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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博樹

本文所謂「民初立憲」指民國元年（1912年3月8日）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簡稱「臨時約法」）和民國二年（1913年10月31日）首屆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三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即「天壇憲草」）。與通常對「臨時約法」的高度評價不同，本文認為「臨時約法」存在重大缺陷，其制憲原則全然背離緊迫的社會需要，是造成早期民國壹系列衝突和分裂的始作俑者；後來的「天壇憲草」繼續了這個錯誤，最終導致國會和總統的衝突及制憲的徹底癱瘓。這個教訓彌足深刻，應引為後人戒。中國今天仍面臨終結中國共產黨壹黨專權體制、建設民主中國的歷史任務，不管這壹天來得早晚，未雨綢繆，為民主中國設計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憲制方案和科學的制憲程序，均是體制內外、海內外有識之士義不容辭的責任。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也當認真研讀、總結這份遺產。



民初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政體？



帝制終結，民國招手，這是中國3000年未有之變局。所謂「建立民國」，包括民主政治建構和民族國家建構兩個方面，後者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前者的選擇，所以我們先看民族國家建構。辛亥以後，這個問題如此急迫，至少四個方面的挑戰凸顯：首先，滿清「部族政權」雖然不再，壹個新的多民族國家卻要在新的原則基礎上加以整合。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內憂外患，整個中國已經是壹盤散沙，且列強環伺，沿海、邊疆被區隔為若干外國勢力範圍：俄佔北滿，日佔南滿、福建，德據山東，英居江浙、上海、廣東，法領廣西、雲南。西藏的離心傾向已十分明顯，民初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明確表示脫離中國，英印政府顯然在利用這壹點；外蒙亦受俄國挑唆，就在武漢軍政府張羅召開各省代表會議議決臨時政府時，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獨立。中國的內河如長江者，常年有各列強的軍艦定期或不定期巡航，蠶食著中國的主權。事實上，到清朝崩潰時中國還沒有被列強完全瓜分，完全得益於列強之間的利益紛爭和彼此牽制。新政權如何與列強談判收回主權治權、保持多民族國家的統壹並完成現代轉變，就成為非常艱巨的任務。其次，太平天國亂后，地方勢力崛起，中央權威衰落，這樣壹個四分五裂的狀況只有靠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重新整合。再次，多年內亂，加之天災不斷，各地盜匪橫行，兵匪不分，民初的白朗起義就是壹例，社會亟待重整，人民需要安定。最後，前朝巨債。雖然清末得益於對外貿易的擴展，國家財政收入有很大提高，1908年竟突破2億兩白銀，[1] 但辛丑積累的巨大外債和各種內債仍然壓力沈重，[2] 讓人喘不過氣。總之，必須迅速重建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處理這個爛攤子，跳出陷阱四布、險象環生的沼澤而開闢新局。

就民主政治建構而言，初生的民國面臨若干憲制選擇：壹個是以政黨政治為基礎、行政對國會負責的內閣制，壹個是行政與立法分立、雙方互不統屬的總統制。內閣制要求有成熟的政黨政治、發達的公民文化、優良的公民議政傳統，考慮到民初實際情況，內閣制其實是不現實的；而以行政集權為特徵的總統制顯然更合適，可以滿足剛剛建立的民國處理內外政務的急迫需要，避免不必要的黨爭，待新政體逐漸穩固，再壹步步完善政黨政治和國會監督。事實上，革命派的孫文、維新派的梁啟超當時都曾主張中國應采總統制以應變局。1911年12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在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也仿照美製設計了總統制政體。

更廣義地說，集權以完成轉型，如果把大清也計算在內，理論上本可假設三種情況：或實君立憲，像日本那樣，但這要求有像康熙或乾隆那樣有為的君主，又同時接受了現代文明的原則，如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但中國沒有產生這樣的君主；或虛君立憲，像大英帝國那樣，那就要求有強有力的內閣，足以應對轉型過程的所有挑戰，晚清立憲派憧憬的就是這樣壹種政體，但虛君立憲事實上在中國很難，因為吾國沒有這樣的傳統和文化土壤，當時的清廷也不接受；或共和立憲，那就如上文所析，唯總統制可以滿足轉型中國的要求。



