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政治生態的基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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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政治生態的基本狀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2月5日
作者 張傑
1944年，明朝滅亡300周年。這壹年，郭沫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壹篇16，000餘字政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中華民國退守台灣70年以及中共建政70周年的今天，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先生問自己：假如我與蔣介石先生同代並有幸成為他的策士，我能不能諫他壹策，幫他走出民主還是專制、憲政還是剿共的迷局，使其滿盤皆活呢？大陸政治改革和穩定台海局勢的出路何在？
10月21日，博訊網發表了李偉東先生40，000字政論文章《中華民國丟失大陸70年祭及戰略檢討—兼談大陸政治改革和穩定台海局勢的兩個建議方案》。文章剖析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國民黨的戰略錯誤和真正的歷史教訓，並提出了大陸政改方案和台海關係方案。偉東在文中說，他要破解了壹個歷史難題，同時也拯救了自己多年來因在歷史迷霧中理不出頭緒而矛盾掙扎的靈魂。這篇文章是他花半月時間撰寫的，自認為是中國版的《激蕩的百年史》。他說他用悲劇史詩的格調重建和闡釋了中國人的百年民主奮鬥史及經驗教訓。直面和解讀了所有分歧問題。
該文刊登后，得到了壹些學者的讚揚，也受到壹些學者的批評和質疑。應該說該文是偉東多年研究思考的嘔心力作，主題宏大、視野寬闊，觀點獨到甚至具有顛復性，對研究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無疑是壹篇重要文章。儘管我並不認為它的影響力會超越其2013年《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下面，就該文章，我談談自己的看法。由於該文較長，我只就部分問題進行分析。
第壹，中國統治基因是什麼？
偉東認為，中國這個自秦始皇以來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大帝國，雖然歷經朝代更疊、大壹統短暫崩塌、少數族裔統治，但統治集團的幾個基本理念壹直保持著並世代傳承和頑固不化，成為壹種統治基因，哪怕某個具體的統治者在年輕時壹定程度接受了另類思想（如民主），也會在實際掌握統治權之後逐步蛻變成「准皇帝」壹樣的威權統治者（如孫中山和毛澤東），這幾乎是中國徹底實現民主化之前的歷史宿命。這幾大統治基因是：1，大壹統；2，中央集權；3，帝制。如果不能建立起帝制，也要共推壹個領袖——准皇帝（換句話說：天無二日）；4，成王敗寇，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對此，我的看法是，中國皇權制度延綿兩千余年，統治基因應該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大壹統、中央集權可歸入皇權制度，成王敗寇是壹種政治觀念，不屬於統治制度，作為統治基因並不恰當。中國統治基因應該包括：1.皇權制度；2.專制文化；3.小農經濟；4.宗法制度。
第二，共產黨的騙與非騙
李偉東曾在八年前，在新浪微博上發表短文，總結了共產黨的五騙：1，騙農民給土地並且鼓勵破產農民血腥對待地主，從而沒了退路，只好跟著共產黨走；2、騙工人說自己與工人階級是同階級而且是他們的先鋒隊。3、騙全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說共產黨才代表中國的民主方向；4、騙蘇聯說自己不是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是真馬列主義，政治路線是先搞新民主主義，最後實現社會主義；5，騙美國說自己才是中國的民主政黨，代表中國的民主方向。由於以上的成功欺騙，共產黨在1948年前後贏得了農民、工人、知識分子、蘇聯和美國的共同支持，因此才贏得了最後勝利。但在該文中，偉東說經過近些年的深入思考，他注意到上述總結仍然是歷史的皮毛和表象，並非歷史深處的邏輯。五騙雖然從表面看是合理的，但深入分析仍不能百分百地確認就是騙。他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以及共產黨的幾乎所有基層黨員，都沒有主觀行騙的故意，他們是真誠地在為壹個「民主的新中國」而流血犧牲頑強奮鬥。
