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土地的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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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土地的剝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9月23日
作者 宋永毅
今年，2019年，是中共建政后發動的第壹場政治運動 — 土地改革運動以及於此平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七十周年的祭日。
由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美國勞改研究基金會主辦，美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編輯部和台灣民主基金會等協辦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的國際研討會於9月18日到9月20日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順利進行。五十多位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匯聚壹堂，就中共的土地改革的國際背景、歷史淵源、理論實踐、暴力土改的前奏和後果等等方面進行了嚴肅深入的探討。這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壹個、也是規模最大的壹個徹底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共收到來自全球學者四十三篇學術論文，其中有二十九篇為大會演講論文，十四篇為書面發言。其中來自中國大陸學者的論文有十六篇。會後，我們將很快又在海外出版近百萬字的、上、下兩冊的論文集，以饗萬千讀者。
壹個問題會迎面而來：時過境遷了七十年，是否還值得這麼多學者對這壹課題進行重審和辨析？換句話說，七十年後的今天再來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麼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為七十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為七十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滯后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為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噹噹地延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
政治運動的「原型」和不斷重複的「情結」
中共建政伊始，便發動了所謂的「三大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朝鮮戰爭。壹眼望去，便不難發見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朝鮮戰爭前後雖然也有宣傳性的政治活動，但其實質還是軍事行動。鎮壓反革命是與之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為土地改革衍生併為之服務的政治運動。中共的宣傳機器，至今為止還在不斷地傳播著：土改把「農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神話。[1]恰好西方的神話學研究中有壹種「原型批評」（Architype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它源於20世紀初英國的古典學界崛起的儀式學派，大成於加拿大文學批評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年)。其要點在於研究神話中中反覆出現的各種意象儀式、內在結構和人物類型，找出它們背後的基本形式，即神話原型。如果我們把它套用到作為政治神話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會議所收到的論文中的發現，我們也不難找到土地改革作為中共政治運動「原型」的壹些特徵和要素：1. 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 法外殺人的群眾暴力形式；3. 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
第壹，是「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以來第壹次在全國範圍內劃分階級成分的嘗試。通過這壹方式，中共撕裂了整個中國社會，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來過來沒有過的以等級製為特徵的身份政治制。這壹土改的基本理論旨在煽動仇恨，製造敵人，挑動壹部分民眾去迫害和殺戮另壹部分民眾，成為中共後來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基礎。值得壹提的是：與會的學者研究土地改革，但並不囿於「土地」，相反把批判和顛復中共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放在首位。大陸學者葉曙明先生不乏見地地指出[2]：
歷史學家認為，重新分配土地，改變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義所在。土地收歸國家，也是對土地所有制的改變。但從土改之初許諾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後來的兌現情況看，土地在農民手裡，只是曇花壹現的過渡，幾年後就全部收歸國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拉開歷史的距離來看，不過是發動群眾的壹種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義所在，是劃分階級。 …… 劃分階級，實際上，就成了農村未來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在他的論文〈土改階級劃分政策的惡意、隨意及其後果〉，北美學者丁抒教授更進壹步地指出：
對社會劃分「階級」，源自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 ……沒有固化的社會階層，地主和農民之間不存在壹條階級鴻溝。……農民與地主的角色轉換壹直在鄉村社會進行。中共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三個人的父輩都是實例。……中共的土改，要剷除傳統文明，顛復鄉村社會，壹是靠啟用貧僱農、無業游民當村幹部，二是靠極大地妖魔化地主富農，製造「階級仇恨」，以達到「消滅地主階級」的目標。……中共將抄沒地富財產賦予「階級鬥爭」的崇高名義，把搶奪解釋成「土地還家」、「財產還家」。再加上「大家都搶」，平素從不偷、搶的貧僱農們也就隨大流，心安理得地當了壹回強盜。
縱觀毛澤東時代數十次的政治運動，中共確實具有濃厚的「階級劃分」的政治情結。不僅每壹個地區的土改結束后都有對於階級劃分的重新複查和再劃分，即便是在農村已經走上集體合作化的道路后，中共還不停地抓所謂的「漏網地主」。比如，1955年10月22日，貴州遵義地區赤水縣在縣黨代會的「重新劃分階級」的運動中清查出了「80多戶土改中漏網地主，有些並混入互助合作組織」。為此，中共中央還專門發了壹個〈關於土改中漏網地主土地處理意見給貴州省委的批複〉（1955年11月17日），表示堅決支持[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里，中共中央認定：「現在農村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階級成分比較混亂的情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很有必要認真地進行壹次清理階級成分的工作，就是說，經過群眾的充分討論，對每壹個家庭的成分進行審查和評定，並且建立階級檔案。」 [4]實際上，四清運動成了壹場大規模的重新劃分階級成分的運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僅全國城鄉大抓「漏網地主、富農」，原來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中「不划階級」的政策也被全部推翻。中共中央於1971年8月12日發布了〈關於新疆、 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劃分階級成分問題的指示〉，「同意兩個省、區在沒有劃過階級成份或過去雖然劃過但沒有劃清的少數民族地區，參照西藏社會主義改造中執行的原則和政策劃分階級成份。」[5]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9年2月27日，中共的國務院才發文推翻了上述「重新劃分階級」的錯誤文件。此外，中共的每壹場新的政治運動，還會劃分出新的屬於「階級敵人」的成份來，如五七年反右運動后產生的「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劃出來的「走資派」。總之，中共的這壹「土改情結」的目的，正是為了製造出更多無端的敵人來[6]。
令人十分憂慮的是：這壹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至今為止還被銘刻在中共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上：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7]。
第二，是「法外殺人」的群眾暴力形式。這是指即不通過起碼的司法程序，煽動並通過大規模的群眾（暴民）運動來殺人的形式。原中國社科院法律研究所的徐立志教授在研究這壹施暴形式時指出：
按照古今出現的普適性法律和法的原理，土改中的亂象涉及到多種犯罪，其中有的屬於嚴重犯罪，特別是有組織的法外打人、殺人…… 對於土改中的種種亂象，中共的基本態度是將其視為革命中的「過激」現象，是「自己人」對「敵人」的行為。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共處理運動亂象的基本政策，也從土改壹直延續到「文革」。土改中的亂打亂殺等法外亂象，在以後的運動中壹再出現，而且從事這種非法行為的人和被非法對待的人都有壹些是從土改時期延續下來的，經歷過土改的人都能從以後的歷次運動中看到土改的影子。[8]
真可謂壹語中的。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為毛澤東時代第壹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為毛的最後壹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壹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壹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
其壹，1966年8月26日至9月1日發生在北京大興縣的殘殺土改對象—地富及其子女的事件，共殺死325人。最老的八十多嵗，最小的還是嬰兒[9]。
其二，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發生在湖南道縣及零陵地區的大屠殺事件，共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以地富為代表的土改對象及其子女佔了近7000人，為76%。鑒於這場大屠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都曾認為他們是在進行「第二次土改」，這壹文革慘案就帶上了揮之不去的土改「法外殺人」的陰影。而整個屠殺，都是在「土改補課」等等蠱惑人心的口號中進行的。[10]
其三，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據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佔了56%左右[11]。
如果我們進行壹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 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瀋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壹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里深深積淀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於受害者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他們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錢來，便可以買下妳的命。[12]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壹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壹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壹兩年後以「農業集體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行文至此，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到壹個難以回答但壹定要回答的問題：在當年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在殘忍的暴力下死於非命？在時過境遷七十多年、而中共又嚴密封鎖檔案的情況下，比較準確地計算出受害的地主的人數是很困難的。但是，根據壹些已經公開的官方的統計材料，做壹些合理的推測還是可能的。以下是根據多種官方文件推算出的中共建政初期土改中的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表格：