「臨時約法」的定位錯誤



但「臨時約法」體現的卻不是總統制、而是內閣制原則，它改變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原有精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改變呢？簡單地說，革命黨不相信要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所以要搞個約法約束他，不讓他有實權。

其實，就辛亥革命創造的那個具體歷史場景言，當時的中國不但必須實行總統制，而且這個總統非袁世凱莫屬。為什麼？項城固然非共和理想的追求者，而是大清高級官員，但在晚清政界，袁世凱卻是重要的新派人物，是晚清憲政改革的主要操作者。袁固然並不「乾淨」，比如他花了不少心思和金錢賄賂滿清權貴奕劻，因為那是獲得慈禧老佛爺信任的捷徑；但作為「治世能臣」，袁在清末改革中取得的成就無人可比。當然，也有不少人視袁世凱為「亂世梟雄」，尤以袁的後來稱帝蓋棺論定，似乎袁在民初就是「竊取革命果實」，早懷「復辟」之心。這種倒果為因的觀察思路是極不科學的，不懂得歷史是壹個生成過程，是諸多因素碰撞互動的結果。袁當然不是中國的華盛頓，沒有那份胸襟，也不該這樣要求他，但他擁護新政，也並未反對共和。武昌槍響后，徐世昌奉奕劻之命前往河南密會袁世凱請其出山收拾殘局，袁當即表示要求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寬容武昌事變人員、解除黨禁、總攬兵權、寬以軍費，其志顯然仍在繼續新政事業。11月1日，袁被清廷授予內閣總理大臣，處理危局，很快即開始推動南北和議。12月2日，武漢各省代表議決「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12月9日，同盟會黃興電復汪精衛轉告楊度亦稱，只要袁世凱能令中國為「完全民國」，則舉其為「大統領」（大總統）。[3] 顯然，在辛亥之後那個大背景下，袁出領大任是眾望所歸，因為只有他擁有重整中國的實力（以他的北洋六鎮為依託），只有他能說服清廷和平退出（清廷不可能和革命黨打交道），只有他可以在清末立憲經驗的基礎上繼續推進轉型大業（畢竟輕車熟路），也只有他有望獲得各國的認可（從利益考慮，各國列強亦需要壹個穩定的中國）。總之，歷史條件決定了只有袁世凱才是那個十字路口能勘定大局的不二人選。

誠然，成為中華民國第壹任臨時大總統的並非袁世凱，而是孫文。孫對袁的「禪讓」被後來國民黨、共產黨的官史極盡美化，但那並非事實。孫文是壹個百折不撓的革命者不假，且有壹套三民主義的建國綱領（它的完善是在10年以後的國民黨改組時期），但孫沒有壹天「體制內」經歷，也沒有任何治國經驗可言，他所熟悉的只是鼓動秘密會社造反和為這種造反到處找錢。武昌革命發生時孫文在美國，12月21日返國，因南北議和尚無結果，於29日被17省代表會議選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職。孫雖承諾只是暫代臨時大總統之責，但內心未必情願。孫的大總統誓詞中有「至專制政府既倒，國內無變亂，民國卓立於世界，為列邦公認，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等語，實際是在宣布他不會輕易去職，這與原來承諾、也是人們期待的清室退位、南北議和成功就恭迎袁世凱就位並不吻合。孫在臨時大總統任內還數度發布命令「北伐」，若武力解決北方，原來對袁世凱的承諾自然可以作廢。

2月12日，清帝下詔宣布正式遜位，孫文不得已向參議院請辭，但仍試圖以法律形式限袁世凱之權，這就有了同盟會人起草、參議院3月8日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約法破天荒第壹次確定了中國的共和政體原則，是現代中國重要的憲法文件，但由於它是專為限定未來大總統袁世凱而設計、而推出，這個文件又成為導致後來壹系列痛苦政爭的根源。

《臨時約法》規定：

臨時大總統由參議院選舉之；

臨時大總統制定官制官規，須提交參議院議決；

臨時大總統任命國務總理、各部部長等國務員及外交大使公使，須得參議院同意；

臨時大總統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發布命令，須由國務員副署。[4]



