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中共政權的基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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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中共政權的基本性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1月8日
作者 胡平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於10月31日閉幕。全會的重頭戲是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11月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這壹《決定》的全文。
習近平在全會上關於《決定》的說明中，引用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講的壹段話，鄧小平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壹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習近平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並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改革開放40多年曆程中，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決定》全文很長。其中心思想就是，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已經形成了壹整套新體制；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成型。
之所以說基本成型，是因為現在離中共說的「兩個壹百年」的第壹個壹百年，即中共建黨壹百年2021年還有兩年；離鄧小平92南巡說的「再有三十年」還有三年，《決定》中還談到要「深化改革」，因此還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完全成型，但已經是基本成型了。
《決定》的發布意味著，在中共那裡，改革已經終結或基本終結。
我們知道，毛時代的關鍵詞是「革命」，鄧時代以來的關鍵詞是「改革」。在鄧時代，改革意味著對體制的改革，意味著改革體制，即對原體制的基本理念及制度架構進行改變。儘管說，這種對體制的改變、對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的改革實際上早已經終結，但是《決定》的發表畢竟是正式的宣布。中共以後還會講改革，但以後的改革不再具有任何改革體制的意義，而只是在既成體制之內的小修小改而已。
習近平在對《決定》的說明中，竭力表明他是鄧小平路線的繼承者，但實際上，習近平路線已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背離了鄧路線。例如，習近平取消了對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例如，習近平重新提出毛澤東文革期間的口號，「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例如，習近平主張國進民退，加強對私人企業的管控以及對私人企業家的打壓。這就是說，習路線是對鄧路線的某種背離，以及對毛路線的某種回歸。
不錯，不論毛路線鄧路線還是習路線，都是黨路線，但是其中的差異仍是不容忽略的。重要的是，《決定》的發布意味著改革的終結。這也意味著，那種以為中共的改革會把中國引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期待的徹底破產。不論是全會發布的公報還是全會通過的《決定》，都反覆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就在全會閉幕的當天，新華社發表報道：習近平同志《論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壹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發行。
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所謂「中國特色」，用官方的話就是，為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方案」；所謂「中國之治」，就是共產黨實行的壹黨專政。這就再壹次證實了我們先前的警告：共產專制下的中國崛起，是對自由民主的巨大威脅，是對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
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其主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然而盡人皆知，中共的改革，在經濟方面其實就是改掉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在當今世界，很少有國家比中國在經濟上更不社會主義的了。我們知道，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壹詞在共產黨的詞典里，本來是指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那裡，則是指福利國家，指高稅收高福利；各種型號的社會主義總是有壹些共同的特點，如重視勞工權益，保護弱勢群體，強調公共福利，降低貧富差距，等等。如今中共的做法卻正好相反。如今的中共，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貧富差距最懸殊。習近平上台以來在經濟方面也在走回頭路，但是離傳統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南轅北轍。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無怪乎很多西方人把如今中共在經濟上搞的這壹套稱之為資本主義，但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
不久前，美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在接受採訪時談到，如今，自由民主制度唯壹可能的對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中國公開宣稱中國的制度更優越，因為他們可以長期保證穩定和經濟增長，而民主卻做不到。如果再過30年，中國果然變得比美國更強大更富裕而且依然很穩定很統壹，那將是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嚴峻挑戰。
也是在不久前，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就中美經濟戰、中國的崛起等議題展開激烈辯論。最後兩人打賭，賭金20萬人民幣。林毅夫斷言：「20年後，中國將超過美國。」尼爾·弗格森則說：「我敢打賭，中國不會超過美國。」。
我早先講過，談論中國會不會超過美國，要看妳比什麼、怎麼比。要說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大經濟體，這並非不可能，也不足為奇。畢竟，中國體量超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四分之壹，那中國的GDP總量就超過美國，就成世界第壹了。比照台灣，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人均GDP就達到美國的四分之壹了，如果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台灣壹樣，那麼中國早在80年代就是世界第壹大經濟體了。看壹個國家富不富，應該看它的人均GDP而不是GDP總量。不過看壹個國家強不強，則應該看它的GDP總量。當然，只看GDP總量也不行，還要看它的科技能力和軍事力量。迄今為止，中國在二次創新上頗有進展，但是在首次創新即原發性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在不自由的體制下，這壹劣勢很難扭轉。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的軍力雖有長足的發展，但是要超過美國談何容易。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作為壹黨專制的國家，中國在使用軍力的意志上要比民主的美國更強，因此我們不能低估它對民主社會、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
