上的私有財產。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共產主義的特徵不是要廢除壹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把資本變為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這並不是把個人財產變為社會財產。這裏所改變的只是財產的社會性質。它將失掉它的剝削性質」。 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指出:「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與社會的壹切。他所給與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他從社會領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藉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份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顯然,這裏通行的就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壹原則。內容和形式都改變了,因為在改變了的環境下,除了個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成為私有財產。至於消費資料在各個生產者中間的分配,那麼這裏通行的是商品等價物的交換中也通行的同壹原則,即壹種形式的壹定量的勞動可以和另壹種形式的同量勞動相交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三卷10頁)。顯然,馬克思在這裏的指出的「個人的消費資料」就是壹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也需要和存在的私有財產。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私有財產只包含消費資料;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不僅包含消費資料,也包含生產和生產資料,包含別人的勞動在內。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都掌握在少數私人手中,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資料掌握在集體或國家的手中。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普通人民因缺乏生產資料而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獲得「個人的消費資料」,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由國家或集體協助其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從而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可以更好的獲取「個人的消費資料」,可以實現自身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很明顯,資本主義私有制應該是指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而不是壹般人所必須擁有的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我們不應把用於個人消費的私有財產同用來生產剩餘價值的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混為壹談。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生產以及生產資料雖然是私有財產的壹種,但私有財產與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並不相同,而且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產生根源也並不在於私有財產,當然也不在於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能也不必消滅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
四、自然資源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源
雇傭勞動的產生,根源於勞動者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然而,勞動者天生就是壹無所有的貧窮者,天生就無法從事自己的社會生產,只能依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謀生嗎?顯然不是!
實際上,雖然私有財產可以購買各種生產資料,但生產資料其實主要不是來源於人民的私有財產,而是來源於自然資源,來源於土地、山川、河流、礦藏、森林、植物、動物、空氣等等所有自然界中的東西。
自然資源才是社會生產的根本和基礎,人類就是依靠自然資源實現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儘管這些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但相對於讓人民建立自己的社會生產來說,這些自然資源並不是匱乏的。地球這麼大,資源這麼多,只要分配合理、使用妥當,加上人民的辛勤勞動,完全可以讓所有人民都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可以滿足所有人民的生產與生活需要,人們根本不必要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依靠這些自然資源足以使所有人們都建立自己的財富生產,足以使所有的人們生活富裕、事業成功,怎麼可能稀缺到使人民無法生產和生活呢?
問題顯然在於社會,在於自然資源的所有制!在現代社會,壹個基本的客觀事實是,人類大部分的自然資源都是私有制的。不知何時,這些自然資源都成了少數資產階級個人花錢買來的,或者世襲的私有財產,成了無產階級的人民群眾不能染指、侵犯和使用的東西。顯然,廣大勞動者階層被這些少數資產階級剝奪了對自然資源的公平占有權,無法使用這些自然資源,從而才無法建立自己的生產,才變得壹無所有,不得不接受資產階級的雇傭和剝削的。
勞動的條件、生產資料主要來源於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源顯然不應是某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應是整個社會的公共財產。也就是說,如果公平、平等是自由主義的基礎和前提的話,那自然資源私有制就是不合理、不自由、不公平、不平等的。想想看,土地、山川、礦藏、河流、空氣、環境等自然資源應該歸個人所有嗎?這些自然資源本來不是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為人民所共有的么?怎麼就變成資產階級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了?公共財產可以在自由市場上,在私人資本家之間自由交易嗎?這種把人民的公共財產私有化的行為難道不是壹種出賣人民利益的行為?難道不屬於壹種強盜的、犯罪的行為?少數資產階級擁有的這種自然資源形態的私有財產是非法和不合理的,是應該被人民剝奪,重新歸人民共同佔有的。
人們生來是壹無所有的嗎?顯然不是。只要是社會的壹份子,任何壹個人都應平等地享有社會的壹切權利。這種權利不僅包括政治權利,也有經濟權利,包括對公共財產的相應權利。每個人生來在財產上並不是壹無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財產的,和其他人壹樣,對這個社會上的自然資源、公共利益擁有平等的所有權,任何人不能剝奪人們的這種權利。
自然資源實際上和國家政權等具有壹樣的屬性,都屬於社會全體公民共同擁有的壹種權益,是壹種公共利益。人民的公共利益是不能為私人所擁有的,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經驗和常識,也是所謂自由主義的基本要求。歸私人佔有就是對人民權利的侵犯。雖然自然資源在現實中不可能由每個人平均佔據,但至少應以某種形式反映和體現在每個人身上,至少應該可以使每個人都受益。自然資源作為生產資料的主要來源,至少應該使人們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讓人們正常、合理、而公平地生存和發展。而自然資源私有制以及以此為基礎所產生的雇傭生產勞動關係明顯忽視人們的合法權利,無視人們的平等與自由權利,無視每個人都有權擁有這個世界的共有資源的客觀事實,其產生和存在是對人身權利的漠視,是對人類基本人權的踐踏。
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所謂專家們大力鼓吹和宣揚自由交易的權利,並把這個世界上歸人民共有的自然資源也列入交易的對象。他們不是把自然資源當作每個人都可以公平地享有和使用的公有的稀缺資源,而是作為可以自由交易的可以出賣給個人,可以由個人獨自佔有的稀缺資源。除非繼承了別人的遺產,否則每個人生來在經濟上都是壹無所有的。於是,土地、山川、河流、礦藏等公共財產在不經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就成了在自由市場上可以在私人之間自由交換和購買的物品,從而就似乎合法地成了他們的私有財產。他們把非法獲得的自然資源打上私有財產的標籤之後,就到處宣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思想,從而賦予自然資源私有制以及相應的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以壹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宗教特質,給資產階級對自然資源的佔有披上了合理合法的外衣。他們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了私人對自然資源私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從而永久地確保他們壟斷的特權地位。
在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資源都被少數資本家個人霸佔著,奉行壹種任由人們在不公平、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前提條件下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社會規則。勞動人們既沒有私有財產,也沒有自然資源的使用權,更沒有其他的人道援助,就只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實現自己的生存與發展了。而只有和只要存在願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人,那麼私有財產就可以輕易的轉化為私有生產資料,從而私有雇傭生產就得以產生、存在和發展。以自然資源私有制等方式迫使人們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產生的真正根源和秘密所在。
這些自然資源、生產資料都可以表現為壹定數量的金錢,可以用金錢來購買。因此,壹個人有錢就可以雇傭工人,組建自己私有企業,就能取得所謂成功,也可以任意購買自然資源。每個人都可以去這樣做,都有這種所謂公平、均等的機會。於是,整個資產主義私有制的壹切就變得平等、公平和自由了。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有足夠金錢的,只有資產階級才有足夠的金錢。因此,這種所謂的公平和平等,對於廣大貧窮的勞動人民來說毫無意義。
在自然資源私有制下,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基本處於壹種壹無所有的狀態,勞動者能夠通過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方式實現自己生存與發展就已經不錯了,哪裡還有足夠金錢去購買自然資源建立自己的私有生產?而且,勞動人民的工資收入本身是由資產階級決定的,資產階級有權決定工人工資的標準和多少,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還可以經濟危機、通貨膨脹等的形式變相壓制或降低工人的工資收入。因此,資本主義的壹切所謂自由、平等與公平都是欺騙人民的。貧窮者之所以貧窮,根本和關鍵都在於人們天生應有的對自然資源的財產權被少數個人無端地剝奪和霸佔了,加上缺乏人道的社會制度,才最終導致勞動人民喪失了建立和擁有自己財富生產的物質條件,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為生,不得不在不平等的生產競爭中維持著自己的卑微生存。
五、自然資源私有制的歷史根源
資本主義的這種自然資源私有制明顯是壹種歷史上的霸權延續下來的結果。這種歷史上的霸權表現為任何以武力為基礎的不合理的人為霸佔,如皇權、奴隸權、莊園主、地主、礦主等等。這種霸權通常表現為對別人合法財產、人身自由或公共財產的霸佔。
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政治的霸權結束了,對人身自由的政治束縛基本結束了,但仍然存在經濟上的霸權,人們還受到經濟上的霸權的根本性束縛。基本的政治上的霸權已經被公民運動所摧毀了,而經濟上的霸權卻被資產階級繼承下來。共產主義實質上就是要結束資產階級的這種經濟霸權,而實現壹種全人類的經濟自由與解放。
資本主義經濟表面上是壹種自由公平的市場經濟,奉行壹種機會均等的自由競爭原則,但實際上原本屬於全體人民所共有的,對人民的生產與生活最重要、最根本的自然資源的財產權仍然被霸佔在少數個人的手中。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不但延續了歷史上對最重要的自然資源的霸權,還發展了這種霸權,使其可以通過金錢在自由市場上自由交易。這樣原本屬於全體人民的公共財產,在資本主義社會卻成了可以在私人之間進行交易的商品。與此同時,資產階級還把這種霸權充分發展,形成了對社會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奴役制度,使社會的財富和權力,壟斷于資產階級的手中,廣大勞動者階層成為資本家階級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勞動工具。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因此弊端重重,貧窮、失業、飢餓、犯罪、戰爭等等像惡魔壹樣纏繞著人類。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壹切弊端,實現壹種人類的解放,是共產主義的最終使命。
私人佔有自然資源這壹社會現象自人類有史以來似乎是被社會所認可的。因為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些自然資源要麼是無主的,要麼就是別人的。誰能佔有壹定的自然資源,取決於誰的能力。這就像從中國敗退到台灣的殖民主義者在台灣這塊殖民地上進行跑馬圈地壹樣。普通的人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自然資源也應該有壹部分屬於他們自己,即使自己沒有能力佔有,任何人也不能隨意侵佔。這就像他們從來沒有想過人與人之間應該是完全平等的、自由的,不僅政治權利平等,經濟權利也要平等;沒有天生的皇帝、莊園主、地主、礦主,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強權與霸佔的結果。顯然,自然資源私有制是人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應有權利,還沒有認識到自己本身的體現。而當人們認識到自己作為壹個人的本來面目,認識到自己作為壹個人的應有權利,認識到人與人之間完全應該是平等的、自由的時候,就會認識到人類社會的自然資源的財產權也應該是完全平等的,自然資源應該屬於全體人民共同擁有的了。
人人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的思想觀念在世界上被人們廣為宣傳和認同,是許多進步人士所極力推廣的東西。然而奇怪的是,幾百年來人們對平等、自由、人權、民主等觀念被人們普遍接受,卻獨獨對自然資源的財產權的人人平等的原則卻諱莫如深,絲毫不見其宣傳與推廣的蹤影,甚至還掖著、藏著地予以保密。顯然,只有政治上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實現經濟上的平等。經濟上的平等將使資產階級喪失其對自然資源的獨佔權,從而喪失其財富生產的壟斷權和特權。因為沒有消滅經濟上的霸權所以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並沒有讓人們擺脫剝削,始終還存在著大量可供資產階級剝削的產業後備軍和無數控制壹切的機會和條件。
傳統的進步的理論從不涉及到自然資源的人人平等權。無論其經濟學說還是政治學說,無論其宗教思想還是人文、法律、道德與倫理,缺乏這壹簡單的常識性的人類重要認知。總是宣揚地球是全人類的,環境與自然也是全人類的,但是偏偏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就不是全人類、全社會的了;當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強力開發自然資源,導致環境嚴重污染、惡化之時,他們到處宣揚人人有責、要求人民保護環境;而在貧窮的人民為了自己能有口飯吃而要求自然資源公有制,實現社會主義時,他們就又宣揚起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來,這就是世界少數資產階級專家們的醜惡嘴臉!
資本主義與奴隸主義相比,不過是人們在政治上變得自由了,弱肉強食中的「強」也不僅表現為身強力壯、很能打架,而更多地表現為「金錢」、「實力」。 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僱工和奴隸社會的奴隸、封建社會的農奴在經濟地位與勞動方式上顯然基本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不能佔有自己的勞動力,都要在別人的管理和允許下生活,都為別人創造著財富而自己則永不翻身地貧窮著、屈辱著。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僱工的本質就是壹種政治上自由的經濟奴隸。僱工相對於農奴或奴隸的進步在於擺脫了政治上的桎梏,然而經濟上的剝削卻是更甚了,從而也使政治上的自由大打折扣。奴隸或農奴擺脫政治上的枷鎖還可以獲得解放,而僱工階層卻無論如何也逃不脫資產階級的雇傭,並在大打折扣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面前無能為力。顯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生產力發達了,而人類的生產方式卻更加野蠻落後。
資本主義的精神向來都是少數人的自私自利是天然合理的,體現在其生產、行事原則上,不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與友好相處,而是自由競爭、適者生存。資本主義思想從來都是壹種霸權思想:讓別人成為自己財富的奴隸和工具,毫不留情的掠奪、侵佔別人的財富。資本主義的這種非人道精神明顯繼承了歷史上的霸權思想,是奴隸制、封建制度的精神遺留物。
資本主義的非人道不止表現在精神思想上,還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壹方面壹無所有的無產者階層得不到應有的、合理的、人道的幫助,另壹方面人民本來應有的最重要的自然資源財產權又被少數資產階級霸佔著。以此為基礎,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方面都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人道的,產生和存在壹系列缺點弊端。人民為了生存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被迫屈從於不合理、不公平的分工,被迫屈居於被壓迫、被剝削地位,被迫生活在貧窮與非己的境地。在當今人類社會,這種經濟霸權所主導的壹系列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制度正在壓制著人們的自由、個性與生產力,產生各個方面的異化現象,導致人性扭曲、生產扭曲、文化扭曲、社會扭曲等等。
甚至,資本主義社會的存續發展就要依靠人民的貧窮與痛苦。因為沒有人民的貧窮,私有生產就雇傭不到合適的勞動者,資本主義生產就無法形成,經濟就無法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生產的繼續發展,為了獲取巨額財富,資產階級經常採取措施人為製造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搜刮人民僅有的壹點財富,使人民變得更加貧窮,從而資本主義生產得以更加良好的發展。統治者壹方面拒絕共同富裕,壹方面還人為地製造著人民的貧窮。當人民好不容易富裕起來,或者工資福利增加到影響其繼續獲利時,資產階級將毫不留情地出手,以各種手段:通貨膨脹、經濟危機、苛捐雜稅、貪污腐敗等等方式來巧取豪奪人民手中的多年積攢下的壹點積蓄。
毫無疑問,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在形式上擺脫了政治霸權,在實質上卻仍然受到經濟霸權的桎梏。這種經濟霸權正是導致人類社會畸形變態,產生種種不合理、不公平、不自由、不民主現象,導致壹系列缺點弊端的根源。不公平的競爭基礎、不均等的致富機會、加上野蠻獸性的生存規則,普通的人民百姓不貧窮、不失敗才叫怪事。
消滅這種經濟霸權,從而改變和恢復人類正常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真正把人當人看待,建立人道的生產方式,從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正是人類獲得解放的根本和關鍵。這正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和基本內容。用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首先應剝奪資產階級的經濟霸權,至少把自然資源形態的公共利益恢複本來面目,並以公平、合理、人道的原則為人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使人們擺脫主要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各種束縛,而可以建立和擁有屬於勞動者自己所有的社會生產,實現按勞分配,完善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實現人類的解放,實現生產力的解放。
六、改造資本主義的正確方式
私人對自然資源的佔有是不合理、不合法的。而資產階級恰恰就是憑藉對自然資源的這種霸佔,加上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社會生存法則,才構造起資本主義的大廈,形成對廣大勞動者階層的壓迫,確定穩固的雇傭勞動制度,創造了資本主義以金錢決定壹切的,以對勞動者的剝削和壓迫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人文精神、倫理道德等。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人民貧窮與失業,勞動者被迫以僱工身份參加社會生產,以及其他壹系列社會弊端的根源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主張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於被認識了的本事來對待這種生產力」(恩格斯《反杜林論》)的主張無疑也是正確的。但實際上,生產資料私有制,卻主要源於自然資源私有制,源於缺乏人道的社會制度,而不是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本身。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私有財產、市場經濟雖然密切相關,但並非就是等同的,並非不可脫離的。實現社會主義,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顯然不能為了否定生產資料私有制而把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否定了。無論何時,人都是要生產與生活的,都是要消費個人生活物品的。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無疑是實現人的正常生產與生活的必須。實現社會主義,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沒有必要,也不能把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壹同消滅了。就是說,在我們倒洗澡水的時候,不能把洗澡的孩子也壹同倒掉。
共產主義並非是人的「大公無私」,而是人的自由與解放。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社會科學,而非針對個人的道德化要求。在《費爾巴哈》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這就是為這種聯合創造各種物質條件,把現存的條件變成聯合的條件。共產主義所建立的制度,正是這樣的壹種現實基礎,它排除壹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壹卷77頁)。因此,所有實現共產主義所要採取的行動、措施、制度,應服從於人的自由與解放的目標,而不是馬克思個人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壹些簡單設想。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原理,是把生產資料,即「現存的條件」掌握在生產者自己的手中,從而變成「聯合的條件」,從而可以實現生產者的自由,進而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
因此,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不應侵犯人的正常合理的自由和權利。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就是不能人為限制人的自由與發展。即便在改造資本主義的時候也不能這樣。就是說,社會主義不應強力阻止雇傭關係的建立。既不能阻止資本家雇傭工人,也不能阻止工人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人的合理合法的私有財產、私有生產和生產資料也不能被隨意剝奪。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資料私有制是社會的事情,不是資本家個人的事情。對於現在的壹般的資本家個人來說,除了自然資源之外,其它財產的來源都是合理合法的,是不能也不應被任意沒收、充公的。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應該通過自然資源的公有制,以及其他合理合法的方式來實現。而共產主義平等合作的生產關係的建立,只能在自由、自主、自願的基礎上,在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的協助下,由勞動人民自由自主地來建立、完成和掌管,完全歸勞動者自己集體擁有。
共產主義並不反對私人對某種物品的佔有和使用。就像對待私有財產壹樣,共產主義反對的只是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社會現象,即反對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私人對物品的正當合理的佔有與使用當然應予以維護和認可。但非法的、不合理的佔有就必須予以反對。例如,個人因偷盜、搶劫、詐騙而來的私有財產是不合理的,就必須予以沒收或物歸原主的。同樣,屬於全體人民共有的自然資源絕對不應當成為某個人的私有財產。土地、森林、礦藏、山川、大河等應是所有人民的共有財產,不應歸某個人私有,即使這種個人私有是花錢買來的、歷史形成的、約定俗成的也都不應該。自然資源的私人佔有,明顯是對社會其他人民的公共權利的壹種侵佔。社會主義應首先把自然資源收歸國有,並以此為主來建立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並通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為勞動者個人提供生產資料服務,讓勞動者個人可以只有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
與此同時,要改造私有雇傭勞動關係,也不是反對人們建立在雙方自由意願上的交易契約,而只是要求形成這個契約的交易應建立在雙方都平等和道德的基礎上。這種平等和道德不是說說就行的,而是要具體落實到交易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方式上的。比如,金錢不能購買壹切,不能購買人身自由和人的尊嚴,不能購買奴隸,也不能購買國家政權,不能購買土地、礦藏等公共利益,不能購買公民共有的財產。有些東西是不能被用來做交易的。同樣,勞動力也是不應被購買的。出賣勞動力,等於出賣人身勞動自由和權利。通常情況下,勞動者出賣自己勞動力都是被迫的。勞動者無法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為了個人生存才被迫出賣自己勞動力的。這些不公平、不正常契約的達成,即使是對方願意的,也明顯是侮辱人的,是乘人之危。而資本主義則根本不考慮這壹切,對自然資源、他人勞動的佔有,以及這種佔有所導致的極其殘酷的不人道後果都表現出壹種冷酷無情和漠不關心的態度,體現了資本主義對財富不顧壹切地掠奪的本質和精神。資本主義這種私人佔有壹切的社會生產方式所造成的貧窮與失業、飢餓與疾病、環境污染、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發展機會的不公平、地區發展不均衡等等社會弊端卻似乎與資產階級毫無關係。
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應該為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提供服務,而不是製造新的障礙和束縛。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勞動者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社會生產的壹種結果和表現形式。顯然,那種根據生產資料全民所有而產生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完全是錯誤的,這不但沒有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反而為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製造了另外壹種的障礙和束縛,完全不符合共產主義思想的本意。其實質,是以另壹種形式的剝削與壓迫制度,替代了資本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制度。是以全民或國家替代資本家的形式,繼承了剝削壓迫制度,成為勞動人民的新枷瑣。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這種新的桎梏,無疑正是馬克思、恩格斯在《費爾巴哈》中說批判的那種:「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東西」,是「冒充的集體」,「個人自由只是對那些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發展的個人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
滿足共產主義運動要求的,可以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只能是那種:「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的企業生產方式,即真正符合勞動者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由勞動者自己作主,自由、自願地結成的「真正集體所有制」生產方式。符合共產主義要求的社會主義經濟,只能是壹種以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基本生產單位的公有制市場經濟。
資本主義野獸般非人道的本質精神明顯地表現在其秉持著的動物世界的生存原則: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但這種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並非壹無是處。實際上,根源於人的生產與生活的千變萬化、多種多樣性,這種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形態的人的生存法則也是滿足人的生產與生活需要的最好方式。就像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改造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壹樣,共產主義也要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把控制人的市場經濟,改造為受人控制的市場經濟;把為禍造害的市場經濟,改造成服務於人民的市場經濟,使其為人的自由與解放提供壹種方式和服務。
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應用在人的生產與生活領域中,作為資源配置的壹種市場方式是可行和有效的,但卻不能簡單應用於人類本身,不能簡單應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作為人,參加這種自由的生產與生活競爭應該有兩個前提:首先要確保人的尊嚴和起碼的生存基礎;其次必須是真正公平合理的。
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恰恰就表現在這市場經濟的這兩個前提上。資本主義要確保雇傭勞動,所以必須確保勞動人民的貧窮與失業,確保產業後備軍的存在。而且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規律和趨勢是不斷侵蝕人的尊嚴底線,危害人的生存基礎,甚至連人的起碼社會保障系統也無法得以有效實施。同時,自然資源私有制、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方式的存在,也說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壹個不公平、不平等、不合理的基礎之上的。顯然,正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導致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不公平、不合理,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壹系列的缺點弊端,甚至連人的起碼生活與尊嚴底線都無法得到實現和保障。
而共產主義的基本做法,恰恰就在於通過生產資料公有制,讓勞動者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從而確保市場經濟的真正公平合理性上。在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社會生產,從而沒有了也不可能產生雇傭勞動這種不公平、不平等的生產關係。由於每個勞動者都是自己勞動的主人,自己所生產的社會財富全部歸自己所有,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自己生產與生活的最大、最好保障,因此也不存在所謂社會保障的問題。而且,人都是自己的主人,人的尊嚴當然得到最高的體現。
在資本主義雇傭生產的整個鏈條之中,如果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法則是必要和正常的,自由雇傭和交易,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制度也是符合人們道德化要求,不能隨意終止或沒收的話,那自然資源私有制卻絕對是非法和不合理的。人民有充分的理由把私人佔有的自然資源收歸國家所有,讓其歸全體人民共同擁有。如果說實現社會主義不能憑空沒收資本家們的企業和生產資料的話,那麼沒收資本家手中的自然資源卻是非常必要、合理的,理所當然的。
而其實,建立整個的共產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依靠自然資源的公有制就已經足夠了。實現共產主義,實現勞動者的自由與解放,無需強硬沒收資本家手中的生產和生產資料,而只需讓勞動者可以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就夠了。而只要以公有自然資源所形成的生產資料為勞動者的生產勞動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服務,再加上國家與社會在其他方面的扶持與幫助,就足以讓所有勞動者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企業生產,成為自己和自己勞動的主人。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人民並不是生來就壹無所有的,而是有壹定的天然的財產權的。每個人除了壹定的政治權利外,也擁有相應的自然資源財產權。依靠這自然資源財產,每個人都可以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生產勞動,從而可以實現自己的個性自由,實現自己最完美的生存與發展。
當然,土地、森林、礦藏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和使用必然要落實到具體的勞動者集體。但這並不需要把土地、礦藏等自然資源出賣給個人。使用權和所有權是不同的,自然資源可以給具體的使用者使用,卻不能賣給使用者。使用是壹定時期內使用,是要付出報酬的。而出賣所有權是壹次性的,壹次性交易后,所有權將永遠屬於新的所有者。
在當前台灣,雖然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已經佔據主體,但自然資源大部分仍是很分散的,把共產主義作為目標和指導思想的人越來越多。如果在不久的將來追求共產主義的政黨可以通過民選的方式得到執政權,並在執政之後充分完善與發展自然資源的使用與管理制度,充分完善和發展改造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並以建立公有制經濟為基礎,為廣大的勞動者提供有效的服務,使之可以自由地建立和擁有屬於自己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生產,那共產主義的實現仍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毫無疑問,這是積極正確地改造資本主義,解決壹系列現實社會問題的有效辦法,也是當今台灣改革與發展的唯壹出路,也是實現台灣人民真正的自由與解放的最佳方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共產主義的叛徒中共實行的改革開放對中國社會帶來的變化
從"為人民服務"到"為'新社會階層服務'"
從"全心全意依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到"全心全意依靠少數」精英
從"消滅剝削"到"剝削有功"
從"消滅私有制"到"消滅公有制"
從"北平壹夜消滅妓女"到"繁榮娼盛"
從"根絕性病"到性病泛濫,
從"消滅黃賭毒"到"黃賭毒屢禁不止愈演愈烈"
從"人民利益高於壹切"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從除了毛澤東是大貪污犯其他基層官員"廉潔奉公"到貪官遍地、贓款源源不斷外流、海外世界大量出現"二奶鎮"、"貪官子女幫"
從雖然醫療服務質量不好可是人人都有負擔得起的"公費醫療"、"農村合作醫療"到讓普通老百姓傾家蕩產的"醫療產業化"
從雖然是洗腦教育可是卻是免費義務教育到"二十年大學學費漲25倍,漲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長"的"教育產業化"
從"為國家建設的高積累而勒緊褲帶"到"為房地產商暴利的高積累而勒緊褲帶"
從"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工分制度到"按權分配"、"按資分配"的工資制度
從"壹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到"下崗""買斷工齡""叢林法則"
從表面上承認"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到宣揚工人階級是沒有出息的"弱勢群體"
從"原來沒有"最多就是工資很低到司空見慣的"血汗工廠"、"當代'包身工'"、"山西奴隸磚窯"
從八小時工作制到"中國工人階層為每天工作八小時而奮鬥"
從雖然工資很少可是卻"按時發工資"到"不準惡意討薪"
從"世間壹切事物中,人是第壹個可寶貴的"到"保安持鐵棒暴打討薪農民工"、"打死壹個給20萬!"
從雖然貧困可是"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沒有通貨膨脹"到債台高築、物價飛漲
從"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到"村騙鄉,鄉騙縣,壹直騙到國務院"
從"三老四嚴"、"精益求精"到"假貨遍地"、"處處作弊"
從雖然外交封閉可是"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到依賴外資、"市場換技術"、核心技術處處受制於人
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打的妳服氣"到"消氣外交"、"強烈抗議"、"極大克制"、"最大憤慨"
從教育基層官員"密切聯繫群眾"、"共產黨人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到鼓吹"高薪養廉""高高在上"、"當官做老爺"
從"鼓勵人做好事"到"見老太太摔倒千萬別攙"
從"為人師表"、"道德楷模"、"人類靈魂工程師"到"教育系統成賄賂高發區"、"教授忙於經商、項目爭奪戰、教學成副業"、"買賣文憑"、"論文作弊成風"、"'博士'滿街走,'教授'如小丑,'論文'如垃圾'學者'如癩狗"
從在黨的愛國主義宣傳的薰陶之下"海外知識分子紛紛回國報效"、"公派蘇聯留學生50萬盡數學成回國報效"到"留學不歸"、"大量人才加入外國國籍"、"公派40萬留學生回來8萬,不歸比例全球最高"
從"天之驕子"、"理論實踐相結合"到"滿地都是"、"畢業即失業"
從"基層官員沒人願意做"到"數千人爭奪壹個公務員職位"
從"人民當家作主、共同享受國家財富"只是毛澤東擁有絕對支配權到"10%的人佔有絕大部分社會財富"
從"官民比例1:600" 到"官民比例1:26、個別地方1:9"
從"壞人怕好人"到"好人怕壞人"
從在黨的教育之下所形成的"人人願負責、敢負責、能負責的主人翁精神"到"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愛國"、"各人自掃門前雪"、"妳們這些人算個屁啊"
從"白手起家、自立更生"到"吃祖宗老本"、"崽賣爺天不心疼"
從"山清水秀"到"禿山黑水"、"污染嚴重"、"綠藻藍藻"
從"浪費是極大的犯罪"、"艱苦樸素"到"拉鏈路"、"豪華辦公樓"、"低水平重複建設"
從"幾乎無賭無殺擄掠綁,每年死於刑事犯罪的不到20萬"到"刑事案件多如牛毛"、"每年光自殺就26萬",
從"航天之父、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衛星之父,核物理泰斗,導彈之父,雜交水稻之父,黃土之父,數學家,理論化學的奠基人等壹大批頂尖級的科學家"到什麼都沒有
從"成功發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導彈、核潛艇、雜交水稻、鐵路機車、現代海船、微電子、計算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研製成功、現代海船、微電子、計算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研製成功、CPU、漢字激光照排、復方蒿甲醚、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等領域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到"牙膏都要用外資品牌的"
從"科技競爭力全球領先"到"沒有任何科技競爭力"
從"獨立自主"、"公平合作"到"把廉價商品送往美國,用廉價商品換來的美元隨後也送還美國"的"中美國經濟"
從獨立的民族經濟到"外資經濟佔全國GDP超過壹半",每年利潤超過壹半流向國外
從"對愛情忠貞不渝"到"婚前財產公證"、"換妻俱樂部"、"大城市離婚率高達30%"、"沒車沒房不嫁"
從"7000萬修壹個世界第八大奇迹河南8000多公里的鉤渠"到"老百姓居無定所、多少學校是危房的同時花幾億十幾億甚至修建辦公樓"
從"貨真價實"、"對人民極端負責"到假冒偽劣無孔不入,假文憑、假學歷、假幹部、假警察、假軍人、假外商、假成果、假廣告、毒食品、豆腐渣充斥社會
從"不需要防盜門"到"離不開防盜門"
從"又紅又專"、"唯才是用"到公然"明碼實價"買官賣官
從雖然普遍貧窮可是基尼係數被國際經濟學家計算在3以下、沒有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社會,到基尼係數超過4.5這公認的貧富極端分化的警戒線
從義務教育,到中國教育投資不及非洲的烏干達,失、輟學兒童人數創下世界第壹
從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免費,到中國貧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學,因為貧窮而導致父母自殺、家破人亡
從赤腳醫生為代表的農村合作醫療,到讓中國九億農民沒有任何醫療社會保障
從礦工是主人,到中國每年的礦難發生次數和死難人數,創下世界第壹
從槍斃貪污數萬元的革命功臣劉青山、張子善,除了毛澤東跟某些少數人之外大部份基層官員沒有機會貪污到中國近10年貪官轉移國家財產近萬億美元到海外,且永遠無法追回,貪污腐敗世界第壹
從作風清廉的基層人民公僕,到中國各級政府每年工款吃喝、工車消費、工費旅遊超過8000億元,相當於四個三峽工程
從全民義務教育,到中國在其農村尚存在無數失學兒童,存在大批破舊校舍的情況下,中央電視台修壹座新樓預算就高達70億,創下堪稱世界之最
從GDP佔大比重投入民生,到GDP佔小比重投入民生,中國民生投入佔GDP比重排名全球第100位之後
從中國曾經徹底消除了針對壹般民眾的色情業、賭博行業,到目前中國被脅迫的風塵女子人數和發生的逼良為娼案件,滿大街的賭博場所創下世界第壹
從針對非法業主的掃除色情業行動,到針對最弱勢的賣身婦女施用暴力和權色交易
從城鄉差別不大,到中國大中城市發達程度與歐美相當,而絕大部分農村和非洲窮國的農村處在同壹個發展水平上,反差之大創下世界之最
從自主研製成功二彈壹星、大飛機、殲10、核潛艇等,到聯合國5個常任理事國中,唯壹的壹個依靠引進尖端武器的國家
從工人享有基本福利保障,房子不大可是卻有福利住宅到不享有任何福利保障,並且工資佔GDP比重創下世界最低
從振興中華民族工業,到中國與非洲小國壹樣,只能靠出口襯衫、褲衩之類產品換取其急需的民航飛機等工業品
從基層官員應該堅持廉潔堅持樸素的作風到中國各級政府辦公大樓的豪華程度超過最富有的美日歐政府,創下世界豪華第壹
從促進民族團結堅決不接受蘇聯帝國主義的威脅讓外敵不敢隨便侵略中國,到目前中國越來越陷入分裂狀態,另有大片的領土、領海因為政府接受璦琿條約的做法被俄邏斯等周邊國家所侵佔
從農民弟兄進入北京戴大紅花,到中國農民進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須辦理"暫住證"暫住在中國,堪稱世界奇觀
從雖然教育質量不好可是貧困農民家庭子女上大學免費,到中國大學四年學費相當於壹個農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勞動所得,是世界學費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
從大學畢業統壹分配,到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
從全國城鎮國企職工工作穩定,到國有集體企業下崗失業人口超過壹個億
從1978年官員行政管理費佔財政開支比重不到5%、總額52億元,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到現在行政管理費開支比重接近20%,位列世界第壹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唯物史觀與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由啟蒙到如今已有二百多年文化史,但究竟什麼是共產主義,以為世人所疑惑,其原因,是沒能正確理解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有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人都知道,人類是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亦稱自然界)的發展規律中進化而來的。因此必須到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歷史文化中,用宇宙發展觀為認識,用辯證法為方法論,才能探討出關於人類存及社會發展的歷史根源,最終從宏觀上詮譯人類及其社會的全部文明本質內涵。
發展論認為:人類是在自然生態中衍生的,但人類未來無限發展的根本,卻不是在生態而是在宇宙。為什麼呢?依據現代科學技術的能量消費發展,生態能量資源不能滿足人類歷史性發展需要,人害無限發展的科學能量要救及技術指標在宇宙中。所以現代的人類,是未來的宇宙人類。這是自然物質規律衍化人類無限發展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必然生命法則。人類不衝破生態圈的能量數態及技術指標的局限束縛,將不可避免的自取消亡。
那麼什麼樣的人類及其社會生活方式,適合進入宇宙,成為宇宙人類?要讓世人清楚地知道問題的內在真像,就需到宇宙物質生命世界的生命時空中,看看宇宙是怎麼形成的,地球是怎麼產生的,生態是怎麼來的,人類是怎樣衍化的,及人在宇宙的生命關係等等,以人為本,為當今宇宙大千世界做壹條影屏生命大線,為人類認識必然發展做以清晰的理論參考。
發展論認為: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孕育生命搖籃中的所有物質,都以具體的外在實體和內在規律屬性構成有產生、成長、轉換與發展的普遍生命存在現象。因此宇宙中的物質,都是有生命的。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的千姿百態的實體和萬千變化規律屬性構成的時空整體。
宇宙中不存在沒有實體和屬性的生命現象如果說有,只能是虛構的假說,科學論據,須以實物為證。
解讀共產主義為本,為什麼需要以宇宙觀為起點?因為人的壹切生命現象,都是宇宙生命的濃縮,包含著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文化信息的內在精華。所以人類的存在,有以表現為人的最高屬性的工產主義文化,與宇宙生命有著密切的「血緣」般內在聯繫關係。壹句話,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演繹人類及其生活文明必然發展的文化結晶。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用宇宙觀,到宇宙文化中尋覓人
生命根源的客觀前提。
既然人是宇宙文化的精華就必須認定,人類是宇宙文化中的高級生命物種。依據是什麼呢?很簡單,人具備了物質世界發展規律最高文化法則——創造性和奉獻性。
由於物質世界的時空運動有規律無意識,因此創造生命的能動結果盲目緩慢,而人則能相對有意識地按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再現性的創造出源於自然而高於自然的新質態生命文化,形成自然規律與人質意識互換守恆的物態特徵,最終轉換成高級生命物種。
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活躍的壹粒生命孢子,他將以無限大的生命發展力而遨遊宇宙時空。
人類既然是由創造性的物態實體和奉獻本質屬性構成宇宙中最高級生命物種,那麼自然是怎樣衍進人害生命的呢?這是人類社會最敏感的問題,但就機械的從社會中看人的存在與發展內涵,將會在人類客觀遙感歷史關係中產生自然斷檔現象,要完整圓滿的解決問題,需從宇宙產生的源頭為起點到宇宙有機生命的產生為臨界,繪製壹幅宇宙無限發展的歷史長河,在這條長河的大卷中,不僅能讓人看清宇宙與生態是怎麼來的,人在自然界發展到哪壹階段衍生的,更重要的是現在應該做什麼,未來如何發展,如果人害思維科學的態度正確,方法得當都是不難解決的問題也是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為什麼,因為人的精神生命要有個完整的人生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活個明白。
科學告訴人類,認識矛盾重重無限奧妙的宇宙世界絕不神秘。歸根到底的組織形式,是物質以具體的量積累到質變換為完整的生命因果周期,像積木壹樣構成區域性歷史文化板塊形態,宇宙物質生命世界,就是由無限具體區域文化板塊普遍聯繫起來,有始有終的時空整體。人類的實踐生活方式和思維意識法則,就是抽象的依據各時空區域文化板塊為模式,由淺入深探討宇宙物質世界的全部生命內涵。
宇宙生命特徵是什麼呢?不外乎兩大特點.
壹、由產生、成長,到消亡轉換的量化過程,是優勝劣汰的生命活動現象。
二、由初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以此類推無限輪迴,永恆的生命運動發展現象。
這兩大特點,構成宇宙世界全部生命內涵的文化基因。
人類現代信息科學技術,象壹枚騰空飛馳的火箭,刺破了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層層面紗,為可知科學文明視野,打開了壹條通往未知宇宙生命內幕的時空隧道,把人類意識文明送到科學指定的遠古宇宙文化源頭——無星際時空領域的歷史年代。
站在無星際文化的源頭,科學的慧眼中,呈現了無機生命世界壹幕幕掘勢磅礴演進過度的歷史畫面。
第壹幕:以無機暗物質單元粒子為基本實體和屬性,構成不同混元真空區域運動的古生代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這壹時期單元粒子群分別如生態自然中的霧霜雲雨風壹樣,按各自生命質態的能動特徵,在長期磁碰撞和電分解的空旋膨縮運動中,逐漸形成第二幕,多元體古代微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微星際萬由理化組合運動中,形成了第三幕——近代混元體化合星際宇宙文化歷史時期。在混元體星際定向化合運動演進歷程中,產生了第四幕——現代有機化合生態文明的宇宙文化歷史文化時期。
由單元真空為起點,到混元時空為臨界,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完成了無機生命衍變過度的全部歷史周期。
發展論認為,生態文明的產生,使宇宙世界結束了以無機生命為主導特徵的時空運動,進入了以有機生命文明為主導的新質態宇宙區域文化歷史時代。代表有機生命和無機生命屬性同合共組的高級生命物種——人類的衍生使宇宙文化的歷史天足,革命性踏上了有機生命與無機生命互為轉換的亞間生態自然文化的歷史邊緣。因此現代的人類,是宇宙生命世界中最偉大,最高級的生命物種。
站在生態文明與自然文化亞間過度的質變飛躍支點上擡頭展望,浩瀚深墜的宇宙時空隧道,為人類未來生活模式指明了無限發展的歷史空間。低頭俯視,生機盎然的生態大千——地球生命的起源和生態文明的發展歷程。
地球起源
壹顆明亮的膠溶狀巖質流星體——某脫軌由天體殘骸。帶著熾熱的能量,在太陽系的時空中,按順時方向,奔向圍繞太陽轉動的壹顆古老龐大的霧態水質行星。
當巖質星墜入水質星內核時,受水質星的冷卻和內核阻力及磁場的引導,巖質星表層形成了堅固的外殼,緩解了萬有引力,歸順了水質星的自轉,同水質星壹起圍繞太陽恆星進行公轉運動。至此,壹對親密無間的天體伴侶,在太陽系時空開始新婚般的蜜月施行。
在運動中,巖質星應水質星能量守恆需要,不斷發生推陳出新的地質呼吸變遷運動。強大的熱能,把大量殘骸噴射到水質星的外太空。隨著巖質星殘骸的增多,與水質星的物態雜質、及宇宙塵埃受磁旋引律的碰撞,在外太空形成了巖質星有「血緣」呼應守恆轉動的小天體——月亮衛星。
由於巖質星靜態守恆的密度不斷增加升溫,自轉頻率加大,變換著水質星的原始軌道逐漸向太陽慢移。
在與水質星蜜月轉動時,巖質星的熱能理化效應,和聲光電氣磁的化合作用,不斷把水質星的霧態宇宙水系蒸發為雲雨,受巖質星磁旋引力,雲雨歸回到巖質星的懷抱。如此歷史性凈化循環,在巖質星的低洼地帶形成生化海洋水域。
受水系增多的壓力,地殼不斷發生守恆引力的變化,以適應水域存在積量。水質星的實體逐漸被巖質星精華吸收,最終轉換為霧霜雲雨風的歷史遺迹,形成巖質星特定的自然性大氣空間。
十月懷胎,巖質星以巖物態和水質物態組合成合二而壹的新型星際天體——地球行星,帶著月亮,開始了與太陽恆星進行有規律的時空運動
生態起源
在特定歷史大氣空間環境中,地球進行了及其漫長的冥古宙自我養生歷史過渡時期。到太古宙歷史階段受大氣空間壹定理化條件影響,在水域潮濕地帶,產生了由水質星所遺留的無機暗物質粒子與水分子有機合成苔鮮類軟纖維有機生命孢子。幾經風乾雨淋生死輪迴的遺傳重組,胞子脫離了苔鮮生命的束縛,在生化海洋水域的光合環境中,衍生了以啄收炭氣,吐出氧氣為生命能量守恆的單細胞低級微生植物。隨著低級微生物的發展,相繼繁衍出孢子植物、裸子植物,直到脫離水域走向大陸延續到如今的高級被子植物。
在海洋植物消亡的靜態氧化過程中,產生了吸收氧氣,吐出炭氣的有機浮游動物,微生物是以食取微生植物保持生命能量守恆的。
由低級微生植物,到低級微生動物,有機生命完了初級生態進化鏈的轉換過程,接而繼之的,是以食取微生動植物的吸管動物——無脊錐動物——哺乳動物——兩棲動物,與植物發展規律壹樣,水生動物幾經演變進化,最終脫離水域的束縛,走向了大陸動物界。直到人類出現,有機生命在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複雜的發展規律中,完成了地球生態第壹輪自然性由量化到質變的全部文明史。
什麼是植物:生態中以靜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植物。
什麼是動物:生態中以動態活動完成生命過程的有機物種叫動物。
什麼是有機生命:以遺傳方式繁衍生命的物種叫有機生命。
什麼是無機生命:以遺變方式轉換生命的物態叫做無機生命。
什麼是生態:由有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生態。
什麼是自然:由無機物構成的生命現象叫自然。
什麼是文化:文化指自然知識。
什麼是文明:文明指社會知識。
什麼是知識:知識是解釋真理。
什麼是真理:人的意識符合客觀規律就是真理。
什麼是意識:腦的能動行為叫意識。
人的衍生,使宇宙物質世界進入了以質變飛躍為生命運動特徵的新文化里程碑。因此,人類社會肩負著兩種質態互為轉換的歷史性臨界使命和信息。
壹、是人類將以全新科學質態能動行為,進行第二輪復興生態文明建設和社會質變大革命。
二、是人類在科學生態革命生態建設中,必然聯繫的,是科學宇宙革命與建設的科學信息基礎工程。
人類的起源
站在生態文明制高點上,低頭審視,在千姿百態、生機盎然的有機時空大千世界中,人類以獨特的直立物態行為,從爬行物種的自然王國中珊然而出,幾經蒼桑巨變的漫長演進到如今,開闢了壹條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在這條自強不息的生命大河中,清晰地展示著人類千百萬年自我完善的幾種進化圖騰形態,及每壹形態段落中,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鮮明社會歷史生活方式。
唯物進化論認為,人類由自然爬行,到自由直立,經歷和正經歷著四種不同生活內容的社會歷史時期,壹是自然性原始人類歷史時期,二是自發性類人群體歷史時期。三是自覺性勞動人類歷史時期,四是自由性科學人類歷史時期。
由自然性到自發性到自覺性,再到自由性,這四種歷史階段。形成了人類由生態向宇宙進行轉換過渡的第壹輪完整的文化通史周期。
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人類社會發展史,可繪製人類進化圖做以明注。
人類進化圖
自由宇宙人類
自覺宇宙人類
自發宇宙人類
自然宇宙人類
自由科學人類
自覺勞動人類
自發生產勞作人類
自然原始勞作人類
自然爬行
第壹輪生態人類通史周期板塊。
由低級
向高級消除爬行物種屬性
第二輪宇宙人類通史周期板塊。由簡單向複雜演進人質物種屬性以此類推無限輪迴永恆發展。
圖式表明,由於人類來源地球生態圈中的爬行王國,在第壹輪生態質變發展歷史時期中,必然不同形式或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爬行物種屬性的積量遺迹。人類在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求得進步同時,也在逐漸以量化方式改造自己,最終結果,要徹底清除爬行物種本能屬性,衝破地球生態的有限生命能量束縛,凈化成宇宙人質生命社會。
只有人類才能進入宇宙世界,因為人相對爬行物種,具備了超越地球生態文明的文化潛能。
人類復興生態質變革命。是以科學文明發展意識,取代自然生態盲目進化邏輯,重建科學化有機生命世界。這是宇宙生命法則賦於人類發展的歷史使命。而不適應科學生態發展的、陳舊落後的動物屬性,是必然消亡的,適者生存,這是最基本的宇宙生命法則。所以爬行物種不能進入宇宙文化世界。這就是人類為什麼要清除爬行屬性,轉換為科學人質屬性的歷史原故。
人類的客觀存在,是物質世界自我完善的必然結果。
壹、原始自然人類社會歷史時期
這壹時期,分兩種人類進化過渡階段。壹是以基本直立並帶有兩棲本能活動為實體的古原始類人猿歷史階段(只論類人猿,不論靈長類)。史學界稱這壹階段的人類為古原始前人人科物種。生存特徵,以偶然使用自然物的勞作活動方式,支配手足分工的肢體改造生命運動,以適應全天候自然環境的直立生活方式。
由於依賴熱帶全天候自然靜態環境,所以古原始前人,屬自然性生命物種。
二、是能製作簡單日常生活用具的原始人類歷史階段,在這壹階段,原始人類在繼自然天性的吃文化后,能動地發明了往文化和衣文化,直到火的文明應用。史學家稱這壹段的原始人類為能人人科文明屬性。其生活特徵,是主動利用自然物具改造體能系統的勞作生活方式。由於原始能人還是生活在全天候的熱帶靜態環境中,仍屬自然性人類。
在百萬年前的遠古大荒,非洲熱帶雨林,生活著諸多靈長類生命物種,其中壹支似人又似猿的靈長之王,被史學稱為古原始類人猿前人的兩棲物種最為活躍。所謂前人,是指人類由靈長類向人轉換時,最初具備人類特徵的直立物種。
儘管前人進入了直立為主的體能形態,但手足體態還具有壹定程度的攀援特徵,因此類人前人的自然性生存特徵,是演化肢體運動生活方式。
自然界自我完善的生命運動法則,集中地賦于了前人集所有爬行物種、兩棲物種肢體運動的本能精華成為由低級半蹲式靈長類向高級直立靈長類分支進化的唯壹生命物種。
前人以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性格意志本能和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獨特心理屬性,超越了所有靈長類及爬行物種自我個性意識——弱肉強食,遇難而逃的狹隘野生本能屬性的束縛,成為生態中的靈長之尊。
積極主動,集體活動的本能心理意識,是類人猿進化為人的先決本質屬性。只有積極主動的集體實踐活動,才能普遍領悟出具體進步活動內函,以積累客觀進步的必備條件,宏觀心理加上機警勤敏、勇敢頑強的個性鬥志的有機重組,為前人必然走向自由直立,奠定了必然發展的客觀基礎保障,而壹般靈長類自我個性本能意識,是不能產生集體實踐活動中的特殊內容,所以只能局限在半蹲文化中。
歲月如梭,前人在人類文明史的幾百萬年時空漫燃歷程中,完成了由偶然使用自然物具的勞作生活到自由使用自然物具的直立自由的歷史使命。
四百萬年前,能人以基本使用自製壹般生活用具的勞作物態生活特徵,超越了前人自由使用天然物具的局限性,開始了以捕魚狩獵為主,以採集為輔的原始人類生活階段。
使用自製簡易生活用具,擴大了能人的生活視野,增強了與自然界進行生存的鬥志,開始了逐漸脫離林域,茫然地向大際進行試探性慢移過渡。
能人在林域邊緣的沼澤草叢之間,以背靠森林茅草築屋的居住方式,進行新形式採集狩獵的血緣氏族勞作生產生活。
由於脫離林域野外生活,體力活動能量加大,及日晒兩淋的自然侵襲,能人的汗腺系統發生了脫毛的生理變化,為防自然侵襲和蚊蟲叮咬,原始能人開始用枝葉及獸皮製成原始衣著自我保護。
由林域向陸地亞間跨躍的歷史過渡階段中,原始能人完成了茅草築屋和原始衣著的兩大社會文明生活的物質文化。
能人在日常狩獵採集,強化體能演進活動中,對偶然突發危機事件,進行高度集中,極為認真激烈使用天然物體攻擊或自衛活動時,被群體的視覺和聽覺所刺激而在腦——神經意識功能司令部中,產生了暖間的記憶信號,隨著生活的頻繁重複。暖間的信號積累,在直立腦生物電磁感應的印覺功能中逐漸拉深加重,最終通過認真總結,轉換成傳統經驗性實踐啟蒙感覺認識行為。面對無限重複認識和反射溝通的形象交流實踐,能人腦覺活動系統相應再生了更為高級的思維映覺把映功能現象,而溝通與交流的認識和反映形成意識實踐的能動思維實體,就是言語,因此,言語是表人的思維活動的意識工具。
人由心理本能認識,到客觀思維反映的意識行為及壹切意識屬性,都來自於實踐活動對腦的不斷開發過程中,最終形成人的獨特生活的意識環境。正是認識與反映高頻率意識實踐活動,像火花壹樣,打開腦神經系統無限多維生理空間的遙感啟蒙大門,在原始的腦覺物態意識領域,為人的物態實踐開闢了無限廣闊的時空視野。
人的遺感測應系統,既由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等通過感官組成的實踐意識活動,是人產生主觀心理認識的初級本能行為範疇。
人的感覺意識,既由判斷、概括、歸納、總結等通過間接既興變化的再生意識活動,是人腦思維反映客觀的高級轉換行為。二者互為重組,在人的腦覺領域中,衍生無限能動的意識體系,如思想、觀點、印旬、夢幻等,所謂意識,是腦多維實踐活動的總稱。
客觀世界是以內在發展規律為生命運動的根本,而人是以內在意識秩序法則為生命活動基礎,兩者時空生命壹樣,都是物質多樣性的客觀存在。
人做為物質世界先天文化的壹個後天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在生態中衍生,而在自然發展規律中發展的。因此必然地帶有發展規律的客觀屬性。自然規律,是人類意識文明的客觀依據。因此,人的意識發展規律是自然規律的反映。
人的現實存在意識,既人的人生觀,是人在壹定靜態現實生活的具體反映。如果與無限發展的動態歷史相吻合,完成壹個統壹生命的文化周期,沒有抽象思維概念做主導支朽人的現實有限活動是不客觀的。而作用於人的內在客觀發展意識的能動實體,就是人的精神思維,既人的世界觀。
人的世界觀有意識地支配有限生命,以勇敢頑強、無私奉獻鬥爭的時代精神,逐步完成無限發展的歷史使命。
自然界演化人類的生命核心,是不斷精華人的精神文明意識。人的壹切根本,都是通過實踐活動,把物質客觀基理內函再現為人的思維理性意識概念中,達到天人合壹的最高宇宙文化境界。
人的理性思維意識和人壹樣是後天的,來源於自然界先天文化的濃縮。所以人是宇宙物質世界中凈化了的精華生命物種。
人的現實人生意義,既人的人生觀,必須與客觀世界無限發展規律相壹致,才能正確認識和反映客觀世界的必然真理,以便有目的地掌握生命守恆與轉換的自由法則,取得無限輪迴的生命永恆。反之,必在壹定歷史周期範疇中盲目夭折,自然法則是不可抗拒,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真理。
人的生命質量源泉,來源於歷史性時空運動,這就是自然辦衍生人的本身及壹切屬性的壹般概念。原始人類,就是在這種概念中,通過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實踐中,走向遙遠的未來。
在日積月累的林陸亞間生活過渡中,原始能人不斷以古前人遺留的聲覺感應交流機制,對手足發工后實踐活動中產生的物態經驗及彼此間情感關係,進行認真的交流溝通,從中創造了互挽意識的音覺扭帶——言語意識文明。言語是人類再實踐意識的交流工具。言語的應用,使能人的腦覺系統多樣性有了秩序性的能動邏輯理念。把人與社會與自然的互為關係間接有機地聯繫成壹體,為直立人類後天智慧主動演講超越自己,展示了無限廣闊的思維運動空間。
能人社會中,母系生兒育女創造生命的無私血緣奉獻品質,確立了血緣倫理關係的必然主導地位。所有情感體系,都以母系血緣親情為精神寄託,生活在摯朴古老的自然性血緣倫理社會意識中。
什麼是血緣關係:血緣關係是物種同宗遺傳的生命本源屬性。統壹的血緣本質關係,形成統壹生命形態實體的本質之道。
什麼是倫理關係:倫理是人類不同輩份、年齡等間的互為關係,倫理屬性構成人類有秩序的社會存在。因此倫理是人的現實生活之德。
本質之道和生活之德二者生組,構成人的內在精神行為的生命底線——道德意識文明屬性。道德是人質精神的本質。既人的本質。
由於血緣關係沒有異化現象,因此在以母系「單細胞」社會血緣生活中,沒有姓氏之分。為此,古人類學家把沒名沒姓的原始能人定為共同公有的氏族標緻。把家庭叫做母系氏族家庭,把社會叫做母系氏族社會,既原始血緣公共社會,其社會生活方式,是群居部落形式。
家庭,是人質物種生命由單細胞向雙細胞分裂重組產生新生命遺傳社會的產物。而社會是遺傳歷史的產物,歷史是家庭與社會的全部反映。
由於原始能人母系化社會活動的單壹性,社會存在關係中,只有男女之別倫理之序,決無等級之分,壹切都在摯朴簡單的原始本質的血倫統壹共性道德規範中共同生活。
白天,成年母系率青年女性在駐地邊緣進行採集食物的勞作活動。育齡母系照料老幼管理家務,男孩在壹起玩耍戲鬧,為成人生活奠定直立本領。女孩在壹起盤花結草,相互裝點美麗。
男系以壯年為首領,率男丁在林間水域,草野沼澤進行漁獵的勞作生活。能人男系勇敢機敏,無論如何兇險逆境,都群情激奮頑強拼搏決不退讓。尤以鄰族有難,更是首當其衝,全力以赴戰勝堅險,面對所取之物決不爭分。日常勞獵,對所獲食物決不貪口,帶回駐地,由母系族老按份分享。如有不足,成年男女,寧死不食。這種同生死、共患難的本能血緣奉獻道德社會環境,形成威力無比,戰無不勝的社會凝聚力。歷史學家稱這種生活為原始共產主義。
原始自然性共產主義,是人類科學共產主義的基因質。
晚上,人們團聚在壹起,用口頭言語,講敘生活中的故事。如有鄰者,便手舞足蹈,擊木音歌,和諧激情浪漫盎然。但未婚男女,決不串夜。
夜晚,夫妻擇地廁息,其它成員均按倫理秩序分班就寢。如此默守陳規群居共伍,無壹絲衝突之舉,如有犯逆者,必遭眾斥,使其心跡無容,痛改前非。
原始能人的婚姻,是以女性青春特徵而定婚緣的。能人家庭把青年女性當做日常生活中壹大喜悅之事。成年人等與鄰族交往溝通中互傳喜訊,有適齡男性,兩廂老人亦可做主。為其擇定終身。但近親宗教,決不通婚。發展家庭人口,是能人生活的壹大特點。
由於血緣關第注重群規,對個體無須挑選。成人男女青年選下日期。是日,男系以壹母系族老為婚主。攜新郞及眾家族人等,帶食物禮品,到女系家中接親。女系家族用花絮草藤將新娘打扮。男女新人相見,眾群人手舞高呼疊音不止。在男迎女送,簡明浪漫的儀式后,男系婚主率新人及迎親者回到男性家中。原始能人在自然性社會群居生活中選擇定性配偶婚姻文明,打破了動物盲目野生本能遺傳生理關係的局限性。使兩性關係升華至感情的配偶和生活伴侶的文明高度,是人類本質必然發展的壹項重要生活指標。
在能人社會,女到男家,如天使般備寵敬,新婚燕爾,新夫婦獨選良地而居。其情專壹,溶融相注,壹方不幸,生者決不重選。更有剛毅者,不思食飲,痛思逝者而捨棄性命。
對逝者,能人置於蔭草深處,用草絮遮掩死者,送上生前遺物以寄哀思。對氏族貢獻突出,或年長母系,更為厚葬。有遺者為其泣淚長思久糜不振。其情感深重無以倫比。
能人家庭發展到壹定數量時,為預防衝突便於管理,部分直系成員可立家庭,凡范之舉,優化了家庭質量也強化了社會生存意識。彼此間的感情交往更加親密和諧執禮謙讓,分家不分情,這就是為什麼鄰裡間壹方有難,八方支援,同命互為的血倫集體社會精神文明屬性的道德因緣。
能人在狩獵的活動中,將受傷的動物帶回家精心療傷馴服,人類畜牧業由此開始。
日月星辰,悲歡離合。四季輪迴,氣象萬千。生活的閱歷,能人的精神意識中,再現了絢麗多彩、形象豐富的自然圖騰藝術文化。能人用樸素生動的情感色彩,描繪了壹副美麗動人的歷史神話。神話記錄了能人對生活的感悟和對自然力量的崇敬。
神話的產生,是原始能人開始自然藝術的心靈感悟和原始社會「政治」教化的實踐結果。
把外在精神希望支持,寄托在茫然崇拜自然圖騰的童心般的神話蒙味信仰中,是原始能人不能;理解自然和自身生命的歷史原故。
原始前人和原始能人,歷盡幾百萬的時空歲月,在依賴全天候靜態自然環境中,用原始的衣食住行,自製常用物具和手工編製技術等自然物質變化,完成了人類肢體改造、體能改造的最初文明生涯使命。迎著歷史的呼喚,高舉生命之光——永不熄滅的神話火炬,高吭著悲壯而美麗的神話長歌,毅然踏上征服大陸四季動態歷史生活的人類大遷移運動征程。
人類社會文明發展和自然文化發展通史壹樣,在壹定靜態能量守恆的歷史過渡周期中,當能量增值積累到突破守恆臨界時,必然以動態的飛躍轉換形式為啟點而選擇下壹輪的文化通史周期。這是宇宙生命法則——由初級向高級自我完善、無限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古代自發人類歷史時期。
萬里征程始於足下,二百五十萬年前,由原始能人轉換為古代直立自由而定社會匠人,依照生命法則的歷史儀式,邁著茫然而堅定地歷史步伐,以啟蒙智力的生產勞作生活方式,逐漸遍及生態大陸的天涯海角。同自然界進行改造自然地生存鬥爭。
所謂匠人;是指有意識利用自然資源,進行自發性生產勞作活動歷史時期的古代人類。
什麼是自發性;自發性在物質世界是指個性物質沒有規律的外在存在形式。
做為人的意識,是以現實主觀意識邏輯為主導特徵的意識形態。最高思維意境,是以主觀現實的外在存在意識形式為主導活動的意識邏輯。所謂唯心主義,就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反映。
由於匠人是利用自然外在直觀物態資源的生產改造模式,其意識反應境界,只能盲目地選擇偶然外部世界的或然邏輯關係概念。因此古代匠人,是啟蒙自發人類的人科屬性。
古匠人壹路跋涉征途中,不斷發明打制石器和木器而定自然科學流動生產用具。打制石器活動中,發明了自製火的科學能源文化。火的應用,使匠人物質文化發生了壹定歷史性的質態飛躍。
幾萬年繁衍慢然的大遷移運動生涯,古代匠人基本進入各自的擇息之地,開始了大陸四季輪迴的靜態定居生活。
古代匠人用舊石器、中石器竭盡二萬五千年的自發歷史長河,進入了新石器歷史階段。
新石器初期,古匠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果實與粟種的再生現象。於是開始種植農作物的勞作生產方式。農業生產是匠人在改造自然生態的養生環境鬥爭文化歷史中,最偉大的自發科學文明。
農作技術的應用和農作物的豐收,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自發性生存鬥爭的歷史性物質勞作智慧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長期農牧生活實踐中,男性不斷呈現體能和智能的優越。伴隨著人口不斷增加,壽命的不斷延長及各種具體生活事物繁多,給母系專壹管理家務帶來壹定影響和困難。為了緩解壓力,母系把家庭外事管理,過渡到男系生活範疇中,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平等管理關係。但母系生兒育女的天性血緣倫理主導社會本質文明的道德屬性。永遠都不會改變,只能隨著歷史發展更加明朗化和更新化。
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客觀生活方式,和自然賦予所有物態各種生存活動法則壹樣,是不可改變的客觀真理。而各種物態的自我選擇,只是物質世界現實存在的具體反映,同樣是不可改變的。現實存在必須與宇宙文化的守恆與轉換規律相適應才能得以永恆,自然界就是以守恆周期和質變飛躍轉化不斷更新向自我完善永恆發展進步演化。只有人類才具備這種能主動選擇守恆與轉換生命法則的智慧,其餘任何壹種物態屬性,都不具備自我能動選擇自由,而只能被動地在壹定守恆周期的臨界時,以本能物化消亡形式轉換為另壹種生命質態。
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基本保障,就是人類以血緣倫理關係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精神力量,使人類征服宇宙文化中的所有難題而與宇宙世界的發展規律同步演進。不管人類社會怎樣選擇,與宇宙同步的鬥爭精神永不會變,這是宇宙世界客觀演繹人類的精華所在。
古匠人社會,由於男性管理,對社會而定生產發展起到決定性進步作用。
隨著畜力進入社會生產,使得個性勞作得到充分發揮,生產地產品內容不斷豐富社會生活。氏族式的家庭勞作,以不能滿足區域性多元產品發展需要。匠人逐漸自發地把家庭自耕地生產方式擴大到宗族分耕土地生活方式的管理範疇。
所謂宗族分耕土地的生活方式,是在直系血緣家庭基礎上,把有直系連帶血緣關係的家庭組織在壹起,形成多元家庭在壹定區域內共同生產地宗族部落社會組織形態。由此土地及其資源的自然化存在,被明確為宗族社會所佔有。
古匠人分化土地與資源的選擇,拋棄了自然資源公有性的社會大環境,使人的個性開始以小團體的社會觀念得到開發。盲目自由的選擇,激勵了盲目自發匠人的勞作積極性。這在社會歷史上,為原始公共社會埋下了個性自由的潛在意識。
為了便於多元化宗族家庭的壹元化社會管理,古匠人用以往崇拜自然圖騰神話中的圖騰實體,定為神聖的姓氏標緻,由於男性主持社會活動,因此圖騰神姓氏的所屬權歸男系所有。已往沒有姓氏的公共氏族部落家庭,轉變為有姓氏的古代宗族家庭,所有宗族成員,都以男係為姓氏遺傳方式,確立了父系宗族血緣倫理的社會形態。
在父系匠人社會活動中,各宗族家庭的長者輪流擔當宗族首領。長者們集聚在宗族祠堂,在首領的組織下,辦理宗族間的內外事宜。在各宗族家庭中,由家庭長子為長者的繼承人,由此,產生了宗族社會倫理的家庭世襲制度。隨著社會發展多元性的複雜化,首領和長者的管理業趨於專業化。
由於古代人的年齡弱化,壹些長者過早夭折,壹些年輕家庭長子過早登上長者社會階層。長者階層的年輕化,助長了古上層社會不斷產生個性自由的內在意識,也正是年輕化的盲目性,使不參加生產活動的年長者歷史性地產生了惰性意識。
由古匠人宗族社會的首領和長者構成了完整的宗族社會上層建築意識形態。
隨著社會多元化生活方式高頻率發展,農業和手工業成熟分化,集中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農作生產和以物易物的市場經營的古代社會經濟。
以物易物的民間市場生產,繁榮了古代匠人的社會生活活動內容,使人類社會發展趨於成熟。
在古匠人社會不斷面臨自然災難時,進行改造自然地生產勞作者,用傳統的堅強體能意志和寧死不爭食,相依為命的血倫人質精神,同自然災難進行不惜性命的拼搏鬥爭,最終取得了戰勝災難的輝煌成就。
患難見真情,在災難面前,勞作者用血倫精神戰勝了大自然的無限挑戰。而壹些不參加生死鬥爭的新興長者貴族,由於沒有奮鬥精神,加之寄生的惰性,為了茍且餘生,不自覺地做些雞偷鼠竊及多食多得違背人質道德的叛逆之舉,這使得宗族內部不斷發生爭執衝突。
宗族矛盾的內在衝突,逐漸在貴族個性階層意識中,衍生了泯滅血緣道德和喪失生活倫理的爬行寄生野性屬性行為由於首領長者貴族統治上層社會地位,因此,每當發生衝突,都以貴族意志為轉移而化解矛盾。而做為直接參与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意識心理活動的勞作者,只能墨守陳規地任其擺布而不能自主。
壹種靠斗天生存的人質文明和壹種靠斗人生存的爬行意識由這裏悄然衍生。
宗族社會的內在意識矛盾,是古代人類盲目生產方式的發展導致血緣倫理關係盲目擴大而必然在社會生活中引入個別血倫遺傳屬性的必然結果。人類從爬行社會中走來,要消除進化中爬行屬性遺留劣根,沒有壹定得暴露形式是不客觀的。人類最先衍生爬行血倫意識的實體,就是壹生都脫離生產鬥爭的貴族階層,因為在古代宗族社會,首領都是從生產地精英中產生的,其本質是人質本性的最高表現,而只有世襲貴族長者壹生不參加勞作,其歷史性長期積累,必然形成權貴群式衝破上層臨界取得政權,使社會發生質變矛盾的必然。
古代匠人由製造和自由使用生產工具畜力的勞作技能,用歷史的精神智慧,創立了自發人類群體物質社會的輝煌文明。在文化上繼承發揚了原始人類的神話傳說,以自己長期社會實踐文明生活,創立膾炙人口的民間歌謠。民謠中敘說了自發人類與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全部情感文化史。
新石器末期,古代啟蒙人類發明了土陶生產技術,土陶技術的產生,使自然人類依賴利用自然外在物質資源的勞作社會生產方式,轉換為能夠理解物質內在理化生命文化原理,進入以勞動智慧能自覺意識為特徵,進行勞動創造自然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自覺人類社會。
第三,近代自覺勞動人類歷史期
古代自發人類在手工生產勞作過程中,歷史性發現土灶燒制后硬化現象,由此進壹步發明了專業燒制土陶的生產技術,後期,在土陶鑄造生產實踐中,發現砂礫高溫后產生硫化現象,最終發明創造了矽鈾瓷化陶器文化。
陶器製造,是人類初期按自己意識文明,首先創造出物質世界理化規律中所沒有的再生新質態生命文化。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第壹項古代重工業,其標緻,結束了物質世界自然性盲目緩慢創造生命的本能現象。衍生了人類接替自然生命法則而進行人質技能再創造生命原理。
什麼是創造;創造是物質繁衍生命最基本,也是最高的物態本能動運。
什麼是勞動;勞動是人類按客觀生命法則原理為模式,有意識進行創造物質文化和社會精神文明的實踐活動。
什麼是勞動創造;勞動創造,是人類應物質客觀發展規律反應要求,再創新質態生命體系的社會實踐活動。
創造來源於物質世界客觀繁衍生命的本能運動。
勞動是人類社會再造生命的物態實踐活動方式。
人是勞動的物態產物,人的本質是勞動的道德生命屬性。因此,人是以勞動實踐行為,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直立生命物種。除此之外,亦非人也。
由於勞動人類來源於自發勞作人類,因此在勞動生活方式的初期,必然在意識形態領域帶有壹定主觀自發地歷史遺迹屬性。所以改造論認為:在手工勞動機械勞動歷史時期,是人類自發勞動生產地初級歷史階段。
人類創造物質文化的社會生產活方式,超越了古代匠人自發性自給自足的勞作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社會生存能量。使勞動成果在社會生活中,產生了剩餘產品的積累現象,創造論認為;人類社會物質資料的積累,尤其勞動文化的歷史積累,是人類同自然界進行再創造無限輪迴歷史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即勞動資料是人類無限再創造物質文化的能量基礎,只有這種選擇,人類社會才能與自然界無限發展通史相同步。
把社會意識形態與歷史發展規律相統壹,人類才能在自然界中獲得生命的自由。
由於自發人類意識不能正確認識物質積累的歷史內在發展規律的生命法則。只能以遺傳方式選擇物質資料的消費生產方式,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社會生活需要,這種方式相對依賴自然地原始社會生活方式是進步的。但與勞動創造的新質態生產方式則是落後的。因此,人類在勞動初期的自發性社會歷史階段,延用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選擇,與歷史發展規律不相吻合,所以在社會現實生活中產生了與歷史發展相矛盾的雙重性文化代溝,即社會的個性與歷史的共性的雙重矛盾。反應到人類社會就是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矛盾。
自發勞作人類在進入自覺勞動生產社會,面對社會剩餘勞動產品,盲目順其自然地在以物易物的交流方式中,選擇可專業從事手工勞動的生產作坊社會行業。隨著手工勞動專業的逐漸增多,發展成專業從事勞動剩餘產品的物化交流方式,這種方式的實體就是市場。
市場的生產,使勞動人類社會內部產生分工。人類在分工變化中,產生了多樣性追求現實生活中的直觀消費心理意識。
把剩餘產品從事勞動需要中轉換出來,通過市場媒介,再以消費的方式轉換到勞動的個性生活需要中,就是所謂市場流通。
為了平衡多樣性商品交流中不等量的數態價值,人們發明了計算生產商品之間等量互為標準實體——貨幣。
貨幣的產生,像物質上帝壹樣,把人與社會的全部所在集中四物化為金錢使者的奴役。使人及社會成為既是商品的生產力,也是商品的消費者,從而抹殺了勞動創造者的活生生的高級生命物種的歷史本性。
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人性化,使得個性的人為了追求物質剩餘利益而不惜壹切地強化積累財產的價值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弱肉強食的生物鏈使人類社會失去了血緣倫理道德的理性平衡。
個性財產意識首先表現在宗族社會的家庭生活範疇,在這種範疇中確立了父係為家庭生活經濟來源地主導地位。因此父權制是私有個性自由家庭的產物。正是父權制的轉換,瓦解了古代共同生活的氏族社會制度。
隨著人口和所有財產的增加,以往宗族佔有自然區域的領地,已不能滿足自發性意識的物化要求。為了個性物質經濟的財產利益,不同宗族間發生了爭佔領地的矛盾衝突行為。
宗族間的利益衝突,對宗族社會的上層管理者——首領及長者集團提出了如何解決社會矛盾衝突的政治課題。為了貪婪生存物質利益,宗族上層延續了爬行物種弱肉強食的生物鏈邏輯,利用武力解決宗族間衝突爭端的選擇,宗族戰爭由此開始。
在戰爭中失敗的宗族,連人帶物及其財產領地,成為戰利品歸勝者所有。戰爭來源於財產的爭奪意識中,是爬行物種遇食必爭的野生屬性。
勝利的宗族上層,按戰爭中功勞大小,進行不等量的財產分配,但平民者不得工祿,由此不靠勞動創造,而靠掠奪佔有為生存意志的暴力寄生等級社會正式萌生。
在宗族等級社會,上層統治佔有者可任意蹂躪踐踏被統治者的生命和佔有勞動成果。在私有意志的有意剝削和壓迫中產生了階級。階級是私有意識壓迫和剝削的社會產物。
連續的宗族戰爭,財產達豐膨脹,激發了統治者的野蠻的精神意志,並豐富了上層階段的私有物化生活內容,尤以世襲貴族階級,為了奢侈腐化的生活需要,無情的揣殘蠶食被剝削者的生命和財產。
戰爭反映到人類社會,使得宗族社會的經濟狀況和社會組織機體發生了複雜的內在群體變化。為使戰敗的宗族俘民統壹在宗族統治的崇拜和信仰意識中。產生了多元化宗族的民族社會。
民族的產生,是宗族社會矛盾激化的社會產物。為了強化民族精神意志,統治者別有用心的把人類以往信仰的自然神話圖騰,用人性的外表,裝扮首領為真命天子並虛幻為與世長存來麻醉和欺詐人民的精神意志。為此產生了宗教意識形態。由於宗教意識來源於人的生活假想中,因此宗教沒有歷史,只能靠夢囈般的胡編亂造來強化莫須有的現實生命的假設和虛構,沒有壹絲的生命實體和屬性的簽證。使人類思維永遠停滯在盲目與虛幻的精神世界中而不能前進,現實可以假想,但歷史不容虛構。宗教的本能,是用無知來欺騙蒙味心靈精神意志。最高目的,達到私有意識統治社會長治久安萬世不變的政治目的。因此政治是權力的最高表現。直到如今政治都以各種權力教化意識欺詐人民統治社會。
為了使偶然盲目的社會內在生活秩序化,民族階級上層意識形態,利用宗教儀式和政治權利,制定了以通知階級意識為轉移的法律規章制度。法律是統治階級自由意識的靈魂。
為進壹步鞏固統治階級的社會利益和對外擄奪,統治階級組織了征戰領地、弱肉強食的獸性武裝實體——軍隊。私有統治階級眷養的軍隊,是人性化肉食動物蠶食人類生命的罪惡殺手和走狗。
階級社會的統治者,以壹套爬行屬性的人性化組織結構、政治、宗教、法律、軍隊等適應私有經濟利益的社會意識形態,壹躍變為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使私有意識上升到私有制度的政權管理歷史範疇。因此國家是私有制的社會產物。
國家的形成,使人類社會進入明朗化的雙重性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爬行物種為生命屬性的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壹種是以勞動為生命特徵的同自然界進行生存鬥爭的勞動人民階級的歷史生活意識形態。
這兩種階級的互為關係是:勞動階級創造物質,剝削階級佔有物質。在階級社會歷史階段,只有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決無第三者階級意識的形態。
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索取與佔有。勞動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創造與奉獻。
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統治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是利用社會完善私有剝削制度。勞動人民是改造社會,發展歷史文化。
剝削階級能夠通知階級社會,是因為掌握社會的文化權。
被剝削階級之所以被剝削,是因為沒有文化占有權而只有歷史文化的實踐權。
階級社會做為爬行物種遺留給人類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反動頑固的野生物性,以蠶食人民骨肉和血汗為統治生存特徵,分別以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武裝帝國主義社會,最終到蠶食自然地資本帝國主義社會,走完了由個性腐敗。階級腐敗、民族腐敗,以致社會腐敗的整個私有意識的野生爬行史。
資本帝國主義是現代私有制意識以無限消費生活為原則,達到無限物質佔有慾望的反動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以往人類社會經歷中,是以武裝行為直接蠶食人類生命,而到了生態社會,是以武裝為後盾的蠶食生態生命,生態帝國主義的精神意識,是倡導世界全民腐敗蠶食生態。最終結果是滅絕人類,私有自由意識觀念代表爬行物種的生命屬性反映,是人類文明史中的萬毒之源。
給私有統治階級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應有的本質定性,是歷史解放的必然需要,壹切階級都要在階級社會有明確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因為歷史必定要給每種社會物種屬性驗血定性的。
勞動人民在長期勞動創造實踐方式的歷史生活過程中,創造了思維意識生命實體——語言與文字,詩壹般謳歌了勞動人民精神文明的歷史讚歌,記載了勞動勇敢創造物質文化的滄桑史,用自己的文明本質支撐著人類社會生命由蒙昧向科學發展過渡,因此勞動人類是歷史的主人。
在階級社會,從勞動人民被淪為奴隸而奮勇反抗那天起,直到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幾千年悲壯辛酸的歷史中,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同統治階級的獸行進行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儘管勝利的果實被新興剝削階級利用文化所欺騙和榨取,但歷史賦予勞動人民必然戰勝反動腐朽落後的舊世界的關係法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是人民的,勞動人民用血與汗推動階級社會在腥風血雨中亢奮前進。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誕生,結束了勞動人民被剝削壓迫的歷史命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勞動人民以無產階級的政治身份,登上了主人的歷史舞台。巴黎公社代表無階級向統治私有階級打響第壹槍,勞動人民以自覺的人生姿態,用以牙還牙的革命武裝,不怕犧牲,應用奮戰,以歷史的正義戰爭,消滅了帝國主義橫行壹世的獸行武裝勢力,到無產階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無產階級正式向全世界宣告,當今的歷史是以無產階級為主導的社會歷史,無產階級以光榮的勝利還原了勞動人民的歷史本質,以欣欣向榮的飽滿精神氣魄,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政權中,向共產主義前進。
什麼是共產黨: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理論組織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同所有統治階級進行奪取政權鬥爭的先鋒隊,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是組織無產階級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什麼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是共產主義思想在無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集中表現,人生的宗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
什麼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沒有財產關係的勞動人民大眾。歷史使命是消滅所有階級現象,最後消除自身的階級屬性。使人類進入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歷史社會。
什麼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生命。無產階級鬥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消壹切階級的存在,確保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無產階級用鮮血把統治人類幾千年爬行的私有制統治者及其豢養的牙齒體系——帝國主義武裝軍隊及壹切鎮壓機關走狗打進了爬行歷史的垃圾堆。使當今世界進入了以無產階級革命為主導,以反動腐朽落後的資本帝國主義為殘餘勢力的人獸對峙的冷戰格局。
資本帝國主義及壹切私有爬行反動派,以失去了統治人類的本能野性,只能依靠殘餘勢力等待死亡。
冷戰孕育著真理。物產階級與剝削階級的人獸之爭,代表勞動人民的本質屬性,繼承人類千百萬年的通史夙願,由蒙昧向科學質變飛躍。
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以勞動主人公的精神風貌,進行清除舊社會餘毒意識的革命和轟轟烈烈的共產主義勞動建設事業。
私有統治階級及其殘餘決不甘心失去富貴生活和統治權力,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當家作主極為痛恨,對勞動人民的革命與建設沈默敵對。
社會主義國家中殘存的舊社會遺毒實體是:奴隸主階級、封建貴族地主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更為重要的是幾千年造就的統治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及其文化代表,這種代表在中國叫資改幫,在黨內叫特色派。其本質就是否定社會主義。
在社會主義國家初期,面對世界帝國主義的武裝威脅,和國內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為共產黨人怎樣選擇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怎樣保衛和鞏固無產階級用鮮血和生命得來的無產階級專政權力,提出了嚴峻的政治考驗。
壹種認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目的,是解放全人類的國際共產主義原則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決主張建立公有制社會制度,在公有制度下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消滅壹切私有制剝削意識文化餘毒,凈化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祖國的政治環境,確保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最終進入沒有階級的人類共產主義社會。
壹種是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是民主自由革命,革命的目的,是消滅私有剝削階級獸行統治的舊生產關係社會制度,建立以民族富貴文化為新興私有自由佔有財產經濟的民主生產關係制度。在這個制度中,人人都在平等的法律中,有剝削和被剝削的自由權,壹句話,借無產階級革命,實行新型民族私有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壹種無產階級革命,兩種不同革命性質和目的地派性矛盾,圍繞著奪取執政權的黨內路線鬥爭壹直都沒有停止過。
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堅決以共產主義真理為原則,而使無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領袖們戰勝了黨內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黨代表的反動野性,使共產黨堅定不移地選擇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政體國家。
機會主義、修正主義黨徒,屈于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高漲的革命熱情和領袖們的堅定革命意識,不得不口是心非,別有用心的潛伏下來,等待時機壹舉復辟。
修正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熱情嗤之以鼻,對勞動人民的高漲勞動熱情視為無知,對無產階級革命挫折大加怒斥。不時地掀風作浪,干擾無產階級革命建設和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使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不能團結起來解放全人類。
隨著領袖們逝世,無產階級革命受到壹定挫折和影響,修正主義黨徒便以自由民主的政治家身份,開始向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實行反動的政治復辭攻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後期,被修正主義全面大改革所閹割,修正主義成功的實現了個性民主自由向資本民主自由轉換過渡的社會大脫變。
中國修正主義黨徒夥同社會在野的資本主義走狗,與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相勾結,以發展生產力作為口號,背叛並反對共產黨做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黨。利用私有意識在勞動人民中的社會餘毒,誘導人民為個人利益奮鬥,在人民中間大肆該改進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政治錯覺,否定工人階級的領導和威信,最終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取代科學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用幸福的諾言取代革命的口號,取消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革命意識,去掉無產階級的政治主任本質,把無產階級專政視為暴力而解除政治權利,最終把無產階級轉變為新型生產關係中的牛馬機器的生產力,打入社會最低層的法制公民,任其新興私有爬行資本官僚任意宰割。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國家陣營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罪魁禍首------修正主義所閹割。除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人率先領無產階級繼續高區革命旗幟不動搖,其餘各國,均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而脫變為黨國資本主義,更有甚者,公開敵對共產主義運動,其反動氣焰囂張,歷史絕不能容。
東歐巨變,中國改革開放,震醒了無產階級的文化思維
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會被修正主義所蝕化變行呢?主要因為社會國家選擇了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意識錯覺,這種錯覺,誤導了無產階級對共產主義本質文化的基本認識。
以往共產主義認識的出發點,都是以經濟學的概念為原則探討共產主義的文化真諦,但經過歷史的發展證實,在經濟觀念的理論與實踐中,不存在共產主義的本質內涵,為什麼,因為經濟觀念,要在人的主觀盲目自發的選擇利用自然環境和簡易生產工具,與自然界進行自給自足生存物質資料消費需要的勞作實踐生產方式。
利用自然環境中即成的物態實體進行改造,製造成自然的生產工具,自發利用自製工具,生產社會生活所必須的物質生活消費資料,最終實現由利用自然環境達到改造自然環境的養生能力條件,是自發人類盲目客觀順應客觀變化通史優生劣汰法則的必然結果。
自發人類改造自然的勞作生產方式,增強了自然生態或然比例消費的養生能力,是人類獲得了適者生存的主導權,因此改造自然的物質資料消費生產方式,適應自發人類與自然進行自發性自給自足生存鬥爭的生活法則,在這種法則中,因為沒有剩餘物質產品,因而社會中不存在物質財富的分配之爭,人們都在自發性血緣倫理社會道德關係中,進行自發性勞作共產主義生活方式。
到了勞動人類社會,勞動的創造性生產方式超越了人類自發性的勞作生產方式,使人類進入了質變發展的歷史時期,
由於勞動的物態性能,是人類反映物質生命世界理化能源質變規律的創造物質文化的結果,因此在無比強大的自然能源去驅動下的勞動實踐生活中,產生了包括勞動環境在內的社會剩餘物質產品和豐富的勞動文化。
勞動人民在剩餘產品的關係認識,是把勞動剩餘產品,當作在創造的社會物質基礎,並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中勞動人民以奉獻精神和創造行為積累了與物質世界有著本質聯繫共同發展的客觀文化通史的文化觀,既世界觀,因此世界觀是勞動結晶。
由於勞動來源於古匠人自發生產的社會生活方式中,因此在勞動初期的古匠人上層社會管理者,既首領,酋長及長老階級的意識形態中,受傳統自發主觀現實生活習性的局限束縛,便以盲目意識順其自然的繼承了以消費為生存目的的勞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代替勞動創造的生活方式。
勞作產生方式的管理,不適應歷史發展的需要為目的,由此選擇以現實量化變異的勞作消費生產方式取代歷史質地變異的勞動創造生產方式,使人類社會於文化通史發生了質量互換錯位的矛盾存在。
把勞動創造的歷史發展需要的剩餘產品當做人的現實消費需要的生活資料進行社會自由等級分配,最終確立了人的盲目主管自發經濟意識。
經濟意識把勞動產品轉換為物質財富,任由上層建築管理者隨意分配。由此產生了私有意識形態,並相應引進了佔有與索取的、弱肉強食的爬行物種的各種野生屬性,使人類產生了以私有統治階級為主導的階級社會制度的歷史階段。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統治階級------以資產階級為主導的爬行統治者,把歷代被勞動人打到的反動,腐朽、落後的舊文化,集中的反映在物質經濟文化的主觀的歷史哀樂,新興的剝削階級把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經濟利益竊為已有,過上了舊皇帝般糜爛的天堂生活,壹個皇帝被打倒,千百個皇帝站起來,把爬行意識人性化發展到極限,就是資產階級偉大自由革命的勝利結果。
經濟意識,是爬行所有制統治階級為了既得利益壹手經營的,矇騙歷史的詭詐伎倆。
在經濟社會意識形態中,勞動人民是市場共需分配的廉價生產力,勞動本是創造的產物,但卻得不到本質自由,這是資本主義社會永遠都不能解決的社會本質矛盾看,
資本家只講怎樣利用生產力,獲得既得利益,而對歷史的發展要求決不關心所以資本主義只有現實沒有歷史。
勞動人民按客觀發展規律,創造新的生態世界和宇宙世界,以達到與宇宙生命無限發展相同步的文化法則中,人類的勞動能量永遠是不夠的,在勞動論中,人不是多餘的社會產物,二十生命世界的主體。
勞動人民奉獻性創造物質文化的生活模式,是以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的精神意志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生存鬥爭的文化形態。
物質自然界演化人的根本,是精神文明的生命真諦。
自然界演化人類決不是自私自利、自我享受的心底邏輯。自私自利心底邏輯的存在依據,是爬行物種對自然界的盲目要求反應。
爬行物種只知蠶食和消費物質生命而不知創造生命,唯壹創造的事實是寄生腐敗的糞土文化。
人類從爬行動物王國中走來,要徹底消除凈化根深蒂固的自然性生物鏈的意識形態,是要付出壹定歷史性鬥爭代價的,關鍵的問題,是勞動人民怎樣確定人類文化的本質真諦,要達到這壹目的,只有到物質世界演化生命的文化通史中,才能得到正確的真理答案。
在宇宙物質自然生命文化通史中,人類千百萬自我完善的發展中,至少消除爬行屬性的開始,使人類進入宇宙文化萬里長征的第壹步,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人類這壹偉大工程的唯壹生命本源體系,就是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勞動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產主義文化事業,人類社會的必然中,沒有第二條路,只有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才是勞動無產階級的文化支柱,沒有第二個黨派和主義能夠代替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進行共產主義的文化鬥爭。
利用經濟理性約束人的本質生活行為,是人的主觀自發意識盲目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什麼是主觀意識,主觀意識是以人的意識為轉移的確立自然本質規律中所沒有的虛擬的心底邏輯意識現象。在自然界的內在本質規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階級、政治、法律、宗教、民族、軍隊、國家等等由人的主觀邏輯所臆造的社會意識形態。
人的意識是自然規律的產物,脫離了物質規律所制約的意識,就成了盲目自由的偶然生命體系,因此按人的意識所擬定的經濟社會理念沒有規律,階級社會的統治文化,只能以偶然的巧合邏輯在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爬行泥潭中翻爬滾打,最終還是以蠶食勞動人民的血汗為基本生活原則。
在勞動人民的社會文化生活中,不存在什麼上層建築的意識經文,勞動人民也不是什麼經濟基礎,更不是什麼牛馬機器的生產力,人類社會的本質,是以勞動方式創造物質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社會實體,勞動人民就是以這種實體同自然界進行無限發展的生存文化鬥爭,壹切與勞動人民戰天鬥地的勞動行為毫無關係的社會意識形態,都不是勞動人民的生活屬性,因此從經濟社會這種的為臆造的,遇食則爭,遇難則逃的爬行心底邏輯意念中找共產主義,其結果是霧裡看花,水中望月,把共產主義找沒了。
綜上述,資本主義,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改良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等文壇政客所故弄玄虛的經文典故,創世碑文,都是為爬行私有階級服務的意識體系。無產階級受舊社會發家致富傳統文化的影響,儘管有發財的意識,但沒有發財的社會物質資本和文化,所以只能空做自欺欺人的白日夢,最終淪為牛馬機器的下層社會奴役,丟掉了主人的屬性,同時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無產階級失去了共產主義信念,就是沒有真正確定自己的文化體系。
什麼是文化?文化是物質生命的最高表現,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解放自己。東歐發生巨變,是無產階級沒有明確的真正文化體系,而使無產階級失雲了精神生命的信仰,走向民族自由的資本主義道路。
民族經濟是無產階級不能統壹的文化根本。
什麼是共產主義:共產主義是宇宙物質自然界創造行和奉獻的生命則演繹人類無限通史發展的必然文化結晶,因此相對人的意志,共產主義的存在是先天文化的客觀反映,不是人為的。
宇宙物質世界以所有生命的文化精華創造了人類,而人類以勞動創造生命質變運動的規律為生活法則,反映到社會的實踐方式中,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存在,是人類正確反映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因此共產主義社會的實踐是人為的,當人類科學思維認識到共產主義通史文化和共產主義社會文明的真實存在,並做出相應統壹的理性思維概論體系,就是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不能從經濟觀念中教條的擬定共產主義文化本質經濟共產主義認為當人類的物質財富達到壹定按所需的社會階段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是不能說明共產主義的生命法則。以往歷史中的皇帝貴族和當今的資本家,他們的物質財富何止達到個性的所需,可他們卻從不承認共產主義,恰相反,他們都在拚命反對共產主義。
經濟共產主義是壹種人為的相對想象,人類不是經濟產物,人類是勞動的產物,所以相對勞動共產主義才是人類歷史文化的真諦,在勞動論的意識理論中,物質不是財富,而是文化,把物質當作財富是私有意識的心底反映。
在人類認識物質世界的時候,通常把物質現象叫做物質文化通史,而沒有物質財富通史,或物質財富歷史,財富是人類主觀佔有意識的盲目心底邏輯。
共產主義不是人的主觀擬定的文化實體,而是客觀世界作用於人的最高文化產物,人類的物質需要,首先要以適應物質世界發展規律的要求為依據,才能體現出共產主義的文化法則。
由於共產主義是文化通史的產物,在人類產生那天起,就已經伴隨這人類存在了,讓人所迷惑的,是人類社會不發展到壹定文化通史周期的頂點,是不能徹底認清共產文化的理論真諦。人類通常所論述的共產主義原理只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反映勞動人民不同共產主義生活內容,自馬克思主義誕生那天起,人類才開始以自覺的科學意識對共產主義文化進行實踐性的探討,這是歷史的客觀必然,這種必然為人類最終完善共產主義原理開闢了必然之路。
人類的文化通史與人類的社會文明,是兩種不同形態相輔相承的意識概念。
人類文化通史,是認識物質客觀世界的宇宙文化而形成的意識概念,既人的宇宙觀,也叫世界觀,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人類在認識物質文化后所反映的主管意識概念,既人的文明觀,也叫人生觀。
人類文化通史認識論的思維法則,是充分明確物質生命由產生為啟點,通過成長為守恆過渡,最終到消亡轉換為之質變臨界的整個文化周期及其輪迴發展現象因此叫文化通史,文化通史于社會文明是客觀于主觀的兩種概念。
人類社會文明,是由每壹代人為量化演進特徵逐漸完成人類通史既定的周期文化內容,人類的主觀意識是認識客觀通史是個文化過程,不通過壹定歷史實踐的過渡形式,而達到完全認識壹定文化的高度,是不能正確鑒定文化的本質真諦,因此人類的實踐活動受代溝的影響,反映客觀文化通史是有限的,再者人類在完成既定文化通史的活動方式,由於在進程中認識不足,是有壹定盲目的曲折性和反覆性,所以人類的主管社會文明實踐活動是不斷變化的過程,但客觀文化通史,是絕無反故的。
人類的客觀文化通史,決定人類社會文明的全部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內容,這說明,不明確認識客觀文化通史,就不能夠找到共產主義的歷史真諦。
當今人類社會已以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首要課題。
當今人類社會已進入科學歷史階段,科學文化為人類解釋所有歷史之謎做出了必然的可能,而詮釋龐大的共產主義文化體系是當今科學的首要課題。
共產主義文化做為人的本質生活屬性,離人的意識並不遙遠,更不神秘,就在人的現實生活中,人類社會每前進壹步,以至每壹個人每做壹件有益於社會文明的事件行為,都是共產主義文化通史大廈壹滴水,壹粒沙,壹塊磚的量積累。共產主義的生命本質,就是伴隨著人類的血緣倫理關係和無私奉獻戰天鬥地社會實踐行為,經過千百萬年的滄桑巨變史,實踐了由蒙昧共產主義發展過渡。
在階級社會,由於人的意識沒有過渡到歷史的至高點,因此還不能認識共產主義的最高文化境界,這使得人類思維還徘徊在自發人類的遺傳意識中摸索前進,在勞動人民以人之文化同剝削階級進行人獸之爭的鬥爭中,不能真正認識到私有剝削階級的爬行社會屬性,使鬥爭必然的出現反覆的實踐驗證。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在階級社會的最後歷史階段,人類的社會背景就是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人質文化同私有制階級的爬行主義獸性文化的階級鬥爭大決戰,所謂政治鬥爭、經濟鬥爭、武裝鬥爭,都是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進行以牙還牙的革命鬥爭形式,只要無產階級進行鬥爭,就能消滅壹切階級敵人,因為剝削階級離開人民的血肉壹天都活不成,所以反動派最害怕的是人民革命鬥爭。
在階級社會,對無產階級的勞動任命而言,只有階級鬥爭,才有生命的主導權,放棄階級鬥爭,就是拋棄生命屬性,這是階級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及其壹切走狗,宣揚什麼改革開放帶領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欺詐諾言,其鬥爭的目的。就是迫使無產階級不要搞階級鬥爭,要做安分守法的社會順民,只有無產階級當順民,剝削階級才能順利發財,這是現代剝削階級最高心愿。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認為,當今世界,是人類結束自然生態社會進入科學生態社會歷史階段,既人類由原始社會到科學社會,無產階級勞動人民應以質變飛躍的革命形式,快速進入科學生態的文化通史領域。
發展論認為:人類由原始社會過渡到至今的科學社會千百萬的文化史,是人類在宇宙物質生命中走完了自然生態第壹輪文化通史的整個周期,相而繼之的,是第二輪科學生態文化通史周期,既以科學勞動創造生活方式進行生態重建運動的文化大革命,向宇宙文化發展做準備,從實質上定義,是進行第二輪宇宙文化的初級階段。
為什麼要進行重建生態的文化革命,因為當今生態世界已不具備養生有機生命物種的生理功能。
生態學認為生態的產生,是地球於水質星相親相愛,共度時空密月時,水質星遺留地球上的暗物質,通過水質星創造的原始自然大氣環境,在地球水域中衍生,而擴展到整個地球領域的有機生命體系。
目前地球自然生態的狀況是,幾十億年有機生命的演變過渡,水質星製造的大氣環境趨於弱化,早已不具備衍生高能有機生命的生理機能,這使得生態逐漸失去對有機生命的守恆養生能力,尤以生命大爆炸后衍生龐大恐龍家族直至滅絕為證,宣告自然生態養生能力的鼎盛時期以成為歷史的過去,自然生態開始不如自我消亡轉換的末期,有機生命逐漸哀退和瀕臨滅絕,自然生態到了最危急的歷史時刻。
生態能滅絕嗎?發展論認為,自然生態以自我完善的生命法則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發展的第壹輪自然文化通史周期,正處在向高級科學生態進行質變飛躍轉換的歷史臨界,而承擔創造科學生態歷史使命的創造者,就是現代的人類社會。因此在宇宙文化通史中,現代的科學人類是最偉大的人類。
人類將以科學技術的能量拯救瀕臨滅絕的自然生態世界,使生態環境恢復到歷史的最佳生命狀態,確保人類于宇宙無限發展,人類的最高生命法則,是與宇宙同在。
再過兩千年,人將承擔創造宇宙生態的文化通史大革命,向宇宙世界進行輝煌壯觀的大漫移運動。因此重建生態家園,對人類的無限發展,有著至關緊要的必然生命文化關係。
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的客觀文化通史創造了人類,更重要的是為人類的現實指明了明確的生活方式合法無限發展的歷史模式,人類所經歷的千百萬年的生命史,只是萬里長征的第壹步,是認識宇宙的啟點,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寄與人類的期望,是永不熄滅的無限發展。
可現代的人類還在做什麼呢?面對生態環境惡性轉換的緊要歷史關頭,人類不是團結起來,進行挽救病疫沈咽的母親-----人類的生態家園,而是呼號著全球經濟理性化的腐敗哀歌,肆意踐踏和蠶食生態,未來既得經濟利益進行惡性爭戰,製造人間煉獄,大有滅絕人類的囂張氣焰。
現代私有資產階級系列,繼承祖先不剝削就不能活的爬行屬性,以階級腐敗、民族腐敗、殘害人類為歷史,如今又誘導人類經濟消費壹體化的全民腐敗經濟理性,向曾生育人類的母親----地球自然生態張開泯滅倫理的血盆大口進行慘無人道的瓜分和掠奪,為經濟利益而戰,不管生命的意義,這就是經濟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沒有血緣倫理道德獸性本質。
以步入老態衰頹而又病疫沈重的母親生態,不斷地從歷史中向人類發出危急的呼籲,有壹首詩,傾述了自然生態的內心道白:「不要蠶食我的肌體,我已到了晚年。我已不能再生育美麗的生命,也沒有能力撫育可愛的生命。我憐惜因我無力失去生命的種親。我更痛恨因殘喘而向可愛的生命散發染疫和災難,就要再見了。舊生命的消亡,是不可抗拒,而新生命的再生,有待于生命法則的輪迴,只有人類,才能再創造生命的輝煌而使我重生,到那時,人類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盼望著母親的來臨,我期待著和人類壹起,奔向無限的宇宙時空。,
聽吧!看吧!這就是自然生態心理的自我表白,大自然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限的宇宙先知,永遠是真理的指南。它既宣告舊生命的消亡,也呼喚新生命的掘起,生命的興衰,不可抗拒。
人類真的能做母親嗎?
共產主義科學社會原理莊重地向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天生無私奉獻,善良慈愛的母性和勤勞勇敢、不畏艱難的父性,是創造未來所有物質生命的再生源泉,這是宇宙物質世界賦予人類最高級的生命屬性。只有共產主義才能代表全人類的精神文明向大自然宣誓。因為共產主義是宇宙文化和社會文明的精華。
人類自以勞動創造生活方式掌握了自然規律創造生命的文化法則,並以這種法則為自我發展的客觀依據而創造出再造新姿態生命的勞動工具那天起,已經是成熟的高級生命物種。這種成熟,標志著宇宙中壹位偉大新母性文化的誕生。這種新母性做為人類精神文明的圖騰支柱,就是共產主義品質。
因母性的誕生,使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發生了質的變化,人類將以博大的工產主義宇宙母親的情懷,重組宇宙中壹切新生命的未來。珍惜壹切生命,是共產主主義與自然界血緣倫理關係的道德本性。
開闢未來新生命世界的第壹步,是把自然生態轉換為新科學生態的生命升華,使人類進入科學生態工產主義的新文化通史周期廁從事爭分奪秒拯救自然生態的文化運動大革命。這是宇宙世界對人類前所未有的歷史考驗。人類必須承擔生命法則所賦于的歷史責任。
生產主義的存在,不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假想,而是宇宙物質自然生命世界演繹人類必然發展的自由之路。
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全世界的人都是同宗共祖的父母兄妹的勞動者。人與人之間沒有衝突,沒有矛盾,而有的只是在血緣倫理的道德法則中,凝聚成強大的人質社會力量同自然進行生存與發展的文化革命鬥爭。
只有共產主義文化,才能拯救舊生態創造壹個新生態。只有共產主義社會文明才能消除舊社會改造壹個新社會。新社會與舊社會的分水嶺,就是創造生態的新社會和蠶食生態的舊社會的質地差異。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生態的生命法則,以到了質變轉換最危急的歷史時期。水源的枯竭,能源的破壞,病疫的漫延,物種的滅絕,尤以更為嚴重的,是直關整個有機生命空間大氣的變異等等令人怵目驚心,毛骨聳然的生態環境的消亡惡化,向人類及其壹切生命發出了危急的信息。留給人類挽救生態的有效時空,以不足二百年的歷史空間,按現代人類消費能源和污染大氣的科學技術發展,不過三百年,人類將處於無力回天,束手待斃的悲慘歷史境地,物質世界決不賜給違背規律的生命以壹絲的僥倖永存的幻想。
覺醒吧!不要為了時代的幸福而讓歷史的後代滅亡。人類是對歷史負責的人類。只為自己負責,是爬行屬性,不是直立人類。人類所經歷的歷史教訓是:在自然災難面前,人類的生命是脆弱的。為了壹已之私,麻木地製造歷史的災難,是歷史的罪人。
現代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四種文明特徵:
壹、是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黨人,最徹底的勞動者。
二、是發展文化的科學家,最忠誠的勞動者。
三、是創造文化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偉大的勞動者。
四、是爬行物種的私有主義者,是蠶食生命的人間敗類。
面對生態大荒歷史性大變異的時空歲月。人類只有壹條選擇之路,那就是共產主義文化。
人類面臨最緊迫的歷史任務,就是實踐勞動無產階級最偉大的文化工程。
全世界共產黨人行動起來,代表人類文化通史的無限發展,正確地選擇了共產主義生命之路為人生目標,是偉大的生命壯舉。
全世界科學家行動起來,妳們是人類科學革命的文化先鋒。
全世界無產階級行動起來,妳們是歷史的主人,世界靠勞動人民所創造。
新的歷史時期,為共產黨人解放全人類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
這壹革命任務的中心,就是堅定不移的全面總結人類以往經歷的、現實實踐的、以往未來必然發展的本質生活真諦。
真理的產生往往是在少數人的思維文化中,這種少數人的實體,就是無產階級的科學家,因此共產黨應以科學文化相結合,科學的論證共產主義文化內涵,以共產主義文化為勞動人民生活法則,最終解放全人類,這是每壹個共產黨人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
共主主義文化,是宇宙真理的光芒,她將照亮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
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
(壹)辯證的唯物論
1.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
世界觀和哲學。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其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對立。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及歷史形態。唯心主義的根源、基本觀點及主要形態。舊唯物主義的成就和缺陷。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它把實踐作為考察精神和物質關係問題的基礎,實現了唯物主義和辯證法、唯物辯證的自然觀和唯物辯證的歷史觀的高度統壹,是唯物主義發展的最高形態。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相統壹的哲學,是無產階級的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2.世界的物質統壹性和多樣性
辯證唯物主義的物質範疇及其意義。世界的統壹性在於物質性。物質世界是多樣性的統壹。自然界的物質性與人類社會的物質性。堅持壹切從實際出發是徹底的唯物主義壹元論的根本要求。
3.意識對物質的依賴關係和能動作用
意識是人腦的機能,客觀物質世界在人腦中的的主觀映象,是人特有的精神活動。意識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意識與人工智慧的關係。意識的能動性及其主要表現。發揮意識能動作用的途徑和條件。
(二)唯物的辯證法
1.唯物辯證法是關於聯繫和發展的科學。
世界是普遍聯繫的整體。聯繫的客觀性、普遍性和多樣性。從普遍聯繫的總體上把握事物的本質和功能。世界是永恆發展的過程。物質和運動的關係。運動和靜止的關係。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規律是客觀事物內部的本質聯繫和發展的必然趨勢。本質和現象、原因和結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的的辯證關係。唯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唯物辯證法,防止形而上學。
2.對立統壹規律
對立統壹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和動力,是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
矛盾的含義。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動力。矛盾的同壹性和鬥爭性及其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關係。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壹。
矛盾分析方法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
3.量變質變規律
量變質變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形式和狀態。
壹切事物都是質和量的統壹體。質、量、度。掌握適度原則的重要意義。
量變和質變的含義及其基本形式。量變和質變的相互關係。
4.否定之否定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
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辯證的否定觀和形而上學的否定觀。否定之否定。事物發展的前進性和曲折性。發展的實質是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
(三)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
1.以實踐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
實踐的含義和基本形式。實踐的客觀物質性、主觀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
認識的主體和客體的基本含義及其相互關係。認識是在實踐基礎上主體對客體的能動反映。
實踐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實踐是認識的來源、認識發展的動力、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以及認識的目的。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
2.認識的辯證運動
認識的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及其辯證關係。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從理性認識到實踐。認識對實踐的能動作用。
認識運動的不斷反覆和無限發展。主觀和客觀、認識和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統壹。
認識辯證運動的原理是無產階級政黨群眾路線的重要哲學基礎。
3.辯證思維方法
辯證思維的實質和意義。
辯證思維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抽象和具體、邏輯和歷史的統壹。
4.認識的真理性和檢驗真理的標準
真理及其客觀性。真理的絕對性、相對性及其辯證關係。真理問題上的絕對主義和相對主義。
真理是具體的。真理和價值的關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壹標準。
實踐檢驗與邏輯證明的關係。
5.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壹致性。
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類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歷程。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
思想路線是實際工作中的認識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精髓。
(四)歷史唯物論
1.社會的本質、結構和社會形態
勞動發展史是理解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
自然環境和人口是人類歷史的自然前提,使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環境、人口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物質資料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
人類社會是壹個由社會物質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意識結構構成的複雜的有機整體。
社會經濟結構即壹定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兩個方面。生產力的要素和構成。生產關係的構成和類型。
所有制的多種實現形式。生產關係與階級關係。
社會政治結構是指壹定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築及其結合方式。
國家政權是社會政治結構的核心。國家的起源、本質和職能。國體和政體及其相互關係。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和基本職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實質及其兩重性。
社會意識結構是是由各種意識要素和觀念形態按壹定關係和方式組成的有機系統。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式。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社會意識形態屬於思想上層建築,在階級社會中具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歷史進步性和階級局限性。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性。
社會的物質關係和思想關係。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社會形態是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統壹體。社會形態是具體的、歷史的。社會形態範疇的方法論意義。
社會形態的發展是自然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發展的統壹性和多樣性。
3.社會發展的動力與規律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壹切社會的基本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生產關係適合生產力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上層建築適合經濟基礎狀況的規律及其意義。
社會基本矛盾是壹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壹般進程。
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生產力標準及其意義。
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當代新科技革命對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和巨大的推動作用。
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階級社會形態更替的決定性環節。
改革是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的有效途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
4.人與社會發展
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社會規律的客觀性。社會規律實現的特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是客觀規律性同人的自覺活動的統壹。社會歷史觀上的唯意志論和宿命論。
人民群眾是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
無產階級政黨的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傑出人物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
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社會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人的價值及其實現。衡量人的價值的尺度。正確處理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群眾、個人與集體的關係。樹立集體主義觀點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發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唯物辯證法與歷史唯物主義
普遍的運動
如果我們重溫前面的十五章,並且想用壹個公式把所有的內容總結起來,結果只能夠得出:
壹切都變化,都在永恆運動中。
人類從原始的無階級社會走到劃分階級的社會;階級社會又讓位給明天的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壹種代替另壹種;就在每壹種方式消滅之前,也是不斷地變化。今天的統治階級和支配羅馬帝國的奴隸主階級大不相同。現代無產階級和中世紀的農奴完全不同。19世紀初期的小工廠資本家同今天的洛克菲勒先生或者羅訥——普朗克托拉斯(Rhone-Poulenc trust)的老闆相差十萬八千里。壹切都變化,壹切都在永恆運動中。
在壹切層面的實際上都看得到這種普遍的運動,不僅是人類社會歷史的層面。個人變化,受不可改變的命運支配。人們誕生,長大,成熟,變成大人,然後開始衰老,最後死亡。這樣的命運支配著所有的生物,像支配著個人壹樣。人類並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很久以前分佈在我們這個星球的壹些生物種類,例如第三紀的巨大爬蟲類,已經消滅了。另外壹些植物和動物的種類此刻就在我們眼前正在消滅中,部份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對地球的生態造成無政府而野蠻的擾亂。
我們這星球本身也不會永遠生存。能量喪失的定律註定了它終有壹天難免消滅。它不是向來都存在的,將來也不會永遠存在。它是從壹次行星集合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這不過是宇宙間無數次同類的星群集合運動之壹。
運動,即普遍的演化,主宰著壹切存在。這是物質性的。物質的基本成份是原子,原子本身又由更小的粒子構成。原子結合成為分子,各種分子共同形成地殼和空氣的基本要素。例如,氧和氫以壹定的形式結合成為水;其他分子構成金屬、酸類和堿類。
在某種條件之下,無機物質的演化產生出有機物質。由此造成植物和動物這些有生命的種類的演化。在這演化過程中出現了高等的生物種類:哺乳類。哺乳類中的類人猿經過進化最後變成壹個新的種類,就是人類。
辯證法,動的邏輯
既然普遍的運動主宰著壹切存在,那就應該能夠從物質的運動、人類社會的運動以及人類知識的運動中發現共通的性質。事實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辯證法聲稱揭示了這種共通性質。
辯證法,即動的邏輯,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自然辯證法,這完全是客觀上的,就是說,不受人的計劃、意願和動機影響。這並不否定下述事實:在生產力發展起來以後,人類能夠利用自然規律去改進自己的生存、再生產和自我實現的條件。
*歷史的辯證法,起初這主要是客觀上的,但是,到了無產階級起來根據預先決定的計劃來改造社會時,這個革命方案的出現,使歷史辯證法發生革命性的變化[1]——雖然這個方案的製作和實現是聯繫于客觀且現已存在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而這些條件是不受人類意志決定的。
*知識(人類思想)的辯證法,這是客觀與主觀的辯證法,是理解的對象(壹切科學的對象)和企圖理解者的主觀行動不斷地交互作用的結果(企圖理解者受到種種條件的制約:他們的社會處境;可以利用的研究工具,就是勞動的工具以及思想的概念;這些工具受現行社會活動的改造等等)。
既然客觀辯證法的發現本身是人的思想和知識歷史的壹個方面—辯證法最初由赫拉克里特斯(Heraclites)等希臘哲學家提出,然後由斯賓諾莎(Spinoza)承接,再由黑格爾和馬克思完成—人們很容易傾向把全部辯證法化為客觀與主觀的關係,這就錯了。不錯,我們所有的知識,包括我們對自然辯證法的知識在內,都是以我們的頭腦和我們的社會實踐為媒介而學到的。同樣不錯,我們的觀念和我們的社會實踐都受我們生存的社會條件決定。但這個明顯的事實並不妨礙我們知道(由許多實際的證據證明並且重複證實),生命比人的思想更早出現,地球比生命更早出現,宇宙比地球更早出現,這種運動不受人的行動、思想或人的存在影響。這是客觀的唯物辯證法見解的正確意義。
我們的知識擴大並且更富於科學性時,它更接近於實際時(知識與實際完全壹致是不可能的,這主要因為實際永遠在運動中),知識也就更密切地追隨著客觀的物質運動。我們的科學知識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能夠準確地了解實際,正是因為辯證法自己的運動越來越符合物質的運動。換句話說,知識的規律和唯物辯證法所使用的理解實際的方法,越來越符合那些主宰著客觀實際的普遍運動的真實規律。
必須指出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科學的發展之間壹點重大的區別。所謂社會科學,是指以社會生活為研究對象的知識,包括我們對於壹切科學(自然科學也在內)其起源和發展的辯證法的理解在內。因為自然科學的發展也是決定於歷史和社會條件的。即使是最勇猛的天才,也只能夠提出和解決壹個時代的若干個科學問題。這些問題是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支流。新的疑問在這個歷史環境中出現,與物質的轉變有關係,尤其與勞動、勞動工具、科學研究工具等等的轉變有關係。不過,這(在自然科學的範圍內——譯按)只是間接性決定作用的問題,不受物質性的階級利益直接影響。
在社會科學上就不同了。社會科學同階級社會的組織和結構的關係更深切得多。在這方面,「繼承得來的觀念和教育」的力量重大許多,由於這些觀念不過是思想層面上的表現,代表著社會保守或者社會革命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是歸屬於互相敵對的階級立場的。我們並不打算把哲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說成這個或那個社會階級之有意的「代理人」,從事「陰謀」保衛既成的秩序或者「組織顛復活動」,但是,顯然,社會因素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決定作用比對自然科學直接而且切近得多。同樣,由於事情本來如此,社會科學的對象比自然科學受社會的結構和歷史的決定影響更切近得多(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實是社會的事實,而自然科學不是)。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
辯證法也就是動的邏輯,和形式邏輯或靜的邏輯不同。形式邏輯以三大定律為基礎:
(A)同壹律:A等於A;壹個東西永遠等於它自己。
(B)矛盾律:A不同非A;A決不能等於非A。
(C)排中律:或是A,或是非A;任何東西都不能既不是A又不是非A。
稍微想壹想,就能夠得出這個結論:形式邏輯的特徵,是採用那種把運動和變化擺在次要地位的思想方法。上面列舉出來那幾條定律全都是正確的,只要我們從運動抽離出來。A始終都是A,當它不發生變化的時候。A不同非A,只要它不轉化為它的對立物。A和非A互相排斥,只要沒有把A和非A結合起來的運動等等。這些定律顯然是不充分的,如果我們考慮到蛹的轉化為蝴蝶,青年變為成年人,生命向著死亡的運動,新生物種類或者新社會秩序的誕生,兩個細胞結合成壹個新細胞等等。
從兩種觀點看起來,從運動、轉化和變化抽離出來是有用的:第壹,為了能夠在孤立的狀態下對現象作不斷的研究,增進我們對現象的知識;第二,從實用的觀點看,當所發生的變化是極小的時候,平常實際上就可以忽視。
如果我到雜貨店買壹公斤預先包裝好的糖,就我買糖的實際目的而論,「壹公斤糖等於壹公斤」這個等式對我是有價值的。無論為了弄甜我的咖啡還是為了計算我的家庭費用,所買的壹包糖未必真正是壹公斤重,也許只有九九九點八克,而另壹包也許只有九九○克,這些事實都是不重要的。從實際的觀點看,這麼小的差別很可以忽視。
這就是為什麼形式邏輯在理論和實用上都繼續使用著。這就是為什麼唯物辯證法並不反對形式邏輯而是吸收它,認為它是壹種有價值的分析和認識的工具。它是有價值的,只要我們清楚它的限度,只要我們明自,它不適用於運動的現象和變化的過程。當我們處理到這種現象的時候,就不得不使用辯證法的範疇,使用那些和形式邏輯不同、動的邏輯的範疇了。
運動,矛盾的函數
本質上,運動就是通過和趕上。從靜止的觀點看,壹個物體在同壹時間(即使是無限短的壹段時間)不能處在兩個不同的地點。從運動的觀點看,壹個物體的運動正是它通過壹點到另壹點去。
所以,辯證法—即動的邏輯,主要研究運動的規律和形式。主要從兩方面來考察:運動作為矛盾的函數、運動作為整體的函數。
壹切運動都有原因。因果關係是辯證法的基本範疇之壹,也是壹切科學的基本範疇之壹。分析到底,否認因果關係等於是否認認識的可能性。
壹切運動、壹切變化的壹個基本原因,是那變化中物體的內在矛盾。分析到底,壹切物體,壹切現象,都變化,都運動,都受內在的矛盾影響而轉化、而改變。在這意義上,人們常常把辯證法恰當地稱為矛盾的科學。動的邏輯和矛盾的邏輯,是辯證法兩個實際相同的定義。
研究任何物體、現象或者壹組現象,目的都應該是發現它所包含的矛盾成份,發現這些矛盾所引起的運動和動力。
例如,在這整本小書裏面,我們指出,在什麼時刻,由於社會裡面存在著敵對的社會階級而發生的階級鬥爭,對那劃分階級的社會的運動和變化起決定作用。在更大的範圍上,把原始的無階級社會、劃分了階級的社會以及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包括在內,我們可以說,壹方面是生產力的發展在某壹時代所達到的水平(就是人類控制自然的程度),另方面是生產關係,即社會組織(分析到底,這也是以前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決定著人類的演化。
簡化起來,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這些運動的規律、運動的主要形式以及辯證邏輯(即動的邏輯)的基本範疇。
(A)對立物的統壹和矛盾。運動就是矛盾。矛盾就是互相反對的要素的並存,這些要素既共同存在,又互相反對。如果整體均勻壹致,完全沒有互相反對的要素,就沒有矛盾,沒有運動,沒有生命,沒有存在了。
矛盾要素的存在,既包括它們的共同存在,構成壹個整體,每壹要素都在這整體中有它的位置,又包括這些要素的互相鬥爭,朝向打破這個整體。沒有資本和工資勞動的同時存在,沒有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同時存在,就不可能有資本主義。壹方面沒有另方面就不能存在。但這決不表示壹方面不是在不斷想辦法把另方面擺脫,無產階級不想辦法禁止資本和工資制度,也就是想把資本主義換掉,資本主義沒有用「死勞動」(機械)來代替活勞動(工資勞動)的傾向。
(B)量變和質變。運動可以採取保存那個現象的結構(就是本質)的變化形式。這種情形我們稱它為量變,這常常是覺察不出來的。結構保持平衡。到了某個界限的時候,量變就轉化為質變了。超過這個界限之後,變化不再是逐漸的,顯出「跳躍」的形式。平衡讓位給不平衡,進化讓位給革命,壹直到新的平衡成立為止。新的「本質」出現了。壹個小村莊可以漸漸變成大村莊,甚至變成小城市。但是壹個大城市和壹個小村莊的差別,由於「城市革命」的結果,不僅是量的差別(居民數目,建築面積),還有質的差別。大多數居民的職業活動改變了。最大的壹組不再是農業工作者,而是工匠、商人和公務員了。形成了新的社會環境,提出了今日以前在村莊里並不存在的社會問題:運輸、交通、社會服務、「特」區等等。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還有彼此之間新的矛盾。
(C)否定和超越。壹切運動都會產生某些現象的否定,會把事物變成反面。生命產生死亡。熱同冷比較才能夠了解。「壹切肯定都是否定」,那位辯證法大家斯賓諾莎這樣說。無階級社會產生階級社會,階級社會又在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無階級社會。但我們必須區別「純」否定和「否定的否定」。後者就是超越矛盾,它同時含有否定、保存和升上更高水平的意思。原始的無階級社會有高度的內部凝聚力,這正是由於它貧困,幾乎完全受自然力量支配。分成階級的社會是人類逐漸支配自然力量的壹個階段,以社會組織的深刻矛盾和分裂為代價。在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否定要被超越。這時候,由於沒有了階級,人類對自然力量更高度的控制,要與同樣更高度的社會內聚力和合作結合起來。
認識的辯證法的其他問題
(A)內容和形式。壹切運動都必然隨著多種不同的環境而表現為不同的形式(結構)。它不能自動地把原先的形式擺脫。形式會抵抗。這種抵抗必須打破。形式必須符合內容,在壹定限度之內是這樣的。但是形式比較僵硬的性質,對絕對而永遠的符合運動有所抗拒(運動本身就是固定和不變的東西的反面)。
形式與內容這種矛盾關係的壹個很好的例子,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的辯證關係。生產力為了能夠發展,必須存在於人類社會組織的某種形式中,如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等生產關係中。起初,每壹種新的勞動組織和生產的形式(在平均勞動生產率方面高過以前的形式)都能刺激生產力的發展。可是到了某壹階段它就變成進壹步發展的障礙了。所以它就必須被打破,被壹種新的、更優越的生產關係代替,這樣才讓人類在物質和知識上能夠作新的「大躍進」
(B)原因和結果。所有的運動看來都像是糾纏不清的原因和結果的鏈條。乍看起來,原因和結果交互作用,難分難解。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的發展,是由於生產資料被私人佔有,成為壹個社會階級獨佔的東西。但是這種獨佔維持下來,又是雇傭勞動者存在的結果。
工人所得的工資不夠用來取得生產資料。雇傭勞動者生產剩餘價值,被資本家佔有,轉化成為資產階級對更多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這樣發展下去,原因變成結果,結果又變成原因。為了擺脫這種糾纏不清而且避免陷入無意義的折衷主義,我們必須運用起源的方法,就是,找尋所談論的那個運動的歷史起源。這樣,我們發現,事實上資本和剩餘價值先於靠工資為生的無產階級而存在,是在生產領域之外發生的;資本有壹個原始積累的過程,這打破了那表面上的循環論證:雇傭勞動者——資本——雇傭勞動者。
(C)手段和目的。壹切有意識的運動或活動都是為了某壹目的。思考過程是企圖清除達到目的路上的障礙物的工具。思考過程是否有效,要看它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幫助人們達到或者實現既定的目的,不論是最簡單的「個人」對日常實際問題的解決,還是最高級形式的「純科學」都是如此。
但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間顯然有辯證的交互作用。壹切個人的和社會的行動都有數不盡的效果。有些效果是預見到的,有些卻沒有。有些沒有預見到的效果大有可能使達到目的變為更困難,而不是變為容易。只有某些手段,它們總的效果真正使我們接近目的,才是有效的。那個既定目的,可能由於固執著某種實際上把原定目的越推越遠的手段,結果根本轉變了(在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中改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歷史悲劇,是這條定律極好的例證)。
再說,社會行動的手段和目的,並不是人類任意地,根據「純粹的自由意志」選擇的。這些選擇是現成社會條件和物質條件的強迫作用的結果,是受既定的社會利益決定的。目的受需要決定,而需要不是不受社會環境和物質基礎影響的。手段的選擇受經驗和創造力(想象力)決定,這些同樣也不是與社會的條件和活動沒有關係的。確定目的(包括提出新目的)的能力,和那約束著怎樣選擇目的和手段的強迫作用,兩者都是認識的辯證法的特徵(在第十七章第五節里,有把這條普遍規律應用到社會主義問題上的例子)。
(D)普遍和特殊。每個運動、每個現象,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同時,儘管有這些特性,任何運動或現象,除非擺在較大而且比較普遍的存在的框架之內,就根本不能領會、理解和解釋。英國19世紀的資本主義不等於20世紀下半的英國資本主義,今天的美國資本主義也不壹樣。它們每壹個都代表世界經濟(在壹百年中已經變化了很大)中占某壹特殊地位的壹個特殊的社會結構。然而,無論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資本主義,還是今天英國老朽的資本主義,還是當代的美國資本主義,離開了表明資本主義這個制度特性的普遍發展規律,就無法了解。普遍和特殊的辯證法,不是把對「普遍」和對「特殊」的分析「結合」起來那麼簡單的事情。它還要聯繫著普遍的規律去解釋特殊,又要通過若干特殊因素的作用來修訂普遍的規律。
(E)相對和絕對。了解運動,了解普遍的變化,也就是了解無限數目的過渡情況的存在(「運動是連續和不連續的統壹」)。這就是為什麼辯證法的基本特徵之壹,就是了解事物的相對性,不肯在範疇與範疇之間樹立絕對的屏障,而要在相反的要素之間找出中介的力量。普遍的演化表示有雜種的現象,有「過渡」的情況和例子存在於生與死之間、植物和動物之間、鳥類和哺乳類之間、猿和人之間,這壹切把這些範疇之間的區別變成相對的了。
不過,辯證法常常被主觀主義地使用,變成「迷惑的藝術」,或者「詭辯法」。科學的辯證法是了解客觀真實的壹種工具,同詭辯或主觀辯證法的分別主要在於,現象和範疇的相對性本身,在詭辯家那裡變成絕對的東西了。他們忘記了,或者假裝忘記了,範疇的相對性只是部份的相對性,不是絕對的相對性,而且,必須把相對性也當作相對的。
根據科學的辯證法,生和死之間的「絕對」差別,被過渡情況的存在否定了。於是詭辯家就說,壹切都是相對的,所以生和死之間的差別也是相對的。不對,辯證法家回答道:生和死的差別也有絕對的性質,而非只有相對的性質。我們不要因為生和死之間毫無疑問有許多中間階段,就得出荒謬的結論,否認死亡是生存的否定。
運動是整體的函數——抽象和具體
我們已經知道,壹切運動都是所考察的那現象或壹組現象的內在矛盾的函數。每個現象——不論它是壹個生物細胞,還是各種生物種類生存的自然環境,還是人類社會,還是壹個行星系,還是壹個原子——都有無限多的方面、成份和構成要素。這些要素不是偶然地以隨時變動的方式結合起來的。它們組成有壹定結構的整個,組成壹個整體,壹個按照固有的邏輯構造起來的有機系統。
例如,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對抗關係決非偶然。這是由於雇傭勞動者在經濟上被迫要出賣勞力給資本家,賣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兩者都是商品)的所有者。性質與此不同的相互關係構成其他以剝削為基礎的社會,所以那些社會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唯物辯證法必須不放過每壹種現象,每壹個分析和綜合的對象,這不光是為了確定那些決定著現象的演變(它的運動規律)的內在矛盾。唯物辯證法還要全面地探索那種現象,從壹切方面去把握它,從整體上考察它,避免任何片面的看法——片面的看法任意把現實的某壹方面孤立起來,同樣任意地抹煞另壹方面,所以不能全體地把握那些矛盾,也就不能整體地理解那個運動。
辯證法能夠在它的分析中結合無所不包的看法,這是它壹個主要的優點。「動的邏輯」、「矛盾的邏輯」和「整體的邏輯」,實際上是意義相同的辯證法的定義。那些非辯證法的思考者,正是在閉起眼睛不理會現實中的某些矛盾要素,覺得這些要素會把分析弄得「太複雜」的時候,就從全體走到了局部,把矛盾和整體都同時拋棄了。
當然,某種份量的簡化,在某種程度上把「整體」化為它的有決定性的成份,在初步處理任何現象作科學分析時是不可避免的——科學分析起初必然是抽象的。但我們壹定要記住,這個不可避免的抽象過程同時把現實變貧乏了。越接近現實,也就越接近那個富有無數方面的整體,科學分析和認識就是要解釋這無數方面的交互關係和矛盾關係。「真理永遠是具體的」(列寧)。「真理就是整體」(黑格爾)。
理論和實踐
辯證法是壹種方法,是認識的壹個工具。在歷史上,可以把唯物辯證法界定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這說法決不是對它客觀上的科學性表示懷疑,科學性也是需要在科學領域上不斷檢驗的)。任何壹種認識論都要經受壹種無情的檢驗,就是實際經驗的檢驗。
分析到底,認識本身並不是壹種超然於人類生活和利益之外的現象。這是保存種族的武器,是壹種工具讓人類更有能力支配自然的力量,了解「社會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所以,認識產生於人類的社會實踐;認識的功能是使這種實踐完善。分析到底,認識的真確性是由實際的效果來衡量的。實踐的檢驗始終是對付詭辯派和懷疑派最好、最後的武器。
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近視的實用主義這並不是說理論變成了庸俗短視的實用主義。許多時候,壹種科學假說的實際真確性,它到底是真是假,並不是馬上顯現出來的。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反饋、新的經驗、壹系列的「實際檢驗」,然後才在實踐上真正有效地證明為真確。許多人,儘管懷有最好願望和信仰,由於是印象主義者,眼光局限於外表,局限於現實的部份和表面的景象,局限於歷史過程的暫時景象(這情形本身是受非革命的階級和社會層的意識形態所決定的),會懷疑議會民主制的資產階級性,懷疑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或者懷疑需要國際革命的勝利才能夠在蘇聯和任何其他國家完成真正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
可是,到了最後,事實會確定哪種理論真正是科學的,能夠掌握到現實的壹切矛盾,掌握到整體的運動,而哪種假說是錯的,只能掌握到部份的現實,把部份現實從有結構的整體隔離開來,所以不能掌握到長期的運動和運動的基本邏輯。
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無階級社會的來到,會在實踐上確定革命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實性。
人的生產和人的交往
變成人的這種生物是壹種非常特別的動物,它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很特別,身體上的缺陷也很特別。壹方面,身體是直立的,它的手有壹只很靈活、容易彎曲的姆指,眼睛凸出,有立體的視覺,它的舌頭、喉嚨和聲帶可以發出各種單獨和複合的聲音。它有高度發展的大腦皮層、大腦額葉、大腦溝回和頭蓋腔,而面部的面積相應地縮小了。這壹切身體上的優良品質對於有意識地製造工具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隨著工具和生產工作的完美化,這些優質也壹步步完美起來。
另方面,人類大多數的感覺能力和器官的發展都比不上其他特別高度發展了的動物種類。當原始人類被迫(也許是因為氣候的變化)從樹上下來地面,靠草原上各種食物來維持生活的時候,他們遇到猛獸既不能像羚羊那樣飛快逃跑,又不能像黑猩猩那樣爬上高處,又不能像鳥兒那樣飛走,又不能像水牛或者大猩猩那樣用體力抵抗。靠那樣的體力,人根本抓不到那最使他垂涎的食物,就是遍布草原上的反芻類動物。人在剛剛出世的時候尤其是軟弱無能,簡直是個子宮外面的胚胎,完全依賴群體中的母親(直立的姿勢使女性的骨盤變窄,無疑是造成人類太早分娩的壹種原因)。
建立社會組織的可能和需要,兩者都是由於人類既有那些優良品質又有那些缺陷所造成的。人不跟同類的其他分子合作就不能生存,不能保證取得他們的生活資料。他們的身體器官發展得太不夠強大,根本不能直接取得各種糧食。人必須利用工具(把他們的器官延長和改進)來集體地生產他們的糧食。這種生產靠群體的協同行動來保證。人類的嬰兒通過壹步步的社會化而成為群體的成員,並且學會作為群體成員的規矩和生存技能。
人類能夠有社會組織,人類嬰兒能夠壹步步社會化,必需人與人之間有優越的交往方式,和其他種類動物群體內部的交往方式有根本的不同。人類這種優越語言的交往方式(與大腦皮層的發展有關),使人類能夠發展起抽象的能力和學習的能力,也就是能夠把經驗的教訓加以保存、傳播和積累。這又使概念、思想和意識的生產成為可能。在這意義上,人類各方面的特性(我們的「人類性」)是密切地互相關連的。正因為人是「直立走路的裸猿」,因為人出世后還是子宮外面的胚胎,他們才不得不成為有意識的製造工具者,成為社會的動物,發展語言,把印象存儲起來,能夠對印象加以使用和改進,能夠學習、預料、思考、抽象、想象和發明。
人類這些特性的交互作用和互相結合,是有決定性作用的。有些似人的靈長動物也使用工具,有時甚至超過普通初級的水平。有些種類會實行本能的集體合作。有同樣那麼多的種類表現出有初級的交往方式。但是只有人類才壹步步越來越有意識地製造工具,根據連續的經驗,經過自覺的想象之後把工具改善,而那些經驗也由於交往關係的增加和改進而傳播了。工具的發展解放了嘴巴。嘴巴改進了語言和抽象能力,抽象能力又促進工具的改良和新工具的發明。手使腦發展起來,而腦由於改進了手的運用,又創造了它自己改進的條件。
雖然似人的靈長動物轉變成人是以壹種解剖學和神經學的基礎結構為條件的,但是不能把這轉變還原到這基礎結構上面。「生產——交往」的辯證法造成了工具的製造、發明和改進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而也造成人類生產無限發展的可能性,人類的經驗、學習和預料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因此也造成人類實際上無限的可塑性和適應性。人類的物質社會和文化變成了它的第二本性。
由此可知,宣布任何社會制度(例如沒有社會不平等或沒有國家,沒有私有財產)「違反人性」,實在是荒唐的。人類在各種極不相同的條件下都生活過而且能夠生活。這些制度沒有壹種得到證明為不可變的,或者證明為人類生存的絕對先決條件。任何斷定「侵略本能」支配著人類進化的見解,都是把壹種傾向的存在(而且這種傾向還是和它的反面,就是社會性與合作,同時並存的)當作它的實現了。史前歷史和成文歷史都證明,有些社會制度和條件讓我們能夠限制和阻止這種傾向的發展,另外壹些制度卻鼓勵它以最凶暴的方式表現出來。
「生產——交往」的辯證法支配著整個人的條件。人們所乾的任何事情都「經過頭腦」。人類生產跟動物取食的差別,主要在於前者不是純粹本能的行為。人類生產壹般都是壹種「計劃」的實現,而這計劃首先在人的頭腦中出現。當然,這「計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人腦把人類生存所不可缺少的那種活動所包含的那些要素和問題重現出來和重組起來的結果,而那種活動是人腦在實際生活中千百次經歷過和吸收過的。但是另方面,那種歸根結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把概念重組起來能力,又讓人類能夠發明,能夠預料,能夠想象自然和社會中還沒有發生的那些變化——那些變化只是假定的,它們將來的實現至少部份地是由於有這個預料。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科學,它從根本上儘力對這生產——交往的辯證法加以考慮和解釋。
社會基礎和上層建築
任何人類社會都要生產才能夠生存。生活資料的生產(不論是狹義還是廣義的,就是僅僅滿足營養的需要或者滿足社會所承認的壹切需要),和必要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製造,是任何更複雜的社會組織或活動的最初條件。
歷史唯物主義說:人類組織物質生產的方式,是壹切社會組織的基礎。這個基礎決定其他壹切社會活動:人群之間關係的管理(主要是國家的出現和發展)、精神的生產、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這些所謂社會上層建築的活動,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附屬於那基礎。
這種意見過去和現在都使許多人震驚。荷馬的詩篇、《福音書》、《古蘭經》、羅馬法的原理、莎土比亞的戲劇、米開朗基羅的繪畫、《人權宣言》、《共產黨宣言》本身——所有這些精神努力的產物難道真正能夠受當時人們耕田織布的方式決定嗎?想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從正確說明這個公式的含意開始。
歷史唯物主義決不是斷定物質生產(「經濟因素」)直接並且立即地決定所謂上層建築活動的內容和形式。況且,社會基礎也並不簡單就是生產活動本身,更不是孤立起來看的社會的「物質生產」。社會基礎是人們在物質生活的生產中所形成的社會關係。所以,事實上,歷史唯物主義不是經濟決定主義,而是社會——經濟決定主義。
上層建築層面上的活動並不是直接從這些社會生產關係產生來的。前者只在最後壹步才受後者決定。所以在這兩個層面的社會活動之間有壹系列的中介。
最後要說,如果歸根究底社會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層面的現象和活動,那麼後者也能夠反作用於前者。可以用壹個例子說明這點。國家永遠有明確的階級性質,而且符合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可是它能夠部份地改變這個基礎。歐洲的君主專制在16至18紀之間,壹面抽取其他社會階級的收入來讓封建貴族避免經濟破產,壹面又發展重商主義和殖民主義,獎勵工場手工業和全國統壹的貨幣制度,由於諸如此類的行為而有力地幫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代封建生產方式。
為什麼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結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為什麼上層建築層面的活動歸根究底要受社會基礎決定呢?這有幾方面的理由。那些控制著物質生產和社會剩餘產品的人,同時也保證那些靠社會剩餘產品維持生活的人們的生計:不論思想家、藝術家和學者們對這種依附性是接受還是反對,它始終決定他們活動的框架。因此社會生產關係對於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的形式有必然的重大影響,這種影響也是制約作用。生產關係有與它相配合而在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交往形式,這種交往形式造成占支配地位的心理結構,這種心理結構又制約著思想和藝術創作的形式。
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
社會基礎與社會上層建築的辯證法,影響物質生產和思想生產之間的關係。對這些關係作比較詳細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對這辯證法的複雜性了解多些,同時也讓我們可以強調其中的主動要素,關於這個要素將在本章末尾討論。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關係構成壹切社會的基礎,在這上面建立社會上層建築。事實上,這兩個層面關涉到社會活動的兩種不同形式。物質生產是社會基礎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意識形態(哲學、宗教、法律、政治等等)的生產、藝術的生產和科學的生產,是社會上層建築層面活動的基本目標。當然,後者還包括國家機關的活動,這絕不僅僅以意識形態領域為限(國家的問題在第三章討論過)。不過,除此以外,上述的區別似乎適當。
歷史唯物主義提供壹種解釋,既解釋這兩個領域各自的發展,又解釋它們互相依存和交互作用的關係。這種解釋綜合了四個層次:
(A)壹切思想生產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物質勞動過程聯繫著。它永遠要靠它自己直接的物質基礎來進行。有些藝術起初是直接從物質勞動中產生出來的(原始繪畫有魔術的作用,舞蹈起源於生產動作的定型化,歌唱同生產結合等等)。技術革命對藝術、科學和意識形態的生產有深刻的影響。像幾何學、天文學、水文學、生物學和化學這些科學的產生,都同農業灌溉、畜牧發展和冶金術的出現有密切關係。15世紀發現印刷術和20世紀發明無線電和電視之後,這些技術不但大大改變了思想的傳播,甚至改變了思想的形式和某些內容。電子計算器在最近三十年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很明顯。
(B)壹切思想生產都按照它本身歷史所特有的內在辯證法來發展。任何哲學家、法學家、教土或科學家起初都是學生。他們通過學習而以各種不同的程度吸收前輩所生產並且傳下來的壹些觀念(或者觀念的體系)。思想生產者根據壹定的生產程序(這是他們在他們那壹行所特有的辯證法框架內所承接下來或者發明出來的)對這些觀念或有用的假說加以保存、修改、改編或者大大整頓。每壹代新人都企圖把所探索的題目中所出現問題的解答保存下來,或者加深,或者拋棄。有時他們發明了新的問題(於是需要有「革命性」的解答,需要科學、藝術、哲學的革命等等),或者重新發現前輩拋棄掉的問題。
(C)但是這些對於觀念、藝術形式、科學假說的修改,並不是隨意發生,同社會歷史條件無關的。這要受到社會經濟環境和需要的刺激、制約或者至少是促進。從拜物教到壹神教的發展,不是發生在僅僅從事狩獵和採集食物的原始小共同體裏面。關於勞動價值的科學理論,在近代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可能成熟。關於機械作用的物理學的發展,同機器的發展有密切關係,而機器的發展又符合特定的社會需要等等。
這些思想生產上的巨大轉變,又同社會結構所預先決定了的特定心理結構有關係。從13到17世紀所有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偉大嘗試都表現為宗教鬥爭的意識形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宗教在封建社會裡達到了首席地位。同樣,從16世紀下半葉起,近代資產階級的興起造成壹種心理結構,把個人自主、形式上的平等和商品私有者的競爭移置到壹切思想生產的領域中(自然權利的理論、教育學的人本主義觀念、德國唯心哲學、人像和靜物的繪畫、政治自由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等等)
(D)最後,精神生產的發展,分析到底,是受社會利益的衝突決定的。大家都知道,百科全書派的著作、伏爾泰的辯論、盧梭的政治哲學以及18世紀唯物主義者的著作,恰恰都是正在興起的工業資產階級用來對付腐敗的君主專制和衰落的封建社會殘餘的武器。那些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還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發展無產階級的意識,認識自己的階級性質,了解自己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地位和任務以及推翻這種社會對於自己怎樣有利——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壹樣明顯。甚至在今天,無可懷疑,星相學、某些宗教和神秘宗派、那些頌揚非理性的哲學、種族主義的學說或者那些叫喊「鮮血和土地」並且蔑視人類的學說,這壹切的作用都等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反革命酵素,有利於釀成壹種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氣候。
上述這些見解並不等於說,在各個階級和思想生產者個人之間有陰謀勾結,也不等於說所有這些思想生產者都有意地參与了明顯策劃的政治方案。這種關係反映壹種客觀上的關連,可能(有時的確是)在主觀上定下來了,但未必壹定是這樣。思想工作者可以成為社會力量的工具而並不自知,或者並不想要這樣。這情況恰好證實了:是社會的存在決定意識,既定的階級利益指定某種意識形態在某壹社會的構成和發展中起壹定的作用。
生產力,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
任何人造的產品都是三種要素結合的結果:第壹,勞動的對象,這是直接或間接由自然生產的原料;第二,勞動的工具,這是人類製作出來的壹種生產資料,不論它的發展程度高低(從最早的木棍和經過製作的石器到今天最複雜的自動機器);第三,勞動的主體,也就是生產者。由於分析到底勞動永遠是社會性的,所以勞動的主體不可避免要嵌入壹種社會生產關係之中。
儘管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對於壹切生產都是必要的,卻不能以「物化」的方式來想象社會生產關係——就是說,不可以把這當作是物與物之間或者人與物之間的關係。社會生產關係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只涉及人與人的關係。這包括了人們在生產物質生活時候彼此之間所建立的關係的整體。「關係的整體」不僅表示「在生產時刻」的關係,還包括進行物質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社會產品的各種成份在流通和分配過程中所引起的人與人的關係(尤其是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來到直接生產者那裡的方式、直接生產者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等等)。
壹般地說,壹定的生產關係配合著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程度,配合著生產資料壹定的複雜性(數量),配合著壹定的勞動技術和勞動組織。在最簡單的石器時代,很難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產主義。使用鐵器並且以灌溉為基礎的農業,創造出永久性的剩餘產品,這允許階級社會誕生出來(奴隸社會、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等等)。以三年輪種為基礎的農業,造成封建社會的物質基礎。蒸汽機的誕生確保了近代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很難想象普遍實現自動化而商品生產和貨幣經濟並不消亡,這也就是說,很難想象在壹個充份發展而且穩定了的社會主義之外實現普遍的自動化。
但是,如果生產力的發展程度同社會生產關係壹般都互相配合,這種配合併不是絕對的,也不是永久的。這兩者之間可能產生兩種不壹致性。壹定的生產關係可能變成生產力繼續增長的巨大障礙:這是最明顯的徵兆,表示壹種社會形態註定要消滅了。另方面,剛剛從勝利的社會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新生產關係,可能比那個國家已經達到的生產力的發展程度超前。這就是16世紀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和1917年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情形。
這兩種主要的不壹致情形發生在深刻的社會劇變時期,這決非偶然。而且,這種不壹致性也可能造成生產力長期的下降,例如羅馬帝國在西方衰落的時代,或者東方哈里發國家在中東衰落的時代。
生產力和社會生產關係之間的關係並不是機械的壹致,而是辯證的關係。正是這種辯證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人類歷史上各大階段的繼承次序。每種生產方式都依次經歷誕生、生長、成熟、衰老、沒落和消失的階段。屬於哪個階段,分析到底,要看生產關係(起初是新生的,後來鞏固了,然後陷入危機)對於生產力的發展究竟是逐漸有利,還是逐漸容許,還是逐漸妨礙。這種辯證關係與階級鬥爭之間的關連很明顯。只有通過壹個或幾個社會階級的行動,壹套生產關係才能夠引進、保存或者推翻。
每壹種社會組織——就是在壹定時代壹定國度中的任何社會——都以某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為特徵。壹個沒有生產關係的社會組織,就是沒有勞動、生產和生計的國度,也就是沒有居民的國家。不過,壹個社會生產關係的總和裏面並不壹定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這些生產關係也不壹定是純種的。
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就是這樣的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它由實際的經濟運作,以生產力正常的再生產的方式,並且在社會上層建築某些因素的配合(相當重要的)作用之下,相當自動地再生產出來。許多國度的亞細亞的、奴隸的、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個世紀里的情形就是這樣。部落共產主義的生產方式在許多千年中也是這樣。在這個意義上,壹種生產方式是壹種不能由漸進、適應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變的結構。它的內在邏輯只有在被推翻的時候才能夠超越。
反過來,在深刻的歷史性社會劇變時期,可以有壹個生產關係的總和,而它並沒有穩定的生產方式的性質。壹個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產佔優勢的時代(15、16世紀在尼德蘭,在義大利北部,然後在英國)。那時佔優勢的生產關係不是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也不是資本家與工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而是直接佔有所使用生產資料的自由生產者之間的關係。在今天官僚主義化的工人國家裡面所特有的生產關係也是這樣。在這兩種情形下,都不能證明有穩定的生產方式。在所有這些過渡階段的社會裡,那雜種的生產關係都不是能夠相當自動地把自己再生產出來的結構。這種生產關係既可能走到舊社會的復辟,也可能走到壹種新生產方式的出現。這種歷史性的二者必居其壹的道路,由許多因素決定,主要有生產力的發展是否充分、在壹國裏面和國際範圍上階級鬥爭的結果、上層建築和主觀要素的作用(國家和政黨的作用、革命階級的戰鬥性和覺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也不壹定是純種的。生產關係很少是純種的。任何具體的社會組織都有不同種類的生產關係互相結合著:壹方面是現存的生產方式那種佔優勢的生產關係,另方面是歷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從前生產關係的殘餘。例如,實際上所有帝國主義國家在農業上都還有壹些小商品生產的殘餘(小自耕農,不用僱工來經營),甚至還有半封建生產關係的殘餘(收穫分成制)。在這種情形下,談到壹種穩定的生產方式是對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種生產關係的優勢地位足夠保證如下情況:這種生產關係由自己的內在邏輯和發展規律而自動再生產出來,並且支配整個經濟生活。
雜種的生產關係而有壹種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可以舉出壹個富有特色的例子,那就是所謂「第三世界」的社會組織(參看第七章關於不發達國家的論述)。在這種社會裡,前資本主義、半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並存,在國際經濟的帝國主義結構的壓力下,以壹種無可選擇的方式結合起來。儘管資本占支配地位,儘管成為帝國主義體系的壹都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最重要的是,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普遍化,雖然這已經存在而且慢慢伸展。但是不能以這種情況為理由而把這些國家稱為「封建國家」,或者說封建或者半封建的生產關係佔優勢——這是許多社會民主派、斯大林派和毛派的理論家所犯的理論錯誤。[1]
歷史決定論和革命實踐
歷史唯物主義是壹種決定論的學說。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它的發展並不是不可預見的偶然的遺傳突變所決定,也不是原子化群眾中的「大人物」所決定的。分析到底,這要用壹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用這結構的主要矛盾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
不過,如果歷史唯物主義是決定論的學說,這是在辯證的而不是機械意義上的決定論。馬克思主義與宿命論不兼容。說得更明確些:任何企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自動的宿命論,或者變成庸俗的漸進主義,都是把它的壹個基本方面取消了。
人類的選擇受到各種無法擺脫的物質和社會的限制所註定,這當然是真的,但是在這些限制的範圍以內,人類還是能夠鍛造自己的命運。人類製造自己的歷史。如果人類是壹定物質條件的產物,反過來這些物質條件也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產物。
這樣超越了舊的歷史唯心主義(「理念或者大人物製造歷史」)和舊的機械唯物主義(「人是環境的產物」),在壹定程度上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誕生。這種見解包含在著名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這提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壹書的結論。
這見解的含意之壹是:歷史上任何社會震動的大時代其結局都是未定的。它可能走到革命階級的勝利。它也可能走到壹個社會所有基本的階級都同時瓦解,像古代以奴隸制度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結局那樣。歷史不是直線進步的總和。過去許多社會組織都消滅掉而沒有留下多少痕迹,主要就是由於缺少了壹個革命的階級或者革命階級太弱,不能打開進步的道路。
現代資本主義明顯的衰老,不會自動通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它通向「社會主義還是野蠻」這個選擇。社會主義是歷史上壹個必要的條件,為了讓生產力得到新的高漲,符合現代科學和技術的可能性。這首先是人的必要,因為這會容許人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如下的保證為條件:所有個人和民族的人類潛能都充分發展,而並不破壞生態平衡。但是必要的不壹定就是所得到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的、自覺的行動才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勝利。否則現代科學和技術非常巨大的生產潛力,對於文明、文化、人類、自然以及簡直地球上的壹切生命來說,會變成越來越起破壞作用的力量。
是人類的社會實踐創造了後來把它包圍住的社會結構。通過革命的社會實踐,社會結構又可以推翻。馬克思主義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斷定這些劇變在壹定的時代只能採取壹定的形式。在現代生產力的基礎上,不可能重建封建主義,或者重建經濟獨立的小群生產者——消費者的共產主義。它的決定論性質在於,它強調:只有在舊社會裡物質的先決條件和那些容許創造壹種更高級社會組織的社會力量已經成熟時,進步的社會革命方可能發生。
但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宿命論的,因為它決像封建宿命論那洋假定某壹次的天打雷劈會成為新社會的來到是必要的物質條件和社會條件成熟的必然產物。社會變革只能由現存的社會力量互相鬥爭而實現。分析到底,它由於革命行動達到壹定程度的社會效力而實現。如果這要局部地受到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決定,反過來革命行動也能夠把社會環境和力量對比的發展翻轉、壓制或者加速。即使是壹個非常有利的力量對比,也可能由於革命階級方面主觀的弱點而「糟蹋」了。在這意義上,在我們這個革命和反革命的時代,「歷史的主觀因素」(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和革命領導)對於決定階級大戰的結果,決定全人類的前途,起壹種原始性的作用。
異化和解放
在許多萬年中,人類的生活完全依賴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人類只能儘力適應自然環境,每壹個小群有它自己的環境。人類被囚禁在狹窄而緊迫的眼界之內,儘管有些原始社會能夠顯著地發展了人類的潛能(例如舊石器時代的繪畫)。
在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之中,人類壹步步做到把這種絕對依賴的關係翻轉過來。它做到征服越來越多的自然力量,控制它們,馴養它們,有意識地使用它們來增加生產,把需要多樣化,發展人類的潛力,擴大社會關係,最後達到包括全世界的人類並且局部地統壹起來。
但是人們越做到在對自然力量的關係上解放自己,在對自己的社會組織的關係上就越被異化。生產力增長了,物質生產進步了,生產關係變成階級社會的關係,那時人類的大部份就不再控制整個生產或者全部的生產活動了。因此人類不再控制它的社會存在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種喪失控制變成全面的了。人類擺脫了自然的變化莫測控制之後,似乎命定要受自己的社會組織的變化莫測控制。擺脫了洪水、地震、瘟疫和旱災的不可抗拒的惡果之後,彷彿註定要遭受戰爭和經濟危機,血腥的專政和生產力的罪惡性的破壞,甚至可能有核戰毀滅的惡果。今天擔心這些大變動所引起的憂慮,比從前擔心飢餓、疾病或者死亡所引起的更大。
不過,生產力驚人的大發展,壹面在人類同自己的生產和自己社會的關係上把異化推到極點,壹面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創造了人類真正解放的可能性,像我們在第二章末尾所指出那樣。這種可能性要在兩重意義上來理解。人類會越來越有能力控制和決定它的社會發展,好像對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中的劇變壹樣。人類會日益更有能力把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壹切潛在能力發展到最充分。在過去,由於未能充分控制自然力量、社會組織和人類自己的社會命運,這些潛在能力受到了壓制和傷害。
建造沒有階級的社會,然後共產主義社會來到,這意味著解放勞動,解放作為生產者的人類。工人變成了他們的產品和工作過程的主人。他們自由選擇分配社會產品的優先次序。他們集體並且民主地決定按照什麼次序滿足各種需要,優先生產什麼,以及這樣分配各種資源要犧牲多少空閑的時間和當時的消費。
當然,這些選擇還是要受到壹定範圍的限制。任何人類社會都不能消費比生產更多,而又不致減少儲備和生產資源,不致令自己在以後的日子減少當時消費(當儲備的消耗和生產資源的減少達到壹定限度時)。在這意義上,恩格斯的說法,自由就是必然的認識,就算對於共產主義的人類也還是正確的。「掌握住必然」也許比「認識」更正確,因為,人類對自己生存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控制越大,對於各種限制所可能採取的應付方法的數目也變得更大,而人類就更能夠解除採取唯壹的應付方法的責任。
但是人類解脫異化還有第二個方面,可以大大擴大人類自由的範圍。到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基本需要都得到滿足時,到了再生產這樣的富裕有了保證時,解決物質的問題就不再成為人類首要的考慮了。人類把自己從機械的、沒有創造性的勞動的奴役解放出來。人類把自己從斤斤計較怎樣使用時間解放出來,從貢獻大部份時間給物質生產解放出來。發展創造性的活動,發展人類豐富的個性,發展越來越寬闊的人與人的關係,所有這些都優先於不斷積聚物質財貨——物質財貨的用處越來越少了。
從此以後,革命的社會實踐不但要推翻生產關係,還要改變壹切社會組織,壹切傳統的習慣,人類的精神和心理。物質的利己主義和侵略性的競爭精神,因為在日常經驗中缺乏營養而逐漸枯萎。
人類將主宰它的地理環境,主宰地球的構形,主宰氣候和巨大水源的分配,同時保持或者重建生態平衡。它將根本改變壹切,壹直到它自己的生物基礎。它不能絕對地靠意志的力量達到這些目標,而不需要先決條件和充分的物質基礎設備。可是,只要這個基礎設備有了保證,那越來越能夠自由選擇的、主動的人類,就會變成創造新人(自由而解除了異化的共產主義者)的主要槓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談論共產主義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是正確的。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
馬克思的學說
第壹章 馬克思學說的社會前提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歷來發展之天才的總結;哲學思想要能達到這個總結,必須有二個前提,即:壹方面,自然科學智識必須達到壹定的水平線;他方面,新出現的社會關係必須使社會過程中以前許多隱蔽的事物從此能顯明出來。
辯證法的唯物論有三種源泉,這三種源泉是與黑格爾費爾巴哈和大革命以後時代法國諸歷史家(梯葉里——Auguest Thierry,米涅——Auguest Mignet 和基佐—— Francois Guizot)等名字有密切關係的。黑格爾之辯證法的方法,費爾巴哈之唯物論的認識論和梯葉里之歷史觀,被馬克思和恩格斯融化綜合起來就成為整個的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綜合是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個人天才之結果,但所以達到這種綜合,則並非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而是受他們所生活時代之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之壹元論的哲學體系,「並非簡單的復活舊的唯物論,而是在舊的唯物論之堅固基礎上面添加進二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之壹切思想內容,亦即整個二千年歷史之壹切思想內容。」(恩格斯——反杜林)
「唯心論觀點不適用於解釋自然界現象和社會發展現象——這種情形應該推動(而且確實已推動)能徹底思想的人(即不是折衷論者,也不是二元論者)迴轉到唯物論的世界觀去。但新的唯物論已經不會是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唯物論者學說之簡單的復演。唯物論復活了,但更充實了唯心論的壹切成績。」(見普列漢諾夫之壹元論歷史觀發展的問題)
我們研究辯證法唯物論哲學體系,看出這個體系是從前代唯物論,德國唯心論和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家中,探取科學思想的原素並融化為自己的所有物。
但首先,我們要看壹看產生馬克思主義體系這壹時代之社會條件。
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西歐諸先進國家之社會關係中發生嚴重的變化,階級矛盾壹天比壹天劇烈起來。
壹八壹四年,在封建反動勢力聯合壓迫之下,法國大革命的最後殘餘也被肅清了。拿破崙的崩倒和波旁王朝的復辟,推動封建貴族去企圖收回其已失特權並恢復其階級統治。自壹八壹五年至壹八三〇年,法國成為企圖恢復舊制度的貴族和竭力擁護本階級利益並渴想政權的資產階級之間之議會鬥爭的舞台。這個鬥爭結束于壹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在這個革命中,資產階級得到無產階級幫助並結合那認國王政權崩潰為有利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就將封建反動戰敗了。
勝利壹有保證時候,資產階級就拋棄其不久以前的同盟者而不顧。摩爾人(Le Maure)(注)做完了妳的工作之後,他不僅可以滾開,而且也應該滾開,——這就是資產階級為本階級利益而這樣說的。
「工人像想他們已經奪取得共和國了,但法國資產階級卻造成資產階級的君主國來代替共和國,並捧那屬於舊王室房支之奧爾良公爵(Ducd』Orléans)為國王,改名為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但向他提出條件,即要他成為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傭僕。新國王為報答他的恩人起見,就以種種奸詐欺騙挑撥和威嚇手段開始剝奪七月革命所允許群眾的政治權利。」(見梅林之近代德國史)
壹八三〇年革命造成了資產階級之無限制的統治。處在失敗地位的貴族,不僅表面投降了,事實上也投降了。借用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話來說,就是貴族與其不久以前的敵人結合壹起去榨取利潤,而自己開始「資產階級化」(embourg eoisée)了。工人階級幫助資產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貴族;但在資產階級勝利之後,工人的地位比在七月革命以前更加惡劣。結果,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階級意識剛剛開始成熟的法國工人群眾就暴發多次政治陰謀的暴動和饑寒逼迫的騷動。
七月革命之後未滿壹年,即壹八三壹年春天,歐洲歷史破天荒第壹次之純粹工人的暴動就暴發於里昂;里昂紡織工人而且發出如下口號:「生存,工作,或戰鬥而死!」三年之後,在壹八三四年,里昂工人又圖謀暴動起來反對資產階級;這次暴動圖謀與上次同樣是自發性的,也與上次同樣被殘酷的鎮壓下去。在壹八三九年又發生第三次工人暴動,此次暴動乃是巴爾貝斯(Armand Barbés)和布朗基(Auguste Blanqui)所領導的。
被壓迫的工人群眾這些接二連三而起的反抗運動,十分明顯的說明:在歐洲歷史舞台上已經出現壹個新階級,要求其在太陽底下的位置;這個階級不僅要求此位置,而且為爭得此位置而奮鬥。
同此時候,在歐洲歷史另壹軌道即英國所發生之事迹,也說明同樣的意義。
壹八壹五年關於穀物的法律通過之後,英國的貴族與在法國的壹樣,也和工業資產階級發生衝突。這個衝突延長到壹八三二年,即到修正選舉法通過使資產階級得到決定勝利的時候。
這裏,資產階級也是依靠工人階級幫助方才得到勝利的;但這裏工人階級所得的也與法國壹樣,即工人階級之不久以前的同盟者更加加緊的剝削工人階級。壹切要減輕這種剝削之企圖,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憲章運動(Chartisme)的歷史家波爾克涵(Borckhim)說:「當資產階級看見無產階級表示不願替它當炮灰去進攻敵人的炮壘時,它就突然表示它是愛好『秩序』和尊重『法律』的。它的機關報,不久以前自己還持革命的論調,現在則突然憤怒起來反對工人之非法的和革命的行動。……資產階級起來反對暴動的工人,不僅用武力壓迫工人,而且用它所指揮的特別偵探隊來監視工人。」(波爾克涵的憲章運動)
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之革命反對派,其最有力的表現就是憲章運動。英國無產階級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初期所發出之「政權是我們的手段,社會幸福是我們的目的!」這壹口號,就是表示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已經增長起來。
最後,在歐洲第三個先進國家——德國,這個時代的階級衝突,也與在英法二國的壹樣的劇烈。
關稅同盟成立和鐵路建築起來以後,生產條件和交通機關上的革命就壹天比壹天深入並擴大了。大工業和大商業開始造成近代大城市,消滅手工業,使少數人富裕和幸福,而推落絕大多數人于貧困和犯罪的深淵里去。封建制度雖然瓦解至極度,但還拚命掙扎不願走進墳墓里去;工業制度也同樣的拚命掙扎產生出來。在這個鬥爭中最遭殃害的就是工人群眾。
被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驅迫於畜牲地位之那些饑寒交迫無以為生的工人群眾,想在暴動中找出壹條生路;可是政府極殘酷的鎮壓工人的暴動,將壹切暴動都葬送于工人的血海中。這種暴動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是數見不鮮的;其中最巨大的壹次就是有名的壹八四四年西西里(Silésie)紡織工人的暴動,這次暴動之悲慘的結局感動了藝術界最優秀的分子,反映於他們的藝術作品中裡頭。
這樣,在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中,歐洲諸先進國都發生那構成當時歐洲社會生活骨幹之三個敵對階級中間劇烈的衝突。
「社會關係已經簡單化了到某種程度,即只有有意閉起眼睛的人才不會看出:這三階級的鬥爭及其利益衝突就是近代歷史之最初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底下壹件事實也可以幫助證明:這個時代簡單化了的社會關係確實推動研究學問的人的思想傾向到辯證法唯物論方面來。這就是德國壹個皮匠,壹個天才的獨學自修者狄慈根,他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學說同時,完全不受他們二人學說影響,而得到與他們二人根本相同的結論。狄慈根說:「工業的發現使壹切關係都趨於單調簡單和明顯,以至於現在平凡樸質的眼光也容易明白邏輯的秘密,」(狄慈根——關於邏輯問題的信)
唯物論歷史觀的黴菌飽含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歐洲社會空氣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這種黴菌,於是就將當時已被逐出自然界觀範圍外之唯心論,也從其最後藏身地——社會觀中,驅逐出去了。
同時他們又找得了「阿基米德之點」(Pointsd』Archimed)(注),倚靠在此點之上就實現了上面所說的偉大的綜合工作:他們將在他們以前的思想之最高收穫融化成為壹個整個的壹元論的辯證法唯物論體系。我們往後就開始分析這個體系。
第二章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壹切哲學體系之中心問題,就是我們的身內世界對於身外世界之關係問題。
只要看看某壹哲學體系對此問題的答覆,我們就可知道這個體系根本上是唯物論的或是唯心論的,換壹句話說,即可知道這個體系究竟屬於哲學思想二大根本潮流中之那壹潮流。
普列漢諾夫關於哲學上的分類說:
「大凡以客觀,或實在,或自然界為出發點之思想家其哲學體系是同屬於壹類的。這些思想家壹定要解釋:主觀怎樣隸屬於客觀,意識怎樣隸屬於實在,精神怎樣隸屬於自然界。……
大凡以主觀,意識,精神為出發點的哲學體系,就都同屬於另外壹種。容易明白:這壹類思想家的責任就在解釋:客觀怎樣隸屬於主觀,實在怎樣隸屬於意識,自然界怎樣隸屬於精神。……
誰從客觀出發,誰的哲學體系就是屬於唯物論世界觀的壹種體系;誰從主觀出發,誰就是這派或那派的唯心論者。至於那些思想不能徹底的人,則他們只停止於半路上,只拿唯心論與唯物論折衷調和而已滿足。這種不徹底的思想家就被稱為折衷派。」(普列漢諾夫為戴博林所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而作的序言)
辯證法唯物論是建立在唯物論世界觀基礎上之最整齊划壹的壹元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我們的身內世界對環繞我們的身外世界關係問題的答覆,就是馬克思主義之認識論基礎,在此基礎內已經含孕有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過程的見解。
關於辯證法唯物論哲學諸名著之壹的著者戴博林,分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為底下幾條原則:
「(壹)惟有自然界才是真實的。
(二)自然界完全不依賴主觀而自存在。
(三)主觀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四)壹切認識都導源於經驗,即導源於主觀從外界得來的印象。
(五)因此,我們的意識是受外界,受實在所決定的。
(六)真實世界既然是認識之唯壹對象,那麼我們的知識,只有在其能適合於真實世界,于實在,之限度內,才是真確的和客觀的。」(戴博林——辯證法唯物論哲學導言)
辯證法唯物論僅僅承認自然界是真實的。只有客觀的真實世界才是真實的。我們所說的自然界,就是能成為我們感覺的對象之壹切事物的總和。「自然界就是可感覺的世界之全部。」(普列漢諾夫——唯物主義或康德主義)凡是存在於外界而又真實的壹切事物,就是自然界。
「自然界包括壹切並構成整個的宇宙。理性和非理性,實在和非實在,以及壹切矛盾都包括在自然界裡頭。在自然界以外,沒有任何矛盾,也沒有任何非矛盾。
人類的理性將自然界區分為東西南北以及其他幾千幾百的小部分,但自然界本來是單壹不分的壹個整體。我們可以完全確定的說:壹方面,自然界有無究數的始和終,他方面,自然界又是無始無終永久存在的壹個物質體。」(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馬克思主義認定實在之基礎是物質的質體——物質。我們的出發點是真正的確實的物質的世界。世界是整壹的,其整壹性就是其物質性。恩格斯在反杜林壹書中說:
「如果我們說到實在,且僅僅說到實在,那麼整壹性就僅僅在壹點上:即我們所指說的壹切事物都是存在的。就在這個存在之整壹性中——並非在其任何整壹性中——這些事物才被人了解;而肯定這些事物是存在的——這壹句總括的話,不僅不能加上這些事物以任何別的壹般的或非壹般的性質,而且暫的從我們的觀察中排除去所有這壹類的性質。因為,只要我們離開下壹根本事實,即所有這些事物之同點就是實在,——只要我們離開這壹事實壹分壹毫,我們立刻就發現這些事實的異點:有些事物是白的,有些事物是黑的,有些事物是活的,有些事物是死的,有些事物是屬於世間的,有些事物是屬於天上的,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僅僅根據:所有事物都是實在這壹點即去做出結論。
世界的整壹性並非在其實在,——雖然實在是這個整壹性的前提,因為世界要變成整壹,它自然須先存在。世界的真正整壹性,就在於它的物質性;但物質性並非拿幾句江湖術士的話所可說明的,而必須拿哲學和自然科學長期而緩慢的發展才能說明。」(恩格斯——反杜林)
只有將世界設想為單壹的物質的整體,我們才能認識世界。誰願意超出於世界之物質界線以外,誰就應該聽到詩人久已回答的話:
「如果我死了——
我在那裡又將怎樣?
