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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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主義對中國社會的禍害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0月20日
作者 中國網友
愚民，顧名思義，愚昧或愚蠢之民。愚昧或愚蠢到何種程度，才叫「愚民」呢？依我之見，不懂得常識就可被歸入「愚民」之列。若我的這個說法還算差強人意的話，那麼就須再問：哪些屬於常識範疇的東西呢？
下面打幾個比方：
1、「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呂氏春秋》）應該說，戰國末期的秦漢之際就有此種認知，是非常超前的。順此推理，作為「天下人之天下」中的壹員，我們老百姓照理應該有壹份對天下公共事務和公權力發表看法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份權利，那壹定是被某些人或某個集團剝奪了的，我們應當將之爭取回來。這也是我們回歸正常社會（即民主社會，下同）所必須作出的努力之壹。
2、「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此處的「民心」，如何解讀？依照現今的普世價值觀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謂的「民心」，應該是能夠表達自由意志和正當訴求的「公民之心」，而不是「被代表」的 「愚民之心」。羅國齊奧塞斯庫同志曾高唱「三個自信」，其中壹個叫「人民自信」；伊國薩達姆先生臨刑前也曾高呼「人民萬歲」；別的獨裁者也總是「人民」不離口。他們嘴上的「民心」，是「公民之心」還是「愚民之心」？想必應該是後者吧。既然如此，在齊同志和薩先生所主導的非正常社會(即專制社會，下同)里，「民心」的「順」和「逆」真的能決定朝政的「興」和「廢」嗎？妳老百姓的想法和意願真的能夠影響其決策和朝政之走向嗎？照我看，那壹般是不可能的，妳甚至連表達的自由都沒有。他的「江山」他作主，「民心」算個什麼東東啊？所謂的「民心」，不過是專制統治者強調自身正當性的壹種體面的說辭而已。
3、「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王安石）朝廷與百姓之間，究竟誰供養誰？這個問題本來十分清楚，可長久以來卻總是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譬如壹度甚囂塵上的「砸鍋論」，以及「沒有國哪來家？」 「離了朝廷妳什麼都不是」等，當屬此類玩意。這確是非常奇特的現象，就連千年以前的王安石都明白的道理，及至讓我們這些文明時代的後人來回答時，反倒變得不明不白，乃至完全給弄顛倒了。
4、古諺雲：「民愚愚壹個，官愚愚壹方。」這當然是人治社會（非正常社會）的特徵，這樣的社會甚至可極而言之：君愚愚壹國。就是說，不論官愚還是君愚，他們的弱智和昏庸都會將壹方或壹國民眾的群體智商拉低到跟他們同等檔次乃至更低的地步。原因就在於「人治」這東西，是以朝廷統治者個人的道德、行為、好惡、認知，而不是以法律、正義和人類良知為標準的。妳的智商和見識若超過他們，那妳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或別的什麼不可測的風險，這樣就使得妳不能不裝傻以保全自身。與人治對應的法治（正常社會）正好相反，若出現「官愚」或「君愚」，壹是很難拉低民眾的智商，二是很快就會被民眾擼掉。
5、唐太宗雲：「法者，非朕壹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假如朝廷（朕即朝廷）自己為自己立法，又自己監督自己來「以法行政」，那這樣的「立法」和「行政」，若用現今的普世價值來衡量，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呢？依照人性的壹般規律，人們是不可能自願制訂出不利於自己的規矩和法律的。正是洞穿了人性的這個弱點，才有「立法權」、 「國民制憲」以及「立法」與 「司法」、「行政」相分離等理論的提出和付諸實施。即是說，這樣才算得上「天下之法」。諸如此類的問題本來也不難理解，可它卻偏偏引起法學專家們打上了筆墨官司，以致爭論不休，莫衷壹是。甚至還有專家冒出「憲法(天下之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參見張雪忠《再論國民制憲》)這種令人錯愕的歸責言論，著實令人瞠目結舌。
