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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傑

有人說，當今中國似乎每個人、每個群體都處在焦慮當中。窮人有窮人的焦慮，富人有富人的焦慮；平民有平民的焦慮，權貴有權貴的焦慮；白丁有白丁的焦慮，鴻儒有鴻儒的焦慮；左派有左派的焦慮，右派有右派的焦慮，焦慮如影隨形，中國進入了壹個全民焦慮的新時代。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焦慮呢？我們壹起分析壹下。

第壹，政治倒退



中共十九大前，儘管習近平的迷蹤拳讓人不明就裡，使人有壹種雲山霧罩的感覺，但總體上中國老百姓還是懷有期待，認為中共的后極權主義統治最終會走向憲政民主。但十九大報告讓他們嗅出不尋常的味道，之後的修憲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制讓他們驚詫莫名，心灰意冷。四十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但很多人相信中國是個大國，情況複雜，政治體制改革牽壹發動全身，不能走得太快，事緩多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到壹定階段，必然轉向憲政民主。但近年來中共的壹系列政治後空翻，讓中國人感到文革死灰復燃。他們不知中國將向何處去？

第二，經濟發展下行

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出口和房地產的快速發展后，終於停止了前行的步伐，進入了停滯。外資企業紛紛撤離，小微企業關閉成風，房地產泡沫越來越大，人民幣匯率下跌不止，影子銀行暴雷不斷，失業潮洶湧澎拜。老百姓感到鉛華洗盡，好日子已到盡頭。但中共高層的行為很詭異，壹方面強調經濟風險，號召老百姓過苦日子，另壹方面在國際上瘋狂大撒幣，儼然不缺錢的土豪。

第三，與西方國家交惡

中國經濟的崛起得益於經濟全球化和中國加入國際世貿組織，也得益於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和飲鴆止渴的不遵守國際承諾。但也為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埋下了伏筆。中美貿易戰從開打到現在已經壹年有餘，川普在對中國2500億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的關稅後，8月1日又突然宣布對另外3000億美元中國出口商品加征10%關稅。中國貿易戰儘管結果將是兩敗俱傷，但中國畢竟是發展中國家折騰不起。中美貿易戰引發的衝突並非局限在貿易領域，而是向其他方面蔓延。華為孟晚舟事件的任性處置，使中國這個崛起的大國像壹頭野蠻的怪獸突然闖進了文明世界。另壹方面，習近平與普京和金正恩這樣的獨裁者打得火熱。習近平政權拋棄了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而實施強硬、叢林的戰狼外交。

第四，打壓言論和宗教自由

近年來，中共嚴控意識形態，不斷侵蝕個人自由空間。眾多知識分子因言獲罪，如許章潤、孫文廣、史傑鵬、李默海、唐雲、譚松、翟橘紅、楊紹政等等。學生舉報老師事件層出不窮。師道尊嚴蕩然無存。大學已經成為宣傳意識形態的黨校，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早已不見。儘管憲法規定了宗教自由，但中共瘋狂打擊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查禁家庭教會，使中國宗教自由的現狀退回到文革時代。

第五，社會治理流氓化

儘管胡溫時代中國政治存在「九龍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 的弊病，但習近平極權主義路線卻加速了中國社會的流氓化。北京在清理低段人口中，瘋狂打砸搶，在寒冬臘月，將來京打工的農民工趕到大街上；江西強推喪葬改革，為完成任務，竟然到老百姓家中搶砸棺材；為打擊崇洋媚外，在全國強制改地名、建築物名稱等等。地方政府公然違法，侵犯公民財產權和人身權。中共強調司法是黨的刀把子，最高法院院長公開反對司法獨立，致使中國司法嚴重不公，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防線被洞穿。社會治理流氓化使中國陷入塔西托陷阱，政府公信力損失殆盡。

第六，官不聊生，官員怠政

習近平通過反腐清除異己，通過中紀委和監察委隨意拘捕官員，制定各種惡法使官員無所適從，人人自危，以致官員自殺蔚然成風。目前省市政府大院附近的地方老百姓都不敢去。為什麼？因為妳遛彎，說不定書記大人從樓上呼嘯而至，結果妳與書記同赴黃泉。冤不冤？官員怠政、懶政成風，老百姓叫苦不疊。很多人懷念過去幹事的貪官，現在好，我將無我，只負人民。

