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國家的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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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國家的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1月10日
作者 張智斌
1989年11月9日夜，在東德人民的抗爭壓力下，柏林牆因故被迫開放，隨之轟然「坍塌」。但是，對於東德共產政權的受難者和他（她）們的家屬來說，逝去的生命已無法復生，血寫的歷史也無法改變。今年正是六四慘案和柏林牆崩塌這兩個歷史大事件發生三十周年，為紀念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反思鐵幕陰影籠罩下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思和人性的善惡，特寫作本文，力求真實反映發生在1989年、兩個不同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兩起悲劇事件給受難者家庭帶來的創傷、悲痛和苦難，謹以本文來懷念在柏林牆下和六四慘案中倒下的無數罹難者，並向他（她）們的家屬表達真摯和深切的慰問。
壹、柏林
又是壹陣槍響。1989年2月5日子夜，[1-1]子彈撕裂開東柏林寒夜潮濕凝重的空氣，槍聲闖進市民單調狹隘的住房，驚醒了無數睡夢中的人們。這壹夜，對於許多柏林人而言，又將是壹個無法再能夠入眠的長夜。
幾乎每個柏林人都早就熟悉了這樣的槍聲，這意味著又有人在翻越柏林牆，而傷亡隨著槍響正在發生。在東柏林，自從1961年8月柏林牆開始建立后，每隔壹段時間，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與東柏林的許多母親壹樣，以往每次聽到這樣的槍聲，卡琳·格弗羅伊（Karin Gueffroy）都無法抑制住心中緊張的情緒，會不由自主地起床，躡手躡腳摸黑走到兒子的卧房，輕輕推開房門，察看壹下青春期的兒子是否還在安睡。只有當她看到了兒子的身影，她才能夠放下心來。但後半夜，她的腦子裡通常會不停地胡思亂想，再也無法入睡。
卡琳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970年與丈夫艾洛斯·格弗羅伊（Allois Gueffroy）離異，三年後帶著兒子搬離勃蘭登堡州（Brandenburg State）東北部的小鎮施韋特（Schwedt），來到東柏林生活和工作。大兒子斯旦凡·格弗羅伊（Stefan Gueffroy）成年後便離開了家庭開始獨立生活，她與小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相依為命。
克里斯1968年6月21日出生在新勃蘭登堡區（Bezirk Neubrandenburg）帕塞瓦爾克鎮（Pasewalk），父母離異后，5歲時隨母親來到東柏林，憑著體操方面的運動天賦，他在小學三年級就被保送到柏林壹所安全部門屬下的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學校（SC Dynamo Berlin）學習。東德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壹樣，在舉國體制的推動下，體育成就舉世矚目，體操壹直是該國的強項。如果克里斯能循規蹈矩地刻苦訓練，他極有可能在體操運動上獲得成功。但他更夢想長大后能夠成為壹名飛行員，或者去當壹名演員。
畢業后，克里斯不願去國家人民軍（National People』s Army）服役，按部就班地按照軍官的進階道路壹步壹個腳印地去發展，因此他被拒之於大學門外，他事業的夢想也隨之破滅。1985年9月，他成了飯店的服務生，拿著比社會平均收入稍高的工資，日子過得還算安穩。但他的內心世界卻並不是這般安穩，他渴望自由，他嚮往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希望有機會去美國看看，他想成為壹個他自己真正想成為的那種人。他不斷向母親抱怨在餐飲業工作中看到的腐敗，他厭惡沒有自由的生活。終於有壹天，他這樣對他母親說道：媽媽，我們離開東德，去西邊吧。[1-2]
在東柏林，相對來說，卡琳的生活還算是歲月靜好的。她有穩定、輕鬆的工作，在東柏林的市區，她有政府分配的住房，現在孩子也已經成年，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該是開始享福的時候了。出自內心，她並不想離開東德，去壹個陌生的地方為了生活再重新拼搏奮鬥。因此，卡琳沒有答應兒子的請求。
1989年1月中旬，當克里斯得知自己將會在5月份被國家人民軍應徵入伍后，他與朋友克里斯提安·高蒂安（Christian Gaudian）決定逃離東德。當他們從壹個在圖林根州（Thüringen）服役的邊防兵那裡聽說邊境已經放鬆了管制，射殺令已經取消，士兵不再向逃離者開槍射擊時，他們決定不去申請出境文件，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影響到他們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這種情況在當時時有發生。
2月初，瑞典首相將到達東柏林進行國事訪問，這對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來說是個好消息。在這段時期，東德政權為了避免國際輿論的壓力，往往會對逃離邊境這樣的事情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計劃在2月5日夜翻越柏林牆，他們認為自己還不至於會在瑞典首相國事訪問期間被開槍擊斃，最多也就是逮捕后遣送到西德。而事實上，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此時已經犯下了兩個嚴重的錯誤：壹，2月5日夜瑞典首相已經離開了東柏林；二、邊境士兵對逃離者的射殺令並沒有取消。
自從在餐館工作后，克里斯就與朋友克里斯提安壹起合租了房屋住在壹起。1989年2月5日晚上9點，他們離開了公寓，來到邊境區域。之前他們給朋友留了消息，說要去布拉格旅行。約10點半，他倆來到東柏林南部特雷普托（Treptow）區壹個被稱作「和諧」（Harmonie）的小園子，在那裡，他們躲在工具棚里，對邊境的情況觀察了將近壹個小時，等待最佳的逃離時機。約11點30分，他們接近布里茨區運河（Britzer Zweigkanal）前的邊境設施。布里茨區運河是壹條狹窄的溝渠，將東、西柏林壹分為二。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只要翻過眼前3米多高的柏林牆，再越過鐵絲網圍欄，過河就是西柏林的新克爾恩（Neukölln）區。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曾經都是運動員，他們準備了攀爬的繩索和錨鉤，對翻越柏林牆胸有成竹。克里斯提安首先攀上牆頂，然後幫助克里斯翻越高牆。正當他們躲進壕溝時，觸發了聲光感測器，頓時警報聲大作，探照燈雪亮。慌忙中倆人奮不顧身奔向最後壹道3米高的鐵絲網圍欄，邊境士兵向他們開火了。[1-3]、[1-4]
