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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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12月7日
作者 杜導斌
集體主義是當代中國學術論爭的焦點之壹。爭論中出現三個觀點，第壹個是官方意識形態。在官方話語中，集體主義的三種：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性。另壹個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壹派，在這些傾向自由人士的話語中，集體主義等同於妖魔。第三個是目前好像只是汪丁丁教授壹人的觀點：斷定集體主義是愚蠢的同義詞，個人主義則是智慧的同義詞，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連折衷的餘地都沒有。他的原話是這樣講的：「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什麼是中庸之道？這問題在西方人看來很愚蠢，因為，在他們的演化經驗中，怎麼會有人要尋求『智慧』與『愚蠢』之間的中庸之道？亞里士多德會嘲笑說：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1>本文作者聲明，本文不是為了回應上述三種觀點而作。本文的目的是系統研究集體與團結合作的關係。
集體（collective），集體又稱群體，指多人組織起來的團體。有共同問題或動機的兩個以上的人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以實現共同目標，就是個集體。集體是個非物主名詞，中性，與物主名詞如樟樹、非物主名詞如法律、方位名詞左右前後壹樣，<2>沒有反義詞。如同我們不能說洛杉磯湖人隊與科比是反義詞，同盟會與孫中山是反義詞，那種斷定集體的反義詞是個人、私人的觀點是錯誤的。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這個概念，同樣是非物主名詞，但由於它既是思想性的，又可能是政治主張，與利益如何分配的政治制度、政策和社會實踐相關聯，因此就難免會有相反和對立的觀點。把歷史上的集體與集體主義兩個概念進行對比，可看出二者的區別：1、集體是個自然事實，集體主義（傳統的）則是個非自然的政治色彩濃厚的人為的理論建構。2、集體是自願性的，集體主義則帶有壹定的或嚴重的強製成分；3、集體的成員總體上是平等的，集體主義推崇領袖或賢能，通常輕視普通成員；4、集體不包含方向性偏好，集體主義則帶有鮮明的重集體輕個人的價值取向。
關於集體主義，傳統上有社會學的集體主義和政治學的集體主義之分。社會學層面的集體主義指的是：相對於社會，個人處於從屬地位，集體利益重於或大於個人，個人利益應當服從家族、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個人權利應受到集體權力的限制。這是壹種理論，也是壹種精神。有的人還進壹步主張，在集體利益面前，個人應當具有無私奉獻精神，隨時有全局觀念，為了全局利益應自覺放棄個人需要、必要時要為整體利益犧牲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特殊情況下個人應為集體利益不惜獻出生命。為後面表述方便，我們把這種集體主義稱為「社會集體主義」。<3>
政治學層面的集體主義源出於人們對個人行動的不信任，不相信個人自發活動能生成和諧的社會，據此不信任而追求壹種組織起來的社會，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確保群體利益。政治的集體主義意指：通過共同行動，通常以民族為最大集合體並依靠國家機構來追求目標，通常具有如下特徵：第壹，它著力于公共利益和社會正義的理念，這種理論認為集體利益優位於個人利益是正當的，反之，個人利益如果優位於集體利益，則為不正當；第二，強調集中權力和統壹行動，以確保群體在追求社會目標時能實現壹致性和連貫性；第三，偏好擴展公共權威的責任和作用，以有力地解決社會經濟等種種問題。這種集體主義，本文暫且將其稱為「政治集體主義」。<4>
除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集體主義，事實上還有壹種經濟學的集體主義，可命名為「經濟集體主義」。這種集體主義更加源遠流長，只是至今還沒有人給它正名。它在現代曾有其實際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產物的國有制加大集體制。通常，經濟集體主義主要不以名詞，而以制度和具體實踐的形態存在。比如當代存在於某些非洲遊牧部落的平均瓜分獵物，古代斯巴達人實施的原始共產主義，1958年前後中國實施的「大鍋飯」。但最常見的經濟集體主義是稅收，國家和地方公共財政是經濟集體主義的標誌性建構。從經濟集體主義的視角看，「分灶吃飯」制度中的中央財政，是在全國實施的經濟集體主義，各省、市財政則是在省、市、縣領域內的經濟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可認為是普世的，只要有稅收和政府的地方，就存在經濟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可這樣來描述：個體把私有財產的部分甚至全部拿出來，交給集體支配，而分享集體分配給自己的份額。
上述社會集體主義和政治集體主義，共同點是將集體作為個人的對立面，從邊沁式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計算集體與個人二者間的利害得失，權衡輕重、並斷定集體價值大於個人價值。本文作者認為，這種立足於集體是個人對立面的集體主義，是長期以來人類誤解集體與個人二者關係所得出的結論。這種誤解導致了整個二十世紀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大比拼、大決戰。這種誤解是反人性的。它要求人放棄自我，放棄權利和正當的利益，自覺自愿作為集體的工具。它忽略了人雖是社會性動物，但仍是個體性存在。人的獨立性和集體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而是兼容於人自身。人生活在群體之中是人之為人的本性的固有部分，但這個部分是服務於人自身，而非某種異於人而存在的擬人態的集體。
個體的獨立性和人對集體生活的需要，二者都是自然事實，可認為是人性的兩面。個體性存在和對集體的需要都是人性結構的組成部分，是跨世紀、跨種族、跨文化、跨制度的存在，是普世性的。本文的主旨是從社會哲學的角度研究集體主義與團結合作的關係，從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角度切入集體主義這個概念，研究社會國家結構和秩序中以集體形態表現出來的部分，以及作為集體中成員的個人心理、個人與集體的權利和利害關係，從中考察個體組織成的集體如何實現團結合作，如何避免分裂衝突。因此，本文所稱集體主義，可命名為「結構集體主義」。結構集體主義者認為，對集體的需要內在於人性，集體是人的社會性的外在形態。人組成集體，不是為了實現某種異於個人的宏大目標、整體理想，而是個體藉助於他人來解決生存所需，增進自身福利。人的集體性是為人自身服務的，而非相反。人不是集體的工具，相反，集體是人保護和實現自我的工具。
結構集體主義分別從生物的、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人的集體性。與上述政治集體主義比較，這是壹種弱的集體主義——它否定集體重於個人，反對集體及集體領袖藉助人多勢眾的優勢欺凌個人，但其實又恰恰是所有集體主義的硬核。方法論個人主義視角下的集體主義，焦點對準的不是集體，而是集體中的個人如何團結合作。
結構集體主義包括：1、人性中對群體的自然需要，對應於人的社會性，人從呱呱墜地開始，衣食、安全、醫療、精神、教育等生存和成長所必需，只能通過他人提供。成年後通過勞動和交易獲得收入，面臨與自然發生關係的問題時和社會問題時，只有依靠群體生活和力量才能獲得解決。2、政治性集體需要，或稱為法的集體性，對應於人權保障、公民地位、可自主支配和自由活動的空間，憲法、法律、政府及警察的不可缺少，聯合國人權公約等國際法的不可缺少。政治集體性必須清晰劃定群己權界。3、經濟集體性，人必須使用通用貨幣，藉助于共同的交易規則和公共秩序，必須拿出其收入的壹部分給予集體支配，以換取公平競爭秩序、解決只有聯合起來才能解決的鐵路公路城市交通之類問題。它對應于政府稅收，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及社會救助。經濟集體性同樣存在邊界，當集體規模和集體責任超過個人承擔能力時，集體就該縮小規模，或縮小公共支配範圍，或自動解體。集體需要不得擴張到個體承受不起的程度，造成個人的被奴役。4、文化集體性，對應於人對某種通用語言的需求，對學術、思想、新聞、網際網路、國際標準等的需要。
結構集體主義的基本默認是，上述四個方面的集體需要是任何人所不可缺乏的，它將始終與人的獨立性共存，是社會團結合作的堅實基礎。剝奪上述任何壹種集體性需要，不是增進，而是會損害人的獨立自由，將帶來分裂和衝突。同時，這些集體性需要只能服從於人的獨立性，而不能被置於人的獨立性之上，成為剝奪和侵犯人獨立自由的理由。壹旦集體性壓倒獨立性，將造成奴役、痛苦、分裂和衝突。
中國傳統文化有十分豐富的集體主義成分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許多方面觀念不同，對中華文明卻持壹種大體相同的看法：認為集體主義是中華文明的特點。這種作為民族文化特點的集體主義，既不能簡單歸結為社會集體主義，也不能簡單歸納為政治集體主義。這更大成分上應該是壹種近乎本能的發乎自然的「非實假有」的集體意識。<5>在中國，很多出身良好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會受到反覆告誡：應當學會主動適應社會，而不應也不能指望社會會來適應妳。不僅官方，而且普通民眾，經常會譴責某人太自私，主張把家庭等集體的需要放在個人需要之上，把整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要求個人從整體考慮，放棄個人利益以成全整體福祉。至少在公開會議上的表態性言論，在宣傳品和教科書中看到的書面要求，基本都是這樣的。敢於公開要求國家、民族、集體利益讓位於個人利益的情況是小概率事件。敢於這樣主張的人很容易遭逢冷眼，或「被唾沫淹死」，或遭到集體權威如官方懲罰。