年度
縂人口
所佔比例
自然死亡率
地主實際人口
1950
465,900,000（農業人口）
4.75%
21,880,000*
1954
602,660,000（總人口）
2.6% **
15,669,160
1950-1953
6.88% （4年）***
1,505,344
差額（非正常死亡）
4,705,496
這壹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土地改革前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壹表，載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3頁。
這壹比例來自1954年23個省市，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資料的統計的《全國土改結束時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載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560頁。
關於土改期間中國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演算法是：1950年土改前地主實際人數（21,880,000人） – 1954年土改結束后地主人數（15,669,160人） – 4年自然死亡人數（實際人口 X 四年自然死亡率 = 1,050,240人） = 差額4,705,996人。
根據以上的計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國所謂的地主階級的非正常死亡（被殺和自殺）人數大約高達470萬人。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壹次。這壹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13]。
根據有關看到過機密中共文件的作者泄露，到毛澤東死後的1977年，全中國地主大約還有279.7萬人倖存[14]。 換句話說，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為壹個有兩千多萬人之眾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
第三，中共土改運動「原型」中的最後壹個特徵是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這裏的的「劫掠私產」當然是指對國民私人財產的大規模的搶劫和掠奪，而這些行為則又常常是得到國家政權的默認或公開鼓勵的。
土地改革時期大規模的分地主 「浮財」 的現象可算是這類形式最早的「原型」。緊接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的 「三反」、「五反」運動里，對所謂的 「不法資本家」的大規模的群眾鬥爭，追逼和沒收他們的私人錢財，應當是這壹「原型」的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壹 「土改情結」有了惡性的發展。最典型的是1966年8月，由北京紅衛兵發起，繼而在全國範圍風行的對 「階級敵人」 的抄家運動。本次會議的不少論文都揭露了造成土改大規模法外殺人的契機，常常是那些所謂的「土改積極分子」（實為地痞流氓）的 「追逼浮財」。但是由此引起的種種酷刑和殺戮，從來沒有得到國家政權的懲處。至於1966年紅衛兵的 「紅色恐怖」，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竟發表了 〈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公開讚揚紅衛兵抄掠公民 「隱藏的金銀財寶」的非法行為[15]。
為什麼中共的國家政權要縱容和讚揚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盜賊行為？其實背後還是有不可告人的、又非常實用和功利的財政目的的。例如，據大陸學者曹樹基的研究，中共在土改初期所發動的「減租退押」運動，其隱藏的經濟目的是為了把這壹運動的的勝利果實來充實1951年政府的新增農業稅，並以此來支持朝鮮戰爭[16]。同樣，不久后，「三反」、「五反」運動里逼出來的工商業者的財物，也被用來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毛澤東就高度評價了這種做法，喜形於色地稱讚道：「『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朝鮮戰爭）壹年半。」[17] 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十月工作會議上，頒發了壹份讚揚紅衛兵的「巨大功績」的機密文件。該文件透露，僅紅衛兵抄家所得的現金，就有人民幣428.8億元；美鈔355.8萬元（相當於人民幣875萬元）；英鎊和其他外幣373.9萬元（相當於人民幣2566萬元）；黃金120萬兩（相當於人民幣1.5億）；白銀30.8萬兩，銀元978.9萬元（相當於人民幣1300萬元）[18]。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6年全中國的GDP按人民幣計算，不過就是1888.7億元。僅這些幾個月內抄來的現金，就有432億之多，佔1966年全中國GDP的 23%，而且還是立刻可以流通的現金。對於文革初期面對因為動亂而造成的國內生產急劇下降的中國政府，無疑有雪中送炭的危機救援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怎麼會不對紅衛兵「巨大功績」大加稱讚呢？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種劫掠私產的國家行為，竟很快就從國家縱容農民對地主富農私有財產的劫掠轉化為國家對農民私有財產的持續劫掠。1952年，全國性的土地改革還沒有結束，中共已經開始強力推行農業合作化。在以後的數年內，中國所有的農民 —— 不管是被貧下中農剝奪了土地的地主富農，還是剛剛獲得土地的貧下中農 ——全部被國家剝奪了他們的土地。不僅如此，中共還在1953年強行推出「統購統銷」的政策，超額徵集農民的餘糧（實際上就是口糧）。因為合作化了，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於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及其幹部。實現農業合作化后，全國1.1億戶個體農民，被組織到了約100萬個農業合作社。農村的糧食統購統銷就不需要再直接與農民發生聯繫了，統購與統銷都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就這樣，農民作為生產者，就不僅失去了對土地的支配權，還進壹步和他們生產的糧食完成了剝離，徹底地失去了對糧食的支配權。有論者把這壹過程稱為「第二次土改」，也是不無道理的[19]。
作這壹如是觀，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也可以稱之為「第三次土改」。毛澤東在河北徐水縣關於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討論中，總結出了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既然人民公社化后的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農民再有任何私人財產。當時，毛就和徐水領導人張國忠等興緻勃勃地討論過「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除生活用品外，關於房屋、樹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轉化為公有。」 [20] 毛澤東的倡導很快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對數以億萬計的農民私有財產徹底剝奪和勞動力的惡性毀壞。以徐水為例，「在掃除私有觀念的影響下，有些村莊雞豬和樹木也歸了公，把鍋砸掉煉鐵，戶戶不冒煙，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連箱箱櫃櫃都歸公有。群眾的基本生活資料—住房也要拆除……[21]」更有甚者，中共在大躍進 — 大飢荒後期的「反瞞產運動」里，對農民完全採取了土改斗地主的方式—刑訊逼取他們的最後壹粒存糧。以「信陽事件」中的「反瞞產運動」為例，「全區被打致死群眾達六萬七千餘人，被打致殘三萬四千餘人。殘害群眾的酷刑在幾十種以上，如吊梁、跪磚、砸牙、剪耳朵、刺手、縫嘴、火焼、鐵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殘忍毒辣，駭人聽聞。[22]」曾幾何時，作為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者的中國農民，不僅在數年後就失去了他們的全部私有財產，還淪落為國家機器最悲慘的農奴，活活餓死了數千萬人，成為中共土改運動的最大的失敗者。
破除「解放農村生產力」的神話
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開篇中說，「土地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23]。這是長期以來糾纏著讀者甚至研究者們的又壹個革命神話。對此，美國學者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 很早就提到，不少西方學者當時就都有異議。他們認為： 「分配土地本身並不能在中國產生健全的農業經濟。它既不能創造出工業化所需的資金，也無法消除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24]。另壹個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H. Myers）也曾指出：「1950年以來的事實證明，1950年代土地改革與其說是促進不如說是阻礙了農業生產力和產出的增長，因為這壹改革消滅了私有制，從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動力」[25]。其實，壹個簡單而清楚的史實是：中國真正的全面工業化是在1978年後三十年間的「改革開放」中才實現的，這離「土地改革」已近六、七十年之遙。因此，土改「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之說實在是離題萬里之談。
中共政府和其官方學者壹直用「土地改革」后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加來說明它的革命神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引用得最多的是當時的政務院副秘書長廖魯言的說法，即「壹九五壹年全國糧食生產量較壹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今年可較壹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超過抗日戰爭以前最高年產量百分之九。[26]」這其實也是經不得仔細推敲的。首先是中共的統計數字常常是因政治需要而誇大的，不足為信。廖魯言寫這篇宣傳品時，尚在1952年的9月，統計數字根本還沒有出來，但他就急不可耐地炮製出「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增長率了。其次，中共享和平時期、即五十年代初期的產量來和四十年代全國性的戰亂年代相比-- 無論是抗日戰爭（1937 -1945），還是國共內戰（1946-1949）時期 —— 都不是壹種公正的比較。最後，戰後中共統壹了中國大陸，在和平的環境里擁有了激增的人口和多餘的勞動力，可以用來大量墾荒和精耕細作，如果沒有總產量上的增加才是不可思議的。
已故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高王凌教授對土改素有研究，他是比較早挑戰土改「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學者之壹。在本書所收的〈土改的極端化〉壹文中，他就指出：「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說法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但是土地改革的這種作用，壹時間卻難以看清，有時還不難發現相反的例證。如各地都有經驗表明，土改后的頭壹二年，生產往往出現下降。」參加本次會議的加拿大獨立學者滕春暉和大陸學者馬錫昌壹起遞交了壹篇題名為〈土地改革對農村生產力和農村社會生活的損害和影響〉的論文，也指出[27]：