那夜槍響的時候，卡琳剛剛度完壹個短暫的假期后返回家中，沒有能夠聯繫上兒子，於是就上床休息。
「我的住所離開邊境只有數英里遠，公寓與柏林牆之間只隔著幾小塊樹林。我在那裡住了14年，也聽了14年的槍聲，壹陣響，壹陣滅。那天將近半夜，我正在閱讀，突然聽到『呯』的壹槍，隨後是『噠、噠、噠、噠』壹陣槍響，我聳了聳肩，就是這樣的槍聲，我又聽到了。」[1-5]多年以後，卡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臉上掛著淚珠這樣敘述道，那天夜裡，她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倒在那陣槍聲下的，會是自己的兒子。
西德那邊也聽到了這陣槍聲。壹位目擊的西德市民向警方報告：他聽到至少十聲槍響，在邊境另壹邊的「死亡地帶」，有倆人被擡離現場，其中壹人已沒有任何反應。次日這條消息登上了西德的報紙。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沒有像往常壹樣來吃早飯。西柏林電台也播報了昨夜有人翻越柏林牆的新聞，但卡琳並沒有把這兩件事產生任何聯想。「只是當我拿了鑰匙，打開他公寓的房門，看到（他的）護照、錢和壹些文件整齊地放在桌上，我才意識到，哦，說不定是他！」
經過整整兩天漫長的等待，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終於正式通知卡琳·格弗羅伊，說她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出事了。兩天里，卡琳公寓樓下布滿了斯塔西的便衣，日日夜夜監視著卡琳，她的壹舉壹動都在掌控之中。
「2月7日下午，壹個看似很普通的人按響了我的門鈴，通知我到幾個街區遠的警察局去壹次。我知道他是斯塔西。」卡琳說，「當我走進他們的辦公樓，我還在想說不定克里斯就被他們關在裏面，讓我去把他領回來。再見到他時，會是壹種什麼樣的反應？」
斯塔西的官員審問了卡琳幾個小時，最後說克里斯·格弗羅伊企圖攻擊軍事設施，在事件中傷重不治死亡。
「我記得我深深吸了壹口氣，大叫了起來：他才僅僅20歲啊，他沒有做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怎麼可以直接就把他槍斃了啊？」卡琳對著斯塔西的長官叫喊了起來。[1-6]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卡琳必須按規定時常向斯塔西彙報，每周都有三、四次被叫到局子里接受長達5～6個小時的盤問，最長壹次竟超過了8小時。他們稱這是對案件的「調查」。最後壹次「調查」時，他們告訴卡琳案子已經結案了。政府在這起案子中的行為全部正當、合法。「妳兒子是在犯罪，他得到的是應有的懲處。」在這段日子里，卡琳住房的樓下白天黑夜都停著斯塔西的汽車，時刻都有便衣坐在裏面，她鄰居的住房也被安全部門徵用，被用來監視卡琳的壹舉壹動。[1-7]、 [1-8]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子彈直接擊中心臟當場死亡，他成為柏林牆腳下最後壹位被射殺的逃跑者。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腿部嚴重受傷，他被當場逮捕，1989年5月24日被以「企圖非法越境情節嚴重」的罪名判處3年徒刑。西德政府向東德政府支付贖金后，同年9月，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被從監獄釋放，10月17日遣送到西柏林。[1-9]克里斯·格弗羅伊並非是為翻越柏林牆逃離東德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最後壹位遇難者，1989年3月8日，32歲的溫弗里德·弗羅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氣球越過柏林牆逃離東德，因氣球失事不幸墜亡。[1-10]
東德當局嚴密封鎖了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的消息，卡琳·格弗羅伊則想方設法把事件的真相捅給西方媒體。當她得知朋友的祖母要去西德治病，便將克里斯的護照照片藏在火柴盒中讓朋友的祖母帶往西德供電視台播放。[1-11]克里斯的哥哥斯旦凡·格弗羅伊在1989年2月21日的《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上刊登訃告，稱克里斯在「2月6日的壹件悲慘事故」中喪生，使得西方媒體能夠與該事件作出聯想，並獲悉葬禮的地點和時間。1989年2月23日，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柏林的鮑姆舒倫格陵園（Baumschulenweg Cemetery）下葬，儘管當局出動大批秘密警察在現場嚴密監控，但克里斯之死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並且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有超過百人出席了葬禮，其中包括數名西方記者。同日，在克里斯罹難處的西德壹側，有人為他豎立起了紀念碑。西方媒體廣泛報道了克里斯被射殺事件，在西方的壓力下，東德政府同意卡琳·格弗羅伊移居西德，並被允許每周壹次返回東柏林為克里斯掃墓，條件是卡琳·格弗羅伊必須保持沈默。[1-12]、[1-13]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擡離后僅僅幾分鐘，邊境指揮官立即給四名開槍的士兵在現場舉行了壹個慶祝酒會，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們受到了柏林當局的嘉獎，開慶功宴會，獲得額外的假期，還得到150東德馬克的經濟獎勵。[1-14]、[1-15]9個月後柏林牆倒塌，1991年四名邊境士兵因向逃離柏林牆的市民射擊並造成人員傷亡被依法起訴。
在長達5個月的審判中，每周都要開庭壹到兩次，庭審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27歲的尹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被指控直接射殺了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法庭上，海因里奇堅持認為「自己當時是在執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法律和命令」。法官西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則回答說：「依法行事也並非絕對正確。」[1-16]
四名邊境士兵在法庭上都堅稱自己沒有射殺克里斯·格弗羅伊。尹格·海因里奇引述壹位上級指揮官的話說「我們只是被告知不要多想，執行命令就是了。」直到1989年，士兵們還在被不斷告知，建立柏林牆是為了保衛東德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1-17]在法庭上，四名士兵都為自己的行為表示懺悔，其中壹位同樣是27歲的邊境士兵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Andreas Kuhnpast）面對法庭的審判流淚痛哭。