然而，真正能將公而忘私付諸行動的，歷史記載和現實生活中都極為罕見。他們中多數會被罵為「傻瓜」。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會被樹為道德模範，過去則是尊為大人——所謂大寫的人，被宣揚為是有益於社會國家的人，活得有價值的人。（反過來，如果壹個人不顧群體意願，只為壹己利害斤斤計較，則被貶為自私小人。）實際情況卻是，中國人多數是私而忘公、私而害公。對自私的指責通常針對別人，不針對自己，表現出壹種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服務偏見」，或可稱為自我中心偏見，自我視角偏見。<6>「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官民普遍表現出的行為特徵，連進廟朝拜菩薩，心裏默念的也大多是「菩薩保佑我們早生貴子」，或「菩薩保佑我和我父母兒女平安吉祥、榮華富貴」。國際聯盟主持的壹份1932年對中國教育體制的報告，作者首先譴責中國的家庭、家族和村學的教育傳統只與狹窄的私人利益相聯繫。<7>不過，如果撇開實際利益糾纏，單純就習俗而言，中國人的集體性傾向還是比較明顯，人們普遍注重關係甚於注重「我」，只有在獲得合適的地位時才感覺良好，把被某個團體或領導「重用」當作是「好事」，完全不在乎「重用」二字後面隱含著把人當工具的意味。康德名言「人是目的，不可以被當作工具」，在中國很少有人當回事。中國人往往把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當作自豪感的源泉；個體行為符合中國文化所規定的標準，是生活滿意和人格高尚的主要指標。<8>
之所以如此，應該與集體行為在中國有悠久和強大的歷史有關。古代遺留下來的大型工程，且不管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只說今天仍然保存有實物證據的遠古歷史遺迹，如都江堰，鄭國渠，長城，秦朝馳道，秦始皇陵等等，無壹不是中國古人集體行動的成果。西安著名旅遊景點之壹秦始皇兵馬俑，堪稱遠古軍隊中盛行的集體奴隸精神的淵藪。
梳理中國歷史文獻，可以看出強大而深遠的重視群體的文化脈絡。從據說是遠古產生的文獻《尚書》的「堯典」、「舜典」、「大禹謨」諸篇中能看到，古人將先民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合作形成初期的政府和國家，通過政令統壹于王，「緣夫天下之大，非壹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9>在政府內部設官分職，以管治獲取長久統治秩序。奠定直至今日的三千年中國政治版圖基本形態的周朝，通過遺傳下來的銅鼎等文物和銘文，可看到當時已經將宗教信仰、識字和政治權力緊密地連在壹起。從《詩經》中「王」擁有天下所有土地和臣民的詩句，可看出早在周朝就形成了把政治領袖看得至高無上的文化傾向，這種傾向延續至今。周朝開國的執政者周公姬旦不自覺中解決了中國先民的集體性需求，在吸收前朝政治和社會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正式建構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位分級分區各司其職的政治體制，在農林牧漁水利、軍事和救災等大事上又能實現橫向合作應對的權力結構及職能規範，建構起了中央政府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四類分工百官職能的體制，社會層面實行按長幼尊卑親疏遠近各守本分制、鄉黨制和鄉射禮制，經濟領域實行井田制，中央與地方實行封茅授土、定期巡狩與貢賦相對應和族際間的五服制，從而把周朝統治疆域內外的百千萬民眾編組在壹個相對和諧的大集體中，雖然未能規避、但至少是減少了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的分裂和衝突。<10>據說管仲在治理齊國時，實施里甲制度，把居民按每五家編為壹伍，設壹伍長；五伍為里，設壹里長。通過這種集體責任制度，迫使個人和家庭放棄自主權，從屬於近鄰組成的小集體。<11>孔子認識到集體的公共性，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讚賞周朝重文輕武，崇德重禮，主張「克己復禮」，要求人在社會中要主動克制自己的慾望和謀利衝動，遵守集體的規則。由孔子首創的「仁學」，是群體行為倫理，可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之學。孔子把「仁」視為兩人及兩人以上的社會成員間實現團結的充分條件，認為只要人各為「仁」，就可避免分裂和衝突。《春秋》（及《春秋三傳》）中的「嚴華夷之辨」，通過推崇文明政治，區分和貶低野蠻政治，建構起文明標尺，也樹立起華夏文明是高級文明這壹群體自勵和認同。現在看來，孔子結構集體的學說是存在欠缺的，偏重於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在建構外在秩序方面，偏重於權威、仁愛和等級，而未能顧及人與人的自由平等。集體當然離不開彼此關愛和群體認同，但還有比關愛和認同更根本的東西，如靈魂的成長和自我完善，集體成員之間如何分配尊嚴、權利和利益才能實現公平正義？這些都是孔子未曾思慮到的。<12>
《墨子》認識到了和平、關愛和共識為群體秩序所必須，主張非攻、兼愛和尚同。非攻和兼愛至今仍然是政治正確的，但他沒看到思想壹致造成的危害。據說墨子還組織有壹個團隊，實行公產制。法家強調刑罰、秩序、政治和思想權威對於群體的重要性，惜乎對群體領袖賦權過重，不懂得公權需要制衡，否則會泛濫成災。商鞅直到臨死才明白公權管制無邊界會給民眾帶來什麼樣的痛苦，可惜已經太晚。《孟子》延續了孔子的仁學，發展出仁政的思想，但《孟子》壹書有很明顯的集體精神取向，當他說「天下定於壹」時，就是主張天下將安定於壹個統壹的大集體，從而避免諸侯各自為政帶來的連綿不斷的爭戰；《孟子》意識到智識和等級對於群體的極端重要性，卻極力否定平等的作用，錯誤地斷定《墨子》的兼愛將導致無君無父式的禽獸式的平等。《孟子》批評楊朱的名言：「拔壹毛可利天下而不為，……所惡執壹者，為其賊道也，舉壹而廢百也。」同樣是集體價值取向，並且具有以集體價值取向否定個人獨立的特點。<13>今天看來，仁愛確實有利於人與人的團結合作，但僅僅只是團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仁政比暴政當然要好得多，但僅僅是仁愛，便遠遠不足以支撐起整個社會的政治大廈。儒家的仁學沒有包含自由和平等，是這種學說體系的嚴重缺憾。
對群體的價值，《荀子》的論述堪稱精闢。《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壹，壹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14>黃宗羲有「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壹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15>這段話的意思是，人之所以在與獸類競爭中居於強者位置，原因在人能團結成群採取壹致行動。人怎麼能實現群體行動呢？因為人能實行分工合作。人為什麼能實行分工合作呢？因為有規則，遵守群體生活規則各守本分，同時又能實現團結合作，從而在自然競爭中戰勝困難，成為強者。荀子又說，「道者，何也？曰：君子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主就是能把民眾團結成壹個有序群體的人。<16>荀子「明分使群」壹詞，翻譯為白話文，大意是明確規範，各守本分，使眾人成為有秩序的群體。<17>《荀子》對君主與群體關係的這些經典論述，對中國兩千多年固化的君臣合作模式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今天看來，《荀子》的這些思想顯然是存在嚴重缺陷的，是有利於專制獨裁主義的，突出君的作用，而忽視群成員的作用和權利，也完全沒有君權需受制約的觀點。《荀子》強調「壹」的重要性，主張以壹率多，認為道（甚至可理解為天道，所有道）就是君道，都是君主駕馭群臣和萬民之道。他認可君主以壹人代群體，以群體為壹人所用。按此思想建構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很容易滑向君主定於壹尊，以壹己好惡利害為整個民族的好惡利害，強令天下與自己保持壹致，君主壹個人的智慧成為整個國家、民族、部落的智力天花板。梵谷于君主者，或者在皇權面前自願下跪，或者將被砍頭。此外，《荀子》獨尊君道的觀點，等於否定了其它學術思想具有與駕馭天下的統治之術具有同等地位，與《孟子》以道為據與王權分庭抗禮的獨立人格是矛盾的。
漢代以「忠孝」治國。把「忠孝」作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哲學。「忠」、「孝」分別是國家與家族團結在壹個君、父核心之下的群體行動倫理。《白虎通》將群體生活倫理進壹步歸納為「三綱六紀」，到董仲舒時定型為「三綱五常」。<18>從此，直到1911年清朝皇帝遜位，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三綱五常」這種群體生活的倫理壹直主導中國人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可謂是古往今來數十億中國個體及所有群體的統壹行為規範。不庸諱言，這種倫理確實給過中國歷史以正面的作用。它使得除戰亂年代的華人得以成為壹個有秩序的群體（暫且撇開這種秩序的優劣不論，壞秩序好過無秩序），脫離了人各為敵、人自為戰的無政府混亂狀態。<19>
中國古代著名的統治術「王道」和「霸道」，同樣是群體行動的哲學。前者強調以仁政建立起自願團結的國家，後者強調需要時可用暴力、詭計和威脅逼迫建立起壹個權力中心。「大學之道，在親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20>闡釋的人生終極價值所在是為眾人謀福祉，彰顯美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被中國傳統儒家知識共同體視為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不過是實現最大範圍的群體的善治。《三國志》記載，「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21>大體能折射漢末精英的群體共識：即不為國家而只顧自家利害者如同枯骨。這句話背後隱藏的是集體主義價值取向。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微斯人，吾誰與歸？」<22>表達自己只願與那些時刻不忘「天下」這個大集體禍福的人作朋友。黃宗羲「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壹姓也。」<23>同樣是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顧炎武至梁啟超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24>認為普通平民百姓對天下這個大集體的興亡負有責任。從結構集體主義角度看，這話並非沒有道理，只是它也存在弊端，在強調個人的集體責任時，缺乏個人權利的表述，也沒有劃出匹夫對天下興亡承擔的責任到底有多大的邊界。