大多數地主是「小地主」，往往是靠勤儉持家和種田本領及經營有方發展起來，他們幾乎都親身參加農業勞動。對他們的剝奪，就消滅了這部分人的生產能力，……所以在當時中共內部關於經濟問題的多份文件中，幾乎是不加掩飾的承認，土改造成了群眾普遍的生產困難。 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局後勤部黨委在《目前後勤運輸狀況的統壹與使用》壹文中說：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比九壹八以前恐怕也不如。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后大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減產。這是第壹。第二，土改中打擊面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此生產情緒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土改中打的狠壹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農具）影響壹些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生產力水平回到少帥那個時代。
其實，我們即便用中共自己五十年代的壹些統計資料，也可以看到在人均糧食產量上非但沒有增長，相反是倒退的：
產量 \ 年份
1936年
1950年
1952年
糧食產量（斤）
277,400,000,000
249,400,000,000
308,800,000,000
人口 （人）
471,100,000
551,960,000
574,820,000
人均產量（斤）
589
451
537
另外，從各地「土地改革」運動的原始檔案里，我們也常常發見中共的暴力土改對農業生產直接的嚴重破壞。例如，貴州省清鎮縣，原是中共「土地改革」的試驗區，在土改后卻出現了農民不想生產，讓土地大批拋荒的現象。中共貴州省的機關報《新黔日報》如此報導[28]：
清鎮壹區蘆荻鄉右二村是今年春季土地改革試驗區。土地改革后，於八月間經檢查，該村丟荒田土現像很嚴重。 ……其中以貧農丟荒土地最多，自耕中農次之。全村合計共荒田六石六斗，佔全村田面七十石零六升二合的9.42%；共荒土五斗七合半，佔全村土面五石四斗五升的9.78%，共丟荒產量合32564斤，佔全村總產量的53517斤的6.33%。所以造成如上丟荒田土的嚴重情況，主要原因是該地各級領導忽視領導生產，指導思想上對生產的重要性認識不明確；對土地改革后的生產問題沒有深入下去了解情況，只盲目認為土地改革后群眾生產情緒高，在這上面可以不必多化（花）工夫。 ……土地改革后，又沒有講明租佃、雇傭自由，只是機械地動員群眾生產，壹些缺乏勞動力者，為了避免剝削改變成分，怕把田土出租。如中農黎明春，共有七斗田，前幾年出租二斗五升，今年全部收回自己種，結果荒了田二斗。
這種破壞更是在精神層面上的。因為「鬥爭土改」的盛行，使農民在幾千年來形成的勤勞致富的信仰轟然倒塌，使他們不願意通過生產來發財致富，在不少地方竟造成了人為的飢荒。山東的莒南縣、內蒙古的赤峰市干村都是如此。據機密檔案記載，整個山東暴力土改后1948年出現了空前的歉收。莒南縣壹直到1949年還沒有擺脫災荒的陰影[29]：
發生餓死人、賣老婆、買小孩子的嚴重現象，如莒縣大石頭區朱家廟子村壹老大娘，即因挨餓而弔死，城裡民村唐林民餓死，鄭X仁要賣老婆，于X文要賣孩子等。
土改對農村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社會財富的極大消耗，不少中共領導人也是有清醒認識的。 1947年8月27日，董必武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就說過[30]：
社會上的積蓄在土改中大量被消耗了，過去各地都發生過這種現象，領導機關不注意就消耗得更多了。在斗地主、富農時，斗來的果實吃掉了壹些，用掉了壹些，由集中到分散不可避免的要毀損些。有些地區中農在土改中，也故意消耗他們自己的積蓄。如在執行政策中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再加上地主富農的謠言，那就消耗的更多。地主富農消耗，甚至故意破壞自己的積蓄那是更普遍的現象。
經歷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風風雨雨的中國人，應當起碼明白文革中流行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中的兩者其實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因果關聯。在現實生活中，革命終究是破壞了生產力的，尤其是在暴力革命剛剛結束的壹段時間內。當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社會和政治震蕩后，生產也會逐漸得到恢復和增長，但這不過是政治震蕩后的非革命的「和平」帶來的經濟恢復和好轉而已，它們絕非是結構性的增長，更不是中共及官方學者們所吹噓的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
新視野 新史實 新思考
本次會議的有壹個非常特殊的開場：由來自日本、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學者壹起組成了題名為〈國際和比較視野下的土地改革〉的首場討論。土地改革在世界歷史上並不是自中共始的新鮮事物，也並不壹定要充滿流血和暴力，以犧牲幾百萬無辜的人命為代價。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過日本的土地改革。五十年代幾乎和中共的暴力土改同時展開的，還有台灣的和平土改。日本學者日吉秀松教授在他的〈日本的農地改革和民主化〉詳細地介紹了日本戰後在美國為首的盟軍總司令部指導下的土地改革。他指出，雖然「這場土地改革是在外國勢力壓力之下進行的」，但是「在沒有發生流血事件的情況下實施了這樣的巨大改革」。日本土改的形式是和平的，是政府通過佃租地的強制收購以解決農村貧困。它不僅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日本消除軍國主義的基礎以及在農村實現民主化之目的也獲得實現，同時，日本的土改成功地在農村阻止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台灣學者周茂春博士，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廖應豪先生和旅美華人作家余傑都就台灣和大陸土改的對比發表了精彩的見解，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視野。他們都認為：台灣五十年代初期的「兼顧地主」的土改是非常成功的，如余傑所言[31]：
中國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無田」的國家資本主義，台灣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有田」的自由市場經濟。在此壹脈絡之下，兩岸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四個重要的差別：第壹，社會及歷史背景不同；第二，學習和效仿的對象不同；第三，實施方式（主要是暴力程度）不同；第四，對此後兩岸的經濟、政治發展路徑的影響不同。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成功的。北美的國際共運史專家程映紅教授把北朝鮮和北越的土改與合作化與中共的土改和合作化放在壹起考察，指出它們的共同點是[32]：
共產黨革命在農村政策上的「初衷」是建立對農村的全面控制，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則是通過土改建立小農制度，但很快就向集體化過渡。這個集體化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人民公社，總的傾向是越大越好，因為越大就意味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越強。……從土改到合作化，這些國家經歷的，實際上是從身份自由的個體農民淪為國家農奴制的過程。
本次會議還標誌了在中共土改研究上的壹些重要突破。其壹是提供了長期以來被忽略了的新史實；其二是填補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在壹般人的印象中：土地改革既然是中共建政后的第壹場政治運動，應當壹開始便是中共以「恩施者」的名義出現，給農民分配土地。然而，本書卻掀開了為重重曡曡的謊言復蓋著的昨天的真相：中共首先是以「剝奪者」的面目出現，壹解放便向農民橫徵暴斂，激起了全國性規模的民亂和「匪變」。但多年來，在「土地改革」旗鼓的遮蔽下，學界忽視了1949-1951年新中國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近年來，基於檔案資料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有機會把關注視角轉向新中國初期的征糧、減租退押、經濟清算以及財政金融物價等系列運動，並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展。
華東師範大學王海光教授遞交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時期征糧問題再探討〉和〈民變和「匪亂」——中共貴州建政第壹年征糧事略考〉兩文，就告訴讀者「中共佔領新區之初，立腳未穩，就急如星火地在當地徵收1949年度的公糧，禁止銀元貴金屬貨幣流通。征糧數額大，方式簡單粗暴，激起了當地民眾的激烈反抗，以至釀成大規模的民變和「匪亂」。……新區征糧和匪亂的研究，呈現出了中共建政過程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土地改革為建政中心事件的歷史敘事。」[33] 與此類同的還有曹樹基教授的〈「大戶加征」： 江津縣1950年的征糧運動〉和〈江津縣減租退押運動研究〉兩篇論文。曹文指出：「為增加財政收入、緩解政府壓力而進行的『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是實質性的土改，而土改中的分配土地，只具有像征的意義。在實踐的層面上，『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的本質是征糧，而土改中分配土地的目的之壹，也是征糧。這是因為，經歷過『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之後，地主階級已經無力承擔高額的農業稅，而分配土地，就成為調整稅基的最好方式。」大陸青年學者劉詩古依據新的史實，得出了如下對官方敘事極有顛復性的結論[34]：
我們可以形成關於土地改革的三點新認識。其壹，1949-1950年，中南區各地農民已自發不向地主交租，這實質上意味著土地產權關係已發生變化。佃戶擁有了該塊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轉讓權被中共禁止，地主對土地沒有了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權屬佔有，「土改」已經發生。其二，為了避免在收不到地租的情況下，繼續承擔壹年兩季甚高的階級累進農業稅，地主階級多希望政府早日土改，而並非如過去所言的那樣，地主階級對「土改」進行著頑強的抵抗和垂死的掙扎。其三，中共政權在新解放地區有意實行農民繼續交租，隨後依法減租的政策，刻意推遲「土改」時間，以便有充分理由對地主階級徵收高額的階級累進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在填補以往研究的空白方面，會議的其他參加者們也很有建樹。大陸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后研究生劉志遞交了壹篇題名為〈國共內戰中的土改難民（1945-1949）〉的論文，揭開了土改史研究中壹個長期無人注意的側面：「土改難民」現象。國共內戰期間，因中共在解放區的暴力土改，造成的空前的人道災難——「土改難民」竟達近四千萬之多！北美女學者李江琳是研究藏族和西藏問題的專家，這壹次卻為會議提供了題名為〈中共在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以雲南為例〉的論文，為學界了解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其實，也有少數中共的幹部比較務實，對暴力土改有所抵制。原澳門大學教授程惕潔的〈內蒙東部「溫和土改」與烏蘭夫的文革倒台〉壹文告訴我們：原中共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在主政內蒙20年間（1946-1966年），曾在東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成功抵制並及時修正東北局的左傾政策，推行過著名的「三不兩利」政策（不分、不鬥、不劃成分；牧主、牧工兩利）。這壹政策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使內蒙在大飢荒時期，接收並救助了幾十萬內地流民，並以餘糧支援了京津滬。但是，這些都成為文革中他被毛澤東和周恩來整肅倒台的原因。