1992年1月20日，經過5個月的艱難審查，柏林高級法院（Berlin's Superior Court）判決尹格·海因里奇犯過失殺人有罪，判處3年半監禁。[1-18]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犯企圖過失殺人有罪，判處2年監禁，緩期執行。審判團合議庭法官在法庭上宣讀：「邊境士兵有責任拒絕服從共產主義政權『明顯違背正義』的對柏林牆逃離者的『射殺令』（Shot-to-Kill Policy）」西奧多·賽德爾法官說道：「那些年輕的士兵『只是這條長長的責任鏈條上的最後壹個環節』，但是，對本國國民的射殺，就如同德國納粹戰犯，是在挑戰良知，『洞穿了人權的底線，對逃離者射殺的法律，絕對不能服從。』」[1-19]
在審判當天，法官西奧多·賽德爾說道：「在20世紀將要結束的今天，沒有任何壹人可以不顧良心而有權力代表政權去屠殺人民。」德國第二輪對300多名東德邊境士兵殺害逃離者罪行的審判，在壹個月前也已經開始。但公眾爭論的焦點並沒有停留在「鏈條的最後壹環」——這些執行命令的士兵身上，真如德國諺語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英語原文：「The little guys hang while the big guys go free.」中文譯文：小鬼絞死，大魔溜走）類似，審判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低級的罪犯身上，公眾更多的憤怒是指向79歲的東德前元首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輿論普遍認為是他向邊境士兵簽發了「射殺令」，他才是殺人的元兇，以及那些和他相似的東德高級官員，他們才應該真正對這些罪行負責。但埃里希·昂納克在東德政權崩潰后逃到了莫斯科，蘇聯解體后，又躲進了智利大使館受到外交保護。另壹位作惡多端的東德安全部部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頭領，84歲的埃里希·梅爾克 （Erich Mielke），卻因為「不治之症」而逃離了法庭的審判。這場遲到的正義，事實上已經無法真正體現出正義的意義。[1-20]
卡琳·格弗羅伊在庭審中作為共同控告人參與了檢方的檢控。在5個月漫長艱難的庭審過程中，有壹次在法庭內她看到有人在分發雜誌，上面刊登著自己兒子鮮血淋漓的遺體照片，悲痛得壹度無法控制自己，不得不離開法庭。法庭最終宣判的當天，在離開法庭時，她拒絕對法庭的判決發表評論。在壹個月前的庭審中，她堅持認為她兒子之死，「即使不是有預謀的殺人，但總歸是殺人。」[1-21]
直到2000年，兩名東德前官員西格弗里德·勞倫茲（Siegfried Lorenz）和漢斯-約阿希姆·波希米（Hans-Joachim Boehme）才被起訴到法庭，為克里斯·格弗羅伊和另兩名青年之死負責。但原審法官因證據不足無法對其定罪。2004年8月重審，才被確定有罪，兩人各被判處15個月緩刑。[1-22]根據德國司法部的檔案，像這類相似的案件僅在柏林就有300多件還在調查之中。波恩（西德首都）的政府官員表示，儘管東德的許多官員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但按照現行的法律，要對東德這些官員定罪伏法卻非常艱難。[1-23]這些事實又壹次驗證了「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這句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是多麼空洞和謬誤。
二、北京
歲月如梭。我在國內忙碌地工作、奔波，儘管自己也曾經親眼目睹過「六四」這段特殊時期發生過的壹些特別的事件，對許多事情也有壹些膚淺的了解，但很多年來，卻壹直不知中國還有壹個「天安門母親」這樣的群體，在為那些逝去的靈魂不屈地抱團取暖、相互慰藉和尋求正義。直到十幾年前的壹天，偶然在網上讀到壹則流傳的消息，談到「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我在驚訝之餘，去搜索這個名稱，才知道關於她（他）們的壹些信息。後來終於有機會能夠打開這個網站，頓時覺得壹股悲愴撲面而來。
去寫「天安門母親」，總是覺得太艱難和過於沈重，好多次想寫，都寫不下去，不得不停下筆來。可想而知，那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參与絕食，後來卻又活了下來的壹個個不屈的靈魂，面對已經逝去的壹張張青春朝氣的臉龐，心中的內疚和悲切會對自己產生壹種怎樣的折磨和鞭策。
《給十七歲的蔣捷連》這首詩所表達的，便是浸透了這種折磨和傷痛的複雜情感。作者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詠嘆道：「妳不聽父母的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妳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妳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妳寫詩更是壹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妳寫詩，我不配。妳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2-1]（注：「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于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后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壹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2-2]）
「這首詩，我們壹直珍藏著，紙背已經發黃，字跡依然清晰。」[2-3]八年多后，蔣捷連的父母蔣培坤、丁子霖在文章中回憶往事，又談到這首詩，而詩的作者劉曉波，剛剛被判了11年刑，此刻正再次身系監獄。「『六四』槍響，連兒遇難，曉波入獄。他出獄后從他導師那裡得知連兒的噩耗，于當年6月1日，『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趕到了我們家裡。記得那天他上身穿壹件T恤衫，下身穿壹條齊膝的畫布大褲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連兒的遺骨沒有入土，而是安裝在壹個木製的豎櫃裏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聽蔣簡述了連兒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后，他手捧壹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壹下子就哭倒在地……。我們彼此都沈浸難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壹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裡，在連兒靈前朗誦了他連夜創作的《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他為這首詩寫了壹個題記……」[2-4]