除上述這個集體主義的脈絡之外，在中國傳統中還存在壹個反集體主義的支流。這條支流首先是道家的兩位「教父」，壹是楊朱，楊朱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利己主義，「拔壹毛利天下而不為」，二是莊周，《莊子》里包含有兩種反集體主義，其壹是不為他人所用、要為己所用的觀點，在肯定人的獨立性的同時，否定人的社會性；其二是通過盜跖之口，全面否定國家權力、社會倫理道德等必要建構。道家的反集體主義在魏晉之際壹度達到高峰，但很快就因其破壞社會團結合作而遭到揚棄。除道家外，佛教也體現出強烈的反集體主義色彩。佛教雖然主張行善積德，但與儒家強調家庭和社會擔當相反，托缽僧不事生產，不承擔社會責任，甚至否定家庭責任，主張人生的意義是為自己死後超脫生死輪迴之苦。<25>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26>集體主義取向在中國不僅限於理論，而且紮根于普通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並且，官方還將集體主義落實到了實質上的基層政治制度。上面說過管仲在齊國實行集體主義的里甲制度，商鞅在秦國實行的農戰理論，其連坐制等改革措施帶有更強烈的集體強制性特點。<27>此後，唐宋年間實行保甲制度，明朝實施里甲制度，國民黨統治時期又將保甲制度這壹古老的政治遺產延續到了現代。不論是里甲，還是保甲，強調的都是將多個家庭編組為壹個利害綁在壹起的小集體，個人和家庭從屬於這個集體。集體成員相互監督，共同遵守官府的法律和政令，平時休戚與共，戰時生死與共，雖然由於個體才能的差異，壹榮未必俱榮，但壹損必定俱損。這些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政治制度，配合以長久居於獨尊地位的儒家道德倫理，加上農事中不可避免的爭奪水源、排澇、救火、防蟲、娛樂、教育、婚喪嫁娶等不斷重複的群體性行為，戰爭和災荒年代團結以圖自保的種種需要，在中國民間發展出「家族宗法」（重於個人）、「兄弟情義」、「同鄉情誼」、「鄉規民約」、「鄰里友愛」等等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民風民俗，使得集體主義在中國成為紮根于悠久歷史和億萬民眾日常生活的悠久的文化傳統。
儘管如此，中國歷史傳統中的集體主義成分仍然是零散的，蕪雜的，洞見與謬論並存，從未有人作過梳理。20世紀之前，中國從未出現過壹本系統總結集體主義思想體系的著作。無論是周公姬旦開創的集體主義政權建構，還是儒家、法家有關集體主義的學說，都認可必須要有壹個政治和思想的核心，由此將整個社會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上馭下，建構成壹種縱向等級秩序。中國傳統集體主義認識到集體的益處，看到了集體精神高貴的壹面，集體需要權威、秩序，重視對危害集體者實施強制，而沒能認識到集體應該主要是橫向的自願聯合，沒有認識到普通人的尊嚴、自由和利益關切應優先於政治權力。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重視人間政治權威，強調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過於強調人的集體性，忽視人的獨立性。綜合說來，傳統中國的團結合作主要可分為三個層面，壹個是以壟斷武力、公共財政、信仰、教育等所有公共資源的皇帝為唯壹核心，億萬臣民只能依附在這個核心周圍，對這壹核心的任何挑戰都被妖魔化為「亂臣賊子」，「人人得可誅之」。另壹個層面是政治治理社會，以國家權力的分支，秦以前是諸侯，秦以後是皇帝派往地方的「流官」，作為地方社會的引領者（以吏為師）、組織者、裁判和監督者。第三個層面是鄉賢、紳士，主要是獲得低級功名的讀書人，可稱為智識階層，作為眾多文盲的精神領袖和利益保護者。整個社會的成員按長幼男女尊卑組成等級秩序，各安本分，崇德奉法。傳統的中國大集體，是以強製為核心，以自願為輔助。
世界各民族都曾有某種程度的集體主義
進入近代后，傳統中的集體主義思想觀點成了接引現代集體主義的本土資源。集體主義作為壹種自覺的得到清晰系統闡釋的路徑選擇和國家哲學，或者說社會和政治的集體主義興起並上升為國家主流價值觀，是近現代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精英群體從天朝壹統天下的盲目自大中醒悟過來，出現學習外國優點的潮流，由於歐美文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演化和分化及中國涉外學者對這種演化分化缺乏深度認識，在使用「拿來主義」（魯迅語）時慌不擇路，飢不擇食，在20世紀初選擇學習集體主義成分濃厚的德國、日本、俄國的中國知識群體，最終勝過學習個人主義突出的英美的群體。伴隨列寧宣布取消在中國的壹切特權帶來的驚喜，新生蘇聯實施的馬列主義文化迅速吸引了中國政治精英如孫中山和知識人如陳獨秀等人的目光，蘇聯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的學說在中國迅速擴散，蘇聯模式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的學習楷模。1941年後，蘇聯和中國成為對抗共同敵人軸心國的盟國。二戰結束，蘇聯的國際地位迅猛上升，成為能決定全世界命運的超級強國。蘇聯從壹個落後的農業帝國，儘管其前身沙俄在1905年曾敗給日本，但經過從1918年起到二戰結束的短短27年時間，就迅速成長為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美英不相伯仲的世界強權，其所信仰的帶有強烈集體主義特徵的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被毛澤東等內戰勝利者集團崇信為宇宙真理，並強行在中國大陸全境內加以效仿。
1949年，共產主義學說正式成為全中國除少數地區外的意識形態，被宣傳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終極理想。在隨後的各種運動中，任何與這種意識形態相衝突或有所歧異的理論都被打倒，其主張者或被整死，或被打為反革命，或被打為右派。1955年，「胡風主義」，即推崇獨立思想和行為的主張在中國遭到批判，反胡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是「逐漸灌輸這種信念：個人的第壹和唯壹的義務是對國家的義務。」在此前後，強制性集體化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照抄蘇聯模式，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傳統的壹家壹戶的農民陸續被全部「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大躍進」時期，集體化上升為「國家經濟發展中居於首要地位的政策。」<28>所有生產資料由政府掌控，政府根據計劃安排每個人的工作和產量，分配所有人的生活所需，每個人為集體而工作，全國上下數億人被黨鞭策著躍進共產主義。每個農民都是公社社員，吃免費的公社食堂，同時，每家每戶都必須把自家的私有財產如糧食和馬牛豬雞都無償貢獻給集體，任何壹點私產都是「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城市的工廠、商業、學校和黨政軍等幾乎所有從業人員無壹不被納入某個政府機關、國營企業或大集體之中。全國上下五、六億人，除了需要他人供養的占人口比例有限的老弱病殘，其他勞動人口幾乎全部成為某個集體的壹分子。全中國幾無壹人獨立生存於任何集體之外。中國的集體主義此時達到顛峰。蘇聯式集體主義既是政治集體主義，也是社會集體主義，同時還是經濟集體主義。在這種極端體制下，集體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各個領域全面碾壓個人，任何形式的個人獨立自主都被視為危害集體利益的敵對行為。儘管這種集體主義狂熱在1978年後降溫，但直到今天，黨政機關、國營企事業單位仍然是中國強勢群體，集體主義仍然是中國官方推崇和大力宣揚的「主流價值觀」，憲法、法律、法規、政策、紀律、道德倫理和報紙、電視、網路等等，時時處處都在宣傳清晰顯豁的集體主義，國旗「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各種特權部門趁機以集體主義名義，擴張部門利益，各省、市、縣，甚至鎮里的部門和企業都可懸挂「中國土地」、「中國稅務」、「中國電力」、「中國石油」……唯獨中國公民，不能掛牌「國家公民」，因為據說機關企業代表的是集體利益——升官發財貪污腐化都是集體利益，公民代表的僅僅只是私人。實際上，所有國字型大小機關和企業與公民個人壹樣，其權力和利益都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壹個部分是對國家承擔的責任和相對應的受憲法法律保障的權利，壹個部分是部門利益（個人是社會利益），還有壹部分是個人利益。
當我們梳理中國的集體主義脈絡時，可能給人壹個印象，集體主義是中國價值觀，或中國特色，是其它國家和文明所不具備的。歷史完全不是這樣。通過《聖經·新約》我們知道，在聖彼德時期，基督教會曾經實行過短暫的社會主義，信徒們必須無償將個人財產奉獻給教會，過無私產的集體生活，私藏錢財者壹經發現會被處死。政治哲學家拉塞爾·柯克認為，古代的猶太人具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特徵。他說：「希伯來思想家們對個人永生的問題不是特別關切。被上帝揀選的希伯來民族（people）的生存才是先知們念念不忘的關切。活在此刻的個人是這些人中的壹分子，他與整個民族有著相同的過去和未來。這壹民族根據其與上帝之約的秩序超越任何個體的暫時慾望。如果人可以獲得拯救，他們將作為上帝百姓的成員獲救，而不是作為孤立的個體獲救。」<29>