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不乏有逆中共的暴力洪流行舟，憑著壹己之力大聲疾呼、反對中共土改的先知。本次會議有兩篇論文介紹了當年上書毛澤東的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先生 。北美學者丁凱文的〈董時進vs毛澤東 ——中共土改的回顧與辨析〉非常詳細地梳理了董先生在他壹系列著作中從根本上質疑毛澤東的土改思想的理論要點。這壹總結提綱挈領，使董先生為歲月塵封了七十多年的前瞻性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大陸學者，原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先生也遞交了壹篇論及四位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土改態度的長文〈土改中的四位公共知識分子〉。那四位公知，除了堅決反對中共土地改革的董時進先生，還有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吳景超教授；清華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的費孝通教授和清華大學的潘光旦教授。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后三者和董時進先生不同，他們都在壹定程度上支持土地改革。當然，他們都反對暴力土改。另外，他們的身份既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又都是當年中共在內戰中的同盟軍——民盟的主要成員。由於對中共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都沒有像董時進先生那樣，果斷地選擇流亡海外，而是接受了中共的統戰和洗腦。最後，他們竟然都接受和認同了中共的暴力土改。因此，這壹論文實際上已經把探索拓展到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和土改關係的嶄新領域。在該文的結尾中，鄭也夫教授對知識分子的集體投降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諸如「保守主義的缺失」，「封建話語權上的放棄」和「土改中的冷血和自私」等原因。最後，他的總結給人以經久的震撼：
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贊同暴力土改，是中國文化精英的良心泯滅，是中國知識階層的集體投降。認可了這壹次強暴，就很難抗拒下壹次強暴。認同了對他人的強暴，也就極難阻擋對自身的強暴。因此土改中知識階層的表現是決定性的，所謂初戰就是決戰，從此他們在與中共的博弈中，如同小兒，任憑擺弄。
對中共暴力土改的新探索和新思考，壹直是這次會議的重點所在。
中共為什麼壹定要使用暴力土改？對此學界有過種種有意義的探討。例如，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認為：「農民也許不會為了幾畝地『拋頭顱灑熱血』，但如果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會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壹定要搞流血土改。……有了投名狀就不怕發動不起來了」[35]。 對此，高王凌則提供了壹個更擴大的政治框架來理解土改暴力，他認為他認為中共土改的重點並不是為了分田，而是為了「推翻舊的政權，同時建立新的政權組織和政治制度，特別是在基層自下而上地進行重組……也就是說，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36]。原重慶師範大學外貿學院的譚松教授，因為堅持對川東地區的土改真相進行獨立調查，被中共開除了公職。對中共的暴力土改，他在實地調查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共土改時的大屠殺，自然是要對地主鄉紳和所謂反革命進行肉體消滅，但是，在屠殺過程中所使用的這些手段，它所呈現出的公開性、隨意性、殘暴性、奇特性等，都是為了壹個目的：要最大化地製造恐怖，要讓那些活著的人對這個剛剛登場的紅色政權心懷恐懼從而服服帖帖不敢反抗」[37]。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的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則更進壹步認為：「激發仇恨，製造仇恨，固化仇恨，既是土改暴力的原因，也是土改暴力的結果；……從而為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在佔據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農民中打下群眾基礎。隨後，當無產階級專政施展威力時，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剛剛獲得的土地即被剝奪；土改中的暴力瀰漫，也就為中共政權此後快速地強行收歸土地為國有化鋪平了道路。[38]」
另壹個長期以來對家鄉山西省平州縣的土改進行實地調查的學者，澳門大學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則以西方社會學的社會互動的理論，對土改中的暴力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他認為：「土改的暴力是幹部之間、幹部與農民之間互動的結果。幹部需要讓農民『命運、良心、人道、面子』等傳統思想，和地主富農『撕破臉』，農民也需要接受這種發動，然後暴力土改才有可能。讓幹部『放手』，讓農會說了算，也經過了壹個上下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重新定義階級、命運、良心、面子等觀念的過程」[39]。
論及暴力，與會的學者們還注意到了與土改并行併為之服務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關於鎮反運動的學術研究現狀，楊奎松有過論述：「對於這樣壹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鎮反運動，至今尚未見多少深入的學術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當中，鎮反運動的作用向來在多數人的心目中是爭議最少的。」鎮反運動之所以「 爭論最少」，根據楊楊奎松的說法，是因為「共產黨領導之革命政權初創，通過鎮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國人視為情理中事。」[40]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奠基是否必須來壹場如此大規模而又如此血腥的鎮反運動？北美獨立學者和民主運動理論家胡平在他的論文〈背信棄義+殘暴的史上之最——對中共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中批駁了這壹說法。他認為：「這種評價是基於對鎮反運動性質的嚴重誤解，所以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作為革命政權，中共在建政初期鎮壓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動，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級領導早就在做、而且壹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裡還用得著最高領導人特地出面發文件，專門搞成壹場大運動呢？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實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名義，……去鎮壓那些並沒有從事過什麼反革命活動的另外的群體。」通過分析毛澤東自己的指示，胡平壹針見血地指出: 鎮反運動「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旗號，對那些只是歷史上曾經反革命而沒有任何現行的反革命活動，並因此得到當局承諾寬大處理的群體算歷史舊賬。」
鎮反運動中的重要對象之壹是所謂的「反動會道門」。長期以來，對這壹課題海內外都缺乏研究。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這壹次遞交了壹篇〈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的長文，填補了壹個久違了的學術空白。根據沈實的歷史檔案，夏文首先考證出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前，對所謂的「反動會道門」是壹貫取「實用機會主義」態度的，「從1921年中共建立到1949年中共建政，共產黨對會道門是既利用，又打擊」。但是，「從1950年到1953年，共產黨對所有的會道門壹概定為「反動會道門」，開始了全面殘暴鎮壓時期。」「從1954年至今，中共政權對會道門和後來定位為邪教的組織開展了長期監控、露頭就打的高壓常態時期。」在細緻地回溯歷史后，夏文不無幽默地總結道：
毛澤東和中共羅列的所有指控「反動會道門」的罪行：落後封建迷信、家長制統治、教主崇拜、陰險殘酷的戒律、被外國勢力操縱利用、稱皇稱帝、對道徒剝削摧殘、騙取錢財、姦汙女道徒，等等，今天無壹不可以用來起訴中共和它的首領毛澤東。中共對會道門成功的迫害和屠殺，主要是它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能把現代意識形態和政黨方式與現代軍事武器和科學結合起來，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毛主義教門。
以上種種，大會都把對中共的土地改革和整個中國當代史研究提高到壹個新的水準，為學科建設樹立了開拓性的典範。
重審中共土地改革的當代性和挑戰性
在這壹國際學術會議召開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壹代領導人，正在反歷史潮流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壹方面，他們公然取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如領導人的任期制，企圖把已經前行了五十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長夜未央的毛澤東時代去。另壹方面，他們更加大掩蓋歷史真相的力度，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重新製造出種種光怪陸離的革命神話來。
在本次會議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郭建教授提供了壹篇令人興趣盎然又尋味無窮的論文，即〈五個《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 〉。這裏說的五部均以《暴風驟雨》命名的作品包括周立波的長篇小說（1948）；謝鐵驪執導，于洋主演的黑白故事片（1961）；蔣樾、段錦川導演的獨立製作紀錄片（2005）；鳳凰衛視的5集紀錄片（2012）；以及何濤執導，2015年開拍，至今尚未播放的50集電視劇。前兩部——周立波的小說和于洋主演的故事片——當然都是服務於中共政治的、被稱作是「中國土改教科書」的紅色經典。在改革開放以後，它們都收到了同名的獨立製作紀錄片無論在史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全面挑戰。然而，在故事片《暴風驟雨》問世半個多世紀以後，在2015年，根據小說《暴風驟雨》改編的影視作品又在策劃中，即規模頗為可觀的50集電視劇《暴風驟雨》，由何濤執導，同年5月19日在黑龍江伊春開機。這部電視劇仍被稱作表現土地改革的「紅色經典」 。但是，據「東北網」，劇本「在充分尊重原創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胆的取捨、改編……」，在紅色經典的舊瓶中裝上壹些如愛情、傳奇、謀殺、復讎之類的離奇情節。對此，郭文壹針見血評為「紅戲粉唱」：「既符合官方三十年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導向，又迎合許多觀眾對匪特傳奇、女中豪傑的戀情，像是壹種微妙的妥協，不失為寓宣教於低俗娛樂的典範。」
同樣，夏明教授關於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的論述也並沒有忘卻從歷史中觀照現今。他指出：「人們擔心，當下的中國是否有跡象在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完成這篇論文後，我的擔心是：『文革』還有底層造反斗走資派/當權派，而當下的中國是壹個教主似的『領袖』在烏托邦理想的激勵下，對持異議和反對他的『敵人』開始了以極權國家暴力機器為主體的殘酷鎮壓。所以我們該問，中國是否在走向『鎮壓反革命』/ 『鎮壓會道門』時期？」
捷克的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 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反而使這次研討會有了獨特的挑戰意義：它是中華民族不泯良知的壹次體現；它象徵著海內外知識份子對學術自由的有力堅持；它還是海內外學者共同重構對所謂的「新中國」的集體記憶的不懈努力。
