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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博樹

帝國衰變與文化困頓

中國的帝制文化曾經有壹個輝煌的過去。自周秦之變以來，華夏皇權制度的連續性（秦制）和文化的連續性（儒學意識形態）均創下驚人記錄，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的數次分裂皆未能摧毀之，其原因只能用農耕文明本身的特質來解釋。不同於草原文明、航海文明，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國農耕文明需要大壹統，需要代表「天」的皇帝，需要壹套「禮制」、「綱常」規範臣子、百姓、甚至皇帝本人的行為，而且總的說這些「禮制」、「綱常」在很長時間內是有效的。然而，文化是可以變老的，就如壹個人總要走向衰老壹樣。就整體而言，大明王朝顯然不再具備漢帝國的開拓、勇武（永樂帝這樣的個別除外），也不再具有唐帝國的大氣、包容，它甚至缺乏兩宋的文化靈氣，文明的老態已顯。

然而，這並不是本節立論以16世紀為分水嶺的唯壹原因（明朝國祚1368~1644，1500年開始的16世紀正其中段），更不是主要原因。從世界歷史範圍看，1492年哥倫布遠航，乃是1453年土耳其奧斯曼帝國滅拜占庭帝國的結果，歐洲人必須重新尋找通往亞洲的道路，竟誤打誤撞發現了美洲新大陸，這使得整個世界發生天翻地復的改變。原來歐洲的「世界歷史」、中東的「世界歷史」、中國的「世界歷史」是各自獨立的，蒙古人的鐵騎曾短暫地使亞歐大陸連為壹體，卻很少留下有意義的文明印記；反倒是新大陸的發現及由此帶來的深遠變革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這就是近代以來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工業革命和歐洲的強勢崛起，以及壹系列新的文明標準的產生。它勢必要衝擊古老的中國，並對其構成根本的挑戰。



皇權的紊亂



關於中國的皇權制度，向來有壹種說法，那就是中古以來，皇權專制日益加重，表現之壹是相權衰微，皇帝不再有輔弼之臣，也缺少了制衡力量。 筆者曾認同這個觀點，但更多的閱讀後發現，這個說法並不完全。中國的皇權制度是農耕文明的產兒，在秦以前的商周時代已經種下了專制的種子。周行封建數百年，經春秋戰國走向壹統，既是戰爭邏輯的結果，又是農業文明的內在要求。皇權之「定於壹」，有深刻的文化人類學含義，它既是黃土地中央集權的最高權力呈現形態，又反映商周以降農業宗法家-國同構的建構特徵和統治本質。經漢武帝「獨尊儒術」，皇權制度又獲得政治化儒家之官方意識形態的支持，延續千年而不墜。中國專制皇權的總體特徵大體如此，但各個朝代又有其亞形態，皇權與相權（官僚或外朝）的關係，皇權內結構（皇帝個人與宦官、外戚、王公成員）的關係，皇帝秘書班子（內朝）與外朝、宦官的關係，中樞權力與藩鎮、外派將領的關係，呈現出極其不同的樣態，君相關係只是其中之壹而已，不同關係之間複雜的互動決定了各個王朝的興衰歷史。 東漢毀於閹黨，大唐亡于藩亂，雖未必全面，但大體不錯；因為唐訓在先，又有自己造反起家的前轍，趙匡胤才要「杯酒釋兵權」，重文抑武，權力分置（包括兵權與中央行政權），卻又造就壹個文弱的宋朝，以致在遼金面前節節敗北，最後被蒙元所滅。朱元璋開創大明江山，乾脆集所有大權于壹身，把宰相廢掉，無奈不肖子孫沒有太祖的能耐，「內閣」制度自然逐漸生髮出來，這是變相的宰相再生。而明「內閣」又和明閹黨相互勾連，明後期的宦官往往讓內閣首輔也要禮讓三分（譬如大改革家張居正對宦官馮寶），說到底是因為閹人離皇帝更近，更被信任。

總之，皇權是根本。圍繞皇權、皇權鞏固、皇權繼承而展開的殊死鬥爭，可以解釋絕大部分中國歷史。為了消除對君權實在的或想象的威脅，提高辦事效率，駕馭百官而又不為其所制，皇帝藉助、利用其它力量，創製出無數花樣，從漢晉各代皇帝不斷創建自己的秘書班子（所謂尚書、中書、門下）， 直至明清以來的大學士，還有司禮監、東西廠、南書房、軍機處。皇帝需要有臣下為他辦事，但又永遠對臣下不放心。這個矛盾無時不在，而且無解，幾乎是中國農耕文明的宿命。在這壹點上，1500年以後的中國和1500年以前的中國並無不同。

然而，1500年以後的中國，特別是明朝中晚期，皇權制度確實又呈現某種衰退、紊亂之象。應該指出，中國的皇權專制制度並不意味著皇帝個人可以為所欲為。皇帝既然是「天子」，當然要敬天守命，服從「天道」，這是董仲舒以來儒學以「儀禮」規制皇權的基本前提，也是臣僚壹定程度上可以向皇上提意見、制約君權的前提。 但君王既是「天」的代表，又是有血有肉的個體，各自的品性、修行差異極大，這又是皇帝個人行為往往導致體制化矛盾的原因。皇帝是皇權體系的壹部分，皇帝行為若不符合「祖制」，就會直接衝擊這個體系。換言之，皇帝個人行為可以是反皇權的、直接構成對皇權威嚴的破壞。明中後期幾位「特立獨行」的皇帝與臣僚的鬥爭似乎戲劇性地證明了這壹點。壹位是正德皇帝朱厚照（明武宗），此人登基未及兩年，竟然搬出紫禁城，跑到野外圍獵不歸；還自稱「威武大將軍」，搞的臣下奏摺都不知該怎麼寫。朝官出來諫阻，皇帝反而勃然大怒，把跪勸不起的146名官員每人廷杖30，當場11人斃命。這固然荒唐得可以，幸虧正德皇帝陽壽不長，不到30歲就歸了西。另外兩位皇帝，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和萬曆皇帝朱翊鈞（明神宗），也都是無視「儀禮」、破壞「祖制」的急先鋒，但他們在位時間卻出奇地長，且都以數十年不上朝「揚名後世」。嘉靖皇帝不上朝有倦怠因素，專心長生不老之術；萬曆皇帝不上朝卻純粹因為和朝臣鬥氣，因為朝臣不同意皇帝在立儲問題上廢長立幼。皇帝為此「罷工」30年，可謂空前絕後。

明中晚期皇權制度的紊亂、衰敗由此可見壹斑。比較而言，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滿清王朝，其權力運作反倒是相對簡單的，很少宦官、外戚干政的麻煩，更無皇帝「罷工」的笑話。康雍干連續三代雄主，開創中國歷史少有的「盛世」，今天想來還令人稱奇。但「盛世」背後仍然有陰暗。為了防止臣子私下串通，康熙帝建秘密奏摺制度，鼓勵臣工直接給皇帝遞摺子，「凡壹切奏摺，朕皆親批，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測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懼修省矣」。 雍正帝即位后大力發展特務機關，這個機關的名稱叫「粘桿處」，表面上侍候皇帝抓鳥捕魚，實則受皇帝派遣監視王公百官，甚至外任官員也不能倖免。「雍正帝經常將有關情況故意透露給被監視者，藉以提高這種特務手段的威懾力」。雍正、乾隆兩朝，「特務網遍布朝野，特務活動甚至滲透到官民日常生活之中，這是皇權高度集中與強化的表徵之壹，也是極端專制主義在雍干時期畸形發展的壹個跡象」。 錢穆將之批評為「部族政權」的「私心」，因為滿清皇帝不信任漢人官員，也未必全信任滿族官員，所以「清代政治，制度的意義少，法術的意義多」，像秘密政治，無論怎麼看都是「法術」，而不是「制度」。