上面這些其實都是正常社會的常識，壹般民眾都應該懂得，它們實際已經成為現代公民的應知應會和先決條件的壹部分。妳若不懂得這些常識，那妳就可能被視作「愚民」。同時也可以推知，妳所處的外部環境很可能就屬於非正常社會。我壹向認為，在非正常社會「被代表」的人民裡邊，愚民的佔比通常不會低於90%。換言之，絕大多數國民都搞不清壹些最基本的常識。
造成此種不堪狀況的因素裡邊，民眾自身的原因雖然也有壹些，但主要還是外部環境型塑出來的。所謂外部環境，通常是指制度、文化、習俗、教育、宣傳、信息、互動等等。這樣的外部環境，在非正常社會通常由權力來主導，民眾只是被動接受而已。我們壹般所稱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其實並非群眾不願接觸真相，而是被刻意屏蔽了真相。就是說，那麼多的「愚民」，不是他們情願做「愚民」，而是外部環境在蓄意扭曲事實，使得壹般民眾見不到真相，從而不由自主地被塑造成蠢笨而又矇昧無知的所謂「愚民」。
我始終認為，民眾並非天生愚蠢或愚昧，而是「被愚蠢」或「被愚昧」。是外部環境故意疲民、弱民、貧民、辱民、奴民所致。這當然不是我信口開河，而是持之有據、有案可稽的。
我們首先來看「牧民」這麼壹種說法。《辭源》「牧民」：「治民。以牧人養畜，比喻人君之治民，故曰牧民。管子有牧民篇。」《辭海》「牧民」：「治民。古時把官吏治民比做牧人牧養牲畜。《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 《漢語大字典》「牧」：「統治，主管。《國語》： 『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新唐書》：『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以牧軍民 ……』 」從這些記載來看，哪怕直到清代，在朝廷眼裡老百姓其實都是與牲畜無異。治理他們，就跟牧人放牧時看管牲畜壹樣，讓它們吃飽喝足就成，哪裡需要考慮他們的思想、情感、訴求和尊嚴呢？因此，「牧民」就是管理整治牲畜之民。此種狀態下，「民」 除了越來越「愚」 ，還能怎樣？
我們再來看至聖先師的孔子是如何教導大家的。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統治者只需讓民眾跟著自己走，依照自己說的去做就可以了，沒必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走或這樣做。無疑，孔老先生不是在主張「開啟民智」，而是相反，要讓民眾成為「只知埋頭拉車，不知擡頭看路」的役畜和糊塗蟲。他這種說法跟「牧民」的主張有什麼區別？沒有啊。照他那樣做，想必只會塑造出更多無知無識的愚昧、愚蠢之民。
另壹位道家鼻祖老子也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壹些後人無論怎麼為其辯解，僅憑字面上理解，我們也很難不認為老子與孔子的愚民思想幾乎如出壹轍。再如「小國寡民」、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等，也無不透著自我封閉和愚弄民眾的陳腐氣息。
古代聖賢管子、孔子、老子都這麼主張，朝廷的統治者不受其影響又如何可能？事實上這些朝廷統治者不僅壹直遵照執行，而且在具體操作中越發地變本加厲，比如商鞅。
壹句話，無論管子式的，還是孔子式的，或是老子式的，抑或商鞅式的，民眾幾乎都不是由於「自愚」；而是由於「被愚」，也即外部環境在故意愚弄和忽悠他們，這才導致他們成為「愚民」 的。
遺憾的是，如今罵愚民幾乎已成為壹種時尚。彷彿壹罵愚民，除了可以顯示自己恨鐵不成鋼的痛心疾首之外；還能夠因了這壹罵，自己就可以壹下成為精英或清醒者，於是也就跟這幫不爭氣的愚民撇清了關係。更有甚者，壹些人還言之鑿鑿地宣稱：有什麼樣的國民（愚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言外之意，朝廷（如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政府）的無良，都是國民呵護和放縱的結果。
我承認，自己有時也免不了罵上壹二句愚民。它或許主要是因為自己確實跟他們講不到壹塊，這些人實在是不可理喻而叫人來氣。但我與這些時尚者不同在於：我罵，但不怪怨。就是說，我罵，是表達事實和真相，壹些人的確愚昧；我不怪怨，是表明自己清楚他們愚昧的根由。與那些斷言「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的時尚者相反，我倒是更傾向於認為，「有什麼樣的朝廷，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即是說，愚民不是他們自作自受和心甘情願充當的，而是被以朝廷為始作俑者的外部環境蓄意打造出來的。
