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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滕彪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育最早的國家之壹，人口數量佔全世界的近五分之壹，土地面積世界第四，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壹，少數核大國之壹，又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用不了多少年GDP總量將躍居世界第壹。這種國家的70周年國慶，自應不同凡響。果然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閱兵式，配合彩旗禮花、領袖演講、愛國口號、各國貴賓、鮮花掌聲，可以說是國威大振。

可是，中共的國慶安排，更像是辦喪事：北京的核心地帶提前壹個月就禁鴿子、禁風箏、禁無人機、禁無線電設備，二環道路幾乎被封鎖，三步壹崗五步壹哨。很多娛樂場所、飯館、超市、酒吧被迫關門。壹些居民區9月30號晚開始停燃氣到慶典結束，臨長安街的窗戶要貼反光貼。核心的住宅區被隔離，有專門的守衛站崗。壹些醫院病房也被勒令不再接收病人，大型手術被叫停。異議人士、維權人士、上訪者被驅趕、被軟禁、被旅遊、被失蹤。壹幅進京安檢的橫幅上寫著：「確保進入北京的人乾淨」——還能有什麼人比中南海里的人更骯髒？極度神經質的安檢，連著名的喉舌幫凶胡錫進都看不下去了。這麼規模超前的大閱兵，竟沒有壹個群眾到現場看熱鬧。驚恐如四面楚歌，管控到萬馬齊喑，折騰得天怒人怨，不正是國喪的樣子嗎？

不過歸根到底，「十壹」也確實不是國慶，而是國難。1949年10月1日，槍杆子里打出來的所謂「新中國」宣告成立，胡風興奮地寫下「時間開始了。」但開始的不是時間，而是人類史上非戰爭時期的最大規模、最可怕的人道災難。

建政初期，被殺「地主」人數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為100萬以上；「肅反」和迫害基督徒，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反右」運動，被迫害的知識分子多達200萬。1959到1961年中共制度性人禍造成的大飢荒，導致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三千萬，很有可能在四千三百萬以上。「文化大革命」期間，死於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的人數估計三四百萬，絕大多數人口受到波及。被毀壞的文物、古迹更是無法估量。1983年嚴打，8個月內至少兩萬四千人被處決，其中相當比例為冤假錯案。六四屠殺，死亡人數在數千人之多，因為中共的檔案封鎖、銷毀罪證，具體數字恐怕永遠無法弄清。對法輪功的迫害導致數百萬人被關押，20年來因受酷刑而死的法輪功學員至少四千人。據美國國務院的資料，在壹胎化政策被廢除之前，中國每年墮胎2,300萬例，平均每天有超過63,013名未出生嬰兒死於墮胎，可以說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屠嬰戰爭。因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婦女、嬰兒等死亡案例也極為普遍，這還不算計生政策帶來的性別比例失調、老齡化、兒童教育等悲劇性後果。「改革開放」后，直接間接死於強制拆遷、城管暴行、警察暴力、監獄、勞教所、形形色色的黑監獄的中國人，直接間接死於貧窮、環境污染、有毒食品、毒疫苗的人，更是多到難以統計。

對被佔領的民族來說，苦難又格外深重。中共對漢民族以外的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和其他民族的侵略、屠殺、同化、政治迫害和文化滅絕，延續至今。新疆集中營已經成為21世紀最大的人權災難。至少153名藏人自焚抗議中共政權，在人類歷史上也絕無僅有。

中共建政后，被殺死、被餓死、被迫害致死的人數，高達八千萬以上。幾乎所有生活在中國土地上的人，都直接或間接受到中共政權的迫害。中共暴行之大之久，超過迄今為止的壹切其他邪惡政權。

1949年，中國人被捆綁到壹個由壹黨制、戶籍制、極權意識形態、思想警察、軍警暴力等組成的現代奴役體制中。據說是余英時先生的比喻：中國是天上的壹架飛機，而共產黨這個劫機犯把會開飛機的人全殺了，然後對其他的乘客說，妳們現在都得聽我的，否則大家都活不成。中共這個犯罪集團，打著外來的共產主義旗號，奉行邪教化的馬列主義，遵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拿著蘇聯的盧布和武器，利用國民黨抗日之機壯大力量（建政后毛共多次感謝日本皇軍），大發國難財，最終劫持了中國，並開始了對中國長達70年的蹂躪和掠奪。沒有任何力量比中共對中國社會、經濟、環境、文化和精神的破壞更大。1949年絕對不是中國的誕生，而是壹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中國的再次滅亡，而且是最慘痛的壹次滅亡。

1999年國慶之夜，參加過1949年「開國大典」的李慎之，悲憤中寫下「風雨蒼黃五十年」，表達自己對共產理想的幻滅。轉眼20年過去了，壹樣的整齊划壹，壹樣的法西斯美學，壹樣的向人民炫耀武力。「閱兵是屠殺的另壹種方式。」（許暉語）三十年前的屠殺和三十年後的閱兵，同壹支軍隊，同壹個廣場，同壹種恐怖，同壹種對歷史的蹂躪。六四屠殺三十年後，中共沒有改弦易轍，專制卻變本加厲。習近平修改憲法要做終身主席，全國上下大搞個人崇拜，抓異議人士，抓律師，抓記者，抓教徒；擴建集中營，加強封網，加快國進民退，對外四處挑釁。史無前例的「高科技極權主義」迅速成形：大數據、DNA採集、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網路監控、防火長城、社會信用體系、密布的智能相機等等，配合傳統極權體制的秘密警察、黑監獄、朝陽群眾、洗腦、煽動民族主義、勞改營、酷刑、失蹤、政治株連，中共控制社會的密度和效率，恐怕遠超希特勒和斯大林。現代高端的人工智慧、網際網路、數據技術和生物技術，被共產黨活學活用來建立密不透風的全面監控體系——李慎之先生若泉下有知，也會感到震驚吧。

