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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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基本狀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8月14日
作者 張威廉
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當時鄧小平做的就是壹件事，把模式改了，事實上就是政治體制沒變，經濟制度上把原來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然後第二點，他把兩個權利都擴充，第壹是人權，以前妳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自由擇業，不能自由創新，這些都放鬆了，實際上這種權利是人權，放鬆了。還有產權放鬆了，尤其私有財產。這兩個權利的放鬆，就改變了體制，所有制結構也改變了。但是另外壹個限制他並沒有改，就是中央集權。權力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上層，權力之間相互不制衡。鄧就改了上面壹個，結果就形成了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用壹句話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權控制下的市場管制經濟，我們又叫做權控經濟。
中國的經濟模式可以看成四個戰略的系統組合，這裏我引用北大經濟學院王建國教授的話來展開論述：「第壹就是價值承諾，壹個國家或者政府必須對國民有壹個價值承諾，這也是從商業模式借過來的。第二，壹個國家或者政府對他的國民制度定位，必須給制度有壹個定位。第三，就是財富創造戰略怎麼滿足他的價值主張，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GDP的創造戰略。第四，就是財富分配戰略，實際上就是GDP的分配問題。」
中國模式的具體內容
以上這四個戰略的組合構成了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不是戰略，而是這四個戰略的組合，並且是由壹系列的活動系統，經濟發展的運行機制構成的，這是壹個定義。下面從四個方面看中國模式：第壹，價值承諾。中共對老百姓的承諾，其實跟西方沒有多大區別。中共承諾人權平等，產權受到保護，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務，執政為民，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動聽的承諾。第二，中國模式的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權和產權，可事實上人權產權在壹個極權制、司法不獨立、新聞封閉的國家裡，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保護，而且不同程度上人權產權遭到嚴重摧殘。第三，權力限制問題，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哪裡？來自上層還是下層？實際上誰制定的法規，它就是為誰服務的。第四，權力之間制衡的問題，實際上在壹黨專政下分成不同的山頭，壹切重大的決策過程就是平衡各個山頭的勢力的過程。這四個定位就決定了中國是壹個什麼樣的制度約束，要壹個模式必須有制度約束。中國後面的財富創造戰略和財富分配戰略，就是在這個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實行的。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國的模式，加上國家機構管理部門與企業必須迎合這種制度的妳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機制及財富分配戰略，這在很多國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制度不允許這麼做，誰想學也學不到。這就是所謂的獨壹無二的中國模式。
