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經濟危機的基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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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經濟危機的基本性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9月26日
作者 張智斌
很多時候，閱讀本來應該是很嚴肅的新聞報道、政府文件或學術報告，讀著讀著，就不得不當成笑話去讀。又讀著讀著，卻無法再當成笑話去讀了。
最近，在貿易出口受阻、經濟不斷下行、豬肉價格瘋漲，大眾普遍哀嘆民生之艱難的背景下，2019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七十周年前夕，為了讓全國人民過上壹個有盼頭的「國慶佳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先生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以官員和專家雙重身份在發言時指出：「我們現在提的第壹個目標是到2020年能夠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的目標應該說是能夠實現的。實現這個目標以後，我們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能夠翻壹番，也就是達到壹個倍增的目標？」
按照劉世錦的說法，根據國家統計局現行的統計標準，三口之家年收入達到10至50萬元人民幣，即跨進中等收入門檻。目前中國約有4億人已經達到這個標準，約佔總人口的30%。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后，能否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人口數量翻壹番，即從目前約4億人提高到8億至9億人，達到總人口的60%，應成為下壹個目標。
劉世錦認為他提出這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目標，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壹，中國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是推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劉世錦說：「最近幾年有壹個說法，中國還有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5億人沒有蹲上馬桶。在座的各位應該是經常坐飛機的。這部分人整個收入水平如果能夠提升，他們就會成為中國下壹步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 第二，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有利於社會穩定。劉世錦說道：「過去我們談的比較多的是有壹些國家所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像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亞洲的菲律賓等。當他們增長到壹定階段以後，很難進入高收入階段。為什麼？嚴重的兩極分化。但現在來看，不僅僅是中等收入國家，即使高收入經濟體也可能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劉世錦認為縮小收入差距，依靠「殺富濟貧」、「稅收調節」都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應該致力於提升人力資本的質量 。
且慢評論劉世錦研究員、博導提出的「數量倍增目標」是否切合實際。在分析問題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先把「中等收入群體」這壹帶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更確切地說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名稱的定義搞清楚。
自從「中等收入」這個名詞在中國的媒體上被廣泛用來定義和區分國民的收入範圍和高低達到「小康」標準后又上了壹個新台階以來，爭議壹直不斷，官方也壹直無法自圓其說，解釋清楚其確切的內涵。為此新華網曾經在2018年1月專門發過《壹個月掙多少算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其實有很多》壹文，對此予以澄清。但讀罷全文，實在不知這究竟該稱「澄清」還是該稱「混淆」。
該文稱：「近日，國家統計局給出明確具體的數據：3億人為中等收入群體，佔世界30%，用數據回答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內涵。該標準是按照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年收入2.5萬～25萬元人民幣而定的。換算下來也就是說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體了。」
該文接著列舉了據說是現行國際上壹些主要「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加以說明，現照錄于下：
1、世界銀行：以貧困線（日人均收入1.9美元）為參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於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為中等收入群體。