可以說，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的歷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出現過某種形態的集體主義。據修昔底德所載，古代的斯巴達實行原始共產主義。斯巴達人沒有正常家庭，除經批准的短暫婚內同居時刻，男性和女性分開居住，終身各過各的集體生活，斯馬達戰士吃住在壹起，孩子出世不久就被送進公辦撫養機構。斯巴達的敵對壹方，雅典，則呈現另壹種集體主義特點，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墓前發表的著名演講中，對陣亡將士們的高度讚揚，以他們為守護雅典的自由不惜獻出生命為價值默認。這種自由被貢斯當稱為「集體的自由」。<30>通過凱撒流傳下來的文字，我們現在知道，古代羅馬軍隊之所以所向披靡，不是因為羅馬戰士個人具有關羽張飛式的個人神勇，或岳飛式的精忠報國，而是受益於羅馬共和國這個大集體中壹分子的公民身份和精心編組的重裝步兵軍團的團體協同作戰。<31>日本傳統中的武士精神，內核是個人為了集體不惜犧牲。著名心理學家戴維·邁爾斯認為，東亞人的思維更加整體化。在對日本人與美國人的對比研究中，他發現，「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徵，他們的講述更多以關係為主。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但他並不認為只有日本等東亞人具有這種特徵。他發現，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地區的本土文化都傾向於把集體主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特性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亞人，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完成『我是——』的句子。」<32>
至少在1945年之前，歐洲人具有同樣的，甚至更強烈集體主義特徵。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的「巴黎公社」，都有著名的集體主義革命。美國憲法是55位建國先賢集體討論的結果，也是他們與英國的死者和十三個殖民地憲法制定者共享的智慧。傑斐遜等人大力主張的，是美利堅十三塊殖民地團結為壹個聯邦，壹個休戚相關的集體。<33>現代個人主義的發源地英國，曾經號稱「日不落帝國」，英國議會把遍布世界各地的數十塊殖民地聯合起來，組織成壹個龐大帝國，直到今天，英國的全稱仍然是「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是壹個集體，壹個整體，而不是壹個個英國人單幹。用整體論為研究工具，以「階級」而非個人為立論根基的馬克思出生於德國，活躍于英國，其不少作品發表在美國的大報上。<34>在馬克思生前，歐洲產生了霍布斯，盧梭等壹大批帶有集體主義特點的學術思想大師，美國則活躍著麥迪遜等。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歐洲的學術思想是黑格爾、邊沁、聖西門、傅立葉、克瑞斯當等集體主義大師和作家在引領風騷。馬克思思想成型的年代，志在統壹德意志的俾斯麥權勢如日中天，俄國則是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空想社會主義信徒們在前赴後繼不斷尋求俄羅斯整體的出路。
世界集體主義顛峰之作並不是由中國人，而是由德國人希特勒和前蘇聯人斯大林創造的。希特勒創建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集體主義的「傑作」，他的雅利安種族是最優秀種族將統治人類的妄想，猶太人是最卑賤最邪惡種族必須予以滅絕等等邪說，無壹不是植根于集體主義。<35>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的，但「集體主義」壹詞卻不是他們所創，而是斯大林率先提出的概念。1934年7月，斯大林在同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說：「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他在談話中提出「個人和集體之間、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沒有而且也不應當有不可調和的對立。不應當有這種對立，是因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是不能撇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社會是保護個人利益唯壹可靠的保證。」<36>。雖然在談話中斯大林並不否認個人利益，但在他後來實際推行的全蘇聯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中，事實上卻是用槍來對付任何個人利益的。斯大林這段話的問題在於，他不明白在集體與個人之間需要有清晰的界線。比較而言，毛澤東雖然在中國掀起了有史以來中國的集體主義最高潮，在理論上卻只不過是斯大林的學生。中國當代居主流地位的集體主義是蘇聯式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的也許可稱之為群體主義的資源結合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中兆民團結成壹個皇帝之下的「以天下之公為壹人之私」的「集體主義」，希特勒、斯大林的以領袖治國的集體主義，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式的集體主義，其實質都是獨斷主義，是以壹個人的智力和意志代替集體中每個成員的智力和意願，並非真正的集體主義，更是反結構集體主義的。所有的專制獨裁體制都不能稱真正的集體主義，也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獨夫主義的。獨夫主義就是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統治者把國家和社會這些集體的壹切都視為自己及支持者小團伙的私產，用暴力逼迫億萬百姓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和集體性等正當人性和權利與需要為代價，以換取茍活。
可以這樣說，自古至今，不限於中國，在遍及亞洲（包括今天的日本）、非洲、美洲，乃至個人主義興起之前歐洲歷史上的所有民族，都曾有過某種形態的集體主義。不論這些集體主義具體表現出什麼特點，它們之所以能夠出現並得以維持，無壹不是生根於人的集體性這壹人性特點之中。由此得出結論：
結構集體主義是人類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深遠的歷史淵源和極其頑強的力量。
為什麼會有集體主義？
從已有證據看，說集體主義生根於人自身，並非妄言。人從外觀看，是獨立的個體，從微觀構成角度看，則是萬千個細胞的大集體，是億萬原子、分子按壹定程序組成的集合體。人體（以及諸如水母、獅子等等動物，和水杉、疏菜等植物）可稱為千百萬細胞和億萬個原子的「共同家園」，或原子公社、細胞公社。汪丁丁教授認為，植物是集體主義的原型，動物是個體主義的原型，<37>顯然是錯誤的。汪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學者，如果觸及當代遺傳學，是不會有發生這種錯誤的。當代分子遺傳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植物和動物同屬壹界——真核生物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物化學特性，這些相似性表明存在壹種根本的「生命統壹性」。從分子機制看，所有生物都帶有相同的遺傳密碼，可認為是從壹個共同祖先進化來的。<38>我們眼睛所見的植物也是以單個細胞的個體形態呈現的，在顯微鏡下，任何單株植物則是由千萬單個的真核細胞組成的集體。人的肉體本身（以及除單細胞生物之外的所有動物和植物）就是集體生存的。儘管有機體是由無數原子和細胞所組成，但目前我們還無法知曉，人體內的每個原子和細胞是否享有「平等的權利」。已知的是，腦細胞、脊髓神經細胞、巨噬細胞、精卵細胞與手腳表皮細胞，似乎享有不同的壽命。似乎未被肌體給予同等關照。手足表皮單個細胞的死亡和脫落對肌體好像無足輕重，但單個腦細胞或神經細胞的死亡與脫落與表皮細胞死亡與脫落對肌體健康的影響是否相同？或有所不同？本文作者還不十分清楚。
在人體這個細胞的大公社裡，每個器官的功能是由構成該器官的細胞個體完成。但任何細胞個體又無法履行整個器官的功能。每個器官實際上由千百萬個細胞組成的細胞群落來實現其特定生理功能。每個細胞群落聯合起來，承擔壹定的專門職責：負責呼吸的肺細胞群把全身上下每個細胞都需要的氧氣吸進來，並把每個細胞用過的廢氣排出去；血管細胞群負責在遍體組織通道，方便血液中的紅細胞等把氧氣、水、能量和營養送往肢體的每個旮旯；消化道里的細胞群負責吸收沿食道下來的水、營養和能量，供給所有細胞的生存所需；白細胞群負責防禦；神經細胞群負責溝通信息和指揮；肝細胞群負責消化；腎細胞群負責排毒；表皮細胞群負責隔離和有選擇性地溝通內外……各種各樣的細胞群既有精細的專業分工，又能實行高度密切的合作，以共存共活于壹個有機體之中。<39>在任何器官中，單個細胞的受損和病變不壹定能影響到整個器官的功能，更難以對整個機體構成毀滅性損害。但是，如果某個細胞群落髮生衰毀達到壹定數量，比如肝、腎、肺、胰腺、心臟、大腦發生嚴重病變或遭受大面積損傷，則器官和肌體本身很難自我修復，其它原本健康的細胞將會接受壹起死亡的命運，而不可能因自身健康繼續存活（其死亡會滯后很短暫的壹點時間）。萬千細胞壹旦結合為壹個統壹的人體，通常會表現出生死與共的特點（植物和某些動物有所不同，局部死亡或脫落，不影響另外的細胞繼續存活）。
人體中，大量的關係肌體新陳代謝和本能的工作都由細胞自動完成。它們的活動井井有條，似乎步調壹致地共同遵守著某種指揮、秩序或程序規制。這種指揮、秩序或程序獨立於我們的意識之外。意識雖然貴為軀體的首腦，可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觀察研究，對自身皮膚之內的壹切，卻既不能直接觀察，也不能下達指令。對構成自己身體的細胞們的日常工作，我們通常情況下不需要也沒法加以干預，除非細胞們的工作發生異常，需要診療和藥物加以校正。我們可以命令軀體睡覺、運動、進食、享樂，卻無權命令體內任壹細胞休息，或改變其崗位與職責，儘管這些細胞是我的。我們已知的是，原子與原子結合為分子，是相互為對方的電荷所吸引，組成分子以共享電子，獲得長期的穩態存在。原子進入DNA，分子進入細胞，細胞集結為有機體，也可能是為獲得能量。但是，組成有機體對原子有什麼好處？單個的原子在有機體的生成發育和解體過程中是保持原狀不變，還是因參与生命而升華為某種高級存在？千百萬原子、分子、細胞為什麼會實行分工合作？原子、分子又是如何能實現如此嚴絲合縫的團結合作的？壹粒梧桐種子纖細到隨風任意飄揚，壹旦遇到合適的土壤環境就能迅速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種子用什麼力量讓周圍的氫氧碳等原子甘願進入自己的細胞接受RNA的指揮進入DNA成為結構中的壹分子？種子對周圍物質和能量的吸收與天體中的黑洞是否遵循同樣的原理？同樣，壹個受精卵為什麼有那麼強大的力量能將不是自體的原子、分子吸收為己所用，並恰到好處地將那麼多原子分子安排在生長發育所需要的「崗位」上？基因憑什麼能組織和指揮原子們為自己工作？這些問題，對我們人類來說，至今好像仍然是謎。我們今天所知的僅僅是，以天文數字計的原子似乎非常樂意參与各種有機體的集體生活，壹旦生物死亡，原子的公社解體，它們好像也全都泰然處之，回歸原狀。<40>