中國的制度定位，實際上第壹，有特權，無人權，憲法界定也不清楚。第二，產權界定不清楚，也沒有保護。第三，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上層而不是下層。第四，權力不制衡。這種制度定位給中國的第三大戰略即財富創造戰略組合創造了條件，它有幾個特點，主要是政府投資拉動需求，需求拉動主要靠投資。政府通過高稅收，把財富集中到國家手上，然後用財政投資和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這種拉動經濟如果沒有前面的制度基礎是不可能的，憑什麼收老百姓這麼高的稅？老百姓無選舉權，無人代表，無發言權，權貴們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這個前提才可以有政府投資發展戰略。除了投資拉動，就是出口拉動，中國過去的幾十年，出口拉動在經濟成長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有壹個前提，就是最低工資，低福利。有壹句話很說明問題「人工是最便宜的」。工會姓黨，是擺設。如果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西方國家都要示威遊行的，中國不可以遊行。加上有選擇的出口補貼與退稅及匯率操縱，中國就是這樣跟世人競爭的。所以中國的經濟拉動，第壹是投資拉動，第二是出口拉動。第三則是城市化（房地產業），城市飛速擴張，實際上就是把農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戶區進行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前提，中國模式是走不通的。
還有財富的分配戰略，政府給民眾承諾了，壹般來說要翻幾番，達到小康水平等等，中國財富分配是這麼壹個戰略：國家的投資佔了GDP的24%左右(不是最新的數據），加上社會資本，大約有60%左右的GDP（不是最新數據）被政府和國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給所有的民營企業和老百姓，中國內需的疲弱就是這樣出來的。這種分配製度使政府能夠拉動大部分投資，政府拉動的部分通過其他途徑又轉化成全國資本，所以按照這個道理財富收到國家，由國家投資，可以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如果這些資本從國家流到權貴手上，又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化成權貴資本主義，那就是用權貴資本主義來發展經濟，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就變成權貴，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財富，普通老百姓賺的很少，中國極少數人佔了中國極大部分人的財富，這個不需要統計數字了。
上述四大戰略構成了中國模式的主要要素。
中國模式的內在規律
前面講到中國的經濟是定位在權力控制下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權控經濟導致了所有的生產要素，所有商品和資源進入市場之前，必須要受到集權的批准。如果沒有權力允許妳是進不了市場的，這就是我們講的管制，不管妳是要拉項目還是做別的，都需要進行批准，都有管制，如此造成了官員的貪污，權錢交易是中國模式的第壹規律，它的價格配置資源是第二規律，第壹規律就是賄賂價格配置資源，誰的賄賂價格高就流向哪裡。這個權錢交易的模式使得有權力的權貴得到巨大的財富，還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財富，貪官也得到財富。這樣壹個轉變過程就變成權貴資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獲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國就從國家資本主義轉成了權貴資本主義，這是第壹個矛盾。
貪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動力，它造成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搶，福利低，環境差，權貴剝奪了老百姓的財富，還剝奪了環境財富，現在氣是毒的，水是毒的，喝水得肝癌，食品得什麼癌，空氣得肺癌，剝奪資源損害後代的財富，用生活質量來換大量的資本，而這個資本又通過權錢交易轉變成權貴的資本，那麼這個模式值不值？以巨大的成本獲得這個財富，值不值得？老百姓允不允許妳們這麼做？可見這個模式早晚就會結束，它走不下去。
怎麼改革, 如何轉型？
