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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傑

1949年中國進入了共產黨統治時代。毛澤東統治的30年把中國人折騰得天翻地復，前山東建築大學鄧相超教授說：如果他1945年死，中國少戰死60萬人。如果1958年死，少餓死3000萬人，如果1966年死，少斗死2000萬人。直到1976年才死，我們才終於有飯吃。他做的唯壹正確的壹件事就是，死了。毛澤東死後，中國迎來憲政民主的轉折點，但不幸，劫後餘生的中國人，急於擺脫貧困，錯失了歷史機遇。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國再次來到了民主轉型的十字路口，但鄧小平「六四」大屠殺再次讓中國與歷史機遇失之交臂。今天中國進入了習近平極權主義時代，經濟下行、政治倒退、法治不彰、種族衝突日增，內鬥加劇，民眾焦慮不安。中國再次來到了歷史的風陵渡口。在中國民主化轉型中，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是最大的阻礙因素，也可以說是最大的變局力量。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無疑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目前，民主人士的看法並不壹致，今天我們壹起撥開層層迷霧，來破解這壹難題。

有壹種觀點認為，共產黨的規模已經達到9050萬人（佔中國總人口1/15），它成了全民黨，國家就成了黨國。黨替代了國家，黨的政策成了國策。妳在外部無法打倒它，打到它就意味著打倒「全民」和中國，這是無法實現的目標。這個黨很難被外力推翻，但它可以在歷史機緣到來時退出舞台。

這個觀點正確嗎？我認為是錯誤的。問題關鍵在於我們如何界定全民黨？僅僅是從黨員宏觀數量上考量，還是從信仰共產主義理想和真心認同共產黨的領導上考量？目前，9000萬中共黨員中有多少人是為升官發財而入黨？又有多少人起初追求理想入黨，后覺悟反對共產黨？我沒有統計過，但我接觸的絕大多數黨員都是為了現實利益而入黨，無關信仰。中國戰略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先生指出，中共號稱有九千萬黨員，但他們為什麼要信共產黨？他們真的有共產的理想嗎？這個理想早就破滅了，之前被教育會當官或獲取利益，現在習近平不讓他們當官，這八千萬人壹定成了他的天敵。如此看來，真正合格的中共黨員數量微乎其微，所以中國並不存在所謂的全民黨。如果我這個判斷成立，中共很難被外力推翻的觀點就難以自圓其說。

第二種觀點認為，真正的戰略方嚮應該是分化黨，在與它密切的互動中動員出「心向民主」的力量。民主追求者應始終將培育出黨內健康力量作為它的最主要策略，分化中共，讓它主動轉軌，自我革命。即使有這樣的力量也還要看獨裁者是否犯下重大錯誤，讓反對力量足以籍此推翻獨裁，或迫使獨裁者自己改弦更張。

我不贊成這個觀點。分化瓦解中共當然應該。但如何與它密切互動中動員出「心向民主」的力量倒是個難題？在與中共密切互動中，如何反對中共獨裁專制，批判其倒行逆施，抗議新疆集中營呢？不反對、不批判和不抗議中共還是反對運動嗎？如何分化它，讓它主動轉軌，自我革命呢？如果它不主動轉軌，不自我革命，民主人士是否就壹直等待這股神秘力量的出現？如果有壹天，人民走上街頭，要求結束壹黨專政，民主人士是否應該反對，勸人民回到家裡，壹起再等待，等待，等待？我認為反對運動的主要戰略應該是內外結合，也就是堅持外部抗爭和黨內分化相結合，通過外部抗爭的巨大壓力促進黨內分化。外部抗爭包括組織、指導和援助國內反抗運動；境外發動抗議示威活動和動員國際社會力量。
將黨內分化作為戰略方向是無的放矢，著力點在哪裡？誰去分化？分化誰？儘管海外反對運動舉行的抗議示威活動並未撼動中共的統治，但它畢竟利用西方的言論自由在發聲，在腳踏實地地行動，而分化戰略又如何變為行動呢？