蠢才!這個『那裡』是沒有意義的。
『那裡』就是地下!」
我們說到物質世界,我們肯定壹切事物都是物質的,我們宣布物質是我們壹切推理的出發點。如果讀者提出下壹問題來問我,那是毫不足為奇的:即「所謂物質世界究竟是什麼?怎樣來給物質下壹個定義?」
所謂物質世界,就是能夠刺激我們感官並因此引起我們某種感覺的壹切事物。根據普列漢諾夫之有名的定義,則凡不依賴我們的意識而自存在的和刺激我們的感官而引起我們某種感覺——感覺就是我們對於外界即這些物質質體及其相互關係之觀念的基礎——的事物,就是物質的質體。
除了我們經過我們的感官所認識之這個物質世界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世界;惟有這個世界是唯壹真實的。
這樣給物質下了定義以後,我們就應該承認這個定義能夠適用於引起我們的感覺的和直接或間接這樣或那樣成為我們的感覺之源泉的壹切事物。
物質是我們的認識之最初事實,其出發點。馬克思主義就用這個答覆來限制壹切「確立物質定義」之要求;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徹底的壹元論體系壹樣,對於這個答覆是可認為明顯而完滿的。(注)亞克塞羅說得很對:「哲學問題之可能性和莊重性,並不在於給物質和精神立下玄學的定義,而是在於研究的體裁和方法。由方法論的觀點看來,問題只限於解決:研究是物質先精神存在還是精神先物質存在,換壹句話說,即對於現象的分析和處理現象的方法所用之研究的出發點,究竟是物質還是精神。」(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物質就是能引起我們的感覺之客觀。這個客觀是自己存在的,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每個質體之存在,都完全不管其在某個時期能否引起我們的感覺。
「唯心論者說: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地球發展的歷史卻證明:客觀之存在早於主觀出現以前好久,換壹句話說,即早於具有顯著程度的意識之有機物發展以前好久。唯心論者說:理性以其規律支配自然界。有機物發展的歷史卻證明:理性只到有機物發展至相當高度時才發現出來。這種發展顯然只能拿自然界的規律來解釋,由此可見自然界以其規律支配理性。世界發展之理論暴露了唯物論的真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之註釋)
認為外部世界必須依賴我們的感覺然後能夠存在的壹切認識論,必然要使此理論的代表人陷於沒有出路的唯我論(Solipsisme),承認惟有自己存在,自己之外都是幻相。我既然否認環繞我的世界之客觀的真實性,我既然將這個世界設想為與我的感覺有不可間斷的聯繫,我既然認為沒有主觀就沒有客觀,那麼我只要徹底的思想下去,我就壹定會走到唯我論,或走到如車爾尼雪夫斯基(Tchernichevsky)所說的「迷想論」(Illusionisme)。這位俄國的大思想家明白:只要壹懷疑外部世界的存在,邏輯上就壹定會達到否認我們自己機體之真實性,就壹定會達到肯定:「我們所感覺的外部世界乃是我們的思想之幻覺,除了我們的思想以外什麼也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這些話自然是夢囈,但跟著柏克萊主教肯定說「存在就是意象中存在」而事物就是「觀念的集合」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有勇氣發揮其根本哲學思想至於邏輯的極端,他們也就必然要走到這種夢囈。
要避免走到這種夢囈,只有將整個自然界看作客觀存在而將自己看作僅僅是自然界的壹小部分,即只有徹底的唯物論者,才有可能。
主觀是自然界的壹部分,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要遵守自然界壹般規律的。
唯物論已經假借愛爾維修口中宣言:人類不能夠擺脫自然界的規律;凡以為有超自然物存在的,都是夢話。人類是總的世界的實有中之壹部分。「如果有人問:思想和意識是什麼,是從那裡來的?那我們就答覆:思想和意識乃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自己又是自然界的產物,跟著自然界壹起在壹定的環境里發展;由此可以明白人類頭腦的產物本身根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並不與其餘的自然界衝突,而反要適應于其餘的自然界。」(恩格斯——反杜林)
唯物論打破了人類中心說並將人類看做自然界中,整個宇宙中,之壹部分。壹八五八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寫給馬克思的信說:「要研究比較哲學,妳就應該以全副精神鄙棄唯心論者擡高人類于壹切動物之上的壹種觀念。」唯物論不僅將人類看做主觀,而且同時也看做客觀。在我們看來,人類是主觀而兼客觀(Sujet—objet)。說到人類時候,我們不能獨斷的將主觀和客觀對立起來。
費爾巴哈最大功績之壹,就在於他曉得將人看做心理的客觀,同時又看做生理的客觀:對於自己,我是心理的客觀(主觀);但對於別人,我則是生理的客觀。費爾巴哈說:「我感覺和思想時候絕非站在與客觀對立之主觀地位上,而是站在主觀兼客觀地位上,站在真正的物質質體地位上,在我看來,客觀不僅是可感覺的對象,而且也是我的感覺之必要條件的基礎,客觀世界不僅在我以外,而且也在我本身,也在我自己的骨肉裏面。」(費爾巴哈全集第十卷)
狄慈根也表現同樣的思想。他以無產階級的語氣表示這個思想說:「物質的頭腦和精神的頭腦,是合成壹個頭腦的二個頭腦。」(狄慈根——哲學之實果)
譬如,我站在講台上,對妳們聽眾講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在我自己看來,我就是主觀;但如果我現在努力解決我對外界關係問題時候,只拿這個外界為我的感覺之客觀,那我就犯下了不可鐃恕的錯誤。我沒有權利可以忘記:在這個講堂裏面,妳們每壹個人,在自己看來,都是主觀,而我在妳們看來則變成客觀了。人類不是抽象體而是物質體。所以確定我們對外界關係時候,我們的出發點應該就是了解我們當中每壹個人都是主觀同時又都是客觀,了解人類是主觀兼客觀。
我們對於外界的認識,是建立在經驗之上的並僅僅由經驗得來的。我所以認識在我面前之電燈黑板講台窗戶以及整個外界,唯壹之途徑就是經由我從外界所得來的印象。惟有我從某種事物所得來之印象,才能給我以對於這個事物的認識。我所有對於外界的認識,其最初源泉僅僅就是產生我的印象之感覺的經驗。
唯心論者,在其認識外界時候,是從純粹理性的先天的論點出發的;我們則從我們的經驗和我們對於事物性質的認識出發,換壹句話說即從後天的論點出發。「要知道我們的知識和認識之生母,不僅應該在人類頭腦中尋求,而且首先應該在壹般世界中尋求。」(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可是這裏我們自然要發生壹個問題:即我們能認識這個「壹般世界」至何種程度,經驗在領導我們去認識外界時候,其確實可靠至何種程度。
我們根據在經驗中從某種事物得來之印象,以認識這個事物。恰切點說,即我們所認識的並非事物本身,而是其某幾種性質。我由經驗知道糖是甜的,燒紅的鐵是熱的,這張桌子是很重的,這張紙是白的,這座講台是矮的,……。難道這是說我同時就認識了這些事物嗎?不是。我只認識這些事物之某幾種性質。這些性質也許是錯誤的,譬如我說這壹張紙是白的,這乃是我的主觀感覺之結果,我的視覺之某種生理上結構所發生作用的結果。我知道這張紙是白的,其形式是長方而具有四角的,其大小是二十生的米突長和十生的米突寬的,其性質是堅硬粗糙的,……。由經驗結果而認識的所有這些事物的性質,就允許我自命為認識了這張紙本身(即康德所說的「自在之物」)嗎?或者我應該承認:我只知道事物的性質,這種智識是主觀的靠不住的,而我的對於這張紙的認識還遠不是這張紙的真實狀況呢!如果有人問我:這張紙之「自在之物」究竟是什麼?那我就應該答覆:不知道!而且由此認識還要做出個結論,而跟著杜布瓦·雷蒙(Du Bois Reymond)再添上壹句說:「而且也將不會知道!」
唯心論的哲學家就做出這樣的結論。由外界刺激所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既然與外界本身不是壹致,由此可見這個世界是不能為我們所認識的。
辯證法唯物論絕不否認:真實世界和我們的感覺印象中間是有差異的,我們的感覺印象,有時甚至能與真實世界完全不同,但這種狀況並不推動我們去同意于外界,「自在之物」,之「不可認識性」。恰好相反,我們則肯定說:某種事物,除了刺激我們而造成了印象,由此印象又再造成我們對此事物之智識以外,再沒有而且不能夠有關於此事物之其他知識。因此,如果我承認只有經過物質刺激我們所引起的感覺,才能認識這個物質,那也「絕不是說我宣布物質為某種『不可知的』和不可認識的事物。」(普列漢諾夫——由防禦到進攻)
我們經過由事物所得來的感覺,就可以知道事物的性質。雨傘有壹種「性質」,即能給我們躲雨;正因為這種「性質」,我們才使用雨傘。我們使用眼鏡,因為眼鏡有另壹種「性質」,即能使我們對模糊物件看得更清楚。這已經足夠給我們承認雨傘,眼鏡以及「自在之物」,都是可認識的,——雖然因雨傘等刺激而造成的我們的意識狀態並不與雨傘等之「自在狀態」相同。……
「人類的思想能否認識客觀的真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實踐的問題。人類應該從實踐中證明其思想的真實性,即證明人類的思想是有真實力量並能達到現象裏面的。關於離開了實踐的思想是否真實之辯論,乃是純粹經院哲學式的問題。」(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二條)
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曉得利用事物以適合我們的目的,曉得根據需要以配合物質,由經驗得來之材料在實際生活中足夠穩妥可靠的指導我們——所有這些情形都證明自然界是可認識的。壹切技術上的進步,都是人類研究過自然界並認識了「自在之物」的結果。
「我們以如下方法可以證明我們對於某種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是正確的:即我們能夠激發這種現象,仿造這種現象並轉移這種現象以適應我們的目的。如此,康德之『自在之物』就不能存在了。」(恩格斯——反杜林)
人類能乘坐飛機,從柏林飛到莫斯科來,——這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自在之物」是可認識的。
但如果我們肯定說自然界是可認識的,難道我們就認為我們的認識能力是無限制的嗎?
絕對不是!
辯證法唯物論證明外界在原則上是可認識的,同時了解:人類認識外界,是在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限度之內。「世界永遠是可認識的,但在某壹歷史時代並不能完全認識到。」(亞克塞羅——哲學論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其論人類智識的性質壹篇論文中將這個思想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智識就是人類的智識。人類的認識力,與其別種力量壹樣,是有限制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我們的智識之性質就受我們的認識力之性質的決定。我們的感官之感受性愈大,我們的理性愈強,則我們所知道的將比現在更多;因此,如果我們的智識將比現在更擴大了,則我們現在的幾種智識到了那時就要改變。」(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十卷第二冊)(注)
我們的智識是由經驗得來的,我們的智識在我們的印象所由產生之外界影響之下而發展。我們知道,印象是某種事物對象,質體,即實在,刺激我們結果才產生出來的。由此可見實在決定我們的意識,或者如費爾巴哈所說:「實在是主體,思想是屬性。」
我們的意識永遠受那對抗我們的客觀所決定,真實事物從我們的概念反映出來。馬克思說過:「觀念世界,乃是物質世界經過翻譯和修改而到我們的頭腦中來。」我們所具有的的概念根本就是真實世界在我們頭腦中的反映;我們所具有的概念就是真實事物的像片。狄慈根說:「思想就是模樣,就是真正的模樣,就是真實事物的模樣。……觀念,與像片壹樣,應該適合於它的對象。」(狄慈根——哲學的實果)
第三章 辯證法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偉大功績,就在於他們拿黑格爾的方法反轉過來對黑格爾的體系,就在於他們並不像費爾巴哈壹樣將黑格爾學說棄置不顧,而是拿黑格爾自己的辯證法去克服黑格爾的學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他們以辯證法方法充實他們的唯物論體系,即以此總結在他們以前之哲學思想。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借用黑格爾在柏林大學講演告終時所說的幾句名言,作為辯證法唯物論之評語,他說:「什麼也未曾失掉,所有的原則都保存下來,因為最後的哲學就是壹切形式的總和。」馬克思和恩格斯拿辯證法與唯物論結合起來,而找到了哲學思想最好實果之綜合,他們於是真正造成了「最後的哲學」。
辯證法就是馬克思主義之活的靈魂。紀元前,即在希臘文化時代,我們就已看見辯證法思想的曙光。(注)辯證法方法對於近代偉大思想家,如笛卡爾謝林費希特等都有顯著的影響;但在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方法才達到最完全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直接由黑格爾學說中採取辯證法出來的。
黑格爾的辯證法究竟是怎樣?我們試聽這位大思想家自己所說的話: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看做壹種皮面的技術,以為辯證法故意使確定的觀念發生紛亂並在確定的觀念中造成虛假的矛盾。因此,人們承認並非這些觀念不對,而是這個矛盾怪物不對;人們承認理性的表象是正確無訛的。人們往往認為辯證法不過是主觀的耍把戲,用以證實或駁倒某種論據而已,而其實是沒有壹切內容的,惟其如此,所以表面上卻裝飾著壹些巧妙的論證。——這樣的判斷是錯誤的,照其真實意義講來,辯證法乃是理性,事物及壹般確定現象的定義之本有的和實在的本性。哲學的推理,就是了解個別的定義並將這些定義聯繫起來,即使之發生相互關係,然後再分解這些定義,使之各種隔離而就其中認識其意義。真正的辯證法則與之相反,壹個定義變成別個定義乃是經過內心的和漸近的轉變,在這轉變中就可看出這些定義,理性,是片面的和狹小的,即是包含有自身的否定。壹切確定現象之特點,就在於這些現象已註定要自己毀滅的。
可見,辯證法乃是科學進步之活的靈魂;辯證法原理灌注內心聯繫性和有定性于科學內容中;這個原理是真正超越于確定現象,而非表面上超越于確定現象。」(黑格爾——哲學智識之總匯)
「理性頑固的攻擊辯證法。但辯證法並不是哲學之專有品。恰好相反,我們時時刻刻都感覺到辯證法並由經驗上確信辯證法。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都可以為辯證法的例證。我們知道:每壹個確定現象都是在變化和消滅;它的變化和消滅不是別的正是它的辯證法;它本身就包含有別個現象之原素,因此它要走出其直接存在的界線之外,並要變化,……我們說壹切事物或壹切確定現象是註定要毀滅的,而這就是說明辯證法乃是無所不包的不可抵禦的力量,壹定要毀滅壹切事物,不管那些事物表面上是獨立的和鞏固的。……辯證法的結果就是否定,但這個否定同時也就是肯定,因為這個否定本身就含有它所從來的現象,而且並非與這個現象隔離的。兩種相反定義之這樣的合壹,就已經造成了第三種思想。」(黑格爾——邏輯)
為更正確的解釋上面引文中幾個要點起見,我們再徵引費希爾——最了解黑格爾諸人中之壹個——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之說明:
「可以拿人的生活來比較談話問答,即我們年紀愈大,經驗愈豐富,則對人和對物的見解也就漸次改變,這彷彿就像在內容充實和思想豐富的談話問答中,談話者的意見也漸次改變壹樣。……因此黑格爾拿意識發展的進程來比較哲學談話的進程,而稱意識的進程為辯證法(注)或辯證法的運動。
思想向前運動,其間是要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觀念中間之矛盾的。黑格爾就稱這壹整個過程為辯證法。……矛盾就在相反諸定義間的衝突,而解決矛盾就在於結合這些定義。……矛盾之每壹次暴露,就是否定那剛要提出和肯定的思想定義;矛盾之每壹次解決,就是否定這個否定。這樣,思想發展要經過兩重否定,而經過兩重否定又走到肯定來。Duplex negatio affirmat (「兩重否定就是肯定」)。黑格爾就稱這種兩重否定為「絕對的否定性」並認為辯證法就是這個否定性之方法。……絕對否定性之方法不是別的,正是暴露並解決那包藏在思想之必然定義或純粹觀念中的矛盾。」(費希爾——近代哲學史)我們再用恩格斯的說明來補充這個說明:
「照黑格爾看來,我們所要認識的哲學真理,並不是幾條已成的獨斷的理論之總和,並不是壹經找到這幾條理論之後只強記在心就夠了;真理是包藏在過程本身裏面,在科學的長期歷史進化之認識裏面,——科學從低下的智識階段進化到壹天比壹天高的智識階段,卻永遠不會因為發現壹種所謂絕對真理而達到無以復高的頂點,使科學在這個絕對真理面前感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在哲學方面是如此,在壹切智識方面和實際行為方面也是如此。歷史也與人的智識壹樣,不會因為達到人類理想的境界而就確定的停止了;完全的社會,完美的國家,只在像想中能夠存在;還有壹層,即歷史中壹切相連續而來的社會制度,也不過是人類歷史進化的和進步的進程中之壹些階梯而已。每種制度對於它所由產生的時代和環境,都是必需的,因此都是正當合法的,縱然在從它自己內部慢慢發展起來的新的和更高的條件面前,它變成了陳腐並失去其存在理由:它必須讓位給另壹個更高的社會制度,而這壹新制度也預先註定必要滅亡。資產階級依靠競爭,大工業和世界市場,摧毀了壹切古代建立的和受人尊崇的制度;同樣,辯證法哲學也摧毀了壹切認為有絕對的和確定的真理之觀念,以及連帶而來的壹切認為人類生活中有絕對事物的觀念。這種哲學壹點不承認有所謂確定的絕對的和神聖的事物,它在壹切事物中都發現出這些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的可毀滅性的壹方面;在它面前,任何壹件事物都沒有存在之餘地,除非是形成和毀滅的不斷的過程,除非是由較不完美的不斷進至較完美的上升運動。」(恩格斯——費爾巴哈)
生活和思想(生活和反映)就是辯證法的過程。黑格爾徵引了無數例證來說明這個過程。他認為天空星球的運動是依照嚴格的辯證法原理而進行的。行星每個頃刻都逗留于壹定之點,同時又在此點以外;行星的運動是完全服從辯證法原理的。生命永遠包藏有死亡的萌芽,生命也是服從這個原理的。在政治上,這壹個人之無限制自由,就成為對於別人的專制;正義發展至最高點就達到最大的邪惡;在高等代數學上,多角形邊數不斷的增加,就可以轉變為圓形;——所有這些都明白證明辯證法支配了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各方面。
辯證法之出發點,就在將我們所接觸的壹切事物,不看成為已定的事物,而看成為還在發展形成的過程。
人類原始的理性,傾向於反對這種關於環繞我們的壹切事物之見解;馬克思主義的批評者馬薩里克教授就認為:「辯證法簡直是戲法」。(馬薩里克——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黑格爾在邏輯中很刻薄的嘲笑那些人,他們不能了解辯證法的「生長」觀點並企圖「我或有房子或無房子」等類的話來攻擊辯證法。這種思想方式是辯證法的反面,即純粹的玄學。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說明辯證法和傳統哲學的區別:
「照傳統哲學家看來,事物及其在精神上的反映,即觀念,是壹些隔別分析的對象,應該壹個壹個的分別來看,是壹些不變的固定的壹次造成就永遠壹樣的東西。玄學家的思想是沒有中間性的兩極端,是直接相反的思想,他們的說話是:是——是或非——非,除此以外壹切都沒有價值。照他們意見,壹件事物或是存在或是不存在;壹件事物不能夠是自己同時又是另壹件事物。肯定和否定是絕對不能相容的。因和果是永遠互相對立的。……要正確的顯示宇宙,顯示宇宙和人類的發展,以及顯示這種發展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只有靠辯證法,靠不斷的觀察無限的原動和反動,形成和死亡,進步和退化,——才能做到。」(恩格斯——反杜林)
傳統哲學所研究的只是邏輯的抽象,只是固定不變的觀念,辯證法則時時刻刻都不忘記真實世界是流動不息的,並竭力去認識真實世界之真相,即認識其真實內容的各種形態及其壹切矛盾和異點。辯證法根據事實所表現之各種形態來觀察並研究事實。辯證法反對壹切抽象的斷語,並認為「沒有抽象的真理,壹切真理都是具體的,都是隨時間和空間而轉移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哥哥爾時代概論中,以通俗的辭句說明這個思想:
「下雨是好事還是壞事?——這個問題是抽象的問題;我們不能確定的答覆這個問題。有時下雨是有利的,有時下雨是有害的(雖然是比較希罕的情形)。應該確定的問:當種子完全播在地下以後,繼續連下五個鐘頭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只有這樣的問,答覆才是明白而有意義的,即:『這樣的雨是很有用的』。但就在這個夏天,當收穫期間快要到來時候,連下壹個星期大雨,這樣的雨對於田禾是有利的嗎?答覆也是明白而正確的,即:不是!這樣的雨是有害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全集第二卷)
當我指導某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討論研究時候,我時常遇見傳統哲學思想的責難。人們宣讀過了共產黨宣言中有名的壹段,即描寫資產階級在世界生產力發展上的作用並指出在其與封建制度鬥爭時代資產階級是革命動力那壹段,接著聽眾就發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問題:「馬克思怎麼會說資產階級有革命作用呢?馬克思將資產階級看做革命的現象!?……」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是不懂得辯證法方法,而依照玄學去思想的;他們不明白在社會生活過程里,「理性怎樣變成瘋狂,善怎樣變成惡。」玄學的壹切論證之出發點;就是「或者這樣,……或者那樣……」,甚至像托爾斯泰(Léon Tolstoy)那樣偉大的思想家也難免擁有傳統哲學的思想。「暴力就是惡」——這就是托爾斯泰之充滿了玄學思想的哲學論證之出發點。專制君主以暴力壓迫人民,這是惡。革命黨人以暴力推翻專制君主,這也是惡。壹個民族以暴力壓迫別個民族,這是惡。被壓迫民族以暴力解除壓迫,這也是惡,就像黑格爾所嘲笑的壹樣:「或者我有房子,或者我沒有房子。」暴力——或者是善,或者是惡,此外沒有別的意義。資本主義是魔鬼,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階級的衝突壹天比壹天厲害;但社會主義也是魔鬼,因為社會主義主經階級鬥爭。(注)
傳統哲學研究的對象是物件,辯證法研究的對象則是過程。物件是永久不變的;這個物件今天是A,明天也是A,後天還是A。在十八世紀時,封建制度是惡,這就是說:封建制度永久是惡,——在十五世紀時也是惡,在十二世紀時還是惡。惡就是惡,A=A。譬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那些傳統哲學家,就是這樣想的。恩格斯恰與他們相反;他是壹個偉大的辯證法家,他說過壹句名言:「如果沒有古代奴隸制度,就不能夠有近代社會主義。」無論那壹個傳統哲學家都有會根據恩格斯這句名言而做出結論說: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創立者讚頌奴隸制度。我們自然無需要說明:這句名言並非讚頌奴隸制度,而是估計奴隸制度在人類歷史上某個時期之作用。
辯證法的對象的過程,過程就是永久的運動,永久的變化,存在轉變為不存在,這個形成那個毀滅。某壹現象現在是Z,以前是K,更以前是A。資產階級現在是阻礙世界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資產階級產生頹廢的思想,趨向于神秘並斷言西歐要破產。但在壹個世紀以前,這個資產階級有前進的革命的階級之作用;當時資產階級發達生產力至於空前未有的高度,而其思想也是真正進步的。A並非時時刻刻都等於A。辯證法既然將現象看成為過程,於是就在運動中觀察現象,而看出:某個現象中所包藏的因素漸次發展下去,結果這個現象本身就要變成另壹相反的現象。「理性變成瘋狂,善變成邪惡,進步變成退化,正義變成邪惡,真理變成虛偽……。」
普列漢諾夫在壹篇遺文中,稱這種思想為十九世紀哲學思想最豐饒的結果之壹:
「這位德國天才的唯心論者,在其所著壹部『小小的』邏輯中,以最有力的文字描寫辯證法之不可屈撓的力量,即壹切都要到它面前受裁判,而到了它面前誰也不能成為固定的。辯證法註定壹切現存事物,向前發展去,都要滅亡。於是在黑格爾學說中已經沒有任何絕對的事物,除非是辯證法發展的進程本身,這個不死的死,或者——這是壹樣的——這個永久的再生。」(普列漢諾夫——AB字母)
辯證法將現象看做過程,是否就不去觀察物件呢?絕對不是。辯證法也研究物件,就像研究「靜止的」過程壹樣。研究物件在研究過程以前。前者是形式邏輯的任務,後者則是「矛盾邏輯」即辯證法的任務。前者是認識上的低級,而後者是認識上的高級。「靜止既然是運動中的壹部分,因此形式邏輯的思想方式(按照思想的『根本規律』)也是辯證法思想方式中的壹部分。」(普列漢諾夫——恩格斯所著費爾巴哈俄文譯本的序言)
人們往往將辯證法與庸俗的進化論混為壹談。黑格爾預先料到會發生這種不能容許的含混,早就起來反對那種簡單化的見解,即認為在發展過程中,某種現象最初微小而不顯著的,隨後就漸次擴大而顯著起來,反之亦然。我們在邏輯中可以看見辯證法方法創立者所寫的壹段飽含諷刺意味的話:
「人們認為自然界中沒有突變。呆笨不靈的人說到形成或消滅時候,就以為將這種情形看做漸次的發展或毀滅就夠了。可是事實上可以看出現象的變化,不僅由這壹數量轉變為別壹數量,而且也由性質轉變為數量並由數量轉變為性質,在這個轉變中,漸進的行程中斷了並造成新的現象,其性質與原來的現象不同。在寒冷天氣之下,由水結冰並非漸次進行的,即並非水先變成漿狀物,然後漸次凝結成固體的冰,——而是壹下就結成固體的。在冷凍至冰點以前,水還是液體:只要保持靜止狀態,則增加壹點點冷度就可以使水壹下就凝結成冰。」(黑格爾——邏輯)
我們觀察自然界,就可以發現許多例證,證明數量轉變為性質,即漸進的發展突然中斷而發生突變。在燒開水的水壺裡,蒸氣漸次增加起來;在壹定限度之下,這種增加純粹是數量上的增加,但突然數量就轉變成性質,結果沸騰了。我們試將橡皮帶拉長,則壹尺長的橡皮帶可拉成二三尺,但到了壹定限度之後,如果我們再拉長壹點點,則突然由數量轉變成性質:橡皮帶斷了。蟲蛹緩慢的漸進的發展至壹定限度,數量就要轉變成性質,即蟲蛹變成蟲蛾。人的產生也是遵循突變道路的。
流行的意見以為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理論否認自然界中有突變。可是有權威的自然科學家卻承認:「達爾文也承認有劇烈的變化即突變存在,並以為比漸進的壹般的變化更多些,因此漸進的變化不僅沒有唯壹的意義,而且也沒有優先的意義。」(季米里亞澤夫——十九世紀生物學發展史上諸特點)
在發展的過程上,突變是不可免的,—— 不論這個過程是自然界的或社會的。
有些理論家堅決的攻擊這種見解;因為他們的階級自覺懼怕革命震動,所以他們斷定說:「自然界沒有突變,歷史也沒有突變。」
新社會之出現於歷史舞台,並不像維納斯神(Vénus)從海中浪花產生出來。(注)新社會是經過長久期間在舊社會懷裡,逐漸成熟起來。這是頻撲不破的真理,就像我們未曾出世以前須在母親腹內胎孕九個多月壹樣。但這樣的懷胎和成熟,不僅不會與突變相反,而反與之相成。先懷胎,然後分娩。譬如在法國,資產階級社會出世以前壹個世紀,資產階級制度就已在封建制度懷內開始成熟。但當資產階級這個成熟過程完結時候,突變就發生了,即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俄國的革命過程也是這樣。
辯證法的進化論認為自然界中和歷史中的發展,經過兩個階段:漸變和突變。庸俗的進化論不承認有突變,只承認有漸變。普列漢諾夫說:
「有壹種意見認為沒有突變而只有漸變;另有壹種意見則恰與之相反,即認為事實上永遠只有突變,而我們所謂『漸變』過程乃是無數的互相連接的小突變所構成。正確的認識論自然應當綜合這二種意見,而成為第三種意見:突變是以漸變為前提而漸變必然要達到突變。」(普列漢諾夫——我們的批評者之批評)
辯證法就是正確的認識論,得到了普列漢諾夫所說的那種綜合意見。馬克思主義應用辯證法方法怎樣來說明這壹經濟制度轉變為另壹經濟制度呢?難道這是新社會從舊社會懷中壹點壹滴長成起來之結果,退出去的階級壹步壹步對走進來的階級讓步之結果,長期的和漸進的社會改良之結果嗎?絕對不是。那些修正派,那些離開馬克思主義對最終目的之嚴格觀點而投身於社會改良懷抱里去的人,對於這壹種社會制度轉變為另壹種社會制度,就是這樣說明的。當修正主義初起時候,修正派就借別爾嘉耶夫(Berdiaev)之口宣布這種理論說:「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造成的改良辦法,就可以補救現存社會之缺點,使社會的各個細胞不斷的除舊更新。」辯證法絕不承認用「改良」辦法可以使封建主義變為資本主義,或使資本主義變為社會主義。這壹種制度要轉變成為另壹種制度,必須經過「否定的否定」,即由「突變」來去除不適用的形式而代之以新形式。但同時,要發生這個「突變」,要形式新的性質。必須數量增加之不斷過程預先達到了這個突變所需要的程度。所以馬克思主義壹方面反對改良主義的漸進派,他方面又反對恩格斯所稱為革命的鍊金術士派,——他們認為無論何時都可以「爆發」革命的突變。
資本論中有名的論資本主義崩潰那壹段,可以作為應用辯證法的發展論之模楷。在這壹段中,馬克思尋得資本集中和群眾無產階級化的規律以後,接著說:
「篡取並壟斷這個變革過程的壹切利益的那些大資本家富豪,其數量是壹天減少壹天的,但同時,壹方面貧困,壓迫,奴服,墮落和剝削反壹天增加壹天,他方面工人階級的反抗也壹天比壹天強烈起來,——工人階級的數量不斷的增加,而且更受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機體所訓練團結和組織起來。資本的壟斷變成為生產方式向前發展的障礙物,這個生產方式是與資本壹同發展並受資本的指導的。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壹種過程,即不能與其資本主義的外殼相適應了。這個外殼壹定要炸裂。資本主義私產制的末日到了。剝奪別人財產的人,其自己財產也被剝奪了。」(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十四篇第七章)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到「否定的否定」在辯證法原則中的作用。我們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是經過兩重否定而發展的,其結果達到另壹種新的更高的肯定。「否定的否定」乃是辯證法根本規律之壹,如果不明了這個規律,就不能使用辯證法方法。我們知道,每種現象,當其發展前進及其所包藏的種種因素表露出來時,這種現象就轉變為與原來相反的另壹種現象,即轉變為自己的否定。但這個否定自己還是要發生否定的。這個否定的否定就使現象發展到更高的更完滿的階段。
試借用恩格斯在反杜林中所舉出的例證:壹粒種子播在地下生出萌芽,這裏萌芽就是種子的否定;萌芽長大起來開花結果以後,又歸於死滅,這裏,結成的果實即種子又是萌芽以及枝幹的否定。於是我們又得到種子,但這裏的種子並非壹粒,而是增加無數倍了的。「否定的否定」使現象發展到更完滿的程度;這裏所舉的例固然只是數量上的變化,但若我們不引證壹般的植物,而引證奧奇德花(Orchid ——蘭花之壹種)為例,則結果不僅是數量上的變化而且也是性質上的變化。
社會的現象也是壹樣。這裏也可以舉出好多例證,但我們只舉出壹例來看就夠了。議會制度本來是人民的統治,但發展下去反成為自己的否定——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即上層階級的統治。人民統治之否定為形式的德謨克拉西,而形式的德謨克拉西又發生自己的否定,即蘇維埃制度——人民統治之新的和更高的形式。
壹切現象在其辯證法的發展中所經過之三個階段,黑格爾稱之為「正」(Thése)「反」(Antithése)「合」(Synthése);合起來就是所謂「三位法」(Triade)。
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方法,但他們並不是生吞活剝將黑格爾的辯證法放入於他們的體系內,而是以這個辯證法貫通他們的學說並將這個辯證法融化於他們的學說之內。試聽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自己對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說:
「我的辯證法方法,不僅根本上與黑格爾的不同,而且也與黑格爾的完全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想的過程——他在觀念之名稱底下,甚至將這個過程變為獨立的主體——乃是真實世界之創造者,而真實世界不過是這個過程之外現。在我看來,則恰好相反,觀念世界不過是物質世界移轉入於人類頭腦去而已。……
黑格爾學說中辯證法之神秘化,絕不能妨礙黑格爾之成為破天荒第壹人,完全的和自覺的描寫辯證法之運動的壹般形式。必須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頭足顛倒過來,為的從神秘的外殼裡面發現理性的核心。」(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二版序言)
黑格爾的辯證法怎樣被頭足顛倒過來,在馬克思的體系中呢?
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這樣答覆:
「在黑格爾看來,辯證法是觀念的獨立發展。絕對觀念不僅永久存在(我們不知道存在何處),而且是現存整個世界之活的靈魂。絕對觀念自己發展,經過各種階段——關於這壹點,他在邏輯壹書中有詳細的發揮——並包含各種階段;隨後,絕對觀念就『自我化生』轉變為自然界,在自然界中絕對觀念是非意識的客觀必然的經過新的發展,壹直發展至最後在人的思想中重新達到自我意識;這個自我意識從那時起就以粗糙形式在歷史中發展最後才完全達到黑格爾哲學中來。這樣,在黑格爾看來,歷史和自然界中的辯證法運動,即自低而高經過壹切曲折道路和壹切暫時退步之進化的因果關係,——不過是觀念獨立發展之縮影,而觀念是永久存在於某個地方並不受人的思想頭腦所支配的。這種思想上的混噸狀態是必須剷除的。我們的責任就在以唯物論的眼光將頭腦中觀念看做是絕對觀念發展到某種程度的反映。於是,辯證法就變成了研究真實世界和人類思想的運動之壹般規律的科學。……觀念的辯證法本身,就僅僅成為真實世界的辯證法運動之自覺的反映。」(恩格斯——費爾巴哈)
恩格斯在其寫給施米特(Conrad Schmidt)的壹封信(去年才發表的)中說:
「黑格爾的辯證法之混噸狀態,其根源就在於他將辯證法看作是『思想的獨立發展』,因此外物的辯證法只成為思想的反映。可是,事實上,我們頭腦中的辯證法,僅僅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那些依照辯證法形式之真實的發展的反映。」
由此看來,從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到馬克思的辯證法唯物論之轉變,可以底下的話概括之,即:辯證法從此不再將思想的過程看做因,將真實的發展看做果,而是反過來看,即將觀念的進化看做「外物進程」的結果。
辯證法和唯物論綜合起來成為馬克思的學說,但這壹點極受馬克思學說批評者的堅決攻擊。
如果,像我們上面所說,壹般的辯證法已經被馬薩里克教授看作是「簡單的變戲法」,那麼,在他看來,唯物論的辯證法就是「莫名其妙的矛盾」了。(見馬薩里克的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的和社會學的根據)甚至伯恩施坦(Edouard Bernstein)也認為辯證法是與馬克思主義沒有干涉的,是人為的強附於馬克思主義上面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其偉大工作,並不藉助于黑格爾的辯證法,而是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無涉。」(伯恩施坦——歷史的唯物論)
可是只要研究辯證法方法的真正性質,就可以明白:辯證法本性上就是唯物的。壹種非常有意義的情形值得我們注意,即當黑格爾嚴格遵守其辯證法原則企圖深入于社會關係方面去時候,他自己也就不可免的要站在唯物論的基礎上面。(注)
辯證法似乎是趨向于抽象的結構,然而在唯物論看來,壹切觀念都是事物的反映。——這種情形,就是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從辯證法唯物論中發現出來的所謂矛盾。但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並未否認玄學之認識事物的權利。馬克思主義只認為這個權利是相對的,是屈服於更高的更完滿的認識方法即辯證法之下的。唯物論和辯證法並非相斥,而是相成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學不僅是唯物論的哲學,而且是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的辯證法之基礎就是唯物的自然界觀。我們的辯證法時刻不能離開唯物論。唯物論失敗了,我們的辯證法也要隨之失敗;反之,沒有辯證法,則唯物論的認識論也要成為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不可能的。」(普列漢諾夫——費爾巴哈序言)
辯證法和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之二個原素,如果缺少其中壹個,則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能存在。排除其中的壹個原素,就等於摧毀馬克思主義之整個建築。
最後在結論中,我再指出辯證法思想之幾條根本的規律:
(壹)在真實事物的完全狀態中,研究真實事物。竭力注意壹切。詳細的研究。牢記著各方面的聯繫。
(二)在運動中研究。注意辯證法的運動是怎樣發生的和怎樣轉變的。尋求矛盾。明了鬥爭。
(三)牢記著: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體的。
(四)不隔開理論和實踐。不僅要認識周圍世界,而且要改造周圍世界。(注)
第四章 有定論
辯證法唯物論給唯心論世界觀以致命的打擊;這不僅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具有前代哲學思想之最高成績——辯證法方法,而且也因為辯證法唯物論占奪了唯心論所統治的疆土——歷史。辯證法唯物論推翻了唯心論在解釋歷史過程方面之獨裁統治。辯證法唯物論之根本原則應用到研究社會關係方面來,就產生出唯物史觀。
在未曾說到唯物史觀以前,我們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辯證法唯物論各方面所從出發的那種有動機的前定說,所推演出來的結果。歷史社會的有定論,乃是人類學的有定論之結論。馬克思主義既認人類發展之整個行程須遵守有定論的原則,其對於「意志自由」問題的答覆就與斯賓諾莎當時對此問題的答覆相同。
在斯賓諾莎看來,「意志之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這是「比日光還要明顯」的事情。(斯賓諾莎——倫理學,第壹卷,定理三十二)意志之每壹次表現,要能發生和活動,必須有其他壹種原因,如此直至於無窮。無論意志是有窮的或無窮的,但總歸有個原因來決定意志之存在和活動,因此意志不能稱為自由的原因,而只能稱為必然的原因。(見同上定理之證)自然界規律支配人類,與支配石頭,有同等的權威。如果人手所拋擲的壹個石頭,是能夠思想的,則它或者心裏以為:它遵循壹定方向墮落於地下,乃是因為它願意這樣,因為它的自由意志是這樣。誰心裏想:他說話,或不說話,或從事於任何其他事情,——是按照他的精神之自由裁奪,則誰就是睜開眼睛做夢。……法國唯物論者對於意志自由問題的見解,差不多也是這樣。在狄德羅看來,意志自由是壹句「空話」。我們的行為,每壹次都是某種原因之必然的結果,這些原因有時雖然很複雜,但其實質是單純的。霍爾巴赫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也是這樣,他認為意志自由的學說是屏除人類于自然界之外的學說,而其實人類乃是自然界中壹部分。
無論斯賓諾莎,霍爾巴赫或其他許多偉大思想家,他們都是拿有動機的前定說來觀察我們的意志。他們分析意志的過程,研究其所經過諸重要形態(志願,選擇,行為),就得到結論說:我們的意志是受某種外來的動機所決定的。費希爾在其所著有名的人類意志自由論壹書中說:「意志表現時,是否先有某種原因存在呢?我答:有的!每壹次意志表現,都是由某種原因所引起的。」意志須遵守壹般的因果律。
大家知道,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已經就拿人的意志來比擬羅盤針。人的意志須遵守物質世界的規律,正像羅盤針受這種規律所支配由北旋轉到南或由南旋轉到北壹樣。
人類在其意志行為中,有表面上的「選擇自由」,但只表面上的而已,恰好就像羅盤針之「選擇自由」壹樣。
某個學生今天到學校來上歷史的唯物論壹門功課,但他可以不來上這門功課而去上經濟學,他也可以完全不上課而閉門在家或上戲院看戲去……。難道這不是自由選擇嗎?我加入共產黨為黨員,或者我拚命攻擊共產黨,——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我準備以經濟學家為職業,而不去充當醫生,——難道這也不是自由選擇嗎?……
我的每壹件行為都是在無數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之結果。我是壹個有自由志願,能自由選擇,因此會自由行動的人;而依照壹定方向而旋轉的羅盤針,則不能選擇向南或向北而必須遵守那支配它的物質的規律。怎樣能夠拿我去比擬羅盤針呢?
無定論者,即承認意志自由的人,就是這樣推論的。可是,承認我們的意志必須遵守必然的規律之有定論者,他們也並未否認選擇的自由。不過他們並不認為僅僅指出選擇自由這件事實而就滿足了,他們還要進壹步證明:我們的選擇最後還是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注)
當我們伸手出去從面前桌子上幾本書中拿取壹本書來看時候,我們自然有選擇的自由。我在十幾本書中可以自由選擇壹本,我也可以不拿書而拿報紙,鉛筆,圖畫以及面前的任何壹件東西。可是如果我伸手要去拿月亮,那我自然就變成精神病科醫生所研究之對象了。選擇自由,是受物質可能性之狹隘界限所限制的:我們從無量數的物件和現象中來「自由的」選擇,這僅僅是在這些有限制的界限以內。
可是我們能夠說:在這些界限以內,我們的意志是完全自由,不受限制的嗎?
某個時候在我的物質可能性界限內有四本書:羅馬法史,哲學研究,凱勒曼(Kellermann)的小說十壹月九日和列寧論文集。我自由選擇結果,就拿起羅馬法史來讀。在我的真正的可能性界限內幾本書中,我自由的選擇了;但這種選擇僅僅表面上自由的,事實上還是受在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我所選擇的壹本書,正是我在某個時候所最需要的;我之需要參考羅馬法,又是由於我正預備法律問題的講演之需要;而這種需要又根據于另壹種需要……。以為我是完全根據我的自由選擇來讀某壹本書,那就無異於將我的行為及其動機拿來與此過程在我意識中的反映混為壹談,無異於斯賓諾莎所說:小孩以為他要吃奶是他的意志自由。
在許多可能性中間的選擇,這種選擇本身就包藏有明顯的前提,即這些可能性中必有壹種可能性具有我們所需要的性質。總而言之,選擇的必然就是選擇的自由之前提。(見亞克塞羅的我們為什麼不要後退)
詩人說:
「年青的狄慈狄蒙娜(Dezdemona)為何愛她的亞拉伯人?
因為天空的風和處女的心都是沒有定準。」
可是如果我們拿普希金(Alexandre Pouchkine)這二句詩認真來研究,我們就要承認:年青的狄慈狄蒙娜之自由選擇也是受她的「自由意志」以外許多因素所決定的。她也許不知道這些因素,甚至也許不覺有這些因素存在,但無論如何這些因素還是存在並強有力的轉移那詩人所說的「無定準的」心之意志。如果我們「分析樂器像解剖屍體壹樣」,就可以看出:這裏的自由意志,乃是我們的行為過程與此過程在我們意識中的反映混合起來結果所產生之幻想。正如狄德羅所說:這乃是將自己當作原因而不當作結果的壹種人之幻想。
我們的意識指揮我們去做某種表面上自由的行為,但我們壹刻都不要忘記:我們的意識自己就時時刻刻受我們身外的原因所決定的。……「事物的行程決定觀念的行程」。
如果是這樣,如果有定論要我們的意志,我們的心理動作,去遵守物質必然性的規律;那麼有定論會不會變成宿命論,會不會使人類成為萬能命運掌握中之可憐的俘虜呢?
這是說到有定論時候,必然要發出的問題。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有定論,不僅未曾消滅我們的自由,而且還助長我們的自由。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不可以抽象的空洞的使自由與必然(必需)對立起來。
當我在無數可能性中去自由的選擇時候,我必定相信其中某壹種可能性正是可以滿足我的需要的,正是我現在所必需的。惟有先認定必需性,我才能決定去自由選擇,去行動。不先認定其必需性,則自由選擇就不能成立,沒有必需性,則我將為各種可能性所吸引,我的意志將茫然無所決定,我的「我」將消失在懷疑之中。如果我沒有羅盤儀指示我必需要走的道路,則我將永久停留在仿徨無措的地位。壹切都要,就等於壹切都要不到。費爾巴哈說:「人類什麼時候能自由的行動呢?只有在依據必需性而行動的時候,因為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行動才是從我的生存之最深沈處發生出來,才是我的生存之有關聯的和明白的表現,而真正的『我』才是行動的創造者」。(費爾巴哈——全集)
「意志自由不是別的,只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人對於某種問題之解決愈加自由,則此解決之內容就愈加受必需性所決定;由於不認識事實而起的遲疑不決,表面上似乎是隨意選擇于許多各自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解決中間,但由此更加證明這種選擇是不自由的,是屈服於其所受支配之實在情況的。因此,自由就在於建立於了解自然的必需性之上的對自己和對外界的統治。」(恩格斯——反杜林)
主觀的唯心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其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意識對實在的關係——之解決,是極端相反的,連帶著對於自由和必然問題之態度也根本不同。
主觀的唯心論否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自由的無原因的事情,這樣就使目的失去了任何保證,而不能實現。
「若將目的看作自由的基準,則目的將停留于主觀的頭腦里,對於真實世界沒有任何必然的關係。由此觀點看來,則合於目的的去反應于周圍世界,乃是決然不可能的;於是,在主觀的唯心論者看來,除了自然界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現象之種種盲目的和宿命的表演以外,別無所有。
絕對的自由就轉變為絕對的必然。
有定論承認客觀的因果律並將必然發生的事情看做因果律的結果,這樣就得到結論說:目的是現象間必然的因果關係之反映,目的本身就包藏有可實現的原素。由此觀點看來,顯然,人類對於自然界和歷史之反應是有保證可以成功的。
「必然就轉變為自由」(亞克塞羅——哲學論文)
有定論並不像宿命論那樣,認為人的行為完全是徒然的。恰好相反,認識我們的意志是有定的,是依賴於決定意志之物質原因的,是嚴格遵守必需性的,——這就等於相信我們是依照規律而行動並且能收效果的,就等於鼓勵人的行為。了解客觀的必然性就是客觀的行動之前提,正如關於意志獨立和自由之主觀的幻想壹定要達到意志薄弱,遲疑不決,多議論而成事;以及哈姆雷特的氣習壹樣。(注)
以上所說的有定論,還只限止於人類學方面。就此方面來說,這個問題於十九世紀中葉就已經解決了像我們上面所說的那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從這個解決出發。但他們的功績乃在於他們將有定論問題推展至社會學方面來,在於他們將意志自由問題從自然界推展至社會範圍里來。
如果在人類學方面提出這個問題,證明我們的意志屈服於必然性,那麼就要問:在社會過程中有沒有決定人的行動之必然性呢?如果是有,那麼決定這個社會生活之原素又是什麼?
在未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須先說說底下的問題。
我們不可以將社會現象看做是構成此現象之各個個人意志之總和的產物。社會現象乃是個人意志交互錯綜的結果,而在各個個人意志看來,社會現象彷彿是自發性的。社會現象發生於單個意志之交互錯綜。我的意志,妳的意志,十人百人千人無量數人的意志,交互錯綜起來,混合融化起來,就產生出自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不僅不適合於各個個人意志,而且違反各個個人意志。(注)
資本主義社會之工業危機可以作為這種自發現象之模範的例證。在壹個國家中,幾千個工業家各有其壹定的目的:發財。每壹個工業家都因為竭望發財,而表現出其要求更多利潤的意志;這個意志表現之結果,就是這個工業家製造出壹天多似壹天的生產品並輸送到市場上去賣。這個工業家的發財意志,碰著其他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個人工業家同樣的意志,而交互錯綜起來。所有這些個人意志交互錯綜之結果,就是生產過剩,市場充滿,那些工業家也跟著破產,——他們的個人意志在交互錯綜的過程中造成了自發的現象(破產),即達到了與個人意志所期望剛剛相反的結果。
「歷史經過是這樣:最後結果系由無數個人意志之衝突產生出來,而每壹個意志之出現又根據于許多特殊的生活上的情況。於是就有無量數的交互錯綜力量和無量數的平列并行力量,這些力量綜合起來就產生總的結果:歷史事迹。」(恩格斯給布洛赫——Joseph Bloch的信,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
個人自覺的傾向,被那在社會過程中發展的力量,所屈服了,或恰切點說,所打消了。依據規律發展的和遵守因果律的社會生活,決定了個人意志。(注)
我們應該承認:在人類學範圍和在社會學範圍,我們的意志都須遵守因果律的壹般原則,都須受我們以外的原因所決定。
承認了此點以後,辯證法唯物論的創立者就發問說: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不管歷史的性質如何,都是按照自己自覺的預定的目的去做的:這些由不同方向互相影響的無數意志以及人加於外界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歷史,因此,這些無數個人所要的究竟是什麼,這並不是不重要的問題。意志是為思考或情慾所決定的。而直接決定思考或情慾的動力又是許多複雜的事物。這些事物壹部分是外界的條件,壹部分是理想上的動力,貪心,『對真理和正義的熱忱』,個人的仇怨,還有各種各式的純粹個人的嗜癖。我們已經說過:影響歷史的無數個人意志所造成的結果,時常不是人所期待的,有時甚至與人所期待的完全相反,這可見個人的動力對於總的外界只佔次要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尋求:究竟有何種動力隱藏在這些個人動力背後,究竟有何種歷史原因能在人類頭腦中變成這些個人動力。」(恩格斯——費爾巴哈)
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到社會關係方面來——即唯物史觀——就答覆這個問題。
第五章 從唯心史觀到唯物史觀
歷史哲學,成為專門科學,要從歷史的認識論中求得若干普遍原則出來,——這還是比較後起的事情。人們認為歷史哲學之創立者是維科(Jean—Baptiste Vico),他的學說成立於十八世紀初期;因此,歷史科學之成為專門科學,至今還只有二個世紀。但分析歷史的進程,敘述歷史事變之外又加以解釋,確立某幾條能支配歷史過程的原則——這些部分的企圖,則歷史科學成立之初就已經發生了。
從希羅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注)時代以來,歷史家就竭力不僅要敘述事變而且兼要解釋事變;他們從他們對於歷史過程之無量數形形色色的解釋中間,推究共通原素出來,——所有這些解釋,自然是唯心論的。
「從希羅多德的神妒說到泰納(Hippolyte Taine)的環境影響說,其間記載歷史的人的精神里產生出無量數的見解,彷彿是直接思想之自然產物,要來解釋並補充所敘述的事績。階級的傾向,宗教的觀念,民間的成見,某種流行的哲學思潮的影響,遐想的過分以及要加片段不完的事實以藝術形式的志願——所有這些原因以及其他許多原因,就造成了關於歷史事績的理論之多少愚笨的原則;這種原則是與歷史記載不可分離的,或至少也是要點綴和裝飾歷史登載的。說什麼偶然,機會,命運,神意或現在所說的『物的邏輯』,——所有這些觀念都是愚笨的和簡單的思想之結果;這種思想,無論經過批評道路或藉助經驗手段,都不能夠憑其本身來解釋自己的行程和見解。要想拿帶條件性的事實(譬如偶然)或帶理論性的像想(譬如事變的必然行程往往被人看作是進步的)來填補我們關於壹切情況之智識的缺陷(這些情況是隨著真實事變而發生的。其發生乃是必然的,而與我們的志願或意見無關)——這種傾向本身就是歷史記載家庸俗哲學之原因和結果;這種哲學,無論是明的或是暗的,只要有智識的批評出現,就將因為本身太淺薄而不能存身了。」(拉布里奧拉所著之歷史的唯物論)
在唯物史觀未曾出現以前,歷史科學壹般是以唯心論的眼光去觀察社會生活之壹切事變。但在馬克思提出其歷史的認識論以前好久,我們在歷史思想之壹般的唯心論傾向中,就已經發現壹些對於社會生活之部分的唯物論見解。在商業資本初興時代,我們在歷史家著作中就已經發現有人企圖拿經濟性質的原因來解釋歷史事績,甚至有人還拿階級鬥爭眼光來觀察歷史進程。
鼎鼎大名的馬基雅維利(Nicolas Machiavel)之歷史著作,就包含有這種新歷史觀之原素,雖然這種歷史觀還未完全明顯的成熟。十七世紀生產力之增長,推動哲學家和歷史家的思想更趨向于拿經濟原因來解釋社會生活。霍布斯和斯賓諾莎的學說就是最好的證據。
十八世紀資本力量壹天比壹天長大起來,為向垂死的封建制度作革命鬥爭起見,就要求歷史家丟棄唯心史觀(即將人類社會壹切進化都看做人類精神變化結果之壹種見解),而拿社會中互相鬥爭的真實力量,來解釋社會進化。法國大革命更強有力的推動歷史家思想去尊重實際事實而丟棄壹切思想上的動因。如果十五世紀佛羅倫薩(Florence)封建貴族和城市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能使馬基雅維利認識階級鬥爭對於歷史的意義;那麼法國大革命——這壹只有生來盲目的人才看不見的階級鬥爭之巨大表演——打消了唯心論的見解而使歷史現象真正原因發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壹件奇怪的事。
如果在大革命初年,人們還認為有所謂「大眾意志」,但不久人們就可以明顯看出:這種表面上壹致的意志,遇見人民中各種分子間——即各階級間——之衝突,就煙消雲散了。關於「貧」「富」間階級對抗的意識。在大革命前的思想家如盧梭雷納爾(Abbé Guillaume Raynal)杜爾哥(Jacques Turgot)等人的著作中還是模糊的,但在大革命事變中就強有力的被證實了。所以大革命中的許多偉人,都了解階級鬥爭是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其中幾個偉人,譬如馬拉則簡直認為階級鬥爭是壹切革命問題的出發點。
十九世紀之初幾十年,唯物史觀已經確定的戰勝唯心史觀了。十九世紀初期,事物的整個進程,將歷史方面之唯心論見解毫不容情的推翻了。(注)
拉布里奧拉論這個時代說:
「經濟規律戰勝了壹切幻想並幻想了社會生活之指導地位。……事實上,誰未曾看見小私有者小農民和手工業者破產而變成為無產者呢?誰未曾看見造成新社會制度之壹種新方法,在此制度之下,有好多人都要低頭屈服而不敢反抗呢?……誰未曾看見新的城市在工廠周圍發生起來,造成了沒有出路的的貧困,這種貧困並非個人失敗之結果而是財富的條件和源泉呢?(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在劇烈的階級鬥爭影響之下,到了法國王朝復辟時代,我們上面所說的大革命時期已經萌芽之壹種傾向就開始顯著起來,這種傾向就是:憑拿經濟原因去解釋歷史進程,依據階級鬥爭以研究社會生活。
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法國的歷史科學就轉移其研究方向于支配社會之財產關係方面,因此就堅決的走上唯物史觀道路。法國歷史科學之最有天才的和最深刻的代表者,基佐米涅梯葉里等得出結論說:要了解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必須研究其社會集團間的關係,而各種社會集團間之財產關係就是了解政治事變之鎖鑰。在基佐和梯葉里看來,法國歷史就是階級戰爭的歷史。階級間之鬥爭,其結果不是各階級互相妥協,而是這個階級戰勝那個階級,基佐說:「調和階級的衝突,乃是妄想。聯絡各階級使之協調,也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在馬克思以前很久,歷史家就已經宣布階級鬥爭說,但有些歷史家如布蘭維里埃(Henri Boulainvilliers)等是站在貴族利益的,有些歷史家如基佐米涅梯葉里是站在資產階級利益的,惟有馬克思是第壹個站在無產階級利益。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革命以前法國的哲學家站在唯物論基礎上,但同時沒有能力徹底的解決他們當前的問題,這是由於玄學觀點阻礙了他們。革命以前法國唯物論哲學家擱淺的地方,革命以後法國唯物論歷史家到此也擱淺了。他們達到了將歷史研究重心移轉到財產關係方面,但當他們要去解釋財產關係本身時候,他們又藉助于「人性」的玄學觀念。他們知道政治制度是受社會關係影響的,知道社會結構之基礎是經濟組織,但當他們要去解釋什麼是經濟變化之基礎,經濟變化和發展究竟受什麼影響等等問題時候,他們就張目結舌壹點沒有辦法了。十九世紀初期幾十年的法國歷史家,他們缺乏發展的觀點,因此不能從他們的唯物史觀做出邏輯的結論:他們不能發現歷史過程的最初動力,其「動力的動力」,而這種動力後來不久就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現了。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唯物史觀的黴菌是滿佈於歐洲社會空氣中的。這二位科學社會主義之創立者,本來是大無畏的和最徹底的辯證法家,他們發現這個黴菌以後,就在這個發現基礎之上建立起唯物史觀的壹元論體系。這個堅固整齊的體系,與王朝復辟時代歷史家殘破不全的觀點毫不相同,其差異程度正與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啟蒙哲學家矛盾動搖的見解間之差異程度壹樣。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的歷史觀,可以作為壹個例證,證明我們上面屢次提起來說的壹個斷語之正確,這就是說:辯證法唯物論之創立者所構成的體系,並非由他們頭腦想像出來的,也不是由他們「發明」的,而是他們天才的將前代哲學和歷史思想融化為壹個綜合。當時社會關係之發展,使馬克思能夠在十九世紀上半期至下半期交替時候,發表他的關於歷史過程的思想而成為壹個有名的公式。這個公式說:
「在其賴以生存的社會生產中,人類進入于壹定的必然的不受其意志所左右的關係——生產關係,這些關係適應于其物質生產力之壹定的發展階段。
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于這個基礎的。物質生活之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壹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實在,而是人的社會實在決定人的意識。
在其發展上某壹定階段,社會物質生產力必然要與當時的生產關係,——或者拿法律用語來說——要與當時的財產關係,發生衝突,——生產力以前就是在這些關係懷中發展的。這些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如今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於是到了社會革命時代,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偉大築物或遲或速也要起革命。觀察這種革命時候,必須將物質的由自然科學正確性表示出來的經濟生產條件上的革命,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總而言之,即壹般思想形式的——革命,分別清楚;——在後壹類革命中,人類自覺這個衝突並與之爭鬥。
不能根據革命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時代,亦如不能根據個人的意識來判斷這個個人壹樣。恰好相反,這個時代的意識,必須拿物質生活的矛盾,拿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係中間的衝突,來解釋。
任何壹種社會結構,在生產力未曾發展至於這個結構不能容納以前,是不會崩潰的;同樣,任何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舊社會內部這個生產關係所需要的物質生存條件未曾成熟以前,也是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主義對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想對實在關係問題——是這樣解決:即承認惟有我們的感官所能認識的物質世界才是真實世界,而觀念只是這個物質世界的反映。
辯證法唯物論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去建立其歷史觀。在辯證法唯物論看來,社會過程並非觀念進化之結果,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改變之結果。
上面所徵引的有名公式,很明白而恰當的指示馬克思主義對於社會生活上物質和觀念關係究竟持什麼見解。
第六章 生產力
歷史的唯物論將整個社會組織都看做生產的組織。生產乃是本時代政治事變和文化表現所環繞的中軸。
動物必須適應于自然界,才能生存。人類自然也要遵守這條規律。但人類的適應過程,與其他壹切動物的適應過程,有重大差異。動物之適應自然界,是屈服於自然界;人類則使自然界屈服於自己,這就是說:當適應自然界時候,人類並不改變其自然的官能,而是造成人為的官能,——總而言之,人類的適應不是被動的和生理的,而是自動的和技術的。
人類是自動的和技術的適應自然界,人類是富蘭克林(Benjamim Franklin)所說的「製造工具之動物」,——這個情形發生出非常重大的效果。
人為的工具所實現之勞動過程,有根本重大的作用;我們的智慧就是在這個過程直接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個過程中,動物之簡單的叫聲就變成人類可寶貴的發言。在這個過程中,人類得著判斷的能力並自覺的決定其對於世界的關係。「蜘蛛織網像紡工織布壹樣,蜜蜂營巢像匠人築屋壹樣。但壹開始,最拙笨的匠人也就有壹點與最靈巧的蜜蜂不同,即人類未曾拿材料築屋以前,先在頭腦中將屋築好了。」(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這種偉大的理想能力,就是使用人為的工具反應于死的自然界並改變物質之結果,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以肯定說:最原始的人為的工具之使用,已經給予原始人類以最初的意識並開始轉變類人猿為類猿人。
「人類將勞動工具當作新的官能,以補充其生理上的結構。自從達到能使用勞動工具之程度以後,人類發展史就煥然壹新:以前人類像其他壹切動物壹樣,是改變其自然官能的,而現在人類則首先改進其人為的官能,發展其生產力。」(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發展問題)
在勞動工具未曾於人類生活上占支配勢力以前,那時尚沒有人類歷史。人類歷史僅僅從勞動工具能影響于整個社會生活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達爾文就在這裏結束,馬克思就在這裏開始。」動物學讓位於社會學。
「歷史乃是人手的工作,——這裏所說的人手,是能夠發明和改良勞動工具的,是能利用勞動工具以創造人為的環境的;這個環境之複雜影響隨後又反映在人類本身,而這個環境之現狀及其連續變化,正是人類發展之原因和條件。」(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引過富蘭克林對於人類的定義:「人是製造工具之動物」。這位美國思想家忘記補充壹點而這樣說:「人是製造工具之群居的動物」。第壹個使用石斧以反應自然界的,並不是魯濱遜(Robinson Crusoe),而是人群(群居的動物)中之壹員。這個石斧並不屬於個人,而是群眾所有;石斧之使用就大大改變了這些群眾的狀態,改變了他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而以後由石斧進至新工具,以後生產力壹天比壹天發展,於是整個社會結構都起變化,社會內部壹切關係都起革命。
某種社會,隨其所處客觀的外界的條件不同,其生產力發展遲速也不同。生產力發展,社會的智識程度也隨之發展,而社會也更能夠發明新的工具,更向前發展生產力。……這樣,在整個人類歷史中,人類改變自然界,同時也改變自己。在每壹時代,人類能實現這種變化至何程度,這要看底下壹種情形,即:「每壹個民族,在其歷史上每壹個時代,其生產力向前發展是受那時代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這就是生產力發展之自然的邏輯。
人類不是唯壹能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也不是唯壹能群居的動物,而是唯壹能合群以使用勞動工具的動物。人類既然能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於是人類于自然界環境之外,又造成了人為的環境,社會的環境。
合群的使用生產工具——這壹點是人類所特有的,這壹特點擴大了人為的環境之防衛的和自立的力量使人類超越于其他壹切動物之上。(見凱勒斯克勞茨——Casimir Kelles—Krauz 所著之什麼是經濟的唯物論)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人類適應于自然界不是生理上的而是技術上的,在適應過程中人類不改變其機體而去改進勞動工具。這是由於人為的環境之自立的力量所造成的。
生產工具的改變引起人類對自然界關係的改變,同時也引起人與人間關係的改變,由此可見生產工具的改變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整個進程,所以,當觀察社會生活和研究社會過程時候,馬克思主義是從分析社會生產力出發的。馬克思說:「壹定的社會關係也是人所製造的產物,正如棉布苧麻等壹樣。社會關係是與生產力狀態有密切關係的。人類發展了新的生產力就改變生產方式,隨之又改變獲取生存資料的方式,因此就改變其壹切社會關係。手工磨機給我們以封建王公統治的社會,而蒸汽磨機則給我們以工業資本家統治的社會。但那些根據物質生產以建立其社會關係的人,他們同時也造成原則,觀念和範疇,適應于其社會關係。」(馬克思——哲學之貧困)
辯證法唯物論認為生產力是研究人類社會生活之出發點,簡單的因為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生活發展之唯壹能變的物質因素,而生產方式不斷的改變同時人類社會也跟著不斷的改變。我們承認生產力是歷史過程最初的動因,因為這是包圍人類和影響人類的環境中唯壹能變的因素。這個環境中的其他因素,或者是不變的,或者是在生產力發展影響之下而改變的。
「自然,在發生觀念的過程中,不僅外界佔有作用,而且人的機體也佔有作用。但人的機體,其思想能力及其藝術創作能力等,在歷史過程中曾經有某種改變嗎?自然沒有。誰的思想能力都未見得比亞里斯多德更高,同樣誰的藝術創作能力也未見得比古代希臘藝術家更強。或者因為外界即自然界改變了嗎?也不是。現在希臘的蔚藍的天正與伯里克利(Périclés)時代(注)壹樣。改變的只有社會,即最後只有經濟關係;自然界中和人類中即使有改變,也是受經濟關係改變影響的。」(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因素)
馬克思主義既然承認生產力是其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於是就指出:社會乃是隨其滿足物質需要時所用的手段方式改變而改變的。
唯物史觀認為「首先是生產,其次是生產品的交換,構成壹切社會制度的基礎。這二種原素決定當時社會中財富的分配,因此更決定構成此社會之階級及其中各層的形成。所以如果我們要尋求那決定某種社會變化或某種社會革命之原因時,則不應到人的頭腦中到人對於永久真理和永久正義的最高智識中去尋求,而應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化中去尋求;總而言之,即不應到所研究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求,而應到這個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求。」(恩格斯——反杜林)
某時代的經濟又直接受這時代的生產力所決定。
我們時常聽見人說:生產力本身要受自然界影響所決定,因此社會過程之最初原因乃是地理條件。自然無疑,地理性質能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地理環境對於技術的影響,也是沒有疑義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自然界(地理)條件影響之下發生起來的生產力,發展下去就要改變人類對於這個自然界的關係。譬如在白俄羅斯,現在人們正談論電氣化;正要建設大規模之發電站台等,可見我們現在對於白俄羅斯地理條件之關係,完全與西繼斯蒙奧古斯特(Sigismond Auguste)時代的白俄羅斯人對於同壹地理條件的關係不同。北美洲農民拿電氣機器所耕種的土地,也已經不是兩世紀以前歐洲僑民拿原始犁頭所耕種的土地了。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中勞動,並將自然界當作勞動對象。這是毫無疑義的。但存在於自然界中的原素,是多少固定不變的,因此自然界原素不能解釋社會的變化。而社會的技術則是時常變化的,——自然,社會技術必須與自然界原素相適應。技術既然是變化的主因,技術的變化既然引起社會和自然界間關係的變化,由此可見:分析社會關係之出發點就是技術」。(布哈林——歷史的唯物論)
地理條件對於人類歷史發展有巨大影響,但這個影響不是直接的,而要經過建立於生產力壹定狀態之上的生產關係。
為正確估量地理環境對於歷史過程之影響起見,我們必須研究這個影響怎樣及於社會組織。我們不能從生理學方面或心理學方面來看察這種影響,因為這樣的觀點除了附會曲解真正的歷史過程之外,是沒有別的效果的。以為某壹種族的地理條件能直接影響于這個種族之物質的和精神的生活,這種見解無異於承認「人種的特性」是研究歷史的鎖鑰。這種見解已經被科學無情的駁倒了,科學證明當代並沒有什麼「純粹的」人種存在。如果記得人類歷史上代表文明的,有時是這個人種,有時又是別個人種,則凡有頭腦能思想的人都可以明白這種原因並非由於某個「人種的特性」,而是由於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決定每個時代「人種」之文化水平線。
人類依靠生產而生活。社會不是別的,只是生產的集合,以無數線索將各人連結起來,使各人于生產中和生產品交換中發生壹定的關係。馬克思稱這種關係為生產關係。生產關係的性質是受某時代社會生產力所決定的。生產力每壹次改變都要引起生產關係的改變,因此跟著也要改變壹切社會結構及與此結構有關的整個社會思想。
為要更明白生產力發展怎樣引起社會結構改變的情形起見,我介紹讀者參考底下描寫這個過程的表:
生 產 力 發 展 表
(阿多拉茨基——馬克思主義根本問題綱領)
生產力
生產性質
勞動生產量
社會制度
共同生活的規模
人類自己
最原始的技術,獲取現成物品
沒有剩餘生產品
原始氏族共產主義,剝削制度不能存在
小的人群,其所包含人數約四五十人
人類+牲畜
原始的農業,牧畜
剩餘的生產品開始發現
氏族共產主義崩潰,家庭共產主義,奴隸為家庭之壹分子
人群擴展到三百人至五百人
人類+牲畜+初期水力風力之利用
農業和牧畜更加完備、手工業技術發展,奴隸和農奴的勞役制度
有剩餘生產品
奴隸和農奴制度,階級:軍人、教士、奴隸、農奴,商人
封建領土已經能結合幾千人
手工機械
城市中相當高等的手工業技術開始發展
剩餘生產品增加起來
小資產階級的交換制度,自由手工業者和農民
城市和區鎮已經能結合幾萬人
人類+牲畜+蒸汽動力,複雜的傳動的機械組織,機器的自動生產,其後期人類和牲畜失去其為體力的作用,人類主要是指導者
技術進步、農村經濟、大工業、資本主義的勞役制度
剩餘生產品很多
資本主義制度
階級:資產階級(大,中,小)、無產階級、貴族資產階級化、農民瓦解分化
社會關係結合了幾百萬幾千萬人,由民族國家進於世界市場,資產階級社會的任務就在經過世界市場大體上將壹切人類結合起來並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世界生產
機械動力
人類僅僅是指導者
工業與農業結合、精神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自由的和友愛的勞動
社會必要的勞動縮小至極小限度、生產量很高
未來的共產主義制度
壹切人類組織在壹個經濟組織裡頭
第七章 基礎與築物
我們知道,唯物史觀認為整個社會過程都要服從經濟的必需性。由我們的觀點看來,生產力的發展乃是最初的動力,決定社會結構的系統和群居的人類關於政治道德法律科學藝術哲學宗教各方面的觀念形態。
成為社會結構基礎之物質條件,直接的或間接的決定了本社會分子之精神生活。馬克思就根據這種思想作成為有名的基礎與築物之公式:「這些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成為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建立起法律的和政治的築物,而社會意識之壹定形式也是適應于這個基礎的。」(注)
馬克思下葬時,恩格斯在墓前演說道:
「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本來包藏在壹件淺顯的事實之內,可惜這件事實在馬克思以前為各種觀念系統的帷幕所遮掩了。這件淺顯事實就是:人類首先必須關心飲食衣住,然後才從事於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因此物質直接生存資料之生產以及某個民族在某個歷史時代之經濟發展階段,于某個時候,就構成壹種基礎,由此基礎遂發展那個時代人類之國家制度,法律見解,藝術,甚至宗教觀念,而所有這些現象都鬚根據這個基礎來解釋的。」
這裏,我不能詳細解說生產基礎和各層思想築物間之相互關係,我只限於解說壹個普遍問題,即應該怎樣了解基礎和築物間的關係,而二者間的相互影響又是怎樣發生的。
必須正確的了解這個問題,尤其因為現在人們還往往將歷史的唯物論看做是復興「先生活然後研究哲學」之理論和僅僅根據經濟來解釋整個人類歷史之理論。
每壹種科學方法都會被人變成死的機械,辯證法的唯物論尤其會這樣。辯證法的唯物論本來是活的多方面的科學理論,更加需要人們了解其精神而不應僅僅了解其字句。(注)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生產力是唯壹的因素,由其影響可以解釋社會生活中的壹切變動。
歷史的唯物論,不在「人性」變化中,不在某種抽象體中,去尋求社會組織上和人的觀念上的壹切變化之最初原因;歷史的唯物論認為這種原因就是生產力發展結果所引起之生產和交換方式之進化。
生產力狀態乃是某壹定時代之基礎,各層的社會築物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面。某壹定社會各分子間的關係即生產關係,是直接受這種基礎之結構所決定的。生產關係同時又決定社會存在的形式,生產關係乃是某壹定社會組織之社會經濟結構所依據之經濟基礎。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又影響社會精神狀態,社會心理,道德和習慣。精神和道德狀態,又決定本社會科學藝術哲學的性質,即決定,本社會的社會思想。
「在勞動及其必須的工具發展之壹定的條件之下,社會的經濟結構,即迫切需要的物品之生產形式,就在人為的地基上首先並直接的決定了其他壹切社會結合之事實行為以及此行為在我們稱為歷史的過程中所表現的種種形式:階級之形成,衝突,鬥爭和毀滅;決定了調節法律和道德的那些社會關係;決定了人服從人的原因和樣式以及統治和政權所表現的形式,——總而言之,即決定了那些造成法律和國家的壹切事物。這種經濟結構,其次又決定了藝術宗教科學等創作上像想和思想之傾向和對象(大部分是間接的)。」(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
普列漢諾夫以底下著名的五條公式,說明基礎和各層築物間的相互關係:
「(壹)生產力狀態;
(二)其所決定的經濟關係;
(三)建立壹定的經濟基礎上之社會政治制度;
(四)壹部分直接受經濟決定的他部分受建立在經濟上面之社會政治制度決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
(五)反映這種心理特性之各種思想。」(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由此可見歷史的唯物論絕不是拿經濟的直接影響來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現象的。在用以區分現象的類別中,后的種類都是受前的種類所決定的,而每壹層思想築物又都可作更高壹層的思想築物之「基礎」。誰企圖拿當代義大利經濟之直接影響來解釋當代義大利藝術的性質,誰自然就壹點也不能了解。這種藝術是在參加當代義大利生活的階級之社會心理直接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而這種心理又是在決定階級地位等諸原因影響之下形成起來的。這裏,生產力的影響只是間接的,即經過社會生活的。
有些人說: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去觀察社會生活,這豈非獨斷論的見解嗎?這種見解豈非忽視各層築物間相互影響和事實,而認為有壹種因素能決定其他因素嗎?藝術往往是在社會心理影響之下發生的,但藝術發生以後轉而影響社會心理。這種相互影響,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忽視的,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阿基琉斯腳跟。(注)我們拿社會生活因素相互影響的觀點來代替基礎和築物的觀點,才可以了解歷史。
以上便是反對唯物史觀之壹種根本論據。我們駁斥這個論據,同時又可明白本問題的幾個要點。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過「相互影響」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永遠從底下的見解出發,即認為:築物雖然在基礎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但轉過來也影響基礎本身。經濟決定政治,但政治難道不轉而影響經濟嗎?
不久以前才發表的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就說明這種情形:
「我們所認為思想上的見解轉而反應經濟基礎並於相當限度之內可以改變這個基礎,——這在我看來,是當然的。」(恩格斯壹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所寫的信,壹九二〇年始發表于社會主義月報)
蘇俄的遺產法,是受制定此遺產法時蘇俄的經濟關係所決定的,但這個遺產法轉而對這些關係本身發生重大影響。
恩格斯應用這種互相影響的原則,于壹切思想築物上。經濟需要是發展之主要動力。但哲學,在其發展中,是連著其成見和錯誤轉而影響于壹切社會發展(連經濟發展在內)的。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否認政治等築物能影響于經濟基礎本身。馬克思關於歷史和政治經濟諸著作,就是明顯的證據;在這些著作中,政治現象占很重大的位置,但自然是在其壹般的依賴於經濟條件之限度內的。
馬克思主義壹方面不否認社會經濟和人類思想間相互影響並指出這種相互影響在歷史過程上有很重大作用,他方面又說明我們如果單獨拿這種相互的影響去觀察社會生活,那是壹點也不能了解的。黑格爾之最偉大功績,就在於他了解:「相互影響的關係要成為同值的概念,則其本身還須經過分析,分析結果就達到:發生相互影響之變方面要為壹個更高的第三方面所解釋,而非自己就是現成明了的事物。」黑格爾所尋求的這個「更高的第三方面」,已經給馬克思找到了。這就是生產力。
「試舉壹例來看。據西斯蒙第(Léonard Sismondi)說:『法國,在肺力第五(Philippe V)治下,騎士小說……改變了全國風氣,指示了全體貴族,應該怎樣去立身處世。』這裏說文學影響了風氣。但文學本身又是從那裡來的呢?騎士小說又是根據何種原因而發生的呢?顯然:騎士小說之發生是由於騎士風氣之存在。這就是說明相互影響之壹個很有趣味的例:封建社會的文學影響本社會的風氣,而本社會的風氣又影響本社會的文學。但封建社會本身又是從那裡來的呢?這乃是有趣的互相影響之無可置疑的事實所不能對我們解釋的。」(普列漢諾夫——二十年)只有根據于那時代生產力的分析,我們才能得到所求的答覆。
「社會環境的性質,要根據當時生產力狀態來解釋。知道生產力狀態,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性質,就可以知道適應於此環境的社會心理,也就可以知道社會環境和社會精神或風氣間的相互影響」。(普列漢諾夫——壹元論歷史觀之發展問題)
馬克思說:「經濟基礎改變了,整個巨大的築物都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難道這是說:馬克思主義認為這壹種社會經濟結構是按照直線的轉變為另壹種社會經濟結構嗎?不是。當生產力發展使這壹種經濟結構轉變為另壹種經濟結構時,社會必須在思想上準備這個轉變。「人類的進行,從A點走到B點,從B點走到C點……以至於S點,從來不是僅僅在經濟上進行的。要從A點到B點或從B點到C點,都必須經過『築物』並使『築物』發生相當的變化。」(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在十八世紀下半期,法國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要求改變這壹種經濟基礎(封建經濟)為另壹種經濟基礎(資產階級經濟)了。但此種「基礎上的改變」,必須等到相當的「築物上的改變」發生過後,才有可能。
十八世紀下半期自始至終「第三級」就在各層築物方面造成這種「改變」:資產階級的戲劇代替了假古典的悲劇,在繪畫書上革命的題旨代替了貴族宮廷的傳說,在哲學上唯物論代替了唯心論,而無神論也推翻了宗教。僅僅到築物上這種「改變」已經發生過後,法國才有可能從這壹個經濟基礎轉變成另壹個經濟基礎。
思想上的改變絕非自動的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而發生的。基礎毀壞了,照馬克思的意見,築物要「或速或緩的」隨之崩潰。生產力發展既然毀壞了「築物」所憑藉的「基礎」,則這個「築物」的崩潰是必然的。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所提出諸中心定理之壹。但這個定理絕不否認:築物的崩潰是「或速或緩的」,這種崩潰的步驟是受支配本社會之傳統權威和代表生產力發展那壹階級之革命毅力等所決定的。譬如,我們可以承認當代美國生產力已經發展到了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制度可以讓位給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制度之程度了。在美國這壹種經濟基礎要轉變為另壹種經濟基礎,其速度須看「築物的改變」即思想的革命化之過程長短而定。
「某壹國家之政治制度,受什麼所決定呢?我們已經知道政治制度是反映經濟關係的。但這些反映經濟的政治制度要能實現,必須先以某種觀念形式經過人的頭腦。所以,人類不先在其觀念上發生轉變,就不能經過經濟上的轉變。」(普列漢諾夫——二十年)
馬克思主義知道並指示:意識是受實在所決定的;同時也絕不忽視意識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
恩格斯在壹八九〇年九月二十壹日的信中說:
「照唯物史觀說來,決定歷史之最初因素乃是真實生活之生產和再生產。此外,我和馬克思再沒有說別的話。如果有人曲解這句話成為:經濟因素乃是唯壹能決定的因素,則他就是將這句話轉變為壹句無意義的抽象的和無道理的話。經濟狀況乃是基礎,但在歷史鬥爭的進程中,各種築物轉而影響這個基礎,在許多情形之下,甚至決定這個基礎的形式;各種築物就是: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式及其結果(每次鬥爭解決以後佔得勝利的階級所制定之憲法),法律的標準,甚至所有這些真實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所反映出來之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及其隨後轉變成為獨斷的體系。」(給社會主義月報主筆布洛赫的信,此信于壹八九五年十月發表于社會主義學院雜誌上)
根據馬克思主義將思想上現象看作是經濟事實所產生的這壹句話,便肯定說馬克思主義否認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這樣恰好就是恩格斯所嘲笑的歷史的唯物論之「偶像觀」。
在許多對於歷史的唯物論之詰難中間,有壹種最愚蠢的詰難,即說我們的理論忽視了觀念在社會生活上的作用。其實,歷史的唯物論並不忽視這種作用,不過指出觀念上的變化乃是經濟關係上的變化之結果而已。這壹點,在那些成為自己頭腦所發生的思想過程之犧牲品的思想家看來,是不明白的。
思想的本質是什麼?恩格斯在費爾巴哈壹書中,認為思想是僅僅遵守本有的規律而獨立發展之壹種事物。思想過程的特性,就是人們對於思想進程和決定此進程的物質生存條件間之聯繫,沒有明顯的概念。恩格斯在其給施米特的壹封信中說:「審判官所認為先天狀態的,其實僅是經濟的反映。」自然,這種意識上的混噸,這種思想上的錯亂,是由社會分化的結果而發生的。凡在職業上專門從事於壹種思想材料的人,自然要將這種材料看作獨立的範疇,而忽視了決定這種材料的思想過程之物質的前提。
「思想是壹種過程,這種過程雖然是由所謂思想家自覺的去完成,但這種自覺是虛假的自覺。推動思想進行之真實力量,是不為思想家所認識的,不然便不是思想過程。這種過程因此在像想中造成了虛假的或皮面的動力。這既然是觀念的過程,則其內容和形式自然就是由自己固有的或其前輩所有的純粹思想構成起來。他既然只從事於那未經批評即被認為是思想所造成的壹種觀念材料,自然不去研究這種材料與另壹種不依賴於思想之過程間的各種聯繫。」(恩格斯壹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給梅林的信,此信發表于梅林所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壹卷)
由此就產生出思想上的抽象化,支配了精神勞動的人的思想,殘害了並曲解了他們的思想。歷史的唯物論乃是科學的理論,這種理論發現出支配我們的思想過程之真實動力,無情的打破思想上的幻想並指示那界在觀念進程和事物進程間,「基礎」和「築物」間,意識和決定此意識的實在間,之真實的聯繫。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在社會實在和我們的某種意識間,有無數的中間環存在。這些中間環,並不會使這個理論像那些拜倒于各種思想上抽象化面前之壹切理論那樣,漠視了思想服從實在之事實。
第八章 主觀與歷史過程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整個社會過程根本是受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這裏自然會發生壹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是否也承認個人的主觀能夠干涉歷史過程的客觀呢?如果承認,則這種干涉能到何種限度?
歷史的唯物論之無數批評家,對於這個理論則存庸俗而機械的見解;他們將這個理論看作是否認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將人看作完全被動而屈服於經濟必然性之鐵的規律。
事實上。歷史的唯物論並未曾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在歷史的唯物論光照之下,那些認為個人(「英雄」)是歷史之萬能的建築家,是歷史過程之主人等壹切理論,更加明顯的表現其謬誤無能而已。
在過去支配歷史科學而現在尚未完全消滅的這些理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麼?(注)
歷史事變的進程是複雜而紛亂的,其迅速的變化引起這種紛亂狀態,在這種狀態中因和果是密切膠粘而難於分清的,——所有這些情形就造成了壹座迷宮,惟有手裡拿著壹元論歷史觀為武器的人才能從這座迷宮走出來。歷史家惟有抱持壹元論的見解,即拿壹個標準因素來解釋歷史過程,然後才能解釋社會生活之壹切複雜紛亂的情況。不然,則他被註定要瞠目結舌無奈這種複雜紛亂情況何,而迫得根據命運,偶然,去解釋歷史事變。
試舉壹個有趣味的例。十九世紀歷史科學最有權威的代表人之壹,色諾波(Charles Seignobos)就以底下理由來說明當代歐洲歷史的進程:
「壹八三〇年的革命乃是壹派不著名的共和黨人利用查理第十(Charles X)之無經驗而造成的;壹八四八年的革命則是幾個民主派的鼓動家利用路易·菲利浦之怯懦而造成的;壹八七〇年的戰爭是俾斯麥(Otto Bismarck)個人利用拿破崙第三(Napoleon III)個人錯誤政策而造成的。我們不能在歐洲大陸文化政治和經濟狀況上找到壹個共同原因來說明這三次出人意料的事變。三個偶然決定了當代歐洲的政治進化。」
但邏輯作弄了那些將歷史看作偶然的產物的學者先生,並使他們說出同樣愚蠢和無理的斷語。譬如同壹個色諾波又說:
「在政治史上很難給予俄羅斯帝國以適應其意義的壹種地位。……除了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re II)治下自由時期以外,俄國政治史主要的就是宮廷和政府的歷史。」(色諾波——當代歐洲政治史)
這樣,缺乏壹元論的觀點和不認識社會生活的根本動力之歷史學家者,就要走到謝勒米哈依洛夫(Scheller—Mikhailov)壹般人的歷史事變觀;在他們看來,克里米(Crimee)的戰爭乃是「俄國孟什科夫(Alexandre Sergevitch Mentchekov)公爵拿馬鞭鞭打蘇丹面孔之結果。」
我們在上面(第七章)已經說過:思想的過程怎樣使我們曲解了對於現象之正確觀念。思想上之曲解,尤以在歷史科學中所表現的最為厲害。
「歷史家,首先,在其個人地位上說就是壹個精神勞動者,壹個智識分子,其次,如果更切近點看,則他又是壹個文字勞動者,壹個著作家。他如果將精神勞動看作歷史的頭腦,將文字著作,從詩歌小說以至於哲學專著和科學研究,看作根本的文化事實,那豈非十分自然的事情嗎?精神勞動的人,具有法老王(Pharaon)在其紀功碑銘上所表現的那種自誇心。在他們看來,歷史就是他們所造作的。」(波克洛夫斯基——M.N.Pokrovsky俄國文化史綱)
這種思想上的曲解就達到梯葉里所惡意嘲笑的那種歷史迷:
「如果整個民族遷徒並找得新的住地,照史家和詩人說來,那是某個英雄,為顯揚他的名聲而想建立帝國的;如果新的風俗習慣發生出來,那是某個立法者所發明和建立的;如果形成壹個新的城市,那是某個王公要造成這個城市;——總之,民眾,市民,乃是造成壹個偉人之各種材料而已。」(梯葉里——城市的解放)
可見,已往的歷史科學是提倡崇拜英雄的。歷史家供養英雄于祭台上面,英雄就在祭台上發出神聖的暈光以決定平民的運命,變化地圖的顏色,從事於發明和發現,優待或壓迫各種民族。只靠這些英雄偉人的推動,歷史才能走向前進。借用普希金有名的話說:民眾是壹聲不響的。歷史事變的根本動因,應該到國家要人的宮廷和邸宅里,到帝王情婦的會客室里,去尋求才能找到。可怕的伊凡(Ivan le Terrible),聖路易(Saint Louis)和彼得大帝(Pierre Le Grand)等人的相貌成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等壹般歷史家研究歷史之出發點。這般歷史家中有壹個甚至於說:「埃及女王克里奧帕特拉(Cléopatre)之美麗動人的鼻子乃是亞克興(Actium)戰爭的原因;其他壹個也說:滑鐵盧(Waterloo)戰爭時拿破崙之感冒傷風竟至於使歷史車輪轉變壹個方向。「世界歷史就是偉人的傳紀。」在幾個偉人耀眼的光芒之下,壹切建築埃及金字塔的,爆發暴動火焰的(歷史家對於各種偉大的暴動,只拿幾個簡單人名來記載:斯巴達克斯—Spartacus,普加喬夫—Pougatchev,閔採爾—Thomas Muntzer等),渡過黑海而漂泊于迦南(Chanaan)沙漠的,以及主持古代羅馬和俄國新城(Novgorod)之市議會的——廣大群眾,都黯淡而等於不存在了。
拉布里奧拉說:「各種精神勞動者和學者,好幾世紀以來就致力於這種抽象化的工作,他們要保持其工作結果所產生的各種幻想。」(拉布里奧拉——歷史的唯物論)法國大革命這種事迹就打破了這位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幻想,就衝出行會性的歷史家所構造的拜物教的外殼。大革命以後不久,梯葉里就已經宣言:必須排除以前那種記載中古帝王家譜的歷史,而創立人民的,市民的歷史。
歷史科學,要從那支配中古歷史家及其前輩頭腦之思想上曲解的威權底下解放出來,必須等到發現唯物史觀之社會前提已經具備時候,等到唯物史觀已經發現時候。
從歷史的唯物論觀點看來,主觀在社會過程中究竟占何種位置呢?馬克思主義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究竟持何種見解呢?
饒勒斯在其關於唯心史觀的壹篇有名演說中說:「壹直到現在,人類是屈服於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權威底下的;人類並非自己自由的走向進步去,而是受經濟發展所推動的;人類自己以為創造歷史,其實決定人類行為的經濟生活之變化,發生於人類背後而不為人類所知道。在這點上,人類彷彿就像順流而下的壹個昏睡的泅水者,他完全受河流所支配,自己不知道漂流向那方面去,有時壹覺醒來,則看見四周景物已完全改變了。」歷史的唯物論就是解放我們意識于饒勒斯所說的不自覺的歷史勢力之下的壹種科學理論。這個理論使我們正確的了解歷史的「景物」這樣變化並在何種原因影響之下而變化。
歷史的唯物論告訴我們說:個人,無論其如何的英雄,萬能和天才——就算是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彼得大帝,牛頓(Isaac Newton)或馬克思罷——都不能發明或創立壹種新的社會制度。點金術是不能應用到歷史上來的,可是那些空想社會主義者正從事於歷史的點金術之研究。
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任意的干涉,是要被歷史本身所註銷的,其效果是要等於零的。但自然不是個人對於歷史過程之壹切干涉都等於零。恰好相反,這種干涉,如果完全適應于歷史發展之壹般傾向,如果不與決定此傾向之動因相衝突,則可以得到非常重大的意義。恩格斯在其壹封信中說:「並沒有壹般人時常所像想的那種經濟狀況之自動的活動,但人類自己創造歷史,不過是在由過去真實關係遺留下來的能決定人類行動的那種環境之內;在這些關係裏面,經濟關係乃是根本上決定壹切的,乃是比其他政治上和思想上條件對於人類還有更強大影響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給斯特拉堅堡——G.Strakenburg的信)
認識社會的必然性,把住這個必然性,妨阻或促進某種歷史因素之發生,——這就個人力量所能達到的結果。活動的個人能夠擔負的任務,就在於認識客觀的必然性,適應並服從這個必然性,如此已經就是自由活動了。個人如果具有此種能力,就可以做到歷史上的所謂偉人。
「偉人之偉大,並不在於他個人特性能渲染偉大歷史事迹以特殊的色彩,而在於他具有某幾種特性,最善於適應當時在壹般的和特別的原因影響之下而發生的那種巨大社會需要。」(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作用問題)
歷史過程的客觀進程,使某壹階級成為社會的領導者並使之代替那陳腐而趨於消滅的階級之位置。為此,必須這個新階級表現相當的毅力,足以運用國家機關,足以構造國家機器等;因此就需要相當的人材。在這種情形之下,事變的進程上就染上了個人的彩色。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這件事,是受深厚的歷史原因決定的,只有顏厚如鐵的人才會設想布爾維克主義是由「鐵甲車」(注)輸入俄國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雖然是遵循社會進化規律,但我們不能因此便斷定說:革命既然是不可免的,則無論誰來實行革命,其結果都完全壹樣。在列寧指導之下,事變實現得像我們所已見的樣式;但如果讓壹個庸才來代替列寧的位置;則事變將發展成另壹種樣式。德國工業生產力的發展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全德意志的統壹,但這個過程是在天才的政治家俾斯麥指導之下進行——這種情形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他能夠滿足當時社會需要至何種限度,他使這種需要之滿足帶上什麼性質,——這就要看他這個人的個人性格如何。這個斷語並不是說:如果沒有列寧,俄國就不會實現十月革命;如果沒有俾斯麥,德國至今還是分裂為幾十個小公國;如果沒有達爾文和馬克思,世上就沒有物種由來說和歷史的唯物論。這些偉人所滿足的社會需要,如果沒有他們,別人也會或這樣或那樣或遲或速來滿足的。「這個偉人恰好於壹定的時候出現於壹定的地方,這自然是純粹偶然的事。如果我們除掉這壹個人,則自然會發生壹種需要,要求另有壹個人來代替他;這個代替人是存在的,好壹點或壞壹點,但終歸是存在的。」(恩格斯壹八九四年壹月二十五日所寫的信)譬如拿普列漢諾夫來說。普列漢諾夫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俄國歷史環境中發現壹些為他同時人所不能了解的社會關係。那時人們正帶輕蔑口吻談起「無產階級的穢物」並自滿自足的信以為俄國可以撇開這個「穢物」,而普列漢諾夫則成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思想家和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始祖。我們能否根據此點即斷定說:如果沒有普列漢諾夫,俄國就不會發生馬克思主義呢?自然不能這樣斷定。「如果十八歲青年的普列漢諾夫,在什里謝利堡(Slisselbourg)炮台被絞死了,俄國還是會發生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以匯合俄國工人運動于西歐社會主義思想之強有力潮流並使俄國工人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下進行。」(伏爾佛遜——S.Y.Wolfson 壹個偉大的社會主義者)
批評馬克思主義的人,時常肯定說:歷史的唯物論將各人的才智能力完全看作在同壹水平線上,而漠視了壹件明顯事實,即:有些人對於歷史進程有巨大影響,有些人則壹點也沒有關係;在這個理論看來,總司令和士兵是相等的……。——這種批評,看去雖很嚴重,其實最無根據。
歷史的唯物論從來未曾將格林華爾杜斯男爵(Baron von Grinwaldus)與加里波第(Garibaldi)壹例看待,從來不會斷定說:查蘇利奇(Vera Ivanovna Zassoulitch)和伊凡諾夫娜(Poulkheri Ivanovna)對於俄國社會主義生活的影響是相等的。歷史的唯物論明白知道什麼是活動的堅強的和勇敢的人物,什麼是詩人所說「小說也不提起妳,詩歌也不吟詠妳」的那種人物。
歷史的唯物論認為傑出的天才的個人——在適當條件之下——對其所處時代能發生很大影響。這些人就是比同時人更有深刻了解和更多解除傳統成見的思想家;就是接受思想家所發現的真理並以更能動人的形式表現此真理的藝術家;就是聚集那些散碎力量並依壹定目的而配合這些力量的組織家和策略家。天才者之心理的和智慧的構造,無疑是比普通人高得多的。他的神經系統比普通人更加靈敏,他比普通人更加明晰認識周遭環境所發生的事情,他尤其明顯的比普通人更加具有分析和綜合的能力。
如果提出壹個問題於他面前,則他能發現出這個問題中普通人所不能看見的要素。
但所有這些都並不是說:天才者是不受其時代和環境影響的,偉人「英雄」是自然界拿比造成普通人不同的壹種粘土所造成的。
偉人,「英雄」,與普通人,群眾間,並沒有任何原則上的差異。切不可以將人類分為歷史建築家的個人和歷史建築材料的群眾之二大部分。「偉人並非由天上降落於地下的,而是由地下長生至天上的。」這就是說:民眾從自己隊伍中推出幾個個人,能夠滿足那在社會內部本已成熟的需要。這幾個個人就是所謂偉人,「英雄」。
「如果不由神秘觀點來看,而由科學觀點來看,則『個性』乃是社會環境各種影響之焦點。我們的意識內容只有小小壹部分是由我們自己力量所構成的,百分之九十九則系我們現成的得來。環境鑄造個性,正如印模鑄造錢幣壹樣。好久以前唯心論時代的歷史家就已經說過:偉人是他那時代之最可為模範的代表者。」(波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群眾要能跟隨在領袖背後跑;必須也像某種行為的「英雄」壹樣具有「英雄的」精神。依照領袖手勢而盲目赴死的群眾,這是童話中和伊洛魏斯基(Ilovaisky)的歷史教科書中才有的事情。要使兵士能聽從命令向前衝鋒,必須以恐怖手段強迫他們或以欺騙宣傳鼓勵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中,法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明白知道雙方軍隊對於福煦(Maréchal de Foch)或興登堡(Maréchal de Hindenburg)之服從心是沒有保證的,是不能因此就自願赴死的。他們因此對兵士大作其愛國主義的鼓動,並用機關槍監臨在兵士背後,使他們只有向前進攻而不能後退。
社會環境驅使傑出人物向時代所需要的方面去努力。個人能力如果與時代需要相反,則往往投閑置散而無所表現。譬如,在尼古拉第壹(Nicolas I)時代的俄國,借用赫爾岑的話說,壹個具有口若懸河的演說家天才的人,是沒有說話餘地的。他在這種環境里,只好老死無聞,誰也不會覺得他具有偉在才幹。
但假使他處在壹八四八年時候的巴黎環境,那裡革命的浪漫風氣盛極壹時,那裡街頭巷尾到處有人演說,則他也許就要與格萊斯頓(Williams Gladstone)饒勒斯等人齊名了。如果貝多芬(Louis Beethoven)生活在三十年戰爭時代,那時到處都是荊棘縱橫荒涼滿目,那時「不斷的戰鼓聲音」震聾了人們的耳朵,則他甚至不能制出壹篇他後來所貢獻於人類的那些偉大的歌譜。
普列漢諾夫在其壹篇有名的論文: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中論法國大革命時代說:「如果舊制度繼續維持直至現在,則我們當中沒有壹個人頭腦里會想到在十八世紀末期法國竟有幾個戲子,排字工人,理髮匠,染色工人,法學家,小販和劍術教師等,能夠具有軍事上的天才。」對於俄國的十月革命也是這樣。十月革命如果不發生在壹九壹七年,而發生在壹九六七年,則誰也意想不到有幾個文學家會成為專門的軍事組織者,有幾個醫生會成為第壹等的外交家,有幾個法學家會成為軍隊的司令軍長等。不僅普通人意想不到,而且乘革命機會表現出偉大的才能的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越飛(A.A.Yoffé)伏龍芝(M.W.Frunzé)布瓊尼(S.M.Boudionni)等自己也意想不到。
壹切發明和發現如果適合於當時的需要,則其人就變成了「偉人」;不然,他的事業就無人過問而他的名字也就無人知道。紀元後壹千年發現北美洲之諾曼人(les Normands),其名字誰也不知道,因為當時歐洲市場並不需要新大陸。但當生產力發展至於要求新市場和新原料產地時候,十五世紀發現美洲的哥倫布就被人類推尊為壹個最偉大的英雄了。俄國經濟,在可怕的伊凡時代,並不需要飛行的機關,因此俄皇對於壹個名叫「匪徒尼基特卡(Nikitka)」發明「木翼飛機」這件事竟下詔說:「人不是禽鳥,是沒有翼的,如果違反自然而裝上了翼,那就不是神做的事情,而是魔鬼做的事情。同魔鬼講交情的發明家是要殺頭的。得到魔鬼幫助而發明出來的東西,是要拿到神座面前禱告之後,用火焚毀的。」到了二十世紀,齊柏林(Zeppelin)製成「有翼機器」時候,德國看見航空事業可以張大其經濟權力,於是就宣布齊柏林為世界最偉大的天才之壹。
「社會條件利於天才者發展的時候和地方,這種天才者壹定是存在的。這就是說:每壹個從真實世界中發現出來的天才者,每壹個由社會力量所推尊出來的天才者,都是社會關係的產物。但如果是這樣,那麼我們就可以明白天才者為什麼像我們所說的只能改變事變之個人的面貌而不能改變事變之壹般方向。他們自己也是因為有了這個壹般方向,才能夠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壹般方向,則他們無論何時都不能越過那界于可能和事實中間的壹條界線」。(普列漢諾夫——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某種發明要能取得偉大的歷史意義,必須適合於當時社會需要。除此以外,我們還應該記得:必須當時具備有幾代人所積累下來的壹定的智識資本,天才者也才能夠發明。每壹種偉大發明,其實都不過是天才的思想家搜集前人種種嘗試和企圖而總結之而已。我們上面已經詳細的說明馬克思主義並非科學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所發明的,而是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各種思想成績綜合起來之結果。每壹種偉大發明,我們都應看作是那準備要確定解決生產力所提出於時代面前之任務的各種個別企圖的壹個總和。印刷術的發明,可以作為壹個有趣的例證。印刷術是由古騰堡(Gutenberg)所發明的,他的發明根本只在於鑄造金屬活字並利用壓力使這些活字留印在紙上而已。但如果我們看壹看古騰堡發明以前的壹個時代,就可以明白這個發明是壹步步準備著的。以前,人們最初使用木版印刷,隨後分割這種木版為幾個小部分,隨後又拿金屬版來代替木版,隨後更企圖將版中各字割裂開來,企圖使用壓力等。最後就成功了古騰堡的偉大發明。我們從別的地方還知道,與古騰堡同時,甚至比他更早,別人——義大利人卡斯達爾底(Castaldi)荷壯蘭人郭斯德(Koster)佛羅倫薩的金銀匠塞靈尼(Cennini)——就已有這種發明了。(注)梅林說得很對,他說,「古騰堡建過不朽的功績,他的發明乃是人類精神最可驚人的產品之壹,但這個發明仍舊不是由他自己所栽種的根芽上長大起來的。他僅僅收種那經過長久時間而始成熟的結實。」(梅林——歷史的唯物論)我們對於那些作過偉大發明的思想家,壹樣的可以說這種話。達爾文如果生活在阿基米德時代;他就不能成立他的理論,正如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如果生活在達爾文時代就不能發明無線電壹樣。
以上便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估量。我們看見:歷史的唯物論是將個人在社會過程中所佔位置看得頗大而且頗為優越的,但同時打破了那認為這種個人,「英雄」,能成為社會過程主人翁之壹種見解。正如馬克思所嘲笑的,唯心論是使群眾相信:偉人封鎖了那些提出於人類面前的問題之壹切解決辦法于自己寫字檯內,而粗俗的群眾只好將口張開等待「絕對真理」像煮熟的麻雀的壹樣從天空掉落在他們口裡去。歷史的唯物論則恰與唯心論相反,乃是要使群眾相信:
「世上沒有什麼創造者,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與豪傑,
全靠我們自己救自己!」
這就是歷史的唯物論對於個人在歷史上作用的見解。這種見解打破了對於「英雄」——歷史的建築家——之崇拜,而宣布群眾是歷史行為之積極的創造者。
Re: 不要一國兩制的原因
第九章 階級與階級鬥爭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係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佔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係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僱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衝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佔據鞏固的位置了(注)。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麼新的貢獻呢?為什麼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裡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覆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係;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注);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里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裡,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裡,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裡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佔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佔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係,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係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係,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麼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佔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係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佔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佔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注)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佔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係(這些關係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佔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佔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係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係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係,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注)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注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係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于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係,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係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注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係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餘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注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注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僱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衝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注)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于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陞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于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于利害衝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裡,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牆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于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台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于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闢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于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于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麼)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佔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麼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佔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徵,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台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餘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係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台。(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徵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注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注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係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係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藉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係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后,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裡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弔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製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係,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后,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係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志的二者關係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係,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堪稱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的經典。
憑藉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后,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衝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衝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衝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麼,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佔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藉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于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干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麼,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麼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麼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麼,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迴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佔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佔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与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志,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徵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徵、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係。」壹]以此為基,「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覆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覆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係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係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數。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裡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麼,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志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志壹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志。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藉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係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注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准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恆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麼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崙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係,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係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係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恆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后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儘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裡,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佔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后,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后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製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製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儘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係,這種資本主義關係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佔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佔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麼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採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后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志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干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与,「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因為社會主義本質需求,在蘇聯建立之後形成了符合當時需要的新憲法。「新憲法草案的特點,就在於它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它不僅僅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它不僅僅宣布勞動權,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蘇聯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注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注。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徵。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係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干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徵。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注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佔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繫,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与。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与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与。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与。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后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鬚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捨。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台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台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髮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係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佔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凌駕于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飢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衝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藉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里,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裡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採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係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係上的衝突,卻包含著解決衝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託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徵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后,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徵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徵。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与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与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与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与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与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麼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徵。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讚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于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稜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徵。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儘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裡,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恆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係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係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剷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儘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採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剷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后,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台灣的事情只能從台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于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麼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係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係,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係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係上、它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儘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係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係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係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佔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係」,「不過是私有財產關係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係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係」。(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係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係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麼,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迴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儘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儘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那麼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恆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係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恆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製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係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係。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台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台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台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台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麼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台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恆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志,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採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后,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繫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台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麼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麼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里,國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志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係。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繫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鬚髮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台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繫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鬚髮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採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佔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台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台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台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編者按: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授,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工人運動、過渡社會分析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著述。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論歐洲共產主義》、《〈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
「但他首先是壹個革命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曼德爾十幾歲參加工人運動,二戰時期曾三次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著名的街壘戰前夜,他對學生作了鼓動,並參加了第二天的戰鬥。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他的顯著特點!