不想經濟改革，就回到國有計劃經濟去；真想經濟改革就改到私有市場經濟去。想在國有市場和私有計劃經濟中轉圈圈搞特色，只可能是權錢權色交易、貪污腐化的結局。不想政改而只想經改，經改必改成體量大衣服小，要麼撐破衣服成裸體，要麼被小衣活活捆死。要麼想改革死，要麼想改革活，不能同時想死又想活。此為常識邏輯。在矛與盾之間惡性循環，永無出頭之日。要改出頭就必須改到普世之路上，首先用民主的方式制定壹部憲法，把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制度化，即搞憲政民主制。壹句話實現共產黨在延安對全民和全世界的承諾：民主憲政共和，成為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怎麼改？放權，把控制資源的權力放到老百姓那裡去，叫做返還民權，本來這個權力是老百姓的，妳集中了，現在返還給老百姓，沒有民權就沒有民智，沒有民智就沒有民享。如果硬是不走，還有壹個辦法就是搞革命，革命也都不想搞，那麼只有走這個中國模式之路。
海外民運要的事
制定壹部新憲法
有關具體的實行民主轉型的道路，香港有基本法為原則50年不變的抗爭目標，他們的行動也為國人樹立了榜樣。那麼誰是民運人士？熱愛並推動民主憲政的人都屬民運人士。大陸憲政民主轉型的現時代版憲法草案出台了嗎？抗爭需要壹部成熟的憲法草案，在各黨派各組織及個人廣泛討論成文的過程就使我們抗爭的目標越來越明確。
支持香港與新疆
抓住目前形勢，支持香港, 支持新疆。目前有國際大環境的支持，民運有相呼應的大舉動嗎？
民運人士的本職工作
概要地說，形式上不斷地抓住國際上具有共識事件的時機，充分利用最新網路技術。海外民運人士應首先是所在國的民主力量的壹份子，積极參加所在國的民主，博愛，環境保護等現時活動，具體主動推進該國的對中國外交政策，妥善地與該國的有關組織與部門協作，發揮在外的作用。應該積極地抓住時政的走向，發展相關的理論、投入相互啟蒙，凝聚民眾。
中國經濟模式分析框架的主要形式
這裏引用北大王建國教授從8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模式以來形成的壹套分析框架和思路，我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軌跡和特有經濟規律分析清楚。反之，如果照搬用西方經濟學分析和調控西方純市場經濟的套路分析和調控中國經濟，則會緣木求魚。
他說：「兩個維度：所有制之國有，私有；資源配置之計劃，市場。四個組合：國有計劃；國有市場；私有計劃；私有市場。」改開前為國有計劃，78年後由兩個方向開始市場經濟改開：1、通過允許私有+計劃管制進入市場經濟，產生權控經濟下的先由賄賂價格配置資源，再由市場價格配置資源的二重資源配置規律；2、允許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完成計劃經濟任務之外的部分進入市場經濟，及後來允許虧損國企私有化，產生賤賣貴買流失國有資產的規律；3、隨著改開深入，缺乏權力制衡制約的稅費、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和海外上市，成為權貴、貪官和姦商聚斂財富超級圈錢的角斗場（如股市、房地產、金融寡頭、稅收、財政投資項目、資本、贓款和人才外流等）。
1+2+3使計劃經濟轉變為權控市場經濟，產生權錢、權色、權權交易的權貴資本主義，導致巨富的權貴、貪官和姦商階級和赤貧的底層階級加速固化，社會加速向兩級分化撕裂。......中國經濟模式告別了純粹的國有計劃經濟，但又進不了私有市場經濟，而在國有市場和私有計劃經濟的權控市場經濟漩渦中打轉，政治權控與市場經濟產生權錢交易，與市場邏輯相悖，相互絆腳，走不出壹條清亮光明之路，這是改開的核心和終極矛盾。
貪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動力及權貴集團主要利益分配方式
我們要承認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個成果是靠貪腐驅動的，它是壹個很重要的動力，也是中國模式不能長遠發展的根本原因。而且貪腐屬於相對受益最小的壹種利益分配方式。權貴集團利益分配主要方式有五種：權力世襲，資源家族化，國有資產流轉入權貴家族，福利等級（以級別享受福利），貪腐。前面四種方式都比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對社會危害也更為酷烈。可見極權體制就是為權力階層服務的。這隻是語言的總結形式，了解中國政局的人們腦子裡對此都有壹幅划。
中國民主轉型的土壤