第三種觀點認為，現在習近平用反腐、富國強兵、爭霸世界（中國夢）、把共產黨改回「為人民服務」的本色黨。總之回歸為人民服務和不忘這個初心，是黨內道德制高點，不但讓人無法反對，還可以以此為大棒制服政敵，取得了初步成功。

習近平上位前韜光養晦，上位后，通過反腐清除異己，通過軍改集中軍權；通過設立領導小組，集中政府權力；口裡喊依法治國，設立憲法日，實際迫害維權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製造冤假錯案；強令人大代表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典型的言行不壹、心口不壹、表裡不壹；說壹套，做壹套；台上壹套，台下壹套；當面壹套，背後壹套。習近平說為人民服務無非是更好地為權貴資本集團服務。黨內道德制高點難道是吹出來的而不是干出來的？唱高調，說大話，而反其道而行之，這是謊言欺世。它不可能成為道德制高點，不可能讓人無法反對，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後，我們回答壹個問題，擁有9000萬黨員的中共能夠打倒嗎？我的看法是肯定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也能復舟。中國人走向憲政民主的大勢習近平無法阻擋。面對強大的中共集團，民主人士不應悲觀失望，更應看到希望和未來。正如丘吉爾在二戰中說：成功不是終點，失敗也不是終結，唯壹長存的是前行的勇氣。我們應該學習香港反送中運動，用行動去表達抗議。我認為目前至少有四種有利的反共形勢：

第壹，中共官僚集團怠政不作為

習近平上台後，下手最狠的就是官僚集團，整得官員們官不聊生。十九大后，人們發現中共腐敗並沒有減少，相反更隱蔽，也更嚴重。貪腐的原因固然與官員們的墮落有關，但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使然。習近平不改變制度而僅僅嚴懲貪官，就類似於養豬殺豬。這些本無政治信仰的官員就乾脆懶政、怠政，只動口，不動手，看妳起高樓，看妳宴賓客，看妳樓塌了。

第二，商業精英「離場不玩了」

去年初，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壹文和去年9月份財經人士吳小平的文長《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引起了軒然大波。當前中美貿易戰爆發，中國外貿出口嚴重受挫。中國經濟萎靡不振，貨幣超發，匯率大幅下跌，影子銀行風險凸顯，房地產泡沫嚴重，經濟危機壹觸即發。民營企業家感到，嚴冬已至，金融海嘯即將咆哮而至，壹場前所未有的財富消滅運動到來。民營資本家的逃亡意味著中國最有創新意識的資本精英群體正在消失。

第三，中國知識精英的出逃

中國改革開放除了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培育了壹大批具有普世價值的知識精英，他們生存在中共的體制內，代表著社會良知。十九大后，眾多知識精英遭政治迫害。但習近平的政治高壓並沒有使所有的知識精英屈服，他們正利用網際網路等現代媒體在抗爭。清華大學許章潤先生針對習近平的政治倒退二次發文痛斥。他尖銳地指出，當今中國領導人毫無歷史感與現代政治意識，更無基於普世文明自覺的道義擔當，不懂時勢大道，卻又深深打上文革政治烙印，狂傲之下，背離歷史潮流，致使弄權有術，當官有方，而治國無道。鄭也夫教授勸告中共儘快體面地退出歷史舞台。

第四，香港反送中運動和壹國兩制破產

習近平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的退讓是恐懼它的併發症，害怕它與台灣、維吾爾人和中美貿易戰形成共振。香港反送中事件，對於台灣的民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今日台灣，明日香港」和「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已經成了網路上最流行的口號，也得到了年輕人的高度認同。香港事件，還觸動了習近平的難言之隱，那就是維吾爾人權問題將被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習近平知道他關押的百余萬維吾爾人壹旦被迫放出來，中國西部必將大亂。他也將成為造成中國分裂的民族罪人。

總之，習近平政權的倒行逆施正在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醒和憤怒，內憂外患的形勢使中國人感到焦慮和失望。習近平的極權主義路線，不僅會葬送他自己也會讓風雨飄搖的中共巨輪顛復。中共打不倒只是壹個神話，並最終成為壹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