依照情理，民眾與朝廷應該是互相塑造、互為因果的。但是，這兩者之間的影響力並不對等。或許，在正常社會，兩者的相互影響可說是大致對等的；而且壹般來講也是良性的、相輔相成的、相得益彰的。然而在非正常社會就不是這樣，它們之間的影響通常只能是單向的，而且大多是惡性的而非良性的。妳說，像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等專制朝廷，如前所述的「民心」之類能影響他們嗎？當然不能。倒是他們自己能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他們的國民只能乖乖聽命，誰不服從誰就倒霉。他們進行洗腦、愚弄、欺騙，讓妳乖乖接受經由他們定製的宣傳樣本和教育材料，壹般民眾誰敢說壹個「不」字啊？
因此在非正常社會，起主導作用的必然是朝廷而非民眾。試想，民眾連說話權都沒有，獲取信息也只有朝廷鋪設的單向管道，下情上達的通道全部被堵死，民眾的意志和訴求如何可能影響朝廷呢？所以，在非正常社會，「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是十足的偽命題。與「有什麼樣的朝廷，就有什麼的國民」相比，我寧願接受後者，也決不認同前者。因為唯朝廷才有權和廣泛的資源及暴力機器迫使民眾就範，民眾對朝廷則無此能力。「民心」這東西在統治者眼裡幾乎壹錢不值，那種認為「民心」能夠影響統治者施政方向的善良願望，幾近癡人說夢，至少非正常社會是如此。
當然話要說回來，「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也非全無道理。假如將之拿到正常社會去驗證，大概就順理成章、屢試不爽了。只是那些時尚者所指顯然並非如此，他們要抱怨和謾罵的，肯定不是那些正常社會的民眾（公民），而恰恰是非正常社會的民眾（愚民）。故也難怪如我這樣的笨伯對此要感到莫名其妙了。
網上有壹篇文章是這樣講的：
魯迅壹生上罵朝廷少，下罵愚民多。胡適壹生只注重培養學生，基本不罵愚民。魯迅、梁啟超、馬壹浮都喜歡罵愚民和發動群眾覺醒；但實際上，歷史上每次愚民鬧翻身、改朝換代，都是壹次作惡的升級版。任何壹種思想要能發得動民眾，則這種思想必定帶有宗教和迷信二種成分。愚民不迷信於此必迷信于彼，因為他們懶於思考。因此在愚民那裡，永遠沒有談思想的語境。胡適知道強行展開思想話語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因為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不要剝奪它。清中葉以後的壹系列災難，都與盲目發動民眾覺醒有關。胡適只培養學生和知識分子，只在他們中傳播思想，可惜胡適只有壹個。知識分子有壹種素質，叫做不罵愚民。
魯迅先生「上罵朝廷少」，我當然不贊成；但「下罵愚民多」，我倒是不完全反對，因為他罵的也確是實情。據稱，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很是得到壹些人的認同，也因此成了「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論者的壹個有力佐證。可我對此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愚民是不幸的，但他們如何敢抗爭？他們再怎麼豁出去，也鬥不過朝廷啊。加之民眾壹盤散沙，各有各的小算盤，又不允許抱團取暖；與有組織的朝廷比，抗爭簡直就是以卵擊石。再者說，抗爭也必須有壹定的基礎，那就是抗爭者要有所覺悟；或者換壹種說法，至少要對自己所處的任人宰割的境地有所認識。如果對自己的愚民地位安之若素、處之泰然，甚或甘之如飴，他們還怎麼去抗爭？
就說我自己吧，儘管自己已不算愚民，但要是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也不會任性去抗爭；而是要瞻前顧後，反覆權衡利弊得失，當行則行，不當行則止。何以如此？力不逮也。鬥不過人家，做無謂的犧牲幹嗎？自己尚且如此，何況壹般民眾？
非正常社會的朝廷，最有效的法寶，除了製造謊言愚弄民眾，就是製造恐懼恫嚇民眾。面對恐懼，沒有人會不退縮。它是人性使然，哪怕動物也不例外。所以民眾「不爭」，時也勢也，命也運也，當屬情有可原。對他們的「不爭」，我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譴責，儘管自己也免不了偶爾罵幾句「愚民」。
我倒是認為，在非正常社會，抗爭主要是精英的事，比如知識者和清醒者傳播常識和道理，就是抗爭的方式之壹。如果精英不去抗爭，只想掉轉頭來罵幾句民眾「愚昧」、「不爭氣」就算完事，那這個社會真是墮落到底了。
至於胡適先生「不罵愚民」，也不去做無謂的喚醒和發動，似乎把普通民眾完全看作是局外人或尚未開化的弱智者，懶得去做徒勞無益的啟蒙，看起來雖也不無道理；但他的「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卻也不無可議之處。