簡言之，中國的皇帝專權，到清代確實發展到極致。既然到了極致，它的下壹輪衰變就為期不遠了。



官民矛盾



官民矛盾在中國歷史上也是老問題。本書第壹卷曾論及，官僚系統在中國前現代政治結構中，其角色定位壹直存在巨大的緊張：壹方面，它承擔社會管理職能，客觀上包含公共品性並應滿足其要求；另壹方面，它又必須唯天子之命是從，是皇權的奴僕。（第1卷第3章第19節）因此，嚴格地講，官民關係是君-臣-民關係的外化和具體化，是後者的現實表達，中國歷史上的官民衝突從來都是中國皇權制度衍生出來的結果。

儒家講「民本」，「水可載舟，水亦復舟」，所以荀子言「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 這當然是工具主義的，但對約束君權確曾起到過作用。漢高祖劉邦剛剛打下基業時，雖然因異姓王分封問題衝突不斷，後來又有呂后專權，上層打得昏天黑地，但並沒有妨礙漢初統治者對老百姓實行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就是因為汲取了秦因暴政而亡的教訓，這也是文景之治所以能夠成就的原因。就被統治壹方言，農耕文明造就了中國農民勤勉而安分的特點，順從統治者本來是其最保險、最安全的行為選擇，如果不是官員過於貪腐、社會過於黑暗，順民不會起來造反。——這構成中國農耕文明皇帝與子民之主奴關係的重要文化編碼。

但中國農耕文明還有另壹個重要編碼，那就是為官者群體壹定會走向腐敗、走向魚肉鄉民。君主制決定了官員對上不對下，郡縣制又決定了為官者對地方建設缺乏長遠眼光，而專註撈取利益。這些都會使腐敗不可避免。縱觀中國曆朝歷代，少則10年、20年，多也不過半個世紀，清明政治壹定會轉為貪腐政治，不管朝廷多賣力（比如朱元璋），雷霆萬鈞般整治、肅貪、殺人，最終也必歸於無效。——結果則是腐敗蔓延，貪黷遍地，官府壓榨民眾，暴力壟斷高利潤行業，權力又通過各種手段大肆攫取民財以肥私，必然引發劇烈的官民衝突。

有人說這是專制社會的普遍現象，並非中國獨有。沒錯。為官者腐敗是人類現象，這與本體意義上的人的生物學屬性有關。但中國官員卻有個特點，那就是無處不在的貪腐總是和無處不在的「偽道德主義」捆綁在壹起，互為連理。我的同事、社科院學者王毅研究明末以來中國皇權制度的衰變過程，專門分析過這種「偽道德主義」。 不要忘記，皇權制度是講「德政」的，程朱理學尤其講「存天理滅人慾」，為官者不得有「貪利之心」，但實際政治運行卻總是反其道而行之，對「德政」構成巨大反諷。官員們壹面高頌「聖人之學」，壹面不放過任何發財的機會。萬曆十七年（1589年）江浙大旱，受命賑災的中央大員楊文舉卻藉機向各地督撫、司道、郡縣大肆索賄，以致「從騎千人」亦「賞犒無節」，「所過雞犬壹空」。「迨至杭州，酣湎無度，朝夕西湖上，其樂忘歸，初不記憶經理荒政是何職名也」。 這不過萬千貪腐之壹例。其結果，不但塗炭生民，草菅人命，敗壞政治，而且使道德徹底虛偽化、面具化。

難怪華夏如此順民亦對為官者恨之入骨。宋人洪邁作《容齋隨筆》，其中有壹則筆記「盜賊怨官吏」，列舉大量農民造反起義后屠殺官吏的史實，如「陳勝初起兵，諸郡縣苦秦吏暴，爭殺其長吏以應勝」，「隋大業末，群盜蜂起，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殺之」，「黃巢陷京師，其徒各出大掠，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方臘為亂，陷數州，凡得官吏，必斷其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 可見官民衝突之烈古已有之，代代如此。那麼晚明以降，這個問題是不是更嚴重了？可以再研究。但至少，貪腐與「偽道德主義」並存乃至發展到登峰造極，大概是明代以來中國皇權社會的壹大病症。

這是文化困頓，也是文化老化。文化困頓意味著文化失去了原來的活力，其核心表徵之壹就是古老農耕文明的價值系統遭遇「空心化」危機，它的原有道德系統在長期的演化中已經轉變為否定自身的它者。它的存在已經千瘡百孔。官民衝突不過是其表象或結果之壹而已。



士人「道統」的迷失



另壹種文化困頓是士人「道統」的迷失。

在儒家傳統中，「道統」指堯、舜、湯、文王、武王、周公、直到孔子的「道」之傳承。余英時作文區分「道統」與「政統」，試圖從中找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形態」， 其實，在華夏早期國家中，本無「道統」、「政統」之分，湯滅夏桀、周滅殷紂，均驅逐「無道」之舉，代表「天意」，「政統」就是「道統」。至平王東遷，周室衰落，五霸並起，進入「禮崩樂壞」之世，「道」才喪失了依託，喪失了國家政權的支持，這恰恰給「士」階層的崛起提供了機會。他們以「道」自任，遊說列國，廟堂之上，高談闊論，受到各國君主禮遇，出現壹大批思想家、戰略家、各國變法的頂層設計者。

回想起來，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實乃大動蕩、大變革時代的激蕩、碰撞之產物，而非農耕文明的經典形態。正是因為列國紛爭，沒有「定於壹」，才給了知識分子空前的自由，包括鼓吹各種「道」的自由。而分裂不是農耕社會常態，壹旦實現中央集權的大壹統，統治者自然不會再鼓勵知識分子胡思亂想，若再亂說話，就有「謀逆」、「問鼎」之嫌。漢以後，經政治化儒家裝點，皇權自身獲得「道」的資格，且是「唯壹者」，「政統」與「道統」再度統壹。自那以後兩千年，知識分子能做的事，至多是以捍衛皇權的立場，批評社會黑暗或皇帝個人的越軌行為。這就是漢晉隋唐直至近世中國士階層的所謂「道統」，已和先秦大不同矣！

當然，即便這樣的「道統」，也曾造就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人格。像兩宋就出現過群星璀璨般的士大夫群體，范仲淹、王安石、歐陽修、司馬光、蘇軾、辛棄疾、陸遊、文天祥……，可謂異彩紛呈，光耀千秋。雖然他們並沒有超越皇權「道統」給予的認知規約，但這些士大夫表現的人格精神仍然是了不起的。正因為此，本書才斷言，儒家理想中那些具有超越特徵的思想元素有可能成為現代公共理性建構的重要精神資源，值得認真汲取（第1卷第3章第20節）。就便晚明，也還有朝臣執拗地要和不守規矩的皇帝作對（如上文所舉之萬曆皇帝例）；還有李贄這樣不拘壹格、活得瀟洒自在的哲學家；還有敢於和宦官、佞臣叫陣的東林黨人。明亡之後，也有壹批「待訪」的「明夷」如黃宗羲等在認真總結亡國教訓，規劃更理想的君臣治理藍圖。他們仍然是「以道自任」的。這是文化活力尚在的標誌。