第壹，中國文明最大的缺陷: 文明包括宗教信仰和科學。中國文明中的科學部分幾乎完全西化，中國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也被資本主義的私產民主自由博愛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充斥。所謂儒家文化，除了某些習慣，其理念已基本消失。中西之間的衝突，主要不是西方文明與儒教文明的衝突，而是兩種對立的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內部的衝突。知識系統和意識形態上，中國已基本西化，尤其是從90后開始，已基本全盤西化。中國文明還有壹個與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超強的融合、同化和頑固性能，很難與其他文明對立起來，但也很難被其他文明真正同化。現在只差把基督教與儒釋道合流產生新禪宗了。中國文明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超脫現世的宗教信仰，信佛不過為了求財求權求壽，產生不了公平正義的價值標準，只有對功名利祿的現實追求。
第二，中國文化基因的根本缺失: 1. 沒有虔誠宗教信仰，唯權力金錢，外來信仰成為追求權錢的工具和牌坊；2. 缺乏自然權利觀念，沒有對人生來權利平等和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自覺；3. 缺乏對人性自利的認知，即人人自利，沒有聖人。由此導致權力不制衡的極權和專制制度的產生與有恃無恐，並對其容忍認可。
第三，極權制度下個人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 需要仁人志士！壹個制度壓迫所有人，但誰出頭誰就先遭殃。個人理性驅動人人只顧自己，誰都不敢出頭，茍且偷生，輪到自己頭上才後悔莫及，結果個人理性常常導致集體非理性，任由壞制度作惡。民主憲政制度是人人自利社會得益設計，但建立這個理性制度(憲政民主)，必須要有人為建立集體理性犧牲個人理性。我們稱這些人為仁人志士！
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當時鄧小平做的就是壹件事，把模式改了，事實上就是政治體制沒變，經濟制度上把原來計劃經濟變成市場經濟。然後第二點，他把兩個權利都擴充，第壹是人權，以前妳不能自由遷徙，不能自由擇業，不能自由創新，這些都放鬆了，實際上這種權利是人權，放鬆了。還有產權放鬆了，尤其私有財產。這兩個權利的放鬆，就改變了體制，所有制結構也改變了。但是另外壹個限制他並沒有改，就是中央集權。權力的合法性主要來自上層，權力之間相互不制衡。鄧就改了上面壹個，結果就形成了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用壹句話描述它，就是中央集權控制下的市場管制經濟，我們又叫做權控經濟。
中國的經濟模式可以看成四個戰略的系統組合，這裏我引用北大經濟學院王建國教授的話來展開論述：「第壹就是價值承諾，壹個國家或者政府必須對國民有壹個價值承諾，這也是從商業模式借過來的。第二，壹個國家或者政府對他的國民制度定位，必須給制度有壹個定位。第三，就是財富創造戰略怎麼滿足他的價值主張，實際上就是我們講的GDP的創造戰略。第四，就是財富分配戰略，實際上就是GDP的分配問題。」
中國模式的具體內容
以上這四個戰略的組合構成了經濟模式，經濟模式不是戰略，而是這四個戰略的組合，並且是由壹系列的活動系統，經濟發展的運行機制構成的，這是壹個定義。下面從四個方面看中國模式：第壹，價值承諾。中共對老百姓的承諾，其實跟西方沒有多大區別。中共承諾人權平等，產權受到保護，全心全意地人民服務，執政為民，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動聽的承諾。第二，中國模式的制度定位，主要是人權和產權，可事實上人權產權在壹個極權制、司法不獨立、新聞封閉的國家裡，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無法保護，而且不同程度上人權產權遭到嚴重摧殘。第三，權力限制問題，權力的合法性來自哪裡？來自上層還是下層？實際上誰制定的法規，它就是為誰服務的。第四，權力之間制衡的問題，實際上在壹黨專政下分成不同的山頭，壹切重大的決策過程就是平衡各個山頭的勢力的過程。這四個定位就決定了中國是壹個什麼樣的制度約束，要壹個模式必須有制度約束。中國後面的財富創造戰略和財富分配戰略，就是在這個制度框架里才得以實行的。可以說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國的模式，加上國家機構管理部門與企業必須迎合這種制度的妳有政策我有對策的機制及財富分配戰略，這在很多國家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的制度不允許這麼做，誰想學也學不到。這就是所謂的獨壹無二的中國模式。
