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中國網友

2019年6月29日 ，博訊登載了馮崇義先生（以下簡稱馮）與李偉東先生（以下簡稱李）的公開通訊，提出了壹個有意義而尖銳的問題：反獨裁運動是否要支持中共的「經濟崛起」。馮認為，中共的作為不存在真正國家經濟意義上的「強勢崛起」，崛起的只是，以低人權、低福利、高污染等「優勢」換取的中共黨國虛假經濟繁榮，因此，崛起論是對中共這些年經濟迴光返照的誤判。馮認為，國內的經濟變化並沒有改變中共正遵循著壹條「民變、兵變到政變的軌跡」在發展，卻沒有正面回應如何應對中共的經濟崛起問題。李則認為，國內近些年的「經濟崛起」是壹種事實。他擔憂的是，「反對運動如果存了壹顆非把中國經濟搞垮，最好能讓美國對中國開戰，並且支持壹切可能挑起熱戰的港台邊疆分裂運動，中國普羅大眾的民心是不會跟著這種反對運動走的。」因此，李實際上是主張支持中共經濟崛起的，雖然他沒有直說。馮的道理雖不錯，但原則化的道理沒有說服李的擔憂。在如何對待美國對中共的制裁背景下，對既希望推翻中共專制，又希望變革不要太大衝擊國內老百姓經濟生活的變革者和運動，這個問題確實有其現實性和複雜性。

是否要支持中共經濟崛起的複雜性就在於，如果按馮的主張，反對或不支持中共的崛起論，或不對美國的制裁表示態度，反獨裁運動就與生活在「中國崛起」，並得到生活改善的國內普通民眾發生利益矛盾；但如果反獨裁運動和人士支持中共的經濟崛起，結果並不會產生李認為的「極權隨著經濟成長更加強大，（反對運動就）有了更多的應對反抗的經濟技術手段」。相反的可能性是，中共在崛起過程中，會更強化自己的統治地位。經濟的張力是否真能使「生產關係再也無法適應生產力的增長了」，產生衝破極權外殼的效果，其可能性應該與李的推測相反。值得借鑒的歷史是，希特勒專制統治由經濟崛起得以強化，如果不是二戰失敗，其極權外殼並不會被衝破。1989年後，鄧小平的經濟發展和權力專制「兩手硬」，也是壹個證例。於是出現了壹個悖論，反對中共的「中國崛起論」和支持權貴獨裁經濟崛起，似乎都會有利於中共獨裁集團，而使反獨裁運動處於不利前景。換句話，馮和李的觀點都很難令反獨裁者信服地面對「崛起」難題。

崛起論

「崛起論」——民族崛起，大國崛起，和平崛起，國家崛起，社會主義崛起等各種各樣的崛起論，希特勒玩過，斯大林玩過，毛也玩過（超英趕美大躍進），甚至秦始皇和愛新覺羅朝廷都喊崛起。「崛起論」以抽象化的概念模糊了壹個內容：為什麼而發展和崛起。換句話，經濟崛起的結果要達到什麼目的。像所有權貴獨裁權力壹樣，中共的國家崛起論也抽去了為中共強化獨裁統治的目的和內容。回看2014年前的20幾年「經濟崛起」，樓堂館所越造越多，可那些光彩流麗的奢華之所與老百姓有多大關係。與老百姓直接相關的是史無前例的超高維穩費，以崛起為名的強拆和搶奪老百姓的財產；習近平到處大撒幣，張揚個人的大國之君威風。經濟崛起中，中共權貴集團論億地盜竊國庫，卻不讓納稅人監督和知道真相；揮霍到財政窟窿百出時，竟要老百姓過苦日子。此等「崛起」是個大騙局。可見，問題的焦點不在是否要支持經濟崛起，而在要公開經濟崛起中的成果去向，要有可被國民有效監督和透明化的崛起程序。換句話，如果反獨裁者跟著獨裁者喊崛起，不向老百姓指出權貴集團「崛起論」的本質，反獨裁運動中的中共崛起論支持者，不就淪為了權貴獨裁的幫襯？！這種反獨裁者能清醒被坑害的老百姓嗎？能使「中國普羅大眾的民心認可這種反對運動」嗎？能開啟民智和導向文明嗎？不能。