2、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克和伊扎基在2002年分析全球收入不平等時，把巴西年平均收入和義大利年平均收入作為全球中等收入群體標準的下限和上限，以世界銀行2000年購買力平價轉換，把每人每天收入10～50美元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
3、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卡拉斯在201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研究報告中提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為中等收入群體。
4、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報告提出，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10～20美元。
5、2015年10月，瑞士信貸的壹篇報告指出，中等收入群體特指個人財富（不是年收入）位於壹個範圍區間的壹群人。以美國的5萬～50萬美元為基準，以IMF版本的購買力平價進行匯率換算，個人財富在2.8萬～28萬美元的中國人，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
因此，新華社總結稱：「換句話說，壹個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加起來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那麼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高達1.09億人，總數高居全球第壹。超過高於美國和日本的9200萬人、6200萬人。」
中國人民又壹次被新華社大大地「幸福」了壹把。有了國際上的通行標準，新華社認為還不夠把問題說清楚說透徹，於是又給出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內標準」和「學術界標準」，我也照錄于下：
國內標準：
1、1月7日，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舉辦新時代國家治理高端論壇，併發布《中等收入群體的分佈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戰略選擇》報告。該報告指出，將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6%～120%，視為中低收入群體。打個比方：妳和妳老婆月入合計2萬，如果妳高於7500元即為中等收入群體。根據上述報告，按總人口計算，中國大約有4.5億多人口屬於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將中間收入群體、中上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相加在壹起，則大約有6億人口屬於中等收入以上。
2、艾瑞諮詢2017年發布的《中國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報告》中，將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幣。
學術界標準：
在學術界更普遍使用的中等收入群體相對標準，是以收入分佈的中位值或平均收入為基線，下限設定為50%至75%之間的壹個點，上限設定為1.5倍至2.5倍之間的壹個點。
按照新華社給出的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提出的國內標準計算，中國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經達到6億人。但是，雖然這壹數據是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6%～120%計算得出的，但新華社卻矢口不提目前中國「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是多少。而如果按照艾瑞諮詢2017年發布的《中國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報告》中將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幣計算，新華社又不提中國目前有多少人口月收入已經達到8000至50000元人民幣之間。因此，讀罷全文，讀者仍然無法在頭腦里產生壹幅清晰的圖像：按照這個國內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範圍究竟是多少？為了消除讀者的顧慮，新華社又不得不為讀者描繪了壹幅「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逐年上升」的美麗圖像：
「在1989年至2015年長達26年的時間里，按照世界銀行關於中等收入群體每人每天10～100美元的標準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從0上升到44%；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關於中等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萬元至45萬元人民幣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從0上升到20%；而按照收入中位數76%～200%定義中等收入群體，則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壹直在37%至50%徘徊。」
但是，這幅美麗的圖像，卻引來了無數網民毫不留情的奚落和嘲笑，紛紛表示自己壹直生在福中不知福，讀罷文章自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想不到在收入問題上也竟會被代表了壹把。倒是文章中說到的兩種「感性標準」，還值得讀者去認真思考壹下：
第壹，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提出：「中等收入，我認為每月壹萬塊左右。基本的有車有壹套房子，這套房子不壹定很大，這車不壹定很好，但是壹定要有，這樣的話就算中等收入了。」