進化人類學研究表明，人的社會性起源於我們歷代祖先的生存經驗。<41>當代心理學者在對人的社會心理特徵研究后認為，人類天生有從屬和依附某壹群體的需要，個體間有協作的物種比無協作的物種更容易生存。人類在千萬年間的進化過程中，發展出許多適合群體協作的情感和理性。不僅像智慧、友愛、關心、同情、慰撫、互助等理性、積極心理和行為非常有利於團結合作，而且許多消極心理和行為，往往也是為從反面促進群體協作進化而來。心理學家認為，當代人對消極社會評價的反應與我們祖先的反應是相同的。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人們會變得緊張、沮喪。這些情緒可以在諸如維護自己的權威和戰勝敵人等群體生存行為中幫助我們的祖先。憤怒可以刺激心臟減少對大腦供血，將血液更多導向肢體，使肢體擁有更多資源與猛獸和敵人進行體力較量。緊張、沮喪、憤怒等等所謂的消極情緒是我們從祖先那裡遺傳來的傾向，這些情緒體驗也是使人類得以世世代代生存下來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心理學者指出了許多這樣的心理機制。例如，許多人對陌生人有壹種天生的恐懼。這壹恐懼是為防止被不屬於同壹群體或部落的人襲擊而進化來的。<42>
大體來說，今天人類的部分情緒、心理和智慧是為適應集體生活進化而來的。人對群體生活的需要內在於我們自身。比如我們可以離群索居，但長期孤獨不利於人的大腦發育，也不利於精神和肌體健康。人渴望得到他人的安慰和認可。有無安慰認可關係情緒好壞。情緒好壞與生命的境況好壞正相關。通常情況下，個體得到的安慰和認可越多，說明群體越大，個體在群體中的聲望和地位越高，個體越興奮，精神更好，得到更多更好物質和把基因傳給後代的機會也增加。<43>當然，探討人對集體需要的原因，最簡便的方法還是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不能適應集體生存的個體和族群在演進的過程中不斷遭到淘汰，發展出更多集體智慧的族群獲得興旺，是人具備集體性的根本原因。<44>
集體生存確實能增進團結合作
集體的多數優點和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可立竿見影，也極其巨大。應該正是因為好處太容易看到，人類才普遍集合成群，許多集體主義文化傳統才如此深遠、悠久而強大。
然而，集體的首要優點和好處卻是眼睛不能看到，只為科學所證實，這就是人類的長期集體生存經驗促使人腦進化出利於集體生存的發達的前額葉，從而為人類文明不斷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生理條件。進化人類學研究表明，正是集體生存策略才使得智人在與各種生物和另外人種的競爭中獲得勝利。考古學發現，地球上曾經存在過二十多種人，包括能人、尼安德特人等等。其中能人因沒有發明石器工具而被淘汰，尼安德特人因壹直以家庭而非以更大規模群體生存而遭到滅亡。相比于其他動物和人種，智人始祖骨骼較小，表明在速度和力量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勢。但是，智人選擇了交朋友，建立社交關係，發展出集體關懷，相互幫助，同情心等特長，能與無血緣關係的人集結成群。相比于尼安德特人居住過的洞穴只有壹、二十具遺骨，智人洞穴中發現的遺骨要多10至20幾倍。考古表明，智人經常集結成150人至400人的龐大群體。DNA檢測表明，智人在群體之間還有基因交流。大群體生活帶來的壓力，激勵個體更加興奮和努力，促進了大腦額葉的進化。相比于尼安德特人，智人顱骨的前額葉更為發達。前額葉負責處理社交等信息。這部分大腦更發達說明，智人的信息能在更大群體的成員間分享，從而有利於在發展工具方面不斷進步，有利於創新和創新在更大範圍得到普及。信息在群體間交流則能促進優勢互補和劣勢互免，在流行性疾病和自然災害發生時智人因此有更多機會逃避毀滅性打擊。基因與更多數量的異體基因雜交，利於繁衍出發育更健壯的後代。<45>
其次。集體能使個體守望相助，擺脫孤立無援的困境。人集結成群，壹個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個體能從中大受裨益。尤其是像解決安全和醫療等問題，集體能讓每個個體都成為受益者。「當集體內所有個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理論上集體主義的優越性將無與倫比的體現出來。集體主義的優勢在災難面前尤其高大。」<46>我們的祖先智人因懂得與更多個體聯合起來，實行團結合作，在爭奪領地和食物方面獲有更多機會。數量優勢讓我們的祖先不僅在猛獸面前具有優勢，而且在與其他人種競爭中也具有優勢。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任何個體的力量都是單薄和微弱的，只有結成群體才能實現諸如捕獲大型獵物、戰勝猛獸、防治自然災害、防範同類偷襲和侵凌、裁決個體間經常發生的糾紛和衝突、捕獲和馴養諸如牛馬之類的大型獸類、實現壹定規模耕種與收穫並免遭劫掠等等生存需要，才能在自身發生傷病時藉助於他人度過難關。如果沒有集體合作，單個的人不可能與豺狼虎豹壹對壹競爭，也不可能解決灌溉、排澇、蟲災、疫病流行等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解決的問題。由於生理特點，人看不見自己的背後，看不到很遠，無法留心過多事物。集合成群，會有更多眼睛，能更早更方便發現危險和獵物。懂得抱團的人們，在自然競爭中能獲得更多生存機會，並能減少被淘汰的幾率。<47>
其三，集體行動能增加和放大力量。人們經常說壹加壹大於二，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常見。壹個人的力量和知識是有限的，兩個和兩個以上的人合作，彼此間交流經驗，取長補短，便相當於壹個人具有了兩個乃至更多的長處，同時還減少了短處。中國人早就認識到這種智力合作的優點，俗話「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揭示的就是這個道理。壹個人壹年能創造價值十萬的財富，十個這樣的人組成團隊合作，所創造的財富，很可能就不是百萬，而是千萬億萬（當然，也可能出現因內部矛盾衝突壹分錢不賺，還虧損的）。儘管團隊在達到某個規模后，再擴大的邊際效應會遞減，但在達到這個適當規模之前，則是遞增的。如果規模與增長能維持在某個恰到好處的分寸，則有可能長期維持收益為正。世上之所以存在百年老店、二百年家族企業、上千年國家政權之類，應該就是這個原因。
集體增加和放大力量，除了智力上互相借鑒、互相啟發、互相促進，可能還與群體生活能形成相互激勵有關。群體成員間的相互激勵可稱之為互激效應。互激效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共振。頻率相同的波發生重疊，能產生比兩個波單獨振動大得多的能量。互激效應同樣能產生比單個成員各自努力的簡單加和更加強大的力量，將個體富於創造性的潛力和活力激發出來，造成個體和群體的超常發揮。比如座位滿員的賽場，啦啦隊群情激越的吶喊，能促使諸如NBA籃球賽和世界盃足球賽中的球員發揮出更加出色的臨場表現，球員肌體會因受到外界的強刺激分泌出更多多巴胺，表現得比沒有觀眾時更加亢奮，更加玩命地奔跑，產生更多別出心裁的靈機壹動，比賽因此也更加激烈精彩。
本文作者不認為哈耶克反對集體智慧的觀點是正確的。哈耶克反對「集體主義」，認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總是在單個頭腦里形成的，從未有過「集體智慧」，在有集體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48>儘管所有智慧無不出自單個大腦，但我仍然認為確實存在集體智慧。存在集體智慧最顯著的證據就是立法活動。哈耶克津津樂道的英格蘭普通法就不是個人智慧，而是集體智慧的產物：「英格蘭的普通法不是任何壹個時代的哪個人或壹群人的智慧的產物，而是世世代代聰明而敏於觀察的人的智慧、協商和經驗的產物。」<49>可以說，人類所有的良法無壹不是集體智慧的成果。良法之所以「良」，正在於良法出於集體智慧，有利於更多的人而得以被確立為正義。良法壹方面集合了前面無數代死者的智力和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另壹方面薈萃了在世的公眾、某個集團、提案人和議員們的智力，併為未來受其約束的人們所認可。惡法之所以「惡」，就在於它出自個別人如像秦始皇、朱元彰等自以為口含天憲的大獨裁者、或像毛澤東時期那種名為集體決策實為壹言堂者之口。
本文作者認為，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和《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之間，存在壹個BUG，壹個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之處。壹方面，哈耶克斷定集體主義只會通往奴役，否定存在集體智慧；另壹方面，他又認為法律不是人的智力的產物，正當行為規則只能源於自生自發秩序中不自覺的適用，然後獲得闡明。那麼，這種自生自發秩序中的正當行為規則就不可能是個人智慧的產物，而只能來源於群體選擇——集體智慧。
存在集體智慧的另壹個證據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由壹個個獨立的點連接而成，壹個個的點是信息個體，無數點被連接起來的結果是實現信息和資源的群體共享，其所帶來的效益遠遠超過由壹個個分立的個體實施的孤立行為。存在集體智慧的證據可以說比比皆是。比如我寫作本文時用作參考的《遺傳學》壹書，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作者是D.L.哈特爾和M.魯沃洛，譯者是中國人楊明，書中公開點名鳴謝的對這本著作作出過有價值建議的共有85人，加上出版、印刷、銷售和物流過程的智力和體力，這壹本貌似個體智慧的產品，實際上起碼是百人以上集體合作的成果。如果再算上書中所提及的各種遺傳學實驗的實施者，原理的發現者，這本著作囊括的是壹個十分龐大的集體的智慧。此外，如商務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學術名著系列，劍橋中國通史，原子彈，登月工程和所有太空計劃，波音和空客飛機，人工智力AI，好萊塢大片，智能手機，等等，都遠遠超過個體智慧的極限，都是個體間合作生成超越個體智慧的集體智慧才能得到的成果。