權貴統治下的經濟崛起不是反獨裁運動要針對的目標，反獨裁運動要反對的是沒有國民監督制度，不受國民輿論監督，即在各種名義掩蓋下成果被權貴竊取的「經濟崛起」；反對「人大」變成中共權貴的花瓶和裝飾品，以掩蓋經濟發展成果成為龐大維穩費來源的經濟崛起。壹面被維穩，被奴役，被掠奪；壹面卻向權貴集團提供「經濟崛起」，這樣的崛起邏輯相信所有老百姓都不會接受。法西斯德國的教訓離我們並不遠，希特勒和法西斯黨的經濟崛起論對老百姓的欺騙性，及其給德國帶來的惡果豈能忘記。從這樣的觀點看，李的「支持崛起」觀點顯然被套進了權貴的抽象崛起論邏輯。

關於「中產階層數量增加」必然導致政治變革的欺騙性

還在趙紫陽當政時期就流行壹種說法，認為中產階層是政權穩定的主要基礎。因此，中共改革派主張積極地發展經濟，擴大中產階層，以鞏固中共的執政基礎。六四運動后，中共專權派當道，認為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私營企業主）具有自由和獨立傾向，是不穩定甚至動搖黨集權的基礎，開始壓制中產階級。關於中產階級的政治屬性和傾向，及其對中共獨裁權力的影響，通過馮李之爭又反映出來。李的支持中共崛起論之主要理論基點：「中產階級更加強大～有朝壹日發生追求平權的資產階級革命」，其目標似乎在反對獨裁。而詭異的是，即在同時，中共統治圈裡也冒出了，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數量可以支持中共獨裁統治的論點。這裡有兩個問題值得我們來分辨和認識：其壹，中共崛起論下形成的中產階層是中共專權的基礎，還是反獨裁的力量？其二，中共的經濟崛起是否會使中產階級數量不斷增加？
中產階級是壹個可以隨經濟增長而穩定增加的概念嗎？

2010年有報道說：中國的中產階層的隊伍將不斷壯大，到了2020年，在經濟的強大驅動下，數字將達到7億。最近國內專權派中又有人說，目前國內有4億中等收入人口，未來20年內可以達到8億。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可以使中產階層同步不斷增加。這個邏輯在經濟學上和實際經濟計算上都是不成立的。不能成立的壹個主要原因在，物價是制衡總收入膨脹的無形之手。物價既制衡貨幣總量，又制衡總消費波動，因此，也就制衡了中等收入人口量。另壹方面在邏輯上，中等永遠是個相對概念，中等收入也是個相對概念。上個世紀中期，中國中等收入家庭洗衣服用肥皂，貧困家庭是買不起肥皂的；本世紀肥皂既使對貧困家庭已不是問題，那麼，貧困家庭就不存在了嗎？依舊存在。1992年前，國內100元收入是中等收入，2018年收入3000至5000元是中等收入，中等收入的標尺在變化，但中等收入人口還是那麼多。中等收入人口永遠指高收入與低收入之間的那些人口，與具體數據無關。以國家與國家相比，各國的中等收入水準雖然無法同日而語，可富有的國家有中產階層，貧困的國家也有中產階層。就壹個國家來說，社會經濟收入水平壹般都會隨著經濟總量和質量提高而不斷提高，但這並不意味著壹國的中產階層人數可以隨經濟發展而增多。所以，國內有「經濟專家」以可以「坐飛機，坐高鐵，他們有了自己的汽車」為中等收入水平衡量值，就太不專業了。那麼，說再過10年、20年。中等收入人口可以達到N億，不是忽悠，就是無知。

當然，這不妨礙中共宣傳部門把眼前的中等收入設為固定值，來計算未來的中等收入人口；也不妨礙李先生以崛起中的中等收入人口增加來計算中產階級人數壹定會隨經濟崛起而增長。