中國的制度定位，實際上第壹，有特權，無人權，憲法界定也不清楚。第二，產權界定不清楚，也沒有保護。第三，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上層而不是下層。第四，權力不制衡。這種制度定位給中國的第三大戰略即財富創造戰略組合創造了條件，它有幾個特點，主要是政府投資拉動需求，需求拉動主要靠投資。政府通過高稅收，把財富集中到國家手上，然後用財政投資和財政政策來拉動經濟。這種拉動經濟如果沒有前面的制度基礎是不可能的，憑什麼收老百姓這麼高的稅？老百姓無選舉權，無人代表，無發言權，權貴們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有了這個前提才可以有政府投資發展戰略。除了投資拉動，就是出口拉動，中國過去的幾十年，出口拉動在經濟成長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有壹個前提，就是最低工資，低福利。有壹句話很說明問題「人工是最便宜的」。工會姓黨，是擺設。如果沒有最低工資的保障，西方國家都要示威遊行的，中國不可以遊行。加上有選擇的出口補貼與退稅及匯率操縱，中國就是這樣跟世人競爭的。所以中國的經濟拉動，第壹是投資拉動，第二是出口拉動。第三則是城市化（房地產業），城市飛速擴張，實際上就是把農村土地，把老房子、棚戶區進行改造，如果沒有這些前提，中國模式是走不通的。
還有財富的分配戰略，政府給民眾承諾了，壹般來說要翻幾番，達到小康水平等等，中國財富分配是這麼壹個戰略：國家的投資佔了GDP的24%左右(不是最新的數據），加上社會資本，大約有60%左右的GDP（不是最新數據）被政府和國家花掉了，留下的只有40%給所有的民營企業和老百姓，中國內需的疲弱就是這樣出來的。這種分配製度使政府能夠拉動大部分投資，政府拉動的部分通過其他途徑又轉化成全國資本，所以按照這個道理財富收到國家，由國家投資，可以叫做國家資本主義，如果這些資本從國家流到權貴手上，又從國家資本主義轉化成權貴資本主義，那就是用權貴資本主義來發展經濟，這種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就變成權貴，貪官，奸商聚集了大量財富，普通老百姓賺的很少，中國極少數人佔了中國極大部分人的財富，這個不需要統計數字了。
上述四大戰略構成了中國模式的主要要素。
中國模式的內在規律
前面講到中國的經濟是定位在權力控制下的經濟，中央集權的權控經濟導致了所有的生產要素，所有商品和資源進入市場之前，必須要受到集權的批准。如果沒有權力允許妳是進不了市場的，這就是我們講的管制，不管妳是要拉項目還是做別的，都需要進行批准，都有管制，如此造成了官員的貪污，權錢交易是中國模式的第壹規律，它的價格配置資源是第二規律，第壹規律就是賄賂價格配置資源，誰的賄賂價格高就流向哪裡。這個權錢交易的模式使得有權力的權貴得到巨大的財富，還有奸商也可以得到財富，貪官也得到財富。這樣壹個轉變過程就變成權貴資本，就以老百姓的成本獲取自己的利益，所以中國就從國家資本主義轉成了權貴資本主義，這是第壹個矛盾。
貪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矛盾，也是原因，也是動力，它造成老百姓收入低，房子被搶，福利低，環境差，權貴剝奪了老百姓的財富，還剝奪了環境財富，現在氣是毒的，水是毒的，喝水得肝癌，食品得什麼癌，空氣得肺癌，剝奪資源損害後代的財富，用生活質量來換大量的資本，而這個資本又通過權錢交易轉變成權貴的資本，那麼這個模式值不值？以巨大的成本獲得這個財富，值不值得？老百姓允不允許妳們這麼做？可見這個模式早晚就會結束，它走不下去。
怎麼改革, 如何轉型？
不想經濟改革，就回到國有計劃經濟去；真想經濟改革就改到私有市場經濟去。想在國有市場和私有計劃經濟中轉圈圈搞特色，只可能是權錢權色交易、貪污腐化的結局。不想政改而只想經改，經改必改成體量大衣服小，要麼撐破衣服成裸體，要麼被小衣活活捆死。要麼想改革死，要麼想改革活，不能同時想死又想活。此為常識邏輯。在矛與盾之間惡性循環，永無出頭之日。要改出頭就必須改到普世之路上，首先用民主的方式制定壹部憲法，把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制度化，即搞憲政民主制。壹句話實現共產黨在延安對全民和全世界的承諾：民主憲政共和，成為真正的「人民共和國」。怎麼改？放權，把控制資源的權力放到老百姓那裡去，叫做返還民權，本來這個權力是老百姓的，妳集中了，現在返還給老百姓，沒有民權就沒有民智，沒有民智就沒有民享。如果硬是不走，還有壹個辦法就是搞革命，革命也都不想搞，那麼只有走這個中國模式之路。
海外民運要的事
制定壹部新憲法
有關具體的實行民主轉型的道路，香港有基本法為原則50年不變的抗爭目標，他們的行動也為國人樹立了榜樣。那麼誰是民運人士？熱愛並推動民主憲政的人都屬民運人士。大陸憲政民主轉型的現時代版憲法草案出台了嗎？抗爭需要壹部成熟的憲法草案，在各黨派各組織及個人廣泛討論成文的過程就使我們抗爭的目標越來越明確。
支持香港與新疆
抓住目前形勢，支持香港, 支持新疆。目前有國際大環境的支持，民運有相呼應的大舉動嗎？
民運人士的本職工作