其四，與獨處相比，處於群體之中的個體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能獲得更多收益。當代人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就是受益於人類在壹定程度上形成了「地球村」式的資源共享的緣故。今天別說富豪，就是壹個城市中產者享有的物質上的優渥程度，不少方面就強於清朝及以前的皇帝。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人尋求承認的慾望是歷史驅動力。<50>群體不僅能帶來更多物質滿足，還能給予個體更多的安全、關懷和自我實現等心理滿足。<51>置身於群體之中的個人，可以找到學習榜樣，引以為自身的奮鬥目標，可以借鑒他人的經驗教訓，少犯錯誤，增加存活和成功的幾率；可能引領他人，用自己的喜好和主張影響他人而滿足心理需要；也可以把他人的需要、喜好當作自己行動和選擇的目標或參考因素，甚至決定性因素，提高自尊，換取對方將自己引為知己，在與他人的相互依存中找到溫暖、幫助、關愛和保護。群體成員間也可能發生矛盾和衝突，但矛盾和衝突造成的不良後果有時能以相反的力量促進團結合作。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的戰國時期，「（先秦留傳下來的）經典著作由於表達了在壹個混亂的時代對穩定秩序的強烈的渴望，因而把統壹的理想傳到後世的千秋萬代。總之，由於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統壹，統壹就成了以後中國政治中的至善事物。……就中國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幾個世紀的混亂成了以後兩千年期間讚許關於統壹秩序的理想的原因。」<52>
其五，以精細分工為基礎的群體合作，比「無所不能」式的各自勞動，更有利於個體在單個專業領域不斷精進。中華文明之所以領先周邊許多少數民族，壹個根本性原因就在於從遠在周朝建立之前起，中國古人就建立了基於分工合作基礎之上的相當於地方政府的諸侯和為解決集體問題需要所對應的中央政府。<53>今天的世界，未來可預見的世界，是以高度精細分工為前提的全球合作。對個體而言，雖然基本知識層面需要接受通才教育，但壹旦進入社會，絕大多數人就只能在某壹行當裏面「安身立命」。「家財萬貫，不如壹技在身」的規訓遠未過時。社會、國家、甚至全人類的集體福利，極少數時候也許需要各個國家團結起來共同致力於解決某個單壹困難，更多情況則在於個體高度分工基礎之上的全球合作。全人類的大分工總體而言是市場自發生成的，但自生自發的分工離不開法律、政府、公共教育、公眾輿論、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國際公法和聯合國建制等集體元素。關於分工合作這個方面，塗爾干在《論分工》中作過經典論述，在此不必重複。<54>
其六，集體行為有利於作出和實現具有前瞻性的決策。常識是，個體中的大多數更加註重眼前，但在集體的理性討論中，個體需要面臨集體中其他成員同樣的眼前需要的競爭，集體要避免解體，就只能對成員們共同關心的規則和大目標作出決策，而將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保留給個人。此時，群體中那些極少數深謀遠慮者所提出的意見往往對成員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這時既是煽動家的機會，<55>也是真正傑出人物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集體的盲動可能會作出有害於集體的錯誤選擇，但這也許是必要的試錯成本，就人類文明的演進而言，最終勝出的還是那些經得起反覆試錯的有利於個體和集體的決策。
集體也可能產生分裂和衝突
相對於集體的優點，集體的缺陷就不那麼顯豁。也許正是因為集體的缺陷隱藏得比較深，才很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到。
集體常因侵犯人權而破壞團結合作。關於人權與團結合作，後面將辟專章討論。此處只討論集體主義-人權-團結合作三者間的關係。人權，就是人僅因其為人而享有的權利。許多人斷定人權是西方的，其實，這些人不懂得，中國人實際上也講究尊重人權。中國民間有兩句俗話：「把人當人看」，「不要把人當畜牲看」，就是對人權價值觀的通俗詮釋。人權對於個體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1、個人享有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自主空間，在此空間範圍內行事不受任何他人、集體（社會）和政府的干涉；2、個人享有平等參与集體生活的權利，除非為法所禁止的事項，任何人（包括政府及其警察）不得予以剝奪和限制；3、擁有作為公民要求本國政府為其提供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的權利。
保障人權的憲法法律制度給予每個個體的生命、尊嚴、人身、人格、財產等提供平等保護。生命、尊嚴、人身、人格、財產等方面的人權堪稱是人最核心最根本的利害所在。任何人，只要其這些方面的任何壹點受到侵害，都可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起而反抗，從而爆發衝突。人權保障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功用就是防範最經常和最廣泛可能發生的分裂和衝突。人權保障機制可理解為文明發展到20世紀時，人類對過去千萬年間分裂和衝突頻繁發生的系統反思和總結的成果，是對全人類範圍內廣泛存在的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互不理解、互不認同、互不尊重、互相歧視、互相仇恨、互不將對方當人對待的國際秩序瓦解和各形各色國內秩序崩潰的預防機制，是從大概率著眼防範社會國家分崩離析和再次發生國與國間相互屠殺的最偉大智慧的結晶，是規避再出現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成吉思汗、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魯爾哈赤、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的預防機制，也可以說是未來的朱由檢、卡扎菲、齊奧塞斯庫們維護自身安全、避免遭到被造反民眾殺害的自我保護機制。對人權的價值認同構成現代社會秩序、現代國家秩序、以至當代和未來世界秩序的根本。進而言之，人權保障機制也給現代社會、國家和人類實現團結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和大前提。
人權的思想觀念是個體性的，也是集體性的——它必須成為社會和國家的基礎性共識；保障人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動則只能由集體，具體說來是由集體權力的行使者政府提供。當個體的人權受到他人侵犯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個體與個體的分裂和衝突；當政府成為人權的侵犯者，或拒絕向個人提供人權保障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公民與政府的分裂與衝突。政治集體主義最為人詬病的弊端，就是容易以集體理想貶斥個人自主，以集體利益強迫個人作出犧牲。「集體主義者可以是『配備了最強有力的文明武器的野蠻人』」<56>比如德國納粹，日本的軍國主義者，都是狂熱的政治集體主義者，主張集體需要完勝個人權利。集體主義的政府經常以各種貌似合理的公共借口拒絕對個人的人權提供必要的保護，從而破壞社會國家團結合作的根基。
集體性道德規範可能壓制個人意志，導致個體與集體發生衝突。洪堡認為，主張個人能力指向共同目標，會把個性淹沒在壹致性和片面性之中。<57>個人偏好和利益與集體道德相矛盾，會導致個人改變對集體的認同和忠誠。儘管相對於猴、馬、狗等動物而言，人作為動物中的壹種，具有普遍的相似性，然而，正如常言所說，「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完全相同，即使同卵雙胞胎，都會有所區別。長相、身材、個性、健康狀況、受教育狀況、人格品質、體力、智力、能力等等各有差異的萬千個人要組成壹個有秩序的集體，某種共同認可並切實遵循的規則，現在通常分為法律和道德，以前中國人多籠統稱之為禮或道德——包括公共道德和個人私德，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任何壹個民族都有某種道德。道德要求的越多，保留給個人自由選擇的空間就越小，道德的代表者集體權威與個人的衝突就越頻繁。道德的權威性越大，個體與集體的衝突就可能越慘烈。許多民族都有優秀美貌的年輕人因與氏族道德衝突而被迫殉情的悲慘故事，就是證明。道德的細緻程度、齊壹性、嚴苛性和權威性與文明程度經常呈現負相關。即：文明程度越低，道德越齊壹、越嚴苛、越細密且權威性越高；反之，文明程度越高，道德越寬容、權威性越低。道德的齊壹性要求個體壓抑某些個性特點和放棄部分個人需要。不認同集體道德和不願放棄個性的人及其所在群體，就有可能因不滿而從集體中分離出去。另壹面，即使再偉大美好的道德規範也都是在過去某個時間產生的。道德是用已經成為過去的經驗約束未來，可能無法適應新的變化了的需要，而表現為粗暴武斷和僵化落後。發生這種情況時，如果代表和行使道德權威的政府、宗教團體、部落或族群長老強行要求新壹代無條件服從舊規範，就可能激起劇烈的矛盾和衝突。典型的如伊斯蘭教對婦女的各種規範要求，正導致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穆斯林女性反抗。
「不平等會給文明共同體帶來財富：它所提供的動因會引導具有超常才幹之人竭盡全力為所有人謀利益。」<58>集體的天然平等傾向可能損害群體中的優秀成員，並傷害集體活力和創造力。「以沈悶無聊的平等壓制傑出人物或僅僅壓制充滿活力的和才華橫溢之人，就等於是在相應地壓制普羅大眾。」<59>古希臘的雅典實行直接民主，有些年代民粹主義勢力佔據主導地位，於是產生了專門針對優異人士的「陶片放逐法」。如果某個雅典公民的表現過於優異，超過普通公民的認可限度，就可能僅僅因其優秀而被眾人壹致投票予以放逐。這與中國的「槍打出頭鳥」頗為相似。中國古人還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60>這些都有助於說明，集體有可能無法均衡兼顧優秀與平等。