當然，如果以擺脫赤貧狀況來表示中等收入人口的數量改變，把中產階層增加作為經濟可以基本保障的概念，雖不準確，但可以理解。我們具體看壹下近30年來，國內經濟「崛起」中的中等收入人口實際變動情況。2018年的國內GDP 90,030.95億元與1992年的2,719.45億元相比增長了33倍，而以同期物價指數計算，物價提高了至少10倍。如禽蛋價1992年在0.5元/斤以下，2018年在5.0元/斤以上；加上租房變購房，公費醫療變醫療保險，教育免費變有償教育等；中共體制下的中等階層收入數額的提高，與同期國家經濟增長比率並不是均衡的，曾經的中產階層實際消費力相當降低了。以國際社會公認的中產階層之壹的中學教師為例，1992年他們的年收入大概在5300元，2010年提高到38457元/年；2018年再增加到57640元。雖然教師們的工資額絕對數提高很明顯，但是，老教師們多數都認為自己的收入並沒有崛起。老教師們普遍感覺，過去自己壹個人的工資可以養壹家5口人；現在拿了10倍以上的工資，兩個教師養壹個孩子都感到吃力。收入數額增長的約10.9倍，被物價通脹率10倍平衡掉了；而新出現的房貸、醫療保險和教育費等，反使中等收入階層平添壓力，倍感捉衿見肘。就中等收入階層的變化來說，教師們感到的收入降低真實嗎？如果是真實的，與20多年前增長的33倍GDP相比，增長的GDP到哪裡去了呢？

首先，通過上萬的貪官被揭露，人們知道，GDP的壹大塊進了權貴們的口袋。眾所周知的數據是，因各種原因逐年被清理出的黨貪官們的貪贓數額、貪贓官僚的級別和人數，隨同GDP壹起在增長。黨的權貴和權勢人物的貪慾令人難以想象的膨脹。「改革開放」之初的千元貪污犯，到2018年時竟成了官僚中的「清廉」人物。2013年中共權貴之壹的薄熙來因爭權落難，中共審判中確認其受賄金額2179萬元，貪污500萬元；其後的中常委周永康、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等貪贓以億計算。坊間傳說的中共各權貴家族的財產之多，幾乎都是薄熙來的倍數。第二，GDP中的壹部分確實如改革派所說，用來作為擴大中產階層人口的資源，用來解決赤貧人口的問題了。但是，這個擴大的中產階層卻更有名堂。

按收入來源區分，中產階層（不是中產階級）可分為兩大類型：壹部分屬企業經濟型，是市場中產階層；另壹部分，收入來源靠財政，屬政府財政型中產階層，被習近平稱為「吃黨飯」的中產階層；國企吃的是國資委的飯，國企白領也屬於財政型中產階層。1982年前，國內的經濟主體是大大小小的國企，中等收入以上人口的經濟來源都極度依賴中央和地方財政，所以，中產階層基本都屬於吃黨飯的人口。胡趙市場化改革最大的改變就在，通過擴大私營企業，擴大了市場經濟成分和市場性中產階層人口量；同時，也根本性地擴大了政府財政收入。此其壹；其二是，在依靠財政的中產階層中又可以分兩部分：壹部分是惠民部分，如教師、普通管理國家經濟的公務員、國家醫療機構醫護人員等；另壹部分是所謂支撐黨的「政權建設」的部分，如警察、軍隊、專制政權宣傳部門人員（非新聞人員）等。我們看壹下1992年與2018年的財政在這兩類人之間的分配情況，就可以知道GDP增長的去向了。財政部報告，1992年，國家財政總收入4188.97億元，其中支出事業發展和社會保障支出1071.01億元，農林水事業費121.57億元，文教科學衛生事業費789.47億元，撫恤和社會救濟支出66.24億元，總共投資2048.29億元；國家政權建設支出847.18億元（包括公檢法、武警部隊和國防支出）。兩方面之比是2048.29：847.18，「民生」與「政權建設」之比約等於2.4：1。26年後的情況發生了巨大逆轉。2018年中央財政收入85447億元，加地方財政，總收入183352億元；其中國防支出11069.51億元，公共安全支出1991.1億元，兩項共13060.61億元；教育支出1711.22億元，壹般公共服務支出1453.88億元（中央垂直管理部門），兩項共3165.1億元。需要知道，壹，這些數據有大量掩蓋政府官僚消耗的部分；二，有大量掩蓋維穩開支的部分，如維穩和軍事科研被記入了企業活動；即是說，政府財政與市場收支混合，最大量地掩蓋著國防和維穩賬目。僅從2018年中央財政支出的13060.61億元與3165.1億元之比，即「民生」與「政權建設」的1：4.1，我們就可以知道，由國家財政供養的中產階層主體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儘管習近平把武警歸入了軍隊，表面上降低了對內鎮壓的人員和費用，但實際上中共把增加的財政主要投向了軍警，使軍警人口成為倍數于教師和普通公務員的中產階層，還是壹目瞭然的。換句話，26年增加的財政收入，主要投向了支撐黨的「政權建設」方面。在這樣的策劃下，經濟崛起帶來的財政性中產階層人口增加顯然就提高了中共的獨裁專制力量，而不是惠民的財政中產階層。