概要地說，形式上不斷地抓住國際上具有共識事件的時機，充分利用最新網路技術。海外民運人士應首先是所在國的民主力量的壹份子，積极參加所在國的民主，博愛，環境保護等現時活動，具體主動推進該國的對中國外交政策，妥善地與該國的有關組織與部門協作，發揮在外的作用。應該積極地抓住時政的走向，發展相關的理論、投入相互啟蒙，凝聚民眾。
中國經濟模式分析框架的主要形式
這裏引用北大王建國教授從80年代開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中國模式以來形成的壹套分析框架和思路，我認為可以把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軌跡和特有經濟規律分析清楚。反之，如果照搬用西方經濟學分析和調控西方純市場經濟的套路分析和調控中國經濟，則會緣木求魚。
他說：「兩個維度：所有制之國有，私有；資源配置之計劃，市場。四個組合：國有計劃；國有市場；私有計劃；私有市場。」改開前為國有計劃，78年後由兩個方向開始市場經濟改開：1、通過允許私有+計劃管制進入市場經濟，產生權控經濟下的先由賄賂價格配置資源，再由市場價格配置資源的二重資源配置規律；2、允許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完成計劃經濟任務之外的部分進入市場經濟，及後來允許虧損國企私有化，產生賤賣貴買流失國有資產的規律；3、隨著改開深入，缺乏權力制衡制約的稅費、財政、貨幣和金融政策、對外貿易、對外投資和海外上市，成為權貴、貪官和姦商聚斂財富超級圈錢的角斗場（如股市、房地產、金融寡頭、稅收、財政投資項目、資本、贓款和人才外流等）。
1+2+3使計劃經濟轉變為權控市場經濟，產生權錢、權色、權權交易的權貴資本主義，導致巨富的權貴、貪官和姦商階級和赤貧的底層階級加速固化，社會加速向兩級分化撕裂。......中國經濟模式告別了純粹的國有計劃經濟，但又進不了私有市場經濟，而在國有市場和私有計劃經濟的權控市場經濟漩渦中打轉，政治權控與市場經濟產生權錢交易，與市場邏輯相悖，相互絆腳，走不出壹條清亮光明之路，這是改開的核心和終極矛盾。
貪腐是中國經濟模式的動力及權貴集團主要利益分配方式
我們要承認改革取得巨大成果，解放了生產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這個成果是靠貪腐驅動的，它是壹個很重要的動力，也是中國模式不能長遠發展的根本原因。而且貪腐屬於相對受益最小的壹種利益分配方式。權貴集團利益分配主要方式有五種：權力世襲，資源家族化，國有資產流轉入權貴家族，福利等級（以級別享受福利），貪腐。前面四種方式都比貪腐收益大，安全度高，對社會危害也更為酷烈。可見極權體制就是為權力階層服務的。這隻是語言的總結形式，了解中國政局的人們腦子裡對此都有壹幅划。
中國民主轉型的土壤
第壹，中國文明最大的缺陷: 文明包括宗教信仰和科學。中國文明中的科學部分幾乎完全西化，中國文化中的意識形態，也被資本主義的私產民主自由博愛與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和階級鬥爭充斥。所謂儒家文化，除了某些習慣，其理念已基本消失。中西之間的衝突，主要不是西方文明與儒教文明的衝突，而是兩種對立的西方意識形態在中國內部的衝突。知識系統和意識形態上，中國已基本西化，尤其是從90后開始，已基本全盤西化。中國文明還有壹個與其他文明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超強的融合、同化和頑固性能，很難與其他文明對立起來，但也很難被其他文明真正同化。現在只差把基督教與儒釋道合流產生新禪宗了。中國文明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超脫現世的宗教信仰，信佛不過為了求財求權求壽，產生不了公平正義的價值標準，只有對功名利祿的現實追求。
第二，中國文化基因的根本缺失: 1. 沒有虔誠宗教信仰，唯權力金錢，外來信仰成為追求權錢的工具和牌坊；2. 缺乏自然權利觀念，沒有對人生來權利平等和個人權利神聖不可侵犯的自覺；3. 缺乏對人性自利的認知，即人人自利，沒有聖人。由此導致權力不制衡的極權和專制制度的產生與有恃無恐，並對其容忍認可。
第三，極權制度下個人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 需要仁人志士！壹個制度壓迫所有人，但誰出頭誰就先遭殃。個人理性驅動人人只顧自己，誰都不敢出頭，茍且偷生，輪到自己頭上才後悔莫及，結果個人理性常常導致集體非理性，任由壞制度作惡。民主憲政制度是人人自利社會得益設計，但建立這個理性制度(憲政民主)，必須要有人為建立集體理性犧牲個人理性。我們稱這些人為仁人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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