然而，到了清代，包括那個康雍干「盛世」，文化卻正在接近死滅。壹方面，清廷高揚儒家聖賢，康熙年間就改變朱熹配享孔廟位置，由原來的「東廡先賢之列」，升到「大成殿十哲之次」， 大概是因為朱子之學有助於「正人心、厚風俗」，提倡程朱理學也利於團結漢族士紳和官僚集團。另壹方面，清廷的文化專制政策壹點不含糊，大興文字獄甚至到瘋狂程度。順治、康熙、雍正都有文字獄記錄，最瘋狂者則非乾隆莫屬。乾隆皇帝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竟然整出130多起文字獄，整肅理由多荒誕無稽、令人嗔目。比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胡本翰林院學士，有人向乾隆告發胡這本詩集有問題，皇帝閱後果然大怒，認定「悖逆多端」、罪無可赦。如胡詩中有「壹世無日月」語，日月合寫為明，作者莫非有意復明？詩中又有「壹把心腸論濁清」等句，「加濁字放在國號（清）之上，是何肺腑？」胡詩中還有「老佛如今無病痛，朝門聞說不開開」，乾隆斷定「老佛」是指自己，諷刺自己不問政事；胡詩中另有「穆王車駕走不停」，乾隆則認為是在諷刺他多次南巡，不顧民間疾苦，揮霍鋪張。總之，撲風捉影，荒唐至極，讓人懷疑皇帝是否患上精神偏執症。胡中藻案又引發鄂昌案。鄂昌，已故滿族大臣鄂爾泰的侄子，曾任廣西及甘肅巡撫。由於胡是鄂爾泰的門生，鄂昌和胡論世誼，有詩文唱和之事，這在當時本屬平常，但乾隆卻申斥鄂昌身為滿人，「世受國恩，乃任廣西巡撫時，見胡中藻悖逆詩詞不但不知憤恨，且與之反覆唱和，實為喪心病狂之尤」。結果，胡中藻被斬首，鄂昌賜自盡，鄂爾泰的神位也被逐出滿人的賢良祠。

編纂《四庫全書》被認為是乾隆年間最大的文化工程，朝廷360多位官員、學者進入編委會組織編纂，全國遴選3800多位文人學士從事抄寫，經史子集四部共收錄典籍3500多種，7.9萬卷，3.6萬冊，工程不可謂不浩大。但，這又是壹個典型的文化毀滅工程，「據載，整個編修過程共徵集各類典籍12237種。朝廷以是否符合清室的皇家價值觀為標準，對這些典籍進行了仔細甄別。凡被認為有可能對清王朝統治不利的，壹律銷毀。查閱相關統計資料（包括官方數據）可知，在整個工程實施過程中，被銷毀的各類典籍大約3000餘種，6萬余卷，15萬冊，70萬部，內容涉及歷代著作。這裏還不包括民間迫於恐怖氣氛和形勢壓力自行銷毀的藏書。在這場文化浩劫中，大量承載著中華民族優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孤本善本秘本禁毀本等珍貴史料從地球上永遠消失，包括對明代皇家檔案進行了全面銷毀。由於這項工程屬於朝廷強行徵集，所以對藏存於民間的典籍幾乎是壹網打盡」。「除了銷毀，對民族文化傷害更深的是對古人典籍進行蓄意篡改，即對於不得不收錄全書，但對其中部分章節、觀點或詞句感到不悅不爽的，則在抄寫時直接進行刪改。由於全書卷帙浩繁，篡改之處不留痕迹，所以究竟篡改了多少處，完全無法考證」。

在這種背景下，哪裡還有知識分子敢說真話？又到哪裡去尋找中國士人的「道統」？清朝三百年無思想家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專制發展到極點的必然結果。乾隆元年，幾位宮廷划師「奉敕」貢獻清院本《清明上河圖》，極盡歌頌「盛世年華」之能事，卻再也看不到宋人張擇端筆下之《清明上河圖》的古樸與蒼涼。乾隆年間另有壹長卷《姑蘇繁華圖》問世，此划又稱《盛世滋生圖》，作者徐揚提拔曰：「要皆自我朝聖聖相承，深仁厚澤淪浹于百有餘年之久。我皇上鑾輿再奉，行慶施惠，有加無已。斯地斯民，故能感激鼓舞，樂樂利利，交相勸勉，共為盛事之良民，其偶然哉。昔孔子適衛，惓惓于富教之謨而未行之焉，至今日而全盛矣，大備矣。皇上宵旰憂勞，猶且視民如傷，無時少釋，所以保泰持盈，永太平福澤于無疆者也。臣執事內廷，能不益加觀感以摹寫帝制光昌于萬壹乎。」

嗚呼！這同樣是文化困頓。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和徐揚《姑蘇繁華圖》均被後人視為藝術極品。但藝術的精美畢竟遮不住精神的老化、思想的貧瘠、獨立人格的不再。



「海禁」與農耕文明內斂性的強化



黃仁宇研究「中國大歷史」，認為「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其實，作為農耕文明呈現者，秦漢以降的歷代中原政權，總基調都是內斂的，重自保而非擴張。這與草原遊牧文明和海洋商業文明很是不同。對蒙古帝國有深入研究的法國學者雷納·格魯塞（Rene Groussent）曾總結過去兩千五百年亞歐大陸各民族間的征伐規律，他的結論是：侵入者向來是從北向南，游牧民族攻擊農耕民族，雖然也有相反方向的行動，比如波斯大流士向歐洲的用兵，中國漢武帝、唐太宗、明永樂、清康熙等對西北地區的征伐，「然而所有這些從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鮮明的防禦性質」。 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游牧民族落後，「在上亞細亞，草原上還維持著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狀況，而在南方，早就進入極其發達的農業階段」，游牧民族生存條件的惡劣、他們的流動性以及與生俱來的攻擊本能，讓他們對農業定居民族具有天然的優勢，所以「掠奪性入侵幾乎壹定可以成功」，就便失敗也不產生什麼後果，拔腿就走就是了。「如果事有湊巧，中國人的宮廷里或軍營里發生了什麼騷動因而邊境空虛，就可以征服壹座城、壹個省、壹個帝國。這就是歷史上中國和蒙古關係中的壹種規律」。

格魯塞更多談的是攻擊者壹方情形，被攻擊者方面用墨較少，而這正是我們這裏要強調的。農耕文明的保守性首先在於其生產和生活方式，定居意味著自給自足，缺乏向外擴展的衝動。農耕文明的保守性還體現在由此建構的政權組織形式和社會倫理支撐，甚至大壹統也可以由此獲得部分解釋，因為只有統壹的中央強權才更有利於對付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脅。至於社會倫理，農耕文明強調等級、服從，強調「知天命」和安分守己，其文化特質帶有柔弱化、纖細化甚至女性化的特點。當然，華夏文明並非開始就缺少陽剛之氣；但漢文化中的「野性」很多來自「胡人」，似也是不爭的事實。秦在戰國時代雄起，後來者居上，最終戰勝六國，壹統天下，除其他原因外，和秦地處邊陲，吸收了很多西戎文化基因有關，其勇武彪悍為中原六國所不及。隋唐開國之君都從西北起家，隋文帝楊堅可謂「胡化」漢人，唐高祖李淵甚至有胡人血統。大唐帝國吸收了大量胡人文化，從魏晉南北朝到大唐王朝，正是中國民族大融合的高峰年代。可以說，盛唐之開放、大氣，有遊牧文化、半遊牧文化的功勞，是農耕文明為主又揉進某些草原文化要素的結果。這反倒豐富了中原文化，讓華夏文明變得堅強有力。

可惜好景不長。經中晚唐的頹廢，五代十國的紛亂，至兩宋已完全是另壹番景象。如果說漢唐都有外患（漢為匈奴，唐為吐蕃），但皆保持道德自負，自認高人壹等，那麼宋則不然。用呂思勉的話，「從漢到唐，中國是征服異族的；從宋到清，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除明朝275年外，宋以後的中國「有十分之七，在異族統治的狀態之下」。 難怪有學者講：「從宋代起，在遼夏金元壓迫下的勘界行為、海外貿易確立的市舶司制度和清晰的知識與財富的自我與他者界限的警惕，加上和戰之間的外交談判，已經使宋代中國很早就有了國境存在和國家主權的意識」，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從「帝國」變成了「民族國家」，而毋寧說宋代中國乃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