除了揭示歷史真相，健全民族記憶外，這壹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的努力還有什麼另外的當代意義呢？會議的發言和學者們遞交的論文在這方面也有獨特的貢獻。他們壹致指出：中共土改對當前中國的影響是壹方面造成了執政黨的全面腐敗；另壹方面是滯后了中國的現代化。例如，譚松教授的論文〈從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指出：因為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將私有財產變為所謂的公有，然後又用權力將公有變為權貴們的私有」，竟成了中共當前極端腐敗最主要的歷史淵源：「中共官員腐敗，60%以上都與土地有關」。壹方面，中共這個「黨國」大地主「通過出賣土地養活龐大的地方政府官員」；另壹方面，「中共各級官員在賣地中大肆私飽中囊。[41]」 旅美作家余傑的思考更為深入。在參考了眾多西方學者對於台灣式的土地改革對現代化的貢獻后，他指出：人類歷史上，除了歐洲與英美國家（英美加澳紐）之外，僅有三個國家完成開放准入秩序的轉型：日本、韓國與台灣。而這三個國家，都成功地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認為：「台灣相對而言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或許能為中國未來的土地改革及民主化提供有益的啟發。[42]」
多年以來，美國三壹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博士奔走于京滬之間，大聲疾呼「吾民無土」[43]，要求改變大陸的現有土地制度，允許土地私有。這次會議他也遞交了論文〈暴力剝奪型土改，強制型農業集體化 — 中國城鄉發展錯序之制度根源〉。這壹論文對我們了解中共土地改革對現代化的惡果極具啟發性。該文運用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 （W. Arthur Lewis ）的理論，來分析健康的現代化的轉型要素。劉易斯認為：第壹拐點是隨著城市現代工商業的不斷擴張，最後壹個農村剩餘勞動被城市吸收；第二拐點是城鄉收入差的彌合。為了抵達這個拐點，必須不斷地使最無務農技能和意願，生產力最低，因而最貧困的農戶首先離開農業。唯有這樣，經過市場的反覆淘汰，農村留下的勞力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才會越來越高，農村的人均收入才能向城市的人均收入靠齊。這不但是劉易斯的預言，也為歐美和東亞的例子所證實。但中國土改的例子恰恰證明，在經歷了最激進的以消滅地主和富農為目標，土地分配最為平均主義的地方，不但農業沒有現代化，而且城鄉收入差居高不下，離開城鄉壹體化的理想目標仍十分遙遠。這種對比是發人深省的。其實，在剛過去的40年裡邊，中國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良機。但是由於土地所有權問題無法解決，城市中的戶籍制度依然存在，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錯序反而更為固定化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會必然地滯后。
重審毛澤東土地改革的國際研討會在紐約舉行兩天後便順利結束了。 但無論是與會的學者，還是參与討論的觀眾，都大有言猶未盡之感。 然而，無論對「新中國」研究作為壹門學科建設的推動，還是對當代中國社會要拒絕毛澤東遺產的警告，這個研討會都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以來對中共土地改革和它的第壹波政治運動研究的新成果，本論文集還收錄了壹些會議外的海內外學者的論文。 編者希望：通過這本百萬字的論著，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中共當政者長期掩蓋了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的真相，更可以看到史學家們不懈地探索歷史真相、努力健全民族記憶的良知和堅韌。在這壹意義上，本書絕不是這壹探索的「結論」，而是它的新開始。
今年，2019年，是中共建政后發動的第壹場政治運動 — 土地改革運動以及於此平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七十周年的祭日。
由美國紐約城市大學、美國勞改研究基金會主辦，美國《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資料庫》編輯部和台灣民主基金會等協辦的「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的國際研討會於9月18日到9月20日在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順利進行。五十多位來自海內外的學者匯聚壹堂，就中共的土地改革的國際背景、歷史淵源、理論實踐、暴力土改的前奏和後果等等方面進行了嚴肅深入的探討。這是迄今所知的世界上第壹個、也是規模最大的壹個徹底否定中共的土地改革運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共收到來自全球學者四十三篇學術論文，其中有二十九篇為大會演講論文，十四篇為書面發言。其中來自中國大陸學者的論文有十六篇。會後，我們將很快又在海外出版近百萬字的、上、下兩冊的論文集，以饗萬千讀者。
壹個問題會迎面而來：時過境遷了七十年，是否還值得這麼多學者對這壹課題進行重審和辨析？換句話說，七十年後的今天再來重新研究和否定毛澤東的土地改革運動，還有什麼特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答案是非常肯定的。這不僅因為七十年來中共官方製造了種種關於他們的土改的「偉大成就」的政治神話，導致毛澤東土地改革的血腥真相至今還沒有被全部揭露；還因為七十年前的土地改革的後果正滯后著中國大陸現代化的健康進程；更因為而當今的中共領導人千方百計地想讓整個民族遺忘歷史的教訓，以便他們可以順順噹噹地延著這條獨裁和極權的道路走下去。
政治運動的「原型」和不斷重複的「情結」
中共建政伊始，便發動了所謂的「三大政治運動」：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朝鮮戰爭。壹眼望去，便不難發見其中「土地改革」是最主要的核心所在。朝鮮戰爭前後雖然也有宣傳性的政治活動，但其實質還是軍事行動。鎮壓反革命是與之平行的，但很大程度上又是為土地改革衍生併為之服務的政治運動。中共的宣傳機器，至今為止還在不斷地傳播著：土改把「農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的神話。[1]恰好西方的神話學研究中有壹種「原型批評」（Architype Literary Criticism）的方法，它源於20世紀初英國的古典學界崛起的儀式學派，大成於加拿大文學批評家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批評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年)。其要點在於研究神話中中反覆出現的各種意象儀式、內在結構和人物類型，找出它們背後的基本形式，即神話原型。如果我們把它套用到作為政治神話的土地改革運動中，根據會議所收到的論文中的發現，我們也不難找到土地改革作為中共政治運動「原型」的壹些特徵和要素：1. 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2. 法外殺人的群眾暴力形式；3. 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
第壹，是「階級劃分」的運動理論基礎。土地改革是中共建政以來第壹次在全國範圍內劃分階級成分的嘗試。通過這壹方式，中共撕裂了整個中國社會，建立了中國歷史上從來過來沒有過的以等級製為特徵的身份政治制。這壹土改的基本理論旨在煽動仇恨，製造敵人，挑動壹部分民眾去迫害和殺戮另壹部分民眾，成為中共後來以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治國的理論基礎。值得壹提的是：與會的學者研究土地改革，但並不囿於「土地」，相反把批判和顛復中共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放在首位。大陸學者葉曙明先生不乏見地地指出[2]：
歷史學家認為，重新分配土地，改變土地所有制，是土改的意義所在。土地收歸國家，也是對土地所有制的改變。但從土改之初許諾把土地分給農民和後來的兌現情況看，土地在農民手裡，只是曇花壹現的過渡，幾年後就全部收歸國有了。因此，土改的分田分地，拉開歷史的距離來看，不過是發動群眾的壹種方法而已。
土改的真正意義所在，是劃分階級。 …… 劃分階級，實際上，就成了農村未來政治的重要基石和支柱。
在他的論文〈土改階級劃分政策的惡意、隨意及其後果〉，北美學者丁抒教授更進壹步地指出：
對社會劃分「階級」，源自西方馬克思列寧主義。 ……沒有固化的社會階層，地主和農民之間不存在壹條階級鴻溝。……農民與地主的角色轉換壹直在鄉村社會進行。中共高層領導人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三個人的父輩都是實例。……中共的土改，要剷除傳統文明，顛復鄉村社會，壹是靠啟用貧僱農、無業游民當村幹部，二是靠極大地妖魔化地主富農，製造「階級仇恨」，以達到「消滅地主階級」的目標。……中共將抄沒地富財產賦予「階級鬥爭」的崇高名義，把搶奪解釋成「土地還家」、「財產還家」。再加上「大家都搶」，平素從不偷、搶的貧僱農們也就隨大流，心安理得地當了壹回強盜。
縱觀毛澤東時代數十次的政治運動，中共確實具有濃厚的「階級劃分」的政治情結。不僅每壹個地區的土改結束后都有對於階級劃分的重新複查和再劃分，即便是在農村已經走上集體合作化的道路后，中共還不停地抓所謂的「漏網地主」。比如，1955年10月22日，貴州遵義地區赤水縣在縣黨代會的「重新劃分階級」的運動中清查出了「80多戶土改中漏網地主，有些並混入互助合作組織」。為此，中共中央還專門發了壹個〈關於土改中漏網地主土地處理意見給貴州省委的批複〉（1955年11月17日），表示堅決支持[3]。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四清運動里，中共中央認定：「現在農村相當普遍地存在著階級成分比較混亂的情況，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很有必要認真地進行壹次清理階級成分的工作，就是說，經過群眾的充分討論，對每壹個家庭的成分進行審查和評定，並且建立階級檔案。」 [4]實際上，四清運動成了壹場大規模的重新劃分階級成分的運動。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僅全國城鄉大抓「漏網地主、富農」，原來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中「不划階級」的政策也被全部推翻。中共中央於1971年8月12日發布了〈關於新疆、 雲南少數民族地區劃分階級成分問題的指示〉，「同意兩個省、區在沒有劃過階級成份或過去雖然劃過但沒有劃清的少數民族地區，參照西藏社會主義改造中執行的原則和政策劃分階級成份。」[5]直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的1979年2月27日，中共的國務院才發文推翻了上述「重新劃分階級」的錯誤文件。此外，中共的每壹場新的政治運動，還會劃分出新的屬於「階級敵人」的成份來，如五七年反右運動后產生的「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新劃出來的「走資派」。總之，中共的這壹「土改情結」的目的，正是為了製造出更多無端的敵人來[6]。
令人十分憂慮的是：這壹階級劃分和階級鬥爭的理論，至今為止還被銘刻在中共最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壹次會議通過）上：
在我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是階級鬥爭還將在壹定範圍內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對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必須進行鬥爭[7]。
第二，是「法外殺人」的群眾暴力形式。這是指即不通過起碼的司法程序，煽動並通過大規模的群眾（暴民）運動來殺人的形式。原中國社科院法律研究所的徐立志教授在研究這壹施暴形式時指出：
按照古今出現的普適性法律和法的原理，土改中的亂象涉及到多種犯罪，其中有的屬於嚴重犯罪，特別是有組織的法外打人、殺人…… 對於土改中的種種亂象，中共的基本態度是將其視為革命中的「過激」現象，是「自己人」對「敵人」的行為。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中共處理運動亂象的基本政策，也從土改壹直延續到「文革」。土改中的亂打亂殺等法外亂象，在以後的運動中壹再出現，而且從事這種非法行為的人和被非法對待的人都有壹些是從土改時期延續下來的，經歷過土改的人都能從以後的歷次運動中看到土改的影子。[8]
真可謂壹語中的。如果我們把土改作為毛澤東時代第壹個政治運動，把文革作為毛的最後壹場政治戰役，它們的共同點即是對某壹社會階層的大規模屠殺。不幸的是，這壹社會階層就是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地主富農及其子女。 文化大革命中有過三次震驚全國的對土改對象的大屠殺事件，其方式都是土改「法外殺人」的運動形式的延續和翻版。
其壹，1966年8月26日至9月1日發生在北京大興縣的殘殺土改對象—地富及其子女的事件，共殺死325人。最老的八十多嵗，最小的還是嬰兒[9]。