偉東從共產黨「五騙」到「不能百分百地確認就是騙」再到「沒有主觀行騙的故意」的觀點演變，存在邏輯障礙。騙與非騙的標準是什麼？我想無非是語言承諾和行為結果。關於語言承諾，笑蜀先生的著作《歷史的先聲》已經說得很詳細了。至於行為結果，中國人不僅見識了，而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按偉東的觀點似乎是中共客觀上行騙了，但主觀上沒有行騙，所以沒有騙。
對此，鄧聿文先生的觀點比較明白，他指出：謊言治國，欺騙成性不是說中共天生就是壞，或者是它的創黨領袖以及後來的領導人都心術不正，德行不端。就個人品德而言，中共創黨領袖中很多是懷著救國救民之理想的。儘管如此，中共及其領導人的謊言和欺騙明顯遠多於其他政治集團，此乃由中共信奉的烏托邦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它對權力的壟斷必然帶來的。理想本身若不能實現，其實就是謊言，而壹種理想具有烏托邦性質，要人們相信，除了權力強制外，就只能用壹個壹個的謊言來欺騙。
偉東認為，那場持續半個世紀（從1908慈禧光緒去世到1949共產黨得了天下）的中國命運大決戰，不過是壹幫右翼知識分子（國民黨）和壹幫左翼知識分子（共產黨）裹挾工人農民鄉紳和資本家的大決戰，是中國知識精英在選擇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生死對決。國民黨拿出了壹個很好的四七憲法並實行了普選，但人民更喜歡共產黨拿出的更傾斜于普通民眾權益的民主方案。很遺憾，壹個具有右翼保守自由主義精神和更接近現代民主形式的憲政方案——國民黨的方案，輸給了壹個更民粹主義的共產黨的民主方案。
但偉東沒有交代這個結論的依據何在？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是事實，但並不能說明人民更喜歡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是靠暴力奪取的政權，是用槍杆子說話的。如果誰用暴力贏得勝利，誰就代表人民，這豈不是成王敗寇的政治邏輯。
第三，共產黨殲滅了多少日軍？
偉東對網路上流傳的日軍的壹份戰後傷亡統計，說日軍在華死亡42萬，其中只有851人是中共消滅的，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共軍隊大約消滅了日軍六七萬人。但其推算是根據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記載，日軍死亡483708人，減去據日本厚生省（衛生部）統計，1937-1945年，日軍在中國共死亡54萬人，從而得出中共軍隊殲滅日軍6萬人。如此推算顯然難以令人信服。在偉東的該文中，史料證據不足是壹個硬傷，它影響了觀點的證明力。如他認為《臨時約法》捆住了袁世凱大展宏圖的手腳，讓他什麼都幹不成的觀點，同樣缺少證據證明。當時國會議員王葆真在《民國初年國會鬥爭的回憶》中寫道：「（袁世凱）當選總統后，壹再背信棄義，既不到國會就職，又不出席國會發表政見。在保和殿就任時，把議員們排在朝房內，讓議員們看不到他，也聽不到他的誓詞，顯然藐視國會。」有學者指出：事實是袁世凱想將壹切軍政外交大權獨攬在自己手上。但他似乎忘了，共和是怎麼來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緣自國人對皇權專制的不信任和否決；革命是為了民主分權，絕不是為了專制集權——袁世凱似乎沒有意識到：壹個不願意權力受到憲法制約的大總統，和壹個專制皇帝，又有什麼區別呢？
第四，《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議方案》脫離現實
《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議方案》是偉東文章划龍點睛的地方，但該方案並未成為亮點：