曼德爾代表了壹種與社會民主主義、史大林主義及后史大林主義所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可調和的敵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亞等所謂「自由」國家禁止入境。但「社會主義陣營」同樣將其拒之門外。工人階級的敵人——資本家和官僚,在「封鎖」曼德爾這個問題上結成了統壹戰線!
在《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壹文中,曼德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工人是資本家和市場法則的奴隸;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工人被官僚剝奪了制定計劃、管理生產的權利,成了官僚的奴隸。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主的自治,自己確定自己的需求的優先順序,並按此順序分配社會資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官僚的枷鎖。哈耶克們認為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爾看來民主集中的計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通向自由之路」。
亞歷克·諾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對我國理論界產生了壹定影響,從曼德爾的批判中,聯繫當前我國的實際,壹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發!
阿歷克·諾夫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並與建設社會主義無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力地回答諾夫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形成時所採用的同樣方法。換言之,我們不應當從想要實現的最終理想,或是規範目標出發,而應當從正在舊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的新社會的基本要素出發,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運動法則和內在矛盾出發。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什麼呢?勞動的日益相對社會化,不斷追求勞動的強度和效率,無情地奪取新市場;節約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壓力(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利潤率不斷下降;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度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的日益國際化,以上所有這些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關的運動法則,導致了這種最終結果。
1.勞動的客觀社會化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意味著什麼呢?它首先意味著勞動過程本身與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和選擇之間的日益相互依存,對於壹個14世紀中等人口的歐亞國家來說,這種相互依賴最多也只涉及到幾百人,而在今天它卻可能包括幾百萬人。勞動的客觀社會化,還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因為它包含勞動組織計劃迅速發展,在工廠內部,壹旦實現了工業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便不再是市場,而是計劃了。工廠越大,這種計劃的範圍和規模也就越大。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計劃便超出了工廠的範圍,而達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況下,達到了包含許多任務廠實體的水平。而隨著當代世界上超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發展,計劃已經成了國際性的。從法律上講,常常包括許多公司。
這種長期過程的結果,便是相對於直接分配勞動力來講,由市場分配的勞動力迅速減少,無論從政府對經濟的日益增長的干預,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勝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勞動力市場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儘管所有這壹切有助於這種最後結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及其積累和競爭的長期發展。當然,直接分配勞動,可能伴隨著貨幣方面的簿記——就象俄國,中國,以及東歐那種官僚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出現的那樣,但這並不能使之等同於市場分配。當通用汽車公司在X工廠中生產卡車配件,在Y工廠生產車身,而在Z工廠組裝卡車時,進行貨幣成本計算的計算機輸出數據,總是包含有配件的運費,但這壹事實並不意味著X工廠將配件"賣"給Z工廠。
銷售意味著所有權的改變,隨之會出現壹系列反映實際財產,即金融利益的決策過程。決定車身生產數量的,並不是市場,而是計劃中的卡車數量,車身製造廠不會因為向組裝廠發運了"過多"的車身而"破產"。自然從所有這些過程都局限於中間產品這壹點上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即這些產品沒有達到最終用戶(在這裏我們之所以使用"用戶"壹詞,而不是"消費者壹詞,因為用戶有可能是另壹家工廠,或者政府,工廠可能購買機器,而政府也可能購買軍火)。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越來越求助於壹些非市場機制,這不僅僅體現於生產領域,而且也體現於流通領域。資本統治下,勞動的經濟社會化,總是伴隨著或交織著非市場勞動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發展,這種事實只會使整個過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計劃」
我們壹直在使用"計劃"壹詞,但這壹概念本身卻有必要加以更精確的表述,計劃並不等於"完美","科學",或"人道"地分配資源,它僅僅意味著"直接"分配(即預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場分配是對立的 (事後分配)。計劃分配與市場分配,是資源分配的兩種基本形式,他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他們有時候被混合於壹種不穩定的和雜亂的過渡形式中(不壹定自發再生),他們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在邏輯。他們也派生出不同的運動法則,他們在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推動力量不同,並通過不同的社會價值表現出來。
在歷史上,兩種勞動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存在過。因此,兩者都是相當"可行"的,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過,產生過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找到"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種計劃。只有對班圖村落中那種前殖民地時期的計劃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否定後者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計劃;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以常規,風俗,傳統,魔法,宗教及無知為基礎的計劃——壹種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騙子,文盲支配的計劃,最糟糕的是,我們還可能找到壹種由軍事將領指定的計劃,因為每支軍隊都得預先分配資源,同樣也可以找到由技術專家,甚至科學家,勞動者,或者非利益專家組織所制定的計劃。但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所有這些計劃都是通過某壹社會實體的周密選擇來直接、預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在相反的另壹極,是通過市場的客觀法則來分配資源,時候調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決策。
同樣,事後分配資源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過,從理論上講,可能存在壹種帶有"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可能存在著壹種被壟斷力量所歪曲的市場經濟,壟斷力量可以操縱很大壹部分經濟活動,因此也可能在長期內控制價格。市場可以與形形色色的獨裁和專制形式並存——如18世紀的專制主義,19世紀的沙皇制度,甚至還有20世紀各種軍人政權和法西斯專政;然而,它們也能與先進的議會民主形式結合,就象在本世紀後半頁那樣——雖然這些議會民主形式只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150個國家中的不到20個國家。
市場經濟同樣也可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從而加深人民群眾的苦難,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在東歐,這種情況要延伸到20世紀,而在南半球,至少有壹半居民今天仍然過著這種生活。但在另壹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就象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30年和戰後西方國家那樣,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導作用的雖然是市場法則——即由銷售和收入(在資本主義條件是利潤)所決定的對資源的事後分配。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在從小商品生產向小工廠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過渡時期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時期。以後純粹的市場分配原則,便越來越同大工廠和企業內部合理計劃安排生產的內在要求相互衝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矛盾"在所有起決定性的生產領域和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新生產方式獲得的支配權越大,那麼它也就把私人生產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越明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已經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直接對抗。"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壹書中也論證過從這種根本的對抗中可以引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壹般運動法則,即從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合理性與整個社會的不合理性同時發展的趨勢中引出這個法則。
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製度,在結構上是相關的──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等於兩種對立的、針對需要調整產出的方法,因為每壹個社會最終都是傾向於消費的──如果沒有生產者的消費(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便根本不會有任何產出,勞動乃至人類生存。現在只有兩種基本的能使當前產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壹開始便給出這種需求,由任何壹個社會實體來組織能滿足需要的產出;或者是這些需求基於壹種未知和不定的狀態,通過"有效需求"的費用由市場揭示。
當前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統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受社會調節和干預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環經濟學與福利政治學的時代。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壹股強烈反對凱因斯理論與對策,以及恢復市場及商品市場的文明價值地位的思潮,這種變化也深深影響了左派。今天社會主義思潮的主體(比馬克思主義還要古老,但被馬克思科學系統地加以表述過的社會主義)仍代表了對商品生產及市場本身的批判。將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壹系列理論假設非神秘化的深遠歷史過程,正處於壹種被不加選擇地拋棄地危險之中。因為不僅保守的學者和政治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現在正重新發掘並將毫無科學根據和經驗實證而僅僅是盲從和迷信的資產階級原則,溶進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種思想變革的邏輯和壹般結論是:人們已經不相信合理計劃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場。因為市場正擊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問題。當前辯論的真正危險並不在於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之後的短期內,應當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換,而在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本身(建立壹個可能花上壹個世紀才能建成的無產階級社會)是否值得去實現,為什麼值得實現。對於從巴貝夫,聖西門到恩格斯,盧森堡的許多思想家來說,這壹向是個根本問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來說,它依然是壹個中心問題(尤其當我們閱讀阿歷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時)。
這使我們面臨著壹種困境,同樣也給試圖回答阿歷克的人及其它"市場社會主義"的贊成者帶來了困難,他們希望分析和校正蘇聯,東歐和中國過渡經濟失常局面,這本是壹種正統和必要的當務之急。我們並不相信這些社會具有任何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也不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遍及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中沒有壹個徹底地壓抑過(現在變得實用)殘存的市場關係。但是,諾夫壹書的要旨是經典定義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列入日程,從壹開始就僅僅是壹種空想。換言之,諾夫的論述,不僅僅涉及過渡時期的具體經濟問題,而且也觸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蘇聯這個歷史上落後,遭受戰亂破壞和官僚暴政統治的國家的經驗,常常被用來為反社會主義計劃的古典論添枝加葉。應當問這樣壹個問題:難道蘇聯經濟所遇到的某些問題,不正說明普及社會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嗎?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證明壹點,即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存在這樣壹種趨勢,表明現在的物質、技術、和人力資源需要實行計劃。同時這些先進社會也表明大規模失業、婦女勞動力及少數民族受到極度剝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護生態方面的失誤所造成的大量問題,都將有待于通過真正社會化及民主的計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來解決。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為經濟效率或是對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而反對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如果僅僅因為那些主張官僚集權的蘇聯人錯誤地引證馬克思的論述,就因此無視在馬克思著作中達到完美的社會主義傳統論點,這將是錯誤的,這樣做就如同因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引用人權原則,而我們就拒絕這些原則壹樣錯誤。
決策過多?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壹看,阿歷克為反對他所謂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經典論點。基於對蘇聯經濟的真正了解,他論證說在俄國,某壹時期內可能會存在1200萬種商品的生產,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壹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從這壹論述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呢?讓我們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東西清除掉。諾夫的數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此外還有專用設備,而普通公民是不會遇到也永遠不會消費這部分產品的;它還包含了同壹種消費品的不同品種,在西方社會中,這可能意味著10種不同的清潔劑或20種麵包,壹般人只消費其中的壹兩種,而不是全部。了解這壹點,對認識諾夫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先進地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並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壹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於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誇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史大林時代所推崇的那種觀點(有壹種"無限的消費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無限的產品")只不過是壹種荒謬的幻想,妳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消費無限的產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地球上存留的時間確實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看壹看生產品(包括中間產品),那麼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很顯然,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今天大多數的重型機器產品。當妳去超級市場時,妳所要買的絕不是渦論發電機,妳是通過非常精確的規格來訂購這些產品的,即使它是由社會供給商調節的,但與"市場分配"絕非壹回事。各種供貨商並不會製造出可供您選擇的各種商品,他們只能生產壹種被自發使用的產品。沒有市場機制的介入,這壹過程也會照常進行,代替供貨商之間的競爭,妳將計算出不同生產單位的各類產品成本,並選擇最廉價的供貨商——假若所有質量以及技術方面的規格都符合要求的話。
由此我們便得出壹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在當代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絕對不是按"市場信號"來生產的,都不是年復壹年的波動,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動,當代生產的主流,符合現行的消費模式,以及預先確定的生產技術,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獨立於市場的。這是怎樣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所造成的。
為什麼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預先知道的產品所所需要的資源分配,不能靠生產者聯合體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予以解決呢?計算機可以同時處理"數以百萬計"的方程式,當然,消費者的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術上的長期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品的核心結構(不僅僅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生產方式)。壹個世紀前的馬車以及馬車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標準產品。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馬車,並隨之帶來了壹系列後果(汽油、道路建設、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後在建築上幾乎不使用水泥、鋼材、玻璃和鋁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築中,木材和磚瓦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然而,這種變化最終大規模的出現,推動著它們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市場和消費者,而主要來自發明家和生產單位聯合體。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計算機;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經指出:這種由資本主義內在競爭和勞動——資本之間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不間斷的技術變革和發明的必要性)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壹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儘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2 稀缺與豐裕
正如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壹種先進的工業經濟中,分配的絕對複雜性,只是幻想,誰也不能否認,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也會面臨某些困難——有些可能預見到,而另壹些則無法預見。
但是,從諾夫提出的技術含義上講, 沒有理由認為這壹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概念的批判,不僅針對他建立無階級社會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針對社會主義目標本身.因為,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賴以生存的前提(按諾夫的觀點)──豐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讓我們將豐裕定義為壹種充足,這種充足可以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壹個人會不滿足或是去追求別的更多的東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產的東西)在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中,這個概念起著關鍵的作用。豐裕消除了資源分配上的衝突。因此從定義上講,每壹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相互排斥的選擇.....那麼,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形形色色的個人和組織,會相互競爭,以獲得隨意可得的東西。讓我們以蘇格蘭城鎮的供水為例,顯然它不是沒有成本,在水庫管道修建,水的凈化,以及設備維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勞動,但由於水源充足,沒有必要通過"規定價格"來限制水源利用,各種用途的水源供應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絕對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水的供給也不受任何"價值規律"或者利潤標準支配,不存在因為水源而展開競爭,也沒有因為水源而引起衝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蘇格蘭的水源那樣,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那麼人類社會就將形成壹種新的姿態,追求財富的慾望將淡化,而財產權以及與財富有關的壹切犯罪現象都將消失。
諾夫沒有前提的推理
在諾夫關鍵性的論題中,有壹大堆沒有根據的前提,他壹開始就告訴我們,所謂"豐裕"是指不存在資源分配的衝突;接著,他又悄悄地把"資源分配"變成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假若蘇格蘭有50個發電站開始運轉,那麼當然不會有足夠的水源。換言之,諾夫不聲不響的提出了壹個假設條件:充足是由特定時間、地點的需求決定的,而且只被它們所決定,其它壹切條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現存的消費習慣(以及生產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和永恆不變的,然而他並沒有使這種假設更加清楚。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先前所說的豐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行不通,這種斷言就會被推翻。在他的論點中,還有更深壹層的矛盾,阿列克壹方面指出,要麼蘇格蘭居民保存足夠的水源"就必須用勞動力修建管道,水庫,並進行維修活動。既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的,用於修建水管、水庫的同壹勞動力也可以用來生產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爾父球場、發電站,甚至去造導彈,然而奇怪的是,總的來說,圍繞"資源分配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蘇格蘭,水源可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分配,圍繞所涉及的勞動力分配也不會存在明顯的衝突。所以,諾夫以及無數經濟學家(更不要說社會學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資源普遍稀缺和人類具體行為模式之間的聯繫上,根本沒有給予經典論證。因為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假如滿足某種條件的話,在特殊情況下,人們對某種具體商品所表現出的態度完全可能不帶有財富慾望。
條件是什麼呢?為什麼"價格配給"在蘇格蘭居民水源消費的例子中成了多餘的呢?令人吃驚的是,阿歷克並沒有提到經濟方面的原因,儘管馬克思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毫不困難地也同意這壹點(這馬上說明了為什麼同樣的原因不能應用於該地區發電站潛在的倍增情況),這是由於對每壹個普通消費者來說,對水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已經等於零,或者為負值,免費供水也許會導致壹些輕微的浪費,然而該浪費卻低於該特殊產品的"價格成本"(安裝水表,雇傭控制人員,收取水電費等)。在這種情況下,給水確定價格是不合算的,穩定的,可預見的(傾向於下降)需求,乃是關鍵的有效經驗數據,其它壹切都來源於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資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麼這種情況為什麼不能同樣適用於相同條件下的其它產品和勞務呢?蘇格蘭水源果真是唯壹的壹種需求彈性等於零或負值的物品嗎?這恰恰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陷入矛盾的地方。因為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后資本主義機制的出現,需求彈性不足、能免費分配的商品以及勞務數量也會逐步增加。讓我們假設當60%或70%以上的消費品和勞務都這樣分配,這種累進式的增長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諾夫的結論中,還偶然出現壹個預期理由,他在此處好象認為,"產權"不可避免的來自"稀缺"。當然,稀缺既然造成了這樣的權利,就有必要建立壹套具體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支持、捍衛生產數據的私人佔有,割斷廣大勞動者同這種權利的聯繫,割斷他們同自己生存基礎(土地、水源、空氣)之間的天然聯繫,這些反過來又同具體的社會階級聯繫在壹起,他們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其它階級保衛自己的利益對土地產權"的"稀缺"已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蘇格蘭人民(英國,歐洲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能夠民主的做出決定,不將產權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潛在投資者,任何經濟法則也不會因為僅僅存在著稀缺而將公有水源變成私有水源。那麼處於對潔凈的沒有確定價格的水源的偏愛,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消費者"支付"更加昂貴的能源"價格"(即在能源產業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質和人力),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作為消費者和公民來說這是正確的·
處於同樣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類追求欲"這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普遍的追求慾望。追求慾望是具體的,與其說同產品的總稀缺或者某壹產品的稀缺有關,倒不如說同某壹具體需求的相對密度更有關。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也同樣稀缺,這是壹種非常好的汽車,許多司機(當然還有大多數汽車愛好者)都想得到壹輛這種牌子的汽車。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因此而加入壹場狂熱的角逐,他們不會計算著每壹個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價獲得壹輛稀缺的"羅爾斯"。他們也不會覺得有壹種對豪華汽車的追求慾望,當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汽車時,他們更不會精神崩潰,所以說追求慾望在"總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蘇格蘭人對水的追求那樣。這足以證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經被滿足了,或者在這些地方,出現了壹種消費飽和狀態,這便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是完全現實可行的。
3.需求層次
為了回答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我們引用"需求的相對密度"這壹概念。這個概念對社會主義計劃有幾種含義,在今天的西方通過消費者對"有價格的商品和勞務"(如果存在著"非價格"商品的話)的不同行為,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這並不壹定通過貨幣來間接衡量,它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比如說,通過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況下(就像目前蕭條期大多數人收入情況壹樣),具體消費模式的變化,某些廣泛的特徵將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因為其它開支將先於另壹部分被削減,每壹種消費品範疇內的某種產品都將被減少;而另壹些產品則會增加(例如消費更多的豬肉,減少對瘦牛肉的消費)。在保健方面的開支要比在化妝品上的開支更不容易變化,這並不是隨意作出的選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知識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資本的崇尚)在於,由於中產階級進而廣大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有關消費模式的大量經驗和統計數據,這些數據在許多國家是類似的,這顯示出壹個客觀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對幾百萬人都相同的選擇順序,壹切對人類需求負責的討論,都應當從這裏開始。
這種討論得出的是壹種早在150年前由普魯士統計學家恩格爾所提到的模式:壹旦經濟增長使需求多樣化,便會出現壹種明顯的需求等級,有基本需求和補充需求,也有對奢侈品的需求和邊際需求,概括地講(在這裏我們隨時準備接收經驗數據,而不是抽象推測的糾正),我們要在第壹類中歸入基本食品和飲料,衣服、住房以及相關的居住設備(例如:暖氣、水電、衛生設備、傢具),教育與保健,工廠的往返交通,在某壹工作速度和強度下恢復勞動力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娛樂。這些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壹個普通工資收入者想繼續在某壹個水平上工作所必須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還可以進壹步分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歷史道德上的補充需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它們的含義不同,它們的波動以及變化,不僅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有關,而且也與相互衝突的社會階級的歷史力量均衡改變有關。然而,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它們都是客觀的數據(絕大多數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壹點),它們不可能被任意改變(包括"市場力量"活動)而不引起各社會經濟階層的劇烈騷動。
在第二類商品和勞務範疇內,我們可以歸入大多數較高級食品、飲料、衣服和居住設備,最精美的文化,"閑暇"和服務,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費品和服務便歸入了奢侈品的範疇。當然,這三種需求品範疇的明確界限很難確定,第壹種最容易劃分,需求(以及為滿足需求而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從第二範疇向第壹範疇的逐漸過渡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密切相關。休息日工資照付,是工人階級最近才爭得的鬥爭結果,它始於1936-1937年奪取工廠的大風波,以後波及了整個工業國家。第三和第二商品範疇的區別,所表現的是壹種社會文化選擇,而不僅僅是大眾化現象。雖然所有這些要點都值得強調,但由此形成的壹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類需求層次不僅有生理的基礎,而且有歷史社會的基礎,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觀的,在所有大陸上,儘管情況不同,都可以遇到這種現象。但由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不均衡以及複雜發展,它們常以非同步方式出現,需求層次並不是任何由市場力量、專制官僚或者專家集團決定的,它是通過消費者自發或半自發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唯壹的"專制"變是多數人——不會迎合這種壹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於酗酒者;吸煙者不同於非吸煙者;素食者不同於肉食者;有些人拒絕看電視或者不能看電視,不讀報也不讀書;而另壹類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醫院。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壹個包括成千上萬不同時間和地區突出壹種模式。它證明在絕大多數消費者當中存在著明顯的需求層次。
這種層次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壹階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趨近於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對典型食物(麵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並支中的比重,都明顯地下降了;對水果、蔬菜、基本的內衣、襪子,以及必要的傢俱的消費也下降了(至少在貨幣價值上是如此)。統計數碼表明:儘管人們的偏好和食物(各種麵包和糕點)任意多樣化,但對食物、衣物、鞋襪的總消費(以熱量攝取、平方米數和雙數來計算)仍傾向於停滯,甚至下降。
消費模式
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資產階級和史大林分子關於普通人民的需要會無限增長的信條,沒有什麼能比這種由消費者實際行為所表明的事實更明顯的了。需求的停滯在西方是壹種可以證明的趨勢,這不僅僅因為壹旦超越某壹界限,需求強度會下降,而且因為超過這壹界限,需求的動力也會改變。合理的消費模式越來越取代所謂的不斷擴大消費量的本能慾望,在這裏"合理性"並不需要市場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計劃的官僚或通曉壹切的專家來"規定"。隨著人們選擇偏好的改變,隨著其自我利益越來越被自我意識,它便從日益成熟的消費本身產生出來。
食物方面的消費提供了壹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自古以來,人類壹直在飢餓與災荒的邊緣掙扎,即使在本世紀,這種現象仍在困擾著我們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條件下,人類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捲歐洲的、長達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發壹場真正的暴食現象,然而壹旦"無限制的食物浪費"重新成為可能,這種貪慾還能夠維持下去嗎?25年以後(僅僅壹代人的時間),當食物再度成為豐裕、充足的,人們的選擇偏好開始出現引人注目的變化。少吃成了通則,健康比吃飽喝足更重要,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醫生和保健業"強迫"人們接受了某種的消費模式,而是由壹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造成的。這種類似觀念的變化早在保健業出現以前就產生了,那部分"已經為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富人,早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統治階級和壹個世紀以後美國苗條的百萬富翁之間,早已開始了壹種烹調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從更多樣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樂趣。他們越來越把烹調看成壹種消遣,但是他們依然傾向於減少熱卡的絕對攝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過早的死於暴飲暴食和動脈硬化。
病人(或者體弱多病者)的消費模式顯示出壹種很相似的情況。顯而易見,沒有壹個人會因為免費的外科手術而讓自己的肢體和器官被壹個接壹個地切除掉,但是戰後藥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國發現了NHS以後,對牙科和眼鏡的需求壹樣),不僅僅是(或者不是)消極地服從於製藥工業不負責的廣告壓力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它代表了壹種未得到滿足的、累積的基本需求,壹旦這種積累積消失或達到了某壹停滯點,任何細微的、顯示過度用藥負作用的教育運動,都可能非常有效。藥物消費最終將會下降(在比較富有的社會階層中,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的確,由於人們毫無過分樂觀地注視著對吸煙危害性的系統的公開教育,煙草消費已經明顯減少,煙草工業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勞無益。
從上述思考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壹,當"稀缺"越來越限於不太重要的產品和勞務時,貨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為非定價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比用貨幣支付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更多。"消費者只能通過其貨幣收入在不同商品與勞務上的分配來間接地決定其需要"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人們為什麼要依靠貨幣來迂迴地確定自己的需要呢?實際情況正相反,他們希望得到壹定量的自己所喜歡的食物、衣物,或者閑暇時間。他們便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這麼多的錢購買它們,這意味著我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須在其中作壹種選擇。"情況並非是,他們先擁有了貨幣才到處宣揚:"由於我們的衣袋裡有了現錢和我面前的櫥窗,我現在才覺得我餓了。"使物質資源符合物質需要的最簡單──也是最民主──的方法,並不是在兩者之間加入貨幣的媒介,而是通過尋問來找出人們的需要。可以構成未來社會主義邦聯的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所組成。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的全部標準化水平將會逐步降低,在滿足需求的某壹點上(或者停滯點上),將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壹種從消極消費到積極消費的轉折,出現壹種需要更大的創造性才能滿足的需求的多樣化現象。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漸地歸入兩個範疇,壹類是由那些富於冒險和想象力的少數人(他們急切地想嘗試新產品和服務)發展起來的商品。但新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卻不會隨著發明而自動實現,她必須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20%的人口是沒有權利強制所有人使用新產品的,儘管他們為保證其生產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壹方面有些情況下,大多數人並不選擇新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調整總計劃將會保證新的需求得到滿足。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很少出現這種偉大的消費革命。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比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們是汽車革命、家用電器革命和塑料製品革命。這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大規模過渡的發生,不會是無情的或無政府狀態的,它將是合理的和人道主義的,它將第壹次由指令決定,並且處於它所影響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這將為商品生產以及貨幣交換的消亡提供壹個客觀基礎。同時,假如現存機制能夠滿足所有自發的、習慣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經驗所決定的基本需求的話,那麼,社會衝突的激烈程度可能減輕。這將為貨幣和市場經濟的消亡提供壹個主觀基礎。因為社會衝突只有在涉及到實物、土地、基本勞動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才會特別激烈。但是,我們還很少發現,數以百萬計的人,為進入時髦的巴哈馬海灘而互相殘殺的例子;我們也找不到為了爭奪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個座位而引發的世界大戰的例子。偶爾的政治陰謀,大規模腐化甚至暗殺,在解決"稀缺"品分配的衝突中都可以採用。然而,這種糾葛與愛爾蘭飢荒、大蕭條,或者印度種姓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飢餓、失業和種族歧視所引起的衝突將會消失,我們將面臨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壹種行為模式和思想體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僅限於奢侈品,競爭僅限於古巴雪茄,那麼,這同今天所遇到的將是壹種不同的現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樣壹個世界對於99%的人來說都更加美好。但是,有壹些人卻抵制這些結論,因為每當我們使用某些需求比另壹些需求具有優先性的社會"需求層次"概念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深刻懷疑,尤其是在經歷了我們時代官僚集權經濟以後,我們究竟有什麼權利,憑藉誰的權威,以什麼樣的非人道結果,把這種"優先選擇"強加給人類呢?那不等於"通向農奴制"了嗎?
這是壹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的論點,因為他們比任何其它哲學及政治觀的追隨者都更加忠誠於人類解放事業(即自由事業)。謹慎地處理這壹論點是很重要的,在諾夫推薦給我們的名為《對需求的專制》壹書中,費倫茨·費赫直接了當地譴責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對本國人民需求所實行的全面專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但本身卻是片面的,它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來源於某壹概念,而後者又反覆出現在費倫茨·費赫、艾格尼絲·赫勒、奧塔·錫克、布蘭科、霍瓦思、沃洛茲米爾茲、布魯斯和許多其它"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同樣的概念,也會出現在受過良好理論訓練的、新自由派學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說馮·米塞斯、馮·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社會組織化需求"的概念,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什麼,經濟資源的稀缺都是構成其經濟理論(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石。資源稀缺本身意味著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下面是"社會組織化需求"背後的假設:個人需求並不能被社會自動承認,只有壹部分需求能夠被承認,象計劃經濟壹樣,這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經濟。專制是不可避免的,唯壹的問題是,它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以及這種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結果。
形式與結果
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市場社會主義者來說,這壹點似乎很顯然:即市場專制("由錢袋決定分配")要比計劃專制(定額分配)給個人帶來的痛苦少的多,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小的多。假如我們用北半球的壹個具體的例子——福利國家瑞典收入差異分配同俄國的分配作壹番比較,那麼上述情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這種極端只代表歷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現象。假如我們看壹下歷史上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關係的收入差異,以大眾貧困和收入極不平等為特徵的壹般分配的話(過去150-200年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壹般化現象),那麼結論遠遠不是明確的。
現實收入分配所能滿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則人們對這種缺少滿足的分配所採取的具體形式愈不關心。新聞媒介最近引用了聖地亞哥壹位天主教牧師的話說,在智利比索最近壹次貶值后,該城市中的窮人(佔總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貨幣收入甚至買不起麵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很難使智利人相信他們比東德人更自由(後者並不缺乏主要的食品,無論對其它次要需求實行怎樣的獨裁)。當代非洲提供了另壹個例子,說明了這個道理,當飢荒折磨著人們的時候,有誰還會譴責那種把食物定量分配給飢餓者的分配形式是壹種使他們淪為"農奴"的"專制"分配?難道向他們出售糧食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嗎?假如孟加拉國國國國爆發壹種傳染疾病,難道人們還會抱怨分配藥品不如在市場上購買藥品這種形式嗎?其實,滿足基本需求的更經濟、更合理的分配並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這壹條迂迴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總資源。
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時,貨幣與市場關係可以提供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為消費自由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而在面臨實際的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恰恰沒有選擇權。通常情況下,妳不會在麵包與客機座位,普通教育與舊電視機,衛生保健與波斯地毯之間作出"選擇"。貨幣作為消費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對相對過剩的產品的選擇上才會有效。當然,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為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當然,如果壹個社會民主地決定對基本需求給予優先分配,那麼它便會自動減少滿足次級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資源,這意味著只要未得到滿足的需求不是邊際的,就無法逃避某種程度上的"對需求的專制"。
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最明顯的地方。難道犧牲數以百萬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萬人的次級需求就更為公正了嗎?提這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贊成限制高級需求,高級需求是隨著工業文明本身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在於逐步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而不僅僅是限制基本需求。馬克思決不主張禁欲主義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核心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這壹概念意味著人類需求多樣化和滿足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把我們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馬克思設想的市場及貨幣關係的消亡,包含著逐步推行資源的預先分配法則,以便用越來越多的服務來滿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種上也要比現存資本主義更加豐富而不是更加貧乏。
4.對生產者的專制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分析了阿歷克·諾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費問題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普通人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消費者,他們首先是生產者,他們每天平均仍要花費9到10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于工作途中,假如壹個人壹天睡眠為8個小時,那麼他總共只剩下6個小時用於消費、娛樂、思考和社交。
這裏出現了壹中雙重的強制力量,連「消費自由」的擁護者也無法對付這種力量,因為在壹定範圍內,妳越使所要滿足的需求多樣化,妳在某壹技術水平和勞動組織條件上使生產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決定工作量的不是生產者本人而是由別人專制地強加給他們——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勞動立法,或者還是最無情的勞動市場法則,造成今天數以百萬人的失業,主張建立更正義、更人道社會主義的人,對這種獨裁真的會向他們對消費者需要上的獨裁那樣深惡痛絕嗎?因為被當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謂市場「賞罰」制度,只不過是加了壹層薄薄偽裝的對生產者時間和勞動(進而也是對其生活)的壹種獨裁。
這樣的賞罰不僅意味著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壞」,它也意味著周期性的解僱和失業的痛苦(包括失業者自覺無用於社會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時意味著生產的加速,受制於跑表和組裝線,生產班組的強制紀律,精神緊張和肉體損害,嗓音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日益荒疏,把人變成機器和計算機的工具。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要受這種緊張的折磨,難道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消費滿足」提高10%,而達到同代人的50%和20%嗎?然而這恰恰是市場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避免被淘汰,想維持其家庭和他們本人的生存!難道為了不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付出這種價值得嗎?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種情況遠遠未被證實。假如基本品的滿足不會因此減少的話,那麼放棄第二輛私人汽車(如果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棄第壹輛),放棄電動切肉刀,每周少於10小時,使緊張感少壹些,不更可取嗎?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作出選擇,即如果替代的選擇不會減少其對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災難性地增強其不安全感,誰會知道生產者們將作出什麼樣的決斷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市場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這類決斷都不可能由生產者隨意作出,他們受到背後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費者決定,或者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客觀法則」支配。但這種專制並無致命之處,這裏假設的皇帝確實是連衣服也不穿的。沒有什麼強有力的理由不讓自由體中的生產者發表這樣的看法:「我們有100萬人之多,壹周干20多個小時,此外還要花2000萬個小時,使用現有的設備,監督現有的勞動組織,我們在現階段和不遠的將來要滿足X種基本需要!通過使技術和勞動組織合理化,我們可以嘗試在未來20年中將勞動量減到每周16個小時,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有壹些額外需求要滿足──而我們現在要每周工作5個多小時,20年後要每周工作4個小時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我們法定現在每周工作25個小時,將來逐漸實行每周工作20小時工作制──即使這意味著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既然如此,我們憑藉什麼樣的「公正」、「正義」、「民主」和「人道」、「原則」來把生產者同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目的而支配時間和勞動的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呢?
5.客觀的非正式的合作
諾夫從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但他毫無疑問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對這壹問題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為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他論證說即使市場有缺點,能夠作為壹種具有凝聚力量的經濟組織而取代它的,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是其著作的主題之壹。但是,它是壹種未經證實的,過於武斷的偏見。其實可以用經驗來證明:在任何壹種形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實現之前,在東方與西方,這越來越不現實。諾夫所忽視的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與決策的繼續分裂化所產生的矛盾已經越來越不能為市場或是中央官僚計劃體制所容納。由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數以百萬計的、日常的主觀非正式合作行為所克服,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沒有崩潰。
我們這樣說含義何在呢?要理解此處的利害關係,有必要強調壹個重要的區別,貨幣關係並不簡單地等於市場關係,因為它可能是半市場性的,也可能包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壹種受到價格波動誘導的經濟,那麼「經濟力量」不管是消費者還是公司、就要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反應,則很難證明(除非它是壹種無需證明的公理)這種信號在經濟上是相關的。然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實際行動(包括工人階級的消費)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們顯示:絕大多數當前生產的產品是在消費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購買的。或者是從熟悉的服務分配者那裡獲得的,而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毫不誇張的說,對普通消費者來說,至少有80%的消費屬於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現實的價格波動不會誘使正常的主顧突然改變他對麵包店、雜貨店、地鐵線路、理髮店、超級市場以及服裝店的選擇;更不必說,使其改變子女就讀的學校和醫院了。普通人決不會僅僅為購買壹磅便宜5個便士的蘋果而逐個水果店地奔波,他們的時間(在許多情況下,習慣以及同熟悉的商販和主顧聊天的慾望要比這些邊際差異更寶貴)。典型的情況是,只有在經濟突變時(油價上漲300%,或者由於失業收入下降30%),這種消費模型才會對傳統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即使這時,也並非所有商品和勞務都如此。
有跡象顯示,日益發展的非市場反應在許多日常經濟行為中都超過了市場反應。甚至在工人階級之間,人們對蘋果的突然降價也會表現出某種懷疑(懷疑「質量不好」,或是「為推銷而耍的滑頭」),而蘋果的銷售量也會少於價格昂貴的水果,節日商品價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說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壓抑節日開支(這裏的先決條件是就業和收入情況無變化)。
這類經濟關係不涉及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它們所代表的乃是壹種初級形式的自發合作,雖然說不可能幾十年不變,但它們在幾年之內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它們也可能被個人、家庭隨意改變,並且經常作為這些變化的結果——然而,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這些變化,也不存在大的經濟動蕩。這種情況同樣非常適用於公司內部許多交易。為了把原料定價單的價格降低5%,眾多的供貨商之間可能會出現壹種如癡如狂的角逐,不過這種角逐對壹個大公司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它有固定的供貨商,這些供貨商會保證產品的發貨期或質量,這是經驗所證明的,而這種經驗會抵消價格稍微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
壹個不足之處
然而,上述論點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駁:這種數以百萬計的自發合作行為,即使不受市場信號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強大的經濟集中力的支持,並且在這種支持下才可以實現。這種集中力可能是市場的,也可能是計劃的。因此,這樣的日常活動,只對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動而不對大規模的集中化活動作出調整。這種反駁包含著某種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注目,然而,其力量卻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壹方面是數百萬計的消費者,他們習慣於去某壹個小商店或是超級市場購買煉乳,他們不大可能注意到價格上的細微變化,不大可能改變其習慣,購買較便宜的煉乳;另壹方面是N和C兩家公司,市場迫使它們緊緊盯住那種牛奶的生產成本和收益以及破產的痛苦,難道「市場」沒使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為壹體嗎?也許不是市場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針對數以千計零售的分配網路,將被徹底地常規化,其煉乳的產量也將是高度自動調節和常規化的。事實上,「市場」很少以任何壹種經濟方式介入這種循環,因為作為壟斷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據生產的平均成本加預先確定的利率差額自己規定銷售價格。人們總會需要牛奶的,而且總是消費事先決定的或多或少的數量,因此,此處經濟上有意義的唯壹事實在於多大的國民收入份額(或者國家開支)被用於牛奶的消費;在現有營養和衛生條件下,哪壹部分生產資源被用來生產和分配牛奶;在現有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所有其它的波動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顯的是電力工業,全國電力網(共同體及鄰國的網路)無須任何形式的市場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機制來使之正常運行。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壹年中某壹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計算機根據獲得的數據來處理。的確,對這種商品「定價」顯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對私人消費和壹般企業來說是如此,對少數耗電量較多的大企業仍可以收費)。如果廢除了這種制度,那麼電力機構中約90%的現存的官僚機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們不能將這種情況推廣到所有商品和勞務,或是工業中的每壹個部門及社會中的每壹個部門。有些集中化問題的技術性質使得常規確實無法代替決策機制,經濟資源(在壹國或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經濟部門或不同社會區域的總分配必須由某種精妙的機構來控制。
然而,正是這種普通人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伴隨著勞動客觀社會化──證明在市場盲目力量與龐大的中央官僚機制之間只有壹條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
6.創新與動力
但是,這種第三種解決辦法不會導致常規和習慣的理想化(即不會導致經濟停滯),這當然不會出現在生產領域中,因為在生產領域中,生產者減少勞動量改變生存條件的利益將會產生壹種內在的、降低成本的動力。它很可能減少人們對新消費品的追逐,改變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會帶來什麼困難(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費者,沒有過去幾年中流行的電動遊戲機和攜帶型電話,他們也壹樣會過的相當快活)。只有對人性採取壹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費中日益增加的新內容所帶來的進步與興旺。社會主義民主將讓步于文明(即產生於人類日益擴大的活動和關係之中:兒童的教養和教育的普及,對傷殘人的照料,創造性的工作,藝術與科學活動,情愛行為,對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難道壹個高度重視預防癌症和心臟病,研究兒童性格和智力開發,研究和減少精神病的社會,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充滿活潑氣氛的社會相比較,真的是沈悶和缺乏活力的嗎?難道長壽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購買兩架電視機的自由嗎?缺乏市場競爭,不壹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於商業關係之外,當人們第壹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並不是由於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是為了賺錢。醫學上最偉大的進步——從詹納到巴斯德,從科克到弗萊明——並不是在金錢慾望的驅動下完成的;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計算機(更不必說宇宙飛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儘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係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壹層(即這種動力來源於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同樣,那種認為社會平等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壹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第三代人正從他們曾經生活的壹種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都缺少貨幣關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當然,這種集體農莊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社,相反,它是壹種軍事化的村落,起著壹種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並帶有這種作用所賦予的壹切特徵和腐敗。但是它卻深埋于滋潤著它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也就越來越同外部資本——工資勞動關係互相交織。然而,恰恰由於這些沒有前提的條件,這壹點更加顯而易見:在集體農莊內部,簡單地廢除市場或貨幣關係本來會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多種社會經濟後果。儘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並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裏並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於整個以色列的水平。對於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這不僅得到了該制度辯護士們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學家布魯諾·貝特蘭、自由主義者迪特爾·齊默和社會學家梅爾福德·斯皮羅這壹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肯定。當然也有大量的衝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別人的衝突,集體農莊並非完美無缺的烏托邦。個人主義傾向和行為決不會因為經濟平等而消失,那麼,為什麼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誌並不在於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壹致性,而在於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壹個人的個性)。
7.聯合起來的工人自治
動力問題(效率、合作及創新)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更直接的困難在於大眾主權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與生產者勞動量最小化統壹起來?阿力克·諾夫正確的論述了這種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矛盾,但要記住,這是壹個真正的矛盾:在人類勞動向每周壹小時,甚至零小時的演變過程中,除非使用「機器人」(這仍然是遙遠未來的事),妳不可能無限地生產商品與勞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妳不能極大地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勞動者勞動強度,減少直接生產者同生產過程分離的狀態,壹種聯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它的主要機制是這樣運行的:
定期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每年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國際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議將根據選民在選舉它時事先討論過的各種替代選擇來決定全國主要產品的分配,選擇(即每種選擇所帶來的可預見的結果)將得到清楚的表達:(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長度);(2)通過有保證的資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3)用於「增長」的資源數量(儲備基資+新增人口的消費+凈投資作為技術選擇的函數得到了明確的表達);(4)通過貨幣機制分配的、用於滿足「非基本品」和勞務的剩餘資源量;(5)最高和最低貨幣收入;(6)市場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格政策。這樣,在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人的自願選擇基礎上,就可以建立壹種全球經濟計劃網。
以這些選擇為起點,我們就可以起草壹種首尾壹致的總計劃,這裏使用了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指數。每壹個具體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分配)和社會生活方面(教育、衛生、通信、國防)可利用資源的分配。全國或國際性的代表會議不會超過這些總的指導作用,不會為每壹個部門或生產單位及地區制定具體的規定。自製主體(比如製鞋、食品、電力設備、鋼和能源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將會在現有生產設備中具體分配總計劃規定的勞動量,如果在現有勞動量條件下實現產量目標所必須的話,他們也可以規劃下壹時期的生產單位,他們將規定平均技術水平(基於現有知識,逐步引入最佳技術水平,即平均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但只要總產出水平不能滿足總需求,只要生產者的新工作沒有達到他們認為滿意的條件,他們不會限制低生產率單位的生產。
在製造設備的生產單位中,先進步驟帶來的技術係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構成。在製造消費產品的工廠中,產品構成來自工人代表會議和消費者會議的協商,消費者會議也提出產品的各種類型(比如說不同樣式的鞋子),由消費者實驗,評判和代替他們。展示廳和宣傳材料將是這種實驗的主要手段,後者實際上起著壹種「選票」作用。如果壹個消費者,每年有權使用6雙鞋子的話,他邊可以在有100至200種選擇的宣傳材料上挑選出6個樣品,這種選擇結果決定了款式的構成。同時也反映了消費者評判的生產調整機制。與市場機制比較,這壹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消費者對產品構成和防止過度生產有著更大的影響──用額外生產的社會資源儲備來平衡消費者的選擇和實際生產──幾年以後可以達到經驗上(統計上)的最佳化。工廠工人委員會可以自由地把這些生產單位作出的決策轉化為另壹種形式(組織生產和勞動過程)以便盡其所能實現勞動時間的優化。如果他們在把產品送去做質量檢驗后,能以每周工作20小時而不是30小時實現產量目標,他們便可以享受減少勞動量而不減少社會消費的待遇。
自治的優越性
阿力克·諾夫曾經說過:「在任何壹個社會,壹個民主選舉的議會,都不可能以115票對73票來決定10噸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產100噸硫酸。」在我們這個聯合自治模式中,任何壹個議會也不必同時採取這兩種決策。沒有壹個「中央」議會或計劃機構會接受它們。然而,皮革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為什麼不能夠靠多數票數(更可能是通過討論以後取得的壹致)來決定皮革的分配(至於比較小的數量是否留給工廠會議去分配則是另壹個問題)?壹旦使用皮革的消費目標已經被其它機構決定,它為什麼不能把皮革總產量(比如5萬噸)在幾個工廠(就象今日資本主義皮革康採恩壹樣)中進行分配,然後再將每壹單位分配給「消費者」呢?(即皮革的最終用戶)。這種代表大會代表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計算機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工業並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壹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壹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計劃者對巴西伊塔普水壩的預算是50億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經達到了180億美元,這還不是全部數目。在美國農業機械製造托拉斯迪爾公司中,儘管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新產品的設計必須不斷改進,因為設計和製造工程在技術和興趣方面存在著特有的差異。在當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亞汽車公司,忽然發現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貨從相當於7天的產品減少到相當於5天的產量——即減少50%以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國性自治機構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電訊、運輸和分配。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有壹些民選的委員會,在決策最終實施以前,它必須同選民協商。地區和地方性機構可以具體調度由此分配的資源,它們擁有最大限度的主動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實現使用者的滿足和生產者勞動量減少這樣的目標。這樣壹種制度將賦予馬克思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理論壹種具體內容,它會使至少壹半以上部門壹下子被自治機構所取代,它也會大大減少包括計劃部門在內的官員數量,同時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將不僅僅被「商榷」,而且成為決策過程的直接參加者,參加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領導與被領導這種勞動劃分將開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壹級」所壟斷,自治也不局限於工廠的範圍,兩者將在中央和分權兩級上被結合在壹起,參与這種過程的千百萬人不會專門從事這些活動,不會把其所有時間花在會議的奔忙中,因為這裏所談的決策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當前福利和工作條件。可以假定,他們對自己的責任不會採取壹種形式主義和冷漠的態度,而是嚴肅地投身於管理過程之中。計算機使用所帶來的勞動時間的縮短,情報和通訊潛力將會分權制的成功創造壹種物質基礎。但是,當生產和分配單位的貨幣收入超出了其免費的商品與勞務的法定分配時,這種收入又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用勞動強度係數使它與質量控制及消費者滿足相聯繫(煤礦及其它勞動條件較差的生產單位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對中間產品來說,定期交貨將構成質量控制和消費滿足指數的壹部分。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對有關生產者和分配者資源、潛力的情報的真實公開交流沒有什麼妨礙,因為實施自治的勞動集團沒有必要隱瞞事實。諾夫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那種把真正的情報交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然而,他卻忽視了蘇聯這樣的社會提供假數據的主要原因——工廠經理的利益是同工廠的實際產量聯繫在壹起的。假如妳不隱瞞原因,那麼妳就很難隱瞞結果。當然,伴隨著產品流而自發產生的計算機化情報流,對民主集中制的計劃輸入正確數據很有幫助。
這樣壹種制度如何在全世界範圍內統壹起來呢?壹開始便應強調,民主自治並不意味著壹切事情由個人決定,如果壹個人這樣假設,那麼結論很明顯,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40億人類無法找到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彼此之間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這是不必要的,有些決定可以在車間壹級作出,另壹些決定可以在工廠壹級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區、全國以至全世界範圍作出。尋著諾夫的思路,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家壹級。但是,什麼樣的決定可以(或者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呢?有四種決定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為了迅速消除不發達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飢餓、嬰兒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須對全球人力及資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關真正稀缺自然資源的優先分配──這些資源可能被完全耗盡,少數人沒權佔有它們,只有現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體人類才有權決定;再次,壹切可能影響到地球環境和氣候的決定,所有可能污染、毀壞海洋、南北兩極大氣層,或者象亞馬遜森林這樣世界生態平衡基礎的決策過程;最後,當然還有所有應當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的東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毒氣的製造。
我們可以從上述全球角度導出對各大洲、各個國家用於計劃或滿足需求的資源限制,這屬於由各洲或各國決定的範圍,比如說,壹旦美國、歐洲或亞洲所能利用的鋼的總噸位確定以後,該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便可以按自己的決定自由分配,如果(儘管存在著環境及其它理由)他們想保持私人汽車的統治地位,繼續污染城市環境的話,他們有權這樣做。消費者長期形成的傾向之變化壹般是很緩慢的——很少有人會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幾天後美國工人便會放棄對汽車的依戀。強迫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比讓洛杉磯再遭受幾十年煙霧的困擾還要糟。工人階級(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觀點相反,今天第壹次佔地球人口的大多數)的解放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因為他們象我們壹樣有自己的缺點,而不是來自另壹個世界。
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自覺的資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計劃和自治的綜合體,要比市場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和指令經濟(官僚集權主義)都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具有壹種現存兩種制度都缺乏的內在自我調整機制。我們並不相信「多數人永遠正確」,我們也不相信領袖、教皇和黨永遠正確,每壹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這當然也針對大多數民眾、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在這兩者之間有壹種根本區別,在壹個權利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政治壟斷,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資源分配作出錯誤決策的人,很少為此付出代價,更不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當大壟斷公司的董事長們決定大規模投資,而幾年之內不見收益,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失業的懲罰,他們的郊外別墅也不會荒棄,但遭他們解僱的工人及其家屬(儘管對最初的決定壹無所知)卻要受到這種命運的懲罰。同樣,當蘇共主席團、部長會議,或是計劃委員會在農業政策方面犯了決策錯誤時,這些高貴機構的成員壹般是絕對不會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卻可能在幾年內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個地區也會受到污染和毀滅。相比之下,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多數票支持壹種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選擇和情報交流,我們很難相信大多數人會目睹自己的樹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費下降,住房減少,醫院編製不全而不去迅速糾正分配上的錯誤。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制度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純粹」社會主義,它仍是社會主義的壹種過渡形式(雖然明顯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它仍然包含由市場或貨幣支配的部門,在小規模生產中(農業、手工業、服務業),仍存在著私營和合作性質的企業,個體企業並沒有遭到禁止,因為當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費保障之後,就不存在其它人向這類企業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經濟因素。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建立在真正自願基礎上的,當人們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閑暇的時間來進行生產以滿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鄰里需要的產品時,家庭式的」自我就業「便會得到普及。千篇壹律的汽車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醜陋——假如使用汽車的人變成有創造力的畫匠,在車身上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種醜陋便會改變,自己動手的自由度將會大大提高。
8.苦難的結合──壹個總評
阿力克·諾夫提出了壹個包括5個方面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社會化,合作化,小規模私營和個體企業的綜合。咋看起來,這種制度與我們剛才提到的模式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然而,儘管有壹些交叉的地方,兩種模式卻在3個基本方面不壹樣。第壹,佔主導地位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性質。對諾夫來說,個人成本計算意味著這些單位的個人利潤——即相關集團和個人的收入,應當同投入與產出計算的貨幣成本(價值)之間的差別相關。換言之,這些單位都是公司。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前景,我們認為,將集團和個人收入同」利潤「聯繫在壹起,必然強有力地刺激經濟向不合理方面發展,而且由於大量決策的採納都是為了具體和個別的利益,這也會使社會冒著被破壞的危險。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並不相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壹致應當建立在貨幣賞罰基礎上。換言之,真正的市場關係——以貨幣體現的商品交換——應當主要限於私營及合作社部門、個人消費者和社會化部門之間的內部關係。結果是在先進工業國家裡,這樣的關係在產出與消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過渡將向著商品生產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擴張方面發展。
其次,阿力克·諾夫在」集中化國家部門「和由不太綜合的企業所構成的」社會化「部門之間劃了壹道界限。他認為在前者中,技術規模和複雜性排除了生產者自治;只有在後壹種情況下,自治才會起作用。他似乎也認為,收入差異對兩者來說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對合作部門也是如此。因此他寫到:」收入差異「(勞動市場的壹種)是勞動方向的唯壹公認選擇,在這裏最關鍵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在壹個公社或是組織良好的猶太式的集體農莊中,在工作上我們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原因在於,這隻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並能每天見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這種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歡某種生活的人。「這個論點看上去很象壹般常識,但它實際上是建立在壹系列無根無據的信條和偏見基礎上的。唯壹選擇是在專制性」支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化之間作出的。這壹點並不是事實。合作基礎上的分配勞動就是壹種替代選擇。同樣,也不會出現沒有收入差異就不能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包括幾萬,甚至幾十萬成員的工會和教會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質特權的人來管理的。正如阿歷克·諾夫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科學組織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說壹些主要的生產者合作社了。諾夫曾在別處正確指出:很少有教授願意當垃圾工(即使後者的收入更高)。但是,這壹番議論與他在這裏的壹般假設是向背的,他主張:為臟、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術工作支付更高的報酬(假定社會已經為獲取這些技術作出了支付)。
但是,諾夫論點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們可以在他假設的存在於」少數人「和」龐大組織「之間的對立中找到它們。因為不存在沒有結構的(即分裂的)龐大組織,現代工廠、銀行、醫院和中學肯定不是這種樣子。所有這類機制實際上是構築于客觀社會合作的小單位基礎上的:工作隊、辦公室、部門、階級等等。為什麼不能想象這些小單位自治,選舉代表(包括輪流任職),由代表管理較大單位,再由後者管理全體人呢?從現有非民主機制的基本構成單位的運行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自治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存在於彼此相識,每日見面的少數人的工作關係之中。換言之,如果不相互協作,他們就無法工作。因此,同阿歷克·諾夫不壹樣,我們相信,自治的範圍原則上講是無限的,不受部門限制;貨幣報酬和物質特權對管理職責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有害的。
諾夫模式同我們模式之間的第三個基本區別在於:競爭的作用。諾夫清楚地知道,現存資本主義下競爭性追逐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在其社會主義理論中,他又希圖保留貨幣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認為:我們應當區分」良性競爭「與」非良性競爭「兩種不同形式。然而,他用來解釋這種區別的例子實際上卻表明它在經濟意義上的相關性甚微。因為很顯然,為觀看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座位的競爭,奧林匹克田徑競爭,甚至壹個」社會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員會選舉中的競爭與市場上出賣土地、鋼材、重工業設備、飛機和導彈的競爭沒有相關之處。第壹種」競爭「,就我所知,從未造成過數百萬人的苦難(儘管它造成過大量的個人不幸──但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從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所有這類問題)。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不但壹再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窮困的話),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
虛假的困境
然而,諾夫不得不使用詭辯術,因為他仍然受傳統的市場理論的制約。那麼,在他的思想中,將」社會主義「與」市場「聯繫起來便不可避免地導致壹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諾夫不斷譴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視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們高度自由接受社會主義義務,同時存在物質和金錢追求所造成的社會網路──本身就是集烏托邦之大成。換另壹種溫和的方式來說,他們使人想起了蘇聯官場上的那種玩世不恭的說法:蘇聯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權力不平等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時向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前進。諾夫陷入了壹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因為,壹種虛假的困境束縛了他的手腳。從以下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諾夫的邏輯:」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會化或合作性的)從事於壹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假定為棉布、牙膏、軸承、假日旅館或其它物品),它們把自己的生產活動建立在與消費者協商的基礎上,消費者可以從任何壹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勞務,所有人都能從「他們的、他們所能選擇的供貨商那裡得到生產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滿足消費者方面,他們有內在的利益……我們希望競爭動機主要不是金錢上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廣大人民僅僅為滿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沒有物質刺激或物質阻滯需要的存在。」
這壹論點的頭壹部分,我們完全贊同。但我們對這壹點將持保留態度;對大多數尖端和龐大的設備來說,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貨商,然而,后壹部分卻根本不是從第壹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壹種補充或是附加物。但實際上它與其它部既無聯繫又無根據,事實上,諾夫認為人們的行為或者與利益根本無關,或者是受金錢的刺激。但這種選擇不是徹底的,為什麼就不能存在非貨幣和非市場性質的刺激及阻滯呢?日常經驗證明,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畢竟,如果99%以上的汽車司機遵守交通指揮車的指揮,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們想避免違章受罰,而是他們想多活壹段時間。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與人類的另壹種推動力不無關係,這種推動力是:最大限度減少枯燥、機械及無創造力勞動(僅僅作為獲取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這等於犧牲生命和時間),總會存在通過更好的組織來減少勞動量的潛在刺激──壹種強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這些,諾夫似乎忘記了「社會分紅」的可能性,為什麼不能有額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同社會壹年中總的經濟情況聯繫在壹起呢?如果實際生產與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同壹個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長(如果多數人這樣選擇的話)聯繫在壹起,這為什麼不能成為刺激生產者和分配者增加產量,改進質量以及使勞動合理化的動力呢?
但是,壹旦構造了主觀動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迫使他傾向於貨幣動機)以後,諾夫便忽視了把龐大的市場經濟與免費產品服務和社會財產結合在壹起所帶來的不合理客觀後果。當然,如果利潤仍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機制的話,那麼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習以為常的消極後果便沒有理由不反覆出現。重要的是,當諾夫實際上論及了貨幣刺激的危險性時,他的例子卻是十分勉強的——並非為利潤的生產導致的巨大浪費: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過剩,失業,設備和產品的銷毀,所有這些典型現象對消費者(同樣也是包括生產者)的損害遠遠比所謂「缺乏贏虧法則」造成的成本過高嚴重得多。這種教訓不僅會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會從后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實際經驗(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蘭,當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證明,通過不斷依靠市場機制的方法來糾正官僚集中計劃的畸變和失調,壹開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終會使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弊端越來越糾纏在壹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
這種模式甚至也適用於中國──對於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因為壹個國家越落後,市場機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業中,毫無疑問,消除大躍進(壹種直接引入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惡果已經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巨大進步,生產力和產量直線上升,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剩餘,這正是將中國農民巨大的生產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中國農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幹的,具有西歐所不能比擬的(更不必說東歐了)2000多年精耕細作的傳統。越來越多的糧食剩餘導致勞動力的日益過剩。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食物,那麼,15-20年或者30年之後,那部分剩餘人口將怎麼處理呢?如果把過剩人口留給市場解決,結果中國將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這個問題在大城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酷。只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做到這壹點,而又不會在農村造成俄國強迫集體化所觸發的騷亂(這本身便是對俄國市場力量增長的壹種倉惶失措的反應)。
諾夫忽視了市場的消極後果而提出了壹個積極的政治理論根據,即:決策權分散化,因此,可以充當抵制專制的堡壘。這當然是對市場的壹重傳統的、自由這儀的辯護,但它不外乎壹種社會主義偽裝下的誤解。諾夫伴隨著對管理者收入差異的承認,已經使這壹點非常清楚了。因為,如果管理者從其不同的管理職位上應當得到物質利益的話,他們最終將會使這些利益永久化,即:採用壹切必須存在的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壓迫的行為來佔有這些權益。權力會被少數人壟斷,諾夫所主張的分權便不可能實現,除非它的運用與特權相脫離,這不是壹種承諾,而是從人類有史以來的記載中得出的經驗性結論。壹旦權利與特殊權益結合在壹起,必然會偏離民主方向,向著知識情報的壟斷和多數人被少數人控制的方向發展。諾夫想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但他贊同對管理活動的貨幣補償,因此,他必然會在最後談到有必要存在壹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儘管他刺激地評擊「現行社會主義」,但他由此得出的兩個主張更接近於蘇聯式的官僚體系,而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重要的是諾夫使用了波蘭官方在批評團結工會拒絕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時所使用的相同術語,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經濟混亂的責任並不在於工人的要求和罷工,而在於1980年前後官僚主義的錯誤管理形式。同樣的,他也沒有考慮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與「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生產者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則」(即實際意義上的價值規律)最終決定產量和就業的話,那麼,工人們無論是在工廠、公社,還是在國家壹級,都不可能破壞它們。難道沒有其它替代選擇嗎?但幸運地確實存在壹種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有計劃的自治。人民的主權並不建立在社會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完全壹致這種假設基礎上;相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也存在於技術先進與落後的生產單位之間,社會上活躍與不活躍的人之間,經濟文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壹種具有內在防護力的體系,它可以阻止這些矛盾觸發新的階級衝突或是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從而破壞合理計劃及社會合作。相比之下,「市場社會主義」既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弊病,也不能解決自由社會主義的弊端問題,他所主張的混合社會主義只能是混合的神話。壹個可行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經濟學會超越這兩種替代選擇,與阿歷克·諾夫所聲稱的「中間道路」這壹信念正相反。
我們辯論的最終點落在了人類歷史的中心問題上。人類在何種條件下才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全人類的自我解放與自覺是否永遠是壹種實現不了的夢想。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對社會發展不能達到自然科學目前對自然的控製程度,那麼,甚至自然科學的進步也會在我們面前引起壹場爆炸。在有關理性潛能和命運力量之間的古老爭論(最終是知識與迷信之間的衝突)中,「市場規律」在其「合理」為裝日薄的情況下,僅僅是壹種盲從的力量。難道人類對這些規律本身發展的探索應當禁止嗎?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建國設想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係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繫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迴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徵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徵。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儘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麼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麼?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藉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儘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繫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麼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鍾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徵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裡「榨取剩餘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餘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複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餘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餘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幾天,而其餘時間在地主的地里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里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係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麼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餘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里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僱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餘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餘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麼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裡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餘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餘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麼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麼,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餘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徵。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与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麼?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注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採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与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陞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採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稜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本書包含有壹系列專門的論證來證明這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麼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御用文人那裡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与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技術/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麼,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甦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 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后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餘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陞,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製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污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污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儘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書內容介紹
在導言的最後壹部分,我們概述壹下將要談到的主要論點的內容。這些論點是討論上面已經發現的問題的。第壹章和第二章處理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問題。第壹章概述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改良無法解決這些根源問題。第二章介紹壹種穩固的社會主義薪酬制度是怎樣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將概述這壹制度是依賴於這樣壹種思想的,即每壹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的總勞動量都是可以計算的。第三章將證明這壹論斷是合理的,同時發展了以勞動時間對經濟進行計算的理論。我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合理且在技術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這壹體制的各個方面。第四章確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項,並區分了計劃的許多不同「層次」,即戰略性計劃、詳細計劃和宏觀計劃。第五、六、七章分別詳細研究這幾種計劃。第八章概述壹種具體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證生產方式滿足消費者的喜好,同時又能避免產品的短缺。第九章詳細考察我們設想的這種計劃體制對信息的要求,並將個人受到的的獎懲與信息發布的準確無誤聯繫在壹起。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把我們提出的這種制度,跟壹般認為已經在蘇聯失敗了的那種制度做了許多對比。
第四到九章處理孤立的單壹經濟體的計劃,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則將延伸討論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問題。在壹個各方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實際的考慮。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將超出經濟領域,進壹步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第十二章將把社會主義目標和女性主義者關注的問題聯繫起來。該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傳統家庭的可能性,並且指出這樣的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的運作方式。第十三章考慮政治領域,提出壹種能夠讓普通人真正掌握他們生活的徹底民主的憲法。就像早先提到過的,我們批評蘇維埃民主模式。我們同樣批評議會民主制度。而我們自己的提議則源自在當代語境下對傳統(雅典)民主的再審視。第十四章研究產權關係的問題,詳盡闡述了作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基礎的特殊的產權形式。
在最後壹章,我們回應了充滿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們近年來提出的壹些反對觀點。在其中,我們對於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代替我們倡導的計劃經濟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各種各樣的詳細論證之後,會很清楚支撐起全書的總論點是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每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人,還是作為社會壹員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在價值。實現這壹目的需要滿足人的尊嚴、保證人的安全、實現真正的平等(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以及社會生產率的提升。還要求人類能找到壹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地球的總體環境保持平衡。我們認為在徹底民主的政治憲法之下,通過合作和計劃的社會經濟形式——壹種后蘇聯社會主義——可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
第壹章:不平等
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之壹是克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收入、權利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主義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們。相反,那些從不平等和特權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則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對者。
富人會輕易地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實現社會平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們貧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費壹番口舌才會相信。為此,有人就認為不平等不僅實用,而且不可避免。為了激勵人們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怎樣,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現他們為了讓經濟運轉,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響應的激勵與窮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倡導者是怎樣看待這壹點的呢?如果勸壹個富人去工作,他們要求的是更大財富的刺激:因此頭等重要的是為高收入者減稅。而論及窮人的時候,恰恰相反,卻認為最好的勞動激勵莫過於愈加貧困的前景:因此頭等重要的是嚴格限制給予他們的補貼。
我們強烈反對這兩個論點。我們想表明,儘管壹點經濟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當前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量是極小的。我們認為,施行壹個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會是可能的。在這壹章里,我們概述壹下能夠產生這樣的社會的可持續經濟機制的第壹個原則。
不平等的來源
在當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們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壞;他們已經了解這壹點了。重要的問題是:造成當前貧富對比的原因是什麼?關於它們,能做些什麼?從邏輯上講,第壹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造成了當前社會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對工作的人的剝削
(2) 少數人對財富的繼承
(3) 失業
(4) 年邁體衰
(5) 女性的經濟從屬地位
(6) 技能的差異
剝削
日常用語中,我們說到強者占弱者便宜的時候,就會使用剝削壹詞。經濟剝削牽涉的是人們沒有為他們工作獲得足夠的報酬。這既可能是壹個妻子被迫無償為她的丈夫當傭人,也可以是員工工作讓僱主致富。在壹個剝削關係中,被剝削的人沒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東西。這種看法在個人關係中會顯得有點模糊和不準確,但在工人和僱主的現金關係中,它的含義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壹個工人得到的報酬不值他勞動的產品,那他/她就被剝削了。
這壹思想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通過先想象沒有剝削的情況來說明它。假設壹個工人每周被雇40個小時。如果他沒有被剝削,那他從工作中得到的工資就應該可以讓他買到需要四十個小時的工作來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雖然產品不會像麥片包裝盒上的卡路里量壹樣,把勞動量標記在上面。但原則上講,計算勞動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剝削。作為壹個廚師或者公交車司機工作壹周所換得的,是提供職工們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農民、制布工人、銀行家、演員,等等。
但實際上,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會發生。儘管僱主和僱員間的勞動合同形式上是自願協議,但其條款卻是僱主說了算。失業壹段時間或者害怕事業的人,會樂意干任何工作,而不會太挑剔條件。僱主不會面臨同樣的限制。通常每個工作都會有許多求職人,以至於如果有人試圖溝通工資率,總會有其他人願意降低價格與他競爭。
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罕見情況下,工資增加到沒有剝削的水平,那時僱主就會選擇把資本放在銀行里生利息。他們寧願這樣做,而不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潤率的工資水平來雇傭勞動。最後,他們還可以考慮把生意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那裡的工資水平低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僱員被被迫以低工資水平廉價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國國家收入細目,我們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對於每個經濟部門,我們研究通過勞動增加的價值是如何在工資和利潤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增量指的是壹個公司的總銷售額和生產過程的非勞動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機器折舊等等)的差額。
這些數字取自1983年國民收入支出藍皮書,由中央統計局發布。兩列顯示各經濟部門的總工資和總利潤。總價值增量是工資和利潤之和。我們可以看到,從壹部門到另壹個部門,用於工資的價值增量的份額差別很大。1982年,能源工業的價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額只有27%。相當於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時,其中的16分鐘是為自己,而44分鐘是為了僱主的利潤。
在其他產業中,剝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製造業中,大約75%的價值增量用於工資。為了得到整個經濟中對僱員剝削率的估計,我們把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工資和利潤加起來。如果我們看壹看工資和財產收入的總額,就會發現只有60%的價值增量流向創造這些價值的工人。
更進壹步研究,發現這高估了工人獲得報酬總額。問題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不能像製造和餐飲壹樣被視為財富的生產者。金融部門獲取其收入的來源有二:從當前賬戶的持有者手裡抽取的服務費,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後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門提供像兌現支票和銀行賬戶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價值是通過服務費來測度的。服務費減去相關的工資賬單就顯示為官方統計數據中的交易利潤。這些交易利潤必須和銀行賺取的總利潤區別開來,後者會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銀行部門的總交易利潤壹直是負的,這表明銀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運營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壹部分銀行雇傭的勞動投向了交易服務;剩下的勞動是銀行為管理貸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財富生產部門通過支付利息的形式來負擔。當我們計算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全國總工資額時,我們應該只包含這些銀行中提供交易服務的僱員的工資;銀行的其他工資應該被看做是剩餘價值。我們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這些調整。調整后的結果給出的剝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們可以從這壹結果計算出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產財富的僱員手裡。這體現在調整后的工資和財產收入數字。使用這些數字,我們發現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工人僅僅拿回勞動創造出的價值增額的53%。
表1.1 :計算剝削率,1982
總計121105
(= 57%)88014
(=43%)
產業或部門 工資 利潤和其他財產收入減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製造業 44337 14105
建築業 7774 5706
配送&餐飲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銀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務 11176 3367
農林漁業 2044 3708
原剝削率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為自己
34.4
(= 57%) 為別人
25.6
(=43%)
銀行和金融服務進壹步細分項目如下:
工資薪水 15205
服務費 10589
交易利潤 -4616
假設按照創造價值的60%付工資給銀行職員,從交易費獲得的收入細分為:
工資薪水 6353.4
剩餘價值 4235.6
總計 10589.0
調整后的銀行部門:
對工資薪水貢獻 6353.4
對剩餘價值貢獻 22686.6
調整后的總額:
工資薪水 112253.4
財產收入 96865.6
調整后的剝削率 為自己 為他人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數字以百萬英鎊為單位。來源:國民收入支出,中央統計局,1983年版
實際上,他們每小時中有32分鐘為自己工作,28分鐘用於維持各種剝削和供養社會上的非生產性群體。
對僱員的剝削與收入和財富的嚴重的不平等有關。壹 剝削所得主要用於兩個目的。
它們要麼按照分紅和利息報酬進行分配,要麼被公司用於給資本積累提供資金。任壹情況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所有者。如果利潤用於分紅,那他們就直接獲利。如果利潤被用於資本積累,股東通過股票增值間接獲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財富分配委員會報告, 80%的底層人口之擁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國這樣有著發達的股票市場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人卻壹點股票都沒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價值幾百磅的股份,以至於他們從股份得來的收入在他們的總收入中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股份所得總額還不及他們要為個人貸款和抵押貸款(房貸)的利息。除了被他們僱主剝削之外,他們還要遭受金融機構的凈剝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續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擁有大多數股份。皇家委員會報告,大約330,000人佔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這部分人能夠以財產收入為生。這樣的人可以選擇工作,獲取額外的董事費收入,等等。在任壹情況下,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將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資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因為比起壹般的職員,他們能夠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這壹階級將會持續,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國金融資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這壹小眾是對勞動人口系統性的不足額報酬的最終受益者。只要當前的市場體系持續下去,這就註定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失業
失業是壹個次要但依舊很重要的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有工作的人會很容易忘記,或者沒能意識到,如果壹個人失業以後收入會降到多低。很多被雇傭的人不重視的平常小支出——買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電影——都突然顯得不尋常地貴。 那些因長時間失業耗盡了有限的積蓄的人,或者那些從來都沒有獲得有償就業機會的人,依靠很好地計算了的國家福利勉強維持生存。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失業的人甚至連這點福利也得不到。這些群體被迫進入犯罪和賣淫的黑社會,或者依靠慈善過活。
就業的人和失業者的生活條件的差別吸引了許多政治關注。政治家談到長期失業的新下層階級的出現。王子們用委婉的術語擔憂起「市中心貧民區」。儘管如此,失業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來源。首先,它只是影響勞動力中的小部分;失業率會波動,但通常都會少於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業起著維持對就業者的剝削的作用。失業創造了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每份工作都會有許多應聘者。沒有別的選擇的人不會質疑剝削性的工資率。如果工會知道僱主可以穩定地從失業人群中雇傭頂替罷工者工作的人,就會對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感到猶豫。全部勞動力都可以被解僱,然後以更低的工資率雇傭替代性的勞工。
失業是剝削的穩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這樣來維持它的。帶來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策在二戰後採用了大約二十年,使得失業率低到大約勞動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現在也可以應用這些政策。創造充分就業的槓桿仍然是壹樣的。不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僱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們都承認成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業,就會再壹次引起通貨膨脹。基於系統性地剝削僱工的經濟需要從勞動力市場創造剩餘價值,而這就需要失業。
為什麼失業勢必造成貧窮和匱乏?並沒有什麼邏輯上的原因。如果沒有工作可干,那麼壹個文明社會可以向這些暫時空閑但卻願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適的工資。如果某人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空閑,為什麼他應該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失業的來源是技術變革,機器人和計算機的進步,那麼採取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失業是因為政策改變。壹旦政府贊同把失業作為控制勞動力市場的永久必要措施,他們就會開始讓失業者狀況惡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給失業者的福利的真實水平在降低,而獲得福利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嚴格。像青少年這樣的弱勢群體,獲得福利的權利被收回了;貸款代替了服裝和傢具的補助;失業者還必須承擔人頭稅(Poll Tax), 等等。
通過把失業者降低到絕對貧窮的境地,政府壓低了工資水平的下端。當年輕人被迫為被慷慨地稱為培訓計劃的事情工作而每周僅獲得25磅的時候,還用驚詫成年人的工資低至每小時1.7磅嗎?而且,這些工資率是付給每周干十幾二十小時的兼職工作。失業者的貧困是通向就業者貧困的大門。
年老體弱
壹個人僅僅因為他年老,殘疾或者因為別的原因無法工作,並不必須成為窮人。擁有充足財產的上層階級退休者過著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財產,以出賣勞動為生的人,才會因為受傷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難之中。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才會相對窘迫,依靠極少的國家養老金生活。
這些養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勵人們依賴私人養老金和保險計劃,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可以依賴法定養老金,就會不太願意購買這些私人養老金和保險。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國家退休金的壓力。做出這些決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退休之後會有充足的儲備金可以依靠。這壹事實不可能不會影響他們,但他們並不就是出於純粹自身利益行事。當他們鼓勵使用私人養老金時,他們是在遵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邏輯。私人養老金計劃將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別延長至退休生活;他們就這樣為基本階級結構增添了安全和穩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了中產階級以儲蓄的激勵。通過儲蓄,他們入股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沒有私人養老金,而且國家養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認為不依靠這些養老金生活的人自己決定,那就會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國家養老金比現在更高是合理的。
婦女的經濟從屬地位
西歐國家的社會體制有若干不同的經濟形式組成。社會主義者傳統上大都知道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當人們談起混合經濟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這兩種組分的混合:私有產業和國有產業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時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比如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與私有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的區別。這些被視為混合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家庭經濟。
我們認為,就像資本主義經濟要為壹組經濟不平等——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壹樣,家庭經濟也最終要為另壹組不平等負責——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平等。
家庭經濟以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服務為標誌。直接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婦女;而從這些勞動服務中受益的非生產者是兒童和丈夫。家庭經濟的另壹特徵是,無論工作結果還是工作本身都不是無償的。如果壹個妻子給家人做了壹頓飯,她不會因為花在勞動中的時間而獲得酬勞,這頓飯本身也不會出售。如果家庭成員到飯館吃飯,他們可能會遲到在營養上相同的飯,但其社會特徵會完全不同。這頓飯是作為商品買來的,由飯館里的工薪僱員所生產。
因為家庭經濟基本上是非貨幣性質的,其對國民產品的貢獻就沒有被包括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如果我們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婦和其他參与者的數量,以及勞動的市場等來衡量其貢獻,家庭經濟無論怎樣都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
在資本主義時代,家庭經濟的重要性經歷了壹個長時期的下降。當古典作家談及經濟或者oikonomia(希臘語的經濟壹詞)時,他們說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內生產的組織(參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經濟活動發生在家庭中,以至於賺錢被亞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動。當亞當斯密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時候,出現了完全的反轉。現在,為市場的生產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獨特形式。這種看待經濟活動的視角根本就是市場導向的,它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高於家庭經濟的事實。
在快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是以家庭部門為代價的。歷史地看,這壹過程的最重要階段是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家庭食物生產。
在英國,這壹過程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歐洲其他地區,這壹進程壹直持續到20時候的下半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地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那裡,家庭經濟在食物生產中仍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家庭經濟的餘地就變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於這幾個領域:(1)食物準備的最後階段;(2)照顧學前嬰兒;(3)壹部分照顧學齡兒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潔和維護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顧年老體弱者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可以發現好幾個生產領域已經幾乎完全從家庭經濟中消失了:(1)栽培農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紡織;(7)修建房屋。這些活動都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了。這壹進程仍在持續。飯館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這些東西減少了家庭部門完成的食物生產量。另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上層家庭購買住宿學校服務也是壹個例子。
部門間的這些轉換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市場部門更有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曾經使用強制手段來吞併土地和減少家庭農業(英格蘭的圈地運動,蘇格蘭的高地清洗),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沒使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家庭農業也衰退了。資本主義在其組織的所有活動中都造成技術進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最高效技術的採用,而勞動生產率也因此提高。現在花費更少的工作在曾經屬於家庭生產的領域。從中釋放出來的勞動現在可以用來運營全部的新產業和近代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
儘管仍然要消耗許多勞動在家庭生產中,但家庭生產創造出來的實物相對較少。與之相反,市場經濟的物質生產壹直在增長。資本主義部門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而家庭部門的生產率卻壹直相對停滯。並不是完全停滯;家庭生產資料的改進是相當大的。煤氣和電爐取代木頭和干糞火堆,自來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機取代了洗衣桶,這意味著完成相同任務需要花費的勞動現在大大減少了。但這些進步是對家庭經濟來說是外部的;他們是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經濟沒有顯示出多少創新能力。
家庭經濟也讓給了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國家向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是壹種常規。這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它較少了母親的工作,因為母親不用全天負責孩子們。另壹方面,它從家庭部門中移除了潛在的勞動力,因為在學校上學的兒童,在更早的經濟制度中,已經過了開始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年紀。在中國,恢復家庭農業的壹個悲劇性結果是,農民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退學;因為讓他們干農活更有用。壹個家內勞動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來,國家開始承擔部分照顧老人的任務。不像資本主義部門的入侵是自發出現的,用免費公共服務取代家庭勞動需要直接的政治決策。社會主義者和家庭生產模式之間最近衝突的領域包括餵養兒童(免費校餐),以及照顧嬰兒(託兒所護理)。在食物生產、清潔和育兒等家庭部門,半社會主義部門進壹步擴展的餘地還相當大。
就像上面陳述過的,在家庭組織中,已婚婦女壹般都為他們的丈夫和孩子做無償工作。這種特殊形式的剝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隱藏在性愛和母愛的意識形態之下,人們傾向於忽視這種剝削。因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常常以個人的對抗的出現。經濟上的階級剝削表現為爭論,道德壓力,毆打妻子,拋家棄子和離婚。
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甚至是僱主和僱員間的階級鬥爭,對參与者來說也基本都表現為私人糾紛。當這些糾紛牽涉到壹類有著相同的特徵個人,與另壹類的個人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私人糾紛的集合就成為階級鬥爭。因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闆和僱員間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出現壹兩次的孤立的情況,而是同時數百萬次地重複出現,所以必須將這些鬥爭視為不同階級間的衝突。
當這些糾紛被政治化的時候,參与者就會清楚這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國家採取行動為其洗冤。家庭階級矛盾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是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婦女才能夠相互合作與對她們的剝削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就跟在其他情況下壹樣,讓矛盾保持私人化和個人化,完全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階級鬥爭都要求階級意識的領導和可以讓整個階級圍繞其聯合起來的要求的綱領。目前為止,婦女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議題也許是關於墮胎權利的鬥爭。只要家庭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掌握生育對希望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的婦女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婦女作為壹個階級反對家庭剝削的鬥爭,只有在其鬥爭目標變成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取代家庭經濟的時候,才會呈現出革命的特徵。除非堅持不懈地宣傳人們生活在壹起,準備食物,照顧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見的矛盾超出個人政治的層次,提高到政治階級鬥爭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男人和女人間的矛盾看做是英國政治中仍然是被壓抑的和潛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權制家庭將會被公社取代。我們認為,向女性鬥爭提供革命內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體圖景。第十二章會開始這壹任務。
總結
在這壹章中,我們讓大家注意到了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們在對勞動的剝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對這種不平等的反對,以及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嘗試,處於任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道德中心。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表明,通過始終如壹地堅持人類勞動是價值獨壹無二的源泉的原則,可以建立起壹個既正義又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書的目標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則和經濟學機制。這些原則和機制能防止前壹章節中論述的各種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好處。我們認為,對僱員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失業造成了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們認為,消除了這些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不平等,會創造出這樣的政治條件:有利於結束老壹輩人經歷過的經濟貧苦。我們認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發展會大大地有助於消除性別不平等。最後,我們還認為,儘管(新的社會中)還會有與技能和培訓方面的差異相關的經濟不平等的殘餘,但是我們能使之減少到當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關的經濟原則並不新鮮。這些原則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早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個基本思想是,壹個公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收入的原則上。長久以來,這壹原則是社會主義原則中最特別,也是最流行的。它賦予工人們權利,根據每天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換算成工資的勞動所得;由此尋求解決剝削問題的良策。與之相伴的是第二個原則:只有勞動才是收入的合法來源。
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地租、分紅和利息等。這些收入的受惠者並不是通過個人努力,而是靠財產所有權才獲得相應的收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顯然是第壹原則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壹個生產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所得的社會裡,不會有剩餘去作為非勞動收入。
這些是相當古老的社會主義原則(有人甚至會說這已經過時了的)。僅僅時間長短並不能證明壹個經濟原則是否站不住腳。沈湎于重新發現亞當斯密十八世紀經濟學的「新」右派指責社會主義原則復甦是守舊,這完全是用錯了地方,因為這壹原則是作為對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擊(回應),在十九世紀才興起的。
這些原創性的原則的重要價值在於,他們是為壹整個制度(不僅為包括經濟組織,還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會秩序),提供了連貫壹致的基礎。這意味著貨幣系統不是基於任意的無意義的貨幣單位比如英鎊、美元或歐元,而是基於時間。在每壹個周末,記入人們賬戶的將不再是錢,而是工作的小時數。人們將會以時間為單位支付產品和服務。妳會用妳自己的兩小時來支付壹件需要兩小時來生產的衣服。人類平等的民主設想是內在於基於時間—價格的經濟之中的。[1]
馬克思把我們心中的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三卷)
注意,這些勞動券起著與貨幣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到勞動券,而且只能用來交換消費品。在另壹篇文章里,馬克思認為羅伯特·歐文的所謂「勞動貨幣」完全就不是貨幣: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壹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壹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壹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迴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
當馬克思說勞動券同戲票壹樣,不再是貨幣時,我們可以發掘某些隱含意思:
(1) 勞動券不能流通;只能用來直接交換消費品。
(2) 像許多種票壹樣,他們不可轉讓。只有完成了勞動的人才能使用他們。
(3)就像進入劇院的時候就銷毀戲票壹樣,它們在壹次使用后即被註銷。當人們從商店裡拿走貨物時,他們的票券就會被註銷。這家店作為公社的機構,並不需要購買貨物,只是分配貨物,所以它只是為了進行記錄的作用才與勞動券發生關係。
(4) 他們不是充當價值貯藏。他們會有壹個「使用」日期加諸其上。除非人們在年底之前拿回他們在這壹年產出中的份額,否則就會認為他們不想要。如果勞動券沒有花出去,那麼這些包含了勞動的貨物就不會被使用。許多貨物都是容易變質的,它們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被處理掉。
現在,人們不必按把勞動券想成是已完成勞動的紙質證明。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使用某種勞動信用卡,這種信用卡可以記錄妳做了多少工作。當填補過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記終端時,就會從妳的社會勞動信用賬戶中扣除。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社會主義模型——壹個輪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這壹社會中沒有商品(例如,專門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的貨物)。人們完成工作后以勞動信用的形式獲得報酬。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貨物依據其中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並在人們的信用賬戶中做相應的扣除。產品按照直接的社會原則組織起來,而中間產品也絕不會表現為商品形式。
自從按照勞動時間報酬的原則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鄭重的反對。第壹個反對意見是,人類並不平等,所以給他們平等支付報酬既不正義,經濟上也沒效率。我們下面就詳細究這個論點。
有人認為,儘管魯濱遜·克魯索的島上,按照勞動時間計算也許是可以的,但在實際經濟中,由於問題全然的複雜性,這完全不可行。我們認為,跟蹤多少工作被用在生產東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來說,不會有壹點困難。第三章會研究這壹問題。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提出了另壹個對使用勞動價格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勞動貨幣與市場運行是不相容的。這壹論點宣稱,在面對供需波動時,按照生產產品的勞動成本來固定產品的價格的嘗試都會失敗。我們在第八章研究這壹問題。
不過,我們先研究壹下社會主義的報酬制度實際上有哪些好處。
收入再分配的好處
在社會主義報酬制度下,普通人會富裕多少呢?
壹小時勞動能生產能多少東西?
我們估計, 在1987年的英國,每小時勞動生產價值7.5英鎊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以勞動貨幣形式的報酬應該相當於1987年的7.5英鎊的計時工資。這就意味著,我們說的是相當於每周四十小時勞動獲得300英鎊。當然,這是稅前的情況。
表2-1說明了這是怎麼算出來的。數據來自1988年版的《英國國民經濟核算年鑒》。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我們從中扣除資本折舊的數值。資本折舊是壹個國家資本存量損耗或破敗的速率;審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國民生產總值中相應的壹部分,用於更新損耗的資本存量。近年來,並沒有壹直這樣做下去,而聽任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統、下水道和住宅——損壞衰敗。縮減資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終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未來的需要;所以在我們的計算中,扣除了資本折舊,得到國民生產凈值(NNP)。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來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
表2.1: 1987年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
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4200億英鎊
減去 資本折舊
480億英鎊
等於 國民生產凈值
372億英鎊
雇傭勞動人口
2570萬
所以:凈產品每僱員
14474英鎊
每周工作小時數
40
每年星期數
48
所以:每年工作總小時數
1920
所以:每小時創造的價值數=14,474英鎊/1920=
7.53英鎊
請注意這裏低估了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因為部分勞動力是兼職工作,每周工作時間少於40小時。
我們接著將其除以僱員總數,得到每僱員的國民生產值:大約14500英鎊。這是每個僱員在1987年創造的價值的平均數。[2]如果再將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時數,就得出結果是每小時勞動創造大約7.5英鎊的價值。
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稅前收入。我們不是說人人每周都可以隨意花費這全部收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支持教育、醫療服務、公共投資和科學研究等等,個人納稅的水平也許比現在還高些。與之相比,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較少的稅收來為社會安全提供資金。但是,通過稅收制度分配國民收入根本上不同於剝削,因為稅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響稅率,所以稅收會代表人民准許分配給公共目的的資源。與之相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結果。
每周300英鎊的平等稅前收入是否顯得有點多或者中等,取決於妳的角度。如果妳認為是中等,那麼妳要麼是被1987年的通脹水平所誤導,要麼是對人們的收入之少毫無概念。
新收入調查(New Earnings Survey)[3]顯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數是145英鎊。收入中位數是收入分佈的中點:壹半女工每周掙的不到145英鎊,壹半比這更多。
圖2.1顯示了更加詳細的收入細分。可以看到,超過75%的女性體力勞動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鎊。甚至在非體力勞動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掙的錢超過213英鎊。把這個圖標和每周300英鎊的平等報酬標準相對照,看起來壹半女性勞動力會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社會主義模式下會增加壹倍多。接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僱員中,大多數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顯,女性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甚多。同樣情況對男人們也成立嗎?
表2.1同樣表明,雖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數男人也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收入超過300英鎊水平的唯壹壹類人,是男性白領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這表明僱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剝削的。也許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們會因為級差工資受損,但如果不再受到剝削,獲得的益處也會多於抵消級差工資帶來的損害。幾乎所有僱員的收入會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財產性收入被廢除了。社會主義以犧牲股東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為代價,讓僱員們成為受益群體。
平等比增長更有效率
這是壹個需要緊緊抓住的重要觀點,因為常常有人宣稱從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主張,讓整個經濟增長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辦法。隨著經濟增長,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會從上層「滴漏」下來的財富中獲益。(這就是所謂的捐滴效應)看看數字,就能發現這類說法的虛假了。
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為每年2.5%。按照這個增長率,壹個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達到每周300英鎊?答案是30年:用妳的計算器核對下吧。社會主義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個制度下卻必須要花上壹個人職業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會主義,員工就能夠「魚和熊掌兼得」。通過再分配,她壹勞永逸地獲得了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停止,所以她會繼續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長。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反駁道,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激勵。他們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證據。作為計劃用來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結果,英國政府聲稱促進了3%的持續經濟增長。這並不是壹個偉大的時期,而只是比英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長率高壹些。讓我們姑且認為這額外的每年0.5%的增長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與收入再分配同樣的好處,每年0.5%的增長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這還是考慮壹個事實,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長意味著與更高收入者相比,勞動婦女收入增長會更低。中等收入的勞動婦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長是很成問題的。
勞動的不平等
到現在為止,我們壹直都假設勞動本質上都是同等性質的。我們說過,社會主義最初依據的是民主假定。這壹假定認為,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也應該同樣地看待他們的勞動。我們暗中假定每壹小時勞動生產等量價值,而所有工人應該由此獲得相同比率的報酬,比方說,每小時壹勞動劵。儘管我們依據哲學上的理由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卻不能否認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實際差別。讓我們探究壹下這種勞動力不平等的後果。我們想看看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什麼:技能上或者培訓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階級差異嗎?
我們並不這麼認為。工人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壹種與他們受教育或培訓的方式和學位有關,另壹種則是「個人品質」方面的差異,比如努力工作的決心,與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這兩種區別導致了兩個問題。第壹個問題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獲得更多的報酬。第二個問題是,儘管秉承人類平等的哲學,但為了計劃(分配)的目的,他們是否也會不得不承認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將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教育/技能的差異化報酬?
我們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級別的差異與個人工作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相對更有技術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說來收入會高些。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些理由在何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呢?
壹種公認的解釋是,這種薪酬溢價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這樣的作用,它是對教育和培訓費用和此前放棄的收入的補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對自己的教育和培訓在經濟上負責的程度是變化的,但在所有的情況中,都存在著放棄的收入這壹因素,人們可以掙得更多——如果壹開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業,而不是繼續接受額外的教育。因此,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勞動力的供給,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業,就必須付給他們壹份加價。理由就是這樣。
這又有多實際呢?相比于離開學校到建築工地上班,當學生真的是壹種「犧牲」嗎?與許多工人階級的年輕人相比,學生的日子很好過。這項工作乾乾淨淨的,也不是太苛刻。還有很好的社會設施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這是壹種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要求經濟補償的經歷嗎?
即使補償的論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現實的壹種精確反應,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體制中,專業工人應該獲得同樣的差別工資。那時,教育培訓的費用會完全由政府承擔。不僅教育將完全免費,就像在英國已經實現的情況那樣。而且學生在學習期間還將能獲得壹份正常的工資。學習是壹種正當而且對社會來說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學習「產出」掌握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就該相應地獲得回報。所以,學生不需要有任何個人花銷和收入的損失,就不需要補償了。
在當前的社會,階級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數永遠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工人階級社區長大的孩子甚至意識不到教育說提供的機會。他們的職業展望在壹開始就被抑制了。許多人囿於現實——向他們開放的都是低級工作,誰又需要為了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們所看到向其父母開放的工作。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這些工作自己並不會發生改變。同工同酬並不會在壹夜之間提升人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後的民主設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壹方向上產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個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稱壹個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宣稱,「公民們,社會面前人人平等;妳們可能幹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只要殘酷的經濟現實仍提醒著妳:社會將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談論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是虛偽空洞的。除了所能購之物以外,工資還是社會地位的符號;而工資的拉平就會在自尊心方面引發革命。與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增加的舒適和安全感想伴隨的,是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們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會在金錢方面平等地對待人民,這將鼓勵人們爭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錢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但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4:25,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現象,即「馬太效應」)。目前,教育機會總是與金錢相關。壹旦工人階級贏得了經濟平等,他們就有信心去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經濟潛力將會在這壹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人類的創造力和智慧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發展這種資源,經濟進步會隨之而來。
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製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裡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儘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麼壹些僱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儘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麼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麼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麼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干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麼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麼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餘產品的問題。「剩餘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餘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餘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儘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餘,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徵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餘;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麼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餘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僱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僱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闆」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餘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注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麼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鬆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麼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佈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採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麼,怎麼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佈」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麼,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裡,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里,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儘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裡,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穫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麼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里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係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徵,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如果整個經濟中流行勞動會計,就可以設想農業生產中的過渡形式,其中集體農場作為壹個整體,為交付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得到酬勞。這就讓農場勞動離直接社會勞動還差壹步,但已經與貨幣的消滅相壹致了。
最後的交換系統——消費品市場——是最關鍵的。在這裏,根本性的階級衝突在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完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是激進平等主義的。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所有的勞動都得到平等對待。要達到這壹點,就會要求消滅官僚享有的特權和工資級差。馬克思主義計劃與任何精英階層的繼續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馬克思為巴黎公社採取的政府官員不能得到超過壹般工人工資的原則歡呼。[7]在最近的幾年裡,毛和中國的左派反對工資級差,指出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仍有很長壹段路要走;他們認為,八級工資制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中國是獨特的,因為廢除資產階級勞動級差制度成為了壹個重要問題。它是文化革命中的關鍵問題之壹。隨著那裡的左派被擊敗,以及鄧小平路線獲得主導權,向實現馬克思主義計劃進壹步推進變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勞動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的問題,甚至從未排上過日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都很少對「平均化」感興趣。儘管反對極端的財富積累,他們仍然認為應該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貨幣形式完成的,在意識形態上證明差別合理就簡單些。如果會計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完成,那麼專業級差工資的騙局就變得有點太明顯了。為什麼壹個秘書每工作壹個小時只能得到30分鐘的報酬,而隔壁專家每投入壹小時就能得到2小時的報酬呢?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讚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注)。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麼,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麼。
政治民主的敵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譴責壹人壹票的原則無視人類的天然不平等的態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剛從叢林里出來的黑鬼相比嗎?經濟民主的敵人則譴責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態度,因為它錯誤地使人們均質化。就像壹個中國訪問學生對我們其中壹人直言不諱地說道:難道我接受了這麼多年的教育,與壹個無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價值嗎?
確實,人和人不壹樣。大學教授的工作跟勞工的工作不同。布爾人的文化跟祖魯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對那些處於社會高層的人們來說,差異證明了工資級差的合理性。底層的觀點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與時間和計算機
壹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亞當·斯密,《國富論》)
我們將在這壹章里闡述,合理的經濟計算應該以對時間,具體而言是對勞動時間的計算為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建立公正的社會,而且同樣有利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進壹步說明,壹套按照勞動時間進行產品成本估價的體系不僅僅只是壹個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得以實現。在這個說明的過程中,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壹些關於計算的概念,這些概念與經濟的組成有關。
在上壹章我們說明了人們如果按照勞動時間取得報酬,就是說人們勞動壹小時便得到壹小時勞動貨幣,長此以往,剝削就消滅了。這壹巨大的社會利益自然是採用勞動貨幣的壹個理由。它的確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經典理由——它廢除了工資上的壓迫並把勞動果實還給勞動者。這樣的正義和公平並非這種經濟計算方法所帶來的唯壹好處,它還能促進技術的進步。
很遺憾,人並不能永生。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產的產品總和,即社會的財富,取決於他們為了生產其渴望或者需要的產品而被迫花費的時間。人類文明的進步受制於壹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其必需品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愈大,這個社會就愈貧窮,也就愈加不能維持我們稱作文明的娛樂、藝術、文化。所以,用來節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設備的飛速更新換代正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化世界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
時間的節約
任何新技術掘起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節約勞動力。只有在經濟上不斷應用這樣的發明,人類因此才能被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休閑時光或去嘗試更加新鮮而複雜的事物。壹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必須壹如既往地尋找節約時間的方法。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它是我們的「原幣」,壹旦被浪費,就意味著永遠的失去。只有當社會主義證明自己能更好地節約時間,才能表明其相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製造商受利益驅使,儘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資。公司經常採用新技術以便削減勞動力和相應開支。儘管新技術的應用經常與工人的直接利益發生衝突,導致他們失業,但整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技術變革所帶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配——僱主比僱員獲益更多——但是最終,其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資本主義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宣稱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會內部壹般也接受新技術的應用,只不過要在保證全體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會主義經濟經常批評技術變革,認為其導致失業,而這是壹種很幼稚的想法。在這壹點上,資本主義需要反思的是其勞動節約型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太慢了,因為勞動力被人為壓低。
儘管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古羅馬的工藝,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沒能創造出壹個工業社會。歷史學家經過長期爭論認為,其原因在於奴隸制。當所有的工業生產都由奴隸來進行時,對勞動力成本的理性計算就顯得多此壹舉。壹個奴隸並非按小時付給報酬,所以主人就沒有計算勞動時間的動力。而沒有這樣的計算,節約勞動時間概念就更無從談起。所以,比方說,儘管羅馬人知道水車,卻從未進壹步廣泛地應用機械動力。(White, 1962)
資本主義相對於奴隸制是壹個明顯的進步。資本家按小時付給勞動力工錢,因此不願意浪費。他通過對工作時間和強度的研究來檢驗自己花錢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否則他就得不到利潤。這裡有壹個悖論:價格便宜的東西永遠不會真正被珍惜。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但是工資低的時候,僱主就浪費得起勞動力。在理性方面,資本家比奴隸主更高級,但僅僅是高級壹點而已。
英國鐵路是個技術奇迹,寬廣筆直的鐵軌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橋橫跨峽谷
如今鐵路的印記在這片土地上依舊存在
這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之路
這是日不落帝國的供給之路
這是無處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無疑問,鐵軌將為新千年的到來做準備,像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樣。用著過去羅馬奴隸修水利時使用的工具,勞工們和「航海家們」修建了鐵路。鐵路是強健的肌肉用鑿子和鏟子建成的。兩千年裡的壹個偉大的技術進步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獨輪手推車。工人們使用它,而奴隸們則不使用它。二
鐵路是機器時代的產物。但是沒人超越史蒂芬孫和布魯奈爾的智慧,去設計蒸汽動力的挖掘機械。由於報酬上的奴役(雇傭勞動者)相對更便宜,所以就用不著那麼麻煩了。
在本世紀的英國碼頭(本書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碼頭工人仍然用著自中世紀就沒有改變過的技術去裝卸貨物。工人們按天雇傭,做著奴隸的工作,卻沒有奴隸制下的安全。要想讓資本家階級意識到在推土機、重型挖掘設備和集裝箱化上的投資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業、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體力工人,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的壹群人。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許多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中——服裝製造,玩具製造等等。在這些領域,生產技術停滯,創新的熱情也不高。我們可以得出壹個普遍的規律,工資越低,僱主就越不願與實現現代化。 我們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說明這個規律。
表3.1 兩種挖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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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勞動創造的價值 7.53英鎊每小時
工資率 3英鎊每小時
表中顯示的是用兩種方法在壹條路上挖溝的相對成本分別是多少。用舊方法,承包人雇傭兩個人,每個人在壹周內分別勞動50小時。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租壹台壓縮機和兩個風鉆。它們是用來進行路面破碎,然後讓工人用鏟子掘土。壓縮機和風鉆的損耗加上壓縮機所耗費的燃料,共計達到100小時的勞動。使用現代技術,承包人只需壹台挖掘機並雇傭壹個人,工作50小時就可完成。這裏,挖掘機和燃料的消耗共計為125小時的勞動時間。現代技術僅僅需要175小時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就可完成這項工作,而舊技術則需要200小時。
假設在1987年的英國,壹個小時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售價為7.53英鎊,而壹個小時的勞動報酬為3英鎊。如果我們計算壹下兩種技術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我們會發現壹個顛倒的結果,舊方法更便宜。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密集的技術顯得成本更低,這就導致資本家浪費人類勞動。
計算機工業中也能找到很貼切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IBM開發了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去為他們的計算機構建核心存儲器。隨著需求的增長,他們的工廠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到了1965年,他們甚至要為製造電腦的機器開設了壹條全新的生產線。即便如此,計算機的生產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製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里的自動送絲器製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於蘇聯七八十年代針對價格和工資體制的改革,有壹種批評是:低工資會導致同樣的勞動的浪費。在蘇聯,工資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來自豐厚的住房補貼和公共服務。僱人的企業不給人們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改革派支持價格和工資體制的變革,以提高服務方面的支出,而工資相應增長則可補償這壹部分。他們宣稱,更高的工資會起到創新激勵的作用。
這壹論證是可行的,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工資,也就是付給勞動的價格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被當作了成本,所以問題出現了。這意味著,壹切不同生產技術之間的成本比較,其結果都會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工資納入成本進行計算,我們就無法拋開收入分配而對經濟效率進行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找到壹些客觀的方法衡量產品生產所用的勞動量。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客觀的社會核算
廠商依據市場價格變化確定成本。這為廠商選擇更廉價生產方式提供了某種理性基礎,即使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偏向浪費勞動的工藝。如果想找到關於成本方面更客觀的信息源的話,我們需要壹個獨立於市場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統。這時就需要引入計算機技術了。我們需要壹個計算機化的信息系統,它能準確估算不同工藝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並將這壹數據提供給產品工程師。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價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藝術家死時分無分文,而幾十年後他的作品幾經轉手卻已價值百萬;股票市場被突如其來的恐慌所襲擊,僅僅幾個小時,股票市值就蒸發了數百億;因為價格過低,農民不得不銷毀自家莊稼。走過英國或美國的貧民區,妳會看到人們憔悴的面龐和發育不良的身軀,因為食品價格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兩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賴於人們的實際需要,而依賴於支付的能力和意願。這意味著財富的分配、壹時的心血來潮和時尚潮流都會影響需求。供給受制於更加單調的約束:用於進行生產的資源。
壹幅梵谷的新作品需要梵谷自己來創作,但梵谷又在哪裡呢?所以,梵谷原創作品的供給不可能再增加。而這些現存的原創作品由於承載了人們對這位作家的無限遐想,其價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虛榮心而無限推高。
西紅柿的供給依賴於勞動、土地、陽光、水、溫室、油等等。它們的生產成本取決於農業技術和投入的成本。它們的供給受制於客觀的約束,這限制了它們的價格。
我們永遠不能合理估算達芬奇現在壹幅作品的創作成本,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下應該可以對不同的產品的客觀費用做出壹些估計。原則上,我們可以對任何廣泛使用的資源的費用做出估計。在工業社會,我們可以根據生產中消耗的產能給商品定價。如果由於環境原因,工業生產面臨著全面的產能限制,那麼也許就該換壹種產品定價方法了。我們支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因為我們認為社會是人的社會,至少從目前來看,人們怎樣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種自然資源都重要。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過頭來討論基於環境的考量而反對過分依賴基於時間的估算方法。
定義勞動內容
為了按照勞動去估算成本,我們需要給壹個產品的勞動內容下定義。如果我們想知道壹個西紅柿的勞動內容,就不能只計算農民照看和採摘它壹共花費了多少秒。我們還要將間接勞動考慮在內:人們建造培育西紅柿的溫室所花費的勞動;石油工人生產溫室所需燃料的勞動,等等。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壹個循環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種產品的勞動內容,我們就還要知道另外好幾種產品的勞動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複雜的相互依賴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壹個投入-產出表。它記錄著壹些部門的產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門的投入的。在表3.2中給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門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傭2000名工人,生產40000條麵包。石油部門每周雇傭1000名工人,耗費500桶原油,生產出2000桶原油。這個簡單的經濟體凈生產40000條麵包和500桶原油,作為3000名勞動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個簡單的投入產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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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關係可以被用來計算原油和麵包中的勞動內容。
先來看麵包。我們希望發現,生產壹條麵包需要多少個「人-周」的勞動,。
壹個人勞動壹周,也就是說,創造了壹個人壹周的價值。我們從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條麵包的價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價值(3.1)。
也就是說,麵包生產中創造的價值,等於這項生產中直接勞動,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間接勞動。為了說明麵包中包含了多少個「人-周」的價值,式(3.1)可以被化為壹下形式:
壹條麵包的價值=(2000+2000×原油價值)/40000(3.2)
因此,按照勞動,如果我們知道原油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價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價值=1000人-周+500條麵包的價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價值1000人-周,而壹條麵包的價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現在我們可以算出麵包的價值:
麵包的價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終結果是,壹條麵包和壹桶原油的勞動價值分別是0.07和0.4人-周。③
規模問題
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壹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並且引用了O·安東諾夫的估計:為烏克蘭起草壹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同樣的爭論也適用於計算勞動價值。投入產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開壹個由1200萬個方程式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卻是另壹回事。但是,僅僅指出計算壹個大經濟體的勞動價值是複雜的這壹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它到底有多複雜。諾夫引證的例子讓我們感覺這是壹種龐大的難以處理的複雜事物,而這種印象似乎關閉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門(我們應該指出,諾夫絕不是唯壹做出這種結論的人。這種論點在反社會主義者中經常可以見到。我們舉出諾夫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左傾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計劃的複雜性也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們需要描述壹套法則,這些法則能決定為複雜程度不同的經濟所做的勞動價值計算需要耗費的時間。
用人工方法準備這個方案(或者計算勞動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用計算機也不行。為了著手做這件事,我們需要在將要制定的經濟規模和所需的計算機工作時間之間建立數量關係。計算機科學的其中壹個分支——複雜性理論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計算所需要的時間。
複雜性的理念
複雜性理論解決完成計算所需要的不連續步驟數量的問題。這些不連續步驟大體上要與在計算機程序中執行的指令壹致。舉壹個例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給妳99張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印著1到99這些數字。卡片的順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們按升序排列。妳會怎麼做?有壹種解決方案需要應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張卡片與第二張比較。如果第壹個比第二個大,則交換它們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對卡片去重複步驟壹,直到妳到達底部。
(3)如果妳發現這壹疊卡片的順序是正確的,那麼妳可以停下來了。否則,妳還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這種方法給卡片排序會用多長時間呢?這取決於卡片原有的順序。最好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就是升序排列的,這樣進行壹遍98次的比較就足夠了。最壞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現在需要將順序顛倒過來。妳看到的第壹張卡片上的數字是99。第壹步將它移動到第二張,然後第壹步會被重複直到我們翻到這壹疊的最後壹張。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會被移動壹個位置。最終,經歷98次重複,它到達了底部。
於是,壹次對這疊卡片的單程掃描會把壹張卡片移動到正確的位置。開始時,有99張卡片都處於錯誤的位置。所以,我們需要對摺疊卡片做99次重複掃描。最壞的情況下,操作的次數將會是n²(n表示卡片的數量)。
這裡有壹個更好的方法。
(1)依據卡片的末位數字是0,1,2,……9,將這壹疊卡片分成10組。
(2)將各組按照0到9的順序排列,形成新的壹疊。
(3)從疊的底部開始,依據每張卡片的第壹位數字,將它再次分成10組。
(4)重複步驟2。這壹疊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我們只需要對每壹張卡片看兩次。操作的次數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數量)。相比於前壹種,這顯然是壹個更快的方法。我們說它需要耗費時間量級為n。
時間量級為n的問題比時間量級為n²的問題要容易。最糟糕的問題是需要指數級的步驟才能解決的問題。指數問題通常被認為實際估算起來很複雜,除非n是壹個很小的數字。
在考察壹個經濟計劃問題和用計算機進行必要計算的可行性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時間量級和輸入數據的規模(n)。
簡化勞動價值問題
讓我們回到在壹個經濟體內計算各種產品的勞動價值這個問題。生產的條件可以體現為壹個投入產出表。從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得出壹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樣。理論上,這些方程無疑是可解的——我們所列的方程數和我們要解的未知的勞動價值是相同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可解。
解決這些聯立方程的標準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這和學校教課書里的方法是壹樣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與方程組內方程數量的立方成比例的運行時間中得出精確解。伍
讓我們假定,在要進行計劃的經濟中,不同的產出類型是百萬(10^6)量級。這種情況下,高斯消元法應用到投入產出表格里,將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疊代,每次疊代需要10次原始的計算機指令。
假如我們能在壹台現代的日本巨型計算機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用多長時間呢?這些機器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可以在壹秒內進行大約2億次計算。(見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計算經濟中所有勞動價值所需的時間將會是500億秒或者16000年。這顯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級計算機,速度不過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計算機技術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0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250秒左右。)
當壹個人遇到這種量級問題時,常常把任務重新劃分成不同階段。在實踐中,壹個經濟的投入產出表格多半會是空白。在現實中,每種產品平均只有數十個最多數百個投入,而不是壹百萬個。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個矩陣來表示這個系統會更合算。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走捷徑得出結果——使用另壹種方法,即逐次近似計演算法。
這個想法是,作為第壹個近似值,我們忽略生產過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費的勞動之外的所有投入。這給了我們第壹個每種產品的勞動價值的近似估計值。這將是壹個低估值,因為我們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非勞動性投入。為了得出第二個近似值,我們在第壹階段中計算的勞動價值的基礎上添加了非勞動性投入。這將會使我們向真正的勞動價值又接近壹步。重複應用這種處理過程,將使我們得到所需要的精確度。如果壹種平均產品的價值來源於直接的勞動投入,那麼圍繞我們的近似值的每壹次疊代過程都會給我們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數字。壹個精確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數字的答案(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將需要在求解過程中進行15次疊代 。
這種演算法七的時間順序的複雜性,與每件產品中投入的時間的平均值的數量成比例。根據我們原先的假設,這將可以在超級計算機上用幾分鐘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幾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術的解決方法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併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製壹台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實用相當低水平的技術就能夠取得本質上相同的結果。我們將概述如何實現它。
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壹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如熟悉的英國公共商業電視,像Cefax 和Oracle這些。它們是用少量電視頻道的帶寬就可以傳遞新聞、體育、前期等數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統。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路。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現在每台總價約幾百英鎊。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壹的產品編碼系統。統壹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所帶有的條形碼上的數字。
除了規模極小的公司外,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錶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壹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有了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壹樣,我們假設有壹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壹次修正後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壹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麼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壹些改變,亦或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壹台分散式的超級計算機壹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儘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壹台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壹個更加健全的系統。如果壹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壹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壹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複製。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壹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第四章:計劃的基本概念
全面經濟計劃不是壹個流行的思想。看看現在的世界狀況,壹個人很容易認為計劃經濟是個過時的想法。經歷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爾時代之後的經濟增長衰退,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們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鐵幕」——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幾乎是人們看到的全部。即使資本主義有明顯的缺陷,計劃似乎沒能提供另壹種可能的選擇。社會主義者的自信陷入了歷史低潮。
我們在逆潮流而行,但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傳統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是虛幻的,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羅斯被放棄的體系只是計劃經濟的壹種特殊形式。它的目標被以下條件所限定:壹個陷入軍備競賽,且經濟發展水平壹開始遠在其敵人——開始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之下的國家。軍備競賽和相應的貿易制裁是美國拖垮蘇聯的公開、蓄意的政策之壹。經濟的軍事化結構之於社會主義蘇聯正如其之於資本主義以色列,並非本質特徵。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們希望提供壹個能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導向經濟平等、政治公正、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的概述。其次,我們認為新的、有進取心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是社會難以承受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接受這個觀點。收入、財富分配和經濟安全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的無視;對自然環境魯莽的破壞——所有這些里根和撒切爾時代的負面遺產必須糾正。我們相信,建立壹種新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將介紹我們關於這樣壹個新計劃經濟制度的設想。我們將粗略討論經濟計劃的關鍵特徵及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之處。之後幾章將在細節上討論我們認為會很有效的計劃機制。我們將指出它和傳統的蘇聯「官僚計劃經濟」的不同,並說明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過利用最新壹代電腦的非凡力量來付諸實踐。
計劃和控制
計劃可以看作控制論——對調節系統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論壹般處理自動工業設備中的控制問題。自動控制的過程通常可以表示為壹個反饋環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個反饋系統的例子。比如目標是為了在指定時間內保持某場所的溫度,例如九點到六點,這個目標或期望的溫度就可視為壹個計劃指標。建築物內的實際溫度就是該設備(暖氣控制器)的輸出。實際溫度與指標相比較,產生出壹個誤差信號(實際和期望溫度之差)反饋給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鍋爐的燃料,以調節溫度。
簡易的暖氣控制器只是簡單地根據溫度偏低或偏高打開和關閉燃料開關。這將導致如圖4.1的不穩定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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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暖氣9:00打開,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來。然後過熱壹會兒,直到暖氣再關閉。之後建築物內的溫度下降,直到11:30暖氣重新開始工作,在12:30又達到過熱狀態。剩下的時間里溫度繼續波動,我們都熟悉這種系統!
這種控制器的問題是它缺乏預見,且不能把設備如何響應考慮進來。更智能的控制系統能了解設備的參數。它了解鍋爐的輸出,用溫度函數描述熱量通過牆壁和窗戶的耗散速度,同時也就知道了具體的熱量。給出壹個加熱時間表,它就能精確控制何時需要打開加熱開關來保證9:00時足夠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溫度達到時逐漸關閉鍋爐來避免過冷和過熱。智能控制器可產生如圖4.2的溫度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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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熱系統中的簡易鍾錶和恆溫器更複雜的設備。它需要系統的內部模塊可控並滿足壹系列條件。控制器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統制定壹個計劃來滿足指標。提前幾小時開始加熱以保證到時房屋足夠溫暖,及時關閉來預防過熱。這樣做的可能性來自內部模塊可以模擬真實系統在不同輸入下的反應。對反應的內部模擬能力和對系統參數的控制能力意味著它沒有第壹種控制器的實驗性和試錯性操作。
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可與之類比。資本主義公司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比如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關係。他們為了利潤最大化,調整生產以應對這些信號。這裏的控制模式與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極而短視。於是必定會有經濟波動和不穩定。實際上的情形更糟,因為沒有理由相信,數量眾多的企業對不同的信號做出反應會顯示出任何目標壹致的的行為。至少,壹個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還有清晰的總目標。而市場經濟就沒有這樣壹個總體目標。單個消費者的需求不能表現為目標或用於控制的輸入,只有在回歸於金錢購買商品這壹點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經濟的壹個內部變數,它隨失業率、信貸市場的狀況等而波動。正如恆溫器的控制被鍋爐燃料的消耗量影響。
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的有力比喻。據說,個別企業對私人利潤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似乎」系統是被設計為可以產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現代壹般均衡分析執行了壹個有用的理論功能,它表明確保斯密結果需要多麼嚴格的條件(見Hahn,1984)。二十世紀的經濟史——大規模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環境破壞已顯示出更多的實踐證明,不能依賴市場力量的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目標是次要的
如果消費者的需求不能扮演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外部控制參數的角色,那麼政府的政策可以嗎?只有在有限的意義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為他們自己設定的經濟目標是次要的。這些目標與人民需求的直接滿足無關,與經濟本身的特徵和缺陷有關。例如,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兩個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關注人的需求。通貨膨脹是壹個我們與商品聯繫起來的數字;這是壹個計量問題。通貨膨脹可以在極大的物質貧困的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或發生在相對處於物質繁榮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在何種程度上,經濟滿足了人的需要,通貨膨脹率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信息。國際收支平衡也僅是壹個現象;它度量在何種程度上壹個國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債務人或債權人。這是合同關係的合計,同樣不能度量人們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這並不是說,通貨膨脹和貿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們是經濟運行本身的次要問題。失業問題也是這樣。
失業並不直接影響需要的滿足。失業者忍受著生活質量下降的痛苦,整體人口(不如失業者明顯)也是——由於缺少勞動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這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引起的問題。人們無處勞動,但需求沒有滿足,生產需要的機器和設備卻閑置著,只因為企業認為滿足這些需求無利可圖。
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上唯壹的首要目標就是增長率。這確實和經濟滿足需要的整體能力相關,但在這個整體的進程中,許多東西被掩蓋了。增長率意味著什麼?「真實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減去通貨膨脹率。這實際又意味著什麼是另壹個問題。能不能說經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人民的幸福就增長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質量或社會公平的增長率呢?如果增長的代價是空氣和水的污染呢,所計算出的經濟增長在什麼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從中獲利的人,廣告的增長或借貸真的使誰滿足嗎?
什麼才應當是首要目標?
我們贊同這樣壹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它關注計劃系統把民主決定的目標加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上的能力。讓我們先考慮壹下,壹個計劃經濟所能支持的政治決定的目標。
歷史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壹個目標就是推動快速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壹個實現公共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提高社會供給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手段。根據保羅·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詳細研究(1970),基本毫無疑問,在發展程度相當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更快的工業化速度。
對於已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主義計劃則有以下經濟目標: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只要明顯的「工人階級」還繼續存在。這包括社會供給(集中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範圍的擴大;消費品種類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工作時間的減少和業餘時間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嘗試。
(2)建設長期的資源節約型發展路線,即關注環境和生態,避免由於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留給未來難以解決的問題。
(3)通過淘汰重男輕女的經濟形式,改變經濟結構,確保性別間的經濟平等。
(4)減少階級、種族(以及不發達地區、城鄉)不平等。
明顯,這些都是很大的目標(雖然比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經濟目標更具體)。它們必須在制定可操作的計劃時細化,下壹部分就將考察這個過程的不同方面。
計劃的層次
計劃的決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計劃、戰略計劃、詳細計劃。這些層次間的聯繫如下。
首先,宏觀計劃設定壹些基本參數來管理長期的經濟運行。比如,它關心不同最終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門間的總生產的細分(或者,我們更願表達為總勞動時間的細分)。多少社會生產力應該花在消費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託兒所之類的社會產品上?多少花在生產手段的積累上以增強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多少花在償還外債(如果有)或購買國外商品?宏觀經濟計劃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它也必須回答現有的生產力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儘管在戰時這是正確的。例如,資本主義政府可能通過削減總需求,製造失業以降低通脹率——這就是壹種宏觀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計劃部門將不會考慮製造失業,但同樣不會讓人們儘可能地努力工作。當宏觀經濟計劃者們計算有多少勞動時間將用來滿足不同需求時,在生產勞動和業餘時間的權衡方面,將考慮人們的偏好。
其次,戰略計劃關注產業結構的變化。已知壹定量的勞動時間將分別用於公共產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那麼應該發展哪些部門,開發哪些技術?哪些商品在其他國家生產更便宜,應該進口?長期來看,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政策計劃中,產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投資項目的合適準則等問題,都必須考慮。
最後,在宏觀的和戰略的產業計劃確定了基本框架后,詳細計劃關心資源的精確分配:哪些產品將在哪裡,用多少勞動,以怎樣的質量生產出來?哪些生產單位從哪些其他單位獲取商品?等等。
資本主義政府有能力出台壹些宏觀層次和戰略層次的計劃(除了戰時,他們明顯不嘗試進行詳細計劃)。但這些政府由於沒有基本生產資料的財產權,他們計劃的能力有限,且取決於資本家的企業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從宏觀計劃來說。例如,政府想增發貨幣,降息以刺激投資,引起促進生產資料積累的資源再分配。但企業如果不認為投資有足夠的利潤,低投資率將不會有什麼改變。又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增加總產出,促進就業,但如果消費者選擇將從減稅獲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結果將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國內的增長。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複製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原則上,由於社會主義政府有生產資料的財產權,能夠更容易出台連貫的、有效的宏觀計劃和戰略計劃。當然,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事實本身並不保證這種能力將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計劃的過程隨時公開、民主討論,並系統地號召起科學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更好。
下面五章將在不同方面詳述計劃的概念。第五章詳細討論關於戰略計劃的問題;第六章討論高效詳細計劃的條件。宏觀計劃在第七章討論,而消費品市場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計劃過程整體的信息需求問題。
第五章:戰略計劃
我們這裏所用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術語帶有著某種綜合性。在這壹章里,我們對計劃做了諸多方面的探討,主要會談到經濟的整體結構,但並不能將這個結構想當然地輕易劃歸到宏觀經濟的或詳細的生產計劃的主題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另外的章節里解決。
本章討論的主題如下:
1. 產業結構的計劃;
2. 需要考慮的環境因素;
3. 投資計劃以及生產的時間維度;
4. 有關商品和服務分配模式的計劃;
5. 農業生產計劃;
產業結構計劃
我們可以對由政治決定長期生產目標的許多領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給、通信、旅遊、產業結構調整等)做壹些可實現的預想。在各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做出壹些「崎嶇坎坷」的決定。例如,新住房的開發形式就是個絕佳的適合作民主討論、民主決議的問題。或者還可以思考壹下關於私人交通出行的問題。
國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是壹個對社會有巨大而長期的影響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基於獨立意識做出的決定的總和並不壹定與對社會最理想的結果相符。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的交通運輸還依賴於火車和有軌電車的時候,人們坐車通過城市中心可比現在快多了。當然,對於那些能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來說,這些新興的私家車確實比電車速度要快,因為他們不用每站都停下來載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私家車湧上道路的時候,交通堵塞也越來越頻繁了,整體來看,造成的結果就是私家車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變得比以前慢了。因為私家車總是保有對公共交通的速度優勢,所以人們也就壹直熱衷於自駕出行。因為不斷增加的私家車的使用搶走了公交車和電車的生意,這些公共交通服務的境況就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城市裡常常出現的危險而堵塞的道路、空氣污染以及越來越冗長的旅途用時。這個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基於經濟狀態的社會決定,有可能產生比僅僅是個人決定的總和更優越的結果。
放寬還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是壹個對國家工業有著巨大影響的決定。對壹個大國來說,汽車製造業也許直接或間接地雇傭了數百萬的工人來製造汽車或汽車零部件,供應汽油,維修汽車,修建和養護公路等等。私家車的佔有量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業的類型。戰略計劃應該系統地考慮這些派生問題。如果決定要限制私家車的使用,那麼計劃就必須對與汽車製造業有關的勞動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應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關於壹門已經被充分了解了的工業技術。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產業戰略計劃也會隨之出現不同的問題。回顧以前的工業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壹系列由不同的工業領域所引導的工業潮流:紡織業、鐵路、重型機械製造業、化工行業、汽車工業、耐用消費品、電子工業等。每壹個工業經濟體的成功,都依靠於該經濟體迅速發展這些先鋒行業的能力。在前兩次的工業發展潮流里英國處於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國。美國是大規模生產汽車和耐用品的先鋒,然而隨著電子行業浪潮的到來,領導者的地位流轉到了遠東。
新近的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有壹個相對簡單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壹個已確立的工業基礎,由此出發就可以全力建設新興工業。蘇聯在30年代到50年代間通過擴大發展重工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台灣和韓國通過電子行業也得到了四十年的類似程度的發展。這種最初的工業發展很適合進行計劃,因為負責計劃的機構能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先進國家的工業結構直接照搬過來。
對於壹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領跑工業潮流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老舊產業必然會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產業,這些新產業潛在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某些尚待開發的技術。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須要做出壹個計劃,這壹計劃能夠做出預測,即未來全新的工業體系都要建構在現在所進行的科研結果之上。要做到能夠識別出將來所必需的知識、科技和技能,並能組建有能力把科學轉化為技術的研發機構。要重新組建能夠「生產」出有能力使用這些新技術的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機構。最後,必須能構想並設計出將要用這些新技術製造的消費品。創造出相應的生產流程。還要發展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供應,建設新的生產線並投入生產。
如果經濟發展不停滯,將會以10到15年為壹個階段不斷地做出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這種水平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這壹點並不是十分清楚。剛開始,關於哪種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到20年裡是有價值的知識,將會集中在壹個小型的研究團體里,而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不過,也許可以先讓技術專家們提出若干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可行的選擇方案,然後在公眾討論中徵求意見。
負責制定戰略計劃的計劃部門的人員組成必須按照計劃相關的時間規模來決定。長期計劃必須要是壹個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從日常工作中調派過來的)共同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制定的。對於5到7年的計劃的制定,會由更多的經濟學家在產品工程師的協助下完成。短期計劃要在產品設計師和工業主管人員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礎上制定。
使得戰略計劃成功的壹個關鍵要素就是這些計劃利用創新的能力。這是壹個天生固有的矛盾,因為就其定義來說,創新並不能在其發生之前就為人所知。然而,壹個新的概念發展成為壹個常規的工業應用需要壹定的時間。即使創新的過程也許在壹開始不可能被計劃,但隨著這壹過程的發展,計劃會變得越來越可能實現。任何現代工業經濟通常都有壹個工業發展過程,通過這壹過程,使不可知變得可知,使可知的變成可用的。科學研發成為社會分工勞動的壹個分支,並且,在技術層面上來說,還相對獨立於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這並不是說社會關係對創新的過程毫無影響,很明顯是有影響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說,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於創新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創新是勞動分工的壹個分支,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壹個經濟體或許可以完成專業化但或許也不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新科技轉化為工業應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國因其科技創新步履遲緩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創新的日本廣受讚譽。這個原因不能過於簡單地做出解釋,當然更不能歸結于「市場越自由,創新程度越大」這壹簡單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徵和文化——壹個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應該同等地被納入考慮範疇。
除了這些難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體的客觀因素也在起著相應的作用:壹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優劣能起到什麼作用?有多少國民收入用到了研發上?這些研發經費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軍事研究?壹個社會能不能有這樣壹個機構,它能整合產品從基礎設計研究到製成成品整個發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個社會花在教育和民用研發上的經費數量和它的創新速率之間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聯繫。壹個民主計劃體系的制度,像國防、教育和研發這些國家預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選決定。但這樣的制度並不保證會把大量的預算支出用於研發。這壹決策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公民可能會給壹個優先順序較低的考慮。但這是他們自由而從容地做出慎重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公司會計師做出狹隘的個人決定后所帶來的副作用。
研發要想有效率就必須有壹個涵蓋了純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等各個時期的傳輸帶。亞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表明這個傳輸帶的後期階段尤為重要。西方資本已經有足夠多的公眾資金在支持純學術研究,但是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過多地面向了武器生產。結果就是製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戰鬥機和火箭,但是生產民用壹般產品的創新能力卻消失殆盡了。在將新技術應用於視頻錄像、摩托車和照相機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產品的方面,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蘇聯做得好。國防工業是惟壹壹個把公共資金支持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引入生產的行業。對壹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想要用科學來提高用於民事的國家工業,那麼首要的就先必須創造壹組民事研究機構來代替那些軍工複合體。
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
在第四章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採取壹種環境友好的發展政策。本節我們將探討這壹目標的壹些具體含義,並且評估市場和計劃關於環境問題的相對優劣。壹些深入的相關問題會在第14章展開,那時將聚焦于確保謹慎借鑒使用自然資源所要求的財產關係。
到目前為止,我們假設任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都被用於生產的人類勞動總時間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對社會主義計劃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個陳舊的反對理由:勞動價值不能充分處理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問題。其論據是,根據勞動價值而言的成本花費不能處理自然的或者非勞動的投入。在市場體系下,自然資源都有壹個價格標籤,從而會計入生產成本中。但在勞動理論里它們是免費的。因此,他們爭論道:勞動理論會低估由稀有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的成本。
這是個嚴重而危險的問題。但這個源自馮·米塞斯的論點也能反過來反駁那些支持市場的人,因為理性使用自然資源正是資本主義的弱點,同時又(潛在地)是社會主義的強項。
自然資源的「自由市場」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經典的回答是來自級差地租。在這種語境下,那些邊際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費的,並且生產的邊際成本壹來自於勞動(而在新古典理論里,是資本)的投入。但是來自邊際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資源,但在市場體系下這種消耗沒有價格。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魯莽而毀壞型的,而不管這自然資源是否是邊際的。這裏,我們值得回顧壹下馬克思對美國拓荒潮的看法。由於殖民者從沿海諸州遷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裡的土地質量。隨著原本在地理上很邊緣的土地變成了最高產的土地(因為是從印第安人那裡偷來的,所以這些土地都是免費擁有的),所有在自然資源開採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後農業生產活動(沒有輪耕而是單壹作物種植)在這片大地上開始了,但這種生產活動造成了急劇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數市場主導型經濟體里,這種生產活動的特點造成了災難性的土地的風沙侵蝕區。邊遠地區的木材開採也有這樣的情況。資本主義企業從北美西海岸或亞馬遜和婆羅洲原始叢林原住民那裡偷木材,將其看作是免費的自然資源。需要花費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裡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市場體制會促使人們節儉地使用土地並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著壹個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地租獲得收入,在保持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從學術上講,這意味著級差地租產生於邊際收益的遞減。政治上,這意味著地主階級是富裕的、政治經驗豐富的,並且背後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這種結合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由被貧農或者狩獵採集者擁有,而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權力。他們的自然資源已經被輕易地徵用了。除此之外,對地主們來說,節約地使用還是開採這些資源(會破壞土壤肥力),哪個更理性,這取決於資源的貼現率。只要貼現率很高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耗盡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貼現率如果低而穩固,那麼採取壹些投資來加強土地的質量在經濟上就是切實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地主階級做的那樣,但這兒我們說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資源,而是緩慢的可再生資源了。
總之,不管利潤在增加還是減少,市場總是會浪費邊際資源。在低貼現率和邊際成本遞減的情況下它將節約使用那些緩慢的可再生資源。對於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市場總是竭澤而漁地耗盡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像蘇聯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樣)就相當於是用邊際成本代替平均成本來計算勞動價值並且還假設勞動收益是遞減的。但是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社會主義下的估算租金在節約使用資源方面將不如資本主義下的真實租金有效。我們提出壹個更激進的觀點,任何「經濟的」決策機制,也就是基於單壹目標函數的任何決策機制,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結果。任何基於價格的決策過程都不能反映出壹個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因為它們都很複雜,不能還原為壹個會計分錄。對環境影響的任何非定性評估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壹個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後果必須通過科學地調研才能確定,並通過通過政治鬥爭方能解決。這方面的其中壹個例子就是,蘇聯科學界曾發起壹場運動,以阻止在貝加爾湖沿岸的的工業開發,並中止將西伯利亞河引流到南邊用以灌溉中亞地區的計劃。
不能保證在這些問題上會採納那些明智的決定。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許就問題展開自由而廣泛的辯論的政治條件,有科學調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終的決策通過自由投票來完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決定最終幾乎始終如壹地都是為了符合那些能夠「買得」政治影響的大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作出的。在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下,主要的環境問題會在持久公開的媒體辯論之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如果壹個水力發電計劃會使得壹個峽谷被水淹沒,而這個峽谷既是壹個美麗的景點又是壹個獨壹無二的生態棲息地,那麼搜尋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是否應該實行的經濟公式就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也就是說,要做壹個決定需要對優先要考慮的事情做壹個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不能把這個決斷縮減為幾個簡單的數字的對比,不論這個數字是用勞動時間或是金錢來表示。
資源消耗的問題是有悖論性的,因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極度保護的政策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壹個持續幾年的大繁榮時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麼我們就剝奪了後人對資源的使用,但如果我們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麼我們又是剝奪了自己對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選擇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來使用石油,可以讓我們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夠開發出相應的能源替代品。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正這樣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證據表明蘇聯正系統性地按照這種方式處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蘇聯堅持在高能核聚變研究中投入大規模的資源以期開發出壹種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裝置如歐洲聯合核變實驗裝置(JET)都是源自於蘇聯的托克馬克(Tokamak)設計。並且隨著1987年新的能源號重型運載火箭的發射,這使蘇聯開發太陽能量這壹太空計劃的主要目標得以被外界知曉四。這些運載火箭預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軌道鏡以在冬季給北極圈的工作點提供照明,建設軌道太陽能電站以把太陽的微波能量輸送到地球。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把這種長期項目作為常態計劃機制的壹部分予以實施。市場機制永遠也做不到這壹點。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們設立模仿社會主義計劃的特殊的國家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電力局)。
生產的時間維度
迄今為止,我們對勞動價值這個概念的討論都是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在十年的時間里,每天工作的價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樣的。可能會有人反對說這太不切實際了,這樣的計算體系會導致採用過度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我們可以用壹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為了發電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形成壹條高速通道,現在提出了壹個在塞文河的河口處修建壹道大壩的方案。由於能量是由非同尋常的高達7米左右的潮汐振動免費提供的,所以這個項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個非常低的勞動成本來發電。但是建造大壩需要大規模的土木工程,這將比建造壹座同等產出的火力發電站耗費更大。
圖5.1在理論上比較了這兩個項目在五年期間將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從整個30年的期間來看,產出等量的電力,火力發電要比潮汐發電耗費更大的總勞動成本。但是在項目建設的頭十年,火力發電站的花費較之更低。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成本來考慮如何發電的問題,那麼潮汐系統將完勝火力發電。實際上英國電力局選擇了不去建造潮汐發電站,因為建造大壩需要償還的貸款的利息大於投入使用后它將節省的燃料的費用。如果是在壹個較低的利息率的環境下,那麼英國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僅僅用勞動內容(亦即就純粹的勞動價值方面)來看這兩個選擇的耗費成本就相當於是在零利率或零貼現率的環境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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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的貼現率對兩種電力計劃成本的影響
無論根據主觀情感還是客觀現實,人們都會反對零貼現率。今天的果醬總比承諾的明天的果醬好。照這壹原則,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許更好,即使這意味著以後要做更多的工作。壹個主觀決定的貼現率,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確立(人民每幾年可以就他們是否希望貼現率上升、下降還是保持原樣投壹次票)。但是壹個更為客觀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將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作為貼現率。這樣做的理論依據便是:如果勞動生產力每十年翻壹番,那麼現在壹小時的勞動將相當於90年代末的半小時勞動的工作(作者寫此書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我們永遠沒法精確地預知未來,那就有必要根據最近的歷史來預估將來的生產力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可能會意識到電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壩項目的決定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因為在他們的計算中所使用的貼現率是遠高於經濟中實際的生產平均增長率的。這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計算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才是可能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貼現率是由金融市場的偶然性決定的,而這種偶然性是和實際的生產可能性完全脫節的。它是由國際資本的投機活動和金融機構里的不民主決策聯合推動的,很不穩定而且每個月都在不停地波動。不管是以經濟效率或是民主機製做理由,在經濟決策中使用這樣壹個變數都是站不住腳的。伍
市場和非市場的分配方式
有壹個和經濟的整體形態相關的戰略決定,那就是關於哪種產品應該由計劃直接分配、哪種應該交給某種意義上的「市場」來分配。我們設想壹個生產者產品完全由計劃分配而消費者品由市場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情況。市場的確切性質將在第八章闡明。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這壹市場是和資本主義經濟里的市場截然不同的,因為它從屬於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但我們依舊面對著壹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切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或者說可以應該用哪些原則來判斷市場與非市場的分配?