在非正常社會，喚醒和發動民眾（愚民）是否必須，確實值得商榷。壹是因為成本太高，收效甚微；二是被「喚醒」和「發動」起來的這些人，也很難不成為破壞力極強的暴民。但因此而認定「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則又像是壹種偏見和歧視，它難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和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等愚民思想的嫌疑。
要知，如前所述，愚民並非天生愚昧或愚蠢，也主要不是自愚和自甘墮落；而是由於外部環境封閉以及被愚弄所致。壹旦外部環境改變，信息不再封閉，且沒人再愚弄他們，那他們將很快得到救贖，並漸漸脫離蒙昧狀態而變得清醒和理智，至少壹些應知應會的常識不會再搞不清楚。這種時候，妳還能堅持「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之說嗎？
而若是在正常社會，胡適先生這個說法就更難站住腳。正常社會，信息開放而透明，思想自由，權利平等，能夠選擇和批評「朝廷」，民眾從小就接受公民教育和普世價值的熏陶，很少有人會不懂得常識，也幾乎不存在「愚民」壹說。在那裡，大眾的公民素質甚高，沒有人需要知識精英去喚醒和發動。「朝廷」管理國家，主要是向民眾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和保護其應有的權利。他們壹般不可能產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等的混蛋想法，更不可能以「牧民」來蔑視和駕馭民眾。相反，民眾倒是有權監督「朝廷」的壹舉壹動和質疑精英們的壹言壹行。
所以，胡適先生「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的說法，只能是針對非正常社會裡的老百姓而言，且存在壹定的局限性；若加諸正常社會裡的公民，弄不好就可能成為侮辱民眾智商的壹項罪過而遭到起訴。
我覺得關鍵還在外部環境，人都是環境的產物，壹方水土養壹方人。若非如此，何以同是地球上的芸芸眾生，正常社會裡的人，幾乎不存在愚民；而偏偏非正常社會裡的人，90%是愚民？這90%的愚民是如何產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他們的遺傳基因本來就如此？抑或乾脆如法學專家所稱「憲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又壹個「上不罵朝廷,下只罵愚民」)，亦即「我們人民」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看來都不是。淮橘為枳，水土異也。民眾之愚實際是非正常社會裡的朝廷蓄意型塑出來的；為的是鞏固自己的統治，並進而輕而易舉地攫取和掠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如果不去刻意塑造他們的愚蠢，任由他們自由獲取信息和知識，那他們不都變成刁民和釘子戶了嗎？這樣多難治理啊，咱獲取財富多有障礙啊。故此才要「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陳寅恪先生也說：「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下愚」乃「上詐」者故意製造出來的，意在讓民眾永遠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這樣才更有利於統治和攫取。
然而，假如我們給民眾換壹種外部環境，讓他們擺脫非正常社會的這方水土，把他們遷移至正常社會的水土上去生活和勞作，又將如何？恐怕他們整日介朝思暮想著硬要做愚民都難以如願吧。再說，正常社會裡的「朝廷」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方便啊。
所以說，並非「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而是他們碰巧投錯了胎，壹不小心降生在對他們不利的外部環境里。由於非正常社會這方水土養不了人，才導致他們本來該有的福利(權利)被剝奪了，而本來不該有的福利(愚昧、愚蠢)，卻強加到了他們頭上。因此，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這種「懶於思考」的「福利」，而是正常社會這方水土的外部環境。
