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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稱謀

在二十世紀初，中國近代史上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已過百年，但至今中國大陸依然還是壹個專制文化下的集權社會。由於新文化運動沒有完成其啟蒙的歷史使命，使得五四的文化火炬，需要幾代知識學人持續百年的接力。這是壹個跨世紀、越千年的文化戰略和社會轉型工程。古語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壹個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煥然壹新，壹個民族的文化基因要融入骨血，可能需要百年的歲月，幾代的光陰，才有可能造就。

晚清甲午海戰失敗后，引發了舊式知識分子---603個舉人的公共汽車上書。從那個時候起到五四運動爆發以前，社會先賢們對晚清社會改良的探索已經形成不可遏制的巨大潮流。1897年嚴復翻譯出版《天演論》；1903年鄒容出版《革命軍》，陳天華出版《猛回頭》、《警世鐘》；1904年《女子世界》月刊提倡女權，男女平等；1905年《民報》刊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1906年蔡元培著《國文學講義•敘言》，斥書面語與口語不壹的怪現象；1912年蔡元培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提倡「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校」，「小學讀經壹律廢止」等；1915年陳獨秀創刊《新青年》雜誌；1917年蔡元培、吳稚暉、黎錦熙等人成立「國語研究會」等。

史學界對近代新文化運動，從什麼起始又到什麼時候結束存有不同觀點。但不管怎樣界定，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壹部分，也是新文化運動過程中的重大政治事件，這應該是毫無爭議的。有觀點認為，後續的新文化運動，因軍閥混戰而停滯，因救亡圖存而壓倒，因中共整風而廢止。比如美國漢學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認為「救亡壓倒啟蒙」，原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認為「整風壓倒啟蒙」。筆者認為救亡在前，整風在後。整風只是發生在中共蘇區，而就整個中國而言，「救亡壓倒啟蒙」之說應該更為恰當。回顧百年，中國大陸至今依舊處在專制統治的黑暗時期，文化啟蒙無從談起，社會轉型遙遙無期。中國社會其茫茫然，戚戚然的仿徨心態，始終揮之不去；其昏昏然，蠢蠢然的民族晦氣越來越濃烈；其孤傲矜持，僵化腐朽的專制戾氣，至今驅之不散。

近七十年來，中國大陸專制的黨文化代替了帝制時期的龍文化，崇拜權力的臣民思想根深蒂固，文化糟粕非但沒有拋棄，還改頭換面，變本加厲，大行其道。當年，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都沒敢要求，各種報刊媒體必須官辦。如今，中共黨國的各種媒體不僅官方督辦，竟然蛻變到媒體姓黨。千百年來的歷史教訓得出，壹旦某個歷史時期沒有言論自由、思想遭到禁錮，民族必然會很快走向沒落。因此，毋庸置疑，媒體姓黨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愚蠢作為。當年的北洋政府是中國壹百年來社會環境最寬鬆，人文環境最民主的政府。這緣于北洋時期的當政者們，畢竟接受的是舊式教育，他們多數人心中尚有「禮義廉恥」四個字，還保留著傳統的士大夫精神，北洋政府是壹個權力受制約的政府。因此，民眾有言論自由，有人格尊嚴，學術繁榮，大師輩出。

回顧辛亥革命前，滿清於1909年將壹個三歲孩童扶上紫禁城太和殿里的龍椅，幻想繼續實行皇權專制。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竟於1916年將憲政共和的中華民國復辟成君主立憲的中華帝國，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企圖恢復已經廢棄的帝制。1917年，張勳與陳寶琛、康有為等三百餘人擁立滿清遜位皇帝溥儀復辟登基，妄圖實行君主立憲制。1931年，中共在蘇俄勢力支持下成立蘇維埃專制政權，其性質在學術界頗具爭議；1932年，廢帝溥儀和鄭孝胥等人投靠日本關東軍，成立滿洲帝國，幻想實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但終究是壹個滿奸、日奸和漢奸混雜的傀儡政權。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黨天下偷梁換柱為毛家天下，企圖以接班人的方式，羞羞答答地以黨獨裁為名，行夫妻店之實。其歷史真相究竟如何，還有待解密檔案的公開。2018年，中共壹小撮當權派不守政治規矩而妄自修改憲法，刪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再次將集體領導演變成為個人獨裁。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近代中國的政治制度出現反覆拉鋸的現象？學者秦暉在其著作《走出帝制》中也在加以探討。在筆者看來，對管理人的制度探討，必須回到人性的問題上。不管是帝制時期的家天下，還是專制時期的黨天下，都離不開「貪權」二字。可以說，貪是人性中最大的罪，私是社會中最大的惡，而權是國家的公器，兩個結合在壹起，「貪公權為私有」是人類社會中最大的罪惡。

