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專制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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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專制的思想背景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0月6日
作者 高寒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在其後三十年中壹直走不出年年加碼的維穩困境，當局的執政危機感壹年甚似壹年。國家的財富在翻番，執政者的危機感也在翻番。目前還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機，不過是這種執政危機感的慣性運作又越過深圳河而已。如今，中美貿易戰與香港的抗爭這原本毫不相干的兩件事，卻要合流成同壹個准冷戰了。什麼「老大、老二的矛盾」？什麼「中國崛起已成美帝噩夢」？過得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關，與人家在同壹經濟平台上競爭，才有資格稱老二，上得了同壹歷史發展文明階段，才有資格爭老大。
中美當前這場准冷戰，這場因貿易爭端、知識產權而起的准冷戰，就絕非所謂「東西方文明的較量」，絕非所謂「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的較量」，而是、也僅是：茍延殘喘而活在當代的中世紀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較量，是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較量。用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語言來說就是：人類文明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後的歷史低級階段文明與先進的歷史高級階段文明的較量。這種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基礎方面，更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尤其還表現在人文人權人性人倫方面；它不僅僅是硬體的較量，尤其是軟體的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的較量。
在革命危機正在形成而尚未到來的今天，在政治危機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改良作它決不放棄的最後壹次衝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時也，焉知就不會好風憑藉力，送它上青天？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會喊「轉型正義」，就未必來得了正義；而可操作的制度轉型本身，才更可能體現正義和實現正義。可見，中華民族的和平制度轉型若能成功，其成功過程本身所體現出的具體「正義」，要勝過壹萬個失敗的抽象「正義」。更何況，基本價值觀從來只是行動的指南，而絕非可直接拿來當操作乾飯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將理想寓於可操作步驟之中。因為基本價值觀與實際政治操作畢竟是兩個層面的東西，這就像從知道槓桿原理到妳能實際撬動地球，其間的距離豈止十萬八千里？故基本價值觀的堅定與純粹，並不排斥實際操作中的縱橫與權變，迂迴與妥協等等。
將資產階級經幾百年篩選出的那成熟的權力制衡憲政機制，借鑒地、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為我所用，以完善共產黨的領導，使其能勝任領導中國的制度轉型。這就需要有步驟地開放黨內的政治派別競爭合法化，以首創出壹種迥異於馬列主義教的共產黨領導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證權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那種混亂無序的制度轉型；進而能以此新型憲政模式，後來居上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舊式憲政模式，展開處於同壹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國競爭。如果中國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制度轉型失敗，或者，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拒絕自身改革和制度轉型，那麼，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民族的劫數。既然馬克思救不了妳，上帝也救不了妳，剩下的，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以中美貿易戰為先導的准冷戰的開啟，以及香港「反送中」的持續街頭抗爭，可說是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共產黨遭遇到的兩大最嚴峻的挑戰。撇開那些攻防進退的戰術性、階段性動作，也不管引發這兩大挑戰的具體事件如何、以及發起者的具體初衷如何，但它們在客觀上均最終直端端地指向了中國共產黨常念茲在茲、還洋洋自得，以致按捺不住要推向全世界的那個核心價值：壹黨專權的統治模式。
記得習近平上台伊始，曾哀嘆在當年蘇東劇變中「竟無壹人是男兒」。可習近平今天真明白壹個中國真男兒在當今之世正面臨著些什麼，究竟該幹些什麼嗎？！
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須認清大勢。不審勢，則寬嚴皆誤，不審勢，則左右都錯。認清大勢，須有歷史與國際這時空兩大維度。歷史維度，就是從人類文明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壹步步階梯中，看中國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壹級，這是縱向比較；國際維度，則是在當今全球競爭格局中，看中國的綜合競爭力何在——這其中，既含器物等硬實力，也含制度、文化等軟實力，這屬橫向比較。但從根本上說，尤其是到了近現代，壹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強弱，則多是依賴其文明程度的。壹個國家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那麼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競爭實力就愈強，反之亦然。當然，這文明程度與競爭實力，彼此又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或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
所以，能否準確地認清中國今天在整個人類文明進步階梯中的確切位置，從而清醒地把握中國在今天世界格局中的競爭態勢，這將決定著中國能否大國崛起，能否具有大國競爭力，能否具有中國話語權和能否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了。
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壹、中美貿易戰是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對抗的總爆發
中美貿易戰的要害，其實就是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的對抗，是近二十年來這兩種模式在WTO內不斷較量和衝撞的能量，積蓄到壹個節點上的總爆發。
記得當年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時，中共曾壹度看好過特朗普，因這位政治素人在競選中明確宣稱：美國不為推廣普世價值而戰。可特朗普甫壹上台，便立即發起了如今這場打得昏天黑地的貿易戰。用中方的解釋，這是老大、老二的摩擦，是美國老大要阻止老二中國的崛起，且這類矛盾在世界歷史各拐點上曾屢屢發生。用美方的解釋，則是妳中國忽悠美國，矇騙西方，不守承諾，欺我守約，在自由貿易中大打壟斷優勢，揩油佔便宜已近二十年，現在是到該算總賬、拉清單的時候了。
應該說，比起民主黨，比起共和黨建制派，甚至比起特朗普團隊中的其他任何成員，特朗普本人算得上是最不講價值觀優先，最不講意識形態的了。君不見中國自由主義群中至今還大有人對特氏的這個「政治不正確」耿耿於懷么？特朗普在美國政界大反潮流，從不在意于兩黨建制派那常掛在嘴邊的煽情口號。他是個地地道道現實主義的美國總統，他只講美國利益優先。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壹邊打貿易戰壹邊還不停地說，習主席為了中國利益優先，他能理解；他不怪習主席，要怪也只能怪我們前幾任美國總統太窩囊，多年來讓中國佔盡了便宜。
按說，這樣的美國總統，對中國而言，才是最好打交道，也是最好被搞定的了。不曾有壹句頗具中國特色的名言：「凡能用人民幣搞定的事就都不是事」么？可兩年來的中美貿易戰軌跡卻完完全全呈現出另外壹番景觀。正因為特朗普特別務實，所以他才特別較真：所有從談判桌上寫在紙面上的利益，必須得有規則保障；所有的規則保障，必須得有執行機制，尤其得有懲罰機制；而所有這些機制，又均得落到實處，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監督性。最後，所有這壹切的壹切，均必須是明規則，必須公示于眾。
就事論事，特朗普所堅持的這壹切，除了那最後壹條，就都是如今商業社會的常識和常態，是契約精神的常識和常態。而這最後壹條，即壹定要公布協議，則是對中方的量身定製，誰讓妳「入世」以來壹直奉行對國際協議「簽歸簽，守不守則再我」的賽場偷步呢？然而正是這最後壹條，卻讓中方尤其難堪，視之為喪權辱國、有失尊嚴：有些妥協苦果——譬如，組混編核查組監察守約狀況，還要下到地方，每季度查壹次——我暗暗吞下還不行嗎？可妳偏要逼我當眾來吞，這豈不是公然羞辱我嗎？我大國尊嚴何在？我國家主權何在？我如何向老百姓去交代？這才有了在中美貿易戰第壹季最後壹刻掀桌子壹幕的發生。
平心而論，僅混編核查組這壹條，就夠欺負人，夠有損國格的了。如此苦果，中方居然也曾打算吞下，由此可見中方也確曾有過早讓步早熄火的打算。何況，要說霸凌，特朗普這次也還真夠「霸凌」的：除了戰爭手段，其它非戰爭手段，包括已用的或擬用的，明擺著就是要無所不用其極來迫妳就範；而且還明侃：協議決不能50對50，必須對我有利。誰讓妳占我便宜20年，誰讓妳20年來就壹直都在暗暗向我發起貿易戰呢？
壹旦美國擺出這種架勢要同中國玩較真，「中國模式」紙老虎的窘態就纖毫畢現了：什麼牛皮哄哄的「舉國體制」？壹個小小晶元就能立即將妳打回原形：壹個組裝代工經濟體而已。是的，特朗普的談判強勢有如城下之盟；不錯，中國這二十年壹慣制的做法也非習近平壹人所為，可這「城下之盟」居然卻如此沈重讓妳騎虎難下，這難道不正是因為妳有著那麼多的短處和痛處牢牢地捏在人家手板心中嗎？譬如：高科技核心產品創新，國際支付得靠美元，海外上市公司財務透明玩貓膩，大量高官不明財產藏於西方，……等等、等等。
誠然，特朗普也有著他固有的短板：兩黨競爭的牽制、四年任期的制約、多元利益的掣肘、自由媒體的炮轟……，如此等等。但這壹切的壹切，固可影響這場貿易戰的進度，形成壹時間的戰術拉鋸：各打各的長處，但卻無法改變這場貿易戰雙方的戰略態勢：國際貿易中的舉國體制即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的較量和對抗。
被今日中國某些學者所刻意標榜為中國模式的「舉國體制」，其實完全可在曾風行歐洲200多年的重商主義，即歐洲中世紀末封建王權走向衰落，資本主義殘酷原始積累的殖民貿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時，自然經濟瀕於瓦解，舊貴族搖身壹變成了新商人，於是這幫舊貴新商的時髦角兒，就亟需將昔日王室特權與時下海外淘金嫁接在壹起來的理論了。這樣，重商主義這種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藉著王室特許權的壟斷，並在拓展殖民地中大發橫財的理論表述，也就應運而生了。可見，所謂重商主義，就是「特權經商」的代名詞，就是「國企不分」的同義語，就是「王權壟斷」的擋箭牌，也是「以鄰為壑」的遮羞布。這些特色，其實僅從當時英、法重商主義代表作的壹些書名即可窺見壹斑了。如蒙克來田：《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年）；托馬斯‧曼：《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1621年），……等等。后隨著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高舉自由貿易旗幟對重商主義的大加韃伐，這種盛行了數個世紀，以政府壟斷為其特徵的老牌帝國主義殖民掠奪的貿易保護主義，才逐步走進歷史。
既然金燦榮等今天老愛拿所謂世界史上多次發生過的老大、老二矛盾來說事，那麼，這老大、老二就擺開陣勢堂堂正正地展開競爭不就得了？人家提零關稅，妳就要麼接受，要麼妳提多高關稅也得容許人家提多高關稅不就得了？若競爭得贏當老大，傲視群雄；倘敗下陣來當老二、老三、老壹百，也別怨誰。什麼叫競爭？雙方遵守同壹賽場規則才叫競爭。不能人家汽車進來，妳用10倍于對方的關稅[1] 將人家擋住，而人家有樣學樣加妳關稅，妳就大喊疼痛；不能妳加人家高關稅是國家主權，而人家以妳之道還治妳身就是國際霸凌；不能講權利時妳舉「GDP排名」旗，賣力往前擠爭當老二，講義務時妳又換舉「人均GDP旗」，使勁往後縮要當小壹百。就更別說傾舉國之力去補貼壹個企業，不惜倒貼也要搶佔敏感市場；國際融資卻對本應公示的財務報告猶抱琵芭半遮面；在國內大樹特樹壹元主義，而在國際卻千呼萬呼多元主義，……如此這般了。總之，對人對己不能兩套、甚至多套標準，長此以往，誰還同妳玩？誰還敢同妳玩？若沒人同妳玩了，貿易脫鉤了，這高精尖的生意還做不做？這彎道超車妳還超個啥？
毫無疑問，近二十年來，中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WTO在推行全球化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傾斜、規則漏洞和軟約束機制，迅速——用特朗普的話來說是「火箭般」——地提升了自己在全球製造業中的競爭力。誠然，在WTO中大打擦邊球，也絕非中國壹家，印度、巴西、新加坡、韓國、……均莫不如此。但是，運用「舉國體制」把這擦邊球玩得溜溜轉，卻是「中國特色」的絕活兒，獨壹份。其所向披靡，經濟增速雄霸世界二十年，無人能擋。直到商人出生的特朗普上台，有樣學樣地祭起了美國版的「舉國體制」：在關稅、科技、投資、金融、知識產權、脫鉤前景、……諸方面多管齊下，打起了全方位的貿易戰，這才有效地遏阻了中國持續20年來的不對稱競爭，遏阻了中國年年出超進賬那個喜滋滋的勢頭。
事實上，當中國在壹個勁地抱怨美國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超越了「底線」時，其實美國也在壹個勁地抱怨中國超越了底線。只不過，中國抱怨的是，這次美國談判條件之苛酷和談判姿態之霸道超越了底線；而美國抱怨的則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在持續違規之放肆和撕毀承諾之任意方面超越了底線。前者抱怨的是此次談判過程及其結果，而後者抱怨的則是導致本次貿易戰被迫發起反擊的原因。
在這場貿易戰中，中國壹直都在使用著壹個時髦詞兒，叫做「制度優勢」。確實，在這二十年來與西方的競爭中，中國最大的「制度優勢」，就是能生產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廉價產品。而能生產出全球最廉價的產品，則是因為中國工人階級毫無自己勞動力的定價權。由於中國工人階級被這「制度優勢」禁止自組工會，因此，不少外商就乘機將所在國或地區嚴加禁止的雇傭童工、超時勞動、違法低薪、體罰工人、強迫搜身……，統統都搬到了中國。壹遇勞資糾紛，這個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卻是絕不站在中國工人階級壹邊，而是忙不疊地派警察去幫著資本家「維穩」了。這就不由得讓人想起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資本論》第三版時，要為「勞動力剝削程度」這第22章的第4節刻意加上壹個注：「由於此後出現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現在英國資本渴望達到的目標已經不再是大陸的工資，而是中國的工資了。」[2] 是的，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壹大批在中國大發橫財的華爾街大亨，要在這場貿易戰中使出渾身解數來維護現行中美貿易體系的原因。不過，最具諷刺意味的還是，在恩格斯加上那個腳註已130年後的今天，竟然是美國政府通過它與中國政府的貿易戰，來為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定價權即提高最低法定工資而奮鬥了。
前壹陣子網上有壹篇很走紅的文章，說這場中美貿易戰是規則之爭，不是利益之爭[3]。而我則要說，它既是規則之爭，也是利益之爭，是因利益而起的規則之爭。請看這場貿易戰的軌跡吧：由利益而規則，由規則而法制，由法制而政體，又由政體而人權、而文化、而文明、……，就這樣，壹場以貿易戰為序幕的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之全方位對抗的准冷戰，便不期然地開打了。就這樣，在國內使勁頌揚單邊主義，而在國際上卻賣力鼓吹多邊主義的「中國模式」，就終於在這人類發展歷史進程階梯的高低文明衝突中，遭遇到強勁的對手了。
二、香港抗爭是河水屢犯井水效應的總爆發
近來，香港局勢已成持久拉鋸之勢。這邊廂是「五條訴求，壹條不少」，且持之以恆；那邊廂則是明暗強壓，除了公然出兵，招數似已用盡。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遭遇到的第壹次政治危機，也是中國共產黨自1989年後的壹次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香港危機的僵持，給建國七十周年天安門廣場前那刻意製造出來的「閱兵藍」天空，帶去了壹片抹不掉的濃濃陰雲。
香港危機的要害，是中國共產黨要將它在大陸的治理模式，蠶食般地施加於香港的結果。是香港回歸22年來，河水屢犯井水，壹國屢侵兩制的矛盾，日積月累到了壹個節點上的總爆發。
北京利用其信息柏林牆所造成的「輿論壹律」，將香港民眾的抗爭，壹概斥之為「港獨」，正像它老用壹個「獨」字來囊括台灣、乃至西藏、新疆的抗爭壹樣。這不過是想以「國家統壹」的道義制高點和「國家主權」的法理性，來掩飾自己在「壹國兩制」、乃至在整個治國路線上的失敗而已。如果說民族矛盾往往是階級矛盾的延續，外交往往是內政的延續，那麼，難道今日中國共產黨的治港路線，不就正是它在大陸治理模式的延續嗎？
試問：為何在當年鄧小平提「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時沒有「港獨」？為何在趙紫陽提「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4] 時沒有港獨？為何在北京自食其言壹再違背「雙普選」承諾前也沒有「港獨」？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玩「欽定民主」、「欽定法制」這壹套把戲玩慣了，便下意識地和狂妄地以為將這些拿到香港去玩，也照樣玩得轉。前幾年江、胡時期，是溫水煮青蛙，迂迴包抄，進兩步退壹步；習近平上台後，則是頻頻霸王硬上弓，壓妳沒商量，妳不服也得服。
玩小圈子選舉代替曾經承諾過的普選，人大釋法否定香港高等法院終審判決，和壹再闖關又連連失敗的所謂23條立法等，是前者的典型；剝奪民選代表立法會資格，銅鑼灣書商和肖建華等壹大批香港居民被越境綁架和改教科書等，則是後者的典型。這次林鄭月娥的「逃犯送中條例」，不過是董建華、梁振英均闖關失敗的那個23條立法的李代桃僵簡易版而已，不過是欲將那種近年來只干不說的綁架「送中」，變為堂而皇之的法律條文而已。
不錯，香港導致多次上百萬、乃至多達兩百萬人的街頭示威，自有其深層的原因：它是自回歸后中共在香港全心全意地依靠大資產階級的結果；是港府全然無視藍領、白領工人階級數十年幾乎不漲薪，房價卻持續翻番的結果；是香港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急劇空心化，讓年輕人望不到奔頭的結果；也是任由大陸權貴階級利用兩地差異在香港特權經商、紙醉金迷，與香港平民生活形成巨大時空反差的結果，……。所有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是，只要落實鄧小平的「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少當婆婆，實行趙紫陽說的「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別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玩得通透的那壹套馭民術拿到香港去玩，真正兌現壹回自己曾信誓旦旦許下過的政治承諾，讓香港人民壹人壹票實行真普選，那麼，壹個真正實現了「權為民所賦」的政治制度，就天生具備了壹個能篩選出讓香港再次繁榮、再次興旺的治理機制來。
前些日子，大陸竟然有個什麼將軍教授拿所謂「反共基地」來說事，拿「血統論」來說事。他說什麼香港年青壹代如今成了街頭抗爭的主力軍，全是因其父輩爺輩對共產黨屬「有仇族」之故。他說：當初我們接管香港時，就對港人成分壹分為三。港人中除原住民之外，其它二者，要麼是當年清算、鎮反時的逃亡者；要麼是三年大飢荒的逃難者。前者對共產黨有仇，後者對共產黨有恨。呵呵，原來，那前者因不願引頸挨刀便成了「最壞」，這後者又因不願餓著等死便成了「次壞」。而這兩「壞」相加，這三分之二港人就都成壞人了， 「比台灣人還壞」！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這三分之二壞人將他們對共產黨的刻骨仇恨傳遞給了其子孫而已。[5]
且不談今天對那段歷史是否該反省，且不談當年毛澤東再威武，也只能說5%是壞人，其他95%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就只說這位狂妄地視2/3港人為壞人的將軍教授，看來他根本就不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從來就絕非血統論；而從血統論視角去解讀階級論，則不過是中共那自有其根深蒂固傳統的造反農民眼界罷了。其實，當妳在說香港青年們的「反共」是基於血統時，妳是否也在暗示妳在大陸能當上將軍蓋因妳的血統高貴呢？更何況，這「親共」與「反共」，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也常具此壹時彼壹時的隨意性，也不過以當朝老大的是非為是非而已。君不見，當年劉、鄧、彭、羅、陸、楊[6]這壹大批共產黨的高官，均曾被當作「反共」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君不見，毛澤東本人至今還是中共語境中的標準「反屬」——「反共」的反革命分子家屬[7]？這就更別提當年的誅殺「反共」的王實味[8]，誅殺「反共」紅軍的好幾次肅反[9]了，也更別提今天海外民運中的好幾位著名「反共」頭目，均出自中共高幹血統[10]。所有這壹切，想來這位滿口八旗子弟紈絝腔的軍史博導，對這些並不遙遠的歷史不會就壹概不知吧？
無獨有偶，在美國，也有壹位過氣民運頭面人物特站出來呼應這「反共基地」論了。他壹言以蔽之下結論道：香港社會的「特徵」就是壹個反共難民大本營，壹個反共華人超大難民營。這位壹右可右到曾在聯合國廣場帶頭領呼「打倒共產黨」；壹「左」又左到現要為香港元朗黑社會暴力鼓與呼的民運兩面人，真是語不驚人誓不休：壹切都是「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惹的禍！港人妳既要爭「不變」，那就乾脆壹切照搬港英殖民地模式不要變，讓北京學倫敦派港督直接管治香港，新設「中央代表」君臨壹切，不就正遂妳們要「五十年不變」的心愿？否則壹切都是空談，都將魯難未已。[11]
可此君卻健忘了：他本人就是當年為躲避通緝逃港的「反共」難民之壹員！何況當初鄧小平不正是用「民主加繁榮」來彰顯共產黨比殖民地統治者更高明，才在《基本法》中承諾「雙普選」的？不正是用這「雙普選」去博取港人歡心，從而讓其愛國親中喜氣洋洋迎回歸的？這就正像當年毛澤東曾許諾打得天下后將建立壹個「民有民治民享」和「四大自由」的美式民主[12]，去吸引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壹般。更何況，此君還健忘了，他不是還曾多次悻悻然地公開訴說過自己的「版權之怨」：笑蜀先生那本右派禁書，即揶揄中共葉公好龍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其實是源自此君在哈佛圖書館辛辛苦苦給刨出來的[13]？怎麼，今天竟然壹「左」臉就變？真是個「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14]：壹忽兒右得出奇，壹忽兒又「左」得可愛。
老實說，香港真「反共」的，當年還等不到「回歸」就早跑光了。是妳中國共產黨近年來的治港路線越來越「左」，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背離鄧小平的「壹國兩制」方針，如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15]，什麼制定《基本法》時最大失誤是沒去殖民化，……，才導致了這些當年歡歡喜喜迎回歸的港人們的強烈反彈。是妳河水每犯井水壹次，港人內心的窩火就積壓壹分。這日積月累的窩火，豈有不爆發之理？
其實，壹個興旺發達、繁榮昌盛、實行典型資本主義制度、法制獨立的香港，在壹個中共的改革家眼裡，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可借鑒的參照系；而在壹個中共「左」傾頑症者看來，它就當然是壹個「反共基地」了。不錯，在妳心目中，「首先是壹國，其次才是兩制」[16]。可在他港人心目中，則首先是兩制，然後才談得上回歸，尤其是人心的回歸。可見，由鄧小平視為是中國共產黨人首創出來的壹個新生事物的這個「壹國兩制」[17]，這本可在「壹國」框架下良性互動、相得益彰的「兩制」，現在卻越來越成惡性互動之勢了。這究竟是誰之過？誰將自食苦果呢？更何況，退後壹步自然寬。毛、鄧時代，任由香港這「反共基地」天天罵共產黨，天不也沒塌嗎？
現在不是又提出要搞深圳「先行示範區」么？這還真有點錯把杭州當汴州的味道了：搞了這麼多年「壹國兩制」居然還完全沒找到感覺，即完全不明白香港之制「特」在何處？竟然以為妳傾舉國體制，妳就可以再造出壹個可與香港爭鋒的「全球標杆城市」來。這裏我可撂下壹句重話：妳越是傾舉國之力搞這「先行示範區」，妳就離妳的「全球標杆城市」目標越遠：即使妳建起了超過世界任何城市的摩天大樓，即使妳將全國的高精尖科技都堆砌到深圳，即使深圳有了當今全球最摩登城市的全部外觀和全部硬體，但只要缺壹樣，司法獨立，那就不過還是妳樹起來壹尊泥足巨人，不過還是妳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玩而已。
不過，壹水之隔，兩相競爭，我倒是樂觀其成。競爭之花總比強扭的瓜要好。故放手讓香港自治，它幹得好，供妳借鑒，幹得不好，它活該倒霉。屆時，兩相比較，或者，妳就能悟出妳那「舉國體制」之弊差在何方，或者，深圳超過香港，壹國壹制豈不水到渠成？因此，今天哪有必要霸王硬上弓，搞得自己如此被動，在全世界面前灰頭土臉的呢？
近來，香港頻傳人道災難事件：海面浮屍、高樓墜亡、警署酷刑、獄中輪姦、……，壹樁樁、壹件件，充斥媒體，無日無之。這些大量過去在香港極為罕見，極其反常的人間慘劇，又怎可能讓港人「心向祖國」呢？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損，為中美全方位準冷戰釜底抽薪
目前，老美的貿易戰與香港的抗爭這原本毫不相干的兩件事，卻要合流成同壹個准冷戰了。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昨天還在熱乎乎地喊在口中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今天卻驀然就成中美新冷戰的敵手了。究其原因，什麼「老大、老二的矛盾」？什麼「中國崛起已成美帝噩夢」？過得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關，與人家在同壹經濟平台上競爭，才有資格稱老二，上得了同壹歷史發展文明階段，才有資格爭老大。因此，這壹場中美准冷戰的開啟，還是先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為好。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在其後三十年中壹直走不出年年加碼的維穩困境，當局的執政危機感壹年甚似壹年。國家的財富在翻番，執政者的危機感也在翻番。至於目前還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機，不過是這種執政危機感的慣性運作又越過深圳河而已。之所以如此，我看是成也鄧小平，敗也鄧小平。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乃至奪權的二十八年，是成也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敗也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的話，那麼，其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則是成也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敗也鄧小平的實用主義。