假如妳還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就有理由認為，「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憲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等諸如此類的觀點，遵循的是同壹種邏輯，那就是斷言民眾天生弱智和蠢笨，他們只配被奴役和敲骨吸髓。妳們這些精英分子倘果真堅持此論，那我就要說，它只能表明妳們還不十分懂得常識，某種意義上講，妳們其實首先就未能完全擺脫「愚民」狀態。「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這頂帽子，戴在妳們自己頭上，不大不小非常合適。
愚民，顧名思義，愚昧或愚蠢之民。愚昧或愚蠢到何種程度，才叫「愚民」呢？依我之見，不懂得常識就可被歸入「愚民」之列。若我的這個說法還算差強人意的話，那麼就須再問：哪些屬於常識範疇的東西呢？
下面打幾個比方：
1、「天下非壹人之天下也，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呂氏春秋》）應該說，戰國末期的秦漢之際就有此種認知，是非常超前的。順此推理，作為「天下人之天下」中的壹員，我們老百姓照理應該有壹份對天下公共事務和公權力發表看法的權利。如果沒有這份權利，那壹定是被某些人或某個集團剝奪了的，我們應當將之爭取回來。這也是我們回歸正常社會（即民主社會，下同）所必須作出的努力之壹。
2、「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此處的「民心」，如何解讀？依照現今的普世價值觀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謂的「民心」，應該是能夠表達自由意志和正當訴求的「公民之心」，而不是「被代表」的 「愚民之心」。羅國齊奧塞斯庫同志曾高唱「三個自信」，其中壹個叫「人民自信」；伊國薩達姆先生臨刑前也曾高呼「人民萬歲」；別的獨裁者也總是「人民」不離口。他們嘴上的「民心」，是「公民之心」還是「愚民之心」？想必應該是後者吧。既然如此，在齊同志和薩先生所主導的非正常社會(即專制社會，下同)里，「民心」的「順」和「逆」真的能決定朝政的「興」和「廢」嗎？妳老百姓的想法和意願真的能夠影響其決策和朝政之走向嗎？照我看，那壹般是不可能的，妳甚至連表達的自由都沒有。他的「江山」他作主，「民心」算個什麼東東啊？所謂的「民心」，不過是專制統治者強調自身正當性的壹種體面的說辭而已。
3、「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王安石）朝廷與百姓之間，究竟誰供養誰？這個問題本來十分清楚，可長久以來卻總是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譬如壹度甚囂塵上的「砸鍋論」，以及「沒有國哪來家？」 「離了朝廷妳什麼都不是」等，當屬此類玩意。這確是非常奇特的現象，就連千年以前的王安石都明白的道理，及至讓我們這些文明時代的後人來回答時，反倒變得不明不白，乃至完全給弄顛倒了。
4、古諺雲：「民愚愚壹個，官愚愚壹方。」這當然是人治社會（非正常社會）的特徵，這樣的社會甚至可極而言之：君愚愚壹國。就是說，不論官愚還是君愚，他們的弱智和昏庸都會將壹方或壹國民眾的群體智商拉低到跟他們同等檔次乃至更低的地步。原因就在於「人治」這東西，是以朝廷統治者個人的道德、行為、好惡、認知，而不是以法律、正義和人類良知為標準的。妳的智商和見識若超過他們，那妳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或別的什麼不可測的風險，這樣就使得妳不能不裝傻以保全自身。與人治對應的法治（正常社會）正好相反，若出現「官愚」或「君愚」，壹是很難拉低民眾的智商，二是很快就會被民眾擼掉。
5、唐太宗雲：「法者，非朕壹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假如朝廷（朕即朝廷）自己為自己立法，又自己監督自己來「以法行政」，那這樣的「立法」和「行政」，若用現今的普世價值來衡量，是否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呢？依照人性的壹般規律，人們是不可能自願制訂出不利於自己的規矩和法律的。正是洞穿了人性的這個弱點，才有「立法權」、 「國民制憲」以及「立法」與 「司法」、「行政」相分離等理論的提出和付諸實施。即是說，這樣才算得上「天下之法」。諸如此類的問題本來也不難理解，可它卻偏偏引起法學專家們打上了筆墨官司，以致爭論不休，莫衷壹是。甚至還有專家冒出「憲法(天下之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參見張雪忠《再論國民制憲》)這種令人錯愕的歸責言論，著實令人瞠目結舌。
上面這些其實都是正常社會的常識，壹般民眾都應該懂得，它們實際已經成為現代公民的應知應會和先決條件的壹部分。妳若不懂得這些常識，那妳就可能被視作「愚民」。同時也可以推知，妳所處的外部環境很可能就屬於非正常社會。我壹向認為，在非正常社會「被代表」的人民裡邊，愚民的佔比通常不會低於90%。換言之，絕大多數國民都搞不清壹些最基本的常識。