這樣的痛楚，已經遠遠超越了那幾個當事人的情感世界，任何壹個情智健全的旁人，讀著這樣揪心的文字，都會覺得心如刀絞，從心中流出淚來，從眼裡滴出血來。
「這短暫的十七年/妳象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象真正的人那樣死去/妳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里」[2-5]這位十七歲孩子的父親，面對著這樣巨大的傷痛，他與孩子的母親壹起，用心鑿刻出了年輕兒子無法入土的碑文，來表達自己出自肺腑的心聲，卻再也無法讓愛心走出那片痛苦的陰影。
其實每個天安門母親都懷著這樣的傷痛，無法再能夠走出那片痛苦的陰影。1989年6月3日那個長夜，另壹位母親同樣也夜不能寐。「6月4日凌晨，她19歲的兒子王楠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身亡，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2-6]
6月3日傍晚，有朋友來我們家聊天，談論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有人說政府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張先玲回憶說，「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壹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妳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台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2-7]
「六四」發生時，王楠正在北京月壇中學讀高二。他愛好攝影，他希望自己能夠用相機和膠片記錄下這段珍貴歷史的真實場景。
「大約夜11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壹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吶喊以及救護車凄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壹夜未歸。我從上午壹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里陸續回來的人述說著鎮壓的殘酷，壹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2-8]
在「六四」發生三十周年之際，張先玲接受「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回憶自己痛失愛子到後來大家壹起建立「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經過時說道：「在整個找王楠的過程中，我也了解到不少的人家裡出了這種事情。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尤維潔和丁子霖。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在過道的地方，人走來走去都能看到的地方，擺了壹張很大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給我留了壹個條說她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我聯繫。後來我、她，丁子霖，我們就最先聯繫到壹起。後來我們又找到壹位（六四遇難者）楊燕生，他的妻子叫黃金平，後來我們就開始聯繫這些人，慢慢的找人……後來找多了以後，有些母親也都參加了，壹起找，尋找這些死難者吧。」[2-9]
尋找死難者——這句樸實的話語，終於讓這些難屬——天安門母親——為了「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2-10] 而走到了壹起。
三、反思
發生在三十年前的這兩起悲劇，儘管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當事人的願望和目的也有差異，事件發生的地理位置壹個在東方，壹個在西方，也相隔甚遠，事件發生國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也有很大區別，但兩起悲劇卻有著壹條相同的主線，針對的對象也有著共同的特點：滿懷希望和理想、嚮往自由和未來的青年。兩個事件的結果都是同樣的悲劇：讓同胞殺戮同胞，讓青年殺戮青年，而最最兇惡的罪魁禍首卻躲藏在幕後，事實上最終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其中更讓人心疼的是那些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是年輕的青年，而年輕的殺人者面對同樣年輕的生命卻沒有任何敬畏之感，面對嚴酷的現實也不作分析和思考，在後來的歲月里，也幾乎沒有看到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發出了出自良心的懺悔，究竟是什麼讓人性變得如此冷血和殘酷？
有多少東德人曾經為了翻越柏林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又究竟有多少天安門母親失去了孩子和親人？對於這兩個問題，對任何壹個對待歷史和生命還有敬畏感的人來說，不論是今天已經統壹后的德國，還是對於未來的中國，歷史是混不過去的，這些問題最終都會成為這兩個國家必須要向人民交代的、非常嚴肅的問題。
2014年11月，在柏林牆倒塌25周年之際，「德國之聲」中文部為了紀念倒在柏林牆下的死難者，曾經播發過壹篇報道：《柏林牆下最後壹名被射殺者》，其中談到：「東德時期究竟有多少人死在邊境線上，這個數字到今天都仍不為人知曉。從北到南大約1400公里長的東西德邊境線上都有士兵把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民主德國聯合會進行的壹個項目就是要搞清楚東西德邊境線上究竟倒下了多少死難者。參与這個項目的研究者科斯特卡（Jan Kostka）說：『我們現在統計到1036個受害者的姓名。』東德官方並未留下有關死難者的記錄。不但如此，東德政府還塗改了大量死亡案例。當時，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逼迫受害者家屬對事實真相保持沈默。」[3-1]
「像格弗羅伊那樣死在柏林牆下的人數總共有138人。這壹人數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民主德國聯合會和波茨坦歷史研究中心共同統計得出的。除了試圖穿越東西德邊境遭射殺者之外，還有壹些人根本沒有逃亡企圖，同樣也被擊倒在柏林牆下。」[3-2]