中國農耕文明的內斂性不但表現為對北方草原文明的守勢，同樣表現為對南方海洋文明的抗拒，這壹點明清尤為明顯。誠然，宋代曾有發達的海洋貿易，泉州等地早在公元10世紀就成為華南重要商貿港口。這固然與宋朝的重商政策有關，特別是發展面向東南亞的朝貢貿易和民間貿易，但嚴格地說，這仍然是面對北方威脅做出反應的結果； 宋代國際商貿發達亦有阿拉伯商人的功勞，11世紀大塞爾柱土耳其帝國的興起和它對基督教拜占庭帝國的威脅，導致歐洲十字軍東征，阿拉伯商人不得不把貿易重點轉向東方。當時的泉州、廣州等城市外商雲集，宋人將外國僑民聚居區稱為「蕃坊」，政府甚至任命「藩長」以協助官府管理外國僑民社區的公共事務。 這番興盛景象被蒙元所繼承，雖然原因、動機不同了：忽必烈發展南洋貿易，除蒙古人天生的擴張衝動外，還有現實的政治考慮，他因與弟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與西域各汗國交惡，只有地處西亞（今伊朗壹帶）的伊利汗國支持他。為了建立與伊利汗國的政治聯盟，也必須保持南洋的海路暢通。

這壹切到了明朝發生根本變化。

朱元璋是地地道道的內陸農民，對大海自然是陌生的。他的「片板不許下海」的禁海令十分著名，初始動機含有防止反明殘餘勢力在海上興風作浪的企圖，但骨子裡還是對海洋（包括對來自海洋的強盜如倭寇）的恐懼。禁海令產生深遠影響，標誌著農耕文明保守性、內斂性的進壹步強化。整個有明壹朝，永樂皇帝朱棣是唯壹例外。此人雄心勃勃，強意遷都北京，劍指漠北；從1405年開始，永樂帝又命太監鄭和率大型船隊多次下南洋，穿越馬六甲海峽，向南亞乃至印度洋沿岸各國宣示大明帝國的強盛。可以想象數百艘巨大的官船浩浩蕩蕩行駛在海洋波濤之中，是何等壯觀，但這竟成為中原王朝主動對外示強、經略海洋的絕響。永樂帝死於1424年，1432年鄭和進行最後壹次航行，其後再無遠征之事。船隻爛掉，甚至航海圖都被兵部尚書焚毀。為什麼呢？壹種解釋是永樂帝所為超過財政支付能力，他的繼承人只能全面收縮；再壹種解釋是遠征乃政府行為，不能給民間以動力。 無論如何，鄭和下西洋成為絕響，此後400年中國再無海軍。

1644年，滿族鐵騎殺進山海關，佔領北京，可謂游牧民族戰勝農耕民族的又壹次歷史再現。但這次不同的是，滿人是壹個非常善於學習的少數民族，知道馬上得天下不等於馬上治天下。他們站穩了腳跟，認真總結前朝統治經驗，承接前朝統治架構，吸收漢文化的某些精髓並用於反制漢人。儘管有「部族政權」的私心，畢竟勵精圖治，包括髮展經濟，掃平西北邊患，才有康雍干三代「盛世」。但是，對海洋問題，清廷和大明王朝壹樣，眼光局促而短視。順治皇帝同樣頒布過禁海令，嚴禁民船出海；甚至進壹步下達「遷海令」，強迫海島和沿海居民內遷30至50里，設邊界不得逾越。1683年清廷收復台灣后，情況略有改善。但到乾隆壹朝，清政府又加強了對外貿的控制，減少通商口岸，嚴厲限制、約束外商行動。

滿清皇帝以中華正統自居，繼承前朝漢人政權的朝貢體系，滿足於金鑾殿上接受各國貢使的覲見、朝賀，卻全然不知外部世界已經發生天翻地復的變化。

就農耕文明和中華帝制文化的總體演變而言，這同樣是老化、衰變之表徵。還是那句話，文明長久了自然衰敗，但衰敗並不意味著有新質的發生。壹個古老文明要催生新質，需要某種刺激、需要某種「誘發」力量。而歷史正在創造這樣的條件。



作為外部壓力的征服者



大英帝國的崛起



19世紀的世界持牛耳者非大英帝國莫屬，但1500年以前，不列顛群島在全球格局中只是個無足輕重的角色。當然，英國歷史早在公元9世紀的阿爾弗雷德大帝時代已經顯露出不凡，他帶領他的同胞打敗入侵的北歐維京人，大體結束了英格蘭各地的紛亂局面。值得注意的是，無論英倫三島最早的居民克爾特人，還是後來的征服者羅馬人、盎格魯-薩克遜人，還是更晚些的維京人或諾曼人，他們都具有或多或少的海洋民族特徵，維京人尤其以「海盜」著稱，這些似乎鑄就了這個島國民族骨子裡的擴張本性。

1215年《大憲章》出台，這本是當時的國王約翰王與貴族妥協的結果；1258年又有《牛津條例》出現，標誌著議會制度已經呼之欲出；至1295年「模範議會」召開，確立國王徵稅必須經議會批准，英國議會制度正式走進歷史舞台。這段歷史共80年，期間幾代國王與貴族之間多次衝突、多次流血，但「王在法下」的原則終於確立了，這是以英格蘭文明之特殊性昭示未來人類政治現代化之普遍性的最早成果。

但這個成果是很多年以後才被人們認識到的。當時的英格蘭人不會為此沾沾自喜，他們真正心動的，是藉助已經開始的繁榮，向歐洲大陸擴張。他們標定的第壹個對手是法國，於是就有了英法間的百年戰爭（1337~1453）。英國人曾幾度獲勝，甚至統治了半個法國，但最終還是被法國人趕下了大海。此後，英國人不再打歐洲大陸的領土算盤。經過30年內戰（所謂「玫瑰戰爭」），英國內部又折騰壹番，終於迎來新的盛世，這就是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女王在位45年（1558~1603），英國獲得長足發展——而這正是中國大明王朝的嘉靖皇帝、萬曆皇帝「罷工」不上朝的年代。為了擴展海外利益，英政府決定挑戰當時最強大的西班牙帝國。伊麗莎白女王先是利用海盜船騷擾、打擊西班牙商船，後來又重創西班牙海軍「無敵艦隊」，西班牙近百艘戰艦葬身大海，英艦隊竟然無壹損失。此事發生於1588年。自此以後，英國壹舉奪得海上霸權，350年內再無敵手。

當然，促進英國迅速崛起的，還有壹個根本因素，那就是市場原則的確立和工業革命的發生。

歷史證明，近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邏輯，包括「自主行動的個人，以謀取利潤為目標的行為動機，實現利潤手段的合理化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競爭體系」（第1卷第1章第14節），歐洲航海民族是其首創者和第壹批踐行者。威尼斯人、弗洛倫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荷蘭人都可以列入此類。英國人之所以在這個群類中後來者居上，拔得頭籌，不僅是因為他們戰勝了西班牙，從而盡享地理大發現帶來的無限商機，而且還因為其國內經濟、政治結構及國民心理早就為開發、利用這些商機準備了條件。「圈地運動」是新航路開闢后英紡織業發展對羊毛需求迅速增加的結果；「光榮革命」（1688年）后這個運動進壹步得到議會的支持。被趕出土地的農民大量進入城市，又為即將到來的工業化準備了廉價勞力。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意味著英現代金融體系的基本形成。市場機制鼓勵發明創造，於是英國人首創「珍妮紡紗機」（1764年）、瓦特的蒸汽機（1769年）。有了蒸汽機，才有火車、汽輪等現代交通工具的出現，人類由此進入「蒸汽時代」，英國人則是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旗手。