造成此種不堪狀況的因素裡邊，民眾自身的原因雖然也有壹些，但主要還是外部環境型塑出來的。所謂外部環境，通常是指制度、文化、習俗、教育、宣傳、信息、互動等等。這樣的外部環境，在非正常社會通常由權力來主導，民眾只是被動接受而已。我們壹般所稱的「不明真相的群眾」，其實並非群眾不願接觸真相，而是被刻意屏蔽了真相。就是說，那麼多的「愚民」，不是他們情願做「愚民」，而是外部環境在蓄意扭曲事實，使得壹般民眾見不到真相，從而不由自主地被塑造成蠢笨而又矇昧無知的所謂「愚民」。
我始終認為，民眾並非天生愚蠢或愚昧，而是「被愚蠢」或「被愚昧」。是外部環境故意疲民、弱民、貧民、辱民、奴民所致。這當然不是我信口開河，而是持之有據、有案可稽的。
我們首先來看「牧民」這麼壹種說法。《辭源》「牧民」：「治民。以牧人養畜，比喻人君之治民，故曰牧民。管子有牧民篇。」《辭海》「牧民」：「治民。古時把官吏治民比做牧人牧養牲畜。《管子·牧民》：『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 《漢語大字典》「牧」：「統治，主管。《國語》： 『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新唐書》：『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所逐者皆觀察使，奉朝命以牧軍民 ……』 」從這些記載來看，哪怕直到清代，在朝廷眼裡老百姓其實都是與牲畜無異。治理他們，就跟牧人放牧時看管牲畜壹樣，讓它們吃飽喝足就成，哪裡需要考慮他們的思想、情感、訴求和尊嚴呢？因此，「牧民」就是管理整治牲畜之民。此種狀態下，「民」 除了越來越「愚」 ，還能怎樣？
我們再來看至聖先師的孔子是如何教導大家的。他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統治者只需讓民眾跟著自己走，依照自己說的去做就可以了，沒必要讓他們知道為什麼要這樣走或這樣做。無疑，孔老先生不是在主張「開啟民智」，而是相反，要讓民眾成為「只知埋頭拉車，不知擡頭看路」的役畜和糊塗蟲。他這種說法跟「牧民」的主張有什麼區別？沒有啊。照他那樣做，想必只會塑造出更多無知無識的愚昧、愚蠢之民。
另壹位道家鼻祖老子也認為：「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壹些後人無論怎麼為其辯解，僅憑字面上理解，我們也很難不認為老子與孔子的愚民思想幾乎如出壹轍。再如「小國寡民」、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等，也無不透著自我封閉和愚弄民眾的陳腐氣息。
古代聖賢管子、孔子、老子都這麼主張，朝廷的統治者不受其影響又如何可能？事實上這些朝廷統治者不僅壹直遵照執行，而且在具體操作中越發地變本加厲，比如商鞅。
壹句話，無論管子式的，還是孔子式的，或是老子式的，抑或商鞅式的，民眾幾乎都不是由於「自愚」；而是由於「被愚」，也即外部環境在故意愚弄和忽悠他們，這才導致他們成為「愚民」 的。
遺憾的是，如今罵愚民幾乎已成為壹種時尚。彷彿壹罵愚民，除了可以顯示自己恨鐵不成鋼的痛心疾首之外；還能夠因了這壹罵，自己就可以壹下成為精英或清醒者，於是也就跟這幫不爭氣的愚民撇清了關係。更有甚者，壹些人還言之鑿鑿地宣稱：有什麼樣的國民（愚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言外之意，朝廷（如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政府）的無良，都是國民呵護和放縱的結果。
我承認，自己有時也免不了罵上壹二句愚民。它或許主要是因為自己確實跟他們講不到壹塊，這些人實在是不可理喻而叫人來氣。但我與這些時尚者不同在於：我罵，但不怪怨。就是說，我罵，是表達事實和真相，壹些人的確愚昧；我不怪怨，是表明自己清楚他們愚昧的根由。與那些斷言「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的時尚者相反，我倒是更傾向於認為，「有什麼樣的朝廷，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即是說，愚民不是他們自作自受和心甘情願充當的，而是被以朝廷為始作俑者的外部環境蓄意打造出來的。
依照情理，民眾與朝廷應該是互相塑造、互為因果的。但是，這兩者之間的影響力並不對等。或許，在正常社會，兩者的相互影響可說是大致對等的；而且壹般來講也是良性的、相輔相成的、相得益彰的。然而在非正常社會就不是這樣，它們之間的影響通常只能是單向的，而且大多是惡性的而非良性的。妳說，像齊奧塞斯庫、薩達姆、卡扎菲等專制朝廷，如前所述的「民心」之類能影響他們嗎？當然不能。倒是他們自己能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他們的國民只能乖乖聽命，誰不服從誰就倒霉。他們進行洗腦、愚弄、欺騙，讓妳乖乖接受經由他們定製的宣傳樣本和教育材料，壹般民眾誰敢說壹個「不」字啊？