這些規定在常態政治下並不過分，我本人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也對未來民主中國的總統權力做出眾多限制。[5] 但辛亥后的中國不是常態中國，而是轉型中國。轉型中國需要轉型政治和轉型政制設計。正是在這壹點上，革命黨人的弱點暴露無遺。革命黨人擔心袁世凱獨裁，試圖以內閣制的虛君原則約束之，這個思路根本上是錯的，因為它完全背離了當時中國的現實需求。就此而言，「臨時約法」絕非「立憲時刻」應予肯定的「經典文本」，它恰恰埋下以後的分裂。[6]

很多事實可以證明這壹點。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宣布就任第二任臨時大總統，11日，尚未解職的孫大總統即公布「臨時約法」，（不亦迅乎）。3月13日，經參議院認可，袁任命老資格政治家、北方議和代表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組建內閣，但唐內閣僅存在3個月就散了攤子。何也？項城不做虛君，和總理齟齬在所難免。程序問題也招惹麻煩：直隸參議會推薦本地人、原廣西巡撫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唐總理請袁總統認可委任，袁本同意後來又改了主意，蓋因王芝祥有同盟會背景，袁不放心，再與唐商議，唐已答應直隸方面不好改口，袁執意改派王為宣慰使去南京履職，唐拒不副署，袁徑自發布了委任令，輿論大嘩，唐以辭職回應，民國首任內閣垮台。誰之錯？人們當然可以指責袁世凱獨裁，前朝官僚舊習不改，有制不遵，讓總理丟了面子；同情者也可言京畿重地，大總統對都督人選都無決定之權，壹定要別人副署，又何以幹事？可謂總統難，總理也難，誰讓制度是這麼設計的呢！不但總統總理難，閣員也難。民初南北軍餉甚迫，南京留守黃興壹日數電，告「兵已食粥」，「兩日內倘再無款救寧，大亂立至」。財政總長熊希齡不得已向外國銀行團借款，好不容易借到了錢，卻引起社會非議。蓋因借款合同規定外國銀行團要派駐核計員監督發給各部隊的軍餉和遣散軍隊之費用。銀行團此舉本不難理解，他們知道中國官場貪污成風，不願借款打水漂罷了。但輿論卻指責財政總長賣國，甚至要錢喊得最凶的黃興這時也通電各省，痛斥熊希齡，稱「此種章程，匪獨監督財政，並直接監督軍隊，軍隊為國防之命脈，今竟允外國干涉至此，無異束手待斃，埃及前車，實堪痛哭。二十年來，海內各志士赴湯蹈火、粉身碎骨所辛苦締造之民國，竟壹旦斷送于區區三百萬之墊款。吾輩壹息尚存，心猶未死，誓不承認。熊希齡身負重任，竟敢違法專斷，先行簽約，悍然不顧，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聞章程已提交參議院核議，祈痛加駁斥，責令毀約」。[7] 面對如此憤青語言，熊希齡除了請辭，還能幹啥？



可敬可惜的宋教仁



同盟會的憲政專家宋教仁立志推進政黨政治，建設純粹的政黨內閣，為此退出唐之後的陸征祥內閣（也很短，不足3個月）。鈍初大才，也有大志向，可惜還是年輕，沒有看透轉型中國的真正需要。宋也主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卻沒有意識到除了袁，這個目標事實上無法達成，而幻想靠改組同盟會、建設強大的國民黨來實現其理想。為此，宋甚至屢次拒絕袁邀其出任國務總理之請，認為各黨「混合內閣」絕非可以幹事之所。反倒是袁把問題看得更清楚，1912年6月23日袁答覆同盟會關於政黨內閣的建議公之報端，袁稱：「諸君深知吾國今日政黨方始萌芽，純粹政黨內閣尚難完全成立，若再越數年，民國基礎鞏固，政黨亦皆發達，人才輩出，彼時余已退老山林，聽諸君組織政黨內閣可也。今余意實不能贊同諸君之說，余主意在得人才，但聞其才與不才，不問其黨與不黨。吾國今日國勢危急，舉國共知，而政黨幼稚亦吾人所不能諱，余提此主意亦屬不得已之故」。「總之，余奉告諸君，當放大眼光從中國全局著眼，從世界大勢著眼，斷不可沾沾于壹黨關係，亦不能硬以平和時代政黨更疊消長成例適用於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國。」[8] 批袁者可能謂這些不過獨裁託詞而已，但平心靜氣回到當年那個歷史語境，袁所述難道不是句句實情、且直透問題根本？