壹是，偉東認為，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定義為全面回歸新民主主義。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但長期推后和擱置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和專政思維及相關政策；」但問題在於既然共產黨壹黨專政，共產黨為什麼要聽妳的？
二是，偉東認為，「適度放開黨禁，不是放開自由組黨，而是放開對已有的八個民主黨派的思想和組織束縛，讓他們成為共產黨的友好諍黨和監督行政及監督腐敗的黨，讓他們辦報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和建議。」但問題在於誰願意被別人監督？既然中共能放開八個民主黨派的約束，中國事實上就已經放開了黨禁。
三是，偉東認為，「經過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回歸，如果實驗的順利，共產黨可以像毛澤東當年設想的那樣改變自己的名稱，建議用：中華共生黨。因為這個名字更符合共產黨曾經正確的歷史作為，和今天倡導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夢，與全世界華人和平共生並且與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難道不是更能體現共產黨人的本質理想嗎？共產黨的「共」本來就有天下為公之意，但「產」就太形而下了，產有什麼好「共」的？當年無產階級要通過暴力搶奪有產階級，歷史證明這是把無產階級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產」，改為「生」，共生，就壹切都順了。」但問題是共產黨的看法與偉東恰恰相反,他們既要保留「共」又要保留「產」，因為「共」作為壹塊遮蓋布還是需要的。
偉東說，他不在意，他只在意歷史的真實進步，哪怕是碎步前進。因為妳天天詛咒共產黨斷命，它事實上還在頑強續命，並且無論是反對派還是世界上強大的敵手如美國，目前都拿它無可奈何。斷命的詛咒和打倒的呼聲，沒取得任何實際回應。還不如提供個方案。如果我們把時光拉到1921年，中共比海外民運還要弱不禁風，開個會都要東躲西藏。但它沒有認命，革命不止，相反頑強續命的國民黨倒是分崩離析了。可見，反對力量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應妄自菲薄，時勢造英雄。
最後，我們總結壹下，偉東的政論文章值得閱讀和思考，儘管存在理論邏輯障礙、證據不充分和脫離現實的硬傷。偉東在意歷史的真實進步，但忽略了歷史的生成性規律。事實上，我們無法為中國未來規劃壹個最終方案，因為它取決於政治力量博弈和妥協，但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大勢是明確的，西方和台灣、香港也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民主人士坐而論道固然無可厚非，但身體力行更加可貴。中共黨國早晚會滅亡。我們對未來應該充滿信心。
1944年，明朝滅亡300周年。這壹年，郭沫若在重慶的《新華日報》上發表了壹篇16，000餘字政論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在中華民國退守台灣70年以及中共建政70周年的今天，中國戰略分析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先生問自己：假如我與蔣介石先生同代並有幸成為他的策士，我能不能諫他壹策，幫他走出民主還是專制、憲政還是剿共的迷局，使其滿盤皆活呢？大陸政治改革和穩定台海局勢的出路何在？
10月21日，博訊網發表了李偉東先生40，000字政論文章《中華民國丟失大陸70年祭及戰略檢討—兼談大陸政治改革和穩定台海局勢的兩個建議方案》。文章剖析中共到底是如何得了天下的、國民黨的戰略錯誤和真正的歷史教訓，並提出了大陸政改方案和台海關係方案。偉東在文中說，他要破解了壹個歷史難題，同時也拯救了自己多年來因在歷史迷霧中理不出頭緒而矛盾掙扎的靈魂。這篇文章是他花半月時間撰寫的，自認為是中國版的《激蕩的百年史》。他說他用悲劇史詩的格調重建和闡釋了中國人的百年民主奮鬥史及經驗教訓。直面和解讀了所有分歧問題。
該文刊登后，得到了壹些學者的讚揚，也受到壹些學者的批評和質疑。應該說該文是偉東多年研究思考的嘔心力作，主題宏大、視野寬闊，觀點獨到甚至具有顛復性，對研究中國憲政民主轉型無疑是壹篇重要文章。儘管我並不認為它的影響力會超越其2013年《走不通的紅色帝國》。下面，就該文章，我談談自己的看法。由於該文較長，我只就部分問題進行分析。