第二，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壹曾對中等收入群體提出過三個問題：壹，房貸是否給妳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壓力？二，妳是否不敢結婚，或不打算生兒育女？三，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是否讓妳憂心忡忡？大前研壹認為，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有任何壹個為「是」，妳就不算中等收入群體。
怎樣去思考劉永好提出的「中等收入」標準？在討論這個標準前，我先引入另外兩個加拿大在生活和收入問題上經常討論和使用的經濟學概念：「生活工資」（Living Wage）和「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生活工資」是指家庭以此收入，可以支付較為體面的生活費用、必要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消費、補充健康保險，不至於感到有太大財政壓力的工資收入。大溫哥華地區2019年公布的「生活工資」標準是壹個四口之家夫妻兩人都參加全職工作，工資收入每人時薪達到每小時19.50加元（按現行匯率摺合人民幣105.3元/小時）。應該說即使達到了「生活工資」的標準，其實並沒有達到傳統意義上所指的「中產階級」標準，現在達到「生活工資」的標準在溫哥華仍然無法承受購買獨立屋（中國稱別墅）的壓力。「可負擔性」通常以「可負擔的」（Affordable）形式來描繪物價，如「可負擔住房」（Affordable Housing），它通常指按照現行的物價指數，壹個家庭夫妻雙方在「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現在溫哥華所在的卑詩省法定最低工資為時薪每小時13.85加元，按現行匯率摺合人民幣74.79元/小時）收入條件下，是否可以負擔得起房租、交通、食品，撫養得起孩子等生活必須負擔的費用。「可負擔性」是網路、報紙、電視等媒體上討論最多的話題之壹，因為它直接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壓力和大家關心的民生問題。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低收入」（Low Income）標準，則可以按照不同的收入層次申請政府規定的不同數額的住房補貼、醫療保險等各種福利待遇。順便說壹下，為什麼加拿大政府不提「中等收入」而只規定「最低收入」和「生活工資」標準呢？因為後者才是真正的民生問題，必須硬性規定來保障大部分國民的生活品質和滿足壹部分國民的基本需求。
可見中國政府、媒體提出所謂的「中等收入」標準，這些標準本身就是建立在壹個非常低的標準之上去衡量的。現在再去理解劉永好董事長提出的他所認為的「中等收入」標準，就很容易搞懂他說「房子不壹定很大，但壹定要有」這句話的含義了——如果沒有房子，壹個工薪家庭，假設每月6,000元人民幣收入，壹半用在租房上，那還怎麼能夠生活下去？可見劉永好說的，其實已經根本不是「中等收入」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生存下去的問題，即「可負擔性」問題了。如果弄懂了劉永好的問題，再去看大前研壹提出的標準，那就更容易得出結論了。在大前研壹的標準中，他還沒有計入另外壹些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中非常常見的那些狀況：醫療健康、父母養老、家庭殘障人員、失業和再就業等各種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日本都已經由政府保險和社會福利去解決了，所以大前研壹並不認為這些問題應該是由家庭去考慮和獨立面對的，但在中國，這些天大的問題卻大多由家庭去自我承擔和消化。如果要把這些因素也考慮進去，那麼，在中國除了特權階層以外，還有多少工薪階層的人士敢於回答自己屬於正真沒有後顧之憂的「中等收入群體」？
前面新華社的文章中說到：「換句話說，壹個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加起來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那麼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高達1.09億人，總數高居全球第壹。超過高於美國和日本的9200萬人、6200萬人。」這段話告訴了我們壹個什麼問題？它實際上說出了這樣壹個秘密：目前中國個人財富包括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在17萬～176萬元之間的，只有（而不是「高達」）1.09億人。人均財富超過176萬的，更是少得可憐，否則新華社早就拿出來炫耀了。17萬人民幣是個什麼概念？大約相當於美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拿最低時薪的壹個工人（不是壹個家庭）工作壹年的收入。因此拿這樣的標準去和人口總量少很多、美國和日本高標準的中產階級數量作比較，並不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如果中國壹個四口之家在絕大多數的省會城市擁有壹套住房，他們的人均財富就遠不止17萬人民幣。1.09億人是個什麼概念？大約相當於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深圳、重慶常住人口的總和。因此，從這壹點上就可以看出：中國所謂的「中等收入」門檻還是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中國也只有1.09億人踏進這個門檻，而剩下的12億多人過的竟是赤貧的生活！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大量的財富哪裡去了？答案只有壹個：被少數人掌控。中國貧富差距之懸殊，已經到了如此驚人的地步！這就是新華社這篇文章所泄露的天機。