可惜鈍初之輩聽不進去，硬要壹意孤行。而實施政黨政治的前提是召開國會。據「臨時約法」第53條規定，「本約法施行后，限10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8月11日袁大總統明令公布國會組織法及參眾兩院選舉法，並規定11月1日舉行國會議員初選、11月30日複選、12月10日確定當選人名單，以備國會召開。宋教仁為此積極展開同盟會改組和新的組黨工作。8月13日，由5個黨（同盟會、統壹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合併而成的國民黨宣布成立並發表宣言，要努力而成「共和立憲國之政治中心勢力」。10月，宋南下湖南老家組織競選，亦連帶探母，想1904年赴日留學時兒子不過3歲，8年後流亡歸來，母已見老，妻亦憔悴，兒竟不認，自是別有壹番感慨。然組閣大事不容鈍初有更多兒女情長。1913年2月，宋經長沙、武漢抵上海，時全國大選已揭曉，國民黨大獲全勝，宋教仁躊躇滿志，在滬寧等地連續發表演說，批現政府的種種不是，又草擬國民黨大政見，重申純粹政黨內閣乃中國最好之選擇，總統當為虛位，不負實際責任，國務總理由眾院推出，並負組閣和具體行政之責，此外還有財政、產業、地方行政、教育、司法、外交等壹壹論列，儼然壹個完整的內閣制施政綱領。這當然是「臨時約法」精神的繼續。袁世凱顯然不會樂見。適這位大總統電促赴京，宋擬3月20日與若干當選國會議員同行北上，未料竟於當晚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襲擊，擊中腹部，22日不治身亡，年僅31歲。[9] 孫文則以此為由，不惜打斷正在進行的民國法治進程，而悍然發動以推翻現政府為目標的二次革命。正是這個二次革命，乃民國分裂之開始，后經1917年建立南方叛亂政府而成形，直到1928年北伐軍佔領北京、南北再度統壹才告結束，而民國本來是可以不必走這段彎路的，此皆為孫文之錯矣。[10]



國會立憲，黨派利益影響制憲方向



1913年4月8日，中華民國第壹屆國會正式開幕，參眾兩院共870名當選議員，其中國民黨籍議員達392位，在幾個參政黨中占絕對優勢。4月26日，趙秉鈞內閣與英德法俄日五國銀行團簽署善後大借款合同，總額2500萬鎊，以解燃眉之急，但在接下來的幾天連續遭到參眾兩院的否定，稱借款未經國會討論，實屬非法。袁總統行文兩院告善後借款已經前參議院贊同，手續並無不完，兩院仍堅持否決立場。由於參眾兩院皆以國民黨人為主，這次圍繞善後借款的較量乃是國會中的國民黨人與袁世凱的首次衝突。5月6日，孫文發布對外宣言，勸各國不要貸款給北京政府，以免用作軍費，鎮壓革命黨人。孫文在院外的徹底反政府立場加劇了國民黨藉議員與袁政府衝突的暴烈性質。由前維新派幾個小黨組合成的進步黨議員反對國民黨人的立場，認為他們是故意刁難，雙方激辯，甚至發生肢體衝突。這種分裂而非共識型的政黨格局，同樣註定民國開始就困難重重。