更重要的是，在「市場化」的經濟崛起過程中，中共事實上通過權力和官僚資本的資源壟斷方式，佔據了國內市場中私營企業的主體。習近平更以法規方式把黨支部強制性地建立到大中民營企業的中產階層中去，連民營企業的中產階層都壹起控制了。

壹般說，擺脫赤貧后的「中產」人口增加是有利於壹國的經濟穩定、人心穩定和民智文化提高的，但其前提是在市場經濟不受權力控制和具備文化思想開放的環境條件下。如果在新獨裁——法西斯的、列寧主義的、某些原教旨主義體制下，尤其是在具有迷惑性的中共獨裁條件下，中等收入人口增加可能主要就是軍警特增加，是為權貴統治服務的辦事員、「公務員」增加，是專制活動經費增加，而不是個人和群體權利因素的增加。看看中共現在的網路和思想統治，其高昂的經費是哪裡來的？來自於經濟崛起。譬如，在專制財政成倍增加的基礎上，近些年新增加了壹大批中等收入人口，他們年青而有專業技術，卻為權貴集團限制網路和管控思想自由，他們是黨專制和權貴獨裁的奴才。可見，李先生的中共經濟崛起可以帶來中產階級變革的設想與現實有多大距離。通過支持中共經濟崛起提高中等收入人口，再由中產階層推動國家民主民權和獨立法制的論點，不但站不住腳，而且有害中國本次大變革。

中產階級與中等收入人口是兩個概念

這裏，筆者覺得有必要澄清中產階級與中等收入人口（中產階層、中等階層）的概念。在許多人的概念里，中等收入人口即等於中產階級。這也是導致李先生認為可以支持中共「崛起論」的壹個認知原因。什麼是中產階級呢？「中產階級」的概念產生在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據說，「中產階級」概念最早出現在詹姆斯•布拉德肖( James bradshaw) 1745年撰寫的《防止愛爾蘭羊毛進入法國》壹書中，指當時介於貴族與農民之間的，有錢無權的壹個階層——資產階級。他們後來發起了法國大革命。維基百科的定義是：「中產階級（英語：middle class）是資產階級中的壹個階層。在現代社會中，指擁有壹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有穩定且較高薪酬的工作，在現代社會之中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起很大的作用，也可以被稱作小康階級，但有時貧富差距大時可能位於社會中間收入卻不高。……中產階級的界定因素隨各國有所分別，但基本上多以收入及擁有資產作界定，其他因素則包括教育、專業地位、擁有住屋或文化等。例如擁有大學學位的人，多數可躋身中產階級的行業。」無論從中產階級名稱的產生，還是在後期的理論定義說，中產階級都有兩個標準：其壹是「壹定程度的經濟獨立」；另壹個是「教育、專業地位」。前者指中產階級的經濟不依賴政治和資本勢力，後者指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獨立思考能力。然而，必須指出，這樣的中產階級概念對實行黨權貴壟斷經濟和政治思想專制下的中國並不完全適用。壹方面，在現今中共體制下並不存在維基百科定義中默認的自由經濟和非思想專制條件。如前面所說，中共以高壓體制方式和信息、思想欺騙宣傳全面管制了社會，特別對國內中等收入人口，於是造成了壹種只有中等收入人口，卻沒有獨立思想和思辨力的中產階層的狀況。另壹方面，維基百科的定義本身弱化了中產階級的主要特徵：獨立性——經濟獨立、利益獨立和認知水平獨立。聯繫到現在中國的情況，如果以「處於社會中等收入水平的階級」來論，中產階級除了有教師、律師、醫生、企業白領、自由職業者、中小企業主，也可以包括軍警、公務員；如果以獨立性來論，黨專制權力下的政府人員、軍警、法官、國企高官等顯然就不具有獨立性特徵，不屬於中產階級。