現在再來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目標。
怎樣在未來十年內讓中國中等收入的人口數量翻壹番？劉博導當然知道貧富差距懸殊這壹問題的嚴峻性。「至於如何縮小收入差距（注意媒體報道時避免使用更為刺眼的「貧富差距」這個詞彙），劉世錦認為有不同的思路。那種搞再分配，把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分給低收入階層，以稅收等方式，或通過其他的方式，即所謂的『殺富濟貧』，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
作為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知識型官員和既得利益者之中的壹員，他們之中當然沒有人會願意削弱自己的利益來提高大眾的收入，這並不令人覺得奇怪。但劉博導作為壹名經濟學學者，他的論點卻荒謬至極。通過稅收調節收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用來調節貧富差距的有效方法，富人佔用更多的自然和社會資源，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稅收合乎常理。同時，合理的稅務制度也是促進慈善捐贈等抑制貧富差距過大和激發公益活動的制度保障。而關於劉博導所說的「殺富濟貧」，我想大家當然不會贊同像以前「殺地主」，「殺資本家」那樣去殺，但在現在特色的國情下，還真必須看殺的是什麼樣的「富」，如果貪污受賄得來的「富」，違法犯罪得來的「富」，我看這樣的「殺富濟貧」就應該依法去「殺」。現在「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的，恰恰是官員財產被捂著蓋著不敢公開，卻還要口口聲聲說壹心壹意為人民謀利益那壹套假話。
既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麼怎樣還能在未來十年內讓中國中等收入的人口數量翻壹番呢？劉博導為此給出了三方面的建議：
第壹，進壹步打破壟斷，推動產權制度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改革。
第二，進壹步保障基本的社會安全，建立社保、醫療、就業的全國性保障。
第三，提升人力資本，特別要加強職業培訓。
但是，劉博導的建議卻無法走出帶有中國特色死循環的魔咒。現階段對經濟和市場壟斷、破壞最大的，就是權力對經濟和市場無孔不入的控制和壓榨；劉博導建議要打破經濟和市場的壟斷，卻又萬萬不可打破權力的壟斷。想建設社會安全體系、建立社保、醫療、就業的全國性保障，需要大量金錢，但權力壟斷了金融、保險、醫療、教育的方方面面，寧可每年投入巨大的資金去維穩，也不肯分享利益讓人民受益；要讓人民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卻又不斷讓人民為生存去折騰，不能讓人民過上可以不看權力眼色、有尊嚴的生活。劉博導想要提升人力資本，卻又非常害怕人民人權意識的覺醒；要加強勞動人口的職業培訓，卻又不能提升教育的品質，培養出有真正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學生……
社會現狀處處都是矛盾，這就是當今問題的結症之壹，劉博導也無法走出這樣的死循環魔咒。那麼怎樣才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呢？光靠央視記者到大街上去問「妳幸福嗎？」顯然是不夠的，那就直接給人民壹個答案吧。起先說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已經「高達」1.09億人。但這個「高」，相對近14億人口的總量來說，「高」在哪裡？於是國家統計局出馬了，說按照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年收入2.5萬～25萬元人民幣計算，換算下來也就是說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體了。這樣，中國就有3億人被納入了中等收入群體，佔世界30%。但還是可憐啊，月收入人民幣2083元，這麼低的標準，也才3億人達到。好意思嗎？因此，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又按照所謂的國內標準計算，得出中國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經達到6億人——但這回卻不敢說出這些中、高收入人口的收入究竟是多少——許多人評論說估計又是被平均了。這次，劉世錦又說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標準，三口之家年收入達到10至50萬元人民幣，即跨進中等收入的門檻。目前中國約有4億人已經達到這個標準，約佔總人口的30%。但是，至此我真的無法理解在13億多的中國人中，有約「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5億人沒有蹲上馬桶」，卻已經有近三分之壹的人口跨入了中等收入群體。看了以上這些都是權威機構給出的矛盾百出的權威答案，我卻真的被徹底搞糊塗了，到底什麼才是中國的中等收入標準？又到底有多少人達到了這樣的標準？
「國慶」70周年大慶就要來臨了，真是流年不利，偏偏「二師兄」太不爭氣，豬肉價漲得飛快，與印鈔速度有得壹拼。怎樣讓人民獲得幸福感呢？看來給人民壹個答案已經不行了，那就給人民壹個希望吧。於是察言觀色的專家、學者終於研究出了壹個全新的方案：我們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能夠翻壹番，即從目前約4億人提高到8億至9億人，達到總人口的60%，也就是達到壹個倍增的目標，讓那些沒有坐過飛機、沒有蹲上馬桶的同胞們也能夠擠進中等收入群體？