正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自始至終就缺少壹個深具前瞻力、且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體國民的核心價值理論；正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所以中國共產黨至今仍走不出那被蘇共宗教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從而無以對「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包括中共自己的七十年執政史，作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反省和總結；還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才壹忽兒從自由主義處找依據，壹忽兒又從孔孟之道尋靈感。而無論青睞哪壹種，又還都得掛壹個連自己都未必弄通、也未必信的「馬」和「社」的羊頭幡；仍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這「摸石頭過河」就摸著摸著便找不到北，以至於讓那位三朝意識形態御用化妝師，給忽悠出些什麼「代表」、什麼「觀」、什麼「夢」、什麼「新時代」的玩意兒，以掩飾那萬變不離其宗的「中體西用」，掩飾權力與市場嫁接而產生的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性腐敗。
在鄧小平實用主義路線指導下的中國改革開放，自1989年後實施的那種越演越烈的高強度、高頻度、高消耗的高壓維穩，它對於壹個國家的穩定究竟是禍還是福？如此官民尖銳對立的治理模式，是否可讓壹個政權長治久安？是否可讓中國大國崛起？究竟何為共產黨人的初心，何為共產黨人的使命？為何如今中國上上下下均無不是壹片盛世景觀、末世心態，越維穩卻處處都不穩，尤其是黨心軍心民心的不穩？為何如今牆越築越高，心越干越散，四面樹敵，孤家寡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處處動亂風潮，遍地維穩大軍？總之，越想「守住家業」越呈潰壩之勢。妳將所有這壹切都推給「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推給「境外敵對勢力」，將壹切批評聲音查禁封堵，這究竟是壹種執政的自信還是骨子深處的不自信？
請看看妳的「敵對勢力」、競爭對手吧：在美國，國旗隨便燒，總統隨便罵，妳中國的五星紅旗隨便舞，妳中國的任何節日隨便慶，可誰也沒大驚失色感到不穩定，反倒還派出警察幫妳站崗維持秩序。就更別提人家從來不知「封網」為何物，從來不知「維穩」為何物了。什麼叫自信，那才叫真正的自信。正是這種浸入全體國民骨髓深處的自信，勝過妳壹萬個掛在嘴邊的「自信」。所以，人家無需維穩，國家卻固若金湯，而妳天天維穩，政權卻危若累卵。兩相比較，才知人家創新力、競爭力所深植其中的制度定力和軟實力何在了。
中華民族向來以吃苦耐勞、堅忍不拔、自強不息而著稱於世。但是，她的這種優秀的民族性卻被深深地窒息、壓抑和扭曲在中國幾千年的宗法皇權文明中了，且至今亦然。為何中國企業無法生產出自主領先的產品，中國的科技界無法展示高精尖科技創新力，中國高校出不了壹流人才，……？所有這壹切，其深層原因何在？人文原因何在？制度原因何在？由此可見，中美當前這場准冷戰，這場因貿易爭端、知識產權而起的准冷戰，就絕非所謂「東西方文明的較量」，絕非所謂「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的較量」，而是、也僅是：茍延殘喘而活在當代的中世紀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較量，是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較量。用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語言來說就是：人類文明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後的歷史低級階段文明與先進的歷史高級階段文明的較量。這種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基礎方面，更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尤其還表現在人文人權人性人倫方面；它不僅僅是硬體的較量，尤其是軟體的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的較量。
當年，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也常和美國老大鬧彆扭，有時雙方吵架還挺激烈，以致法國竟壹怒退出了北約。法國在60年代就開西方大國先河率先與中國建交，就是法國與美國別苗頭的結果。可人家法國與美國的那種較量和競爭，才真正是國家利益之爭、民族利益之爭和文化傳統之爭，而不是制度之爭，文明之爭和價值觀體系之爭。因為人家雙雙都同屬民主憲政國家，都同屬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現代文明期。同樣，如今的美國與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等國之貿易摩擦再怎麼激烈，也不會鬧出壹個冷戰來，也是情同此理，也作如是觀。
所以，我看如今這場中美准冷戰還是別打了！妳打不贏的！妳是輸在起跑線上，輸在中國還處於當代文明的史前期這個軟實力上。硬要扛下去，硬要打下去，中國共產黨命運堪憂，中國的國運堪憂。狂熱的民族主義救不了妳，反而會給妳挖坑埋葬妳。趁這場冷戰還處於萌芽狀態就儘快熄滅掉它吧，反躬自省找找原因吧！良藥苦口，聽不聽由妳。為此，在這場中美新冷戰似打非打之際，我給妳開出壹劑即刻止損、立馬熄火的藥方：
不要跟特朗普鬥氣。要充分意識到特朗普是多年來唯壹的壹位並不熱衷於價值觀至上的美國總統。別再糾纏戰術、技術細節，應聽進黃奇帆建言，主動宣布壹步到位按「三零」原則重做經濟布局，用此戰略性讓步，去換取美方不再糾纏歷史舊賬，讓貿易脫鉤化險為夷。僅此壹條，即實際向美國人充分展示妳面對全面結構性改革的自信，僅此壹條，就會勝過妳來我往地糾纏舊賬的超150頁的繁瑣談判條文。尤其是，這「三零」會倒逼中國作全面改革，從而輕裝上陣，與美國展開各有所長的真正大國競爭。
我相信，中國政府只要宣布全面接受「三零」，眼下這場正蓄勢待發的中美全方位準冷戰便將戛然而止，中美關係也定將柳暗花明，翻開新篇章。
然而，能否走出這步棋，中國共產黨可得嚴肅認真地權衡又權衡：千萬別在此戰略棋局上玩緩兵之計，玩暗盤動作，那將是飲鴆止渴。當年毛、鄧儘管在國內政局中不乏葉公好龍，但在國際事務中則從來信守承諾，尤其是周恩來把關時期。在國際上搞壞中國政府名聲的言而無信、屢屢失信，是從江、朱技術官僚治國開始的。有鑒於此，若美方提出要定期核查「結構性改革」進度，理當坦然接受。
毫無疑問，「三零」會讓中國的改革開放上壹個大大的台階，正如黃奇帆所言，這相當於中國的第二次入市[18]。只要靜心想想第壹次入世帶給中國翻天復地的紅利，就知道第二次入世將帶給中國什麼了。
不過，中國共產黨得先有充分心理準備：這「三零」真要實施起來，將定會帶給中國共產黨以痛徹心扉的刮骨療毒之痛。因為它將倒逼中共作全面結構性改革，即得將那早已劃歸「另冊」而屬「堅決不改」的如法制不獨立等體制弊端，給重新倒騰出來提上改革議程。
不要懼怕「三零」。如果說過去是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前景而打入了西方先進工業國的貿易體系，那麼今天，則是用「三零」這超常規的戰略性讓步，去避免中國與先進工業國的貿易脫鉤，這是從今天幾乎得而復失危機中的失而復得。「三零」將倒逼中國陣痛般地不僅在經濟基礎，而且在上層建築方面做出壹系列全方位調整，相當於對全國上上下下的利益板塊洗牌重組。應當感謝這個特朗普，沒有他的這個戰略倒逼，中國共產黨下不了「刮骨療毒」的決心，中國也上不了大國競爭的台階，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三零」將逼迫靠政府補貼餵養的國企，從安享壟斷而走向市場，在競爭中去鍛煉求生存求發展。從而讓中國廣大人民享受到平價汽油、平價電費、平價網費、以及平價進口汽車、平價進口藥品、平價豬肉等壹系列實惠。「三零」還會讓中國壹步到位地淘汰掉那些傳統劣勢、得不償失、既拼能耗又拼環境的夕陽產業，從而輕裝上陣地集中於那些如今全球都處於同壹起跑點的新興產業，這才叫后發優勢。中國的后發優勢不應僅僅停留在城市的基建外觀的美輪美奐，而應把握機遇在新興產業之高起點上起飛，更尤其應吸取資本主義文明幾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去粗取精、彙集各國精華而在高起點的制度轉型上有所作為，並能創造性地後來居上。可見，沒有了傳統產業的拖累羈絆，甩掉了那些罈罈罐罐，卻又還能留在高精尖的科技產業貿易圈內，那麼，充分利用好這其實是雙面刃的「三零」機制，藉助于中國目前全球最全的製造業存量優勢，加上全面配套的結構性改革即體制轉型升級，那麼，壹個全方位改革后的中國，豈不更易輕裝起飛、豈不更能大國崛起？
如果說，當年若沒有「被開除球籍」的落後壓力，中國不會啟動改革開放新國策的話，那麼，今天若沒有中美貿易脫鉤的新冷戰壓力，這早就被賦予「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而躑躅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就難以邁出新步伐躍上新台階了。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她又站在了這麼壹個十字路口前：
要麼，接過特朗普打過來的「三零」雙面刃王牌，因勢利導地讓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科技、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全面地升級到與先進國家處於同壹歷史發展階段文明的競爭平台，如此倒逼出來的中國，就不僅僅是什麼「中國製造2025、2035」，而是「中國制度2025、2035」 ，乃至「中國文明2025、2035」。如此倒逼出來的大國競爭力，即以其軟實力作靈魂的硬實力，才是貨真價實的大國競爭力。
要麼，則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狂呼民族主義的口號，「禦敵於國門之外」[19]，替代已垮台的前蘇聯而重新當頭，去迎擊「美帝國主義」和「西方敵對勢力」的挑戰，打壹場「新時代」的新冷戰，乃至局部熱戰，從此中國將再次向西方關起大門，僅與還處於前現代文明期的非洲弟兄們去抱團取暖，去享受自己的「舉國體制」優越性。
何去何從，中國共產黨當然可自主作出抉擇。
四、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理論篇 上）
毋庸諱言，在今天要改革中國，首當其衝就必須改革中國共產黨，首先拿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痼疾頑症毒瘤來開刀。
在中國已連續執政七十年的中國共產黨，今天，必須正視自身的改革，或叫自我革命。積七十年執政的沈屙弊端包袱，這改革中國共產黨自身，或許便是中共可避免因制度腐敗而遭革命推翻和清算，可避免中華民族重蹈動蕩復轍的唯壹途徑了。如果說，釜底抽薪即刻止損地讓冷戰熄火，是治標，那麼這改革中國共產黨自身，就是治本了。
要改革中國共產黨，就必須將中國共產黨從蘇版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禁錮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非宗教。將馬克思主義宗教化，這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所謂「馬列主義」，不過就是斯大林主義的別名或學名而已。這被宗教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之最大特徵就是：脫離馬克思主義質的規定性，即那作為馬克思主義之理論基礎的歷史唯物論，將原本植根于這個理論基礎之上，且由它派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理論及其術語、詞藻，作出了全然脫離開此基礎理論的、超越時空的抽象價值符號化的闡釋，如將「公有制」、「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超時空的「善」；而將「私有制」、「資本主義」、「人性博愛」、「資產階級專政」……闡釋為超時空的「惡」之類。
這種被抽象道義符號化的馬列主義教，壹經傳入中國，便與中國早已延綿數千年，且貫穿于從《禮記.禮運》[20]到「五斗米教」[21]，再到「天朝田畝制」[22]那種小農空想社會主義傳統壹拍即合了。在如此歷史傳統中誕生、生存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便有意無意地、也似乎理所當然地要假「社會主義」之名，假「消滅私有制」之名，和假「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之名，而頑固地抗拒著人類自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抗拒著更高歷史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文明了。在中國，毛澤東奮鬥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燒不盡的「資本主義尾巴」；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使出渾身解數，四十年來至今也反不掉那前仆後繼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所有這壹切，中國共產黨人固然算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但卻也是在抗拒著歷史必然性，且是如堂.吉訶德戰風車那樣地抗拒著歷史必然性。而眼下正在全球火爆上演著的這堂‧吉訶德戰風車最新連續劇目，其片名就叫《巷戰香港》。
中國共產黨將這壹切均說成是「抗拒資本主義復辟」。可它卻萬萬沒意識到，它這七十年來的「反覆辟」本身卻是壹種大大的復辟，即在辛辛苦苦地復辟著中國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中國共產黨人滿心以為自己是站在明天，站在更高的先進歷史文明，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和歷史的進步而批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可他們卻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恰恰是站在昨天，站在更低的落後歷史文明，代表著歷史的倒退和歷史的反動而聲討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這真可謂：本想走進這壹房間，結果卻進了另壹房間。又曰：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通往天堂的願望鋪就的。這或許就是中共執政七十年來，便不知不覺地消弭掉自己早年那可貴的反剝削反壓迫的空想社會主義情操，不知不覺地將自己當年那追自由求平等的赤誠革命初心，均化為了早被《共產黨宣言》所嚴厲批判過的反動的「封建的社會主義」[23]，化為了如今種種逆歷史潮流而動之反動行為的原因吧。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中葉，封建社會主義在歐洲還只是壹種被馬克思主義所辛辣嘲諷過的反動社會思潮，那麼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它就靠著將馬克思主義宗教化而在東方后發國家的革命實踐中，演化為壹種以抗拒資本主義文明為宗旨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了。這種封建社會主義制度，是對當年新民主主義之新型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和倒退，是腐朽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在「革資產階級的命」口號下的大復辟。同時，這種反動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制度，是壹種有著自身特點的、與以往任何壹種剝削壓迫制度不同的、也極為殘酷的新型剝削壓迫制度。在壹定意義上，它甚至比納粹還納粹，比法西斯還法西斯。
中國共產黨如今還深陷在那個中國兩千多年來「農民造反-皇權復辟」的歷史周期律怪圈中，左衝右突找不到出路。究其原因，現在回過頭去看，無論是毛澤東當年提出新民主主義，還是鄧小平後來實行改革開放，均在在地顯示出，他們當年分別對馬列主義教的叛逆，以及其對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的把握，還都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也正是因為沒能將這種或那種對馬列主義教的批判，提高到理性認識即歷史唯物論的高度，所以，蘇東陣營中的任何壹位共產黨改革家，從吉拉斯[24]到納吉[25]，從赫魯曉夫[26]到戈爾巴喬夫[27]，乃至從鄧小平到胡耀邦，到趙紫陽，就都沒能從資本主義文明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繞過、也不可省略這樣的理論高度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
這固然確實表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理論突破、任何真理獲得的難度，但也尤其表明實踐的廣狹深淺制約著認識的廣狹深淺。可見，沒有「十月革命」后東方國家的革命在其實踐與認識上的反反覆復，沒有在這實踐與認識中人們所付出的沈重、甚至慘痛代價，人類是不會輕易地摘取到金蘋果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才壹直反覆地強調說，從列寧到毛澤東，到波爾布特，到鄧小平，從而整整壹代布爾什維克、老壹輩共產黨人，他們所走過的那深壹腳、淺壹腳密密麻麻的腳印，對於我輩後來者，又是多麼地來之不易和彌足珍貴啊！
現在，歷史已到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應提出「東方共產黨人領導新型資本主義制度」理論來的時候了。其實，這個理論不過是當年馬克思提出過的落後國家共產黨人參與資產階級革命論[28]，列寧提出過的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論[29]，和毛澤東提出過的新民主主義論[30] 的繼續和發展。可是，這個由此及彼的馬克思主義結論，即東方后發國家共產黨人不僅要領導資產階級革命，還要領導整整壹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文明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整個國際共運，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卻花了整整壹百多年才得以獲得，且還至今為不少左派、乃至整個「毛派」或「馬列毛派」所難以接受和難以承受。
毫無疑問，這個理論當然是對列寧和毛澤東「兩個革命銜接論」的揚棄，是對「東方落後國家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時」這壹理論[31]的揚棄，因而，它就絕非是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簡單復歸，或毋寧可將其視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升級版。乍壹看去，這好像又回到了原點：怎麼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后又再回頭去搞新民主主義？但實際上，這種看似的歷史回復，不過是歷史在經過壹個螺旋後於壹個更高歷史階段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它絕非是新民主主義的補課或資本主義的補課，而是在壹個全新歷史高度，全新歷史視野上對資本主義文明歷史必然性的重新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在歷經七十年執政的曲曲折折、風風雨雨之後，對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和對科學社會主義，在認識上的壹個大飛躍。
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共產黨人在特定的時空干資產階級革命、干資本主義制度，實乃科學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相反，歷史已經證明並還將繼續證明，那種不分任何時空地「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資產階級」，不分任何時空地干「公有制」，干「社會主義」，干「興無滅資」和「鬥私批修」，卻恰是將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又在東方革命的實踐中重新淪落為空想。所以，違背人類歷史規律、由國家機器而強加于社會的任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就不僅談不上壹絲壹毫的制度優越性，反而會帶給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空前的浩劫。
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們壹再重複干下的那種與國家暴力機器相結合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與聖西門[32]、傅立葉[33]和歐文[34]們早年所乾的那種袖珍型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由於深陷蘇版馬列主義教而不自知，由於沒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批判力，所以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路線，就只能在要麼鄧小平，要麼毛澤東之間搖擺，亦即在鄧的改良型封建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的理想型封建社會主義之間搖擺。這就是多年來我們已熟悉的中國政壇糾毛必推鄧；糾鄧必返毛的現像。如此壹來，中國共產黨便根本談不上順應歷史潮流，因勢利導地自覺駕馭那個繞不過去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必然性，既不能融入並駕馭其市場經濟，也不能融入並駕馭其憲政民主，更不能融入並駕馭那多元文明了。這樣也就當然談不上登泰山之高，觀來去風雲，談不上站在毛、鄧那既成功又失敗的雙肩上，繼承毛鄧又超越毛鄧了。
同樣毫無疑問，這個理論的突破，當然不可能發生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營壘。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生活在與東方馬克思主義者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文明階段，因而也就自然會面對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課題。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生活于典型資本主義或后資本主義時代，而東方馬克思主義者卻生活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所以，東方后發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執政后所面臨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包括對「十月革命」以降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的反思，就只能發生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營壘，或毋寧說它只能是壹個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命題。
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壹樣。但是……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迖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35]
是的，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歷史必然階段，我中華民族是不可能省略、繞過和跨越的。因此，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看來，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即成功地奪得國家政權后，實際上還將面臨著壹個相當長的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主體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個階段的歷史必然性，絕不可能因為共產黨人奪得國家政權而消失。在這個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包括新興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大眾，與不受監督的執政黨因國家政權的腐蝕而蛻變成的宗法專制特權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同反動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路線與封建社會主義路線之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著共產黨徹底蛻化變質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新生剝削階級和新生壓迫階級的危險性，存在著反動而腐朽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在「革命」的名義和「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大復辟的危險性。
所以，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就理所當然地要以這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為旗幟，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就理所當然地要以這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為其基本理論了。這個理論之所以能成為凝聚我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它內在地包含了如今在中華大地上嚴重撕裂地存在著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它既堅信並堅守資本主義市場、憲政、多元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又絕不否定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的道統和法統；同時，它還凝結了當下中國的左、右派之間可說是少有、甚至是唯壹的高度共識：如今中國這種特權與市場沆瀣壹氣的高壓維穩治理模式，已壹天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由此可見，從馬列主義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回到馬克思主義，回到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以（東方）馬克思主義為旗幟來改革中國共產黨，再造中國共產黨，就已勢在必行了。