然而，造成這種歷史現象的社會根源又是什麼？禍根在於清帝退位詔書淪為廢紙，共和政體沒有穩固實施，不斷地出爾反爾搞各種不同形式的復辟；遺憾在於軍閥混戰和外敵入侵，使得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被邊緣化，沒有平穩的社會環境和足夠的力量去完成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使命；不幸在於馬列主義的入侵和共產運動的興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造反佔據了歷史主流，士紳和地主階層逐漸被消亡，貴族氣息和傳統士大夫精神蕩然無存，而使得玩弄槍杆子的流氓無產者登上了歷史的舞台。

中國歷史上，唐朝是由唐王李淵父子建立；宋朝是由將軍趙匡胤兄弟建立。這些朝代有個共同特點，開國帝王不是貴族就是士大夫官僚出身，有貴族氣息和士大夫精神，相對開明，所以在王朝前期就能成為少有的盛世。與之相比，明朝是由和尚兼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太平天國是由落魄秀才、販夫走卒和異端信仰的洪秀全等人建立；紅朝是由鄉間痞子兼山大王的毛澤東建立，他們的特點是出身低賤，有小農的狹隘意識、自私與自卑心理交雜，就算壹朝貴為統治者，也難以去除社會底層的匪氣和痞氣。不僅如此，三個統治集團的主體都是由社會底層的遊民、暴民、刁民所構成的。所以這三個政權從建立伊始，統治者就貪圖享受，殘暴多疑，社會專制黑暗，吏治腐敗不堪。劍橋學派歷史學者坡考克(J.G.A. Pocock)曾謂「好的制度使壞人行好，壞的制度讓好人變壞。」中國古語亦云，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復小人心。有什麼樣人品的當權者，就會有什麼樣性質的政權，有什麼樣素質的統治集團，就會有什麼樣文明的國家。然而，這些統治者都缺乏誠信，沒有契約精神，在政治上出爾反爾，乃是流氓文化和痞子政治大行其道的結果。

與中國人相比較，西方人的貴族精神和契約理念來自於《聖經》，源於上帝與人的立約。由於人對上帝的敬畏，使得人的權力也就有了約束。英格蘭國王亨利壹世簽署的《自由憲章》，後來英國的《大憲章》，美國的《獨立宣言》都成為西方文明壹脈相承的，有公信力和約束力的，全民遵守的法律文件。美國是由壹群有虔誠信仰的，追求上帝的公義與平等，自由與博愛的傳教士、基督徒、農場主、知識分子而建立的國家。他們制定的憲法有著無與倫比的先進性和優越性，而且堅如盤石，壹以貫之，不易篡改。因此，美國成為地球上始終維持憲政民主典範的文明國家，成為世界各族人民的民主燈塔和自由火炬，絕不是偶然的。美國引領世界的地位是源於上帝的權威，它引領世界的力量，也絕不是徒然的。

與美國的建國者們相比，早期中共是壹個由知識青年領導的無神論者群體，主體是由社會邊緣人員和部分無產者構成的，受馬列主義迷惑以及蘇俄外部勢力支配的，崇尚暴力造反且西化了的政黨組織。1949年中共建政后，很多人認為前三十年是個流氓政權。毛澤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有滿腦子的流氓文化和厚黑的權斗思想，他當政期間實行痞子政治。由於毛的強大淫威，他的追隨者們慢慢都成了廟堂里的木偶，無人敢說真話了。改革開放的后三十年，鄧右上台，開啟了壹黨專政加黨國資本主義支配中國社會的新模式。未來三十年會如何轉變，還有待觀察，但還是抱有美好的願望，期待中共能主動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自我超越，涅盤重生。

歷史學家艾克頓（Lord Acton）的至理名言：「權力趨向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過去十幾年以來，中共政權已經進入系統性、體制性、全民性腐敗，而且勢態越來越嚴峻，金額越來越巨大。由此得出結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凡是權力不受制約的統治者，多半會是壹個壞的獨裁者；凡是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府，必定會是壹個腐敗的政府。凡是有上帝信仰和契約傳統的國家，必定是壹個權力受到制約的政府，而且多半容易轉型成為現代文明政治。