2019年7月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滄桑巨變七十載民族復興鑄輝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的第壹部分，其中稱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約合6.68萬元人民幣），已經高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二個月後的9月6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卻還在為怎樣讓中國60%的人口在十年內跨入「中等收入群體」而大傷腦筋。對此，假設雙方的統計數據和調研資料都是基於真實的話，那麼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公和國民收入差距的懸殊問題，與這個舉世無雙的畸形經濟體壹樣，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而且，目前所有的經濟問題，當然也包括財富的分配問題，最終都無法用經濟手段去分析、研究、處理和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其實質最終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更加複雜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如果十年後的「中等收入群體」也會像今天那些已經「被富起來」的民眾壹樣，還會在菜市場面對價格昂貴的豬肉發愁，感歎何時才能買得起豬肉大飽口福的話，那麼我們曾經嘲笑金正恩許諾三年內讓朝鮮人民重新吃上米飯喝上肉湯的笑話，就絕對不是什麼看了還能笑得出來的笑話了。
很多時候，閱讀本來應該是很嚴肅的新聞報道、政府文件或學術報告，讀著讀著，就不得不當成笑話去讀。又讀著讀著，卻無法再當成笑話去讀了。
最近，在貿易出口受阻、經濟不斷下行、豬肉價格瘋漲，大眾普遍哀嘆民生之艱難的背景下，2019年9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七十周年前夕，為了讓全國人民過上壹個有盼頭的「國慶佳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先生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以官員和專家雙重身份在發言時指出：「我們現在提的第壹個目標是到2020年能夠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的目標應該說是能夠實現的。實現這個目標以後，我們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能夠翻壹番，也就是達到壹個倍增的目標？」
按照劉世錦的說法，根據國家統計局現行的統計標準，三口之家年收入達到10至50萬元人民幣，即跨進中等收入門檻。目前中國約有4億人已經達到這個標準，約佔總人口的30%。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后，能否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人口數量翻壹番，即從目前約4億人提高到8億至9億人，達到總人口的60%，應成為下壹個目標。
劉世錦認為他提出這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目標，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第壹，中國低收入群體增加收入是推動中國經濟的重要動力。劉世錦說：「最近幾年有壹個說法，中國還有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5億人沒有蹲上馬桶。在座的各位應該是經常坐飛機的。這部分人整個收入水平如果能夠提升，他們就會成為中國下壹步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 第二，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有利於社會穩定。劉世錦說道：「過去我們談的比較多的是有壹些國家所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像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亞洲的菲律賓等。當他們增長到壹定階段以後，很難進入高收入階段。為什麼？嚴重的兩極分化。但現在來看，不僅僅是中等收入國家，即使高收入經濟體也可能會存在這樣的問題。」劉世錦認為縮小收入差距，依靠「殺富濟貧」、「稅收調節」都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應該致力於提升人力資本的質量 。
且慢評論劉世錦研究員、博導提出的「數量倍增目標」是否切合實際。在分析問題之前，我認為有必要先把「中等收入群體」這壹帶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更確切地說是帶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學）名稱的定義搞清楚。
自從「中等收入」這個名詞在中國的媒體上被廣泛用來定義和區分國民的收入範圍和高低達到「小康」標準后又上了壹個新台階以來，爭議壹直不斷，官方也壹直無法自圓其說，解釋清楚其確切的內涵。為此新華網曾經在2018年1月專門發過《壹個月掙多少算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其實有很多》壹文，對此予以澄清。但讀罷全文，實在不知這究竟該稱「澄清」還是該稱「混淆」。
該文稱：「近日，國家統計局給出明確具體的數據：3億人為中等收入群體，佔世界30%，用數據回答了『世界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內涵。該標準是按照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年收入2.5萬～25萬元人民幣而定的。換算下來也就是說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體了。」
該文接著列舉了據說是現行國際上壹些主要「中等收入群體」標準加以說明，現照錄于下：
1、世界銀行：以貧困線（日人均收入1.9美元）為參照系，提出日人均收入介於10至50美元或10至100美元的人為中等收入群體。