中共在《決定》里展示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取得了「舉世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迹和政治穩定奇迹」，可見我們的制度是好的，可見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其實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先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后以改革的名義分贓」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之上；中國的政治穩定，是建立在六四屠殺、建立在高壓維穩之上。因此它造成的發展必定是片面的、畸形的；它不能滿足還必須壓制現代人最基本的需求，即對自由與尊嚴的需求，因此必定是有害的、危險的，也必定是不可持續的。對於中共專制政權，我們壹是要認清它反自由反民主的罪惡本質，二是不可低估這種邪惡所特有的巨大能量，三是要堅定戰而勝之的信念。這是攸關中國命運的決戰，也是攸關人類命運的決戰。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於10月31日閉幕。全會的重頭戲是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11月5日，《人民日報》發布了這壹《決定》的全文。
習近平在全會上關於《決定》的說明中，引用了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講的壹段話，鄧小平說：「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壹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習近平說：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並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在改革開放40多年曆程中，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新時期；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是劃時代的，開啟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統整體設計推進改革的新時代，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的新局面。
《決定》全文很長。其中心思想就是，中國經過70年的創造性探索，已經形成了壹整套新體制；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成型。
之所以說基本成型，是因為現在離中共說的「兩個壹百年」的第壹個壹百年，即中共建黨壹百年2021年還有兩年；離鄧小平92南巡說的「再有三十年」還有三年，《決定》中還談到要「深化改革」，因此還不能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完全成型，但已經是基本成型了。
《決定》的發布意味著，在中共那裡，改革已經終結或基本終結。
我們知道，毛時代的關鍵詞是「革命」，鄧時代以來的關鍵詞是「改革」。在鄧時代，改革意味著對體制的改革，意味著改革體制，即對原體制的基本理念及制度架構進行改變。儘管說，這種對體制的改變、對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構的改革實際上早已經終結，但是《決定》的發表畢竟是正式的宣布。中共以後還會講改革，但以後的改革不再具有任何改革體制的意義，而只是在既成體制之內的小修小改而已。
習近平在對《決定》的說明中，竭力表明他是鄧小平路線的繼承者，但實際上，習近平路線已在若干重大問題上背離了鄧路線。例如，習近平取消了對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例如，習近平重新提出毛澤東文革期間的口號，「黨政軍民學，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壹切的」；例如，習近平主張國進民退，加強對私人企業的管控以及對私人企業家的打壓。這就是說，習路線是對鄧路線的某種背離，以及對毛路線的某種回歸。
不錯，不論毛路線鄧路線還是習路線，都是黨路線，但是其中的差異仍是不容忽略的。重要的是，《決定》的發布意味著改革的終結。這也意味著，那種以為中共的改革會把中國引上自由民主之路的期待的徹底破產。不論是全會發布的公報還是全會通過的《決定》，都反覆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就在全會閉幕的當天，新華社發表報道：習近平同志《論堅持黨對壹切工作的領導》壹書，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國發行。
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所謂「中國特色」，用官方的話就是，為世界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的「中國方案」；所謂「中國之治」，就是共產黨實行的壹黨專政。這就再壹次證實了我們先前的警告：共產專制下的中國崛起，是對自由民主的巨大威脅，是對普世價值的嚴峻挑戰。
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其主旨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然而盡人皆知，中共的改革，在經濟方面其實就是改掉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在當今世界，很少有國家比中國在經濟上更不社會主義的了。我們知道，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壹詞在共產黨的詞典里，本來是指公有制加計劃經濟；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那裡，則是指福利國家，指高稅收高福利；各種型號的社會主義總是有壹些共同的特點，如重視勞工權益，保護弱勢群體，強調公共福利，降低貧富差距，等等。如今中共的做法卻正好相反。如今的中共，最不關懷勞工權益，最不保護弱勢群體，最不強調公共福利，貧富差距最懸殊。習近平上台以來在經濟方面也在走回頭路，但是離傳統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南轅北轍。因此，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是掛羊頭賣狗肉。無怪乎很多西方人把如今中共在經濟上搞的這壹套稱之為資本主義，但不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資本主義。
不久前，美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在接受採訪時談到，如今，自由民主制度唯壹可能的對手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中國公開宣稱中國的制度更優越，因為他們可以長期保證穩定和經濟增長，而民主卻做不到。如果再過30年，中國果然變得比美國更強大更富裕而且依然很穩定很統壹，那將是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嚴峻挑戰。
也是在不久前，中國經濟學家林毅夫和美國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尼爾·弗格森就中美經濟戰、中國的崛起等議題展開激烈辯論。最後兩人打賭，賭金20萬人民幣。林毅夫斷言：「20年後，中國將超過美國。」尼爾·弗格森則說：「我敢打賭，中國不會超過美國。」。
我早先講過，談論中國會不會超過美國，要看妳比什麼、怎麼比。要說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壹大經濟體，這並非不可能，也不足為奇。畢竟，中國體量超大，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如果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四分之壹，那中國的GDP總量就超過美國，就成世界第壹了。比照台灣，台灣在上世紀80年代，人均GDP就達到美國的四分之壹了，如果大陸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台灣壹樣，那麼中國早在80年代就是世界第壹大經濟體了。看壹個國家富不富，應該看它的人均GDP而不是GDP總量。不過看壹個國家強不強，則應該看它的GDP總量。當然，只看GDP總量也不行，還要看它的科技能力和軍事力量。迄今為止，中國在二次創新上頗有進展，但是在首次創新即原發性創新方面卻乏善可陳。在不自由的體制下，這壹劣勢很難扭轉。與此相應的是，中國的軍力雖有長足的發展，但是要超過美國談何容易。不過我們也不可忘記，作為壹黨專制的國家，中國在使用軍力的意志上要比民主的美國更強，因此我們不能低估它對民主社會、對世界和平的嚴重威脅。
中共在《決定》里展示的邏輯是，既然中國取得了「舉世罕見的經濟發展奇迹和政治穩定奇迹」，可見我們的制度是好的，可見我們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其實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先以革命的名義搶劫，后以改革的名義分贓」的基礎之上，是建立在低人權優勢之上；中國的政治穩定，是建立在六四屠殺、建立在高壓維穩之上。因此它造成的發展必定是片面的、畸形的；它不能滿足還必須壓制現代人最基本的需求，即對自由與尊嚴的需求，因此必定是有害的、危險的，也必定是不可持續的。對於中共專制政權，我們壹是要認清它反自由反民主的罪惡本質，二是不可低估這種邪惡所特有的巨大能量，三是要堅定戰而勝之的信念。這是攸關中國命運的決戰，也是攸關人類命運的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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