柏林牆已經倒下去三十周年了，德國為什麼還在追尋那些死難者？這又有什麼深遠的意義？「柏林牆紀念館副館長諾克（Maria Nooke）說，比統計死亡人數更為重要的是了解這些遇難者背後的經歷。『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人他們都曾經經歷過什麼？為什麼他們會冒那麼大的風險逃離東德？』」[3-3]
在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即將來臨前的2019年2月5日，正是克里斯·格弗羅伊遇難三十周年的紀念日。德國和世界上許多媒體再次聚焦克里斯·格弗羅伊，「德國之聲」在該天播發《記住柏林牆最後壹位遇難者克里斯·格弗羅伊》（Remembering last Berlin Wall victim Chris Gueffroy），柏林牆紀念館（the Berlin Wall Memorial）館長阿克塞爾·克勞斯梅爾（Axel Klausmeier）說道：「他們（遇難者）的命運，表明了他們遭受的苦難是多麼巨大，而嚮往自由的願望卻又是何等強烈。」[3-4]柏林牆倒塌之後，對於那些遇難者和他（她）們的家屬而言，正義的天使並沒有如他（她）們期望的那樣如期而至，但東德政權給人民帶來災難這段歷史，德國人民是無法輕易忘記的。
死在柏林牆前的生命，數以千計，遠不止克里斯·格弗羅伊壹人。在六四期間殉難的，更無法計數，也遠不止蔣捷連、王楠……這幾個人們已經熟悉的姓名。而更多的人只是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有些人死時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他（她）們的家人在默默無聞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傷痛的煎熬，人們甚至還不知道壹點壹滴關於他（她）們的事迹，更不會留下關於他（她）們的文章和故事。隨著歲月的流逝，尋找死難者的天安門母親這壹代人也正在慢慢老去，而正義之神卻仍遠在天際，不見蹤影。但相信她（他）們「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的步伐不會就此停止，她（他）們的精神也壹定會得以永存。
願蒼天保佑天安門母親！
1989年11月9日夜，在東德人民的抗爭壓力下，柏林牆因故被迫開放，隨之轟然「坍塌」。但是，對於東德共產政權的受難者和他（她）們的家屬來說，逝去的生命已無法復生，血寫的歷史也無法改變。今年正是六四慘案和柏林牆崩塌這兩個歷史大事件發生三十周年，為紀念這兩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反思鐵幕陰影籠罩下生命的價值、人生的意思和人性的善惡，特寫作本文，力求真實反映發生在1989年、兩個不同的共產主義國家的兩起悲劇事件給受難者家庭帶來的創傷、悲痛和苦難，謹以本文來懷念在柏林牆下和六四慘案中倒下的無數罹難者，並向他（她）們的家屬表達真摯和深切的慰問。
壹、柏林
又是壹陣槍響。1989年2月5日子夜，[1-1]子彈撕裂開東柏林寒夜潮濕凝重的空氣，槍聲闖進市民單調狹隘的住房，驚醒了無數睡夢中的人們。這壹夜，對於許多柏林人而言，又將是壹個無法再能夠入眠的長夜。
幾乎每個柏林人都早就熟悉了這樣的槍聲，這意味著又有人在翻越柏林牆，而傷亡隨著槍響正在發生。在東柏林，自從1961年8月柏林牆開始建立后，每隔壹段時間，就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與東柏林的許多母親壹樣，以往每次聽到這樣的槍聲，卡琳·格弗羅伊（Karin Gueffroy）都無法抑制住心中緊張的情緒，會不由自主地起床，躡手躡腳摸黑走到兒子的卧房，輕輕推開房門，察看壹下青春期的兒子是否還在安睡。只有當她看到了兒子的身影，她才能夠放下心來。但後半夜，她的腦子裡通常會不停地胡思亂想，再也無法入睡。
卡琳是兩個孩子的母親，1970年與丈夫艾洛斯·格弗羅伊（Allois Gueffroy）離異，三年後帶著兒子搬離勃蘭登堡州（Brandenburg State）東北部的小鎮施韋特（Schwedt），來到東柏林生活和工作。大兒子斯旦凡·格弗羅伊（Stefan Gueffroy）成年後便離開了家庭開始獨立生活，她與小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Chris Gueffroy）相依為命。
克里斯1968年6月21日出生在新勃蘭登堡區（Bezirk Neubrandenburg）帕塞瓦爾克鎮（Pasewalk），父母離異后，5歲時隨母親來到東柏林，憑著體操方面的運動天賦，他在小學三年級就被保送到柏林壹所安全部門屬下的青少年體育俱樂部學校（SC Dynamo Berlin）學習。東德與其它社會主義國家壹樣，在舉國體制的推動下，體育成就舉世矚目，體操壹直是該國的強項。如果克里斯能循規蹈矩地刻苦訓練，他極有可能在體操運動上獲得成功。但他更夢想長大后能夠成為壹名飛行員，或者去當壹名演員。
畢業后，克里斯不願去國家人民軍（National People』s Army）服役，按部就班地按照軍官的進階道路壹步壹個腳印地去發展，因此他被拒之於大學門外，他事業的夢想也隨之破滅。1985年9月，他成了飯店的服務生，拿著比社會平均收入稍高的工資，日子過得還算安穩。但他的內心世界卻並不是這般安穩，他渴望自由，他嚮往美國年輕人的生活，希望有機會去美國看看，他想成為壹個他自己真正想成為的那種人。他不斷向母親抱怨在餐飲業工作中看到的腐敗，他厭惡沒有自由的生活。終於有壹天，他這樣對他母親說道：媽媽，我們離開東德，去西邊吧。[1-2]
在東柏林，相對來說，卡琳的生活還算是歲月靜好的。她有穩定、輕鬆的工作，在東柏林的市區，她有政府分配的住房，現在孩子也已經成年，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該是開始享福的時候了。出自內心，她並不想離開東德，去壹個陌生的地方為了生活再重新拼搏奮鬥。因此，卡琳沒有答應兒子的請求。
1989年1月中旬，當克里斯得知自己將會在5月份被國家人民軍應徵入伍后，他與朋友克里斯提安·高蒂安（Christian Gaudian）決定逃離東德。當他們從壹個在圖林根州（Thüringen）服役的邊防兵那裡聽說邊境已經放鬆了管制，射殺令已經取消，士兵不再向逃離者開槍射擊時，他們決定不去申請出境文件，因為他們擔心這會影響到他們目前的工作和生活，這種情況在當時時有發生。
2月初，瑞典首相將到達東柏林進行國事訪問，這對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來說是個好消息。在這段時期，東德政權為了避免國際輿論的壓力，往往會對逃離邊境這樣的事情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計劃在2月5日夜翻越柏林牆，他們認為自己還不至於會在瑞典首相國事訪問期間被開槍擊斃，最多也就是逮捕后遣送到西德。而事實上，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此時已經犯下了兩個嚴重的錯誤：壹，2月5日夜瑞典首相已經離開了東柏林；二、邊境士兵對逃離者的射殺令並沒有取消。