2、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克和伊扎基在2002年分析全球收入不平等時，把巴西年平均收入和義大利年平均收入作為全球中等收入群體標準的下限和上限，以世界銀行2000年購買力平價轉換，把每人每天收入10～50美元作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
3、布魯金斯學會的經濟學家卡拉斯在201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研究報告中提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10～100美元為中等收入群體。
4、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報告提出，全球中等收入群體的標準為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每人每天收入10～20美元。
5、2015年10月，瑞士信貸的壹篇報告指出，中等收入群體特指個人財富（不是年收入）位於壹個範圍區間的壹群人。以美國的5萬～50萬美元為基準，以IMF版本的購買力平價進行匯率換算，個人財富在2.8萬～28萬美元的中國人，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
因此，新華社總結稱：「換句話說，壹個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加起來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那麼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高達1.09億人，總數高居全球第壹。超過高於美國和日本的9200萬人、6200萬人。」
中國人民又壹次被新華社大大地「幸福」了壹把。有了國際上的通行標準，新華社認為還不夠把問題說清楚說透徹，於是又給出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國內標準」和「學術界標準」，我也照錄于下：
國內標準：
1、1月7日，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舉辦新時代國家治理高端論壇，併發布《中等收入群體的分佈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戰略選擇》報告。該報告指出，將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6%～120%，視為中低收入群體。打個比方：妳和妳老婆月入合計2萬，如果妳高於7500元即為中等收入群體。根據上述報告，按總人口計算，中國大約有4.5億多人口屬於中等收入家庭。如果將中間收入群體、中上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相加在壹起，則大約有6億人口屬於中等收入以上。
2、艾瑞諮詢2017年發布的《中國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報告》中，將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幣。
學術界標準：
在學術界更普遍使用的中等收入群體相對標準，是以收入分佈的中位值或平均收入為基線，下限設定為50%至75%之間的壹個點，上限設定為1.5倍至2.5倍之間的壹個點。
按照新華社給出的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提出的國內標準計算，中國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經達到6億人。但是，雖然這壹數據是以「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的76%～120%計算得出的，但新華社卻矢口不提目前中國「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數」是多少。而如果按照艾瑞諮詢2017年發布的《中國中等收入人群金融需求報告》中將中等收入人群界定在月收入8000至50000元人民幣計算，新華社又不提中國目前有多少人口月收入已經達到8000至50000元人民幣之間。因此，讀罷全文，讀者仍然無法在頭腦里產生壹幅清晰的圖像：按照這個國內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範圍究竟是多少？為了消除讀者的顧慮，新華社又不得不為讀者描繪了壹幅「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逐年上升」的美麗圖像：
「在1989年至2015年長達26年的時間里，按照世界銀行關於中等收入群體每人每天10～100美元的標準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從0上升到44%；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關於中等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萬元至45萬元人民幣計算，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從0上升到20%；而按照收入中位數76%～200%定義中等收入群體，則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壹直在37%至50%徘徊。」
但是，這幅美麗的圖像，卻引來了無數網民毫不留情的奚落和嘲笑，紛紛表示自己壹直生在福中不知福，讀罷文章自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想不到在收入問題上也竟會被代表了壹把。倒是文章中說到的兩種「感性標準」，還值得讀者去認真思考壹下：
第壹，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提出：「中等收入，我認為每月壹萬塊左右。基本的有車有壹套房子，這套房子不壹定很大，這車不壹定很好，但是壹定要有，這樣的話就算中等收入了。」