第壹，中國統治基因是什麼？
偉東認為，中國這個自秦始皇以來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大帝國，雖然歷經朝代更疊、大壹統短暫崩塌、少數族裔統治，但統治集團的幾個基本理念壹直保持著並世代傳承和頑固不化，成為壹種統治基因，哪怕某個具體的統治者在年輕時壹定程度接受了另類思想（如民主），也會在實際掌握統治權之後逐步蛻變成「准皇帝」壹樣的威權統治者（如孫中山和毛澤東），這幾乎是中國徹底實現民主化之前的歷史宿命。這幾大統治基因是：1，大壹統；2，中央集權；3，帝制。如果不能建立起帝制，也要共推壹個領袖——准皇帝（換句話說：天無二日）；4，成王敗寇，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對此，我的看法是，中國皇權制度延綿兩千余年，統治基因應該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大壹統、中央集權可歸入皇權制度，成王敗寇是壹種政治觀念，不屬於統治制度，作為統治基因並不恰當。中國統治基因應該包括：1.皇權制度；2.專制文化；3.小農經濟；4.宗法制度。
第二，共產黨的騙與非騙
李偉東曾在八年前，在新浪微博上發表短文，總結了共產黨的五騙：1，騙農民給土地並且鼓勵破產農民血腥對待地主，從而沒了退路，只好跟著共產黨走；2、騙工人說自己與工人階級是同階級而且是他們的先鋒隊。3、騙全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說共產黨才代表中國的民主方向；4、騙蘇聯說自己不是山溝里的馬列主義，是真馬列主義，政治路線是先搞新民主主義，最後實現社會主義；5，騙美國說自己才是中國的民主政黨，代表中國的民主方向。由於以上的成功欺騙，共產黨在1948年前後贏得了農民、工人、知識分子、蘇聯和美國的共同支持，因此才贏得了最後勝利。但在該文中，偉東說經過近些年的深入思考，他注意到上述總結仍然是歷史的皮毛和表象，並非歷史深處的邏輯。五騙雖然從表面看是合理的，但深入分析仍不能百分百地確認就是騙。他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以及共產黨的幾乎所有基層黨員，都沒有主觀行騙的故意，他們是真誠地在為壹個「民主的新中國」而流血犧牲頑強奮鬥。
偉東從共產黨「五騙」到「不能百分百地確認就是騙」再到「沒有主觀行騙的故意」的觀點演變，存在邏輯障礙。騙與非騙的標準是什麼？我想無非是語言承諾和行為結果。關於語言承諾，笑蜀先生的著作《歷史的先聲》已經說得很詳細了。至於行為結果，中國人不僅見識了，而且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按偉東的觀點似乎是中共客觀上行騙了，但主觀上沒有行騙，所以沒有騙。
對此，鄧聿文先生的觀點比較明白，他指出：謊言治國，欺騙成性不是說中共天生就是壞，或者是它的創黨領袖以及後來的領導人都心術不正，德行不端。就個人品德而言，中共創黨領袖中很多是懷著救國救民之理想的。儘管如此，中共及其領導人的謊言和欺騙明顯遠多於其他政治集團，此乃由中共信奉的烏托邦的共產主義理想以及它對權力的壟斷必然帶來的。理想本身若不能實現，其實就是謊言，而壹種理想具有烏托邦性質，要人們相信，除了權力強制外，就只能用壹個壹個的謊言來欺騙。
偉東認為，那場持續半個世紀（從1908慈禧光緒去世到1949共產黨得了天下）的中國命運大決戰，不過是壹幫右翼知識分子（國民黨）和壹幫左翼知識分子（共產黨）裹挾工人農民鄉紳和資本家的大決戰，是中國知識精英在選擇中國道路問題上的生死對決。國民黨拿出了壹個很好的四七憲法並實行了普選，但人民更喜歡共產黨拿出的更傾斜于普通民眾權益的民主方案。很遺憾，壹個具有右翼保守自由主義精神和更接近現代民主形式的憲政方案——國民黨的方案，輸給了壹個更民粹主義的共產黨的民主方案。
但偉東沒有交代這個結論的依據何在？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是事實，但並不能說明人民更喜歡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是靠暴力奪取的政權，是用槍杆子說話的。如果誰用暴力贏得勝利，誰就代表人民，這豈不是成王敗寇的政治邏輯。
第三，共產黨殲滅了多少日軍？