國民黨人與袁總統的更大衝突發生在制憲問題上。1913年6月，參議院和眾議院以互選方式各產生30人，兩院共60人組成中華民國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憲法，委員會同樣是國民黨人占多數。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民國最具合法性的國會及其憲法起草委員會卻起草了壹個最不合時宜的憲法，實乃民初中國深層矛盾的突出顯現。革命黨借辛亥成功爆得民意，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轉型中國的艱難，以他們為主起草的這個憲法草案（即「天壇憲草」，因起草工作在北京天壇祈年殿而得名）仍以「法律制袁」為根本企圖，所以仍然是壹個以內閣製為主軸、對大總統嚴加限制的憲法草案，其條文甚至頗有「國會專制」色彩，列國會眾多權力卻很少總統反制手段。國會中的溫和派進步黨（以梁啟超為首）則主張「保育」、「引導」與「監督」并行，冀圖明擁暗挾，以漸進方式推袁世凱走共和憲政之路，但因「立國無功」（儘管事實上並非如此），說話不夠硬氣，在國會亦不佔多數，無法左右局勢，歷史也沒給他們這樣的機會。袁總統本人對「天壇憲草」自然無法接受，遂於1913年10月16日提出「增修約法草案」以修改「臨時約法」，要求大總統有自行任免官員之權而無需國會同意，蓋因過去壹年多內閣三度重組，在在受困於國民黨人不合作和國會牽制，已不堪忍受。10月18日，袁總統為立法許可權事咨憲法起草委員會，擬派員列席，陳述意見。10月22日，袁派施愚等8人至憲法起草會議現場，竟被以行政不得干預立法為由逐出。至此，袁已看出國會不會輕易妥協，遂於10月25日通電各省，公開批評國民黨「顛復政府，事實俱在」（指孫文及「二次革命」），又批國民黨籍議員借起草憲法以謀私，「妨礙國家者甚多」，「立憲精神，以分權為原則，臨時政府壹年以內內閣三易，屢陷於無政府地位，皆誤于議會之有國務員同意權，此必須廢除者」，[11] 試圖用各省壓力迫國會讓步。到此為止，袁的談判努力尚在合理合法範圍內。但國會沒有任何妥協，10月31日，憲法起草委員會在天壇三讀通過憲法草案。11月1日，副總統黎元洪通電請將憲草重新釐定，無果。11月4日，袁不得不使出流氓手段，在法律框架外解決問題，就是宣布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籍議員並追繳其議員證書、徽章，讓制憲過程徹底癱瘓。事實上，在這之前袁黨已經耍過壹次流氓：為了獲得列國承認中華民國，民國臨時大總統需經合法程序變為正式大總統，故有「先選舉后制憲」之安排，就在正式大總統選舉的10月6日，也是因為有國民黨人抵制，袁黨竟動員街頭遊民地痞組成所謂「公民團」包圍國會，不選出袁總統不讓出門。此舉自然加深國民黨人對袁的憤恨，更要通過制憲把他壓倒。民初政治的惡性互動就是這樣形成的，以至到了非靠流氓手段不能擺平的地步，又是誰之錯？

後邊的事情反倒簡單了。排除了對手和攪局者，袁從容安排壹個御用機構編纂了壹部為他量身定做的新憲法並於2014年5月1日公布，此即《中華民國約法》。袁的新約法開了民國乃至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御用制憲之先河，但就其內容言，卻本來最適合轉型中國之需要。新約法體現總統制集權原則，設立法院表達民意，設參政院為總統諮詢機關，其總框架是權威主義的，參政院尤有明顯精英政治色彩，可以集天下英才助總統決策、施政，可惜兩年前制定「臨時約法」的同盟會諸公沒有這個眼界和胸襟當時就搞出這樣壹部約法，以致矛盾叢生，造成後來壹系列困難。包括宋教仁的純粹政黨內閣理想也可以此論之。宋是真誠的憲政主義者，但他的政黨內閣努力卻生不逢時。袁非「竊國」，也想幹事；袁認同中國需變，但要在袁氏大旗下。主觀上，這和袁的個性有關；客觀上，亦是當時中國所需要。和革命黨人的痛苦纏鬥則更堅定了袁的決心，大大強化了非大權在握不足以成事的信念。

當然，真的集權了，又孕育著新的危險。壹般而言，集行政大權于壹身已經離獨裁不遠，而獨裁以謀國和獨裁以謀私並不存在天然的界限。人非聖賢，在謀國同時又適當謀私並不算怪，甚至在所難免，但何者為主卻考驗壹個政治行動者的道行。歷史證明袁世凱作為現代政治家同樣是不及格的，儘管就當時中國言，只有他擁有這樣的領航機會。袁氏後來走上恢復帝制的不歸路，也許是因為他相信了洋人顧問古德諾、楊度那套「君憲才能救國」的理論，也許是因為他真的認為實君立憲強於目下亂糟糟的所謂共和，也許放眼望去，日、俄、德等強國無不實行君主政治，似乎證明君主立憲在中國亦屬應當，也許更簡單些，那就是就個人言，袁仍有凡夫俗子那壹面，嚮往他十分熟悉而過去從未敢想的皇權時代的九五之尊，擬或受到兒輩如袁克定者攛掇而誤入家天下歧途，[12] 不管怎樣，與國會中的國民黨人痛苦纏鬥的經歷，大概仍然是袁氏壹頭扎向君主立憲、哪怕為此開歷史倒車的重要背景。袁死後，圍繞新約法和舊約法、新國會和舊國會又有扯不完的官司、衝突，直鬧到南北分裂、兵戎相見，民國打得壹塌糊塗，這裏就不細述了。