明清之際思想家顧炎武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辯。「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日知錄》卷十三）顧氏此論，仍未擺脫漢人中心主義與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觀；不過，我們如果把「天下」理解成壹種普世的天道或人性秩序，那麼1949年10月1日所象徵的，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再次亡國，而是人相食、悖逆天理、善惡顛倒的大毀滅。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有學者說共產黨「不是改朝換代，而是改天換地」（高王凌語）。

共產黨對中國的禍害，絕不僅僅是屠戮生命、壓制自由、掠奪財富、破壞環境和生態，而且在於更深層次地消滅人性、扭曲人格、腐蝕人心、顛倒人的是非觀念。「槍杆子里出政權」的強盜邏輯、跌破底線的歷次政治運動，導致整個社會瀰漫著血腥、犬儒、仇恨、奴性和虛偽。到處是對權力和金錢的不加掩飾的貪慾，不擇手段的官場惡鬥，小人得志的暴發戶心態，勝王敗寇、以強凌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享樂主義、機會主義和無賴主義。以勝負來代替是非判斷，以權力崇拜來代替獨立思考，以精緻的利己主義來代替獨立人格，以狂熱狹隘的民族主義來代替自由和人道主義，以極權美學來代替真正的審美，這些正是新時代極權主義之下中國民眾的精神景觀。與中國壹起淪陷的，是整個社會的理想信仰、道德標準和評價體系。

壹個國家的根本使命和最大成就，乃是維護其人民的自由與尊嚴。而目前壹個能夠維護人民自由和尊嚴的中國，還沒有誕生。共產黨的宣傳機器竟然說，「離開了祖國，妳什麼都不是。」好像祖國是共產黨的禁臠。這種劫機犯邏輯，在連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都無法保護、連基本言論和信仰的權利都被剝奪的屁民面前，顯得無恥又荒唐。多少中國的棄嬰在西方成為冠軍、議員和科學家？多少被迫流亡的異議作家、學者和人權捍衛者在國際上屢屢獲獎？多少在中國被監禁被酷刑的人只有離開了中國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人們恰恰可以對共產黨說，「離開了暴力和謊言，妳什麼都不是。」

這是光芒萬丈的時代，這是迴光返照的時代。在所謂中國經濟奇迹的背後，是血汗工廠、官商勾結、腐敗橫行、自由喪失、貧富鴻溝和環境破壞。共產黨把中國糟蹋的已經沒有什麼乾淨的河流，空氣有毒，食品有毒，藥品有毒，可怕的是人性也被深深毒化。當人口、土地、儲蓄等要素紅利和低人權的紅利已經漸漸耗盡，人們對中國經濟乃至中共政權的樂觀預期正在迅速發生變化。工廠和企業在離開中國，資本在外逃，暴發戶和裸官在外逃，知識分子在逃離，中產在逃離，藏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雪山也要逃離，基督徒在逃離，穆斯林在逃離，甚至鳥獸也不例外。王力雄先生曾講述他在中蒙邊境地區旅行時發現壹個有趣的現象，當動物受到汽車燈光或聲音驚嚇時總是往外蒙方向跑；中俄交界的地方，天上的鳥，河裡的魚，遇有異常響動都壹股腦兒奔往俄羅斯的方向。

壹個國家受到的最大戕害，乃是其國民的人格、人性、人心的徹底腐敗，以及評價體系的顛倒。長期的信息封鎖、言論控制、洗腦教育和民族主義煽動，使大多數人持有壹種扭曲的歷史觀、國家觀和國際觀，愚昧犬儒，又狡詐圓滑；猥瑣懦弱，又殘忍好戰；盲從狂信，又不信壹切。他們是滿嘴國罵的愛國小粉紅，是跳忠字舞的大爺大媽，是砸日系車的憤青，是施暴的國保城管，是沈迷色慾的腐敗官員，是製造假酒假藥的商販，是為黨唱讚歌的御用文人和五毛，是21世紀的義和團和紅衛兵。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美為丑，以丑為美；以正為邪，以邪為正。郭沫若、申紀蘭、司馬南等等，都是中共馴化出來的典型人格樣本。

1872年李鴻章感到中國將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壹個半世紀后，中國其實正在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國難」。這不是遇羅克、林昭、蔣捷連、孫志剛、楊改蘭、聶樹斌、于宙、李旺陽、劉曉波們的中國，這不是我的中國。當我批評中共，我被說成是背叛祖國；當我推動人權和民主，我被指控為顛復國家，被停課、吊照、開除、軟禁、綁架和酷刑；當我被迫離開中國，我的妻子女兒被中共列入不能出境的黑名單。我們其實要麼是韭菜，要麼是人質。

最可怕的專制，不是讓人無力反抗、不敢反抗，甚至也不是讓人不知被奴役、習慣了被奴役的專制，而是讓人崇拜壓迫者、詛咒反抗者並希望成為壓迫者的專制。在飄揚的國旗下，在軍隊齊刷刷的正步里，在山呼萬歲的聲浪里，韭菜們深深愛上了鐮刀，讚美著鐮刀，並紛紛遞交了成為鐮刀的申請書。

今天威武的軍隊再次踏過天安門廣場，我感到的不只是深入骨髓的亡國之恥，更是公理顛倒、人性傾複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