第七，民營企業家逃離

2018年初，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壹句話：消滅私有制」》壹文和9月份財經人士吳小平的文長《私營經濟已完成協助公有經濟發展應逐漸離場》掀起輿論大波。在習近平的做大做強做混國有企業的經濟政策下，民營企業生存空間日趨狹小，加之金融機構歧視性融資政策，民營企業難以為繼。安邦集團、萬達集團、海航集團和復星集團都曾大規模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中小民營企業更是惶恐不安。

第八，「壹國兩制」壽終正寢

鄧小平曾明確香港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但1997年香港回歸僅僅20年就已面目全非。香港反送中運動標誌著「壹國兩制」的破產。百余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持續近2個月的不懈抗爭，表明中共的統治並未得到香港人的認可，中共香港政策失敗。香港反送中運動也直接影響了台灣，目前90%的台灣民眾反對壹國兩制。習近平希望在九二共識和壹國兩制下統壹台灣已變得遙不可及。武力統壹台灣的論調不僅反人類，而且荒誕不經。

第九，民族矛盾尖銳

中共1949年建政以來，中國民族矛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尖銳。百萬維吾爾人被關押在教育集中營，眾多維吾爾兒童流離失所。在西藏已有150餘名藏人為抗議中共暴政而自焚。中共以各種名義指控抓捕、判刑著名維吾爾知識分子、作家、文學藝術家、詩人和歌唱家等。目前已知有338名大學教授、記者、編輯與歌手被關在再教育營中。在21世紀，在人類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集中營的再次出現是整個人類的恥辱。

以上是造成中國社會焦慮的主要因素。但根本原因是中國正處於政治轉型期，社會巨變的前夜。分析完中國民眾的焦慮，現在我們壹起思考壹個問題，那就是生活在海外的民主人士是否也焦慮不安呢？有學者認為，海外民運人士多年以來「唱衰中共」，寄希望于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導致的全民起義，而全然看不到或故意無視30年來中國經濟上發生的根本變化及其對國民的影響。這種判斷上的嚴重失誤基於很多人心理上的焦慮感，其結果是自己給自己製造幻覺，也很難有精準的政治判斷。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第壹，海外民運是否應該「唱衰中國」？如果我們認定中共是壹個極權主義政黨，其強大將會危及人類的和平和安全，難道我們不應該「唱衰」它，而應該唱響它？中國經濟崛起是面雙刃劍，它光鮮的外表背後是低人權、低福利和高污染。如果我們現在才感受到中共紅色帝國的恐怖，我們是否三十年來對它唱衰不夠，未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呢？第二，唱衰不是罔顧事實，也不是靠謊言欺世，而是揭示其邪惡本質。海外民運本身就是作為中共的反對力量而存在，「唱衰」很正常。至於「唱響」無需海外民運操勞，中共的大外宣已經將功課做足了，如中國模式、中國人可以說不，厲害了我的國等等。客觀事實是，海外華人中「唱響」聲音太大，「唱衰」的聲音太弱了。第三，「唱衰中共」是寄希望于經濟崩潰、民不聊生導致的全民起義嗎？我認為這種判斷太武斷。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抗爭是海外民運的主流觀點，胡平先生等壹直在倡導。儘管有些人主張革命，但僅僅停留在口頭上，目前也沒見誰去建立軍隊，發展武裝力量。香港反送中的抗爭模式或許是中國未來全民抗爭的方向。第四，「唱衰中共」的原因是否是出於很多民運人士心理上的焦慮感？我的看法是：不是焦慮感，而是責任感，是希望中國擺脫中共的極權統治，是希望自由民主的陽光儘快照耀到中國大地上，是希望喚醒民眾鼓勵他們勇敢抗爭。如果要總結三十年海外民運的不足，我認為坐而論道太多，身體力行太少；消極悲觀太多，積極樂觀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