民初立憲教訓對今人的啟示



讓我們回到當下。民初立憲教訓對今人、特別是我等未來民主中國的追求者有什麼啟示？

首先，要清楚把握未來民主中國的真正需求。今天的中國當然已大不同於百年前搖搖欲墜之大清，也不同於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民國初年。儘管從歷史哲學意義上，1949年中共的成功是對1911年共和道路的背離和扭曲，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汲取毛澤東時代的教訓，集中力量發展經濟，借重新認可的市場原則和冷戰後提供的全球化機會迅速崛起，而造就當今政治壟斷而經濟開放的格局。我曾在不同場合言，當今中國乃鴉片戰爭以來180年國勢最旺者，對此，反對派人士往往不願正視，但這的確是事實。我甚至講過，中共治下的中國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四個帝國」（仿黃仁宇，黃認為漢、唐、明乃國史上最強盛之三大帝國）。看看紅色帝國在全球的擴張速度和態勢（這是100年甚至20年前完全不能想象者），就可知此言不虛。有朋友批評這是「散布悲觀情緒」，「誇大黨國成績」，「給民主運動潑冷水」，我倒認為建立在虛假判斷上的所謂「信心」才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害，因為它既不知此也不知彼，在連續30年的「唱衰」中讓自己失去了反對派應有的客觀冷靜，也失去了大部分國人的支持。比如，總有反對派人士唱「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老調，甚至盼望哪天中國經濟崩盤，反對派好去「接管權力」，這當然只是壹廂情願的想象而已，殊不知今日中國早已告別饑饉和全民造反的時代，以「經濟崩盤」換得反對派上台更是壹種罪惡的想法。近年來還出現各種分裂主張，劉仲敬的所謂「諸夏」說即為代表。劉本是有才華的青年學者，其《民國紀事本末》是研究民國問題的天才著作，未成想竟墮落為妖言惑眾者，以先知自居，在海外鼓噪流血和分裂勢力的大聯合。這些不是在動搖、而是在鞏固北京的統治，畢竟，絕大多數國民並不希望見到這樣的分裂。

批評海外上述不良現象，不意味著否認中共體制的反民主性質，事實上，自習近平上台以來，這種體制性反民主，正藉助數字化極權設施的普及、藉助更加嚴厲的信息封鎖、通過對新疆西藏等民族地區的人權壓制而更顯露其猙獰和醜惡。這些極權措施可以換得政權的壹時茍安，卻埋下未來轉型的諸多陷阱。這才是民主轉型戰略家必須關注者。最近香港學生和市民英勇智慧的抗議活動再壹次證明中共專權體制和進步人類追求的憲政文明之格格不入。台灣問題也是未來焦點。即便假設台灣真的在未來若干年內被大陸「收回」（筆者多次指出這完全可能，屬習近平為求「千秋」必爭之項），但只要大陸政制不改，台灣就將永遠是北京手中「燙手的山芋」，已經有成熟民主訓練、發達公民意識的台灣人不會輕易接受大陸這套黨文化，到那時「鬥爭綿綿無盡期」，會讓中南海的掌權者睡不著覺的，今天之香港已經證明了這壹點。

我相信，北京體制內的明白人也會看到這壹點。這就是希望。中國民主運動的戰略家應該從總體上估價未來轉型的真正需要，就政制設計、轉型路徑做出整體沙盤推演。總體上說，通過儘可能低成本、低烈度的形式完成對中共黨專制體制的轉型性改造，使其較為順利地對接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政體制，是轉型中國的真正需要，也是中國體制內外民主力量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中共這樣壹個體制甚至容不下香港的真普選訴求，足見其不會擁有未來。但中共治下70年的發展，已經在社會、經濟、民生、跨地區關係等領域造就高度整合，任何獨立主張（不管是否有合理根據）在這個前提之下都已經不合時宜。民主化后的中國還將是壹個多民族共存、內部情況極其複雜的大國，仍然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但未來中國也需要建設發達的地方政治和公民文化，需要建構合理的、符合憲政民主和人權原則的民族關係。什麼樣的憲政制度才能因應這些要求？有人說照搬美國就行了。這不過是偷懶的做法。中國國情如此複雜，不可能照搬任何國家的現成體制。更何況美國近來出現的問題證明，即便是像美利堅這樣成熟的民主國家，其憲政體制仍大有改進的餘地。在這方面，中國轉型戰略家應該注意的，反倒是如何利用「后發優勢」，廣泛參考各國憲政之經驗教訓，以為未來民主中國備考。黨國體制中那些和大國治理有關的技術性成功經驗同樣是壹筆寶貴財富，不應該忽視。台灣、香港的民主、法治經驗也彌足珍貴，可作為內部或外部建設性因素（如果屆時台灣仍未「回歸」的話）直接作用於未來民主中國。