第二，日本管理學大師大前研壹曾對中等收入群體提出過三個問題：壹，房貸是否給妳的生活帶來了很大壓力？二，妳是否不敢結婚，或不打算生兒育女？三，孩子未來的教育費用是否讓妳憂心忡忡？大前研壹認為，如果這三個問題的答案有任何壹個為「是」，妳就不算中等收入群體。
怎樣去思考劉永好提出的「中等收入」標準？在討論這個標準前，我先引入另外兩個加拿大在生活和收入問題上經常討論和使用的經濟學概念：「生活工資」（Living Wage）和「可負擔性」（Affordability）。「生活工資」是指家庭以此收入，可以支付較為體面的生活費用、必要的社會交往和文化消費、補充健康保險，不至於感到有太大財政壓力的工資收入。大溫哥華地區2019年公布的「生活工資」標準是壹個四口之家夫妻兩人都參加全職工作，工資收入每人時薪達到每小時19.50加元（按現行匯率摺合人民幣105.3元/小時）。應該說即使達到了「生活工資」的標準，其實並沒有達到傳統意義上所指的「中產階級」標準，現在達到「生活工資」的標準在溫哥華仍然無法承受購買獨立屋（中國稱別墅）的壓力。「可負擔性」通常以「可負擔的」（Affordable）形式來描繪物價，如「可負擔住房」（Affordable Housing），它通常指按照現行的物價指數，壹個家庭夫妻雙方在「最低工資」（Minimum Wage）（現在溫哥華所在的卑詩省法定最低工資為時薪每小時13.85加元，按現行匯率摺合人民幣74.79元/小時）收入條件下，是否可以負擔得起房租、交通、食品，撫養得起孩子等生活必須負擔的費用。「可負擔性」是網路、報紙、電視等媒體上討論最多的話題之壹，因為它直接反映了人們的生活壓力和大家關心的民生問題。如果家庭收入低於「低收入」（Low Income）標準，則可以按照不同的收入層次申請政府規定的不同數額的住房補貼、醫療保險等各種福利待遇。順便說壹下，為什麼加拿大政府不提「中等收入」而只規定「最低收入」和「生活工資」標準呢？因為後者才是真正的民生問題，必須硬性規定來保障大部分國民的生活品質和滿足壹部分國民的基本需求。
可見中國政府、媒體提出所謂的「中等收入」標準，這些標準本身就是建立在壹個非常低的標準之上去衡量的。現在再去理解劉永好董事長提出的他所認為的「中等收入」標準，就很容易搞懂他說「房子不壹定很大，但壹定要有」這句話的含義了——如果沒有房子，壹個工薪家庭，假設每月6,000元人民幣收入，壹半用在租房上，那還怎麼能夠生活下去？可見劉永好說的，其實已經根本不是「中等收入」的問題，而是怎樣才能生存下去的問題，即「可負擔性」問題了。如果弄懂了劉永好的問題，再去看大前研壹提出的標準，那就更容易得出結論了。在大前研壹的標準中，他還沒有計入另外壹些非常重要、在中國社會中非常常見的那些狀況：醫療健康、父母養老、家庭殘障人員、失業和再就業等各種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在日本都已經由政府保險和社會福利去解決了，所以大前研壹並不認為這些問題應該是由家庭去考慮和獨立面對的，但在中國，這些天大的問題卻大多由家庭去自我承擔和消化。如果要把這些因素也考慮進去，那麼，在中國除了特權階層以外，還有多少工薪階層的人士敢於回答自己屬於正真沒有後顧之憂的「中等收入群體」？
前面新華社的文章中說到：「換句話說，壹個中國公民所擁有的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加起來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那麼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高達1.09億人，總數高居全球第壹。超過高於美國和日本的9200萬人、6200萬人。」這段話告訴了我們壹個什麼問題？它實際上說出了這樣壹個秘密：目前中國個人財富包括房產、股票、存款等資產在17萬～176萬元之間的，只有（而不是「高達」）1.09億人。人均財富超過176萬的，更是少得可憐，否則新華社早就拿出來炫耀了。17萬人民幣是個什麼概念？大約相當於美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拿最低時薪的壹個工人（不是壹個家庭）工作壹年的收入。因此拿這樣的標準去和人口總量少很多、美國和日本高標準的中產階級數量作比較，並不具有科學性和客觀性。如果中國壹個四口之家在絕大多數的省會城市擁有壹套住房，他們的人均財富就遠不止17萬人民幣。1.09億人是個什麼概念？大約相當於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深圳、重慶常住人口的總和。因此，從這壹點上就可以看出：中國所謂的「中等收入」門檻還是太低了，但即便如此，中國也只有1.09億人踏進這個門檻，而剩下的12億多人過的竟是赤貧的生活！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大量的財富哪裡去了？答案只有壹個：被少數人掌控。中國貧富差距之懸殊，已經到了如此驚人的地步！這就是新華社這篇文章所泄露的天機。
現在再來看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在「2019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上提出的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倍增的目標。
怎樣在未來十年內讓中國中等收入的人口數量翻壹番？劉博導當然知道貧富差距懸殊這壹問題的嚴峻性。「至於如何縮小收入差距（注意媒體報道時避免使用更為刺眼的「貧富差距」這個詞彙），劉世錦認為有不同的思路。那種搞再分配，把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分給低收入階層，以稅收等方式，或通過其他的方式，即所謂的『殺富濟貧』，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