因此在非正常社會，起主導作用的必然是朝廷而非民眾。試想，民眾連說話權都沒有，獲取信息也只有朝廷鋪設的單向管道，下情上達的通道全部被堵死，民眾的意志和訴求如何可能影響朝廷呢？所以，在非正常社會，「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是十足的偽命題。與「有什麼樣的朝廷，就有什麼的國民」相比，我寧願接受後者，也決不認同前者。因為唯朝廷才有權和廣泛的資源及暴力機器迫使民眾就範，民眾對朝廷則無此能力。「民心」這東西在統治者眼裡幾乎壹錢不值，那種認為「民心」能夠影響統治者施政方向的善良願望，幾近癡人說夢，至少非正常社會是如此。
當然話要說回來，「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也非全無道理。假如將之拿到正常社會去驗證，大概就順理成章、屢試不爽了。只是那些時尚者所指顯然並非如此，他們要抱怨和謾罵的，肯定不是那些正常社會的民眾（公民），而恰恰是非正常社會的民眾（愚民）。故也難怪如我這樣的笨伯對此要感到莫名其妙了。
網上有壹篇文章是這樣講的：
魯迅壹生上罵朝廷少，下罵愚民多。胡適壹生只注重培養學生，基本不罵愚民。魯迅、梁啟超、馬壹浮都喜歡罵愚民和發動群眾覺醒；但實際上，歷史上每次愚民鬧翻身、改朝換代，都是壹次作惡的升級版。任何壹種思想要能發得動民眾，則這種思想必定帶有宗教和迷信二種成分。愚民不迷信於此必迷信于彼，因為他們懶於思考。因此在愚民那裡，永遠沒有談思想的語境。胡適知道強行展開思想話語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因為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不要剝奪它。清中葉以後的壹系列災難，都與盲目發動民眾覺醒有關。胡適只培養學生和知識分子，只在他們中傳播思想，可惜胡適只有壹個。知識分子有壹種素質，叫做不罵愚民。
魯迅先生「上罵朝廷少」，我當然不贊成；但「下罵愚民多」，我倒是不完全反對，因為他罵的也確是實情。據稱，他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很是得到壹些人的認同，也因此成了「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論者的壹個有力佐證。可我對此卻有著不同的看法。
愚民是不幸的，但他們如何敢抗爭？他們再怎麼豁出去，也鬥不過朝廷啊。加之民眾壹盤散沙，各有各的小算盤，又不允許抱團取暖；與有組織的朝廷比，抗爭簡直就是以卵擊石。再者說，抗爭也必須有壹定的基礎，那就是抗爭者要有所覺悟；或者換壹種說法，至少要對自己所處的任人宰割的境地有所認識。如果對自己的愚民地位安之若素、處之泰然，甚或甘之如飴，他們還怎麼去抗爭？
就說我自己吧，儘管自己已不算愚民，但要是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也不會任性去抗爭；而是要瞻前顧後，反覆權衡利弊得失，當行則行，不當行則止。何以如此？力不逮也。鬥不過人家，做無謂的犧牲幹嗎？自己尚且如此，何況壹般民眾？
非正常社會的朝廷，最有效的法寶，除了製造謊言愚弄民眾，就是製造恐懼恫嚇民眾。面對恐懼，沒有人會不退縮。它是人性使然，哪怕動物也不例外。所以民眾「不爭」，時也勢也，命也運也，當屬情有可原。對他們的「不爭」，我更多的是理解，而不是譴責，儘管自己也免不了偶爾罵幾句「愚民」。
我倒是認為，在非正常社會，抗爭主要是精英的事，比如知識者和清醒者傳播常識和道理，就是抗爭的方式之壹。如果精英不去抗爭，只想掉轉頭來罵幾句民眾「愚昧」、「不爭氣」就算完事，那這個社會真是墮落到底了。
至於胡適先生「不罵愚民」，也不去做無謂的喚醒和發動，似乎把普通民眾完全看作是局外人或尚未開化的弱智者，懶得去做徒勞無益的啟蒙，看起來雖也不無道理；但他的「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卻也不無可議之處。
在非正常社會，喚醒和發動民眾（愚民）是否必須，確實值得商榷。壹是因為成本太高，收效甚微；二是被「喚醒」和「發動」起來的這些人，也很難不成為破壞力極強的暴民。但因此而認定「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則又像是壹種偏見和歧視，它難免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和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等愚民思想的嫌疑。