1992年後，鄧江李的所謂「改革開放」完全改變了胡趙時向市場化和現代文明法制改革的方針。鄧江李的「改革開放」不再有民主和法制內容，不是向自由公平的市場經濟方向改，而是向黨權貴壟斷的假市場經濟的方向「改革」。官僚私有改革后，從國有企業到私營企業都被黨權貴和各級黨官僚們把持。既使如福耀玻璃集團之類主體民營的企業和外資（包括台港）企業，在中共掌握的上下游經濟、資本官僚化和許可證、市場准入等機構控制、干預下，其所有權也不是完全獨立的。中小民企老闆和企業白領實際上都要討好官僚資本和官員，也就是依附於黨權貴才能存在。何況還有中共對整個社會的信息和思想控制。習近平的全面姓黨和「不許砸鍋」論，把教師和所有拿中共「工薪」的中等收入人口都納入其控制範圍。這種控製造成了壹種社會收入與獨立人格的分割狀態，收入越高對黨權貴越順從，越離不開中共的奴化體制。如同宦官離開朝廷就不能活。在民主法規的市場條件下，中等收入人口具有很高的經濟獨立自發性，因為，獨立的自由經濟提供了很強的獨立人格和思想空間，塑造出壹個精神訴求獨立的中產階級。但是，在中共獨裁體制下，權貴經濟和政治條件只允許奴性人格和沒有獨立思想的中等收入人口存在，而不允許這個中等收入階層變成經濟、思想獨立和具有獨立人格的群體——中產階級。現在國內發生的許多事實——相當部分的中等收入人口滿足吃喝玩樂的狀態——告訴人們，如果以思想獨立和人格獨立為中產階級的標誌，中共權貴政治和經濟下的中等收入人口就與理論定義的「中產階級」概念無緣了。中共獨裁體制下的中等收入人口只是指經濟收入水平，沒有中產階級概念中的人格獨立涵義：不依賴於政治和資本權勢的獨立經濟來源，獨立於統治集團的社會秩序訴求、自由獨立的思想。這個中等收入階層主體上只是權貴集團的奴僕和附庸。

回到我們的本題上，因此，有必要把中共集權下的中等收入人口與中產階級分為兩個概念：中等收入人口中的附庸人口只能稱「中產階層」，僅指經濟收入水平處以總收入中間水平的人群；「中產階級」則不僅是擺脫了貧困的人口，更主要指經濟獨立於獨裁權力，追求思想自由，追求社會秩序和法律公道獨立的群體。黨獨裁體制下的中等收入階層不但不會自發轉變為獨立的中產階級，相反，卻會變成維護權貴體制的奴才和附庸。看看現在國內中等收入人口對現行權貴專制的政治態度，其中相當多人都持維護壹黨專制的立場，或者說，這些中等既得利益者比權貴集團更「自覺」地需要中共體制，儘管他們非常了解壹黨專制的腐朽和貪婪，因為，他們與黨體制存在壹損俱損的關係。所謂的「自甘五」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作為接觸過外部文明知識的個人，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文明對中國的未來和自己的後代多麼重要，但他們的眼前利益都要依靠黨獨裁體制才能維持，因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選擇了自甘五的政治立場。這也說明中共獨裁集團將中等收入人口變為奴才的政策相當有效。同時也說明，李先生所說的中共崛起后的「中產階級」增加，實際上只是「中等收入人口」增加，不是自由意志和勢力增加。按這些年中共高壓控制的實際效果看，黨國的經濟崛起並沒有必然形成具有獨立性特徵的中產階級，而是擴大了附庸型的中等收入人口。如此「崛起」的結果不可能產生香港式的中產階級大遊行，只會使整個中國社會更深地陷入黨權貴專制的深淵。