英國人的海外擴張也在齊頭並進，不列顛群島正在變為大英帝國。但，成就大英帝國的，與其說是不列顛王室，不如說是全民行動。英國的擴張有深厚的民間基礎，這與永樂皇帝式的鄭和下西洋完全不同，突顯海洋民族與農耕民族的迥異。決定因素自然是利益動機，這個動機以其最本真的形態出現，完全不必裝腔作勢、扭扭捏捏。英國王室鼓勵民間的海外冒險，也給予必要的國家支持。以東印度公司為例，這本來是1600年在倫敦註冊的壹家私營公司，但獲得了王室賦予的印度貿易壟斷權，在其後的200多年時間里，這家公司竟成為印度的實際主宰者。北美、加勒比、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非先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大英帝國真正成了「日不落帝國」。征服過程有時是和平的，有些則充滿血腥。比如在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殖民者對反抗的土著進行了毫不含糊的鎮壓、殺戮。「英國人喜歡想當然地認為，他們在世界上發揮的作用基本上是壹個和平的作用：英國保護著它已有的帝國，而在別人允許自由競爭的地方，它的貿易和文化只對這些人產生正面影響。英國的公民認為，英國只有自衛時才訴諸武力。然而英國從1783年到1870年在海外實施了幾乎無間斷的征服和暴力行為，這些都是確鑿的事實，有案可查。」

我們不妨重溫本書第壹卷談過的壹個觀點：征服者邏輯。那裡筆者曾指出，對內實行民主制度和對外執行擴張戰略的共存，是被稱為制度現代化先行者的那些歐洲國家重要的國家現象，也是社會進化在政治領域內的壹個明顯悖論。所謂「征服者邏輯」的意思是：壹方面，利益推動了殖民帝國國內的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權為核心的現代民主制的萌生與確立；另壹方面，民主又在帝國或民族國家水平上強化了追逐利益的驅動力和實施這種追逐的能力，而據弱肉強食規則展開的「先進國家」對「落後國家」的掠奪，又與自由、平等、人權這些人類共有的普適價值相衝突。

大英帝國恰恰是體現上述「征服者邏輯」最典型的國家。



中英衝突之源頭



那麼中英之間的碰撞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應該承認，在事情的最初階段，英國人既是主動上門、建立關係的壹方，又是長期「受氣」、被「虐待」的壹方，且不像對印度，英國人從無徹底「征服」中國的打算。二者的衝突從壹開始，就帶有鮮明的、處於社會進化不同水平上的兩種文明體之間較量的性質，同時又裹挾著「征服者邏輯」所包含的深刻悖謬。

英國的第壹條商船來到中國是1689年。此後100多年，英國人深受中國海關刁難和敲詐勒索之苦。 想掙大錢的英國商人並不灰心，鍥而不捨，廣州海關刁難得厲害就北上寧波尋找機會。北京則擔心北方口岸靠海更近不易控制，助長「外夷」與國內「奸民」勾結，故提高寧波、廈門、上海口岸的關稅，實為「不禁之禁」。1759年英商James Flint（中文名字洪仁輝）不顧禁令北上天津，控告廣州海關腐敗和法外課稅，竟被官府判獄3年。北京乾脆下旨嗣後廣州乃為對夷人開放的唯壹口岸。這就有了所謂「廣州貿易體系」，其要點是：洋夷不得與朝廷官吏直接接觸，以免有損國體；買賣壹律由廣州民間13家商人機構「十三行」代辦；交易季節准許洋夷在廣州指定區域入住，但家眷女人不得混入商館；交易期截止洋夷需立刻離開廣州，不得延誤；洋夷不準用轎、不準外出郊遊、不準與中國壹般居民接觸。清廷令地方官府如此安排，壹方面原本就不認為對外貿易為己方所必須，不過是對洋夷的「恩賜」而已；另亦擔心外人進來，勾結「奸民」，有傷風化，易生內亂，骨子裡還是農耕文明拒斥外來東西的內斂化反映。

司法權方面，中國官府要求洋夷犯罪按中國法律處理。1784年英船Lady Hughes號鳴放禮炮時意外炸死兩名中國官員，廣州當局當即逮捕該船領班，包圍商館，中斷貿易，直到英國人交出逃跑的炮手，領班才獲釋，而那位炮手被當即「絞立決」。站在英人角度，這種「中國式判決」及其連帶做法（如動輒中斷貿易）既粗野又不人道，令人無法忍受。

所有這些侮辱性限制、勒索和令人瞠目結舌的「司法行為」，促使英國官方下決心直接和北京聯繫，改變不合理的廣州貿易體系，捍衛英人尊嚴和「貿易自由」。1792年，馬嘎爾尼勛爵（Lord Macartney）被正式任命為「大不列顛國王特命全權派駐中國皇帝大使」，他的使命包括：說服中國政府讓出壹兩片小塊土地供英商居住，在那裡實行英國司法管轄；達成壹項商務條約，以便在更多口岸推進對華貿易；消除廣州體系的種種歧視性安排；在北京設置英國外交代表。

這個使團1793年訪問中國的結果盡人皆知：徹底以失敗告終。在熱河，馬嘎爾尼雖然見到了乾隆皇帝，但老皇帝只把英使視為前來賀壽者（那壹年乾隆帝已83歲），對其他要求壹概回絕。乾隆的傲慢尤其體現在他給英王的「敕諭」上：朕雖然欣喜英王「傾心向化」、遣使前來的「恭順之誠」，但派代表常駐北京卻與天朝體制不合，「西洋諸國甚多，非至爾壹國，若俱似爾國王懇請派人留京，豈能壹壹聽許？又豈能爾國王壹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余年法度？」至於貿易，「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巾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並沾余潤。今爾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顯然，這是完全不同的邏輯。中國皇帝壓根兒就沒把英國人視為平等交往的對象，「天朝上國」心態盡顯。

23年後的1816年，英國再派使團來中國，同樣被嘉慶皇帝拒之門外。

但英國人已經失去耐心了。這不但在於他們不能繼續忍受廣州海關的盤剝，更在於迅速發展的英國紡織業急需打開中國市場。曼徹斯特的製造商們在盤算，中國上億人口，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長壹英寸，我們的工廠就有干不完的活。1830年12月，廣州的英國商人向英國下議院遞交請願書，聲稱該是把對華貿易「置於壹個永恆、體面的基礎之上」的時候了。

然而，使事情更加複雜的還有另壹個因素：鴉片。



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



鴉片傳入中國，大約在唐初，當時只是壹種止痛藥。隨著近世鴉片越來越成為有閑階層的「享受」品，鴉片的毒害也日益凸顯。1729年，雍正皇帝就曾下令禁止銷售、吸食鴉片。1796年，嘉慶皇帝亦明令禁止進口、種植鴉片。然而，東印度公司看到鴉片貿易的巨大利潤，開始瘋狂地、又是偷偷摸摸地向中國傾銷鴉片。「偷偷摸摸」是指東印度公司知道販賣鴉片違反中國法律也違背人類道德，所以大多假手英國散商去做。據載，英印向中國的鴉片輸入，1821~1828年，平均每年為9000餘箱；1828~1835年，為18000餘箱/年均；1835~1838年，為39000餘箱/年均。每箱平均價銀約400兩，1835~1838年每年總價值即約為1500餘萬兩。鴉片佔英印對華商品輸出總額的50%以上，英印政府歲入的十分之壹來自鴉片貿易。 而中國方面呢？鴉片貿易徹底扭轉中國對英印原本的貿易順差，導致白銀大量外流。更嚴重的是，毒品泛濫在中國社會產生惡劣後果：「19世紀初葉的煙民主要是些富家子弟，但這種陋習逐漸擴展到各色人等中間，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婦女、僕役、兵丁、乃至於僧尼道士。在1838年時，廣東和福建兩省的煙館竟像英格蘭的酒館壹樣比比皆是。」 難怪林則徐在給道光帝的奏摺中痛言，若鴉片不予禁絕，10年後中國將再無可以禦敵之兵，且再無可以充餉之銀。甚至有說中央政府官員中亦有10~20%的人在吸食鴉片，而全國煙民的總人數已達200萬~1000萬之巨。

