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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智斌

近年來中國訪民為了維權在海外圍堵中國國家領導人反映訴求，已經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2019年1月31日早上，率領中國貿易談判高級代表團出訪美國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為了躲避訪民，不得不選擇酒店的垃圾通道出行，更是成為震驚世界的新聞。面對訪民艱難維權的困境和政府陷入強力維穩的窘境這樣的「雙輸」局面，維穩和維權的雙方究竟應該去怎樣反思和解套？下面僅以壹己之見，對此問題做個粗淺的探討。

壹、海外圍堵國家領導人的原因

經過三天緊張的庭審，2019年7月18日，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陪審團十二名成員以12:0票壹致裁定中國遼寧大連訪民王春艷無罪。

據多家媒體報道，王春艷和多名中國訪民壹起，今年1、2月份在華盛頓幾次攔截訪美的中國貿易談判代表團高級官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1月30日早晨，當劉鶴在戒備森嚴的安保人員簇擁下，剛走出下榻的威拉德洲際飯店（Willard Intercontinental Hotel），還未登上座駕，就被守候在壹旁的多名中國訪民數路出擊攔截，其中中國遼寧大連訪民王春艷直接上前抱住了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的大腿。

當天下午，王春艷等訪民冒死攔截劉鶴的車隊，王春艷被美國警察按到在地，隨後被當場釋放。2月22日，王春艷等訪民在華盛頓再次攔截到訪美國進行貿易談判的劉鶴車隊。

據RFA引用消息人士的報道，今年3月，在中國政府的壓力下，王春艷被美國白宮特勤局和國務院外國官員保護司起訴到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法院，控告她四次攔截外國政府官員的行為，犯有攻擊外國政府官員和干擾保護職能兩項罪名。

王春艷等訪民在海外攔截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喊冤，並非只是僅在今年發生的幾次偶然事件。據VOA等眾多媒體報道，早在2015年9月25日，中國訪民們就在華盛頓成功攔截了正在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的車隊。當天下午1點10分左右，習近平乘車前往美國國務院招待午宴的途中，當警備車輛簇擁著兩輛凱迪拉克轎車出現在18街與E街交叉路口時，早就等候在路旁的中國訪民們高呼著「習近平，見訪民」等口號，突破安保的警戒奔上馬路中央堵住了凱迪拉克轎車，北京訪民李煥君和上海訪民葛麗芳隨即鉆到後面壹輛凱迪拉克的車底，李煥君和葛麗芳稱當時看到了坐在車上的習近平，習近平與訪民對視了約有幾秒鐘，隨後李煥君和葛麗芳被警察強行帶離到警戒線外后當場釋放。下午1時37分左右，彭麗媛的車隊經過21街與C街交叉路口時，又有多名訪民衝出警戒線，其中吉林長春訪民馬永田堵住彭麗媛的座駕，車輛不得不駛上人行道繞行，撞到了馬路牙子后開走。馬永田則被警察拘捕，但不久便被釋放。

2016年3月31日，習近平在美國華盛頓出席第四屆核安全峰會期間，再度遭到中國訪民的攔截喊冤，習近平座駕在晚宴后離開白宮時，北京訪民李煥君跨越隔離圍欄試圖阻攔車隊時，被美國特勤人員撲倒，左肩胛骨完全斷裂並錯位。據不完全記錄，2015年9月習近平在紐約出席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峰會以及2017年4月習近平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海湖莊園與美國總統川普會晤期間，都曾經遭到中國訪民們的圍、追、堵、截。

二、中國訪民在海外的非正常維權

美國作為壹個自由、民主的法治國家，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看待和評價中國訪民們在美國發生的這些看似出格、甚至有違美國法律的舉動？在大連訪民王春艷攔截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壹案中，面對這些看似違法的行為，為什麼法庭上12名陪審團成員卻壹致裁定王春艷無罪？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必須搞清楚中國訪民們為什麼會採用這些不同尋常的舉動去向中共高官鳴冤叫屈？中國訪民們是否還存在其它合法的救濟途徑，向政府反映問題來解決自己的訴求？中國訪民們為什麼會普遍不認同通過國內的司法途徑去尋求公平和正義，而捨近求遠來到海外進行「非正常上訪」？