其二，1967年8月13日至10月17日發生在湖南道縣及零陵地區的大屠殺事件，共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以地富為代表的土改對象及其子女佔了近7000人，為76%。鑒於這場大屠殺的組織者和執行者都曾認為他們是在進行「第二次土改」，這壹文革慘案就帶上了揮之不去的土改「法外殺人」的陰影。而整個屠殺，都是在「土改補課」等等蠱惑人心的口號中進行的。[10]
其三，1967年底到1968年下半年的廣西大屠殺。據機密文件透露，至少8.9-14萬人遇難，而其中土改對象、四類分子及其子女佔了56%左右[11]。
如果我們進行壹下更深入的調查和比較。 還不難發現，上述三次文革中的大屠殺都不過是建國初期土地改革運動的延續和發展。例如，道縣和廣西發出殺人指令的「貧下中農最高法院」其實不過是土改時期「人民法庭」的某種翻版。而施害者所採用的對受害者們先開「殺人現場會」鬥爭、再宣判，後用「刀殺」、「瀋水」、「棍棒打死」、「活埋」 、「火燒」等方法處死，完全是土改虐殺地主的全套流程。至於那些野蠻的私刑，也和土改中法外殺人的暴力壹脈相承。值得注意的還有：劊子手在殺戮受害者的事前事後，還常常公開引用他們集體無意識里深深積淀的「土改經驗」。例如，加害於受害者之前，兇手們常常先追逼他們的「浮財」—有的甚至是第壹次土改時埋藏的「光洋」。並欺騙他們：這是「土改政策」，交出妳的錢來，便可以買下妳的命。[12]而在殺光了受害者全家以後，兇手們壹定不會忘了土改的傳統—瓜分掉受害者的全部財物—包括受害者的家庭里的青年女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之處，那就是暴徒們再也無法從受害者那裡分得土地。因為第壹次土改中他們分得的土地，早已經被中共在壹兩年後以「農業集體化」的名義收歸了國有。
行文至此，我們不可避免地要觸及到壹個難以回答但壹定要回答的問題：在當年的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到底有多少地主在殘忍的暴力下死於非命？在時過境遷七十多年、而中共又嚴密封鎖檔案的情況下，比較準確地計算出受害的地主的人數是很困難的。但是，根據壹些已經公開的官方的統計材料，做壹些合理的推測還是可能的。以下是根據多種官方文件推算出的中共建政初期土改中的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表格：
年度
縂人口
所佔比例
自然死亡率
地主實際人口
1950
465,900,000（農業人口）
4.75%
21,880,000*
1954
602,660,000（總人口）
2.6% **
15,669,160
1950-1953
6.88% （4年）***
1,505,344
差額（非正常死亡）
4,705,496
這壹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全國土地改革前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壹表，載黃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彙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第1353頁。
這壹比例來自1954年23個省市，自治區1.5萬多戶農家資料的統計的《全國土改結束時各階級佔有耕地情況》，載杜潤生主編：《中國的土地改革》，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560頁。
關於土改期間中國地主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演算法是：1950年土改前地主實際人數（21,880,000人） – 1954年土改結束后地主人數（15,669,160人） – 4年自然死亡人數（實際人口 X 四年自然死亡率 = 1,050,240人） = 差額4,705,996人。
根據以上的計算，在三年的暴力土改中，中國所謂的地主階級的非正常死亡（被殺和自殺）人數大約高達470萬人。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壹次。這壹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13]。
根據有關看到過機密中共文件的作者泄露，到毛澤東死後的1977年，全中國地主大約還有279.7萬人倖存[14]。 換句話說，自土地改革以來的24年裡，中國的地主階級共有1808.3萬人死亡。他們或是在土改后的各種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或是在貧病交迫的政治歧視中漠然逝世。作為壹個有兩千多萬人之眾的中國富裕農民的「階級」，被中共從肉體上殘忍地消滅了。
第三，中共土改運動「原型」中的最後壹個特徵是劫掠私產的國家財政機制。這裏的的「劫掠私產」當然是指對國民私人財產的大規模的搶劫和掠奪，而這些行為則又常常是得到國家政權的默認或公開鼓勵的。
土地改革時期大規模的分地主 「浮財」 的現象可算是這類形式最早的「原型」。緊接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的 「三反」、「五反」運動里，對所謂的 「不法資本家」的大規模的群眾鬥爭，追逼和沒收他們的私人錢財，應當是這壹「原型」的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壹 「土改情結」有了惡性的發展。最典型的是1966年8月，由北京紅衛兵發起，繼而在全國範圍風行的對 「階級敵人」 的抄家運動。本次會議的不少論文都揭露了造成土改大規模法外殺人的契機，常常是那些所謂的「土改積極分子」（實為地痞流氓）的 「追逼浮財」。但是由此引起的種種酷刑和殺戮，從來沒有得到國家政權的懲處。至於1966年紅衛兵的 「紅色恐怖」，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竟發表了 〈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的社論，公開讚揚紅衛兵抄掠公民 「隱藏的金銀財寶」的非法行為[15]。
為什麼中共的國家政權要縱容和讚揚這種光天化日之下的盜賊行為？其實背後還是有不可告人的、又非常實用和功利的財政目的的。例如，據大陸學者曹樹基的研究，中共在土改初期所發動的「減租退押」運動，其隱藏的經濟目的是為了把這壹運動的的勝利果實來充實1951年政府的新增農業稅，並以此來支持朝鮮戰爭[16]。同樣，不久后，「三反」、「五反」運動里逼出來的工商業者的財物，也被用來解決政府的財政危機。毛澤東就高度評價了這種做法，喜形於色地稱讚道：「『三反』、『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朝鮮戰爭）壹年半。」[17] 在1966年10月的中共中央十月工作會議上，頒發了壹份讚揚紅衛兵的「巨大功績」的機密文件。該文件透露，僅紅衛兵抄家所得的現金，就有人民幣428.8億元；美鈔355.8萬元（相當於人民幣875萬元）；英鎊和其他外幣373.9萬元（相當於人民幣2566萬元）；黃金120萬兩（相當於人民幣1.5億）；白銀30.8萬兩，銀元978.9萬元（相當於人民幣1300萬元）[18]。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1966年全中國的GDP按人民幣計算，不過就是1888.7億元。僅這些幾個月內抄來的現金，就有432億之多，佔1966年全中國GDP的 23%，而且還是立刻可以流通的現金。對於文革初期面對因為動亂而造成的國內生產急劇下降的中國政府，無疑有雪中送炭的危機救援的作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怎麼會不對紅衛兵「巨大功績」大加稱讚呢？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種劫掠私產的國家行為，竟很快就從國家縱容農民對地主富農私有財產的劫掠轉化為國家對農民私有財產的持續劫掠。1952年，全國性的土地改革還沒有結束，中共已經開始強力推行農業合作化。在以後的數年內，中國所有的農民 —— 不管是被貧下中農剝奪了土地的地主富農，還是剛剛獲得土地的貧下中農 ——全部被國家剝奪了他們的土地。不僅如此，中共還在1953年強行推出「統購統銷」的政策，超額徵集農民的餘糧（實際上就是口糧）。因為合作化了，農民便失去了他們剛剛在土地改革中得到的土地和生產工具，其人身也不得不依附於黨國的基層細胞──合作社及其幹部。實現農業合作化后，全國1.1億戶個體農民，被組織到了約100萬個農業合作社。農村的糧食統購統銷就不需要再直接與農民發生聯繫了，統購與統銷都可以通過農業生產合作社來進行。就這樣，農民作為生產者，就不僅失去了對土地的支配權，還進壹步和他們生產的糧食完成了剝離，徹底地失去了對糧食的支配權。有論者把這壹過程稱為「第二次土改」，也是不無道理的[19]。
作這壹如是觀，1958年開始的人民公社化也可以稱之為「第三次土改」。毛澤東在河北徐水縣關於農業生產大躍進的討論中，總結出了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既然人民公社化后的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農民再有任何私人財產。當時，毛就和徐水領導人張國忠等興緻勃勃地討論過「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除生活用品外，關於房屋、樹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轉化為公有。」 [20] 毛澤東的倡導很快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對數以億萬計的農民私有財產徹底剝奪和勞動力的惡性毀壞。以徐水為例，「在掃除私有觀念的影響下，有些村莊雞豬和樹木也歸了公，把鍋砸掉煉鐵，戶戶不冒煙，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連箱箱櫃櫃都歸公有。群眾的基本生活資料—住房也要拆除……[21]」更有甚者，中共在大躍進 — 大飢荒後期的「反瞞產運動」里，對農民完全採取了土改斗地主的方式—刑訊逼取他們的最後壹粒存糧。以「信陽事件」中的「反瞞產運動」為例，「全區被打致死群眾達六萬七千餘人，被打致殘三萬四千餘人。殘害群眾的酷刑在幾十種以上，如吊梁、跪磚、砸牙、剪耳朵、刺手、縫嘴、火焼、鐵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殘忍毒辣，駭人聽聞。[22]」曾幾何時，作為中共土地改革運動的勝利者的中國農民，不僅在數年後就失去了他們的全部私有財產，還淪落為國家機器最悲慘的農奴，活活餓死了數千萬人，成為中共土改運動的最大的失敗者。
破除「解放農村生產力」的神話
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開篇中說，「土地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23]。這是長期以來糾纏著讀者甚至研究者們的又壹個革命神話。對此，美國學者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 很早就提到，不少西方學者當時就都有異議。他們認為： 「分配土地本身並不能在中國產生健全的農業經濟。它既不能創造出工業化所需的資金，也無法消除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24]。另壹個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H. Myers）也曾指出：「1950年以來的事實證明，1950年代土地改革與其說是促進不如說是阻礙了農業生產力和產出的增長，因為這壹改革消滅了私有制，從而抑制了刺激工作和革新的動力」[25]。其實，壹個簡單而清楚的史實是：中國真正的全面工業化是在1978年後三十年間的「改革開放」中才實現的，這離「土地改革」已近六、七十年之遙。因此，土改「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路」之說實在是離題萬里之談。
中共政府和其官方學者壹直用「土地改革」后全國糧食總產量的增加來說明它的革命神話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被引用得最多的是當時的政務院副秘書長廖魯言的說法，即「壹九五壹年全國糧食生產量較壹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八，今年可較壹九四九年增加百分之四十左右，可超過抗日戰爭以前最高年產量百分之九。[26]」這其實也是經不得仔細推敲的。首先是中共的統計數字常常是因政治需要而誇大的，不足為信。廖魯言寫這篇宣傳品時，尚在1952年的9月，統計數字根本還沒有出來，但他就急不可耐地炮製出「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增長率了。其次，中共享和平時期、即五十年代初期的產量來和四十年代全國性的戰亂年代相比-- 無論是抗日戰爭（1937 -1945），還是國共內戰（1946-1949）時期 —— 都不是壹種公正的比較。最後，戰後中共統壹了中國大陸，在和平的環境里擁有了激增的人口和多餘的勞動力，可以用來大量墾荒和精耕細作，如果沒有總產量上的增加才是不可思議的。
已故的中國人民大學的高王凌教授對土改素有研究，他是比較早挑戰土改「解放農村生產力」的學者之壹。在本書所收的〈土改的極端化〉壹文中，他就指出：「土改的目地，最初的說法是為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但是土地改革的這種作用，壹時間卻難以看清，有時還不難發現相反的例證。如各地都有經驗表明，土改后的頭壹二年，生產往往出現下降。」參加本次會議的加拿大獨立學者滕春暉和大陸學者馬錫昌壹起遞交了壹篇題名為〈土地改革對農村生產力和農村社會生活的損害和影響〉的論文，也指出[27]：