偉東對網路上流傳的日軍的壹份戰後傷亡統計，說日軍在華死亡42萬，其中只有851人是中共消滅的，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中共軍隊大約消滅了日軍六七萬人。但其推算是根據何應欽著《八年抗戰之經過》記載，日軍死亡483708人，減去據日本厚生省（衛生部）統計，1937-1945年，日軍在中國共死亡54萬人，從而得出中共軍隊殲滅日軍6萬人。如此推算顯然難以令人信服。在偉東的該文中，史料證據不足是壹個硬傷，它影響了觀點的證明力。如他認為《臨時約法》捆住了袁世凱大展宏圖的手腳，讓他什麼都幹不成的觀點，同樣缺少證據證明。當時國會議員王葆真在《民國初年國會鬥爭的回憶》中寫道：「（袁世凱）當選總統后，壹再背信棄義，既不到國會就職，又不出席國會發表政見。在保和殿就任時，把議員們排在朝房內，讓議員們看不到他，也聽不到他的誓詞，顯然藐視國會。」有學者指出：事實是袁世凱想將壹切軍政外交大權獨攬在自己手上。但他似乎忘了，共和是怎麼來的——辛亥年的革命，恰恰緣自國人對皇權專制的不信任和否決；革命是為了民主分權，絕不是為了專制集權——袁世凱似乎沒有意識到：壹個不願意權力受到憲法制約的大總統，和壹個專制皇帝，又有什麼區別呢？
第四，《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議方案》脫離現實
《當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建議方案》是偉東文章划龍點睛的地方，但該方案並未成為亮點：
壹是，偉東認為，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內涵，定義為全面回歸新民主主義。仍然堅持共產黨領導，但長期推后和擱置共產主義、階級鬥爭和專政思維及相關政策；」但問題在於既然共產黨壹黨專政，共產黨為什麼要聽妳的？
二是，偉東認為，「適度放開黨禁，不是放開自由組黨，而是放開對已有的八個民主黨派的思想和組織束縛，讓他們成為共產黨的友好諍黨和監督行政及監督腐敗的黨，讓他們辦報對政府政策進行批評和建議。」但問題在於誰願意被別人監督？既然中共能放開八個民主黨派的約束，中國事實上就已經放開了黨禁。
三是，偉東認為，「經過十年左右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回歸，如果實驗的順利，共產黨可以像毛澤東當年設想的那樣改變自己的名稱，建議用：中華共生黨。因為這個名字更符合共產黨曾經正確的歷史作為，和今天倡導的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及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夢，與全世界華人和平共生並且與全世界人民和平共生，難道不是更能體現共產黨人的本質理想嗎？共產黨的「共」本來就有天下為公之意，但「產」就太形而下了，產有什麼好「共」的？當年無產階級要通過暴力搶奪有產階級，歷史證明這是把無產階級自己送上新奴役之路的邪路。保留「共」，去掉「產」，改為「生」，共生，就壹切都順了。」但問題是共產黨的看法與偉東恰恰相反,他們既要保留「共」又要保留「產」，因為「共」作為壹塊遮蓋布還是需要的。
偉東說，他不在意，他只在意歷史的真實進步，哪怕是碎步前進。因為妳天天詛咒共產黨斷命，它事實上還在頑強續命，並且無論是反對派還是世界上強大的敵手如美國，目前都拿它無可奈何。斷命的詛咒和打倒的呼聲，沒取得任何實際回應。還不如提供個方案。如果我們把時光拉到1921年，中共比海外民運還要弱不禁風，開個會都要東躲西藏。但它沒有認命，革命不止，相反頑強續命的國民黨倒是分崩離析了。可見，反對力量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應妄自菲薄，時勢造英雄。
最後，我們總結壹下，偉東的政論文章值得閱讀和思考，儘管存在理論邏輯障礙、證據不充分和脫離現實的硬傷。偉東在意歷史的真實進步，但忽略了歷史的生成性規律。事實上，我們無法為中國未來規劃壹個最終方案，因為它取決於政治力量博弈和妥協，但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大勢是明確的，西方和台灣、香港也為我們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民主人士坐而論道固然無可厚非，但身體力行更加可貴。中共黨國早晚會滅亡。我們對未來應該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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