自從在餐館工作后，克里斯就與朋友克里斯提安壹起合租了房屋住在壹起。1989年2月5日晚上9點，他們離開了公寓，來到邊境區域。之前他們給朋友留了消息，說要去布拉格旅行。約10點半，他倆來到東柏林南部特雷普托（Treptow）區壹個被稱作「和諧」（Harmonie）的小園子，在那裡，他們躲在工具棚里，對邊境的情況觀察了將近壹個小時，等待最佳的逃離時機。約11點30分，他們接近布里茨區運河（Britzer Zweigkanal）前的邊境設施。布里茨區運河是壹條狹窄的溝渠，將東、西柏林壹分為二。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只要翻過眼前3米多高的柏林牆，再越過鐵絲網圍欄，過河就是西柏林的新克爾恩（Neukölln）區。
克里斯和克里斯提安曾經都是運動員，他們準備了攀爬的繩索和錨鉤，對翻越柏林牆胸有成竹。克里斯提安首先攀上牆頂，然後幫助克里斯翻越高牆。正當他們躲進壕溝時，觸發了聲光感測器，頓時警報聲大作，探照燈雪亮。慌忙中倆人奮不顧身奔向最後壹道3米高的鐵絲網圍欄，邊境士兵向他們開火了。[1-3]、[1-4]
那夜槍響的時候，卡琳剛剛度完壹個短暫的假期后返回家中，沒有能夠聯繫上兒子，於是就上床休息。
「我的住所離開邊境只有數英里遠，公寓與柏林牆之間只隔著幾小塊樹林。我在那裡住了14年，也聽了14年的槍聲，壹陣響，壹陣滅。那天將近半夜，我正在閱讀，突然聽到『呯』的壹槍，隨後是『噠、噠、噠、噠』壹陣槍響，我聳了聳肩，就是這樣的槍聲，我又聽到了。」[1-5]多年以後，卡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臉上掛著淚珠這樣敘述道，那天夜裡，她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倒在那陣槍聲下的，會是自己的兒子。
西德那邊也聽到了這陣槍聲。壹位目擊的西德市民向警方報告：他聽到至少十聲槍響，在邊境另壹邊的「死亡地帶」，有倆人被擡離現場，其中壹人已沒有任何反應。次日這條消息登上了西德的報紙。
第二天早上，克里斯沒有像往常壹樣來吃早飯。西柏林電台也播報了昨夜有人翻越柏林牆的新聞，但卡琳並沒有把這兩件事產生任何聯想。「只是當我拿了鑰匙，打開他公寓的房門，看到（他的）護照、錢和壹些文件整齊地放在桌上，我才意識到，哦，說不定是他！」
經過整整兩天漫長的等待，東德秘密警察斯塔西（Stasi）終於正式通知卡琳·格弗羅伊，說她兒子克里斯·格弗羅伊出事了。兩天里，卡琳公寓樓下布滿了斯塔西的便衣，日日夜夜監視著卡琳，她的壹舉壹動都在掌控之中。
「2月7日下午，壹個看似很普通的人按響了我的門鈴，通知我到幾個街區遠的警察局去壹次。我知道他是斯塔西。」卡琳說，「當我走進他們的辦公樓，我還在想說不定克里斯就被他們關在裏面，讓我去把他領回來。再見到他時，會是壹種什麼樣的反應？」
斯塔西的官員審問了卡琳幾個小時，最後說克里斯·格弗羅伊企圖攻擊軍事設施，在事件中傷重不治死亡。
「我記得我深深吸了壹口氣，大叫了起來：他才僅僅20歲啊，他沒有做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怎麼可以直接就把他槍斃了啊？」卡琳對著斯塔西的長官叫喊了起來。[1-6]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卡琳必須按規定時常向斯塔西彙報，每周都有三、四次被叫到局子里接受長達5～6個小時的盤問，最長壹次竟超過了8小時。他們稱這是對案件的「調查」。最後壹次「調查」時，他們告訴卡琳案子已經結案了。政府在這起案子中的行為全部正當、合法。「妳兒子是在犯罪，他得到的是應有的懲處。」在這段日子里，卡琳住房的樓下白天黑夜都停著斯塔西的汽車，時刻都有便衣坐在裏面，她鄰居的住房也被安全部門徵用，被用來監視卡琳的壹舉壹動。[1-7]、 [1-8]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子彈直接擊中心臟當場死亡，他成為柏林牆腳下最後壹位被射殺的逃跑者。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腿部嚴重受傷，他被當場逮捕，1989年5月24日被以「企圖非法越境情節嚴重」的罪名判處3年徒刑。西德政府向東德政府支付贖金后，同年9月，克里斯提安·高蒂安被從監獄釋放，10月17日遣送到西柏林。[1-9]克里斯·格弗羅伊並非是為翻越柏林牆逃離東德而付出生命代價的最後壹位遇難者，1989年3月8日，32歲的溫弗里德·弗羅伊登伯格（Winfried Freudenberg）乘氣球越過柏林牆逃離東德，因氣球失事不幸墜亡。[1-10]
東德當局嚴密封鎖了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的消息，卡琳·格弗羅伊則想方設法把事件的真相捅給西方媒體。當她得知朋友的祖母要去西德治病，便將克里斯的護照照片藏在火柴盒中讓朋友的祖母帶往西德供電視台播放。[1-11]克里斯的哥哥斯旦凡·格弗羅伊在1989年2月21日的《柏林日報》（Berliner Zeitung）上刊登訃告，稱克里斯在「2月6日的壹件悲慘事故」中喪生，使得西方媒體能夠與該事件作出聯想，並獲悉葬禮的地點和時間。1989年2月23日，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柏林的鮑姆舒倫格陵園（Baumschulenweg Cemetery）下葬，儘管當局出動大批秘密警察在現場嚴密監控，但克里斯之死的消息還是不脛而走，並且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有超過百人出席了葬禮，其中包括數名西方記者。同日，在克里斯罹難處的西德壹側，有人為他豎立起了紀念碑。西方媒體廣泛報道了克里斯被射殺事件，在西方的壓力下，東德政府同意卡琳·格弗羅伊移居西德，並被允許每周壹次返回東柏林為克里斯掃墓，條件是卡琳·格弗羅伊必須保持沈默。[1-12]、[1-13]
克里斯·格弗羅伊被射殺、擡離后僅僅幾分鐘，邊境指揮官立即給四名開槍的士兵在現場舉行了壹個慶祝酒會，接下來的幾天里，他們受到了柏林當局的嘉獎，開慶功宴會，獲得額外的假期，還得到150東德馬克的經濟獎勵。[1-14]、[1-15]9個月後柏林牆倒塌，1991年四名邊境士兵因向逃離柏林牆的市民射擊並造成人員傷亡被依法起訴。
在長達5個月的審判中，每周都要開庭壹到兩次，庭審成為世界各大媒體關注的焦點。27歲的尹格·海因里奇（Ingo Heinrich），被指控直接射殺了克里斯·格弗羅伊。在法庭上，海因里奇堅持認為「自己當時是在執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法律和命令」。法官西奧多·賽德爾（Theodor Seidel）則回答說：「依法行事也並非絕對正確。」[1-16]
四名邊境士兵在法庭上都堅稱自己沒有射殺克里斯·格弗羅伊。尹格·海因里奇引述壹位上級指揮官的話說「我們只是被告知不要多想，執行命令就是了。」直到1989年，士兵們還在被不斷告知，建立柏林牆是為了保衛東德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1-17]在法庭上，四名士兵都為自己的行為表示懺悔，其中壹位同樣是27歲的邊境士兵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Andreas Kuhnpast）面對法庭的審判流淚痛哭。