有四個要點和這壹問題相關。我們會在這四個小標題下展開探討:公民權利、選擇的自由、應對稀缺和計量的成本。
公民權利
首要的原則便是,壹些產品和服務,應該由全民稅收提供資金,作為壹項權利提供給公民,因為這是全面參与生產的和公共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條件。這裏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衛生保健和保育(我們將在第13章討論到帶有電子投票機的電視也應該作為公民的壹項權利而提供,以保證政治民主的全面參与⑥)。為了能作為壹個積極的、生產性的成員在社會中起作用,壹個人必須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體健康,並且無需整日呆在家裡照顧幼小的孩子。這些產品在給予公民們「積極的自由」七來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衛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處不是僅限於公民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富有生產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體健康對整個社會大有脾益。(用經濟學里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外部效應或說「正外部性」,而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並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選擇的自由
第二點是,壹旦公民權益的基本前提條件得以保障之後,每個公民(或者家庭、群體)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來決定他們想要以何種方式來享用他們的勞動果實。國家分配或配給制是極不適應于這個要求的。我們需要壹個某種形式的「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花費自己的勞動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將在第8章詳細描述這樣的市場。)這種分配模式將被應用於食物、飲料、娛樂、書籍、衣物、假期旅遊等領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並不重要的壹些產品。對壹個社會來說,雖然使其成員都陷入無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擾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裡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讓他們能夠在魚子醬、紅酒、書籍或是去高原地區旅遊方面做選擇卻也完全合乎情理。
應對稀缺
第三點關注的是,那些供給相對固定的產品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需求超過供給的情況。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寬舊路,但這需要花費勞動時間且可能會因為環境理由而受到反對,讓我們先暫時假設高速路的供給實際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費的,那麼它就會變得特別擁堵以至於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這種情況下,收取通行費用是很合理的。這是「限量供應」稀缺資源的壹種方法。那些覺得快捷的個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會付通行費以滿足願望,而壹些人可能會選擇公共出行方式作為代替。
這種形式的過路費也會給計劃者們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設正在考慮修建壹條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將會在勞動時間方面耗費昂貴的代價。如果現有的公路已經過度擁堵了且沒有收取任何通行費,那麼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新建壹條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經徵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關的通行費之後現有的道路依然擁堵的話,那麼這時就有理由來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彆強力的來自環境考慮方面的反對)。
這裏總的觀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指完全反對應對稀缺問題的「市場解決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給當前社會下碰巧是「免費」(即從稅收穫取資金)提供的產品定價收費。
計量的成本
我們在上面提出:沒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應的消費品應該參与勞動券的市場交換。不過考慮到保證基本的經濟理性,這壹原則必須在壹些情況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計量人們消費和要求他們付款這兩項操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價並未包含這兩項成本時,個別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費用是毫無意義的。就此而論,即使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壹邊,英國將水私有化的行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產品,並且並不完全清楚計量和收費的成本是合理與否的。(如果凈水將會成為壹種稀缺並且代價昂貴的商品,那麼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農業
在發達社會裡,農業領域的自由市場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那些倡導用自由市場來解決波蘭糧食問題的西方政府卻在他們本國內強烈抵制也這樣的政策。在日本、歐洲共同體以及美國,糧食市場是受到強力調控的。這種調控的目的在於壹方面確保供給的穩定,而更為重要的是緩和嚴厲的市場對那些政治影響很大的農業遊說團體的衝擊。所採取的措施在細節上可能稍顯不同,但總體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糧食價格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以確保農場主們的利益。
這種措施所引起的可預料的後果便是刺激了生產過剩。過量的糧食被生產出來,然後全部被以補貼價格收購併積存在倉庫里。對剩餘的這種處置方式產生了壹個經濟難題。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低價出售給消費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削低價格並有損於農場主的利益。還可以訴諸于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聖誕節給領取養老金、撫恤金的窮人分發黃油。於是在救世軍的辦事處就出現了卑劣醜惡的壹幕:年邁的老人們排著長隊,競相佔有那免費發放的幾磅黃油。甚至還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毀壞。大量庫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顏料弄髒以使得它們不能再作為人們的消費品。付給農民們壹筆錢以激勵他們使土地閑置而不是種植糧食。
同時,糧食的高價又激勵農民們愈發有動力去開墾邊緣的土地。岸邊草地、灌木叢以及樹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產生了穀物大草原。在補貼價格之下,在土地上濫用化學物質、污染食品、濫殺野生動物以及用硝酸鹽化肥和農藥污染水源都變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們步入了壹個極端荒謬的境地,即只有給土地所有者付錢才能使他們不去通過種植松柏而破壞那些科學價值地點。而如果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報酬,他們壹開始也根本不會想到去種樹。
西方現存的是壹種公共管制和個人私利的離奇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土地所有者的發財致富。儘管如此,這壹體制的辯護者仍然會指著東方說道:「至少我們不用像俄羅斯那樣在食品面前排長長的隊」。關於共產主義農業流行的印象就是永遠的短缺、俄羅斯的排隊以及波蘭的肉食品騷亂。
在東方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前,那兒的農業系統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波蘭國內以私人農業佔主導地位然而捷克卻全境實行的都是集體農業。當布拉格的國營商店堆著薩拉米香腸和臘腸的時候,波蘭的肉店架子上卻空空如也⑧。在蘇聯佔主導的是集體農業,但仍然因為短缺而聲名狼藉。
正如這些事例所表現的,這不是壹個個體農業和集體農業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問題。其他因素——物價政策、分配體系以及農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貨架是空的還是滿的這壹標準是不能很好地來評判壹項農業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價足夠高那麼商店將壹直都會是滿滿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商店貨物充足,但人們卻在挨餓的情況。相反的,如果人為地壓低價格,那麼商店的貨物就會壹售而空。
評判糧食生產分配體制的壹個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體的營養標準,以及這個體制所產生的生態影響。現在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有關飲食的科學知識體系。甚至在二戰之前,營養學家們已經計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飲食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糖類以及維他命的數量。這個知識被很好的用在了戰時糧食配給額度的設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給來源變得混亂,但理性的計劃以及合理分配現有的資源也使得國民整體的健康和營養標準在實際增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關營養的建議現在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對飲食以及心臟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引入到了現代的處方建議中,比如少食用黃油和動物脂肪、多食用複合糖類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合理飲食,那麼整體的健康水平將會得到提升。問題不再是防止由長期營養不良助長的軟骨病和結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飲食習慣帶來的現代人類健康的大型殺手如癌症、心臟疾病。
這表明食品供應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得到計劃。對於壹個給定規模和年齡結構的人口,總的食品需求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來。糧食的來源有三個:進口、社會化的農場和漁業,以及私人農場和私人漁業。我們假定食品出口受制於與各生產國的長期供應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氣候災難,這能夠給那些不能在本國里很經濟划算地生產的食品提供壹個可靠的供應基礎。
進口長期合同確定之後,國內生產的目標就自然是確切可知的了。如果我們假設農業領域是由國營農場、合作社以及家庭農業組成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從這些來源來完成生產目標。農業比其他工業都更容易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它的生產值年年都在浮動,要做出精確的年度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幾年為壹個時期的階段內這些波動是相當平緩的,通過緩衝庫存,常規的供給是可以保持穩定的。為農業制定壹個三年或四年的浮動生產目標是合理的。家庭農業和合作社將被要求競標承擔三年壹期的固定數量的穀物供給。他們會被要求詳細說明在機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們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們想要多少附加價值作為自己的勞動所得。供應合同將根據壹個公式制定出來,這公式不僅會考慮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還會顧及由於使用特定量的化學物質及化肥而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競標體系將會避免折磨著西方農業計劃體系的生產過剩的痼疾。它把消費者和環境的要求置於生產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勵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經濟的邊緣農場的倒閉。那些贏得合同的農場將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價格和市場份額。
第六章:詳細計劃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作為反饋控制的計劃思想。圖6.1概括了這個基本思想。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總體概念加以擴展,把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具體要點考慮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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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到,戰略計劃處理經濟產業結構的基本形態。在本章,我們關心的是詳細計劃,它將具體處理各種產品將分別生產多少,以實現這些基本目標。比如,戰略計劃規定,把百分之七的國民收入分配給電子消費品。詳細計劃必須明確這意味著什麼——各種型號的電視產量、各種規格的放大器產量等等。此外,為了達到這些生產目標,計劃必須指定所需的零件數量:500,000個14寸,300,000個20寸彩色顯像管,12,500,000個10陶瓷電容,等等。
圖6.2表示了詳細計劃的輸入。通過構建壹個經濟運行的詳細模型,模擬和計劃可以預測各個中間環節分別需要多少投入,來產生最終的各種輸出。市場機制間接地引入了詳細計劃:通過人們所願付的價格是否足夠高,來決定計劃的下壹步。如果人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相應的勞動時間比生產產品實際所需的勞動時間少,這種產品就將削減產量或停產,將資源用於其他方面。我們的市場反饋原理將在第八章單獨說明。現在先來關注模擬和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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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計算商品所需總勞動量時,我們介紹了投入-產出表。這個重現經濟運行的方法在規範表述和理解詳細計劃時也很有效。表6.1是壹個例子。讀者也可以回顧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產出表(或矩陣)記錄了產品從每個部門到其他部門的流動。每個部門在行和相應的列上分別出現兩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該部門供給給其他部門的產品數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業,行中的數字分別表示供給給自己、電力行業、卡車製造業等等的石油數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該部門所需各種產品的數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車製造業所需的石油、電力等等。
表6.1:壹張投入-產出表
石油 電力 卡車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電力 50 20 40 ……
卡車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門產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門所需的投入。
表中數字應該被看做是在合適的單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電力、多少輛汽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引入壹些基本的術語。首先,總產出是指壹個部門不分用途的總輸出。總產出又分為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或凈產出)。中間產出表示生產系統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鍊鋼時用掉的煤,生產電腦用掉的鋼)。最終產出則是其餘部分,可以被最終利用(不論是消費掉的,私人的或集體的,或是投資時為了建立生產系統的)。
壹些產品幾乎是純粹的中間產品。比如鋼板,除了壹些金屬加工愛好者,消費者完全沒有需求。事實上,可以將整個鋼板產出視為進入各行業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另壹方面,壹些產品完全是最終產品,而沒有中間用途(沒有行業將成包的香煙用於投入生產)。但壹些產品具有雙重屬性。天然氣可用於家庭烹調和取暖,也可作為多種行業的生產輸入。
更重要的是:兩個產業技術上的係數可以直接告訴我們,需要多少前者的產品,來產出壹單位後者的產品。例如,製造壹輛自行車需要10公斤鋼材,那麼鋼-自行車技術係數就是10(鋼以公斤計)或0.01(鋼以噸計)。注意,自行車業對鋼的總直接需求可以由其總產出數量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算出。製造2000輛自行車就需要2000 * 0.01 = 20噸鋼材。
現在我們做好了準備,可以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者們面對的問題了。對於經濟活動,人們根本上關心的是最終產品。假設我們有壹系列的計劃目標[1]。達到這些目標需要生產出合適數量的中間產品。要製造出我們想要的數量和型號的電腦,需要電腦製造業從供應者那裡得到相應數量的塑料、鋼材、矽等,並且相應行業的供應者們同樣得到他們所需的中間產品,等等,形成壹個互相依賴的複雜網路。
所以,問題就是:從期望的壹系列最終產品出發,如何計算出需要的每種產品(包括中間產品)的總數量?理論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對於數學公式恐懼的讀者可以跳過幾段直接看結論,但我們只用了最簡單的代數)。考慮壹個簡單的小型系統,只有兩種最終產品。G為總產出,I為中間產出,F為最終產出。下標代表部門1和部門2。由於總產出等於中間產出加上最終產出,可以將我們的玩具經濟表示為如下兩個方程,各代表壹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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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產出的雙下標中,第壹個數字代表來源,第二個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門2中用到的部門1的產品。第壹個方程用語言來表達,即部門1的總產出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例如,石油業消費壹些石油;對於不消耗自身產品的產業此項為零);其次是部門2所需要的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最後是部門1的最終產品。
現在,將中間產出用總產出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車和鋼材的例子中的那樣,自行車業需要的鋼材數量等於自行車的總產出(輛)乘以每輛自行車所需的鋼材。如果用a來表示技術係數,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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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來解,我們也可知這個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換為a乘以G后,方程被化為有兩個未知數(即兩個部門的總產出)的兩個等式。簡單但卻乏味的代數可以證明,總產出僅僅由最終產出和技術係數即可求出,同樣,中間產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車的例子)[2]。
自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西里·列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的開創性工作以來,這個問題的演算法已廣為人知,並且,如果系統不大,解並不難。但如果用來處理整個經濟系統,使問題簡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將其化為高度歸納的部門。我們表中的行和列將變成形如「消費電器」,「汽車」,「油氣」,等等。對於其他用途,這可以接受,但對於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是不夠的。如果計劃者要提供能夠有效指導生產的藍圖,確保所有經濟活動井井有條,必須能夠精確地確定輸入和輸出。但那樣的話,投入-產出表會變得極其冗長,百萬計的行列會有千億計的技術係數。解聯立方程的工作已經不簡單,何況,甚至在計算開始前,還需採集海量的詳細信息(技術係數等)。
信息採集及其計算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先假設必要的數據「已知」(經濟學家喜歡這麼說),來研究計算的問題;在第九章中,我們將回到獲取數據的問題上。
這裏涉及的數學問題本質上和第三章中討論的勞動時間計算的問題相同。原則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決,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對於巨大的系統,這完全沒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勞動價值計算中,演算法可以利用矩陣的稀疏來簡化。當十分細化時,由於矩陣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於香腸業,木材之於眼鏡業,等等),我們可以用鏈表更好地表示生產的條件,找到壹個疊代的解。
兩個主要的疊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賽德爾疊代演算法)都可以接受鏈表形式的輸入。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問題的解,但可以產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對於經濟上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論上可直接求出),那麼這些疊代方法將產生收斂的結果(Varga,1962)。
這裏的疊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數據輸入包括(i)最終目標產出表,(ii)非零技術係數,(iii)每種產品期望的總產出。將這些總產出的初始值代入這套技術係數,就得到每種產品所需要的數量。基於此,可算出壹套新的總產出。這些數據又被用於下壹輪疊代,等等。如果演算法是收斂的(即有唯壹解),那麼隨著疊代次數的增加,總產出的變化將越來越小。當變化值小於預先設定的壹個界限時,演算法就終止。
由於演算法的收斂性獨立於初始值,初始值的選擇並不是關鍵:如果壹些值可以,那麼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見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實值,收斂將更快。計劃者們可以合理依靠過去的經驗來選擇具有合適數量級的初始值。
雅克比疊代法的運算次數由輸出數量,乘以每個生產過程所需的直接輸入數量,再乘以足夠產生滿意的近似值的疊代次數。例如,10,000,000種產品,每種有200個直接輸入,需要100次疊代,那麼就需要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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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計算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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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過半小時的時間。
蘇聯的計劃情況
把我們之前的討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聯繫起來,兩類問題在此顯現出來。首先,有人會問:如果完全的詳細計劃所需的計算是如此龐大和複雜,在高速計算機發明之前,蘇聯是怎麼做到的?
實際上,在計算機發明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計劃方法建立起重工業基礎時,蘇聯曾經做得如此成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當然,那時的經濟簡單的多,而且計劃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關鍵目標。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仍有許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過人力和物質的大擴張意味著,即使有這樣的不平衡,關鍵的目標還是能達成。
另外,我們應注意到早期蘇聯的計劃並不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進行的。從壹系列最終產品倒推,得出壹個完整而詳細的龐大輸入列表,這確實超出了當時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能力。於是,通常計劃者們只是從他們自己設定的粗略的目標出發:1930年之前生產多少噸鋼,1935年之前生產多少噸煤,等等。這種早期實踐按理說會對幾年後的經濟結構產生有害的後果。它會產生壹種「生產主義」,大量關鍵中間產品的生產成了最終目的。事實上,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看來,人們其實想儘可能地節約中間產品。即計劃的目標應該是:保證所需最終產品產量的情況下,生產最少的煤、鋼、水泥等等。
這裡會遇到的第二種問題正好是前壹個問題的另壹方面:如果我們提到過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是眾所周知的,那麼為什麼蘇聯的計劃者們沒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速計算機技術產生后,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們在討論前壹個問題時已經提到過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必要、但卻粗糙的計劃方法在後來形成的計劃系統中打上了烙印。考慮到斯大林時代特殊的意識形態僵化——被赫魯曉夫的「解凍」中斷,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蘇聯對於新的計劃方法基本上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蘇聯的經濟著作上能看出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思想,即以最終產品為目標來制定計劃,在正統的官方看來有些「資產階級」。
此外,在蘇聯,對於新奇的、基於計算機的計劃方法的興趣,和真正的技術可能性並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計劃系統的改進還有討論的可能時),蘇聯的計劃者們能夠使用的計算機系統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還很原始。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輸入-輸出方法的潛在好處,但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僅夠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輸入-輸出系統。儘管它可以用於地區間計劃(研究蘇聯各加盟國的相互依賴關係),還是難以勝任日常的詳細計劃。大多數情況下,投入產出分析仍然是學術活動,和預期相比,計算機對蘇聯計劃的總體影響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計算機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勞動價值計算相關段落中解釋過的,由大量的個人計算機組成分散式網路,由經濟信息通信系統連接起來,完成同樣的結果是可能的。這樣的設備在蘇聯認真考慮改進計劃系統的年代同樣還沒出現。廉價的個人電腦相對來說還是離今天不遠的事情,而且蘇聯通信系統的發展緩慢臭名昭著(任何想從莫斯科給列寧格勒打個電話的人都懂得)。
還有,正如將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詳細計劃需要壹個標準化的產品識別系統,相應地,這需要壹個複雜的計算機資料庫。而在蘇聯,計劃者們繼續使用著「物資平衡」系統。這個系統構建「平衡表」來顯示生產所需資源和每個產品的計劃用途,提供投入-產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計劃者們不僅難以有效地計算這些平衡間的相互影響,對於產品的識別也是不完整、不統壹的。
政治因素也與此有關。我們所提出的關於計劃的方案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計算機系統的自由訪問十分依賴,而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上是不允許的。即使是複印系統也被嚴格控制——為了防止政治異見的傳播。
最後,計算機化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不能應用計算機以產生更多效益之外,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合理的僵化價格系統,許多商品的限價導致了短缺和排隊。)
對於複雜經濟系統,高效的詳細計劃的實現,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而這時,蘇聯的意識形態環境基本上轉向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似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多少嗅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風向的人——對於我們所討論的演算法和計算機系統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計劃的潛力,也許部分是對早些時候對於計算機化益處的吹噓過度的反應,部分由於西方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的影響。
詳細計劃和庫存約束
回到討論的主線,我們指出了,現在對於計劃機構來說,即使對於產業間關係的細節精確到分鐘的投入-產出表,從最終目標產品列表倒推出能夠使計劃平衡的總的產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這對於詳細計劃的計算還不夠。因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額外的約束,還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終產出品算出所有產品各自的數量。
計劃者們可以算出生產出x萬億千瓦時的電力所需要滿足的條件。投入-產出系統的均衡可以確保足夠的油、煤或鈾來滿足需求,但是,有足夠的發電站嗎?任何時期,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都被需要長期建設的生產手段的庫存所限制。此外,還有勞動力: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大量產出品嗎?
壹旦產出品的數量被算出,這些問題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計劃系統可以預計每個部門的大量產出需要,分散式工業計算機(代替超級高速計算機)利用每單位產品所需生產資料和各自的勞動效率,就可以算出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庫存和勞動力的需要。這些部門的需求可以反饋到中央計算機統合,再與各種生產手段的庫存相比較,與各自勞動力的計算結果相比較。
如果約束正好滿足——即,如果各產業部門不再要求比現在整個經濟系統更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注意,即便所有約束都被滿足,依然有在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中央計劃部門需要優化重組,發布相應的指示。但如果總體約束在這裏不滿足,計劃就需要做相應調整。最初關於最終產品的目標不再能夠達到(除非額外的約束可以以某種形式放寬),而計劃者們必須重新考慮。壹些社會效益最低的目標將被捨棄,整個計算將重來壹遍。由於計算過程可能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對於壹定的計劃的期限,會有多次重複。
最後這點的重要性在於,不考慮投入-產出流系統中的其他因素,生產力的約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賴計劃決策的期限。如果計劃是相當長期的,庫存約束就變得無關緊要。如果需要更多的電力,可以相應地建設起來。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投入-產出系統唯壹的額外約束是勞動力的供給和足夠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如果那樣的話,依照額外約束來調整計劃目標水平相對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額外的庫存約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設時間比計劃期限更長的生產手段都必須作為庫存約束被考慮;如果計劃周期特別短,原材料的庫存狀況也變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適合於后壹種情況的演算法,與之前的標準投入-產出過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將展示這種替代演算法的理論基礎,並舉例來說明其應用。
新的計劃均衡演算法
假設我們從年度產出的購物單出發,我們想得到十萬種不同的消費品。這些目標是可以轉換的,資源被孤立,或者它們過分了,超越現有資源。我們想知道是否應調整目標來使資源,包括各種機器的現有庫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對每壹種消費品限額做壹定百分比的調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調整。
如果我們有壹定數量的綿羊和化學工業空閑,我們想知道這對於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額意味著什麼。羊毛衣物的目標應該削減嗎?這對於丙烯酸的生產有什麼影響?多少針織品應該從生產羊毛轉換為丙烯酸?
假設空閑的針織品機器應該壹千條針織衫的生產線。可以將所有空閑的生產能力用於生產壹種特殊的熒光藍色毛衫,胸前印著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這種設想是否能使消費者滿意是令人懷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規則,計算機可以決定根據資源約束明智地調整計劃目標。我們開發了壹個計算機程序,可以基於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原則作出這樣的調整。演算法的完整記述見Cockshott(1990)。
調和值函數
演算法應用了神經網路模擬技術(人工智慧的壹個子領域)。這壹領域的研究者們提出,神經系統可以用熱力學的概念來分析。神經系統由大量互相鬆散連接在壹起的實體組成,這樣,它可以被抽象為統計力學中的問題。已經發現,熱力學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應用在神經模型里。每個神經元就像是固體中的壹個原子,與全體連接在壹起並相互作用。兩種情況下,都是大量實體在隨機規則[4]下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系統。可以為神經系統定義壹個合適的模擬能量——其狀態大體上有多接近於期望的狀態。可以看到,如果為神經系統的狀態引入溫度的模擬演算法,經過弛豫過程后,其穩定於期望狀態。
同樣被模擬演算法證明,神經網路和晶體,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各部門通過相互作用與其他部門聯繫起來。這裏的相互作用關係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代替了突觸連接或靜電力,但在抽象層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圖6.3中的神經網路和投入-產出矩陣的相似之處。圖中的縱線表示右側的神經細胞的輸出。突觸傳遞給細胞的輸入由橫線表示。在橫線上,他們的輸入所激發的水平被加起來。輸入激發的等級反過來決定(軸突)細胞的輸出。我們可以做壹個模擬,用投入-產出表的列來代表壹個經濟部門的行為水平。我們把突觸標記上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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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隨行改變,j隨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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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數字表示,要生產第j個部門的壹單位產品,需要的第i個部門的產出產品的數量。神經網路理論證明,這樣的網路將進入這樣壹種激勵模式:與突觸上的權值相壹致。細胞的激勵水平將表示相應部門應當運行的合適的強度。神經網路可以在數學上模擬出來。即我們可以用神經網路中的鬆弛演算法來使經濟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們能夠使其最小化的模擬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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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網路的研究者們經常反過來看問題——不再試圖使網路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稱為調和值的東西最大。形式上,這隻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觀的說法。神經網路在學會對外界刺激給出「正確」答案時,擁有最大的調和值(harmony)。
我們可將調和值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我們為每個部門定義壹個調和函數,如圖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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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產品的網路輸出(允許其他部門耗盡)低於目標,調和值將迅速變為負數。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調和值將逐漸變為正。這是用來說明,短缺造成的問題比剩餘帶來的好處要更厲害。下面是壹種具有該性質的模擬函數的代數形式:
令u = (產出 – 目標)/目標
若u<0 那麼 調和值=-
否則,調和值 =
人們每消費的壹額外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逐漸下降的。當妳第壹次從親戚那裡得到茶壺時,妳的感謝是真誠的;但第五次時,感謝就顯得勉強了。這裏蘊含的意思是:來自超出目標的產出品的額外社會滿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們對於短缺十分不安,而對於充足的愉悅程度並不如前者那麼大。我們可以用之前的調和值函數來表示這壹點。
當產品輸出正好符合目標時,我們定義調和值為零。如果輸出過量,調和值為正,而如果輸出不足,調和值為負。調和值函數被計算機用來調整輸出。我們的目的是令整個經濟的調和值最大,來使全體處於平衡。
演算法步驟
(1)隨機為各部門分配資源。這隻是計算機中進行的名義上的分配。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發生。由於鬆弛演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選擇隨機即可。
(2)對於每個部門,找出限制生產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資源。
(3)各部門拿出多餘的資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對於需要有盈餘),放進壹個公共蓄水池。這壹步不會降低生產力,所以調和值沒有變化。注意,這次的重分配還是在計算機內存中進行;在整個演算法完成之前,與真實的世界無關。
(4)算出各部門的調和值。
(5)算出整個經濟系統平均的調和值。
(6)將各部門按調和值排序。
(7)對調和值最高的部門,減少它們的產出,直到其生產力水平使其調和值等於平均調和值。由於調和值函數是可逆函數(即,從調和值反推出產出和從產出計算調和值是同樣的過程),這是很容易的。於是又有資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對調和值最低的部門,為他們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資源來增加其產出,直到他們的生產力使得其調和值等於平均的調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調和值。如果這與之前的有較大差別,返回步驟(6)。
該演算法能夠均衡各部門的調和值。如果疊代是成功的,在大約十幾次疊代后,平均調和值的變化範圍將不超過1%。然而,僅僅靠這個演算法,會使經濟系統產生局部的最大調和值。在實際計算中,該演算法常常剩餘大量資源而總產出遠低於預期。由於不論從怎樣的平均調和值開始,演算法都有很強的偏向性,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理解這壹點。
這點可以通過引入增加產出的偏移量來克服。在步驟(7)中,不再減少高調和值部門的產出,而是將其產出調整為(均值+B),B即為偏移量。在程序開始時,我們將B設置得較高,隨著疊代的進行逐漸將其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只有調和值特別高的部門產出會減少,而調和值較低的部門產出總會增加。總之,平均調和值趨向于增加,系統最終穩定於壹個最大平均調和值。
如果仔細選擇數據結構,該演算法在運行時基本是線性的。也就是說,100個部門的問題將花費10個部門的問題十倍的時間。回顧之前關於投入-產出分析的討論,關鍵點是不用矩陣來表示投入-產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陣的稀疏性,用鏈表來表示它。演算法的複雜度大致可表示為n*m,n表示部門數量,m表示每個部門的平均輸入數量。這樣,演算法其實是很簡單的,曾經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運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對擁有4000個部門的經濟系統的計劃模擬。Sun的工作站每秒運行約三百萬次。由於其時間要求是線性的,要使擁有壹千萬種產品的經濟系統的計劃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種流行的微處理器)上運行約壹百萬秒(不到兩周)。同時還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儲空間。這個要求並不難;相當於壹千台個人電腦,按現價(1980年代末—譯者注)是五十萬英鎊左右。
英國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處理器,將多達1024個微處理器晶元集成來加快速度。其設計的用途是粒子物理模擬,每秒鐘可執行百億次運算。如果我們可以在擁有1024個集成塊的Meiko平台上運行這個問題,每個集成塊配4M內存,大型經濟系統的計劃將在十分鐘左右完成計算。
此外,該演算法也可以算出關鍵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門間的正確分配,得到可行的產出目標。這事實上正是計劃者所需要的細節信息。
我們認為,只考慮物理可能性,不考慮金錢,現存的計算技術完全允許詳細計劃的進行。之前提到的這些技術,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計算機上實現,它們現在正被用於粒子物理和天氣預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對理想化的市場應該達到的那種均衡過程事先進行模擬。
智利的經濟控制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散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徵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傳統的統計方法,當經濟統計數據到達決策者的桌上時,常常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於是,直到經濟危機發生幾個月後,解決危機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來。由於政策工具同樣低效,決策結果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當股票市場在1987年崩潰后,英國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減稅政策。當這壹政策發揮作用時,需求已經開始增加了,於是1989年發生了通脹。數據搜集的滯后意味著完全不合時宜的行為(但是在這裏意識形態也對減稅也有很強的要求,而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這種不當效應在反饋中會進壹步產生更糟糕的經濟震蕩,只有決策者能得到實時的信息並能實時干預系統,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在智利,壹套計算機網路系統被建立起來以完成這項工作,使懷疑者們吃驚的是,其建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幾年。這項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計算機技術和智利這種貧窮國家簡陋的通信系統基礎之上。微波和電傳連接將所有關鍵部門中心與首都的計算機連接在壹起。即使有技術落後上的限制,它還是能夠為政府提供壹天之內的經濟信息。更現代化的設備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號的形式顯示的。「作戰指揮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顯示著加註釋的流程圖,表示經濟單元間的相互作用。圖形顯示避免了計算的麻煩。不同單元間流通的量由線的寬度來表示。各部門用包含柱狀圖的塊來表示,顯示其生產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間里提供七個座位,這是能夠進行有效討論的最大人數。扶手上的大按鈕能夠控制顯示,或突出不同的圖表。
「作戰指揮室」的概念來自於空戰防禦。在戰爭中,即時決策需要實時的信息。決策可以由計算機模擬,來檢驗如果採取某項行動將引發怎樣的結果。在打破私有卡車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類似於戰時的指揮部。計算機網路使政府能夠使用所有可用的運輸手段,使貨物流通起來。
「作戰指揮室」本打算被用於所有部門的所有分支。複雜的統計學程序從系統底層的數據流分析,來尋找有意義的變化。決策者從超量的數據中解放出來,只了解對決策有用的數據。當某個分支有任何異常發生時,就會向對應的「作戰指揮室」發出報告。如果計算機檢測到危機,它們將向「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並啟動計時。如果在壹定時間內「作戰指揮室」沒有及時作出有效的回應,就會向更高壹級的「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這給了每個單元本地解決問題的自由,從而避免影響社會有機體的生活。在設想中,工廠級別的「作戰指揮室」將由工人委員會運行。民主的推測是:現代化的顯示技術和計算幫助能使人們不經複雜訓練就有管理工廠的能力。
伴隨著使皮諾切特上台的血腥政變,智利的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經濟實驗開始了,而所有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戰指揮室」和阿連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總統府的廢墟中。
第七章: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政策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宏觀經濟計劃必須要考慮不同部類的產品在最終使用上的總體平衡問題。宏觀計劃還必須確保這些產品的組成的壹致性並且確保其總數滿足總需求。要完善我們的宏觀計劃,我們還需要壹個與之壹致的會計核算方案。宏觀經濟的三個方面——理論、政策目標和會計系統之間密切相關。例如,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創造性的工作使得國民收入核算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得以推行的先決條件。蘇聯式的經濟體採用了另壹種不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論根源的,即是相當狹隘的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論述。而我們提出的計劃需要壹種基於勞動時間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這壹概念雖然也源於馬克思主義,但與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相當不同。
本章將首先討論在整體經濟中壹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核算,然後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政策面臨問題時豐富這壹核算方式,從而解決遇到的問題。壹旦這樣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可以研究壹些具體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儲蓄、信貸和稅收政策。
建立在勞動時間上的宏觀核算
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總產值定義為在給定的壹段時間,例如壹年內,所生產的勞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勞動的來源,可以將生產總值分成兩個部分。大的部分是當前勞動的投入,即在給定時期內勞動的投入。我們稱之為當期勞動。此外還有過去勞動,即從前壹段時間生產的產品「轉移」過來的勞動。這些勞動可能以上壹期生產卻在當期使用的存貨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使用逐漸磨損的耐用生產工具(機器、廠房和設備)的形式存在。我們將這種過去勞動的轉移整體看做是折舊。這壹分析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宏觀核算恆等式:
生產總值=當期勞動+折舊(7.1)
我們還可以把凈產值定義為總產值的勞動量中超出需要用於補償過去勞動消耗(折舊)的部分。因此我們有了第二個恆等式:
凈產值=生產總值-折舊(7.2)
現在我們制度基本分配原則是,工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直接對應的勞動券(見第二章),雖然就個人而言我們承認某些資質上的不同,但全經濟範圍來說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時期發行的勞動券總量等於完成的勞動總小時數。用當期勞動券表示當期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勞動的勞動券,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恆等式:
當期勞動券=當期勞動(7.3)
由(7.1)和(7.3)我們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凈產值
我們姑且假設能夠把全部的當期勞動券作為「可支配收入」拿回。還假設他們希望將所有的收入用於消費品。我們提出的制度有壹個原則,那就是消費品以勞動券表示的價格應該等於該產品的勞動量,至少作為初次近似應該如此(下壹章將會闡明這壹提議的細節)。由此推斷,如果工人把全部當期勞動券花完,他們的消費就會耗盡凈產值。根據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費完全部總產值,因為他們的收入(當期勞動劵)比總產值要少,差額部分用於折舊,以此保證有足夠的資源用於補償過去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消耗。但即使是這樣,工人們的消費會耗盡凈產值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壹,除了個人消費以外,社會產品在最終用途上還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給社會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為了增強經濟的未來生產力而進行的生產資料的凈積累;還有可能貸款給其他經濟體。這三方面簡化來說分別是,社會、積累和貿易(貿易順差),並且如果把個人消費表示為消費,那麼我們有:
凈產值=消費+社會+積累+貿易(7.4)
等式(7.4)將凈產值分為四個基本用途。如果計劃要求積極的社會支出水平和積累,很明顯,消費必須低於凈產值,因此當然也就必須低於當期勞動券,即為當期勞動所發行的勞動券。要達到這個目的,壹種方法是對工人的勞動券收入徵稅。但徵收的稅款不壹定要與當期勞動券和該計劃的消費限額的全部差額相等,因為工人們可能會決定將他們的部分勞動券儲存起來,這樣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們在為消費以外的用途「釋放」資源。我們會再談到這壹點。
第二,計劃中總的個人消費中的壹部分必須提供給非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半失業者。如果購買個人消費物品是使用勞動券的唯壹途徑,那麼必須通過國家預算使無工作者可以獲得壹定數量的勞動券。為了讓發行的勞動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價,這些給無工作者的勞動券不能簡單的「印出來」(這將會導致通脹);相反,他們必須從勞動者中徵稅獲得並且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
在轉向稅收和存款這些實質性問題之前,把上面的想法應用到「流動資金」賬戶情況中是很有用的。這使我們能夠檢查他們的壹致性。讓我們把經濟分成兩部分消費群體: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而政府部門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經濟單位。我們假設在生產資料中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有單獨的企業或金融部門需要考慮。我們將通過程序確定每壹個部門詳盡的資金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從家庭部門來看,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所做勞動的勞動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們有壹個把勞動券(轉移)給非工作者的問題,我們稱之為轉移支付。家庭部門可以用三種方式使用這些資金。他們可能會用來交稅,可能會花在消費品(消費);或者可能會流入凈儲蓄部門(凈儲蓄)。如果這個關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計算是全面的,那麼這兩個總數必須相等, 因此:
當期勞動券+轉移(轉移支付)=稅款(稅收)+消費+凈儲蓄(7.5)
轉向政府部門,其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稅收收入。另外,在它作為「金融機構」(下面會談到)時,政府部門將吸收家庭部門的凈儲蓄。政府部門利用其資金將勞動券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轉移支付),提供社會福利供給(社會)和積累(積累),和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貿易)。同樣,如果我們這些來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們可以得到:
稅收+凈儲蓄=轉移支付+社會+積累+貿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種方式重組。 壹個簡單的變化是令稅收和轉移支付不變。我們定義凈稅收是稅收減去勞動券轉移部分(稅收−轉移支付)。這是凈勞動券作為「收入」是除了消費以外可用於國家「經濟」活動的部分這壹修改,我們可以重寫(7.5)和(7.6)如下:
當期勞動券−凈稅收=消費+凈儲蓄(7.7)
凈稅收+凈儲蓄=社會+積累+貿易(7.8)
把兩個方程相加我們得到第三個方程。如果我們把(7.7)和(7.8)相加,凈稅收和凈儲蓄抵消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消費+社會+積累+貿易 (7.9)
但由於當期勞動券等於凈產值,因此我們實際上又再次回到了7.4,這證明了我們勞動時間賬戶的壹致性。
我們發現在上面的證明中借用資本主義貨幣核算的術語(「稅收」、「融資」、「資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必須探究這種語言背後的東西。在這壹體系中,勞動券純粹用於家庭部門採購消費品,政府部門發行勞動券直接換取國民經濟中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們獲得產品,本質上是因為國家被認為擁有除了賣給消費者的產品以外的所有產品。假設建立壹個醫院:國家以每小時壹單位勞動券價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勞動力,但不必須「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個完成的建築。政府永遠不可能用完「錢」(在系統里沒有錢)。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勞動券,因為這僅僅是以工人的名義創建壹個會計賬戶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員的名義–見12章)。
然而,有壹個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真問題。如果足夠的消費產品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沒有壹個由於通貨膨脹而貶值的勞動券,政府必須確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實際上,抵消了)它發放給勞動者的勞動券。例如,假設整個宏觀經濟計劃要求55%的凈產值用於消費品。為簡單起見,我們還假設,消費者沒有儲蓄部分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通過」凈稅收」抵消45%的勞動券的發放。如果凈儲蓄和稅收少於這個數量,勞動券在消費者支出中的流動量將超過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結果將是「勞動券通貨膨脹」(在價格穩定下的則會表現為短缺和排隊現象)。另壹方面,如果凈稅收過度,消費者用於支出的勞動券將少於生產出消費品的勞動價值。造成勞動券緊縮或剩餘產品的堆積。
上面的例子中依賴於簡化假設,即消費者不進行任何儲蓄。顯然,如果消費者儲蓄壹部分,那麼對於壹個平衡的稅收政策要求會變得更加複雜。下壹節中,我們將會解決在家庭部門的儲蓄和借貸的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稅收政策的細節問題。
家庭儲蓄和信貸
為什麼人們儲蓄?對壹些人來說,儲蓄是美德,或許自己的獎勵,但是經濟學家則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的動機並且展示給我們儲蓄動機的層次性。
在最低層次的水平上消費品存在儲蓄,生活中會有壹些節儉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下層會把錢存起來用於高檔品:汽車、自行車(在作者寫作本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仍算是高檔消費品。——譯者注)或度假,因為用於購買這些事情的花銷超出了當期的收入。還有壹些人選擇儲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以後不能再工作時準備的。而最模範的儲蓄者是這樣壹些人,他們不考慮自己現在而是考慮未來,把錢投入信託基金為後代提供教育或把遺產留給他們的繼承人。
在現有社會的水平上,人們選擇儲蓄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失業、嚴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過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節約是因為」不得已的」,即當期的消費被滿足卻沒有耗盡收入或者沒有足夠的產品能夠刺激消費者額外購買,這壹類講的是成功的資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東歐和蘇聯由於缺乏消費品而」被迫儲蓄」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弱上面導致個人儲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義務教育的升級(即使私人教育沒被禁止)和減少收入差距將削弱對教育信託的需求,並且還能夠維持教育信託。壹個適當的養老金制度將減少私人儲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貧窮,那為什麼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時候花妳的錢呢?在妳活著時候妳可能永遠不會退休。
隨著充分的就業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因失業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做準備的需要就會消失。如果妳對妳的孩子的未來有信心,而且他們不可能沒有財產收入,妳不太可能為給他們留下遺產而儲蓄。
現在讓我們探討壹下現期個人貸款的主要原因。作為短中期貸款,這是主要為了及時向購買耐用品的消費者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必須儲蓄——尤其對於壹些期望收入在未來能升值的年輕人。另壹方面,個人長期貸款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是為購買房子。
這些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很可能還會存在。雖然在當前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存在著與個人信貸相關的「貸款推動」的因素,鼓勵個人佔據無法勝任的債務地位,而這將會被阻止。此外,用於購房的儲蓄的存在和規模取決於現期可用房的狀況,並且壹個運行良好國家租賃部門會降低對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激勵。
儘管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少壹些導致個人儲蓄和信貸的動機,但是這些現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儲蓄和信貸的基本原因是人們希望以相對獨立於收入曲線時間表的方式,來計劃他們的消費曲線的時間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儲蓄代表滯后消費,而信貸提倡的則是提前消費。
但關於什麼對社會是合適的和對個人是合適的之間有壹個重要區別,在以前的社會市場結構中儲蓄很簡單理解。囤積糧食為了匱乏時期的消費。埃及法老或毛時代的中國會在非常物質化的意義上進行儲蓄。毛澤東建議中國」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他顯然在主張滯后消費。在伊索寓言聰明的螞蟻為即將到來的冬天儲存糧食,而蟋蟀卻只是吃、唱歌和盡情的享受快樂。
在現代社會,個人儲戶可能對儲蓄仍然有這個簡單看法,錢已經取代穀物,但它仍然可以」儲蓄以備雨天」。所以保險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傘。但古人在儲蓄錢和儲蓄糧食之之間存在壹個反論,即什麼樣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黃金或金錢。除非妳用錢去購買東西否則儲蓄錢根本沒有用。個人囤積黃金可能度過飢荒。壹旦發生飢荒,糧食的的價格就會上漲,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現金的人可以買到吃的。但社會作為壹個整體,它的發展不是靠壹些現金儲蓄者。只有真正的穀物庫存才能防止飢餓,所以飢荒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沒多少而窮人餓死。
那些把錢存在銀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崙金幣的農民更進壹步脫離了」自然節儉」的狀態。在戰爭時期,自然或經濟災難導致他們很可能看到他們的儲蓄在惡性通貨膨脹或銀行崩潰下消失。當戰爭的破壞或戰爭的賠款帶來的混亂,使壹個經濟體失去了市場上的貨物,這種真實的產品供應短缺表現出來就是貨幣的貶值。最後那些在戰敗後手握壹堆貶值紙幣的人,通過這種艱難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訓。
普遍的說,今天的儲戶僅僅能意識到他們明天的財富不等於他們明天的收入。有人為退休后30年儲蓄就可能認為他是在推遲消費,不過是因為他不樂意在他年老的后30年裡以麵包為生。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商品的消費是滯后的。相反儲戶獲得金融系統支持的合法頭銜,允許他們索取未來社會的部分產物。退休的人實際上不是被他們的存款支持著,而是被他們的兒女贍養著。人壽保險和全面的養老金制度沒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年輕人仍將是唯壹的贍養老人的人,從孝道轉向互惠基金並沒有改變這壹現實,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是這樣。
在這方面儲蓄是和未來的壹個契約–壹個奇怪的契約,契約中將要提供最終產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來訂立契約是壹件不確定的事,年輕壹代可能違背契約。他們可能會追求通貨膨脹下工資增長,儘管會影響到他們退休后固定收入。他們可能會發動壹場革命,毀掉股票市場。
儘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今天的儲戶可能會增加明天的實際收入。通過今天儲蓄,人們放棄他們當前消費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們「釋放」資源,否則這些資源就會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壹個相當大的危險,那就是釋放出來資源會得不到利用。當消費者決定儲蓄他或她的部分貨幣收入時,這個不消費行為本身並不會傳遞出壹個固定的信息來說明,在未來的壹個確定日期內哪些消費品會被消費並且消費的數量是多少。最多不過是,儲蓄的增加通過利率下降傳達壹般性的信息,即為了將來銷售進行的生產更有利可圖。但凱恩斯認為,即使這種途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參見:凱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爾·萊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個很有價值的觀點,1981年)。因此儲蓄增加可能降低對商品的總需求,導致經濟衰退。
另壹方面,在計劃經濟中,沒有理由不把通過儲蓄釋放的資源歸入可以使用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提高未來的勞動生產率。在我們設想的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最小總積累率是由民主決定的。積累率決策的的第壹個輸入是人口;面對人口中退休人員比例增加的前景,積累的比例應當也要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滿足未來對生產工人數量的需求。這顯然是以犧牲當期消費水平為代價的。但考慮到這是基於共同的決定,當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許個人偏好在邊際上影響利消費和積累劃分的情況。什麼機制能夠保障個人選擇的合理範圍,並且同時符合總體規劃的限制呢?這裡有壹些建議。
(1)當前勞動券可以自由兌換部分種類退休金(例如在未來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開始每年度返還壹定數量的勞動券)。這樣的交易將依賴於壹個統壹的國家「金融體系」,以便於它們的總量能被計劃機構監控。
正如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對應這種儲蓄的是從消費品生產中釋放的當期勞動力,計劃者的合理反應是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分配到當前用於生產資料凈積累(被社會決定的超過最低積累的比例)的生產中。這將使未來更高的消費品產能成為可能。計劃者能否通過制定好儲戶在未來某個時期想要消費的精確的產品數量來使用「釋放的」勞動時間,這壹點顯然是沒有保證的。這取決於戰略規劃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經濟體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預測。儘管如此,規劃者可以集中考慮流入的儲蓄量,以確保如此「釋放的」勞動時間得到充分利用。
(2)允許短期的靈活性,儲蓄存款也可以交換當期勞動券。為了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休假等等,人們可能從儲蓄存款中取出勞動券。如果這類存款的流入大於每周期流出,那麼餘額就可以用來為個人借貸提供資金。如果需要,這些信貸的期限,尤其是他們還款的利率,可以被用來平衡貸款的需求和供給。這壹供給來自於儲蓄賬戶的凈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只會是個體消費之間的變換而不影響總體的宏觀經濟平衡。
(3)除上述被認可的儲蓄形式,個人不允許囤積勞動券。這種囤積將擾亂勞動力分配計劃,但可以通過使勞動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銀行拒絕兌現超過規定時期的個人支票壹樣來避免這種情況。
這些關於儲蓄和信貸的要點可以用到我們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闡述的關於資金核算的內容。我們指出,家庭凈儲蓄(凈儲蓄)作為家庭資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為國家收入的壹部分。我們現在討論凈儲蓄的細節。總儲蓄是家庭對於退休金的獲取(退休金獲得)和消費者在儲蓄賬戶的存款(儲蓄存款獲得)的總和。
獲得凈儲蓄,我們必須減去家庭部門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從消費者個人儲蓄賬戶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費信貸 (新的信貸)。
我們得到方程:
凈儲蓄=退休金獲得+儲蓄存款獲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貸
或者,把獲得退休金的和消費者存款和貸款的項目用括弧整理在壹起:
凈儲蓄=(獲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獲得儲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貸)
關注消費者儲蓄和信貸——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數量(儲蓄存款獲得減去取款再減去信貸)是作為國家的凈資金來源。這個術語代表了流入到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的凈資金。上面已經建議過,把上面這個資金流設為0,通過設置不同消費者貸款的條款,使信貸的需求剛好耗盡凈流入的存款。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決於能否制定達到這種平衡的條款。
考慮壹種情況,即在個人部門消費者更趨向于儲蓄而不是信貸。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關於信貸的」免費」的條款,甚至定成負利率。以這種目的而使用所有凈儲蓄看起來像是壹個並非最優的政策:這種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個能獲得更高社會回報率的積累的「資金來源」。
這個解決方案的潛在問題是,消費者儲蓄存款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貸是快速自動清償的,而用這些資金去購買的生產資料不是「流動的」壹,在積累項目」成熟」之前,我們面對壹個未預料到的存款外流,國家不得不創造多餘的勞動券。而這提高了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並會破壞我們提出的核算系統。
這就是被凱恩斯發現的問題的本質,即儲戶希望以流動資產的形式儲蓄,然而他們的儲蓄被用於購買非流動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個問題在國家壟斷金融體系中是可以被解決的:國家能夠告訴儲蓄者,它並不能吃掉他們的蛋糕。如果消費者儲蓄存款/信貸系統產生盈餘,政府可以宣布,這些存款的流動性是有條件的,還可能實行配給制,而不是當對流動存款有大量需求時通過發行勞動券引起通脹來解決問題。
如果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產生赤字,即使消費信貸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難道還會用別的來源的資金(如退休的盈餘賬戶)來支持額外的貸款么?或者應該配給消費者的貸款?
現期在退休金賬戶上存在盈餘的人要求為未來支出做積累,確保這些要求被滿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盈餘用於生產資料積累的生產。這要求在退休金賬戶和消費者信貸上有嚴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費者在緊迫的時候取出貸款,(儘管對於借方來說是現實的——很顯然這是同意貸款的條件),他們聲稱致力於減少未來支出,相對於他們的未來的勞動券收入。但這種減少應該」適應」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謹慎的靈活性:雖然不是操作壹個完全分離的賬戶,通過儲蓄存款/信貸賬戶配給可以避免過度赤字(或盈餘)。
儲蓄的利息?
從上面的討論中產生的壹個問題是,對於私人部門的儲蓄是否應該支付利息。讓我們首先考察壹下在這樣的儲蓄上的「名義」利率為0所帶來的結果,如果這樣,人們就能夠從系統中提取出恰好等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過去所繳入的勞動券的累積總和。但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勞動量在下降,所以勞動券實際上變得「更有價值「了,也就是在勞動券的儲蓄中存在著壹種隱式的利息。並且人們能夠在他們長期的儲蓄上獲得這個「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的不消費(儲蓄)使生產資料的加速積累成為可能,而這又引起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卻沒有要求任何額外的報酬二。
在傳統的、充分就業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儲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夠的儲蓄來為投資提供經費,但在我們設想的系統中,投資是社會化的,並且用於積累的資金的基本來源是稅收。從某種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賬戶上的是當期剩餘(資金),個人儲蓄也許會對資金的積累作出壹些貢獻,但這是次要的。沒有必要鼓勵個人儲蓄,因為當積累和稅收計劃被制定時,社會儲蓄率(也即不消費的比例)就被民主地決定下來了。
稅收政策
無論對於處理家庭儲蓄有多麼精密的安排,稅收政策都將在平衡宏觀計劃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以何種形式向賺得勞動券的人徵稅?在蘇聯式經濟中,傳統上大部分的稅收收入是通過「流轉稅」取得的。通過這項稅,國家使商品購買者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所取得的價格有差異,而那差異就流入國庫。這樣的壹種稅與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是不壹致的,因為它將導致系統定價下的消費品的價格高於它們真正所包含的勞動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們更贊成壹種所得稅;我們也建議國家適當地收取級差地租作為壹種補充稅。
社會主義所得稅應該像什麼樣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壹種累進所得稅(在這種所得稅體系中,那些有著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稅率繳稅),依據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夠承擔更大份額的稅收負擔。事實上,累進所得稅被視為在資本主義下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種方式(儘管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稅收體系是否達到了這壹目標仍然是具有爭議的)。但如果正像我們已經提出的,個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麼累進稅所適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種統壹稅也許是最公平的稅收體系:每勞動力每月或每年徵收壹定量的勞動券。
統壹的勞動券稅率傳達了如下的信息:每壹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為共同體完成壹個基本量的工作。與貢獻的勞動相交換,人們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滿足。如果人們想要壹個額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來獲得消費品,他們將必須工作超過這個基本量的最小值。我們在工作時間上設置最大的靈活性,這樣個人就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工作時間,如果壹個工人選擇工作更長時間,那麼他或她可以享用這帶來的好處而不用交額外的所得稅。
統壹稅也具有對於稅收收入的可預測性較高的優點。從按比例徵收的所得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取決於人們賺了多少錢(在這個系統中,也就是人們選擇工作多少),但從統壹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僅僅取決於工人的數量。這種可預見性將對確定社會供給和積累有好處。假設計劃者在社會勞動時間中除去個人消費後分配出x百萬小時使用,那麼統壹稅就可以被定在能夠產生x-z百萬勞動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萬勞動券是預測的家庭凈儲蓄的水平③。
將這種統壹稅與英國綠黨(Green Party)的提議相比較是有意義的。綠黨的提議是,所有的公民,不論他們工作與否,都應該被付給社會保障收入。這個社保收入可能來自於普通稅收,包括所得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提議的另壹種表述而已,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統壹稅可以被視作壹種負的社會福利。綠黨的建議是十分可行的,並且相較於現行制度中發放救濟的好處有著更大的價值,它避免了聲名狼藉的「貧困陷阱」四。儘管如此,我們對於這壹社會保障收入的提議有兩點批評。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對於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慮到壹定有失業,綠黨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處理它。我們不接受這個。我們主張壹個經濟能夠在充分就業下運行。收入平等、充分就業和統壹稅的結合消除了「貧困陷阱」和抑制就業的因素,這比綠黨的計劃更有效。第二點批評是由於隱含的妨礙,社會保障收入系統需要壹個高稅率的所得稅為其提供資金。我們設想了壹個零邊際稅率的所得稅,結合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保障了個人自己決定何時從額外時間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能與必須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綠黨的計劃——實際上允許人們選擇過有補貼的懶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養懶人的大多數人勞動者所怨恨。
地租
我們參考其他系統的財權關係來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見第十四章)。這涉及到國家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不反對私人對於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權,但國家應保有對於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權。房屋擁有者應負有支付基於他們宅基地的可租用價值的租金。在這些情形下,某個買了壹個房子的人只是買了那個建築,為相似規模和裝修標準的房子所支付的價格在倫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樣。超過那個價格的部分,是佔有者向國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稅,反映他們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適上的差異。這樣的租金會對國家財政做出重要的貢獻伍。
如果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討論的系統的稅收中發揮宏觀作用,顯然它們需要能夠被用勞動券來估值。但這樣支付的勞動券租金會與勞動券只用來購買根據它們所含勞動量定價的勞動產品的壹般原則不符。
消費稅
在稅收上的最後壹點也許值得壹提。我們已經說過,消費品總的來說應該根據它們所含的勞動量用勞動券定價。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出於某些原因——壹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物品的過度消費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後果(酒精、煙草等)——對某些消費品徵收消費稅,以期限制它們的消費。除了取締這樣的商品以外,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希望實行相似的政策。注意,這不是壹般的營業稅或增值稅而是對選定的消費品的特殊的收費。
徵稅和積累
在西方經濟體中,新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是分離的。私人部門的積累是公司自主決定的結果,並且主要是通過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資金,但有壹部分通過金融機構再流通的儲蓄會進入積累。傳統上公共部門的積累是通過舉債獲得資金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情況恰恰相反。公共部門的積累主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流轉稅供給資金,而再流通的儲蓄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們也設想稅收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附帶條件是所有的稅收水平必須由民主投票決定。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壹個關鍵批評就是,關於增長率,以及因積累率的決定事實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這使得積累部分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為避免這壹點,有關多少比例的國家收入應被投入積累的備選方案應該被提交給公民投票。如果投資應佔總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過,那麼然後國家就有權徵稅來為此提供資金。考慮到積累的資金還有其他來源——也就是,儲蓄和租金——積累的全部成本將不會全部來自於稅收,但不同的稅收會為平衡社會預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費品市場
外界對蘇聯式經濟體的壹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它們對消費者的需求反應遲鈍,且提出這種批評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詆毀者。因此對我們的總論點來說很重要的壹點是說明計劃經濟也能很好地應對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都聽膩了的短缺、排隊和無用商品的過剩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特徵。本章主要討論消費品中的社會主義市場概念。
切入這個問題的壹個方法是回到我們在第四章中對計劃所做的總體介紹。我們將計劃區分為宏觀經濟、戰略和詳細計劃這三個層次。在宏觀和戰略產業計劃的範圍內,詳細計劃主要考慮如何選擇最終產出的目標模式,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達到這樣的目標。但是針對消費品的最終產出目標是如何確定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機制根據消費者們的反饋來調整這些目標?
我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所有消費品都可以用它們的勞動價值(即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間接社會勞動時間)來標記。我們在第三章中對這些價值的實際計算進行了討論。但除此以外,以勞動券形式表現的消費品實際價格將儘可能按照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因此它被記為有10小時的勞動價值,但如果該產品在10勞動券的價格下使人們對它產生了超額的需求,就需要提價來(大致地)消除這種過量需求。假設該產品的價格碰巧是12勞動券,那麼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計劃者可將每種消費品的這個比值記錄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比值隨產品的不同而變化,有時在1.0左右,有時要高壹些(如果產品需求旺盛),有時可能會低壹些(如果產品相對不太受歡迎)。然後計劃部門可以遵循這壹規則:對比值超過1.0的消費品提高其產出目標,而對比值低於1.0的消費品則降低其目標。
這裏的要點在於這些比值為我們測量社會勞動在不同行業中是否有效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按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叫「使用價值」)提供了壹個參考。如果某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和勞動價值比大於1.0,這就說明人們願意花比生產該產品所需勞動時間更多的勞動券來購買這個產品(即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獲得它)。但是這同時又說明為生產這壹產品所投入的勞動取得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反之如果市場出清價格低於勞動價值,這就告訴我們消費者並沒有按其完全的勞動內容來給它「定價」:即投入該產品的勞動取得了低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相等或比值為1.0則是壹種均衡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從他們自身的勞動時間出發,按社會所需消耗的生產成本來確定某壹產品的「價值」。
這就是我們這種「市場演算法」的總體思路,而在本章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拓展這壹思路。首先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是,確立市場出清價格是否總是合適的。其次,我們將說明市場演算法和前壹章討論的宏觀經濟計劃之間有何關係,並從中對該演算法給出更正式的解釋。第三,我們將討論我們的建議與資本主義體制利潤機制的關係。最後,我們將對Alec Nove針對「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發揮作用」的批評做出回答。
市場出清價格
市場出清價格是對商品的供應(在計劃制定時預先確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價格。從定義上看,這些價格是為了避免表現出短缺和過剩。出現短缺(即過度需求)將造成價格上漲並使得消費者減少對某壹產品的消費。這時供應就會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錢的人。而出現剩餘則會造成降價,從而鼓勵消費者增加對某壹商品的需求。
當某件商品相對於消費需求發生供應短缺時,在調價之外的壹個辦法是實施定量配給。我們可以正式地做到這壹點,比如像戰時那樣發放定量配給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實現,簡單地讓人們去排隊或加入等候名單即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願意早起去排隊等候的人就能獲得產品。而我們的市場演算法依靠的則是在每個時期按市場結算水平來設定價格,然後用這些價格與勞動內容之間的差額作為下壹個時期增加或減少生產的參考。那麼定量配給對解決短缺是不是更為公平的手段?同時在壹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演算法預先假定某個商品的均衡價格按照其勞動價值測量應該等於其生產成本。不過是否存在商品應該獲得補貼,即應該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提供甚至長期提供給消費者的情況?
答案取決於如何在社會中對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們對不同定價和配給政策的適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時,配給制是確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為它能防止富人囤積居奇。我們可以拿食品來做個例子:正式的配給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生存所需的足夠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貧困使得某些人無法吃飽飯,那麼實施糧食補貼就成了配給政策,儘管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也許給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發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時候就嘗試以降價的形式來進行食品補貼,那麼現有的供應就會從商店裡消失,而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供應到來那裡就會排起長隊。這種情況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會發生。無論是今天的歐盟委員會通過提高糧食價格讓農民受益,還是前蘇聯為稀缺的糧食提供補貼,這兩種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例子中,變革都因強大政治壓力而受阻)。
表8.1:市場價格和配給制
商品供應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給
充足 不平等 補貼
稀缺 平等 市場價格
充足 平等 市場價格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麼以市場價格獲得的分配也就趨向于公平,因此補貼就沒有必要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壹些存在嚴峻形勢和供應中斷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獲得生活必需品而採取配給政策是合理的。不過總體上我們將制定市場出清價格視為是壹個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最佳政策。
消費品和宏觀計劃
在上壹章中我們討論了不同最終用途之間的社會勞動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在該背景下我們通過消費這壹概念指出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總體社會勞動。現在讓我們通過勞動券消耗的概念來說明購買消費品的總勞動券支出。宏觀計劃的目標是讓勞動券消耗與消費儘可能地接近相等。這同時涉及到(a)確定稅收水平和(b)對家庭的儲蓄行為進行預測。計劃制定者確實有壹些能夠影響到家庭凈儲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預測要素卻可能保持不變,這意味著勞動券消耗和消費之間不太可能達到相等。如果凈儲蓄低於預測,那麼勞動券消耗則會超過預定的消費水平。這種情況下計劃制定者可在下壹階段通過增稅、鼓勵增加儲蓄或增加對消費品的社會勞動分配等手段來處理。或者,如果計劃制定者認為低於預測的儲蓄只是暫時的現象,那麼他也可以選擇不作出回應。而如果儲蓄高於預測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這個意思是說,儘管勞動券的消耗與消費相等只是壹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在壹段時間內以「平均」的方式達到,但勞動券消耗與消費之間的比值在不同的時期卻應該圍繞1.0這個目標浮動。這裏我們應注意該比值可被視為是各類價格水平的綜合:它可代表在消費品市場為購買壹個小時社會勞動產品所需的勞動券的平均數。我們在上面討論的市場演算法是將每壹消費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作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指標。當我們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我們曾假設在所有消費品行業中這個比值的平均數都應為1.0。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想法有些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對某個時期中所有的消費品都形成壹個加權平均的價格與勞動內容比,並用某商品在總消費中所佔的比例來對每個商品加權,那麼這個平均數將恆等於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的宏觀經濟比值,這個比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將在壹定程度上偏離1.0。
出於這種宏觀考慮,我們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確地重新制定消費品市場演算法:
(1) 中央市場機構(CMA)向生產企業下達各類消費品的訂單,前提是訂單代表的總勞動內容應該與計劃的總體消費限額相等。
(2) 中央市場機構收到其訂購的產出並將其以市場出清價格銷售給消費者。
(3) 計算每個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並記錄下勞動券的總支出,即勞動券消耗。然後對每個產品運用以下決策規則: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增加商品訂貨。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保持商品訂貨數量不變。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減少商品訂貨。
因此我們對於價格/價值比高於平均的生產線要加大資源投入,而對於比值低於平均的生產則需要撤回資源。
(4) 回到第1步。
這個演算法中的某些步驟可能還需要詳細解釋壹下。第2步要求市場部門為所有消費品確定市場出清價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確定壹個接近場清算價格的規則很容易的:如果對某商品有超額需求就提高其價格,如果其供應過剩就降低價格。但是這個價格變化幅度應應該是多大?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諸如「瓦爾拉斯拍賣者」這樣的理論虛構,則我們很難確定能夠清算所有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按接近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價格。計劃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須試錯,要像今天的資本家公司用市場力量來確定他們自己產品的價格壹樣通過對需求彈性所做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得到正確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場價格(即在流量需求與當前生產之間完全平衡),但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合理的。這有可能引起超額的價格波動。對於任何可儲存商品,改變庫存是減少價格波動的壹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庫存,而不是調整價格來部分地滿足超額需求。
更詳細地了解壹下第3步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這壹步驟要求計劃部門根據消費品的價格/價值比是高於還是低於社會平均值來增加或減少不同產品的生產。這裏的目標是生產足夠數量的產品以使市場出清價格能夠等於其勞動價值(即比值為1.0)。和我們發現每個時期的市場出清價格壹樣,這也必須是壹個(在充分了解情況后)的試錯過程。確定產品的產出水平並通過市場價格來假設某種特定的水平是在給定某種預先設定水平下發現市場出清價格這壹問題的倒置。只有我們確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應(即某壹商品的價格變化可能影響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詳情,我們才能直接地解決這壹問題。第二個複雜情況是勞動價值本身就是壹個移動目標:即改變某壹特定產品的產出規模也可能帶來單位勞動內容的變化。如果規模經濟佔主導地位,那麼某商品的勞動價值就可能會隨著該商品產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報遞減是主要趨勢,則勞動價值就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們應該把消費品的市場演算法看作是始終在朝「價格=價值」這個條件運動,而不是要達到「價格自始至終完全等於價值」這種靜止狀態。
由於這個原因,該演算法有壹個特徵值得注意。用勞動價值和市場價格來標記每個商品的做法可能引發某種的投機行為,從而限制市場價格的波動。我們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現有勞動價值會為其可能的長期價格提供指導。假設某壹特定商品當前是以明顯高於勞動價值的價格在交易。看到這種情況,某些消費者就可能推遲消費該產品,希望它在未來會降價。相反如果某壹產品的售價要比其勞動價值低很多,這就會給消費者壹個「現在買這個商品會很划得來」的印象,從而可能暫時地提升對它的需求。通過壓低對高於價值產品的需求和刺激對低於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這種在需求上的投機性變化常常會限制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
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比較
我們建議的市場演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係?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壹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於平均水平的行業,而從利潤低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裏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願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在支持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壹個標準論點中,市場價格據說是對消費者為不同商品「投票」的記錄。如果某商品被消費者認為有很高價值,那麼它的價格相對於生產成本也就高,由此產生的高利潤就會造成那些高價值產品生產的擴大。對資本主義這壹論點的明顯反對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費者的「票數」要高很多倍,因此生產結構也就傾向於滿足前者的需求(無論這些需求多麼沒有價值),而窮人的需求卻因為無法以貨幣需求的方式來記錄而無法得到滿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麼這種反對就會消退,而投票的類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費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們的消費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它什麼不同?讓我們重點考察我們的「成功指標」(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與資本主義盈利這壹成功指標的對比。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生產的利潤來自於市場價格與產品生產(貨幣)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生產成本」是在將每次投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乘以每單位產出所需投入的數量相乘之後得出來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對生產成本的計算就默認了生產投入的市場(在經濟學術語上叫做「要素市場」)。正是在這些市場上形成了勞動力、原料、機器等貨幣價格。
而在我們設想的計劃經濟中卻並不存在這種「要素市場」。我們只有消費品市場,並使用這個市場的「信號」來指導如何對不同類型消費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產品的最終產模式被確定之後,我們將對支持這種模式的資源投入規模進行集中的計算,同時由計劃部門對所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進行分配(見第6章)。單個的企業並不是對生產方式進行處理或買賣的權利主體(更多這方面的詳情見第14章)。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主要是其供應商在願意賣掉產品的條款下提供的,並以此來得到這些資源的價格,但社會主義生產卻並沒有這樣的「提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成本」必須以社會的方式來計算,同時(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們相信直接和間接勞動內容總量(即「勞動價值」)是對社會成本的合理計算。
我們提出的調整演算法可以應用於無要素市場存在的情況,但除此以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它還有壹個顯著的優勢。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指標」,即利潤,部分取決於企業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例如,如果兩家企業生產同壹種產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支付工資更低或強制勞動時間更長的那家企業取得的利潤也就越高。而我們提出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卻與企業內部的剝削無關。壹家企業只有通過(a) 生產能吸引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願意支付高價(從而提高市場價格)的產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產方法來降低產品的勞動內容這兩種手段才能達到特別「成功」的業績(即高價格價值比)。企業不會因為支付低於平均的工資或執行長時間勞動而得到「回報」。
結論
本章所提出的論點儘管並沒有得到完全詳盡的闡述,但是這些論點卻支持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需要對消費者需求無反應」這壹看法。我們對能夠按需求變化而調整消費品產出模式的機製做出了概述。雖然這種機制依靠各種各樣的市場,但它卻與資本主義機制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取決於生產方式中的私人財產,也不取決於生產過程中所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
在形成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后,讓我們回顧壹下Alec Nove(1983)對在社會主義計劃中利用勞動價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壹起,聲稱不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對分析資本主義有多大的優點,它都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無關。假設勞動價值能夠充分測量社會生產成本,即使這樣,Nove說它們也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評價。
而通過我們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對意見與其說謬誤,倒不如說是弄錯了對象。的確,壹件商品的生產需要3小時還是300小時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對消費者有多大用處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適的生產規模應該是多大。簡單來說,這種客觀的生產方信息必須得到需求相關信息的補充。如果我們知道在當前生產規模下,某商品的勞動內容是三個小時而它的市場出清價格也是三個勞動券,那麼我們就知道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場出清價格大大高於三勞動券,這就我們當前的生產規模太小,而如果價格遠低於三勞動券,則這個生產規模又太大。於是計劃部門就能夠做出適當的調整。主觀地將價格設定為等於勞動價值很可能帶來不良後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紀對此種結果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1],但是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背景下對勞動價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計劃和信息
我們正提出壹套計算機計劃系統。這套系統涉及到對經濟行為的極其詳細的模擬。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計算機提供大量的技術信息,例如,生產的產品清單和每壹個生產過程中所用技術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計算機系統則將記錄每壹種原材料的庫存量和每台機器的型號,使得這些約束可以被加入到計劃過程中。
信息問題有社會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我們不僅需要優良的硬體和軟體,也需要正確的措施和激勵,這樣提供準確的信息就能符合人們的利益。在這壹章里,我們將研究這兩個方面(該主題的相關材料見第3章最後壹節和第6章的最後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們討論的是信息交換如何參与勞動價值計算的,第6章則概述了斯塔福德·比爾在智利阿連德時代下建立的控制論系統)。
信息和財產
顯然,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計劃系統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壹個能夠支持數字信息傳輸的國家電信網路。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路可能有些落後)。但僅擁有通信網路是不夠的。商業機密已經影響過去數據通信系統的發展方式,且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產計劃所需的信息。詳細的生產工藝只掌握在私營企業的管理層手中。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電信部門已經鋪設了計劃所需的有線網路,且其他必要的生產數據也已經放在公司電腦的文件存儲器中了,但是這些計算機並不會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開放。
西方國家的壹個主要擔憂是所謂的「數據保護」或「計算機安全」問題。許多計算機公司會花費數百萬英鎊來專門研究和完善限制訪問計算機信息的機制。計算機上的數據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上電子標籤,並根據公司等級只供特定的授權人員使用。計算機的用戶可被分配不同的許可權,以此來規範他們對計算機文件的訪問許可。這種對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以致於從未在計算機行業里被質疑過。在現實中,建立壹個只讓管理者了解員工工資而禁止工人知道老闆賺多少錢的系統已經成了資料庫設計中的壹個典型教學案例。
所有這些努力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信息是作為壹種私有財產而存在的。但這是壹種奇怪的財產,原因是它壹邊可以被竊取,壹邊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實上信息並不適合作為壹種財產,因為它很容易被複制也很難保護。但不管怎麼說,計算機產業還是圍繞著信息保護和隱蔽的理念而發展了起來。而要建立自由、開放的信息流來支持合理的計劃系統,則我們不僅需要廢除商業機密這樣的法律條款,也要重新設計當前大多數已在使用的計算機軟體。
壹個統計服務的要求
讓我們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國家統計服務這種方式來開展計劃,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東西,以及如何通過技術上可行的手段將它建立起來(所謂「技術上可行的手段」,並不是指人們上街隨時就能買到的產品,而是指在當前水平下可以實施的技術)。
產品編碼
計算機處理的是符號;它只能模擬以符號來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們想寫壹個電腦程序來計算如何將資源分配至不同的生產流程,我們要用壹些方法將資源進行識別。在寫程序的時候,壹種簡便的方式是跟隨經濟理論學家的思路,簡單地將資源的所有類別貼上從1到n的索引號。但是如果這壹程序必須要有客觀指示物,那麼這些數字就得要以某種形式與真實的產品聯繫起來。這壹計劃過程會涉及大量進行著信息和指令交換的計算機,如果它們之間使用不同的標識符,就會造成混亂。
如今,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庫存控制代碼編號系統。同樣的產品可以分別被初始製造商、批發商和使用產品的公司分成三個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碼。這樣的多重代碼系統會給計劃過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為此我們需要壹個通用的產品編碼系統:即每壹類產品將被分配壹個特定的識別號,而該代碼可以在所有的計算機信息交換中使用。
壹個標準化的編號系統具有如此明顯的優點,以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它採納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條形碼來識別產品。用於識別產品類型的條形碼已經包含了計算機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屬性。條形碼有12位元組的標準長度,可被機器讀取, 並且每個碼只標識壹類產品。不過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來自不同公司的相同產品會被分配不同的代碼,但這是壹個操作上的問題,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統壹的庫存控制
接著我們將產生第二個需求:壹個標準化的庫存控制系統。我們可能會希望為條形碼加上額外的位元組使其功能得到延伸,這樣壹個特定的編碼就不僅能精確地識別某產品的類型,同時還可以確定它的來源和/或位置,從而使得庫存控制系統能夠在整個經濟流通過程中跟蹤到每壹個產品的走向。我們在計劃方法上所做的壹個理論默認是資源可在選擇性使用之間進行切換,但是這需要計劃系統準確地知道每間工廠里有哪些資源目前正在使用,並能針對重新分配的對象發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統壹的信息格式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獲取技術係數
從前面的各章節我們應該清楚,計劃的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能獲得生產工藝的準確數據。但收集這些數據存在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技術問題主要與必須收集的數據純粹數量有關;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壹個問題。而故意提供不正確的信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將在下壹節討論。
雖然收集每壹個應用於經濟目的的生產工藝信息看起來是壹個巨大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信息正在被記錄下來。它們可能被正式記錄在公司的內部計劃或者非正式地記錄在公司的採購訂單中。壹個公司的採購信息為我們展示了該公司所用技術的輪廓。因為多數公司都實行計算機管理,它們的訂單便以計算機可讀的形式來保存。而大公司已經開始利用計算機輔助製造技術來完成生產計劃的制定。只要進行相應的標準化,這類信息便可以提取用於計劃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計算機的電子錶格做計劃,所以在任何時候市場都會由幾個電子錶格程序所主導。可以想象的壹種情況是,有壹天我們所有的計劃可以用幾個軟體來完成,而它們的功能中已經包含了將現有技術的詳情傳到計劃網路的能力。其中從工廠層面詳細闡述技術的過程中所捕獲的數據將被用於制定國家計劃。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壹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係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壹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壹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麼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壹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儘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壹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壹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壹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麼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係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麼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儘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麼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麼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里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我們希望強調這壹點,因為選擇壹個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對於經濟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會責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實施欠考慮的績效衡量方法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Nove(1977)指出蘇聯歷史上曾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產生企業投入越大(比如儘可能多地使用鋼材)反而越受獎勵的荒唐故事。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後者的產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費的就不會有市場價格,但以它們作為投入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對評估其 「社會效益」也有很大的關係。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我們可思考壹下這個公式:產品X的市場價減去產品X的勞動價值。出於在第7、8章中解釋的原因,我們會希望這壹公式針對所有消費品的平均值都接近於零,然而,會有許多獨立的作用力推動這壹差值偏離零:比如伴隨著供應方面短期和長期的變化(如技術的變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模式的各種變化。這個被統計學家們所熟悉的「中心極限定理」原則告訴我們:大量的獨立隨機變數作用的總和趨向于「正態分佈」,即形成壹個帶有知名統計屬性的光滑對稱的鍾形曲線。因此當我們認為在所有的消費品中,市場價減去勞動價值的差將遵循壹個近似零均值的正態分佈時,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理的。對有些產品其差值可能為正,有些則可能為負,而與零偏離得越大,則與零發生任何特定絕對偏差的可能性會在可預見的方式下減小。
現在假設壹個產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而是用於生產大量消費品所做的投入。消費品的相關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產品的壹個樣本。如果我們從這些產品的零均值正態分佈的數量中隨機選取壹個樣本,我們也希望得到壹個樣本的零均值。只要我們能確定該數量的標準偏差(即對數量的要素圍繞它們的平均值分佈的廣度所做的測量),那麼正態分佈的列表能讓我們對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提出概率推斷。例如,隨機樣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於零加上或減去數量標準偏差除以樣本大小平方根兩倍的這個範圍內。
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線索來判斷為消費品生產所做的各種投入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假定我們有這樣壹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壹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壹投入就應屬於這壹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壹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麼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壹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壹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1]
反壟斷
壹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裏,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壹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儘管我們不壹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壹個壟斷的供應商[2],除非對重複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採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后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雇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麼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壹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裡僱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徵。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壹下為什麼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當然,這裏的矛盾是,壹個資本家的利潤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決於他的員工如何努力為他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要先讓別人富足,而資本家的最終成功恰恰就建立在這些慈善家自我犧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對東方傳播的這些信條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學家從自我激勵的必要性出發對其宣講,並且是按照其表面意義被他們所接受的,那麼人們將被迫得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結論。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為了他們僱主的利益而自願奉獻自己呢?[3]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挂鉤。當然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衝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壹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壹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壹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壹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挂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演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陞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壹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麼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壹機制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係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壹點。
第十章:對外貿易
如果兩人都能製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壹人強壹些,不過制帽時只強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製鞋時則強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麼這個較強的人專門製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於雙方都有利么?(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確定的外貿理論。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中用壹卷的篇幅來討論國際貿易,可是這項工作還沒開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相關的問題都很難從馬克思那裡獲得明確指示,但起碼他通過對資本論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應用到新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概念工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總體上來源於李嘉圖,而且因為馬克思缺乏關於貿易的具體理論,所以顯然應該從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當各國在生產商品時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才會產生。因此理解這裏所說的「比較優勢」概念相當重要。起初人們認為壹個有著高生產率產業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幾乎無利可獲。德國服裝行業生產衣服消耗的勞動力可以少於中國服裝行業。德國的汽車行業在生產汽車上消耗的勞動力很明顯要少於上海後街服裝廠生產服裝需要的勞動力。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在生產力上比中國有優勢,但是儘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國的賓士汽車和從中國進口的棉織品卻是經濟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德國汽車行業有著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在生產力方面,與手工生產相比,賓士汽車這個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行業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貿易生產力可提升空間就沒那麼大。儘管德國服裝公司在生產衣服時效率更高,但其優勢並不如汽車行業。因此德國將其勞動力集中在有著最大優勢的工程行業。
假設在德國生產壹輛賓士需要1000小時勞動力,生產壹件女裝襯衫需要1小時,而在中國生產同樣壹輛賓士車需要5000小時,生產同樣壹件女裝襯衫需要2小時。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在德國賓士車與女裝襯衫的相對交換價值比可以是:
壹輛賓士車=1000件女裝襯衫
然而在中國其交換價值比則是:
壹輛中國豪華轎車=2500件女裝襯衫
假設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壹資本家在德國購買賓士車,運往中國,然後換成襯衫,那麼這位資本家可以大賺壹筆。因此他就能夠減少更為高效的德國服裝生產商的數量。國際市場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從中國進口的衣服往往會壓縮德國國內市場衣服的價格,同樣從德國出口的汽車也會降低中國市場內的豪華轎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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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國際生產可能性
假設德國人有壹億小時的勞動力可以花在汽車或襯衫的生產上,而中國人有4億小時的勞動力,根據圖10.1我們可以得出,沒有中國的參与,德國則可以生產10萬台車或1億件襯衫或根據公式可以得出的這兩種商品的任意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德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德國勞動力/件襯衫)
另壹方面,中國可以根據公式單獨選擇任意這兩種商品的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中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中國勞動力/件襯衫)
整個世界都受這兩種關係約束:全球汽車產量=德國+中國汽車產量,而全球襯衫產量=德國+中國襯衫產量。受這些關係約束,結果就是:
(1)全球汽車最大產量 (MW y )=德國+中國最大產量=180000
(2)全球襯衫最大產量(MW x )=中國+德國最大產量=300000000
MWxy 這點對應的各自產量是2億件襯衫和10萬台汽車。當德國只生產汽車,中國只生產襯衫時,這種全球產量交叉現象才會出現。這也表明如果每個國家既生產汽車又生產襯衫那麼就不可能生產出這麼多汽車和襯衫。從兩國完全專業化生產了的起始點開始,讓德國生產9萬台汽車和1000萬件襯衫,讓中國生產1萬台汽車和1億7千5百萬件襯衫,那麼全球汽車總產量將保持在10萬台不變,而全球襯衫總產量則會從2億件跌至1億8千5百萬件。任何分工上的變動都會減少至少壹種商品的產量。 這就是李嘉圖在其有關鞋子與帽子生產的寓言故事中辯論之真正意義之所在。這類問題是個典型例子,可以用數學中的線性規劃解決。國際貿易中可以通過分工實現全球總產量的增加。
附加產量構成利潤來源,且此利潤不包括對工人的直接剝削。在古代或中世紀時期,那時生產的直接受農業奴隸主階級或地主階級掌控,商業資本能夠利用這壹利潤來源。商人能撥出壹部分剩餘資本的能力構成了像羅茲和威尼斯這樣的貿易城市的財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成而成的勞動力價值理論認為壹個國家的商品均衡價格與其勞動力佔有量成比例。此理論能預測到全球價格方面的問題嗎?壹讓我們考察兩個國家沒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受到其國內勞動力價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襯衫表示的汽車價格將處在1000上衣(在德國)和2500件上衣(在中國)之間的某處。它的數量不會低於1000上衣也不會高於2500上衣。因為兩種商品在兩個國家都進行生產,不廉價的國內產品就要和相對廉價的進口產品競爭,所以汽車的相對價格在中國下降,而襯衫的相對價格則在德國下降。兩種不同價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獲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讓兩國進行完全分工,並將產量固定在圖10.1中的MWxy所對應的值上,這是不可能的。要想兩種商品產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過偶然。所以,均衡條件可能是壹個國家進行完全只生產某種商品而其他國家兩種商品都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可以得出兩國市場商品交換率受沒有完全專業化生產的國家中的勞動力價值比例決定。因此如果汽車總需求大於10萬台,同時襯衫總需求小於2億件,那麼德國在汽車生產上會進行完全分工,中國就也會做出改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襯衫。這樣看來中國國內價格比例將決定全球價格比例。德國汽車生產商繼而能通過以更高的價格向中國市場銷售汽車來獲取超額利潤。
在李嘉圖的理論中,維持各國間貿易平衡這個重要角色由貨幣往來扮演。假設德國與中國進行貿易卻長期維持貿易逆差,那麼為了支付進口貨款德國商人將不得不以人民幣同其中國貨物供應商進行結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數量不大,那麼將用金銀結算。為了支付進口商品貨款,德國不得不動用壹部分金幣或銀幣庫存,這就會導致國內市場貨幣匱乏並且導致價格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上漲以使貿易回歸平衡。
壹般來說,此種論斷形式實際上僅僅適用於國際貿易——國內地區間貿易也同樣適用。如果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貿易並獲得貿易盈餘,那麼就會出現向其邊境北部貨幣凈流通現象。這會導致當地通貨膨脹(比如房租變貴等等)。但是會刺激進壹步消費從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如果國內市場貿易中商品有統壹的價格,那麼與關於國際貿易所下的論斷相同,各個地區會集中生產那些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商品。
經典的外貿理論非常抽象,沒有考慮到現代全球市場的許多細節。比如說,現今的全球貨幣機制不再像李嘉圖的時代壹樣基於金本位。因此,通過金銀流通手段減少貿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過金銀的流動來消除貿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當李嘉圖寫書的時候,貿易流量系統性扭曲的國際債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這些比較優勢會產生。
技術和貿易夥伴
儘管李嘉圖的理論確實告訴了我們壹些關於引起外貿有用的信息,但是這是從比較貿易的起源中抽象出來的。為什麼有些在特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呢?貿易往來中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可以用礦物資源狀況和分配來解釋。沙烏地阿拉伯出口的礦物油和希臘的橄欖油可以用自然稟賦論解釋,但我們不能用日本能過輕鬆容易獲得的沙子來解釋日本出口的矽片。
隨著技術發展不平衡,只有壹些發達國家有能力生產某類商品。因此當美國在飛機生產上有著絕對優勢,在生產大型噴氣式飛機和皮革製品上我們不能用比較優勢來把印度尼西亞和美國進行比較。在李嘉圖理論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較的(通過計算得出生產屬於自己的飛機印度尼西亞需要消耗多少勞動力),但是這會掩蓋技術發展不平衡這個更重要因素。工業化國家中的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專業技術領域決定。壹項先進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壹個國家:
(1)它能提升壹個國家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其總體生活標準。
(2)它能幫助壹個國家生產其特有產品用於出口以便獲得其很難生產出的產品。
技術優勢帶來的貿易是不穩定的。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遲早會成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許多主要工業國家不斷根據科研結果引進新的生產部門,藉此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銷售的產品代表其內在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價值。他們出口的這類產品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與之相對應,那些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需要「專門化的」正是提升他們開發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
傳統行業在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時會遭遇衰退,這是發達國家的壹個熱門話題。在過去壹、二十年間這類行業衰退現象對美國及西歐的工薪階級打擊很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這就導致採取保護主義以防止失業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盛行的那種狀況,當時主導工業力量想要保護他們的本地市場。現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抗拒這種壓力,並進壹步推進自由貿易。資產階級政府拋出了那種老生常談的觀點,即比起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將會帶來更多的產品以及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這就使得工會和政黨只能通過對保護主義的辯護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認為,第壹世界里的失業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資經濟體競爭的結果。儘管這個議題和我們的主題——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外貿政策——沒有直接聯繫,但既然社會主義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中選舉掌權,就不得不處理這壹議題,因此具有了間接聯繫。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議題關鍵在於,低工資經濟體和高工資經濟體的自由貿易是否損害後者的產業。從直覺上來看,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廉價貨物明顯將會大量湧入從而造成失業,但李嘉圖的理論卻宣稱這種直覺是錯誤的。為了能單獨顯示出低工資的影響,必須要抹去國家之間其他的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假設,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並且之間沒有因為礦產儲備之類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國家的商品相對價格才會壹樣。如果生產的汽車和洗衣機所需要的勞動在每個國家都是壹樣的,那麼在每個國家洗衣機和汽車的相對價格將會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貿易變得毫無利潤,進口商品不僅不會湧入高工資國家,連國際貿易都不會有了。
有壹種例外的情況,那就是當壹個政府系統性地高估它的貨幣,這種情形下,所有湧入的進口商品都會顯得廉價並引發國內失業。但高估的貨幣和工資率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都可以在短時間高估其貨幣。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家在低工資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這不會威脅到高工資國家裡的工人。
造成這種和直覺和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之間擁有不同的技術。紡織業產品和重型機械製造業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率先進入的行業。這些行業是這些國家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行業。是這種比較優勢而不是低工資解釋了它們的出口。印度航空工業的低工資威脅到了西雅圖航空航天工業工人的飯碗。
為什麼李嘉圖的預測看上去不切實際的另外壹個原因是,我們只關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們把資本的運作考慮進去,前面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在高工資經濟體里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這種資本在高低工資經濟體之間的轉移會引起高工資經濟體內的失業。
隨之而來的是,輸出資本的資本家將會以他們的跨國所得為生。流回本國的利潤將會增強宗主國的貨幣,這樣確保進口商品會大於出口商品。過量的進口和工業就業人數的下降結合在壹起,使得人們認為是前者帶來後者。這種爭論的意義在於,對壹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對監管資本流通,要比對進口商品的監管更重要,只有當資本能夠流向國外時,這樣付給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工資才能威脅到發達國家工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動本身並不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收入結構,儘管這可能會引起在生產部門的結構轉型。
貿易赤字的優勢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麼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里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理解經濟的潛在工作而努力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想要理解,在金錢的「面紗」下,經濟到底是怎麼運行的。他們的其中之壹的目標是研究能夠能對抗占重商主義的理論。重商主義認為,調整對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為壹種阻止貨幣流出國內的手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擔心貨幣流動毫無意義,並且對於壹個國家來說,有貿易順差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有貿易順差意味著壹個國家把有用的商品換來了毫無用處的黃金。壹個國家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它將壹部分年度產品給與世界,卻得不到回報。貿易順差不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個國家貧窮。
英國工黨政府無視這種洞見,而投向了重商主義的懷抱,歡迎貿易順差。不光是工黨政府,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政府宣稱貿易順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許多好事那樣,通過犧牲和傳播希望就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犧牲就是通過緊縮方案,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來換取資源來出口。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虛無縹緲的好處。但是這種錯覺是如此冥頑不靈,不能再用被欺騙者的愚蠢來解釋了;它定是起源於現實的社會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的壓力是很明顯的。為了付清他們的債務,他們被迫追求貿易盈餘。在債務特別高的國家,貿易順差也許全部用於給外國債務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貿易順差的危害表現的淋漓盡致:無產債務國家被逼迫到飢荒的邊緣,然而財富源源不斷的流向了華爾街和倫敦城。
對於債權國,則沒有這種外部壓力,但它們只有通過犧牲國內消費才能獲得貿易盈餘,所以貿易盈餘必定體現了某些內部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可以從中獲利。受益最大的是製造業資本家和金融機構。貿易順差使得國內製造商獲得更多金錢利潤二。通過下面的的說明,可以簡明表示出來。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產生的總收入(I),是由工資(W)加上各種可以我們稱為利潤(P)的財產性收入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這種收入來源自銷售,這些銷售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賣給工人們(Sw), 賣給產權人們(Sp),賣給外國人的凈銷售(貿易順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們假設賣給工人們的不超過他們的工資,W < Sw,接下來就是:
P < Sp + Sf
總而言之,利潤是被所有者採購和貿易順差所限制。貿易順差帶來更多的金錢利潤。貨幣利潤超過了所有者的消費和投資(Sp),而通過金融系統的中介,積累了海外資產的所有權。
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際貿易
要討論社會主義國際貿易,即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就提前默認了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目前,這是壹個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記住的是壹些像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並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幾個民族組成的聯邦。最好是從國家間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考慮。這種國家間貿易有三種情況,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過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社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國家間的貿易。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之間的貿易。既然李嘉圖對於國際貿易的解釋是以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為依據,比較優勢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機。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具有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相同的相對生產力。因此,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就會具有優勢。
如果和資本世界貿易,這壹系列的政策問題將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時,應該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還是貿易平衡?應該是雙邊平衡呢?還是多邊平衡?外匯政策應該是什麼呢?如果貨幣正處於消滅的過程中,那麼外匯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1.國家對於外匯的需求
社會主義國家傳統上竭盡全力想要獲得資本主義的貨幣。它們的動機是給進口的生產和生活商品付錢。國家的計劃壹般會有壹筆預算來進口固定設備以及壹些最終消費物品。計劃者面臨的問題之壹就是,他們無法在購買進口產品之前預計這些產品的價格。這是整個計劃的不確定之處。但至少對於國內計劃而言,原則上可以提前計算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產出,因為這些行業都服從於中央計劃。外國供應商在計劃體系外,並且三年內並不知道他們的開價。某些情況下,也許能達成長期固定價格供應合同,但這隻是特例。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太大,這些不確定因素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這種例子下表現的特別明顯,如果計劃依賴於進口的工業設備,而缺乏外匯則會導致機械設備不可用。
任何國家都能通過旅游業,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或者來自他國政府或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外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不同在於,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由公共機構而不是由私立機構來控制。這樣說來。這就給了公共當局比資本主義更大控制控制貿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國家獨佔了進口,那麼萬壹在計劃出口收入不足時,那麼就可以削減進口。這同樣可以控制資金流動,比如說,如果外國貸款只能從國家銀行那裡獲得,那麼最近幾年,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用不受控制的貿易赤字來資助私人借貸的這種事,將會不再發生了。
但是這種對進口的點對點的控制,也許會帶來巨大內部負效應。如果某些工廠依賴於進口的原件,那麼削減進口也許會帶來生產減少。可以做優先順序排序,讓工業投入優先,消費品其次。儘管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費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來自原材料短缺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恐慌,這兩者相結合導致某些社會主義政府(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嚴重依賴貸款。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錢,西方的銀行在壹段時間內非常樂於借出這筆錢。接著就是利率上漲以及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條件普遍惡化,導致這些貸款變成了這些國家人民沈重的負擔。為了償還利息,不出意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世界資本的壹個分支,通過減少實際薪水以及將產品投入出口市場,從公民手中獲取剩餘價值。
鑒於這些讓人沮喪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跟隨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證貿易平衡並拒絕從資本家的銀行那裡貸款。從長遠來看,壹個國家只能通過自己的出口勞動產品來換取進口。不是現在出口,就是將來為了付清貸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他們知道他們借出去的錢會生錢,而且債務會被反覆的償還許多次。
2.外匯的替代品
蘇維埃社會主義模式必須維持壹個在國外不能流通不可兌換的貨幣體系,用美元或者馬克來支付進口食品。我們提出這樣壹個國內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內,貨幣結束它作為壹種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勞動劵所替代。勞動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錢,而是公民們用來支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勞動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為資本。當這種方法用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就意味著壹種在某些方面與蘇聯模式的外貿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這些國家用硬通貨來支付外貿並且通過外匯管制的方法來限制本國貨幣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間,英國政府就採取類似政策。
我們所提出的政策大體上與之相反: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勞動劵來支付的,勞動劵能夠出口也能在國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國內流通,並且宣布流入進來的外國貨幣為非法。我們希望防止貨幣資本作為壹種社會關係在國內經濟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勞動劵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世界內,貨幣資本已經存在,因此對於外國資本家和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之間四,流通勞動劵不會遭到反對。壹家資本家的公司給社會主義聯合體提供進口商品,那麼外貿部會給他壹個賬戶並給其中打入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後,這家公司能從貿易部那裡獲得可流通的信用證書。
勞動劵證書可以作為壹個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據,這樣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對其進行出售來換取他們想要的貨幣。對於這種票據的需求來自想要購買聯合體出口商品的公司。聯合體貿易部無需創設匯率,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國際貿易也壹樣)都是由勞動劵來結算,當決定是去進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世界市場的上的美元和日元價格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只要關心外國產品的外國貨幣價格和匯率。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僅僅是壹個生產進口產品和消費出口產品的特殊分支。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能夠融入整體計劃模型。由此可見,既然計劃當局擁有不同生產工藝的相對勞動耗時資料庫,計劃當局應當決定進口那些貨物出口那些貨物。給某些商品設定壹個目標產量,計劃當局就可以決定怎麼做是最優的,是否在國內生產還是出口。只有產品的當(勞動劵)價格高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投入時,才能會把這些產品用於出口。只有當這些產品的勞動價格售價比在國內生產所需勞動還低時,才會採購進口品。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麼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總的說來外貿幫國家節省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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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以國內勞動單位衡量時,聯合體將會壹直貿易逆差。比如說,挪威聯合體出口石油並且進口汽車(見表10.1)。挪威人花費壹百萬勞動時間來生產出口石油並且得到了他們要在挪威花兩百萬工作時間才能生產出的汽車。因此。在國內條件下,他們進口了兩倍他們能出口的,儘管以實際付出的價格來說則獲得了貿易平衡。當事物以勞動成本來計算的話,很明顯壹個國家除非具有貿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純利潤。這是在社會主義財產關係下,李嘉圖理論對商業利潤做出的的壹種預測。
國際貿易生產部門要不同於其國內分支,因為其投入產出比高度不穩定。國際價格的經常波動也許會導致其價格太高而使得國內經濟沒辦法有效地追蹤。實際上,既然商品價格波動是供需關係的常數變數時間的表現形式,這壹切就幾乎不可避免。比如說,電腦儲存晶元在世界市場上是以兩年到三年為壹個循環而波動。在價格達到頂峰的時候,聯合體也許會面臨著這樣壹個情況,以勞動價格來看,進口的晶元勞動價格要高於在國內設立新廠來生產腦儲存晶元的勞動價格。但是設立投產生產線的要花上壹兩年時間,到那個時候,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就跌倒了低谷期,這就使得進口要比國內市場更便宜。這種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取決於兩個時間常數—新生產設施投產需要的時間,以及晶元價格價格較低時,尋找計算機新用途所花費的時間。因為這兩個常數都屬於同樣的時間順序,所以會出現價格波動。如果半導體晶元生產商能像生產漢堡包那樣生產的話,生產時間常數就是幾周的事情,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也不會波動,而只是穩定地隨著通貨膨脹而提高或者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降低。
為了應對這種價格波動,計劃當局將不得不對價格運用加權值來抑制短期變動。決定進口還是出口將會依據長期價格走勢而不是實時價格。
匯率,旅游業以及黑市
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到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就被肆無忌憚的外匯黑市的所震驚。也許是作為外國人的獨特位置,使他們在印象中誇大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的確是壹種社會弊病,至少在政治上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譽。貨幣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樣,腐蝕了社會價值。這就造就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衝突的半犯罪小資本主義者的次文化。並且,遵紀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並參与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當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習慣了欺詐和虛偽,從而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匯黑市的出現。除非官方對國內貨幣估價過高,否則黑市商人無利可圖:黑市的存在意味著個體公民為了獲得外匯,願意比國家付出更多。為什麼他們願意這樣做呢?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許多隻能使用的外匯特殊商店,部分商店賣給旅遊者紀念品和奢侈品。蘇聯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製品和毛皮大衣。雖然在普通商店也能買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卻更便宜。這就鼓勵了遊客花更多的硬通貨,買賣的受益則流進了國庫里。除此之外,這些商店也出售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大路貨,同時也出售各種各樣的國產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和汽車之類的。外國遊客不大可能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給能使用外匯的蘇聯公民。由於官方高估了匯率,立即給黑市商人提供了動力,並且國家也可以通過黑市來大量吸收美元和馬克。為了剪遊客的羊毛,國家和黑市商人共謀破壞自己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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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匯率和財政收入
這個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來看看遊客對於奢侈品以及對於像食物和住宿這類必需品的需求曲線。如圖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對固定不變:比如說,遊客們用餐的次數對匯率不敏感。因此盧布的官方高匯率(比如壹英鎊兌壹盧布而不是50便士)會使得出售給遊客的住宿和食物的總英鎊收益增長。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則更有彈性,因此低價的盧布將會帶來更多的外匯。當壹盧布兌壹英鎊時,遊客也許會花100英鎊,而當五十便士兌壹盧布的時候,遊客也許會花200英鎊。通過給給不同的產品提供兩種匯率,國家獲取了外匯收入利最大化,這就使得黑市活動有利可圖。
如果外國遊客只是鳳毛麟角的話,這種代價也許能被接受。但現在國際旅行已經司空見慣了的今天,黑市的影響越來越壞了,並且來自旅游業的額外利潤是否能夠彌補帶來損失,也是值得懷疑的。簡單地說,如果國營商店只接受國內貨幣(或者國內勞動劵)的話,黑市交易的範圍會大大縮小。
購買私人進口貨物是公民們想要獲得外匯的另壹動機。這些貨物也許是國家不進口的貨物——可卡因、黃色錄像之類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關稅的貨物。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走私的問題。這是壹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影響的問題。當走私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時,執法部門的努力就化為烏有,無論他們想要維護何種社會制度。西方海關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貿易所遇到悲慘的失敗則證明了壹點。國際毒品卡特爾雖然還沒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后,這壹點可能會改變。
當社會主義政府在當代任何壹個資本主義國家掌權后,都不得不處理這樣壹種局面。剝削和絕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癮。在壹些資本主義大城市的貧民窟里,毒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還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爾要求以硬通貨付款。街頭交易以現金付款。影子公司總是能將非法收入洗白再轉入銀行里。對於公民或者私人企業來說。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下,個人或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家的匯票能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資金,這對於從毒品消費國到其他國家的資金轉移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我們提出的代替貨幣的不可流通的勞動賬戶,將會使得這種黑市交易變得困難。沒有了現金,街頭毒品交易怎麼付款?我們不應該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資本主義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國貨幣和黃金是貨幣兩種直接替代物。盜竊帶來了大量購買毒品的錢,珠寶總是盜竊首要目標,但是在盜竊得來的黃金成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時,毒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大幅縮減。所有的國內採購將會使用塑料卡片。和資本家銀行做好約定,讓外國遊客來到聯合體旅遊時,能用他們的信用卡。
聯合體公民想要資本國家的貨幣的最後理由是想去資本主義國家內旅遊。只要允許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旅行的時候,使用他們的勞動劵信用卡,這壹需求就得到滿足了。壹位聯合體公民抵達東京后前往日本當地銀行用他的勞動劵卡來兌換日元。整個程序也許會是這樣的:
公民將他的20小時勞動劵交給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給他兌換等價的日元。
電子記錄傳送到了聯合體貿易部的電腦上,這樣日本銀行的賬戶上就多了20小時勞動劵出來。
賬戶里的勞動劵被日本銀行用來購買聯合體的出口產品。
儘管公民在國外能夠自由地將他的勞動劵來兌換日元,但她也許不會將日元帶回國內或者將日元兌換回勞動劵。相對地,雖然公民能將勞動劵轉移到資本主義銀行的賬戶里,但是銀行不能將勞動劵轉回公民的賬戶里。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貨幣作為壹種能流通國內兌換手段而採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確保用上述的匯率政策來保持貿易平衡呢?壹個社會主義聯合體用國內勞動劵來支付國際貿易的話,就不會聚集起資產或者以外幣標價債務。從某種程度這有點像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來支付它的壹切國際貿易。這並不能保證美國貿易平衡——美國經常有貿易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不必和特定外國貸款協商就能得到融資。美元貿易赤字導致外國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美國財政部的負債。從會計學解釋來看,這相當於美國以外的世界借給美國的貸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來看,這要比明著從IMF借貸要付小得多法律責任。
從長期來看,美元的超發導致了美元兌馬克和日元貶值。這就導致美國市場上的德國和日本進口商品價格過高以至於無人問津,如果不受資本流動干擾的話,這會使貿易再次平衡。美國用高利率引誘海外美元持有者將他們手上的美元兌換成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證券。這種資金的流入使得美元匯率遠遠不能將貿易帶回平衡。
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不計息的勞動劵劵用來進行國際貿易。資本主義貨幣市場將會創設起壹個有效的匯率來讓主要貨幣兌換勞動劵劵。這種匯率,由於沒有資本流通帶來的複雜性,將會使得貿易很快帶回平衡。讓我們看看這個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假設壹個國家給國家貿易設置了五個預算目標:
進口生產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進口消費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出口商品的預期數量
從旅游業中獲得的預期收入
公民在國外旅遊的預期花費
所有的這些過程都是以國內勞動單位計算。如果國內匯率保持變化,那麼計劃者只會預測在預算1他們會買什麼原材料和資本設備,並且能夠擬定出相應的生產計劃。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進口消費貨物。在另外壹方面,預算3和4,只能預測壹下: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國家會成功出口多少貨物或者有多少遊客會選擇來旅遊。另外壹方面,計劃當局不得不為了生產商品做好準備,即使這些為出口準備的產品最終賣不出;並且給遊客提供旅館房間,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則上講,能夠通過控制遊客能夠帶出國的量來對項目5進行調節。
讓我們考慮兩種可能需要廢止計劃的情況: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賣不出去。
國際價格變動(比如原油價格上漲)意味著進口交換比率對聯合體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滯銷
出口不足導致匯率下降,結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預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計劃中進口商品。計劃者不得不消減進口或者試著阻止人們到國外度假。這就涉及到了削減進口商品的輕重緩急,以及採用壹些政策手段來控制人們在國外度假時的花費。伍
2.進口交換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壹個出口原油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現它的匯率升高了。進口預算會花不完。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減少計劃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計劃好的進口來調整計劃。從短期來看,進口預算賬戶上的盈餘可以用來購買更多的消費品,以便能在國內市場上折價出售。
這裡有壹種替代政策。從短期來看如果保持最初計劃好了的進口水平,這樣供給外國人的勞動劵就不會擴張,然後外國人購買這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就會相應地限制。社會主義經濟體還有壹個選擇是接受用外幣支付其部分出口產品。這是壹個臨時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會累積起資產,比如說美元,並能在將來用這些美元去購買額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況下,比慫恿現在就購買額外的進口消費品來說,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費從進口交換比率的變化中獲得的「意外之財」,這個國家也許能夠選擇可以更好的滿足其總體計劃目標的進口產品。(這並不意味著公民能獲得美元結餘——這些美元都是在國家銀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
上壹章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壹章中,我們將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或者說的更加籠統壹點,經濟關係)來拓展我們的分析。
貿易與所有權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應該存在長期的貿易。貿易假定了持續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權概念,即使是國家所有。但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並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代之以設想壹個系統,在該系統中生產性資源和產品歸屬於國際組織。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這確實是蘇聯的真實情況。1936 年蘇聯憲法規定:
土地及其蘊藏、水流、森林、工廠、礦井、礦山、鐵路運輸、水上及空中運輸、銀行、交通工具、國營大規模農村企業……城市與工業地點公用企業及主要住房,概為國家財產,即全民財產。1
儘管 1936 年憲法的有關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沒有被兌現,更多的是被踐踏,但是在國有制上的規定上卻很符合現實情況。關鍵問題是在這裏討論的「國家」2是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國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壹個超國家的計劃組織,對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儘管不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參加到了壹個國際性的勞動分工中去,但他們並不是被國際性貿易聯結到壹起的。
在勞動分工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3仍然適用。例如,出於自然資源的原因,亞塞拜然共和國石油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烏茲別克共和國在棉紡織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等等。無論社會系統如何,這樣的優勢持續存在,所以對於計劃者來說,出於經濟性理性的考量,就應當使這些共和國分別成為石油工業和棉紡織業的中心(雖然我們下面會轉向烏茲別克4棉紡織業的壹些問題)。
這種類型的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所創造的勞動分工存在著幾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國家的工業產品屬於壹個超國家的組織,而不是壹個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國家。產品跨境流通,並不是通過銷售與購買,而是根據計劃預見到的需要,在這種單壹所有制系統中對其進行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變化,而且分配是根據計劃而不是市場,所以在不同共和國之間的交換不需要參考相關商品的國際價格。每個共和國也因此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在壹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慮世界市場價格。如果比起通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內部勞動分工生產,某種可以長期從資本主義經濟體以更便宜的價格獲得,那麼計劃者顯然應該考慮。
社會主義內部經濟聯繫的總特徵也使壹個統壹的國際勞動支付體系成為可 能。在市場經濟系統中,各個國家的工資標準不盡相同。壹個剛剛工業化的經濟 體,農業仍占較大比重,那麼他的農業部門的生活水平就會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勞動力會阻礙工資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資水平不取決於市場環境而取決於國家政策。國家可以為壹個工作設置標準的、國際性的工資水平。因此,在蘇聯不同加盟共和國的工資差異,要比那些經濟文化發展相仿,但是起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小的多。
欠發達國家
在國際貿易系統中,壹個欠發達國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內部資本積累,或者(b)通過向更先進的國家借錢來提供資本積累所需資金,才可以趕上壹個更先進的國家。如果這個國家不能獲得內部投資,它的發展就有可能減緩。但如果它借錢,那它就有可能嚴重負債,同時大部分其勞動成果進了外國資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個社會主義計劃的國際系統內,中央計劃可以分配資源用於落後地區的發展,而不會有不斷借錢的後顧之憂。想象壹下,產自俄羅斯的設備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亞冶金工業發展。要是在貿易體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這些轉換,那西伯利亞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債務人。通過國際性的計劃就不會有債務產生,因為沒有所有權關係的轉換。
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或是區域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則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債務殘餘,但是,它並不能解釋實際的情況。我 們必須問壹個問題:更發達的國家願意去幫助欠發達國家嗎?這個問題與壹個20 世紀 20 年代爭論有關,它討論的是「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觀點是俄羅斯,即使加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也不可能獨立的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作為壹個整體,實在太落後,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優先選擇了鼓勵西歐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觀點,他認為在戰前德國和其餘地方的革命運動失敗的情況下,蘇維埃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不能坐等西方。而且,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潛在革命,犧牲世界上唯壹壹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風險是無法承擔的。如果蘇聯的生存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需要以限制蘇維埃支持西方革命作為交換,蘇聯也只能接受。
顯而易見,每壹邊的觀點都有壹定的力量。考慮到西歐革命並未出現,托洛 茨基會被輕易當成壹個失敗主義者。在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蘇維埃計劃經濟的建立, 斯大林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對的。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來看,當時蘇聯已經崩潰,人們可能會想問,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診斷的那樣,蘇聯的落後 與孤立是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衰弱的決定性的原因。當然,蘇聯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選擇,這是壹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與我們此處討論特別相關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廣泛傳播,西歐的工人階級會願意幫助他們東方的同志去創造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上文間接提到過,國際性的聯合和理想主義吸引著托洛茨基。問題又來了:這種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
為了比較,簡要的考慮壹下原因,為什麼壹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想以某種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勵欠發達國家的發展,考慮這些原因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原因。
(1)剝削在欠發達國家可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也可能會被用來當做壹種手
段來壓制宗主國的工資水平)。這可能包括在欠發達國家建設工廠和壹些基礎設施,但是外包給這樣的國家的工作更傾向於那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組裝或者類似的活)。
(2)擴大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品的來源。同樣地,這可能包括在某種程度上 在欠發達國家建立工業體系(例如採礦業和種植經濟)。但是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壹點的風險,它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壹種附屬關係,依賴壹種或是少數幾種產品的出口作為收入。因此就貿易而言,這樣的行為反而會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另外,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
(3)發展欠發達國家的市場,以便為宗主國經濟提供產品。這個原因是由
羅莎·盧森堡指出的,她認為缺乏新市場的持續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會遭受內在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4)最後,我們應該承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經濟利己主義,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的動機。意識形態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麼是殖民地的變化(與宗主國被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聯繫在壹起。熱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這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傳授給當地人),要麼就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形式。儘管後者的實際影響是很有限的。
我們可能現在要問,上面談到的原因,與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和欠發達國家的關係中的可能動機是如何相關的?原因 1在社會主義內部關係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與此無關,因為在壹個計劃經濟體系中應該不存在內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關於第 2 點,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確保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基於此,它也會對供應這些產品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興趣。因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即使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出發,它也不得不對這種發展路線保持小心謹慎。
過去蘇聯驕傲地自誇,那些更先進的地區比如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為像中亞這樣的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固有的剝削關係。儘管這些說法並不是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關注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徑時,其實道理也不多。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實際上只種植棉花作為單壹經濟作物。不像蘇聯以外的資本主義 世界的壹個欠發達國家,烏茲別克斯坦並不受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波動的影響。另壹方面,在中亞荒漠中生長的棉花需要大規模灌溉,裏海海水就被引流殆盡,這導致棉花經濟有關的環境破壞十分嚴重(但是應該講,這種忽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不僅僅限於蘇聯的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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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聯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集體農莊進行機械化棉花收割。蘇聯解體后,許多農場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價童工的存在使機械顯得相對昂貴。
最後,我們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種動機: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 背景下,發達國家或地區會願意調配資源去幫助他們的欠發達鄰居,而不是出於任何直接的利己主義考量,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邊界。這是否太過幼稚?暫且不討論拉升蘇聯相對落後地區的考慮,我們也可以援引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例:「區域性政策」。這種政策看上去確實包含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轉移支付,並不是毫無爭議,但是儘管如此,它已經作為法律被廣泛的接收。我們認為這壹案例包含了壹個很重要的教訓,尤其是在當區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資源轉移支付和用於國際援助的相對較少的物資數量作比較時。那就是,當我們在壹個單壹的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而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施行區域之間的平等主義時,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來。當拉升收入水平發生在「他們的國家」時——即使他們的國家和蘇聯壹樣大,壹樣複雜——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拉升收入水平的計劃是公平合理的。
在沒有壹種發達的超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沒有這種超國家共同體在共享國家制度中的對應物之時,發展轉移支付系統會被認為對那些更發達的國家不利。壹個更為先進的國家而不是欠發達國家更容易產生民族仇恨。這樣的例子是在面對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不斷衰退時,經濟成熟的蘇聯波羅的海國家6產生了經濟自主的要求。任何對於發達國家的讓步都是以欠發達國家作為代價的。
相比較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情況,戰後階段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聯合的國際計劃。他們之間的勞動分工通過貿易而產 生。這種貿易大體上以國家基礎進行平衡。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時,這表現出雙重的劣勢。首先,壹個多邊貿易和貨幣兌換體系所能提供的勞動分工空間,要比雙邊貿易平衡系統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組織了全球性的技術分工,為他們的生產描繪了國際性藍圖。舉例來說,福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 協調其汽車生產,在不同的國家的分廠分別專門生產車身、引擎等等。缺乏這種 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基礎工業的重複浪費和小規模生產。
我們倡導什麼?
因為前文所闡明的理由,為了作為壹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系利益,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自己的經濟從屬於壹個國際性的計劃系統。這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出讓,可能——起碼壹開始——會遇到強大的政治反對。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世界,民族國家會發現他們的主權正在遭受世界經濟國際化侵犯。它所採取的形式包括貿易自由,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作用,以及像是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原型國家的形成。同樣地,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國家政治家,看到他們自己組織性力量被削弱,嘗試阻止這壹進程。在做這件事時,他們可以運用從資本主義歷史的更早階段遺留下來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對國際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對歷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未能帶領保守黨和她壹起反對歐洲貨幣聯盟。
大體上而言,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客已經比社會主義者更少的傾向於屈服於反動的經濟國家主義。資產階級政府阻止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的正常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 易保護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出現過。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更不情願讓他們的國家經濟從屬於壹個單邊的計劃體系。為什麼?