如果按李的觀點支持中共崛起，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人口成為黨獨裁體制擁護者的後果是，黨權貴和獨裁領袖的權力欲將隨壹個龐大的奴性人口增加而加速膨脹；就如同80多年前希特勒和斯大林身上發生的事情那樣，中共獨裁者也會被自己的「強大經濟」和瘋狂的支持群體所推動，促發中共權貴統治世界的幻想。習近平的「中國夢」就顯示出了這樣的因素影響，只不過他錯誤地判斷了財政經濟實力和中等階層中的奴性人數。如果不是習近平的愚蠢過早暴露了中共獨裁體制的實質，再過10年、20年後，以中國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加上專制統治的「效率」會給中國和世界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是不可能的。

反獨裁運動與中產階層的碰撞難以避免？

胡趙（胡耀邦、趙紫陽）的改革開放夭折后，1992年鄧小平重新又發起了「改革開放」。這裏我們不說鄧為什麼要再發起改革開放，只說1992年後的改革開放與胡趙的改革開放，本質是根本不同的。胡趙的改革開放目標是民主、法制、富強；鄧的「經濟改革」事實上要實現的是黨權貴型經濟，即由黨壟斷（國企）改為官僚私有集團控製為主的經濟。加上他堅持政府必須由黨領導，屬於黨，之後，江、胡、習就通過稅收，外匯控制方式，官僚資本通過割韭菜式金融（包括股市、B2B和銀行詐騙）方式，以及軍警匪等通過敲詐勒索手段，使龐大的經濟成果實際上就被權貴掠奪壹空。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權貴財政圈養關係所決定，權貴和官僚便把中等收入人口的主體變成了黨的附庸。國內中產階層人口都不具有中產階級的獨立和反獨裁專制統治的能力和特徵，開明和有獨立思想的人士則被軍警（中產階層中的主體部分）打壓，甚至被剝奪了生存來源；多數中產階層為保全既得財產而選擇沈默，甚或維護既有體制。