可惜的是，海內外中國反對派至今缺乏對這些問題的認真討論。筆者不才，7年前就曾出版全本《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洋洋400頁，提出「中華第三共和國憲法草案」，內含修正的總統制、雙軌共和制等憲制設計方案和台灣、民族問題的處理思路，也對中國為什麼應取漸進式轉型路徑做出詳細說明，但迄今很少見到專業性評論或進壹步的研討，特別是關於憲制的研討。[13] 那個報告中也有筆者對其他憲制主張的評述，也沒有得到任何反饋意見。何以反對派陣營對如此重要的問題竟冷漠至此？難道在網路上打打嘴仗、喊些大而無當的漂亮口號，就可以真的促成中國民主么？想當年，革命派陣營汪精衛、胡漢民和維新派主將梁啟超尚有圍繞中國前途的兩年大論戰（1905~1907），積累論戰材料近百萬言，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也為民國建設奠定根基。姚望先賢，我們當感汗顏。



其次，體制內外的合作，仍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的基本動力和基本路徑。常聽有人講，中國「改革已死，革命當立」，且不論這個「革命」是啥意思（民間革命？暴力革命？還是非暴力革命？），說「改革已死」往往意味著對體制內變革力量的徹底失望。誠然，今天的習政權反民主、反憲政，甚至《炎黃春秋》這樣的刊物都被徹底顛復，堵塞了壹切體制內的建言渠道，難免讓人絕望。但從長遠看，這樣的局面不可能持久。畢竟中國已經有了40年的改革開放，大批黨內精英（從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後到九零后）有海外求學經歷、有對民主理念的基本認知、有治理國家的實際體驗、也有對自身安全的擔憂顧慮，他們構成中國民主轉型的潛在力量。中國反對派、尤其海外反對派絕不可輕視這樣壹股力量。

事實上，當年孫文和同盟會排斥袁世凱和清末立憲派，本質上是對體制內變革力量的戰略輕視。作為草莽革命家，他們習慣於武裝起義、暗殺，卻不懂得如何與官場內的進步力量合作去駕馭、改變這個國家。戊戌變法時康有為犯過同樣的錯誤。「公共汽車上書」不久，康南海組織強學會，竟拒絕李鴻章給學會的捐款；光緒皇帝發動變法后，康又排斥朝內開明實力派如李鴻章、劉坤壹、張之洞者，把變法維新搞成了壹批全無根基的青年外來者與同樣沒有根基的皇帝的獨角戲；康對儒學的那套別出心裁的解釋和狂妄的教主心態也影響了變法在傳統知識層的被接受，所有這些教訓足以令後來改革者戒。

可以說，無論中國的民主轉型是漸進的還是突發的，均不能無視體制內力量。在充分重視、挖掘體制內資源意義上，中共黨內民主派、憲政社會主義派、新權威主義、各種「黨主立憲」的主張，都有部分合理性，中國自由主義反對派應該有這個胸襟和各派合作，推動中國的轉型大業。中國作為大國，其民主轉型的大背景、大約束條件也決定了必須有這樣的合作，轉型才有可能成功。