五、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理論篇 下）
當馬克思主義從歷史必然性高度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時，自由主義也正從其抽象人性論出發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在自由主義看來，中國應實行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憲政民主，也因為憲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多元社會，還因為多元社會符合人的本性。總之，歷史可變，人性永恆。
誠然，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所壹直奉為圭臬的馬列主義教，及其相應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相當的批判力度，也有著某種歷史正義性和道義制高點。但是，鑒於自由主義那抽象人性論和永恆正義觀，故它便很難理解歷史由此及彼演變的內在必然性。自由主義不承認任何「好」「壞」「正」「邪」，均無不是在特定的歷史必然性中生成、演變和轉化的，不承認在特定時空下的「好」，可以轉化為另壹時空下的「壞」，反之亦然。因此，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今天這麼「壞」，那是因為它從來就「壞」，壹開始就「壞」。他們不厭其煩地反覆引用《共產黨宣言》中那段膾炙人口的開篇語：「壹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並還挖出馬克思早年的那些藉助希臘神話抒情的浪漫詩歌語言中的「魔鬼」、「惡魔」等詞藻，來可笑地「雄辯」證明馬克思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是壹位不折不扣的「惡魔[36]。
如此壹來，自由主義作為壹種先天地、內在地完全否認共產黨自身有其演變可能性的理論，又怎麼可能成為變革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呢？因為「改革」、「改革」，無非就是寓「革」于「改」、寓質變于量變之中。改革的政治學意義，無非就是不改變其法統、道統的變革，或從特定法統、道統中生髮出來的變革而已。換言之，共產黨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義就是：讓共產黨新生，讓共產黨變得更好。可自由主義又恰恰在其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層面，斷然否認了這「好」與「壞」有互變的可能性。這就是自由主義與中共改革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的壹個悖論。此其壹。
其二，按照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和「利益最大化」理論，就只能得出如下結論：古今中外就不可能有壹個自己給自己挖坑以埋葬自己為宗旨的改革。如此壹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性經濟人」邏輯，就絕不會是去干那種將會導致自身垮台遭清算的改革。從而，把中國共產黨判定為只會拚死抗拒任何改革也才符合自由主義的邏輯了。如此壹來，這個先驗地將中國共產黨內定為不可改革的自由主義，又怎麼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的理論呢？
所以，自由主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都無法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趙紫陽智囊庫中壹大幫文人，總是試圖從自由主義視角去解讀共產黨改革開放，而最終走不通的原因；也是當年八九學生的「黑手」們試圖用自由主義去引導學生們與共產黨對話無法成功的原因；還是多年來自由主義總是只能在大學校園內，在知識菁英圈中活躍，或即使在改革話語中，也總是只能從工具理性角度偷運壹些自由主義術語給中共的改革開放國策打打補丁的原因。
可見，妳要堅守自由主義么，那妳就別談什麼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要談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么，妳就只得摒棄自由主義了。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它可以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卻不可能是共產黨改革的理論。它可以用來打倒和清算中國共產黨，卻無法用來改革中國共產黨。哪怕是自由主義中最溫情脈脈的「黨（君）主立憲」論，其前提也無不是要中國共產黨改換門庭而改信自由主義。
因此，在如今的中國，唯有戰鬥的歷史唯物論，唯有科學的批判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才既可以是今天中國革命的理論，也可以是今天中國改革的理論。東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列主義教和封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是尖銳的，甚至是摧枯拉朽的，但它卻給因制度性腐敗而幾乎整個地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和再造，指出了浴火重生和鳳凰涅槃的道路和希望。
此外，從更深壹層來看，其實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二者恰恰在其永恆價值觀上，有著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二者都反對歷史有其自身的必然性，都認為任何價值觀都是永恆的、抽象的。正因為如此，前者不能理解當年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及其價值觀在彼時彼地中國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而後者則不能理解資本主義文明對於此時此刻中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因為那病入膏肓的永恆正義價值觀，使得自由主義對中共大張撻伐的批判，常常便不能不陷入首尾難顧、自相矛盾的窘境。譬如：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大都無不熱衷於攻擊馬、列、毛的「個人人品」（其事實姑且100%為真），卻矢口諱言華盛頓、林肯、馬丁等人的「道義瑕疵」。似乎中國自由主義者今天之對共產黨領袖視若寇讎，並非是由於這些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及其政治實踐，而是因突然發掘出來的其人品有虧所致。再如：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大都賣力攻擊列寧拿德國人的錢和毛澤東拿蘇聯人的錢（其事實姑且100%為真），有人還延燒至孫中山拿日本人的錢，因而就是「賣國」、「間諜」之類。但這幫君子卻選擇性地無視蔣介石也曾拿過美國人和蘇聯人的錢，以及蔣經國曾經是蘇共黨員壹類事實，尤其無視自己今日壹邊大罵共產黨拿外國政府的錢，壹邊自己卻為爭拿美國或台灣的錢而打破頭，並還壹天拿不到就抱怨連連，……。還有，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向來對中共說的任何話都不信，但唯獨對它自詡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這話卻深信不疑。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總是拿中共理論與實踐的謬誤，來證實馬克思主義的謬誤。此外。當自由主義者壹口壹個「馬克思主義是外來邪教」時，他們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簡直與中共說「西方普世價值是外來異端邪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在這些絕妙的諷刺划背後，均在在顯示出任何永恆正義觀、抽象人性論那無法解脫的自相矛盾。僅此便也充分地證實了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二者在主張超時空的善惡觀，超時空的抽象價值觀上，其實是如出壹轍的，差別僅限於二者處於左右兩極，因而其具體內容有所不同而已。
誠然，正是在當代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壹歷史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其政治主張上存有某種重合點，故二者完全可以是這壹場偉大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軍。但是，在承認這點時也必須清醒：今天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來主導，中國之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在其步驟、方式、過程、範圍、層次、趨勢、結局、後果、展望……等諸方面，無論是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格局，都將會是大不壹樣的。
因此，對於今日中國的制度轉型，就要麼是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結局終將導致中共鳳凰涅槃、其法統道統得以存續的漸進轉型，要麼則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疾風暴雨似的，而結局多半會導致中共遭清算、黨史遭否定的激進轉型。前者若成功，無疑會給東方后發國家由前現代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平穩制度轉型，創建出壹種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後者若成功，則意味著東方后發國家的制度轉型之路，就還仍得沿著傳統的制度轉型模式來進行。
二者必居其壹。
六、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實踐篇 上）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共產黨那個曾幾何時還壹再掛在口頭的「政治體制改革」，便逐步淡化、虛化了。或許，這由鄧、胡、趙當年信誓旦旦倡導過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今已被劃歸「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37]了吧？中國共產黨今日之頑固拒絕自身改革，固然有其在意識形態上受制於馬列主義教的原因，但歸根到底，則更有受制於中共特權階級自身那既得利益羈絆的原因。
在中國共產黨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面前，毛澤東當年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文革暴風驟雨失敗了，鄧小平那種葉公好龍似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失敗了。自「八九」以後，由江澤民腐敗治國和胡錦濤無為治國而累計下來的制度性腐敗，如今更是尾大不掉了。今天，習近平是既繼承了毛、鄧兩個時代的正資產，也背負著兩個時代的負資產。如今中共黨內是人人皆腐，反腐者本身亦腐，甚至更腐；不腐者在中共幹部生態圈中已屬異類、難以存活。不僅如此，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腐敗還被輸出國門，在國際交往中大行其道。如果說，習近平當初大刀闊斧的反腐，還曾帶給人們壹線希望，可幾年過去，人們對這個執政黨還有救卻更失望了。這個失望，與其說是針對個人的，不如說是針對制度的。換言之，中國共產黨若找不出壹個可從制度本身具備抗腐、反腐、制腐的內在功能之制度模式和治理機制，而僅靠自上而下地紀檢監察反腐，那是斷然無法讓中國產生出壹個中國共產黨壹直夢寐以求而不得的「制度優勢」來的。而如此制度性腐敗，如此腐敗性制度，又奢談什麼「大國競爭」？！
中共執政七十年，「十月革命」以降100年，這個共產黨壹黨專權的政治制度，這個號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政治制度，至今卻篩選不出壹個能長治久安的良性運轉治理機制，至今官員權力只來自上峰任免，老百姓卻對此毫無發言權，至今也無法公示官員財產，這些都不能不說是這個制度最大的失敗。
反觀人家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可以輪換，但制度卻經得起風浪。即使從最純粹的工具理性著眼，人家那種經幾百年篩選，完善、成熟而從權力制衡中去求得自身制度穩定的治理機制，難道就不值得今天壹直被「維穩」壓力給壓得苦不堪言的中國共產黨，好好去研究壹番和借鑒壹番嗎？
因此，要改革中國共產黨，除了在意識形態上要回到歷史唯物論，為中國重新出發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正名，為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即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正名，用以解除其意識形態的枷鎖、來壹個再次思想大解放以外，就還得有的放矢地針對中共自身那已尾大不掉的家族式特權階級既得利益，找出壹種既可避免被清算以減低內部改革阻力、又可根治其制度性腐敗癌變的可操作方案來。
針對專制特權階級既得利益的解決方案，歷史上有改良式的英國天鵝絨革命模式，也有以斷頭台開路的法國大革命模式。不過，這裏既然是在談論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那當然也就是在討論漸進可行的改良方案了。然而，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中國是多有人看到革命與改良的對立，卻鮮有人看到革命與改良的內在聯結：沒有革命的外部壓力，哪會有統治階級內部的改良？退壹步講，即使無革命壓力的內部自發改良得以發生，也定會以失敗而告終。1898和1989，同樣是夏天，同樣是北京，同樣是垂簾聽政者對變法的始亂終棄，同樣是用人血為政治體制改革畫上了句號。壹個世紀過去了，除了剪掉辮子，長袍換成西裝，中國就仍還在「中體西用」的泥沼中掙扎輪迴。究其原因，我看是要麼革命全盤否定改良，要麼改良又全盤否定革命。
被「告別革命」論和「和理非」[38]拜物教所大加讚美的英國君主立憲，哪會是如其描繪的那般如跳華爾茲似的愜意？相反，這場發生在330多年前且開啟了世界新紀元的政變，恰恰是充分藉助于外部軍事壓力而引發內部變革成功的壹個典型範例。1688年11月，英國議會中的「帶路黨」們，暗中寫信「勾結」外國（荷蘭）派大兵壓境，逼宮國王詹姆斯二世逃亡，致使變革得以成功，並旋即提出了著名的《權利法案》，宣示限制王權，保障民權，史稱光榮革命。
作為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當然從不放棄革命，但作為壹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更從不輕言革命。所以，二十多年來，我壹直就主張：革命與改良均為當代中國制度轉型總戰略的組成部分[39]；革命是絕不能如同加工產品那樣，靠著「革命」圖紙依樣划葫蘆給定製出來的；任何革命的發生都必須仰賴於革命危機的形成；而革命危機稍縱即逝，它只青睞那些平時有備而來者；革命促改良，改良續革命，革命與改良各有長短，彼此互補，相得益彰。
因此，在革命危機正在形成而尚未到來的今天，在政治危機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改良作它決不放棄的最後壹次衝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時也，焉知就不會好風憑藉力，送它上青天？
在去年即2018年，我就已說過，我的那些近二十多年來壹直不厭其煩、不斷重複說過的那許多改革和再造中國共產黨的話，非到「沈船」之時，恐怕是不會被聽進去的。時至今日，在這中美貿易戰與香港危機已聯為壹體，冷戰火苗業已點燃，乃至台海熱戰也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時刻，我想站出來再說壹次，如下基於馬克思主義框架的治本方案，即可避免共產黨被清算的中國憲政民主制度轉型，若中國共產黨再聽不進去，不僅馬克思救不了妳，上帝也救不了妳：
第壹：別玩火，尤其是別在台海玩火。否則，中國共產黨不會再有自我救贖的機會。
第二、香港儘快軟著陸，只要不分裂，其餘都好談，包括（真）雙普選，100%兌現自己曾宣示過的各項政治承諾。
第三、用壹攬子接受「三零」的戰略讓步，去換取美國貿易戰熄火，以避免中美、中西貿易脫鉤。
以上三條當然僅是為贏得治本時間的治標。不過中美貿易戰的擱淺，中美准冷戰的開啟，乃至可能的熱戰，其原因均在於戰略判斷而非技術細節。故只有對關係全局的治本把准了脈，治標也才有其意義。
第四、認準中國現今的社會性質。治本的大前提是要對中國現正處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哪壹個歷史階段，即中國現階段社會的性質，有著清醒而準確地把握。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根據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目前的制度模式與西方制度模式的競爭，就絕非是什麼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而不過是早該走入歷史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這個封建社會主義制度落後于資本主義制度整整壹個時代。它是傳統宗法專制皇權社會的壹個變種，由造反農民革命軍所建。正因為如此，也僅因為如此，才構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性，才有了必須掙脫「中體西用」老皇曆的必要性。由此可見，這個基於唯物史觀而對中國如今自身所處時代性質的準確判斷，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發生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部改革開放的應用理論和操作理論得以發生、得以存在，得以合理的大前提。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基本理論的奠基石。
這個理論前提異常重要，因為是否有此認識判斷，是檢測中國共產黨是否衝破馬列主義教，是否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再次思想解放之最顯著標誌。
第五、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利益死結解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矛盾是：既要統治者自己實施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統治者基於其利益機制，為免可能的清算又自然會抵制改革。如此，又哪會產生體制內、尤其是體制上層的任何內在改革動力呢？事實上，其消極抵制已算是最溫和的了。譬如，取消按幹部等級配給的形形色色的特供和醫療特權，僅此壹端，就會觸動多少官僚特權的利益？就更別說公示財產了。可見，既然制度轉型的改良只能自上而下由統治者來發起，那麼，在體制外革命壓力已日益增大、日益逼近的形勢下，排除來自統治集團內部對改革的阻力，以分化統治集團，就顯得必要而迫切了。因此，既要改良，就必須為統治階級因擔心轉型后必遭清算的拚死抵抗這樣壹種利益糾結解套。
中國自由主義者常熱衷於呼喊「轉型正義」。譬如那位民運首席蹩足理論家，就成天把個「轉型正義」和「清算」喊得震天價響。但是，除非妳拒絕任何改良，倘如此，沒話說，當妳幹革命打敗了共產黨，就當然隨妳的便，妳想怎麼干清算行正義都行。可此君恰又是民運中反對革命、唱衰革命的第壹人。
而在那邊廂，中國共產黨也愈來愈頑固地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禁止談論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視人權、民主、自由、法制、多元為洪水猛獸了。誠然，有擔心制度轉型后遭清算這壹心結，也並不奇怪。可謂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這不過是處於制度轉型期所有極權專制者們的共同心態。不錯，鑒於中共自八九后，貫徹強力維穩國策，官民矛盾越積越多，官民關係異常緊張，故官方除了維穩強壓之外已別無良策。這或許就是當年在著名的莫干山會上大出風頭，曾有著「改革四君子」雅號的王岐山，在以改革派面目進入體制、並升到高層后，要來個180度地大轉彎，以「改革派」身份反改革，歪解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為十八大之後「不該改的堅決不改」定調的壹個原因吧。這也正應了那「屁股決定腦袋定律」。更何況，台海彼岸還正在上演著國民黨放權后卻招來黨產清算的活報劇。
可見，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會喊「轉型正義」，就未必來得了正義；而可操作的制度轉型本身，才更可能體現正義和實現正義。
有鑒於此，改革治本之可操作方案的第壹步，就是基於利益機制，為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的死結解套。這解套的大原則是：兼顧朝野利益平衡，摒棄朝野零和遊戲；解套的根本目的則是：變改革阻力為改革動力，重啟那已被擱置許久的政治體制改革，邁出制度轉型的第壹步。
第六、在政治層面，轉型的民間利益為：專制集權必須中止，權力制衡必須開啟；而官方的利益則為：中共政權合法性不容挑戰，中共法統、道統不容否定。
為此，零和遊戲便是：要麼民間藉助戰爭危機而爆發革命，徹底清算當權派，壹切重起新爐灶；要麼官方則不斷增大疊加維穩強度，不惜壹切代價嚴防死守拚命撲滅革命火苗火種以維持政權，維護既得利益。
而兼顧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則為：將資產階級經幾百年篩選出的那成熟的權力制衡憲政機制，借鑒地、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為我所用，以完善共產黨的領導，使其能勝任領導中國的制度轉型。這就需要有步驟地開放黨內的政治派別競爭合法化，以首創出壹種迥異於馬列主義教的共產黨領導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證權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那種混亂、無序的制度轉型；進而能以此新型憲政模式，後來居上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舊式憲政模式，展開處於同壹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制度文明之大國競爭。惟其如此，中國才可能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轉型，作出成功的樣板和表率。
誠然，啟動中共黨內派別競爭合法性的制度轉型第壹步，這對於民間營壘，當然是遠不解渴。但它卻總比停滯惰性、停滯慣性要強吧！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既已起步，就有起步慣性，安知它就是龜步？儘管執政黨內的派別競爭並非政黨輪替，但妳能否定它已是某種權力的制衡？妳能否認體制內競爭就與體制外不會構成某種互動？更何況，它畢竟為東方后發國家的艱難制度轉型，又提供了壹種可予觀察、測試的新型模式。所以，雙贏並不要求壹步到位，但卻亟需便捷起步和儘快起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也僅從這種意義上，難道中共黨內的派別競爭合法化，不構成啟動中國民主憲政制度轉型的壹個捷徑？
這壹步之於官方，無異於顛復祖制，顛復馬列主義教的教條。但它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的法統和道統，卻未構成壹絲壹毫的挑戰。因為黨內無論哪派掌權，都還是共產黨政權，可又的的確確不是原來的那種權力無邊、不受制約的共產黨政權。由此可見，共產黨僅僅邁出這壹小步，便可換來不再成天坐卧不安地擔心被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搞政變；就會壹勞永逸地解決中共七十年來也未解決好的最高權力轉移危機；就可立竿見影地讓維穩壓力疏解壹大半，不再是「敏感日」越來越多，365天都疲於奔命維穩，又何樂而不為？
更何況，用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作為凝聚左右共識，消除左右撕裂的旗幟，用中共黨內派別競爭的合法化，作為中國啟動憲政制度轉型的第壹步，用以代替那種壹步到位的政黨輪替之震蕩式轉型，這對於官方而言，可免除其轉型后將遭清算的抵制心結；對於民間而言，則總算找到壹種能突破政治體制改革受阻瓶頸的可替代方案。
不過，即使是在體制外強大革命壓力下由體制內部開啟的這個制度轉型，既然是壹種利益互動、利益交換和利益平衡的結果，既然互動雙方，均有得有失，且綜合平衡后均得大於失，互利共贏，那麼，這轉型的起步，轉型的過程，轉型的結局，就不僅是官民雙方的承諾，而且是雙方的契約，更尤其是有國家機器強制力為後盾的硬約束契約。這便意味著，這轉型本身也需要壹種特別的轉型法律來規範了。如此，任何壹方破壞該契約、該法律，便將意味著轉型的失敗，改良的失敗，官民合作良性互動的失敗。如此，社會便或將復辟極權，或將走向動蕩。
第七，將憲政機制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實施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必須思想解放和贏得主動地把為「篡黨奪權」案的平反，提上中國共產黨的日程——這包括了以其它種種罪名，尤其是以「貪腐」罪名而定下的各類「篡黨奪權」案——以緩解黨內外的緊張局面。至於確實具有的貪腐行為，則納入常規的黨紀國法處理即可。
毋庸諱言，如今中國的第壹大「篡黨奪權」案，當然就是薄熙來案。薄熙來明顯是因為不同的治國理念、不同的治國抱負，以及不滿於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非競爭上位模式，而落下罪名，身陷囹圄的。中國的不少自由主義者們當年為薄熙來的鋃鐺入獄拍手稱快，這隻能表明他們自己常唱在嘴上的那個「我不同意妳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妳說話的權利」[40]之信念，仍屬口是心非，葉公好龍而已。
中國共產黨正在走著前人未曾走過的路，因而倘若黨內沒有思想、政治、路線分歧，那是不可思議、也不現實的。中共建黨已近100年，可至今也沒能建立起壹種正常的、規範的、可操作的機制，來解決黨內必不可免的思想、政治、路線分歧。多少黨和國家以及軍隊的高級領導人，當年的血雨腥風都走過來了，但卻因建國后的思想、政治、路線分歧，而紛紛倒在了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下，倒在了黨內沒有正常的健康的路線鬥爭機制之下。過去，在毛澤東時代，由於缺乏良性互動的解決黨內分歧的健康機制，這類分歧就往往被簡單化地用「階級鬥爭」來代替了；而今天，則同樣是因為沒有良性互動地解決黨內分歧的健康機制，於是，這類分歧便被簡單化地套用「反腐鬥爭」和「刑事犯罪」來代替了。這不能不說是壹個極為沈重的教訓。須知，黨的領導人無法無天，為所欲為，那麼，在這種體制下就沒有任何壹個人——包括最高領導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種壹元化思維，不準妄議思維，就最終會導致不僅壓迫「反動階級」、「敵對勢力」，而且還壓迫自己人，壓迫紅二代，壓迫黨內同僚，壓迫不同意見，最終弄得黨外萬馬齊喑，黨內鴉雀無聲。可見，這哪是什麼三個、四個自信，其實是三個、四個玻璃心，壹碰就碎，還碎壹地。
誠然，薄熙來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抱負，仍囿於馬列主義教，仍未擺脫封建社會主義的禁錮。但幾年的秦城幽閉，或會讓他對這個教條，對這個制度有所反省，或會讓他從自己所親厲的「黨比法大」之無法無天的遭遇中，體察到他自己也曾在重慶的無法無天需要反省。須知，當年的毛澤東，當年的鄧小平，均無不是在落難罷官賦閑期間，分別對當時正盛極壹時、且自己也曾不同程度上參与過的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才萌生出後來其分別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和改革開放來的。