要知，如前所述，愚民並非天生愚昧或愚蠢，也主要不是自愚和自甘墮落；而是由於外部環境封閉以及被愚弄所致。壹旦外部環境改變，信息不再封閉，且沒人再愚弄他們，那他們將很快得到救贖，並漸漸脫離蒙昧狀態而變得清醒和理智，至少壹些應知應會的常識不會再搞不清楚。這種時候，妳還能堅持「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之說嗎？
而若是在正常社會，胡適先生這個說法就更難站住腳。正常社會，信息開放而透明，思想自由，權利平等，能夠選擇和批評「朝廷」，民眾從小就接受公民教育和普世價值的熏陶，很少有人會不懂得常識，也幾乎不存在「愚民」壹說。在那裡，大眾的公民素質甚高，沒有人需要知識精英去喚醒和發動。「朝廷」管理國家，主要是向民眾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和保護其應有的權利。他們壹般不可能產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或「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等的混蛋想法，更不可能以「牧民」來蔑視和駕馭民眾。相反，民眾倒是有權監督「朝廷」的壹舉壹動和質疑精英們的壹言壹行。
所以，胡適先生「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的說法，只能是針對非正常社會裡的老百姓而言，且存在壹定的局限性；若加諸正常社會裡的公民，弄不好就可能成為侮辱民眾智商的壹項罪過而遭到起訴。
我覺得關鍵還在外部環境，人都是環境的產物，壹方水土養壹方人。若非如此，何以同是地球上的芸芸眾生，正常社會裡的人，幾乎不存在愚民；而偏偏非正常社會裡的人，90%是愚民？這90%的愚民是如何產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他們的遺傳基因本來就如此？抑或乾脆如法學專家所稱「憲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又壹個「上不罵朝廷,下只罵愚民」)，亦即「我們人民」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自取其辱？
看來都不是。淮橘為枳，水土異也。民眾之愚實際是非正常社會裡的朝廷蓄意型塑出來的；為的是鞏固自己的統治，並進而輕而易舉地攫取和掠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如果不去刻意塑造他們的愚蠢，任由他們自由獲取信息和知識，那他們不都變成刁民和釘子戶了嗎？這樣多難治理啊，咱獲取財富多有障礙啊。故此才要「非以明民，將以愚之」。陳寅恪先生也說：「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下愚」乃「上詐」者故意製造出來的，意在讓民眾永遠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這樣才更有利於統治和攫取。
然而，假如我們給民眾換壹種外部環境，讓他們擺脫非正常社會的這方水土，把他們遷移至正常社會的水土上去生活和勞作，又將如何？恐怕他們整日介朝思暮想著硬要做愚民都難以如願吧。再說，正常社會裡的「朝廷」也不可能給他們提供這方面的方便啊。
所以說，並非「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而是他們碰巧投錯了胎，壹不小心降生在對他們不利的外部環境里。由於非正常社會這方水土養不了人，才導致他們本來該有的福利(權利)被剝奪了，而本來不該有的福利(愚昧、愚蠢)，卻強加到了他們頭上。因此，他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這種「懶於思考」的「福利」，而是正常社會這方水土的外部環境。
假如妳還不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就有理由認為，「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朝廷」，「憲法不能發揮作用是因為『我們人民太愚昧、太狹隘自私、太懦弱』 」等諸如此類的觀點，遵循的是同壹種邏輯，那就是斷言民眾天生弱智和蠢笨，他們只配被奴役和敲骨吸髓。妳們這些精英分子倘果真堅持此論，那我就要說，它只能表明妳們還不十分懂得常識，某種意義上講，妳們其實首先就未能完全擺脫「愚民」狀態。「懶於思考是民眾應有的福利」這頂帽子，戴在妳們自己頭上，不大不小非常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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