明了上述史實，就可以理解欽差大臣林則徐1839年6月的虎門銷煙何以被後世譽為英雄之舉。 當然，站在英國政府和商人立場，事情就是另外壹個邏輯了。英在華商務總監督義律即敦促英政府對中國展開報復行動，不僅是因為大批鴉片被焚毀，造成英方「經濟損失」，而且因為廣州英人商館竟然被封鎖長達6個星期，「這是對英國人生命、自由和財產採取的強盜行徑」。 考慮到鴉片貿易本身的罪惡屬性，英國人對「生命、自由和財產」的此類聲張顯得滑稽、無力而虛偽。就是在倫敦大英帝國議會的舞台上，圍繞是否應該就鴉片衝突而和中國開戰，議員們也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輝格黨人馬可黎強調不列顛「屬於壹個不習慣接受失敗、屈服或恥辱的國家」，「必將強迫虐待其子民者交付數量震驚的賠款」；托利黨人格蘭斯頓則反唇相譏：「我不知道而且也沒有讀到過，在起因上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不義的戰爭，還有比這場戰爭更加令我國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站在對面的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談起在廣州上空迎風招展的英國國旗來，但那面國旗的升起是為了保護臭名遠揚的走私貿易！」

格蘭斯頓顯然站在歷史正義壹邊，但辯論結果，托利黨人的反戰決議案還是以5票之差被否決。當時的巴麥尊政府不承認支持非法的鴉片貿易，而強調重要的是英國人已經受到侮辱。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也在議會發表演說，聲稱英國國家尊嚴不容損害。這樣，戰爭就不可避免了。事後看，大英帝國有臉面問題，他們不能在世界面前「丟人」；但更重要的是利益，巨大的利益。如果僅僅是茶葉對紡織品，英方還會主動出擊、不依不饒、最終兵戎相見嗎？不會的。還是鴉片貿易產生的巨大吸引力，它已經成為英印政府重要的收入來源，更何況到19世紀40年代，大英帝國對整個遠東地區已經有了更大胃口和野心。

40年前馬嘎爾尼訪華雖然無果，但沿途考察已經探到中國的外強中乾、不堪壹擊，這也讓英國人對發動軍事進攻有了信心。

1840年鴉片戰爭打響，清軍果然不中用。英軍16艘戰艦、4艘蒸汽艇、28艘運輸艦載著區區4000名英軍士兵，竟封鎖廣州，北上舟山，9分鐘炮擊后沒有遇到任何抵抗就佔領這座城市，接著繼續北上威脅天津，讓紫禁城裡的道光皇帝大為吃驚，不得已同意談判。1841年戰端又開，英軍攻取虎門要塞，圍困廣州，又分兵北上，1842年6月佔領上海，7月佔領鎮江，再次讓清廷震驚，這才有了不能不簽署的中英《南京條約》。戰爭中，不但中方武器劣勢盡顯，且證明滿清王朝游牧民族屬性的嚴重退化。長期的安逸、腐化已經讓當年的馬上征服者再無鬥志，以至兵不成兵，將不像將，不但在洋人面前壹敗塗地，也在漢人面前再再丟臉。而英軍則是幾百年戰爭打出來的，訓練有素，經驗豐富，又有工業革命裝備的新式武器，兩相比較，戰爭結果豈有他哉？

1842年8月29日雙方在英國軍艦上籤署的中英《南京條約》，要點包括：賠款2100萬兩銀元（內含1200萬軍費賠款和600萬被銷毀鴉片賠款）；廢除廣州的貿易壟斷制度；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5個口岸；割讓香港；兩國官員平等交往；核定關稅。1843年10月8日雙方又簽署《五口通商附黏善後條款》（即《虎門條約》），英方領事可審判自己臣民（治外法權），英方享有最惠國待遇。對比可知，以上條約的大部分內容和1793年馬嘎爾尼使華時的要求基本吻合，只不過當時清廷不予理睬，現在在英方炮艦之下不得不接受了，還要賠償人家發動戰爭的損失！此外，被焚毀的鴉片要賠償，但引發戰爭的鴉片貿易是否應該持續還是被禁止，條約竟然隻字未提。顯然，雙方都在刻意迴避。英方迴避是因為英方當然要繼續這不光彩的貿易（事實上，對中國的鴉片輸出壹直持續到1917年，用西方研究者的說法，這是「近代史上延續最久的有組織的國際性犯罪活動」）。那麼中方為什麼要迴避呢？

《南京條約》是勝利者強加給失敗者的，就此而言，條約本身當然有其不平等性乃至不義性。但另壹方面，條約迫使中國開放五口，從而開啟壹個農耕文明與現代世界接軌的進程，客觀上又有進步性。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濟現代化就是由此開始的。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又該感謝英國人。但是，當時的清廷統治者真的意識到這是劇變的開始、應該洗心革面奮力迎接么？非也。



清廷裹足不前的20年



從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到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咸豐皇帝退走熱河，這中間乃是清廷在世界大勢和國家定位認知方面冥頑守舊、裹足不前的20年。這才是令後人掩卷長思、為之扼腕者。

在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們看來，簽署《南京條約》大體相當於中國傳統上的「羈縻」之術。面對「狄夷」的騷擾和攻城略地，歷史上的中國皇帝不是多次採用妥協手段（包括與對手和親）而化解危機么？英國人如此看重貿易，恰恰證明其粗野，不懂天朝道德為上，給他點「好處」、使其不再「犯上」、「生逆」也就罷了，此即「羈縻」。按照這個邏輯想問題，清廷自然不會有任何進步。戰爭威脅消失，戰敗者就可以推翻原來的承諾，這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新鮮。1849年的清廷也是這麼乾的。《南京條約》早就規定允許洋人入住廣州城，道光皇帝卻給廣州地方官員下密旨，支持他們對洋人的強硬政策，不準洋人入城，且相信這體現了「民意」。不錯，1841年英印士兵在三元里搶劫廟宇、姦汙婦女的行為激起廣州民眾對洋人的普遍反感和排外情緒，這是導致英國人遲遲不能進入廣州城的重要原因。而民眾的排外情緒恰恰呼應了皇帝自己的認知，因為皇帝也是排外的，二者在這裏產生共振。道光皇帝獎賞對英強硬的地方官員徐廣縉、葉名琛，給他們加官進爵，徐廣縉賞戴雙眼花翎，葉名琛賞戴花翎；又命令其他口岸地方督撫亦需對洋人嚴加管束，不可使其越界。就這樣——正如近代史學者馬勇所說——「《南京條約》帶給中國走向世界的機會，因徐廣縉、葉名琛，還有道光帝的愚昧而近乎喪失殆盡。」

1850年，道光帝崩，19歲的愛新覺羅奕詝繼位，是為咸豐皇帝。但這位新皇帝對撲面而來的外部世界同樣無知，對中國自身的危機同樣無感，對危機中蘊涵的機遇同樣無識，對英強硬則更甚之。咸豐皇帝甚至命令其他口岸把壹切對外事務統統移交廣州欽差大臣徐廣縉處理。北京的強硬曾令倫敦政府考慮恢復武力報復，只是由於人事變更（外相巴麥尊的去職）才被推遲了好幾年。

然而，外患未免，內亂又至。1851年，壹個叫洪秀全的破落讀書人竟然在廣西煽動民眾造反，且很快成燎原之勢。民亂對清廷並非新問題，早在乾隆中晚期，隨著腐敗加劇、國勢轉衰，民變蜂起之態已顯：湖南、貴州有苗民起義；川陜鄂豫有白蓮教起義。乾隆深以晚年平亂不力為恥，甚至加速了他的衰老。其實，民變洶湧與乾隆信任、縱容大管家和珅頗有關。和珅「巧于迎合而工於顯勤」，很得乾隆帝賞識。利用皇帝賦予的大權，和珅大發民變財，派他的親信出任民亂鎮壓指揮官，多報兵員、冒領軍餉、假報軍功，卻在軍事行動方面無所作為，以致民變如火如荼，到處蔓延，和珅則壓著不報。嘉慶皇帝在老皇帝乾隆1799年2月歸天後即刻嚴懲和珅，公開的理由就是「壓擱軍報，有心隱瞞」，「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貽誤軍國重務，而種種貪黷營私，猶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辦理，刻不容貸。」