大多數地主是「小地主」，往往是靠勤儉持家和種田本領及經營有方發展起來，他們幾乎都親身參加農業勞動。對他們的剝奪，就消滅了這部分人的生產能力，……所以在當時中共內部關於經濟問題的多份文件中，幾乎是不加掩飾的承認，土改造成了群眾普遍的生產困難。 1948年5月10日，中共東北局後勤部黨委在《目前後勤運輸狀況的統壹與使用》壹文中說：兩年來，我們的生產力比偽滿時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比九壹八以前恐怕也不如。減產是可以肯定的。原因：東北過去地主富農占很大數量，土改后大生產破壞了，土地小塊小塊分給農民；而農民組織和經營的經驗不足；使我們減產。這是第壹。第二，土改中打擊面寬了些，使過去生產中占很大數量的中農、富裕中農被打擊，因此生產情緒受到影響；第三，地主富農土改中打的狠壹些，生產有困難（種子、牲口、農具）影響壹些生產；第四，農村勞動力減少很多，參軍參戰數字很大--生產力水平回到少帥那個時代。
其實，我們即便用中共自己五十年代的壹些統計資料，也可以看到在人均糧食產量上非但沒有增長，相反是倒退的：
產量 \ 年份
1936年
1950年
1952年
糧食產量（斤）
277,400,000,000
249,400,000,000
308,800,000,000
人口 （人）
471,100,000
551,960,000
574,820,000
人均產量（斤）
589
451
537
另外，從各地「土地改革」運動的原始檔案里，我們也常常發見中共的暴力土改對農業生產直接的嚴重破壞。例如，貴州省清鎮縣，原是中共「土地改革」的試驗區，在土改后卻出現了農民不想生產，讓土地大批拋荒的現象。中共貴州省的機關報《新黔日報》如此報導[28]：
清鎮壹區蘆荻鄉右二村是今年春季土地改革試驗區。土地改革后，於八月間經檢查，該村丟荒田土現像很嚴重。 ……其中以貧農丟荒土地最多，自耕中農次之。全村合計共荒田六石六斗，佔全村田面七十石零六升二合的9.42%；共荒土五斗七合半，佔全村土面五石四斗五升的9.78%，共丟荒產量合32564斤，佔全村總產量的53517斤的6.33%。所以造成如上丟荒田土的嚴重情況，主要原因是該地各級領導忽視領導生產，指導思想上對生產的重要性認識不明確；對土地改革后的生產問題沒有深入下去了解情況，只盲目認為土地改革后群眾生產情緒高，在這上面可以不必多化（花）工夫。 ……土地改革后，又沒有講明租佃、雇傭自由，只是機械地動員群眾生產，壹些缺乏勞動力者，為了避免剝削改變成分，怕把田土出租。如中農黎明春，共有七斗田，前幾年出租二斗五升，今年全部收回自己種，結果荒了田二斗。
這種破壞更是在精神層面上的。因為「鬥爭土改」的盛行，使農民在幾千年來形成的勤勞致富的信仰轟然倒塌，使他們不願意通過生產來發財致富，在不少地方竟造成了人為的飢荒。山東的莒南縣、內蒙古的赤峰市干村都是如此。據機密檔案記載，整個山東暴力土改后1948年出現了空前的歉收。莒南縣壹直到1949年還沒有擺脫災荒的陰影[29]：
發生餓死人、賣老婆、買小孩子的嚴重現象，如莒縣大石頭區朱家廟子村壹老大娘，即因挨餓而弔死，城裡民村唐林民餓死，鄭X仁要賣老婆，于X文要賣孩子等。
土改對農村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和社會財富的極大消耗，不少中共領導人也是有清醒認識的。 1947年8月27日，董必武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就說過[30]：
社會上的積蓄在土改中大量被消耗了，過去各地都發生過這種現象，領導機關不注意就消耗得更多了。在斗地主、富農時，斗來的果實吃掉了壹些，用掉了壹些，由集中到分散不可避免的要毀損些。有些地區中農在土改中，也故意消耗他們自己的積蓄。如在執行政策中侵犯了中農的利益，再加上地主富農的謠言，那就消耗的更多。地主富農消耗，甚至故意破壞自己的積蓄那是更普遍的現象。
經歷了幾十年的政治運動風風雨雨的中國人，應當起碼明白文革中流行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中的兩者其實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因果關聯。在現實生活中，革命終究是破壞了生產力的，尤其是在暴力革命剛剛結束的壹段時間內。當然，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社會和政治震蕩后，生產也會逐漸得到恢復和增長，但這不過是政治震蕩后的非革命的「和平」帶來的經濟恢復和好轉而已，它們絕非是結構性的增長，更不是中共及官方學者們所吹噓的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解放」。
新視野 新史實 新思考
本次會議的有壹個非常特殊的開場：由來自日本、台灣、中國大陸和美國的學者壹起組成了題名為〈國際和比較視野下的土地改革〉的首場討論。土地改革在世界歷史上並不是自中共始的新鮮事物，也並不壹定要充滿流血和暴力，以犧牲幾百萬無辜的人命為代價。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有過日本的土地改革。五十年代幾乎和中共的暴力土改同時展開的，還有台灣的和平土改。日本學者日吉秀松教授在他的〈日本的農地改革和民主化〉詳細地介紹了日本戰後在美國為首的盟軍總司令部指導下的土地改革。他指出，雖然「這場土地改革是在外國勢力壓力之下進行的」，但是「在沒有發生流血事件的情況下實施了這樣的巨大改革」。日本土改的形式是和平的，是政府通過佃租地的強制收購以解決農村貧困。它不僅基本上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在日本消除軍國主義的基礎以及在農村實現民主化之目的也獲得實現，同時，日本的土改成功地在農村阻止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台灣學者周茂春博士，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廖應豪先生和旅美華人作家余傑都就台灣和大陸土改的對比發表了精彩的見解，大大地拓展了研究者的視野。他們都認為：台灣五十年代初期的「兼顧地主」的土改是非常成功的，如余傑所言[31]：
中國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無田」的國家資本主義，台灣的土地改革指向「耕者有田」的自由市場經濟。在此壹脈絡之下，兩岸的土地改革形成了四個重要的差別：第壹，社會及歷史背景不同；第二，學習和效仿的對象不同；第三，實施方式（主要是暴力程度）不同；第四，對此後兩岸的經濟、政治發展路徑的影響不同。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土地改革都是成功的。北美的國際共運史專家程映紅教授把北朝鮮和北越的土改與合作化與中共的土改和合作化放在壹起考察，指出它們的共同點是[32]：
共產黨革命在農村政策上的「初衷」是建立對農村的全面控制，在社會經濟政策上則是通過土改建立小農制度，但很快就向集體化過渡。這個集體化可以是合作社，也可以是人民公社，總的傾向是越大越好，因為越大就意味著國家控制能力的越強。……從土改到合作化，這些國家經歷的，實際上是從身份自由的個體農民淪為國家農奴制的過程。
本次會議還標誌了在中共土改研究上的壹些重要突破。其壹是提供了長期以來被忽略了的新史實；其二是填補了以往研究中的空白。在壹般人的印象中：土地改革既然是中共建政后的第壹場政治運動，應當壹開始便是中共以「恩施者」的名義出現，給農民分配土地。然而，本書卻掀開了為重重曡曡的謊言復蓋著的昨天的真相：中共首先是以「剝奪者」的面目出現，壹解放便向農民橫徵暴斂，激起了全國性規模的民亂和「匪變」。但多年來，在「土地改革」旗鼓的遮蔽下，學界忽視了1949-1951年新中國發生的其他歷史事件。近年來，基於檔案資料的開放，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有機會把關注視角轉向新中國初期的征糧、減租退押、經濟清算以及財政金融物價等系列運動，並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展。
華東師範大學王海光教授遞交的〈土改的前奏曲：中共建政時期征糧問題再探討〉和〈民變和「匪亂」——中共貴州建政第壹年征糧事略考〉兩文，就告訴讀者「中共佔領新區之初，立腳未穩，就急如星火地在當地徵收1949年度的公糧，禁止銀元貴金屬貨幣流通。征糧數額大，方式簡單粗暴，激起了當地民眾的激烈反抗，以至釀成大規模的民變和「匪亂」。……新區征糧和匪亂的研究，呈現出了中共建政過程更為複雜的歷史面相，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土地改革為建政中心事件的歷史敘事。」[33] 與此類同的還有曹樹基教授的〈「大戶加征」： 江津縣1950年的征糧運動〉和〈江津縣減租退押運動研究〉兩篇論文。曹文指出：「為增加財政收入、緩解政府壓力而進行的『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是實質性的土改，而土改中的分配土地，只具有像征的意義。在實踐的層面上，『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的本質是征糧，而土改中分配土地的目的之壹，也是征糧。這是因為，經歷過『大戶加征』與『減租退押』之後，地主階級已經無力承擔高額的農業稅，而分配土地，就成為調整稅基的最好方式。」大陸青年學者劉詩古依據新的史實，得出了如下對官方敘事極有顛復性的結論[34]：
我們可以形成關於土地改革的三點新認識。其壹，1949-1950年，中南區各地農民已自發不向地主交租，這實質上意味著土地產權關係已發生變化。佃戶擁有了該塊土地的使用權和收益權，轉讓權被中共禁止，地主對土地沒有了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權屬佔有，「土改」已經發生。其二，為了避免在收不到地租的情況下，繼續承擔壹年兩季甚高的階級累進農業稅，地主階級多希望政府早日土改，而並非如過去所言的那樣，地主階級對「土改」進行著頑強的抵抗和垂死的掙扎。其三，中共政權在新解放地區有意實行農民繼續交租，隨後依法減租的政策，刻意推遲「土改」時間，以便有充分理由對地主階級徵收高額的階級累進稅，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在填補以往研究的空白方面，會議的其他參加者們也很有建樹。大陸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后研究生劉志遞交了壹篇題名為〈國共內戰中的土改難民（1945-1949）〉的論文，揭開了土改史研究中壹個長期無人注意的側面：「土改難民」現象。國共內戰期間，因中共在解放區的暴力土改，造成的空前的人道災難——「土改難民」竟達近四千萬之多！北美女學者李江琳是研究藏族和西藏問題的專家，這壹次卻為會議提供了題名為〈中共在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以雲南為例〉的論文，為學界了解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土地改革提供了難得的窗口。其實，也有少數中共的幹部比較務實，對暴力土改有所抵制。原澳門大學教授程惕潔的〈內蒙東部「溫和土改」與烏蘭夫的文革倒台〉壹文告訴我們：原中共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在主政內蒙20年間（1946-1966年），曾在東北解放區土改運動中，成功抵制並及時修正東北局的左傾政策，推行過著名的「三不兩利」政策（不分、不鬥、不劃成分；牧主、牧工兩利）。這壹政策取得了極好的效果，使內蒙在大飢荒時期，接收並救助了幾十萬內地流民，並以餘糧支援了京津滬。但是，這些都成為文革中他被毛澤東和周恩來整肅倒台的原因。
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不乏有逆中共的暴力洪流行舟，憑著壹己之力大聲疾呼、反對中共土改的先知。本次會議有兩篇論文介紹了當年上書毛澤東的著名農業經濟學家董時進先生 。北美學者丁凱文的〈董時進vs毛澤東 ——中共土改的回顧與辨析〉非常詳細地梳理了董先生在他壹系列著作中從根本上質疑毛澤東的土改思想的理論要點。這壹總結提綱挈領，使董先生為歲月塵封了七十多年的前瞻性的思想得以發揚光大。大陸學者，原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鄭也夫先生也遞交了壹篇論及四位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土改態度的長文〈土改中的四位公共知識分子〉。那四位公知，除了堅決反對中共土地改革的董時進先生，還有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的吳景超教授；清華大學和中央民族學院的費孝通教授和清華大學的潘光旦教授。在土地改革問題上，后三者和董時進先生不同，他們都在壹定程度上支持土地改革。當然，他們都反對暴力土改。另外，他們的身份既是自由派知識分子，又都是當年中共在內戰中的同盟軍——民盟的主要成員。由於對中共的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他們都沒有像董時進先生那樣，果斷地選擇流亡海外，而是接受了中共的統戰和洗腦。最後，他們竟然都接受和認同了中共的暴力土改。因此，這壹論文實際上已經把探索拓展到整個中國知識分子和土改關係的嶄新領域。在該文的結尾中，鄭也夫教授對知識分子的集體投降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諸如「保守主義的缺失」，「封建話語權上的放棄」和「土改中的冷血和自私」等原因。最後，他的總結給人以經久的震撼：
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贊同暴力土改，是中國文化精英的良心泯滅，是中國知識階層的集體投降。認可了這壹次強暴，就很難抗拒下壹次強暴。認同了對他人的強暴，也就極難阻擋對自身的強暴。因此土改中知識階層的表現是決定性的，所謂初戰就是決戰，從此他們在與中共的博弈中，如同小兒，任憑擺弄。