由此可見，中共黨內任何人，堅持任何治國理念，哪怕是斯大林主義，哪怕是回到毛澤東，均不可怕；哪怕他過去和現在也犯過、或正在犯著「左」或右的錯誤，也不可怕。中國共產黨只要改造地引入了憲政的權力制約競爭機制，就自然而然地能比較、篩選出較為切實可行的轉型機制、轉型步驟和轉型路徑，就自然而然地能使得任何施政均不可能走向極端。因此，只要有了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黨內政治生活才會正常起來，整個政壇也才會活躍起來，頂層錯誤也不可能犯得太大而難於糾正了。
總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國，從競爭求長治久安，長治久安存；從壹尊求政權穩定，政權穩定亡。這無論對於體制內外，均無不適用。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運史來看，黨內派別競爭從來就屬天經地義。當年，馬克思領導的第壹國際，就同時存在著馬克思派、布朗基[41]派、拉薩爾[42]派、蒲魯東派[43]和巴枯寧[44]派。馬克思當年盛讚過的巴黎公社，也由布朗基派、蒲魯東派、自由主義共和派、乃至雅各賓派組成[45]。而在馬克思恩格斯領導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就同時合法地存著埃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並各自辦有自己的機關報《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彼此競爭。后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也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長期合法並存，且壹度也各自有著其機關報《前進報》和《火星報》[46]。尤其是，這壹黨內派別合法化的傳統，壹直為社會黨國際的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並沿用至今。
資料顯示，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有鑑於缺少制約機制去阻止那導致數千萬人餓死政策的慘痛教訓，中共曾正式議論過黨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據鄧力群披露，毛澤東在會上就明確地說到：「黨內要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只是不允許秘密的反對派存在。」[47]文革中也曾盛傳過毛澤東的壹條看起來「近乎黑話」[48]的語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49] 至於後來中國共產黨為何終於沒能允許黨內反對派合法存在，這可以讓黨史專門家考察去。但以上這些史料最起碼已可證明，開放黨內多元化，允許不同派別在共產黨黨內合法存在並競爭，就並非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相反，只要摘下「左」傾機會主義的有色眼鏡，思想解放壹點、腦子開明壹點，就會明白：它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傳統而已。
七、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實踐篇下）
第八、將憲政機制變通地、改造地引入中國共產黨，讓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政治也就自然要求公開透明。為此，作為對境外不同聲音進行封鎖而建在網際網路上的信息柏林牆，就自然而然顯得多餘了。
中國政府首創了「網路主權」概念。儘管這壹概念的國際法含義引發極大的爭議，但只要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與法的理論這個視角，從人類發展各歷史文明階段的演變史這個唯物史觀視角去考察，就不難發現，這個「網路主權」本身的歷史文明意義了。換言之，由於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平衡，現代史前文明與現代文明本身在當代世界同時並存，從而致使那史前文明也要透過當代國際法這壹途徑，頑強地表現自己罷了。換言之，所謂「網路主權」，不過是尚處於現代史前文明期的國家，要在當今信息網際網路社會這種現代文明中，為求其史前落後文明不甘退出歷史舞台，而在當代國際法體系中爭奪其自主權和話語權而已。
然而，從改造中國共產黨這壹治本目標模式來看，在信息化網際網路時代，無須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作任何封鎖，而能在暢通無阻的信息挑戰中仍屹立不倒，並能競爭和發展的共產黨，才算得上是真共產黨；無須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作任何封鎖，而能在暢通無阻的信息挑戰中仍屹立不倒，並能競爭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才有資格稱得上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必須在壹個完全不封鎖網際網路多元聲音的環境中站得住腳，那才可能有真正的長治久安。這對於長期習慣了在壹元化封閉生態環境中求生存、謀發展、談崛起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當然是壹個無比巨大的挑戰，甚至是命運攸關、生死存亡的挑戰。從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之起起伏伏的教訓來看，從中美冷戰、熱戰若開打將決定中國共產黨之命運的意義上來看，倘無開放網禁的背水壹戰，倘無在開放網禁中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共產黨是斷難治愈其沈屙痼疾，斷難鳳凰涅槃的。
封鎖網際網路，固然是為封鎖不同聲音，但尤其是為封鎖事實真相。事實真相是既包括現實真相，亦包括歷史真相。中國數千年的宗法皇權文明史，就有過為尊者諱、為賢者隱、為親者避的古老傳統，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中國共產黨建黨已近百年，執政也近七十年，在當年打天下時期，因彼時彼地的政治鬥爭需要或判斷，與現今中國共產黨所鼓吹和宣傳的調門大不壹樣，乃至正好相反；或因地下鬥爭、軍事謀略的需要，也自然干過許多聲東擊西、縱橫捭闔、打進去、拉出來的事，當時需要保密而壹直不為外界所知；或執政后以「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寫的」這種心態，去撰寫出的大量黨史、革命史、戰爭史和執政史、……，所有這壹切，在今天這個信息開放、信息爆炸的網際網路時代，其史實的真偽辨析和解讀，便當然統統都得面臨極為嚴峻、甚至是空前的考驗和挑戰了。
過去，在毛時代，中國共產黨內的特權，除物質生活上的那明細而森嚴的等級制外，還有精神生活上的等級制。這就是所謂「內部發行」的灰皮書、白皮書、藍皮書和黃皮書、……之分。今天這個信息特權的享有，又是以能否乃至多大程度上可上「外網」來體現的了。其實，「外網」這稱謂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言而喻地蘊含了中國的網際網路，其實只是國內「互聯」，其實不過是個大壹點的區域網而已。
中國共產黨為封堵各類「敏感」信息，可算是絞盡腦汁、不遺餘力。依託于從西方文明輸入的高精尖信息科技的武裝，將對人民的信息封鎖、信息監控，推向了幾乎無所不包、無以復加的當今世界之冠。但殊不知，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誰就站在了全球競爭力之巔的時代，人家是信息毫無障礙地交流、碰撞、激勵和競爭，而妳則是殫心積慮地封網、過濾、壓制和鉗制；人家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和創新力，而妳則是最大限度地將國民的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試問，妳這不是自己在給自己過不去，拱手讓人在凝聚著大量創新力的高新技術方面，永永遠遠地卡住中國的脖子嗎？！
如今，中國網路上的歷史禁忌與現實禁忌不斷疊加，敏感詞是越積越多，包袱也越背越重，還常常顧此失彼，捉襟見肘，鬧出不少笑話。然而，真相的吸引力是無窮無盡的，它足以摧毀任何信息封鎖的銅牆鐵壁。於是，建牆與翻牆，封鎖與反封鎖，敏感詞與反敏感詞，……中國廣大網民便與疲於奔命的官府，正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展開了這壹次又壹次的拉鋸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構成了當今網際網路上的壹大奇觀，並還將永載史冊。總有壹方將會以失敗而告終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這正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50]：妳越禁我越好奇，越感興趣，最終適得其反，走向反面。其實，這「禁」本身，倒儼然成了被禁信息的最有效的免費廣告。這不，請看香港地攤上那多如牛毛的瞎編亂造、印刷粗劣的「內幕」書刊，賺的不正是大陸遊客們拜封網所賜的那個蜂擁而至好奇心的冤枉錢？君不見，香港「銅鑼灣書商事件」的廣告效應，不就壹下讓紐約突然從地下鉆出好幾位「寫手」來爭當該書的作者？可見，如今中國嚴苛的網際網路封鎖，已讓官方終於掉入了自己挖的坑：妳說的任何話——哪怕地地道道為真——都少有人去相信了。
然而，退後壹步，海闊天空。中國共產黨只要不受困於那多半屬自我禁錮的馬列主義教，與其那可笑的抽象道義觀決裂，回到歷史唯物論這壹共產黨人的老本行，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沒有不可正視的歷史，也沒有不可正視的現實。從而開放網禁，輕裝上陣，面向未來，又何樂而不為？謂予不信，只須看看本人多年以來，在壹個完全開放的信息世界，基於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實，為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為毛澤東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幾場辯護[51]，以及承認「毛派」所據之全部事實，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國策的辯護[52]，就會明白，學會在壹個開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實乃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功。
可見，只要在中共黨內引入派別競爭機制，那個藉著莊嚴無比的「國家主權」、「國家機密」而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的封鎖，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黨內派別競爭起來，其反思黨史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如此壹來，那網際網路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信息，國際共運史、蘇共黨史、以及中共黨史這類信息，不就隨之自然而然理當解禁嗎？然後，是建國后的歷次運動史，包括大飢荒的死難人口數據和相關史實，也將自然得到正視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戰史、辛亥革命史、……就還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嗎？然後，隨之而起的對評毛、評鄧的分歧和討論之習以為常，整個中國共產黨，整個國民，其經受事實衝擊的那根神經，也將自然日漸堅強。這樣，中國共產黨所長期背負著的那沈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將漸漸地冰釋，從而，那耗費天價資源而建造和維護的信息柏林牆，也就再無任何存在的必要了。與此同時，能在壹個開放信息環境中生存、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其機體不就只會更加強健嗎？由此亦可見，僅從網際網路開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開放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的的確確正是中國制度轉型起步的壹個捷徑。
網禁壹開，言禁、報禁也就形同虛設，難產數十年的《新聞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九、只要是循序漸進，各種非政治性自發的民間社團，包括民間工會的放開與規範，也就水到渠成。官方與民間的雙向互動也就日趨頻繁。至於是良性互動還是惡性互動，這就取決於雙方的智慧了。對此，不妨開放各省、直轄市的不同試點去探索其良性互動的途徑。
在這互動過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等歷史遺留問題，都會逐壹提上日程。不過，即使是釋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錯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時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員——尤其是政治犯——的獄中人道待遇，則是可立即實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問題，自然無法迴避。應在首先承認過去犯下嚴重大漢族主義錯誤、對邊疆民族造成過嚴重民族感情傷害這個大前提下，著手民族區域遺留問題的處理。大原則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著手迎接達賴喇嘛尊者回國，展開談判；可立即與新疆流亡者展開談判，歡迎其中的主張自治者立即回國展開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談判。其他民族地區問題，均可參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則。
台海可維持現狀，不獨即可。可考慮參照當年蘇聯時代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之「壹國三席」模式，允許台灣以「壹國兩席」模式重返聯合國。
香港應兌現自己諾言，無條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雙普選，尊重其名副其實的自治。
歡迎海外流亡者回國，與之展開對話。展開各級、各界別、各層次的體制內外多種形式的對話與互動，以探索和比較各種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轉型方案。可考慮在條件適合的時候，召開全民和解的大圓桌會議。
第十、鑒於中國共產黨，積七十年之壹黨專權，欠下的債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轉型的改良，那麼對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就可分輕重緩急，逐壹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產權問題，民營企業的公平競爭問題，廢除城鄉戶籍雙軌制問題，廢除官員特供，官員公布財產問題，稅制簡化，公開，杜絕稅外亂收費、國庫用款透明問題，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養老問題，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問題，……；還有，嚴厲打擊違法違規食品藥品，嚴厲打擊拐賣人口犯罪，嚴格清理非法外籍滯留人員，規範公務員文明執法問題，……等等、等等壹系列問題。
在所有這壹系列堆積如山待解決的具體歷史遺留問題中，我特推薦兩個可操作方案供參考。
壹是金融專家盧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國家可考慮：
「開啟不明來源收入的稅收補交及合法性確認工作。……我們在建立關於資產持有課稅之時，應給予所有居民壹次補稅的機會（可以理解為壹次性特赦）。此後，國人的資產得到法律確認，且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神聖不可侵犯。當然，反腐敗也到了收官之時了。」 [53]
在我看來，為爭取制度轉型的平穩有序計，為最大限度地變制度轉型的阻力為動力計，這個思路，不失為壹種向中國既得利益特權階級所實施的壹項特別贖買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確」？這豈非有違「轉型正義」？答曰：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也！在和平轉型與動蕩轉型的代價之間，首當嘗試前者，如此而已，僅此而已。須知，中華民族的和平制度轉型若能成功，其成功過程本身所體現出的具體「正義」，要勝過壹萬個失敗的抽象「正義」。更何況，基本價值觀從來只是行動的指南，而絕非可直接拿來當操作乾飯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將理想寓於可操作步驟之中。這是因為基本價值觀與實際政治操作畢竟是兩個層面的東西，這就像從知道槓桿原理到妳能實際撬動地球，其間的距離豈止十萬八千里？所以，基本價值觀的堅定與純粹，並不排斥實際操作中的縱橫與權變，迂迴與妥協等等。
另壹個則是王力雄先生多年來壹直孜孜不倦倡導的「權民壹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又稱：遞進民主制[54]。這完完全全是壹個純屬工具理性的、從基層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這對於中國、尤其是農村基層政權多被當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會化了的中國底層頑症，不啻為壹劑可予嘗試的別具壹格良方。況且，這種從底層起步的遞進自組織社會，與從頂層設計的中共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的改良型憲政機制相結合，就正好形成壹種完全不同於西方任何政治體制模式的新型政治體制。倘中國能在自己的制度轉型中將其試行成功，它就將100%屬於咱中國人的原創，這也是很能為咱中華民族長臉的事。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中國已經將自己在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制度文明，從前現代文明躍升到了當今現代文明。如此壹來，中華民族也才會真正給當今世界提供壹個可讓人刮目相看的「中國方案」；如此壹來，中國就還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沒有「大國話語權」嗎？
第十壹、在公職人員公示財產方面，為減低阻力，有效緩衝，可參考當年經濟體制改制之初，國家同時實行計劃與市場雙軌制，以及過去正式工與合同工雙軌制的經驗，看能否可實行財產陽光法案雙軌制。即：對新上崗的公職人員，將公示財產作為其上崗的法定前提；而對已在崗人員，則可給予壹個自主選擇的緩衝期：或留崗公示財產，或提前退休下崗。如此壹來，不出幾年，國家在職公職人員，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處於陽光法案的復蓋之下，而整個官場，也可做到基本無大的震動。更重要的是，這或可突破致使陽光法案遲遲無法出台的瓶頸，使之儘早頒布實施，以取信於民，同時也儘早地為國家從吏治源頭上堵住官場腐敗。
第十二、完全可以預見，有鑑於左派已經由中共黨內競爭途徑而納入了體制，故在這整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這種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和平制度轉型，將自始至終會受到自由主義的挑戰，尤其是那高舉「開放黨禁」和「政黨輪替」大旗的挑戰。
這個本質上屬改良的，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轉型之路，這個具有嘗試、開拓意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即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型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轉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驗著中國官方的菁英，也考驗著中國民間的菁英。毫無疑問，在這整個轉型過程都將充滿著艱難和艱辛，弄不好，倒退將隨時可能發生：或許是極權剛邁出的壹步或幾步就又縮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軍事強人復辟，然後壹切又是萬馬齊喑；或許則是社會持續動蕩，經濟衰退，貨幣貶值，民生雕敝、怨聲載道，邊疆獨立之聲又起，……。以上兩種，當然均屬惡性互動形態，算是和平轉型某種程度的失敗。
然而，也可能會有第三種前景，即在威權和放權之間求得某種良性的動態平衡：將壹些較為棘手的問題——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派別競爭，是否必須得轉化為政黨輪替，對台灣及壹些邊疆民族自治區域、乃至香港內部，壹直就存在的獨立訴求之如何化解，歷次冤假錯案的國家賠償問題，……，諸如此類——均可交給時間，有的甚至得交給我們的後輩子孫，運用他們的智慧去逐步解決。或許，壹個分權的聯邦制，就解決問題的大半。總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國家越強盛，祖國才越有吸引力，分離也自然將化解于無形。
然而，羅馬不是壹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權和放權之間的這種良性動態平衡，須積以時日，才可讓中華民族最終走出那個「農民造反-皇權復辟」的歷史怪圈和千年泥沼，從而讓官方與民間終獲雙贏。如此，中國人民幸甚，中華民族幸甚。何去何從，這對於壹個已歷經百年制度轉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將是壹個極為嚴峻的歷史考驗。如果中國這場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或主導的和平制度轉型失敗，或者，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拒絕自身改革和制度轉型，那麼，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民族的劫數，剩下的，也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八、「改共」與「滅共」
毋庸諱言，如今在海外，「反共」與「滅共」的口號，已是呼聲壹片了。儘管這「反共」口號已為海外民運喊了多年，但喊出「滅共」口號，發起「滅共」戰役，卻是郭文貴所獨創，是郭文貴發起的「爆料革命」所獨創。
郭文貴先生是壹位逃亡海外的中國富商。這位出身於中國農村底層草根的70后，藉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潮，在商界摸爬滾打，竟打出了壹片天地，壹度還混跡于高層的政商外圍圈，飽嘗其中的酸甜苦辣、起伏跌宕。他曾經遊走于官商兩界，在商海沈浮中被浪頭推上過頂端，也被巨浪打入過谷底；加之有著過人的機敏，善於從實踐中學習，從而能出類拔萃，成為如今從體制邊沿中反出的、且橫跨商界與政界，縱橫于體制內外、打通了草根與菁英，馳騁於國際與國內這樣壹位能量巨大、前所未有的操作型民間領袖。自從郭文貴於2017年異軍突起在紐約「洋山泊」揭竿而起，扯起了「爆料革命」大旗，藉助于社交自媒體，大爆中共核心層內幕，自成壹系，重新洗牌，居然後來居上、壹躍而成當今中國民間反叛營壘之主帥；並壹掃海外民運三十年來萎靡不振之晦氣，攪得風生水起，全球各洲響應，儼然壹派 「洋江湖」造反割據之景觀。只見這「爆料革命」與中共當局，或隔空對壘，或咫尺勾兌，或劍拔弩張，或踏雪無痕；雙方都鉚足了勁頭，調動起資源，國際國內，洋人華人，既有法的較量，也有痞的叫罵；縱橫捭闔，蹩馬將軍，各打各的長處，各有各的勝負，這邊廂是越戰越勇，那邊廂則窮於應付。才不過短短兩年，這郭文貴便已然成了官方勁敵，以至於整個中國的民間抗爭，面貌也為之壹新。
中國今天正在經歷著壹場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場中華民族重新出發的遲來資產階級革命，其面臨的仍然是當年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時代之同樣的歷史課題：爭人人平等、廢貴族特權。郭文貴的爆料革命，不過是這四十年來處於中共官權壓榨下，壹直戰戰兢兢、笑臉逢迎、逆來順受、逼良為娼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公開發聲。郭文貴的發聲，其所代表的，猶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新興資產階級壹樣，是遠比他身處的那個階級要寬泛得多的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郭文貴，是在為著整個中華民族被壓迫被剝削著的中國「第三等級」而戰：他代表著楊改蘭[55]、孫志剛[56]、錢雲會[57]、雷洋[58]；代表著張扣扣[59]、楊佳[60]、鄧玉嬌[61]、；代表著高智盛[62]、郭飛雄[63]、王全璋[64]；代表著萬潤南[65]、牟其中[66]、袁寶璟[67]、曾成傑[68]、徐明[69]、李明[70]、段偉紅[71]、吳英[72]、王功權[73]、信力建[74]、薛必群[75]；也代表著任志強[76]、王瑛[77]、王石[78]；在某種意義上還代表著吳小暉[79]、肖建華[80]、王健[81]；乃至王健林[82]、馬雲[83]、馬化騰[84]，甚至還代表著老壹輩的盧作孚[85]和冼冠生[86]，……等等、等等。
郭文貴的爆料，是當今中國第三等級的泣血控訴，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對中國宗法貴族特權階級的泣血控訴。郭文貴的造反，是中國民營企業家被逼上梁山的造反。這個造反，在客觀上代表著今天中國渴望著免於恐懼自由的廣大社會階層的共同心愿，代表著中國所有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當然首先是代表著如今正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
如今，中國當代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勇戰士已經誕生，中國壹幫唯恐燒著手指的偽自由主義「民運」菁英之流，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瑣和迂腐的「砸郭」，反襯了這位頂天立地戰士的偉大。這幫年復壹年只能在各種「研討會」、「紀念會」圈中刷存在感的傢伙，無不是繼承了後期資產階級的勢利和貪婪，卻獨獨缺乏早期資產階級的英勇和獻身。
當前，這壹場發生在中國內部的具革命性質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質的革命，正與由特朗普領軍的重新定義西方與中國關係的國際大洗牌，與香港的街頭抗爭遙相輝映，互為表裡。這種看似歷史偶然性背後的歷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無論怎麼估計都不嫌高。
無疑，眼下「郭文貴」這仨字，已成為牆內的頭號敏感詞了。而官方對於這位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對手，卻經歷了壹個從不屑、霸道、顢頇、到正視的過程。如今，郭文貴的爆料革命，已公開打出「滅共」的旗幟，算是他向中國共產黨發出公開而明確的叫板和挑戰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建議中共應正視郭文貴的壓力，這可不是傳統海外民運那種疥癬之疾！中共應儘早與郭文貴展開談判——不是那種僅限個案勾兌的施壓式接觸，而是嚴肅、認真地正視其政治能量和政治訴求。我甚至覺得，倘若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朝壹日開啟了自我改革的歷程，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制度轉型的歷程，那麼，郭文貴先生應當是妳們應首先邀請進體制內，參与中國制度轉型之不可多得的幹才。更何況，既然中共可以邀請被妳們冠以的「極右翼」、「反共政客」的班農赴京，那又有何理由不能與這位班農的親密戰友好好地談談？