晚年乾隆、和珅與地方民變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是滿清帝國走向衰敗的重要註腳。半個世紀后的太平天國之亂是這個衰敗進程的又壹個裡程碑，這次民變規模更大，影響更深遠，幾乎要了清廷的命。如果看細節，歷史充滿了偶然。洪秀全、楊秀清起事時，未必有多大抱負，也無明確戰略意圖，如若打下廣西首府桂林，沒準就在此處做皇帝了。桂林沒打下，才轉攻湖南，反倒開闢出無限可能。1852年，太平軍在湖南發布「奉天誅妖」、掃蕩清廷的檄文，稱「予唯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慨自滿洲肆虐，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壹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有人呼！」「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壹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

在其後的半年時間里，太平軍克郴州、攻長沙、占岳陽、奪武漢，沿途不斷有亂民加入，至武昌城破，太平軍已達50萬眾，可見朝廷之不得人心。壹支草莽起義隊伍，轉戰數省，如入無人之境，清廷前後任命3位欽差大臣率兵圍堵太平軍，竟不能成，亦證清軍之衰敗、腐朽。太平軍屠城武漢后，於1853年2月揮師東進，上千戰船沿長江而行，遮天蔽日，氣勢非凡，4周即兵臨南京城下。12天城破，欽差大臣陸建瀛被活捉，當即被梟首，3萬多滿人橫屍街頭。洪秀全建都南京，改名「天京」，隨後派出壹支不大的隊伍北伐。沒有全力部署北上，大概是洪楊犯的壹個戰略錯誤，否則清廷可能那時就嗚呼哀哉了。但就是這支2萬人的北伐軍亦橫掃山西、轉戰邯鄲、直逼保定，以致北京城內竟有3萬多大戶拖家帶口逃出城去準備避難。由於缺乏後續支持，孤軍深入的這支太平軍最終被僧格林沁圍殲，太平軍北伐主帥李開芳慷慨赴死。

就中國內亂而言，可以說，最後救了大清朝、讓其又茍延殘喘半個世紀的，不是清廷自身有多少長進，而是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迅速腐朽。

洪楊等人出身低微，壹朝革命成功，權力欲、享樂欲竟然如火山般爆發不可遏止。據時人記載，洪秀全的天王府「僭縱工役日必千人，已興造年余，府前有牌樓壹，上橫四大字曰『天堂路通』，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冠以『真神』兩字。兩旁有柵，柵內橫額數方，皆偽僚屬所讚頌」。「偽殿尤高廣，梁棟塗赤金，紋以龍鳳，四壁彩畫龍、虎、獅、象」。「內室多至千數百間，偽王娘以下被媵妾者壹千二百餘人，而侍女不與焉。洪逆既荒於色，深居簡出，壹切不聞問，於是東賊（楊秀清）漸跋扈不可制」。出身碳工、號稱「九千歲」的東王楊秀清更是腐敗得壹塌糊塗。楊的宮殿「正九重天府」規模直逼天王府；楊「性尤淫縱，逼取民女未盈十七歲者三十六人為王娘」。「出必前後擁護數千人，金鼓旌旗之屬凡數十事，轟雷耀日」。宮內則「嘗造大床，四面玻璃，中貯水，蓄金魚荇藻，枕長四尺二寸，此可見淫亂之壹端」。 作文者顯然站在清廷立場，視洪楊為「賊」、「逆」，但所述之事應不會錯。另有時人總結曰：「夫首逆數人起自草莽結盟，寢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壹室，得計便行。機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勢。今踞江寧，為繁華迷惑，養尊處優，專務于聲色貨利，往之倚為心腹股肱者，今乃彼此睽隔，猜忌日生，禁令則徒立科條，軍務則全憑文告，氣脈不通，已成麻痹不仁之象，賊之滅亡，可燭照而數計矣。」 事實也正是如此。建都未幾，天國內訌，洪秀全誅殺楊秀清、韋昌輝，連帶其屬下2萬人被殺，石達開憤而出走，太平天國從此走上下坡路。這段農民起義包含的荒唐與悖謬，本書後續卷章還會涉及、比較。

鎮壓太平軍，也令清廷元氣大傷。鴉片戰爭及賠款，已使清廷損耗巨大；太平軍崛起后，短短兩年時間，朝廷又為軍事鎮壓花去2000萬兩白銀。國庫空虛，迫使清政府用各種手段增加收入，不僅數不清的苛捐雜稅加到百姓身上，而且賣官鬻爵，竟至40兩銀子就可以買個「知州」（六品大員）。 所有這些，自然加快了晚清衰變的節律。



1860：屈辱還是進步？



回到外交問題。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1844年清廷和美國簽署《望廈條約》、和法國簽署《黃埔條約》，后兩個條約均規定12年後的1856年應予修約。而根據《虎門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英國人聲稱也應該和美國人、法國人壹樣擁有12年後修約的權利。1854年，英法美三國公使向葉名琛提出修約建議，被葉斷然回絕。1856年10月發生「亞羅號事件」，廣州官府人員登上這艘在英國香港皇家殖民地當局註冊的商船稽查海盜，英方以中方侮辱英國國旗、未經許可上船抓人為由，要求中方道歉，中方拒絕，此事成為中英再啟戰端的導火索。法國則以1856年壹名法國傳教士在廣西被殺之事為由，派出遠征軍參加對中國的報復行動。1857年12月，英法軍隊攻佔廣州城，葉名琛被活捉，押送印度加爾各答，后死在那裡。英法軍隊甚至在廣州建立管理委員會達3年之久，日常事務交滿人巡撫處理，「它或許是中國近代史上第壹個傀儡政權」。

1858年4月，英法聯軍北上佔領天津，要求進行修約談判。倫敦給英國代表額爾金的訓令中，除擴展商務、戰爭賠款等以外，特彆強調要在北京常駐公使。而這恰恰是北京絕難接受者。咸豐皇帝想的仍然是「天朝上國」那壹套，更何況還有朝鮮、安南（越南）、琉球、暹羅等國的使節繼續來北京朝貢，有「洋夷」常駐北京，大清帝國的威嚴何在？臉面何在？這個臉面不但是對外的，也是對內的，這大概又和「部族政權的私心」有關，大清帝國建國200多年了，仍然擔心在漢臣面前丟臉。但是，架不住英法炮艦威脅，清政府不得已於1858年6月26日與英國簽署《天津條約》，稍後與法、美等國簽署類似條約，同意各國公使在北京居住。這算是炮口下逼出的進步。如果清廷就此建立現代主權國家和國與國平等交往概念，不但接納外使，也向外國派出本國公使（條約明確記載雙方均可在對方首都駐節），本來可以較為平穩地進入現代世界，也避免了戰爭。用當時英方談判者李泰國（Horatio Lay）的說法：「妳們將肯定會看到，這項條款既對我們有好處，也將對妳們有好處。良藥固然苦口，但後果極佳。我的態度越是嚴厲，我對妳們的貢獻就越大。」