當代中國大陸，由於遭受太多政治運動的沖刷與折騰，多數人猥瑣恐懼，冷漠自私，乖戾淫巧，道德墮落。中共政權，名為共和，實則專政，嘴上民主，實則獨裁。所謂專制，有其實而無其名；所謂共和，有其名而無其實。對於中共百年史，最後可以用四句話來總結：以共產的名義造反，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維穩。

因此，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核心，也是歷史文化的病根問題，就是國家公權力從原來的壹家私有演變到壹黨私有，當下需要解決如何從少數人專制極權制度轉變成全體公民參与的社會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要解決當權者的權力來源的合法性問題。那些有志於促進民族進步、社會轉型以及人民幸福的人們，只有認清了中國歷史文化中的最大罪惡以及病根問題，才好對症下藥進而有方向、有目標、有步驟地去解決。

鑒於前面已經論述，中國的頑疾癥結是專制思想，直白地說就是統治者「貪權」的問題。那麼回過頭來看，1919年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口號是「科學與民主」，顯然這個口號既不合理也不恰當。有人認為，五四運動呼喊出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不久后德先生被囚禁，而賽先生竟然成了看守。如此看來，「科學與民主」解決不了「貪權」的問題，就如感冒藥無法去除朽骨爛瘡之毒壹樣。當年陳獨秀提出的「科學」，更多的是要解決當時社會物質文明落後,從而反對孔教的問題,其主要並不是指社會科學。而「民主」是解決社會的管理問題，如果先沒有法治而直接談民主，則沒有法理保障和社會基礎。唯有「法治」才能解決人性的貪，唯有「憲政」才能規範國家的權。不管是三權分立還是五權憲法，其根本目的不僅是要制約統治者的權力，同時也要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只要是人，無論是誰，都無法也不可能把權力裝進籠子里，只有合理而完善的政治制度才能對權力進行有效制約。

由於歷史的局限性，既然當年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沒有做到完全對症下藥，既然它沒有完成其歷史使命，百年後的今天，新壹輪的新文化運動就依然需要繼續接力完成。對於中國人來說，遺留的歷史問題沒有解決，新的歷史挑戰又迫在眉睫，該如何紀念，又該如何反思，更又該怎樣接力啟蒙，那是壹個擺在每個海內外關心民族和國家命運的華人面前的艱巨任務。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壹百周年之際，或許最好的紀念，莫過於海內外華人接力曾經燃起的文化火炬，繼續努力完成其未竟的歷史使命。或許最好的接力，莫過於承前啟後而又超越歷史的局限性，堅持不懈地傳承火炬，接力啟蒙的歷史任務，直至完成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實現真正憲政民主的那壹天。因此筆者認為，壹百年後的今天，或許只有提出 「法治與憲政」的口號，才顯得有意義，有使命，有希望。

儘管如此，新文化運動依舊算得上是中國歷史上壹場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而半個世紀后，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質是壹場反人類、反文明、反人性的民族浩劫。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口號是「科學與民主」，不可否認，百年中國的變化是巨大的，也是超越歷史的。當然，這是人類社會整體發展的必然，也是世界歷史的潮流所致，更是人類文明的成果共享。如果把當下中國大陸，依舊作為前現代的壹個朝代國家----「紅朝」來評判的話，無疑它有成功的方面。但如果把它作為中華文明的壹個主體，作為曾經的世界文明古國的社會轉型來衡量，那它無疑是遲緩的。如果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或與東亞大陸板塊的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在民主政治方面，它無疑又是落後的，而且是失敗的。

時下中國官方流行「初心」壹詞，雖然利用國家機器在主觀上鼓噪宣揚，但不見得久遠，不見得深入人心，更不見的有多大效果。共產黨的初心到底是什麼，當今中共政治局的那幾個頭頭們，恐怕沒有壹個人敢說真話，能說清楚。共產黨的初心與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是南轅北轍的，如今百年樹人的目標與新文化運動的預期也越來越遠。由此，新文化運動在大陸的失敗，從中共建黨開始就已註定，那是不可避免的結局。其原因乃是中共先以有暴力傾向的五四政治運動替代整個新文化運動，之後又奪取詮釋五四運動的話語權，再以馬列意識形態去曲解歷史，以致它至今仍舊奔跑在專制的歧途。以筆者之見，新文化運動的目標，或許可以簡單概括為，樹立平等自由人格，建立憲政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