不錯，中國已經有了壹個遠比30年前多得多「中產階層」，這個附庸于權貴統治的中產階層證明的是法西斯式專制崛起，而不是公民社會的民主崛起。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需要有壹個真正的中產階級，不是享受專制黨和官僚恩惠的中產階層。這個獨立的中產階級現在在哪裡？在海外、在台灣、在香港。這似乎又回到了百年前孫中山發起辛亥革命時的局面，不同的是，當時具有民權意識的國內中產階級，現在「被納粹化」了（這個詞用得有點恐怖，但這是實際情況）。由於現在國內中共權貴集團還在利用經濟和政治控制手法擴大附庸型的中產階層，又由於人格和精神獨立的中產階級不可能在中共的黨權貴壟斷經濟體制崛起中產生，因此，從我們的子子孫孫生活的自由、公正、民主法制的環境考慮，也從避免壹場大毀滅性的新法西斯戰爭考慮，從中國和世界的文明前途考慮，反抗力量——台灣、香港、海外反獨裁運動、西藏、新疆和國內所有有良知的人士只能團結起來，結成反獨裁「統壹戰線」，並與世界反獨裁反專制國家和人民團結在壹起，共同抑制中共專制經濟發展，使中共官僚機制無力繼續擴大維穩費和軍警匪人員。這個過程中，反獨裁運動和人士可能避免與壹個已經足夠龐大的附庸型中等收入人口發生碰撞嗎？非常難。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會造成國內的失業率上升，物價通脹，人民幣匯率貶值，股價跌跌不休等情況，國內中等收入人口會減少；同時，權貴政治集團會利用自己控制的國家宣傳和網路工具，扭曲整個對抗的實質和真相；中共還會像德國納粹壹樣發動黨國主義，並以黨國主義挑動民族、國家利益和「國家主權」的對抗情緒，造成排外情緒上漲。什麼「賣港賊」、「叛徒」、「間諜」、「第五縱隊」之類的帽子會滿天飛。反獨裁運動支持制裁，當然就會被國內中產階層視為異己力量，並不可避免地與國內中產階層中的多數發生矛盾。國內反獨裁人士的處境就會像德國納粹時期壹樣，被孤立和打擊。當然，歷史是不會完全相同的，經歷過毛氏專制的壹代人大部分還在，中共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對獨裁的否定影響還在，胡趙改革開放的影響力已經深入人心，加上世界信息化已經不可逆轉，中共權貴終有再大的收買能力，也不可能像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澤東那樣完全控制社會觀念形態了。矛盾的是，國內中產階層雖然在利益上已經被捆綁，黨體制的削弱壹定會影響到大部分中等收入家庭和個人，但他們思想上並不完全認同權貴獨裁專制，所以，現在在中產階層家庭和舊朋友間發生的觀念衝突，都表現出猶豫和欲言又止的狀況。同時，隨著經濟下滑和專制環境越來越惡劣，利益受損的中產階層也會越來越強烈地聚焦權貴的貪腐，普通民眾生活水平下降與權貴奢侈間的對照更會激化民眾不滿。這種既排外又反權貴獨裁的混亂情況，最後將會隨著中共專制集團經濟長久和全面萎靡不振而發生變化，國內老百姓反權貴侵吞，反監守自盜，反高壓政治，反警察恐怖和土匪化，要工作，要生活保障等等訴求將匯聚到壹起，人們對黨獨裁統治的腐敗、高壓和無能否定情緒會再次高漲。

中國需要發展和富強，也會再次崛起，但絕不是在支持權貴統治下的法西斯式崛起。結束中共獨裁體制，結束以經濟手段迫使人們不得不附從於權力和資本的經濟體制，使自己能夠自立自強和共同富裕，是每個中國人都期望的結果，相信這也包括中等階層的軍警和公務員。看看現在的權貴政治和經濟體制，它壹面通過盤剝納稅人給自己建造了金屋玉器；另壹方面這個不產出任何產品的權貴集團卻厚顏無恥地說，自己養活了國人，富強了國家。實際上他們是用老百姓的稅養了壹個服務於自己的中產階層，然後，再通過把這些人組織成可以鎮壓和保衛自己的部分，使國民分裂為鎮壓與被鎮壓兩部分。作為軍警和「公務員」中的許多人並未意識到，更兇險的陰謀還在於，出於更廣泛的掠奪和控制欲，野心勃勃的黨權貴集團還在把更多國民變成奴性化的中產階層，並準備讓他們在國際擴張中去「為黨國英勇獻身」。從這個全局來說，李先生的「支持中共經濟崛起論」不僅是對歷史過程和全局的糊塗，而且，客觀上配合了中宣部，迷惑了國內的中產階層。

現在世界已經進入地球村時代，每個國家的內政都是影響世界前途的壹部分，絕對的國家內政已經不存在了。兩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就已經明白了，世界已經不存在什麼孤立的「國家內政」，特別是那些侵犯性很強的獨裁製度國家。專制獨裁勢力的崛起就意味著整個世界的不安寧和災難。所以，干預和制止獨裁專制國家的「崛起」是全世界各國的事，與其鬥爭是全世界人民的事。現在各民主國家每年要集體紀念反法西斯勝利，大家難道只是為了紀念逝去的歷史嗎？其中應有之義在於警惕歷史重演，警惕新的法西斯因素捲土重來。中共現在的「獨裁崛起」就是這樣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