之所以會如此，可能緣于集體成員傾向於情趣相投，「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政治哲學家如福山、阿馬蒂亞·森，心理學家如戴維·邁爾斯，他們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發現，「認可」或「承認」對人類極為重要。與眾不同者為眾所難容，可能問題出在他們的某些特立獨行的言行未能得到其所在群體的認可。另壹面，優異之士優點突出，往往缺點也顯眼，不少缺點都可能導致認同障礙而陷人于孤立。某些優異之士為避免淪為群體生活中的「窪地」，只有逃離，或壓抑自己，選擇和光同塵。「受到脅迫的才幹會淪落到簡單勞動的水平；如果得不到獎賞，沒有人會施展不同尋常的才幹。」<61>
勒龐認為，人成為群體成員後會降低智商，理性會被迫臣服於群盲的慾望和衝動。<62>羅思巴德認為，集體對於平等的普遍愛好，「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反人類的。它傾向於壓抑個人個性豐富之生機盎然，甚而壓制文明本身；它駛向原始蠻荒的單調划壹。能力與興趣多種多樣乃出乎自然。把人們在各方面拉扯平均，必然是在走下坡路，必然阻礙才能、創造力、多樣性及邏輯思維能力的發展。由於否定了人類生活和發展的根本原則，平等化及壹致化的信條，也就是死亡和毀滅的信條。」<63>
集體主義壹個更要命的缺陷在它很難平衡權威與大眾的關係。沒有權威的集體是嫉賢妒能的淵藪，有權威的集體是集權主義的沃土。個體結合成集體，就會在集體內部形成領導層和非領導層，造成集體內部個人的不平等。集體權威經常私心自用，借集體需要將個人私慾所好塞進集體的公共政策中，獲得與集體福利等值的正當性，打包強加給個人。「各國的民眾只允許他們的那些最野蠻偽善的同胞跑上高位統治他們。」<64>皇權帝制在中國能延續兩千多年，壹定程度就是這種體制在集權方面形成了壹個寬闊的無阻滯的路徑通道。自古以來有數不勝數的事例證明，類似於國家、種族、部落的集體很容易被掌握集體決策和支配權的權威據為己有。中國古人認為，天下是君主的私產，國家這個集體利益的代表者王或皇帝，理論上有權佔有壹切。《詩經》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65>簡明扼要地詮釋了這種政治倫理。早在南北朝時期，鮑遵言就認識到，所謂國家，不過是以壹姓之私為天下之公，因而主張無君。<66>壹千多年後，黃宗羲進壹步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因是：「后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67>
1956年前後，毛澤東等人模仿前蘇聯搞的集體主義顛峰之作，之所以最後難以為繼，不是國內某個理論家論證這種理論錯誤，而是在現實中遭到小崗村村民等億萬農民的自動拋棄，在實踐中無法持續。在所謂的「人民公社」里，公社社員被要求對領袖保持絕對忠誠，公社中的非核心個體完全喪失了與集體相等的權利，「每個人都由抽象的『國家』安置、配給物品和管制——像豬圈裡的豬壹樣平等，事實上也像豬壹樣自由，也不比豬更配得上人的名分，或者配得上像人那樣有機會擁有地位身份、財產、才幹、家世以及讓我們區別於野獸的所有東西。」<68>
撇開以小崗村村民自發承包解構集體經濟不論，僅以集體內公共權力、身份、地位等資源的分配機制而言，「人民公社」這類制度也是極其悖謬的。這種制度宣揚官民平等，實際上卻是人為製造出嚴重的不平等。它的公共權力並不像它所宣揚的那樣掌握在普通群眾手中，也不掌握在虛幻的「集體」手上，而是被公社幹部據為己有。它名義上是群眾專政，實際上則是幹部決定壹切，並進而是事實上從毛澤東至村支書的上行下效的舉國壹把手決定壹切。由於權力集中在壹把手手裡，文革中的集體主義成為「集體」的「老大哥」侵犯「集體」和集體內的無權力個人的壹種「假公濟私」工具。這種集體中，永遠是領導收益最高。職務越高，收益越高。這裏的收益，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包含權力地位，行使權力中無所制約的自由度、還包括對被領導的普通群眾的尊嚴、權利、收支、乃至身體等等的支配權（公社時期基層幹部利用批准權肆意佔有急於回城女知識青年的身體是其壹例），還包括附著在權力地位後面的內在的高人壹等的心理滿足，以及親近者的認可、受益和讚揚。雖然文革時期的集體主義在1978年後走向解體，私人正當權益逐漸得到認可，併為法律所保障。但是，這種集體主義的余燧仍在陰燃。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官僚機構經常通過為自身利益立法，公開或背地裡將納稅人的血汗錢轉移給佔據國家、集體領導名義的官僚及其附生群體。這些不創造財富的官員、軍官、官商，被宣傳為最有價值的，對國家社會貢獻最大的，最英明的的精英群體，配得上享有高於普通百姓的權力地位和工資福利，以所謂「高薪養廉」等名義，還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種種明裡暗裡的特權待遇。
政治意識形態演繹出的集體主義，有其無法克服的缺陷，即它與人性中固有的自私相悖。沒有人能像蜜蜂中的工蜂壹樣，只為了團體無止盡地獻出自己的腦力或體力生產力，卻只和別人享受同等的對待。尤其是難以量化的無形創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會得到增加資源的獎勵反饋，更沒人願意干。極端經濟集體主義給予集體佔有資源的權力過大，個人占有權接近於零或不確定，個人連維繫基本生存所需的衣食醫藥等方面都必須求助於集體領導，個人對領導依賴過多，正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當集體（實際是集體的領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壓倒個人生命和基本權利，必定刺激集體產生侵犯性，個人容易淪為集體（集體領導人）任意奴役驅使的工具。「人民公社」式的經濟集體主義必定產生「向下對齊」的效應，大家盡量偷懶與減少付出，以不被懲罰為原則，反正分配資源時懶與勤的人都拿差不多的分量。在人的自私本性下，集體主義造成的並不是集體進步，而是集體的淪落，並最終走向崩解。<69>
壹個歷史事實是，二戰期間的主要戰爭罪犯，希特勒、東條英機等等，幾乎個個配得上「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這壹「榮譽稱號」，當然同時也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很大程度上講，這些戰犯是因其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而在戰前國內輿論中獲得擁戴，其中日本受到國際法庭追究戰爭罪行遭到處決的甲級戰犯，據說至今還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這些戰犯獲得威望的必要前提，是其權力基礎的核心組成部分。據此可以想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兩大「美好」詞彙，當被推到極端時，是有可能產生巨大危害的。由於「國家」、「民族」都是集體，「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同樣在政治集體主義的範疇之內。由此可認為：當政治集體主義（至少其中的部分子集）被推崇到極端時，可能導致極其嚴重的分裂和衝突。
任何集體都是有邊界的，「我們」對應的是「妳們」、「他們」。即使全人類（所謂天下）這個大集體，也是將宇宙、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其它動物植物排除在外。集體主義會在「我們的集體」與「他們的集體」之間劃界，個體需要在「我們的集體」與「他們的集體」之間作出辨認和選擇。從而容易製造出外部的敵人。阿馬蒂亞·森博士認為，身份可以殺人——甚至是肆無忌憚地殺人。壹種強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體歸屬感往往可造就對其他群體的疏遠與背離。促使群體團結的因素，也將群體成員與群體外成員加以分別。群體內部的團結每每發展成群體間的不和。<70>中國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歷史記載中大量的民族間戰爭，都與此存在壹定的相關。中世紀歐洲屢次三番發生的排猶事件，納粹對猶太人實施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也都與群體排異心理有關。
不僅如此，集體主義的邏輯還存在另壹個嚴重缺陷，這種缺陷導致它很容易在內部製造出敵人。既然要求「集體利益至上」，那麼，就必須確定「集體利益」的範圍，凡是與這壹「集體利益」不壹致的，就是敵人。通過這種敵我身份分化，在集體內部分子間分出貴賤，從而為集體的團結埋下隱憂。社會集體主義需要人為製造身份認同的單壹化，進而要求集體的需要、集體的利益決定壹切個人的需要和利益，個人就被淹沒在集體之中，除了成為集體的壹分子之外，還得崇拜集體的救星、集體的未來決定因素。任何對集體的反叛、批評、質疑、乃至僅僅只是對集體利益的消極，都可能面臨受到有罪控告的危險。<71>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前， 階級鬥爭哲學在中國製造出的億萬中國人的苦難和「文革」全面內鬥，就與集體主義的這種邏輯缺陷有很大關係。
集體可能導致團結，也可能面臨真實的敵人，比如侵華日軍之於中國人。集體有時也會製造出虛假的敵人，並把集體的力量集中用在這種虛假的敵人身上，比如1978年前的所謂階級敵人。有時，集體的掌權者集團還會故意製造「敵人」，以營造「同仇敵愾」來摘取內部團結的果實。此外，還有些情況，掌權者集團和民眾可能共同製造或錯誤地製造出敵人。因此我們需要明白，社會集體主義在團結同類時，也容易孽生衝突和仇恨。
集體主義人格？還是被集體主義扭曲的人格？
有壹種觀點認為，跨文化研究者對文化做出的最重要區分是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研究者認為，這種區分基於心理學家的觀察，不過，在本文作者看來，這種區分是可疑的，其缺陷在於沒有將何以會產生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原因考慮進去。跨文化研究者認為，個體主義文化包括大多數西歐、北美和澳洲殖民國家，而亞洲、非洲、南美、東歐，則表現出更多壹些的集體主義文化特點。某些心理學家認為，人及其人格只在某種文化背景下才存在，不同文化下不同的經歷決定了人格的發展，<72>這種觀點同樣是可疑的。如前所述，西方也有集體主義，而且與地球山巒的最高峰在亞洲不同，人類集體主義的最高峰出現在歐洲。