可惜實際歷史進程不是這樣的。咸豐皇帝仍然不情願讓洋人在北京常駐，他甚至異想天開地給臣下講，要以免除全部英人商品關稅的代價，換取對方同意廢除《天津條約》，尤其是廢除英使駐京這壹條，臣下極力反對才未果。談判大臣桂良多方努力，終於與額爾金達成口頭協定，只要英使在北京舉行換約儀式時受到合適對待，英使可以考慮選擇上海常駐而不是北京。然而，在來京換約的路線上雙方又發生爭執。清廷要求各國公使沿著番邦進京朝貢的路線（壹條從渤海灣上岸后經北塘到北京的小路）走，無非是想給自己保留壹點尊嚴。美國公使接受了清廷的要求，沿此路赴京換約，壹切順利。英法則堅持沿大沽經天津到北京的主幹道堂而皇之地換約。這下激怒了僧格林沁等主戰派，也讓咸豐帝覺得退無可退。清軍在通往內河的航道上設置大量障礙物，當英法軍隊拆除鐵樁、木障，試圖強行通過時，清軍突然開火，重創英法聯軍，13艘軍艦被擊沈4艘、擊傷6艘。這就是大沽口之戰，時為1859年6月25日。這次勝利似乎提振了咸豐帝的信心，英法方面則從反方向下定決心，以戰逼和，壹定要在北京駐節。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陷大沽，挺進通州，威脅北京。9月14日，額爾金派巴夏禮等人赴通州與怡親王載垣談判。咸豐帝竟然下令扣留巴夏禮等英法談判人員及隨從共39人，又命僧格林沁對英法軍隊迎頭痛擊、不必客氣。但這次清廷沒有那麼幸運了。八里橋壹戰，儘管僧格林沁的騎兵不可謂不英勇，但在裝備精良的英法軍隊面前不啻為活標靶。結局已無任何懸念。

9月22日，也就是清軍八里橋大敗的第二天，咸豐皇帝攜皇后嬪妃、隨從大臣並皇宮禁軍2000餘人愴惶逃出北京，前往熱河避難，留下恭親王奕訢與英法聯軍交涉談判。聯軍發現被關押的39名英法人員已有多人被處死，憤怒之下以焚毀圓明園作為對清帝的懲罰。這座大型皇家園林歷經康雍干三代修建，富麗堂皇，內藏珍寶無數。它的被毀，成為中國「百年國恥」的象徵。

10月24日，英軍舉行北京入城式，額爾金身穿鮮艷禮服，坐16人擡的大轎，在上千英軍簇擁下進入安定門，直達紫禁城外中央六部之禮部門前，大概就是為了刻意挑戰清廷關於外國使臣朝貢的規矩，盡顯大英帝國威嚴。年輕的恭親王奕訢在洋人面前不失皇家貴族儀態和莊重，但也不得不忍受額爾金的傲慢。雙方簽字換約，且另外簽署《中英續增條約》（即《中英北京條約》）。增加賠款不說，中國終於承認了外國使節駐京的權利。古老的中國朝貢體系和上國心態也由此開始動搖。



再論征服者邏輯



英國人用炮艦征服了清廷，本來是為了打破中國的貿易壁壘，開拓中國市場，如果用「帝國主義」形容之，充其量是壹種基於利益擴張的「貿易帝國主義」。它甚至還有點「紳士帝國主義」味道，這不但在於英國人堅持在北京駐節除了便於和清廷打交道外亦有約束英國臣民的意思， 更在於英國人遵守信用，1860年在北京簽字換約后，馬上和法國軍隊壹起撤出京城，這讓中國人也感到意外。奕訢等滿清貴族和朝官看出「夷人」沒有索要大清領土、顛復大清江山之意，反倒覺得與太平軍這樣的「心腹之害」比，英人不過「肢體之患」，不足為慮，甚至可引以為援，去平定內亂。

英國對中國的利益擴張（至少在開始時）僅限於「強製做買賣」，這使「征服者邏輯」之用於中國，總的說是有節制的、相對簡單的。大英帝國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擴張往往呈現更深遠的圖謀、也帶來更多緊張。比如中東。1850年代這個地區發現石油，這件事擁有的意義不亞於1492年發現新大陸。英國人最先意識到這種新能源具有的重大戰略價值，1872年率先在波斯全境獲得開採石油和其他礦藏的獨家特權，為此不惜重金賄賂波斯王室。做成這筆買賣的人叫保羅·路透，大名鼎鼎的英國路透社即此人發財后創辦。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帝國與德、俄等新興列強競逐的加劇，英政府幹脆買下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份，以確保石油供應的安全。 用丘吉爾的話講，同樣的軍艦，「石油給予的速度大大超過煤，而且能夠大大提高加速過程」，而海軍「寄託著英帝國的力量、威嚴、統治權和國力」，如果哪天英國海軍戰敗，「最多半小時世界的整個前景就會改觀」。 這就是英國必須壟斷中東石油的原因。也正是在這前後，英帝國迅速擴大在東非、西非、西亞和東南亞的殖民地，原因是德、法兩國的勢力逼近，對壹些地區提出主權要求，英不得不針鋒相對，也對過去英國商人經商的某些地區提出主權要求。 這倒提醒我們，征服者邏輯中還有列強互動這個因素，1880年代至1900年代是列強爭奪殖民地最紅火的年代，也是叢林規則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最凸顯的年代。這個年代似乎印證了本書第壹卷所言：當不同民族群體彼此相遇、發生關係時，民族群體只有利害的衡量，而鮮有克制自己利益衝動的道德理性。甚至，我們可以說，以集體形式（特別是國家形式）表現出來的人性惡，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中，遠比代表著人類未來的、植根於人類理性和社會性的人性善暴露得更充分、更明顯、也更肆無忌憚。

但，也不盡然。20世紀的美國人創造了另外壹種全然不同的國際關係準則，對此本書後文和後續各卷會有分析。現在想提請讀者注意的是，英國人亦曾表現出對征服行為的某種反省，特別是在大英帝國如日中天、尚未受到其他列強爭搶、威脅的時候。英國人很早參与了奴隸貿易，這種罪惡活動始於15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為始作俑者，地理大發現后此風更長。然而，是英國人把販賣黑奴做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顯見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人尚有十分野蠻的壹面。過了兩百年，部分由於宗教信念，部分應該歸結于英國人現代人權意識的進步，民間開始形成強大的反奴隸貿易的聲音。1807年，英國最先宣布廢除奴隸貿易，1833年又宣布在大英帝國全境廢除奴隸制（這比美國廢除奴隸制早了32年）。據載這壹年全英有150萬人參加廢除奴隸制的請願活動， 這種情況在後起的其他列強國家絕少看到。大英帝國甚至在獅子山建立新的殖民地，把被英國軍艦解救的8.4萬非洲人集中在這裏，試圖建立「開化西非」的樣板。 雖然這個「特區試驗」並不成功，卻是對征服者邏輯壹個不大不小的修正。

更重要的是，大英帝國的對外征服行為，通常伴隨著自由主義經濟制度和法治秩序的自覺的或不期然的輻射。在北美等白人移民殖民地，倫敦鼓勵當地人建立責任政府和民選議會，也即移民自治，倫敦通過總督適當控制之，這是倫敦頗引為豪的體制。而在印度等非白人殖民地，殖民統治者也重視使用當地人、改善當地經濟與法治狀況、使當地「文明化」，因為只有「文明化」（好的法治和秩序），才有利於好的市場和好的稅收（這兩點對大英帝國都很重要），從而最終有利於征服者的利益。這又再次證明我們已經談過的征服者邏輯中隱匿的另外壹層重要含義：恰恰是在征服者為實現自身利益而對被征服者實施壓力和「改造」的過程中，無形中給被征服者以巨大推力，使其更快地（雖然是被動或半被動地）接受現代規則，與現代接軌，包括建立私有產權制度、法治體系、負責的政府、現代新聞和教育系統，等等，從而「有助於整個人類的自我實現」。印度是個例子。後來的香港也是。

可惜的是，19世紀中期的清廷對此全無意識。

當時的中國人尚沒有能力理解這複雜世界的多重面向，沒有能力區分中西衝突背後隱含的古今對立，沒有能力體悟恰恰是在西方的咄咄逼人中其實有社會進化和制度現代化之現代人類文明的普適性因子在向中國招手。頑固地用前現代農耕文明的特殊性抵制現代工業文明的普遍性，這再次凸顯我們這個古老文明向現代過渡之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