就在不久前，郭文貴又將他的「滅共」口號，特別闡釋為「以共滅共」，並還刻意強調了「不搞清算」，用以與傳統民運幫劃清界限。儘管郭文貴也居住紐約，可我卻與之從未有過直接接觸，也從未通過電郵、電話。所以，他的這「以共滅共」作何解，我還並不清楚。然而，他的「以共滅共」，與我的「以共改共」，卻僅壹字之差。而他的「爆料革命」不搞清算，則與我的這同為制度轉型之戰略，且與革命互為表裡的改良，亦正好不謀而合。
但不管怎樣，我也從不諱言，若沒有體制外「滅共」的巨大壓力，又哪來體制內「改共」的發生？事實難道不正是如此嗎：積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之經驗教訓，倘若沒有體制外的革命壓力，今天中國體制內的改良，其首先是改革中國共產黨，將無從發生；中國的平穩制度轉型，也將無以發生。
九、結論
總而言之，從某種意義可以說，以斯大林主義為其核心的蘇版馬列主義教，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中世紀黑暗」。它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光輝的遮蔽和褻瀆，壹點也不亞於當年路德和加爾文時代的羅馬教廷教義。如果說，當年在歐洲歷經千年中世紀黑暗之後的路德和加爾文的基督教變革，被稱作宗教改革的話，那麼，今天這個在東方革命歷經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重回科學社會主義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就毋寧可被視之為是壹場對馬克思主義的去宗教化的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了。
正在本文收筆之際，讀到壹篇來自北京的據稱是中央會議精神的吹風文稿，共計三十壹條。讀罷全文，我看其中的精髓正是這第24、25條：
「貞觀之治的前提是玄武門之變，把政治對手全部拿掉了。中國這個國家的獨特之處就是高度集權和國力鼎盛是壹體的」；「未來30年，西方民主與東方集權將會成為全球兩大政治模式，但是，東方集權會稍勝壹籌，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87]
可以說，此文既是壹篇政策宣示，也是壹篇問世宣言，更是壹篇宣戰書，東方極權主義的宣戰書。此文好就好在赤裸裸，單刀直入，為其「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88]提供了壹個精準的註腳：搞掉政治對手。不過，比起這幾年那炙手可熱的商君馭民五術[89]，此文還是對其中的「貧民」術有稍許修正，即提到了社會福利，提到了國強民富，並坦承「政治體制改革緩慢」[90]要以國民福利來彌補。
不過，此文也不失時機地給本文的主題——當前的中美之爭的要害，是早該走入歷史的宗法專制皇權制度，與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送上了壹個最新鮮、最確鑿的證據。
從當年的歪解托克維爾，到近年的提倡商鞅馭民術，再到這篇極權宣戰書，就不難看出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內那「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回潮的軌跡了。30年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已雄辯地證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共產黨只要停滯了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局就會壹步壹步地走向「左」傾，走向「左」傾回潮，乃至走向今天這「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大舉捲土重來。這不正是「8964」之負面效應，在當今的明確顯現嗎？對此，作為習之左右臂的哼哈二王，當難辭其咎。
可見，從毛澤東的理想型小農空想社會主義出發，是既可以延蘇版馬列主義教，走向宗法專制皇權復辟；亦可以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的升級版，即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資本主義文明。前者是頑固地堅持自己那作為近現代的史前期文明，後者則是使自己從史前期文明躍升到近現代文明。而在這二者中，究竟何者具有真正的大國競爭力，何者才能後勁持續地面向大國競爭？這豈不是朗若白晝嗎？更何況，中國數千年，有多少帝王將相諳熟商鞅馭民術，可這又豈能擋得住大江東去，江風吹倒歷朝樹？又豈能擋得住「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91]？
前天，列寧曾說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昨天，毛澤東也曾說過，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而今天，東方馬克思主義則要說：用高新科技武裝起來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就是戰爭。對內，它是以「維穩」為名對全體國民的戰爭；對外，則是以「大國崛起」為名對西方文明的戰爭。總之，是高科技武裝起來的中世紀文明對當代文明的戰爭。
所以，我的這篇文章，就僅僅是對中國共產黨內，紅二代中，以及壹切還既懷抱著當初共產黨人那剷除人間不平之純真初心，還懷抱著當初共產黨人那追求自由民主之素樸理想，卻又在當下比比皆是的現實黑暗中，苦於找不到出路的中國共產黨人而寫的。
看來，中國共產黨又到了召開另壹次「遵義會議」的時候了；又到了召開另壹次「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了。
中國的毛左們，應當將妳們對毛澤東那素樸的感情，提升到理性崇毛的高度，自覺地投身到中國當今這壹場偉大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中去，投身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去，投身到用馬克思主義改革和再造中國共產黨中去，投身到中共黨內的合法競爭中去。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壹直還停留在和滿足於感性認識階段，也是沒有出路的。何況今天中國最需要的還是打天下的毛澤東，大鬧天宮的毛澤東。
曾幾何時，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獨立寒秋于嶽麓山頭，遙望鷹擊長空、俯瞰魚翔潛底，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壯志。時過境遷，準備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此時此刻難道不應當立下如此宏願：「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嗎？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在其後三十年中壹直走不出年年加碼的維穩困境，當局的執政危機感壹年甚似壹年。國家的財富在翻番，執政者的危機感也在翻番。目前還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機，不過是這種執政危機感的慣性運作又越過深圳河而已。如今，中美貿易戰與香港的抗爭這原本毫不相干的兩件事，卻要合流成同壹個准冷戰了。什麼「老大、老二的矛盾」？什麼「中國崛起已成美帝噩夢」？過得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關，與人家在同壹經濟平台上競爭，才有資格稱老二，上得了同壹歷史發展文明階段，才有資格爭老大。
中美當前這場准冷戰，這場因貿易爭端、知識產權而起的准冷戰，就絕非所謂「東西方文明的較量」，絕非所謂「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的較量」，而是、也僅是：茍延殘喘而活在當代的中世紀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較量，是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較量。用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語言來說就是：人類文明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後的歷史低級階段文明與先進的歷史高級階段文明的較量。這種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基礎方面，更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尤其還表現在人文人權人性人倫方面；它不僅僅是硬體的較量，尤其是軟體的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的較量。
在革命危機正在形成而尚未到來的今天，在政治危機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改良作它決不放棄的最後壹次衝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時也，焉知就不會好風憑藉力，送它上青天？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會喊「轉型正義」，就未必來得了正義；而可操作的制度轉型本身，才更可能體現正義和實現正義。可見，中華民族的和平制度轉型若能成功，其成功過程本身所體現出的具體「正義」，要勝過壹萬個失敗的抽象「正義」。更何況，基本價值觀從來只是行動的指南，而絕非可直接拿來當操作乾飯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將理想寓於可操作步驟之中。因為基本價值觀與實際政治操作畢竟是兩個層面的東西，這就像從知道槓桿原理到妳能實際撬動地球，其間的距離豈止十萬八千里？故基本價值觀的堅定與純粹，並不排斥實際操作中的縱橫與權變，迂迴與妥協等等。
將資產階級經幾百年篩選出的那成熟的權力制衡憲政機制，借鑒地、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為我所用，以完善共產黨的領導，使其能勝任領導中國的制度轉型。這就需要有步驟地開放黨內的政治派別競爭合法化，以首創出壹種迥異於馬列主義教的共產黨領導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證權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那種混亂無序的制度轉型；進而能以此新型憲政模式，後來居上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舊式憲政模式，展開處於同壹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之制度文明的大國競爭。如果中國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制度轉型失敗，或者，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拒絕自身改革和制度轉型，那麼，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民族的劫數。既然馬克思救不了妳，上帝也救不了妳，剩下的，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以中美貿易戰為先導的准冷戰的開啟，以及香港「反送中」的持續街頭抗爭，可說是習近平主政以來中國共產黨遭遇到的兩大最嚴峻的挑戰。撇開那些攻防進退的戰術性、階段性動作，也不管引發這兩大挑戰的具體事件如何、以及發起者的具體初衷如何，但它們在客觀上均最終直端端地指向了中國共產黨常念茲在茲、還洋洋自得，以致按捺不住要推向全世界的那個核心價值：壹黨專權的統治模式。
記得習近平上台伊始，曾哀嘆在當年蘇東劇變中「竟無壹人是男兒」。可習近平今天真明白壹個中國真男兒在當今之世正面臨著些什麼，究竟該幹些什麼嗎？！
在今天的中國，任何人，要干成大事，均必須認清大勢。不審勢，則寬嚴皆誤，不審勢，則左右都錯。認清大勢，須有歷史與國際這時空兩大維度。歷史維度，就是從人類文明由低級向高級演進的壹步步階梯中，看中國今天究竟是走到了文明的哪壹級，這是縱向比較；國際維度，則是在當今全球競爭格局中，看中國的綜合競爭力何在——這其中，既含器物等硬實力，也含制度、文化等軟實力，這屬橫向比較。但從根本上說，尤其是到了近現代，壹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強弱，則多是依賴其文明程度的。壹個國家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文明程度愈高，那麼它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競爭實力就愈強，反之亦然。當然，這文明程度與競爭實力，彼此又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或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
所以，能否準確地認清中國今天在整個人類文明進步階梯中的確切位置，從而清醒地把握中國在今天世界格局中的競爭態勢，這將決定著中國能否大國崛起，能否具有大國競爭力，能否具有中國話語權和能否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了。
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壹、中美貿易戰是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對抗的總爆發
中美貿易戰的要害，其實就是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的對抗，是近二十年來這兩種模式在WTO內不斷較量和衝撞的能量，積蓄到壹個節點上的總爆發。
記得當年特朗普與希拉里競選時，中共曾壹度看好過特朗普，因這位政治素人在競選中明確宣稱：美國不為推廣普世價值而戰。可特朗普甫壹上台，便立即發起了如今這場打得昏天黑地的貿易戰。用中方的解釋，這是老大、老二的摩擦，是美國老大要阻止老二中國的崛起，且這類矛盾在世界歷史各拐點上曾屢屢發生。用美方的解釋，則是妳中國忽悠美國，矇騙西方，不守承諾，欺我守約，在自由貿易中大打壟斷優勢，揩油佔便宜已近二十年，現在是到該算總賬、拉清單的時候了。
應該說，比起民主黨，比起共和黨建制派，甚至比起特朗普團隊中的其他任何成員，特朗普本人算得上是最不講價值觀優先，最不講意識形態的了。君不見中國自由主義群中至今還大有人對特氏的這個「政治不正確」耿耿於懷么？特朗普在美國政界大反潮流，從不在意于兩黨建制派那常掛在嘴邊的煽情口號。他是個地地道道現實主義的美國總統，他只講美國利益優先。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壹邊打貿易戰壹邊還不停地說，習主席為了中國利益優先，他能理解；他不怪習主席，要怪也只能怪我們前幾任美國總統太窩囊，多年來讓中國佔盡了便宜。
按說，這樣的美國總統，對中國而言，才是最好打交道，也是最好被搞定的了。不曾有壹句頗具中國特色的名言：「凡能用人民幣搞定的事就都不是事」么？可兩年來的中美貿易戰軌跡卻完完全全呈現出另外壹番景觀。正因為特朗普特別務實，所以他才特別較真：所有從談判桌上寫在紙面上的利益，必須得有規則保障；所有的規則保障，必須得有執行機制，尤其得有懲罰機制；而所有這些機制，又均得落到實處，具有可操作性和可監督性。最後，所有這壹切的壹切，均必須是明規則，必須公示于眾。
就事論事，特朗普所堅持的這壹切，除了那最後壹條，就都是如今商業社會的常識和常態，是契約精神的常識和常態。而這最後壹條，即壹定要公布協議，則是對中方的量身定製，誰讓妳「入世」以來壹直奉行對國際協議「簽歸簽，守不守則再我」的賽場偷步呢？然而正是這最後壹條，卻讓中方尤其難堪，視之為喪權辱國、有失尊嚴：有些妥協苦果——譬如，組混編核查組監察守約狀況，還要下到地方，每季度查壹次——我暗暗吞下還不行嗎？可妳偏要逼我當眾來吞，這豈不是公然羞辱我嗎？我大國尊嚴何在？我國家主權何在？我如何向老百姓去交代？這才有了在中美貿易戰第壹季最後壹刻掀桌子壹幕的發生。
平心而論，僅混編核查組這壹條，就夠欺負人，夠有損國格的了。如此苦果，中方居然也曾打算吞下，由此可見中方也確曾有過早讓步早熄火的打算。何況，要說霸凌，特朗普這次也還真夠「霸凌」的：除了戰爭手段，其它非戰爭手段，包括已用的或擬用的，明擺著就是要無所不用其極來迫妳就範；而且還明侃：協議決不能50對50，必須對我有利。誰讓妳占我便宜20年，誰讓妳20年來就壹直都在暗暗向我發起貿易戰呢？
壹旦美國擺出這種架勢要同中國玩較真，「中國模式」紙老虎的窘態就纖毫畢現了：什麼牛皮哄哄的「舉國體制」？壹個小小晶元就能立即將妳打回原形：壹個組裝代工經濟體而已。是的，特朗普的談判強勢有如城下之盟；不錯，中國這二十年壹慣制的做法也非習近平壹人所為，可這「城下之盟」居然卻如此沈重讓妳騎虎難下，這難道不正是因為妳有著那麼多的短處和痛處牢牢地捏在人家手板心中嗎？譬如：高科技核心產品創新，國際支付得靠美元，海外上市公司財務透明玩貓膩，大量高官不明財產藏於西方，……等等、等等。
誠然，特朗普也有著他固有的短板：兩黨競爭的牽制、四年任期的制約、多元利益的掣肘、自由媒體的炮轟……，如此等等。但這壹切的壹切，固可影響這場貿易戰的進度，形成壹時間的戰術拉鋸：各打各的長處，但卻無法改變這場貿易戰雙方的戰略態勢：國際貿易中的舉國體制即國家壟斷模式與自由競爭模式的較量和對抗。
被今日中國某些學者所刻意標榜為中國模式的「舉國體制」，其實完全可在曾風行歐洲200多年的重商主義，即歐洲中世紀末封建王權走向衰落，資本主義殘酷原始積累的殖民貿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那時，自然經濟瀕於瓦解，舊貴族搖身壹變成了新商人，於是這幫舊貴新商的時髦角兒，就亟需將昔日王室特權與時下海外淘金嫁接在壹起來的理論了。這樣，重商主義這種高舉民族主義大旗，藉著王室特許權的壟斷，並在拓展殖民地中大發橫財的理論表述，也就應運而生了。可見，所謂重商主義，就是「特權經商」的代名詞，就是「國企不分」的同義語，就是「王權壟斷」的擋箭牌，也是「以鄰為壑」的遮羞布。這些特色，其實僅從當時英、法重商主義代表作的壹些書名即可窺見壹斑了。如蒙克來田：《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年）；托馬斯‧曼：《論英國與東印度公司的貿易》（1621年），……等等。后隨著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高舉自由貿易旗幟對重商主義的大加韃伐，這種盛行了數個世紀，以政府壟斷為其特徵的老牌帝國主義殖民掠奪的貿易保護主義，才逐步走進歷史。
既然金燦榮等今天老愛拿所謂世界史上多次發生過的老大、老二矛盾來說事，那麼，這老大、老二就擺開陣勢堂堂正正地展開競爭不就得了？人家提零關稅，妳就要麼接受，要麼妳提多高關稅也得容許人家提多高關稅不就得了？若競爭得贏當老大，傲視群雄；倘敗下陣來當老二、老三、老壹百，也別怨誰。什麼叫競爭？雙方遵守同壹賽場規則才叫競爭。不能人家汽車進來，妳用10倍于對方的關稅[1] 將人家擋住，而人家有樣學樣加妳關稅，妳就大喊疼痛；不能妳加人家高關稅是國家主權，而人家以妳之道還治妳身就是國際霸凌；不能講權利時妳舉「GDP排名」旗，賣力往前擠爭當老二，講義務時妳又換舉「人均GDP旗」，使勁往後縮要當小壹百。就更別說傾舉國之力去補貼壹個企業，不惜倒貼也要搶佔敏感市場；國際融資卻對本應公示的財務報告猶抱琵芭半遮面；在國內大樹特樹壹元主義，而在國際卻千呼萬呼多元主義，……如此這般了。總之，對人對己不能兩套、甚至多套標準，長此以往，誰還同妳玩？誰還敢同妳玩？若沒人同妳玩了，貿易脫鉤了，這高精尖的生意還做不做？這彎道超車妳還超個啥？
毫無疑問，近二十年來，中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WTO在推行全球化中對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傾斜、規則漏洞和軟約束機制，迅速——用特朗普的話來說是「火箭般」——地提升了自己在全球製造業中的競爭力。誠然，在WTO中大打擦邊球，也絕非中國壹家，印度、巴西、新加坡、韓國、……均莫不如此。但是，運用「舉國體制」把這擦邊球玩得溜溜轉，卻是「中國特色」的絕活兒，獨壹份。其所向披靡，經濟增速雄霸世界二十年，無人能擋。直到商人出生的特朗普上台，有樣學樣地祭起了美國版的「舉國體制」：在關稅、科技、投資、金融、知識產權、脫鉤前景、……諸方面多管齊下，打起了全方位的貿易戰，這才有效地遏阻了中國持續20年來的不對稱競爭，遏阻了中國年年出超進賬那個喜滋滋的勢頭。
事實上，當中國在壹個勁地抱怨美國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超越了「底線」時，其實美國也在壹個勁地抱怨中國超越了底線。只不過，中國抱怨的是，這次美國談判條件之苛酷和談判姿態之霸道超越了底線；而美國抱怨的則是，中國近二十年來在持續違規之放肆和撕毀承諾之任意方面超越了底線。前者抱怨的是此次談判過程及其結果，而後者抱怨的則是導致本次貿易戰被迫發起反擊的原因。
在這場貿易戰中，中國壹直都在使用著壹個時髦詞兒，叫做「制度優勢」。確實，在這二十年來與西方的競爭中，中國最大的「制度優勢」，就是能生產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廉價產品。而能生產出全球最廉價的產品，則是因為中國工人階級毫無自己勞動力的定價權。由於中國工人階級被這「制度優勢」禁止自組工會，因此，不少外商就乘機將所在國或地區嚴加禁止的雇傭童工、超時勞動、違法低薪、體罰工人、強迫搜身……，統統都搬到了中國。壹遇勞資糾紛，這個號稱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卻是絕不站在中國工人階級壹邊，而是忙不疊地派警察去幫著資本家「維穩」了。這就不由得讓人想起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資本論》第三版時，要為「勞動力剝削程度」這第22章的第4節刻意加上壹個注：「由於此後出現了世界市場上的競爭，……現在英國資本渴望達到的目標已經不再是大陸的工資，而是中國的工資了。」[2] 是的，這就是為什麼今天壹大批在中國大發橫財的華爾街大亨，要在這場貿易戰中使出渾身解數來維護現行中美貿易體系的原因。不過，最具諷刺意味的還是，在恩格斯加上那個腳註已130年後的今天，竟然是美國政府通過它與中國政府的貿易戰，來為著中國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定價權即提高最低法定工資而奮鬥了。
前壹陣子網上有壹篇很走紅的文章，說這場中美貿易戰是規則之爭，不是利益之爭[3]。而我則要說，它既是規則之爭，也是利益之爭，是因利益而起的規則之爭。請看這場貿易戰的軌跡吧：由利益而規則，由規則而法制，由法制而政體，又由政體而人權、而文化、而文明、……，就這樣，壹場以貿易戰為序幕的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之全方位對抗的准冷戰，便不期然地開打了。就這樣，在國內使勁頌揚單邊主義，而在國際上卻賣力鼓吹多邊主義的「中國模式」，就終於在這人類發展歷史進程階梯的高低文明衝突中，遭遇到強勁的對手了。
二、香港抗爭是河水屢犯井水效應的總爆發
近來，香港局勢已成持久拉鋸之勢。這邊廂是「五條訴求，壹條不少」，且持之以恆；那邊廂則是明暗強壓，除了公然出兵，招數似已用盡。這是習近平上台以來遭遇到的第壹次政治危機，也是中國共產黨自1989年後的壹次最嚴重的政治危機。香港危機的僵持，給建國七十周年天安門廣場前那刻意製造出來的「閱兵藍」天空，帶去了壹片抹不掉的濃濃陰雲。
香港危機的要害，是中國共產黨要將它在大陸的治理模式，蠶食般地施加於香港的結果。是香港回歸22年來，河水屢犯井水，壹國屢侵兩制的矛盾，日積月累到了壹個節點上的總爆發。
北京利用其信息柏林牆所造成的「輿論壹律」，將香港民眾的抗爭，壹概斥之為「港獨」，正像它老用壹個「獨」字來囊括台灣、乃至西藏、新疆的抗爭壹樣。這不過是想以「國家統壹」的道義制高點和「國家主權」的法理性，來掩飾自己在「壹國兩制」、乃至在整個治國路線上的失敗而已。如果說民族矛盾往往是階級矛盾的延續，外交往往是內政的延續，那麼，難道今日中國共產黨的治港路線，不就正是它在大陸治理模式的延續嗎？
試問：為何在當年鄧小平提「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時沒有「港獨」？為何在趙紫陽提「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4] 時沒有港獨？為何在北京自食其言壹再違背「雙普選」承諾前也沒有「港獨」？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玩「欽定民主」、「欽定法制」這壹套把戲玩慣了，便下意識地和狂妄地以為將這些拿到香港去玩，也照樣玩得轉。前幾年江、胡時期，是溫水煮青蛙，迂迴包抄，進兩步退壹步；習近平上台後，則是頻頻霸王硬上弓，壓妳沒商量，妳不服也得服。
玩小圈子選舉代替曾經承諾過的普選，人大釋法否定香港高等法院終審判決，和壹再闖關又連連失敗的所謂23條立法等，是前者的典型；剝奪民選代表立法會資格，銅鑼灣書商和肖建華等壹大批香港居民被越境綁架和改教科書等，則是後者的典型。這次林鄭月娥的「逃犯送中條例」，不過是董建華、梁振英均闖關失敗的那個23條立法的李代桃僵簡易版而已，不過是欲將那種近年來只干不說的綁架「送中」，變為堂而皇之的法律條文而已。
不錯，香港導致多次上百萬、乃至多達兩百萬人的街頭示威，自有其深層的原因：它是自回歸后中共在香港全心全意地依靠大資產階級的結果；是港府全然無視藍領、白領工人階級數十年幾乎不漲薪，房價卻持續翻番的結果；是香港高科技產業和製造業急劇空心化，讓年輕人望不到奔頭的結果；也是任由大陸權貴階級利用兩地差異在香港特權經商、紙醉金迷，與香港平民生活形成巨大時空反差的結果，……。所有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是，只要落實鄧小平的「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少當婆婆，實行趙紫陽說的「香港的事情，我們少管，越少越好」，別把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玩得通透的那壹套馭民術拿到香港去玩，真正兌現壹回自己曾信誓旦旦許下過的政治承諾，讓香港人民壹人壹票實行真普選，那麼，壹個真正實現了「權為民所賦」的政治制度，就天生具備了壹個能篩選出讓香港再次繁榮、再次興旺的治理機制來。
前些日子，大陸竟然有個什麼將軍教授拿所謂「反共基地」來說事，拿「血統論」來說事。他說什麼香港年青壹代如今成了街頭抗爭的主力軍，全是因其父輩爺輩對共產黨屬「有仇族」之故。他說：當初我們接管香港時，就對港人成分壹分為三。港人中除原住民之外，其它二者，要麼是當年清算、鎮反時的逃亡者；要麼是三年大飢荒的逃難者。前者對共產黨有仇，後者對共產黨有恨。呵呵，原來，那前者因不願引頸挨刀便成了「最壞」，這後者又因不願餓著等死便成了「次壞」。而這兩「壞」相加，這三分之二港人就都成壞人了， 「比台灣人還壞」！今天香港的年輕人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這三分之二壞人將他們對共產黨的刻骨仇恨傳遞給了其子孫而已。[5]
且不談今天對那段歷史是否該反省，且不談當年毛澤東再威武，也只能說5%是壞人，其他95%都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就只說這位狂妄地視2/3港人為壞人的將軍教授，看來他根本就不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從來就絕非血統論；而從血統論視角去解讀階級論，則不過是中共那自有其根深蒂固傳統的造反農民眼界罷了。其實，當妳在說香港青年們的「反共」是基於血統時，妳是否也在暗示妳在大陸能當上將軍蓋因妳的血統高貴呢？更何況，這「親共」與「反共」，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也常具此壹時彼壹時的隨意性，也不過以當朝老大的是非為是非而已。君不見，當年劉、鄧、彭、羅、陸、楊[6]這壹大批共產黨的高官，均曾被當作「反共」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君不見，毛澤東本人至今還是中共語境中的標準「反屬」——「反共」的反革命分子家屬[7]？這就更別提當年的誅殺「反共」的王實味[8]，誅殺「反共」紅軍的好幾次肅反[9]了，也更別提今天海外民運中的好幾位著名「反共」頭目，均出自中共高幹血統[10]。所有這壹切，想來這位滿口八旗子弟紈絝腔的軍史博導，對這些並不遙遠的歷史不會就壹概不知吧？
無獨有偶，在美國，也有壹位過氣民運頭面人物特站出來呼應這「反共基地」論了。他壹言以蔽之下結論道：香港社會的「特徵」就是壹個反共難民大本營，壹個反共華人超大難民營。這位壹右可右到曾在聯合國廣場帶頭領呼「打倒共產黨」；壹「左」又左到現要為香港元朗黑社會暴力鼓與呼的民運兩面人，真是語不驚人誓不休：壹切都是「壹國兩制五十年不變」惹的禍！港人妳既要爭「不變」，那就乾脆壹切照搬港英殖民地模式不要變，讓北京學倫敦派港督直接管治香港，新設「中央代表」君臨壹切，不就正遂妳們要「五十年不變」的心愿？否則壹切都是空談，都將魯難未已。[11]