2010年4月，在上海世博會建設工程動遷中被強遷的上海世博難民胡燕來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外進行連續抗議，展開了以「麻雀行動」命名的壹系列維權活動，拉開了中國公民因為強遷而來到聯合國進行人權控訴的帷幕。該年4月中旬，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赴美國首都華盛頓參加國際核峰會，並於12日在白宮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據2010年4月25日VOA報道：胡燕特地趕來華盛頓，在白宮對面的拉法葉公園拉起「抗議上海世博強拆民屋、搶劫民財、侵犯人權」的橫幅。胡燕也因此成為中國訪民來聯合國抗議、維權的第壹人。

幾乎每個訪民在經歷了壹段時間的上訪以後，都能體會到在中國維權的道路有多麼艱難和險惡。這種艱難和險惡，已經與案件本身的證據和事實、法律的規定和適用、社會的正義和公平、做人的良知和責任完全無關，政府維穩的力量已經演變成壹台冷血、強大的機器，在無法無天、荒淫無恥的官員們肆無忌憚地操控下，那裡已經完全不存在對錯，也絕對沒有道理可講，權力以維穩的名義貪得無厭地吞嚼著全部的公平、正義、人性和良知。

曹雅學曾經在《馬永田採訪錄：壹個中國訪民和她十二年的上訪路》壹文中，引用了唐吉田律師說過的壹句話：「如果壹個律師不接觸訪民，很難知道這個社會病到什麼程度。」而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委員孫東東曾經卻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那麼，這個政府，這個社會，那些官員，那些訪民，究竟誰才是真正有病呢？我想不須多舉例子，任何壹個良知尚存、思維正常的人，面對著像聶樹斌這樣血淋淋的冤案，和他那歷盡艱難鳴冤叫屈、不屈不饒去各地上訪的老母，就立刻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不是孫東東的腦袋病得不輕，就是孫東東太無恥下流。而比孫東東更加無恥下流的，是昏庸腐敗、麻木不仁的各級官員和他們手中操控的政府和司法的強權。

只需看看來到海外鳴冤叫屈的中國訪民們，他（她）們哪個沒有經歷過千辛萬苦、受盡欺凌壓迫的遭遇？哪個沒有講不完的悲慘故事？那個攔截劉鶴的遼寧省大連市訪民王春艷，據「維權網」報道：「2008年6月3日，當地拆遷部門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動用甘井子區法院的執行人員，在王春艷去買東西的路上將她抓住，戴上手銬，送到甘井子收容所。第二天，釋放回家時，王春艷家已經夷為平地。其弟因為這個原因患有精神病，時好時壞。在這之後，王春艷不斷上訪北京，也因此受到大連當局的多次打壓，其母也在兩年前壹次上訪北京中去世。2011年6月30日下午2點前後，在北京南站王春艷曾與溫家寶總理偶遇並與之握手，把壹沓厚厚的控告書直接地遞給了溫家寶。溫家寶回答說：『我會認真的看材料的。』但是，到目前為止，王春艷壹家的事件依然沒有得到解決。進入2012年，王春艷壹家人壹直在北京上訪，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會在6月4日，大連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會以王春艷涉嫌『詐騙』為名，將王春艷刑事拘留至今？ 」（「維權網」，《遼寧大連訪民王春艷以涉嫌「詐騙」遭刑事拘留》，2012年6月9日報道）……

相比中國農村和邊遠地區那些既無文化知識又無經濟基礎的廣大訪民群體來說，以上這些還能夠被海外媒體廣泛關注、報道，能夠離開中國來到海外鳴冤叫屈的訪民們，還遠不是最為悲慘和絕望的，他們至少還可以在海外發出自己的聲音，並用行動去主張自己的權利，而不用擔心被尋釁滋事或被按上其它各種各樣惡劣的罪名，被用各種手段玩弄失蹤、關進黑監獄、判刑失去自由和暴力對待、酷刑虐待，甚至被永遠消失。