1992年1月20日，經過5個月的艱難審查，柏林高級法院（Berlin's Superior Court）判決尹格·海因里奇犯過失殺人有罪，判處3年半監禁。[1-18]安德烈亞斯·科恩帕斯特犯企圖過失殺人有罪，判處2年監禁，緩期執行。審判團合議庭法官在法庭上宣讀：「邊境士兵有責任拒絕服從共產主義政權『明顯違背正義』的對柏林牆逃離者的『射殺令』（Shot-to-Kill Policy）」西奧多·賽德爾法官說道：「那些年輕的士兵『只是這條長長的責任鏈條上的最後壹個環節』，但是，對本國國民的射殺，就如同德國納粹戰犯，是在挑戰良知，『洞穿了人權的底線，對逃離者射殺的法律，絕對不能服從。』」[1-19]
在審判當天，法官西奧多·賽德爾說道：「在20世紀將要結束的今天，沒有任何壹人可以不顧良心而有權力代表政權去屠殺人民。」德國第二輪對300多名東德邊境士兵殺害逃離者罪行的審判，在壹個月前也已經開始。但公眾爭論的焦點並沒有停留在「鏈條的最後壹環」——這些執行命令的士兵身上，真如德國諺語所說的「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英語原文：「The little guys hang while the big guys go free.」中文譯文：小鬼絞死，大魔溜走）類似，審判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低級的罪犯身上，公眾更多的憤怒是指向79歲的東德前元首埃里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輿論普遍認為是他向邊境士兵簽發了「射殺令」，他才是殺人的元兇，以及那些和他相似的東德高級官員，他們才應該真正對這些罪行負責。但埃里希·昂納克在東德政權崩潰后逃到了莫斯科，蘇聯解體后，又躲進了智利大使館受到外交保護。另壹位作惡多端的東德安全部部長、秘密警察「斯塔西」的頭領，84歲的埃里希·梅爾克 （Erich Mielke），卻因為「不治之症」而逃離了法庭的審判。這場遲到的正義，事實上已經無法真正體現出正義的意義。[1-20]
卡琳·格弗羅伊在庭審中作為共同控告人參與了檢方的檢控。在5個月漫長艱難的庭審過程中，有壹次在法庭內她看到有人在分發雜誌，上面刊登著自己兒子鮮血淋漓的遺體照片，悲痛得壹度無法控制自己，不得不離開法庭。法庭最終宣判的當天，在離開法庭時，她拒絕對法庭的判決發表評論。在壹個月前的庭審中，她堅持認為她兒子之死，「即使不是有預謀的殺人，但總歸是殺人。」[1-21]
直到2000年，兩名東德前官員西格弗里德·勞倫茲（Siegfried Lorenz）和漢斯-約阿希姆·波希米（Hans-Joachim Boehme）才被起訴到法庭，為克里斯·格弗羅伊和另兩名青年之死負責。但原審法官因證據不足無法對其定罪。2004年8月重審，才被確定有罪，兩人各被判處15個月緩刑。[1-22]根據德國司法部的檔案，像這類相似的案件僅在柏林就有300多件還在調查之中。波恩（西德首都）的政府官員表示，儘管東德的許多官員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但按照現行的法律，要對東德這些官員定罪伏法卻非常艱難。[1-23]這些事實又壹次驗證了「正義只會遲到，但不會缺席」這句話，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是多麼空洞和謬誤。
二、北京
歲月如梭。我在國內忙碌地工作、奔波，儘管自己也曾經親眼目睹過「六四」這段特殊時期發生過的壹些特別的事件，對許多事情也有壹些膚淺的了解，但很多年來，卻壹直不知中國還有壹個「天安門母親」這樣的群體，在為那些逝去的靈魂不屈地抱團取暖、相互慰藉和尋求正義。直到十幾年前的壹天，偶然在網上讀到壹則流傳的消息，談到「天安門母親」這個群體，我在驚訝之餘，去搜索這個名稱，才知道關於她（他）們的壹些信息。後來終於有機會能夠打開這個網站，頓時覺得壹股悲愴撲面而來。
去寫「天安門母親」，總是覺得太艱難和過於沈重，好多次想寫，都寫不下去，不得不停下筆來。可想而知，那些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紀念碑下參与絕食，後來卻又活了下來的壹個個不屈的靈魂，面對已經逝去的壹張張青春朝氣的臉龐，心中的內疚和悲切會對自己產生壹種怎樣的折磨和鞭策。
《給十七歲的蔣捷連》這首詩所表達的，便是浸透了這種折磨和傷痛的複雜情感。作者在這首詩的「題記」中詠嘆道：「妳不聽父母的勸阻，從家中廁所的小窗跳出；妳擎著旗幟倒下時，僅十七歲。我卻活下來，已經三十六歲。面對妳的亡靈，活下來就是犯罪，給妳寫詩更是壹種恥辱。活人必須閉嘴，聽墳墓訴說。給妳寫詩，我不配。妳的十七歲超越所有的語言和人工的造物。」[2-1]（注：「蔣捷連，男，1972年6月2日出生於北京，遇難時剛滿17歲；生前為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四班學生；89年6月3日晚11點10分左右，于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29樓前長花壇后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骨灰壹直安置在家中靈堂內。」[2-2]）
「這首詩，我們壹直珍藏著，紙背已經發黃，字跡依然清晰。」[2-3]八年多后，蔣捷連的父母蔣培坤、丁子霖在文章中回憶往事，又談到這首詩，而詩的作者劉曉波，剛剛被判了11年刑，此刻正再次身系監獄。「『六四』槍響，連兒遇難，曉波入獄。他出獄后從他導師那裡得知連兒的噩耗，于當年6月1日，『既作為學生，又作為身背負罪感的晚輩』，趕到了我們家裡。記得那天他上身穿壹件T恤衫，下身穿壹條齊膝的畫布大褲衩。大概是出乎他的意料，連兒的遺骨沒有入土，而是安裝在壹個木製的豎櫃裏面，就置放在他生前所睡的小床的位置。那天他聽蔣簡述了連兒參加學運、遇難前後的情況后，就扭身告退出外，半個小時后，他手捧壹束鮮花來到連兒靈前，壹下子就哭倒在地……。我們彼此都沈浸難以扼制的悲痛之中。隔了壹天，他又來到我們家裡，在連兒靈前朗誦了他連夜創作的《給十七歲》。聲音嗚咽，不忍卒讀。他為這首詩寫了壹個題記……」[2-4]
這樣的痛楚，已經遠遠超越了那幾個當事人的情感世界，任何壹個情智健全的旁人，讀著這樣揪心的文字，都會覺得心如刀絞，從心中流出淚來，從眼裡滴出血來。
「這短暫的十七年/妳象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象真正的人那樣死去/妳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歷史的永恆記憶里」[2-5]這位十七歲孩子的父親，面對著這樣巨大的傷痛，他與孩子的母親壹起，用心鑿刻出了年輕兒子無法入土的碑文，來表達自己出自肺腑的心聲，卻再也無法讓愛心走出那片痛苦的陰影。
其實每個天安門母親都懷著這樣的傷痛，無法再能夠走出那片痛苦的陰影。1989年6月3日那個長夜，另壹位母親同樣也夜不能寐。「6月4日凌晨，她19歲的兒子王楠在天安門西側南長街南口頭部中彈身亡，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2-6]