壹種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層擁有(或曾經擁有)遠超資本主義國 家的獨立性。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擁有最強大意願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的脫產幹部階層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獲得最大利益 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政客自然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在資本主義國家, 高層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們可能是將政治當做愛好的富人,或者在他們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後他們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在任何情況下,在商業和 政治生活之間都存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兩者中,商業生活在經濟上能帶來更多回報。如果資產階級政客決定棄政從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精英成員和工人階級之 間,這種轉換模式並沒有出現。壹個社會主義政治家重新變成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地位會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經歷的那樣。這樣的轉變很少是自願的。
社會主義政治家的收入和境況完全依賴於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他們對於保持國家獨立有著強烈的個人動機,無論長期的經濟論點怎樣反對這壹點。這種經濟論點沒有任何內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資產階級是母音,並且意識到他們對於國際化有著長遠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此還沒有看法。貿易和跨國公司的經驗教會了資產階級國際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壹國度過了壹生,被他們自己的國家雇傭,可能很少關注這壹點。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為戰士、醫生和教師進行志願服務。但是正如最近歷史所展示的壹樣,各國政客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強化他們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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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壹個工業國對壹個農業國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圖為蘇聯專家指導工作。
因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沒有政治上的聯合,他們不可能在經濟層面上國際化。如果共產國際9沒有在二戰中解散,它可能會提供新生的無產階級達成國家政治聯合所需要的動力。 壹個唯壹的國際政治性黨派至少會緩衝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關係變得更加國際化,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越來越成為壹個明顯的問 題。壹個國家仍然擁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力是選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撒切爾夫人抱怨她沒有從英國土壤中消除掉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使得它在歐美委員會的保護之下被重新引入時,她認識到了這壹點。諷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為了正是為了捍衛這同壹個權利,與反對者進行了數年之久的血腥戰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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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
假如政治環境允許,並且該國能夠保衛國土,甚至小國都有可能掙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小國以阿爾巴尼亞的模式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經濟發展會被阻礙。與此相反的是,壹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其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決策的最好辦法是申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聯合。
第十二章:公社
關於「社區」,有很多官方的偽善言辭在四處流傳。我們聽到有人談論「社區護理」、「社區項目」,而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正在毀滅社區的壹切有機的基礎。協作共享的活動是社區存在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區域不是社區而不過是居住區。人們從居住區出發穿過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別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少知道鄰居是誰;他們的朋友們通常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認識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數英里之外。社區只是對那些就近入學的孩子才存在。對孩子們來說,社區只是通過他們的母親才體現出來,但是長大后,由同齡人組成的社區就慢慢消失了。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化。這種價值觀很適合資本主義,卻不能很好地支撐社會主義。對人們來說,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和平中而沒經歷過軍事團體中的紀律和凝聚力的磨合,個人主義傾向會加重。社會主義的興盛需要社區的根基,需要習慣於為集體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們共同組建的社區。不過社區不能憑空變出來。它需要現實的經濟支撐。必須有能把人們湊在壹塊滿足實際需要的機構,而且這些機構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區機構的最宏大的嘗試發生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實驗,涉及約八億人口。這些公社規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們從事農業和輕工業,並且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通過民兵組織他們提供基本軍事訓練和防衛保障。他們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農經濟的組織形式,並使得超越了小農經濟的視野的土地改進計劃和社會供給(social provision)成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高。
如果我們試圖將公社的理念運用於發達工業社會的話,這種制度顯然必須要調整很多。如今,由於從事農業勞作的人不多,我們必須要依據城市公社進行考慮。
城市公社的活動
公社最主要的職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國公社取代了作為農業勞作單位的家庭;現代城市公社必須要取代資產階級家庭中更多的經濟職能的殘餘。由於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個區這樣更大的經濟中滿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國公社的內部自足度壹。鑒於此,我們將集中關注公社替代家庭經濟的潛在職能。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說排除相似的組織原則可以適用於更大規模的經濟如小村鎮和大村莊的可能性。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製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繫;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麼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鬚髮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乾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儘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製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製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製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麵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与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館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鞦韆、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麵包車,或者壹輛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乾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麼老年社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繫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裡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里,廁所被全部佔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複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製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穫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穫穀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于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劃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裡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麼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麼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諮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僱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徵收的。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后,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麼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髮)。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麼條件下公社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係。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衝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麼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麼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后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係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麼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麼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麼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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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麼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麼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麼,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麵包車也屬於公社所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繫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麼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復」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佔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裡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裡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佔據多數并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籤)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係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里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么?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于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麼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麼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嚮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志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裡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髒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徵是,所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徵。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託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是由抽籤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複雜程序,以抽籤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里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裡,「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籤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儘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被組織在共產黨里,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麼罷免制就行呢?至於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麼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么?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於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注)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籤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麼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倡導者並不准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于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麼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電視上裝壹個控制台,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后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裡。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籤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籤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於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与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現代選民典型特徵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製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后,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儘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麼財政收支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數,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与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複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籤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託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迹、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迹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託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製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製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複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係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製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之壹世紀里(指毛時代,譯者注)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係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複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麼?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係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係,而產權關係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權關係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係。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係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係來定義產權。這些關係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係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係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係可以表示為壹組關係(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係可以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係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係。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係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權關係,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係的強弱將這些關係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係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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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裡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麼?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麼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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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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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係是多麼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裡有很多很「弱」的關係。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儘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儘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採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於公司和股東的關係。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麼,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僱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僱主了。但另壹方面,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僱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採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係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与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闢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路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台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麼,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係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係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挂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僱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及與之相關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採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採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划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將採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儘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衝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麼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捨。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係的發展與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餘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划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划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与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餘的了,但這並不意味妳已經變得多餘。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儘可能迅速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僱主,那麼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后,這些勞動積分能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但它用於購買后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麼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麼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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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併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乾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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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這個剩餘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徵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儘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衝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衝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衝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污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飢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准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准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儘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污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乾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託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准自然資源的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徵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繫。在第壹部分,我們捍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政治來決定。儘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採用市場並沒有什麼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后,他們的勞動券的餘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麼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麼「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麼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麼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麼,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替代選擇是什麼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擇,那麼,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採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曆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麼,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里,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儘管必須對其加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注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胆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志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于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對其進行不遺餘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注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儘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鬆」的假定。這是最先進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複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動價值成比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麼: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係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鬆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麼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僱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將由僱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麼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徵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穩定的。要麼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麼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麼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麼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麼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路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麼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徵是行政的方法佔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緻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係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繫起來(58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准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的批准,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率的,而注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繫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那麼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麼: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麼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均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与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与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与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与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与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与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雞湯舒服。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台灣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1,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③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③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
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
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佔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躺: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③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③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③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
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台灣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台灣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与社會運動,結束右派統治,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結論
綜上所述,一國兩制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不允許台灣工人建立社會制度,規定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可以改變,中共吞併台灣之後一黨專政加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可以繼續讓台灣的資本家做生意,最多只是犧牲自由犧牲尊嚴犧牲對私有財產穩定的保障,可是還是有機會在臣服於權力尋租者的基礎上及時行樂,台灣工人會永遠無法翻身。無法翻身。
歷史的唯物論,將思想之構成過程當作真實世界之折光的反映,來研究,來解釋。這乃是這個理論的「靜力學」(Statique)。除了「靜力學」之外,這個理論還有其「動力學」(dynamique)——階級鬥爭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所著共產黨宣言中,壹開始便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他們這樣並非提出新的假設,而是僅僅指示那當時進步的歷史家已經承認為明顯無疑的事實。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功績並不在於他們指出社會中有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在於他們拿新的科學的思想來說明階級的意義。
希臘文明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就看見劇烈的階級鬥爭,因此其中許多人時常就感覺到社會是分裂為幾個互相敵對的社會集團的。可是,在他們看來,這些集團之存在,乃是自然產生的現象,而非社會關係的產物。
僅僅到十八世紀初期,我們才看見壹些企圖,要將階級看作是社會的範疇,是在國民財富之形成中佔據壹定位置的。重農學派(les Physiocrates)及其最傑出的代表人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將社會看作是底下三個階級所組成的:生產階級(農民),地主階級(土地私有者)和寄生階級(商人,手工業者以及壹切不屬於前二階級的分子)。重農學派分析社會階級所根據的根本標準,是社會分子對於土地的關係壹點。十八世紀後期,科學思想才更深刻而精細的去研究階級的問題。杜爾哥修改魁奈的階級區分法,而從「寄生階級」中分出壹個產業工人階級,與重農學派所分的三個階級合而成四個階級。最後,亞當斯密(Adam Smith)又才區分社會為三個階級:地主,資本家和工人(農村工人和產業工人);同時那不勒斯(Naples)的法學家費朗吉埃利(Gaetano Filangieri)也區分社會為二個階級:私產階級(Proprietari)和僱用工人(Proletari omercenari)。
法國大革命更加推動那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向前發展。我們上面已經說過,馬拉是了解階級鬥爭在歷史上之作用的。隨後,聖西門主義者竟至於了解經濟利益之衝突乃是「階級」定義中的壹個要點。王朝復辟時代的歷史家,已經將階級鬥爭看作是整個人類歷史之最根本的事實,而其著作也就是以階級鬥爭為根據的。
以上所說,無疑證明:在馬克思主義未曾發生以前,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已經在社會學中佔據鞏固的位置了(注)。馬克思對於階級學說究竟有什麼新的貢獻呢?為什麼甚至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壹輩學者也會承認:「自古以來,科學對於社會階級學說方面之最深刻的貢獻,是包藏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裡頭的」呢?(圖甘-巴拉諾夫斯基—— M.I.Tougan-Baranovsky——經濟學的基礎)
馬克思自己在其所寫的壹封信中就已部分的答覆了這個問題:
「說到我自己,則發現近代社會有階級存在以及各階級間互相鬥爭,這並不是我的功勞。資產階級歷史家在我以前好久就描寫過這種階級鬥爭之歷史上的發展,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從經濟上解剖過這些階級。我的新貢獻就在於我努力的證明:
壹、階級之存在,僅僅與壹定的歷史過渡的生產形式有關係;
二、階級鬥爭必不可免的要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三、這個專政本身也僅僅是壹種過渡階段,走向消滅壹切階級並建立沒有階級分化的社會制度。」(馬克思壹八五二年三月五日給魏德邁——Joseph Weydemeyer的信)
共產黨宣言說:「既往壹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裏所說的「壹切」,自然是相對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有許多證據,可以證明(而且恩格斯自己也已承認)(注);在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並沒有階級,階級是原始共產制破壞之後才發生的。自從分工和勞動指導發生以致人類脫離原始共產制而進步以來,社會階級分化就深深染色于整個社會組織。在這個意義之下,壹切社會歷史就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束和傭工,總而言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不斷的互相仇視,敵對,明爭,暗鬥;這種鬥爭每壹次不是達到全社會之革命的變革,便是達到參加鬥爭的各階級兩敗俱傷」。(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在歷史上已往各時代中,我們差不多完全可以看出社會是分化為各種等級,各種各式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民的。在古代社會,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分別;在中古社會,有王公,陪臣,行東,傭工,農奴等分別;每壹種人中又還有高低的分別。
「從封建廢址上生長出來的當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未曾消滅階級間的歧異,而僅僅拿新的階級來代替舊的階級並使用新的壓迫方法和新的鬥爭方式而已。」(同前)
由我們的觀點看來,階級乃是歷史的範疇;換壹句話說,階級乃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才有的產物,因此是過渡的產物。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與其他壹切階級論根本不同之點。在其他壹切階級論看來,階級乃是邏輯的範疇,即在任何社會制度里都必然要發生的產物。馬克思主義不將階級看做是自然的事實,而看做是壹定條件的產物,因此就認為:如果這些條件消失了,如果當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形式消滅而新的(集體主義的)形式出現,則階級也要死滅。在各人權利完全平等的社會裡,是沒有階級的(譬如過去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在各人權利並不平均的社會裡,就有階級分化發生,而社會發展也是在內部階級鬥爭強烈影響之下進行的。
說到階級定義時候,我們必須指出:辯證法唯物論創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可惜自己未曾提出階級的定義。資本論寫到快要討論到階級定義的地方,馬克思就絕筆了。因此,我們只能從馬克思和恩格斯浩瀚著作裡頭搜集他們對於階級本質問題的各種意見而歸納出幾個要點。
某壹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所佔的地位及在國民經濟系統內所起的作用,——就是馬克思主義分判階級時候所根據的準繩。某壹社會集團中人,如果他們在生產過程中佔據同樣地們,因此與其他集團中人成為對抗的關係,則他們就屬於同壹個階級。
以上這些特性,我們認為要了解階級意義時,是必需的和足夠的。
社會上某壹部分人,如果他們在生產上的作用不是壹樣的(因此他們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不是壹樣),則他們就不屬於同壹個階級。各種集團,其對於生產的關係若各不相同,則其中壹個集團就有可能以剝削其他的集團,換壹句說,這些集團間就發生相反的經濟利益。這種互相對抗關係,也是階級意義上壹個不可或缺的原素。
為什麼金工,紡工,礦工,印工等是同屬於壹個階級即工人階級呢?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所佔地位是壹樣的,因為他們對於他們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之關係也是壹樣的,因為他們所隸屬的社會集團之利益,與包含那佔有生產工具的人的另壹社會集團即資產階級的之利益,極端的相反。
在階級問題上這壹點見解,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壹切理論所差異之點,——其他壹切理論則將階級看做是有同樣收入具同樣財產的人的集團,壹般說來,即佔據同樣物質地位或依賴同樣源泉為生的人的集團。(注)
首飾店店主,中等農民和機器工人,他們每年收入也許是壹樣,但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則各不相同,對於生產工具的關係也完全不同,各人間經濟利益也是相反的;他們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反之,頓河(Don)礦工也許工資不及明斯克(Minsk)油工工資之半,但他們同屬於壹個階級。
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留下階級的定義給我們,但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我們卻看見好幾條關於階級的定義。試舉幾條定義來看:
(壹)階級是壹種多數人的集團,此集團中各分子,其在受歷史決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所佔地位,其對於生產機關的關係(這些關係大部分是經過法律規定的),其在社會勞動組織上的作用,都與集團外的人不同,因此其所佔有的社會財富,在獲得上和數量上,也與集團外的人不同。階級就是人的集團,這些集團中有壹個集團,因為在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上佔有特殊地位,遂能夠篡取其他集團的勞動。(列寧)
(二)社會階級乃是在生產上作用相同而在生產過程中對其他部分人關係又相同之壹種人所構成的總和。這些關係而且由物體上,即由勞動機關上,反映出來。(布哈林)
(三)階級乃是那些個人和集團所構成的,他們在社會生產過程中相互間處於同樣的關係,因此就屬於經濟活動上的同壹範疇。(庫諾夫)
上面這幾條定義中,我們認為第壹條定義是最正確的,同時又是特別明顯的。(注)
說到階級時候,必須注意壹點,即人們往往將「階級」(classe)和「等級」(etat)混為壹談,而這樣的含混是不可以的。
馬克思在其少年時代的著作中,譬如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中,雖然未曾分清「階級」和「等級」,而將無產階級看作壹個「等級」,但後來他和恩格斯對此二者界限是分別得很清楚的。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階級是社會的集團,階級間相互關係是屬於社會的性質。僅僅到國家正式承認社會內部已成的階級分化並賦予某壹定階級以相當特權而從法律上保障階級分化以後,才出現「等級」的組織。由此可見「等級」乃是國家承認社會階級分化之結果。
等級的組織僅僅適應于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資本主義之產生帶來了異常迅速改變的階級關係,帶來了流動的階級構成。因此使等級的組織陷於破產,——等級組織是在社會關係沈滯難變之下才是適宜才有可能的。馬克思說:「勞動階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於毀滅壹切階級,——正如資產階級性的第三等級解放之條件就在毀滅壹切等級壹樣。」(馬克思——哲學的貧困)(注壹)恩格斯添加壹句話說:「資產階級革命毀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階級社會只有階級。」(馬克思所著哲學的貧困之附錄)(注二)
在資本主義底下,社會關係變化極速,這個階級的分子時常不久就變成別個階級的分子,因此等級是要趨於崩潰的,因為屬於某壹定等級的分子必須是能「世襲的」享受國家所賦予這個等級的政治法律上特權。現代的美國就沒有等級。如果英國還有等級,那只是前代遺留給資本主義社會之壹種殘餘而已。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壹次說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分化的問題。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有三個根本階級:(壹)地主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地租;(二)資本家階級(資產階級),他們的進款就是利潤;(三)工人階級(無產階級——即馬克思所說的「勞力的所有主」),他們的進款就是工資。
以上三個階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個基本要素,(注)添上中間階級和落伍階級,就構成整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這些根本階級本身還各自會分化為許多層次——小階級。譬如資本家階級分為工業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而工業資產階級又可分為許多部分等。
當我們詳細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之全盤構造時,就必須不僅注意三個根本階級,而且注意許多中間階級和小階級。恩格斯分析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德國社會之階級構成時,他就列舉出:封建地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富裕的農民(大農和中農),獨立小農,封建式農奴,農業僱工,工業無產階級。(見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恩格斯上面列舉的每壹個小階級都是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階級中的壹小部分。每壹個小階級對於其他小階級都有壹定的利害衝突,可是社會根本的區分線終於使幾個小階級構成壹個根本階級。那些不能確定屬於某個根本階級的分子,就成為中間階級。譬如舉小資產階級做例,恩格斯就說:「它(注)的性質是根據它的中間地位來決定的,它界在資產階級(大商人和大工業家)和無產階級中間。它傾向資產階級的地位,但小小失敗就可以使其中的個人離開本階級而加入無產階級隊伍。……他們不斷的動搖于願望與恐怖中間:他們渴望高陞至富裕階級的地位,同時懼怕墮落於無產階級隊伍或乞丐隊伍中去。」(恩格斯——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知識分子也是站在這種中間地位。他們可以代表許多不同階級的思想,他們分別加入于互相鬥爭的政治集團,他們也與小資產階級壹樣動搖于利害衝突的各階級中間。
說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化時,必須附帶的指明在這個社會裡,壹方面有處在壹切社會階級之外的落伍分子(譬如乞丐),他方面又有同時屬於幾個階級的騎牆分子(譬如領有土地的工業家,開有小店鋪的農民等)。所有這些都不是純粹的階級形態,而是混雜的階級形態。
自從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崩潰以後,人類就進入于新的歷史時代,其特性就是社會的階級分化。階級存在這壹件事實,表明每壹個階級都有爭取其利益的必要,因此都須與別個階級相鬥爭。這個鬥爭延長得好久期間,而其樣態是時常改變的:有時由暗鬥變為明爭,有時則由明爭變為暗鬥,有時表現為劇烈尖銳的性質,有時則和緩而成為慢性的性質;但在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無論如何是不會中斷的,是壹分鐘也不停止而且不會停止的。階級鬥爭或者造成歷史舞台上之偉大革命,或者潛伏于社會懷中,像穿山甲壹樣暗中開闢自己的道路。
階級和階級鬥爭乃是受壹定生產力狀態所決定的社會分工發展下去的結果。生產力狀態壹有變化,階級鬥爭的形式和性質也就隨之變化。每壹階級,為保持其在壹定時代之利益起見,不惜使用種種可能的手段,以鞏固自己的統治或推翻敵對階級的統治。議會的演說,報紙的論文,罷工,巷戰,哲學著作,遊行示威,武裝暴動,國內戰爭——這些就是階級鬥爭所表現的各種形式。這些階級鬥爭現象深入于社會生活的壹切毛孔並從其中反映出來:法律條文,道德觀念,藝術作品,宗教信仰等。
「壹切社會現象都染有壹定的階級彩色,而整個社會,于某壹定時期,在其每壹次運動,乃是各種互相影響的階級傾向所構成之合力。……」(凱勒斯克勞茨——經濟的唯物論是什麼)這些傾向中每壹個傾向之終極目的,都是要奪取政權,即佔有國家——這個「集中的和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之機關。因此,階級鬥爭永遠是傾向於政治的鬥爭。馬克思主義根本理論之壹就說:「壹切階級鬥爭都是政治的鬥爭。」
在每壹個歷史階段,階級鬥爭之結果,總是生產力狀態所註定要走向政權的那壹個階級要取得勝利。恩格斯說:「自今以前,壹切革命都是這壹階級的統治者替換別壹階級的統治……壹部分少數人被推翻了,別壹部分少數人則根據自己利益奪得國家機關。以前經濟發展的程度,每壹次只容許少數人走到統治地位,為此原故,而且僅僅為此原故,所以處在服從地位的多數人就為少數人利益而參加革命並馴服的服從革命。」(恩格斯——法國階級鬥爭序言)
每壹種階級制度,都是在相當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以後才產生的。可是,如果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生產力發展所需要的階級變革受了障礙而延長好久時間不能實現,則整個社會就要瓦解。共產黨宣言中那壹段名言即表示這個意義,這就是說:階級鬥爭之結果不是整個社會經過革命的改造,便是鬥爭的階級兩敗俱傷。
由此可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乃是使社會不斷除舊更新之強有力的動力。有了階級鬥爭,壹切腐朽的階級制度才能廢除而代之以能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新制度。馬克思說:「在壹定的發展程度上,它(注)自己造成了自己崩潰的物質條件。從那時起,感覺受它束縛的感情和勢力就開始發展。它壹定要被毀滅,而它被毀滅了。」
階級鬥爭之規律,驅使這種社會結構去代替別種社會結構;這種不斷的階級變革乃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之特性,必須這個社會消滅以後,這種特性也才會消滅。這將在什麼時候呢?這是在最後壹次階級變革發生以後,即在多數人為多數人利益而第壹次奪得政權以後。
「我們要想最後的消滅階級,必須等待我們達到壹種社會水平線,那時不僅某壹統治階級成為贅瘤,而且壹切統治階級以至於社會階級分化也都成為贅瘤了。這就是說:必須等待生產力發展到某種程度,使壹階級佔有生產機關和生產品,亦即壹階級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文化指導,——不僅是不必要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上的障礙物。」(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從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發展達到最高程度那時候起,階級鬥爭本來是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從今就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了。無產階級是能夠有計劃的組織那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經濟之唯壹階級,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而興,就是表明人類將從階級的社會過渡到無階級的社會。
阿德勒(Max Adler)說得很對,他說:「階級鬥爭之頻撲不破的舊規律,以其本身邏輯的力量,將經由最後的人數最多的壹個階級——無產階級——而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分化並構成利害壹致的整個人類社會。」(阿德勒——馬克思學說之社會觀)
說到階級鬥爭問題時候,我們必須回答那在馬克思主義文獻中時常引起爭論的壹個問題,即是說:具有壹切階級特徵,但缺乏階級自覺的壹種社會集團,能否致力階級鬥爭。
某壹階級,要有階級意識,必須經過其存在及其在歷史舞台上鬥爭之壹定時期,這個時期也許是很長的。某壹階級僅僅在這個鬥爭過程中才獲得階級自覺的。
人類歷史必需發展至壹定時代,自發的和不自覺的階級鬥爭才能變成自覺的階級鬥爭。
「產生社會階級觀念之歷史前提有如下幾項:
(壹)因原始技術發達,社會於是有剩餘生產品,從此各種社會關係上社會的不平等壹天比壹天增長起來。
(二)簡單的商品經濟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等級組織之消滅。
(三)由新的生產技術所結合起來之直接生產者的階級出現於社會鬥爭舞台。(薩法洛夫——Safarov之共產主義科學基礎中所徵引的松采夫——S.I.Solntsev的著作:社會階級論)
某壹階級雖然自發的而非階級自覺的向其敵對階級鬥爭,但並未因為這種不自覺而失掉其階級資格。因此波格丹諾夫 (A.A.Bogdannov)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即他認為「奴隸無論何時都不能達到階級的程度。」(波格丹諾夫——經驗批評論)(注壹)奴隸了解他們的利益是與他們的階級敵人——奴隸領主之利益,處在相反地位,但他們不能獲得壹種意識:即怎樣去戰勝階級敵人的意識。(注二)由此可見,奴隸對其主人的鬥爭根本上還是階級鬥爭,但自然不是自覺的階級鬥爭。發動這種鬥爭的階級尚未正式成立起來,或者像馬克思所說,尚未成為「自為之階級」(classe pour soi),而還只是「自在之階級」(classe en soi)
工人階級在成為「自為之階級」以前,有很長久的時候是「自在之階級」,企圖以反對資本的自發鬥爭去爭取自己利益。
「經濟關係起初變民眾為工人。資本的統治替這種群眾造成同樣地位和共同利益。由此可見,就對資本關係而言,群眾已經是壹個階級,但對自己說來,還不是壹個階級。在鬥爭中,……團聚的群眾才鍛煉成為『自為的階級』。群眾所爭取的利益就成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定義
作為壹個「不是現成的,而是解釋學的」邏輯-開放體系,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概括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這壹學說的邏輯機理可歸結為:社會之於國家具有本源意義;國家之於社會具有實現意義。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降,這壹學說憑藉三次大的「復興」浪潮,不斷得到有效辯護和切實推進。正確理解和詮釋經典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較之於學界熟知的馬克思主義「國家批判理論」的稱謂,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理論關係要義,似乎更能標明此壹學說的實相。學界皆知,黑格爾的國家理想主義被馬克思批判后,馬克思揭露出國家的階級統治本質。由於受到近代市民社會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因之也就擁有了壹個消解「國家神話」的規範性範疇——市民社會。相形之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在馬克思及其繼承人那裡被再次勾連並不斷獲得重新定位。弔詭的是,馬克思並沒有沿襲「自然狀態說」和「社會契約論」賦予社會以前政治或國家的生命,而是斷言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二者必將隨著階級的消亡而逐步統攝於以「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旨歸的「人類解放」(相對於單純的「政治解放」),依此理論邏輯,進而實現其「新世界觀」的真正創製乃至完成。可以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的基本框架可歸結為:國家源於社會理論;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理論;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國家消亡或者國家回歸社會理論。正確理解和詮釋馬克思主義超越「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抽象對立的「國家-社會」理論,在當代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啟示。
壹、國家源於社會的理論
馬克思關於「國家-社會」關係的理論源自對歷史邏輯和現實矛盾的深刻把握。與德國古典哲學的先行者壹樣,馬克思早期認為國家應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實現。這種認識帶有明顯的理性主義色彩,之後馬克思開始思考社會現實問題。通過考察特殊利益對國家政治的制約關係,在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合理內核后,馬克思對自己的理性國家觀產生了根本性動搖,並完成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篇文章。
絕對理念作為黑格爾哲學的唯壹對象和內容,是黑格爾哲學世界對壹切存在的共同本質和最初原因所做的最高概括。黑格爾認為國家和社會都是絕對理念運動、發展的產物,只是運動、發展的環節和程度不同,能夠體現絕對理念自由發展本質的最高領域是國家而不是市民社會,相反市民社會因其現實矛盾的存在抑制、阻礙了絕對理念的運動發展。因此,就兩者的關係而言,國家高踞於市民社會之上,市民社會受國家控制。
對此,馬克思給予了堅決批判。馬克思分析了社會歷史現實指出,這壹基於當事人意志的二者關係式抹殺了二者客觀的歷史和現實本源。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到壹定基礎上,當然這種社會生產力人們不能自由選擇,在人們的交往方式不再適合於既得生產力時,人們為了不致失掉文明果實,不得不改變原有的社會形式和社會關係,在交換和消費形式產生並發展到壹定階段,「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和階級組織,壹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壹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壹可見,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地揭示了國家的產生、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堪稱國家與社會關係理論的經典。
憑藉對豐富的材料的分析,恩格斯更進壹步揭示,在相應的市民社會產生后,社會不同的家庭、等級、階級組織為了各自的利益,分裂為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在社會無法自我調和、無力擺脫這些矛盾衝突時,「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衝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鬥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壹種力量,來緩和衝突,把衝突保持在『秩序』範圍內」。二恩格斯把這種因社會的需要,從社會中產生的力量稱之為國家。在這裏,恩格斯從社會歷史現實出發,不但明確指出了國家源於社會,批判了黑格爾的國家起源論,而且還暗含了國家的起源本質。
二、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的理論
闡釋馬克思、恩格斯國家脫離、駕馭社會理論的邏輯思路不得不從國家的起源談起。
在生產力發展的壹定狀況下,私有財產產生,導致原始社會公有財產解體,階級隨之產生,社會內部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團。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不斷加劇的狀態下,社會需要並呼籲能有壹個可以管理社會並能代表全社會普遍利益的專門機構,國家呼之欲出,這正是國家的起源本質,很顯然國家是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而產生的。
但是,在社會生產發展的前提下,在私有制的催化下,階級矛盾加劇,社會分化為幾大階級,壹些大的階級集團漸漸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控制了原本應代表社會普遍利益的國家機構,國家被迫脫離社會母體,成為某個階級駕馭社會,統治其他壹切階級的工具和力量。
然而,從國家產生的本源分析,在壹定意義上國家是階級矛盾妥協的產物,被統治階級掌握的國家機構也需要兼顧社會各階級基本的共同利益,以維持其階級統治。同時,被壓迫階級也會利用這壹管理社會的機構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和爭取階級利益,此時國家無形中充當了緩和階級衝突,維持社會既定運轉秩序的角色。
基於以上認識,馬克思、恩格斯對國家冠以了「虛幻的共同體」這壹概念。不得不承認在這裏馬克思主義者即暗含了國家的階級性又承認國家具有保護社會各階級利益的社會性。國家正是通過這兩個特性駕馭並管理社會。
對於國家的社會性,馬克思將其形象地概括為「守夜人」角色。通過人類歷史,可以分析旁證的是,為了社會共同體不至於解體,在社會共同利益的協調與融合下社會各階級的矛盾被控制在壹定的範圍和程度內,並由國家來保護,這樣,國家似乎是作為階級衝突之外的壹種形式上抑或事實上的具有獨立性的整合力量而出現的,這種力量被恩格斯稱為「第三種力量」。而這正是國家之於社會具有的實現意義。
三、社會擺脫國家控制理論
前文論述了國家源於社會,國家脫離並駕馭社會,談及到似乎國家具有壹種獨立整合社會各種力量的能力,當然,主要指社會的政治力量和日益發展的經濟力量。然否?我們還是要將理論和歷史現實相結合來分析。事實上,在18世紀前國家與社會是高度壹體化的,但是之後,隨著社會的發展這壹狀態被迅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打破,經濟的發展讓社會各階級利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滿足,市場經濟的神話更加堅定了社會各階級對自由經濟的青睞,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整合能力漸漸因社會經濟生活獨立於國家的控制而弱化。這壹變化的趨勢促使社會分化為政治和經濟兩大力量,學界稱為政治和經濟的二元分化,並最終形成了國家代表政治,社會代表經濟的社會共識。在此,可以說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社會發展的壹個必經階段,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看,這壹分化事象自市場經濟始,社會分化出的兩個領域,政治和經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人類社會也因此得到迅速發展。那麼,在這壹階段國家的職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從國家職能看國家不僅有政治職能、經濟職能還有其他職能。在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分化過程中,社會從國家機構收回了經濟職能,並不代表國家對經濟生活無所作為。由此導致的問題是,在這壹階段,國家到底涉足和管理社會到哪些領域及何種程度,如何決定。問題似乎又回到源頭,自然受社會尤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程度的影響。在這壹階段,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在矛盾統壹體內此消彼長,當社會經濟落後,國家則佔據社會的絕對權利,國家統治社會,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凸顯,反之,國家階級統治職能削弱,國家的社會職能得到發展。
在社會經濟落後階段,國家憑藉強制機器鎮壓被統治階級是國家的主要職能。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社會的經濟職能由國家返還於社會,國家專註于社會的政治管理職能,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漸次被政治和經濟所取代,國家依靠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致力於社會的發展。馬克思認為現代資本獨立於共同體,所有制從國家的禁錮中得到解放,國家因而和市民社會成為兩個獨立的存在,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能夠取得重大成果的原因。從現實看,這種分化,也說明社會(經濟)本身具有擺脫國家(政治)控制的內在驅動因素。在這壹階段,以近代資本主義為例,國家通過其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運用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對經濟的運行進行了干預調控,並沒有顯示出國家對經濟的不作為,因為社會經濟還沒有發育到非常高級的水平,較之於封建社會的超經濟強制,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這種調控,更多是在壹種正能量意義上展開的。
四、國家回歸社會理論
既然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化是壹個不可逾越的社會發展過程,那麼,這壹過程最終將以何種狀況終結?總結馬克思、恩格斯的回答,可以得出這壹過程將以國家和社會的合二為壹而終結,即國家從哪裡來回到哪裡去,國家最終又回歸社會,這即是國家與社會博弈歷程的終極自由,顯然這是壹個漫長的歷程。
從國家的起源看,要實現國家回歸社會必須打破階級,因為市民社會的個人都是隸屬於壹定階級的,這樣,方可建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這壹共同體,從而解放隸屬於階級的個人。
那麼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是什麼呢?馬克思指出,虛假的共同體之所以是虛假的是因為在社會各階級、個人呼籲聯合而成的共同體中自由只屬於在統治階級範圍內的個人,對不屬於統治階級範圍的個人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③馬克思強調,只有各個人自覺地為獲得自身真正自由這壹目的而聯合形成的共同體,才是真正的共同體。進壹步,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指出,這種真正的共同體即為「共產主義」。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探討了公社是資本主義的直接真正對立物。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所呼喊的取代階級統治本身的共和國的毫不含糊的形式。但是,在總結了法蘭西內戰後,馬克思指出,「公社畢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從而也不是全人類復興的運動,而只是有組織的行動手段。」四因為公社只是壹種工人階級的行動手段,它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工人階級恰恰是要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來致力於消滅壹切階級,從而打倒壹切階級統治,因此,徹底的實現社會解放是公社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那麼,階級如何走向消亡,國家如何實現回歸社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階級正如其無法避免地產生壹樣,他們也要無法迴避地消滅,當然,基於國家的起源本質,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隨著階級的消亡,國家註定要消失,實現回歸社會。這時,「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的基礎上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伍這時,「某壹特殊的社會階級對生產資料和產品的佔有,從而對政治統治、教育壟斷和精神領導的佔有,不僅成為多餘的,而且成為經濟、政治和精神發展的障礙」,⑥「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七
在階級消亡,國家回歸社會這壹過程中,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將逐漸衰退和最後消亡,國家的社會服務和發展職能將由社會徹底收回,社會的人民大眾將掌握社會的公共權利並平等參与社會的管理,社會真正實現人民主權,從而國家實現和社會的重新融合。國家通過對自我的否定實現了恩格斯所驚嘆的「這將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⑧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法治觀念
對任何法學的產生和發展來說,基本原理支撐其法學形態的形成與存續。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基本原理的支撐力也至關重要。馬克思主義法學,是相對於資本主義法學而言的社會主義法學,是相對於統治者法學而言的人民法學,是相對於資產階級法學的無產階級法學,主要關涉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法學問題,推動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其根本使命。
為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任務,馬克思主義法學需要梳理人類有史以來的法學觀點,結合實踐進而形成更為科學的法學體系。因為其基礎科學而且不需要掩飾階級意志,與資產階級法學觀點迥異,馬克思主義法學觀科學而且切實高效,能夠充分解釋法律的本質、作用及其各種運行。但學界壹直存在壹種聲音,就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並未存在,因為沒有專著論述和總結足夠的基本原理。此種論述提示出壹個事實,即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迄今仍然沒有被集中總結和明晰闡述。與之相應,馬克思主義法學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促進作用仍然較小。可以說,明確總結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最終形成必要的邏輯壹環。由之,本文嘗試對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進行初步思考。
壹、法學基本原理的判斷標準
法學基本原理,指在法律領域中居於總攝地位的普遍規律,即針對基礎而普適的法律基本問題進行研索的理論結果。對法律基本問題的思考視角、立場和結果的不同,奠定不同法學形態之間的學科差異。壹般來說,支撐法學形態的基本原理,主要涉及法律的根本基礎、直接來源、階級歸屬、制度屬性、特殊歸屬、規則能力和迫切任務等方面,歸結為法律的基礎、特徵和基本運轉三大題域。由此展開的原理,則能夠統領其他原理的出現和功效。
馬克思主義法學所以能夠獨具特色,主要在於它對基本問題的思考結果與眾不同。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該法學形態的壹般框架。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關涉法律的根本來源、基本運轉和壹般指向。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其基本原理體現自己強烈的價值取向。在其價值取向的統攝下,對法律本質、特徵、運動和發展規律的壹般思考,應該能成為法學壹般原理。在壹般規律之外,其法學主要觀察領域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制形態,都構成總結基本原理的材料來源。因此,馬克思主義法學原理應該涉及法律本質、產生和運轉的壹般問題和制度適域中的基本態勢。尤其需要強調,在社會形態替換中的法律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也是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中的重要構成。
二、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忽略吧原理
由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分為基礎原理、運行原理和發展原理三大組成部分。下述原理壹到四,是基礎原理,五到七是運行原理,八到十是發展原理。三部分原理,各自對應法學的重大問題,共同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理論大廈。
1.原理壹:經濟決定法律
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石原理在於:經濟決定法律。其他原理,皆由此衍生。
馬克思認為,「法紀本身不提供任何東西,而只是認可現存的關係。」壹]以此為基,「法的關係正像國家的形式壹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壹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係」。二]推理可知,經濟基礎對法律建築具有根本決定性。因為此壹基礎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唯物性。
具體觀之,生產往往取得規則的形式。「在生產過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關係的停滯狀態中,壹種生產方式所以能取得這個形式,只是由於它本身的反覆的再生產。」③]由此生成的壹種基於反覆出現而形成的行為模式,客觀上構成壹種抽象的普遍模式,即「活法」。馬克思曾經指出:「在宗法制度下種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會制度下,整個社會的分工都是按照壹定的規則進行的。這些規則是由哪個立法者確立的嗎?不是。它們最初來自物質生產條件,過了很久以後才上升為法律。分工的這些不同形式正是這樣才成為不同的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四]之所以如此,因為隨著「作為現狀的基礎的關係的不斷再生產,隨著時間的推移,取得了有規則的和有秩序的形式,這種情況就會自然發生。」伍]而「這種規則和秩序本身,對任何要擺脫單純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會的固定性和獨立性的生產方式來說,是壹個必不可少的要素。」⑥]它「正好是壹種生產方式的社會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對地擺脫了單純偶然性和單純任意性的形式。」七]由這些基本行為,構成人們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最終通過某種方式上升為法律。作為結果,國家按照生產的要求制定出符合經濟要求的法律。實質而言,因為經濟的底基性,國家「立法權並不是創立法律,它只是披露和表述法律。」⑧]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係的要求而已。」⑨]由是,經濟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基本內容。
經濟不僅決定法律的產生和內容,而且決定法律演變。經濟關係改變之後,法律規則的內容自然也會發生改變。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當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創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險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認它們都是獲得財產的方式。」⑩]可知,經濟演變推動法律演進。
經濟決定法律這個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相區分的學科基石。作為此壹基石原理的直接表現,國家在制定法律和推動法律實現時,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要求作為第壹準則。因其基礎性,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體系中,居於宰制其他原理、範疇的核心地位,在整體性上傳導著法學體系的粗線與細節。
2.原理二:國家掌控法律
在經濟之外,政治國家是對法律影響最大的外變數。國家掌控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又壹基本原理。
首先,國家是法律的直接基礎。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產生符合國家需要的法律。「無論從革命這壹概念的嚴格科學意義來講,或是從實際政治意義來講,國家政權從壹個階級手裡轉到另壹個階級手裡,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標誌。」[11]對革命者來說,革命比法律更加重要。「因為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革命創舉,而法律則應該是它的結果。如果妳們等待制定法律而自己不去發揮革命勁頭,那麼,妳們將既得不到法律,也得不到土地。」[12]「壹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13]「如果沒有政權,無論什麼法律,無論什麼選出的代表都等於零。」[14]而有了革命政權這個事實之後,就會有相應的法律。
其次,國家生產法律。「市民社會的壹切要求(不管當時是哪壹個階級統治著),也壹定要通過國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15]實質而言,「法律是壹種政治措施,是壹種政治。」[16]在國家主持下,把來自社會經濟生活的要求,翻譯成法律體系。
最後,國家推動法律實現。沒有政治國家,就不可能有法律的實現。「如果沒有壹個能夠強制人們遵守權利準則的機構,權利也就等於零。」[17]可見,國家實際上是法律的實施保障。
國家生產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了解這壹原理,能在經濟決定法律之後,更加切實地掌控法律的本質及其產生。法律要以國家意志作為其規則生成的基本範圍即規則邊界,也由此找到法律形成的直接推動力所在。
3.原理三:法律的階級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的階級性貫穿在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文明史之中。壹般而言,法律階級性首先體現為法律的階級偏向性,進而體現出符合階級偏向的公共協同。
實質上,國家屬於能為其提供財富支撐的社會集團即統治階級所有。「國家是……當時獨自代表整個社會的那個階級的國家: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18]因為這個本質,國家制定的法律,首先要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為統治階級服務。馬克思恩格斯批判資產階級法律時指出:「妳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妳們這個階級的意志壹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妳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19]具體而言,「在議會中,國民將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為法律,即將統治階級的法律提升為國民的普遍意志。」[20]因此,法律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的普遍意志。
這使其必然呈現強烈的階級偏向性。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沒有建立的國家中,統治階級都表現為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壓迫。「所有壹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壹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壹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的任務是鎮壓被壓迫者的反抗和暴亂。牧師的使命是安慰被壓迫者」。[21]而在統治實現的過程中,法律也是重要手段。壹般來說,階級對立比例比較高的階段上,法的階級性也必然比較高。
在具有階級偏向性的同時,法律具有社會公共的協同功能。壹般而言,「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22]從經濟基礎上,可以看到歸屬階級的法律,必定體現社會協同。而就直接掌控法律的國家來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性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23]藉此需要,雖然階級偏向性是國家和法律的核心利益,但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兼顧其它階級的利益才能實現統治階級的核心利益。這樣,社會出現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協同。這種協同氣質,表現在法律上,就是法律往往成為社會共同利益的規則認可體系。
馬克思主義法學對法律階級性的揭示,為科學認識法律的階級歸屬及其服務指向,提供了真正的切實點。以此為基,社會主義國家在制定和推動法律實現時,應首先保證工人階級的利益,進而促進其他補充型階級的利益協同。
4.原理四:法律的適度反決定
與經濟基礎協同相適應,上層建築壹般都是體系性的,因此具有較大的自我固持性。在經濟對法律具有決定作用之外,法律規則本身也會適度反決定經濟及其他決定因素。
壹般而言,「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但這決不是說上層建築只是反映基礎,它是消極的、中立的,對自己基礎的命運、對階級的命運、對制度的性質是漠不關心的。相反,上層建築壹出現,就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促進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壹切辦法幫助新制度去根除、去消滅舊基礎和舊階級。」[24]
恩格斯曾經反思經濟之外其他因素的積極反作用,認為「這壹點在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強調得不夠,在這方面我們兩人都有同樣的過錯。這就是說,我們都把重點首先放在從作為基礎的經濟事實中探索出政治觀念、法權觀念和其他思想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所制約的行動,而當時是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為了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這些觀念是由什麼樣的方式和方法產生的。這就給了敵人以稱心的理由來進行曲解和歪曲。」[25]可見,經典作家本身反對經濟單線性決定上層建築的論調,主張上層建築因素在壹定條件下能夠適度反決定經濟基礎。
作為社會結構的規則承載,「在現代國家中,法不僅必須適應于總的經濟狀況,不僅必須是它的表現,而且還必須是不因內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內部和諧壹致的表現。」[26]法律體系具有自我維持的運行慣性,對經濟關係具有相對獨立的反作用。「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二者都對經濟起著很大的反作用,因為二者都影響財產的分配。」[27]可見,法律也能對經濟起到積極反作用。
必須強調的是,法律對經濟社會的反作用是適度的,最終還是要受制於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如「不管頒布怎樣的法令,利率照舊將由現在支配它的經濟規律來調節。」[28]也就是說,法律終究要被迫反映客觀需要而不能自我任性。
由本原理,可以充分解析出法治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性。必須注重法律體系產生的規則能動性。當然,法治也必須以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作為歸向,否則就會因為失去制度准性而終無所依。
5.原理五:法律的歷史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與其他法學形態的原則區別之壹,就是對法律階段性、暫時性即規律性的認識。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可能永恆存續。上已述及,法律由國家生產。實質上,國家有其歷史性。在原始社會中,基本的社會單位是氏族。「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壹種多麼美妙的制度呵!沒有軍隊、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壹切都是有條有理的……壹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壹切調整好了。」[29]也就是說,在原始社會中,以國家權力為基礎的法律規則是不存在的。
總結而言,「國家並不是從來就有的。曾經有過不需要國家、而且根本不知國家和國家權力為何物的社會。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而必然使社會分裂為階級時,國家就由於這種分裂而成為必要了。現在我們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這樣的生產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上,這些階級的存在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市場的直接障礙。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壹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為基礎的、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的社會,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壹起。」[30]也就是說,國家有其歷史暫時性。既然國家都是暫時的,適應階級對立社會階段而存在的,那麼與國家同時產生的法律體系,也必然不可能逸出國家載體而獨立存在。也就是說,法律也有與國家大致同步的存在幅度與時間寬度。
本質而言,「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壹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咨意橫行。……拿破崙法典並沒有創立現代的資產階級社會。相反地,產生於十八世紀並在十九世紀繼續發展的資產階級社會,只是在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的表現。這壹法典壹旦不再適應社會關係,它就會變成壹疊不值錢的廢紙。妳們不能使舊法律成為新社會發展的基礎,正象這些舊法律不能創立舊社會關係壹樣。舊法律是從這些舊社會關係中產生出來的,它們也必然同舊社會關係壹起消亡。它們不可避免地要隨著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1]在這段論述中,馬克思主義法學把對法律的觀察置入歷史的動態視野之中。 這壹段是原來文章所沒有的,在此難以表示出來,請編輯加上去。
由此,馬克思充分提示了法律的歷史性,也就是說法律具有暫時性,不是永恆存在。基於此,需要用暫時的眼光看待法律,及時修訂法律以適應變化的社會趨勢,並根據變化了的趨勢促進法律實現,這樣才能滿足社會主義法治的各階段的法律需求。
6.原理六:基於私有制的違法必然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來說,私有制下大面積違法必然發生,也是壹個基本原理。必然的違法,主要表現為統治階級違法、國家違法、被統治階級違法三者連環相扣。壹般而言,統治階級和國家違法違法是主動違法,而民眾違法是在國家違法后的帶動跟進。
具體來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內涵違法本能,即無序潛能。馬克思認為,「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壹樣。壹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壹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32]
在資本主導的前提下,統治階級必然違法。以馬克思時代較為典型的普魯士書報檢查制度為例,「儘管有了法律,但出版物到目前為止仍然受到種種不適當的限制,這就是從上述檢查令的序言中得出的直接結論。」[33]這樣,在矛盾集中領域,國家制定的法律必定陷入不可自拔的悖論:壹方面要制定法律、遵守法律,壹方面又要破壞法律。由此,統治階級和國家壹定會出現違法趨勢。
與此趨勢相應,民眾也必然違法。「即使是在英國人這個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裡,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條件也是其它權力機關不超出法律的範圍;否則,按照英國的法律觀念,起義就成為公民的首要義務。」[34]按照這個邏輯,在國家必然違法的前提下,民眾違法便不可避免。
更進壹步,在私有制基礎上,「財產的集中是壹個規律,它同所有其它的規律壹樣,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階級必然愈來愈多地被消滅,直到世界分裂為百萬富翁和窮光蛋、大土地佔有者和貧窮的短工為止。」[35]財產不斷集中,使社會斷裂,進而違法成為必然。「當無產者窮到完全不能滿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窮到要飯和餓肚子的時候,蔑視壹切社會秩序的傾向也就愈來愈增長了。」[36]當社會極度分化后,大量無產者面臨餓死威脅的時候,「怕餓死的心情壹定會超過怕違法的心情。這個革命在英國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個革命的開始和進行將是為了利益,而不是為了原則,只有利益能夠發展成為原則,這就是說,革命將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會革命」。[37]而革命就是最大的違法。就是說,當死亡與違法相比較的時候,違法壹定是無產者的更有選擇,從而產生出巨大的違法動力。
認識清楚私有制國家及其必然的違法,有利於建設社會主義持久的社會秩序。以此為基,要想更少違法並且社會安然,必須促進公有制經濟建設。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法治才能最終建立。
7.原理七:革命超越法律
按照革命和專政的內涵邏輯,「革命超越法律」就必然也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
革命鬥爭的變動不居往往悖反法律規則體系化要求的穩定化。革命時期的緊迫,再加上初步建立政權后的資本主義圍殺,使得國家生存成為第壹需要,要求穩定才能存續的法律其重要性由此而下降。誰重要誰決定,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和國家普遍存在「輕法傾向」。
輕法傾向,始源於無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的運動緊迫性。以俄國革命為例。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要把所有參加這個運動的人聯合起來,就需要壹面旗幟,壹面為大家所了解而感到親切的,能體現壹切要求的旗幟。這樣的旗幟就是推翻專制制度。」[38]就要求革命。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9]由此,革命和鞏固政權的長程階段內,始終存在生存緊迫性,以至於革命沖淡法律。
首先,革命本身是暴力違法。不僅社會主義革命如此,資產階級革命也同樣如此。如前所述,以私有製為基礎,當國家異化為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工具時,多數人反抗必然導致普遍違法。以俄國革命為例,在專制俄國普遍侵害民眾權利的情況下,「要說服群眾,單靠宣傳和鼓動是不行的。為此必須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為此必須使廣大群眾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存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不可避免性。」[40]在專制的俄羅斯制度下,「加強法制……教會人們靠文化素養為法制而鬥爭,同時絲毫不忘記法制在革命中的界限。現在的禍患不在於此,而在於有大量違法行為。」[41]「籠罩著俄國的就是這種政治氣氛。在這種氣氛下談論或者考慮法律、法制、憲法以及諸如此類天真的自由派主張,那簡直是可笑的!」[42]其結果,暴力革命破除舊法律。
其次,任何國家在權力運行的最高點上都有破法本能。特別是在如俄羅斯這樣的強為型公有制國家在剛剛建立的時候,為了保衛政權得以存續,法律往往不是第壹需要。在列寧看來,專政是「直接憑藉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而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則是「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採用暴力手段來獲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43]由此,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法律的重要性壹直處於低位。無產階級專政是「對資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44]。而且,拘泥於法律,往往使法律被敵對勢力利用,客觀上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權的鞏固。
由上所述,革命超越法律,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基於這個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有了巨大突破。馬克思主義法學將革命反抗權作為社會「規則解決」之外的必要備胎,是徹底的以民眾權利為考量的法學形態,也表明了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基礎的法學突破,因而彰顯馬克思主義法學更大的廣闊視野和學科寬度。
8.原理八: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
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導源於制度基因的階級偏私,這是資產階級法治虛偽性的基礎所在。
因為資本控制國家的內在需要,資本主義法治得以形成。但是,階級對立使公共法治無法充分建立。「由私有製造成的資本和勞動的分裂,不外是與這種分裂相適應的並從這種分裂產生的勞動本身的分裂。」[45]由此,不得不產生階級偏私。「現在的各國政府儘管向工人諂媚,但是它們清楚地知道,它們惟壹的支柱是資產階級,因此它們可以利用和工人友好的言詞去恐嚇資產階級,但是決不可能真正反對它。」[46]
因為階級偏私始終存在,資產階級法制的改善就很有限,「無論勞動保護法,無論工會的抵抗,都無法消除應該消除的最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關係,這種資本主義關係始終不斷地把資本家階級和雇傭工人階級之間的對立再生產出來。雇傭工人群眾終身註定從事雇傭勞動,他們和資本家之間的鴻溝,隨著現代大工業的逐漸佔有壹切生產部門而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寬。」[47]事實上的權利虛置,絕對不是法律所能消除的。
此外,政治偽善直接催生法治虛偽。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具有比較優勢和歷史進步,卻也內涵政治偽善,集中表現為民主底盤脆弱因而民主成分稀薄。因為資本對勞動者剩餘價值的榨取,「現代資本家,也像奴隸主或剝削農奴勞動的封建主壹樣,是靠佔有他人無償勞動發財致富的,……有產階級的所謂現代社會制度……也是微不足道的並且不斷縮減的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48]資產階級的政治國家是「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龐大機構」,卻又必須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代表者出現,因此必然呈現出制度本性上的偽善。
實質而言,資本主義「民主制和其它任何壹種政體壹樣,歸根到底也是自相矛盾的,騙人的,也無非是壹種偽善……。政治自由是假自由,是壹種最壞的奴隸制;這種自由徒具空名,因而實際上是奴隸制。政治平等也是這樣。所以,民主和任何其它壹種政體壹樣,最終總要破產,因為偽善是不能持久的,其中隱藏的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要麼是真正的奴隸制,即赤裸裸的專制制度,要末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即共產主義。」[49]因為民主的資本實質,客觀上就必然使資本主義國家變成警察國家。「真正的警察國家就是這樣的,它認為,最好是悄悄地採取行動,而在口頭上鼓吹法治國家。」[50]
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還表現在司法偏向上。「由於法官處於依附地位,資產階級的司法本身也成了依附於政府的司法,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法紀本身已讓位於官吏的專橫。」[51]因此,「現今這樣組織的陪審法庭是維護某些人的特權的機關,而絕不是保障壹切人的權利的機關。」[52]555以此為基,「法律的執行比法律本身還要不人道得多;『法律壓榨窮人,富人支配法律』和『對窮人是壹條法律,對富人是另外壹條法律』——這是完全符合事實的而且早已成為警世格言。可是,難道能是另壹種情況嗎?治安法官也好,陪審員也好,他們本身都是富人,都來自中間階級,因此他們都袒護自己的同類,都是窮人的天生的敵人。」[53]
其法治虛偽性,在總體上表現得更為明顯。「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它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54]在攫取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可以因為本國社會分配較為均衡,使法治得以建立。但因為剝削高位只能被少數發達國家所有,以至於以至於全球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難以實現法治。
認清資本主義法治的虛偽性,能客觀看待西方法治的優缺點,破解西方法治優越的片面思維,進而為探尋社會主義法治路徑提供前提。
9.原理九: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
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體系中,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法學具體原理中的又壹個基本部分。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是資本主義法治虛偽性的邏輯結果。
社會主義法首先來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后的民眾需求。《共產黨宣言》指出:「無產階級是現代社會的最下層,它如果不摧毀壓在自己頭上的、由那些組成官方社會的階層所構成的全部上層建築,就不可能擡起頭來,挺起胸來。」[55]這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擡起頭來、挺起胸來」,不能靠資本主義上層建築的某些「改良」,在資產階級「許可」的範圍內爭得幾個議席,求得政治地位的改善,也不能靠資本家的「恩施」,求得物質和文化生活條件的改善,而必須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和體現自己意志的「新法制」。這是「歷史的必由之路」。《共產黨宣言》指明這條道路壹百多年以來,不僅若干國家已經走上這條道路,而且壹些繼續沿著這條道路前進的國家的實踐,正在越來越充分地顯示它的科學性、合理性和深刻的根據。
社會主義社會是從舊社會脫胎而來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有許多舊的「痕迹」,但是,它又有許多過去所沒有的「新質」。在所有制上,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在國家管理上,由人民直接或間接參与,「壹切公務人員在自己的壹切職務活動方面都應當在普通法庭上按照壹般法律向每壹個公民負責」[56]因為社會主義本質需求,在蘇聯建立之後形成了符合當時需要的新憲法。「新憲法草案的特點,就在於它不限於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而把重點放在保障這些權利的問題上,放在實現這些權利的手段的問題上。它不僅僅宣布公民權利平等,而且用立法程序把剝削制度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把公民已經擺脫任何剝削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它不僅僅宣布勞動權,而且用立法程序把蘇聯社會沒有危機的事實、把失業已被消滅的事實固定下來,以保障公民權利平等。」[57]可知,社會主義法律以勞動人民的權利作為根本取向。
在壹定程度上,因為社會資源仍然有限,圍繞分配的激烈爭奪仍然可能出現,犯罪必然仍然存在,再加上資本主義國家的鐵桶圍殺,所有這些,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法必然要長期存在,而且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遵守法律將成為普遍可能。因為遵守法律就是遵守自己的意志,符合自己最大化利益要求。因此,社會主義社會中,人們對法律的遵守將具有最深厚的動力,從而為社會法治化提供真正的動力。必須強調的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化之前,社會法治化必然有壹個漫長的建設過程。
作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必然性,是必不可少的維度之壹。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歷史合理性,能夠增強法治建設的信心。因其歷史必然,即便在橫向比較中,社會主義法治壹時間與最發達資本主義法治國家仍有差距,處於制度高位上的它將來仍然必定走向更優的法治狀態。
10.原理十:法律的東方道路
馬克思主義法學也注意到法律道路的具體差別性。對東方法律道路的研究,是馬克思在晚年思索社會發展與法律進步之間關聯的極為重要的理論關注。
就東方法律文化發展而言,它必然有與西方法律發展不同的規則基因和可能範圍,蘊含在東方法律文化的歷史起源之中。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極為相似的事變發生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結果。」[58]與西方不同,古代東方,由於「農村公社社員是用公社團體或親屬會議的名稱來體現的」[59],其社會演變過程中,血緣聚合力起到巨大協同作用,因此其法權現象的歷史起源具有更為深厚的血緣堆積特徵。
血緣內聚力的始終存在,在行為規則上表現為個人對宗法關係的客觀依賴,進而直接影響東方社會的法律起源。正是在東方農村公社這壹統治基礎上,鑄造了古代東方社會法律文化的基本品格,使東方法律文化系統與西方法律文化系統判然有別。根據馬克思的相關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主要從以下若干方面闡釋東方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徵。
其壹,風俗習慣的法律功用。東方社會中,起實際法律調整作用的,不僅僅是國家制定的法律規則,也包括實際起作用而被國家認可和賦權的民間規則。馬克思的晚年人類學筆記表明,他充分注意到東方社會法律調整體系的上述特點。其二,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的統治基礎,成為古代東方社會的基本單位。「每壹個單個的人,只有作為這個共同體的壹個肢體,作為這個共同體的成員,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佔有者。」[60]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的種種聯繫,往往通過村社來媒介實現。「這取決於亞細亞形式的前提:即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61]對法律形成和文化生成來說,來自社會基本單位的規則取向,形成了村社高於個人的法律取向,同時也為通過法律實現集體高於個人,甚至集體對個人實行專制奠定基礎。其三,法律的集權依賴。馬克思指出:「在東方,由於文明程度太低,幅員太大,不能產生自願的聯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權的政府來干預。因此亞洲的壹切政府都不能不執行壹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這種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設施靠中央政府辦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這種設施立刻就荒廢下去。」[62]也就是說,專制政府是東方社會存續循環的必要前提。其四,司法的村社參与。作為社會基本單位,村社不僅通過風俗習慣直接影響法律秩序,而且根據自己的實際控制力而深度參与東方社會的司法活動,呈現出較大的司法參与。從中,也能看出村社對司法的深度參与。而在法學史上,這也是東方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之壹。
馬克思主義法學中關於東方道路的闡述,對於后發達的東方國家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也正因為東方法律道路的理論意義,使其成為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之壹。當然,從中看到在西方法治道路之外,提引法學研究者必鬚根據各個國家和地域的獨特屬性進行最終的理論取捨。
三、基本原理的學科意義
總體來說,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對學科本身來說,是紮實的具體支撐。正如引言中所說,沒有基本原理的法學,是不能成立的。有了上述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法學就獲得更大的學科意義,並且為其他法學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討論提供前提與基礎。
具體來說,因為經濟決定法律,關於法律的產生和運行,就要到經濟中尋找根基;因為國家生產法律,就要從國家結構中尋找法律的直接限度;因為法律為階級服務,就要切實找到符合自己階級的法律體系;因為法律的適度反決定,要為法律工具的強大功能尋找適域;因為法律的歷史動態,就要明白法律與時俱進的基本路徑;因為私有制下必然違法,就要理解私有制基礎上法律的必然限度;因為革命超越法律,就要明白資產階級革命本身是對封建制度的最大違法,因此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專政時期不能受制於法律安定性,不被法律束縛;因為資本主義法治具有內在虛偽性,所以不要被資本主義法治表面欺騙;因為社會主義法制必然產生,就要具體探索公有制下如何建立新型法制;因為法律的起源路徑不同,台灣就要探究東方法治的實現路徑。
總結而言,馬克思主義法學基本原理,支撐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形成,凸顯明確的社會主義法學意識體系,為台灣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法治的建立提供法學理論基礎,進而形成社會主義法治思維,推動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馬思主義法學博大精深,發展無限,其基本原理也因思而異。因為篇幅所限,雖然在此不能充分展開,仍然希望本文可以為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慘考。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基本原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中,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管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等著述,揭示了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指出了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管理的局限性及其向共產主義社會管理髮展的必然趨勢,闡述了作為過渡階段的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方法和策略,從而形成了豐富的社會管理思想。
壹、國家社會管理的特性
1.政治性質
首先,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起點。壹方面,國家政權產生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早期的原始公社中,「壹開始就存在著壹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後,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1。這些職位從事的工作就是原始形態下的社會管理,而它們被賦予的權力就是國家權力的萌芽。隨著生產力的逐步發展,「較密的人口在壹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壹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就是最初從事社會管理的機構,它們是國家政權的雛形。它們作為公社之間共同利益的代表,在與公社個體的關係上處於獨立的、在壹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最後這種獨立化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壹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僕變成了社會的主人。」1另壹方面,統治階級產生於管理公共事務的需求。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在壹定歷史條件下,人的相對不發展的勞動生產率是這種需求的根源。他們指出:「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佔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壹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早期從事社會管理的特殊階級逐步從其他的階級中獨立出來且凌駕于社會之上,最後成為國家的統治階級。
其次,社會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統治階級在社會管理上的不作為,必然導致其政治統治的崩潰。在他們看來,英國人社會管理上的失敗,是英國在印度的政治統治終結的重要原因。他們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每壹個專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們首先是河谷灌溉的總管,在那裡,沒有灌溉就不可能有農業。只有文明的英國人才在印度忽視了這壹點;他們聽任灌溉渠道和水閘毀壞,現在,由於周期發生飢荒,他們才終於發現,他們忽視了唯壹能使他們在印度的統治至少同他們前人的統治壹樣具有某種合理性的那種行動。」
2.階級性質
階級性質是指社會管理代表國家統治階級的利益,這由國家的本質所決定。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國家是社會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它是從控制階級的對立和衝突中產生的。「到目前為止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都需要有國家,即需要壹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外部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奴隸制、農奴制或依附農制、雇傭勞動制)。」表面上,國家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實質上卻代表著剝削階級的利益。他們由此揭示出,國家只屬於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那個階級:「在古代是佔有奴隸的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他們指出,統治階級總是以國家和整個社會的名義來執行社會管理職能,然而其真實目的並不在於社會管理本身,僅僅將其作為協調階級矛盾、鞏固政治統治和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管理在這裏產生了「異化」,即社會管理從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中產生,最後卻代表著統治階級的利益,成為壹種與社會公共利益相制衡的手段。統治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沈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統治階級之所以還能夠維持其政治統治的穩定性,是因為:壹方面,這個階級憑藉其在國家政治上的統治地位「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2;另壹方面,人們對國家和統治階級存在壹種盲目的崇拜,「尤其是人們從小就習慣地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所以這種崇拜就更容易產生」。
二、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弊端
1.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是資產者為了在國內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財產和利益所必然要採取的壹種組織形式。雖然在不同文明的國度里,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程度的不同,這種組織形式會存在形態上的差別,但它們毫無例外地都建立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代表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在談到美國的政黨體制時,他們指出:「我們在那裡卻看到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以最骯髒的手段用之於最骯髒的目的,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大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對國民進行統治和掠奪。」1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進行了分析,認為它「完全同在專制國家中壹樣,在那裡,政府的監督勞動和全面干涉包括兩方面:既包括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的執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有的職能」。而且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社會管理只可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恩格斯為此寫道:「霍亂、傷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壹再發生,使英國資產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為這些流行病的犧牲品,就必須立即著手改善自己城市的衛生狀況。」可見,資產階級是「為自己」管理國家。
2.背離生產力發展的要求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猛烈增長著的生產力,對它自身的資本屬性表現出極強的反作用力。面對這種要求承認生產力的社會本性的不斷增長的壓力,資產階級不得不在資本關係內部可能的限度內越來越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不得不在社會管理上調整措施。他們壹開始採取的措施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將大量的生產資料社會化。然而,「在壹定的發展階段上,這種形式也嫌不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這種轉化為國家財產的必然性首先表現在大規模的交通機構,即郵政、電報和鐵路方面」。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有財產,都無法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資產階級的這些做法,日益將資本關係推向變革的頂點。這些做法雖不能解決資本關係上的衝突,卻包含著解決衝突的線索和形式上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指明了完成這個變革的道路。恩格斯的這段分析,完全適應當代資本主義的變化。馬克思也指出:壹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另壹方面,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還和資本所有權結合在壹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單純職能,轉化為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馬克思、恩格斯進壹步分析,正是資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預示著它必將被壹種更合理的形式——共產主義社會管理所代替。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無產階級國家的出現,是社會管理的進步形態。
三、無產階級國家社會管理的策略
1.奪取國家政權,建立公社制度
馬克思通過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認為無產階級必須首先經過革命的方式,從資產階級手上奪取國家政權,這是其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前提。「(法國)首都的無產者,目睹統治階級的無能和叛賣,已經懂得:由他們自己親手掌握公共事務的領導以挽救時局的時刻已經到來……他們已經懂得:奪取政權(國家權力)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無可推卸的職責和絕對的權利」。
無產階級在壹旦取得統治權之後,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了,必須建立起公社制度。「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假託的社會力量(即被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篡奪的力量)。」而公社這個社會組織的出現,就成了無產階級國家的社會管理機構。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公社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它「會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壹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
2.逐步將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
對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要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通過壹系列的社會管理措施,壹步壹步地把全部資本、全部農業、全部工業、全部運輸業和全部交換都集中在國家即組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中,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社會生產力的總量。他們指出:「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們迄今具有的資本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從此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的社會生產就成為可能的了。」
他們還提出:「要做到這壹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列舉了壹些具體措施,其中包括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徵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沒收壹切流亡分子和叛亂分子的財產;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照總的計劃增加國家工廠和生產工具,開墾荒地和改良土壤;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特別是在農業方面;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城鄉對立逐步消滅;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等等。以上這些,都是無產階級新型國家應該行使的社會管理職能。
3.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建立后,為了防止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防止政府官吏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無產階級必須不斷地完善公社的管理體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國家的職能只限於幾項符合於普遍性、全國性目的的職能,才能使社會管理逐步消除其政治性質。在《法蘭西內戰》中,他們提出了壹系列的主張:壹是普選公職人員。公社要把軍事、政治、行政、司法、國民教育等方面的壹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來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罷免這些公職人員,從而壹舉將所有的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不再歸壹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私有。二是建立責任制。公社要徹底清除國家等級制,以真正的責任制來代替虛偽的責任制,使公職人員在公眾監視之下進行工作。三是規範工資報酬。公社要廢除以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壹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公社所有的公職人員,無論職位高低,都只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而能可靠地防止人們追求升官發財。他們指出:「公社的偉大社會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只能顯示出走向屬於人民、由人民掌權的政府的趨勢。」
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論述,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及其進行社會管理的策略。他們提出,無產階級「通過公社的政治組織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邁進,他們知道,為了他們自己和為了人類開始這壹運動的時刻已經到來了」。但是,這個過渡階段又是壹個長期而漸進的過程。「目前『資本和地產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只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正如過去『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和『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之被代替壹樣。」
四、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特徵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制度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換句話說,那時有哪些同現在的國家職能相類似的社會職能保留下來?這個問題只能科學地回答。」雖然他們並未就共產主義社會管理的具體形式進行闡述,但在他們的文本中大致描繪了它的兩個基本特徵。
1.社會管理失去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階級、政黨、國家都是歷史的範疇,即在歷史上出現,也會在歷史上消失。因此,「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政治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失,這就是說,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
社會管理卻不會因為國家的消亡而消亡,因為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下,有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社會管理的性質問題。壹是國家消亡之後,勞動者成為全部生產資料的主人。「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的第壹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壹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在各個領域中將先後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二是私有制被廢除之後,階級就喪失了其存在的基礎。「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壹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壹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壹旦「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裡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也就是說,隨著國家和階級的消亡,社會管理的政治性質和階級性質都將消失,保留下來的僅僅是純粹的服務和管理職能。
2.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与社會管理
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管理職能,將由自由全面發展的人組成的聯合體來執行。換句話說,每壹個社會成員都將全面地參与到社會管理當中,真正成為了社會的主人。
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參与社會管理的依據是:首先,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社會生產力已經得到高度的發展,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全面地參与到社會管理當中。「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于壹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壹切人都有足夠的自由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的和實際的公共事務。」其次,共產主義社會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使每壹個社會成員都有足夠的能力參与社會管理。由整個社會共同進行社會管理,更加需要得到全面發展的、能夠通曉整個社會管理流程的人。只有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才能使每壹個社會成員擺脫分工給其自身造成的片面性,能夠在社會管理的過程中充分發揮其才能。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是否有所謂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這並非是壹個沒有爭論的話題。在國外,艾倫 伍德和胡薩米就有過長時間的討論,國內前些年學者們對此也有過熱烈的爭論。但筆者還是堅信,存在著可以稱之為馬克思社會公正思想的壹系列獨特思想。關鍵的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有著什麼性質的社會公正觀?
第壹,馬克思的社會公正觀從來都沒有站在維護既定的社會公正觀的立場上,而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壹切以公平正義的名義去損害廣大勞動者利益的所謂社會公正觀。站在維護貧困民眾利益的立場上,是馬克思社會公正觀的首要特徵。馬克思從來不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玩弄所謂「為了所有人」的道德矯情,而是公開宣稱捍衛受壓迫階級的利益。早年面對著窮人利益基本沒有法律保障的狀況,他高撐「為窮人要求習慣法」的旗幟,並強調「這種習慣法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些最底層的、壹無所有的基本群眾的法」。確立基本思想以後,他強調自身哲學與無產階級互為壹體。因此,不論何時何地,他都旗幟鮮明地捍衛無產階級的利益,揭露任何施於無產階級的壓迫與剝削,讚美無產階級身上所散發出來的人性光輝。在階級分野和對立的社會中,不是獻媚于富有階級和精英群體,而是站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這就是馬克思鮮明的價值立場和理論品格。
第二,馬克思從來不把關於美好社會的理論停留在充滿模稜兩可的「美好」字樣上。「社會公正」不論是道德的還是法權的,都是壹個體現美好動人的字眼。然而,它又是壹個不僅歧義叢生,也往往會「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的意識形態概念。因為,在社會階級分野和充滿利益博弈的社會中,人們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即使像時下許多人那樣,社會公正被理解為「同壹尺度」下的平等競爭,或稱為「機會平等」,那也是壹種實際上有利於社會強勢群體的制度安排。馬克思明確指出,兩個平等權利之間的競爭,力量總是決定性的。因此,馬克思常常把熱衷於以「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等美好詞語去描述社會主義的做法,稱之為「不成熟的大學生」腔調和「虛無縹緲的幻想」。可以說,通過走向歷史的深處去消除籠罩在動人字樣上的虛幻光環,直截了當地說出問題的實質,是馬克思對待社會道德與法權問題的另壹個重要特徵。
第三,馬克思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原則,提出了壹系列破解諸如「社會公正」這類道德與法權觀念之謎的重要理論。馬克思認為,任何道德與法權觀念都是壹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對壹個社會的主導性道德與法權觀念起決定性影響的是社會主導性的生產方式。勞動力與工資的交換儘管事實上並不等價,「工人的社會地位和資本家的地位比較起來是每況愈下的」,但在市場機制社會裡,只要是按照商品交換的永恆規律行事的,它就被認為是公平的。這說明,社會公正是生產方式的壹種觀念衍生物,並服務於這種生產方式。馬克思還認為,特定的所有制關係決定著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並從根本上決定著社會分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只有超越「社會公正」的範疇,訴諸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所有制關係的實際改造,才能從根本上剷除產生社會不公的基礎和源頭,並創立消除社會不公的堅實社會基礎。
第四,儘管馬克思並不否認「社會公正」觀念具有壹定的積極意義,但他壹直拒絕把「社會公正」作為其理想社會目標的重要選項。把社會公正作為價值目標,其最為重要的積極意義在於引導人們對於社會發展作出價值上的反思,不斷促進對於社會嚴重不公的矯正。但這種積極意義的有效性卻是建立在社會存在著嚴重不公的狀況上的。同時,倡導「社會公正」也是壹種控制社會競爭或社會博弈向著惡性方向發展的要求。因此,看不到「社會公正」觀念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的觀點是不可取的。但是,無論如何,社會公正觀念的有效性領域永遠都是以社會事實上的不公正為前提的。它是對於這種不公正社會的救濟性要求,因而依據這種救濟性要求而採用的社會政策,充其量也只不過是對於這種社會的改良性主張。正是這種特定的問題域,社會公正沒有也不可能成為馬克思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壹個重要選項。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克思政治哲學思維並非建立在對不公正社會進行校正、改良的基點上,而是建立在剷除產生社會不公正的基礎上。顯然,這是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改良的要求。也正是持有這種革命的主張使得馬克思在創立馬克思主義后,從根本上拒絕使用所謂「公正」之類的字樣去裝飾未來理想社會。因此,在關於「社會公正」的問題上,不論社會現實如何需要壹個更加積極的肯定的「社會公正」理論,我們也無權把並非馬克思主張的東西,附加或強加到馬克思的身上。台灣的事情只能從台灣的實際出發,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的指導下去創造和發展。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對倫理的看法
「社會公正」之作為哲學討論的對象,當立足於原則性的理論高度。在這樣的理論高度上,它的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式才能既不糾纏于實證層面的技術性追問,也不局限於經驗或情感層面的倫理批判與道德訴求,而是壹個發生於本體論層面上的旨在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指明方向的工作。
因此,當我們從哲學的角度去思考「社會公正」問題時,唯壹能夠提出並給予實質性思考的只能是如下兩種類型的問題:第壹,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公正之成為壹個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據何在以及徹底達成社會公正是如何可能的。這是馬克思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馬克思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第二,在台灣,造成社會不公正的歷史根據依然存在,並且在短期內將壹直存在的現實前提下,尤其是在這種壹般性的歷史根據與台灣社會的特有癥結交織存在的前提下,社會公正如何可能,我們熱切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我們在社會公正問題上的哲學提問方式,是我們針對社會公正以哲學的方式提出的哲學問題。
如果說馬克思的哲學提問旨在立足於人類歷史的宏大敘事,通過澄清前提並劃清界限,去論證徹底的社會公正最終是何以可能的,那麼我們的哲學問題則是在馬克思的理論前提下,通過呈現台灣社會公正問題的特有前提,來討論社會公正訴求在當下台灣社會的理想主義性質以及它作為功利主義的相對性公正是如何可能的。
壹、澄清前提:「資本邏輯」與「社會公正」
(壹)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
就其壹般而言的前提或根據而言,直接地說來,對「社會公正」的現實訴求源於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異化,即私有財產關係成為支配社會行為的基本邏輯;間接地卻本質地說來,它本源於「異化勞動」的發生或社會勞動的異化性質。由此說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個社會問題,當最早發生於馬克思所說的「第壹大社會形態」。但是真正地說來,它作為壹個社會問題,在這壹社會形態中還不過是壹個「偽問題」——當整個社會處於普遍的人對人的依賴關係中,當社會不公正表現為壹種社會常態時,個人偶然發生的公正意識與公正訴求根本不可能成為社會性的訴求,而只能被視作對社會體系的背叛而遭到普遍性的抵制。只有當人們擺脫了人對人的依賴關係,獲得了人身自由,即使它還只是形式上的人身自由時,即只有在「第二大社會形態」中,社會公正才真正成為壹個問題。
因此,就其具體而言的本質性前提或根據而言,「社會公正」之真正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或者對「社會公正」的真實現實訴求,發生於作為私有財產關係之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更準確地說,是「工業資本」——成為統治整個社會行為的根本原則的時代,即發生於「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支配整個社會結構的資本主義時代。
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壹種無關緊要的對立,壹種沒有從它的能動關係上、它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還沒有作為矛盾來理解的對立。這種對立即使沒有私有財產的進壹步的運動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現出來,如在古羅馬、土耳其等。所以它還不表現為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但是,作為財產之排除的勞動,即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和作為勞動之排除的資本,即客體化的勞動,——這就是發展到矛盾狀態的,因而也是有力地促使這種矛盾狀態得到解決的私有財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7頁)這就是說,儘管早在古羅馬、土耳其等就已經存在著由於直接的私有財產關係而表現出來的「無產」與「有產」的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還不是由私有財產本身規定的對立,即還不是由資本規定的對立,還不是作為普遍社會意識的對立。只有當私有財產表現為「工業資本」的存在形式,即只有當「無產」和「有產」的對立表現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矛盾)時,它才是從私有財產的內在關係上來理解的對立(矛盾),才是被社會普遍意識到的對立(矛盾),也才是促使對立真正呈現出來並真正可能得到解決的對立(矛盾)。只有在「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即矛盾關係中,對「社會公正」的訴求才真正取得了普遍性的社會訴求的形式,才成為引導「社會不公正」走向解決的「真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在大多數情況下,馬克思都是在「資本」的意義上使用「私有財產」的概念,並在「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關係中討論消滅私有財產即消滅資本的根本路徑,探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歷史必然性與現實可能性。
(二)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性路徑
當馬克思把資本邏輯的現實統治作為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性問題的根本前提時,就必然意味著他對本質地達成社會公正之根本路徑的思考只能遵循如下基本原則,即只要資本邏輯繼續保持為支配社會運轉的基本力量和基本原則,就不可能有真實意義上的社會公正;只有根本消除資本邏輯對社會行為和個人行為的統治,才可能真正實現普遍的社會公正。
正是基於這壹原則性立場,在同壹個手稿中,馬克思對粗陋的或政治形式的「共產主義思潮」的社會公正訴求,給予了決定性的批判。在馬克思看來,面對私有財產之佔有的不公正的經濟事實,「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之訴求的全部經濟性內涵,都不過是「從私有財產的普遍性來看私有財產關係」,「不過是私有財產關係的普遍化和完成」(同上,第117頁),即私有財產的平均化或平分私有財產。且不談在根深蒂固的資本邏輯佔據統治地位的社會前提下,這種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公正主張根本就是浪漫主義的幻想,即使它真的成為壹種社會現實,也並不意味著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的到來,因為「工人這個範疇並沒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廣到壹切人身上;私有財產關係仍然是整個社會同實物世界的關係」。(同上,第118頁)因為在這種前提下,「共同性只是勞動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資本即作為普遍的資本家的共同體支付的工資的平等。相互關係的兩個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勞動是每個人的本分,而資本是共同體的公認的普遍性和力量」。(同上,第119頁)
「共產主義思潮」對「社會公正」本身的合理性訴求,何以完全跌落於這種理論幻境呢?對此,馬克思有壹個原則性的診斷,即全部問題的根本癥結在於:「它雖然已經理解私有財產這壹概念,但是還不理解它的本質。」(同上,第120頁)在馬克思看來,私有財產並不是作為拜物教徒、天主教徒的貨幣主義者和重商主義者看來的、僅僅以金銀貨幣的物化形態而存在的在人之外的天然存在,而是人的勞動的產物。正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作為自為的活動、作為主體、作為個人的私有財產,就是勞動。」(同上,第112頁)換言之,正是勞動,即「異化勞動」,造成了私有財產的經驗性存在。因而只有消滅「異化勞動」,才能從根本上消滅私有財產或資本以及「資本」與「勞動」的對立,才能使工人真正擺脫他作為工人的身份和地位,也才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工資是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而異化勞動是私有財產的直接原因。因此,隨著壹方衰亡,另壹方也必然衰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頁)
這是馬克思對實現社會公正根本性路徑的原則性判斷,即只有從根本上消滅異化勞動或勞動的異化性質,只有徹底摧毀由於異化勞動而導致的私有財產關係以及作為其現代表達形式的資本邏輯,才能最終達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公正。這是壹個基於哲學的,即唯物史觀立場的原則性判斷,是壹個發生於社會本體論高度上的判斷,因而是壹個具有歷史終極指向性和科學路徑唯壹性的判斷。也許,面對馬克思的這壹原則性判斷,非批判的實證主義者、狹隘的功利主義者、自私的利己主義者以及無原則的實用主義者,都可能會嗤之以鼻。那麼,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的壹句話來回答他們:「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頁)馬克思對社會公正之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本前提以及本質達成社會公正之唯壹科學路徑的哲學論斷,恰恰揭示了他們的根本癥結所在,並決定性地呈現出鮮明的理論界限。
二、劃清界限:社會公正問題的多重理論向度
社會公正的本質與資本邏輯的秉性是相背離的,但社會公正之作為壹種普遍性的訴求又恰恰生成於資本邏輯統治人類社會的時期。這就決定了理論家們對社會公正問題的討論必然具有多重理論向度。當馬克思把消滅資本邏輯作為發生於哲學學科內的原則性高度的唯壹路徑時,他並不排除基於其他學科向度討論這壹問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尤其是,當資本邏輯的根本解構表現為壹個遙遠的歷史性任務,當資本邏輯現實地保持為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方式,在這樣的社會前提下,基於倫理學向度的資本邏輯批判與社會公正訴求,以及基於政治學、社會學等實證學科視閾的、旨在規範資本邏輯和推進社會公正的制度設計與技術性改良,當然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合法性與重要性。然而,當這樣的理論向度被歸結為唯壹合理和唯壹可能的理論路徑,因而蛻變為狹隘的倫理主義和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時,它們就成了馬克思無法容忍的、無原則無前提的理論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澄清前提」,進而「劃清界限」,對於我們始終保持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自覺而言,就成為壹個極有意義的工作。
(壹)倫理向度與倫理主義
只要社會中存在著不公正的現象,對社會不公正的倫理批判就必然存在。在談到「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在「食利者」與「無產者」的對立中看出社會中的「兩極」,並給予浪漫主義的道德控訴時,馬克思曾經壹針見血地指出:「這種對立差不多在壹切比較發達的社會生產階段都是存在過的,而且從遠古時起,所有的道德論者就廣泛地談論過這種對立,而在無產階級運動的初期,當無產階級和工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還有共同利益的時候,這種對立又重新被提出過。」(馬克思、恩格斯,第537頁)
壹般而言,在公正意識的普遍性社會啟蒙以及作為社會運動的公正實踐活動的初期,對社會不公正事實的倫理批判和道德控訴是有意義的,但它的意義或合理性完全依賴於並奠基於對公正問題在唯物史觀意義上的本體論前提的科學設定。否則,它就必然會像倫理社會主義壹樣,成為壹種純粹浪漫主義的東西,或者成為壹種列寧稱之為的「小市民道德」和「小市民態度」。(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77頁)正如當時俄國的民粹派壹樣,他們常常根據存在著壓迫、死亡、失業等現象的不可辯駁和毋庸置疑的事實,「來竭力證明資本主義是壹種極其不好的東西」(同上,第325頁),指責資產階級是壹種作為「自發勢力」的、「不斷混進生活之中」的「奸詐之徒」,而「問題的關鍵只在於清除『奸詐之徒』」。(參見《列寧全集》第1卷,第328頁)他們完全不懂得:資產階級絕不是社會進程中的「自發勢力」,而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壓迫、死亡、失業等社會不公也絕不是偶然出現的現象,而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結局。他們不知道,「『道路』已經選定,資本的統治已成事實,這種事實絕不是藉責罵申斥所能迴避」。(同上,第357頁)當他們「由於高度的道德感而氣憤到了極點」,叫喊著「承認資本主義是壹個『組織』就是不道德」時,他們不知道,「恰恰相反,故意歪曲真相」,把資本的統治「描繪成某種沒有料到的偶然東西才是不道德」。如果他們把資本統治的「這壹事實作為同『社會』談論道德的資料,而閉眼不看正在進行的鬥爭,懷著午睡般的寧靜心情喃喃地說:『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那就是浪漫主義者,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同上,第371頁)當本具有壹定合理性的對由資本邏輯而來的社會不公的倫理道德批判,淪落為如此而言的倫理主義或浪漫主義時,列寧再度深刻地指出:我們就「因此不能不承認桑巴特的斷言是正確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本身從頭至尾沒有絲毫倫理學的氣味』,因為在理論方面,它使『倫理學的觀點』從屬於『因果性的原則』;在實踐方面,它把倫理學的觀點歸結為階級鬥爭」。(同上,第398頁)
在這裏出現的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倫理批判與倫理主義立場的根本界限。前者基於「因果性的原則」,基於唯物史觀的本體論敘事,把社會所存在的不公正的事實歸結為作為歷史必然環節的私有財產與資本邏輯的必然後果,把實現社會公正的根本路徑歸結為消滅私有財產,摧毀資本邏輯,並據此賦予倫理批判與道德控訴以堅實的理論根據和理論合法性;後者則完全不懂得或者徹底放棄這壹理論前提,並因而把壹切社會不公正的發生歸結為偶然性的事件,企圖通過對它們的任意詛咒和道德審判,幻想著由於「食利者」和「奸詐之徒」的人性覺悟,社會公正會在某壹天的早晨或黃昏突然到來。
當再度重溫列寧在100多年前寫下的如上論述時,我們恍惚覺得他不是在批判俄國「民粹主義的經濟內容」,而是在與21世紀的「經濟內容」對話。它讓我們想起當代經濟學家和倫理學家對金融危機根源的所謂深刻反思。儘管我們並不否認金融倫理缺失和金融監管不力與金融危機間的關聯,也並不否認強化金融倫理、加強金融監管的意義,但是只要他們徹底遺忘了資本邏輯與金融危機的本質性關聯,而僅僅訴諸給金融資本套上道德規範和制度監管的枷鎖,那他們也必將成為2l世紀的「要防護」「要保障」「要組織」的喃喃自語的浪漫主義者,而且也是「幼稚的反動的浪漫主義者」。在並未真正觸及資本邏輯的前提下,作為對個人而言的內在性約束機制和對社會而言的外在性約束手段,不論是金融倫理職業道德,還是技術性的制度監管,都將是蒼白無力的——儘管它們很重要。
(二)實證向度與實證主義
如果說發展是人類歷史永恆的主題,那麼社會制度的改良就總是處於不斷發展中的社會常態機制。因此,立足於實證科學的向度,對社會制度或社會體制的技術性設計和技術性改良,顯然是持續推進社會公正的必要手段。然而,壹旦它徹底遺忘了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公正的歷史性和所有技術性手段賴以為據的原則性前提,壹旦這種技術性或改良性的手段被視作革命性的舉措,並被作為唯壹有效的根本性路徑,它就必然走向無原則無歷史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
歷史上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和現實中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們的理論癥結就在於此。就此癥結,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曾有明確斷言:「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壹定的生產關係中製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壹定的社會關係同麻布、亞麻等壹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頁)實際上,早在此前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是據此指證蒲魯東以「工資平等」為核心的社會公正主張的技術主義或實證主義本質。
就馬克思而言,他之所以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能敏銳地指出蒲魯東公正理論的根本癥結,正是因為他已經初步但卻原則性地意識到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從而意識到壹切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社會公正訴求的虛偽性。我們看到,在對「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分析中,馬克思壹開始給自己提出的問題就指向國民經濟學家為自己設定的當然理論前提,即作為經驗事實和永恆事件的私有財產。但是,對異化勞動四重規定性的分析表明:「與其說私有財產表現為外化勞動的根據和原因,還不如說它是外化勞動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頁)私有財產關係並不是壹個從來就有的永恆事實,它是有來源的,因而也就不能被作為經濟學的當然理論前提。然而,由於國民經濟學家倒果為因,不懂得私有財產的歷史性,壹方面駐足於私有財產的當然性前提,另壹方面卻試圖天真地去討論勞動產品的非異化的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表面的矛盾」(同上,第101頁),即作為當然前提的「私有財產」與「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同上,第100頁)的矛盾;這壹矛盾的「表面」性質在於:由於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勞動」並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勞動,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本質來源的「異化勞動」,因而「私有財產」與「勞動作為生產的真正靈魂」的矛盾並不是私有財產與勞動、私有財產的原則與勞動者的利益、私有財產與社會公正的矛盾,而是作為私有財產之根據和原因的「異化勞動」與作為異化勞動之結果的「私有財產」的矛盾,因而是「異化勞動同自身的矛盾」。(參見同上,第101頁)換言之,只要國民經濟學家真正懂得了他作為當然理論前提的私有財產的本質來源,從而把私有財產本質性地歸結為「異化勞動」的結果,他就會真正明白他所謂的「矛盾」的虛幻性質,真正明白他的勞動或勞動者的立場不過是異化勞動或資本家的立場,也就會真正明白他以私有財產為前提的公正訴求不過是對私有財產、異化勞動或資本家而言的公正而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明確指出:「國民經濟學雖然從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這壹點出發,但是它沒有給勞動提供任何東西,而是給私有財產提供了壹切。而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同上,第100頁)
就蒲魯東而言,他完全繼承了國民經濟學家的理論前提,但卻試圖從這壹無歷史的私有財產的理論前提出發,或者說從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發,得出「有利於勞動而不利於私有財產的結論」。(參見同上)對於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來說,既然私有財產已經被作為固有事實和當然性的理論前提,它自然也就是無需觸及、也無法觸動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推進社會公正的領域中,他唯壹能給自己提出的任務只能是作為技術性工作的分配製度的改進或完善,即「強制提高工資」或「工資平等」。(參見同上,第101頁)其實,這是壹個完全符合其理論前提的技術性方案——「工資和私有財產是同壹的」(同上),也是壹個反過來進壹步鞏固那個理論前提的非批判的實證主義方案:壹方面,「強制提高工資(不談其他壹切困難,也不談這種強制提高工資作為壹種反常情況,也只有靠強制才能維持),無非是給奴隸以較多報酬,而且既不會使工人也不會使勞動獲得人的身份和尊嚴」;另壹方面,「蒲魯東所要求的工資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勞動的關係變成壹切人同勞動的關係。這時社會就被理解為抽象的資本家」。(同上)
這就是作為經濟學家的蒲魯東先生的社會公正方案的理論歸宿,而只要人們依然沒有認識到蒲魯東先生經濟學理論前提的歷史性,那它也必將成為壹切作為蒲魯東先生的經濟學家的必然歸宿——無原則的技術主義或非批判的實證主義。當然,它之作為「無原則」的技術主義,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原則,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利益而言的無原則,實際上它恰恰符合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的原則;它作為「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也並非徹底虛無主義的無批判,而只是就勞動與工人立場而言的無批判,實際上它恰恰代表了作為私有財產和資本邏輯之人格化存在的資本家對工人社會公正訴求的批判。因此,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在這裏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34頁),「這種平等的權利,對不同等的勞動來說是不平等的權利」。(同上,第435頁)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實現了人類政治思想史上的科學發展。第壹次把對國家的認識奠定在客觀的歷史發展基礎上,對國家的起源、發展及其消亡的客觀規律,以及國家的類型、本質、職能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了科學的闡述。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將「建立和發展台灣的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但是,台灣內部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並不壹致。部份親中共的統派團體提出,壹國兩制,打著打著和平統壹與壹國兩制以及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的旗號,意圖否定國家的階級性,否定台灣共和國共產黨主張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設想,企圖用壹國兩制的超階級的國家觀來指導台灣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回顧歷史,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國家中立論,再到今天的壹國兩制思潮,可以看出,它們在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和國家學說上有著不少共同之處。歷史總是那麼驚人地相似!種種錯誤思潮的壹再活躍警示我們,現實的政治鬥爭依然沒有停息,我們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為指導,認清真相,澄清迷惑,批判錯誤,大力反擊。
壹、關於國家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圍繞國家問題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十分尖銳。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主要受到了兩方面的攻擊和歪曲:壹是來自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二是來自工人運動中和黨內的機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國家學說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在與各種歪曲和詆毀的鬥爭中,以其科學性贏得了廣大無產階級的認同。此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繼續在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鬥爭中推動國家學說的發展。當代中國關於國家的認識依然充滿著分歧和對立。社會中不斷出現攻擊、否定馬克思恩格斯國家學說特別是列寧關於國家的學說的言論。「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核心概念和學術話語體系,似乎成為保守、落後的代名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及其國家學說好像已成為明日黃花。」撥開紛亂的表面,可以看到,無論是過去的歷史中還是在當今時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與各種錯誤思想觀點的分歧主要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壹是國家的性質,壹是國家的職能。
1.關於國家的性質
台灣關於國家性質存在根本對立的觀點,壹些人極力抹殺現代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性,誇大其社會管理職能。他們認為,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的。因為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沒有壹個統壹的掌握統治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了,只有階層或利益集團,沒有任何特殊的階級或階級集團能將國家權力據為己有。在這種社會階層結構中,國家是超階級的中立者,是全社會的管理者和保障者。
事實上,這不是什麼新鮮的言論。這些觀點依然是那些早已被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所徹底批判過的。由於「馬克思把階級鬥爭學說壹直貫徹到政權學說、國家學說之中」,由於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的本質,這壹學說不斷遭到資產階級的猛烈攻擊。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極力把資產階級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永恆的、不可侵犯的,其目的是力圖掩蓋國家的階級本質,消磨勞動人民的階級意志,轉移工人運動的鬥爭方向,使資本主義制度永存。馬克思總結革命經驗提出:只有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動歷史的前進。馬克思告誡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壹定會用武器來反對無產階級的要求,無產階級不能僅僅在觀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資產階級共和國範圍,而必須採用實際的革命鬥爭來改造現實社會。
在國際工人運動中也存在著對國家的錯誤認識。馬克思先後批判了蒲魯東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主張,批判了巴枯寧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進行任何政治行動、反對壹切國家的無政府主義,批判了拉薩爾的唯心主義國家觀,為國際工人運動樹立起壹面戰鬥的旗幟。但是,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並未消失。馬克思逝世后,在國家問題上的鬥爭依然很激烈。資產階級也加強了向馬克思主義的進攻,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和散布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幻想。他們宣揚私有財產和父權制的壹夫壹妻制家庭等古已有之,而且今後也不會變。他們極力美化資產階級民主,把資產階級國家宣揚成超階級的、為全民服務的機構。在當時,這類言論對剛剛興起的工人運動產生了很大的腐蝕作用。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已經改變,黨的任務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合法的議會鬥爭了。這種認識混淆了原則問題,模糊和掩蓋了階級差別,麻痹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面對在國家問題上的混亂和對立,恩格斯再版了《法蘭西內戰》,出版了《哥達綱領批判》,寫作並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闡述馬克思的基本思想,批判錯誤觀點,並告誡廣大無產階級必須認清國家的階級實質,破除對資產階級國家的迷信,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無產階級才能取得國家政權,才能實現無產階級的革命目標。
否定國家階級性的論調依然在延續。特別是二戰以後,壹些人誇大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制度發生的壹些非本質的變化,宣揚其中立性和公共性,宣揚資本主義國家正逐漸克服階級局限而日益成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在工人運動內部,也有壹些人把國家說成是超階級的,是維護全社會利益的機關,否認國家的階級性。對此,列寧堅決批駁:「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可能的話,國家既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種類型的國家的領導階級不同,但它們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國家是不存在的。國家的社會性從屬於國家的階級性,因此,當國家以民主、自由、法治的面目出現時,依然不能抹殺其階級性質和意識形態屬性。同時,不能把國家的階級性僅僅理解為政治領域存在階級鬥爭,在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之中,不難看到階級鬥爭的身影。恩格斯曾無情地譏笑把「自由」和「國家」連在壹起的荒謬。「自由國家」完全是壹個矛盾的概念,二者根本不可能聯繫在壹起。「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需要國家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
2.關於國家的職能
壹些人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認為馬克思僅僅將國家視為階級統治和階級壓迫的暴力工具,而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都表明,國家已經越來越不再需要階級統治了,而需要發揮它的社會管理職能。黨中央提出的積極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也被壹些人進行了片面的解讀,認為台灣只需要進壹步強化國家的社會職能就可以了,不能再談什麼階級性和專政職能。這類觀點很有市場。
這類觀點早在從西歐資產階級革命和民主革命完成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出現了。這壹時期的相對和平為機會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第二國際內部出現了壹股鼓吹改良主義、反對暴力革命的修正主義思潮,代表人物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領袖伯恩施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內部社會性因素在不斷產生和發展,可以通過議會鬥爭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不需要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將革命目標集中在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上,認為如果說馬克思的時代,國家確實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麼在實行了普選制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以民主手段建立的國家成了具有平等權利的各階級實行共同管理的工具,它具有調節和緩和各社會階級之間矛盾的職能。「在壹百年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變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實現了」。伯恩施坦認為應當保存資產階級這個國家機器並使之完善化。這些思想極大地阻礙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受到了恩格斯和列寧的堅決批判和駁斥。「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在民主共和國特別是像瑞士或美國那樣壹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國里,國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現、全民決定的匯總與民族意志的表現,還是使本國資本家能夠維持其對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統治的機器?這就是目前世界各國政治爭論所圍繞著的基本問題。」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不斷完善是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機會主義者迷戀階級合作和議會道路的社會土壤。但是,仔細考察壹下資本主義民主的結構,到處可以看到對民主制度的重重限制,「資本主義社會裡的民主是壹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列寧批判了「議會民主」主張的錯誤,論述了民主和國家的關係。民主是壹種國家制度,它的存在總是與不民主、與專政聯繫在壹起的。任何民主都只是階級的民主。「民主就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的國家,即壹個階級對另壹個階級、壹部分居民對另壹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統的暴力的組織」。民主是相對於專政而存在的,擴大到壹切人的民主,也就是民主的消亡。所謂排除了壹切鎮壓功能的「自由的人民國家」是對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的美化和對廣大勞動人民的欺騙。
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必然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隨著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實現其統治職能的方式、統治職能的表現形式也必然會隨之而變化,但是這些形式的改變並不會改變國家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本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外表下,無產階級尤其需要保持清醒的認識,深入到國家的本質。恩格斯指出,歷史上的剝削階級國家,政治權力大都是以財產狀況為基礎的,歸根到底都是財富的統治,只是具體形式在不同國家有區別。在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政治權力和財產狀況直接合壹,是直觀就能看出來的。在某些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初期也曾有過按財產狀況規定選舉資格的情況。而在國家發展的高級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已經不再公開講財產的差別,而是財富的間接統治了,「財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在這壹階段,這些國家,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標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名義上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民主權利,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但在實際上由於各種附加條件的限制,很大壹部分窮人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所以說:「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未忽略過國家是兩個職能的統壹。國家在堅持其統治職能的同時,必須履行、發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社會管理職能是統治階級維護統治的重要基礎,「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無產階級國家雖然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但依然是「半國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中央集權的強力組織,暴力組織,既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也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即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者來『調整』社會主義經濟。」在社會主義國家,必須保持國家的專政職能,積極鞏固和捍衛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果實,為實現向更高社會形態的過渡提供根本保障。否則,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難以保障。社會主義國家也必鬚髮展和完善它的社會管理職能。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提出要進壹步提升國家的社會管理能力,建構屬於台灣的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在發展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同時,我們要認清:「無論是把國家治理現代化與無產階級專政對立起來,還是把法治國家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起來,都是錯誤的,都是沒有看到國家的階級職能在當今世界上依然是客觀存在的。國家的階級性告訴我們: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法治國家,壹刻也不能放棄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積極發揮戰鬥性作用
回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國家問題上的戰鬥歷程,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處處閃耀著科學性和戰鬥性的光輝。當今時代,我們依然需要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旗幟,回應和批判各種錯誤思潮的挑戰,發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當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在各類宣揚「客觀」、「中立」的國家治理言論的背後,是日益激烈的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以及政治對立。壹些人極力否認國家的階級屬性,粉飾資產階級國家,頌揚資本主義制度,美化壹國兩制,其根本意圖在於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社會主義獨立建國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戰鬥性的發揮是以科學性為基礎的。這是科學的理論,而且正是基於對國家的科學認識,恩格斯敢於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任何國家都是對被壓迫階級『實行鎮壓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國家具有「禍害」的壹面。「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壹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壹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現存的仍然處於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於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現實的階級狀況,無法完全避免壹些問題,但必須努力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積極推進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在建設中要防止和逐步消除同國家存在相聯繫的種種弊病,才能最終實現恩格斯所說的「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壹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把國家的產生和消亡都看作生產力發展到壹定歷史階段的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壹個歷史的範疇。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差別的消滅,國家也將消亡。
綜觀當前思想理論界關於國家的種種錯誤思想觀點,壹方面,我們必鬚髮揮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戰鬥性,堅決揭露這些錯誤思想觀點的實質、意圖,揭露他們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台灣共和國共產黨,歪曲和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另壹方面,還要看到它們有其孕育形成和發展的社會土壤。列寧指出,機會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階級合作。但是,機會主義的產生不是偶然的現象,不能歸因於個別人物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當時社會歷史時代的產物。資本主義相對和平發展的客觀條件產生並培植了機會主義。第二國際的領袖們在「統壹」、「團結」的名義下,採取調和、縱容和庇護的態度,使機會主義鞏固和發展起來,逐漸佔了上風。第壹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機會主義者完全背叛了社會主義,墮落成為社會沙文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因此,對於台灣社會各種錯誤思想的壹再擡頭,也必須認識到這些思想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不容忽視的是,當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的確對馬克思主義造成了壹些挑戰,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深入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科學闡釋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既是理論的科學發展,也是應對現實的理論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光輝典範。「台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為指導,偏離了這壹理論,就會走彎路。」科學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辨析和駁斥國民黨與中共關於國家問題上的種種錯誤觀點,解答和回應來自不同立場的種種責難與攻擊,才能實現台灣的社會主義獨立建國事業的勝利。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可行性
編者按:埃內斯特·曼德爾(1923-1995),比利時自由大學的教授,第四國際的領導人,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國際工人運動、過渡社會分析及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等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論著述。已被翻譯出版的著作有:《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關於過渡社會的理論》、《論歐洲共產主義》、《〈資本論〉新英譯本導言》、《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等。
「但他首先是壹個革命家」(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曼德爾十幾歲參加工人運動,二戰時期曾三次被德國法西斯逮捕。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著名的街壘戰前夜,他對學生作了鼓動,並參加了第二天的戰鬥。理論與實踐的密切結合是他的顯著特點!
曼德爾代表了壹種與社會民主主義、史大林主義及后史大林主義所截然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他是資本主義世界不可調和的敵人,曾被美、西德、法、瑞士、澳大利亞等所謂「自由」國家禁止入境。但「社會主義陣營」同樣將其拒之門外。工人階級的敵人——資本家和官僚,在「封鎖」曼德爾這個問題上結成了統壹戰線!
在《為社會主義計劃辯護》壹文中,曼德爾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工人是資本家和市場法則的奴隸;在「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工人被官僚剝奪了制定計劃、管理生產的權利,成了官僚的奴隸。工人階級只有通過民主的自治,自己確定自己的需求的優先順序,並按此順序分配社會資源——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計劃經濟——這樣才能擺脫資本家和官僚的枷鎖。哈耶克們認為計劃經濟是通向奴役之路,在曼德爾看來民主集中的計劃將成為工人階級的「通向自由之路」。
亞歷克·諾夫的著作在80年代曾對我國理論界產生了壹定影響,從曼德爾的批判中,聯繫當前我國的實際,壹定會得到有益的啟發!
阿歷克·諾夫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批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方法,他認為這種方法是錯誤的,並與建設社會主義無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目標──沒有商品生產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有力地回答諾夫的觀點,就必須遵循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形成時所採用的同樣方法。換言之,我們不應當從想要實現的最終理想,或是規範目標出發,而應當從正在舊社會的母體中成長的新社會的基本要素出發,即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現代資產階級的運動法則和內在矛盾出發。自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趨勢是什麼呢?勞動的日益相對社會化,不斷追求勞動的強度和效率,無情地奪取新市場;節約勞動的技術變革所造成的壓力(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資本的日益積聚和集中;利潤率不斷下降;生產過剩和積累過度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的日益國際化,以上所有這些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關的運動法則,導致了這種最終結果。
1.勞動的客觀社會化
勞動的客觀社會化意味著什麼呢?它首先意味著勞動過程本身與我們所消費的產品的生產和選擇之間的日益相互依存,對於壹個14世紀中等人口的歐亞國家來說,這種相互依賴最多也只涉及到幾百人,而在今天它卻可能包括幾百萬人。勞動的客觀社會化,還具有更廣泛的含義,因為它包含勞動組織計劃迅速發展,在工廠內部,壹旦實現了工業化,具有最重要意義的便不再是市場,而是計劃了。工廠越大,這種計劃的範圍和規模也就越大。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計劃便超出了工廠的範圍,而達到了公司的水平,即在通常的情況下,達到了包含許多任務廠實體的水平。而隨著當代世界上超國家的跨國公司的發展,計劃已經成了國際性的。從法律上講,常常包括許多公司。
這種長期過程的結果,便是相對於直接分配勞動力來講,由市場分配的勞動力迅速減少,無論從政府對經濟的日益增長的干預,福利國家的出現,還是工人階級鬥爭的勝利中,都不可能找出勞動力市場分配下降的根本原因。儘管所有這壹切有助於這種最後結果的形成,但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及其積累和競爭的長期發展。當然,直接分配勞動,可能伴隨著貨幣方面的簿記——就象俄國,中國,以及東歐那種官僚計劃經濟體制中所出現的那樣,但這並不能使之等同於市場分配。當通用汽車公司在X工廠中生產卡車配件,在Y工廠生產車身,而在Z工廠組裝卡車時,進行貨幣成本計算的計算機輸出數據,總是包含有配件的運費,但這壹事實並不意味著X工廠將配件"賣"給Z工廠。
銷售意味著所有權的改變,隨之會出現壹系列反映實際財產,即金融利益的決策過程。決定車身生產數量的,並不是市場,而是計劃中的卡車數量,車身製造廠不會因為向組裝廠發運了"過多"的車身而"破產"。自然從所有這些過程都局限於中間產品這壹點上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仍占統治地位,即這些產品沒有達到最終用戶(在這裏我們之所以使用"用戶"壹詞,而不是"消費者壹詞,因為用戶有可能是另壹家工廠,或者政府,工廠可能購買機器,而政府也可能購買軍火)。但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越來越求助於壹些非市場機制,這不僅僅體現於生產領域,而且也體現於流通領域。資本統治下,勞動的經濟社會化,總是伴隨著或交織著非市場勞動力分配的政治形式的發展,這種事實只會使整個過程的矛盾更具有爆炸性。
「計劃」
我們壹直在使用"計劃"壹詞,但這壹概念本身卻有必要加以更精確的表述,計劃並不等於"完美","科學",或"人道"地分配資源,它僅僅意味著"直接"分配(即預先分配),既然如此,它同市場分配是對立的 (事後分配)。計劃分配與市場分配,是資源分配的兩種基本形式,他們本質上是不同的──即使他們有時候被混合於壹種不穩定的和雜亂的過渡形式中(不壹定自發再生),他們具有根本不同的內在邏輯。他們也派生出不同的運動法則,他們在生產者和生產組織者之間的推動力量不同,並通過不同的社會價值表現出來。
在歷史上,兩種勞動分配的基本形式,都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存在過。因此,兩者都是相當"可行"的,他們都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過,產生過完全不同的結果。我們可以找到"專制式"和"民主式"兩種計劃。只有對班圖村落中那種前殖民地時期的計劃視而不見的人,才會否定後者的存在;同樣我們也可以找到"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的計劃;我們甚至可以發現以常規,風俗,傳統,魔法,宗教及無知為基礎的計劃——壹種由形形色色的求雨者,騙子,文盲支配的計劃,最糟糕的是,我們還可能找到壹種由軍事將領指定的計劃,因為每支軍隊都得預先分配資源,同樣也可以找到由技術專家,甚至科學家,勞動者,或者非利益專家組織所制定的計劃。但不管採取什麼形式,所有這些計劃都是通過某壹社會實體的周密選擇來直接、預先地分配資源(包括勞動)。在相反的另壹極,是通過市場的客觀法則來分配資源,時候調整校正由私人作出的決策。
同樣,事後分配資源意義上的市場經濟,在歷史上也以不同形式存在過,從理論上講,可能存在壹種帶有"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在實際上,這種經濟似乎從來沒有存在過。可能存在著壹種被壟斷力量所歪曲的市場經濟,壟斷力量可以操縱很大壹部分經濟活動,因此也可能在長期內控制價格。市場可以與形形色色的獨裁和專制形式並存——如18世紀的專制主義,19世紀的沙皇制度,甚至還有20世紀各種軍人政權和法西斯專政;然而,它們也能與先進的議會民主形式結合,就象在本世紀後半頁那樣——雖然這些議會民主形式只出現在資本主義世界150個國家中的不到20個國家。
市場經濟同樣也可能把生活水準降低,從而加深人民群眾的苦難,18世紀到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西方國家就是這樣,在東歐,這種情況要延伸到20世紀,而在南半球,至少有壹半居民今天仍然過著這種生活。但在另壹種情況下,市場經濟也可以極大地改善大多數居民的生活條件,就象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30年和戰後西方國家那樣,然而在所有截然不同例子中,起主導作用的雖然是市場法則——即由銷售和收入(在資本主義條件是利潤)所決定的對資源的事後分配。
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在從小商品生產向小工廠的資本主義初級階段過渡時期達到了最大限度的擴張。這是在19世紀中葉自由放任時期。以後純粹的市場分配原則,便越來越同大工廠和企業內部合理計劃安排生產的內在要求相互衝突。恩格斯在著名的《反杜林論》中明確地闡述了這種矛盾"在所有起決定性的生產領域和經濟上起決定作用的國家裡,新生產方式獲得的支配權越大,那麼它也就把私人生產降至越不重要的地位。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也就越明顯......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已經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直接對抗。"我們在《晚期資本主義》壹書中也論證過從這種根本的對抗中可以引出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壹般運動法則,即從資本主義個別企業的合理性與整個社會的不合理性同時發展的趨勢中引出這個法則。
兩種不同的資源分配製度,在結構上是相關的──事實上,很大程度上等於兩種對立的、針對需要調整產出的方法,因為每壹個社會最終都是傾向於消費的──如果沒有生產者的消費(即勞動力的再生產),便根本不會有任何產出,勞動乃至人類生存。現在只有兩種基本的能使當前產出符合需求的方法,或者是在壹開始便給出這種需求,由任何壹個社會實體來組織能滿足需要的產出;或者是這些需求基於壹種未知和不定的狀態,通過"有效需求"的費用由市場揭示。
當前情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統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有效需求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受社會調節和干預的限制,尤其是在逆循環經濟學與福利政治學的時代。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出現了壹股強烈反對凱因斯理論與對策,以及恢復市場及商品市場的文明價值地位的思潮,這種變化也深深影響了左派。今天社會主義思潮的主體(比馬克思主義還要古老,但被馬克思科學系統地加以表述過的社會主義)仍代表了對商品生產及市場本身的批判。將霍布斯,洛克和斯密派生出的壹系列理論假設非神秘化的深遠歷史過程,正處於壹種被不加選擇地拋棄地危險之中。因為不僅保守的學者和政治家而且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者(首先是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及歐洲共產主義者)現在正重新發掘並將毫無科學根據和經驗實證而僅僅是盲從和迷信的資產階級原則,溶進其社會主義思想之中。這種思想變革的邏輯和壹般結論是:人們已經不相信合理計劃的可行性,而接受了(即使不是崇拜)市場。因為市場正擊中社會主義事業的中心問題。當前辯論的真正危險並不在於推翻資本主義革命之後的短期內,應當多大程度地依靠商品交換,而在於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本身(建立壹個可能花上壹個世紀才能建成的無產階級社會)是否值得去實現,為什麼值得實現。對於從巴貝夫,聖西門到恩格斯,盧森堡的許多思想家來說,這壹向是個根本問題。對於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來說,它依然是壹個中心問題(尤其當我們閱讀阿歷克·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時)。
這使我們面臨著壹種困境,同樣也給試圖回答阿歷克的人及其它"市場社會主義"的贊成者帶來了困難,他們希望分析和校正蘇聯,東歐和中國過渡經濟失常局面,這本是壹種正統和必要的當務之急。我們並不相信這些社會具有任何意義上社會主義的成分,我們也不相信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已經遍及這些國家的各個角落,這些國家中沒有壹個徹底地壓抑過(現在變得實用)殘存的市場關係。但是,諾夫壹書的要旨是經典定義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被列入日程,從壹開始就僅僅是壹種空想。換言之,諾夫的論述,不僅僅涉及過渡時期的具體經濟問題,而且也觸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
蘇聯這個歷史上落後,遭受戰亂破壞和官僚暴政統治的國家的經驗,常常被用來為反社會主義計劃的古典論添枝加葉。應當問這樣壹個問題:難道蘇聯經濟所遇到的某些問題,不正說明普及社會化的條件還不成熟嗎?相比之下,我相信能證明壹點,即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存在這樣壹種趨勢,表明現在的物質、技術、和人力資源需要實行計劃。同時這些先進社會也表明大規模失業、婦女勞動力及少數民族受到極度剝削,以及政府和公司在保護生態方面的失誤所造成的大量問題,都將有待于通過真正社會化及民主的計劃所建立起來的全新的社會來解決。馬克思本人並沒有為經濟效率或是對無產階級的盲目崇拜而反對商品生產(市場經濟),主張社會主義,如果僅僅因為那些主張官僚集權的蘇聯人錯誤地引證馬克思的論述,就因此無視在馬克思著作中達到完美的社會主義傳統論點,這將是錯誤的,這樣做就如同因為反動的資本主義分子引用人權原則,而我們就拒絕這些原則壹樣錯誤。
決策過多?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壹看,阿歷克為反對他所謂的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計劃經典概念而提出的某些經典論點。基於對蘇聯經濟的真正了解,他論證說在俄國,某壹時期內可能會存在1200萬種商品的生產,只有市場才能夠起到合理安排這些商品生產的作用──決策的量太多,致使任何壹個民主的生產者協會都無法處理,從這壹論述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呢?讓我們首先把其中含糊不清的東西清除掉。諾夫的數字中包括大量的中間產品和零部件,此外還有專用設備,而普通公民是不會遇到也永遠不會消費這部分產品的;它還包含了同壹種消費品的不同品種,在西方社會中,這可能意味著10種不同的清潔劑或20種麵包,壹般人只消費其中的壹兩種,而不是全部。了解這壹點,對認識諾夫所面臨的困境是十分重要的,因為事實上,先進地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並不"分配"數以百萬計的商品——無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私人消費者在其壹生中最多也只能購買幾千種不同的商品(對於許多人來手這已經夠誇張了)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消費"數以百萬"的、不同商品,或者根據"市場信號"來"選擇"這些商品。自由派經濟學家,以及史大林時代所推崇的那種觀點(有壹種"無限的消費需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無限的產品")只不過是壹種荒謬的幻想,妳不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消費無限的產品。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地球上存留的時間確實是有限的。
如果我們看壹看生產品(包括中間產品),那麼這種情況並沒有根本改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大量的中間產品根本不是通過市場來分配的,而是通過定貨來生產的。很顯然,這種情況同樣適合於今天大多數的重型機器產品。當妳去超級市場時,妳所要買的絕不是渦論發電機,妳是通過非常精確的規格來訂購這些產品的,即使它是由社會供給商調節的,但與"市場分配"絕非壹回事。各種供貨商並不會製造出可供您選擇的各種商品,他們只能生產壹種被自發使用的產品。沒有市場機制的介入,這壹過程也會照常進行,代替供貨商之間的競爭,妳將計算出不同生產單位的各類產品成本,並選擇最廉價的供貨商——假若所有質量以及技術方面的規格都符合要求的話。
由此我們便得出壹個令人吃驚的結論:在當代大多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論消費品還是生產品絕對不是按"市場信號"來生產的,都不是年復壹年的波動,更不是每天都在波動,當代生產的主流,符合現行的消費模式,以及預先確定的生產技術,而後者很大程度上(即使不是全部),是獨立於市場的。這是怎樣造成的呢?它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所造成的。
為什麼那些很大程度上是預先知道的產品所所需要的資源分配,不能靠生產者聯合體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予以解決呢?計算機可以同時處理"數以百萬計"的方程式,當然,消費者的習慣不是固定不變的,技術上的長期變化,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品的核心結構(不僅僅從根本上改變產品的生產方式)。壹個世紀前的馬車以及馬車所使用的零件,都是標準產品。今天汽車已經代替了馬車,並隨之帶來了壹系列後果(汽油、道路建設、零部件等等)。100年以後在建築上幾乎不使用水泥、鋼材、玻璃和鋁材,在今天的民用建築中,木材和磚瓦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
然而,這種變化最終大規模的出現,推動著它們的原動力並不來自市場和消費者,而主要來自發明家和生產單位聯合體。絕不會出現這種情況: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到處奔走,要求福特公司給他們汽車,要求蘋果公司給他們計算機;相反倒會有不少的企業(馬克思在熊彼特之前的半個世紀就已經指出:這種由資本主義內在競爭和勞動——資本之間階級鬥爭所決定的、不間斷的技術變革和發明的必要性)不斷地把新產品拋給消費者,以便造成壹種對其產品的需求,使它們能夠儘可能多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2 稀缺與豐裕
正如諾夫所描述的那樣,在壹種先進的工業經濟中,分配的絕對複雜性,只是幻想,誰也不能否認,民主社會主義的計劃也會面臨某些困難——有些可能預見到,而另壹些則無法預見。
但是,從諾夫提出的技術含義上講, 沒有理由認為這壹切都是不可逾越的.他對馬克思社會主義概念的批判,不僅針對他建立無階級社會所使用的方法,而且也針對社會主義目標本身.因為,馬克思共產主義理想賴以生存的前提(按諾夫的觀點)──豐裕是不折不扣的空想。下面便是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見解:"讓我們將豐裕定義為壹種充足,這種充足可以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滿足人民的需求,沒有壹個人會不滿足或是去追求別的更多的東西(或者至少是能再生產的東西)在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認識中,這個概念起著關鍵的作用。豐裕消除了資源分配上的衝突。因此從定義上講,每壹個人都擁有足夠的東西,也就不會有相互排斥的選擇.....那麼,也就沒有理由認為形形色色的個人和組織,會相互競爭,以獲得隨意可得的東西。讓我們以蘇格蘭城鎮的供水為例,顯然它不是沒有成本,在水庫管道修建,水的凈化,以及設備維修等方面,都投入了勞動,但由於水源充足,沒有必要通過"規定價格"來限制水源利用,各種用途的水源供應都是大量而充足的,它絕對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市場化",水的供給也不受任何"價值規律"或者利潤標準支配,不存在因為水源而展開競爭,也沒有因為水源而引起衝突。如果其它物品也象蘇格蘭的水源那樣,可以輕而易舉的獲得,那麼人類社會就將形成壹種新的姿態,追求財富的慾望將淡化,而財產權以及與財富有關的壹切犯罪現象都將消失。
諾夫沒有前提的推理
在諾夫關鍵性的論題中,有壹大堆沒有根據的前提,他壹開始就告訴我們,所謂"豐裕"是指不存在資源分配的衝突;接著,他又悄悄地把"資源分配"變成僅僅是消費者的需求。因為假若蘇格蘭有50個發電站開始運轉,那麼當然不會有足夠的水源。換言之,諾夫不聲不響的提出了壹個假設條件:充足是由特定時間、地點的需求決定的,而且只被它們所決定,其它壹切條件均相等。或者他把現存的消費習慣(以及生產模式)看成是理所當然的和永恆不變的,然而他並沒有使這種假設更加清楚。因為如果這樣的話,他先前所說的豐裕是不可能的,馬克思社會主義行不通,這種斷言就會被推翻。在他的論點中,還有更深壹層的矛盾,阿列克壹方面指出,要麼蘇格蘭居民保存足夠的水源"就必須用勞動力修建管道,水庫,並進行維修活動。既然勞動力的"相對稀缺"的,用於修建水管、水庫的同壹勞動力也可以用來生產任何其它的替代品──建立高爾父球場、發電站,甚至去造導彈,然而奇怪的是,總的來說,圍繞"資源分配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蘇格蘭,水源可以"'不考慮價格因素"的情況下分配,圍繞所涉及的勞動力分配也不會存在明顯的衝突。所以,諾夫以及無數經濟學家(更不要說社會學家,以及玩世不恭的哲學家)在資源普遍稀缺和人類具體行為模式之間的聯繫上,根本沒有給予經典論證。因為上述例子可以說明,假如滿足某種條件的話,在特殊情況下,人們對某種具體商品所表現出的態度完全可能不帶有財富慾望。
條件是什麼呢?為什麼"價格配給"在蘇格蘭居民水源消費的例子中成了多餘的呢?令人吃驚的是,阿歷克並沒有提到經濟方面的原因,儘管馬克思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毫不困難地也同意這壹點(這馬上說明了為什麼同樣的原因不能應用於該地區發電站潛在的倍增情況),這是由於對每壹個普通消費者來說,對水的需求的邊際彈性已經等於零,或者為負值,免費供水也許會導致壹些輕微的浪費,然而該浪費卻低於該特殊產品的"價格成本"(安裝水表,雇傭控制人員,收取水電費等)。在這種情況下,給水確定價格是不合算的,穩定的,可預見的(傾向於下降)需求,乃是關鍵的有效經驗數據,其它壹切都來源於此。
但是,如果在全部資源的稀缺中,水源的充足是可以理解的,那麼這種情況為什麼不能同樣適用於相同條件下的其它產品和勞務呢?蘇格蘭水源果真是唯壹的壹種需求彈性等於零或負值的物品嗎?這恰恰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觀陷入矛盾的地方。因為隨著社會財富的增加,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后資本主義機制的出現,需求彈性不足、能免費分配的商品以及勞務數量也會逐步增加。讓我們假設當60%或70%以上的消費品和勞務都這樣分配,這種累進式的增長將會極大的改變整個人類的"生活方式"。
在諾夫的結論中,還偶然出現壹個預期理由,他在此處好象認為,"產權"不可避免的來自"稀缺"。當然,稀缺既然造成了這樣的權利,就有必要建立壹套具體的社會機制,來促進、支持、捍衛生產數據的私人佔有,割斷廣大勞動者同這種權利的聯繫,割斷他們同自己生存基礎(土地、水源、空氣)之間的天然聯繫,這些反過來又同具體的社會階級聯繫在壹起,他們保衛自己的利益,而反對其它階級保衛自己的利益對土地產權"的"稀缺"已延續了數千年,因此,如果今天的蘇格蘭人民(英國,歐洲或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能夠民主的做出決定,不將產權授予那些利用水能的潛在投資者,任何經濟法則也不會因為僅僅存在著稀缺而將公有水源變成私有水源。那麼處於對潔凈的沒有確定價格的水源的偏愛,他們可能不得不為消費者"支付"更加昂貴的能源"價格"(即在能源產業上所消耗的更大量的物質和人力),不過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作為消費者和公民來說這是正確的·
處於同樣的原因,得出稀缺造成普遍的"人類追求欲"這種結論也是錯誤的,根本就不存在這種普遍的追求慾望。追求慾望是具體的,與其說同產品的總稀缺或者某壹產品的稀缺有關,倒不如說同某壹具體需求的相對密度更有關。羅爾斯.羅伊斯轎車也同樣稀缺,這是壹種非常好的汽車,許多司機(當然還有大多數汽車愛好者)都想得到壹輛這種牌子的汽車。但是,大多數人並不會因此而加入壹場狂熱的角逐,他們不會計算著每壹個便士,以便能以任何代價獲得壹輛稀缺的"羅爾斯"。他們也不會覺得有壹種對豪華汽車的追求慾望,當他們知道自己永遠也得不到這種汽車時,他們更不會精神崩潰,所以說追求慾望在"總稀缺"消失之前便早以不存在了──就象蘇格蘭人對水的追求那樣。這足以證明,最敏感的需求已經被滿足了,或者在這些地方,出現了壹種消費飽和狀態,這便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所依賴的基本假設,它是完全現實可行的。
3.需求層次
為了回答諾夫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我們引用"需求的相對密度"這壹概念。這個概念對社會主義計劃有幾種含義,在今天的西方通過消費者對"有價格的商品和勞務"(如果存在著"非價格"商品的話)的不同行為,可以看到各種不同的需求密度。但是這並不壹定通過貨幣來間接衡量,它可以通過經驗來確定,比如說,通過分析在收入突然下降情況下(就像目前蕭條期大多數人收入情況壹樣),具體消費模式的變化,某些廣泛的特徵將會清楚地表現出來。因為其它開支將先於另壹部分被削減,每壹種消費品範疇內的某種產品都將被減少;而另壹些產品則會增加(例如消費更多的豬肉,減少對瘦牛肉的消費)。在保健方面的開支要比在化妝品上的開支更不容易變化,這並不是隨意作出的選擇,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知識進步(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資本的崇尚)在於,由於中產階級進而廣大階層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有關消費模式的大量經驗和統計數據,這些數據在許多國家是類似的,這顯示出壹個客觀的、在過去幾十年中對幾百萬人都相同的選擇順序,壹切對人類需求負責的討論,都應當從這裏開始。
這種討論得出的是壹種早在150年前由普魯士統計學家恩格爾所提到的模式:壹旦經濟增長使需求多樣化,便會出現壹種明顯的需求等級,有基本需求和補充需求,也有對奢侈品的需求和邊際需求,概括地講(在這裏我們隨時準備接收經驗數據,而不是抽象推測的糾正),我們要在第壹類中歸入基本食品和飲料,衣服、住房以及相關的居住設備(例如:暖氣、水電、衛生設備、傢具),教育與保健,工廠的往返交通,在某壹工作速度和強度下恢復勞動力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休息及娛樂。這些便是馬克思所說的,如果壹個普通工資收入者想繼續在某壹個水平上工作所必須滿足的需求。這些需求還可以進壹步分為生理上的最底需求以及歷史道德上的補充需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它們的含義不同,它們的波動以及變化,不僅與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有關,而且也與相互衝突的社會階級的歷史力量均衡改變有關。然而,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它們都是客觀的數據(絕大多數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壹點),它們不可能被任意改變(包括"市場力量"活動)而不引起各社會經濟階層的劇烈騷動。
在第二類商品和勞務範疇內,我們可以歸入大多數較高級食品、飲料、衣服和居住設備,最精美的文化,"閑暇"和服務,私人汽車(與公共汽車不同)及其它所有消費品和服務便歸入了奢侈品的範疇。當然,這三種需求品範疇的明確界限很難確定,第壹種最容易劃分,需求(以及為滿足需求而提供的產品和勞務)從第二範疇向第壹範疇的逐漸過渡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尤其是無產階級鬥爭帶來的結果)密切相關。休息日工資照付,是工人階級最近才爭得的鬥爭結果,它始於1936-1937年奪取工廠的大風波,以後波及了整個工業國家。第三和第二商品範疇的區別,所表現的是壹種社會文化選擇,而不僅僅是大眾化現象。雖然所有這些要點都值得強調,但由此形成的壹般模式仍是十分清楚的,人類需求層次不僅有生理的基礎,而且有歷史社會的基礎,它不是任意的,更不是客觀的,在所有大陸上,儘管情況不同,都可以遇到這種現象。但由於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不均衡以及複雜發展,它們常以非同步方式出現,需求層次並不是任何由市場力量、專制官僚或者專家集團決定的,它是通過消費者自發或半自發的行為表現出來的,唯壹的"專制"變是多數人——不會迎合這種壹般的模式:戒酒者不同於酗酒者;吸煙者不同於非吸煙者;素食者不同於肉食者;有些人拒絕看電視或者不能看電視,不讀報也不讀書;而另壹類人甚至不看病,也不去醫院。但是當我們看到這樣壹個包括成千上萬不同時間和地區突出壹種模式。它證明在絕大多數消費者當中存在著明顯的需求層次。
這種層次還有壹個更重要的方面:需求彈性不僅隨著經濟增長的每壹階段逐商品地、自上而下地趨近於零和負值,而且主要商品的需求也表現出同樣趨勢。今天,在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對典型食物(麵包、土豆、大米)的人均消費,不論是在絕對量還是在國家貨幣並支中的比重,都明顯地下降了;對水果、蔬菜、基本的內衣、襪子,以及必要的傢俱的消費也下降了(至少在貨幣價值上是如此)。統計數碼表明:儘管人們的偏好和食物(各種麵包和糕點)任意多樣化,但對食物、衣物、鞋襪的總消費(以熱量攝取、平方米數和雙數來計算)仍傾向於停滯,甚至下降。
消費模式
上述事實完全駁倒了資產階級和史大林分子關於普通人民的需要會無限增長的信條,沒有什麼能比這種由消費者實際行為所表明的事實更明顯的了。需求的停滯在西方是壹種可以證明的趨勢,這不僅僅因為壹旦超越某壹界限,需求強度會下降,而且因為超過這壹界限,需求的動力也會改變。合理的消費模式越來越取代所謂的不斷擴大消費量的本能慾望,在這裏"合理性"並不需要市場力量,也不需要制定計劃的官僚或通曉壹切的專家來"規定"。隨著人們選擇偏好的改變,隨著其自我利益越來越被自我意識,它便從日益成熟的消費本身產生出來。
食物方面的消費提供了壹個具有說服力的例子。自古以來,人類壹直在飢餓與災荒的邊緣掙扎,即使在本世紀,這種現象仍在困擾著我們星球上的絕大多數人。在這種條件下,人類自然要在吃的方面花大量的精力。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席捲歐洲的、長達5年之久的食物短缺,足以引發壹場真正的暴食現象,然而壹旦"無限制的食物浪費"重新成為可能,這種貪慾還能夠維持下去嗎?25年以後(僅僅壹代人的時間),當食物再度成為豐裕、充足的,人們的選擇偏好開始出現引人注目的變化。少吃成了通則,健康比吃飽喝足更重要,這種變化並不是由於醫生和保健業"強迫"人們接受了某種的消費模式,而是由壹種自我保護的本能造成的。這種類似觀念的變化早在保健業出現以前就產生了,那部分"已經為自己實現了社會主義"的富人,早就接受了這種觀念。在1850年肥胖的英法統治階級和壹個世紀以後美國苗條的百萬富翁之間,早已開始了壹種烹調革命。今天西方的普通人也能從更多樣的膳食中享受到更大的樂趣。他們越來越把烹調看成壹種消遣,但是他們依然傾向於減少熱卡的絕對攝入量,以便能多活20年,而不是過早的死於暴飲暴食和動脈硬化。
病人(或者體弱多病者)的消費模式顯示出壹種很相似的情況。顯而易見,沒有壹個人會因為免費的外科手術而讓自己的肢體和器官被壹個接壹個地切除掉,但是戰後藥物需求量的猛增(就像英國發現了NHS以後,對牙科和眼鏡的需求壹樣),不僅僅是(或者不是)消極地服從於製藥工業不負責的廣告壓力的結果。從本質上講,它代表了壹種未得到滿足的、累積的基本需求,壹旦這種積累積消失或達到了某壹停滯點,任何細微的、顯示過度用藥負作用的教育運動,都可能非常有效。藥物消費最終將會下降(在比較富有的社會階層中,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的確,由於人們毫無過分樂觀地注視著對吸煙危害性的系統的公開教育,煙草消費已經明顯減少,煙草工業所有相反的努力,都徒勞無益。
從上述思考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第壹,當"稀缺"越來越限於不太重要的產品和勞務時,貨幣在整個經濟中的作用完全有可能降低,因為非定價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比用貨幣支付的商品和勞務數量更多。"消費者只能通過其貨幣收入在不同商品與勞務上的分配來間接地決定其需要"這個設定是荒謬的。人們為什麼要依靠貨幣來迂迴地確定自己的需要呢?實際情況正相反,他們希望得到壹定量的自己所喜歡的食物、衣物,或者閑暇時間。他們便會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這麼多的錢購買它們,這意味著我不能同時滿足所有的需要,所以我必須在其中作壹種選擇。"情況並非是,他們先擁有了貨幣才到處宣揚:"由於我們的衣袋裡有了現錢和我面前的櫥窗,我現在才覺得我餓了。"使物質資源符合物質需要的最簡單──也是最民主──的方法,並不是在兩者之間加入貨幣的媒介,而是通過尋問來找出人們的需要。可以構成未來社會主義邦聯的當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是由成百上千、具有不同興趣和愛好的人們所組成。在向社會主義過渡中,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生產的全部標準化水平將會逐步降低,在滿足需求的某壹點上(或者停滯點上),將會自然而然地出現壹種從消極消費到積極消費的轉折,出現壹種需要更大的創造性才能滿足的需求的多樣化現象。這些新需求很可能逐漸地歸入兩個範疇,壹類是由那些富於冒險和想象力的少數人(他們急切地想嘗試新產品和服務)發展起來的商品。但新產品的大規模生產,卻不會隨著發明而自動實現,她必須是多數人的自主選擇。20%的人口是沒有權利強制所有人使用新產品的,儘管他們為保證其生產可以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另壹方面有些情況下,大多數人並不選擇新的產品和服務,從根本上調整總計劃將會保證新的需求得到滿足。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歷史中很少出現這種偉大的消費革命。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比較突出的革命只有三次,它們是汽車革命、家用電器革命和塑料製品革命。這些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億萬人民的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這種大規模過渡的發生,不會是無情的或無政府狀態的,它將是合理的和人道主義的,它將第壹次由指令決定,並且處於它所影響的指令的控制之下。
這將為商品生產以及貨幣交換的消亡提供壹個客觀基礎。同時,假如現存機制能夠滿足所有自發的、習慣的、不言而喻的、由日常經驗所決定的基本需求的話,那麼,社會衝突的激烈程度可能減輕。這將為貨幣和市場經濟的消亡提供壹個主觀基礎。因為社會衝突只有在涉及到實物、土地、基本勞動形式、普通教育、保健、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情況下,才會特別激烈。但是,我們還很少發現,數以百萬計的人,為進入時髦的巴哈馬海灘而互相殘殺的例子;我們也找不到為了爭奪名家作品或者芝加哥股票交易所某個座位而引發的世界大戰的例子。偶爾的政治陰謀,大規模腐化甚至暗殺,在解決"稀缺"品分配的衝突中都可以採用。然而,這種糾葛與愛爾蘭飢荒、大蕭條,或者印度種姓等級制度所造成的恐怖不能相比。由飢餓、失業和種族歧視所引起的衝突將會消失,我們將面臨壹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具有另壹種行為模式和思想體系的世界)。假如"追求欲"僅限於奢侈品,競爭僅限於古巴雪茄,那麼,這同今天所遇到的將是壹種不同的現象。我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樣壹個世界對於99%的人來說都更加美好。但是,有壹些人卻抵制這些結論,因為每當我們使用某些需求比另壹些需求具有優先性的社會"需求層次"概念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深刻懷疑,尤其是在經歷了我們時代官僚集權經濟以後,我們究竟有什麼權利,憑藉誰的權威,以什麼樣的非人道結果,把這種"優先選擇"強加給人類呢?那不等於"通向農奴制"了嗎?
這是壹個社會主義者必須嚴肅對待的論點,因為他們比任何其它哲學及政治觀的追隨者都更加忠誠於人類解放事業(即自由事業)。謹慎地處理這壹論點是很重要的,在諾夫推薦給我們的名為《對需求的專制》壹書中,費倫茨·費赫直接了當地譴責了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對本國人民需求所實行的全面專制。他的例子是非常有說服力的,但本身卻是片面的,它包含著嚴重的矛盾,這種矛盾來源於某壹概念,而後者又反覆出現在費倫茨·費赫、艾格尼絲·赫勒、奧塔·錫克、布蘭科、霍瓦思、沃洛茲米爾茲、布魯斯和許多其它"市場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同樣的概念,也會出現在受過良好理論訓練的、新自由派學者的著作中(更不要說馮·米塞斯、馮·哈耶克、弗里德曼的著作)。這不是偶然的"社會組織化需求"的概念,對於這些理論家來說,不管他們之間的分歧是什麼,經濟資源的稀缺都是構成其經濟理論(所有經濟理論)的基石。資源稀缺本身意味著不是所有人的需求都能滿足。下面是"社會組織化需求"背後的假設:個人需求並不能被社會自動承認,只有壹部分需求能夠被承認,象計劃經濟壹樣,這也同樣適用於市場經濟。專制是不可避免的,唯壹的問題是,它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以及這種形式所帶來的社會政治結果。
形式與結果
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市場社會主義者來說,這壹點似乎很顯然:即市場專制("由錢袋決定分配")要比計劃專制(定額分配)給個人帶來的痛苦少的多,對個人自由的損害小的多。假如我們用北半球的壹個具體的例子——福利國家瑞典收入差異分配同俄國的分配作壹番比較,那麼上述情況似乎很有道理。但是這種極端只代表歷史中的例外,而不是平常現象。假如我們看壹下歷史上資本主義通過市場關係的收入差異,以大眾貧困和收入極不平等為特徵的壹般分配的話(過去150-200年中,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壹般化現象),那麼結論遠遠不是明確的。
現實收入分配所能滿足的基本需求愈少,則人們對這種缺少滿足的分配所採取的具體形式愈不關心。新聞媒介最近引用了聖地亞哥壹位天主教牧師的話說,在智利比索最近壹次貶值后,該城市中的窮人(佔總人口的50%以上)用自己的貨幣收入甚至買不起麵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他的芝加哥學派很難使智利人相信他們比東德人更自由(後者並不缺乏主要的食品,無論對其它次要需求實行怎樣的獨裁)。當代非洲提供了另壹個例子,說明了這個道理,當飢荒折磨著人們的時候,有誰還會譴責那種把食物定量分配給飢餓者的分配形式是壹種使他們淪為"農奴"的"專制"分配?難道向他們出售糧食會使他們得到"更多的自由"嗎?假如孟加拉國國國國爆發壹種傳染疾病,難道人們還會抱怨分配藥品不如在市場上購買藥品這種形式嗎?其實,滿足基本需求的更經濟、更合理的分配並不是通過市場貨幣這壹條迂迴道路,而是直接分配和再分配可利用的總資源。
在基本需求已經得到滿足時,貨幣與市場關係可以提供給消費者以更大的自由。因為消費自由意味著消費者的選擇,而在面臨實際的基本需求時,消費者恰恰沒有選擇權。通常情況下,妳不會在麵包與客機座位,普通教育與舊電視機,衛生保健與波斯地毯之間作出"選擇"。貨幣作為消費者自由的媒介作用只在對相對過剩的產品的選擇上才會有效。當然,這要有高度的收入平等,但作為決定社會資源分配基本方向的手段,他很可能即不公正又低效率。
當然,如果壹個社會民主地決定對基本需求給予優先分配,那麼它便會自動減少滿足次級需求和奢侈品需求的可用資源,這意味著只要未得到滿足的需求不是邊際的,就無法逃避某種程度上的"對需求的專制"。
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最明顯的地方。難道犧牲數以百萬人民的基本需求或者成千上萬人的次級需求就更為公正了嗎?提這樣的問題並不意味著我們贊成限制高級需求,高級需求是隨著工業文明本身的發展而發展的,社會主義前途在於逐步滿足越來越多的需求,而不僅僅是限制基本需求。馬克思決不主張禁欲主義和苦行僧生活;相反,馬克思共產主義觀的核心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這壹概念意味著人類需求多樣化和滿足方式的多樣化,而不是把我們的需求限制在基本食物和住房方面。馬克思設想的市場及貨幣關係的消亡,包含著逐步推行資源的預先分配法則,以便用越來越多的服務來滿足上面提到的需求,在品種上也要比現存資本主義更加豐富而不是更加貧乏。
4.對生產者的專制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分析了阿歷克·諾夫以及其它人在消費問題上對馬克思社會主義的批評,但是這種分析本身仍是片面的,因為先進工業國家中普通人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消費者,他們首先是生產者,他們每天平均仍要花費9到10小時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5天)或是往返于工作途中,假如壹個人壹天睡眠為8個小時,那麼他總共只剩下6個小時用於消費、娛樂、思考和社交。
這裏出現了壹中雙重的強制力量,連「消費自由」的擁護者也無法對付這種力量,因為在壹定範圍內,妳越使所要滿足的需求多樣化,妳在某壹技術水平和勞動組織條件上使生產者所付出的工作量越大。如果決定工作量的不是生產者本人而是由別人專制地強加給他們——不管是史大林的非人道勞動立法,或者還是最無情的勞動市場法則,造成今天數以百萬人的失業,主張建立更正義、更人道社會主義的人,對這種獨裁真的會向他們對消費者需要上的獨裁那樣深惡痛絕嗎?因為被當代左派如此吹捧的所謂市場「賞罰」制度,只不過是加了壹層薄薄偽裝的對生產者時間和勞動(進而也是對其生活)的壹種獨裁。
這樣的賞罰不僅意味著收入的高低,工作的「好壞」,它也意味著周期性的解僱和失業的痛苦(包括失業者自覺無用於社會而造成的精神痛苦)。它同時意味著生產的加速,受制於跑表和組裝線,生產班組的強制紀律,精神緊張和肉體損害,嗓音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日益荒疏,把人變成機器和計算機的工具。為什麼數以百萬計的人要受這種緊張的折磨,難道僅僅是為了讓自己的「消費滿足」提高10%,而達到同代人的50%和20%嗎?然而這恰恰是市場力量迫使他們不得不做的事情,因為他們想避免被淘汰,想維持其家庭和他們本人的生存!難道為了不被排除在生產過程之外付出這種價值得嗎?我們所能說的只是這種情況遠遠未被證實。假如基本品的滿足不會因此減少的話,那麼放棄第二輛私人汽車(如果有合適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可以放棄第壹輛),放棄電動切肉刀,每周少於10小時,使緊張感少壹些,不更可取嗎?如果他們可以隨意作出選擇,即如果替代的選擇不會減少其對基本需求的滿足,不會災難性地增強其不安全感,誰會知道生產者們將作出什麼樣的決斷呢?
在市場經濟中(任何形式的市場不管其「混合」程度如何,包括「市場社會主義」經濟),這類決斷都不可能由生產者隨意作出,他們受到背後某些力量的支配——或者由消費者決定,或者由他們無法控制的「客觀法則」支配。但這種專制並無致命之處,這裏假設的皇帝確實是連衣服也不穿的。沒有什麼強有力的理由不讓自由體中的生產者發表這樣的看法:「我們有100萬人之多,壹周干20多個小時,此外還要花2000萬個小時,使用現有的設備,監督現有的勞動組織,我們在現階段和不遠的將來要滿足X種基本需要!通過使技術和勞動組織合理化,我們可以嘗試在未來20年中將勞動量減到每周16個小時,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仍然還有壹些額外需求要滿足──而我們現在要每周工作5個多小時,20年後要每周工作4個小時來滿足這些需要。因此,我們法定現在每周工作25個小時,將來逐漸實行每周工作20小時工作制──即使這意味著某些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既然如此,我們憑藉什麼樣的「公正」、「正義」、「民主」和「人道」、「原則」來把生產者同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目的而支配時間和勞動的權利,從他們手中奪走呢?