可以理解，當壹個國家對遭受不公的冤民堵死了所有申冤的路徑，司法已經成為權力的幫凶而完全脫離正義的時候，壹群被逼急了的兔子也會咬人就沒有什麼可以值得奇怪了。當在國內動輒被截訪、暴打、關黑監獄、刑拘和判刑的訪民來到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世界，終於可以逮住機會向國家領導人吶喊申冤的時候，不知還會存在多少可能，能夠讓這批受盡冤屈的訪民去冷靜、理智地提出訴求，並苛求他們遵紀守法、依法行事？即便訪民們能夠依法行事，去冷靜、理智地提出訴求，那些看似繁忙的國家領導人又是否願意停下車來，哪怕是裝出壹副憐憫的樣子，去聆聽壹下訪民的呼聲？

如果讓妳做陪審員，在法庭上面對著像王春艷攔截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這樣的案子，眼看著對王春艷這樣的訪民違法犯罪、侵害人權、施行大惡的公器卻無能為力，難道為了維護所謂法律的嚴肅性，對「攔截外國政府官員」這樣的小惡卻要繩之以法？司法的本義畢竟是為了維護公平和正義，懲罰違法犯罪只是為實現公平、正義所採取的手段而並非目的。當妳同時面對公器犯罪的「大惡」和訪民違法的「小惡」的時候，妳又會作出怎樣的取捨呢？

三、訪民維權與政府維穩

中國訪民在國內被暴力截訪，在海外訪民攔截國家領導人，這種反差強烈的對比，真可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對此，誰更應該去深刻反思？

訪民們因為維權而被權力逼迫到牆角，陷入困境，果然悲哀。但在海外，國家領導人被絕地反擊的訪民搞得狼狽不堪，國家形象威風掃地，同樣可悲。在「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上，曾經批判腐敗、無能的大清政府荒淫無恥，喪權辱國。諸不知，晚清重臣李鴻章出訪歐美，所到之處，無論外國政要，還是華人華僑，對其無不敬仰有嘉，李鴻章壹度被譽為「東方俾斯麥」。曾經逼迫李鴻章無奈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在《伊藤博文自傳》中敬稱李鴻章為「大清帝國中唯壹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壹爭長短之人」。時至今日，壹個自稱「中國人民終於站起來了」的崛起大國，壹個堂堂的國家副總理，出訪美國進行貿易談判，卻為了躲避本國訪民的申訴，四處逃竄，不得不狼狽穿行於垃圾通道之間，這樣的歷史反差，怎麼可以用「喪權辱國」壹詞概括得了？這種窘境，在人類歷史上還真找不出有過第二個國家是如此不堪的。

壹面是訪民們的人身權、財產權和做人的尊嚴被肆意踐踏，另壹面是執掌公器的各級政府官員荒淫無恥、驕奢淫逸地腐敗和執法犯法、草菅人命地爛政，這種矛盾的激化和水火不容的狀況，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當今最為嚴酷的現實問題，也是非常嚴重的社會不穩定因素。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和既得利益的安全，強力維穩已經成為政府迫在眉睫、最為嚴峻的首要問題之壹。

續年來，維穩經費年年攀升。據報道，中國官方公布的2019年中央級別（還未包括地方各級）的公共安全支出（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維穩經費」）將近1800億元。但有媒體引述廣東《21世紀經濟報道》的報道稱，2019年中國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將佔今年全國壹般公共預算支出的5.9%，如果按照公布的235244億元壹般公共預算基數計算，中國今年公共安全支出的預算已超過13879億元，將比2019年中國軍費預算11900億元高出將近2000億元。

2009年，中國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金額為5140億元，國防預算支出金額為4807億元。2013年，中國財政部財政預算案附表中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預算7690.80億元，增長10.8%。2019年的維穩經費與十年前相比已經翻了2.7倍，與五年前相比也將近翻了壹番，維穩形勢極其嚴峻，由此也可見壹斑。列年來居高不下的維穩經費，已經成為國家財政沈重的負擔，而這種沈重的財政負擔，最終必將會通過各種方式轉嫁到每個國民身上，成為損害人民利益的又壹重要因素，最終形成維穩的惡性循環。