可此君卻健忘了：他本人就是當年為躲避通緝逃港的「反共」難民之壹員！何況當初鄧小平不正是用「民主加繁榮」來彰顯共產黨比殖民地統治者更高明，才在《基本法》中承諾「雙普選」的？不正是用這「雙普選」去博取港人歡心，從而讓其愛國親中喜氣洋洋迎回歸的？這就正像當年毛澤東曾許諾打得天下后將建立壹個「民有民治民享」和「四大自由」的美式民主[12]，去吸引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壹般。更何況，此君還健忘了，他不是還曾多次悻悻然地公開訴說過自己的「版權之怨」：笑蜀先生那本右派禁書，即揶揄中共葉公好龍的《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其實是源自此君在哈佛圖書館辛辛苦苦給刨出來的[13]？怎麼，今天竟然壹「左」臉就變？真是個「翻著筋斗的小資產階級」[14]：壹忽兒右得出奇，壹忽兒又「左」得可愛。
老實說，香港真「反共」的，當年還等不到「回歸」就早跑光了。是妳中國共產黨近年來的治港路線越來越「左」，越來越肆無忌憚地背離鄧小平的「壹國兩制」方針，如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15]，什麼制定《基本法》時最大失誤是沒去殖民化，……，才導致了這些當年歡歡喜喜迎回歸的港人們的強烈反彈。是妳河水每犯井水壹次，港人內心的窩火就積壓壹分。這日積月累的窩火，豈有不爆發之理？
其實，壹個興旺發達、繁榮昌盛、實行典型資本主義制度、法制獨立的香港，在壹個中共的改革家眼裡，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可借鑒的參照系；而在壹個中共「左」傾頑症者看來，它就當然是壹個「反共基地」了。不錯，在妳心目中，「首先是壹國，其次才是兩制」[16]。可在他港人心目中，則首先是兩制，然後才談得上回歸，尤其是人心的回歸。可見，由鄧小平視為是中國共產黨人首創出來的壹個新生事物的這個「壹國兩制」[17]，這本可在「壹國」框架下良性互動、相得益彰的「兩制」，現在卻越來越成惡性互動之勢了。這究竟是誰之過？誰將自食苦果呢？更何況，退後壹步自然寬。毛、鄧時代，任由香港這「反共基地」天天罵共產黨，天不也沒塌嗎？
現在不是又提出要搞深圳「先行示範區」么？這還真有點錯把杭州當汴州的味道了：搞了這麼多年「壹國兩制」居然還完全沒找到感覺，即完全不明白香港之制「特」在何處？竟然以為妳傾舉國體制，妳就可以再造出壹個可與香港爭鋒的「全球標杆城市」來。這裏我可撂下壹句重話：妳越是傾舉國之力搞這「先行示範區」，妳就離妳的「全球標杆城市」目標越遠：即使妳建起了超過世界任何城市的摩天大樓，即使妳將全國的高精尖科技都堆砌到深圳，即使深圳有了當今全球最摩登城市的全部外觀和全部硬體，但只要缺壹樣，司法獨立，那就不過還是妳樹起來壹尊泥足巨人，不過還是妳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玩而已。
不過，壹水之隔，兩相競爭，我倒是樂觀其成。競爭之花總比強扭的瓜要好。故放手讓香港自治，它幹得好，供妳借鑒，幹得不好，它活該倒霉。屆時，兩相比較，或者，妳就能悟出妳那「舉國體制」之弊差在何方，或者，深圳超過香港，壹國壹制豈不水到渠成？因此，今天哪有必要霸王硬上弓，搞得自己如此被動，在全世界面前灰頭土臉的呢？
近來，香港頻傳人道災難事件：海面浮屍、高樓墜亡、警署酷刑、獄中輪姦、……，壹樁樁、壹件件，充斥媒體，無日無之。這些大量過去在香港極為罕見，極其反常的人間慘劇，又怎可能讓港人「心向祖國」呢？
三、宣布接受「三零」即刻止損，為中美全方位準冷戰釜底抽薪
目前，老美的貿易戰與香港的抗爭這原本毫不相干的兩件事，卻要合流成同壹個准冷戰了。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昨天還在熱乎乎地喊在口中的「中美戰略夥伴關係」、「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今天卻驀然就成中美新冷戰的敵手了。究其原因，什麼「老大、老二的矛盾」？什麼「中國崛起已成美帝噩夢」？過得了「三零」（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關，與人家在同壹經濟平台上競爭，才有資格稱老二，上得了同壹歷史發展文明階段，才有資格爭老大。因此，這壹場中美准冷戰的開啟，還是先反求諸己從自己身上找原因為好。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共產黨在其後三十年中壹直走不出年年加碼的維穩困境，當局的執政危機感壹年甚似壹年。國家的財富在翻番，執政者的危機感也在翻番。至於目前還深陷僵局的香港危機，不過是這種執政危機感的慣性運作又越過深圳河而已。之所以如此，我看是成也鄧小平，敗也鄧小平。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乃至奪權的二十八年，是成也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敗也毛澤東的農民革命的話，那麼，其改革開放的四十年，則是成也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敗也鄧小平的實用主義。
正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自始至終就缺少壹個深具前瞻力、且能最大限度地凝聚全體國民的核心價值理論；正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所以中國共產黨至今仍走不出那被蘇共宗教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從而無以對「十月革命」以降的整個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包括中共自己的七十年執政史，作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反省和總結；還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才壹忽兒從自由主義處找依據，壹忽兒又從孔孟之道尋靈感。而無論青睞哪壹種，又還都得掛壹個連自己都未必弄通、也未必信的「馬」和「社」的羊頭幡；仍因為是實用主義挂帥，這「摸石頭過河」就摸著摸著便找不到北，以至於讓那位三朝意識形態御用化妝師，給忽悠出些什麼「代表」、什麼「觀」、什麼「夢」、什麼「新時代」的玩意兒，以掩飾那萬變不離其宗的「中體西用」，掩飾權力與市場嫁接而產生的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性腐敗。
在鄧小平實用主義路線指導下的中國改革開放，自1989年後實施的那種越演越烈的高強度、高頻度、高消耗的高壓維穩，它對於壹個國家的穩定究竟是禍還是福？如此官民尖銳對立的治理模式，是否可讓壹個政權長治久安？是否可讓中國大國崛起？究竟何為共產黨人的初心，何為共產黨人的使命？為何如今中國上上下下均無不是壹片盛世景觀、末世心態，越維穩卻處處都不穩，尤其是黨心軍心民心的不穩？為何如今牆越築越高，心越干越散，四面樹敵，孤家寡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處處動亂風潮，遍地維穩大軍？總之，越想「守住家業」越呈潰壩之勢。妳將所有這壹切都推給「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推給「境外敵對勢力」，將壹切批評聲音查禁封堵，這究竟是壹種執政的自信還是骨子深處的不自信？
請看看妳的「敵對勢力」、競爭對手吧：在美國，國旗隨便燒，總統隨便罵，妳中國的五星紅旗隨便舞，妳中國的任何節日隨便慶，可誰也沒大驚失色感到不穩定，反倒還派出警察幫妳站崗維持秩序。就更別提人家從來不知「封網」為何物，從來不知「維穩」為何物了。什麼叫自信，那才叫真正的自信。正是這種浸入全體國民骨髓深處的自信，勝過妳壹萬個掛在嘴邊的「自信」。所以，人家無需維穩，國家卻固若金湯，而妳天天維穩，政權卻危若累卵。兩相比較，才知人家創新力、競爭力所深植其中的制度定力和軟實力何在了。
中華民族向來以吃苦耐勞、堅忍不拔、自強不息而著稱於世。但是，她的這種優秀的民族性卻被深深地窒息、壓抑和扭曲在中國幾千年的宗法皇權文明中了，且至今亦然。為何中國企業無法生產出自主領先的產品，中國的科技界無法展示高精尖科技創新力，中國高校出不了壹流人才，……？所有這壹切，其深層原因何在？人文原因何在？制度原因何在？由此可見，中美當前這場准冷戰，這場因貿易爭端、知識產權而起的准冷戰，就絕非所謂「東西方文明的較量」，絕非所謂「儒家文明與基督文明的較量」，而是、也僅是：茍延殘喘而活在當代的中世紀文明與資本主義文明的較量，是前現代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較量。用馬克思主義的標準語言來說就是：人類文明從低級向高級發展之必然性中，那落後的歷史低級階段文明與先進的歷史高級階段文明的較量。這種較量是全方位的，它不僅僅表現在經濟基礎方面，更表現在上層建築方面，尤其還表現在人文人權人性人倫方面；它不僅僅是硬體的較量，尤其是軟體的較量，是政治制度、文化價值觀的較量。
當年，戴高樂領導的法國也常和美國老大鬧彆扭，有時雙方吵架還挺激烈，以致法國竟壹怒退出了北約。法國在60年代就開西方大國先河率先與中國建交，就是法國與美國別苗頭的結果。可人家法國與美國的那種較量和競爭，才真正是國家利益之爭、民族利益之爭和文化傳統之爭，而不是制度之爭，文明之爭和價值觀體系之爭。因為人家雙雙都同屬民主憲政國家，都同屬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的現代文明期。同樣，如今的美國與歐盟、日本、加拿大、韓國等國之貿易摩擦再怎麼激烈，也不會鬧出壹個冷戰來，也是情同此理，也作如是觀。
所以，我看如今這場中美准冷戰還是別打了！妳打不贏的！妳是輸在起跑線上，輸在中國還處於當代文明的史前期這個軟實力上。硬要扛下去，硬要打下去，中國共產黨命運堪憂，中國的國運堪憂。狂熱的民族主義救不了妳，反而會給妳挖坑埋葬妳。趁這場冷戰還處於萌芽狀態就儘快熄滅掉它吧，反躬自省找找原因吧！良藥苦口，聽不聽由妳。為此，在這場中美新冷戰似打非打之際，我給妳開出壹劑即刻止損、立馬熄火的藥方：
不要跟特朗普鬥氣。要充分意識到特朗普是多年來唯壹的壹位並不熱衷於價值觀至上的美國總統。別再糾纏戰術、技術細節，應聽進黃奇帆建言，主動宣布壹步到位按「三零」原則重做經濟布局，用此戰略性讓步，去換取美方不再糾纏歷史舊賬，讓貿易脫鉤化險為夷。僅此壹條，即實際向美國人充分展示妳面對全面結構性改革的自信，僅此壹條，就會勝過妳來我往地糾纏舊賬的超150頁的繁瑣談判條文。尤其是，這「三零」會倒逼中國作全面改革，從而輕裝上陣，與美國展開各有所長的真正大國競爭。
我相信，中國政府只要宣布全面接受「三零」，眼下這場正蓄勢待發的中美全方位準冷戰便將戛然而止，中美關係也定將柳暗花明，翻開新篇章。
然而，能否走出這步棋，中國共產黨可得嚴肅認真地權衡又權衡：千萬別在此戰略棋局上玩緩兵之計，玩暗盤動作，那將是飲鴆止渴。當年毛、鄧儘管在國內政局中不乏葉公好龍，但在國際事務中則從來信守承諾，尤其是周恩來把關時期。在國際上搞壞中國政府名聲的言而無信、屢屢失信，是從江、朱技術官僚治國開始的。有鑒於此，若美方提出要定期核查「結構性改革」進度，理當坦然接受。
毫無疑問，「三零」會讓中國的改革開放上壹個大大的台階，正如黃奇帆所言，這相當於中國的第二次入市[18]。只要靜心想想第壹次入世帶給中國翻天復地的紅利，就知道第二次入世將帶給中國什麼了。
不過，中國共產黨得先有充分心理準備：這「三零」真要實施起來，將定會帶給中國共產黨以痛徹心扉的刮骨療毒之痛。因為它將倒逼中共作全面結構性改革，即得將那早已劃歸「另冊」而屬「堅決不改」的如法制不獨立等體制弊端，給重新倒騰出來提上改革議程。
不要懼怕「三零」。如果說過去是用中國巨大的市場前景而打入了西方先進工業國的貿易體系，那麼今天，則是用「三零」這超常規的戰略性讓步，去避免中國與先進工業國的貿易脫鉤，這是從今天幾乎得而復失危機中的失而復得。「三零」將倒逼中國陣痛般地不僅在經濟基礎，而且在上層建築方面做出壹系列全方位調整，相當於對全國上上下下的利益板塊洗牌重組。應當感謝這個特朗普，沒有他的這個戰略倒逼，中國共產黨下不了「刮骨療毒」的決心，中國也上不了大國競爭的台階，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三零」將逼迫靠政府補貼餵養的國企，從安享壟斷而走向市場，在競爭中去鍛煉求生存求發展。從而讓中國廣大人民享受到平價汽油、平價電費、平價網費、以及平價進口汽車、平價進口藥品、平價豬肉等壹系列實惠。「三零」還會讓中國壹步到位地淘汰掉那些傳統劣勢、得不償失、既拼能耗又拼環境的夕陽產業，從而輕裝上陣地集中於那些如今全球都處於同壹起跑點的新興產業，這才叫后發優勢。中國的后發優勢不應僅僅停留在城市的基建外觀的美輪美奐，而應把握機遇在新興產業之高起點上起飛，更尤其應吸取資本主義文明幾百年來的經驗教訓，去粗取精、彙集各國精華而在高起點的制度轉型上有所作為，並能創造性地後來居上。可見，沒有了傳統產業的拖累羈絆，甩掉了那些罈罈罐罐，卻又還能留在高精尖的科技產業貿易圈內，那麼，充分利用好這其實是雙面刃的「三零」機制，藉助于中國目前全球最全的製造業存量優勢，加上全面配套的結構性改革即體制轉型升級，那麼，壹個全方位改革后的中國，豈不更易輕裝起飛、豈不更能大國崛起？
如果說，當年若沒有「被開除球籍」的落後壓力，中國不會啟動改革開放新國策的話，那麼，今天若沒有中美貿易脫鉤的新冷戰壓力，這早就被賦予「改革死了，改革萬歲」而躑躅多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就難以邁出新步伐躍上新台階了。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她又站在了這麼壹個十字路口前：
要麼，接過特朗普打過來的「三零」雙面刃王牌，因勢利導地讓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科技、中國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全面地升級到與先進國家處於同壹歷史發展階段文明的競爭平台，如此倒逼出來的中國，就不僅僅是什麼「中國製造2025、2035」，而是「中國制度2025、2035」 ，乃至「中國文明2025、2035」。如此倒逼出來的大國競爭力，即以其軟實力作靈魂的硬實力，才是貨真價實的大國競爭力。
要麼，則高舉愛國主義的旗幟、狂呼民族主義的口號，「禦敵於國門之外」[19]，替代已垮台的前蘇聯而重新當頭，去迎擊「美帝國主義」和「西方敵對勢力」的挑戰，打壹場「新時代」的新冷戰，乃至局部熱戰，從此中國將再次向西方關起大門，僅與還處於前現代文明期的非洲弟兄們去抱團取暖，去享受自己的「舉國體制」優越性。
何去何從，中國共產黨當然可自主作出抉擇。
四、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理論篇 上）
毋庸諱言，在今天要改革中國，首當其衝就必須改革中國共產黨，首先拿中國共產黨自身的痼疾頑症毒瘤來開刀。
在中國已連續執政七十年的中國共產黨，今天，必須正視自身的改革，或叫自我革命。積七十年執政的沈屙弊端包袱，這改革中國共產黨自身，或許便是中共可避免因制度腐敗而遭革命推翻和清算，可避免中華民族重蹈動蕩復轍的唯壹途徑了。如果說，釜底抽薪即刻止損地讓冷戰熄火，是治標，那麼這改革中國共產黨自身，就是治本了。
要改革中國共產黨，就必須將中國共產黨從蘇版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禁錮中解放出來。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非宗教。將馬克思主義宗教化，這是斯大林時代的產物。所謂「馬列主義」，不過就是斯大林主義的別名或學名而已。這被宗教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之最大特徵就是：脫離馬克思主義質的規定性，即那作為馬克思主義之理論基礎的歷史唯物論，將原本植根于這個理論基礎之上，且由它派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應用理論及其術語、詞藻，作出了全然脫離開此基礎理論的、超越時空的抽象價值符號化的闡釋，如將「公有制」、「社會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解釋為超時空的「善」；而將「私有制」、「資本主義」、「人性博愛」、「資產階級專政」……闡釋為超時空的「惡」之類。
這種被抽象道義符號化的馬列主義教，壹經傳入中國，便與中國早已延綿數千年，且貫穿于從《禮記.禮運》[20]到「五斗米教」[21]，再到「天朝田畝制」[22]那種小農空想社會主義傳統壹拍即合了。在如此歷史傳統中誕生、生存和發展的中國共產黨，便有意無意地、也似乎理所當然地要假「社會主義」之名，假「消滅私有制」之名，和假「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之名，而頑固地抗拒著人類自身發展的歷史必然性，抗拒著更高歷史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文明了。在中國，毛澤東奮鬥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燒不盡的「資本主義尾巴」；鄧小平和他的繼任者們使出渾身解數，四十年來至今也反不掉那前仆後繼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所有這壹切，中國共產黨人固然算是在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但卻也是在抗拒著歷史必然性，且是如堂.吉訶德戰風車那樣地抗拒著歷史必然性。而眼下正在全球火爆上演著的這堂‧吉訶德戰風車最新連續劇目，其片名就叫《巷戰香港》。
中國共產黨將這壹切均說成是「抗拒資本主義復辟」。可它卻萬萬沒意識到，它這七十年來的「反覆辟」本身卻是壹種大大的復辟，即在辛辛苦苦地復辟著中國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中國共產黨人滿心以為自己是站在明天，站在更高的先進歷史文明，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和歷史的進步而批判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可他們卻萬萬沒有想到，自己恰恰是站在昨天，站在更低的落後歷史文明，代表著歷史的倒退和歷史的反動而聲討著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
這真可謂：本想走進這壹房間，結果卻進了另壹房間。又曰：通往地獄的路往往是由通往天堂的願望鋪就的。這或許就是中共執政七十年來，便不知不覺地消弭掉自己早年那可貴的反剝削反壓迫的空想社會主義情操，不知不覺地將自己當年那追自由求平等的赤誠革命初心，均化為了早被《共產黨宣言》所嚴厲批判過的反動的「封建的社會主義」[23]，化為了如今種種逆歷史潮流而動之反動行為的原因吧。
如果說，在十九世紀中葉，封建社會主義在歐洲還只是壹種被馬克思主義所辛辣嘲諷過的反動社會思潮，那麼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它就靠著將馬克思主義宗教化而在東方后發國家的革命實踐中，演化為壹種以抗拒資本主義文明為宗旨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了。這種封建社會主義制度，是對當年新民主主義之新型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和倒退，是腐朽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在「革資產階級的命」口號下的大復辟。同時，這種反動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制度，是壹種有著自身特點的、與以往任何壹種剝削壓迫制度不同的、也極為殘酷的新型剝削壓迫制度。在壹定意義上，它甚至比納粹還納粹，比法西斯還法西斯。
中國共產黨如今還深陷在那個中國兩千多年來「農民造反-皇權復辟」的歷史周期律怪圈中，左衝右突找不到出路。究其原因，現在回過頭去看，無論是毛澤東當年提出新民主主義，還是鄧小平後來實行改革開放，均在在地顯示出，他們當年分別對馬列主義教的叛逆，以及其對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的把握，還都僅僅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也正是因為沒能將這種或那種對馬列主義教的批判，提高到理性認識即歷史唯物論的高度，所以，蘇東陣營中的任何壹位共產黨改革家，從吉拉斯[24]到納吉[25]，從赫魯曉夫[26]到戈爾巴喬夫[27]，乃至從鄧小平到胡耀邦，到趙紫陽，就都沒能從資本主義文明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拒、不可跨越、不可繞過、也不可省略這樣的理論高度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
這固然確實表明了人類歷史上任何理論突破、任何真理獲得的難度，但也尤其表明實踐的廣狹深淺制約著認識的廣狹深淺。可見，沒有「十月革命」后東方國家的革命在其實踐與認識上的反反覆復，沒有在這實踐與認識中人們所付出的沈重、甚至慘痛代價，人類是不會輕易地摘取到金蘋果的。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我才壹直反覆地強調說，從列寧到毛澤東，到波爾布特，到鄧小平，從而整整壹代布爾什維克、老壹輩共產黨人，他們所走過的那深壹腳、淺壹腳密密麻麻的腳印，對於我輩後來者，又是多麼地來之不易和彌足珍貴啊！
現在，歷史已到了當代馬克思主義應提出「東方共產黨人領導新型資本主義制度」理論來的時候了。其實，這個理論不過是當年馬克思提出過的落後國家共產黨人參與資產階級革命論[28]，列寧提出過的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革命論[29]，和毛澤東提出過的新民主主義論[30] 的繼續和發展。可是，這個由此及彼的馬克思主義結論，即東方后發國家共產黨人不僅要領導資產階級革命，還要領導整整壹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制度文明建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整個國際無產階級，整個國際共運，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卻花了整整壹百多年才得以獲得，且還至今為不少左派、乃至整個「毛派」或「馬列毛派」所難以接受和難以承受。
毫無疑問，這個理論當然是對列寧和毛澤東「兩個革命銜接論」的揚棄，是對「東方落後國家由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之日，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時」這壹理論[31]的揚棄，因而，它就絕非是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簡單復歸，或毋寧可將其視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升級版。乍壹看去，這好像又回到了原點：怎麼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后又再回頭去搞新民主主義？但實際上，這種看似的歷史回復，不過是歷史在經過壹個螺旋後於壹個更高歷史階段上的否定之否定。因此，它絕非是新民主主義的補課或資本主義的補課，而是在壹個全新歷史高度，全新歷史視野上對資本主義文明歷史必然性的重新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在歷經七十年執政的曲曲折折、風風雨雨之後，對資本主義歷史必然性和對科學社會主義，在認識上的壹個大飛躍。
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共產黨人在特定的時空干資產階級革命、干資本主義制度，實乃科學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相反，歷史已經證明並還將繼續證明，那種不分任何時空地「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消滅資產階級」，不分任何時空地干「公有制」，干「社會主義」，干「興無滅資」和「鬥私批修」，卻恰是將那原本在西方思想史上早已上升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又在東方革命的實踐中重新淪落為空想。所以，違背人類歷史規律、由國家機器而強加于社會的任何「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就不僅談不上壹絲壹毫的制度優越性，反而會帶給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空前的浩劫。
所以，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們壹再重複干下的那種與國家暴力機器相結合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與聖西門[32]、傅立葉[33]和歐文[34]們早年所乾的那種袖珍型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由於深陷蘇版馬列主義教而不自知，由於沒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批判力，所以多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路線，就只能在要麼鄧小平，要麼毛澤東之間搖擺，亦即在鄧的改良型封建社會主義，與毛澤東的理想型封建社會主義之間搖擺。這就是多年來我們已熟悉的中國政壇糾毛必推鄧；糾鄧必返毛的現像。如此壹來，中國共產黨便根本談不上順應歷史潮流，因勢利導地自覺駕馭那個繞不過去的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必然性，既不能融入並駕馭其市場經濟，也不能融入並駕馭其憲政民主，更不能融入並駕馭那多元文明了。這樣也就當然談不上登泰山之高，觀來去風雲，談不上站在毛、鄧那既成功又失敗的雙肩上，繼承毛鄧又超越毛鄧了。
同樣毫無疑問，這個理論的突破，當然不可能發生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營壘。因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生活在與東方馬克思主義者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文明階段，因而也就自然會面對著完全不同的歷史課題。事實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生活于典型資本主義或后資本主義時代，而東方馬克思主義者卻生活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所以，東方后發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執政后所面臨的實踐和理論問題，包括對「十月革命」以降東方革命所走過的歷史大彎路的反思，就只能發生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營壘，或毋寧說它只能是壹個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命題。
誠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中國社會主義之於歐洲社會主義，也許就像中國哲學之於黑格爾哲學壹樣。但是……當我們的歐洲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在亞洲逃難，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迖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的時候，他們說不定會看見上面寫著：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35]
是的，資本主義文明這個歷史必然階段，我中華民族是不可能省略、繞過和跨越的。因此，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看來，東方后發國家的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即成功地奪得國家政權后，實際上還將面臨著壹個相當長的以資本主義私有製為主體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個階段的歷史必然性，絕不可能因為共產黨人奪得國家政權而消失。在這個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包括新興資產階級在內的人民大眾，與不受監督的執政黨因國家政權的腐蝕而蛻變成的宗法專制特權階級的階級鬥爭；存在著先進的資本主義文明同反動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這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路線與封建社會主義路線之兩條路線的鬥爭；存在著共產黨徹底蛻化變質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新生剝削階級和新生壓迫階級的危險性，存在著反動而腐朽的宗法專制皇權文明在「革命」的名義和「社會主義」的名義下大復辟的危險性。