5.客觀的非正式的合作
諾夫從沒有正視這個問題,但他毫無疑問曾經說過,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對這壹問題的心照不宣的回答。因為在其《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壹書中,他論證說即使市場有缺點,能夠作為壹種具有凝聚力量的經濟組織而取代它的,只有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這是其著作的主題之壹。但是,它是壹種未經證實的,過於武斷的偏見。其實可以用經驗來證明:在任何壹種形式的馬克思社會主義實現之前,在東方與西方,這越來越不現實。諾夫所忽視的恰恰是勞動的日益客觀社會化,與決策的繼續分裂化所產生的矛盾已經越來越不能為市場或是中央官僚計劃體制所容納。由於他們實際上已經被數以百萬計的、日常的主觀非正式合作行為所克服,這些蠢笨的不合理的制度仍然沒有崩潰。
我們這樣說含義何在呢?要理解此處的利害關係,有必要強調壹個重要的區別,貨幣關係並不簡單地等於市場關係,因為它可能是半市場性的,也可能包含著不同的實際內容。如果說市場經濟是壹種受到價格波動誘導的經濟,那麼「經濟力量」不管是消費者還是公司、就要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如果沒有這種反應,則很難證明(除非它是壹種無需證明的公理)這種信號在經濟上是相關的。然而,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消費實際行動(包括工人階級的消費)的研究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呢?它們顯示:絕大多數當前生產的產品是在消費者所熟悉的商店中購買的。或者是從熟悉的服務分配者那裡獲得的,而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毫不誇張的說,對普通消費者來說,至少有80%的消費屬於這種情況。
由此可見,現實的價格波動不會誘使正常的主顧突然改變他對麵包店、雜貨店、地鐵線路、理髮店、超級市場以及服裝店的選擇;更不必說,使其改變子女就讀的學校和醫院了。普通人決不會僅僅為購買壹磅便宜5個便士的蘋果而逐個水果店地奔波,他們的時間(在許多情況下,習慣以及同熟悉的商販和主顧聊天的慾望要比這些邊際差異更寶貴)。典型的情況是,只有在經濟突變時(油價上漲300%,或者由於失業收入下降30%),這種消費模型才會對傳統市場信號做出反應——即使這時,也並非所有商品和勞務都如此。
有跡象顯示,日益發展的非市場反應在許多日常經濟行為中都超過了市場反應。甚至在工人階級之間,人們對蘋果的突然降價也會表現出某種懷疑(懷疑「質量不好」,或是「為推銷而耍的滑頭」),而蘋果的銷售量也會少於價格昂貴的水果,節日商品價格的略微下降(比如說下降10%)可能刺激而不是壓抑節日開支(這裏的先決條件是就業和收入情況無變化)。
這類經濟關係不涉及真正的市場經濟,也不涉及官僚控制的中央計劃,它們所代表的乃是壹種初級形式的自發合作,雖然說不可能幾十年不變,但它們在幾年之內通常是相對穩定的。當然,它們也可能被個人、家庭隨意改變,並且經常作為這些變化的結果——然而,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支配這些變化,也不存在大的經濟動蕩。這種情況同樣非常適用於公司內部許多交易。為了把原料定價單的價格降低5%,眾多的供貨商之間可能會出現壹種如癡如狂的角逐,不過這種角逐對壹個大公司來說意義不大,因為它有固定的供貨商,這些供貨商會保證產品的發貨期或質量,這是經驗所證明的,而這種經驗會抵消價格稍微的差別。在當代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國家之中,大多數生意都是這樣進行的,它們是由相互了解以及可預見的結果所產生的習慣、常規及自發合作為基礎的。
壹個不足之處
然而,上述論點也可能遭到以下的反駁:這種數以百萬計的自發合作行為,即使不受市場信號及官僚指令的支配,也受到強大的經濟集中力的支持,並且在這種支持下才可以實現。這種集中力可能是市場的,也可能是計劃的。因此,這樣的日常活動,只對較小的非集中化的活動而不對大規模的集中化活動作出調整。這種反駁包含著某種合理因素,它初看上去完全不引人注目,然而,其力量卻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壹方面是數百萬計的消費者,他們習慣於去某壹個小商店或是超級市場購買煉乳,他們不大可能注意到價格上的細微變化,不大可能改變其習慣,購買較便宜的煉乳;另壹方面是N和C兩家公司,市場迫使它們緊緊盯住那種牛奶的生產成本和收益以及破產的痛苦,難道「市場」沒使這些巨大的托拉斯溶為壹體嗎?也許不是市場的力量,然而,雀巢公司針對數以千計零售的分配網路,將被徹底地常規化,其煉乳的產量也將是高度自動調節和常規化的。事實上,「市場」很少以任何壹種經濟方式介入這種循環,因為作為壟斷力量的雀巢公司可以根據生產的平均成本加預先確定的利率差額自己規定銷售價格。人們總會需要牛奶的,而且總是消費事先決定的或多或少的數量,因此,此處經濟上有意義的唯壹事實在於多大的國民收入份額(或者國家開支)被用於牛奶的消費;在現有營養和衛生條件下,哪壹部分生產資源被用來生產和分配牛奶;在現有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所有其它的波動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明顯的是電力工業,全國電力網(共同體及鄰國的網路)無須任何形式的市場力量或中央集中化的官僚機制來使之正常運行。通過統計可以相當精確的確定電力的需求彈性,壹年中某壹時間的最大用電量可以事先估計出來,為了防止突然停電或是電力需求的突然增加,可以儲備足夠的電力。結果在數億消費者中,分配電力基本上不需市場力量,也不需要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計算機根據獲得的數據來處理。的確,對這種商品「定價」顯得日益不合理(至少對私人消費和壹般企業來說是如此,對少數耗電量較多的大企業仍可以收費)。如果廢除了這種制度,那麼電力機構中約90%的現存的官僚機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以完全取消。
我們不能將這種情況推廣到所有商品和勞務,或是工業中的每壹個部門及社會中的每壹個部門。有些集中化問題的技術性質使得常規確實無法代替決策機制,經濟資源(在壹國或國際範圍內)在不同經濟部門或不同社會區域的總分配必須由某種精妙的機構來控制。
然而,正是這種普通人之間越來越廣泛的、事實上的合作──伴隨著勞動客觀社會化──證明在市場盲目力量與龐大的中央官僚機制之間只有壹條出路:民主集中制(即聯合的、自治的、以合作為基礎的)。
6.創新與動力
但是,這種第三種解決辦法不會導致常規和習慣的理想化(即不會導致經濟停滯),這當然不會出現在生產領域中,因為在生產領域中,生產者減少勞動量改變生存條件的利益將會產生壹種內在的、降低成本的動力。它很可能減少人們對新消費品的追逐,改變目前的商品流向本身不會帶來什麼困難(即使是最富有的消費者,沒有過去幾年中流行的電動遊戲機和攜帶型電話,他們也壹樣會過的相當快活)。只有對人性採取壹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才能衡量人民消費中日益增加的新內容所帶來的進步與興旺。社會主義民主將讓步于文明(即產生於人類日益擴大的活動和關係之中:兒童的教養和教育的普及,對傷殘人的照料,創造性的工作,藝術與科學活動,情愛行為,對世界和宇宙的探索),難道壹個高度重視預防癌症和心臟病,研究兒童性格和智力開發,研究和減少精神病的社會,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充滿活潑氣氛的社會相比較,真的是沈悶和缺乏活力的嗎?難道長壽和健康生活的自由比不上購買兩架電視機的自由嗎?缺乏市場競爭,不壹定意味著缺少產品創新。縱觀歷史,大多數關鍵性的發現和發明均完成於商業關係之外,當人們第壹次保存下來火種時,還不存在利潤;農業和煉鐵業並不是由於市場購買才存在的;而印刷術的發明並不是為了賺錢。醫學上最偉大的進步——從詹納到巴斯德,從科克到弗萊明——並不是在金錢慾望的驅動下完成的;電動機不是誕生在工廠和車間,而是誕生在大學的實驗室;甚至計算機(更不必說宇宙飛船)也是為了公共利益(儘管包含軍事目的)而設計的。它們的存在並不是為了增加私人鼓動的利益,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市場關係和報酬的衰亡會導致技術創新的消失。因為它的動力要比惟利是圖的競爭更深壹層(即這種動力來源於普通生產者節約勞力的天然傾向和人類對知識與科學的獵奇心)。同樣,那種認為社會平等妨礙了經濟效率的普遍看法也是缺乏根據的,我們可以從以色列式的集體農莊中輕而易舉地找出壹些相反的證據。在這些農莊中,第三代人正從他們曾經生活的壹種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都缺少貨幣關係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當然,這種集體農莊絕對不是社會主義公社,相反,它是壹種軍事化的村落,起著壹種楔入巴勒斯坦的殖民地作用,並帶有這種作用所賦予的壹切特徵和腐敗。但是它卻深埋于滋潤著它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因此也就越來越同外部資本——工資勞動關係互相交織。然而,恰恰由於這些沒有前提的條件,這壹點更加顯而易見:在集體農莊內部,簡單地廢除市場或貨幣關係本來會導致馬克思、恩格斯所預言的多種社會經濟後果。儘管貨幣賞罰制度消失,但集體農莊的人的工作仍正常進行並頗有效率──事實上,它比包圍著它的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裏並未出現非貨幣式的經濟不平等、特權、剝削和壓榨。暴力和犯罪幾乎消失,沒有監獄和「勞改營」,令人驚異,它的平均衛生、文化和福利水準高於整個以色列的水平。對於政治和文化、自由不加任何限止,這不僅得到了該制度辯護士們的肯定,而且也得到了像精神學家布魯諾·貝特蘭、自由主義者迪特爾·齊默和社會學家梅爾福德·斯皮羅這壹批持批判態度的人的肯定。當然也有大量的衝突存在,首先是不同代人和不同性別人的衝突,集體農莊並非完美無缺的烏托邦。個人主義傾向和行為決不會因為經濟平等而消失,那麼,為什麼這樣呢?無階級社會的標誌並不在於組成該社會的個人的壹致性,而在於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個人之間的差異,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使整個社會個性化,而不是使個性社會化(即最大限度地發展每壹個人的個性)。
7.聯合起來的工人自治
動力問題(效率、合作及創新)絕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更直接的困難在於大眾主權本身的制度化。如何使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與生產者勞動量最小化統壹起來?阿力克·諾夫正確的論述了這種任何嚴肅的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會否認的矛盾,但要記住,這是壹個真正的矛盾:在人類勞動向每周壹小時,甚至零小時的演變過程中,除非使用「機器人」(這仍然是遙遠未來的事),妳不可能無限地生產商品與勞務,但這並不意味著妳不能極大地滿足全人類的基本需求,同時最大限度地減輕勞動者勞動強度,減少直接生產者同生產過程分離的狀態,壹種聯合自治的制度可以實現上述目標。它的主要機制是這樣運行的:
定期的(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假設每年壹次)全國代表大會甚至國際性的工人及人民代表會議將根據選民在選舉它時事先討論過的各種替代選擇來決定全國主要產品的分配,選擇(即每種選擇所帶來的可預見的結果)將得到清楚的表達:(1)平均工作量(工作周的長度);(2)通過有保證的資源的「自由」分配,所有人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3)用於「增長」的資源數量(儲備基資+新增人口的消費+凈投資作為技術選擇的函數得到了明確的表達);(4)通過貨幣機制分配的、用於滿足「非基本品」和勞務的剩餘資源量;(5)最高和最低貨幣收入;(6)市場商品與勞務的市場價格政策。這樣,在大多數受到影響的人的自願選擇基礎上,就可以建立壹種全球經濟計劃網。
以這些選擇為起點,我們就可以起草壹種首尾壹致的總計劃,這裏使用了投入-產出表和物資平衡指數。每壹個具體生產部門(工業、農業、運輸、分配)和社會生活方面(教育、衛生、通信、國防)可利用資源的分配。全國或國際性的代表會議不會超過這些總的指導作用,不會為每壹個部門或生產單位及地區制定具體的規定。自製主體(比如製鞋、食品、電力設備、鋼和能源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將會在現有生產設備中具體分配總計劃規定的勞動量,如果在現有勞動量條件下實現產量目標所必須的話,他們也可以規劃下壹時期的生產單位,他們將規定平均技術水平(基於現有知識,逐步引入最佳技術水平,即平均勞動生產率,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但只要總產出水平不能滿足總需求,只要生產者的新工作沒有達到他們認為滿意的條件,他們不會限制低生產率單位的生產。
在製造設備的生產單位中,先進步驟帶來的技術係數,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產品構成。在製造消費產品的工廠中,產品構成來自工人代表會議和消費者會議的協商,消費者會議也提出產品的各種類型(比如說不同樣式的鞋子),由消費者實驗,評判和代替他們。展示廳和宣傳材料將是這種實驗的主要手段,後者實際上起著壹種「選票」作用。如果壹個消費者,每年有權使用6雙鞋子的話,他邊可以在有100至200種選擇的宣傳材料上挑選出6個樣品,這種選擇結果決定了款式的構成。同時也反映了消費者評判的生產調整機制。與市場機制比較,這壹制度的最大優點在於:消費者對產品構成和防止過度生產有著更大的影響──用額外生產的社會資源儲備來平衡消費者的選擇和實際生產──幾年以後可以達到經驗上(統計上)的最佳化。工廠工人委員會可以自由地把這些生產單位作出的決策轉化為另壹種形式(組織生產和勞動過程)以便盡其所能實現勞動時間的優化。如果他們在把產品送去做質量檢驗后,能以每周工作20小時而不是30小時實現產量目標,他們便可以享受減少勞動量而不減少社會消費的待遇。
自治的優越性
阿力克·諾夫曾經說過:「在任何壹個社會,壹個民主選舉的議會,都不可能以115票對73票來決定10噸皮革的用途,或者是否再生產100噸硫酸。」在我們這個聯合自治模式中,任何壹個議會也不必同時採取這兩種決策。沒有壹個「中央」議會或計劃機構會接受它們。然而,皮革工業中的工人代表會議為什麼不能夠靠多數票數(更可能是通過討論以後取得的壹致)來決定皮革的分配(至於比較小的數量是否留給工廠會議去分配則是另壹個問題)?壹旦使用皮革的消費目標已經被其它機構決定,它為什麼不能把皮革總產量(比如5萬噸)在幾個工廠(就象今日資本主義皮革康採恩壹樣)中進行分配,然後再將每壹單位分配給「消費者」呢?(即皮革的最終用戶)。這種代表大會代表難道不能比任何技術官僚或計算機更好地處理分析問題嗎?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工業並能考慮到大量的瑣碎事情,而沒有壹個市場或是中央機構能夠在自己的計劃中想到它們(最多也只是偶然想到而已)。事實上,市場經濟中頻頻出現分配上的「失誤」,而壹個明智的(組織合理的)工人代表會議從來不犯這種錯誤。資本主義計劃者對巴西伊塔普水壩的預算是50億美元,而它今天的成本已經達到了180億美元,這還不是全部數目。在美國農業機械製造托拉斯迪爾公司中,儘管存在著激烈的競爭,但新產品的設計必須不斷改進,因為設計和製造工程在技術和興趣方面存在著特有的差異。在當前的衰退中,巴伐利亞汽車公司,忽然發現它可以把自己的存貨從相當於7天的產品減少到相當於5天的產量——即減少50%以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
此外,全國性自治機構可以接管公共事物的管理,如住房、教育、電訊、運輸和分配。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有壹些民選的委員會,在決策最終實施以前,它必須同選民協商。地區和地方性機構可以具體調度由此分配的資源,它們擁有最大限度的主動來充分利用這些資源,實現使用者的滿足和生產者勞動量減少這樣的目標。這樣壹種制度將賦予馬克思有關國家逐漸消亡理論壹種具體內容,它會使至少壹半以上部門壹下子被自治機構所取代,它也會大大減少包括計劃部門在內的官員數量,同時它意味著成千上萬的人將不僅僅被「商榷」,而且成為決策過程的直接參加者,參加對經濟和社會的管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領導與被領導這種勞動劃分將開始消亡。
管理不在被「中央壹級」所壟斷,自治也不局限於工廠的範圍,兩者將在中央和分權兩級上被結合在壹起,參与這種過程的千百萬人不會專門從事這些活動,不會把其所有時間花在會議的奔忙中,因為這裏所談的決策將直接影響他們的當前福利和工作條件。可以假定,他們對自己的責任不會採取壹種形式主義和冷漠的態度,而是嚴肅地投身於管理過程之中。計算機使用所帶來的勞動時間的縮短,情報和通訊潛力將會分權制的成功創造壹種物質基礎。但是,當生產和分配單位的貨幣收入超出了其免費的商品與勞務的法定分配時,這種收入又如何計算呢?我們可以用勞動強度係數使它與質量控制及消費者滿足相聯繫(煤礦及其它勞動條件較差的生產單位可以獲得較高收入),對中間產品來說,定期交貨將構成質量控制和消費滿足指數的壹部分。這種制度的優點在於,它對有關生產者和分配者資源、潛力的情報的真實公開交流沒有什麼妨礙,因為實施自治的勞動集團沒有必要隱瞞事實。諾夫認為,有充分理由反對那種把真正的情報交流視為理所當然的看法。然而,他卻忽視了蘇聯這樣的社會提供假數據的主要原因——工廠經理的利益是同工廠的實際產量聯繫在壹起的。假如妳不隱瞞原因,那麼妳就很難隱瞞結果。當然,伴隨著產品流而自發產生的計算機化情報流,對民主集中制的計劃輸入正確數據很有幫助。
這樣壹種制度如何在全世界範圍內統壹起來呢?壹開始便應強調,民主自治並不意味著壹切事情由個人決定,如果壹個人這樣假設,那麼結論很明顯,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40億人類無法找到足夠的時間來解決彼此之間哪怕最小的摩擦,然而,這是不必要的,有些決定可以在車間壹級作出,另壹些決定可以在工廠壹級作出,其它依次可以在地方、地區、全國以至全世界範圍作出。尋著諾夫的思路,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於國家壹級。但是,什麼樣的決定可以(或者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呢?有四種決定應當在世界範圍內作出:為了迅速消除不發達所帶來的社會文化弊病(第三世界飢餓、嬰兒死亡、疾病和文盲),必須對全球人力及資源進行再分配;其次是有關真正稀缺自然資源的優先分配──這些資源可能被完全耗盡,少數人沒權佔有它們,只有現在生存在世界上的全體人類才有權決定;再次,壹切可能影響到地球環境和氣候的決定,所有可能污染、毀壞海洋、南北兩極大氣層,或者象亞馬遜森林這樣世界生態平衡基礎的決策過程;最後,當然還有所有應當在全球範圍內禁止的東西──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以及毒氣的製造。
我們可以從上述全球角度導出對各大洲、各個國家用於計劃或滿足需求的資源限制,這屬於由各洲或各國決定的範圍,比如說,壹旦美國、歐洲或亞洲所能利用的鋼的總噸位確定以後,該地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便可以按自己的決定自由分配,如果(儘管存在著環境及其它理由)他們想保持私人汽車的統治地位,繼續污染城市環境的話,他們有權這樣做。消費者長期形成的傾向之變化壹般是很緩慢的——很少有人會相信,在社會主義革命發生的幾天後美國工人便會放棄對汽車的依戀。強迫人們改變消費習慣比讓洛杉磯再遭受幾十年煙霧的困擾還要糟。工人階級(同所有已被接受的觀點相反,今天第壹次佔地球人口的大多數)的解放只能由他們自己來實現,因為他們象我們壹樣有自己的缺點,而不是來自另壹個世界。
向社會主義的發展
自覺的資源分配,民主集中制計劃和自治的綜合體,要比市場經濟(壟斷資本主義)和指令經濟(官僚集權主義)都更加有效率,因為它具有壹種現存兩種制度都缺乏的內在自我調整機制。我們並不相信「多數人永遠正確」,我們也不相信領袖、教皇和黨永遠正確,每壹個人都有可能犯錯誤,這當然也針對大多數民眾、生產者和消費者。但在這兩者之間有壹種根本區別,在壹個權利不平等——如果經濟不平等,政治壟斷,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制度下,那些就資源分配作出錯誤決策的人,很少為此付出代價,更不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當大壟斷公司的董事長們決定大規模投資,而幾年之內不見收益,他們自己不會受到失業的懲罰,他們的郊外別墅也不會荒棄,但遭他們解僱的工人及其家屬(儘管對最初的決定壹無所知)卻要受到這種命運的懲罰。同樣,當蘇共主席團、部長會議,或是計劃委員會在農業政策方面犯了決策錯誤時,這些高貴機構的成員壹般是絕對不會不吃肉的——但是成百上千萬的人民卻可能在幾年內都享受不到充足的食物,整個地區也會受到污染和毀滅。相比之下,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多數票支持壹種真正的的政治民主,真正的文化選擇和情報交流,我們很難相信大多數人會目睹自己的樹木成批死亡,肉食消費下降,住房減少,醫院編製不全而不去迅速糾正分配上的錯誤。
我們所描述的這個制度還不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那種「純粹」社會主義,它仍是社會主義的壹種過渡形式(雖然明顯是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向未知和資本主義發展),因為它仍然包含由市場或貨幣支配的部門,在小規模生產中(農業、手工業、服務業),仍存在著私營和合作性質的企業,個體企業並沒有遭到禁止,因為當所有公民都得到了最底限度的消費保障之後,就不存在其它人向這類企業出賣勞動力的強制性經濟因素。他們之間的契約是建立在真正自願基礎上的,當人們得到基本的工具,可以利用閑暇的時間來進行生產以滿足自我需要,家庭需要和朋友鄰里需要的產品時,家庭式的」自我就業「便會得到普及。千篇壹律的汽車使用城市看上去十分醜陋——假如使用汽車的人變成有創造力的畫匠,在車身上發揮自己的想象力,這種醜陋便會改變,自己動手的自由度將會大大提高。
8.苦難的結合──壹個總評
阿力克·諾夫提出了壹個包括5個方面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國家,社會化,合作化,小規模私營和個體企業的綜合。咋看起來,這種制度與我們剛才提到的模式之間的區別並不明顯,然而,儘管有壹些交叉的地方,兩種模式卻在3個基本方面不壹樣。第壹,佔主導地位的生產和分配單位的性質。對諾夫來說,個人成本計算意味著這些單位的個人利潤——即相關集團和個人的收入,應當同投入與產出計算的貨幣成本(價值)之間的差別相關。換言之,這些單位都是公司。我們並不同意這些前景,我們認為,將集團和個人收入同」利潤「聯繫在壹起,必然強有力地刺激經濟向不合理方面發展,而且由於大量決策的採納都是為了具體和個別的利益,這也會使社會冒著被破壞的危險。出於同樣的原因,我們並不相信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壹致應當建立在貨幣賞罰基礎上。換言之,真正的市場關係——以貨幣體現的商品交換——應當主要限於私營及合作社部門、個人消費者和社會化部門之間的內部關係。結果是在先進工業國家裡,這樣的關係在產出與消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過渡將向著商品生產的逐步消亡,而不是擴張方面發展。
其次,阿力克·諾夫在」集中化國家部門「和由不太綜合的企業所構成的」社會化「部門之間劃了壹道界限。他認為在前者中,技術規模和複雜性排除了生產者自治;只有在後壹種情況下,自治才會起作用。他似乎也認為,收入差異對兩者來說都是不可克服的。甚至對合作部門也是如此。因此他寫到:」收入差異「(勞動市場的壹種)是勞動方向的唯壹公認選擇,在這裏最關鍵的是要避免思想上的混亂,有些人可能會這樣說,」在壹個公社或是組織良好的猶太式的集體農莊中,在工作上我們可以享有充分平等和自由選擇……但這不能推廣到整個社會。原因在於,這隻有在少量的,彼此了解的,並能每天見面的人中才行得通。而且,這種公社所吸引的只是那些喜歡某種生活的人。「這個論點看上去很象壹般常識,但它實際上是建立在壹系列無根無據的信條和偏見基礎上的。唯壹選擇是在專制性」支配勞動力「和勞動力市場化之間作出的。這壹點並不是事實。合作基礎上的分配勞動就是壹種替代選擇。同樣,也不會出現沒有收入差異就不能管理大規模組織的情況,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些包括幾萬,甚至幾十萬成員的工會和教會常常是由不享受物質特權的人來管理的。正如阿歷克·諾夫所指出的那樣:龐大的科學組織也是如此管理的,更不要說壹些主要的生產者合作社了。諾夫曾在別處正確指出:很少有教授願意當垃圾工(即使後者的收入更高)。但是,這壹番議論與他在這裏的壹般假設是向背的,他主張:為臟、累、差工作,而不是管理和技術工作支付更高的報酬(假定社會已經為獲取這些技術作出了支付)。
但是,諾夫論點中最基本的缺陷在其它方面,我們可以在他假設的存在於」少數人「和」龐大組織「之間的對立中找到它們。因為不存在沒有結構的(即分裂的)龐大組織,現代工廠、銀行、醫院和中學肯定不是這種樣子。所有這類機制實際上是構築于客觀社會合作的小單位基礎上的:工作隊、辦公室、部門、階級等等。為什麼不能想象這些小單位自治,選舉代表(包括輪流任職),由代表管理較大單位,再由後者管理全體人呢?從現有非民主機制的基本構成單位的運行方式中,我們可以發現民主自治的先決條件──這種條件存在於彼此相識,每日見面的少數人的工作關係之中。換言之,如果不相互協作,他們就無法工作。因此,同阿歷克·諾夫不壹樣,我們相信,自治的範圍原則上講是無限的,不受部門限制;貨幣報酬和物質特權對管理職責的民主履行不是必須的,但卻是有害的。
諾夫模式同我們模式之間的第三個基本區別在於:競爭的作用。諾夫清楚地知道,現存資本主義下競爭性追逐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但在其社會主義理論中,他又希圖保留貨幣的刺激作用。他因此認為:我們應當區分」良性競爭「與」非良性競爭「兩種不同形式。然而,他用來解釋這種區別的例子實際上卻表明它在經濟意義上的相關性甚微。因為很顯然,為觀看蘇格蘭交響樂團演出座位的競爭,奧林匹克田徑競爭,甚至壹個」社會化的杜邦公司「工人委員會選舉中的競爭與市場上出賣土地、鋼材、重工業設備、飛機和導彈的競爭沒有相關之處。第壹種」競爭「,就我所知,從未造成過數百萬人的苦難(儘管它造成過大量的個人不幸──但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從不幻想,他自己的理論可以解決所有這類問題)。相比之下,第二種競爭不但壹再導致大規模的失業和生活水平下降(即使不是窮困的話),而且也引起了成千上萬人死亡的戰爭。
虛假的困境
然而,諾夫不得不使用詭辯術,因為他仍然受傳統的市場理論的制約。那麼,在他的思想中,將」社會主義「與」市場「聯繫起來便不可避免地導致壹種無法克服的矛盾。諾夫不斷譴責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是烏托邦的幻想,然而,他所忽視的是他自己的前提──人們高度自由接受社會主義義務,同時存在物質和金錢追求所造成的社會網路──本身就是集烏托邦之大成。換另壹種溫和的方式來說,他們使人想起了蘇聯官場上的那種玩世不恭的說法:蘇聯可以在保存收入和權力不平等以及對物質利益的普遍追求的同時向造就」社會主義新人「前進。諾夫陷入了壹種自相矛盾的處境。因為,壹種虛假的困境束縛了他的手腳。從以下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諾夫的邏輯:」假如16家或者更多的公司(社會化或合作性的)從事於壹種商品或服務的生產(假定為棉布、牙膏、軸承、假日旅館或其它物品),它們把自己的生產活動建立在與消費者協商的基礎上,消費者可以從任何壹家獲得他們所需要的商品或者勞務,所有人都能從「他們的、他們所能選擇的供貨商那裡得到生產所必需的投入品。在滿足消費者方面,他們有內在的利益……我們希望競爭動機主要不是金錢上的……但我們不能假定廣大人民僅僅為滿足他人需求而工作,沒有物質刺激或物質阻滯需要的存在。」
這壹論點的頭壹部分,我們完全贊同。但我們對這壹點將持保留態度;對大多數尖端和龐大的設備來說,不肯能只存在16家供貨商,然而,后壹部分卻根本不是從第壹部分得出的,它被看作是壹種補充或是附加物。但實際上它與其它部既無聯繫又無根據,事實上,諾夫認為人們的行為或者與利益根本無關,或者是受金錢的刺激。但這種選擇不是徹底的,為什麼就不能存在非貨幣和非市場性質的刺激及阻滯呢?日常經驗證明,甚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因素也是重要的。畢竟,如果99%以上的汽車司機遵守交通指揮車的指揮,主要原因並不是他們想避免違章受罰,而是他們想多活壹段時間。人類自我保護的本能與人類的另壹種推動力不無關係,這種推動力是:最大限度減少枯燥、機械及無創造力勞動(僅僅作為獲取消費品和服務的手段,這等於犧牲生命和時間),總會存在通過更好的組織來減少勞動量的潛在刺激──壹種強有力的刺激。然而除去這些,諾夫似乎忘記了「社會分紅」的可能性,為什麼不能有額外的免費產品或服務,同社會壹年中總的經濟情況聯繫在壹起呢?如果實際生產與消費的產品和服務數量的增加,同壹個人休假和旅行期的延長(如果多數人這樣選擇的話)聯繫在壹起,這為什麼不能成為刺激生產者和分配者增加產量,改進質量以及使勞動合理化的動力呢?
但是,壹旦構造了主觀動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迫使他傾向於貨幣動機)以後,諾夫便忽視了把龐大的市場經濟與免費產品服務和社會財產結合在壹起所帶來的不合理客觀後果。當然,如果利潤仍是資源分配的基本機制的話,那麼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習以為常的消極後果便沒有理由不反覆出現。重要的是,當諾夫實際上論及了貨幣刺激的危險性時,他的例子卻是十分勉強的——並非為利潤的生產導致的巨大浪費:生產能力過剩,產品過剩,失業,設備和產品的銷毀,所有這些典型現象對消費者(同樣也是包括生產者)的損害遠遠比所謂「缺乏贏虧法則」造成的成本過高嚴重得多。這種教訓不僅會在資本主義日常生活中碰到,而且也會從后資本主義社會中獲得。實際經驗(首先是南斯拉夫和波蘭,當然也包括其它例子)證明,通過不斷依靠市場機制的方法來糾正官僚集中計劃的畸變和失調,壹開始可能有某些成功,但最終會使官僚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弊端越來越糾纏在壹起,彼此促進,而不是相互制約。
這種模式甚至也適用於中國──對於主張市場社會主義的人來說,這是最有說服力的例子,因為壹個國家越落後,市場機制的存在就越不可避免,特別是在農業中,毫無疑問,消除大躍進(壹種直接引入共產主義的、荒謬和神秘化的概念)的惡果已經引起了中國農村的巨大進步,生產力和產量直線上升,土地產出越來越多的剩餘,這正是將中國農民巨大的生產能量釋放出來的結果。中國農民可能是世界上最能幹的,具有西歐所不能比擬的(更不必說東歐了)2000多年精耕細作的傳統。越來越多的糧食剩餘導致勞動力的日益過剩。由於越來越少的人可以生產越來越多的食物,那麼,15-20年或者30年之後,那部分剩餘人口將怎麼處理呢?如果把過剩人口留給市場解決,結果中國將出現龐大的失業大軍——這個問題在大城市中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酷。只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吸收過剩的農業人口,只有民主的而不是專制的、有計劃的工業化才能做到這壹點,而又不會在農村造成俄國強迫集體化所觸發的騷亂(這本身便是對俄國市場力量增長的壹種倉惶失措的反應)。
諾夫忽視了市場的消極後果而提出了壹個積極的政治理論根據,即:決策權分散化,因此,可以充當抵制專制的堡壘。這當然是對市場的壹重傳統的、自由這儀的辯護,但它不外乎壹種社會主義偽裝下的誤解。諾夫伴隨著對管理者收入差異的承認,已經使這壹點非常清楚了。因為,如果管理者從其不同的管理職位上應當得到物質利益的話,他們最終將會使這些利益永久化,即:採用壹切必須存在的經濟上不合理,政治上壓迫的行為來佔有這些權益。權力會被少數人壟斷,諾夫所主張的分權便不可能實現,除非它的運用與特權相脫離,這不是壹種承諾,而是從人類有史以來的記載中得出的經驗性結論。壹旦權利與特殊權益結合在壹起,必然會偏離民主方向,向著知識情報的壟斷和多數人被少數人控制的方向發展。諾夫想推進民主社會主義,但他贊同對管理活動的貨幣補償,因此,他必然會在最後談到有必要存在壹個強大的中央政權。儘管他刺激地評擊「現行社會主義」,但他由此得出的兩個主張更接近於蘇聯式的官僚體系,而非馬克思社會主義。重要的是諾夫使用了波蘭官方在批評團結工會拒絕接受降低工人生活水準時所使用的相同術語,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經濟混亂的責任並不在於工人的要求和罷工,而在於1980年前後官僚主義的錯誤管理形式。同樣的,他也沒有考慮到南斯拉夫今日的所盛行的工人自治與「市場社會主義」之間無法解決的矛盾。如果生產者背後的「客觀經濟規則」(即實際意義上的價值規律)最終決定產量和就業的話,那麼,工人們無論是在工廠、公社,還是在國家壹級,都不可能破壞它們。難道沒有其它替代選擇嗎?但幸運地確實存在壹種出路──民主集中的自治,聯合起來的生產者有計劃的自治。人民的主權並不建立在社會的普遍利益與特殊利益完全壹致這種假設基礎上;相反,在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利益衝突,這種衝突也存在於技術先進與落後的生產單位之間,社會上活躍與不活躍的人之間,經濟文化發達與不發達的地區之間。民主自治所代表的正是壹種具有內在防護力的體系,它可以阻止這些矛盾觸發新的階級衝突或是相互殘殺的暴力活動,從而破壞合理計劃及社會合作。相比之下,「市場社會主義」既不能克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弊病,也不能解決自由社會主義的弊端問題,他所主張的混合社會主義只能是混合的神話。壹個可行的、理想的社會主義的真正經濟學會超越這兩種替代選擇,與阿歷克·諾夫所聲稱的「中間道路」這壹信念正相反。
我們辯論的最終點落在了人類歷史的中心問題上。人類在何種條件下才有能力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全人類的自我解放與自覺是否永遠是壹種實現不了的夢想。因此,如果社會科學和社會實踐對社會發展不能達到自然科學目前對自然的控製程度,那麼,甚至自然科學的進步也會在我們面前引起壹場爆炸。在有關理性潛能和命運力量之間的古老爭論(最終是知識與迷信之間的衝突)中,「市場規律」在其「合理」為裝日薄的情況下,僅僅是壹種盲從的力量。難道人類對這些規律本身發展的探索應當禁止嗎?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建國設想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係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繫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迴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徵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徵。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儘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麼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麼?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麼?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麼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藉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儘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繫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麼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麼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鍾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徵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裡「榨取剩餘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餘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複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餘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餘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幾天,而其餘時間在地主的地里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里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係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麼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餘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里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僱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餘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餘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麼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裡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餘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餘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麼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麼,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餘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徵。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与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麼?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餘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注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採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与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陞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採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稜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本書包含有壹系列專門的論證來證明這種結論是沒有根據的,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麼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御用文人那裡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与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技術/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麼,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甦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 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后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餘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陞,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製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污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污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儘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
5. 本書內容介紹
在導言的最後壹部分,我們概述壹下將要談到的主要論點的內容。這些論點是討論上面已經發現的問題的。第壹章和第二章處理有關平等和公正的問題。第壹章概述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就像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改良無法解決這些根源問題。第二章介紹壹種穩固的社會主義薪酬制度是怎樣大大消除不平等的。第二章將概述這壹制度是依賴於這樣壹種思想的,即每壹產品和服務所包含的的總勞動量都是可以計算的。第三章將證明這壹論斷是合理的,同時發展了以勞動時間對經濟進行計算的理論。我們認為這種計算方式合理且在技術上更具進步性。
高效的計劃經濟體制可以保證經濟發展受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所控制。第四章到第九章分析了這壹體制的各個方面。第四章確定了壹些基本的概念和首要事項,並區分了計劃的許多不同「層次」,即戰略性計劃、詳細計劃和宏觀計劃。第五、六、七章分別詳細研究這幾種計劃。第八章概述壹種具體機制,這種機制能保證生產方式滿足消費者的喜好,同時又能避免產品的短缺。第九章詳細考察我們設想的這種計劃體制對信息的要求,並將個人受到的的獎懲與信息發布的準確無誤聯繫在壹起。在這些章節中,我們把我們提出的這種制度,跟壹般認為已經在蘇聯失敗了的那種制度做了許多對比。
第四到九章處理孤立的單壹經濟體的計劃,而第十章和第十壹章則將延伸討論與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問題。在壹個各方越來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這是非常實際的考慮。
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將超出經濟領域,進壹步討論社會和政治問題。第十二章將把社會主義目標和女性主義者關注的問題聯繫起來。該章研究了用家庭公社取代傳統家庭的可能性,並且指出這樣的公社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的運作方式。第十三章考慮政治領域,提出壹種能夠讓普通人真正掌握他們生活的徹底民主的憲法。就像早先提到過的,我們批評蘇維埃民主模式。我們同樣批評議會民主制度。而我們自己的提議則源自在當代語境下對傳統(雅典)民主的再審視。第十四章研究產權關係的問題,詳盡闡述了作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基礎的特殊的產權形式。
在最後壹章,我們回應了充滿懷疑的社會主義者們近年來提出的壹些反對觀點。在其中,我們對於支持以「市場社會主義」代替我們倡導的計劃經濟的觀點做出了回應。
我們希望,讀者在看過各種各樣的詳細論證之後,會很清楚支撐起全書的總論點是什麼。那就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每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的人,還是作為社會壹員的人—-都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自身的潛在價值。實現這壹目的需要滿足人的尊嚴、保證人的安全、實現真正的平等(當然不是平均主義)以及社會生產率的提升。還要求人類能找到壹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與地球的總體環境保持平衡。我們認為在徹底民主的政治憲法之下,通過合作和計劃的社會經濟形式——壹種后蘇聯社會主義——可以最好地實現這些目標。
第壹章:不平等
社會主義的主要目標之壹是克服與資本主義相關的收入、權利和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社會主義吸引的主要是那些受資本主義不平等之苦最深的人們。相反,那些從不平等和特權中受益,或者相信自己受益的人,則是社會主義的主要反對者。
富人會輕易地相信他們被誤導了,實現社會平等的嘗試都是徒勞的。但他們貧困的同胞可能需要費壹番口舌才會相信。為此,有人就認為不平等不僅實用,而且不可避免。為了激勵人們努力和高效工作,不平等的收入是必要的;無論他們最初的目的怎樣,甚至社會主義國家也會發現他們為了讓經濟運轉,不得不引入不平等。富人響應的激勵與窮人非常不同。有意思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倡導者是怎樣看待這壹點的呢?如果勸壹個富人去工作,他們要求的是更大財富的刺激:因此頭等重要的是為高收入者減稅。而論及窮人的時候,恰恰相反,卻認為最好的勞動激勵莫過於愈加貧困的前景:因此頭等重要的是嚴格限制給予他們的補貼。
我們強烈反對這兩個論點。我們想表明,儘管壹點經濟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但相比于當前社會存在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量是極小的。我們認為,施行壹個高效、人性和基本平等的社會是可能的。在這壹章里,我們概述壹下能夠產生這樣的社會的可持續經濟機制的第壹個原則。
不平等的來源
在當前的分配下受苦的人們不需要被告之事情有多壞;他們已經了解這壹點了。重要的問題是:造成當前貧富對比的原因是什麼?關於它們,能做些什麼?從邏輯上講,第壹個問題是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造成了當前社會的不平等呢?最重要的原因是:
(1) 對工作的人的剝削
(2) 少數人對財富的繼承
(3) 失業
(4) 年邁體衰
(5) 女性的經濟從屬地位
(6) 技能的差異
剝削
日常用語中,我們說到強者占弱者便宜的時候,就會使用剝削壹詞。經濟剝削牽涉的是人們沒有為他們工作獲得足夠的報酬。這既可能是壹個妻子被迫無償為她的丈夫當傭人,也可以是員工工作讓僱主致富。在壹個剝削關係中,被剝削的人沒能拿回他或她所投入的東西。這種看法在個人關係中會顯得有點模糊和不準確,但在工人和僱主的現金關係中,它的含義是非常準確的。如果壹個工人得到的報酬不值他勞動的產品,那他/她就被剝削了。
這壹思想是非常簡單的。我們可以通過先想象沒有剝削的情況來說明它。假設壹個工人每周被雇40個小時。如果他沒有被剝削,那他從工作中得到的工資就應該可以讓他買到需要四十個小時的工作來生產的產品和服務。
雖然產品不會像麥片包裝盒上的卡路里量壹樣,把勞動量標記在上面。但原則上講,計算勞動量是可能的。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有剝削。作為壹個廚師或者公交車司機工作壹周所換得的,是提供職工們想要的和其他必需品的人的等量的工作:農民、制布工人、銀行家、演員,等等。
但實際上,這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並不會發生。儘管僱主和僱員間的勞動合同形式上是自願協議,但其條款卻是僱主說了算。失業壹段時間或者害怕事業的人,會樂意干任何工作,而不會太挑剔條件。僱主不會面臨同樣的限制。通常每個工作都會有許多求職人,以至於如果有人試圖溝通工資率,總會有其他人願意降低價格與他競爭。
在勞動力非常缺乏的罕見情況下,工資增加到沒有剝削的水平,那時僱主就會選擇把資本放在銀行里生利息。他們寧願這樣做,而不是以威脅到他們的利潤率的工資水平來雇傭勞動。最後,他們還可以考慮把生意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那裡的工資水平低得多。
所有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僱員被被迫以低工資水平廉價出售自己。看看表1.1的英國國家收入細目,我們就能明白有多低了。對於每個經濟部門,我們研究通過勞動增加的價值是如何在工資和利潤間進行分配的。價值增量指的是壹個公司的總銷售額和生產過程的非勞動投入(燃料、原材料和機器折舊等等)的差額。
這些數字取自1983年國民收入支出藍皮書,由中央統計局發布。兩列顯示各經濟部門的總工資和總利潤。總價值增量是工資和利潤之和。我們可以看到,從壹部門到另壹個部門,用於工資的價值增量的份額差別很大。1982年,能源工業的價值增量中流向工人的份額只有27%。相當於能源工人每工作壹小時,其中的16分鐘是為自己,而44分鐘是為了僱主的利潤。
在其他產業中,剝削率要低壹些。例如在製造業中,大約75%的價值增量用於工資。為了得到整個經濟中對僱員剝削率的估計,我們把各個資本主義經濟部門的工資和利潤加起來。如果我們看壹看工資和財產收入的總額,就會發現只有60%的價值增量流向創造這些價值的工人。
更進壹步研究,發現這高估了工人獲得報酬總額。問題是,銀行和金融機構不能像製造和餐飲壹樣被視為財富的生產者。金融部門獲取其收入的來源有二:從當前賬戶的持有者手裡抽取的服務費,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前者叫做交易收入,後者叫做非交易收入。金融部門提供像兌現支票和銀行賬戶之類的服務。這些服務的價值是通過服務費來測度的。服務費減去相關的工資賬單就顯示為官方統計數據中的交易利潤。這些交易利潤必須和銀行賺取的總利潤區別開來,後者會被利息形式的非交易收入推高。
銀行部門的總交易利潤壹直是負的,這表明銀行的交易收入只是部分支付其運營的成本。也就是說,只有壹部分銀行雇傭的勞動投向了交易服務;剩下的勞動是銀行為管理貸款和收利息而招致的附加成本。
這壹成本需要人口中的財富生產部門通過支付利息的形式來負擔。當我們計算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全國總工資額時,我們應該只包含這些銀行中提供交易服務的僱員的工資;銀行的其他工資應該被看做是剩餘價值。我們在表1.1的下面部分做了這些調整。調整后的結果給出的剝削率估值要高壹些。
我們可以從這壹結果計算出實際上有多少收入回到了生產財富的僱員手裡。這體現在調整后的工資和財產收入數字。使用這些數字,我們發現資本主義部門中的工人僅僅拿回勞動創造出的價值增額的53%。
表1.1 :計算剝削率,1982
總計121105
(= 57%)88014
(=43%)
產業或部門 工資 利潤和其他財產收入減去股票增值
能源 7241 18796
製造業 44337 14105
建築業 7774 5706
配送&餐飲 21526 8445
交通 7443 2868
通信 4259 2494
銀行等 15205 13853
地租 0 14690
其它服務 11176 3367
農林漁業 2044 3708
原剝削率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為自己
34.4
(= 57%) 為別人
25.6
(=43%)
銀行和金融服務進壹步細分項目如下:
工資薪水 15205
服務費 10589
交易利潤 -4616
假設按照創造價值的60%付工資給銀行職員,從交易費獲得的收入細分為:
工資薪水 6353.4
剩餘價值 4235.6
總計 10589.0
調整后的銀行部門:
對工資薪水貢獻 6353.4
對剩餘價值貢獻 22686.6
調整后的總額:
工資薪水 112253.4
財產收入 96865.6
調整后的剝削率 為自己 為他人
(每工作壹小時的分鐘數) 32.2(53%) 27.8(47%)
* 所有的數字以百萬英鎊為單位。來源:國民收入支出,中央統計局,1983年版
實際上,他們每小時中有32分鐘為自己工作,28分鐘用於維持各種剝削和供養社會上的非生產性群體。
對僱員的剝削與收入和財富的嚴重的不平等有關。壹 剝削所得主要用於兩個目的。
它們要麼按照分紅和利息報酬進行分配,要麼被公司用於給資本積累提供資金。任壹情況下,
受益人都是股份、債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所有者。如果利潤用於分紅,那他們就直接獲利。如果利潤被用於資本積累,股東通過股票增值間接獲利。
股份在人口中的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1975年,皇家收入和財富分配委員會報告, 80%的底層人口之擁有不到4%股票。甚至到今天,像在英國這樣有著發達的股票市場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人卻壹點股票都沒有。而持股的那些工人也常常只有價值幾百磅的股份,以至於他們從股份得來的收入在他們的總收入中是無足輕重的;他們的股份所得總額還不及他們要為個人貸款和抵押貸款(房貸)的利息。除了被他們僱主剝削之外,他們還要遭受金融機構的凈剝削。
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是自我延續的。在人口中占非常小的比例人擁有大多數股份。皇家委員會報告,大約330,000人佔有55%的股份和58%的土地。這部分人能夠以財產收入為生。這樣的人可以選擇工作,獲取額外的董事費收入,等等。在任壹情況下,他們有足夠的收入將其中的壹大部分再投資于新增股份或者其他金融資產。因為比起壹般的職員,他們能夠省出收入的更大壹部分。這壹階級將會持續,壹代又壹代,持有全國金融資本的更大壹部分。二
這壹小眾是對勞動人口系統性的不足額報酬的最終受益者。只要當前的市場體系持續下去,這就註定是經濟不平等的主要來源。
失業
失業是壹個次要但依舊很重要的經濟不平等的來源。有工作的人會很容易忘記,或者沒能意識到,如果壹個人失業以後收入會降到多低。很多被雇傭的人不重視的平常小支出——買杯咖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看電影——都突然顯得不尋常地貴。 那些因長時間失業耗盡了有限的積蓄的人,或者那些從來都沒有獲得有償就業機會的人,依靠很好地計算了的國家福利勉強維持生存。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也越來越大的程度上,失業的人甚至連這點福利也得不到。這些群體被迫進入犯罪和賣淫的黑社會,或者依靠慈善過活。
就業的人和失業者的生活條件的差別吸引了許多政治關注。政治家談到長期失業的新下層階級的出現。王子們用委婉的術語擔憂起「市中心貧民區」。儘管如此,失業只是不平等的第二大來源。首先,它只是影響勞動力中的小部分;失業率會波動,但通常都會少於健康成年人口的七分之壹。更重要的是,失業起著維持對就業者的剝削的作用。失業創造了勞動力的買方市場;每份工作都會有許多應聘者。沒有別的選擇的人不會質疑剝削性的工資率。如果工會知道僱主可以穩定地從失業人群中雇傭頂替罷工者工作的人,就會對爭取更高工資的罷工感到猶豫。全部勞動力都可以被解僱,然後以更低的工資率雇傭替代性的勞工。
失業是剝削的穩定器,而政府政策也是這樣來維持它的。帶來充分就業的經濟政策是眾所周知的。這些政策在二戰後採用了大約二十年,使得失業率低到大約勞動力的三十或四十分之壹。現在也可以應用這些政策。創造充分就業的槓桿仍然是壹樣的。不實施這些政策的原因是因為最近二十年發生的事情。
那時,保守黨總理(哈羅德•麥克米蘭)可以誠實地對工人階級說,他們「從未這樣好過」。充分就業意味著全所未有的實際工資持續增加的時期。在半個世紀的蕭條之後,真正的實得工資差不多翻倍了。③ 但是在同壹時期,公司產出中流向利潤的份額減半,從1950年的23.4%,減少到1970年的12.1%(培根和埃利斯,Bacon and Eltis,1978)。換句話說,僱員運用勞動短缺減少了剝削。公司通過增加價格來維持其利潤的嘗試導致了通貨膨脹。
自1970年代中期以來,兩個主要政黨的政客們都承認成分就業是不現實的,如果再回到充分就業,就會再壹次引起通貨膨脹。基於系統性地剝削僱工的經濟需要從勞動力市場創造剩餘價值,而這就需要失業。
為什麼失業勢必造成貧窮和匱乏?並沒有什麼邏輯上的原因。如果沒有工作可干,那麼壹個文明社會可以向這些暫時空閑但卻願意工作的人支付合適的工資。如果某人不是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空閑,為什麼他應該遭受收入的下降呢?如果像許多人錯誤地認為的那樣,失業的來源是技術變革,機器人和計算機的進步,那麼採取這種理性和人道的政策就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失業是因為政策改變。壹旦政府贊同把失業作為控制勞動力市場的永久必要措施,他們就會開始讓失業者狀況惡化。
壹年又壹年,提供給失業者的福利的真實水平在降低,而獲得福利所必須滿足的條件變得越來越嚴格。像青少年這樣的弱勢群體,獲得福利的權利被收回了;貸款代替了服裝和傢具的補助;失業者還必須承擔人頭稅(Poll Tax), 等等。
通過把失業者降低到絕對貧窮的境地,政府壓低了工資水平的下端。當年輕人被迫為被慷慨地稱為培訓計劃的事情工作而每周僅獲得25磅的時候,還用驚詫成年人的工資低至每小時1.7磅嗎?而且,這些工資率是付給每周干十幾二十小時的兼職工作。失業者的貧困是通向就業者貧困的大門。
年老體弱
壹個人僅僅因為他年老,殘疾或者因為別的原因無法工作,並不必須成為窮人。擁有充足財產的上層階級退休者過著富裕的生活。只有那些缺少財產,以出賣勞動為生的人,才會因為受傷或者年老被扔進苦難之中。因為這是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所以大多數老年人和殘疾人才會相對窘迫,依靠極少的國家養老金生活。
這些養老金的低水平是政治決定的結果。官方的政策是鼓勵人們依賴私人養老金和保險計劃,而如果他們覺得自己可以依賴法定養老金,就會不太願意購買這些私人養老金和保險。這就造成了保持低水平的國家退休金的壓力。做出這些決定的政治家知道,就他們個人而言,在退休之後會有充足的儲備金可以依靠。這壹事實不可能不會影響他們,但他們並不就是出於純粹自身利益行事。當他們鼓勵使用私人養老金時,他們是在遵從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邏輯。私人養老金計劃將建立在工作生涯里的收入差別延長至退休生活;他們就這樣為基本階級結構增添了安全和穩定。除此之外,他們還給了中產階級以儲蓄的激勵。通過儲蓄,他們入股資本主義金融體系,而政治利益由此得以永存。
如果沒有私人養老金,而且國家養老金的水平由那些被認為不依靠這些養老金生活的人自己決定,那就會非常不同。相比于平均收入,期待基本國家養老金比現在更高是合理的。
婦女的經濟從屬地位
西歐國家的社會體制有若干不同的經濟形式組成。社會主義者傳統上大都知道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當人們談起混合經濟的時候,他們的意識是這兩種組分的混合:私有產業和國有產業的混合。除此之外,而有時也因此困惑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比如國民醫療服務制度和部分教育制度)與私有和國家資本主義部門的區別。這些被視為混合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看待事物的角度所忽略的是在我們的社會制度中,依舊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家庭經濟。
我們認為,就像資本主義經濟要為壹組經濟不平等——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不平等——負責壹樣,家庭經濟也最終要為另壹組不平等負責——男人和女人之間的不平等。
家庭經濟以家庭中的無償勞動服務為標誌。直接提供這些服務的人大多都是已婚婦女;而從這些勞動服務中受益的非生產者是兒童和丈夫。家庭經濟的另壹特徵是,無論工作結果還是工作本身都不是無償的。如果壹個妻子給家人做了壹頓飯,她不會因為花在勞動中的時間而獲得酬勞,這頓飯本身也不會出售。如果家庭成員到飯館吃飯,他們可能會遲到在營養上相同的飯,但其社會特徵會完全不同。這頓飯是作為商品買來的,由飯館里的工薪僱員所生產。
因為家庭經濟基本上是非貨幣性質的,其對國民產品的貢獻就沒有被包括在官方統計數據中。如果我們按照所投入的精力、家庭主婦和其他參与者的數量,以及勞動的市場等來衡量其貢獻,家庭經濟無論怎樣都會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
在資本主義時代,家庭經濟的重要性經歷了壹個長時期的下降。當古典作家談及經濟或者oikonomia(希臘語的經濟壹詞)時,他們說的就是家政管理,家內生產的組織(參看Tribe, 1978)。如此大的比例的經濟活動發生在家庭中,以至於賺錢被亞里士多德看作是非自然的活動。當亞當斯密形成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的時候,出現了完全的反轉。現在,為市場的生產被看作是經濟活動的獨特形式。這種看待經濟活動的視角根本就是市場導向的,它反映了資本主義體制實際上高於家庭經濟的事實。
在快速發展時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是以家庭部門為代價的。歷史地看,這壹過程的最重要階段是資本主義農業取代家庭食物生產。
在英國,這壹過程在十九世紀早期就完成了,但在歐洲其他地區,這壹進程壹直持續到20時候的下半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社會主義革命主要地發生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那裡,家庭經濟在食物生產中仍然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家庭經濟的餘地就變得要有限得多。它受限於這幾個領域:(1)食物準備的最後階段;(2)照顧學前嬰兒;(3)壹部分照顧學齡兒童的工作;(3)壹部分清潔和維護家庭房屋的工作;(4)壹部分照顧年老體弱者的工作。
在資本主義發展期間,人們可以發現好幾個生產領域已經幾乎完全從家庭經濟中消失了:(1)栽培農作物;(2)照料家畜;(3)碾磨;(4)屠宰;(5)食品保藏;(6)紡織;(7)修建房屋。這些活動都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了。這壹進程仍在持續。飯館的增加和方便食品和速食食品的出售就是例子。這些東西減少了家庭部門完成的食物生產量。另外,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上層家庭購買住宿學校服務也是壹個例子。
部門間的這些轉換之所以發生,主要是因為市場部門更有效率。在某些情況下,曾經使用強制手段來吞併土地和減少家庭農業(英格蘭的圈地運動,蘇格蘭的高地清洗),這是真的;但甚至在那些沒使用強制手段的國家,家庭農業也衰退了。資本主義在其組織的所有活動中都造成技術進步。生產者之間的競爭促進了最高效技術的採用,而勞動生產率也因此提高。現在花費更少的工作在曾經屬於家庭生產的領域。從中釋放出來的勞動現在可以用來運營全部的新產業和近代發展起來的生產部門。
儘管仍然要消耗許多勞動在家庭生產中,但家庭生產創造出來的實物相對較少。與之相反,市場經濟的物質生產壹直在增長。資本主義部門供應的產品越來越多,而家庭部門的生產率卻壹直相對停滯。並不是完全停滯;家庭生產資料的改進是相當大的。煤氣和電爐取代木頭和干糞火堆,自來水取代了水井,洗衣機取代了洗衣桶,這意味著完成相同任務需要花費的勞動現在大大減少了。但這些進步是對家庭經濟來說是外部的;他們是引進資本主義技術的結果。如果依靠自己,家庭經濟沒有顯示出多少創新能力。
家庭經濟也讓給了社會主義。在工業化國家,國家向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是壹種常規。這在兩個方面影響了家庭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它較少了母親的工作,因為母親不用全天負責孩子們。另壹方面,它從家庭部門中移除了潛在的勞動力,因為在學校上學的兒童,在更早的經濟制度中,已經過了開始進行生產性工作的年紀。在中國,恢復家庭農業的壹個悲劇性結果是,農民家庭傾向於讓他們的孩子退學;因為讓他們干農活更有用。壹個家內勞動力常常是文盲。
最近以來,國家開始承擔部分照顧老人的任務。不像資本主義部門的入侵是自發出現的,用免費公共服務取代家庭勞動需要直接的政治決策。社會主義者和家庭生產模式之間最近衝突的領域包括餵養兒童(免費校餐),以及照顧嬰兒(託兒所護理)。在食物生產、清潔和育兒等家庭部門,半社會主義部門進壹步擴展的餘地還相當大。
就像上面陳述過的,在家庭組織中,已婚婦女壹般都為他們的丈夫和孩子做無償工作。這種特殊形式的剝削被高度神秘化了。隱藏在性愛和母愛的意識形態之下,人們傾向於忽視這種剝削。因為它的非常私人的性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矛盾常常以個人的對抗的出現。經濟上的階級剝削表現為爭論,道德壓力,毆打妻子,拋家棄子和離婚。
經濟上的階級鬥爭,甚至是僱主和僱員間的階級鬥爭,對參与者來說也基本都表現為私人糾紛。當這些糾紛牽涉到壹類有著相同的特徵個人,與另壹類的個人進行鬥爭的時候,這些私人糾紛的集合就成為階級鬥爭。因為丈夫和妻子或者老闆和僱員間的鬥爭並不僅僅是出現壹兩次的孤立的情況,而是同時數百萬次地重複出現,所以必須將這些鬥爭視為不同階級間的衝突。
當這些糾紛被政治化的時候,參与者就會清楚這是階級問題。也就是說,這方或者那壹方要求國家採取行動為其洗冤。家庭階級矛盾尤其是如此,因為這是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大批婦女才能夠相互合作與對她們的剝削作鬥爭。在這種情況下,就跟在其他情況下壹樣,讓矛盾保持私人化和個人化,完全是為了剝削者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階級鬥爭都要求階級意識的領導和可以讓整個階級圍繞其聯合起來的要求的綱領。目前為止,婦女政治鬥爭中最重要的議題也許是關於墮胎權利的鬥爭。只要家庭生產方式繼續存在,掌握生育對希望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的婦女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婦女作為壹個階級反對家庭剝削的鬥爭,只有在其鬥爭目標變成用更先進的生產關係取代家庭經濟的時候,才會呈現出革命的特徵。除非堅持不懈地宣傳人們生活在壹起,準備食物,照顧小孩和相互提供感情支撐的替代性生活方式,不然就不可能使男人和女人見的矛盾超出個人政治的層次,提高到政治階級鬥爭的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將男人和女人間的矛盾看做是英國政治中仍然是被壓抑的和潛在的矛盾。
今天的父權制家庭將會被公社取代。我們認為,向女性鬥爭提供革命內容的最好方式是提出公社生活方式的具體圖景。第十二章會開始這壹任務。
總結
在這壹章中,我們讓大家注意到了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平等的程度和不平等的壹些根源。我們在對勞動的剝削中考察了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對這種不平等的反對,以及消滅這種不平等的嘗試,處於任何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的道德中心。在隨後的章節中,我們將表明,通過始終如壹地堅持人類勞動是價值獨壹無二的源泉的原則,可以建立起壹個既正義又有效率的經濟制度。
第二章 消除不平等
本書的目標旨在描述壹系列原則和經濟學機制。這些原則和機制能防止前壹章節中論述的各種不平等。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好處。我們認為,對僱員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失業造成了不平等,這些不平等是可以有效地消除的。我們認為,消除了這些經濟活動人口中的不平等,會創造出這樣的政治條件:有利於結束老壹輩人經歷過的經濟貧苦。我們認為,新的公社家庭形式的逐步發展會大大地有助於消除性別不平等。最後,我們還認為,儘管(新的社會中)還會有與技能和培訓方面的差異相關的經濟不平等的殘餘,但是我們能使之減少到當前的很小壹部分。
相關的經濟原則並不新鮮。這些原則可以上溯至十九世紀初,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潮誕生的早期。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繼續往前追溯到早期資本主義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這個基本思想是,壹個公正的社會只能建立在勞動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收入的原則上。長久以來,這壹原則是社會主義原則中最特別,也是最流行的。它賦予工人們權利,根據每天投入的時間和精力,等量地拿回換算成工資的勞動所得;由此尋求解決剝削問題的良策。與之相伴的是第二個原則:只有勞動才是收入的合法來源。
這就排除了其他的收入來源,比如地租、分紅和利息等。這些收入的受惠者並不是通過個人努力,而是靠財產所有權才獲得相應的收入。杜絕不勞而獲的收入顯然是第壹原則的必然結果。因為在壹個生產者獲得其全部勞動所得的社會裡,不會有剩餘去作為非勞動收入。
這些是相當古老的社會主義原則(有人甚至會說這已經過時了的)。僅僅時間長短並不能證明壹個經濟原則是否站不住腳。沈湎于重新發現亞當斯密十八世紀經濟學的「新」右派指責社會主義原則復甦是守舊,這完全是用錯了地方,因為這壹原則是作為對斯密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的反擊(回應),在十九世紀才興起的。
這些原創性的原則的重要價值在於,他們是為壹整個制度(不僅為包括經濟組織,還包括所有新的法律、道德和社會秩序),提供了連貫壹致的基礎。這意味著貨幣系統不是基於任意的無意義的貨幣單位比如英鎊、美元或歐元,而是基於時間。在每壹個周末,記入人們賬戶的將不再是錢,而是工作的小時數。人們將會以時間為單位支付產品和服務。妳會用妳自己的兩小時來支付壹件需要兩小時來生產的衣服。人類平等的民主設想是內在於基於時間—價格的經濟之中的。[1]
馬克思把我們心中的這壹制度概括如下:
所以,每壹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之後,從社會方面正好領回他所給予社會的壹切。他所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例如,社會勞動日是由所有的個人勞動小時構成的;每壹個生產者的個人勞動時間就是社會勞動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會勞動日里的壹分。他從社會方面領得壹張證書,證明他提供了多少勞動(扣除他為社會基金而進行的勞動),而他憑這張證書從社會儲存中領得和他所提供的勞動量相當的壹分消費資料。他以壹種形式給予社會的勞動量,又以另壹種形式全部領回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恩選集》第三卷)
注意,這些勞動券起著與貨幣非常不同的作用。只有通過勞動才能得到勞動券,而且只能用來交換消費品。在另壹篇文章里,馬克思認為羅伯特·歐文的所謂「勞動貨幣」完全就不是貨幣:
在這裏我還想指出壹點,例如歐文的「勞動貨幣」,同戲票壹樣,不是「貨幣」。歐文以直接社會化勞動為前提,就是說,以壹種與商品生產截然相反的生產形式為前提。勞動券只是證明生產者個人參與共同勞動的份額,以及他個人在供消費的那部分共同產品中應得的份額。不過歐文沒有想到以商品生產為前提,也沒有想到要用貨幣把戲來迴避商品生產的必要條件。(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 》)
當馬克思說勞動券同戲票壹樣,不再是貨幣時,我們可以發掘某些隱含意思:
(1) 勞動券不能流通;只能用來直接交換消費品。
(2) 像許多種票壹樣,他們不可轉讓。只有完成了勞動的人才能使用他們。
(3)就像進入劇院的時候就銷毀戲票壹樣,它們在壹次使用后即被註銷。當人們從商店裡拿走貨物時,他們的票券就會被註銷。這家店作為公社的機構,並不需要購買貨物,只是分配貨物,所以它只是為了進行記錄的作用才與勞動券發生關係。
(4) 他們不是充當價值貯藏。他們會有壹個「使用」日期加諸其上。除非人們在年底之前拿回他們在這壹年產出中的份額,否則就會認為他們不想要。如果勞動券沒有花出去,那麼這些包含了勞動的貨物就不會被使用。許多貨物都是容易變質的,它們都必須以某種方式被處理掉。
現在,人們不必按把勞動券想成是已完成勞動的紙質證明。相反,我們可以設想使用某種勞動信用卡,這種信用卡可以記錄妳做了多少工作。當填補過失,或者使用直接借記終端時,就會從妳的社會勞動信用賬戶中扣除。
馬克思向我們展示了壹個社會主義模型——壹個輪廓而不是清晰的模型,這壹社會中沒有商品(例如,專門為了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生產的貨物)。人們完成工作后以勞動信用的形式獲得報酬。為了公社的需要,進行壹些扣除。貨物依據其中的勞動量進行分配,並在人們的信用賬戶中做相應的扣除。產品按照直接的社會原則組織起來,而中間產品也絕不會表現為商品形式。
自從按照勞動時間報酬的原則首次提出后,就招致了鄭重的反對。第壹個反對意見是,人類並不平等,所以給他們平等支付報酬既不正義,經濟上也沒效率。我們下面就詳細究這個論點。
有人認為,儘管魯濱遜·克魯索的島上,按照勞動時間計算也許是可以的,但在實際經濟中,由於問題全然的複雜性,這完全不可行。我們認為,跟蹤多少工作被用在生產東西,對現代計算機技術來說,不會有壹點困難。第三章會研究這壹問題。
馬克思在批判蒲魯東時提出了另壹個對使用勞動價格的反對意見。這種意見認為勞動貨幣與市場運行是不相容的。這壹論點宣稱,在面對供需波動時,按照生產產品的勞動成本來固定產品的價格的嘗試都會失敗。我們在第八章研究這壹問題。
不過,我們先研究壹下社會主義的報酬制度實際上有哪些好處。
收入再分配的好處
在社會主義報酬制度下,普通人會富裕多少呢?
壹小時勞動能生產能多少東西?
我們估計, 在1987年的英國,每小時勞動生產價值7.5英鎊的產品。這就意味著以勞動貨幣形式的報酬應該相當於1987年的7.5英鎊的計時工資。這就意味著,我們說的是相當於每周四十小時勞動獲得300英鎊。當然,這是稅前的情況。
表2-1說明了這是怎麼算出來的。數據來自1988年版的《英國國民經濟核算年鑒》。我們從國民生產總值開始。我們從中扣除資本折舊的數值。資本折舊是壹個國家資本存量損耗或破敗的速率;審慎的做法要求留出國民生產總值中相應的壹部分,用於更新損耗的資本存量。近年來,並沒有壹直這樣做下去,而聽任國家基礎設施的組成部分——比如交通系統、下水道和住宅——損壞衰敗。縮減資本更新的政策在短期看是便宜的,但最終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未來的需要;所以在我們的計算中,扣除了資本折舊,得到國民生產凈值(NNP)。這就是1987全年可以用來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
表2.1: 1987年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
按市場價格計算的英國國民生產總值
4200億英鎊
減去 資本折舊
480億英鎊
等於 國民生產凈值
372億英鎊
雇傭勞動人口
2570萬
所以:凈產品每僱員
14474英鎊
每周工作小時數
40
每年星期數
48
所以:每年工作總小時數
1920
所以:每小時創造的價值數=14,474英鎊/1920=
7.53英鎊
請注意這裏低估了每小時勞動創造的價值量,因為部分勞動力是兼職工作,每周工作時間少於40小時。
我們接著將其除以僱員總數,得到每僱員的國民生產值:大約14500英鎊。這是每個僱員在1987年創造的價值的平均數。[2]如果再將其除以平均每年工作的小時數,就得出結果是每小時勞動創造大約7.5英鎊的價值。
四十小時的工作周可以得到300美元的稅前收入。我們不是說人人每周都可以隨意花費這全部收入。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為了支持教育、醫療服務、公共投資和科學研究等等,個人納稅的水平也許比現在還高些。與之相比,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需要較少的稅收來為社會安全提供資金。但是,通過稅收制度分配國民收入根本上不同於剝削,因為稅收制度接受民主控制。民主制度下的公民可以影響稅率,所以稅收會代表人民准許分配給公共目的的資源。與之相反,市場經濟造成的收入分配不是,也永遠不可能是,民主決定的結果。
每周300英鎊的平等稅前收入是否顯得有點多或者中等,取決於妳的角度。如果妳認為是中等,那麼妳要麼是被1987年的通脹水平所誤導,要麼是對人們的收入之少毫無概念。
新收入調查(New Earnings Survey)[3]顯示1987年女工周收入中位數是145英鎊。收入中位數是收入分佈的中點:壹半女工每周掙的不到145英鎊,壹半比這更多。
圖2.1顯示了更加詳細的收入細分。可以看到,超過75%的女性體力勞動工人每周收入不到145英鎊。甚至在非體力勞動工人中,也只有25%的人每周掙的錢超過213英鎊。把這個圖標和每周300英鎊的平等報酬標準相對照,看起來壹半女性勞動力會發現自己的收入在社會主義模式下會增加壹倍多。接下來的百分之二十五會發現他們的收入增加了50%。即使在最高的四分之壹的女性僱員中,大多數也多半能看到薪酬大量增加。很明顯,女性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甚多。同樣情況對男人們也成立嗎?
表2.1同樣表明,雖然男人壹般要比女性多得三分之壹,但大多數男人也會從按照勞動時間付酬的社會主義原則中獲益。收入超過300英鎊水平的唯壹壹類人,是男性白領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四分之壹。這表明僱員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剝削的。也許在平等的薪酬方案中,他們會因為級差工資受損,但如果不再受到剝削,獲得的益處也會多於抵消級差工資帶來的損害。幾乎所有僱員的收入會感受到收入大量增加。這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在社會主義薪酬制度中,財產性收入被廢除了。社會主義以犧牲股東和其他財產所有者為代價,讓僱員們成為受益群體。
平等比增長更有效率
這是壹個需要緊緊抓住的重要觀點,因為常常有人宣稱從社會主義收入分配中得不到多少好處。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主張,讓整個經濟增長以提高低收入者的實際生活水平,是更加妥善的辦法。隨著經濟增長,金字塔底層的人們會從上層「滴漏」下來的財富中獲益。(這就是所謂的捐滴效應)看看數字,就能發現這類說法的虛假了。
英國經濟的長期增長率為每年2.5%。按照這個增長率,壹個中等收入的女性要多少年才能達到每周300英鎊?答案是30年:用妳的計算器核對下吧。社會主義再分配可以直接做到的,在另壹個制度下卻必須要花上壹個人職業生涯的壹大半。有了社會主義,員工就能夠「魚和熊掌兼得」。通過再分配,她壹勞永逸地獲得了收入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並不停止,所以她會繼續享受收入的逐年增長。
資本主義的擁護者反駁道,不平等對於經濟增長是必要的,因為它提供了激勵。他們指出,1980年代中期就是證據。作為計劃用來增加不平等的政策的結果,英國政府聲稱促進了3%的持續經濟增長。這並不是壹個偉大的時期,而只是比英國經濟近年來的增長率高壹些。讓我們姑且認為這額外的每年0.5%的增長率代表不平等(而不是北海石油)的成果。與收入再分配同樣的好處,每年0.5%的增長要多少年才能提供?
答案是要150年。那就是六代人。而且這還是考慮壹個事實,那就是不平等的增長意味著與更高收入者相比,勞動婦女收入增長會更低。中等收入的勞動婦女是否能得到那0.5%的增長是很成問題的。
勞動的不平等
到現在為止,我們壹直都假設勞動本質上都是同等性質的。我們說過,社會主義最初依據的是民主假定。這壹假定認為,人類是平等的,因此也應該同樣地看待他們的勞動。我們暗中假定每壹小時勞動生產等量價值,而所有工人應該由此獲得相同比率的報酬,比方說,每小時壹勞動劵。儘管我們依據哲學上的理由說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卻不能否認人們在工作能力上存在實際差別。讓我們探究壹下這種勞動力不平等的後果。我們想看看對於社會不平等的影響是什麼:技能上或者培訓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階級差異嗎?
我們並不這麼認為。工人至少在兩個方面存在差異——壹種與他們受教育或培訓的方式和學位有關,另壹種則是「個人品質」方面的差異,比如努力工作的決心,與其他同事默契合作的能力等等。這兩種區別導致了兩個問題。第壹個問題是,有更好技能或者能力的人是否要比較少技能和能力的人獲得更多的報酬。第二個問題是,儘管秉承人類平等的哲學,但為了計劃(分配)的目的,他們是否也會不得不承認不同類型的勞動。我們將依次討論這些問題。
因為教育/技能的差異化報酬?
我們先考察下技能和教育級別的差異與個人工作報酬的差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相對更有技術和接受更多教育的工人壹般說來收入會高些。這樣做的理由是什麼呢?這些理由在何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呢?
壹種公認的解釋是,這種薪酬溢價中至少有壹部分起到這樣的作用,它是對教育和培訓費用和此前放棄的收入的補償。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工人對自己的教育和培訓在經濟上負責的程度是變化的,但在所有的情況中,都存在著放棄的收入這壹因素,人們可以掙得更多——如果壹開始在完成基本教育后就直接就業,而不是繼續接受額外的教育。因此,為了形成充足的受教育勞動力的供給,壹旦受更高教育的工人就業,就必須付給他們壹份加價。理由就是這樣。
這又有多實際呢?相比于離開學校到建築工地上班,當學生真的是壹種「犧牲」嗎?與許多工人階級的年輕人相比,學生的日子很好過。這項工作乾乾淨淨的,也不是太苛刻。還有很好的社會設施和豐富的文化生活。這是壹種可以在未來的生活中要求經濟補償的經歷嗎?
即使補償的論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對經濟現實的壹種精確反應,也不意味著社會主義體制中,專業工人應該獲得同樣的差別工資。那時,教育培訓的費用會完全由政府承擔。不僅教育將完全免費,就像在英國已經實現的情況那樣。而且學生在學習期間還將能獲得壹份正常的工資。學習是壹種正當而且對社會來說必要的工作的形式。學習「產出」掌握技能的勞動者,因此就該相應地獲得回報。所以,學生不需要有任何個人花銷和收入的損失,就不需要補償了。
在當前的社會,階級制度使得人口中的大多數永遠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潛力。在工人階級社區長大的孩子甚至意識不到教育說提供的機會。他們的職業展望在壹開始就被抑制了。許多人囿於現實——向他們開放的都是低級工作,誰又需要為了這些而接受教育呢?
其中壹些正是反映了孩子們所看到向其父母開放的工作。如果沒有社會革命建立起(同工)同酬制度,這些工作自己並不會發生改變。同工同酬並不會在壹夜之間提升人們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但其後的民主設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壹方向上產生效果。同工同酬是壹個道德上的表述。它宣稱壹個人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樣的價值。他宣稱,「公民們,社會面前人人平等;妳們可能幹著不同的事情,但不再分為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只要殘酷的經濟現實仍提醒著妳:社會將把妳看做是下等人,談論教育機會的平等就是虛偽空洞的。除了所能購之物以外,工資還是社會地位的符號;而工資的拉平就會在自尊心方面引發革命。與工人階級大眾不斷增加的舒適和安全感想伴隨的,是他們對自己和他們的孩子們更高的期望。
如果社會在金錢方面平等地對待人民,這將鼓勵人們爭取教育和文化上的平等。教育是比金錢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但是「凡有的,還要給他」(出自《聖經》馬可福音 4:25,指窮者越窮,富者越富的現象,即「馬太效應」)。目前,教育機會總是與金錢相關。壹旦工人階級贏得了經濟平等,他們就有信心去為自己和自己孩子追求文化和教育上的平等。巨大的經濟潛力將會在這壹過程中被釋放出來。人類的創造力和智慧是我們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發展這種資源,經濟進步會隨之而來。
特定勞工短缺
資本主義條件下,除了高教育獲得高工資的壹般趨勢之外,還可能不時出現特定類型的勞動力短缺(未必壹定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造成此類勞工的市場價格暫時上升。所產生的額外費用就好像是稀缺品的「租金」。
我們用「租金」這壹術語,以此類比土地收取的地租。「租金」這壹術語是壹個經濟學上的比喻。它是指稀缺資源所有者收取的壟斷價格。馬克吐溫的忠告道出了租金的本質:「趕緊投資土地,因為上帝已經停止製造」。因為土地的供應是短缺的,而且由於它為私人所有,所有者就可以從需要耕種土地或者以此為生的人那裡獲取報酬。如果某種特殊技能或專長的供給相對需求是短缺的,擁有那種技術的人就有點像土地所有者。沒有他們的技能,經濟就沒法運行,所以他們可以就他們的勞動要求額外報酬。
在某些情況下,這壹高價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供給短缺的特定專業。在其他情況下,這壹高價將會繼續存在。可能存在引入該專業的障礙。美國醫學會在醫學院訓練新醫生,以及控制醫生移民的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影響力。它就運用這種影響力來控制進入這壹專業的人的數量。這就造成醫生收取更高的費用。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同樣很可能出現特定技能的供給相對於社會需求短缺的情況。因此,必須有擴大供給的機制。壹個教育、培訓和勞動力配置已經社會化了的體系將更容易預計和宣傳潛在的短缺。如果他們追求針對性的職業,也更容易用更好的工作機會的希望來吸引新成員進入需要的專業。要是這樣還不能保證足夠數量的人進入這壹行業或專業,那就需要勞動管理或者支付高於正常勞動券的「租金」。
勞動管理聽起來很殘酷,而蘇聯在30和40年代的建築工程中使用的強制勞動也符合這樣的形象(儘管為了勸說人們自願地進入新的工業專業,廣泛使用強制勞動相結合的是,越來越多地使用工資級差和激勵報酬。)。激勵性報酬和勞動管理都來自於快速工業化時期重新配置勞動的需要。都不受歡迎,所以赫魯曉夫政府實質上擯棄了勞動管理,同時大大地減少了工資級差的等級。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減少工資級差仍在繼續。(參見Lane, 1985)。
很可能,告訴人們應該做某種工作,或者給他們很大的工資級差,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會壹直受到人們厭惡。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對平等擁有強烈的感情。據說在俄國,新合作社成員賺取更高收入引起了普遍的怨恨,這正好證實了上面的說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管理每天都以更微妙的形式發生。英格蘭北部的工人必須南下到倫敦工作,只能在周末見見家人。失業福利辦公室被告知要取消拒絕工作的人的福利。每當工作短缺壹出現,這壹隱蔽的強制就會發生。失業迫使妳接受提供給妳的工作。以前蘇維埃的特殊獎金報酬和顯式的工人管理的方法是需要的,因為有充分就業。當缺少這些措施時,比如在勃涅日涅夫時期,工人們傾向於頻繁轉變工作,以至於企業很難維持穩定的勞動力。英國的1960年代的時候也存在類似的情況,當時失業率非常低。如果工作崗位比就業工人多,那麼壹些僱主就願意提供激勵,誘使工人離開當前的工作。供給格外短缺的技術會很受青睞。當這壹情況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時,某些體力工人開始賺取專業工人的工資,造成短暫的媒體轟動。
應該將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經濟計劃設計成完全使用可用的勞動力資源,既沒有過量需求也沒有過量供給。儘管如此,勞動供給和需求的總體平衡,並不能應付特定專業不足的問題。假如存在著電氣技師的短缺。如果這是由於沒有訓練電氣技師的設施造成的,那麼給技師們付更高的工資並不能解決這壹問題。需要的是加強版的培訓計劃。現在假設存在著深海潛水員的短缺。阿伯丁海洋技術學院有空缺,但申請者不足。擁有冒險氣質的人可能天然地對潛水生活感興趣,但其他人,卻害怕危險和艱苦,不願意申請。怎麼辦?
在市場經濟中,答案很簡單。給潛水員支付高於壹般體力工人的工資。然後,妳就會發現人們願意為這壹份額外的收入冒險。這能讓人滿意嗎?另壹種途徑可能是承認並沒有太多的願意冒生命危險下海,因此耽擱了離岸石油開發,直到能夠完成這壹任務的自動機器造出來。
潛水員是這個例子有點極端。壹些工作比另壹些工作更讓人不愉快,這壹事實是仍然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決定用何種方式解決這壹問題,通過提高工作條件和質量,還是給願意做這種惡劣工作的人以激勵性報酬。如果整個經濟是基於勞動貨幣,那麼給予激勵報酬就存在風險。危險在於,如果人們每干壹小時可以得到兩小時的勞動券,那「壹小時」就會貶值了。這些激勵報酬是以其他人遭受收入下降為代價的。為防止通貨膨脹,讓公眾對工資級差能有所控制,這種激勵報酬就必須由總稅收提供資金。
「稀缺租金」這壹概念也許有更廣的應用。社會主義經濟必須保證其對熟練勞動的投資不會被浪費,要麼通過熟練工人移民,要麼就是他們決定把精力用於更高回報的「非正式」活動。先不管道德勸告——雖然這是我們認為理所應當的,但卻並不夠。只有兩種辦法能保證熟練工人持續地按照預期方式工作——監督或者足夠的報酬。收入不平等是不受歡迎的,但全面監督也同樣不可取。計劃體制可能造成某些類型的工人缺失,當政府處於這種危險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支持某種程度的「租金」報酬的實用主義論證。
給「個人能力」支付級差報酬
在任何給定的以教育或技術的級別和形式來定義的工人階層中,明顯仍然會存在天賦、精力、合作精神等方面的差別。級差報酬制度應該承認這些差別嗎?
在嘗試回答之前,考慮下問題的含義——我們在這裏觸碰到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提取剩餘產品的問題。「剩餘產品」這個詞的意思是超過維持工人自身的產品之外的額外產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剩餘表現為剝削收入的形式:利潤、利息和租金。
剝削範疇在社會主義經濟中不適用,因為剩餘產品的配置是民主決定的;儘管如此,仍然需要保證從生產性工人身上「提取」剩餘,用於滿足非生產者(士兵、犯人、小孩、病人等等)的消費需要,以及生產工具的積累。正式壹點來說,這壹目標將會在我們提出的制度中,通過對勞動收入徵稅和收取地租(例如,這些國家「財政」「收益」轉移給非生產者,社會服務和積累,如第七章中討論的那樣)達成。但這壹正式機制的存在決不能保證能實際生產出充足的剩餘;真正要緊的是,工人必須充分的勤勞和高產的(或者他們選擇少生產,那他們的個人消費就相應地受限制)。什麼辦法可以保證這壹點?
作為比較,考慮壹下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情況。在這裏,生產剩餘產品的要求表現為,壹個公司需要獲得利潤。我們知道加強或提高生產率的機制有利於創造利潤。工人訂立的雇傭合同中,或明或暗地包含了最低可接受表現的概念;然後,這個合同由企業監工(經理,組長)來執行。如果工人不能達到要求的績效標準,或者不夠順從,就通過解僱這壹最終處罰來兌現合同。當然,解僱懲罰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單個企業控制之外的狀況,主要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失業情況,以及失業工人所能得到的生活補助的水平。除了對勞動力的這種「消極」控制,企業還有壹些積極的提高生產率的辦法:獎金和可變薪水;升職的前景;對取得優秀績效的傑出個人進行宣傳;以及創造壹個工人能夠感覺到他們提出的提高公司生產率的建議能夠被傾聽並得到回報的環境。當然,資本主義企業對後面這種更「開明」策略的偏好程度,是多變的。
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失業處罰被有意地取消了。所有人都有工作的機會,那社會主義的情況與資本主義有哪些方面不同呢?
我們可能希望爭辯說,如果工人們感覺到他們不是為「老闆」的利潤,而是為「所有人的利益」而生產,社會主義可以為剩餘的生產提供良好的總體社會環境。但如果認為這就能解決所有問題,那就太幼稚了。除了普遍使用「開明」資本主義企業的「開明」策略(公開認可工人的成就,構建民主的工作環境),仍然會有使個人報酬適合生產率的某種需要。如果人們認為投入了比平常更多的努力卻「白費力氣」,或者認為某個同事在偷懶,敷衍了事,把事情推給其他同事,就會產生士氣問題。
要使報酬與貢獻相適應,壹種辦法是全經濟範圍內的勞動分級。比如,有A、B和C三個勞動級別,其中B代表平均的生產率,A高於平均,而C低於平均。新工人可以從「B」級工人開始,然後通過審視他們(自己發起的或者他們工作的項目發起的)工作績效,可能評定為A或者C。注意,這些等級與教育和技能水平無關,而只考慮和所在行業或職業的平均水平相比,工人的生產率怎樣。
出於計劃的目的,這些勞動分級會看作是以不同速率「創造價值」。工資率會與這些級差生產率相對應:「B」級工人每小時能得到1勞動券,「A」級工人得到更多,「C」級工人則得到更少。為了保持發行的勞動券總量與工作總時長相等,工資率必須以這樣的比例固定下來。壹旦知曉每個級別的人的數量,精確的工資率會計算機自動算出來。
做壹個「C」級工人沒有什麼可丟臉的。這樣的工人基本上是選擇以更輕鬆的節奏工作——從而相應地接受稍微低壹點的消費。並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斯達漢諾夫。如果壹個生產率較低的工人沒有怎麼裝模作樣,就不需要怨恨他。這樣,高生產率工人的貢獻得到了承認並被鼓勵,同時計劃人員對社會勞動力的分佈有了更精確的了解。
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
我們在上面指出,工人可能會被分為個人生產率不同的幾類,並出於計劃的目的,承認這種分類。計劃者知道,比如,某個需要1000工時(人–小時)平均水平的勞動的項目,就需要800工時(人–小時)的A級別勞動。現在的問題是,計劃者是否需要知道技能差異的存在,如果是的話,又應該如何安排?
在中短期,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差別是重要且不可簡化的。採礦工程師、外科醫生和計算機程序員的技能不能互換。這樣,在這個時間段內,計劃者就不能簡單地考慮「勞動」的配置,而必須承認提供特殊技能的可能性所加諸的約束。這就暗示了,必須保有每種專業資格的人的詳細記錄。那麼,怎麼處理價值的勞動概念以及勞動—時間作為記賬單位的使用?
從長期看,工人會重新接受培訓,而社會主義「民主」的消費則是,除了某些極端苛刻的任務和某些有缺陷的人,幾乎人人可以做任何事情。在長期性計劃的語境下,當前有那些特殊類型的熟練勞動可用並無所謂,重要的是培養這些技能的成本。而正像機器的價值可以按照生產它們所需的時間來計算壹樣,為了長期經濟計算的目的,也可以這樣來計算人類技能。
我們可以設想建立壹種基線水平的普通教育:接受這種級別教育的工人只會被視為「簡單勞動力」,而接受了額外特殊教育的工人,才會被視為「生產出來的投入」,這很像其他生產工具。這種作為生產出來的投入的熟練勞動的概念,通過如下示例說明。
假設成為壹個合格的工程師,需要在基本水平的教育之外,再學習四年。這四年生產技術工程師的過程涉及到各種勞動投入。首先是學生的工作——聽講座,在圖書館學習,做實驗,等等。像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會視為有效的生產勞動,因而得到相應的回報。這些學習工作按照「簡單勞動」投入計算。然後是教學工作,分配到被教的學生身上。這是熟練勞動投入。第三,還有與教育相關的其他「開銷」(圖書館管理員、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工作。這就可能是技術和簡單勞動的混合了。[4]
這就闡明了壹個籠統的觀點,即熟練勞動的生產通常需要投入簡單和熟練勞動。原則上,測量當前的簡單勞動投入是很簡單的;難的是如何處理熟練勞動投入。如果熟練勞動表現為過去勞動投入,就要按照簡單勞動的倍數來計算,但是如何確定這個乘數呢?
在衡量投入到技術工程師勞動生產中的技術(如教育)勞動時,出現了隨後衡量合格工程師勞動時所遇到的完全相同的問題。在下面的討論和本章附錄中,我們壹並處理這兩個方面,使用壹個簡單化的假定,即所有「技術」勞動的生產都要求相等量的勞動投入。
拿無生命生產工具作個類比。確定從這樣的生產工具「轉移」到產品的標準方法是,把生產工具的勞動內容「分佈」在其所處貢獻的產品總額上。比如,如果壹個包含1000小時勞動的機器,在生產壹百萬單位的X產品過程中用完了,那麼,我們就說這個機器轉移了1,000/1,000,000 = 0.001小時的勞動到每單位X產品中。進壹步計算,假設我們的機器以每小時100單位X產品的生產速率運行。這樣,機器每運營壹小時,「傳送」100 × 0.001 = 0.1小時的物化勞動。
現在回到我們的技術工程師,並使用同樣的原則。假定壹旦取得資格,她每年工作45周,每周35小時,也就是,每年1575小時。假設她的工程技能的「折舊時限」為10年。(換句話說,在這個時間結束時,他需要去或者說符合條件,去接受另外壹段時間的全日制教育,以更新她的知識或技能,或者改變專業,只要她願意的話。)在這10年裡,她將工作1575 × 10 小時。為了確定在這段工作時間里,她的物化勞動的傳遞率,我們將她所受教育的總勞動量除以15,750。
本章附錄說明了用簡單勞動作為記賬單位,計算熟練勞動中物化勞動總量是如何可能的。按照這些計算,「傳遞率」可能大約
1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50
15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33
20年折舊的情況下為0.24
例如,0.33這個數字告訴我們,我們的工程師的技能在15年的時間內折舊,每工作壹小時傳遞0.33小時的物化勞動。與機器只傳遞過去的物化勞動不同,我們的工程師每小時也工作了壹個小時。我們的工程師的直接和間接勞動貢獻之和因此是每小時1.33小時,是簡單勞動工時率的倍數。就是說,如果計劃人員在長期計劃的背景下考慮壹百萬小時技術工程師勞動的使用,他們應該認識到,這相當於承諾了133萬小時的簡單勞動。
我們並不是說,就因為壹個熟練工人的社會成本估價比普通技能的工人高出三分之壹,他們就應該多得到三分之壹。這多出的三分之壹代表了社會使用熟練勞動的額外成本。在為工人的教育付錢時,社會已經支付了這個「額外的三分之壹」,所以,沒有正當的理由要求為個人付額外的工資。儘管不會影響到個人收入分配,熟練勞動乘數在計算工程的社會成本時,仍是重要的。對社會來說,需要熟練勞動的任務代價高得多,即便熟練工人得到的工資與非熟練工人壹樣多。
與歷史上存在的社會主義作比較
結束這章時,把馬克思的模型與社會主義國家已經達成的做壹番比較,可能會有幫助。就我們所知,馬克思分配原則得到運用的唯壹實例是在中國1960和70年代的人民公社。在那裡,產品按照工分制度進行分配。成員壹年之中投入的工作小時數會記錄下來,而收穫時他們的份額就基於此。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可能也應用了這種原則,不過我們還不清初。
大體上,社會主義經濟體都保留了貨幣。他們發行進入總體流通的紙幣和硬幣。這些貨幣在五種不同的流通中使用:
(1)社會主義國有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的基礎是國有企業在運營和管理上的相對自主。
(2)國家和集體農場部門的交換。
(3)集體農場和城市工人在市場上交換農產品。
(4)家庭農場向城市工人的出售其產品,而這壹交易的基礎在於家庭農副產品的繼續生產。
(5)國家零售機構和國有企業職工的交換。
經常有人提出,在第壹種情況下,貨幣已經不是真正地作為貨幣發揮功能了,因為不涉及所有權的轉移。如果企業A向企業B交付貨物,企業B可能會為此付錢,但由於他們是國家所有,所以不存在真正的所有權變化。[5] 這其中有壹定道理,因為大部分交付都是按照計劃來的,但這種合理化只反映了部分真理。如果沒有所有權的轉變,那為什麼還有貨幣名義上的交換呢?
如果生產是直接社會化的,那就沒有理由企業B應該為企業A交付的貨物付錢。而是B單位——比如說壹個醫院——可以被給予X小時勞動的預算。單位里所有護士、保潔和醫生的工作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任何藥品、食物和公共所有的藥廠的藥物供應等,都從這個預算中扣除它們的勞動量。但是,醫院不會向他的員工或者供應者付錢。國家或者公社會把工人所做的工作記賬,而藥廠不必要求「付錢」,因為它們會有自己的勞動預算。
我們可以看看國民醫療保健系統中處於萌芽狀態的這種制度。在保守黨進行改革前,企業不用為實驗室的測試和衛生部內生產的X光機付錢。
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工業部門保留商品形式的程度,遠超過了社會主義財產關係看起來所必須的程度。斯大林說,商品形式的持續源自其他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集體農場和國家之間的交換。[6]壹開始這可能是真的,但在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想到了保加利亞——集體農場對國家的的獨立特徵,在1960年代末全都消失了。然而,貨幣的使用在所有情況下依然保持不變。
如果整個經濟中流行勞動會計,就可以設想農業生產中的過渡形式,其中集體農場作為壹個整體,為交付的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得到酬勞。這就讓農場勞動離直接社會勞動還差壹步,但已經與貨幣的消滅相壹致了。
最後的交換系統——消費品市場——是最關鍵的。在這裏,根本性的階級衝突在阻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計劃的完成。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是激進平等主義的。除了勞動之外,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所有的勞動都得到平等對待。要達到這壹點,就會要求消滅官僚享有的特權和工資級差。馬克思主義計劃與任何精英階層的繼續存在都是不相容的。馬克思為巴黎公社採取的政府官員不能得到超過壹般工人工資的原則歡呼。[7]在最近的幾年裡,毛和中國的左派反對工資級差,指出中國要達到社會主義的分配製度,仍有很長壹段路要走;他們認為,八級工資制仍是社會主義的障礙。
中國是獨特的,因為廢除資產階級勞動級差制度成為了壹個重要問題。它是文化革命中的關鍵問題之壹。隨著那裡的左派被擊敗,以及鄧小平路線獲得主導權,向實現馬克思主義計劃進壹步推進變得不可能的。在大多數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以勞動為基礎的薪酬制度的問題,甚至從未排上過日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的社會主義政治家們,都很少對「平均化」感興趣。儘管反對極端的財富積累,他們仍然認為應該維持某種程度的差別。如果所有事情都是以貨幣形式完成的,在意識形態上證明差別合理就簡單些。如果會計以勞動時間的形式完成,那麼專業級差工資的騙局就變得有點太明顯了。為什麼壹個秘書每工作壹個小時只能得到30分鐘的報酬,而隔壁專家每投入壹小時就能得到2小時的報酬呢?
秘書和保潔員很快就會說:「等等!這是哪種社會主義,可以讓妳們比我們貴五倍呢?」。那個臭名昭著的無產階級平均化傾向(如此原始如此純樸),就冒出來了:「我們都是約翰·湯姆森的小孩(Jock Tamson』s bairns)」,「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A Man』s A Man For A』 That 《無論何時都要保持尊嚴》是著名的蘇格蘭民族詩人羅伯特·彭斯1795年發表的著名詩歌。歌中極力讚美無論貧窮我們都保持做人的尊嚴,不貪錢財,不畏懼權貴,不能丟失洞察真理的睿智,這才是做人值得自豪的品格。——譯者注)。這壹民主感情壹直處於每次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到19世紀晚期,認為壹個人的勞動與另壹個人的勞動壹樣的主張,現在依舊是社會民主運動的指導原則。每當資產階級民主在那宣稱「人民平等」,又用「法律面前」予以限定的時候,社會民主主義就要求現實的經濟平等。平等投票權對資產階級民主意味著什麼,勞動平等對無產階級就意味著什麼。
政治民主的敵人,比如南非的白人,譴責壹人壹票的原則無視人類的天然不平等的態度。文明的白人真的可以跟剛從叢林里出來的黑鬼相比嗎?經濟民主的敵人則譴責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的態度,因為它錯誤地使人們均質化。就像壹個中國訪問學生對我們其中壹人直言不諱地說道:難道我接受了這麼多年的教育,與壹個無知醉酒的工人相比,不更有價值嗎?
確實,人和人不壹樣。大學教授的工作跟勞工的工作不同。布爾人的文化跟祖魯人不同。男人和女人不同。對那些處於社會高層的人們來說,差異證明了工資級差的合理性。底層的觀點是不同的。
第三章:工作與時間和計算機
壹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壹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亞當·斯密,《國富論》)
我們將在這壹章里闡述,合理的經濟計算應該以對時間,具體而言是對勞動時間的計算為基礎。這不僅有利於建立公正的社會,而且同樣有利於技術的進步。我們將進壹步說明,壹套按照勞動時間進行產品成本估價的體系不僅僅只是壹個美好的理想,它也可以通過現代計算機技術得以實現。在這個說明的過程中,我們將向讀者介紹壹些關於計算的概念,這些概念與經濟的組成有關。
在上壹章我們說明了人們如果按照勞動時間取得報酬,就是說人們勞動壹小時便得到壹小時勞動貨幣,長此以往,剝削就消滅了。這壹巨大的社會利益自然是採用勞動貨幣的壹個理由。它的確是實行社會主義的經典理由——它廢除了工資上的壓迫並把勞動果實還給勞動者。這樣的正義和公平並非這種經濟計算方法所帶來的唯壹好處,它還能促進技術的進步。
很遺憾,人並不能永生。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可以生產的產品總和,即社會的財富,取決於他們為了生產其渴望或者需要的產品而被迫花費的時間。人類文明的進步受制於壹個時代的經濟發展水平。生產其必需品所花費的時間和努力愈大,這個社會就愈貧窮,也就愈加不能維持我們稱作文明的娛樂、藝術、文化。所以,用來節約勞動力與勞動時間設備的飛速更新換代正是最近兩個世紀以來工業化世界的發展欣欣向榮的根本原因。
時間的節約
任何新技術掘起的基本經濟理由是節約勞動力。只有在經濟上不斷應用這樣的發明,人類因此才能被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休閑時光或去嘗試更加新鮮而複雜的事物。壹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必須壹如既往地尋找節約時間的方法。正如亞當·斯密所說,它是我們的「原幣」,壹旦被浪費,就意味著永遠的失去。只有當社會主義證明自己能更好地節約時間,才能表明其相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製造商受利益驅使,儘可能地降低成本,其中就包括工人工資。公司經常採用新技術以便削減勞動力和相應開支。儘管新技術的應用經常與工人的直接利益發生衝突,導致他們失業,但整個社會最終會受益。技術變革所帶來利益並沒有被平均分配——僱主比僱員獲益更多——但是最終,其促進了技術的變革,資本主義正是以此為基礎才宣稱自己是進步的制度。工會內部壹般也接受新技術的應用,只不過要在保證全體工人利益的前提下。
社會主義經濟經常批評技術變革,認為其導致失業,而這是壹種很幼稚的想法。在這壹點上,資本主義需要反思的是其勞動節約型設備的更新換代速度太慢了,因為勞動力被人為壓低。
儘管有古希臘的科學和古羅馬的工藝,但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沒能創造出壹個工業社會。歷史學家經過長期爭論認為,其原因在於奴隸制。當所有的工業生產都由奴隸來進行時,對勞動力成本的理性計算就顯得多此壹舉。壹個奴隸並非按小時付給報酬,所以主人就沒有計算勞動時間的動力。而沒有這樣的計算,節約勞動時間概念就更無從談起。所以,比方說,儘管羅馬人知道水車,卻從未進壹步廣泛地應用機械動力。(White, 1962)
資本主義相對於奴隸制是壹個明顯的進步。資本家按小時付給勞動力工錢,因此不願意浪費。他通過對工作時間和強度的研究來檢驗自己花錢是否值得。但是,他仍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勞動力,否則他就得不到利潤。這裡有壹個悖論:價格便宜的東西永遠不會真正被珍惜。工資越低,利潤就越高;但是工資低的時候,僱主就浪費得起勞動力。在理性方面,資本家比奴隸主更高級,但僅僅是高級壹點而已。
英國鐵路是個技術奇迹,寬廣筆直的鐵軌穿越大地
隧道穿越高山,路堤高架橋橫跨峽谷
如今鐵路的印記在這片土地上依舊存在
這是創造巨大財富的商業之路
這是日不落帝國的供給之路
這是無處不在的光明之路壹
……毫無疑問,鐵軌將為新千年的到來做準備,像曾經的羅馬帝國的道路和水利工程壹樣。用著過去羅馬奴隸修水利時使用的工具,勞工們和「航海家們」修建了鐵路。鐵路是強健的肌肉用鑿子和鏟子建成的。兩千年裡的壹個偉大的技術進步是由中國人發明的獨輪手推車。工人們使用它,而奴隸們則不使用它。二
鐵路是機器時代的產物。但是沒人超越史蒂芬孫和布魯奈爾的智慧,去設計蒸汽動力的挖掘機械。由於報酬上的奴役(雇傭勞動者)相對更便宜,所以就用不著那麼麻煩了。
在本世紀的英國碼頭(本書作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碼頭工人仍然用著自中世紀就沒有改變過的技術去裝卸貨物。工人們按天雇傭,做著奴隸的工作,卻沒有奴隸制下的安全。要想讓資本家階級意識到在推土機、重型挖掘設備和集裝箱化上的投資是划算的,就需要有充分就業、強大的工會和更好的工資待遇。
上面的例子都是些體力工人,通常被認為是工人階級受剝削最深的壹群人。類似情況也存在於許多低工資的血汗工作中——服裝製造,玩具製造等等。在這些領域,生產技術停滯,創新的熱情也不高。我們可以得出壹個普遍的規律,工資越低,僱主就越不願與實現現代化。 我們可以用表3.1中的例子說明這個規律。
表3.1 兩種挖溝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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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勞動創造的價值 7.53英鎊每小時
工資率 3英鎊每小時
表中顯示的是用兩種方法在壹條路上挖溝的相對成本分別是多少。用舊方法,承包人雇傭兩個人,每個人在壹周內分別勞動50小時。除此之外,他還需要租壹台壓縮機和兩個風鉆。它們是用來進行路面破碎,然後讓工人用鏟子掘土。壓縮機和風鉆的損耗加上壓縮機所耗費的燃料,共計達到100小時的勞動。使用現代技術,承包人只需壹台挖掘機並雇傭壹個人,工作50小時就可完成。這裏,挖掘機和燃料的消耗共計為125小時的勞動時間。現代技術僅僅需要175小時的直接和間接的勞動就可完成這項工作,而舊技術則需要200小時。
假設在1987年的英國,壹個小時的勞動所創造的產品的售價為7.53英鎊,而壹個小時的勞動報酬為3英鎊。如果我們計算壹下兩種技術所耗費的貨幣成本,我們會發現壹個顛倒的結果,舊方法更便宜。因為勞動力更廉價,勞動力密集的技術顯得成本更低,這就導致資本家浪費人類勞動。
計算機工業中也能找到很貼切的例子。20世紀50年代,IBM開發了高度自動化的機器去為他們的計算機構建核心存儲器。隨著需求的增長,他們的工廠變得越來越自動化。到了1965年,他們甚至要為製造電腦的機器開設了壹條全新的生產線。即便如此,計算機的生產仍然跟不上需求。
形勢變得更嚴重了。金士頓(Kingston)新上任的經理曾經在日本待過幾年。他提出,東方國家的工人有足夠靈巧的雙手和耐心,可以找他們手工製作磁芯板。他帶著壹包包磁芯,線圈和砂心框去了日本。十天後,他帶著手工磁芯板從日本回來了,質量和金士頓工廠里的自動送絲器製造的壹樣好。這個工作又慢又乏味,但是東方工人的工資是如此之低,以致於生產費用實際上低於金士頓的全自動生產。(Pugh et al., 1991, p. 209)
對於蘇聯七八十年代針對價格和工資體制的改革,有壹種批評是:低工資會導致同樣的勞動的浪費。在蘇聯,工資保持低水平,居民收入的壹大部分來自豐厚的住房補貼和公共服務。僱人的企業不給人們支付這些服務的費用。改革派支持價格和工資體制的變革,以提高服務方面的支出,而工資相應增長則可補償這壹部分。他們宣稱,更高的工資會起到創新激勵的作用。
這壹論證是可行的,但還遠遠不夠。因為工資,也就是付給勞動的價格而不是勞動時間本身,被當作了成本,所以問題出現了。這意味著,壹切不同生產技術之間的成本比較,其結果都會受到工資水平的影響。如果我們將工資納入成本進行計算,我們就無法拋開收入分配而對經濟效率進行衡量。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找到壹些客觀的方法衡量產品生產所用的勞動量。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客觀的社會核算
廠商依據市場價格變化確定成本。這為廠商選擇更廉價生產方式提供了某種理性基礎,即使這樣的選擇會更多地偏向浪費勞動的工藝。如果想找到關於成本方面更客觀的信息源的話,我們需要壹個獨立於市場之外的信息收集系統。這時就需要引入計算機技術了。我們需要壹個計算機化的信息系統,它能準確估算不同工藝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並將這壹數據提供給產品工程師。
在資本主義國家,市場價格被看作成本的指示器,但這有壹定的盲目性。壹位藝術家死時分無分文,而幾十年後他的作品幾經轉手卻已價值百萬;股票市場被突如其來的恐慌所襲擊,僅僅幾個小時,股票市值就蒸發了數百億;因為價格過低,農民不得不銷毀自家莊稼。走過英國或美國的貧民區,妳會看到人們憔悴的面龐和發育不良的身軀,因為食品價格對他們來說太貴了。
市場價格是供給和需求兩方的玩物。需求不依賴於人們的實際需要,而依賴於支付的能力和意願。這意味著財富的分配、壹時的心血來潮和時尚潮流都會影響需求。供給受制於更加單調的約束:用於進行生產的資源。
壹幅梵谷的新作品需要梵谷自己來創作,但梵谷又在哪裡呢?所以,梵谷原創作品的供給不可能再增加。而這些現存的原創作品由於承載了人們對這位作家的無限遐想,其價格就被那些富人的荒唐和虛榮心而無限推高。
西紅柿的供給依賴於勞動、土地、陽光、水、溫室、油等等。它們的生產成本取決於農業技術和投入的成本。它們的供給受制於客觀的約束,這限制了它們的價格。
我們永遠不能合理估算達芬奇現在壹幅作品的創作成本,但在社會主義經濟下應該可以對不同的產品的客觀費用做出壹些估計。原則上,我們可以對任何廣泛使用的資源的費用做出估計。在工業社會,我們可以根據生產中消耗的產能給商品定價。如果由於環境原因,工業生產面臨著全面的產能限制,那麼也許就該換壹種產品定價方法了。我們支持用勞動時間作為計算的基本單位,因為我們認為社會是人的社會,至少從目前來看,人們怎樣生活至少比任何壹種自然資源都重要。我們會在第五章回過頭來討論基於環境的考量而反對過分依賴基於時間的估算方法。
定義勞動內容
為了按照勞動去估算成本,我們需要給壹個產品的勞動內容下定義。如果我們想知道壹個西紅柿的勞動內容,就不能只計算農民照看和採摘它壹共花費了多少秒。我們還要將間接勞動考慮在內:人們建造培育西紅柿的溫室所花費的勞動;石油工人生產溫室所需燃料的勞動,等等。但我們似乎陷入了壹個循環的矛盾中:要想知道壹種產品的勞動內容,我們就還要知道另外好幾種產品的勞動內容。
為了解決這個複雜的相互依賴的問題,我們需要的壹個投入-產出表。它記錄著壹些部門的產出是如何被用作另壹些部門的投入的。在表3.2中給出的例子中,食品部門每周消耗2000桶原油,雇傭2000名工人,生產40000條麵包。石油部門每周雇傭1000名工人,耗費500桶原油,生產出2000桶原油。這個簡單的經濟體凈生產40000條麵包和500桶原油,作為3000名勞動者食品和燃料。
表3.2:壹個簡單的投入產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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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所展示的關係可以被用來計算原油和麵包中的勞動內容。
先來看麵包。我們希望發現,生產壹條麵包需要多少個「人-周」的勞動,。
壹個人勞動壹周,也就是說,創造了壹個人壹周的價值。我們從表中可以知道:
40000條麵包的價值=2000人-周+2000桶原油的價值(3.1)。
也就是說,麵包生產中創造的價值,等於這項生產中直接勞動,加上由原油的投入所代表的間接勞動。為了說明麵包中包含了多少個「人-周」的價值,式(3.1)可以被化為壹下形式:
壹條麵包的價值=(2000+2000×原油價值)/40000(3.2)
因此,按照勞動,如果我們知道原油的價值,我們就可以算出上面要求出的價值。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出:
3000桶原油的價值=1000人-周+500條麵包的價值(3.3)
所以,2500桶原油價值1000人-周,而壹條麵包的價值壹定值1【人-周】的0.4或者五分之二。現在我們可以算出麵包的價值:
麵包的價值=1.40/20=0.07人-周
所以最終結果是,壹條麵包和壹桶原油的勞動價值分別是0.07和0.4人-周。③
規模問題
在《可行的社會主義經濟》(1983)壹書中,亞力克·諾夫強調了現代經濟的規模的重要性。他說蘇聯經濟包括1200萬種產品,並且引用了O·安東諾夫的估計:為烏克蘭起草壹個完整且平衡的計劃會耗費全世界人口超過1000萬年的勞動。
同樣的爭論也適用於計算勞動價值。投入產出表格里的玩具模型方程式的求解是壹回事,而解開壹個由1200萬個方程式組成的聯立方程組卻是另壹回事。但是,僅僅指出計算壹個大經濟體的勞動價值是複雜的這壹事實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知道它到底有多複雜。諾夫引證的例子讓我們感覺這是壹種龐大的難以處理的複雜事物,而這種印象似乎關閉了進壹步研究的大門(我們應該指出,諾夫絕不是唯壹做出這種結論的人。這種論點在反社會主義者中經常可以見到。我們舉出諾夫的例子來證明即便是左傾的經濟學家對社會主義計劃的複雜性也往往束手無策)。而我們需要描述壹套法則,這些法則能決定為複雜程度不同的經濟所做的勞動價值計算需要耗費的時間。
用人工方法準備這個方案(或者計算勞動價值)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用計算機也不行。為了著手做這件事,我們需要在將要制定的經濟規模和所需的計算機工作時間之間建立數量關係。計算機科學的其中壹個分支——複雜性理論所研究的,正是進行計算所需要的時間。
複雜性的理念
複雜性理論解決完成計算所需要的不連續步驟數量的問題。這些不連續步驟大體上要與在計算機程序中執行的指令壹致。舉壹個例子來考慮這個問題。
給妳99張卡片。每張卡片上分別印著1到99這些數字。卡片的順序是任意的。妳需要把他們按升序排列。妳會怎麼做?有壹種解決方案需要應用下面所述方法。
(1)把第壹張卡片與第二張比較。如果第壹個比第二個大,則交換它們的次序。
(2)用第二、三、四對卡片去重複步驟壹,直到妳到達底部。
(3)如果妳發現這壹疊卡片的順序是正確的,那麼妳可以停下來了。否則,妳還要重新進行第壹步。
用這種方法給卡片排序會用多長時間呢?這取決於卡片原有的順序。最好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就是升序排列的,這樣進行壹遍98次的比較就足夠了。最壞的情況是,卡片壹開始是降序排列的。妳現在需要將順序顛倒過來。妳看到的第壹張卡片上的數字是99。第壹步將它移動到第二張,然後第壹步會被重複直到我們翻到這壹疊的最後壹張。每壹次,印有99的卡片都會被移動壹個位置。最終,經歷98次重複,它到達了底部。
於是,壹次對這疊卡片的單程掃描會把壹張卡片移動到正確的位置。開始時,有99張卡片都處於錯誤的位置。所以,我們需要對摺疊卡片做99次重複掃描。最壞的情況下,操作的次數將會是n²(n表示卡片的數量)。
這裡有壹個更好的方法。
(1)依據卡片的末位數字是0,1,2,……9,將這壹疊卡片分成10組。
(2)將各組按照0到9的順序排列,形成新的壹疊。
(3)從疊的底部開始,依據每張卡片的第壹位數字,將它再次分成10組。
(4)重複步驟2。這壹疊卡片就被整理好了。
使用第二種方法,我們只需要對每壹張卡片看兩次。操作的次數也就是2n(n表示卡片的數量)。相比於前壹種,這顯然是壹個更快的方法。我們說它需要耗費時間量級為n。
時間量級為n的問題比時間量級為n²的問題要容易。最糟糕的問題是需要指數級的步驟才能解決的問題。指數問題通常被認為實際估算起來很複雜,除非n是壹個很小的數字。
在考察壹個經濟計劃問題和用計算機進行必要計算的可行性的時候,我們需要確定涉及到的估算的時間量級和輸入數據的規模(n)。
簡化勞動價值問題
讓我們回到在壹個經濟體內計算各種產品的勞動價值這個問題。生產的條件可以體現為壹個投入產出表。從這個表格中我們可以得出壹組方程,就像上面的例子壹樣。理論上,這些方程無疑是可解的——我們所列的方程數和我們要解的未知的勞動價值是相同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實際上是否可解。
解決這些聯立方程的標準方法是高斯消元法。四這和學校教課書里的方法是壹樣的。這種方法可以在與方程組內方程數量的立方成比例的運行時間中得出精確解。伍
讓我們假定,在要進行計劃的經濟中,不同的產出類型是百萬(10^6)量級。這種情況下,高斯消元法應用到投入產出表格里,將需要(10^6)的立方次也就是10^18次疊代,每次疊代需要10次原始的計算機指令。
假如我們能在壹台現代的日本巨型計算機例如富士通VP200或者日立S810/20上去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用多長時間呢?這些機器在處理大規模數據時,可以在壹秒內進行大約2億次計算。(見Lubeck et al., 1985)⑥。所以,計算經濟中所有勞動價值所需的時間將會是500億秒或者16000年。這顯然太慢了。(富士通VP-200是1983年出的超級計算機,速度不過400 MFLOPS。壹直到1990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也只有23.2 GFLOPS(NECSX-3/44R,1990)。計算機技術壹直在進步,到了2013年,全球最快的超級計算機是中國的天河二號,速度達到33.86 PFLOPS,即每秒3.39億億次雙精度浮點運算。對於文中列舉的計算量,1983年的超級計算機要500億秒才能完成,三十年後的超級計算機則只需250秒左右。)
當壹個人遇到這種量級問題時,常常把任務重新劃分成不同階段。在實踐中,壹個經濟的投入產出表格多半會是空白。在現實中,每種產品平均只有數十個最多數百個投入,而不是壹百萬個。這使得用壹列向量而不是壹個矩陣來表示這個系統會更合算。其結果是,我們可以走捷徑得出結果——使用另壹種方法,即逐次近似計演算法。
這個想法是,作為第壹個近似值,我們忽略生產過程中的除了直接耗費的勞動之外的所有投入。這給了我們第壹個每種產品的勞動價值的近似估計值。這將是壹個低估值,因為我們忽略了生產過程中的非勞動性投入。為了得出第二個近似值,我們在第壹階段中計算的勞動價值的基礎上添加了非勞動性投入。這將會使我們向真正的勞動價值又接近壹步。重複應用這種處理過程,將使我們得到所需要的精確度。如果壹種平均產品的價值來源於直接的勞動投入,那麼圍繞我們的近似值的每壹次疊代過程都會給我們的答案增加壹位二進制有效數字。壹個精確到四位十進制有效數字的答案(比市場可以得到的更精確)將需要在求解過程中進行15次疊代 。
這種演算法七的時間順序的複雜性,與每件產品中投入的時間的平均值的數量成比例。根據我們原先的假設,這將可以在超級計算機上用幾分鐘完成,而不是高斯消元法需要的幾千年。⑧
高科技和中等技術的解決方法
對整個經濟的勞動價值的計算,在今天使用現代超級計算機的情況下,在幾分鐘內就可以完成。這類計算機價格很貴,但還可以接受。它們已經被廣泛用於天氣預報、自動化武器設計、石油勘探和核物理研究。給國家計劃局和氣象局同樣的計算能力並非不合理。直至最近,超級計算機技術已經為少數國家所掌握,主要的是美國和日本。英國通過使用高度併發的處理器現在已經擁有了生產有這種機器的能力;愛丁堡大學正在研製壹台每秒計算100億次的機器。截止1988年,蘇聯有數項計劃正在開發類似的超級計算機,但是似乎沒有投入批量生產的。(見Wolcott and Goodman, 1988)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實用相當低水平的技術就能夠取得本質上相同的結果。我們將概述如何實現它。
中等技術方法需要四個組成部分。第壹個組成部分是文字電視廣播,如熟悉的英國公共商業電視,像Cefax 和Oracle這些。它們是用少量電視頻道的帶寬就可以傳遞新聞、體育、前期等數字信息的公共信息系統。第二個組成部分是公共電話網路。第三個組成部分是配有接收文字電視廣播的個人計算機,現在每台總價約幾百英鎊。第四個組成部分是零售業中統壹的產品編碼系統。統壹的產品編碼就是幾乎所有能買到的產品所帶有的條形碼上的數字。
除了規模極小的公司外,在個人計算機上使用電子錶格程序包進行成本分析已經幾乎成為標準實踐。在我們假設的社會主義經濟中,每個生產單位都用壹個這樣的程序包來建立其生產過程的模型。這個電子數據表格模型將被填入上周所使用的勞動量,其他各項投入以及總產出。
在有了各項投入的勞動價值最新數據的情況下,這個電子數據表能夠迅速地計算出產出的勞動價值。
從哪得到最新的勞動價值呢?它們會被公共廣播機構在文字電視廣播上持續不斷地廣播。和以前壹樣,我們假設有壹百萬種產品,文字電視廣播能夠每二十分鐘廣播壹次修正後的勞動價值。產品會通過統壹的產品編碼被識別。個人電腦偵聽並更新電子數據表模型,以回應任何廣播的勞動價值的變化。
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某個工作地點的個人計算機認定當地的勞動價值變化了,那麼它將會提醒中心的文字電視廣播的計算機並通知這個變化。這類改變或者是由於當地生產技術的壹些改變,亦或是由於某種投入品價值改變的廣播。整個系統將會像壹台分散式的超級計算機壹樣,不停地通過逐次逼近法求勞動價值。
儘管使用的只是便宜簡單的技術,上述方法比壹台中央高級計算機更有優勢。它不僅進行計算,而且進行數據收集。眾所周知,數據收集是任何計劃系統中最困難的部分。其次,它將是壹個更加健全的系統。如果壹些小計算機發生故障,其中壹些勞動價值的數據會過時,但整個系統會幸免於難。唯壹易受破壞的點是中心文字廣播電視系統,但它比中央超級計算機便宜得多,因此可以用備份機器來進行複製。
使用這個發布式計算系統,每個生產單位都能用得到它計算的各種備選生產方案的社會勞動成本。這些數據,即便不是按分鐘,也是按小時進行更新。這壹系統更新數據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市場快太多了。
第四章:計劃的基本概念
全面經濟計劃不是壹個流行的思想。看看現在的世界狀況,壹個人很容易認為計劃經濟是個過時的想法。經歷了美、英在里根和撒切爾時代之後的經濟增長衰退,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支持者們不如八十年代自信了,但另壹方面,垮掉的「鐵幕」——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幾乎是人們看到的全部。即使資本主義有明顯的缺陷,計劃似乎沒能提供另壹種可能的選擇。社會主義者的自信陷入了歷史低潮。
我們在逆潮流而行,但我們有足夠的自信。傳統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失敗」並不是虛幻的,但有兩點需要指出。首先,在俄羅斯被放棄的體系只是計劃經濟的壹種特殊形式。它的目標被以下條件所限定:壹個陷入軍備競賽,且經濟發展水平壹開始遠在其敵人——開始是德國,後來是美國——之下的國家。軍備競賽和相應的貿易制裁是美國拖垮蘇聯的公開、蓄意的政策之壹。經濟的軍事化結構之於社會主義蘇聯正如其之於資本主義以色列,並非本質特徵。其他的模式是可能的,而我們希望提供壹個能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導向經濟平等、政治公正、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體系的概述。其次,我們認為新的、有進取心的資本主義的代價是社會難以承受的,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將接受這個觀點。收入、財富分配和經濟安全的兩極分化;對社會福利和公共利益的無視;對自然環境魯莽的破壞——所有這些里根和撒切爾時代的負面遺產必須糾正。我們相信,建立壹種新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是解決這些根深蒂固的問題最有前景的方式。
本章將介紹我們關於這樣壹個新計劃經濟制度的設想。我們將粗略討論經濟計劃的關鍵特徵及其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之處。之後幾章將在細節上討論我們認為會很有效的計劃機制。我們將指出它和傳統的蘇聯「官僚計劃經濟」的不同,並說明我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如何通過利用最新壹代電腦的非凡力量來付諸實踐。
計劃和控制
計劃可以看作控制論——對調節系統的研究——的分支。控制論壹般處理自動工業設備中的控制問題。自動控制的過程通常可以表示為壹個反饋環路;集中供暖控制器就是壹個反饋系統的例子。比如目標是為了在指定時間內保持某場所的溫度,例如九點到六點,這個目標或期望的溫度就可視為壹個計劃指標。建築物內的實際溫度就是該設備(暖氣控制器)的輸出。實際溫度與指標相比較,產生出壹個誤差信號(實際和期望溫度之差)反饋給控制器。它控制流入鍋爐的燃料,以調節溫度。
簡易的暖氣控制器只是簡單地根據溫度偏低或偏高打開和關閉燃料開關。這將導致如圖4.1的不穩定的溫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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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例子中,暖氣9:00打開,但直到10:00屋子才暖和起來。然後過熱壹會兒,直到暖氣再關閉。之後建築物內的溫度下降,直到11:30暖氣重新開始工作,在12:30又達到過熱狀態。剩下的時間里溫度繼續波動,我們都熟悉這種系統!
這種控制器的問題是它缺乏預見,且不能把設備如何響應考慮進來。更智能的控制系統能了解設備的參數。它了解鍋爐的輸出,用溫度函數描述熱量通過牆壁和窗戶的耗散速度,同時也就知道了具體的熱量。給出壹個加熱時間表,它就能精確控制何時需要打開加熱開關來保證9:00時足夠暖和。它也能算出如何在溫度達到時逐漸關閉鍋爐來避免過冷和過熱。智能控制器可產生如圖4.2的溫度變化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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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控制器需要比大部分集中供熱系統中的簡易鍾錶和恆溫器更複雜的設備。它需要系統的內部模塊可控並滿足壹系列條件。控制器為它所了解的控制系統制定壹個計劃來滿足指標。提前幾小時開始加熱以保證到時房屋足夠溫暖,及時關閉來預防過熱。這樣做的可能性來自內部模塊可以模擬真實系統在不同輸入下的反應。對反應的內部模擬能力和對系統參數的控制能力意味著它沒有第壹種控制器的實驗性和試錯性操作。
市場經濟的運行方式可與之類比。資本主義公司對市場信號做出反應,比如價格和生產成本的關係。他們為了利潤最大化,調整生產以應對這些信號。這裏的控制模式與笨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相同:消極而短視。於是必定會有經濟波動和不穩定。實際上的情形更糟,因為沒有理由相信,數量眾多的企業對不同的信號做出反應會顯示出任何目標壹致的的行為。至少,壹個粗糙的集中供暖控制器還有清晰的總目標。而市場經濟就沒有這樣壹個總體目標。單個消費者的需求不能表現為目標或用於控制的輸入,只有在回歸於金錢購買商品這壹點上才是有效的。但消費者的購買力是經濟的壹個內部變數,它隨失業率、信貸市場的狀況等而波動。正如恆溫器的控制被鍋爐燃料的消耗量影響。
亞當·斯密提出了市場力量「看不見的手」的有力比喻。據說,個別企業對私人利潤的追求,和消費者對個人利益的維護將產生這樣的結果:「似乎」系統是被設計為可以產生所有人的最大幸福。現代壹般均衡分析執行了壹個有用的理論功能,它表明確保斯密結果需要多麼嚴格的條件(見Hahn,1984)。二十世紀的經濟史——大規模失業,失控的通貨膨脹和環境破壞已顯示出更多的實踐證明,不能依賴市場力量的作用提供社會需要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目標是次要的
如果消費者的需求不能扮演為資本主義經濟提供外部控制參數的角色,那麼政府的政策可以嗎?只有在有限的意義上可以,因為資本主義政府為他們自己設定的經濟目標是次要的。這些目標與人民需求的直接滿足無關,與經濟本身的特徵和缺陷有關。例如,通貨膨脹和國際收支平衡,兩個主要的政府政策,不是直接關注人的需求。通貨膨脹是壹個我們與商品聯繫起來的數字;這是壹個計量問題。通貨膨脹可以在極大的物質貧困的條件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或發生在相對處於物質繁榮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的英國。在何種程度上,經濟滿足了人的需要,通貨膨脹率本身並沒有告訴我們任何信息。國際收支平衡也僅是壹個現象;它度量在何種程度上壹個國家的公民和政府正在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的債務人或債權人。這是合同關係的合計,同樣不能度量人們需求得到滿足的程度。這並不是說,通貨膨脹和貿易平衡是不重要的,只是它們是經濟運行本身的次要問題。失業問題也是這樣。
失業並不直接影響需要的滿足。失業者忍受著生活質量下降的痛苦,整體人口(不如失業者明顯)也是——由於缺少勞動者引起的商品的缺乏。但這又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引起的問題。人們無處勞動,但需求沒有滿足,生產需要的機器和設備卻閑置著,只因為企業認為滿足這些需求無利可圖。
資本主義政府在經濟上唯壹的首要目標就是增長率。這確實和經濟滿足需要的整體能力相關,但在這個整體的進程中,許多東西被掩蓋了。增長率意味著什麼?「真實增長」通常被認為是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減去通貨膨脹率。這實際又意味著什麼是另壹個問題。能不能說經濟增長了五個百分點,人民的幸福就增長了百分之五?如果是生活質量或社會公平的增長率呢?如果增長的代價是空氣和水的污染呢,所計算出的經濟增長在什麼程度上真正促進了生活的幸福呢?除了從中獲利的人,廣告的增長或借貸真的使誰滿足嗎?
什麼才應當是首要目標?
我們贊同這樣壹個社會主義經濟的特徵,它關注計劃系統把民主決定的目標加在經濟發展過程之上的能力。讓我們先考慮壹下,壹個計劃經濟所能支持的政治決定的目標。
歷史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第壹個目標就是推動快速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壹個實現公共安全,建設基礎設施,以提高社會供給和個人消費水平的手段。根據保羅·葛瑞格利( Paul Gregory)的詳細研究(1970),基本毫無疑問,在發展程度相當的情況下,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有更快的工業化速度。
對於已經工業化的經濟,社會主義計劃則有以下經濟目標:
(1)人民文化和生活水平的廣泛提高,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只要明顯的「工人階級」還繼續存在。這包括社會供給(集中消費)水平的提高和範圍的擴大;消費品種類的增加和質量的提升;工作時間的減少和業餘時間的增加;使工作更有趣,更能實現個人價值的嘗試。
(2)建設長期的資源節約型發展路線,即關注環境和生態,避免由於資源枯竭和環境破壞,留給未來難以解決的問題。
(3)通過淘汰重男輕女的經濟形式,改變經濟結構,確保性別間的經濟平等。
(4)減少階級、種族(以及不發達地區、城鄉)不平等。
明顯,這些都是很大的目標(雖然比資本主義政府的傳統經濟目標更具體)。它們必須在制定可操作的計劃時細化,下壹部分就將考察這個過程的不同方面。
計劃的層次
計劃的決策可分為三個層次:宏觀計劃、戰略計劃、詳細計劃。這些層次間的聯繫如下。
首先,宏觀計劃設定壹些基本參數來管理長期的經濟運行。比如,它關心不同最終用途的高度聚合部門間的總生產的細分(或者,我們更願表達為總勞動時間的細分)。多少社會生產力應該花在消費品上?多少花在健康、教育或託兒所之類的社會產品上?多少花在生產手段的積累上以增強未來經濟的生產能力?多少花在償還外債(如果有)或購買國外商品?宏觀經濟計劃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同時,它也必須回答現有的生產力應該在多大程度上集中。答案不是「越集中越好」,儘管在戰時這是正確的。例如,資本主義政府可能通過削減總需求,製造失業以降低通脹率——這就是壹種宏觀經濟計劃。社會主義的計劃部門將不會考慮製造失業,但同樣不會讓人們儘可能地努力工作。當宏觀經濟計劃者們計算有多少勞動時間將用來滿足不同需求時,在生產勞動和業餘時間的權衡方面,將考慮人們的偏好。
其次,戰略計劃關注產業結構的變化。已知壹定量的勞動時間將分別用於公共產品,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生產,那麼應該發展哪些部門,開發哪些技術?哪些商品在其他國家生產更便宜,應該進口?長期來看,哪些產業應該被淘汰?政策計劃中,產業、技術對環境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投資項目的合適準則等問題,都必須考慮。
最後,在宏觀的和戰略的產業計劃確定了基本框架后,詳細計劃關心資源的精確分配:哪些產品將在哪裡,用多少勞動,以怎樣的質量生產出來?哪些生產單位從哪些其他單位獲取商品?等等。
資本主義政府有能力出台壹些宏觀層次和戰略層次的計劃(除了戰時,他們明顯不嘗試進行詳細計劃)。但這些政府由於沒有基本生產資料的財產權,他們計劃的能力有限,且取決於資本家的企業和其他私有的代理商的配合。從宏觀計劃來說。例如,政府想增發貨幣,降息以刺激投資,引起促進生產資料積累的資源再分配。但企業如果不認為投資有足夠的利潤,低投資率將不會有什麼改變。又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增加總產出,促進就業,但如果消費者選擇將從減稅獲得的受益花在進口商品上,結果將是貿易赤字,而不是國內的增長。
對於資本主義的戰略計劃,顯著的成功範例是日本的通商產業省(Japanese 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面對不斷變化的全球生產模式,MITI促進了有遠見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優勢的調整。在國家基金支持的研發的幫助下,根據MITI的計算能提供長期有增長競爭力的產業被建立起來。這個過程的更好表述詳見Keith Smith(1986)。MITI的成功是難以複製的;它依賴於日本的企業與該機構合作的意願,而政企合作的環境不是立法可以創造的。
原則上,由於社會主義政府有生產資料的財產權,能夠更容易出台連貫的、有效的宏觀計劃和戰略計劃。當然,政府有這種能力的事實本身並不保證這種能力將被明智地使用。但如果制定計劃的過程隨時公開、民主討論,並系統地號召起科學界的最大努力,有理由相信,結果將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更好。
下面五章將在不同方面詳述計劃的概念。第五章詳細討論關於戰略計劃的問題;第六章討論高效詳細計劃的條件。宏觀計劃在第七章討論,而消費品市場在第八章。第九章考察計劃過程整體的信息需求問題。
第五章:戰略計劃
我們這裏所用的戰略計劃的這個術語帶有著某種綜合性。在這壹章里,我們對計劃做了諸多方面的探討,主要會談到經濟的整體結構,但並不能將這個結構想當然地輕易劃歸到宏觀經濟的或詳細的生產計劃的主題下,這兩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另外的章節里解決。
本章討論的主題如下:
1. 產業結構的計劃;
2. 需要考慮的環境因素;
3. 投資計劃以及生產的時間維度;
4. 有關商品和服務分配模式的計劃;
5. 農業生產計劃;
產業結構計劃
我們可以對由政治決定長期生產目標的許多領域(比如:住房、交通、能源供給、通信、旅遊、產業結構調整等)做壹些可實現的預想。在各種情況下我們都必須做出壹些「崎嶇坎坷」的決定。例如,新住房的開發形式就是個絕佳的適合作民主討論、民主決議的問題。或者還可以思考壹下關於私人交通出行的問題。
國民出行依靠于私家車還是公共交通是壹個對社會有巨大而長期的影響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每個人基於獨立意識做出的決定的總和並不壹定與對社會最理想的結果相符。在那些大工業城市的交通運輸還依賴於火車和有軌電車的時候,人們坐車通過城市中心可比現在快多了。當然,對於那些能買得起私家車的人來說,這些新興的私家車確實比電車速度要快,因為他們不用每站都停下來載客。但是當越來越多的私家車湧上道路的時候,交通堵塞也越來越頻繁了,整體來看,造成的結果就是私家車和公共交通的速度都變得比以前慢了。因為私家車總是保有對公共交通的速度優勢,所以人們也就壹直熱衷於自駕出行。因為不斷增加的私家車的使用搶走了公交車和電車的生意,這些公共交通服務的境況就變得越來越糟糕了。最終的結果就是城市裡常常出現的危險而堵塞的道路、空氣污染以及越來越冗長的旅途用時。這個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基於經濟狀態的社會決定,有可能產生比僅僅是個人決定的總和更優越的結果。
放寬還是限制私家車的使用,是壹個對國家工業有著巨大影響的決定。對壹個大國來說,汽車製造業也許直接或間接地雇傭了數百萬的工人來製造汽車或汽車零部件,供應汽油,維修汽車,修建和養護公路等等。私家車的佔有量還會影響城市的布局以及零售業的類型。戰略計劃應該系統地考慮這些派生問題。如果決定要限制私家車的使用,那麼計劃就必須對與汽車製造業有關的勞動力的重新部署做出相應的要求。
上述的例子是關於壹門已經被充分了解了的工業技術。然而伴隨著新技術的出現,產業戰略計劃也會隨之出現不同的問題。回顧以前的工業發展歷程我們會發現,壹系列由不同的工業領域所引導的工業潮流:紡織業、鐵路、重型機械製造業、化工行業、汽車工業、耐用消費品、電子工業等。每壹個工業經濟體的成功,都依靠於該經濟體迅速發展這些先鋒行業的能力。在前兩次的工業發展潮流里英國處於突出地位,第三四次是德國。美國是大規模生產汽車和耐用品的先鋒,然而隨著電子行業浪潮的到來,領導者的地位流轉到了遠東。
新近的正在工業化的經濟體有壹個相對簡單的任務:因為他們沒有壹個已確立的工業基礎,由此出發就可以全力建設新興工業。蘇聯在30年代到50年代間通過擴大發展重工業獲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增長率;台灣和韓國通過電子行業也得到了四十年的類似程度的發展。這種最初的工業發展很適合進行計劃,因為負責計劃的機構能把當今世界上現存的先進國家的工業結構直接照搬過來。
對於壹個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來說,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並領跑工業潮流是很難的。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現成的可以照搬。老舊產業必然會日薄西山而要支持壹些其他的新產業,這些新產業潛在的可能性的基礎在於某些尚待開發的技術。這需要壹定的前瞻性,必須要做出壹個計劃,這壹計劃能夠做出預測,即未來全新的工業體系都要建構在現在所進行的科研結果之上。要做到能夠識別出將來所必需的知識、科技和技能,並能組建有能力把科學轉化為技術的研發機構。要重新組建能夠「生產」出有能力使用這些新技術的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機構。最後,必須能構想並設計出將要用這些新技術製造的消費品。創造出相應的生產流程。還要發展生產設備以及零部件供應,建設新的生產線並投入生產。
如果經濟發展不停滯,將會以10到15年為壹個階段不斷地做出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計劃。這種水平的計劃在多大程度上是民主的,這壹點並不是十分清楚。剛開始,關於哪種技術很有可能在未來的10到20年裡是有價值的知識,將會集中在壹個小型的研究團體里,而沒有專業知識的人很難在這個問題上作出判斷。不過,也許可以先讓技術專家們提出若干有關未來工業發展的可行的選擇方案,然後在公眾討論中徵求意見。
負責制定戰略計劃的計劃部門的人員組成必須按照計劃相關的時間規模來決定。長期計劃必須要是壹個由經濟學家和科學家(從日常工作中調派過來的)共同組成的小型委員會制定的。對於5到7年的計劃的制定,會由更多的經濟學家在產品工程師的協助下完成。短期計劃要在產品設計師和工業主管人員提供更充分的信息的基礎上制定。
使得戰略計劃成功的壹個關鍵要素就是這些計劃利用創新的能力。這是壹個天生固有的矛盾,因為就其定義來說,創新並不能在其發生之前就為人所知。然而,壹個新的概念發展成為壹個常規的工業應用需要壹定的時間。即使創新的過程也許在壹開始不可能被計劃,但隨著這壹過程的發展,計劃會變得越來越可能實現。任何現代工業經濟通常都有壹個工業發展過程,通過這壹過程,使不可知變得可知,使可知的變成可用的。科學研發成為社會分工勞動的壹個分支,並且,在技術層面上來說,還相對獨立於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所有制的形式。
這並不是說社會關係對創新的過程毫無影響,很明顯是有影響的。但是相比壹系列其他方面的因素來說,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對於創新似乎並不十分重要。創新是勞動分工的壹個分支,在這種勞動分工中,壹個經濟體或許可以完成專業化但或許也不行。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將新科技轉化為工業應用的成就的高低也互不相同。英國因其科技創新步履遲緩而臭名昭著,快速進行科技創新的日本廣受讚譽。這個原因不能過於簡單地做出解釋,當然更不能歸結于「市場越自由,創新程度越大」這壹簡單的公式。民族的心理特徵和文化——壹個社會對待新生事物的態度——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應該同等地被納入考慮範疇。
除了這些難以衡量的因素之外,壹些具體的客觀因素也在起著相應的作用:壹個社會的教育體系的優劣能起到什麼作用?有多少國民收入用到了研發上?這些研發經費又有多少是用在了民用多少用在了軍事研究?壹個社會能不能有這樣壹個機構,它能整合產品從基礎設計研究到製成成品整個發展周期的所有方面?