再次，不要指望壹次或數次「圓桌會議」就能解決憲政轉型和制憲問題，更不能僅靠所謂「現場博弈」得出理想的制憲結果，而必須有前期艱苦認真的準備。王軍濤是我尊敬的中國民主運動老戰士、目前主要在海外活動的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壹直主張民主運動要三步走：第壹步是「大規模政治風潮要求政體變革」，它的作用是「撕裂統治集團」，形成體制內開明派出來和民間領袖互動；第二步是「各派圓桌會議制憲」，「這些派別有執掌實權的執政集團內部的改革派，有原有反對運動中被迫害的象徵性人物和當下政治風潮中的新興領袖，有制度化的組織的領導和民間意見領袖，有享有聲望的專業人士，還可能有國際組織和力量的代表和專家。圓桌會議設計新的憲政結構，安排大選，制定新舊體制過渡方案和權力交接儀式」；第三步則是組織大選，產生新政府。軍濤特彆強調，在這三個階段中，「最難的不是啟動轉型，而是圓桌會議」，「圓桌會議，就是執政集團內部的改革派與民間反對運動中的理性建設派良性互動，將雙方陣營中的激進派邊緣化」。[14] 這個「三步走」戰略體現了對體制內外合作的重視，與本文見解同，不再多論。靠「大規模政治風潮」去「撕裂統治集團」已經是比較老套的轉型過程理解，未必是對未來的準確預測，特別是新極權時代的大數據控制技術，讓大規模群眾運動變得越來越難，轉型戰略家應該看到這個變化。未來啟動轉型的，更可能是因重大外交或軍事失敗引發高層變動、或因接班人問題產生的高層權爭、或重大公共事件處理不當引發廣泛不滿，簡言之，它更多的會表現為體制內部的危機，當然，在所有這些場合，民間壓力的存在仍然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最需要質疑的是軍濤「圓桌會議制憲」的說法。嚴格說，制定憲法不是圓桌會議的事，更不是未來國會的事，而應託付于獨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以避免政黨利益和各派政治利益牽扯其中。民初的首屆國會制憲就是犯了這個錯誤，讓國會中佔優勢的國民黨人把持了憲法起草過程，起草出來的東西自然體現國民黨壹黨的意志，而未必符合轉型中國的真正需要。從制憲所要求的公正性和廣泛代表性看，這樣的制憲顯然是不可取的。通過圓桌會議「吵」出壹部憲法同樣不可取，因為它同樣會把大量黨派利益、黨派傾向加入進去。

我以為，未來中國的憲政轉型，大概率仍然是常序狀態下的漸進轉型，而不是體制坍塌發生「革命」的突發性轉型，原因就在於中國是個超大型國家，中共體制也已經具備強大的韌性，它完全不同於100年前的大清朝。在這個背景下，漸進轉型意味著某種重大變故造成體制內的分化，或在長期博弈演變中、在民間壓力下權力高層產生開明的領導者，體制內的改革力量和民間自由力量互動、聯手，推動壹系列體制性變革，最終達到那個質變點，就是可以啟動新的制憲操作。它可能採取制憲會議的形式（或者換個說法，「圓桌會議」的形式），也可能利用原有制度架構如全國人大（它當然是壹個已經容納了反對派人士、有充分代表性的機構，而不再是原來黨機器的「橡皮圖章」），但無論哪壹種，都要委託獨立的憲法起草委員會進行起草，也可以邀請專家同時起草，草案可以不止壹個，以便相互比較，還要規定明確而科學的批准程序。總之，要儘可能減少黨派利益和各種短期行為對制憲的影響。

還有壹個問題順便說壹下，那就是所謂「過渡政府」問題。壹般來說，只有前政權徹底崩潰了，才會產生「過渡政府」以應急需，就像大清朝崩潰了，初建的民國需要壹部「臨時約法」和「臨時大總統」。未來中國幾乎沒有可能再現這種情況。所以，中國民主轉型戰略家和研究者應該把更多精力用到常序轉型條件下各種可能情況的因應策略，突發轉型只是作為次壹級可能參考備案即可。

中國已經是全球大國，這又是和100年前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時中國是列強宰割的對象。作為大國，中國轉型戰略家必須考慮未來民主中國的外交定位。民主中國當然要高舉普世價值旗幟，與世界民主共同體站在壹起，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但不要忘記，這個世界正在重新走向叢林時代，這意味著，未來民主中國必須找到普世價值與民族國家利益間的合理平衡點。這個任務並不輕鬆。

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這個體制還能延續多長時間？誰也說不準。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做好現在可以做的事情，為民主轉型做好準備，並以我們的努力，促進這個未來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