所以，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就理所當然地要以這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為旗幟，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就理所當然地要以這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為其基本理論了。這個理論之所以能成為凝聚我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就在於它內在地包含了如今在中華大地上嚴重撕裂地存在著的左派和右派各自不同的價值取向：它既堅信並堅守資本主義市場、憲政、多元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又絕不否定中國共產黨民主革命的道統和法統；同時，它還凝結了當下中國的左、右派之間可說是少有、甚至是唯壹的高度共識：如今中國這種特權與市場沆瀣壹氣的高壓維穩治理模式，已壹天也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由此可見，從馬列主義教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回到馬克思主義，回到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以（東方）馬克思主義為旗幟來改革中國共產黨，再造中國共產黨，就已勢在必行了。
五、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理論篇 下）
當馬克思主義從歷史必然性高度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時，自由主義也正從其抽象人性論出發來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在自由主義看來，中國應實行市場經濟，因為市場經濟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憲政民主，也因為憲政民主符合人的本性；中國應實行多元社會，還因為多元社會符合人的本性。總之，歷史可變，人性永恆。
誠然，自由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所壹直奉為圭臬的馬列主義教，及其相應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相當的批判力度，也有著某種歷史正義性和道義制高點。但是，鑒於自由主義那抽象人性論和永恆正義觀，故它便很難理解歷史由此及彼演變的內在必然性。自由主義不承認任何「好」「壞」「正」「邪」，均無不是在特定的歷史必然性中生成、演變和轉化的，不承認在特定時空下的「好」，可以轉化為另壹時空下的「壞」，反之亦然。因此，在自由主義者眼中，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今天這麼「壞」，那是因為它從來就「壞」，壹開始就「壞」。他們不厭其煩地反覆引用《共產黨宣言》中那段膾炙人口的開篇語：「壹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並還挖出馬克思早年的那些藉助希臘神話抒情的浪漫詩歌語言中的「魔鬼」、「惡魔」等詞藻，來可笑地「雄辯」證明馬克思早在學生時代就已是壹位不折不扣的「惡魔[36]。
如此壹來，自由主義作為壹種先天地、內在地完全否認共產黨自身有其演變可能性的理論，又怎麼可能成為變革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呢？因為「改革」、「改革」，無非就是寓「革」于「改」、寓質變于量變之中。改革的政治學意義，無非就是不改變其法統、道統的變革，或從特定法統、道統中生髮出來的變革而已。換言之，共產黨改革之不言而喻的含義就是：讓共產黨新生，讓共產黨變得更好。可自由主義又恰恰在其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層面，斷然否認了這「好」與「壞」有互變的可能性。這就是自由主義與中共改革理論內在地存在著的壹個悖論。此其壹。
其二，按照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和「利益最大化」理論，就只能得出如下結論：古今中外就不可能有壹個自己給自己挖坑以埋葬自己為宗旨的改革。如此壹來，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性經濟人」邏輯，就絕不會是去干那種將會導致自身垮台遭清算的改革。從而，把中國共產黨判定為只會拚死抗拒任何改革也才符合自由主義的邏輯了。如此壹來，這個先驗地將中國共產黨內定為不可改革的自由主義，又怎麼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的理論呢？
所以，自由主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都無法成為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國策的理論基礎。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趙紫陽智囊庫中壹大幫文人，總是試圖從自由主義視角去解讀共產黨改革開放，而最終走不通的原因；也是當年八九學生的「黑手」們試圖用自由主義去引導學生們與共產黨對話無法成功的原因；還是多年來自由主義總是只能在大學校園內，在知識菁英圈中活躍，或即使在改革話語中，也總是只能從工具理性角度偷運壹些自由主義術語給中共的改革開放國策打打補丁的原因。
可見，妳要堅守自由主義么，那妳就別談什麼共產黨的改革開放；要談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么，妳就只得摒棄自由主義了。自由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它可以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卻不可能是共產黨改革的理論。它可以用來打倒和清算中國共產黨，卻無法用來改革中國共產黨。哪怕是自由主義中最溫情脈脈的「黨（君）主立憲」論，其前提也無不是要中國共產黨改換門庭而改信自由主義。
因此，在如今的中國，唯有戰鬥的歷史唯物論，唯有科學的批判的東方馬克思主義，才既可以是今天中國革命的理論，也可以是今天中國改革的理論。東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列主義教和封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批判是尖銳的，甚至是摧枯拉朽的，但它卻給因制度性腐敗而幾乎整個地變了質的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和再造，指出了浴火重生和鳳凰涅槃的道路和希望。
此外，從更深壹層來看，其實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二者恰恰在其永恆價值觀上，有著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之妙：二者都反對歷史有其自身的必然性，都認為任何價值觀都是永恆的、抽象的。正因為如此，前者不能理解當年中共領導的農民革命及其價值觀在彼時彼地中國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而後者則不能理解資本主義文明對於此時此刻中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正因為那病入膏肓的永恆正義價值觀，使得自由主義對中共大張撻伐的批判，常常便不能不陷入首尾難顧、自相矛盾的窘境。譬如：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大都無不熱衷於攻擊馬、列、毛的「個人人品」（其事實姑且100%為真），卻矢口諱言華盛頓、林肯、馬丁等人的「道義瑕疵」。似乎中國自由主義者今天之對共產黨領袖視若寇讎，並非是由於這些共產黨人的政治信仰及其政治實踐，而是因突然發掘出來的其人品有虧所致。再如：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大都賣力攻擊列寧拿德國人的錢和毛澤東拿蘇聯人的錢（其事實姑且100%為真），有人還延燒至孫中山拿日本人的錢，因而就是「賣國」、「間諜」之類。但這幫君子卻選擇性地無視蔣介石也曾拿過美國人和蘇聯人的錢，以及蔣經國曾經是蘇共黨員壹類事實，尤其無視自己今日壹邊大罵共產黨拿外國政府的錢，壹邊自己卻為爭拿美國或台灣的錢而打破頭，並還壹天拿不到就抱怨連連，……。還有，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向來對中共說的任何話都不信，但唯獨對它自詡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針」這話卻深信不疑。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總是拿中共理論與實踐的謬誤，來證實馬克思主義的謬誤。此外。當自由主義者壹口壹個「馬克思主義是外來邪教」時，他們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簡直與中共說「西方普世價值是外來異端邪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總之，在這些絕妙的諷刺划背後，均在在顯示出任何永恆正義觀、抽象人性論那無法解脫的自相矛盾。僅此便也充分地證實了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教，二者在主張超時空的善惡觀，超時空的抽象價值觀上，其實是如出壹轍的，差別僅限於二者處於左右兩極，因而其具體內容有所不同而已。
誠然，正是在當代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壹歷史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其政治主張上存有某種重合點，故二者完全可以是這壹場偉大資產階級革命中的同盟軍。但是，在承認這點時也必須清醒：今天中國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來主導，還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來主導，中國之憲政民主制度的轉型，在其步驟、方式、過程、範圍、層次、趨勢、結局、後果、展望……等諸方面，無論是對於中國共產黨，還是對於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世界格局，都將會是大不壹樣的。
因此，對於今日中國的制度轉型，就要麼是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有序的，其結局終將導致中共鳳凰涅槃、其法統道統得以存續的漸進轉型，要麼則是由中國自由主義（政黨）所主導的，其過程多半是疾風暴雨似的，而結局多半會導致中共遭清算、黨史遭否定的激進轉型。前者若成功，無疑會給東方后發國家由前現代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平穩制度轉型，創建出壹種全新的可操作模式；後者若成功，則意味著東方后發國家的制度轉型之路，就還仍得沿著傳統的制度轉型模式來進行。
二者必居其壹。
六、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實踐篇 上）
自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共產黨那個曾幾何時還壹再掛在口頭的「政治體制改革」，便逐步淡化、虛化了。或許，這由鄧、胡、趙當年信誓旦旦倡導過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今已被劃歸「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37]了吧？中國共產黨今日之頑固拒絕自身改革，固然有其在意識形態上受制於馬列主義教的原因，但歸根到底，則更有受制於中共特權階級自身那既得利益羈絆的原因。
在中國共產黨特權階級的既得利益面前，毛澤東當年那種空想社會主義的文革暴風驟雨失敗了，鄧小平那種葉公好龍似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失敗了。自「八九」以後，由江澤民腐敗治國和胡錦濤無為治國而累計下來的制度性腐敗，如今更是尾大不掉了。今天，習近平是既繼承了毛、鄧兩個時代的正資產，也背負著兩個時代的負資產。如今中共黨內是人人皆腐，反腐者本身亦腐，甚至更腐；不腐者在中共幹部生態圈中已屬異類、難以存活。不僅如此，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腐敗還被輸出國門，在國際交往中大行其道。如果說，習近平當初大刀闊斧的反腐，還曾帶給人們壹線希望，可幾年過去，人們對這個執政黨還有救卻更失望了。這個失望，與其說是針對個人的，不如說是針對制度的。換言之，中國共產黨若找不出壹個可從制度本身具備抗腐、反腐、制腐的內在功能之制度模式和治理機制，而僅靠自上而下地紀檢監察反腐，那是斷然無法讓中國產生出壹個中國共產黨壹直夢寐以求而不得的「制度優勢」來的。而如此制度性腐敗，如此腐敗性制度，又奢談什麼「大國競爭」？！
中共執政七十年，「十月革命」以降100年，這個共產黨壹黨專權的政治制度，這個號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政治制度，至今卻篩選不出壹個能長治久安的良性運轉治理機制，至今官員權力只來自上峰任免，老百姓卻對此毫無發言權，至今也無法公示官員財產，這些都不能不說是這個制度最大的失敗。
反觀人家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可以輪換，但制度卻經得起風浪。即使從最純粹的工具理性著眼，人家那種經幾百年篩選，完善、成熟而從權力制衡中去求得自身制度穩定的治理機制，難道就不值得今天壹直被「維穩」壓力給壓得苦不堪言的中國共產黨，好好去研究壹番和借鑒壹番嗎？
因此，要改革中國共產黨，除了在意識形態上要回到歷史唯物論，為中國重新出發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正名，為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即新型資本主義制度正名，用以解除其意識形態的枷鎖、來壹個再次思想大解放以外，就還得有的放矢地針對中共自身那已尾大不掉的家族式特權階級既得利益，找出壹種既可避免被清算以減低內部改革阻力、又可根治其制度性腐敗癌變的可操作方案來。
針對專制特權階級既得利益的解決方案，歷史上有改良式的英國天鵝絨革命模式，也有以斷頭台開路的法國大革命模式。不過，這裏既然是在談論中國共產黨自身的改革，那當然也就是在討論漸進可行的改良方案了。然而，自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中國是多有人看到革命與改良的對立，卻鮮有人看到革命與改良的內在聯結：沒有革命的外部壓力，哪會有統治階級內部的改良？退壹步講，即使無革命壓力的內部自發改良得以發生，也定會以失敗而告終。1898和1989，同樣是夏天，同樣是北京，同樣是垂簾聽政者對變法的始亂終棄，同樣是用人血為政治體制改革畫上了句號。壹個世紀過去了，除了剪掉辮子，長袍換成西裝，中國就仍還在「中體西用」的泥沼中掙扎輪迴。究其原因，我看是要麼革命全盤否定改良，要麼改良又全盤否定革命。
被「告別革命」論和「和理非」[38]拜物教所大加讚美的英國君主立憲，哪會是如其描繪的那般如跳華爾茲似的愜意？相反，這場發生在330多年前且開啟了世界新紀元的政變，恰恰是充分藉助于外部軍事壓力而引發內部變革成功的壹個典型範例。1688年11月，英國議會中的「帶路黨」們，暗中寫信「勾結」外國（荷蘭）派大兵壓境，逼宮國王詹姆斯二世逃亡，致使變革得以成功，並旋即提出了著名的《權利法案》，宣示限制王權，保障民權，史稱光榮革命。
作為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當然從不放棄革命，但作為壹個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我更從不輕言革命。所以，二十多年來，我壹直就主張：革命與改良均為當代中國制度轉型總戰略的組成部分[39]；革命是絕不能如同加工產品那樣，靠著「革命」圖紙依樣划葫蘆給定製出來的；任何革命的發生都必須仰賴於革命危機的形成；而革命危機稍縱即逝，它只青睞那些平時有備而來者；革命促改良，改良續革命，革命與改良各有長短，彼此互補，相得益彰。
因此，在革命危機正在形成而尚未到來的今天，在政治危機已成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改良作它決不放棄的最後壹次衝刺，焉知就不是此其時也，焉知就不會好風憑藉力，送它上青天？
在去年即2018年，我就已說過，我的那些近二十多年來壹直不厭其煩、不斷重複說過的那許多改革和再造中國共產黨的話，非到「沈船」之時，恐怕是不會被聽進去的。時至今日，在這中美貿易戰與香港危機已聯為壹體，冷戰火苗業已點燃，乃至台海熱戰也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時刻，我想站出來再說壹次，如下基於馬克思主義框架的治本方案，即可避免共產黨被清算的中國憲政民主制度轉型，若中國共產黨再聽不進去，不僅馬克思救不了妳，上帝也救不了妳：
第壹：別玩火，尤其是別在台海玩火。否則，中國共產黨不會再有自我救贖的機會。
第二、香港儘快軟著陸，只要不分裂，其餘都好談，包括（真）雙普選，100%兌現自己曾宣示過的各項政治承諾。
第三、用壹攬子接受「三零」的戰略讓步，去換取美國貿易戰熄火，以避免中美、中西貿易脫鉤。
以上三條當然僅是為贏得治本時間的治標。不過中美貿易戰的擱淺，中美准冷戰的開啟，乃至可能的熱戰，其原因均在於戰略判斷而非技術細節。故只有對關係全局的治本把准了脈，治標也才有其意義。
第四、認準中國現今的社會性質。治本的大前提是要對中國現正處於人類文明發展的哪壹個歷史階段，即中國現階段社會的性質，有著清醒而準確地把握。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根據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目前的制度模式與西方制度模式的競爭，就絕非是什麼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而不過是早該走入歷史的封建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這個封建社會主義制度落後于資本主義制度整整壹個時代。它是傳統宗法專制皇權社會的壹個變種，由造反農民革命軍所建。正因為如此，也僅因為如此，才構成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性，才有了必須掙脫「中體西用」老皇曆的必要性。由此可見，這個基於唯物史觀而對中國如今自身所處時代性質的準確判斷，是中國改革開放得以發生的基本前提，也是全部改革開放的應用理論和操作理論得以發生、得以存在，得以合理的大前提。它是中國改革開放基本理論的奠基石。
這個理論前提異常重要，因為是否有此認識判斷，是檢測中國共產黨是否衝破馬列主義教，是否回到馬克思主義的再次思想解放之最顯著標誌。
第五、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利益死結解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在矛盾是：既要統治者自己實施由上而下的改革，而統治者基於其利益機制，為免可能的清算又自然會抵制改革。如此，又哪會產生體制內、尤其是體制上層的任何內在改革動力呢？事實上，其消極抵制已算是最溫和的了。譬如，取消按幹部等級配給的形形色色的特供和醫療特權，僅此壹端，就會觸動多少官僚特權的利益？就更別說公示財產了。可見，既然制度轉型的改良只能自上而下由統治者來發起，那麼，在體制外革命壓力已日益增大、日益逼近的形勢下，排除來自統治集團內部對改革的阻力，以分化統治集團，就顯得必要而迫切了。因此，既要改良，就必須為統治階級因擔心轉型后必遭清算的拚死抵抗這樣壹種利益糾結解套。
中國自由主義者常熱衷於呼喊「轉型正義」。譬如那位民運首席蹩足理論家，就成天把個「轉型正義」和「清算」喊得震天價響。但是，除非妳拒絕任何改良，倘如此，沒話說，當妳幹革命打敗了共產黨，就當然隨妳的便，妳想怎麼干清算行正義都行。可此君恰又是民運中反對革命、唱衰革命的第壹人。
而在那邊廂，中國共產黨也愈來愈頑固地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禁止談論中國的憲政民主轉型，視人權、民主、自由、法制、多元為洪水猛獸了。誠然，有擔心制度轉型后遭清算這壹心結，也並不奇怪。可謂人同此心，情同此理，這不過是處於制度轉型期所有極權專制者們的共同心態。不錯，鑒於中共自八九后，貫徹強力維穩國策，官民矛盾越積越多，官民關係異常緊張，故官方除了維穩強壓之外已別無良策。這或許就是當年在著名的莫干山會上大出風頭，曾有著「改革四君子」雅號的王岐山，在以改革派面目進入體制、並升到高層后，要來個180度地大轉彎，以「改革派」身份反改革，歪解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為十八大之後「不該改的堅決不改」定調的壹個原因吧。這也正應了那「屁股決定腦袋定律」。更何況，台海彼岸還正在上演著國民黨放權后卻招來黨產清算的活報劇。
可見，就改良或改革而言，光會喊「轉型正義」，就未必來得了正義；而可操作的制度轉型本身，才更可能體現正義和實現正義。
有鑒於此，改革治本之可操作方案的第壹步，就是基於利益機制，為政治體制改革停滯的死結解套。這解套的大原則是：兼顧朝野利益平衡，摒棄朝野零和遊戲；解套的根本目的則是：變改革阻力為改革動力，重啟那已被擱置許久的政治體制改革，邁出制度轉型的第壹步。
第六、在政治層面，轉型的民間利益為：專制集權必須中止，權力制衡必須開啟；而官方的利益則為：中共政權合法性不容挑戰，中共法統、道統不容否定。
為此，零和遊戲便是：要麼民間藉助戰爭危機而爆發革命，徹底清算當權派，壹切重起新爐灶；要麼官方則不斷增大疊加維穩強度，不惜壹切代價嚴防死守拚命撲滅革命火苗火種以維持政權，維護既得利益。
而兼顧利益平衡的改革方案則為：將資產階級經幾百年篩選出的那成熟的權力制衡憲政機制，借鑒地、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為我所用，以完善共產黨的領導，使其能勝任領導中國的制度轉型。這就需要有步驟地開放黨內的政治派別競爭合法化，以首創出壹種迥異於馬列主義教的共產黨領導的新型制度模式：它既能保證權力的有效制衡，又能避免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那種混亂、無序的制度轉型；進而能以此新型憲政模式，後來居上地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舊式憲政模式，展開處於同壹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制度文明之大國競爭。惟其如此，中國才可能為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轉型，作出成功的樣板和表率。
誠然，啟動中共黨內派別競爭合法性的制度轉型第壹步，這對於民間營壘，當然是遠不解渴。但它卻總比停滯惰性、停滯慣性要強吧！常言道：不怕慢，就怕站。既已起步，就有起步慣性，安知它就是龜步？儘管執政黨內的派別競爭並非政黨輪替，但妳能否定它已是某種權力的制衡？妳能否認體制內競爭就與體制外不會構成某種互動？更何況，它畢竟為東方后發國家的艱難制度轉型，又提供了壹種可予觀察、測試的新型模式。所以，雙贏並不要求壹步到位，但卻亟需便捷起步和儘快起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也僅從這種意義上，難道中共黨內的派別競爭合法化，不構成啟動中國民主憲政制度轉型的壹個捷徑？
這壹步之於官方，無異於顛復祖制，顛復馬列主義教的教條。但它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中共的法統和道統，卻未構成壹絲壹毫的挑戰。因為黨內無論哪派掌權，都還是共產黨政權，可又的的確確不是原來的那種權力無邊、不受制約的共產黨政權。由此可見，共產黨僅僅邁出這壹小步，便可換來不再成天坐卧不安地擔心被野心家、陰謀家篡黨奪權搞政變；就會壹勞永逸地解決中共七十年來也未解決好的最高權力轉移危機；就可立竿見影地讓維穩壓力疏解壹大半，不再是「敏感日」越來越多，365天都疲於奔命維穩，又何樂而不為？
更何況，用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升級版，作為凝聚左右共識，消除左右撕裂的旗幟，用中共黨內派別競爭的合法化，作為中國啟動憲政制度轉型的第壹步，用以代替那種壹步到位的政黨輪替之震蕩式轉型，這對於官方而言，可免除其轉型后將遭清算的抵制心結；對於民間而言，則總算找到壹種能突破政治體制改革受阻瓶頸的可替代方案。
不過，即使是在體制外強大革命壓力下由體制內部開啟的這個制度轉型，既然是壹種利益互動、利益交換和利益平衡的結果，既然互動雙方，均有得有失，且綜合平衡后均得大於失，互利共贏，那麼，這轉型的起步，轉型的過程，轉型的結局，就不僅是官民雙方的承諾，而且是雙方的契約，更尤其是有國家機器強制力為後盾的硬約束契約。這便意味著，這轉型本身也需要壹種特別的轉型法律來規範了。如此，任何壹方破壞該契約、該法律，便將意味著轉型的失敗，改良的失敗，官民合作良性互動的失敗。如此，社會便或將復辟極權，或將走向動蕩。
第七，將憲政機制改造地引入中共黨內，實施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必須思想解放和贏得主動地把為「篡黨奪權」案的平反，提上中國共產黨的日程——這包括了以其它種種罪名，尤其是以「貪腐」罪名而定下的各類「篡黨奪權」案——以緩解黨內外的緊張局面。至於確實具有的貪腐行為，則納入常規的黨紀國法處理即可。
毋庸諱言，如今中國的第壹大「篡黨奪權」案，當然就是薄熙來案。薄熙來明顯是因為不同的治國理念、不同的治國抱負，以及不滿於中共黨內最高權力的非競爭上位模式，而落下罪名，身陷囹圄的。中國的不少自由主義者們當年為薄熙來的鋃鐺入獄拍手稱快，這隻能表明他們自己常唱在嘴上的那個「我不同意妳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妳說話的權利」[40]之信念，仍屬口是心非，葉公好龍而已。
中國共產黨正在走著前人未曾走過的路，因而倘若黨內沒有思想、政治、路線分歧，那是不可思議、也不現實的。中共建黨已近100年，可至今也沒能建立起壹種正常的、規範的、可操作的機制，來解決黨內必不可免的思想、政治、路線分歧。多少黨和國家以及軍隊的高級領導人，當年的血雨腥風都走過來了，但卻因建國后的思想、政治、路線分歧，而紛紛倒在了黨內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之下，倒在了黨內沒有正常的健康的路線鬥爭機制之下。過去，在毛澤東時代，由於缺乏良性互動的解決黨內分歧的健康機制，這類分歧就往往被簡單化地用「階級鬥爭」來代替了；而今天，則同樣是因為沒有良性互動地解決黨內分歧的健康機制，於是，這類分歧便被簡單化地套用「反腐鬥爭」和「刑事犯罪」來代替了。這不能不說是壹個極為沈重的教訓。須知，黨的領導人無法無天，為所欲為，那麼，在這種體制下就沒有任何壹個人——包括最高領導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那種壹元化思維，不準妄議思維，就最終會導致不僅壓迫「反動階級」、「敵對勢力」，而且還壓迫自己人，壓迫紅二代，壓迫黨內同僚，壓迫不同意見，最終弄得黨外萬馬齊喑，黨內鴉雀無聲。可見，這哪是什麼三個、四個自信，其實是三個、四個玻璃心，壹碰就碎，還碎壹地。
誠然，薄熙來的治國理念和治國抱負，仍囿於馬列主義教，仍未擺脫封建社會主義的禁錮。但幾年的秦城幽閉，或會讓他對這個教條，對這個制度有所反省，或會讓他從自己所親厲的「黨比法大」之無法無天的遭遇中，體察到他自己也曾在重慶的無法無天需要反省。須知，當年的毛澤東，當年的鄧小平，均無不是在落難罷官賦閑期間，分別對當時正盛極壹時、且自己也曾不同程度上參与過的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有所反思，有所省悟，才萌生出後來其分別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和改革開放來的。
由此可見，中共黨內任何人，堅持任何治國理念，哪怕是斯大林主義，哪怕是回到毛澤東，均不可怕；哪怕他過去和現在也犯過、或正在犯著「左」或右的錯誤，也不可怕。中國共產黨只要改造地引入了憲政的權力制約競爭機制，就自然而然地能比較、篩選出較為切實可行的轉型機制、轉型步驟和轉型路徑，就自然而然地能使得任何施政均不可能走向極端。因此，只要有了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黨內政治生活才會正常起來，整個政壇也才會活躍起來，頂層錯誤也不可能犯得太大而難於糾正了。