壹個社會花在教育和民用研發上的經費數量和它的創新速率之間有著許多顯而易見的聯繫。壹個民主計劃體系的制度,像國防、教育和研發這些國家預算的主要部分都要由壹年壹度的普選決定。但這樣的制度並不保證會把大量的預算支出用於研發。這壹決策對經濟所帶來的影響,公民可能會給壹個優先順序較低的考慮。但這是他們自由而從容地做出慎重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公司會計師做出狹隘的個人決定后所帶來的副作用。
研發要想有效率就必須有壹個涵蓋了純學術研究、應用研究、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等各個時期的傳輸帶。亞洲的資本主義經濟似乎表明這個傳輸帶的後期階段尤為重要。西方資本已經有足夠多的公眾資金在支持純學術研究,但是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過多地面向了武器生產。結果就是製造出了很多出奇精妙的戰鬥機和火箭,但是生產民用壹般產品的創新能力卻消失殆盡了。在將新技術應用於視頻錄像、摩托車和照相機這些貼近民眾生活的產品的方面,美國和英國都沒有蘇聯做得好。國防工業是惟壹壹個把公共資金支持的應用研究和產品開發引入生產的行業。對壹個社會主義經濟體來說,想要用科學來提高用於民事的國家工業,那麼首要的就先必須創造壹組民事研究機構來代替那些軍工複合體。
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
在第四章我們談到,社會主義經濟需要採取壹種環境友好的發展政策。本節我們將探討這壹目標的壹些具體含義,並且評估市場和計劃關於環境問題的相對優劣。壹些深入的相關問題會在第14章展開,那時將聚焦于確保謹慎借鑒使用自然資源所要求的財產關係。
到目前為止,我們假設任何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成本都被用於生產的人類勞動總時間所充分包括了。在最近的壹次對社會主義計劃的批判中,Don Lavoie(1985)再壹次提出了壹個陳舊的反對理由:勞動價值不能充分處理不可再生資源的成本問題。其論據是,根據勞動價值而言的成本花費不能處理自然的或者非勞動的投入。在市場體系下,自然資源都有壹個價格標籤,從而會計入生產成本中。但在勞動理論里它們是免費的。因此,他們爭論道:勞動理論會低估由稀有自然資源生產的產品的成本。
這是個嚴重而危險的問題。但這個源自馮·米塞斯的論點也能反過來反駁那些支持市場的人,因為理性使用自然資源正是資本主義的弱點,同時又(潛在地)是社會主義的強項。
自然資源的「自由市場」價格是如何確定的?經典的回答是來自級差地租。在這種語境下,那些邊際的土地、油田或是森林都是免費的,並且生產的邊際成本壹來自於勞動(而在新古典理論里,是資本)的投入。但是來自邊際油井的石油也是消耗型資源,但在市場體系下這種消耗沒有價格。實際上我們能夠看到資本主義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是魯莽而毀壞型的,而不管這自然資源是否是邊際的。這裏,我們值得回顧壹下馬克思對美國拓荒潮的看法。由於殖民者從沿海諸州遷移到平原而改善了那裡的土地質量。隨著原本在地理上很邊緣的土地變成了最高產的土地(因為是從印第安人那裡偷來的,所以這些土地都是免費擁有的),所有在自然資源開採上的限制都去除了。自此後農業生產活動(沒有輪耕而是單壹作物種植)在這片大地上開始了,但這種生產活動造成了急劇的土壤肥力的枯竭。在大多數市場主導型經濟體里,這種生產活動的特點造成了災難性的土地的風沙侵蝕區。邊遠地區的木材開採也有這樣的情況。資本主義企業從北美西海岸或亞馬遜和婆羅洲原始叢林原住民那裡偷木材,將其看作是免費的自然資源。需要花費上千年才能形成的森林在短短几十年裡就被砍光了。
只有在壹種情況下,市場體制會促使人們節儉地使用土地並保持土壤肥力,那就是存在著壹個土地所有者階級,這個階級從地租獲得收入,在保持這壹收入方面有既得利益。從學術上講,這意味著級差地租產生於邊際收益的遞減。政治上,這意味著地主階級是富裕的、政治經驗豐富的,並且背後有國家權力的支持。這種結合只會發生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在資本主義時期,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土地由被貧農或者狩獵採集者擁有,而他們幾乎沒有什麼政治權力。他們的自然資源已經被輕易地徵用了。除此之外,對地主們來說,節約地使用還是開採這些資源(會破壞土壤肥力),哪個更理性,這取決於資源的貼現率。只要貼現率很高二,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竭澤而漁的耗盡型使用就是合理的。貼現率如果低而穩固,那麼採取壹些投資來加強土地的質量在經濟上就是切實可行的,就像十八世紀英國地主階級做的那樣,但這兒我們說的就不是不可再生資源,而是緩慢的可再生資源了。
總之,不管利潤在增加還是減少,市場總是會浪費邊際資源。在低貼現率和邊際成本遞減的情況下它將節約使用那些緩慢的可再生資源。對於那些不可再生資源,市場總是竭澤而漁地耗盡使用。
把估算租金③引進到社會主義經濟中(就像蘇聯那批「改革家」所鼓吹的那樣)就相當於是用邊際成本代替平均成本來計算勞動價值並且還假設勞動收益是遞減的。但是根據我們上面的討論,社會主義下的估算租金在節約使用資源方面將不如資本主義下的真實租金有效。我們提出壹個更激進的觀點,任何「經濟的」決策機制,也就是基於單壹目標函數的任何決策機制,都會造成生態破壞的結果。任何基於價格的決策過程都不能反映出壹個行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後果,因為它們都很複雜,不能還原為壹個會計分錄。對環境影響的任何非定性評估都是具有誤導性的。壹個行為對環境所造成後果必須通過科學地調研才能確定,並通過通過政治鬥爭方能解決。這方面的其中壹個例子就是,蘇聯科學界曾發起壹場運動,以阻止在貝加爾湖沿岸的的工業開發,並中止將西伯利亞河引流到南邊用以灌溉中亞地區的計劃。
不能保證在這些問題上會採納那些明智的決定。最多能夠做到的就是要求有允許就問題展開自由而廣泛的辯論的政治條件,有科學調研和出版的自由,而最終的決策通過自由投票來完成。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這些決定最終幾乎始終如壹地都是為了符合那些能夠「買得」政治影響的大公司的商業利益而作出的。在社會主義民主體制下,主要的環境問題會在持久公開的媒體辯論之後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解決。如果壹個水力發電計劃會使得壹個峽谷被水淹沒,而這個峽谷既是壹個美麗的景點又是壹個獨壹無二的生態棲息地,那麼搜尋可以決定這個項目是否應該實行的經濟公式就是毫無意義的。這個問題是政治的而非經濟的。也就是說,要做壹個決定需要對優先要考慮的事情做壹個深思熟慮的判斷,而不能把這個決斷縮減為幾個簡單的數字的對比,不論這個數字是用勞動時間或是金錢來表示。
資源消耗的問題是有悖論性的,因為快速消耗的政策和極度保護的政策會導致相似的結果。如果我們在壹個持續幾年的大繁榮時期用光了北海石油,那麼我們就剝奪了後人對資源的使用,但如果我們把它永久留在地下那麼我們又是剝奪了自己對它的使用。慎重的替代選擇是以壹定的方式和速度來使用石油,可以讓我們在消耗完它之前能夠開發出相應的能源替代品。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市場正這樣做。另壹方面,有壹些證據表明蘇聯正系統性地按照這種方式處理。在過去的三十年裡,蘇聯堅持在高能核聚變研究中投入大規模的資源以期開發出壹種化石能源的替代品。西方的裝置如歐洲聯合核變實驗裝置(JET)都是源自於蘇聯的托克馬克(Tokamak)設計。並且隨著1987年新的能源號重型運載火箭的發射,這使蘇聯開發太陽能量這壹太空計劃的主要目標得以被外界知曉四。這些運載火箭預期的用途包括放置軌道鏡以在冬季給北極圈的工作點提供照明,建設軌道太陽能電站以把太陽的微波能量輸送到地球。社會主義經濟可以把這種長期項目作為常態計劃機制的壹部分予以實施。市場機制永遠也做不到這壹點。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個領域的競爭只能做到這種程度——他們設立模仿社會主義計劃的特殊的國家機構——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或是CEGB(中央電力局)。
生產的時間維度
迄今為止,我們對勞動價值這個概念的討論都是基於這樣壹個假設,即在十年的時間里,每天工作的價值和第二天都是壹樣的。可能會有人反對說這太不切實際了,這樣的計算體系會導致採用過度資本密集型的項目。我們可以用壹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為了發電並在英格蘭和威爾士之間形成壹條高速通道,現在提出了壹個在塞文河的河口處修建壹道大壩的方案。由於能量是由非同尋常的高達7米左右的潮汐振動免費提供的,所以這個項目壹旦建成就可以以壹個非常低的勞動成本來發電。但是建造大壩需要大規模的土木工程,這將比建造壹座同等產出的火力發電站耗費更大。
圖5.1在理論上比較了這兩個項目在五年期間將花費的勞動力成本。從整個30年的期間來看,產出等量的電力,火力發電要比潮汐發電耗費更大的總勞動成本。但是在項目建設的頭十年,火力發電站的花費較之更低。如果我們僅僅基於最大限度地降低勞動成本來考慮如何發電的問題,那麼潮汐系統將完勝火力發電。實際上英國電力局選擇了不去建造潮汐發電站,因為建造大壩需要償還的貸款的利息大於投入使用后它將節省的燃料的費用。如果是在壹個較低的利息率的環境下,那麼英國或許會做出不同的選擇。僅僅用勞動內容(亦即就純粹的勞動價值方面)來看這兩個選擇的耗費成本就相當於是在零利率或零貼現率的環境下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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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的貼現率對兩種電力計劃成本的影響
無論根據主觀情感還是客觀現實,人們都會反對零貼現率。今天的果醬總比承諾的明天的果醬好。照這壹原則,今年少付出些努力或許更好,即使這意味著以後要做更多的工作。壹個主觀決定的貼現率,可以通過政治的方式確立(人民每幾年可以就他們是否希望貼現率上升、下降還是保持原樣投壹次票)。但是壹個更為客觀的方法是很可能的:可將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作為貼現率。這樣做的理論依據便是:如果勞動生產力每十年翻壹番,那麼現在壹小時的勞動將相當於90年代末的半小時勞動的工作(作者寫此書時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因為我們永遠沒法精確地預知未來,那就有必要根據最近的歷史來預估將來的生產力增長。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可能會意識到電力局不進行塞文河大壩項目的決定在經濟上是不理性的,因為在他們的計算中所使用的貼現率是遠高於經濟中實際的生產平均增長率的。這個例子有力地證明了:理性的經濟計算只有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才是可能的。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貼現率是由金融市場的偶然性決定的,而這種偶然性是和實際的生產可能性完全脫節的。它是由國際資本的投機活動和金融機構里的不民主決策聯合推動的,很不穩定而且每個月都在不停地波動。不管是以經濟效率或是民主機製做理由,在經濟決策中使用這樣壹個變數都是站不住腳的。伍
市場和非市場的分配方式
有壹個和經濟的整體形態相關的戰略決定,那就是關於哪種產品應該由計劃直接分配、哪種應該交給某種意義上的「市場」來分配。我們設想壹個生產者產品完全由計劃分配而消費者品由市場分配這兩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情況。市場的確切性質將在第八章闡明。正如我們將要說明的,這壹市場是和資本主義經濟里的市場截然不同的,因為它從屬於社會勞動時間的計劃分配。但我們依舊面對著壹個問題,那就是市場分配和非市場分配確切的分界線到底在哪裡?或者說可以應該用哪些原則來判斷市場與非市場的分配?
有四個要點和這壹問題相關。我們會在這四個小標題下展開探討:公民權利、選擇的自由、應對稀缺和計量的成本。
公民權利
首要的原則便是,壹些產品和服務,應該由全民稅收提供資金,作為壹項權利提供給公民,因為這是全面參与生產的和公共的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條件。這裏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衛生保健和保育(我們將在第13章討論到帶有電子投票機的電視也應該作為公民的壹項權利而提供,以保證政治民主的全面參与⑥)。為了能作為壹個積極的、生產性的成員在社會中起作用,壹個人必須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身體健康,並且無需整日呆在家裡照顧幼小的孩子。這些產品在給予公民們「積極的自由」七來掌握他們自己的生活方面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教育、衛生保健以及保育的有益之處不是僅限於公民個人,每個社會成員都富有生產性、都能享受教育且身體健康對整個社會大有脾益。(用經濟學里的術語來說,這裏存在著外部效應或說「正外部性」,而人們普遍認識到,市場在壹些外部性很重要的地方並不能產生積極的效果。)
選擇的自由
第二點是,壹旦公民權益的基本前提條件得以保障之後,每個公民(或者家庭、群體)應該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來決定他們想要以何種方式來享用他們的勞動果實。國家分配或配給制是極不適應于這個要求的。我們需要壹個某種形式的「市場」,人們可以在其中花費自己的勞動券。(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我們將在第8章詳細描述這樣的市場。)這種分配模式將被應用於食物、飲料、娛樂、書籍、衣物、假期旅遊等領域——即不存在外部性或是外部性並不重要的壹些產品。對壹個社會來說,雖然使其成員都陷入無知、被不必要的疾病困擾或是被年幼的小孩困在家裡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讓他們能夠在魚子醬、紅酒、書籍或是去高原地區旅遊方面做選擇卻也完全合乎情理。
應對稀缺
第三點關注的是,那些供給相對固定的產品在價格為零的情況下,需求超過供給的情況。拿壹段堵塞的高速公路為例,可以建造新的公路也可以加寬舊路,但這需要花費勞動時間且可能會因為環境理由而受到反對,讓我們先暫時假設高速路的供給實際上是固定的。如果公路的使用是免費的,那麼它就會變得特別擁堵以至於人人都不能享受到快捷方便的旅程。在這種情況下,收取通行費用是很合理的。這是「限量供應」稀缺資源的壹種方法。那些覺得快捷的個人旅程十分重要的人就會付通行費以滿足願望,而壹些人可能會選擇公共出行方式作為代替。
這種形式的過路費也會給計劃者們提供有用的信息。假設正在考慮修建壹條新的高速公路。修建工程將會在勞動時間方面耗費昂貴的代價。如果現有的公路已經過度擁堵了且沒有收取任何通行費,那麼這本身並不意味著新建壹條公路是划算的。但如果已經徵收了和新建工程成本相關的通行費之後現有的道路依然擁堵的話,那麼這時就有理由來建造更多的公路了(除非有特彆強力的來自環境考慮方面的反對)。
這裏總的觀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並不是指完全反對應對稀缺問題的「市場解決方法」——甚至有很好的理由給當前社會下碰巧是「免費」(即從稅收穫取資金)提供的產品定價收費。
計量的成本
我們在上面提出:沒有任何重要的外部效應的消費品應該參与勞動券的市場交換。不過考慮到保證基本的經濟理性,這壹原則必須在壹些情況下加以限制。那就是:如果計量人們消費和要求他們付款這兩項操作成本超過可獲得的收益,而商品的定價並未包含這兩項成本時,個別地收取壹件商品的費用是毫無意義的。就此而論,即使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壹邊,英國將水私有化的行為也很可能是不理性的。水是非常低成本的產品,並且並不完全清楚計量和收費的成本是合理與否的。(如果凈水將會成為壹種稀缺並且代價昂貴的商品,那麼情況將會有所不同。)
農業
在發達社會裡,農業領域的自由市場幾乎是聞所未聞的。那些倡導用自由市場來解決波蘭糧食問題的西方政府卻在他們本國內強烈抵制也這樣的政策。在日本、歐洲共同體以及美國,糧食市場是受到強力調控的。這種調控的目的在於壹方面確保供給的穩定,而更為重要的是緩和嚴厲的市場對那些政治影響很大的農業遊說團體的衝擊。所採取的措施在細節上可能稍顯不同,但總體起到的效果都是要保持糧食價格高於自由市場水平以確保農場主們的利益。
這種措施所引起的可預料的後果便是刺激了生產過剩。過量的糧食被生產出來,然後全部被以補貼價格收購併積存在倉庫里。對剩餘的這種處置方式產生了壹個經濟難題。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把它們全部低價出售給消費者,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會削低價格並有損於農場主的利益。還可以訴諸于壹些特殊的花招。比如在聖誕節給領取養老金、撫恤金的窮人分發黃油。於是在救世軍的辦事處就出現了卑劣醜惡的壹幕:年邁的老人們排著長隊,競相佔有那免費發放的幾磅黃油。甚至還有更糟的,食物常常被毀壞。大量庫存的土豆被故意用紫顏料弄髒以使得它們不能再作為人們的消費品。付給農民們壹筆錢以激勵他們使土地閑置而不是種植糧食。
同時,糧食的高價又激勵農民們愈發有動力去開墾邊緣的土地。岸邊草地、灌木叢以及樹林消失了,在消失的地面上產生了穀物大草原。在補貼價格之下,在土地上濫用化學物質、污染食品、濫殺野生動物以及用硝酸鹽化肥和農藥污染水源都變成了值得去做的事情。我們步入了壹個極端荒謬的境地,即只有給土地所有者付錢才能使他們不去通過種植松柏而破壞那些科學價值地點。而如果不是為了所能得到的休耕報酬,他們壹開始也根本不會想到去種樹。
西方現存的是壹種公共管制和個人私利的離奇的混合物,事實上所有這壹切都是為了土地所有者的發財致富。儘管如此,這壹體制的辯護者仍然會指著東方說道:「至少我們不用像俄羅斯那樣在食品面前排長長的隊」。關於共產主義農業流行的印象就是永遠的短缺、俄羅斯的排隊以及波蘭的肉食品騷亂。
在東方的共產主義體系崩潰之前,那兒的農業系統就有著很大的差異。波蘭國內以私人農業佔主導地位然而捷克卻全境實行的都是集體農業。當布拉格的國營商店堆著薩拉米香腸和臘腸的時候,波蘭的肉店架子上卻空空如也⑧。在蘇聯佔主導的是集體農業,但仍然因為短缺而聲名狼藉。
正如這些事例所表現的,這不是壹個個體農業和集體農業孰優孰劣的簡單的問題。其他因素——物價政策、分配體系以及農村的文化水平——都在其中發揮著它們的作用。此外,用商店貨架是空的還是滿的這壹標準是不能很好地來評判壹項農業政策的效力的。如果物價足夠高那麼商店將壹直都會是滿滿的。在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存在商店貨物充足,但人們卻在挨餓的情況。相反的,如果人為地壓低價格,那麼商店的貨物就會壹售而空。
評判糧食生產分配體制的壹個更好的方法便是看全民整體的營養標準,以及這個體制所產生的生態影響。現在已經有了壹個龐大的有關飲食的科學知識體系。甚至在二戰之前,營養學家們已經計算出了壹份平衡的飲食所需的蛋白質、脂肪、糖類以及維他命的數量。這個知識被很好的用在了戰時糧食配給額度的設置上。即使往常的供給來源變得混亂,但理性的計劃以及合理分配現有的資源也使得國民整體的健康和營養標準在實際增長。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有關營養的建議現在看來已經有些過時了。對飲食以及心臟疾病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引入到了現代的處方建議中,比如少食用黃油和動物脂肪、多食用複合糖類食品等等。但是普遍的原則仍然是適用的:如果全民都按照最新的科學知識合理飲食,那麼整體的健康水平將會得到提升。問題不再是防止由長期營養不良助長的軟骨病和結核病等疾病,而是遏制由不良飲食習慣帶來的現代人類健康的大型殺手如癌症、心臟疾病。
這表明食品供應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得到計劃。對於壹個給定規模和年齡結構的人口,總的食品需求可以輕而易舉地計算出來。糧食的來源有三個:進口、社會化的農場和漁業,以及私人農場和私人漁業。我們假定食品出口受制於與各生產國的長期供應合同,除非有重大的氣候災難,這能夠給那些不能在本國里很經濟划算地生產的食品提供壹個可靠的供應基礎。
進口長期合同確定之後,國內生產的目標就自然是確切可知的了。如果我們假設農業領域是由國營農場、合作社以及家庭農業組成的,那麼問題就在於如何從這些來源來完成生產目標。農業比其他工業都更容易受天氣因素的影響。它的生產值年年都在浮動,要做出精確的年度計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幾年為壹個時期的階段內這些波動是相當平緩的,通過緩衝庫存,常規的供給是可以保持穩定的。為農業制定壹個三年或四年的浮動生產目標是合理的。家庭農業和合作社將被要求競標承擔三年壹期的固定數量的穀物供給。他們會被要求詳細說明在機器、能源以及化肥等方面他們所要使用的投入,以及他們想要多少附加價值作為自己的勞動所得。供應合同將根據壹個公式制定出來,這公式不僅會考慮到成本(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勞動),還會顧及由於使用特定量的化學物質及化肥而對環境所產生的影響。
競標體系將會避免折磨著西方農業計劃體系的生產過剩的痼疾。它把消費者和環境的要求置於生產者的要求之上。它鼓勵效率,促進了那些不經濟的邊緣農場的倒閉。那些贏得合同的農場將會獲得長期穩定的價格和市場份額。
第六章:詳細計劃
在第四章中,我們介紹了作為反饋控制的計劃思想。圖6.1概括了這個基本思想。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總體概念加以擴展,把關於社會主義計劃的具體要點考慮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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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到,戰略計劃處理經濟產業結構的基本形態。在本章,我們關心的是詳細計劃,它將具體處理各種產品將分別生產多少,以實現這些基本目標。比如,戰略計劃規定,把百分之七的國民收入分配給電子消費品。詳細計劃必須明確這意味著什麼——各種型號的電視產量、各種規格的放大器產量等等。此外,為了達到這些生產目標,計劃必須指定所需的零件數量:500,000個14寸,300,000個20寸彩色顯像管,12,500,000個10陶瓷電容,等等。
圖6.2表示了詳細計劃的輸入。通過構建壹個經濟運行的詳細模型,模擬和計劃可以預測各個中間環節分別需要多少投入,來產生最終的各種輸出。市場機制間接地引入了詳細計劃:通過人們所願付的價格是否足夠高,來決定計劃的下壹步。如果人們可以接受的價格相應的勞動時間比生產產品實際所需的勞動時間少,這種產品就將削減產量或停產,將資源用於其他方面。我們的市場反饋原理將在第八章單獨說明。現在先來關注模擬和配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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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在計算商品所需總勞動量時,我們介紹了投入-產出表。這個重現經濟運行的方法在規範表述和理解詳細計劃時也很有效。表6.1是壹個例子。讀者也可以回顧壹下表3.2中的例子。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投入-產出表(或矩陣)記錄了產品從每個部門到其他部門的流動。每個部門在行和相應的列上分別出現兩次。其中,每壹行表示該部門供給給其他部門的產品數量。例如,第壹行表示石油業,行中的數字分別表示供給給自己、電力行業、卡車製造業等等的石油數量。而在每壹列中可以找到該部門所需各種產品的數量。例如第三列表示卡車製造業所需的石油、電力等等。
表6.1:壹張投入-產出表
石油 電力 卡車 ……
石油 1000 50000 800 ……
電力 50 20 40 ……
卡車 30 10 20 ……
……
行表示部門產出的去向。
列表示各部門所需的投入。
表中數字應該被看做是在合適的單位下(例如,每年消耗多少桶石油、多少千瓦電力、多少輛汽車)
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引入壹些基本的術語。首先,總產出是指壹個部門不分用途的總輸出。總產出又分為中間產出和最終產出(或凈產出)。中間產出表示生產系統自己用掉的部分(例如鍊鋼時用掉的煤,生產電腦用掉的鋼)。最終產出則是其餘部分,可以被最終利用(不論是消費掉的,私人的或集體的,或是投資時為了建立生產系統的)。
壹些產品幾乎是純粹的中間產品。比如鋼板,除了壹些金屬加工愛好者,消費者完全沒有需求。事實上,可以將整個鋼板產出視為進入各行業生產過程的中間產品。另壹方面,壹些產品完全是最終產品,而沒有中間用途(沒有行業將成包的香煙用於投入生產)。但壹些產品具有雙重屬性。天然氣可用於家庭烹調和取暖,也可作為多種行業的生產輸入。
更重要的是:兩個產業技術上的係數可以直接告訴我們,需要多少前者的產品,來產出壹單位後者的產品。例如,製造壹輛自行車需要10公斤鋼材,那麼鋼-自行車技術係數就是10(鋼以公斤計)或0.01(鋼以噸計)。注意,自行車業對鋼的總直接需求可以由其總產出數量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算出。製造2000輛自行車就需要2000 * 0.01 = 20噸鋼材。
現在我們做好了準備,可以分析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者們面對的問題了。對於經濟活動,人們根本上關心的是最終產品。假設我們有壹系列的計劃目標[1]。達到這些目標需要生產出合適數量的中間產品。要製造出我們想要的數量和型號的電腦,需要電腦製造業從供應者那裡得到相應數量的塑料、鋼材、矽等,並且相應行業的供應者們同樣得到他們所需的中間產品,等等,形成壹個互相依賴的複雜網路。
所以,問題就是:從期望的壹系列最終產品出發,如何計算出需要的每種產品(包括中間產品)的總數量?理論上,可以直接找到答案,如下(對於數學公式恐懼的讀者可以跳過幾段直接看結論,但我們只用了最簡單的代數)。考慮壹個簡單的小型系統,只有兩種最終產品。G為總產出,I為中間產出,F為最終產出。下標代表部門1和部門2。由於總產出等於中間產出加上最終產出,可以將我們的玩具經濟表示為如下兩個方程,各代表壹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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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產出的雙下標中,第壹個數字代表來源,第二個代表去向,例如代表部門2中用到的部門1的產品。第壹個方程用語言來表達,即部門1的總產出由三個部分組成:首先是它自身所需,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例如,石油業消費壹些石油;對於不消耗自身產品的產業此項為零);其次是部門2所需要的作為中間產出的產品1;最後是部門1的最終產品。
現在,將中間產出用總產出乘以相應的技術係數代替。正如之前在自行車和鋼材的例子中的那樣,自行車業需要的鋼材數量等於自行車的總產出(輛)乘以每輛自行車所需的鋼材。如果用a來表示技術係數,即得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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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壹步壹步來解,我們也可知這個方程是可解的。I被替換為a乘以G后,方程被化為有兩個未知數(即兩個部門的總產出)的兩個等式。簡單但卻乏味的代數可以證明,總產出僅僅由最終產出和技術係數即可求出,同樣,中間產出也可得到(同自行車的例子)[2]。
自從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華西里·列昂惕夫和馮·諾依曼的開創性工作以來,這個問題的演算法已廣為人知,並且,如果系統不大,解並不難。但如果用來處理整個經濟系統,使問題簡化的唯壹方法就是將其化為高度歸納的部門。我們表中的行和列將變成形如「消費電器」,「汽車」,「油氣」,等等。對於其他用途,這可以接受,但對於實際的社會主義計劃,這是不夠的。如果計劃者要提供能夠有效指導生產的藍圖,確保所有經濟活動井井有條,必須能夠精確地確定輸入和輸出。但那樣的話,投入-產出表會變得極其冗長,百萬計的行列會有千億計的技術係數。解聯立方程的工作已經不簡單,何況,甚至在計算開始前,還需採集海量的詳細信息(技術係數等)。
信息採集及其計算都是重要的問題。我們先假設必要的數據「已知」(經濟學家喜歡這麼說),來研究計算的問題;在第九章中,我們將回到獲取數據的問題上。
這裏涉及的數學問題本質上和第三章中討論的勞動時間計算的問題相同。原則上,可以用高斯消元法直接解決,然而正如在第三章看到的,對於巨大的系統,這完全沒有可行性。但正如在勞動價值計算中,演算法可以利用矩陣的稀疏來簡化。當十分細化時,由於矩陣中有很多零存在(代表牙膏之於香腸業,木材之於眼鏡業,等等),我們可以用鏈表更好地表示生產的條件,找到壹個疊代的解。
兩個主要的疊代方法(雅克比和高斯-賽德爾疊代演算法)都可以接受鏈表形式的輸入。這些方法不直接求出問題的解,但可以產生逼近解的近似值。對於經濟上的投入-產出問題,如果存在唯壹解(理論上可直接求出),那麼這些疊代方法將產生收斂的結果(Varga,1962)。
這裏的疊代方法很容易理解。需要的數據輸入包括(i)最終目標產出表,(ii)非零技術係數,(iii)每種產品期望的總產出。將這些總產出的初始值代入這套技術係數,就得到每種產品所需要的數量。基於此,可算出壹套新的總產出。這些數據又被用於下壹輪疊代,等等。如果演算法是收斂的(即有唯壹解),那麼隨著疊代次數的增加,總產出的變化將越來越小。當變化值小於預先設定的壹個界限時,演算法就終止。
由於演算法的收斂性獨立於初始值,初始值的選擇並不是關鍵:如果壹些值可以,那麼其他所有值也可以(同上,見Varga,1962)。然而,如果猜想的初始值接近真實值,收斂將更快。計劃者們可以合理依靠過去的經驗來選擇具有合適數量級的初始值。
雅克比疊代法的運算次數由輸出數量,乘以每個生產過程所需的直接輸入數量,再乘以足夠產生滿意的近似值的疊代次數。例如,10,000,000種產品,每種有200個直接輸入,需要100次疊代,那麼就需要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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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計算機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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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完成,即略超過半小時的時間。
蘇聯的計劃情況
把我們之前的討論和蘇聯計劃經濟的經驗聯繫起來,兩類問題在此顯現出來。首先,有人會問:如果完全的詳細計劃所需的計算是如此龐大和複雜,在高速計算機發明之前,蘇聯是怎麼做到的?
實際上,在計算機發明前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利用中心計劃方法建立起重工業基礎時,蘇聯曾經做得如此成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當然,那時的經濟簡單的多,而且計劃相對來說只有很少的關鍵目標。但即便如此,在早期的五年計劃中仍有許多供需失衡的例子。不過人力和物質的大擴張意味著,即使有這樣的不平衡,關鍵的目標還是能達成。
另外,我們應注意到早期蘇聯的計劃並不是像我們描述的那樣進行的。從壹系列最終產品倒推,得出壹個完整而詳細的龐大輸入列表,這確實超出了當時的計劃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的能力。於是,通常計劃者們只是從他們自己設定的粗略的目標出發:1930年之前生產多少噸鋼,1935年之前生產多少噸煤,等等。這種早期實踐按理說會對幾年後的經濟結構產生有害的後果。它會產生壹種「生產主義」,大量關鍵中間產品的生產成了最終目的。事實上,從投入-產出表的角度看來,人們其實想儘可能地節約中間產品。即計劃的目標應該是:保證所需最終產品產量的情況下,生產最少的煤、鋼、水泥等等。
這裡會遇到的第二種問題正好是前壹個問題的另壹方面:如果我們提到過的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是眾所周知的,那麼為什麼蘇聯的計劃者們沒有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速計算機技術產生后,取得太大的進展?
我們在討論前壹個問題時已經提到過部分的答案。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必要、但卻粗糙的計劃方法在後來形成的計劃系統中打上了烙印。考慮到斯大林時代特殊的意識形態僵化——被赫魯曉夫的「解凍」中斷,但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恢復——蘇聯對於新的計劃方法基本上是持懷疑態度的。從蘇聯的經濟著作上能看出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思想,即以最終產品為目標來制定計劃,在正統的官方看來有些「資產階級」。
此外,在蘇聯,對於新奇的、基於計算機的計劃方法的興趣,和真正的技術可能性並不同步。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計劃系統的改進還有討論的可能時),蘇聯的計劃者們能夠使用的計算機系統在今天的標準看來還很原始。蘇聯經濟學家很清楚使用壹致的輸入-輸出方法的潛在好處,但他們所使用的設備僅夠分析小型的、高度抽象的輸入-輸出系統。儘管它可以用於地區間計劃(研究蘇聯各加盟國的相互依賴關係),還是難以勝任日常的詳細計劃。大多數情況下,投入產出分析仍然是學術活動,和預期相比,計算機對蘇聯計劃的總體影響是令人失望的[3]。
需要注意的是,缺少超高速計算機不是唯壹的,且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勞動價值計算相關段落中解釋過的,由大量的個人計算機組成分散式網路,由經濟信息通信系統連接起來,完成同樣的結果是可能的。這樣的設備在蘇聯認真考慮改進計劃系統的年代同樣還沒出現。廉價的個人電腦相對來說還是離今天不遠的事情,而且蘇聯通信系統的發展緩慢臭名昭著(任何想從莫斯科給列寧格勒打個電話的人都懂得)。
還有,正如將在第九章提到的,高效的詳細計劃需要壹個標準化的產品識別系統,相應地,這需要壹個複雜的計算機資料庫。而在蘇聯,計劃者們繼續使用著「物資平衡」系統。這個系統構建「平衡表」來顯示生產所需資源和每個產品的計劃用途,提供投入-產出方法的粗糙近似。計劃者們不僅難以有效地計算這些平衡間的相互影響,對於產品的識別也是不完整、不統壹的。
政治因素也與此有關。我們所提出的關於計劃的方案對信息的自由流通和計算機系統的自由訪問十分依賴,而這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治上是不允許的。即使是複印系統也被嚴格控制——為了防止政治異見的傳播。
最後,計算機化當然也不是靈丹妙藥。在不能應用計算機以產生更多效益之外,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不合理的僵化價格系統,許多商品的限價導致了短缺和排隊。)
對於複雜經濟系統,高效的詳細計劃的實現,大致需要西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計算機和通信技術。而這時,蘇聯的意識形態環境基本上轉向了市場導向的「改革」。似乎蘇聯的經濟學家們——多少嗅到戈爾巴喬夫時期政治風向的人——對於我們所討論的演算法和計算機系統沒有任何興趣。他們基本不再相信高效計劃的潛力,也許部分是對早些時候對於計算機化益處的吹噓過度的反應,部分由於西方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浪潮的影響。
詳細計劃和庫存約束
回到討論的主線,我們指出了,現在對於計劃機構來說,即使對於產業間關係的細節精確到分鐘的投入-產出表,從最終目標產品列表倒推出能夠使計劃平衡的總的產品需求,也是可行的。但這對於詳細計劃的計算還不夠。因為生產力和勞動力供給產生的額外的約束,還是不能由大量的最終產出品算出所有產品各自的數量。
計劃者們可以算出生產出x萬億千瓦時的電力所需要滿足的條件。投入-產出系統的均衡可以確保足夠的油、煤或鈾來滿足需求,但是,有足夠的發電站嗎?任何時期,經濟系統的生產能力都被需要長期建設的生產手段的庫存所限制。此外,還有勞動力:有足夠的勞動力來生產計劃所需要的大量產出品嗎?
壹旦產出品的數量被算出,這些問題可以很快得到答案。計劃系統可以預計每個部門的大量產出需要,分散式工業計算機(代替超級高速計算機)利用每單位產品所需生產資料和各自的勞動效率,就可以算出他們對於生產手段庫存和勞動力的需要。這些部門的需求可以反饋到中央計算機統合,再與各種生產手段的庫存相比較,與各自勞動力的計算結果相比較。
如果約束正好滿足——即,如果各產業部門不再要求比現在整個經濟系統更多的生產手段和勞動力。注意,即便所有約束都被滿足,依然有在生產部門之間重新分配資源的需要:中央計劃部門需要優化重組,發布相應的指示。但如果總體約束在這裏不滿足,計劃就需要做相應調整。最初關於最終產品的目標不再能夠達到(除非額外的約束可以以某種形式放寬),而計劃者們必須重新考慮。壹些社會效益最低的目標將被捨棄,整個計算將重來壹遍。由於計算過程可能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對於壹定的計劃的期限,會有多次重複。
最後這點的重要性在於,不考慮投入-產出流系統中的其他因素,生產力的約束的重要程度十分依賴計劃決策的期限。如果計劃是相當長期的,庫存約束就變得無關緊要。如果需要更多的電力,可以相應地建設起來。在這種條件下,對於投入-產出系統唯壹的額外約束是勞動力的供給和足夠的不可再生自然資源。如果那樣的話,依照額外約束來調整計劃目標水平相對容易。但另壹方面,期限越短,額外的庫存約束就越重要。任何建設時間比計劃期限更長的生產手段都必須作為庫存約束被考慮;如果計劃周期特別短,原材料的庫存狀況也變得十分重要了。作者之壹研究了適合於后壹種情況的演算法,與之前的標準投入-產出過程很不同。在下壹部分中,將展示這種替代演算法的理論基礎,並舉例來說明其應用。
新的計劃均衡演算法
假設我們從年度產出的購物單出發,我們想得到十萬種不同的消費品。這些目標是可以轉換的,資源被孤立,或者它們過分了,超越現有資源。我們想知道是否應調整目標來使資源,包括各種機器的現有庫存被有效利用。不只是對每壹種消費品限額做壹定百分比的調整。壹些商品需要比其他商品做更多的調整。
如果我們有壹定數量的綿羊和化學工業空閑,我們想知道這對於羊毛和丙烯酸的限額意味著什麼。羊毛衣物的目標應該削減嗎?這對於丙烯酸的生產有什麼影響?多少針織品應該從生產羊毛轉換為丙烯酸?
假設空閑的針織品機器應該壹千條針織衫的生產線。可以將所有空閑的生產能力用於生產壹種特殊的熒光藍色毛衫,胸前印著粉色的「St Tropez Sport」,但這種設想是否能使消費者滿意是令人懷疑的。需要的是壹套規則,計算機可以決定根據資源約束明智地調整計劃目標。我們開發了壹個計算機程序,可以基於邊際效應遞減的經濟原則作出這樣的調整。演算法的完整記述見Cockshott(1990)。
調和值函數
演算法應用了神經網路模擬技術(人工智慧的壹個子領域)。這壹領域的研究者們提出,神經系統可以用熱力學的概念來分析。神經系統由大量互相鬆散連接在壹起的實體組成,這樣,它可以被抽象為統計力學中的問題。已經發現,熱力學的概念,如能量、熵、弛豫等,可以有效地應用在神經模型里。每個神經元就像是固體中的壹個原子,與全體連接在壹起並相互作用。兩種情況下,都是大量實體在隨機規則[4]下相互作用而發展的系統。可以為神經系統定義壹個合適的模擬能量——其狀態大體上有多接近於期望的狀態。可以看到,如果為神經系統的狀態引入溫度的模擬演算法,經過弛豫過程后,其穩定於期望狀態。
同樣被模擬演算法證明,神經網路和晶體,在相同的抽象程度上,很像經濟系統。經濟系統中,各部門通過相互作用與其他部門聯繫起來。這裏的相互作用關係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代替了突觸連接或靜電力,但在抽象層次上是相似的。
注意圖6.3中的神經網路和投入-產出矩陣的相似之處。圖中的縱線表示右側的神經細胞的輸出。突觸傳遞給細胞的輸入由橫線表示。在橫線上,他們的輸入所激發的水平被加起來。輸入激發的等級反過來決定(軸突)細胞的輸出。我們可以做壹個模擬,用投入-產出表的列來代表壹個經濟部門的行為水平。我們把突觸標記上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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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隨行改變,j隨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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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的數字表示,要生產第j個部門的壹單位產品,需要的第i個部門的產出產品的數量。神經網路理論證明,這樣的網路將進入這樣壹種激勵模式:與突觸上的權值相壹致。細胞的激勵水平將表示相應部門應當運行的合適的強度。神經網路可以在數學上模擬出來。即我們可以用神經網路中的鬆弛演算法來使經濟保持均衡。要做的只是找到我們能夠使其最小化的模擬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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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網路的研究者們經常反過來看問題——不再試圖使網路的能量最小,而是使被稱為調和值的東西最大。形式上,這隻是能量的反面,但他有更直觀的說法。神經網路在學會對外界刺激給出「正確」答案時,擁有最大的調和值(harmony)。
我們可將調和值的概念應用於經濟。我們為每個部門定義壹個調和函數,如圖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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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產品的網路輸出(允許其他部門耗盡)低於目標,調和值將迅速變為負數。如果我們達到了目標,調和值將逐漸變為正。這是用來說明,短缺造成的問題比剩餘帶來的好處要更厲害。下面是壹種具有該性質的模擬函數的代數形式:
令u = (產出 – 目標)/目標
若u<0 那麼 調和值=-
否則,調和值 =
人們每消費的壹額外單位商品,所獲得的滿足感是逐漸下降的。當妳第壹次從親戚那裡得到茶壺時,妳的感謝是真誠的;但第五次時,感謝就顯得勉強了。這裏蘊含的意思是:來自超出目標的產出品的額外社會滿足感下降得十分迅速,人們對於短缺十分不安,而對於充足的愉悅程度並不如前者那麼大。我們可以用之前的調和值函數來表示這壹點。
當產品輸出正好符合目標時,我們定義調和值為零。如果輸出過量,調和值為正,而如果輸出不足,調和值為負。調和值函數被計算機用來調整輸出。我們的目的是令整個經濟的調和值最大,來使全體處於平衡。
演算法步驟
(1)隨機為各部門分配資源。這隻是計算機中進行的名義上的分配。在真實的世界並沒有發生。由於鬆弛演算法的健全性,初始值選擇隨機即可。
(2)對於每個部門,找出限制生產力的因素,即扮演短板角色的資源。
(3)各部門拿出多餘的資源(即在短板限制下,相對於需要有盈餘),放進壹個公共蓄水池。這壹步不會降低生產力,所以調和值沒有變化。注意,這次的重分配還是在計算機內存中進行;在整個演算法完成之前,與真實的世界無關。
(4)算出各部門的調和值。
(5)算出整個經濟系統平均的調和值。
(6)將各部門按調和值排序。
(7)對調和值最高的部門,減少它們的產出,直到其生產力水平使其調和值等於平均調和值。由於調和值函數是可逆函數(即,從調和值反推出產出和從產出計算調和值是同樣的過程),這是很容易的。於是又有資源進入了公共蓄水池中。
(8)對調和值最低的部門,為他們分配公共蓄水池中的資源來增加其產出,直到他們的生產力使得其調和值等於平均的調和值。
(9)算出新的平均調和值。如果這與之前的有較大差別,返回步驟(6)。
該演算法能夠均衡各部門的調和值。如果疊代是成功的,在大約十幾次疊代后,平均調和值的變化範圍將不超過1%。然而,僅僅靠這個演算法,會使經濟系統產生局部的最大調和值。在實際計算中,該演算法常常剩餘大量資源而總產出遠低於預期。由於不論從怎樣的平均調和值開始,演算法都有很強的偏向性,我們可以很直觀的理解這壹點。
這點可以通過引入增加產出的偏移量來克服。在步驟(7)中,不再減少高調和值部門的產出,而是將其產出調整為(均值+B),B即為偏移量。在程序開始時,我們將B設置得較高,隨著疊代的進行逐漸將其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只有調和值特別高的部門產出會減少,而調和值較低的部門產出總會增加。總之,平均調和值趨向于增加,系統最終穩定於壹個最大平均調和值。
如果仔細選擇數據結構,該演算法在運行時基本是線性的。也就是說,100個部門的問題將花費10個部門的問題十倍的時間。回顧之前關於投入-產出分析的討論,關鍵點是不用矩陣來表示投入-產出表,而是利用好矩陣的稀疏性,用鏈表來表示它。演算法的複雜度大致可表示為n*m,n表示部門數量,m表示每個部門的平均輸入數量。這樣,演算法其實是很簡單的,曾經在Sun公司的工作站上運行300秒左右,就完成了對擁有4000個部門的經濟系統的計劃模擬。Sun的工作站每秒運行約三百萬次。由於其時間要求是線性的,要使擁有壹千萬種產品的經濟系統的計劃平衡,也只需要在68020(壹種流行的微處理器)上運行約壹百萬秒(不到兩周)。同時還需要壹千兆左右的存儲空間。這個要求並不難;相當於壹千台個人電腦,按現價(1980年代末—譯者注)是五十萬英鎊左右。
英國公司Meiko推出了壹款多核處理器,將多達1024個微處理器晶元集成來加快速度。其設計的用途是粒子物理模擬,每秒鐘可執行百億次運算。如果我們可以在擁有1024個集成塊的Meiko平台上運行這個問題,每個集成塊配4M內存,大型經濟系統的計劃將在十分鐘左右完成計算。
此外,該演算法也可以算出關鍵商品和原材料在部門間的正確分配,得到可行的產出目標。這事實上正是計劃者所需要的細節信息。
我們認為,只考慮物理可能性,不考慮金錢,現存的計算技術完全允許詳細計劃的進行。之前提到的這些技術,完全可以在高性能計算機上實現,它們現在正被用於粒子物理和天氣預報。可以把他們看作是對理想化的市場應該達到的那種均衡過程事先進行模擬。
智利的經濟控制
計算機化的經濟計劃和控制最有趣的實例發生在1972年到1973年,阿連德時期的智利。斯坦福·貝爾設計了該系統,在其書《The Brain of the Firm》中有介紹[5]。貝爾的目的是提供壹個實時的、分散式的經濟控制系統。由於他的系統提供了壹個使用我們提供的特定方法的實例,分析這個系統的特徵是有益的。
如果使用西方政府傳統的統計方法,當經濟統計數據到達決策者的桌上時,常常已經是幾個月之後了。於是,直到經濟危機發生幾個月後,解決危機的政策才能被制定出來。由於政策工具同樣低效,決策結果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當股票市場在1987年崩潰后,英國政府害怕衰退,1988年推行了減稅政策。當這壹政策發揮作用時,需求已經開始增加了,於是1989年發生了通脹。數據搜集的滯后意味著完全不合時宜的行為(但是在這裏意識形態也對減稅也有很強的要求,而無論宏觀經濟形勢如何)。
這種不當效應在反饋中會進壹步產生更糟糕的經濟震蕩,只有決策者能得到實時的信息並能實時干預系統,才能避免這種情況。在智利,壹套計算機網路系統被建立起來以完成這項工作,使懷疑者們吃驚的是,其建設只用了四個月時間,而不是他們所想象的幾年。這項工程建立在七十年代早期的計算機技術和智利這種貧窮國家簡陋的通信系統基礎之上。微波和電傳連接將所有關鍵部門中心與首都的計算機連接在壹起。即使有技術落後上的限制,它還是能夠為政府提供壹天之內的經濟信息。更現代化的設備當然可以做得更好。
信息是以符號的形式顯示的。「作戰指揮室」(Opsroom)中的大屏幕顯示著加註釋的流程圖,表示經濟單元間的相互作用。圖形顯示避免了計算的麻煩。不同單元間流通的量由線的寬度來表示。各部門用包含柱狀圖的塊來表示,顯示其生產能力使用的比率。房間里提供七個座位,這是能夠進行有效討論的最大人數。扶手上的大按鈕能夠控制顯示,或突出不同的圖表。
「作戰指揮室」的概念來自於空戰防禦。在戰爭中,即時決策需要實時的信息。決策可以由計算機模擬,來檢驗如果採取某項行動將引發怎樣的結果。在打破私有卡車公司反政府抵制的努力中,它類似於戰時的指揮部。計算機網路使政府能夠使用所有可用的運輸手段,使貨物流通起來。
「作戰指揮室」本打算被用於所有部門的所有分支。複雜的統計學程序從系統底層的數據流分析,來尋找有意義的變化。決策者從超量的數據中解放出來,只了解對決策有用的數據。當某個分支有任何異常發生時,就會向對應的「作戰指揮室」發出報告。如果計算機檢測到危機,它們將向「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並啟動計時。如果在壹定時間內「作戰指揮室」沒有及時作出有效的回應,就會向更高壹級的「作戰指揮室」發出警報。這給了每個單元本地解決問題的自由,從而避免影響社會有機體的生活。在設想中,工廠級別的「作戰指揮室」將由工人委員會運行。民主的推測是:現代化的顯示技術和計算幫助能使人們不經複雜訓練就有管理工廠的能力。
伴隨著使皮諾切特上台的血腥政變,智利的弗里德曼貨幣主義經濟實驗開始了,而所有這壹切都被扔在壹旁。「作戰指揮室」和阿連德、民主被壹同埋葬在了總統府的廢墟中。
第七章:宏觀經濟計劃和預算政策
正如我們在第四章所指出的那樣,宏觀經濟計劃必須要考慮不同部類的產品在最終使用上的總體平衡問題。宏觀計劃還必須確保這些產品的組成的壹致性並且確保其總數滿足總需求。要完善我們的宏觀計劃,我們還需要壹個與之壹致的會計核算方案。宏觀經濟的三個方面——理論、政策目標和會計系統之間密切相關。例如,凱恩斯在三十年代創造性的工作使得國民收入核算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反過來,合理可靠和壹致的國民經濟核算也是凱恩斯主義在戰後得以推行的先決條件。蘇聯式的經濟體採用了另壹種不同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是有其理論根源的,即是相當狹隘的解釋了馬克思關於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的論述。而我們提出的計劃需要壹種基於勞動時間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這壹概念雖然也源於馬克思主義,但與傳統社會主義實踐相當不同。
本章將首先討論在整體經濟中壹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核算,然後在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的運行中政策面臨問題時豐富這壹核算方式,從而解決遇到的問題。壹旦這樣的基礎建立起來了,我們將可以研究壹些具體與之相關的問題,如儲蓄、信貸和稅收政策。
建立在勞動時間上的宏觀核算
我們把社會主義經濟的總產值定義為在給定的壹段時間,例如壹年內,所生產的勞動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根據勞動的來源,可以將生產總值分成兩個部分。大的部分是當前勞動的投入,即在給定時期內勞動的投入。我們稱之為當期勞動。此外還有過去勞動,即從前壹段時間生產的產品「轉移」過來的勞動。這些勞動可能以上壹期生產卻在當期使用的存貨和原料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使用逐漸磨損的耐用生產工具(機器、廠房和設備)的形式存在。我們將這種過去勞動的轉移整體看做是折舊。這壹分析給我們提供了第壹個宏觀核算恆等式:
生產總值=當期勞動+折舊(7.1)
我們還可以把凈產值定義為總產值的勞動量中超出需要用於補償過去勞動消耗(折舊)的部分。因此我們有了第二個恆等式:
凈產值=生產總值-折舊(7.2)
現在我們制度基本分配原則是,工人們應當得到與他們所提供的勞動量直接對應的勞動券(見第二章),雖然就個人而言我們承認某些資質上的不同,但全經濟範圍來說仍然是有效的:每壹時期發行的勞動券總量等於完成的勞動總小時數。用當期勞動券表示當期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勞動的勞動券,我們就有了第三個恆等式:
當期勞動券=當期勞動(7.3)
由(7.1)和(7.3)我們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凈產值
我們姑且假設能夠把全部的當期勞動券作為「可支配收入」拿回。還假設他們希望將所有的收入用於消費品。我們提出的制度有壹個原則,那就是消費品以勞動券表示的價格應該等於該產品的勞動量,至少作為初次近似應該如此(下壹章將會闡明這壹提議的細節)。由此推斷,如果工人把全部當期勞動券花完,他們的消費就會耗盡凈產值。根據上面的式子,工人不能消費完全部總產值,因為他們的收入(當期勞動劵)比總產值要少,差額部分用於折舊,以此保證有足夠的資源用於補償過去生產的生產資料的消耗。但即使是這樣,工人們的消費會耗盡凈產值的論據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壹,除了個人消費以外,社會產品在最終用途上還有其他重要方面:供給社會的必需品健康、教育等);為了增強經濟的未來生產力而進行的生產資料的凈積累;還有可能貸款給其他經濟體。這三方面簡化來說分別是,社會、積累和貿易(貿易順差),並且如果把個人消費表示為消費,那麼我們有:
凈產值=消費+社會+積累+貿易(7.4)
等式(7.4)將凈產值分為四個基本用途。如果計劃要求積極的社會支出水平和積累,很明顯,消費必須低於凈產值,因此當然也就必須低於當期勞動券,即為當期勞動所發行的勞動券。要達到這個目的,壹種方法是對工人的勞動券收入徵稅。但徵收的稅款不壹定要與當期勞動券和該計劃的消費限額的全部差額相等,因為工人們可能會決定將他們的部分勞動券儲存起來,這樣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就是他們在為消費以外的用途「釋放」資源。我們會再談到這壹點。
第二,計劃中總的個人消費中的壹部分必須提供給非工作者——退休人員、殘疾人、半失業者。如果購買個人消費物品是使用勞動券的唯壹途徑,那麼必須通過國家預算使無工作者可以獲得壹定數量的勞動券。為了讓發行的勞動券和所做的工作保持等價,這些給無工作者的勞動券不能簡單的「印出來」(這將會導致通脹);相反,他們必須從勞動者中徵稅獲得並且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
在轉向稅收和存款這些實質性問題之前,把上面的想法應用到「流動資金」賬戶情況中是很有用的。這使我們能夠檢查他們的壹致性。讓我們把經濟分成兩部分消費群體:家庭部門和政府部門。家庭部門包括個人、家庭和社區,而政府部門包括所有除「家庭」以外的經濟單位。我們假設在生產資料中沒有私有財產,所以沒有單獨的企業或金融部門需要考慮。我們將通過程序確定每壹個部門詳盡的資金的來源和使用情況。
從家庭部門來看,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發行的用於交換當期所做勞動的勞動券。此外,正如上面提到的,我們有壹個把勞動券(轉移)給非工作者的問題,我們稱之為轉移支付。家庭部門可以用三種方式使用這些資金。他們可能會用來交稅,可能會花在消費品(消費);或者可能會流入凈儲蓄部門(凈儲蓄)。如果這個關於資金來源和使用的計算是全面的,那麼這兩個總數必須相等, 因此:
當期勞動券+轉移(轉移支付)=稅款(稅收)+消費+凈儲蓄(7.5)
轉向政府部門,其基本的資金來源是稅收收入。另外,在它作為「金融機構」(下面會談到)時,政府部門將吸收家庭部門的凈儲蓄。政府部門利用其資金將勞動券轉移支付給非工作者(轉移支付),提供社會福利供給(社會)和積累(積累),和其他經濟體的貿易(貿易)。同樣,如果我們這些來源和使用是全面的,我們可以得到:
稅收+凈儲蓄=轉移支付+社會+積累+貿易(7.6)
等式(7.5)和(7.6)可以用多種方式重組。 壹個簡單的變化是令稅收和轉移支付不變。我們定義凈稅收是稅收減去勞動券轉移部分(稅收−轉移支付)。這是凈勞動券作為「收入」是除了消費以外可用於國家「經濟」活動的部分這壹修改,我們可以重寫(7.5)和(7.6)如下:
當期勞動券−凈稅收=消費+凈儲蓄(7.7)
凈稅收+凈儲蓄=社會+積累+貿易(7.8)
把兩個方程相加我們得到第三個方程。如果我們把(7.7)和(7.8)相加,凈稅收和凈儲蓄抵消可得到,
當期勞動券=消費+社會+積累+貿易 (7.9)
但由於當期勞動券等於凈產值,因此我們實際上又再次回到了7.4,這證明了我們勞動時間賬戶的壹致性。
我們發現在上面的證明中借用資本主義貨幣核算的術語(「稅收」、「融資」、「資金」等)很有用。但是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的宏觀經濟,我們必須探究這種語言背後的東西。在這壹體系中,勞動券純粹用於家庭部門採購消費品,政府部門發行勞動券直接換取國民經濟中的勞動成果(也就是在「家庭」以外),但不需要他們獲得產品,本質上是因為國家被認為擁有除了賣給消費者的產品以外的所有產品。假設建立壹個醫院:國家以每小時壹單位勞動券價格支付用到的所有勞動力,但不必須「另外」支付任何材料或者整個完成的建築。政府永遠不可能用完「錢」(在系統里沒有錢)。而且它也不能真的用完勞動券,因為這僅僅是以工人的名義創建壹個會計賬戶而已(或者可能是以公社社員的名義–見12章)。
然而,有壹個關於宏觀經濟平衡的真問題。如果足夠的消費產品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並且沒有壹個由於通貨膨脹而貶值的勞動券,政府必須確保在第壹次分配中以合理的比例收回 (實際上,抵消了)它發放給勞動者的勞動券。例如,假設整個宏觀經濟計劃要求55%的凈產值用於消費品。為簡單起見,我們還假設,消費者沒有儲蓄部分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必須通過」凈稅收」抵消45%的勞動券的發放。如果凈儲蓄和稅收少於這個數量,勞動券在消費者支出中的流動量將超過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社會勞動總量。結果將是「勞動券通貨膨脹」(在價格穩定下的則會表現為短缺和排隊現象)。另壹方面,如果凈稅收過度,消費者用於支出的勞動券將少於生產出消費品的勞動價值。造成勞動券緊縮或剩餘產品的堆積。
上面的例子中依賴於簡化假設,即消費者不進行任何儲蓄。顯然,如果消費者儲蓄壹部分,那麼對於壹個平衡的稅收政策要求會變得更加複雜。下壹節中,我們將會解決在家庭部門的儲蓄和借貸的問題,之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研究稅收政策的細節問題。
家庭儲蓄和信貸
為什麼人們儲蓄?對壹些人來說,儲蓄是美德,或許自己的獎勵,但是經濟學家則要求人們對自己的行為有理性的動機並且展示給我們儲蓄動機的層次性。
在最低層次的水平上消費品存在儲蓄,生活中會有壹些節儉的窮人和中產階級下層會把錢存起來用於高檔品:汽車、自行車(在作者寫作本書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自行車仍算是高檔消費品。——譯者注)或度假,因為用於購買這些事情的花銷超出了當期的收入。還有壹些人選擇儲蓄不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以後不能再工作時準備的。而最模範的儲蓄者是這樣壹些人,他們不考慮自己現在而是考慮未來,把錢投入信託基金為後代提供教育或把遺產留給他們的繼承人。
在現有社會的水平上,人們選擇儲蓄是為了應對可能到來的艱難時刻:失業、嚴重的疾病、「家庭支柱」的過早死亡。另壹方面,有些人節約是因為」不得已的」,即當期的消費被滿足卻沒有耗盡收入或者沒有足夠的產品能夠刺激消費者額外購買,這壹類講的是成功的資本家,或者正相反的,是在東歐和蘇聯由於缺乏消費品而」被迫儲蓄」的消費者。
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弱上面導致個人儲蓄原因中的壹些。例如,公共義務教育的升級(即使私人教育沒被禁止)和減少收入差距將削弱對教育信託的需求,並且還能夠維持教育信託。壹個適當的養老金制度將減少私人儲蓄的必要性。如果妳不害怕在妳的晚年貧窮,那為什麼不在妳可以享受的時候花妳的錢呢?在妳活著時候妳可能永遠不會退休。
隨著充分的就業和穩定的經濟增長,為因失業而導致的收入減少做準備的需要就會消失。如果妳對妳的孩子的未來有信心,而且他們不可能沒有財產收入,妳不太可能為給他們留下遺產而儲蓄。
現在讓我們探討壹下現期個人貸款的主要原因。作為短中期貸款,這是主要為了及時向購買耐用品的消費者轉移財富,否則他們必須儲蓄——尤其對於壹些期望收入在未來能升值的年輕人。另壹方面,個人長期貸款的主要原因很顯然是為購買房子。
這些原因在社會主義社會很可能還會存在。雖然在當前環境下毫無疑問地存在著與個人信貸相關的「貸款推動」的因素,鼓勵個人佔據無法勝任的債務地位,而這將會被阻止。此外,用於購房的儲蓄的存在和規模取決於現期可用房的狀況,並且壹個運行良好國家租賃部門會降低對擁有房屋所有權的激勵。
儘管社會主義可能會減少壹些導致個人儲蓄和信貸的動機,但是這些現象不可能完全消失。儲蓄和信貸的基本原因是人們希望以相對獨立於收入曲線時間表的方式,來計劃他們的消費曲線的時間表。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儲蓄代表滯后消費,而信貸提倡的則是提前消費。
但關於什麼對社會是合適的和對個人是合適的之間有壹個重要區別,在以前的社會市場結構中儲蓄很簡單理解。囤積糧食為了匱乏時期的消費。埃及法老或毛時代的中國會在非常物質化的意義上進行儲蓄。毛澤東建議中國」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他顯然在主張滯后消費。在伊索寓言聰明的螞蟻為即將到來的冬天儲存糧食,而蟋蟀卻只是吃、唱歌和盡情的享受快樂。
在現代社會,個人儲戶可能對儲蓄仍然有這個簡單看法,錢已經取代穀物,但它仍然可以」儲蓄以備雨天」。所以保險公司把自己比喻成雨傘。但古人在儲蓄錢和儲蓄糧食之之間存在壹個反論,即什麼樣的人才是大富翁。妳不能吃黃金或金錢。除非妳用錢去購買東西否則儲蓄錢根本沒有用。個人囤積黃金可能度過飢荒。壹旦發生飢荒,糧食的的價格就會上漲,只有那些有充足的現金的人可以買到吃的。但社會作為壹個整體,它的發展不是靠壹些現金儲蓄者。只有真正的穀物庫存才能防止飢餓,所以飢荒導致的結果只能是富人得到的也沒多少而窮人餓死。
那些把錢存在銀行里的人比那些收藏拿破崙金幣的農民更進壹步脫離了」自然節儉」的狀態。在戰爭時期,自然或經濟災難導致他們很可能看到他們的儲蓄在惡性通貨膨脹或銀行崩潰下消失。當戰爭的破壞或戰爭的賠款帶來的混亂,使壹個經濟體失去了市場上的貨物,這種真實的產品供應短缺表現出來就是貨幣的貶值。最後那些在戰敗後手握壹堆貶值紙幣的人,通過這種艱難方式懂得了大富翁的教訓。
普遍的說,今天的儲戶僅僅能意識到他們明天的財富不等於他們明天的收入。有人為退休后30年儲蓄就可能認為他是在推遲消費,不過是因為他不樂意在他年老的后30年裡以麵包為生。但實際上,沒有任何商品的消費是滯后的。相反儲戶獲得金融系統支持的合法頭銜,允許他們索取未來社會的部分產物。退休的人實際上不是被他們的存款支持著,而是被他們的兒女贍養著。人壽保險和全面的養老金制度沒有完全避免人口老齡化的負擔。年輕人仍將是唯壹的贍養老人的人,從孝道轉向互惠基金並沒有改變這壹現實,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是這樣。
在這方面儲蓄是和未來的壹個契約–壹個奇怪的契約,契約中將要提供最終產品的壹方,可能尚未出生。和未來訂立契約是壹件不確定的事,年輕壹代可能違背契約。他們可能會追求通貨膨脹下工資增長,儘管會影響到他們退休后固定收入。他們可能會發動壹場革命,毀掉股票市場。
儘管如此,在計劃經濟的背景下,今天的儲戶可能會增加明天的實際收入。通過今天儲蓄,人們放棄他們當前消費支出的壹些想法,因此他們「釋放」資源,否則這些資源就會被用來生產消費品。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有壹個相當大的危險,那就是釋放出來資源會得不到利用。當消費者決定儲蓄他或她的部分貨幣收入時,這個不消費行為本身並不會傳遞出壹個固定的信息來說明,在未來的壹個確定日期內哪些消費品會被消費並且消費的數量是多少。最多不過是,儲蓄的增加通過利率下降傳達壹般性的信息,即為了將來銷售進行的生產更有利可圖。但凱恩斯認為,即使這種途徑也是非常不可靠的(參見:凱恩斯,1936年,16章,或近期阿克塞爾·萊永胡武德<Axel Leijonhufvud >壹個很有價值的觀點,1981年)。因此儲蓄增加可能降低對商品的總需求,導致經濟衰退。
另壹方面,在計劃經濟中,沒有理由不把通過儲蓄釋放的資源歸入可以使用的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將提高未來的勞動生產率。在我們設想的經濟中,生產資料的最小總積累率是由民主決定的。積累率決策的的第壹個輸入是人口;面對人口中退休人員比例增加的前景,積累的比例應當也要增加,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充分提高勞動生產率來滿足未來對生產工人數量的需求。這顯然是以犧牲當期消費水平為代價的。但考慮到這是基於共同的決定,當然可能仍然存在允許個人偏好在邊際上影響利消費和積累劃分的情況。什麼機制能夠保障個人選擇的合理範圍,並且同時符合總體規劃的限制呢?這裡有壹些建議。
(1)當前勞動券可以自由兌換部分種類退休金(例如在未來特定日期或者意外事故后開始每年度返還壹定數量的勞動券)。這樣的交易將依賴於壹個統壹的國家「金融體系」,以便於它們的總量能被計劃機構監控。
正如我們以上所討論的,對應這種儲蓄的是從消費品生產中釋放的當期勞動力,計劃者的合理反應是把這些「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分配到當前用於生產資料凈積累(被社會決定的超過最低積累的比例)的生產中。這將使未來更高的消費品產能成為可能。計劃者能否通過制定好儲戶在未來某個時期想要消費的精確的產品數量來使用「釋放的」勞動時間,這壹點顯然是沒有保證的。這取決於戰略規劃的有效性,而在任何經濟體系中都不存在完美的預測。儘管如此,規劃者可以集中考慮流入的儲蓄量,以確保如此「釋放的」勞動時間得到充分利用。
(2)允許短期的靈活性,儲蓄存款也可以交換當期勞動券。為了購買各種耐用消費品,休假等等,人們可能從儲蓄存款中取出勞動券。如果這類存款的流入大於每周期流出,那麼餘額就可以用來為個人借貸提供資金。如果需要,這些信貸的期限,尤其是他們還款的利率,可以被用來平衡貸款的需求和供給。這壹供給來自於儲蓄賬戶的凈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只會是個體消費之間的變換而不影響總體的宏觀經濟平衡。
(3)除上述被認可的儲蓄形式,個人不允許囤積勞動券。這種囤積將擾亂勞動力分配計劃,但可以通過使勞動券在特定的日期到期,就像銀行拒絕兌現超過規定時期的個人支票壹樣來避免這種情況。
這些關於儲蓄和信貸的要點可以用到我們在本章的第壹部分闡述的關於資金核算的內容。我們指出,家庭凈儲蓄(凈儲蓄)作為家庭資金使用的壹部分,也作為國家收入的壹部分。我們現在討論凈儲蓄的細節。總儲蓄是家庭對於退休金的獲取(退休金獲得)和消費者在儲蓄賬戶的存款(儲蓄存款獲得)的總和。
獲得凈儲蓄,我們必須減去家庭部門在退休金中的的支出部分(退休金支出)和從消費者個人儲蓄賬戶中提取的部分(取款)以及新的消費信貸 (新的信貸)。
我們得到方程:
凈儲蓄=退休金獲得+儲蓄存款獲得−退休金支出—取款—新的信貸
或者,把獲得退休金的和消費者存款和貸款的項目用括弧整理在壹起:
凈儲蓄=(獲得退休金−退休金支出)+(獲得儲蓄存款—取款—新的信貸)
關注消費者儲蓄和信貸——而不是退休金,注意它的數量(儲蓄存款獲得減去取款再減去信貸)是作為國家的凈資金來源。這個術語代表了流入到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的凈資金。上面已經建議過,把上面這個資金流設為0,通過設置不同消費者貸款的條款,使信貸的需求剛好耗盡凈流入的存款。這壹政策是否行得通很可能取決於能否制定達到這種平衡的條款。
考慮壹種情況,即在個人部門消費者更趨向于儲蓄而不是信貸。在這種情況下上面所指的平衡很可能需要壹些關於信貸的」免費」的條款,甚至定成負利率。以這種目的而使用所有凈儲蓄看起來像是壹個並非最優的政策:這種流入的壹部分可能被看作是壹個能獲得更高社會回報率的積累的「資金來源」。
這個解決方案的潛在問題是,消費者儲蓄存款是相當具有流動性的,短期或中期信貸是快速自動清償的,而用這些資金去購買的生產資料不是「流動的」壹,在積累項目」成熟」之前,我們面對壹個未預料到的存款外流,國家不得不創造多餘的勞動券。而這提高了通貨膨脹的可能性,並會破壞我們提出的核算系統。
這就是被凱恩斯發現的問題的本質,即儲戶希望以流動資產的形式儲蓄,然而他們的儲蓄被用於購買非流動性的生產資料。但是這個問題在國家壟斷金融體系中是可以被解決的:國家能夠告訴儲蓄者,它並不能吃掉他們的蛋糕。如果消費者儲蓄存款/信貸系統產生盈餘,政府可以宣布,這些存款的流動性是有條件的,還可能實行配給制,而不是當對流動存款有大量需求時通過發行勞動券引起通脹來解決問題。
如果消費者儲蓄/信貸系統產生赤字,即使消費信貸的條件是非常嚴格的,類似的問題也會出現,難道還會用別的來源的資金(如退休的盈餘賬戶)來支持額外的貸款么?或者應該配給消費者的貸款?
現期在退休金賬戶上存在盈餘的人要求為未來支出做積累,確保這些要求被滿足的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將盈餘用於生產資料積累的生產。這要求在退休金賬戶和消費者信貸上有嚴格的界限。另壹方面,消費者在緊迫的時候取出貸款,(儘管對於借方來說是現實的——很顯然這是同意貸款的條件),他們聲稱致力於減少未來支出,相對於他們的未來的勞動券收入。但這種減少應該」適應」退休者的需求。最好的政策可能會具有謹慎的靈活性:雖然不是操作壹個完全分離的賬戶,通過儲蓄存款/信貸賬戶配給可以避免過度赤字(或盈餘)。
儲蓄的利息?
從上面的討論中產生的壹個問題是,對於私人部門的儲蓄是否應該支付利息。讓我們首先考察壹下在這樣的儲蓄上的「名義」利率為0所帶來的結果,如果這樣,人們就能夠從系統中提取出恰好等於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過去所繳入的勞動券的累積總和。但要注意,隨著時間的推移,因為勞動生產率在提高,特定商品所含的勞動量在下降,所以勞動券實際上變得「更有價值「了,也就是在勞動券的儲蓄中存在著壹種隱式的利息。並且人們能夠在他們長期的儲蓄上獲得這個「利息」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他們的不消費(儲蓄)使生產資料的加速積累成為可能,而這又引起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卻沒有要求任何額外的報酬二。
在傳統的、充分就業的資本主義模式中,儲蓄利息的作用是吸引足夠的儲蓄來為投資提供經費,但在我們設想的系統中,投資是社會化的,並且用於積累的資金的基本來源是稅收。從某種程度上看,退休金和存款/信用賬戶上的是當期剩餘(資金),個人儲蓄也許會對資金的積累作出壹些貢獻,但這是次要的。沒有必要鼓勵個人儲蓄,因為當積累和稅收計劃被制定時,社會儲蓄率(也即不消費的比例)就被民主地決定下來了。
稅收政策
無論對於處理家庭儲蓄有多麼精密的安排,稅收政策都將在平衡宏觀計劃中發揮重要作用。國家應該以何種形式向賺得勞動券的人徵稅?在蘇聯式經濟中,傳統上大部分的稅收收入是通過「流轉稅」取得的。通過這項稅,國家使商品購買者支付的價格與銷售者所取得的價格有差異,而那差異就流入國庫。這樣的壹種稅與我們所提出的系統是不壹致的,因為它將導致系統定價下的消費品的價格高於它們真正所包含的勞動量。正如上面所暗示到的,我們更贊成壹種所得稅;我們也建議國家適當地收取級差地租作為壹種補充稅。
社會主義所得稅應該像什麼樣子?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贊成壹種累進所得稅(在這種所得稅體系中,那些有著更高收入的人要按更高的稅率繳稅),依據是那些富裕的人能夠承擔更大份額的稅收負擔。事實上,累進所得稅被視為在資本主義下減少收入不平等的壹種方式(儘管在實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這種稅收體系是否達到了這壹目標仍然是具有爭議的)。但如果正像我們已經提出的,個人收入在初始就基本上是平等的,那麼累進稅所適用的情形也就不存在了。壹種統壹稅也許是最公平的稅收體系:每勞動力每月或每年徵收壹定量的勞動券。
統壹的勞動券稅率傳達了如下的信息:每壹個處於工作年齡的健全的人都不得不為共同體完成壹個基本量的工作。與貢獻的勞動相交換,人們共同的基本需要可以得到滿足。如果人們想要壹個額外的、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來獲得消費品,他們將必須工作超過這個基本量的最小值。我們在工作時間上設置最大的靈活性,這樣個人就可以選擇他或她的工作時間,如果壹個工人選擇工作更長時間,那麼他或她可以享用這帶來的好處而不用交額外的所得稅。
統壹稅也具有對於稅收收入的可預測性較高的優點。從按比例徵收的所得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取決於人們賺了多少錢(在這個系統中,也就是人們選擇工作多少),但從統壹稅中獲得的稅收收入僅僅取決於工人的數量。這種可預見性將對確定社會供給和積累有好處。假設計劃者在社會勞動時間中除去個人消費後分配出x百萬小時使用,那麼統壹稅就可以被定在能夠產生x-z百萬勞動券收入的水平上,其中z百萬勞動券是預測的家庭凈儲蓄的水平③。
將這種統壹稅與英國綠黨(Green Party)的提議相比較是有意義的。綠黨的提議是,所有的公民,不論他們工作與否,都應該被付給社會保障收入。這個社保收入可能來自於普通稅收,包括所得稅。在某種意義上,這是我們的提議的另壹種表述而已,因為我們所提出的統壹稅可以被視作壹種負的社會福利。綠黨的建議是十分可行的,並且相較於現行制度中發放救濟的好處有著更大的價值,它避免了聲名狼藉的「貧困陷阱」四。儘管如此,我們對於這壹社會保障收入的提議有兩點批評。第壹,它似乎暗示了對於失業是不可避免的接受。考慮到壹定有失業,綠黨希望以最人道的方式處理它。我們不接受這個。我們主張壹個經濟能夠在充分就業下運行。收入平等、充分就業和統壹稅的結合消除了「貧困陷阱」和抑制就業的因素,這比綠黨的計劃更有效。第二點批評是由於隱含的妨礙,社會保障收入系統需要壹個高稅率的所得稅為其提供資金。我們設想了壹個零邊際稅率的所得稅,結合靈活的工作時間,這保障了個人自己決定何時從額外時間的工作中獲得的收益能與必須付出的努力相平衡。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綠黨的計劃——實際上允許人們選擇過有補貼的懶惰(subsidized idleness)的生活,所以很可能被不得不供養懶人的大多數人勞動者所怨恨。
地租
我們參考其他系統的財權關係來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見第十四章)。這涉及到國家土地所有權。雖然我們不反對私人對於壹部分住宅的所有權,但國家應保有對於房子所在的土地的所有權。房屋擁有者應負有支付基於他們宅基地的可租用價值的租金。在這些情形下,某個買了壹個房子的人只是買了那個建築,為相似規模和裝修標準的房子所支付的價格在倫敦和在布拉德福德壹樣。超過那個價格的部分,是佔有者向國家交的租金或土地稅,反映他們使用的房子在便利和舒適上的差異。這樣的租金會對國家財政做出重要的貢獻伍。
如果這些租金被安排到上述討論的系統的稅收中發揮宏觀作用,顯然它們需要能夠被用勞動券來估值。但這樣支付的勞動券租金會與勞動券只用來購買根據它們所含勞動量定價的勞動產品的壹般原則不符。
消費稅
在稅收上的最後壹點也許值得壹提。我們已經說過,消費品總的來說應該根據它們所含的勞動量用勞動券定價。但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有例外。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出於某些原因——壹般來說是因為這些物品的過度消費被認為會給社會帶來不良後果(酒精、煙草等)——對某些消費品徵收消費稅,以期限制它們的消費。除了取締這樣的商品以外,社會主義國家也許希望實行相似的政策。注意,這不是壹般的營業稅或增值稅而是對選定的消費品的特殊的收費。
徵稅和積累
在西方經濟體中,新的生產資料的積累在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之間是分離的。私人部門的積累是公司自主決定的結果,並且主要是通過公司的留存收益提供資金,但有壹部分通過金融機構再流通的儲蓄會進入積累。傳統上公共部門的積累是通過舉債獲得資金的。
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模式中,情況恰恰相反。公共部門的積累主要通過國有企業的流轉稅供給資金,而再流通的儲蓄則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我們也設想稅收是積累資金的主要來源,但附帶條件是所有的稅收水平必須由民主投票決定。
對於蘇聯社會主義的壹個關鍵批評就是,關於增長率,以及因積累率的決定事實上是由壹些政治精英做出的。這使得積累部分背離了社會主義的性質。為避免這壹點,有關多少比例的國家收入應被投入積累的備選方案應該被提交給公民投票。如果投資應佔總的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5%的方案被通過,那麼然後國家就有權徵稅來為此提供資金。考慮到積累的資金還有其他來源——也就是,儲蓄和租金——積累的全部成本將不會全部來自於稅收,但不同的稅收會為平衡社會預算提供必要的自由度。
第八章:消費品市場
外界對蘇聯式經濟體的壹個普遍的批評,就是它們對消費者的需求反應遲鈍,且提出這種批評的人不光是西方的詆毀者。因此對我們的總論點來說很重要的壹點是說明計劃經濟也能很好地應對消費者偏好的變化——也就是說,我們都聽膩了的短缺、排隊和無用商品的過剩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內在特徵。本章主要討論消費品中的社會主義市場概念。
切入這個問題的壹個方法是回到我們在第四章中對計劃所做的總體介紹。我們將計劃區分為宏觀經濟、戰略和詳細計劃這三個層次。在宏觀和戰略產業計劃的範圍內,詳細計劃主要考慮如何選擇最終產出的目標模式,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來達到這樣的目標。但是針對消費品的最終產出目標是如何確定的?我們需要怎樣的機制根據消費者們的反饋來調整這些目標?
我們提出的方案其基本原理其實很簡單。所有消費品都可以用它們的勞動價值(即生產這些商品所需的直接或間接社會勞動時間)來標記。我們在第三章中對這些價值的實際計算進行了討論。但除此以外,以勞動券形式表現的消費品實際價格將儘可能按照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假設某產品需要10小時的勞動來生產,因此它被記為有10小時的勞動價值,但如果該產品在10勞動券的價格下使人們對它產生了超額的需求,就需要提價來(大致地)消除這種過量需求。假設該產品的價格碰巧是12勞動券,那麼該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就是12/10,比值就是1.20。計劃者可將每種消費品的這個比值記錄下來。我們可能會看到比值隨產品的不同而變化,有時在1.0左右,有時要高壹些(如果產品需求旺盛),有時可能會低壹些(如果產品相對不太受歡迎)。然後計劃部門可以遵循這壹規則:對比值超過1.0的消費品提高其產出目標,而對比值低於1.0的消費品則降低其目標。
這裏的要點在於這些比值為我們測量社會勞動在不同行業中是否有效滿足了消費者需求(按馬克思的術語來說叫「使用價值」)提供了壹個參考。如果某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和勞動價值比大於1.0,這就說明人們願意花比生產該產品所需勞動時間更多的勞動券來購買這個產品(即工作更長的時間來獲得它)。但是這同時又說明為生產這壹產品所投入的勞動取得了高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反之如果市場出清價格低於勞動價值,這就告訴我們消費者並沒有按其完全的勞動內容來給它「定價」:即投入該產品的勞動取得了低於平均水平的社會效益。相等或比值為1.0則是壹種均衡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從他們自身的勞動時間出發,按社會所需消耗的生產成本來確定某壹產品的「價值」。
這就是我們這種「市場演算法」的總體思路,而在本章中我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拓展這壹思路。首先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是,確立市場出清價格是否總是合適的。其次,我們將說明市場演算法和前壹章討論的宏觀經濟計劃之間有何關係,並從中對該演算法給出更正式的解釋。第三,我們將討論我們的建議與資本主義體制利潤機制的關係。最後,我們將對Alec Nove針對「勞動價值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中能發揮作用」的批評做出回答。
市場出清價格
市場出清價格是對商品的供應(在計劃制定時預先確定的)和需求進行平衡的價格。從定義上看,這些價格是為了避免表現出短缺和過剩。出現短缺(即過度需求)將造成價格上漲並使得消費者減少對某壹產品的消費。這時供應就會流向那些付得起最多錢的人。而出現剩餘則會造成降價,從而鼓勵消費者增加對某壹商品的需求。
當某件商品相對於消費需求發生供應短缺時,在調價之外的壹個辦法是實施定量配給。我們可以正式地做到這壹點,比如像戰時那樣發放定量配給簿;或者以非正式的形式實現,簡單地讓人們去排隊或加入等候名單即可,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願意早起去排隊等候的人就能獲得產品。而我們的市場演算法依靠的則是在每個時期按市場結算水平來設定價格,然後用這些價格與勞動內容之間的差額作為下壹個時期增加或減少生產的參考。那麼定量配給對解決短缺是不是更為公平的手段?同時在壹個與之相關的問題上,我們的演算法預先假定某個商品的均衡價格按照其勞動價值測量應該等於其生產成本。不過是否存在商品應該獲得補貼,即應該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提供甚至長期提供給消費者的情況?
答案取決於如何在社會中對收入進行分配。在表8.1中我們對不同定價和配給政策的適宜性提出了看法。在收入不均時,配給制是確保稀缺商品得到公平分配的最佳方法,因為它能防止富人囤積居奇。我們可以拿食品來做個例子:正式的配給能保證每個人都獲得生存所需的足夠食物。如果食物充足,但貧困使得某些人無法吃飽飯,那麼實施糧食補貼就成了配給政策,儘管我們不清楚這是不是解決問題的最好的辦法:也許給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發放食品券更加有效。如果在食品稀缺的時候就嘗試以降價的形式來進行食品補貼,那麼現有的供應就會從商店裡消失,而任何時候只要有新的供應到來那裡就會排起長隊。這種情況不管收入是否公平都會發生。無論是今天的歐盟委員會通過提高糧食價格讓農民受益,還是前蘇聯為稀缺的糧食提供補貼,這兩種政策都是不完善的(在這兩個例子中,變革都因強大政治壓力而受阻)。
表8.1:市場價格和配給制
商品供應 收入分配 最佳政策
稀缺 不平等 配給
充足 不平等 補貼
稀缺 平等 市場價格
充足 平等 市場價格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如果收入是平等的,那麼以市場價格獲得的分配也就趨向于公平,因此補貼就沒有必要了。當然我們也可以假設壹些存在嚴峻形勢和供應中斷的特殊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為確保獲得生活必需品而採取配給政策是合理的。不過總體上我們將制定市場出清價格視為是壹個收入分配基本公平的社會主義共同體的最佳政策。
消費品和宏觀計劃
在上壹章中我們討論了不同最終用途之間的社會勞動分配以及由此產生的問題。在該背景下我們通過消費這壹概念指出了用於消費品生產的總體社會勞動。現在讓我們通過勞動券消耗的概念來說明購買消費品的總勞動券支出。宏觀計劃的目標是讓勞動券消耗與消費儘可能地接近相等。這同時涉及到(a)確定稅收水平和(b)對家庭的儲蓄行為進行預測。計劃制定者確實有壹些能夠影響到家庭凈儲蓄的手段,但是有些預測要素卻可能保持不變,這意味著勞動券消耗和消費之間不太可能達到相等。如果凈儲蓄低於預測,那麼勞動券消耗則會超過預定的消費水平。這種情況下計劃制定者可在下壹階段通過增稅、鼓勵增加儲蓄或增加對消費品的社會勞動分配等手段來處理。或者,如果計劃制定者認為低於預測的儲蓄只是暫時的現象,那麼他也可以選擇不作出回應。而如果儲蓄高於預測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恰好可以用到并行推理。
這個意思是說,儘管勞動券的消耗與消費相等只是壹個目標,且這個目標應該在壹段時間內以「平均」的方式達到,但勞動券消耗與消費之間的比值在不同的時期卻應該圍繞1.0這個目標浮動。這裏我們應注意該比值可被視為是各類價格水平的綜合:它可代表在消費品市場為購買壹個小時社會勞動產品所需的勞動券的平均數。我們在上面討論的市場演算法是將每壹消費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作為重新分配資源的指標。當我們首次提出這個想法時,我們曾假設在所有消費品行業中這個比值的平均數都應為1.0。可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想法有些過於簡單了。如果我們對某個時期中所有的消費品都形成壹個加權平均的價格與勞動內容比,並用某商品在總消費中所佔的比例來對每個商品加權,那麼這個平均數將恆等於勞動券消耗與消費的宏觀經濟比值,這個比值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將在壹定程度上偏離1.0。
出於這種宏觀考慮,我們可以按照以下方式更加精確地重新制定消費品市場演算法:
(1) 中央市場機構(CMA)向生產企業下達各類消費品的訂單,前提是訂單代表的總勞動內容應該與計劃的總體消費限額相等。
(2) 中央市場機構收到其訂購的產出並將其以市場出清價格銷售給消費者。
(3) 計算每個產品的市場出清價格與勞動價值的比,並記錄下勞動券的總支出,即勞動券消耗。然後對每個產品運用以下決策規則: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增加商品訂貨。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保持商品訂貨數量不變。
如果價格/價值<勞動券消耗/消費,則減少商品訂貨。
因此我們對於價格/價值比高於平均的生產線要加大資源投入,而對於比值低於平均的生產則需要撤回資源。
(4) 回到第1步。
這個演算法中的某些步驟可能還需要詳細解釋壹下。第2步要求市場部門為所有消費品確定市場出清價格。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確定壹個接近場清算價格的規則很容易的:如果對某商品有超額需求就提高其價格,如果其供應過剩就降低價格。但是這個價格變化幅度應應該是多大?如果沒有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諸如「瓦爾拉斯拍賣者」這樣的理論虛構,則我們很難確定能夠清算所有消費品市場的價格。嚴格來說,我們只能說按接近市場出清的水平來確定價格。計劃制定者在工作中必須試錯,要像今天的資本家公司用市場力量來確定他們自己產品的價格壹樣通過對需求彈性所做統計分析的結果來得到正確的理解。此外,即使有可能接近「完美」市場價格(即在流量需求與當前生產之間完全平衡),但我們也不清楚這是否是合理的。這有可能引起超額的價格波動。對於任何可儲存商品,改變庫存是減少價格波動的壹個手段。我們可以通過減少庫存,而不是調整價格來部分地滿足超額需求。
更詳細地了解壹下第3步對我們也是有幫助的。這壹步驟要求計劃部門根據消費品的價格/價值比是高於還是低於社會平均值來增加或減少不同產品的生產。這裏的目標是生產足夠數量的產品以使市場出清價格能夠等於其勞動價值(即比值為1.0)。和我們發現每個時期的市場出清價格壹樣,這也必須是壹個(在充分了解情況后)的試錯過程。確定產品的產出水平並通過市場價格來假設某種特定的水平是在給定某種預先設定水平下發現市場出清價格這壹問題的倒置。只有我們確切地了解了所有商品的需求公式,包括溢出效應(即某壹商品的價格變化可能影響其它商品的需求)的詳情,我們才能直接地解決這壹問題。第二個複雜情況是勞動價值本身就是壹個移動目標:即改變某壹特定產品的產出規模也可能帶來單位勞動內容的變化。如果規模經濟佔主導地位,那麼某商品的勞動價值就可能會隨著該商品產出的增加而下降;如果回報遞減是主要趨勢,則勞動價值就會隨著產出的增加而上升。因此我們應該把消費品的市場演算法看作是始終在朝「價格=價值」這個條件運動,而不是要達到「價格自始至終完全等於價值」這種靜止狀態。
由於這個原因,該演算法有壹個特徵值得注意。用勞動價值和市場價格來標記每個商品的做法可能引發某種的投機行為,從而限制市場價格的波動。我們需要指出,某商品的現有勞動價值會為其可能的長期價格提供指導。假設某壹特定商品當前是以明顯高於勞動價值的價格在交易。看到這種情況,某些消費者就可能推遲消費該產品,希望它在未來會降價。相反如果某壹產品的售價要比其勞動價值低很多,這就會給消費者壹個「現在買這個商品會很划得來」的印象,從而可能暫時地提升對它的需求。通過壓低對高於價值產品的需求和刺激對低於價值的產品的需求,這種在需求上的投機性變化常常會限制市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
與資本主義市場的比較
我們建議的市場演算法與資本主義市場的經濟機制有何關係?我們認為兩者既有相似性又有很大的不同。在資本主義經濟下,商品的生產水平是隨著盈利的變化在壹段時間內進行調整的,其中更多的資源流向利潤高於平均水平的行業,而從利潤低於平均水平的行業中流失。在這裏我們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很明顯也扮演了和利潤相似的角色。我們比較了在各種情況下消費者對每種商品的支付意願與生產成本(以某種方式來進行測量)。
在支持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壹個標準論點中,市場價格據說是對消費者為不同商品「投票」的記錄。如果某商品被消費者認為有很高價值,那麼它的價格相對於生產成本也就高,由此產生的高利潤就會造成那些高價值產品生產的擴大。對資本主義這壹論點的明顯反對主要來自於消費者收入的不平等。富人比低收入消費者的「票數」要高很多倍,因此生產結構也就傾向於滿足前者的需求(無論這些需求多麼沒有價值),而窮人的需求卻因為無法以貨幣需求的方式來記錄而無法得到滿足。但如果收入基本上是平均的,那麼這種反對就會消退,而投票的類比是有壹些力量的。
除了消費者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之外,我們的消費市場和資本主義體制還有其它什麼不同?讓我們重點考察我們的「成功指標」(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之比)與資本主義盈利這壹成功指標的對比。資本主義體制下商品生產的利潤來自於市場價格與產品生產(貨幣)成本之間的差額。這種「生產成本」是在將每次投入生產過程的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乘以每單位產出所需投入的數量相乘之後得出來的。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中對生產成本的計算就默認了生產投入的市場(在經濟學術語上叫做「要素市場」)。正是在這些市場上形成了勞動力、原料、機器等貨幣價格。
而在我們設想的計劃經濟中卻並不存在這種「要素市場」。我們只有消費品市場,並使用這個市場的「信號」來指導如何對不同類型消費品所需的投入進行分配。而壹旦產品的最終產模式被確定之後,我們將對支持這種模式的資源投入規模進行集中的計算,同時由計劃部門對所需的生產方式和勞動力進行分配(見第6章)。單個的企業並不是對生產方式進行處理或買賣的權利主體(更多這方面的詳情見第14章)。典型的資本主義企業的資源主要是其供應商在願意賣掉產品的條款下提供的,並以此來得到這些資源的價格,但社會主義生產卻並沒有這樣的「提供」。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生產成本」必須以社會的方式來計算,同時(正如我們已經解釋過的那樣)我們相信直接和間接勞動內容總量(即「勞動價值」)是對社會成本的合理計算。
我們提出的調整演算法可以應用於無要素市場存在的情況,但除此以外從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認為它還有壹個顯著的優勢。資本主義企業的「成功指標」,即利潤,部分取決於企業對勞動力的剝削程度。例如,如果兩家企業生產同壹種產品且使用了相同的技術,支付工資更低或強制勞動時間更長的那家企業取得的利潤也就越高。而我們提出的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卻與企業內部的剝削無關。壹家企業只有通過(a) 生產能吸引消費者或者消費者願意支付高價(從而提高市場價格)的產品,或(b)利用高效的生產方法來降低產品的勞動內容這兩種手段才能達到特別「成功」的業績(即高價格價值比)。企業不會因為支付低於平均的工資或執行長時間勞動而得到「回報」。
結論
本章所提出的論點儘管並沒有得到完全詳盡的闡述,但是這些論點卻支持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需要對消費者需求無反應」這壹看法。我們對能夠按需求變化而調整消費品產出模式的機製做出了概述。雖然這種機制依靠各種各樣的市場,但它卻與資本主義機制有明顯的不同——它既不取決於生產方式中的私人財產,也不取決於生產過程中所用生產資料的市場價格。
在形成了我們的基本觀點后,讓我們回顧壹下Alec Nove(1983)對在社會主義計劃中利用勞動價值提出的批判。Nove和許多其他經濟學家壹起,聲稱不管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理論對分析資本主義有多大的優點,它都和社會主義計劃體制無關。假設勞動價值能夠充分測量社會生產成本,即使這樣,Nove說它們也是誤導性的,因為它們完全沒有考慮到消費者對不同商品的評價。
而通過我們本章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反對意見與其說謬誤,倒不如說是弄錯了對象。的確,壹件商品的生產需要3小時還是300小時這壹事實本身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產品對消費者有多大用處或吸引力,或者它合適的生產規模應該是多大。簡單來說,這種客觀的生產方信息必須得到需求相關信息的補充。如果我們知道在當前生產規模下,某商品的勞動內容是三個小時而它的市場出清價格也是三個勞動券,那麼我們就知道這樣的生產規模大概是合理的。如果市場出清價格大大高於三勞動券,這就我們當前的生產規模太小,而如果價格遠低於三勞動券,則這個生產規模又太大。於是計劃部門就能夠做出適當的調整。主觀地將價格設定為等於勞動價值很可能帶來不良後果,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19世紀對此種結果的建議中指出的那樣[1],但是這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背景下對勞動價值的唯壹可能的使用。
第九章:計劃和信息
我們正提出壹套計算機計劃系統。這套系統涉及到對經濟行為的極其詳細的模擬。為了使它具有可行性,就需要向中央計算機提供大量的技術信息,例如,生產的產品清單和每壹個生產過程中所用技術的定期更新等。其它計算機系統則將記錄每壹種原材料的庫存量和每台機器的型號,使得這些約束可以被加入到計劃過程中。
信息問題有社會方面的也有技術方面的。我們不僅需要優良的硬體和軟體,也需要正確的措施和激勵,這樣提供準確的信息就能符合人們的利益。在這壹章里,我們將研究這兩個方面(該主題的相關材料見第3章最後壹節和第6章的最後部分,其中在第3章里我們討論的是信息交換如何參与勞動價值計算的,第6章則概述了斯塔福德·比爾在智利阿連德時代下建立的控制論系統)。
信息和財產
顯然,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計劃系統的先決條件是要有壹個能夠支持數字信息傳輸的國家電信網路。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這壹步(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網路可能有些落後)。但僅擁有通信網路是不夠的。商業機密已經影響過去數據通信系統的發展方式,且在當今資本主義國家我們也不太可能收集到生產計劃所需的信息。詳細的生產工藝只掌握在私營企業的管理層手中。雖然資本主義國家的電信部門已經鋪設了計劃所需的有線網路,且其他必要的生產數據也已經放在公司電腦的文件存儲器中了,但是這些計算機並不會向公司以外的任何人開放。
西方國家的壹個主要擔憂是所謂的「數據保護」或「計算機安全」問題。許多計算機公司會花費數百萬英鎊來專門研究和完善限制訪問計算機信息的機制。計算機上的數據都以某種方式被加上電子標籤,並根據公司等級只供特定的授權人員使用。計算機的用戶可被分配不同的許可權,以此來規範他們對計算機文件的訪問許可。這種對秘密信息的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和習以為常,以致於從未在計算機行業里被質疑過。在現實中,建立壹個只讓管理者了解員工工資而禁止工人知道老闆賺多少錢的系統已經成了資料庫設計中的壹個典型教學案例。
所有這些努力之所以成為必要是因為信息是作為壹種私有財產而存在的。但這是壹種奇怪的財產,原因是它壹邊可以被竊取,壹邊又能完整地保留在原地。事實上信息並不適合作為壹種財產,因為它很容易被複制也很難保護。但不管怎麼說,計算機產業還是圍繞著信息保護和隱蔽的理念而發展了起來。而要建立自由、開放的信息流來支持合理的計劃系統,則我們不僅需要廢除商業機密這樣的法律條款,也要重新設計當前大多數已在使用的計算機軟體。
壹個統計服務的要求
讓我們思考壹下,如果是以國家統計服務這種方式來開展計劃,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東西,以及如何通過技術上可行的手段將它建立起來(所謂「技術上可行的手段」,並不是指人們上街隨時就能買到的產品,而是指在當前水平下可以實施的技術)。
產品編碼
計算機處理的是符號;它只能模擬以符號來表示的外部世界。如果我們想寫壹個電腦程序來計算如何將資源分配至不同的生產流程,我們要用壹些方法將資源進行識別。在寫程序的時候,壹種簡便的方式是跟隨經濟理論學家的思路,簡單地將資源的所有類別貼上從1到n的索引號。但是如果這壹程序必須要有客觀指示物,那麼這些數字就得要以某種形式與真實的產品聯繫起來。這壹計劃過程會涉及大量進行著信息和指令交換的計算機,如果它們之間使用不同的標識符,就會造成混亂。
如今,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庫存控制代碼編號系統。同樣的產品可以分別被初始製造商、批發商和使用產品的公司分成三個不同和不兼容的代碼。這樣的多重代碼系統會給計劃過程帶來很大的麻煩。為此我們需要壹個通用的產品編碼系統:即每壹類產品將被分配壹個特定的識別號,而該代碼可以在所有的計算機信息交換中使用。
壹個標準化的編號系統具有如此明顯的優點,以至於在資本主義世界內部對它採納也面臨很大的壓力。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條形碼來識別產品。用於識別產品類型的條形碼已經包含了計算機計劃所需的大部分屬性。條形碼有12位元組的標準長度,可被機器讀取, 並且每個碼只標識壹類產品。不過它也有壹些不足,就是來自不同公司的相同產品會被分配不同的代碼,但這是壹個操作上的問題,可以很容易地改正。
統壹的庫存控制
接著我們將產生第二個需求:壹個標準化的庫存控制系統。我們可能會希望為條形碼加上額外的位元組使其功能得到延伸,這樣壹個特定的編碼就不僅能精確地識別某產品的類型,同時還可以確定它的來源和/或位置,從而使得庫存控制系統能夠在整個經濟流通過程中跟蹤到每壹個產品的走向。我們在計劃方法上所做的壹個理論默認是資源可在選擇性使用之間進行切換,但是這需要計劃系統準確地知道每間工廠里有哪些資源目前正在使用,並能針對重新分配的對象發布清楚明白的指示。
統壹的信息格式
計劃系統預先假設在不同計算機之間存在著日常的信息交換。比如貨物的流向、庫存狀態、可用的最優生產技術等信息都要進行交換。這就要求信息交換的技術要有壹個標準。當前國際電信機構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mmittee for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簡稱「CCITT」)便制定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圖文交換的標準。而對於經濟數據的交換我們也需要壹個類似的標準。
獲取技術係數
從前面的各章節我們應該清楚,計劃的有效性取決於是否能獲得生產工藝的準確數據。但收集這些數據存在技術上和社會上的障礙。技術問題主要與必須收集的數據純粹數量有關;這是我們首先要面對的壹個問題。而故意提供不正確的信息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將在下壹節討論。
雖然收集每壹個應用於經濟目的的生產工藝信息看起來是壹個巨大的任務,但我們應該意識到這些信息正在被記錄下來。它們可能被正式記錄在公司的內部計劃或者非正式地記錄在公司的採購訂單中。壹個公司的採購信息為我們展示了該公司所用技術的輪廓。因為多數公司都實行計算機管理,它們的訂單便以計算機可讀的形式來保存。而大公司已經開始利用計算機輔助製造技術來完成生產計劃的制定。只要進行相應的標準化,這類信息便可以提取用於計劃目的。
小公司大多用計算機的電子錶格做計劃,所以在任何時候市場都會由幾個電子錶格程序所主導。可以想象的壹種情況是,有壹天我們所有的計劃可以用幾個軟體來完成,而它們的功能中已經包含了將現有技術的詳情傳到計劃網路的能力。其中從工廠層面詳細闡述技術的過程中所捕獲的數據將被用於制定國家計劃。
信息:社會問題
在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存在企業管理人員在統計報告中將數據虛報給規劃部門這種系統性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假如企業管理者想過得「舒服壹點」,他們便傾向於低估當前技術的生產力,對應的便會是對該技術的投入產出係數有所高估。如果這些高估了的數據得到規劃部門的認定,企業會被分配比完成實際生產指標所需還要多的資源,讓企業「松馳」下來並更容易地完成計劃(當然這種結果也可被認為符合當前企業工人的短期利益)。另壹方面,當涉及到對投資項目的評價時,企業管理者對資源則會加以最大限度的掌控(「帝國建設」)。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往往會誇張地描述對他們的業務經營範圍加大投資將會取得怎樣的好處。
我們應該使用單壹的程序來記錄當前生產和未來投資的技術詳情,以盡量避免這種扭曲。假設我們有壹個系統能讓生產工程師通過它將技術記錄在計劃計算機上,那麼他們就會對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產出提供詳細的信息。在對不同生產技術進行集中評價的基礎上,規劃系統會選擇每壹項將要被使用的技術的強度。然後要求生產項目用某個已經記錄的技術來開始生產。因為某個工藝流程的提出者事後可能要對它加以實施,因此儘可能準確地指出該生產所需的投入和預計的產出就會對他形成某種激勵。
信息、績效衡量和激勵
為了進壹步討論,我們不妨將它與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壹種情形進行對比來說明這個問題。上面提到的那些傾向,即管理者為了讓自己「過得舒服」而高估當前所需的投入,而同時又誇大他們自己業務範圍長期擴張的好處,也可以很好地適用於壹個大公司的分支機構。假如這些部門是通過公司內部規劃而不是經由市場而整合的,那麼在這個範圍內,那些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考慮的因素對它們也同樣適用。但當涉及到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之間的關係時,這些傾向就會被市場競爭力量所制約(假設我們所說的市場本身確實存在競爭的話)。
資主義的公司也時常會希望「過得舒服」;但如果他們這樣做,且如果進入他們這個特定市場的門檻並不太高,那麼更有進取心的企業就有機會進入該行業,而這些新的企業會通過接近現有技術極限的方式開展生產並削弱現有的公司。這就迫使原來的公司不得不提高生產效率,否則就要承擔市場份額喪失、盈利減少,甚至最終走向消亡的痛苦。另壹方面對於雄心勃勃的投資計劃,很明顯其最大阻礙是資本主義企業必須為投資目的所借貸的資金支付利息,因此過度借貸無異於自殺。為此人們有很強的動力來對投資項目的盈利能力做出合乎實際的評估(儘管如此,嚴重的投資錯誤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還是時常發生)。
那麼我們如果也將這類制約對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企業管理者(或者工人)的自利行為進行模擬的話,這是否也是可能和有益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解決兩個新問題:即如何對企業的績效進行評價,和什麼樣的獎勵與處罰是適當的。
評價企業績效
關於績效評價,第8章里清楚地說明了針對消費品的市場相關準則(這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盈利有很大不同),即某產品的市場清算價格與該產品勞動價值的比率。有人認為該比值越高就意味著越「成功」,且會導致更多的資源傾向有關企業。對於生產消費品的企業來說,這應該會阻止對投入需求的誇大,因為高估會導致更高的勞動價值,從而使得市場價格與價值的比要遠低於對投入需求的正確估計。
我們希望強調這壹點,因為選擇壹個合適的績效衡量指標對於經濟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管理者有社會責任感,希望促進公共利益,但如果實施欠考慮的績效衡量方法也會導致災難性的結果。Nove(1977)指出蘇聯歷史上曾因為目標設定錯誤而產生企業投入越大(比如儘可能多地使用鋼材)反而越受獎勵的荒唐故事。
這個特定的標準,即市場價格與勞動價值比,僅可直接適用於具備市場價格的商品或服務(即我們所提出的系統下只針對個人消費品)。但是,同樣的原理通過歸屬方法也可以間接擴展到這些進入消費品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後者的產品如果本身是不可消費的就不會有市場價格,但以它們作為投入而生產出來的消費品的價格對評估其 「社會效益」也有很大的關係。
對生產資料企業的統計評估
我們可思考壹下這個公式:產品X的市場價減去產品X的勞動價值。出於在第7、8章中解釋的原因,我們會希望這壹公式針對所有消費品的平均值都接近於零,然而,會有許多獨立的作用力推動這壹差值偏離零:比如伴隨著供應方面短期和長期的變化(如技術的變化,材料的可用性等)而產生的消費需求模式的各種變化。這個被統計學家們所熟悉的「中心極限定理」原則告訴我們:大量的獨立隨機變數作用的總和趨向于「正態分佈」,即形成壹個帶有知名統計屬性的光滑對稱的鍾形曲線。因此當我們認為在所有的消費品中,市場價減去勞動價值的差將遵循壹個近似零均值的正態分佈時,這種假設看起來是合理的。對有些產品其差值可能為正,有些則可能為負,而與零偏離得越大,則與零發生任何特定絕對偏差的可能性會在可預見的方式下減小。
現在假設壹個產品不是用於個人消費而是用於生產大量消費品所做的投入。消費品的相關子集可以被看做全部產品的壹個樣本。如果我們從這些產品的零均值正態分佈的數量中隨機選取壹個樣本,我們也希望得到壹個樣本的零均值。只要我們能確定該數量的標準偏差(即對數量的要素圍繞它們的平均值分佈的廣度所做的測量),那麼正態分佈的列表能讓我們對隨機樣本的平均數提出概率推斷。例如,隨機樣本的平均值有95%的可能存在於零加上或減去數量標準偏差除以樣本大小平方根兩倍的這個範圍內。
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壹個線索來判斷為消費品生產所做的各種投入能帶來多大的社會效益。假定我們有這樣壹個投入,譬如某種類型的機床。我們記錄使用機床所生產的每份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的差異,同時計算這些差異的樣本均值。假設該均值最後大於零這個「預期值」。這或許只是碰巧,但運用上面提到的統計推理,我們應該可以對這種可能性進行評估,並發現這僅僅是壹個隨機事件。與此相反的假設是,上述大於零的平均不僅僅是隨機的,而是反映了這樣的事實:即我們的機床本身是在高於社會平均效益下生產出來的(比如它可能是為某項工作特別設計的產品,它的建造可能具有特別高的質量,以及/或者它可能是是用最少的勞動和最少的材料損耗生產的)。所以這個有社會效益的投入導致與其相關聯的各種消費品的市場價格和勞動價值之間產生了正的平均差值。
用相同的推理,規劃部門應該能夠識別哪些投入在社會效益疑似存在不足。如果我們發現使用該投入而生產的消費品中,其市場價格減去勞動價值的結果明顯為負數,那這壹投入就應屬於這壹類(在該語境中的「明顯」壹詞意思是指與零的差值遠大於單純可用幾率來合理解釋的情況)。
那麼我們的建議是,應該在此基礎上對所有用於生產消費品而投入的生產資料進行例行評估。只不過這種方法是概率性的,它並不能產生明確的結論;因為即便幾率很小,某種生產資料碰巧得到壹個明顯的「好」或「差」分數的可能性卻始終存在。但這個程序的結果可被合理地拿來做進壹步詳細研究的基礎,比如針對那些從表面上看做得特別很好或很差的企業。[1]
反壟斷
壹些商品和服務是不可以用於直接消費的,且它們也不直接作為生產資料投入用來生產消費品的。這些商品沒有市場價格,此外也不能隨意拿消費品的市場價格來間接地對它們進行評估。但即使在這裏,勞動價值的計算也還是有幫助的。只要存在壹個以上的產品生產者,計劃部門就可以對來自不同企業所生產的相同產品計算出來的勞動價值進行比較。對於在某些情況下的勞動價值超過平均,除非有合理原因解釋,否則就應該促使高成本生產企業進行整改。換句話說,「競爭」也是有優點的,儘管我們不壹定要用資本主義模式,同時社會主義經濟也應當防止在某個特定產品上形成壹個壟斷的供應商[2],除非對重複建設生產設施的論證是很有力和令人信服的。
獎勵與處罰
我們已經強調對經濟表現採取合理衡量的必要性,因為這樣的衡量能夠讓企業覺得提供正確的信息以及與中央計劃部門進行合作是有利的。但問題出現了:如果經過衡量后的業績會影響到工人的財富,那會怎樣影響呢?此外工人們在雇傭他們的企業所取得的「成功」中能獲得什麼利益?
那種認為金錢激勵是人類的最大動力的觀點是壹個商品生產社會的產物,而並非源自普遍的人性——這種觀點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尤其普遍。但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種觀點的狹隘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不妨看看日本工業的成功,在那裡僱員對公司的忠誠要遠高於對個體激勵的重視。
我們只需想想商業之外的職業就能明白其它成功標準的重要性,如士兵們的榮耀、解除他人痛苦的護士,對學者的尊敬和演員的聲望等等,並由此意識到有些回報比起金錢來說毫不遜色。雖然窮人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希望得到金錢來維持生存,而富人對它渴望主要是因為它是成功、地位和聲望的象徵。
然而我們卻仍然要解釋壹下為什麼我們的保守派會如此狂熱地相信金錢動力對獲得拯救是有效和必須的。對資本而言,衡量其成功的標準是自我擴張,這確實是它存在的理由。其成功也必然是以金錢來衡量的。而對於資本家個人和其理論的提供者庸俗經濟學家而言,所有壹切似乎都顛倒過來了:金錢似乎成了行動的必要激勵或獎勵。事實上,將崇高的意義附加到對金錢的追求上,本身就是資本的內在必要性鼓吹的結果,或是這種必要性在心理上的反映。作為資本的代理人,經理人和企業家不得不將金錢看做是人類動機中的最終驅動力。
當然,這裏的矛盾是,壹個資本家的利潤不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工作,而是取決於他的員工如何努力為他工作。對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大多數人來說,任何努力工作的人在自己受益之前的很長時間內都要先讓別人富足,而資本家的最終成功恰恰就建立在這些慈善家自我犧牲的利他精神之上。假如對東方傳播的這些信條是由西方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經濟學家從自我激勵的必要性出發對其宣講,並且是按照其表面意義被他們所接受的,那麼人們將被迫得出「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這種結論。否則怎麼會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為了他們僱主的利益而自願奉獻自己呢?[3]
因此我們並不建議將獎金與企業的價格價值比挂鉤。當然這會與第2章中的分配原則相衝突。的確,某個行業的高價格價值比意味著該行業需要擴張。企業可以通過開發壹種人們非常喜歡的產品,或利用壹個特別有效的生產方法來達到壹個高比率,這兩種做法都是值得讚許的。但我們還可能遇到與工人的工作績效完全無關的價格價值比的變化。這些變化可能是因為企業的壹些不可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因素造成的,比如在生產技術、需求模式或者某些資源的成本和獲取上發生了變化等等。我們並不總是能夠很容易地區分哪些成功是辛苦得來的,哪些是靠運氣的來的,或者哪些差的表現是磨洋工造成的,哪些是因為壞運氣造成的。只不過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並不是壹個問題:好運氣和良好的判斷力都會獲得回報,而壞運氣和磨洋工也會受到同樣的懲罰。但我們希望這種任意性不要進入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體制。
即使我們避免將個人薪水、獎金與企業績效挂鉤,但是對效率的激勵卻仍然有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美德就是它自己的獎勵。從消費品營銷演算法形成的結果表明,那些在使用社會勞動力上特別有效的企業將被分配更多的資源和勞動力,因此工人也就會獲得更多機會(比如有更好的晉陞前景,有機會參加和打造壹個不斷增長的業務等)。而當企業呈現出持續低於平均水平的效率時,那麼該企業就會縮水,同時他們的工人將會被分配到別處。而要讓這壹機制得到良好的運轉,工人們就不應該任何固定的企業或行業內長期工作下去(雖然他們有被聘用的權利)。我們將在第14章對維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模式所需的財產關係進行討論時再回到這壹點。
第十章:對外貿易
如果兩人都能製造鞋和帽,其中壹人在兩種職業上都比另壹人強壹些,不過制帽時只強五分之壹或百分之二十,而製鞋時則強三分之壹或百分之三十三,那麼這個較強的人專門製鞋,而那個較差的人專門制帽,豈不是對於雙方都有利么?(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14頁)
社會主義運動缺乏確定的外貿理論。馬克思打算在《資本論》中用壹卷的篇幅來討論國際貿易,可是這項工作還沒開始他就去世了。大多數與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相關的問題都很難從馬克思那裡獲得明確指示,但起碼他通過對資本論的分析,提供了可以重新應用到新的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概念工具。
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總體上來源於李嘉圖,而且因為馬克思缺乏關於貿易的具體理論,所以顯然應該從李嘉圖開始。李嘉圖認為當各國在生產商品時享有不同的比較優勢,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才會產生。因此理解這裏所說的「比較優勢」概念相當重要。起初人們認為壹個有著高生產率產業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進行貿易往來幾乎無利可獲。德國服裝行業生產衣服消耗的勞動力可以少於中國服裝行業。德國的汽車行業在生產汽車上消耗的勞動力很明顯要少於上海後街服裝廠生產服裝需要的勞動力。從這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德國在生產力上比中國有優勢,但是儘管如此其出口到中國的賓士汽車和從中國進口的棉織品卻是經濟的。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德國汽車行業有著相對更大的生產力。在生產力方面,與手工生產相比,賓士汽車這個高度自動化的汽車行業可以提高五倍;而布料貿易生產力可提升空間就沒那麼大。儘管德國服裝公司在生產衣服時效率更高,但其優勢並不如汽車行業。因此德國將其勞動力集中在有著最大優勢的工程行業。
假設在德國生產壹輛賓士需要1000小時勞動力,生產壹件女裝襯衫需要1小時,而在中國生產同樣壹輛賓士車需要5000小時,生產同樣壹件女裝襯衫需要2小時。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在德國賓士車與女裝襯衫的相對交換價值比可以是:
壹輛賓士車=1000件女裝襯衫
然而在中國其交換價值比則是:
壹輛中國豪華轎車=2500件女裝襯衫
假設在自由貿易情況下,壹資本家在德國購買賓士車,運往中國,然後換成襯衫,那麼這位資本家可以大賺壹筆。因此他就能夠減少更為高效的德國服裝生產商的數量。國際市場的形成可以平衡可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從中國進口的衣服往往會壓縮德國國內市場衣服的價格,同樣從德國出口的汽車也會降低中國市場內的豪華轎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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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國際生產可能性
假設德國人有壹億小時的勞動力可以花在汽車或襯衫的生產上,而中國人有4億小時的勞動力,根據圖10.1我們可以得出,沒有中國的參与,德國則可以生產10萬台車或1億件襯衫或根據公式可以得出的這兩種商品的任意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德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德國勞動力/件襯衫)
另壹方面,中國可以根據公式單獨選擇任意這兩種商品的組合:
總勞動力=(汽車數量*中國勞動力/台車)+(襯衫數量*中國勞動力/件襯衫)
整個世界都受這兩種關係約束:全球汽車產量=德國+中國汽車產量,而全球襯衫產量=德國+中國襯衫產量。受這些關係約束,結果就是:
(1)全球汽車最大產量 (MW y )=德國+中國最大產量=180000
(2)全球襯衫最大產量(MW x )=中國+德國最大產量=300000000
MWxy 這點對應的各自產量是2億件襯衫和10萬台汽車。當德國只生產汽車,中國只生產襯衫時,這種全球產量交叉現象才會出現。這也表明如果每個國家既生產汽車又生產襯衫那麼就不可能生產出這麼多汽車和襯衫。從兩國完全專業化生產了的起始點開始,讓德國生產9萬台汽車和1000萬件襯衫,讓中國生產1萬台汽車和1億7千5百萬件襯衫,那麼全球汽車總產量將保持在10萬台不變,而全球襯衫總產量則會從2億件跌至1億8千5百萬件。任何分工上的變動都會減少至少壹種商品的產量。 這就是李嘉圖在其有關鞋子與帽子生產的寓言故事中辯論之真正意義之所在。這類問題是個典型例子,可以用數學中的線性規劃解決。國際貿易中可以通過分工實現全球總產量的增加。
附加產量構成利潤來源,且此利潤不包括對工人的直接剝削。在古代或中世紀時期,那時生產的直接受農業奴隸主階級或地主階級掌控,商業資本能夠利用這壹利潤來源。商人能撥出壹部分剩餘資本的能力構成了像羅茲和威尼斯這樣的貿易城市的財富根基。
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發展成而成的勞動力價值理論認為壹個國家的商品均衡價格與其勞動力佔有量成比例。此理論能預測到全球價格方面的問題嗎?壹讓我們考察兩個國家沒有進行完全分工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兩種商品的相對價值將會受到其國內勞動力價值的限制。在先前例子中,用襯衫表示的汽車價格將處在1000上衣(在德國)和2500件上衣(在中國)之間的某處。它的數量不會低於1000上衣也不會高於2500上衣。因為兩種商品在兩個國家都進行生產,不廉價的國內產品就要和相對廉價的進口產品競爭,所以汽車的相對價格在中國下降,而襯衫的相對價格則在德國下降。兩種不同價格比例的存在恰好是全球商人獲利之根本之所在。
既讓兩國進行完全分工,並將產量固定在圖10.1中的MWxy所對應的值上,這是不可能的。要想兩種商品產量比例符合需求的比例似乎太過偶然。所以,均衡條件可能是壹個國家進行完全只生產某種商品而其他國家兩種商品都生產。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據勞動力價值理論可以得出兩國市場商品交換率受沒有完全專業化生產的國家中的勞動力價值比例決定。因此如果汽車總需求大於10萬台,同時襯衫總需求小於2億件,那麼德國在汽車生產上會進行完全分工,中國就也會做出改變,既生產汽車也生產襯衫。這樣看來中國國內價格比例將決定全球價格比例。德國汽車生產商繼而能通過以更高的價格向中國市場銷售汽車來獲取超額利潤。
在李嘉圖的理論中,維持各國間貿易平衡這個重要角色由貨幣往來扮演。假設德國與中國進行貿易卻長期維持貿易逆差,那麼為了支付進口貨款德國商人將不得不以人民幣同其中國貨物供應商進行結算。但是如果進口商品數量不大,那麼將用金銀結算。為了支付進口商品貨款,德國不得不動用壹部分金幣或銀幣庫存,這就會導致國內市場貨幣匱乏並且導致價格降低。國內通貨膨脹將導致進口商品價格相對上漲以使貿易回歸平衡。
壹般來說,此種論斷形式實際上僅僅適用於國際貿易——國內地區間貿易也同樣適用。如果蘇格蘭與英格蘭進行貿易並獲得貿易盈餘,那麼就會出現向其邊境北部貨幣凈流通現象。這會導致當地通貨膨脹(比如房租變貴等等)。但是會刺激進壹步消費從而往往遏制住其地區內貿易失衡現象。如果國內市場貿易中商品有統壹的價格,那麼與關於國際貿易所下的論斷相同,各個地區會集中生產那些具有最大相對優勢的商品。
經典的外貿理論非常抽象,沒有考慮到現代全球市場的許多細節。比如說,現今的全球貨幣機制不再像李嘉圖的時代壹樣基於金本位。因此,通過金銀流通手段減少貿易失衡是不可行的。因此,通過金銀的流動來消除貿易不平衡,是不可行的了。當李嘉圖寫書的時候,貿易流量系統性扭曲的國際債務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比較優勢的理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這些比較優勢會產生。
技術和貿易夥伴
儘管李嘉圖的理論確實告訴了我們壹些關於引起外貿有用的信息,但是這是從比較貿易的起源中抽象出來的。為什麼有些在特定產品的生產上具有優勢呢?貿易往來中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很顯然可以用礦物資源狀況和分配來解釋。沙烏地阿拉伯出口的礦物油和希臘的橄欖油可以用自然稟賦論解釋,但我們不能用日本能過輕鬆容易獲得的沙子來解釋日本出口的矽片。
隨著技術發展不平衡,只有壹些發達國家有能力生產某類商品。因此當美國在飛機生產上有著絕對優勢,在生產大型噴氣式飛機和皮革製品上我們不能用比較優勢來把印度尼西亞和美國進行比較。在李嘉圖理論框架下進行是可能進行比較的(通過計算得出生產屬於自己的飛機印度尼西亞需要消耗多少勞動力),但是這會掩蓋技術發展不平衡這個更重要因素。工業化國家中的貿易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專業技術領域決定。壹項先進技術可以從兩個方面幫助壹個國家:
(1)它能提升壹個國家的總的勞動生產力,進而提高其總體生活標準。
(2)它能幫助壹個國家生產其特有產品用於出口以便獲得其很難生產出的產品。
技術優勢帶來的貿易是不穩定的。優勢是暫時的,因為技術遲早會成為人類共有的知識。許多主要工業國家不斷根據科研結果引進新的生產部門,藉此發展新的比較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銷售的產品代表其內在的科學與工程研究價值。他們出口的這類產品每年都在發生著變化,因此與之相對應,那些工業化程度不高的國家需要「專門化的」正是提升他們開發新事物的能力。
低收入和高收入經濟體
傳統行業在面對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競爭時會遭遇衰退,這是發達國家的壹個熱門話題。在過去壹、二十年間這類行業衰退現象對美國及西歐的工薪階級打擊很大,造成大規模的失業。這就導致採取保護主義以防止失業的政治要求。但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所盛行的那種狀況,當時主導工業力量想要保護他們的本地市場。現在的資產階級政府不僅抗拒這種壓力,並進壹步推進自由貿易。資產階級政府拋出了那種老生常談的觀點,即比起貿易保護主義,自由貿易將會帶來更多的產品以及生活水平的總體提高。這就使得工會和政黨只能通過對保護主義的辯護來獲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他們認為,第壹世界里的失業是和第三世界里的低工資經濟體競爭的結果。儘管這個議題和我們的主題——社會主義經濟體的外貿政策——沒有直接聯繫,但既然社會主義政黨要在資本主義國家國家中選舉掌權,就不得不處理這壹議題,因此具有了間接聯繫。
顯而易見的是,這個議題關鍵在於,低工資經濟體和高工資經濟體的自由貿易是否損害後者的產業。從直覺上來看,來自低工資國家的廉價貨物明顯將會大量湧入從而造成失業,但李嘉圖的理論卻宣稱這種直覺是錯誤的。為了能單獨顯示出低工資的影響,必須要抹去國家之間其他的不同之處。我們必須假設,它們都具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並且之間沒有因為礦產儲備之類的原因而有任何自然優勢。在這種情形下,兩個國家的商品相對價格才會壹樣。如果生產的汽車和洗衣機所需要的勞動在每個國家都是壹樣的,那麼在每個國家洗衣機和汽車的相對價格將會壹致。但在上面的例子中,國際貿易變得毫無利潤,進口商品不僅不會湧入高工資國家,連國際貿易都不會有了。
有壹種例外的情況,那就是當壹個政府系統性地高估它的貨幣,這種情形下,所有湧入的進口商品都會顯得廉價並引發國內失業。但高估的貨幣和工資率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都可以在短時間高估其貨幣。勞動價值論認為,資本家在低工資國家可以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這不會威脅到高工資國家裡的工人。
造成這種和直覺和經驗形成鮮明對比的情況的原因之壹是,高工資國家和低工資國家之間擁有不同的技術。紡織業產品和重型機械製造業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率先進入的行業。這些行業是這些國家具有很大比較優勢的行業。是這種比較優勢而不是低工資解釋了它們的出口。印度航空工業的低工資威脅到了西雅圖航空航天工業工人的飯碗。
為什麼李嘉圖的預測看上去不切實際的另外壹個原因是,我們只關注了商品的自由流通本身。如果我們把資本的運作考慮進去,前面的結論就站不住腳了。現在,在高工資經濟體里的資本家把他們的資本轉移到能給他們帶來更多利潤的地方。這種資本在高低工資經濟體之間的轉移會引起高工資經濟體內的失業。
隨之而來的是,輸出資本的資本家將會以他們的跨國所得為生。流回本國的利潤將會增強宗主國的貨幣,這樣確保進口商品會大於出口商品。過量的進口和工業就業人數的下降結合在壹起,使得人們認為是前者帶來後者。這種爭論的意義在於,對壹個社會主義政府來說,對監管資本流通,要比對進口商品的監管更重要,只有當資本能夠流向國外時,這樣付給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低工資才能威脅到發達國家工人的整體生活水平。商品的自由流動本身並不會影響國家內部的收入結構,儘管這可能會引起在生產部門的結構轉型。
貿易赤字的優勢
通過上面的分析,妳是否發現妳通過只向外國人出售而不向購買這種辦法,獲得了什麼東西嗎?妳是否通過這種方式賺到了錢?但妳卻不能保有它,從妳的手中流過卻不能利用它們分毫。增加的越多,價值減損的越多,然而其他事物的價值則按比例增長。(梅西埃·德·拉·里維埃, L』Ordre Naturel et Essentiel des Soci´et´es Politiques, 1767)
古典經濟學家為了理解經濟的潛在工作而努力發展勞動價值理論。他們想要理解,在金錢的「面紗」下,經濟到底是怎麼運行的。他們的其中之壹的目標是研究能夠能對抗占重商主義的理論。重商主義認為,調整對進口商品的限制,可以作為壹種阻止貨幣流出國內的手段。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擔心貨幣流動毫無意義,並且對於壹個國家來說,有貿易順差並不是什麼好事。因為有貿易順差意味著壹個國家把有用的商品換來了毫無用處的黃金。壹個國家持續不斷的貿易順差則意味著,它將壹部分年度產品給與世界,卻得不到回報。貿易順差不僅不能要,反而使得壹個國家貧窮。
英國工黨政府無視這種洞見,而投向了重商主義的懷抱,歡迎貿易順差。不光是工黨政府,在全世界,資本主義政府宣稱貿易順差是好事。正如其他許多好事那樣,通過犧牲和傳播希望就能獲得。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犧牲就是通過緊縮方案,通過犧牲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來換取資源來出口。
對於古典經濟學家來說,這些做法只是在追求虛無縹緲的好處。但是這種錯覺是如此冥頑不靈,不能再用被欺騙者的愚蠢來解釋了;它定是起源於現實的社會壓力。
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的壓力是很明顯的。為了付清他們的債務,他們被迫追求貿易盈餘。在債務特別高的國家,貿易順差也許全部用於給外國債務付息了。在上面那些例子中,貿易順差的危害表現的淋漓盡致:無產債務國家被逼迫到飢荒的邊緣,然而財富源源不斷的流向了華爾街和倫敦城。
對於債權國,則沒有這種外部壓力,但它們只有通過犧牲國內消費才能獲得貿易盈餘,所以貿易盈餘必定體現了某些內部群體的利益。這些群體可以從中獲利。受益最大的是製造業資本家和金融機構。貿易順差使得國內製造商獲得更多金錢利潤二。通過下面的的說明,可以簡明表示出來。在資本主義部門中產生的總收入(I),是由工資(W)加上各種可以我們稱為利潤(P)的財產性收入組成的。因此:
I = W + P
但是這種收入來源自銷售,這些銷售可以細分為三個部分:賣給工人們(Sw), 賣給產權人們(Sp),賣給外國人的凈銷售(貿易順差,Sf)。因此:
I = S = Sw + Sp + Sf
如果我們假設賣給工人們的不超過他們的工資,W < Sw,接下來就是:
P < Sp + Sf
總而言之,利潤是被所有者採購和貿易順差所限制。貿易順差帶來更多的金錢利潤。貨幣利潤超過了所有者的消費和投資(Sp),而通過金融系統的中介,積累了海外資產的所有權。
社會主義背景下的國際貿易
要討論社會主義國際貿易,即社會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就提前默認了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的存在。目前,這是壹個部分合理的假定,但值得記住的是壹些像中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它們並不是民族國家而是幾個民族組成的聯邦。最好是從國家間貿易而不是國際貿易的角度來考慮。這種國家間貿易有三種情況,經典政治經濟學分析過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社會主義國際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及不同社會制度之間的國家間的貿易。
我們先來看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之間的貿易。既然李嘉圖對於國際貿易的解釋是以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為依據,比較優勢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機。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具有不同的相對生產力,那麼社會主義國家就不會具有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相同的相對生產力。因此,與某些資本主義國家貿易就會具有優勢。
如果和資本世界貿易,這壹系列的政策問題將會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與資本主義世界進行貿易時,應該追求貿易順差,貿易逆差還是貿易平衡?應該是雙邊平衡呢?還是多邊平衡?外匯政策應該是什麼呢?如果貨幣正處於消滅的過程中,那麼外匯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1.國家對於外匯的需求
社會主義國家傳統上竭盡全力想要獲得資本主義的貨幣。它們的動機是給進口的生產和生活商品付錢。國家的計劃壹般會有壹筆預算來進口固定設備以及壹些最終消費物品。計劃者面臨的問題之壹就是,他們無法在購買進口產品之前預計這些產品的價格。這是整個計劃的不確定之處。但至少對於國內計劃而言,原則上可以提前計算不同行業的需求和產出,因為這些行業都服從於中央計劃。外國供應商在計劃體系外,並且三年內並不知道他們的開價。某些情況下,也許能達成長期固定價格供應合同,但這隻是特例。如果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太大,這些不確定因素會影響經濟穩定。在這種例子下表現的特別明顯,如果計劃依賴於進口的工業設備,而缺乏外匯則會導致機械設備不可用。
任何國家都能通過旅游業,商品和服務的出口,或者來自他國政府或銀行的貸款從而獲得外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要的不同在於,所有的這些活動都是由公共機構而不是由私立機構來控制。這樣說來。這就給了公共當局比資本主義更大控制控制貿易平衡的能力。既然國家獨佔了進口,那麼萬壹在計劃出口收入不足時,那麼就可以削減進口。這同樣可以控制資金流動,比如說,如果外國貸款只能從國家銀行那裡獲得,那麼最近幾年,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用不受控制的貿易赤字來資助私人借貸的這種事,將會不再發生了。
但是這種對進口的點對點的控制,也許會帶來巨大內部負效應。如果某些工廠依賴於進口的原件,那麼削減進口也許會帶來生產減少。可以做優先順序排序,讓工業投入優先,消費品其次。儘管這是可能的,但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生活水平的降低。消費品不得人心的短缺以及來自原材料短缺隨之而來的經濟混亂恐慌,這兩者相結合導致某些社會主義政府(特別是波蘭和匈牙利)③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嚴重依賴貸款。為了回收花在石油上的錢,西方的銀行在壹段時間內非常樂於借出這筆錢。接著就是利率上漲以及經互會成員國之間的貿易條件普遍惡化,導致這些貸款變成了這些國家人民沈重的負擔。為了償還利息,不出意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世界資本的壹個分支,通過減少實際薪水以及將產品投入出口市場,從公民手中獲取剩餘價值。
鑒於這些讓人沮喪的經驗,社會主義國家跟隨毛澤東的政策似乎更明智。他的政策是,保證貿易平衡並拒絕從資本家的銀行那裡貸款。從長遠來看,壹個國家只能通過自己的出口勞動產品來換取進口。不是現在出口,就是將來為了付清貸款加利息而被迫出口更多。海外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他們知道他們借出去的錢會生錢,而且債務會被反覆的償還許多次。
2.外匯的替代品
蘇維埃社會主義模式必須維持壹個在國外不能流通不可兌換的貨幣體系,用美元或者馬克來支付進口食品。我們提出這樣壹個國內經濟體系,在這種體系內,貨幣結束它作為壹種支付手段的功能,被不可流通的勞動劵所替代。勞動劵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金錢,而是公民們用來支付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方式,勞動劵不能流通或者用作為資本。當這種方法用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就意味著壹種在某些方面與蘇聯模式的外貿政策截然不同的制度。這些國家用硬通貨來支付外貿並且通過外匯管制的方法來限制本國貨幣流出。在1940年到1960年間,英國政府就採取類似政策。
我們所提出的政策大體上與之相反: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進口商品是用勞動劵來支付的,勞動劵能夠出口也能在國外流通,但就是不能在國內流通,並且宣布流入進來的外國貨幣為非法。我們希望防止貨幣資本作為壹種社會關係在國內經濟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麼勞動劵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原因。在資本主義世界內,貨幣資本已經存在,因此對於外國資本家和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之間四,流通勞動劵不會遭到反對。壹家資本家的公司給社會主義聯合體提供進口商品,那麼外貿部會給他壹個賬戶並給其中打入壹定數量的勞動時間。然後,這家公司能從貿易部那裡獲得可流通的信用證書。
勞動劵證書可以作為壹個不付利息的可流通票據,這樣持有者可以在金融市場上對其進行出售來換取他們想要的貨幣。對於這種票據的需求來自想要購買聯合體出口商品的公司。聯合體貿易部無需創設匯率,這是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事情。既然進口和出口(國際貿易也壹樣)都是由勞動劵來結算,當決定是去進口的時候,就可以無視世界市場的上的美元和日元價格了。對於社會主義經濟來說,只要關心外國產品的外國貨幣價格和匯率。
這樣看來,國際貿易僅僅是壹個生產進口產品和消費出口產品的特殊分支。這就使得國際貿易能夠融入整體計劃模型。由此可見,既然計劃當局擁有不同生產工藝的相對勞動耗時資料庫,計劃當局應當決定進口那些貨物出口那些貨物。給某些商品設定壹個目標產量,計劃當局就可以決定怎麼做是最優的,是否在國內生產還是出口。只有產品的當(勞動劵)價格高於生產它們的勞動投入時,才能會把這些產品用於出口。只有當這些產品的勞動價格售價比在國內生產所需勞動還低時,才會採購進口品。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那麼從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總的說來外貿幫國家節省了,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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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有趣的結果就是,當以國內勞動單位衡量時,聯合體將會壹直貿易逆差。比如說,挪威聯合體出口石油並且進口汽車(見表10.1)。挪威人花費壹百萬勞動時間來生產出口石油並且得到了他們要在挪威花兩百萬工作時間才能生產出的汽車。因此。在國內條件下,他們進口了兩倍他們能出口的,儘管以實際付出的價格來說則獲得了貿易平衡。當事物以勞動成本來計算的話,很明顯壹個國家除非具有貿易赤字,不然得不到純利潤。這是在社會主義財產關係下,李嘉圖理論對商業利潤做出的的壹種預測。
國際貿易生產部門要不同於其國內分支,因為其投入產出比高度不穩定。國際價格的經常波動也許會導致其價格太高而使得國內經濟沒辦法有效地追蹤。實際上,既然商品價格波動是供需關係的常數變數時間的表現形式,這壹切就幾乎不可避免。比如說,電腦儲存晶元在世界市場上是以兩年到三年為壹個循環而波動。在價格達到頂峰的時候,聯合體也許會面臨著這樣壹個情況,以勞動價格來看,進口的晶元勞動價格要高於在國內設立新廠來生產腦儲存晶元的勞動價格。但是設立投產生產線的要花上壹兩年時間,到那個時候,世界市場上的價格就跌倒了低谷期,這就使得進口要比國內市場更便宜。這種世界市場上的價格波動取決於兩個時間常數—新生產設施投產需要的時間,以及晶元價格價格較低時,尋找計算機新用途所花費的時間。因為這兩個常數都屬於同樣的時間順序,所以會出現價格波動。如果半導體晶元生產商能像生產漢堡包那樣生產的話,生產時間常數就是幾周的事情,並且在這種情況下價格也不會波動,而只是穩定地隨著通貨膨脹而提高或者生產技術的改進而降低。
為了應對這種價格波動,計劃當局將不得不對價格運用加權值來抑制短期變動。決定進口還是出口將會依據長期價格走勢而不是實時價格。
匯率,旅游業以及黑市
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遊客到了壹些社會主義國家,就被肆無忌憚的外匯黑市的所震驚。也許是作為外國人的獨特位置,使他們在印象中誇大了這壹問題的嚴重性。但這的確是壹種社會弊病,至少在政治上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譽。貨幣黑市,和其他黑市壹樣,腐蝕了社會價值。這就造就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衝突的半犯罪小資本主義者的次文化。並且,遵紀守法的公民也被黑市拖下水並參与到違法犯罪活動之中。當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法治的威望受到嚴重的挑戰。人們習慣了欺詐和虛偽,從而產生憤世嫉俗的態度。
所以社會主義國家的明智做法是阻止外匯黑市的出現。除非官方對國內貨幣估價過高,否則黑市商人無利可圖:黑市的存在意味著個體公民為了獲得外匯,願意比國家付出更多。為什麼他們願意這樣做呢?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或者前社會主義國家內,有許多隻能使用的外匯特殊商店,部分商店賣給旅遊者紀念品和奢侈品。蘇聯的beriozka 商店也出售手工製品和毛皮大衣。雖然在普通商店也能買到,但是在beriozka 商店卻更便宜。這就鼓勵了遊客花更多的硬通貨,買賣的受益則流進了國庫里。除此之外,這些商店也出售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的五花八門的大路貨,同時也出售各種各樣的國產消費品,比如洗衣機和汽車之類的。外國遊客不大可能購買這些商品,這些商品肯定是出售給能使用外匯的蘇聯公民。由於官方高估了匯率,立即給黑市商人提供了動力,並且國家也可以通過黑市來大量吸收美元和馬克。為了剪遊客的羊毛,國家和黑市商人共謀破壞自己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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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匯率和財政收入
這個政策也不是完全不合理,為了理解它,我們必須來看看遊客對於奢侈品以及對於像食物和住宿這類必需品的需求曲線。如圖表10.2所示。必需品的需求相對固定不變:比如說,遊客們用餐的次數對匯率不敏感。因此盧布的官方高匯率(比如壹英鎊兌壹盧布而不是50便士)會使得出售給遊客的住宿和食物的總英鎊收益增長。另外壹方面,奢侈品需求則更有彈性,因此低價的盧布將會帶來更多的外匯。當壹盧布兌壹英鎊時,遊客也許會花100英鎊,而當五十便士兌壹盧布的時候,遊客也許會花200英鎊。通過給給不同的產品提供兩種匯率,國家獲取了外匯收入利最大化,這就使得黑市活動有利可圖。
如果外國遊客只是鳳毛麟角的話,這種代價也許能被接受。但現在國際旅行已經司空見慣了的今天,黑市的影響越來越壞了,並且來自旅游業的額外利潤是否能夠彌補帶來損失,也是值得懷疑的。簡單地說,如果國營商店只接受國內貨幣(或者國內勞動劵)的話,黑市交易的範圍會大大縮小。
購買私人進口貨物是公民們想要獲得外匯的另壹動機。這些貨物也許是國家不進口的貨物——可卡因、黃色錄像之類的——或者是要收大量進口關稅的貨物。我們在這裏處理的是走私的問題。這是壹個對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有影響的問題。當走私帶來了巨大的利潤時,執法部門的努力就化為烏有,無論他們想要維護何種社會制度。西方海關在阻止可卡因和海洛因貿易所遇到悲慘的失敗則證明了壹點。國際毒品卡特爾雖然還沒有完全侵入以前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當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后,這壹點可能會改變。
當社會主義政府在當代任何壹個資本主義國家掌權后,都不得不處理這樣壹種局面。剝削和絕望使得很大壹部分人染上了毒癮。在壹些資本主義大城市的貧民窟里,毒癮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壹部分,還形成了毒品黑市商人的地下文化。毒品卡特爾要求以硬通貨付款。街頭交易以現金付款。影子公司總是能將非法收入洗白再轉入銀行里。對於公民或者私人企業來說。可自由兌換貨幣制度下,個人或公司可以通過銀行家的匯票能夠在國與國之間轉移資金,這對於從毒品消費國到其他國家的資金轉移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我們提出的代替貨幣的不可流通的勞動賬戶,將會使得這種黑市交易變得困難。沒有了現金,街頭毒品交易怎麼付款?我們不應該低估了犯罪分子和小資本主義者扭曲新的支付方式的能力。外國貨幣和黃金是貨幣兩種直接替代物。盜竊帶來了大量購買毒品的錢,珠寶總是盜竊首要目標,但是在盜竊得來的黃金成為進口毒品唯壹方式時,毒品貿易的規模將會大幅縮減。所有的國內採購將會使用塑料卡片。和資本家銀行做好約定,讓外國遊客來到聯合體旅遊時,能用他們的信用卡。
聯合體公民想要資本國家的貨幣的最後理由是想去資本主義國家內旅遊。只要允許他們在資本主義國家旅行的時候,使用他們的勞動劵信用卡,這壹需求就得到滿足了。壹位聯合體公民抵達東京后前往日本當地銀行用他的勞動劵卡來兌換日元。整個程序也許會是這樣的:
公民將他的20小時勞動劵交給日本銀行。
日本銀行給他兌換等價的日元。
電子記錄傳送到了聯合體貿易部的電腦上,這樣日本銀行的賬戶上就多了20小時勞動劵出來。
賬戶里的勞動劵被日本銀行用來購買聯合體的出口產品。
儘管公民在國外能夠自由地將他的勞動劵來兌換日元,但她也許不會將日元帶回國內或者將日元兌換回勞動劵。相對地,雖然公民能將勞動劵轉移到資本主義銀行的賬戶里,但是銀行不能將勞動劵轉回公民的賬戶里。這是為了阻止外國貨幣作為壹種能流通國內兌換手段而採取必要措施。
政策工具
如何確保用上述的匯率政策來保持貿易平衡呢?壹個社會主義聯合體用國內勞動劵來支付國際貿易的話,就不會聚集起資產或者以外幣標價債務。從某種程度這有點像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能用用美元的特殊地位來支付它的壹切國際貿易。這並不能保證美國貿易平衡——美國經常有貿易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不必和特定外國貸款協商就能得到融資。美元貿易赤字導致外國政府和公司手上的美元越來越多,在某種程度上這代表美國財政部的負債。從會計學解釋來看,這相當於美國以外的世界借給美國的貸款,但是按照政治角度來看,這要比明著從IMF借貸要付小得多法律責任。
從長期來看,美元的超發導致了美元兌馬克和日元貶值。這就導致美國市場上的德國和日本進口商品價格過高以至於無人問津,如果不受資本流動干擾的話,這會使貿易再次平衡。美國用高利率引誘海外美元持有者將他們手上的美元兌換成美國國債以及其他壹些美元證券。這種資金的流入使得美元匯率遠遠不能將貿易帶回平衡。
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發行不計息的勞動劵劵用來進行國際貿易。資本主義貨幣市場將會創設起壹個有效的匯率來讓主要貨幣兌換勞動劵劵。這種匯率,由於沒有資本流通帶來的複雜性,將會使得貿易很快帶回平衡。讓我們看看這個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假設壹個國家給國家貿易設置了五個預算目標:
進口生產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進口消費者貨物的計劃數量
出口商品的預期數量
從旅游業中獲得的預期收入
公民在國外旅遊的預期花費
所有的這些過程都是以國內勞動單位計算。如果國內匯率保持變化,那麼計劃者只會預測在預算1他們會買什麼原材料和資本設備,並且能夠擬定出相應的生產計劃。同樣的理由也適用於進口消費貨物。在另外壹方面,預算3和4,只能預測壹下:沒有辦法知道這個國家會成功出口多少貨物或者有多少遊客會選擇來旅遊。另外壹方面,計劃當局不得不為了生產商品做好準備,即使這些為出口準備的產品最終賣不出;並且給遊客提供旅館房間,即使其中是空的。原則上講,能夠通過控制遊客能夠帶出國的量來對項目5進行調節。
讓我們考慮兩種可能需要廢止計劃的情況:
壹部分出口商品壹直賣不出去。
國際價格變動(比如原油價格上漲)意味著進口交換比率對聯合體更有利。
1.出口商品滯銷
出口不足導致匯率下降,結果使得最初的進口預算太少而不能付清計劃中進口商品。計劃者不得不消減進口或者試著阻止人們到國外度假。這就涉及到了削減進口商品的輕重緩急,以及採用壹些政策手段來控制人們在國外度假時的花費。伍
2.進口交換比率提高
如果原油價格上漲,壹個出口原油的社會主義國家會發現它的匯率升高了。進口預算會花不完。這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用不必要的出口在掏空自己。從長遠來看,可以通過減少計劃好的出口以及/或者增加計劃好的進口來調整計劃。從短期來看,進口預算賬戶上的盈餘可以用來購買更多的消費品,以便能在國內市場上折價出售。
這裡有壹種替代政策。從短期來看如果保持最初計劃好了的進口水平,這樣供給外國人的勞動劵就不會擴張,然後外國人購買這個國家的出口產品就會相應地限制。社會主義經濟體還有壹個選擇是接受用外幣支付其部分出口產品。這是壹個臨時解決辦法。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將會累積起資產,比如說美元,並能在將來用這些美元去購買額外的進口商品。在某些情況下,比慫恿現在就購買額外的進口消費品來說,這要明智的多。延期花費從進口交換比率的變化中獲得的「意外之財」,這個國家也許能夠選擇可以更好的滿足其總體計劃目標的進口產品。(這並不意味著公民能獲得美元結餘——這些美元都是在國家銀行的手上。)
第十壹章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
上壹章論述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在這壹章中,我們將通過討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或者說的更加籠統壹點,經濟關係)來拓展我們的分析。
貿易與所有權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不應該存在長期的貿易。貿易假定了持續存在的,明晰的所有權概念,即使是國家所有。但是在社會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這些並不應該存在。我們可以代之以設想壹個系統,在該系統中生產性資源和產品歸屬於國際組織。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在斯大林 1929 至 1931 的改革后,這確實是蘇聯的真實情況。1936 年蘇聯憲法規定:
土地及其蘊藏、水流、森林、工廠、礦井、礦山、鐵路運輸、水上及空中運輸、銀行、交通工具、國營大規模農村企業……城市與工業地點公用企業及主要住房,概為國家財產,即全民財產。1
儘管 1936 年憲法的有關政治自由民主的部分沒有被兌現,更多的是被踐踏,但是在國有制上的規定上卻很符合現實情況。關鍵問題是在這裏討論的「國家」2是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國家」。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作為壹個超國家的計劃組織,對資源進行有效的分配。儘管不同的蘇聯加盟共和國都參加到了壹個國際性的勞動分工中去,但他們並不是被國際性貿易聯結到壹起的。
在勞動分工中,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則3仍然適用。例如,出於自然資源的原因,亞塞拜然共和國石油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烏茲別克共和國在棉紡織工業上擁有比較優勢,等等。無論社會系統如何,這樣的優勢持續存在,所以對於計劃者來說,出於經濟性理性的考量,就應當使這些共和國分別成為石油工業和棉紡織業的中心(雖然我們下面會轉向烏茲別克4棉紡織業的壹些問題)。
這種類型的勞動分工與國際貿易所創造的勞動分工存在著幾個方面的不同。
首先,不同國家的工業產品屬於壹個超國家的組織,而不是壹個地方公司或是民族國家。產品跨境流通,並不是通過銷售與購買,而是根據計劃預見到的需要,在這種單壹所有制系統中對其進行分配。因為不存在所有權變化,而且分配是根據計劃而不是市場,所以在不同共和國之間的交換不需要參考相關商品的國際價格。每個共和國也因此免受價格波動的影響。但是另壹方面,只要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在壹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環境下,就很有必要去考慮世界市場價格。如果比起通過社會主義共和國之間的內部勞動分工生產,某種可以長期從資本主義經濟體以更便宜的價格獲得,那麼計劃者顯然應該考慮。
社會主義內部經濟聯繫的總特徵也使壹個統壹的國際勞動支付體系成為可 能。在市場經濟系統中,各個國家的工資標準不盡相同。壹個剛剛工業化的經濟 體,農業仍占較大比重,那麼他的農業部門的生活水平就會限制工作水平的提高。從農村湧入城市的勞動力會阻礙工資的大幅度提高。而在壹個超越民族國家的社會主義國家,工資水平不取決於市場環境而取決於國家政策。國家可以為壹個工作設置標準的、國際性的工資水平。因此,在蘇聯不同加盟共和國的工資差異,要比那些經濟文化發展相仿,但是起點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工資差異小的多。
欠發達國家
在國際貿易系統中,壹個欠發達國家只有(a)更高水平的內部資本積累,或者(b)通過向更先進的國家借錢來提供資本積累所需資金,才可以趕上壹個更先進的國家。如果這個國家不能獲得內部投資,它的發展就有可能減緩。但如果它借錢,那它就有可能嚴重負債,同時大部分其勞動成果進了外國資本家的口袋。然而,在壹個社會主義計劃的國際系統內,中央計劃可以分配資源用於落後地區的發展,而不會有不斷借錢的後顧之憂。想象壹下,產自俄羅斯的設備的使用,促進了西伯利亞冶金工業發展。要是在貿易體系下,有了信用才有可能完成這些轉換,那西伯利亞就會成為俄羅斯的債務人。通過國際性的計劃就不會有債務產生,因為沒有所有權關係的轉換。
可以看出,在社會主義下,國家或是區域在經濟發展程度上的差距,原則上 可以被更快速的消除,而不用留下債務殘餘,但是,它並不能解釋實際的情況。我 們必須問壹個問題:更發達的國家願意去幫助欠發達國家嗎?這個問題與壹個20 世紀 20 年代爭論有關,它討論的是「壹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托洛茨 基的觀點是俄羅斯,即使加上其他蘇聯加盟共和國,也不可能獨立的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作為壹個整體,實在太落後,太孤立。所以,托洛茨基和其支持者優先選擇了鼓勵西歐的革命力量5。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觀點,他認為在戰前德國和其餘地方的革命運動失敗的情況下,蘇維埃國家別無選擇,只能獨自建成社會主義。蘇聯不能坐等西方。而且,為了支持其他地方的潛在革命,犧牲世界上唯壹壹個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這種風險是無法承擔的。如果蘇聯的生存需要與資本主義列強達成某種程度上的和解,如果這種和解需要以限制蘇維埃支持西方革命作為交換,蘇聯也只能接受。
顯而易見,每壹邊的觀點都有壹定的力量。考慮到西歐革命並未出現,托洛 茨基會被輕易當成壹個失敗主義者。在 20世紀30年代,隨著蘇維埃計劃經濟的建立, 斯大林的觀點看上去似乎是對的。然而,從20世紀90年代的情況來看,當時蘇聯已經崩潰,人們可能會想問,是否真的如托洛茨基所診斷的那樣,蘇聯的落後 與孤立是促成蘇聯社會主義的最終衰弱的決定性的原因。當然,蘇聯是否有任何可以更有效地打破孤立的替代選擇,這是壹個爭議很大的問題。
無論如何,與我們此處討論特別相關的觀點是,托洛茨基假定壹旦革命廣泛傳播,西歐的工人階級會願意幫助他們東方的同志去創造更加發達的社會主義。我們已經在上文間接提到過,國際性的聯合和理想主義吸引著托洛茨基。問題又來了:這種觀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現實的?