6月3日傍晚，有朋友來我們家聊天，談論起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有人說政府會開槍，有人說不會開槍。張先玲回憶說，「這天王楠也在家裡，他聽到了我們的議論。當他洗完衣服準備回他的住處時（他住在另壹棟樓），突然認真地問我：『媽，妳說會開槍嗎？』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可能，四人幫那時『四·五』運動都沒開槍，現在怎麼會開槍呢！』為防備意外，我也千叮嚀萬囑咐叫他不要出去。但他對我說：『媽，您放心，我不出去。您別忘了明天出太陽的話，替我把洗的衣服掛到陽台上去！』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2-7]
「六四」發生時，王楠正在北京月壇中學讀高二。他愛好攝影，他希望自己能夠用相機和膠片記錄下這段珍貴歷史的真實場景。
「大約夜11點半的時候，我家的鄰居告訴我，他看見王楠帶著頭盔，身穿軍便服，背著書包騎車出了大門。我斷定他是去天安門廣場照相了。那夜我焦躁不安，徹夜未眠。伴隨著壹夜密集的槍聲、隱隱約約的吶喊以及救護車凄厲的笛聲，我擔心孩子，擔心學生，也為局勢出乎意料的發展感到痛心，感到無奈，但我決沒有想到殺戮竟如此的殘酷，而且這殺戮竟會落到自己孩子的頭上。清晨，我去了王楠的房間，看到他留下的紙條：『媽媽，我去找同學了。』看得出他壹夜未歸。我從上午壹直等到下午，卻不見他回來。我聽院里陸續回來的人述說著鎮壓的殘酷，壹種不祥的預兆襲上心頭。」[2-8]
在「六四」發生三十周年之際，張先玲接受「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回憶自己痛失愛子到後來大家壹起建立「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經過時說道：「在整個找王楠的過程中，我也了解到不少的人家裡出了這種事情。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認識了尤維潔和丁子霖。王楠的骨灰放在萬安公墓的骨灰堂。我在過道的地方，人走來走去都能看到的地方，擺了壹張很大的照片。我的意思是能夠讓更多的人看到。果然尤維潔看到了，她給我留了壹個條說她的丈夫也是六四遇難的，希望和我聯繫。後來我、她，丁子霖，我們就最先聯繫到壹起。後來我們又找到壹位（六四遇難者）楊燕生，他的妻子叫黃金平，後來我們就開始聯繫這些人，慢慢的找人……後來找多了以後，有些母親也都參加了，壹起找，尋找這些死難者吧。」[2-9]
尋找死難者——這句樸實的話語，終於讓這些難屬——天安門母親——為了「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2-10] 而走到了壹起。
三、反思
發生在三十年前的這兩起悲劇，儘管導致事件發生的原因各不相同，當事人的願望和目的也有差異，事件發生的地理位置壹個在東方，壹個在西方，也相隔甚遠，事件發生國家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也有很大區別，但兩起悲劇卻有著壹條相同的主線，針對的對象也有著共同的特點：滿懷希望和理想、嚮往自由和未來的青年。兩個事件的結果都是同樣的悲劇：讓同胞殺戮同胞，讓青年殺戮青年，而最最兇惡的罪魁禍首卻躲藏在幕後，事實上最終都逃脫了法律的制裁。其中更讓人心疼的是那些殺人的和被殺的都是年輕的青年，而年輕的殺人者面對同樣年輕的生命卻沒有任何敬畏之感，面對嚴酷的現實也不作分析和思考，在後來的歲月里，也幾乎沒有看到他們之中有多少人發出了出自良心的懺悔，究竟是什麼讓人性變得如此冷血和殘酷？
有多少東德人曾經為了翻越柏林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又究竟有多少天安門母親失去了孩子和親人？對於這兩個問題，對任何壹個對待歷史和生命還有敬畏感的人來說，不論是今天已經統壹后的德國，還是對於未來的中國，歷史是混不過去的，這些問題最終都會成為這兩個國家必須要向人民交代的、非常嚴肅的問題。
2014年11月，在柏林牆倒塌25周年之際，「德國之聲」中文部為了紀念倒在柏林牆下的死難者，曾經播發過壹篇報道：《柏林牆下最後壹名被射殺者》，其中談到：「東德時期究竟有多少人死在邊境線上，這個數字到今天都仍不為人知曉。從北到南大約1400公里長的東西德邊境線上都有士兵把守。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民主德國聯合會進行的壹個項目就是要搞清楚東西德邊境線上究竟倒下了多少死難者。參与這個項目的研究者科斯特卡（Jan Kostka）說：『我們現在統計到1036個受害者的姓名。』東德官方並未留下有關死難者的記錄。不但如此，東德政府還塗改了大量死亡案例。當時，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逼迫受害者家屬對事實真相保持沈默。」[3-1]
「像格弗羅伊那樣死在柏林牆下的人數總共有138人。這壹人數是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民主德國聯合會和波茨坦歷史研究中心共同統計得出的。除了試圖穿越東西德邊境遭射殺者之外，還有壹些人根本沒有逃亡企圖，同樣也被擊倒在柏林牆下。」[3-2]
柏林牆已經倒下去三十周年了，德國為什麼還在追尋那些死難者？這又有什麼深遠的意義？「柏林牆紀念館副館長諾克（Maria Nooke）說，比統計死亡人數更為重要的是了解這些遇難者背後的經歷。『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人他們都曾經經歷過什麼？為什麼他們會冒那麼大的風險逃離東德？』」[3-3]
在柏林牆倒塌三十周年即將來臨前的2019年2月5日，正是克里斯·格弗羅伊遇難三十周年的紀念日。德國和世界上許多媒體再次聚焦克里斯·格弗羅伊，「德國之聲」在該天播發《記住柏林牆最後壹位遇難者克里斯·格弗羅伊》（Remembering last Berlin Wall victim Chris Gueffroy），柏林牆紀念館（the Berlin Wall Memorial）館長阿克塞爾·克勞斯梅爾（Axel Klausmeier）說道：「他們（遇難者）的命運，表明了他們遭受的苦難是多麼巨大，而嚮往自由的願望卻又是何等強烈。」[3-4]柏林牆倒塌之後，對於那些遇難者和他（她）們的家屬而言，正義的天使並沒有如他（她）們期望的那樣如期而至，但東德政權給人民帶來災難這段歷史，德國人民是無法輕易忘記的。
死在柏林牆前的生命，數以千計，遠不止克里斯·格弗羅伊壹人。在六四期間殉難的，更無法計數，也遠不止蔣捷連、王楠……這幾個人們已經熟悉的姓名。而更多的人只是無聲無息地死去了，有些人死時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他（她）們的家人在默默無聞中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和傷痛的煎熬，人們甚至還不知道壹點壹滴關於他（她）們的事迹，更不會留下關於他（她）們的文章和故事。隨著歲月的流逝，尋找死難者的天安門母親這壹代人也正在慢慢老去，而正義之神卻仍遠在天際，不見蹤影。但相信她（他）們「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呼喚良知」的步伐不會就此停止，她（他）們的精神也壹定會得以永存。
願蒼天保佑天安門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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