儘管切實解決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已經成為每年全國兩會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三令五申、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從地方到中央，解決信訪問題始終都是「雷聲大，雨滴小」；「只聽到樓梯響，不看見人下樓」。在官場腐敗的催化下，多年來信訪問題非但得不到切實解決落實，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件卻日趨嚴重。冤、假、錯案，暴力強拆等嚴重侵犯人權、侵害人民利益的問題經過幾十年的積累，已經到了火山將要爆發的臨界邊緣。而政府對待訪民上訪麻木不仁，甚至嚴厲打擊，以及對訪民普遍使用諸如截訪、非法拘禁、黑監獄、暴力毆打甚至勾陷罪名等非法手段，更進壹步激化矛盾，造成社會的撕裂，由此引發的極端案件和惡性案件不時發生，社會安定面臨威脅。現行的信訪制度和脫離公平正義的司法體系不但無法緩解目前的緊張局面，反而還在不斷惡化和加劇官民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整個國家已經到了無處可以講法、講理的地步。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訪民群體走向海外進行維權，甚至為了反映訴求攔截國家領導人，已經成了不可避免的現實。而問題之所以會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其實根源還是在於政府和官員自身。

任何強力維穩，必定會導致官民更嚴厲的對立。切實、公正地去解決好侵害人民利益的問題，解決好人民的合理訴求，才是維穩的根本出路。現在官場中存在壹些非常片面的邏輯，壹方面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可以為所欲為，老百姓卻只能在各級政府設定的圈子裡「依法上訪」，甚至是不許上訪，把小問題拖成大問題，把經濟問題拖成政治問題。另壹方面是，上訪中壹旦出現新問題，新動向，就是敵對勢力在背後搞陰謀詭計。這是壹種很滑稽很荒謬的邏輯，訪民們壹開始的訴求都是為了解決自己遭遇到的不公平對待，就算中國共產黨在世界上確實存在不少的敵對勢力，即使訪民中出現壹些反黨、反政府的言行，那也都是被黨和政府的各級官員壹步步逼迫出來的，是他們讓遭受不公和冤屈的訪民們在上訪過程中切身感受到這樣的黨、這樣的政府已經到了毫無希望的地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最反黨、反政府的，也恰恰是黨和政府中那些為所欲為、貪污腐敗、麻木不仁的官員自己。解決好信訪問題，其實從根本上講，是黨和政府在解決自己的問題。但從現在的實際情況和訪民的遭遇來看，已經沒有幾個黨和政府的官員還在真正為黨和政府的未來著想了。

在2019年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雜誌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了《牢記初心使命，推進自我革命》的文章，其中稱：「嚴重的問題不是存在問題，而是不願不敢直面問題、不想不去解決問題。」「關鍵是要有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無論什麼時候，問題總是客觀存在的，我們要以『君子檢身，常若有過』的態度來檢視發現自身不足，做到知恥而後勇。要堅持問題導向，真刀真槍解決問題。諱疾忌醫、有病不治，本來可以醫好的病症就會拖成不治之症。」

中國訪民被各級政府和官員逼迫得只能來到異國他鄉，不顧個人安危去飛蛾撲火般地攔轎喊冤，習近平本人早就親眼目睹、親身領教，廣大訪民也但願習近平先生能夠做到像自己所言的「君子檢身，常若有過」那樣，來檢視發現政府和官員自身的「不足」，拿出刀刃向內的勇氣，真刀真槍地去解決好各級政府和官員嚴重侵犯群眾利益的問題，不諱疾忌醫、有病不治，把本來可以醫好的病症真的拖成不治之症。

只是不知，面對中國無法計數的廣大訪民群體，習近平先生和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能不能遵守自己所說的諾言，認真切實地去解決好訪民的合理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