為了比較,簡要的考慮壹下原因,為什麼壹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想以某種或是其他的方式鼓勵欠發達國家的發展,考慮這些原因可能會比較有價值。我們可以區分出四種原因。
(1)剝削在欠發達國家可獲取的廉價勞動力(也可能會被用來當做壹種手
段來壓制宗主國的工資水平)。這可能包括在欠發達國家建設工廠和壹些基礎設施,但是外包給這樣的國家的工作更傾向於那些不需要什麼技能的(組裝或者類似的活)。
(2)擴大原材料和初級加工品的來源。同樣地,這可能包括在某種程度上 在欠發達國家建立工業體系(例如採礦業和種植經濟)。但是這樣的發展帶來了壹點的風險,它使欠發達國家陷入壹種附屬關係,依賴壹種或是少數幾種產品的出口作為收入。因此就貿易而言,這樣的行為反而會使欠發達國家的經濟更加脆弱。另外,大規模的自然資源開發可能會造成環境破壞。
(3)發展欠發達國家的市場,以便為宗主國經濟提供產品。這個原因是由
羅莎·盧森堡指出的,她認為缺乏新市場的持續發展,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會遭受內在的生產過剩的危機。
(4)最後,我們應該承認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經濟的案例中,也有超出直接的經濟利己主義,推動欠發達國家發展的動機。意識形態可能也起了壹定的作用,要麼是殖民地的變化(與宗主國被文化和社會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聯繫在壹起。熱心殖民地管理者希望把這種文化和政治制度傳授給當地人),要麼就是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的社會民主形式。儘管後者的實際影響是很有限的。
我們可能現在要問,上面談到的原因,與發達社會主義國家在它和欠發達國家的關係中的可能動機是如何相關的?原因 1在社會主義內部關係中基本不存在。原因 3 也與此無關,因為在壹個計劃經濟體系中應該不存在內部需求的短缺。只剩下原因 2 和 4 了。關於第 2 點,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確保原料和初級產品的供應,基於此,它也會對供應這些產品的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興趣。因為上面提到的風險,即使從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出發,它也不得不對這種發展路線保持小心謹慎。
過去蘇聯驕傲地自誇,那些更先進的地區比如俄羅斯的歐洲部分,為像中亞這樣的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不存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固有的剝削關係。儘管這些說法並不是毫無意義,但是當我們關注這些國家的發展路徑時,其實道理也不多。比如,烏茲別克斯坦實際上只種植棉花作為單壹經濟作物。不像蘇聯以外的資本主義 世界的壹個欠發達國家,烏茲別克斯坦並不受國際市場棉花價格波動的影響。另壹方面,在中亞荒漠中生長的棉花需要大規模灌溉,裏海海水就被引流殆盡,這導致棉花經濟有關的環境破壞十分嚴重(但是應該講,這種忽視生態的發展政策不僅僅限於蘇聯的邊緣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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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蘇聯時期烏茲別克斯坦集體農莊進行機械化棉花收割。蘇聯解體后,許多農場使用人力收割棉花,大量廉價童工的存在使機械顯得相對昂貴。
最後,我們回到上面提到的第四種動機:意識形態。我們希望,在社會主義 背景下,發達國家或地區會願意調配資源去幫助他們的欠發達鄰居,而不是出於任何直接的利己主義考量,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中的平等精神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邊界。這是否太過幼稚?暫且不討論拉升蘇聯相對落後地區的考慮,我們也可以援引在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控制下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先例:「區域性政策」。這種政策看上去確實包含了對欠發達地區的資源轉移支付,並不是毫無爭議,但是儘管如此,它已經作為法律被廣泛的接收。我們認為這壹案例包含了壹個很重要的教訓,尤其是在當區域性政策涉及到的資源轉移支付和用於國際援助的相對較少的物資數量作比較時。那就是,當我們在壹個單壹的國家的不同部分之間,而不是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施行區域之間的平等主義時,這壹政策的普遍合法性更容易建立起來。當拉升收入水平發生在「他們的國家」時——即使他們的國家和蘇聯壹樣大,壹樣複雜——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拉升收入水平的計劃是公平合理的。
在沒有壹種發達的超國家共同體的觀念,沒有這種超國家共同體在共享國家制度中的對應物之時,發展轉移支付系統會被認為對那些更發達的國家不利。壹個更為先進的國家而不是欠發達國家更容易產生民族仇恨。這樣的例子是在面對蘇維埃國家的合法性不斷衰退時,經濟成熟的蘇聯波羅的海國家6產生了經濟自主的要求。任何對於發達國家的讓步都是以欠發達國家作為代價的。
相比較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情況,戰後階段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像中國、 古巴、南斯拉夫等等,缺乏聯合的國際計劃。他們之間的勞動分工通過貿易而產 生。這種貿易大體上以國家基礎進行平衡。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時,這表現出雙重的劣勢。首先,壹個多邊貿易和貨幣兌換體系所能提供的勞動分工空間,要比雙邊貿易平衡系統所能提供的要大得多其次,資本主義跨國公司組織了全球性的技術分工,為他們的生產描繪了國際性藍圖。舉例來說,福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 協調其汽車生產,在不同的國家的分廠分別專門生產車身、引擎等等。缺乏這種 國際性組織,社會主義國家苦於基礎工業的重複浪費和小規模生產。
我們倡導什麼?
因為前文所闡明的理由,為了作為壹個整體的社會主義體系利益,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自己的經濟從屬於壹個國際性的計劃系統。這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出讓,可能——起碼壹開始——會遇到強大的政治反對。
同樣的在資本主義世界,民族國家會發現他們的主權正在遭受世界經濟國際化侵犯。它所採取的形式包括貿易自由,跨國公司不斷增長的作用,以及像是歐洲理事會這樣的國際原型國家的形成。同樣地,國際化的進程產生了政治的阻力。壹些國家政治家,看到他們自己組織性力量被削弱,嘗試阻止這壹進程。在做這件事時,他們可以運用從資本主義歷史的更早階段遺留下來的大國沙文主義的精神包袱。但是那些反對國際化的政治家就是在反對歷史的浪潮。值得注意的是,撒切爾夫人未能帶領保守黨和她壹起反對歐洲貨幣聯盟。
大體上而言,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政客已經比社會主義者更少的傾向於屈服於反動的經濟國家主義。資產階級政府阻止20 世紀70 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的正常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貿易保護主義。這種貿 易保護曾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出現過。相比之下,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 更不情願讓他們的國家經濟從屬於壹個單邊的計劃體系。為什麼?
壹種可能性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決策層擁有(或曾經擁有)遠超資本主義國 家的獨立性。對社會主義的發展擁有最強大意願的階級是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國 家的脫產幹部階層應該代表工人的利益。因市場經濟不斷發展而獲得最大利益 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國家政客自然考慮他們的利益訴求。在資本主義國家, 高層政客常常也是商人。他們可能是將政治當做愛好的富人,或者在他們上升到 突出的政治地位之後他們才有可能進入公司的董事會。在任何情況下,在商業和 政治生活之間都存在著個人角色的轉換。
兩者中,商業生活在經濟上能帶來更多回報。如果資產階級政客決定棄政從 商,他的生活水平不會下降。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政治精英成員和工人階級之 間,這種轉換模式並沒有出現。壹個社會主義政治家重新變成工人階級,收入和社會地位會有所下降,就像就像在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後,亞歷山大·杜布切克所經歷的那樣。這樣的轉變很少是自願的。
社會主義政治家的收入和境況完全依賴於他們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地位。他們對於保持國家獨立有著強烈的個人動機,無論長期的經濟論點怎樣反對這壹點。這種經濟論點沒有任何內部的支持者。在西方,資產階級是母音,並且意識到他們對於國際化有著長遠利益,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可能就此還沒有看法。貿易和跨國公司的經驗教會了資產階級國際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人,在壹國度過了壹生,被他們自己的國家雇傭,可能很少關注這壹點。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存在在社會主義國家。它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古巴人前往安哥拉8,作為戰士、醫生和教師進行志願服務。但是正如最近歷史所展示的壹樣,各國政客也可能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強化他們的國家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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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五計劃期間,蘇聯援助中國的156項重點工程奠定了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壹個工業國對壹個農業國進行這樣大規模的經濟和技術援助,這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是不可能出現的。圖為蘇聯專家指導工作。
因為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沒有政治上的聯合,他們不可能在經濟層面上國際化。如果共產國際9沒有在二戰中解散,它可能會提供新生的無產階級達成國家政治聯合所需要的動力。 壹個唯壹的國際政治性黨派至少會緩衝來自民族主義的壓力。
國家主權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關係變得更加國際化,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越來越成為壹個明顯的問 題。壹個國家仍然擁有的最為重要的權力是選擇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當撒切爾夫人抱怨她沒有從英國土壤中消除掉社會主義的破壞因素,使得它在歐美委員會的保護之下被重新引入時,她認識到了這壹點。諷刺的是,尼加拉瓜人民為了正是為了捍衛這同壹個權利,與反對者進行了數年之久的血腥戰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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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字儀式
假如政治環境允許,並且該國能夠保衛國土,甚至小國都有可能掙脫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經濟。但是如果壹個社會主義小國以阿爾巴尼亞的模式保持著獨立自主的的政策,它的經濟發展會被阻礙。與此相反的是,壹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保護其傾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決策的最好辦法是申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上聯合。
第十二章:公社
關於「社區」,有很多官方的偽善言辭在四處流傳。我們聽到有人談論「社區護理」、「社區項目」,而與此同時,經濟發展正在毀滅社區的壹切有機的基礎。協作共享的活動是社區存在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如今的城市中,大部分區域不是社區而不過是居住區。人們從居住區出發穿過城市去工作,甚至要到別的城市去上班。在生活的地方,人們很少知道鄰居是誰;他們的朋友們通常居住在各個不同的區域。工作地和居住地是分離的,認識的同事很可能居住在數英里之外。社區只是對那些就近入學的孩子才存在。對孩子們來說,社區只是通過他們的母親才體現出來,但是長大后,由同齡人組成的社區就慢慢消失了。
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個人主義價值觀的強化。這種價值觀很適合資本主義,卻不能很好地支撐社會主義。對人們來說,如果壹代人常年生活在這樣的和平中而沒經歷過軍事團體中的紀律和凝聚力的磨合,個人主義傾向會加重。社會主義的興盛需要社區的根基,需要習慣於為集體利益合作和工作的人們共同組建的社區。不過社區不能憑空變出來。它需要現實的經濟支撐。必須有能把人們湊在壹塊滿足實際需要的機構,而且這些機構要比資本主義社會的機構更好地滿足人們的需要。
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社區機構的最宏大的嘗試發生在人民公社時期的中國。這是史上最大的合作化實驗,涉及約八億人口。這些公社規模很大,大多在30000人以上。他們從事農業和輕工業,並且為他們的成員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通過民兵組織他們提供基本軍事訓練和防衛保障。他們也是地方自治政府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公社的建立取代了小農經濟的組織形式,並使得超越了小農經濟的視野的土地改進計劃和社會供給(social provision)成為可能。在公社的背景下,婦女的社會地位得到顯著提高。
如果我們試圖將公社的理念運用於發達工業社會的話,這種制度顯然必須要調整很多。如今,由於從事農業勞作的人不多,我們必須要依據城市公社進行考慮。
城市公社的活動
公社最主要的職能就是取代家庭。中國公社取代了作為農業勞作單位的家庭;現代城市公社必須要取代資產階級家庭中更多的經濟職能的殘餘。由於城市市民進行大量經濟活動的目的,是為在城市或城市的壹個區這樣更大的經濟中滿足需求,因此不具有典型中國公社的內部自足度壹。鑒於此,我們將集中關注公社替代家庭經濟的潛在職能。當然,我們的意思並不說排除相似的組織原則可以適用於更大規模的經濟如小村鎮和大村莊的可能性。
然而,在開始下面的討論之前,應該保證壹點,那就是我們不會設想強制集體化。這裏的關鍵是探索公社化生活方式的理論可能性;而在實踐中探索這些可能性,只能由未來的社會主義聯合體(commonwealth)的公民來完成了。只有當公社證明它希望替代資產階級家庭時才會繁榮起來。
說了這麼多,我們可以列出以下活動。公社將圍繞這些活動來代替家庭:
(1)住房
(2)食物製備
(3)保育
(4)休閑活動
(5)扶助老人
我們壹壹考察這些活動領域,以及這些領域中產生的問題。
第壹個問題,就是公社用該有多少人為宜。這是壹個影響所有其他問題的問題。我們設想其人數要比中國模式小很多——也許50到數百對成年人。依次討論不同領域的公社活動時,這種規模的選擇可能會根據經濟問題而調整。
1.住房
我們假定公社會給成員提供住房。雖然已經有居住合作社在做這件事,不過在這些情況下,並沒有出現侵入家庭經濟的嘗試。因此在合作社中,房屋的物理形式是依然面向核心家庭的。合作社為成員家庭提供壹系列單獨的住房。公社應該在更大的公共住房(communal house)中為成員個人提供的住宿。
前蘇聯的公共住房通常與過度擁擠和設施不全相聯繫;公社公寓比較小,而且不是專門建造的。如果公社住房要變成壹個吸引人的事情,它必須能夠為個人提供他們能在家庭住房中所能獲得的那樣多的空間,同時相比在家庭住房中,能夠使用更多的公共空間。我們可以假定每個成年社員都擁有壹個房間供自己獨享。把這壹標準擴展到公社所有后青春期成員可能會是可取的。
什麼樣的建築類型適合公社,在這個問題上,公共生活肯定是有影響的。郊區的「半獨立式立體住宅」或者塔式大廈中的公寓從任何方面來講都是適應核心家庭的。公社必鬚髮展壹種新型的建築風格。最近,達雷特(Durrett)和 MaCamant(1989)基於他們關於丹麥「居住社區(living communities)」的研究,提供了壹種與這個問題相關的有趣的討論。這些建築師並沒有設想太多我們所建議的那種程度的公共性,但他們的「共同住房(co-housing)」的概念包括了共餐和保育的設施,以及共享倉庫,乾洗設施,攝影暗室等等。這種設計很可能是學習了宗教社區或者大學的建築風格(儘管,這兩種類型的公寓建築大體上是為單身的人準備的,因此缺少小孩的空間)。
2.食物製備
我們假定公社成員是共餐的(commensal),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些時間會在壹起吃飯。這就意味著存在公用廚房和餐廳,擁有或者起碼配備大型烹飪設施,以及安排完成食物製備任務的勞動力。我們可以設想兩條原則,基於這樣的原則我們可以組織烹飪。從廣泛的意義上講,這兩個原則跟共產主義原則是兼容的。在壹種情況下,社區聘用某些社員為全職領薪廚師,而在另壹種情況中,則是有壹個執勤制度安排輪崗。下面我們回到這些制度相比而言的優點上來。
社區單位的規模決定了更廣範圍的食物製備是必要的,比在孤立的家庭中更常見。例如,在單個家庭中每天烤麵包是不經濟的,但對於100人來說就相當可行。
3.保育
決定公社的規模時,就要使它足夠支撐起壹座幼兒園,也許是壹座小學。合格的公共保育所具有的巨大經濟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將把相當大比例的女性人口從個體兒童撫養這種勞動生產率很低的活動中解脫出來。這些婦女可以參与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社會勞動中去。這樣做,她們將為社會做出更多貢獻,同時獲得獨立的收入。
4.壹些休閑活動
我們來設想公社有足夠資金提供壹定的運動或休閑設施。而這些設施,目前只屬於上層階級。比如說100人規模的公社應該能供得起壹座游泳池,小型健身館和壹到兩匹給孩子的矮種馬。公園可以配置鞦韆、攀爬架等部分設備。提供有空間跳舞、演奏音樂的公共休息室,也應該是經濟的。像帆船這樣的設備是大多數個體難以企及的,對於公社來說也許不成問題。壹個城市公社或許在鄉村擁有房屋,這樣成員可以在此度過假日。他們會擁有壹輛或兩輛麵包車,或者壹輛轎車,以及自行車,這些都為出行提供便利。
5.扶助老人
集體烹飪等公社生活的基本設施,以及樓裏面年輕健康成年人的存在,都相當大的程度上能幫助到老年人。如果清潔和乾洗服務也是由公社提供,那麼老年社員不用住進單獨的「老年之家(old folks』home)」也能收益,而這種「老年之家」往往是與恥辱和孤獨聯繫在壹起的。對於健康的老年社員,公社會為他們發揮活躍的生產性的作用提供機會,而不是讓他們受退休之後強制的無所事事之苦。
效率方面的理由
公社的基本理由是獲得規模經濟。正是這壹點,使得公社比個體家庭更優越。正是因為公共保育節約勞動,所以它才是進步的,能讓人感受到解放。很明顯,如果實際情況正相反,公社生活使得照料兒童需要花費更多人-時,那就需要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為公社辯護。公社的經濟效率體現在兩個方面:壹是直接勞動的節約,二是生產工具的節約。直接勞動會更節約,因為在現存的核心家庭中,烹飪和保育的基本工作並不是以有效經濟規模完成的。為50個人做晚飯比50個人給自己做晚飯花費更少的勞動。說得實際點,50個人的公共烹飪比如今分住在二十多戶中分開做飯更節省勞動。
生產資料的節約則更微妙壹些。考慮下如廁的問題。如果妳在壹個典型的英國住房中,那裡面只有壹個廁所,通常還位於浴室中。如果另外壹個家庭成員正在洗澡,有時候是很讓人抓狂的。但如果換壹種角度,50個人生活有20個廁所的大房子里,廁所被全部佔滿的情況微乎其微。確實有可能在減少人均廁所的數量同時,保證壹直有壹個廁所是空著的。減少廁所剩下來的空間和資源可以被用於其他活動。
適用於廁所的論證也可以推廣到其他設施。公社可以證明安裝小型內部電話交換機設備是必要的,因為就相同數量的人而言,公社使用外部線路,肯定比分散到各個配置自用電話的個體家庭要少壹些。辦公室設備如電腦和複印機也壹樣。壹個家庭往往不能充分使用,但是公用地話,將會更有效率。把壹定比例的收入花在耐用品上,公社成員可以比個體家庭中的人使用到更多的設施。
我們的建議是城市公社應該要比中國的人民公社小的多才行。這是基於這樣的假設,上面所討論的經濟性到了幾百人的規模就多多少少被耗盡了。在經濟學中,「最小經濟規模」(MES)是指在特定產業中,能獲得所有重要的規模效益的最小規模。最小經濟規模在不同的工廠中差別很大;例如煉油廠的規模比塑料玩具製造廠的規模大得多。我們的想法是,如果我們能夠確定城市公社生活的最小經濟規模,就沒必要要求城市公社壹定要大於EMS的規模,因為這是毫無意義的。也許我們不能再用「因小而美(Small is beautiful)」這個口號,但是很明顯,集體民主決策制和互相關心的形式在更小的社區中更易實現,而且公社的意義就在於追求這些不太有型的收益,同時獲得經濟效率。
付酬制度與對外貿易
在中國,公社以工分(work-unit)的形式給社員所做的工作付酬。這些都是公社維護的內部會計單位。在收穫的季節人們得到所收穫穀物的壹份,份量的大小取決於這壹年他們所完成的工作量。公社賬上記錄的公分跟中國通行的人民幣不同。工分是對公社資源的索取,並沒有直接賦予國家資源給公社成員。這項基本原則普遍適用於基於層次化公有財產的經濟體制。我們來看看它是如何在壹個城市公社體制中作用的。
社員做的工作分為兩類:在公社內的工作和為了國家經濟所做的工作。這種工作上的劃分,可能對應于從主要為國家經濟工作和主要為公社工作的成員上的劃分,但也可能不對應。國家經濟中所做的工作以商品和服務的形式增加增值。這些商品和服務首先屬於全體人民,然後國家共同體給做工的人分配勞動劵。這些勞動劵可以讓做了工作的人從商店裡獲得等價值的產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公社的成員是為國家經濟工作,那麼支付她所做工作的勞動劵,應該歸她個人,還是歸公社呢?
原則上,兩種制度都可以實施。如果個體獲得國家勞動票證,那麼公社就會收取成員費。而在第二種情況中,公社成員的勞動就當成了公社的財產。類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外包商手下員工完成的任務量就是外包商的財產。如果J&M Consultants PLC給政府提供諮詢服務,政府就將服務費支付給J&M而不是J&M的僱員。J&M 撈取利潤之後,才會把所得中員工的那壹份付給他。
在公社中,不涉及剝削,但相似原則是適用的:向國家經濟「出口」勞動的所得歸公社全體所有,而不是完成工作的個人。這樣做的好處是把內部和外部的勞動同等看待。不管我是在公社廚房工作壹天還是直接為國家經濟工作壹天,我作為壹個個體都是在公社中以工分的形式付酬。這些工分可以用來支付公社社費,公共食堂用餐的費用,或者以現行兌換率(exchange rate)轉換成國家勞動劵。我們提及兌換率,是因為並不能馬上看出公社能夠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值交換。為了理解這壹點,我們需要系統地看壹下公社的賬目。
首先把公社看成壹個整體。假設公社社員在給定的會計期中給所做的壹定量的外部工作,以勞動券的形式歸公社所有。國家稅收是以個體或集體的方式徵收的。由於我們假定國家勞動劵是直接支付給公社的,所以我們也應該假定納稅義務是集體的。
在這種制度中,公社勞動券形式的總收入,實質上是公社成員外部勞動的總時間。它的稅後凈收入等於總收入減去在這壹時段公社社員應該繳納的國家稅收總額。在對國家產品進行集體購買后,公社還剩下分配基金。這就是可以用來分配給公社社員的勞動券總量,讓個體社員能夠給自己購買國家產品。
現在考慮壹下個體社員。如果公社為了內部會計的目的同等看待所有工作,我們可以簡單地把她所做的內部工作小時數和外部工作小時數加在壹起,就得到她的總勞動貢獻。我們就說社員簡幹了36個小時。現在我們必須想想社員對公社集體基金的義務。這個基金必須支付上面提到的外部花費(國家稅收和集體購買國家產品),但另外它必須支付任何公社內部勞動需要,比如供給非生產性社員,以及基本公社服務,例如清潔和維護公社設施。對於我們的個體公社社員在基金中所佔的份額,我們說是12小時。那麼歸她使用的的工分就是36減去12=24小時。她可以用這些工分購買非基本的公社產品和服務(這些產品和服務並能根據會員權獲取,而是要單獨收費——比如膳食或者理髮)。或者她可以將它們兌換成國家勞動券去購買公社外部生產的產品。在這裏兌換比率的問題就出現了。
假定我們的公社社員簡想把她的16小時價值的公社工分兌換成勞動券。其他社會也會想要兌換他們的壹些工分。面對壹定的兌換的總需求,在什麼條件下公社能夠將內部工分與國家勞動票證等價兌換?這取決於總需求和上述討論的公社分配基金之間的關係。如果它們數量相等就沒有問題——在1:1的兌換率下,對國家勞動券的總需求,等於可供兌換的勞動券。假如公社保留了壹些緩衝庫存的勞動劵在手上(例如以儲備金的形式出現——參見第七章),需求和分配之間的臨時隨機偏差也不會是問題。但如果存在長期差異,那公社就不可能提供自由地等值兌換了。如果需求超出分配基金,那麼公社將不得不「低估」工分。例如,如果分配金有1000單位國家工作時間的價值,而在壹定時期需求量是1200工分,那麼穩定的交換比率就是1.2公社工分兌換1國家勞動券。
為了進壹步研究這個問題,討論壹組說明性的公社勞動賬戶(如表12.1)可能是有用的。從這個表中可以看到,可使用總工分等於(a)總分配基金(上面討論過的)加上(b)總的非基本內部工作。(關於后壹術語的定義,參見該表的註釋。)在這個案例中,它們的價值都是2200小時。但是,這裏的等值並不是圖表中說明數字選擇得比較特殊——從我們設想的會計關係得來的,只要公社的集體基金是平衡的,總收入就等於總支出。
給定平衡的集體基金,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工分(work-unit)和國家勞動券之間可持續的1∶1的兌換率需要什麼條件。公社成員只能用他們可以支配的工分做兩件事:花在非基本內部勞動產品上,或者兌換成國家勞動票證二。所以,如果社員花在內部非基本需求商品和服務上的工分等於這壹領域的總勞動的量,那麼兌換國家勞動券的需求就恰好等於可用分配基金,壹對壹的兌換率就是可行的。在表12.1中,有2200可使用工分,而分配金是1000工分,另外有1200小時記在非基本內部工作。如果這1200可用工分用於購買非基本內部工作產品,那麼國家勞動券的供給和需求就都等於1000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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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壹組說明性的公社賬戶
「基本」內部工作指的是作為壹種權利可供公社成員使用的產品,而非基本內部工作的產品實際上是通過借記社員可支配工分賬戶的方式「出售」給社員。
那麼在這裏,可持續的1:1兌換率需要三種條件:公社必須正確地管理賬目;公社必須維持平衡的集體基金(就平均而言);而且非基本內部勞動的預算要與公社成員的需求相同。勞動券相對於1:1兌換率下需求的持續短缺,就是違反了壹個或多個以上條件的信號。例如,假設公社提供給廚房中的非基本工作的工分要多於從就餐中「收取」的—-那麼勞動券的需求就會過多,這就會使得工分以低於等值的比率兌換。這是個簡單的會計問題。或許對就餐的工分「價格」太低;可以很容易修正。另壹方面,也可能存在真實的分配問題。如果投入到廚房的勞動相對於公社就餐需求過多了,這就需要對社員的勞動時間進行真正的再分配。
假設在外部經濟中是充分就業的。這就不是問題。公社並不需要扮演「最後僱主(employer of last resort)」的角色,在其內部活動中抹平過剩勞動。如果公社想要使工分保持平價的話,實際上並不需要這麼做。
這些論證都假設公社出於會計目的將內部勞動和外部勞動視為等值的。這就是說,公社已經決定將成員每小時的工作記為壹個工分,而不管他們是在公社內部工作還是為國家經濟工作。在這種情況中,交換比率必須統壹,而任何持續的偏離等值的壓力,都意味著會計錯誤或者勞動分配的錯誤。但原則上講,公社可以選擇讓外部勞動高於或者低於內部勞動。比如說某壹公社的成員都同意外部工作相比內部工作更沒有吸引力,因此認為給外部工作多付酬是公平的。壹致性(consistency)要求工分兌換率應該與用於會計目的的比率相壹致,所以如果公社認為對外部工作多付10%是合適的,那麼,壹個成員在國家經濟活動中工作壹小時應當記作1.1工分,而且兌換率也應維持在1.1個工分換取1勞動券。既然公社的目標之壹就是打破勞動的性別性別,確證人類平等的設想,我們就不應該推薦這樣的政策,而只是把它看做壹個可能性而已。
任務分配
公社在任務分配時,可以遵循兩個原則。在壹種情況下,公社可能把工作長期分配給社員。公社需要全職工人,全職廚師,全職育幼員等,而其他成員則為國家經濟全職工作。而在另壹種極端情況下,則是輪流執行任務,這樣壹個人可能先當壹天育幼員,再當壹天園丁,然後在接下來的三天中為國家經濟工作③。
這兩種辦法各有利弊。輪流工作降低了模式化地性別決定角色的風險,而長期任務分配能夠使人們對工作更熟練。任務輪值的激進形式會對國家經濟造成約束。國家經濟項目的效率會受到影響,假如他們都不能夠指望項目成員在每個工作日都會出現的話。
公社的法律性質
公社可以擁有自己的樓房,以及適合內部生產的生產工具,包括餐飲設備、爐子、攪拌機等等。另外,壹些輕型的運輸工具比如小轎車和麵包車也屬於公社所有。假設他們從公共土地機構租用土地。如果公社有權跟公共機構簽訂合同的話,這對公社來說會是壹種便利。很顯然,他們要能夠與國家簽訂勞動供給合同,不過他們也可以簽訂合同使用公社勞動去運營整個項目四。這就意味著國家經濟租借給他們其他的生產工具。例如,公社可以經營壹塊城市區域內的牛奶遞送服務,送奶車也會租給他們。
公共政策
至於公社的建立,至少要組建壹個機構把想要組成公社的人聚在壹起——有點像「婚介所 (marriage bureau)」。除此之外,公共基金應該專門用來鼓勵建立公社。
他們會得到儲備的公有房屋或者給他們賒賬修建特地設計的公社住宅。稅收政策也會調整,對公社比對核心家庭更有利。另壹方面,如果公社相比家庭生活的確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收益,因此能夠為公社成員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就不太清楚他們是否願意長期享受官方支持。也許,社會主義政府希望鼓勵實驗,通過系統性地支持公社的過渡性政策來克服社會保守主義。
第十三章:論民主
在大眾心目中,烏托邦社會的實踐,總是同殘暴的獨裁以及對公民社會自由的壓迫聯繫在壹起。考慮到我們這個世紀的歷史,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的。雖然在英國,人民日益認識到憲政改革的必要,但對這壹改變可能意味著什麼的設想卻很審慎。也許可以公開討論將權力下放到地方以及替代性的議會選舉制度,但廢除議會民主制度本身卻不可思議。本章的目標就在於去思考不可思議之事,具體而言,就是要論證壹種激進的民主體制。我們將勾勒出古代希臘民主的壹個現代版本,並且證明這種民主制度將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珠聯璧合。
民主與議會制度
歷史上最為諷刺的事情是,幾千年來都被視為寡頭政治標誌的投票選舉制度,竟然在當下被認定為民主的標誌。
在反烏托邦的小說《1984》之中,喬治奧威爾發明了「新話」(new speak)這個詞來諷刺英語語言的墮落,連「自由即是奴役」「戰爭即是和平」等說法都能被人們不加察覺地接受。他所暗指的,是語言對於我們思維的控制力。當權力當局可以重新定義詞語的意義之時,他們使得「顛復」真就變成不可思議的了。「議會政治」就是「新話」的壹個例證:壹個被偽裝了的矛盾。讓我們重新回到古希臘民主意義之源頭。這個詞的另壹半含義,即是「權力」或者「統治」(power or rule)。因此我們有了獨裁政體——由壹人統治,以及貴族整體——由賢人,最好的人即精英統治。民主制度的意義在於由平民(demos)統治。大部分評論家將其翻譯為由「人民」(the people)所統治,但是平民(demos)有壹個更加具體的意義,那就是由普通人或者窮人統治。
亞里士多德在描述他所處時代的民主制度時,對於民主即是由窮人所統治這壹事實有清晰的認識。對於認為民主僅僅意味著由多數人統治,他給出了如下的例子作為反駁:
假設壹個城邦共有壹千三百人,其中壹千為富人:倘使這壹千人佔據了治權。對那三百個出身貧窮而同他們相等的自由人全不分配公職,人們總不能說這是平民政體!(《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0b)
但是他所言是他的假設,「畢竟現實是富人在哪裡都是少數,而窮人在哪裡都是多數」。於是他給出的具體的定義即是:
「我們可以認為大部分自由民並不富有但佔據多數并行使主權的地方是民主制度。由富人以及出身高貴之少數人統治的則是寡頭政體。」
就任用行政人員而論,他進壹步說道,在希臘「抓鬮(抽籤)法素來被認為屬於平民性質,選舉法則屬於寡頭性質。」(《政治學》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294b)
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家所謂的民主程序,應該叫做psephonomic程序(希臘 psephos: 用紙票來投票)才更為準確。通過粉飾階級關係的實質,那些意識形態將投票的權利與對於權力的運用加以混淆。事實上,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財閥寡頭制政體。財閥制度即是有錢人的統治;寡頭政體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
上述即是現代國家的獨特原則。現代國家,被弗朗西斯福山稱之為歷史的終結,是自羅馬共和國以來最佳的階級統治模式。然而當它行使精神和世俗的霸權之時,卻總像是在排除所有的競爭。有效的力量處於壹系列同心圓的之中。當他們通過議會或者內閣與首相或者總統接觸的時候,這些同心圓便會聚集收縮,成為貴族制。這壹權力以資本的名義公開地被形式,現在所有人都接受了政府的職能是服務於商業目的的說法。而國家的最高目的就是財閥制度。
財閥集團的權力產生於其對雇傭勞動的控制。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專政本質,並沒有因為投票的權力而被廢除。Psephonomia或者說選舉,只是選擇個別寡頭的程序罷了。選舉的程序同時賦予了寡頭們統治的合法性,使他們能夠從底層階級中招募最「好」和最精力充沛的成員。即便是最好的情況,選舉也不過是將寡頭制變成貴族統治。
亞里士多德將寡頭制視為對貴族制的背離:
「無論怎樣試圖從字面上區分貴族制和寡頭制,貴族制描述了壹種基於美德而非基於財富的統治。然而寡頭制在富人以及受良好教育的上層階級並存的所有地方,都已經被看做是貴族制。」(《政治學》,1293)
用「精英管理」取代「貴族政治」這壹用詞的變化,集中體現了自19世紀初以來英國社會的歷史性變化,即議會向那些有美德但不壹定具有優越出生的人開放。但是關鍵問題並不在於那些出生微賤的個人被招募來擔任公職,而是誰掌握權力。所有其他的都是虛幻的。
「區分寡頭制和民主制的是統治者財富的多寡。其本質,是政治權力衍生於經濟財富權力……即是寡頭制。不具有財富的人擁有權力即是民主制。恰好像我們方才所說,世上常常是富戶少而窮人多。」(《政治學》,1279)
代議制政府和民主是兩個相反的兩個極端。民主制度是基於窮人和沒有地位的人的多數人的統治;代議制,是職業政客的統治,而他們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階級立場上都是屬於寡頭制度。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撰寫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時,明確地追隨亞里士多德對民主的定義,其中寫道,「工人革命的第壹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暴力推翻貴族政府,建立無產階級統治,對於共產主義的創始人來說,和民主制度是等同的。他們在1852年就講過,無產階級統治即是無產階級專政。
「獨裁者」產生於羅馬共和國而非希臘。它指的是在緊急狀況下,壹個個人按照法律條文被授予暫時進行統治的權力。然而這種臨時性的獨裁權,有變質為終生統治的自然傾向。列寧和斯大林就曾是羅馬共和國意義上的獨裁者。但是這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專政么?當然不是。他所指的是壹種不受保衛私有財產的根深蒂固的憲法權利約束的大眾民主制度。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士多德是這樣描述這種民主制度的:
又壹種平民政體同上述這壹種類似,凡屬公民皆可受職,但其政事的最後裁斷不是決定於法律而是決定於群眾,在這種政體中,[依公民決議所宣布的]「命令」就可以代替「法律」。以法律為依歸的平民政體,主持公議的人物都是較高尚的公民,這就不會有「德謨咯葛」(德謨咯葛本意為「平民領袖」,其人常常為公民大會的「演說家」,舊譯為「奸雄」或「民眾煽動家」。——中文譯註)。德謨咯葛只產生在不以法律為最高權威的城邦中。這裏,民眾成為壹個集體的君主;原來只是壹個個的普通公民,現在合併為壹個團體而掌握了政權,稱尊于城邦。(《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292)
那麼這些群眾煽動者們提出什麼呢?共產主義式的措施比如取消債務和財產的再分配。壹
壹個民主制度要對於無產階級有用,群眾必須成為統治者,能夠不受法律規則的約束,頒布違背成熟的土地和資本財產權的法令。
直接民主還是蘇維埃式民主?
在左翼歷史中,有另外兩種可選的制度能夠替代議會制:蘇維埃制度以及共產黨專政。後者統治了蘇聯和東歐半個多世紀。然而今天,它早已崩塌,只有極少數西方人依舊支持這種制度。不過,依舊有許多人多愁善感地眷戀蘇維埃的理念。還未被列寧式專政敗壞的蘇維埃,被視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最初的清白形式。我們在此特意用了「多愁善感」壹詞,是因為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內心深處嚮往蘇維埃體制,卻十分願意以「現實主義」為借口接受議會政府。蘇維埃的構想成為了某種道德保障機制。
這並非低估了蘇維埃的信奉者作為暴動機構對於推翻議會政治的重要性。但我們可以根據歷史經驗做出某些概括:
(1),只有在壹個專制制度或絕對君主制度被推翻之時,才傾向於形成蘇維埃制度。他們似乎很難從議會制度下產生。
(2),蘇維埃制度僅僅當他們被武裝(成為工人士兵的蘇維埃)之時才會產生革命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失敗的情況下,才會形成武裝的蘇維埃:1871年的法國、1905年和1917年的俄羅斯、1919年的匈牙利,1975年的葡萄牙。
(3),只有當蘇維埃被壹群意志堅定且具有凝聚力的革命者帶領,才能推翻現有統治。否則,就像巴黎公社那樣,或是葡萄牙革命的工人委員會,他們無法抑制地傾向於脫離當時的國家權力,直到他們自我解體為止。
(4),他們為壹黨國家提供了理想的中介。這是因為他們建立了壹套受限制的公民權,以及從低級到高級蘇維埃的間接選舉制度。這樣就有利於團結共產主義者中潛在的大多數。這樣的共產主義統治很可能是任何資產階級統治被推翻的先決條件。
蘇維埃是短暫的過渡階段而不是壹個可持續的國家體制形式。壹旦這樣的制度被規定下來,就很有必要將原先的制度進行修改並寫下來,以確定誰有以及誰沒有投票權。委員會不能僅僅模糊地由工廠工人和士兵組成。然後就會有通過普選定義區域憲政的壓力:因此就有了1936年的斯大林憲法。缺乏詳細明確的備選憲法方案的話,蘇維埃政權會很容易發展為壹黨專制或者資產階級代議制。
對於斯大林主義(乃至列寧主義)之前的純粹蘇維埃民主的懷念,來自對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無批判的接受,是壹種不假思索的思鄉情結。在這本書中,列寧為馬恩思想,尤其是他們對於第壹個工人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的反思,做了精彩的辯護。基於俄羅斯的現狀,他認為應當「破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鬥爭,使武裝的無產階級自己成為政府」(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六章)。可惜的是,這樣壹種真正的民主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了相當不同的東西。
用托洛茨基的話來說,蘇聯的歷史進程是布爾什維克政黨代替了無產階級,中央委員會代替了黨,最高領導人代替了中央委員會。這些都是人盡皆知的事情,不需要再強調。這壹列寧時代就已經確立了的進程,在斯大林手裡走到最後。
新制度的西方社會主義者批評家通常都贊同《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概述。他們只是強調列寧的理論與後來的實踐之間的矛盾。壹些人責怪列寧和他的政黨理論,還有些人責怪當時俄國艱苦的社會環境,抑或是斯大林、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但是很少有人將矛頭對準列寧最初描繪工人委員會的構想。
僅僅對比理論和實踐,好的動機與骯髒的行為,這並不是批判。相反,我們必須要弄清楚由《國家與革命》中的理論模型導向蘇聯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這個模型描繪了壹個從工廠工人與士兵當中選取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會議代理人來組成最高蘇維埃的體系。為了保證代理人對工人負責,代表們必須服從罷免,並且他們只收取與工人的平均工資。後面的條款源於巴黎公社的經驗。針對伯恩斯坦將巴黎公社謂為向原始民主制度的倒退的嘲弄,列寧如此辯護道:
「如果不在某種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不這樣做,怎麼能夠過渡到由大多數居民以至全體居民行使國家職能呢?)」(列寧,《國家與革命》中文版,第三章)
這壹章很關鍵。這個反問句也是恰當的。但是在壹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要問,列寧對於「原始」的理解是否足夠深刻。原始民主的典型特徵是,所有的市民被無壹例外地召集來執行國家的職能。但是這樣執行的制度比列寧能夠設想的壹切都要激進得多。
古典民主制度
所有市民二的多數投票進行統治,是古希臘民主(demonkratia)最初以及最主要特徵。壹般是通過公民大會(eklesia)上的舉手表決。平民(demos)主權並不是像在資產階級制度中壹樣,委託給的選舉產生的職業政治家的議會。與之相反,普通的勞動人民,即當時的農民和商人,聚集在壹起探討、辯論以及投票表決與他們自身利益切實相關的問題。③通過五百人會議(Boule)而不是「政府」來執行行政職能。與現在財閥統治的議會不同,五百人會議不是由選舉,而是由抽籤決定的。會議的職位會輪換,個人在服務壹年之後,也會被更換。四
這個會議沒有任何立法權,而僅僅是負責頒布公民大會決定的政策。每個市民都有權在公民大會上發言和表決,還能得到報酬,用於彌補由於參加會議而造成的收入損失。
第二個重要的機構,是陪審法庭(dikasteria)。這些法庭沒有法官,審判官員(dicast)同時扮演裁判和陪審員的角色。他們使用選票和分配機器的複雜程序,以抽籤的方式從市民中選擇審判官員。壹旦法庭上投票產生結果,則無法上訴。亞里士多德認為,平民通過控制陪審法庭來控制議會。
人們對選舉充滿疑慮,從不使用選舉選擇官員,軍事官員除外。亞里士多德說過,選舉制是貴族的而非民主的;選舉制引入了獨立選擇的機制以及對於『最好的人』,即aristoi,來代替所有人組成的政府。(《政治學》,1300)。亞里士多德的意思對於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顯而易見的。在階級社會裡,「最好的人」就是那些富裕的人。窮人作為社會渣滓和烏合之眾,當然「不適合」成為候選人。財富和聲望密切相關。只有當選擇像軍事指揮官這種特殊能力必不可少的職位的時候,選舉才被認為是安全。我們政治軍事制與之形成極其鮮明的對比。
由於行政機構由抽籤產生,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召去服務,這就造成人民的高度政治化。
「每壹個人所關心的,不僅是他自己的事務,而且也關心國家的事務:就是那些最忙於他們自己的事務的人,對於壹般事務也是熟悉的——這就是我們的特點:壹個不關心政治的人,我們不說他是壹個注意自己事務的人,而說他根本沒有事務。」伍
儘管列寧希望點心師治國,他卻未能構想出實現這個夢想所需要的憲政形式。關於工人國家,列寧寫道:
「代表機構仍然存在,然而議會制這種特殊的制度,這種立法和行政的分工,這種議員們享有的特權地位,在這裡是不存在的。沒有代表機構,我們不可能想象什麼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民主。」 (《國家與革命》)
列寧在這裏完全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議會制政府的國家形式之所以適合於有產階級利益的形式,因為其基本原則是選舉。亞里士多德很早之前就指出,這是壹條反民主的原則。無產階級獨裁可以由壹個選舉會議建立起來,就像在巴黎公社那樣,選舉人和候選人都只來自無產階級。但是這種制度無法通過選舉長期維持。
「民主集中制」——壹條死胡同
列寧的「民主集中制」的概念從根本上就是有瑕疵的,因為它試圖在階級統治的工具即選舉制之上建立民主。根據這壹制度,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優秀成員被組織在共產黨里,通過工人委員會制度中選舉出來組建工人政府。雖然選票被限制在工人之中,但這壹事實並不能防止選舉制度成為壹種經典意義上的貴族制度。政治成為了政客的專職。像所有的貴族制度,會墮落為自私自利的寡頭制,並最終被「誠實的」資產階級財閥統治取代。
有人認為罷免權是對這壹過程的壹種有效的約束機制,這是很可笑的。罷免權作為條款被寫入美國亞利桑那州的州憲法以及斯大林的蘇聯憲法當中,卻沒有什麼明顯的影響。罷免壹名官員需要募集成百上千的簽名。同定期選舉相比,罷免註定是罕見的事件。但如果選舉制就約束不住官員,為什麼罷免制就行呢?至於官員的工資不超過工人的平均工資這壹條,誰來執行它呢?什麼可以防止選舉出來的官員為他們自己的其他利益投票呢?
民主制度在當下依舊可能么?
在約翰·布萊尼姆(John Burnheim)最近的壹本書《民主的可能性》(1985)中,他提出壹種被他稱為「demarchy」(此術語是布萊尼姆自創,表示壹種不同於當前選舉制的政治制度。這壹制度沒有政府和官僚制,而是基於各種隨機選取的決策者團體。——譯者注)的制度體系,這與古典民主制度極其相似。他想象出壹種不同於民主國家的系統。權力在這個系統內是去中心化的,而決策過程由代表團中的代表進行,代表則是以抽籤的方式,從與某個審議中的問題有正當的相關物質利益的人中選出。⑥
民主制度的倡導者,似乎對20世紀官僚主義國家提出了激烈的指責。但矛盾的是,經典民主制度的實踐卻是如此地新奇和陌生,以至於人們極有可能不自覺地抵制這種實踐。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倡導者必須需要發起壹個令人信服的提案,並回應壹般性的反對意見。
現代政治學在感情上完全是精英主義的。他們認為,現代國家的複雜性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於只有專業政治精英才能應付。雖然古代雅典的市民也許能夠運營壹個普通城市國家,但是他們在面對現代國家的全職官僚體系時就會措手不及了。因此,我們需要全職政治家們和有報酬的智囊團。
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些全職政治家們在面對堅決的行政部門時,並沒有實際的力量,更無法激烈地質疑給他們提供事業機會的現有體制。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對專業技能的論證混淆了兩件事。壹方面,在諸如公共健康、技術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具體問題上,存在技術專家知識的問題;但另壹方面,還有普羅泰格拉所謂的「politike techne」,即政治判斷的藝術。普羅泰格拉認為所有人都平等地擁有這樣的政治判斷能力。在處理利益分配問題上,Drumchaple的店員和威斯敏斯特市的議員具有同等的決策能力,考慮到他們都不具備所謂相關的專門知識。
另壹個反對經典民主制度的常見說法是,這壹民主是奴隸主的民主,因此什麼也不能教給給我們。壹方面這種反對意見恰好是不相關的:直接民主制度的現代倡導者並不准備重新引入奴隸制度。此外,這個觀點是以對古希臘社會的錯誤觀念為基礎的。雅典並不是奴隸主的政治,而是自由公民的民主。奴隸被排除在公民之外,但是大多數的公民並非奴隸主。大量的平民(demos)由貧窮的農民以及工匠組成。德謨克拉西(demokratia)的體制,是他在反對富人階層即大地主大奴隸主們的階級鬥爭中使用的工具。後者更贊同寡頭制度制度,並最終在羅馬帝國的幫助下強行實施了這壹制度。
壹個更加乏味的反對意見聚焦于規模問題。不可能把現代國家這麼多公民都集中在廣場上來討論國家事務。但這個觀點忽視了現代科技的力量。電視技術已經造就了地球村。七在每壹台電視上裝壹個控制台,讓我們每次電視討論后進行投票。這在技術上不成問題。時事欄目定期抽取觀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在節目上,普通民眾對政治家進行問責,其嚴厲程度遠超過通常質詢他們的二流政客。他們會讓壹個普通婦女就阿根廷戰爭中沈沒的貝爾格拉諾號,對撒切爾進行問責。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去相信民眾有能力在每次辯論之後進行重大政治決策。
現代國家,如我們所言,是基於中心化等級化的原則。民主制度則提供了壹個不同的模型。在民主制度下並沒有政府、沒有首相,沒有總統也沒有政府首腦。國家主權力量是在人民大會手裡。國家的特定職能由抽籤產生的法庭或官員執行。權力既不會壹直在底層也不會壹直在高層,而是分散的。我們可以大致設想這些理念在今天可以如何實行。在壹個層面上,人民主權可以通過電視辯論之後的電子投票來行使。為了保證人們得以普遍行使這種權力,電視以及投票電話作為憲法權利應無償提供。這就類似於雅典給窮人參與陪審法庭之類公職的津貼。
由於只有壹小部分要在國家範圍內作出的決議需要讓全民投票表決,其他公共機構可以由有多數票的陪審法庭進行監督。廣播部門,水源管理局,郵政以及鐵路部門都需要處於委員會的監督下。這些委員會的委員是從對應機構的用戶和工人中抽籤產生的。這樣的委員會不對任何政府部長負責。恰恰相反,民主制度依賴的原則是,壹個足夠龐大隨機樣本能夠代表全體人民。處於民主制度下的每壹個個體都有可能在某個時候被召去服務於某種委員會。並非所有人都會服務於某個國家級的委員會,但是每個人都有望參加某個學校委員會,地方健康委員會或是工廠委員會。如果人們都直接參与國家的管理,我們就不會再見到作為現代選民典型特徵的憤世嫉俗和政治冷漠了。
民主與計劃
對於經濟計劃,我們可以設想這樣壹個制度。其中有兩個由專業經濟學家組成的團隊,各自製定的計劃,然後由計劃陪審團從中選擇壹個。只有最重大的抉擇(稅收水平、投資占國家收入的百分比、健康、教育等等)需要用直接普遍投票的方式表決。
前面章節提出的勞動時間決定價格的體系的重大優勢之壹是,它將國家預算政策的問題翻譯成每個國民都能夠理解的術語。而現在只有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和經濟學媒體人能夠對預算做出正確的評估。要理解預算,就需要知道以英鎊為計算單位的國家收入有多大。這從壹開始就把大多數人排除在外了。然後,還要知道國民收入各種類別的收入者中的分配如何,由此估計不同收入所得稅水平的回報。還需要知道銷售了多少英鎊的增值稅商品,以及從中得到的消費稅額。而在國家預算的另壹面,還必須知道不同政府支出項目以及通脹補貼的費用估算。要全面理解政府財政收支,則需要只有財政才能得到的大量數據。
用勞動時間為單位來表達的話,整個事情就會變得更加容易理解。人們很容易理解,每周有三小時的勞動貢獻給了健康事業,四小時支持了教育事業。如果年度投票單列出了公共支出的主要種類以及他們每項每周需要花費的勞動時間,人們看到投票單后,在到底願意在這些服務上的付出更多或者更少的問題上,會形成自己的觀點。
假設對於健康服務的支出,有人希望投票增加x%,有人希望不變,而有人希望減少x%。⑧這些投票都會被記錄,並取得平均數,來增加或者減少國民保健體系預算。電子「投票單」很容易讓人們必須做出不矛盾的選擇。(例如,他們不能投票要求在所有方面都增加百分之百的投入!)
幾年之後,可以預見支出水平能夠穩定下來,然後隨著民意緩慢改變。在通常狀況下,希望增加和減少預算的人將大致持平,故而任何改變都會很微小。
儘管在財政支出水平方面進行民主決策是可行的,但對稅收的獨立的民主控制卻不能與之相結合。如果稅收和預算取決於不同投票結果,那麼財政收支平衡就無法得到保證。(美國國會的預算和稅收都是通過壹系列不壹致的投票決議來決定,其惡果也是眾人皆知的。)更確切地說,單壹基本稅水平會自動調整,以支付人們投票決定的支出,以及形成其它收入形式如房租的津貼。選民在國家預算的支出方面下決定時,必須考慮到稅收的影響。作為這壹問題上的壹個變數,選民可能首先要選擇總體支出的水平(因此還有稅收水平)。然後當她在某個公共支出類別上做出自己的決定時,「投票單」程序會表明在壹個領域內投票作出的支出改變對預算的其他方面帶來的影響。
無領袖的(Acephalous)國家
新-古典的民主制度(即本書作者提出的這壹套民主制度)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依舊是壹個國家。其中依舊包含壹個少數人必須服從的有組織的公共權力(需要提醒讀者,作者在此處似乎混淆了鎮壓職能和公共管理職能。在國家出現以前,就已經有執行公共管理職能的權力機關了。)。平民(demos)可以用它來反對任何殘餘的或者新生的剝削階級,以維護自己的權利。但是這會是無領袖的(acephalous):沒有國家領袖的國家,沒有國家作為階級剝削工具標誌的等級制。
各種公共權力的機構,都是通過由抽籤產生的公民委員會來控制。媒體、公共健康衛生、計劃與市場機構、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都會有他們的陪審團。每壹個陪審團都會有壹個明確的能力範圍。比如能源工業的委員會當中,常常需要決定能源政策相關的細節,但是同時不能忽視公眾的投票,比如逐步放棄核能的應用。會議的席位並不需要均勻地從公民中選出。比如公共健康會議,可以壹部分從醫藥工作者當中隨機選出,另壹部分則從普通公民中選出。就如同布萊尼姆曾經說的,原則應該是,所有那些對此問題有正當利益的人應該有機會參与管理。
這個觀點與社會民主和迄今為止的所有存在過的共產主義制度都有極大的差別。比如,計劃不再是處於政府控制之下的,而是由普通公民通過抽籤組成的監督委員會控制。由於這壹委員會是抽籤產生的,因此其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勞動人民。這些委員會自治于任何政府之外,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作資產階級市民社會中的自治機關—— 獨立的中央銀行,廣播機構,藝術委員會,研究機構等等——的類似物。這些機關都並不壹定需要處於國家的直接控制之下。它們的章程和它們管理者的社會背景會保證它們的運行。如果社會主義的類似機構有可供公眾修正的成立章程,有代表全體人民的監事會對其進行監督,而且它們的審議也是完全公開的,那麼公眾對於這些機構的控制就是有保證的。
Demarchic委員會的權力將是調節性或經濟性,或者二者兼具。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需要壹個複雜的調節機構才能得以運行。在當下的社會當中,某些調控被被我們認作法律,由政治家們制定,由國家權力執行,不過其中很大壹部分已經從自治機構中孕育出來了。職業的機構規定約束其中成員行為的規章制度。貿易組織規定工業組件的標準,這對於迅速的技術進步有著重要的影響。國際機構規定用電話、電報以及傳真傳輸進行電子數據交換的標準。
在很多情況下,這些規章僅僅影響某些特定生產分支或者社會活動,相關調控委員會的人員構成也應該被限定為該領域內部的成員。在其他對於公眾利益有直接影響的領域——比如廣播電視或者某些對於公眾健康有影響的過程,調控委員會就需要擴展到多數公民,通過抽籤選舉來代表公眾利益。
Demarchic委員會的其他權力,都源於其對於人力和非人力資源的控制。壹個委員會可能被委託管理某種公共不動產:建築、古迹、交通線路、能源、供水設施。就它們是不動產而言,主要矛盾可能產生於使用上。人們會想到,資產階級主導的負責古迹的委員會是如何拒絕讓窮人進入巨石陣的。但是,就這些財產會逐漸損壞因而需要維護而言,即使不動產也必須以人力和物資的輸入為前提。
壹個委員會也會被委託管理機器、交通工具和原材料形式的動產。這對Demarchy管理製造過程更重要,因為它對所有製造過程都多少會有影響。我們假設所有這些動產最終都是由國家計劃來分配的。管理項目的委員會可以使用這些財產,除非出現了更加緊急的使用的需要。
最後,還有委員會管理該項目成員的勞動。由於這壹勞動是社會總勞動的壹部分,可能被用於其他活動,從國家賬目的角度看,是抽象社會勞動。相似地,流向這壹項目的公共動產也是以用於再生產這些動產的那部分社會勞動為前提。因此,作為壹種流,它也是抽象的社會勞動。壹個委員會的動態經濟權力最終都是對社會勞動的管理。
這種權力的大小是以它的勞動預算的小時數來衡量的。但是以什麼權利來獲得這壹權力,而誰又來規定這壹權力的大小呢?
這壹權力要麼是從上往下移交,要麼是人們自己來進行委託的。考慮壹下管理學校的委員會的例子。它的權力是從某個地方或國家的教育委員會下放過來的。這壹教育委員會撥給學校委員會壹筆年度預算。讓我們假定學校是當地的事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教育委員會的預算是由當地選民決定的。這些選民會每年決定從他們的年收入里扣除多少小時用於教育。
至於製造業委員會的情況,代表則是更加間接的。它的產品——也是是鉛蓄電池——所對應的需求,並不是具體的地方性需求,而是比較間接的社會需求。社會所需要的電池數量,是汽車、電話更換量、收音機等製造量的壹個函數。只有國家或者長期聯盟的計劃機關才能對其進行計算。因此,只有計劃機構可以決定電池生產的預算。
無論是當他們自己投票決定稅收,或是投票決定委託在預算之內提供免費服務的demarchic會議,亦或是通過投票來選擇商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是用勞動時間來投票決定這些商品的生產),在所有的情況下,民眾都是權力最後的委託者。
古希臘平民(Demos)統治的最大價值,在於他們制定出的防止上層階級篡權的複雜憲政機制。這壹平民的統治,在被馬其頓和羅馬帝國摧毀以前,繁榮了兩個世紀。在那段的時期,他們創造了燈塔式的藝術、建築、哲學、科學和文化,照亮之後的黑暗時代。資本主義文明的黃金時代——啟蒙運動,即是這束光明之下的自我覺醒。而這尊火炬只有在現代平民(demos)獲得權力的時候,才會重新燃起。
第十四章:產權關係
自從人類文明歷史有記載以來,財產所有權——奴隸、動物、土地和手工製品的所有權——壹直是組成社會的骨架。這些決定了社會的形式和自由的程度。幾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想以某種方式改變所有權導致的。整個20世紀英國的政治都在圍繞著公共和私人的財產所有權的問題。工黨政府在20世紀中期是公有制的支持者。而自1979年以來,保守黨政府推行了國有財產私有化的政策。後者的這些變化被認為是充分徹底的「撒切爾革命」。
我們提出的關於所有權變化的建議要比最近政府承諾的更多。這些建議的激進程度堪比蘇聯在本世紀(指20世紀,譯者注)前三十年或者是中國在第三個四分之壹世紀里(指毛時代,譯者注)所做的。但我們提出的完全不同於之前在英國盛行的那壹套,並且與蘇聯模式也有本質的不同。
產權關係系統對於我們來說,既熟悉然而又很複雜。因為人們傾向於接受熟悉的東西,所以我們認為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研究是有價值的。
誰擁有什麼?
這是任何關於產權的法律都要回答的基本問題。產權關係的基本單位是所有者與所有物之間的關係,而產權關係系統就像由這些原子構成的分子。最簡單的產權關係是「A擁有B」。但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這樣的財產所有權包含的內容是不同。對於壹個擁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和壹個擁有小麥產權的商人來說,所有權有著不同的現實意義。我們認為所有權由四個部分構成:使用權、購買權、出售權和繼承權。在前面的例子中,農民更感興趣的是使用權和繼承權,而對於商人來說購買權和出售權就是壹切。(對於繼承權,我們認為包括通過婚姻取得)。
所以,我們可以把組成權利這樣排序:使用、購買、出售、繼承。這些權利可以視為邏輯上的謂語。邏輯上把壹組關於A、B的判斷稱為壹種關係。例如,用A、B表示使用權的關係為:A使用B。我們用四個不同的關係來定義產權。這些關係是:A可以使用B(A uses B),A可以出售B(A can sell B), A可以購買B(A can buy B),A可以繼承B(A can inherit B)。給定壹個例子,比如壹個在小麥交易市場的交易員和壹批小麥,當然可能不止壹組這樣的關係。在這種情況下,這壹組(小麥交易員和壹批小麥)就被包含在了買賣關係中。這是因為所有的潛在的賣家(買家)和他們可能出賣(購買)的物品都被包括在這樣的銷售關係中。
壹類物品的擁有者P與另壹類物品的擁有者Q之間的產權關係可以表示為壹組關係(p,q),這裏p,q表示在實際中P,Q所擁有的。因此在實例中這類產權關係可以有0-4種。
產權的編碼
因為任何形式的產權關係都可以用壹個很小的有限集合來表示,所以我們可以詳盡的枚舉出所有的產權關係。我們定義的四個產權關係可以組成16個不同的產權關係,以及由此得到的16種產權形式。我們可以按照關係的強弱將這些關係用0-15進行升序排列。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把不同的產權關係進行排列1。
在社會最底層的是奴隸。而根據美國法律,奴隸是沒有財產所有權的。他們被法律強制規定不能擁有財產。處在社會頂層的資產階級卻擁有完整的財產所有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四種權利可以有不同的的組合。蘇聯的集體農莊在改革以前就擁有使用權了,但沒有買賣權,更沒有繼承權。傳統的社會主義認為,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雖然也有名義上的完整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只有出賣自身勞動的權利。他們無法高效的運用自身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沒有資本和設備。當然雇傭勞動者也有權購買使用和典當消費品,但是他們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仍然是自身的勞動力。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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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企業擁有財產的使用、買賣權,但並沒有繼承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民通常會從它的父親那裡繼承土地並將其遺留給自己的兒子。土地市場壹般不發達,所以繼承和婚姻成為財產轉移的主要方式。
我們能擁有什麼?
對於每個資本家、還有蘇聯、以及我們提出的公社主義的社會,我們將考慮什麼是我們能擁有的,以及誰擁有。我們用0-15來比較所有權的強弱。
純粹的資本主義和混合的資本主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四個重要的業主群體:個人、國家、私人團體2和公司。我們在表14.2中展示戰後英國工黨政府對財產所有權的確認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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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財產的屬性可以分為主要的四個類別。像資金、信息和技術等這樣的物品是有徹底的產權的。這些物品的所有者可以對它們擁有完整的財權: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勞動時間則處在特殊的位置,它可以所有者被買賣,但顯而易見,它不能被繼承。公司是壹種特別的財產,因為它可以是財產所有者同時又是所有者的財產。最後還有壹些物品是有相對獨立的產權的。某些自然資源,如礦產和電磁波的所有權屬於國家,國家可以直接使用或者把它們出售(在壹段時間內)給商業公司。還有壹些物品是只能由國家使用而不能出售,比如軍事武器原子彈和交通基礎設施告訴公路。
這與1988年的財權制度已經幾乎相同了,只是有壹少部分如交通基礎設施已經由私人公司所有了。令人驚訝的是,撒切爾政府在財權方面只是做了相對很少的改變。但這並不否認其在原有的法律內對重要的財產進行了再分配的事實。除了地方政府立法興建的住房的所有權沒有被改變,由國家所有的財產數量被減少了。
蘇聯模式
我們認為的蘇聯模式是指在1928-1931建立並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前通過中央計劃而取得財產的模式。
這個模式如表14.3所示
我們能擁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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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這些與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比,最明顯的不同就是這些產權關係是多麼的「弱」。這裏很少有資產階級法權可以控制的東西:金錢、個人財產,房屋是唯壹可以使用、購買、出售和繼承的東西。相比起來,這裡有很多很「弱」的關係。集體農莊可以使用土地,但不可以買賣土地,因為土地的所有者是國家。但以資產階級法權來看,國家對土地的所有權關係也是十分受限的,因為國家不能買賣土地。國家又能賣給誰呢?
同樣的,在典型的蘇聯模式下,工業生產中投入的機械設備是沒有完全的產權的。斯大林時期集體農莊使用的機械名義屬於國家所有的國營拖拉機站,到了赫魯曉夫時期,農莊才有權向國家購買設備。國營企業雖受到國家控制,但國家卻無權買賣這些企業,所以從資產階級法權角度看,產權受到很大的限制。企業擁有生產資料的使用權,必須對此負責,也就是說,國家要就生產資料收費。除此之外,我們不能認為他們對工業設備有同資產階級壹樣的權利,因為這些都是由國家按照計劃分配給企業的。它們只能將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賣給國家。勞動力的購買有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國家和國營企業能購買勞動力,但是卻不能將其轉賣,不像資本主義企業壹樣,企業主能將自己員工的勞動時間出租。個人購買勞動時間是被嚴格禁止的。
企業矛盾的焦點
斯大林時期蘇聯的工業企業的產權有兩個很重要的方面不同於資本主義企業。首先,它們購買商品的權利受到限制,它們能夠向個體勞動者購買勞動時間,但其他商品必須從國家取得。國家向企業收購貨物,在個意義上,企業的原材料供應和其他的投入看起來像是在購買,但這是在計劃之下的購買。第二個限制是對企業所產商品的銷售。在通常資本主義的意義上,這不能算是銷售。它們為了達到計劃的目標而生產,儘管國家也為取得企業的貨物而支付盧布,但企業別無選擇只能賣給國家3。儘管國家和企業間的貨物轉移採用銷售的形式,但它們的銷售看起來就像是把貨物和資金移動壹下位置而已。
蘇聯的企業是壹個矛盾的經濟形式。它看起來在進行著與資本主義企業相同類型的交易,但實際上完全服從於擁有它的國家。國家和企業之間擁有著相當不同於公司和股東的關係。公司的股東通常既不會是公司的主要客戶也不會是主要的原料供應商,更不會去詳細的指示企業應當生產什麼,他們通常只關心股息和紅利。然而,在會計核算中,蘇聯企業並不為國家提供利潤,國有企業的利潤作為國家預算的重要組成部分。
蘇聯的工業企業對於工人來說看起來也像是僱主壹樣,它們也為工人支付工資和各種獎金。在這個意義上來看,它又像是壹個資本主義的僱主了。但另壹方面,社會主義的勞動法律使得企業很難解僱工人,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目標之壹就是實現充分就業。與之相關的是,企業沒有破產機制,因為企業是國家的,而國家是不能破產的。這使得勞動力在各行業之間分配低效,對於企業和行業囤積了大量的本應當得到更優分配的勞動力,這使得國民經濟受到消極影響4。
這裏我們看到蘇聯社會主義法律的壹個主要的經濟問題。有兩個相互矛盾的條款,壹方面要保障就業,另壹方面又要保證現代化的經濟需要的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工黨政府可以通過允許破產來釋放經濟萎縮的壓力,但這是對社會主義基本目標的妥協,是十分不受歡迎的。但是讓這些老企業繼續存在會浪費勞動力,國家必須不斷補貼它的虧損。這些補貼,通常採用從國家銀行獲取信用的形式來進行,但這會擴大貨幣的供應並會導致通貨膨脹。
最近的情況是破產法在幾個原先的社會主義國家被引入。這在我們看來是壹種倒退。破產法和成本計算(經濟核算)強調蘇聯企業資本主義的壹面—他們扮演了獨特的具有買賣財產能力的經濟主體的角色—這有損於它們作為社會財產的角色定位。
這種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解決勞動力流動問題的方案必然會損害工人的利益,就像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發生的混亂的經濟情況壹樣,這兩個國家已經實行這樣的制度很長時間了。
我們相信有另壹種選擇,即強化企業的社會主義方面,消除其資本主義方面。我們在下面闡述的這種方法既是對「自由化」解決經濟效率問題的回應,將使得資源集中到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同時保證不會損害工人的社會權利和自由。
公社主義模式
我們現在描述的關於產權的總的結構是與我們在之前章節中描述的關於社會和經濟的結構是壹致的。下面,我們將從四個方面詳細的討論這種結構:個人產權、中央計劃機構的產權和特殊的經濟「項目」、土地所有權、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個人產權
社會主義的產權關係必須要保證經濟的順利運轉,並且保護個人和機構的正當利益,同時避免剝削的出現。壹般來說,這些需求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的。在任何的法律系統下,產權都是具有限制性和排他性的。當法律規定資源屬於壹個人的時候,即是否認了資源屬於另外的人。壹個人擁有土地的所有權,即是否認了他人可以自由的使用這塊土地。歷史上壹些財產的擁有者允許別人使用其財產。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雇傭佃農,企業家和銀行家利用資本所有權雇傭工人。雖然從人道主義的角度看,剝削是不公正的,但從西方的社會結構看剝削是必要的而且合法的。沒有有保障的產權,資本主義企業將不能發展,經濟也將陷入停滯和混亂中。只要社會還沒有另壹套機制來組織生產,資本主義企業有合法的權利來剝削工人。物權法同時具有階級性和經濟性,壹方面保護財產擁有者的利益,另壹方面又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前提。
社會主義的物權法也必須具備這樣類似的功能,但在這種情況下,既要保護生產者的利益,又要限制潛在的剝削者。在新的經濟模式中,當它作為壹個約束任何可能破壞社會主義或再次剝削的個人行為的法律,它必須給予工人更多的積極的權利並保護他們的正當利益。
社會主義共同體應當給予人民的積極權利的關鍵在於:
生存的權利;有權獲得他們勞動的全部價值;有權按照自己的意願處置勞動成果。
這些產權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目標。它們是社會主義「美好生活」的組成部分。不會被剝削並且可以自由支配收入的權利是以自身為目的的。生存的權利還有另外壹重社會合理性:只有讓所有的社會公民都參与到經濟生活中,才能實現社會財富的最大化。
這些個人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有獲得工作的權利,但只有在他能勝任並且需要工作的時候。人們有權獲得全部勞動的收益,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納稅。勞動收益的壹部分由個人處置,剩下的將通過民主的決策來實現共同的社會目標。個人處置收入時要保證不損害環境和侵犯他人的自由。
社會主義共同體在給予人們這些權利的同時必須保證有壹個合適的制度和經濟框架。我們接下來討論框架的三個方面:生產的組織、雇傭的性質、環境的保護。
計劃權利和經濟項目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從經濟的觀點討論了計劃存在的問題,但沒有涉及計劃有效落實所需的法律框架。有效的計劃顯然不能在壹個存在公司法的法律框架或者像我們所批評的前蘇聯的法律框架下得以運行。我們需要另闢蹊徑為社會主義計劃正名。
我們在這裏把制定計劃的主體簡稱為計劃,不考慮確保計劃受到民主約束的機制5,而只考慮產權。計劃假定自己擁有所有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但不包括那些被地方公社所有的。所謂的集體經營生產資料,我們指的是那些需要多人才能有效使用的設備或設備的組合。計劃擁有壹切我們平時所認為的工業設備:鐵路、公路、工業裝備、電腦、網路等等。它還擁有中間產品和半成品庫存。
計劃是生產條件共同所有的制度體現。這種所有權是完全的,即使在某種意義上是有限制的,也要好過於資本主義的財產所有權。當社會是生產資料的唯壹擁有者時,沒有任何人可以買賣它們(暫時忽略國際貿易),也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它們。所有權縮小到只能處置和分配它們。作為生產計劃的基礎,計劃分配決定著每壹棟建築每壹台設備等物品的使用。
我們稱壹個特定的經濟活動為「項目」。通過壹個項目,我們意在協調壹組活動以生產出壹個有用的結果。壹個項目可能是壹個大型活動,如建造第三條英法海底隧道或者軌道太陽能發電站;也可能是壹個沒有終點的生產過程,如給彼得堡(Peterburgh)提供瓶裝牛奶或者為登巴頓(Dumbarton)提供醫療服務。它可能是壹個短期的生產過程如出版壹本書或拍壹部電影,也可能是壹個持續幾年的過程如電腦系列的更新。不管它是什麼,項目所使用的資源——勞動力、建築和機器,都是按照計劃分配的。每壹個項目,包括計劃的產量和資源的使用都將被使用電腦登記。
這些生產項目只是生產單位的聯合,而不是法人。在這方面,計劃和項目的關係跟資本主義企業和企業所執行的個人活動的關係是壹樣的。壹個汽車公司為生產新的車型可以進行幾個項目,每壹個項目將被再細分為幾個項目,如車體的的研發、電子設備、引擎和懸挂系統等等。這些項目的工作人員、工作區和設備也是按照公司管理層制定的生產計劃分配的。項目並不擁有它們使用的辦公室和工廠,也不擁有僱工。項目只是經營或者管理,而不是法人實體。
當然這可能引起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擁護者的爭議,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把計劃經濟系統看做是壹個巨大的企業是對民主的威脅。相反,我們的情況是公民對經濟的有效控制需要生產資料成為集體的公共財產。我們不認為國有企業和更缺乏獨立性的工人合作社,能成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恰當形式。
國有企業的生產資料屬於企業自己,而企業又屬於國家。國家對企業的所有權可能具有不同的程度。在壹些情況下,國家可能只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只有分享企業利潤的權利。這樣的例證有英國對英國石油公司(BP)的所有權,而它的運營與其他資本主義公司幾乎沒有區別。
更高等級的公司國有化就像以前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的董事會壹樣。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服從於規定它們義務的特別法律和由國家任命的董事會的管理。這些都是在僅僅擁有股權的基礎上更進壹步的措施,即公司的法定義務已經超越了英國石油公司(BP)那樣的追求利潤最大化。但是這仍然受到很多批評,甚至壹些最重要的批評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的:
國家的統治階級的階級屬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所以企業的管理層也是如此,當情況是這樣的時候,政策必然會損害產業工人的利益。發生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煤礦工人罷工正好證實了這壹點;
工人們並沒有能取得企業的控制權;
不同的企業是各自為政的,無法制定整體的能源規劃。每個企業的策略都是使自己的產品銷量最大化以獲得收入。相反,社會的目標在於試圖使得能源消耗以及與之相關的污染最小化。
第壹個反對意見只有改變國家性質才能滿足。第二個和第三個則是矛盾的。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與具體行業工人的個別利益,並不總是壹致的。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性將在工人對如下方面的控制中的到加強: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採用工人的建議改進生產、消除車間的層級結構。但可能會出現像平均主義、勞動力的有效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控制排放等這樣的問題。它可能可以更好的服務於公眾利益,例如減少的煤炭行業將有利於使用更多天然氣和提倡節能。
此時重要的是,煤炭、天然氣和電力行業因為它們有著明顯的共同利益(包括那些雇傭的工人)所以不再被視為三個獨立的企業,而是被看做壹個整體,來協調能源生產的過程。這意味著必須有壹個有能力和權威的公共機構為了公眾利益調節這些行業。
所有權的集中具有的固有的優越性可以通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的例子得到印證。在保守黨重新組閣前,醫院屬於健康委員會,它們有義務組織資源去為社區提供最好的醫療服務。我們認為醫療服務是工黨政府出台的唯壹的共產主義制度。因此它代表了壹種比我們倡導的行業的整體化更高形式的社會化。我們認為基本的社會主義工業形式應採取這樣壹種更高的形式。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遵循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from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their need)。治療是免費的,並且對病人所需進行無私專業的評估。部分服從整體利益,醫院不是壹個企業,它不存在獲利,而是在健康委員會的指導下服務於社區。
最近保守黨把系統改革改革成相互獨立的企業的集體—醫院有權選擇退出,會以提供服務的私人機構身份進行討價還價。在英國國家醫療服務系統(NHS)工作的人員對於改革的壹般看法是,改革將導致服務的惡化、員工士氣的下降、醫療領域的社會階層分化、以及缺乏地方問責制度。
英國經歷的這些例子可以表明,集中的產權和計劃是工人階級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工人階級將分裂為不同的集團並追求自己小集團的利益。在資本主義企業和NHS,如果上級認為壹個項目或者活動不再是划算的,可能會把其關閉並把資源重新分配到新的用途上。相反,蘇聯會有三種類型的機構: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部門和企業個體。國家計劃委員會向特定的工業部門的官員設定生產目標,然後工業部門將其傳達到自己控制下的企業。在這種安排下,對資產的有效處置權被三個層級分享。對應於國有資產的這種分割,核算也有各種不同形式——實物平衡的核算、勞動力平衡的核算,並且在企業層面將採用盧布來對成本進行核算。過去,儘管對企業受到實物核算下制定的計劃定額的有效控制,但也被要求在貨幣核算上避免虧損。企業雇傭工人並支付給他們工資,但是考慮到價格是集中制定的,成本的核算會與實物計劃發生衝突。在給定的價格和計劃下,企業有可能是「無利可圖」的。
壹個虧損的企業在蘇聯模式下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為經濟帶來效益,這不是貨幣形式核算所能說明的。但既然企業擁有有限的法人資格(能夠購買勞動力、出售產品、訂立合同等),那麼它在面對無論哪個層面上的「不經濟」時,都要做出困難的取捨。近年來壹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決定對虧損企業實施破產處理,表明在這些國家,成本核算已經成為首要的核算機制,企業不再首先被認為是國有財產,取而代之的是只關心股份公司的國有股份。這種特殊的產權關係的發展與我們的提議剛好相反。
在我們的模型中項目根據計劃對勞動力的使用進行預算,這樣可以控制它們使用資源的數量。雖然壹個項目的資源分配仍然受到上述預算的限制,但這種類型的資源配置在運行上是不同於貨幣預算的。它不是用來購買資源。這可以從勞動力的投入量得到說明。
比如運營壹個本地的娛樂中心的項目。它的年度預算是20勞動力壹年的工作和相應的房屋建築。該中心的預算起著控制資源使用的作用。向規劃部門登記的這個項目的預算壹半將用在員工上,其餘的用在能源、設備和維護上。 娛樂中心並不給為這個項目工作的人報酬。這些人的工作是從中心的預算中扣除的,但並不涉及資金的賬戶轉移,而是直接划除。類似地,任何物質資源的使用如運動器材也都是直接扣除的,但是沒有人為這些設備「支付」,因為資源和項目本身都同樣的被視為共同的財產。計劃當局將支付計劃中心的工作人員的勞動,而不是由娛樂中心來支付。因為項目本身並不是壹個經濟主體(即產權主體),也就不會出現破產的問題。然而,計劃必須也壹定能自由的終止被認為不划算的項目,就像如果學校的學籍檔案證明不再開放,當地教育部門可以關閉學校,如果學校被證明不能再開辦下去。除非它們比任意假定存在的合理的經濟核算體系要好,否則將決定關閉項目。我們在之前的章節中所論述的,不依靠市場核算並沒有根本問題。同時,這樣的終止並不會引起失業。國家通過平衡勞動力預算來防止失業總水平的上升。正如我們在第七章闡述的,任何需求的不足都可以通過市場監管部門降低消費品的價格來補償。這意味著不可能因為需求的不足而導致經濟陷入衰退的漩渦,而這正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是雖然全面的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排除了,但仍然需要做壹些調整。如果妳參与的項目終止了,妳做的與之相關的活動也就成了多餘的了,但這並不意味妳已經變得多餘。妳有權期望社會保護妳的收入並給妳提供另外的工作——但是這個權利怎樣能得到很好的保護?
我們設想了壹個系統,人們可以直接受雇於社區(community)而不是公司或者獨立的「企業」。當工人以前的工作不再有用的時候,工人應該被儘可能迅速並且有效率的重新部署,這總是符合社會的共同利益的。如果能真正把「社會」變成僱主,那麼這種利益共同體就是與生俱來的。
假設如果瑪麗正在尋找壹個新的項目來工作,她可以去職業介紹中心(employment agency)登記自己的職業技能,工作的努力程度和每周能夠工作的時間等等。職業介紹中心會利用計劃當局的數據來在該地區找到與瑪麗要求的工作最匹配的項目。這意味著計劃當局可以記錄最新的可用的勞動力的數量和類型,從而能夠為整個經濟起草勞動力預算。與現在的職業介紹中心的不同的是,將為尋找項目的工人匹配所有數量的可以提供的相似類型的工作。壹旦瑪麗決定了她想為哪個項目工作,並且確信自己適應其工作,她就將與職業介紹中心簽訂協議並確認其將為某個特定的項目每周工作的時間。然後計劃系統將註冊並開始確認她的賬戶的工作時間。
勞動積分的社會功能與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功能有重疊之處,但它們是不同的。工人從社區獲得的等於他為社區所工作的。在扣除稅收后,這些勞動積分能夠使得工人從社區獲得包含相同勞動量的物品。顯而易見,與錢的相似之處在於:勞動積分可以被「花費」在消費品上面。它們的區別在於勞動積分不能流通,但它用於購買后即被銷毀了。在這方面它們就像火車票壹樣,可以獲得壹次旅行,然後會被檢票員銷毀。這壹限制的目的是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剝削再次出現,金錢是資本主義活動的前提。
在這樣的系統中個人有權擁有個人財產、消費品和房屋。但他們不能擁有股票和證券(事實上,這些也不會存在)和其他任何形式的資本,他們也不可能擁有土地和生產設備,而只能集體工作。個人也不可能雇傭其他人為自己工作,因為勞動積分具有不可轉讓性。英聯邦允許個體經營可能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體層面進行。例如管道建設和維修工作。它們的性質使得其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臭名昭著。根據古典經濟學,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但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價格將趨向於它們的勞動價值。只要進入個體貿易沒有人為的限制,那麼技術工人將獲得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相同的時薪6。
個體經營
在共和國允許個體經營是個好主意。壹些種類的活動最好在個人層面進行。例如管道維修工作。這些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以「黑色經濟」而聲名狼藉。根據古典的經濟學理論,個體經營並不會導致經濟的不平等。當個體交換他們的勞動產品,相對的價格會根據勞動價值確立。只要進行個體經營沒有人為的限制,個體經營者將獲得與那些在社會主義領域工作的獲得同樣的時薪。
如果人們成為個體經營者,那麼他們必須有權開公司或者與國有銀行交易,這樣就可以支付勞動債券。這就有產生變相剝削的危險,在實踐中,所謂個體經營者可能將自己的勞動轉包給其他個體經營者。可能最好的防止隱蔽勞動剝削的方式是就是控制被剝削者的自利心理。如果憲法保障了工人完全獲取自己勞動所得的權利,並且依靠於人民法院的強制執行7,而且向被剝削者收取懲罰性賠償,那麼就不可能會有剝削雇傭工人了。
土地所有權
在當代的英國,土地像其他東西壹樣也是私有財產。它可以被使用、購買、出售、繼承和出租。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土地私有制都被廢除了並實行了土地國有化。在所有情況下,國有化都導致了土地作為公共財產性屬性的弱化。例如在蘇聯,國家可以處置土地。計劃機構可以在壹塊土地上建立壹個工廠或者開挖壹個礦井,而不需要得到任何地主的許可。但是當涉及到農業用地和住房用地時,這樣的權力就被弱化了,因為土地的使用權可以承包給私人(自留地或者自建住房)或者合作結構(集體農莊)。這些機構可以有效的處置土地。資本主義國家的慣例就是,土地所有者可以授權他人使用土地,但要求租金作為回報。出於某種原因——可能是考慮到在過去租金是地主對農民的剝削,所以社會主義政府壹直不願意要求對國有土地的使用支付租金。但在不需要支付租金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壹種傾向,即公共土地所有權被當做私人所有來處置。
在國家擁有土地的情況下卻沒有收取租金,這既不公平也導致經濟低效率。要理解這壹點很有必要掌握壹些古典的地租理論。
題外話:李嘉圖的地租理論
我們借用19世紀早期英國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地租理論。他認為地租的出現是由於兩個因素共同的作用:土地的稀缺性,不同地塊生產力的差異。
確認土地的稀缺是地租產生的第壹個原因,他認為在新的殖民地,由於土地是可以免費獲取的,所以不存在地租。然後他觀察到人們最先都是定居在最肥沃的地方。隨著人口的增長,居住和農業生產都將擴展到土地生產力較低較難工作的地方。假設有三個等級的土地,如表1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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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人口增長的第壹階段,第壹等級的土地便可以滿足人們的需求,則玉米的價格將會是10英鎊。但隨著人口的增加,更差的土地將會先後被開墾,而玉米的價格也會上漲來滿足在生產力低下的土地上耕作的生產成本。第三等級的土地也會被投入使用,而最終的價格也會上漲到20英鎊。而此時第壹等級的土地上仍然只有每蒲式耳10英鎊的成本,併產生10英鎊的利潤。結果是地主就可以收取相當於最好土地上半數產出的租金,而不會榨乾農民的產出。租種第壹等級土地的農民現在需要把生產的壹半交給地主,比起不用支付租金租種第三等級的土地的農民,這樣不好也不壞。情況如表1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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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價格=20英鎊=生產成本+全部的租金=邊際土地(第三等級土地)的生產成本
如果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那他就相當於得到了壹份相當於地租的收入(壹份「推算地租」)。在這個例子中,壹個擁有土地的農民在耕種第壹等級的土地時將獲得超過他生產每壹蒲式耳的生產成本的10英鎊,因為第三等級的土地也被耕作著,而玉米「保護價格」是根據生產成本最高的土地確定的。我們可以定義這個剩餘為「租金」,即使它不是被支付給特定的人。
重要的是認識到李嘉圖在地租理論上的貢獻在於任何壹個產品的價值都由生產成本決定(李嘉圖堅持了勞動價值論)。玉米價格不是因為土地租金產生的,相反,土地租金是因為玉米價格而產生。
古典經濟理論證明,由於不同土地生產力的不同,地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我們是正在考慮狹隘的土地肥力,或在從更寬廣意義上看上認為更靠近人口中心的土地更有效率,這個理論都是正確的。在後壹種情況下,生產力源於運輸成本的節省。正如薩伊所說,「距離相當於貧瘠。」在社會主義社會土地國有化的情況下,將土地的使用權承包給私人機構或者個人(家庭、農場和公社),通過允許個人使用土地實際上已經否認了公共土地所有權。在中國,不同公社之間財富的明顯分化,與當地的農業土地生產力有關,擁有肥沃土地的公社挪用了租金。公平起見,私人和團體應當為使用土地而繳納租金。這些租金可以用來補償公共支出,減少壹般稅收,並且可以轉移支付給耕作生產力較低的土地的公社。
社會主義國家的壹個顯著特徵之壹便是,導致耕作的農民相對於公職人員更富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農民對地租的有效挪用。考慮到不同肥力的土地,大多數的農民將耕作非邊際土地並因此得到壹筆非勞動收入。
在壹個先進的工業社會,租金收入的主要形式是建築用地的地租。儘管社會主義共和國可能允許住宅的私人所有,但不應該允許宅基地的私有。業主制定地租應該是基於當前出租用於房子的土地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買了房子的人僅僅是買了建築物,而住戶在購買價格之外向社區支付的租金或地稅,反映了他們的房子差別或房子附近的基礎設施情況。
自然資源的所有權
從壹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壹個人對另壹個人的私有權壹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壹個民族,以至壹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壹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佔有者,土地的受益者,並且他們應當作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後代(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878頁)。
在過去關於土地所有權的問題關心的主要是人類利益的衝突。地主的利益與佃農是對立的,政治提案中關於土地所有權問題表現的也是這些集團的階級利益衝突。現在再這樣看這個問題已經不恰當了。我們必須把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的使用問題放到更壹般的背景下看待,即人類對地球資源的利用。人類活動導致環境破壞的程度和規模最近才被我們重視。
現在很清楚的是,最近幾千年人類活動正在加速改變環境。確實有可能過去我們祖先導致的生態變化強迫我們改變生產方式。例如,推動美洲農業發展的動力可能是由於狩獵導致大型動物的消失(哈內爾,1977)。導致古代地中海奴隸制文明的崩潰的壹個原因即是由於砍伐森林和土地荒漠化引起的農業耕地的大量減少。吉諾維斯認為(1965),導致美國南方奴隸主集團和北方資本主義集團衝突的部分重要原因是土壤的退化帶來的棉花密集種植。這迫使美國向西部擴張,並導致蓄奴州與自由州的衝突。
物種滅絕、森林砍伐與土地荒漠化的古老現象仍然在我們周圍發生,並且實際上是正在加速。而現在又多了海洋和大氣的污染。環境改變不再只是影響當地社會和壹個國家,而是通過空氣和海洋對全球都產生了影響。各種不同的經濟活動很可能改變了大氣的構成並導致了全球平均溫度的大幅上漲。可能的後果現在已經周所周知:沿海地區的洪水、極地氣候帶的變化、世界主要農業區的損失、非洲和美國南部大部分地區的沙漠化,以及空前規模的飢荒。
這些災難的間接原因是產權的不明晰。自然資源的使用決定於私人、企業,甚至國家的決定也是著眼于眼前的利益。這些決定給全球帶來的長期後果並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看來最終的解決辦法並不只是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國有化,而是國際化。從長遠來看,工業社會要想存活下去,只有把這些自然資源的所有權賦予全球性的監管機構。它將批准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並確保環境的保護和改善。這樣壹個機構的權力將遠遠超過傳統土地所有者,因為他們僅僅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全球性監管機構將不僅僅監管農業、林業和礦產開發對土地的使用,還將包括排放到空氣和海洋中的污染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方向上壹些嘗試,如聯合國關於海底的公約申明海底資源是人類共同的遺產。蒙特利爾公約更進壹步的規定了含氯氟烴化物(CFCs)的排放。但是很難想象在世界主要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情況下實現世界資源的國際化。英國和美國拒絕批准海底資源公約,認為它侵犯了私有財產權——當然它的確是侵犯了。建立起世界性的資源管理機構,可能要等到社會主義在主要的工業中心取得勝利。
而在此之前,關於這些原則的共同爭議在於——自然資源應當控制在儘可能最大的公共機構下。至少所有權應當屬於國家這樣層面的機構,大洲更好。
控制權與利益的分割
自然資源被濫用,因為對於某些人來說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資源的公共所有並不能避免發生這樣的情況。在蘇聯,公共的土地和自然資源也存在著廣泛的環境破壞。裏海被嚴重污染,鹹海因為其支流被大量用於灌溉而逐步乾涸。在這些情況下,公有制並不能提供保護。這可能是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機構來規範國家機關的行為。工業部門制定的目標使得工廠為了實現生產最大化而污染河流,而不是保護。而鹹海周圍各共和國政府的目標是使得棉花產量最大化,而不是去保持鹹海的漁業。壹個國家乃至於未來全世界的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必須掌握在壹個不會從開發它們中得利的機構手中。
為了便於論述,我們稱這個機構為環境信託機構。它擁有所有的自然資源。它將授予計劃當局使用資源的許可。它將規定排放的條件和其他使用資源的工業項目需要達到的標準。它可以確定個人或社區使用土地的租金。它可以規定生產或者使用會造成環境污染的產品的附加費。稅收形式的地租和附加費不應當交給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而應當用來支付其他社會公共服務支出。這是壹個重要的原則,因為它避免監管機構為了自身獲利而批准自然資源的開發。人們希望環境信託機構(Environment Trust)在徵收地租和附加費的時候能夠像法院判處罰款壹樣公正。
第十五章:對相反觀點的考察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地闡釋了我們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的組織原則的看法。在最後壹章,我們將對近年來壹些社會主義作家提出的反對意見做出回應,並將其組織在兩個主題之下:分配、價值與價格,以及市場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兩個主題多多少少都和市場和社會主義的問題有聯繫。在第壹部分,我們捍衛關消費品市場的方案(已經在第八章詳細闡釋)。我們認為,為了確保計劃的目標始終按照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整,這種類型的市場是必不可少的。在本章的第二節,我們明確地把我們的「市場」方案和「市場社會主義」本身區別開來。考察兩個最近幾年的市場經濟方案的例子,我們發現,從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來講,這兩個方案都是不夠格的。
分配、價值與價格
當我們第壹次在《經濟與社會》(Economy and Society)雜誌的壹篇文章壹里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加萬·達菲(1989)在同壹本雜誌上做出了回應。雖然我們同意達菲的壹些觀點,但我們認為他沒有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在這裏,或許我們可以通過回應壹些他的批評,來更清楚地介紹我們的想法。兩個主要的觀點比較突出。
首先,達菲認為,我們的觀點在這壹方面有些諷刺:雖然我們極為重視現代計算機技術的潛力,但我們並沒有主張壹個純粹定量的,也就是不以價值或價格為中介的計劃系統。達菲似乎把這看做是放棄了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的立場。例如,蘭格就把計算(computation)看做是對任何形式的市場的替代二。正在蘭格模式所需要的技術條件即將實現的時候,科克肖特和科特爾竟提出了壹種基於市場機制的解決方案!其次,達菲認為,假如有人從消費品社會主義市場的角度考慮問題,那也沒有理由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社會成本的基準:他認為「簡單社會成本」更為可取。
關於第壹點,我們應該強調,我們不是建議所有的商品和服務都通過市場分配。我們承認「社會公共品提供」的部門(如衛生、教育和兒童保健等)的存在。這壹部門的商品或服務應當作為基本公民權提供給所有人(見第五章)。在這裏,社會保障的水平和形式不是使用市場價格來決定,而是通過民主辯論和民主政治來決定。儘管如此,我們提倡在許多個人消費品上採用市場並沒有什麼錯。
我們的消費品市場的基本特徵如下:
1.由於完成工作或者轉移支付,消費者得到勞動券形式的收入。
2.商品有它的「價格」。價格也由勞動券來衡量,但由於供給和需求的波動,可能會與實際的勞動量(也標記在商品上)有所偏離;
3.當消費者通過市場取得消費品后,他們的勞動券的餘額將會相應地被「消掉」,為的是讓他們的購買受到收入(加上壹些消費信貸)的限制。
實際上,它向每壹個消費者提出這樣壹個命題:妳可以得到所完成的社會勞動時間的壹定余量,並且以妳所希望的任何形式享受它。
壹個「純粹定量」的替代系統,沒有價格或者價值的系統,會是什麼樣的呢?國家必須為要生產的消費品設置壹個初始的「命令」,按照某某比例生產,然後消費者可能會從商店免費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的「按需分配」)。如果不存在價格,那麼「收入」也沒有任何意義,也不能預先限制個人購買商品的數量。隨著壹些商品的存量減少,國家就簡單地命令生產更多的產品,而那些存量在增加的商品的生產速率就下降。
壹切都很好,但是有什麼能阻止受歡迎的商品直接變成零呢?怎麼在社會可用勞動力的約束下,確保生產能夠長期保持在足以滿足消費者需要的水平上呢?或者換句話說,如果消費者能夠以零成本獲得任何他們喜歡的東西,這樣的「需求」的總和會不會超過社會可能的總產量呢?而實際結果不正成了「先到先得」嗎?
有人可能會極力主張兩點來反對這種批判性的觀點:共產主義的「豐裕」和社會主義消費者負責任的有公共精神的態度。但是,從所有產品都充足的意義來講的「豐裕」,在這些產品定價為零時,對我們來說似乎是完全不可信的。即便是技術持續改進,由於需要解決環境問題和資源枯竭,加上極大地改善世界上大部分貧困人口的物質狀況的巨大需求,似乎排除了廢除經濟上的稀缺性的可能性。縱然社會主義的消費者有徹底的公共精神,不過僅有正確的態度是不夠的。沒有客觀計算的社會成本的引導,人們沒法知道給他們消費的「合理的」、「負責任的」量是多少。
如果人們承認需要為個人消費加上壹個社會決定的限制,以使人民的總消費需求保持在生產可能集之內,那麼,在明確的收入付酬和消費品(非零)定價之外,替代選擇是什麼呢?國家可以決定每個人的消費品的分配或者說「配給」,命令這些消費品的生產,然後將其直接分配給人民。但是,很難看出這樣的系統如能夠恰當地響應消費者偏好隨著時間的變化,或者不同人、家庭和公社的各種各樣的偏好和優先順序。如果人民對他們的消費模式進行(受限制)的個體選擇,那麼,除了某種形式的市場,別無選擇。受限的自由替換需要消費者的產品分配採取標量的形式(達到這樣的總價值的任何妳所喜歡的產品)③,而不是標量的形式(商品數量的列表,或者配給量)。收入的付酬和商品的非零定價不過是實行這種標量約束的手段。
當然,承認需要有消費品市場,並不意味著必須接受我們所提出這樣的市場應該如何運行的具體版本。由此我們來談談達菲的第二個觀點,即關於使用勞動價值來體現社會成本。
我們承認,用簡單的勞動價值來衡量社會成本,容易招致批評。我們已經在第五章處理了兩個相關的問題。首先,使用勞動價值作為經濟計算的唯壹手段無疑會導致對有限自然資源的低估,而簡單地應用勞動時間並不能「生產」出這些自然資源來。其次,嚴格的勞動價值計算忽略了社會勞動應用的時間尺度的問題。生產兩個產品可能需要同樣的總勞動時間,但這壹勞動在日曆上的時期卻可能是不同。如果這種差異有實質意義,那麼,勞動價值計算必須又壹次被看做是不完整的。同樣是在第五章里,我們簡述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達菲建議,相較於勞動力價值,「生產的簡單成本」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計量的方法更為可取。對此,我們感到很疑惑。正如在第八章中所討論,正常資本主義意義上的「生產成本」遠不簡單。它假定了作為權利主體的企業的存在——實際上,假定了生產資料中私有產權的存在。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沒有「簡單」的給定的生產成本;任何衡量社會成本的可選手段,都必須由社會來定義和計算。我們認為,勞動時間為這樣的計算提供了理性的基礎,儘管必須對其加以補充。我們在第五章中說明了補充的方式。
市場社會主義?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十分清楚我們的論點撞上了近期右翼親市場觀點的潮流。這並不是我們的錯;我們相信,時興的觀點的錯誤的,而且最終壹定會被認作是錯誤的。然而,我們更關注這壹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作家公然對「經典」的計劃經濟體製表示嚴重懷疑,反而鼓吹各種形式的「市場社會主義」四。反對這種潮流的聲音是相當微弱的伍。
在這壹節,我們考慮壹些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將論證,市場社會主義作為社會主義政治的目標是非常不合適的。我們同意迪瓦恩(1988)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反映的,不是由社會主義理論家作出的大胆的嶄新的構想,而是對右派統治地位的有害的調和。葛蘭西要求「理智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也就是講究實際的同時,滿腔熱情地致力於社會主義目標的實現),而1980年代的市場社會主義則暴露了「意志的悲觀主義」,對社會主義能夠提供任何真正與眾不同的長期政治方案失去了信心。
很明顯,對於近來提出的所有的市場社會主義的觀點,我們不可能都提供詳細的評論。對於本文的目的而言,我們專註于西方的戴安·埃爾森(Diane Elson)和東方的阿甘別吉揚(Abel Agabegyan)最近所做的貢獻。
戴安·埃爾森:社會化市場?
戴安·埃爾森(1988)認為,「社會化市場」提供了計劃經濟和自由市場經濟之外的第三種替代選擇。我們則認為,她的社會主義市場方案,對資產階級經濟經濟學讓步過多。其中似乎包括了對亞克·諾弗說法的不加批判的接受。亞克·諾弗宣稱有效率的中央計是不可能的——對於這壹說法,我們已經在之前的章節對其進行不遺餘力的反駁。
確切地說,我們認為:
(1)通過將注意力從生產過程切換到交換過程,埃爾森抹去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
(2)她的社會化市場制度,將保留大部分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因此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會更加準確;
(3)它會容易受到所有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不穩定性的影響。
埃爾森文章的很大壹部分都是用來說明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和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者以為的理想市場相去甚遠。埃爾森認為,從資源的運作來說,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及實際成本,也很少會有自由競爭,而且消費者主權實際上無效,薩伊定律不起作用,等等。她引用了大量最近的文獻來加強她的觀點。
儘管這種批評在指出徹底的市場擁護者的構想缺乏現實主義方面是有價值的,卻似乎是要替代壹個不在場的概念。在她對她所指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批判中,剝削這壹概念是缺失的。作為壹種政治運動的社會主義之所以產生,不是因為消費者對組織市場的方式不滿意,而是因為資本主義是壹個它的受害者試圖解決的剝削制度。資本主義聽任富人剝削窮人的勞動。社會主義是對資本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回應。
在本書中,我們提到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在當前的語境下,重要的是,馬克思關注的主要問題之壹是駁斥剝削產生自市場的不完全運行的觀點。恰恰相反,馬克思論證了,剝削產生自商品生產的邏輯。為了從理論上證明這壹點,他做了「商品按照勞動價值的比例交換」這壹「寬鬆」的假定。這是最先進的資產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所提出的理想。馬克思很清楚,壹系列複雜因素——不同的資本密度,部分壟斷等等——會阻礙真實的資本主義市場中的價格與勞動價值成比例。儘管如此,他還是在資本論第壹卷中假定了這壹比例性。他假定,商品的每次買賣都是等值交換。貨幣以黃金為基礎,在每次買賣時,黃金中物化的勞動量就等於所購買的商品中物化的勞動量。換句話說,他假定交換過程不存在欺詐。他知道,這壹切都是反事實的——工人通常會買到摻假的產品,資本家通過實物工資或者工資的額外扣除來欺騙工人們。但出於論證的目的,他說:「讓我們承認市場是完全公平的,我將表明它仍然會導致對工人階級的剝削。」
馬克思認為,剝削的關鍵是勞動力的特殊性。勞動力之所以獨特,在於它對資本家的效用是它能創造價值。勞動力像其他壹起商品壹樣,都按照再生產的成本進行出賣。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勞動力低於再生產成本出售。例如,在工人是兼職農民,不會從市場上購買他們所有食物的地方,就會出現這種情況。但是,即使它確實以完全的再生產成本出售,剝削仍然發生。工作日被延長了,以生產絕對剩餘價值。技術讓生活資料更便宜,從而生產相對剩餘價值。
從政治上看,這壹論證是要駁斥那些認為公平交易、廢除壟斷和公正的工資水平就可以拯救無產階級的人。恰恰相反,馬克思認為只有廢除工資制度本身才會終結剝削。任何對市場的改革都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中心的對抗。但是,埃爾森提出的正是對價格的改革。
埃爾森提出種種公立機構來設定價格標準。這些機構將可以得到各種產品的生產成本的詳細信息。在成本的基礎上加上壹些利潤,就可以為每種商品設定價格標準。(但是沒有說清楚利潤的基礎是什麼:是跟使用的資本成比例,還是跟經常成本成比例?)設定這些價格標準—顯然並不打算是有約束力的—加上出版其所依據的數據,被稱為市場的社會化。
「社會化市場」這壹術語是很有誤導性的,因為市場從來都是社會制度。在資本主義時代,市場是私人個體進入社會關係的典型途徑。當社會壹詞與市場壹詞結合在壹起的時候——社會市場經濟,社會化市場,市場社會主義——我們應該有所警惕。考慮到剝削在馬克思很寬鬆的假定下都仍然會存在,社會化市場也會允許剝削存在。社會化價格標準僅僅是指示性的,對買家和賣家都沒有約束力:「價格和工資委員會可以生成價格標準,提供信息買賣雙方,使之能夠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監督』價格和工資。」(埃爾森,1988,第33頁)如果這些標準不被社會接受,那麼要改變的,不是價格,而是這些標準。社會化市場和正常市場的主要區別似乎是,在前者是納稅人補貼某些通常是由買賣雙方承擔的市場成本。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儘管這壹市場比起沒有補貼的市場調整起來可能會更平穩,但是其效果不會有太大的不同。
如果我們看壹下關於勞動力的買賣這壹關鍵問題,埃爾森的方案非常像是在1960和70年代的壹系列用於調控剝削的價格和收入政策。工資和價格委員會為所有工資率制定標準。這顯然不是廢除工資系統,而是對其進行調控的手段。在之前,工資等級由私人經濟合同執行,現在則變成了公共政策問題,由國家機構將其合法化了。同時,毫無疑問,價格和工資委員會考慮到確保工業的利潤率的需要。在這裏,我們進入壹個有爭議的層面,因為設置工資水平會影響到剝削率。任何試圖設置更高的工資水平的企圖都將被僱主抵制,而任何試圖設置更低的工資水平的企圖又都將被工會抵制。如果工資標準是有約束力的,實際工資率將由僱主與工會相對實力以傳統方式決定:罷工、停工等。
埃爾森提出了壹種能夠顯著地改變剝削率的方法。這種觀點認為,應該保證所有的公民都能得到壹個最低的基本收入,無論他們是否被雇傭。這壹政策由綠黨所倡導,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疑是符合工人階級利益的。如果罷工的工人知道他們的家庭壹直有飯吃,那麼他們的立場會加強,罷工行動將會更堅決更成功。但是,我們不應高估這壹系列無條件的社會保障福利的影響。埃爾森也表示這隻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只夠買壹點糊口的扁豆、幾條廉價牛仔褲和幾張地板上的椰衣墊。這聽起來並不比靠當代的社會保障福利生活更好。像所有社會保障計劃壹樣,它受到同樣的矛盾因素的影響:必須保證人們的積極性而不是破壞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不能徵收沈重的稅收負擔。人們在工作的同時往往也有達成了其他的承諾:抵押貸款、分期付款等。當人們罷工或者失業的時候,社會保障金會很快被花完。
在資本主義國家,無條件的社會保障是值得做的改良,有助於減少貧困和促進階級鬥爭。他們不願意做的是,「消除勞動力買賣雙方對立的基本原因」(出處同上,第30頁)。勞動力的買賣是剝削的序幕,而且是具有內在對抗性的。購買勞動力的企業仍然是法律主體,其目標是勞動力賺取利潤。它們是法人,有購買、出售和簽訂合同的權利。簡而言之,它們就是馬克思說的「資本的人格化」。它們可能是由國家所有,必須向國家的墊付資本支付利息,但是它們資本屬性的減少,並不比國有的英國利蘭汽車公司更多。事實上,埃爾森提議讓壹個叫「公共企業監督者」來確保國家的資本能獲得足夠的投資回報率。
在勞動力繼續在市場上被買賣的地方,就壹定會有圍繞勞動力價格的鬥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失業是最終的工資調整者。當經濟處於充分就業時,經濟性階級鬥爭將使得工資上漲。通過有約束力的價格和收入的政策在壹定程度上對其進行調控也許是可能的,但這純粹是壹種自願的機制,埃爾森認為它很可能是不穩定的。要麼導致通貨膨脹,恢復失業以懲罰勞動力的壓力也隨之而來;要麼就將要求強制性的價格管制。社會將面臨著在資本主義道路或者社會主義道路之間作選擇。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1992),像波蘭、匈牙利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正清清楚楚地面臨著這樣的選擇。要麼在經濟領域恢復失業的「鞭子」,因為沒有失業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勞動力市場;要麼向著共產主義的方向發展,在生產和收入上建立直接社會調控。這並不是要否認埃爾森提出的國家資本主義在英國的環境下是進步的。人們可以將其看做是壹條漸近線,與前撒切爾時期的社會民主壹樣,其發展方向是朝著:幾乎完全國有化、自願的價格和收入政策以及全面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因此,這壹制度將比現在的分配更符合工人階級的利益。
但是從經驗看來,國家資本主義類型的社會秩序是不穩定的。它保留了貨幣和市場,以及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收入差距,同時消除了使得這些都起作用的失業,並且弱化了作為資產階級紀律因素的國家。這是壹種過渡的社會形式,要麼像英國壹樣恢復到私有資本主義,要麼走向社會主義。相反的方向也適用。但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市場社會主義則絕對是反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壹種不穩定的經濟,通過階級鬥爭轉向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⑥。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爾森提出的社會化定價機構擁有計算機網路和生產的信息,而這正是向計劃的有效過渡所需要的。如果她提倡將這種機構作為計劃經濟之前的過渡性措施,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在當前的世界形勢下,資本主義處於進攻態勢,更可能向資本主義過渡。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提議,不過是通向徹底的資本主義復辟的旅途中的臨時中轉站而已。
所有市場經濟都受到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影響。不穩定有兩種主要形式。第壹種形式是衰退,當衰退發生時,產品賣不出去,造成失業;第二種形式是過量的需求造成通貨膨脹。在那些回歸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形式:通脹飆升,同時數百萬人失去工作。像其他聰明的左翼經濟學家壹樣,埃爾森明顯意識到了市場經濟的這些傾向,但她並沒有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無論人們要怎樣說戈爾巴喬夫之前蘇聯經濟制度的壞話,那時的價格是穩定的,也沒有經濟衰退。蘇聯制度不是沒有問題,只有意視而不見的人才會那麼認為。但是,對於本世紀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何改變,都應該是為人民群眾往前邁進壹步。埃爾森和與其相似的俄國思想家所鼓吹的,是從馬克思退回到亞當斯密。
阿甘別吉揚:行政方法和經濟方法
在這裏和之前章節所展開的論證也為我們批判蘇聯經濟改革的概念聽了基礎。這些改革的概念是由阿甘別吉揚提出的。他是戈爾巴喬夫在八十年代中後期幾個關鍵的經濟顧問之壹。在他關於經濟改革的書中,阿甘別吉揚多次提到「行政的」和「經濟的」方法的區分,並且強調要減少前者增加後者。他宣稱,「現有管理制度的首要特徵是行政的方法佔有顯著的位置,而經濟的方法只是第二位的」(1988,20頁),接著聲稱改革的本質就是「將管理從行政管理過渡到經濟的方法」(23頁)。
如果這僅僅意味著他反對專制的官僚指令(「行政的」),而支持細緻的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經濟的」),那這樣的觀點並不會引起爭論。但實際上,在這壹概念和有爭議得多的解釋之間,存在著下滑。首先,阿甘別吉揚似乎確認「行政的」方法就是中央計劃本身。在評論斯大林時期的中央計劃時期,他宣稱,「從三十年代開始在管理中經濟的方法在減少。中央集中分配資源取代了生產單元之間的貿易,市場也因此萎縮了」(出處同上,21-22頁)。因此,這裏的「經濟的方法」與「集中的配置」是對立的。當他闡述經濟方法的內容時,問題變得清楚了:這些方法所涉及的,是將聯合體和企業轉變為完全經濟責任、經費自給、自主管理,以及在價格、財政和信用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23頁)。在別的地方,他把經濟方法與市場關係的刺激以及利潤的更大的作用聯繫起來(58頁)。最後,他提出國家計劃將被「廢棄」,讓位給這樣壹種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中,「企業和聯合體將制定和批准它們自己的計劃。他們將不再服從上級的批准,也絕對不再有計劃配置工作」(1988,112頁)。
雖然阿甘別吉揚對第壹個五年計劃在促進蘇聯的工業化方面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但他實際上認為中央計劃的「行政的辦法」是過時的、專制的、官僚的和無效率的,而注重市場價格、利潤率和企業財務自主並且完全廢除中央計劃指令的「經濟的方法」是現代的、高效的和進步的。這樣的判斷可能是來自於蘇聯武斷官僚的中央計劃的經驗,但這是壹個非常嚴重的錯誤判斷。我們已經表明,中央計劃不必是武斷的,而是可以建立在明確定義的社會成本的計算的基礎之上。事實上,我們壹直在努力說明,社會勞動時間核算的社會合理性是優於市場的。沒有必要將消費品市場(我們之前倡導的總體計劃制度的壹部分)的出清價格,與通過給予企業完全自主權以瓦解社會主義財產聯繫在壹起。宣稱企業應該可以自由地任命自己的管理者,民主地組織他們自己的工作,以及積極提出新產品——這是壹回事,而認為它們應當作為獨立的行為主體,制定自己的計劃來響應市場信號,這又完全是另壹回事了。事實上,如果它們被授予後面的角色,那麼很有可能首先失去企業內部的民主管理。像阿甘別吉揚所做的這種討論,隱含地支持了經濟理性和市場過程,問題多多,必定會誤導社會主義經濟改革。
在過去幾年裡,我們已經看到這壹邏輯帶來了什麼:全部有效經濟計劃的崩潰、失控的通貨膨脹、普遍的經濟混亂、大規模失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最終勝利。向市場方向的社會主義「改革」對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來說是空前的經濟災難。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壹改革重建了少數資本主義列強的宰制。1917年前統治世界的正是這些列強。在政治層面上,「改革」導致了這樣壹種形勢,社會主義運動和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實際上已經被排除在政治舞台之外了。
社會主義不在了,對於那些被剝奪的人來說,除了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有什麼希望?除非是壹個比以往任何的社會主義更加激進、更加民主和更加平等的社會主義,壹個建立在清晰的經濟和道德原則之上的社會主義,壹個不向令人泄氣的市場神話投降並交出其完整性的社會主義,否則就毫無希望可言。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均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与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与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与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与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与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与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雞湯舒服。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台灣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1,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③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③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
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
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佔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躺: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③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③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③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
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台灣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台灣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与社會運動,結束右派統治,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結論
綜上所述,一國兩制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不允許台灣工人建立社會制度,規定台灣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可以改變,中共吞併台灣之後一黨專政加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可以繼續讓台灣的資本家做生意,最多只是犧牲自由犧牲尊嚴犧牲對私有財產穩定的保障,可是還是有機會在臣服於權力尋租者的基礎上及時行樂,台灣工人會永遠無法翻身。無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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