對中共暴力土改的新探索和新思考，壹直是這次會議的重點所在。
中共為什麼壹定要使用暴力土改？對此學界有過種種有意義的探討。例如，清華大學的秦暉教授認為：「農民也許不會為了幾畝地『拋頭顱灑熱血』，但如果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會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壹定要搞流血土改。……有了投名狀就不怕發動不起來了」[35]。 對此，高王凌則提供了壹個更擴大的政治框架來理解土改暴力，他認為他認為中共土改的重點並不是為了分田，而是為了「推翻舊的政權，同時建立新的政權組織和政治制度，特別是在基層自下而上地進行重組……也就是說，中國的土地改革不僅是『改朝換代』，而且是『改天換地』，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上『鬥爭土改』的道路」[36]。原重慶師範大學外貿學院的譚松教授，因為堅持對川東地區的土改真相進行獨立調查，被中共開除了公職。對中共的暴力土改，他在實地調查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共土改時的大屠殺，自然是要對地主鄉紳和所謂反革命進行肉體消滅，但是，在屠殺過程中所使用的這些手段，它所呈現出的公開性、隨意性、殘暴性、奇特性等，都是為了壹個目的：要最大化地製造恐怖，要讓那些活著的人對這個剛剛登場的紅色政權心懷恐懼從而服服帖帖不敢反抗」[37]。加拿大維克多利亞大學的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則更進壹步認為：「激發仇恨，製造仇恨，固化仇恨，既是土改暴力的原因，也是土改暴力的結果；……從而為建立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在佔據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農民中打下群眾基礎。隨後，當無產階級專政施展威力時，農民在土地改革中剛剛獲得的土地即被剝奪；土改中的暴力瀰漫，也就為中共政權此後快速地強行收歸土地為國有化鋪平了道路。[38]」
另壹個長期以來對家鄉山西省平州縣的土改進行實地調查的學者，澳門大學社會學教授郝志東，則以西方社會學的社會互動的理論，對土改中的暴力進行了深入細緻的分析。他認為：「土改的暴力是幹部之間、幹部與農民之間互動的結果。幹部需要讓農民『命運、良心、人道、面子』等傳統思想，和地主富農『撕破臉』，農民也需要接受這種發動，然後暴力土改才有可能。讓幹部『放手』，讓農會說了算，也經過了壹個上下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也是重新定義階級、命運、良心、面子等觀念的過程」[39]。
論及暴力，與會的學者們還注意到了與土改并行併為之服務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關於鎮反運動的學術研究現狀，楊奎松有過論述：「對於這樣壹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鎮反運動，至今尚未見多少深入的學術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后歷次政治運動當中，鎮反運動的作用向來在多數人的心目中是爭議最少的。」鎮反運動之所以「 爭論最少」，根據楊楊奎松的說法，是因為「共產黨領導之革命政權初創，通過鎮鎮壓反革命運動，以固其根，以立其威，亦向被國人視為情理中事。」[40]新生政權的鞏固和奠基是否必須來壹場如此大規模而又如此血腥的鎮反運動？北美獨立學者和民主運動理論家胡平在他的論文〈背信棄義+殘暴的史上之最——對中共鎮反運動的蓋棺定論〉中批駁了這壹說法。他認為：「這種評價是基於對鎮反運動性質的嚴重誤解，所以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作為革命政權，中共在建政初期鎮壓大大小小的反革命活動，本是例行公事，是中共各級領導早就在做、而且壹直在做的事。既然如此，哪裡還用得著最高領導人特地出面發文件，專門搞成壹場大運動呢？由此，我們可以推測，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實是借題發揮，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名義，……去鎮壓那些並沒有從事過什麼反革命活動的另外的群體。」通過分析毛澤東自己的指示，胡平壹針見血地指出: 鎮反運動「是假借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旗號，對那些只是歷史上曾經反革命而沒有任何現行的反革命活動，並因此得到當局承諾寬大處理的群體算歷史舊賬。」
鎮反運動中的重要對象之壹是所謂的「反動會道門」。長期以來，對這壹課題海內外都缺乏研究。紐約城市大學教授夏明這壹次遞交了壹篇〈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的長文，填補了壹個久違了的學術空白。根據沈實的歷史檔案，夏文首先考證出中共在取得政權之前，對所謂的「反動會道門」是壹貫取「實用機會主義」態度的，「從1921年中共建立到1949年中共建政，共產黨對會道門是既利用，又打擊」。但是，「從1950年到1953年，共產黨對所有的會道門壹概定為「反動會道門」，開始了全面殘暴鎮壓時期。」「從1954年至今，中共政權對會道門和後來定位為邪教的組織開展了長期監控、露頭就打的高壓常態時期。」在細緻地回溯歷史后，夏文不無幽默地總結道：
毛澤東和中共羅列的所有指控「反動會道門」的罪行：落後封建迷信、家長制統治、教主崇拜、陰險殘酷的戒律、被外國勢力操縱利用、稱皇稱帝、對道徒剝削摧殘、騙取錢財、姦汙女道徒，等等，今天無壹不可以用來起訴中共和它的首領毛澤東。中共對會道門成功的迫害和屠殺，主要是它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能把現代意識形態和政黨方式與現代軍事武器和科學結合起來，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毛主義教門。
以上種種，大會都把對中共的土地改革和整個中國當代史研究提高到壹個新的水準，為學科建設樹立了開拓性的典範。
重審中共土地改革的當代性和挑戰性
在這壹國際學術會議召開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壹代領導人，正在反歷史潮流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壹方面，他們公然取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改革開放的成果，如領導人的任期制，企圖把已經前行了五十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長夜未央的毛澤東時代去。另壹方面，他們更加大掩蓋歷史真相的力度，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重新製造出種種光怪陸離的革命神話來。
在本次會議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郭建教授提供了壹篇令人興趣盎然又尋味無窮的論文，即〈五個《暴風驟雨》中的土地改革 〉。這裏說的五部均以《暴風驟雨》命名的作品包括周立波的長篇小說（1948）；謝鐵驪執導，于洋主演的黑白故事片（1961）；蔣樾、段錦川導演的獨立製作紀錄片（2005）；鳳凰衛視的5集紀錄片（2012）；以及何濤執導，2015年開拍，至今尚未播放的50集電視劇。前兩部——周立波的小說和于洋主演的故事片——當然都是服務於中共政治的、被稱作是「中國土改教科書」的紅色經典。在改革開放以後，它們都收到了同名的獨立製作紀錄片無論在史實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的全面挑戰。然而，在故事片《暴風驟雨》問世半個多世紀以後，在2015年，根據小說《暴風驟雨》改編的影視作品又在策劃中，即規模頗為可觀的50集電視劇《暴風驟雨》，由何濤執導，同年5月19日在黑龍江伊春開機。這部電視劇仍被稱作表現土地改革的「紅色經典」 。但是，據「東北網」，劇本「在充分尊重原創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胆的取捨、改編……」，在紅色經典的舊瓶中裝上壹些如愛情、傳奇、謀殺、復讎之類的離奇情節。對此，郭文壹針見血評為「紅戲粉唱」：「既符合官方三十年來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導向，又迎合許多觀眾對匪特傳奇、女中豪傑的戀情，像是壹種微妙的妥協，不失為寓宣教於低俗娛樂的典範。」
同樣，夏明教授關於中共摧毀會道門和極權主義的建立的論述也並沒有忘卻從歷史中觀照現今。他指出：「人們擔心，當下的中國是否有跡象在倒退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在完成這篇論文後，我的擔心是：『文革』還有底層造反斗走資派/當權派，而當下的中國是壹個教主似的『領袖』在烏托邦理想的激勵下，對持異議和反對他的『敵人』開始了以極權國家暴力機器為主體的殘酷鎮壓。所以我們該問，中國是否在走向『鎮壓反革命』/ 『鎮壓會道門』時期？」
捷克的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曾經說過：「民主與專制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便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 中共的種種倒行逆施反而使這次研討會有了獨特的挑戰意義：它是中華民族不泯良知的壹次體現；它象徵著海內外知識份子對學術自由的有力堅持；它還是海內外學者共同重構對所謂的「新中國」的集體記憶的不懈努力。
除了揭示歷史真相，健全民族記憶外，這壹重審毛澤東的土地改革的努力還有什麼另外的當代意義呢？會議的發言和學者們遞交的論文在這方面也有獨特的貢獻。他們壹致指出：中共土改對當前中國的影響是壹方面造成了執政黨的全面腐敗；另壹方面是滯后了中國的現代化。例如，譚松教授的論文〈從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到土地財政〉指出：因為中共的土改「用暴力將私有財產變為所謂的公有，然後又用權力將公有變為權貴們的私有」，竟成了中共當前極端腐敗最主要的歷史淵源：「中共官員腐敗，60%以上都與土地有關」。壹方面，中共這個「黨國」大地主「通過出賣土地養活龐大的地方政府官員」；另壹方面，「中共各級官員在賣地中大肆私飽中囊。[41]」 旅美作家余傑的思考更為深入。在參考了眾多西方學者對於台灣式的土地改革對現代化的貢獻后，他指出：人類歷史上，除了歐洲與英美國家（英美加澳紐）之外，僅有三個國家完成開放准入秩序的轉型：日本、韓國與台灣。而這三個國家，都成功地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他認為：「台灣相對而言比較成功的土地改革，或許能為中國未來的土地改革及民主化提供有益的啟發。[42]」
多年以來，美國三壹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博士奔走于京滬之間，大聲疾呼「吾民無土」[43]，要求改變大陸的現有土地制度，允許土地私有。這次會議他也遞交了論文〈暴力剝奪型土改，強制型農業集體化 — 中國城鄉發展錯序之制度根源〉。這壹論文對我們了解中共土地改革對現代化的惡果極具啟發性。該文運用諾獎得主阿瑟·劉易斯 （W. Arthur Lewis ）的理論，來分析健康的現代化的轉型要素。劉易斯認為：第壹拐點是隨著城市現代工商業的不斷擴張，最後壹個農村剩餘勞動被城市吸收；第二拐點是城鄉收入差的彌合。為了抵達這個拐點，必須不斷地使最無務農技能和意願，生產力最低，因而最貧困的農戶首先離開農業。唯有這樣，經過市場的反覆淘汰，農村留下的勞力的生產效率和收入才會越來越高，農村的人均收入才能向城市的人均收入靠齊。這不但是劉易斯的預言，也為歐美和東亞的例子所證實。但中國土改的例子恰恰證明，在經歷了最激進的以消滅地主和富農為目標，土地分配最為平均主義的地方，不但農業沒有現代化，而且城鄉收入差居高不下，離開城鄉壹體化的理想目標仍十分遙遠。這種對比是發人深省的。其實，在剛過去的40年裡邊，中國遇到了百年未遇的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良機。但是由於土地所有權問題無法解決，城市中的戶籍制度依然存在，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錯序反而更為固定化了，中國的現代化歷程會必然地滯后。
重審毛澤東土地改革的國際研討會在紐約舉行兩天後便順利結束了。 但無論是與會的學者，還是參与討論的觀眾，都大有言猶未盡之感。 然而，無論對「新中國」研究作為壹門學科建設的推動，還是對當代中國社會要拒絕毛澤東遺產的警告，這個研討會都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為了更全面地反映近十年以來對中共土地改革和它的第壹波政治運動研究的新成果，本論文集還收錄了壹些會議外的海內外學者的論文。 編者希望：通過這本百萬字的論著，讀者不僅可以看到被中共當政者長期掩蓋了的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運動的真相，更可以看到史學家們不懈地探索歷史真相、努力健全民族記憶的良知和堅韌。在這壹意義上，本書絕不是這壹探索的「結論」，而是它的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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