作為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知識型官員和既得利益者之中的壹員，他們之中當然沒有人會願意削弱自己的利益來提高大眾的收入，這並不令人覺得奇怪。但劉博導作為壹名經濟學學者，他的論點卻荒謬至極。通過稅收調節收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用來調節貧富差距的有效方法，富人佔用更多的自然和社會資源，付出比常人更多的稅收合乎常理。同時，合理的稅務制度也是促進慈善捐贈等抑制貧富差距過大和激發公益活動的制度保障。而關於劉博導所說的「殺富濟貧」，我想大家當然不會贊同像以前「殺地主」，「殺資本家」那樣去殺，但在現在特色的國情下，還真必須看殺的是什麼樣的「富」，如果貪污受賄得來的「富」，違法犯罪得來的「富」，我看這樣的「殺富濟貧」就應該依法去「殺」。現在「已被歷史經驗證明不能解決問題」的，恰恰是官員財產被捂著蓋著不敢公開，卻還要口口聲聲說壹心壹意為人民謀利益那壹套假話。
既然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麼怎樣還能在未來十年內讓中國中等收入的人口數量翻壹番呢？劉博導為此給出了三方面的建議：
第壹，進壹步打破壟斷，推動產權制度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的改革。
第二，進壹步保障基本的社會安全，建立社保、醫療、就業的全國性保障。
第三，提升人力資本，特別要加強職業培訓。
但是，劉博導的建議卻無法走出帶有中國特色死循環的魔咒。現階段對經濟和市場壟斷、破壞最大的，就是權力對經濟和市場無孔不入的控制和壓榨；劉博導建議要打破經濟和市場的壟斷，卻又萬萬不可打破權力的壟斷。想建設社會安全體系、建立社保、醫療、就業的全國性保障，需要大量金錢，但權力壟斷了金融、保險、醫療、教育的方方面面，寧可每年投入巨大的資金去維穩，也不肯分享利益讓人民受益；要讓人民過上有保障的生活，卻又不斷讓人民為生存去折騰，不能讓人民過上可以不看權力眼色、有尊嚴的生活。劉博導想要提升人力資本，卻又非常害怕人民人權意識的覺醒；要加強勞動人口的職業培訓，卻又不能提升教育的品質，培養出有真正獨立思考能力的青年學生……
社會現狀處處都是矛盾，這就是當今問題的結症之壹，劉博導也無法走出這樣的死循環魔咒。那麼怎樣才能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呢？光靠央視記者到大街上去問「妳幸福嗎？」顯然是不夠的，那就直接給人民壹個答案吧。起先說只要個人財富在17萬～176萬元之間，就是中等收入群體的壹員。根據這個標準，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數量已經「高達」1.09億人。但這個「高」，相對近14億人口的總量來說，「高」在哪裡？於是國家統計局出馬了，說按照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為年收入2.5萬～25萬元人民幣計算，換算下來也就是說只要月收入2083元，就算中等收入群體了。這樣，中國就有3億人被納入了中等收入群體，佔世界30%。但還是可憐啊，月收入人民幣2083元，這麼低的標準，也才3億人達到。好意思嗎？因此，中國社科院社會政法學部、中國社科院國家治理研究智庫又按照所謂的國內標準計算，得出中國目前中、高收入人口已經達到6億人——但這回卻不敢說出這些中、高收入人口的收入究竟是多少——許多人評論說估計又是被平均了。這次，劉世錦又說按照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標準，三口之家年收入達到10至50萬元人民幣，即跨進中等收入的門檻。目前中國約有4億人已經達到這個標準，約佔總人口的30%。但是，至此我真的無法理解在13億多的中國人中，有約「10億人沒有坐過飛機，5億人沒有蹲上馬桶」，卻已經有近三分之壹的人口跨入了中等收入群體。看了以上這些都是權威機構給出的矛盾百出的權威答案，我卻真的被徹底搞糊塗了，到底什麼才是中國的中等收入標準？又到底有多少人達到了這樣的標準？
「國慶」70周年大慶就要來臨了，真是流年不利，偏偏「二師兄」太不爭氣，豬肉價漲得飛快，與印鈔速度有得壹拼。怎樣讓人民獲得幸福感呢？看來給人民壹個答案已經不行了，那就給人民壹個希望吧。於是察言觀色的專家、學者終於研究出了壹個全新的方案：我們能不能再用10年左右的時間使中等收入群體數量能夠翻壹番，即從目前約4億人提高到8億至9億人，達到總人口的60%，也就是達到壹個倍增的目標，讓那些沒有坐過飛機、沒有蹲上馬桶的同胞們也能夠擠進中等收入群體？
2019年7月1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了《滄桑巨變七十載民族復興鑄輝煌——新中國成立70周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的第壹部分，其中稱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約合6.68萬元人民幣），已經高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二個月後的9月6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劉世錦卻還在為怎樣讓中國60%的人口在十年內跨入「中等收入群體」而大傷腦筋。對此，假設雙方的統計數據和調研資料都是基於真實的話，那麼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公和國民收入差距的懸殊問題，與這個舉世無雙的畸形經濟體壹樣，已經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而且，目前所有的經濟問題，當然也包括財富的分配問題，最終都無法用經濟手段去分析、研究、處理和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其實質最終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更加複雜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如果十年後的「中等收入群體」也會像今天那些已經「被富起來」的民眾壹樣，還會在菜市場面對價格昂貴的豬肉發愁，感歎何時才能買得起豬肉大飽口福的話，那麼我們曾經嘲笑金正恩許諾三年內讓朝鮮人民重新吃上米飯喝上肉湯的笑話，就絕對不是什麼看了還能笑得出來的笑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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