總而言之，在今天的中國，從競爭求長治久安，長治久安存；從壹尊求政權穩定，政權穩定亡。這無論對於體制內外，均無不適用。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和國際共運史來看，黨內派別競爭從來就屬天經地義。當年，馬克思領導的第壹國際，就同時存在著馬克思派、布朗基[41]派、拉薩爾[42]派、蒲魯東派[43]和巴枯寧[44]派。馬克思當年盛讚過的巴黎公社，也由布朗基派、蒲魯東派、自由主義共和派、乃至雅各賓派組成[45]。而在馬克思恩格斯領導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就同時合法地存著埃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並各自辦有自己的機關報《人民國家報》和《新社會民主黨人報》彼此競爭。后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也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長期合法並存，且壹度也各自有著其機關報《前進報》和《火星報》[46]。尤其是，這壹黨內派別合法化的傳統，壹直為社會黨國際的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繼承並沿用至今。
資料顯示，至少在中共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有鑑於缺少制約機制去阻止那導致數千萬人餓死政策的慘痛教訓，中共曾正式議論過黨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的問題。據鄧力群披露，毛澤東在會上就明確地說到：「黨內要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只是不允許秘密的反對派存在。」[47]文革中也曾盛傳過毛澤東的壹條看起來「近乎黑話」[48]的語錄：「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49] 至於後來中國共產黨為何終於沒能允許黨內反對派合法存在，這可以讓黨史專門家考察去。但以上這些史料最起碼已可證明，開放黨內多元化，允許不同派別在共產黨黨內合法存在並競爭，就並非是什麼大逆不道的「西方敵對勢力」的意識形態。相反，只要摘下「左」傾機會主義的有色眼鏡，思想解放壹點、腦子開明壹點，就會明白：它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優良傳統而已。
七、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實踐篇下）
第八、將憲政機制變通地、改造地引入中國共產黨，讓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政治也就自然要求公開透明。為此，作為對境外不同聲音進行封鎖而建在網際網路上的信息柏林牆，就自然而然顯得多餘了。
中國政府首創了「網路主權」概念。儘管這壹概念的國際法含義引發極大的爭議，但只要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與法的理論這個視角，從人類發展各歷史文明階段的演變史這個唯物史觀視角去考察，就不難發現，這個「網路主權」本身的歷史文明意義了。換言之，由於人類歷史發展的不平衡，現代史前文明與現代文明本身在當代世界同時並存，從而致使那史前文明也要透過當代國際法這壹途徑，頑強地表現自己罷了。換言之，所謂「網路主權」，不過是尚處於現代史前文明期的國家，要在當今信息網際網路社會這種現代文明中，為求其史前落後文明不甘退出歷史舞台，而在當代國際法體系中爭奪其自主權和話語權而已。
然而，從改造中國共產黨這壹治本目標模式來看，在信息化網際網路時代，無須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作任何封鎖，而能在暢通無阻的信息挑戰中仍屹立不倒，並能競爭和發展的共產黨，才算得上是真共產黨；無須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作任何封鎖，而能在暢通無阻的信息挑戰中仍屹立不倒，並能競爭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才有資格稱得上馬克思主義。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必須在壹個完全不封鎖網際網路多元聲音的環境中站得住腳，那才可能有真正的長治久安。這對於長期習慣了在壹元化封閉生態環境中求生存、謀發展、談崛起的中國共產黨來說，這當然是壹個無比巨大的挑戰，甚至是命運攸關、生死存亡的挑戰。從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之起起伏伏的教訓來看，從中美冷戰、熱戰若開打將決定中國共產黨之命運的意義上來看，倘無開放網禁的背水壹戰，倘無在開放網禁中置之死地而後生，中國共產黨是斷難治愈其沈屙痼疾，斷難鳳凰涅槃的。
封鎖網際網路，固然是為封鎖不同聲音，但尤其是為封鎖事實真相。事實真相是既包括現實真相，亦包括歷史真相。中國數千年的宗法皇權文明史，就有過為尊者諱、為賢者隱、為親者避的古老傳統，這是壹方面。另壹方面，中國共產黨建黨已近百年，執政也近七十年，在當年打天下時期，因彼時彼地的政治鬥爭需要或判斷，與現今中國共產黨所鼓吹和宣傳的調門大不壹樣，乃至正好相反；或因地下鬥爭、軍事謀略的需要，也自然干過許多聲東擊西、縱橫捭闔、打進去、拉出來的事，當時需要保密而壹直不為外界所知；或執政后以「歷史從來都是勝利者寫的」這種心態，去撰寫出的大量黨史、革命史、戰爭史和執政史、……，所有這壹切，在今天這個信息開放、信息爆炸的網際網路時代，其史實的真偽辨析和解讀，便當然統統都得面臨極為嚴峻、甚至是空前的考驗和挑戰了。
過去，在毛時代，中國共產黨內的特權，除物質生活上的那明細而森嚴的等級制外，還有精神生活上的等級制。這就是所謂「內部發行」的灰皮書、白皮書、藍皮書和黃皮書、……之分。今天這個信息特權的享有，又是以能否乃至多大程度上可上「外網」來體現的了。其實，「外網」這稱謂本身就很有意思，它不言而喻地蘊含了中國的網際網路，其實只是國內「互聯」，其實不過是個大壹點的區域網而已。
中國共產黨為封堵各類「敏感」信息，可算是絞盡腦汁、不遺餘力。依託于從西方文明輸入的高精尖信息科技的武裝，將對人民的信息封鎖、信息監控，推向了幾乎無所不包、無以復加的當今世界之冠。但殊不知，在這個誰站在信息科技之巔誰就站在了全球競爭力之巔的時代，人家是信息毫無障礙地交流、碰撞、激勵和競爭，而妳則是殫心積慮地封網、過濾、壓制和鉗制；人家是最大限度地調動和激發全民族的創造力和創新力，而妳則是最大限度地將國民的思想火花撲滅于萌芽之中。試問，妳這不是自己在給自己過不去，拱手讓人在凝聚著大量創新力的高新技術方面，永永遠遠地卡住中國的脖子嗎？！
如今，中國網路上的歷史禁忌與現實禁忌不斷疊加，敏感詞是越積越多，包袱也越背越重，還常常顧此失彼，捉襟見肘，鬧出不少笑話。然而，真相的吸引力是無窮無盡的，它足以摧毀任何信息封鎖的銅牆鐵壁。於是，建牆與翻牆，封鎖與反封鎖，敏感詞與反敏感詞，……中國廣大網民便與疲於奔命的官府，正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展開了這壹次又壹次的拉鋸戰。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構成了當今網際網路上的壹大奇觀，並還將永載史冊。總有壹方將會以失敗而告終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這正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50]：妳越禁我越好奇，越感興趣，最終適得其反，走向反面。其實，這「禁」本身，倒儼然成了被禁信息的最有效的免費廣告。這不，請看香港地攤上那多如牛毛的瞎編亂造、印刷粗劣的「內幕」書刊，賺的不正是大陸遊客們拜封網所賜的那個蜂擁而至好奇心的冤枉錢？君不見，香港「銅鑼灣書商事件」的廣告效應，不就壹下讓紐約突然從地下鉆出好幾位「寫手」來爭當該書的作者？可見，如今中國嚴苛的網際網路封鎖，已讓官方終於掉入了自己挖的坑：妳說的任何話——哪怕地地道道為真——都少有人去相信了。
然而，退後壹步，海闊天空。中國共產黨只要不受困於那多半屬自我禁錮的馬列主義教，與其那可笑的抽象道義觀決裂，回到歷史唯物論這壹共產黨人的老本行，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了，即沒有不可正視的歷史，也沒有不可正視的現實。從而開放網禁，輕裝上陣，面向未來，又何樂而不為？謂予不信，只須看看本人多年以來，在壹個完全開放的信息世界，基於自由派所持之全部事實，為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為毛澤東乃至中共革命史所作的幾場辯護[51]，以及承認「毛派」所據之全部事實，為鄧小平改革開放國策的辯護[52]，就會明白，學會在壹個開放的信息世界大海中游泳，實乃壹個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基本功。
可見，只要在中共黨內引入派別競爭機制，那個藉著莊嚴無比的「國家主權」、「國家機密」而對網際網路上多元聲音的封鎖，就大可不必了。譬如，只要黨內派別競爭起來，其反思黨史也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如此壹來，那網際網路上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信息，國際共運史、蘇共黨史、以及中共黨史這類信息，不就隨之自然而然理當解禁嗎？然後，是建國后的歷次運動史，包括大飢荒的死難人口數據和相關史實，也將自然得到正視而予以解禁。再由此及彼，抗戰史、辛亥革命史、……就還有任何封禁的必要嗎？然後，隨之而起的對評毛、評鄧的分歧和討論之習以為常，整個中國共產黨，整個國民，其經受事實衝擊的那根神經，也將自然日漸堅強。這樣，中國共產黨所長期背負著的那沈重的信息封堵包袱，也將漸漸地冰釋，從而，那耗費天價資源而建造和維護的信息柏林牆，也就再無任何存在的必要了。與此同時，能在壹個開放信息環境中生存、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其機體不就只會更加強健嗎？由此亦可見，僅從網際網路開放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上便能看出，開放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的的確確正是中國制度轉型起步的壹個捷徑。
網禁壹開，言禁、報禁也就形同虛設，難產數十年的《新聞法》也就自然而然得提上日程了。
第九、只要是循序漸進，各種非政治性自發的民間社團，包括民間工會的放開與規範，也就水到渠成。官方與民間的雙向互動也就日趨頻繁。至於是良性互動還是惡性互動，這就取決於雙方的智慧了。對此，不妨開放各省、直轄市的不同試點去探索其良性互動的途徑。
在這互動過程中，司法公正改革，政治犯問題，平反冤假錯案等歷史遺留問題，都會逐壹提上日程。不過，即使是釋放政治犯，乃至平反冤假錯案等提上日程尚需時日，但至少立即改善被囚人員——尤其是政治犯——的獄中人道待遇，則是可立即實施的。
西藏、新疆的民族問題，自然無法迴避。應在首先承認過去犯下嚴重大漢族主義錯誤、對邊疆民族造成過嚴重民族感情傷害這個大前提下，著手民族區域遺留問題的處理。大原則是不分裂，最大限度的充分自治。立即著手迎接達賴喇嘛尊者回國，展開談判；可立即與新疆流亡者展開談判，歡迎其中的主張自治者立即回國展開其自治治理新疆的談判。其他民族地區問題，均可參照西藏、新疆自治原則。
台海可維持現狀，不獨即可。可考慮參照當年蘇聯時代的烏克蘭、白俄羅斯之「壹國三席」模式，允許台灣以「壹國兩席」模式重返聯合國。
香港應兌現自己諾言，無條件尊重其民意自主的雙普選，尊重其名副其實的自治。
歡迎海外流亡者回國，與之展開對話。展開各級、各界別、各層次的體制內外多種形式的對話與互動，以探索和比較各種可行的和平、有序的制度轉型方案。可考慮在條件適合的時候，召開全民和解的大圓桌會議。
第十、鑒於中國共產黨，積七十年之壹黨專權，欠下的債太多，背上的包袱也太多，故既然是有序轉型的改良，那麼對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就可分輕重緩急，逐壹提上日程。譬如：房屋、土地的私有產權問題，民營企業的公平競爭問題，廢除城鄉戶籍雙軌制問題，廢除官員特供，官員公布財產問題，稅制簡化，公開，杜絕稅外亂收費、國庫用款透明問題，全民健保，全民教育，全民養老問題，提高最低收入保障，老兵退役福利保障問題，……；還有，嚴厲打擊違法違規食品藥品，嚴厲打擊拐賣人口犯罪，嚴格清理非法外籍滯留人員，規範公務員文明執法問題，……等等、等等壹系列問題。
在所有這壹系列堆積如山待解決的具體歷史遺留問題中，我特推薦兩個可操作方案供參考。
壹是金融專家盧麒元先生曾提出的，國家可考慮：
「開啟不明來源收入的稅收補交及合法性確認工作。……我們在建立關於資產持有課稅之時，應給予所有居民壹次補稅的機會（可以理解為壹次性特赦）。此後，國人的資產得到法律確認，且得到憲法和法律保護，神聖不可侵犯。當然，反腐敗也到了收官之時了。」 [53]
在我看來，為爭取制度轉型的平穩有序計，為最大限度地變制度轉型的阻力為動力計，這個思路，不失為壹種向中國既得利益特權階級所實施的壹項特別贖買政策。
何以要如此「政治不正確」？這豈非有違「轉型正義」？答曰：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也！在和平轉型與動蕩轉型的代價之間，首當嘗試前者，如此而已，僅此而已。須知，中華民族的和平制度轉型若能成功，其成功過程本身所體現出的具體「正義」，要勝過壹萬個失敗的抽象「正義」。更何況，基本價值觀從來只是行動的指南，而絕非可直接拿來當操作乾飯吃。所以要有理想，但更要有可操作的理想，要將理想寓於可操作步驟之中。這是因為基本價值觀與實際政治操作畢竟是兩個層面的東西，這就像從知道槓桿原理到妳能實際撬動地球，其間的距離豈止十萬八千里？所以，基本價值觀的堅定與純粹，並不排斥實際操作中的縱橫與權變，迂迴與妥協等等。
另壹個則是王力雄先生多年來壹直孜孜不倦倡導的「權民壹體論——遞進自組織社會」，又稱：遞進民主制[54]。這完完全全是壹個純屬工具理性的、從基層起步的民主建政方案。這對於中國、尤其是農村基層政權多被當地家族把持，甚至已黑社會化了的中國底層頑症，不啻為壹劑可予嘗試的別具壹格良方。況且，這種從底層起步的遞進自組織社會，與從頂層設計的中共黨內派別競爭合法化的改良型憲政機制相結合，就正好形成壹種完全不同於西方任何政治體制模式的新型政治體制。倘中國能在自己的制度轉型中將其試行成功，它就將100%屬於咱中國人的原創，這也是很能為咱中華民族長臉的事。不僅如此，它還意味著中國已經將自己在人類歷史發展階段上的制度文明，從前現代文明躍升到了當今現代文明。如此壹來，中華民族也才會真正給當今世界提供壹個可讓人刮目相看的「中國方案」；如此壹來，中國就還愁自己在世界舞台上沒有「大國話語權」嗎？
第十壹、在公職人員公示財產方面，為減低阻力，有效緩衝，可參考當年經濟體制改制之初，國家同時實行計劃與市場雙軌制，以及過去正式工與合同工雙軌制的經驗，看能否可實行財產陽光法案雙軌制。即：對新上崗的公職人員，將公示財產作為其上崗的法定前提；而對已在崗人員，則可給予壹個自主選擇的緩衝期：或留崗公示財產，或提前退休下崗。如此壹來，不出幾年，國家在職公職人員，就都可自然而然地全部處於陽光法案的復蓋之下，而整個官場，也可做到基本無大的震動。更重要的是，這或可突破致使陽光法案遲遲無法出台的瓶頸，使之儘早頒布實施，以取信於民，同時也儘早地為國家從吏治源頭上堵住官場腐敗。
第十二、完全可以預見，有鑑於左派已經由中共黨內競爭途徑而納入了體制，故在這整個轉型過程中，中國的這種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和平制度轉型，將自始至終會受到自由主義的挑戰，尤其是那高舉「開放黨禁」和「政黨輪替」大旗的挑戰。
這個本質上屬改良的，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或主導的中國政治制度的和平有序轉型之路，這個具有嘗試、開拓意義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即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型資本主義憲政民主轉型之路，它是否走得通，是既考驗著中國官方的菁英，也考驗著中國民間的菁英。毫無疑問，在這整個轉型過程都將充滿著艱難和艱辛，弄不好，倒退將隨時可能發生：或許是極權剛邁出的壹步或幾步就又縮了回去，改革文官下台，軍事強人復辟，然後壹切又是萬馬齊喑；或許則是社會持續動蕩，經濟衰退，貨幣貶值，民生雕敝、怨聲載道，邊疆獨立之聲又起，……。以上兩種，當然均屬惡性互動形態，算是和平轉型某種程度的失敗。
然而，也可能會有第三種前景，即在威權和放權之間求得某種良性的動態平衡：將壹些較為棘手的問題——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派別競爭，是否必須得轉化為政黨輪替，對台灣及壹些邊疆民族自治區域、乃至香港內部，壹直就存在的獨立訴求之如何化解，歷次冤假錯案的國家賠償問題，……，諸如此類——均可交給時間，有的甚至得交給我們的後輩子孫，運用他們的智慧去逐步解決。或許，壹個分權的聯邦制，就解決問題的大半。總之，政治越是民主、自由、法制和清明，人民越富裕，國家越強盛，祖國才越有吸引力，分離也自然將化解于無形。
然而，羅馬不是壹天就建成的。故在威權和放權之間的這種良性動態平衡，須積以時日，才可讓中華民族最終走出那個「農民造反-皇權復辟」的歷史怪圈和千年泥沼，從而讓官方與民間終獲雙贏。如此，中國人民幸甚，中華民族幸甚。何去何從，這對於壹個已歷經百年制度轉型而不得的千年古老文明，將是壹個極為嚴峻的歷史考驗。如果中國這場由改革后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或主導的和平制度轉型失敗，或者，中國共產黨根本就拒絕自身改革和制度轉型，那麼，這或許就是中國共產黨、乃至中華民族的劫數，剩下的，也就只好聽天由命了！
八、「改共」與「滅共」
毋庸諱言，如今在海外，「反共」與「滅共」的口號，已是呼聲壹片了。儘管這「反共」口號已為海外民運喊了多年，但喊出「滅共」口號，發起「滅共」戰役，卻是郭文貴所獨創，是郭文貴發起的「爆料革命」所獨創。
郭文貴先生是壹位逃亡海外的中國富商。這位出身於中國農村底層草根的70后，藉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大潮，在商界摸爬滾打，竟打出了壹片天地，壹度還混跡于高層的政商外圍圈，飽嘗其中的酸甜苦辣、起伏跌宕。他曾經遊走于官商兩界，在商海沈浮中被浪頭推上過頂端，也被巨浪打入過谷底；加之有著過人的機敏，善於從實踐中學習，從而能出類拔萃，成為如今從體制邊沿中反出的、且橫跨商界與政界，縱橫于體制內外、打通了草根與菁英，馳騁於國際與國內這樣壹位能量巨大、前所未有的操作型民間領袖。自從郭文貴於2017年異軍突起在紐約「洋山泊」揭竿而起，扯起了「爆料革命」大旗，藉助于社交自媒體，大爆中共核心層內幕，自成壹系，重新洗牌，居然後來居上、壹躍而成當今中國民間反叛營壘之主帥；並壹掃海外民運三十年來萎靡不振之晦氣，攪得風生水起，全球各洲響應，儼然壹派 「洋江湖」造反割據之景觀。只見這「爆料革命」與中共當局，或隔空對壘，或咫尺勾兌，或劍拔弩張，或踏雪無痕；雙方都鉚足了勁頭，調動起資源，國際國內，洋人華人，既有法的較量，也有痞的叫罵；縱橫捭闔，蹩馬將軍，各打各的長處，各有各的勝負，這邊廂是越戰越勇，那邊廂則窮於應付。才不過短短兩年，這郭文貴便已然成了官方勁敵，以至於整個中國的民間抗爭，面貌也為之壹新。
中國今天正在經歷著壹場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場中華民族重新出發的遲來資產階級革命，其面臨的仍然是當年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時代之同樣的歷史課題：爭人人平等、廢貴族特權。郭文貴的爆料革命，不過是這四十年來處於中共官權壓榨下，壹直戰戰兢兢、笑臉逢迎、逆來順受、逼良為娼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公開發聲。郭文貴的發聲，其所代表的，猶如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新興資產階級壹樣，是遠比他身處的那個階級要寬泛得多的被壓迫階級的利益。所以，今天的郭文貴，是在為著整個中華民族被壓迫被剝削著的中國「第三等級」而戰：他代表著楊改蘭[55]、孫志剛[56]、錢雲會[57]、雷洋[58]；代表著張扣扣[59]、楊佳[60]、鄧玉嬌[61]、；代表著高智盛[62]、郭飛雄[63]、王全璋[64]；代表著萬潤南[65]、牟其中[66]、袁寶璟[67]、曾成傑[68]、徐明[69]、李明[70]、段偉紅[71]、吳英[72]、王功權[73]、信力建[74]、薛必群[75]；也代表著任志強[76]、王瑛[77]、王石[78]；在某種意義上還代表著吳小暉[79]、肖建華[80]、王健[81]；乃至王健林[82]、馬雲[83]、馬化騰[84]，甚至還代表著老壹輩的盧作孚[85]和冼冠生[86]，……等等、等等。
郭文貴的爆料，是當今中國第三等級的泣血控訴，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對中國宗法貴族特權階級的泣血控訴。郭文貴的造反，是中國民營企業家被逼上梁山的造反。這個造反，在客觀上代表著今天中國渴望著免於恐懼自由的廣大社會階層的共同心愿，代表著中國所有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當然首先是代表著如今正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
如今，中國當代資產階級革命的英勇戰士已經誕生，中國壹幫唯恐燒著手指的偽自由主義「民運」菁英之流，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瑣和迂腐的「砸郭」，反襯了這位頂天立地戰士的偉大。這幫年復壹年只能在各種「研討會」、「紀念會」圈中刷存在感的傢伙，無不是繼承了後期資產階級的勢利和貪婪，卻獨獨缺乏早期資產階級的英勇和獻身。
當前，這壹場發生在中國內部的具革命性質的改良，或具改良性質的革命，正與由特朗普領軍的重新定義西方與中國關係的國際大洗牌，與香港的街頭抗爭遙相輝映，互為表裡。這種看似歷史偶然性背後的歷史必然性，其摧枯拉朽的巨大能量，無論怎麼估計都不嫌高。
無疑，眼下「郭文貴」這仨字，已成為牆內的頭號敏感詞了。而官方對於這位如今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對手，卻經歷了壹個從不屑、霸道、顢頇、到正視的過程。如今，郭文貴的爆料革命，已公開打出「滅共」的旗幟，算是他向中國共產黨發出公開而明確的叫板和挑戰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建議中共應正視郭文貴的壓力，這可不是傳統海外民運那種疥癬之疾！中共應儘早與郭文貴展開談判——不是那種僅限個案勾兌的施壓式接觸，而是嚴肅、認真地正視其政治能量和政治訴求。我甚至覺得，倘若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朝壹日開啟了自我改革的歷程，開啟了中國新民主主義制度轉型的歷程，那麼，郭文貴先生應當是妳們應首先邀請進體制內，參与中國制度轉型之不可多得的幹才。更何況，既然中共可以邀請被妳們冠以的「極右翼」、「反共政客」的班農赴京，那又有何理由不能與這位班農的親密戰友好好地談談？
就在不久前，郭文貴又將他的「滅共」口號，特別闡釋為「以共滅共」，並還刻意強調了「不搞清算」，用以與傳統民運幫劃清界限。儘管郭文貴也居住紐約，可我卻與之從未有過直接接觸，也從未通過電郵、電話。所以，他的這「以共滅共」作何解，我還並不清楚。然而，他的「以共滅共」，與我的「以共改共」，卻僅壹字之差。而他的「爆料革命」不搞清算，則與我的這同為制度轉型之戰略，且與革命互為表裡的改良，亦正好不謀而合。
但不管怎樣，我也從不諱言，若沒有體制外「滅共」的巨大壓力，又哪來體制內「改共」的發生？事實難道不正是如此嗎：積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之經驗教訓，倘若沒有體制外的革命壓力，今天中國體制內的改良，其首先是改革中國共產黨，將無從發生；中國的平穩制度轉型，也將無以發生。
九、結論
總而言之，從某種意義可以說，以斯大林主義為其核心的蘇版馬列主義教，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中世紀黑暗」。它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光輝的遮蔽和褻瀆，壹點也不亞於當年路德和加爾文時代的羅馬教廷教義。如果說，當年在歐洲歷經千年中世紀黑暗之後的路德和加爾文的基督教變革，被稱作宗教改革的話，那麼，今天這個在東方革命歷經百年摸索后的重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重回科學社會主義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就毋寧可被視之為是壹場對馬克思主義的去宗教化的革新，或去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了。
正在本文收筆之際，讀到壹篇來自北京的據稱是中央會議精神的吹風文稿，共計三十壹條。讀罷全文，我看其中的精髓正是這第24、25條：
「貞觀之治的前提是玄武門之變，把政治對手全部拿掉了。中國這個國家的獨特之處就是高度集權和國力鼎盛是壹體的」；「未來30年，西方民主與東方集權將會成為全球兩大政治模式，但是，東方集權會稍勝壹籌，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87]
可以說，此文既是壹篇政策宣示，也是壹篇問世宣言，更是壹篇宣戰書，東方極權主義的宣戰書。此文好就好在赤裸裸，單刀直入，為其「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88]提供了壹個精準的註腳：搞掉政治對手。不過，比起這幾年那炙手可熱的商君馭民五術[89]，此文還是對其中的「貧民」術有稍許修正，即提到了社會福利，提到了國強民富，並坦承「政治體制改革緩慢」[90]要以國民福利來彌補。
不過，此文也不失時機地給本文的主題——當前的中美之爭的要害，是早該走入歷史的宗法專制皇權制度，與近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競爭——送上了壹個最新鮮、最確鑿的證據。
從當年的歪解托克維爾，到近年的提倡商鞅馭民術，再到這篇極權宣戰書，就不難看出這些年來中國共產黨內那「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回潮的軌跡了。30年來的中國改革開放已雄辯地證明，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共產黨只要停滯了自己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局就會壹步壹步地走向「左」傾，走向「左」傾回潮，乃至走向今天這「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大舉捲土重來。這不正是「8964」之負面效應，在當今的明確顯現嗎？對此，作為習之左右臂的哼哈二王，當難辭其咎。
可見，從毛澤東的理想型小農空想社會主義出發，是既可以延蘇版馬列主義教，走向宗法專制皇權復辟；亦可以循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和科學社會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的升級版，即共產黨領導的新型資本主義文明。前者是頑固地堅持自己那作為近現代的史前期文明，後者則是使自己從史前期文明躍升到近現代文明。而在這二者中，究竟何者具有真正的大國競爭力，何者才能後勁持續地面向大國競爭？這豈不是朗若白晝嗎？更何況，中國數千年，有多少帝王將相諳熟商鞅馭民術，可這又豈能擋得住大江東去，江風吹倒歷朝樹？又豈能擋得住「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91]？
前天，列寧曾說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昨天，毛澤東也曾說過，社會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而今天，東方馬克思主義則要說：用高新科技武裝起來的當代封建社會主義就是戰爭。對內，它是以「維穩」為名對全體國民的戰爭；對外，則是以「大國崛起」為名對西方文明的戰爭。總之，是高科技武裝起來的中世紀文明對當代文明的戰爭。
所以，我的這篇文章，就僅僅是對中國共產黨內，紅二代中，以及壹切還既懷抱著當初共產黨人那剷除人間不平之純真初心，還懷抱著當初共產黨人那追求自由民主之素樸理想，卻又在當下比比皆是的現實黑暗中，苦於找不到出路的中國共產黨人而寫的。
看來，中國共產黨又到了召開另壹次「遵義會議」的時候了；又到了召開另壹次「十壹屆三中全會」的時候了。
中國的毛左們，應當將妳們對毛澤東那素樸的感情，提升到理性崇毛的高度，自覺地投身到中國當今這壹場偉大的再次資產階級革命中去，投身到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升級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去，投身到用馬克思主義改革和再造中國共產黨中去，投身到中共黨內的合法競爭中去。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理解，壹直還停留在和滿足於感性認識階段，也是沒有出路的。何況今天中國最需要的還是打天下的毛澤東，大鬧天宮的毛澤東。
曾幾何時，當年風華正茂的青年毛澤東，獨立寒秋于嶽麓山頭，遙望鷹擊長空、俯瞰魚翔潛底，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壯志。時過境遷，準備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人，此時此刻難道不應當立下如此宏願：「改革中國必先改革中國共產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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