心理學研究認為，相比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個人主義成分。「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多地讚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較少稱讚那些滿足別人願望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聲則宣告：『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73>西方文化中同時存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傳統說明，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發生尖銳衝突既非必然，也非偶然，它們在多數時間內並非無法共存的價值取向。某些文明集體主義特徵突出，不壹定是集體主義被選擇，個人主義未被選擇，而可能是個人主義過於弱小，或相對於集體性，個人的獨立性發育不足。
心理學家們將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作為壹組具有相對性的文化特徵和心理表現，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在美國這樣的個體主義國家，強調個人需要和成就，且成就通常被定義為個人的成功。在這種文化中，個人努力會受到獎勵，備受矚目的是那些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者。個人主義文化下的人喜歡把自己看做獨立自主和獨壹無二的。相對而言，集體主義文化下的人們更願意把自己納入壹個大的群體中，比如家庭、宗族或者國家。他們更願意合作而不是競爭。他們更傾向於在集體取得成就而不是個人取得成就時滿足。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成就被界定為合作團體的成績。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工人在他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公司實現了目標時可能會有很強的成就感。個人受到稱讚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也不是必須的。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們更關注如何適應他們所在的社區和文化，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們更關注自己。與這種差異相壹致的是，在集體文化中發現更多的羞怯，在這種文化下人們更關注如何契合團體和文化。<74>
心理學家還觀察到兩種文化中人們在細節表現上的不同：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往往重視自己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則重視個人抱負和成就。典型的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想到他們獨特的價值和個人成就時會自我感覺良好。相反，集體主義文化里，人的自我滿足感來自他們感知到的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在這種文化中，人在覺得自己承擔了適當崗位責任的時候的感覺會很好。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融入社會和完成自己分內的事是驕傲的源泉。而在個體主義文化中，個人成就和獨立性最被看重。個體主義文化中，良好的自我感覺是生活幸福的關鍵，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體對文化規定的適宜行為標準的符合程度預示著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符合文化角色才是通向幸福的關鍵。<75>
相對於個人主義者而言，集體主義者在人格層面表現出不同的特徵。集體主義的自我是相互依賴性的自我，對群體會有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自我在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后，會失去那些定義自己的社會聯繫。「他們不是只有壹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壹起時的自我。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鑲嵌于社會關係中的，直接的交談比較少，更多是禮貌性交談。其社會生活目標更多地不是增強個體自我而是協調並支持他所在的群體」，集體主義者的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不具有跨情境的持久性。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也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76>
心理學家發現，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公民表現出與周圍人看齊的特徵，他們不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別人強。在美國，這種認為自己很普通的感覺可能被看做低自尊的表現。但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不僅自我標榜優秀會遭受冷眼，而且就是某些標新立異和與眾不同者，都有可能遭到冷嘲熱諷，合群的自我評價才被認為是健康的。「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高傲自大的人會被人關注，這顆釘子要被釘下去。不用說，對於從壹種文化進入另壹種文化中的人來說，這種文化差異會造成心理上的衝突。習慣於提高自我感覺的美國棒球手在日本的俱樂部里打球時常常感到很困難，因為在那裡強調的是團隊高於個人。」<77>
本文作者認為，上述心理學家的觀察是可信的，只是未必能從這些觀察中得出結論：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是基於人種不同，且不可改變。事實上，研究者也發現，集體主義者的這些特點並非壹成不變，而是有可能加以改變。「日本的交換生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活了七個月後，個人自尊增強了。在加拿大，那些長期的亞洲移民的個人自尊要高於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於生活在亞洲的人）。」<78>本文認為，上述心理學觀察結果也許可從另壹個角度作出解釋。獨立性和集體性都是人性，文化不過是特定人群長期適應性進化的結果，是集體主義特點突出，還是個人主義成分更多，並不說明人性有所不同。從進化人類學的視角看，原始蠻荒是單調的。主要區別無非性別、年齡、體形和力量。原始人所思所想相差無己，因此集體性特別突出。此後進化到更高壹階的野蠻階段，人變得日益多樣，有勞動分工，有思想交流，有更優秀的領導力，有更好的智力和審美修養，人的集體性下降，個體獨立性獲得增強。進入文明階段后，人類表現出更大程度的專業化。獨特性愈來愈豐富。機械、商業、教育、科學、政治和藝術等各種職業繁衍叢生，集體性退居次要位置，個體性上升為人性的主導方面。「落後社會以平等的相似性為特徵；發達社會則以不平等或多樣性的差異化為特徵。人類衰落時，單調乏味；人類興盛時，多姿多彩。人類衰落時，走向相似；人類興盛時，走向不同。」這看似在說，集體性是在向原始退步，個體性則是向著更高級的文明進步。<79>
本文認為，集體生存對遠古世代的人類極其重要，所謂「復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文明的初始階段，能否結成群體和群體的大小每每關係生死存亡，能否集中更大力量對群體和個體的興衰經常是決定性的。諸如人與人的頻繁衝突、貿易中的度量衡統壹、氏族和國家權力構建、內戰、水利灌溉工程、大型祭祀活動、旱澇蝗蟲瘟疫流行等自然災害、群體與群體競爭、種族與種族戰爭等等，無不需要凝聚個人力量以形成整體力量，才能克服困難。因此，在古代，集體和集體主義確實比個人獨立性更加重要。也因此，人類從遠古世代起，逐漸形成了許多適應和支持集體生存的觀念、習俗。不過，那些高調的，完全否定個人獨立性的集體主義和威權主義思想，大多建立在壹種錯覺之上，即把戰爭狀態下將包括生命在內的壹切資源集中起來使用以與敵人爭勝的應急措施，泛化到任何狀態下都管用。尤其是，需要凝聚集體共識和集體力量的統治者往往故意將這些集體主義要求泛化到壹切領域，並將壹切異於集體的個人趣味和選擇加以不道德化、罪化。歷久成習，規範和習俗中適應集體生存的內容不斷得到強化，逐漸演變成強大的群體生存法則，積淀在民族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中，通過型塑新生兒的方式不斷地代際傳承和自我複製，人為把民族、國家禁錮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從而使得民族、國家文化顯示出所謂的集體主義文化特徵。
由於集體生存對每個人都有益，集體主義則對社會和國家的強勢階級好處更多，統治階級於是偏向于培殖更多的集體主義元素。這應該是個世界性現象。集體主義遭到質疑和弱化，個人獨立性得到增強，在人類歷史上是偶然事件。它主要發生在英國。英國的特點是地理上處於壹座獨立於大陸的孤島，相對於大陸國家而言，面臨異族入侵的緊急狀態要少許多，各個諸侯長期武裝割據，形成逐級遞次封建的權力結構和與此相應的逐級效忠的文化，導致統壹英格蘭之後的英王仍然無法集中（通常也無需集中）起大陸君主那樣強大的財政和軍隊。國家財源和武力的大部分由各地諸侯分別掌握，王權相對弱小，封臣權力相對強大。無論王權，還是宗教權威，都難以達到復蓋壹切的程度。英王的王權是有限的，英格蘭臣民對國王的效忠、貢獻和義務也是有限的。臣民擁有更多的獨立性，文化中有更多保護臣民特權的、以及反思與批判成分，造成國家層面的集體主義強制性理論建構不足，宣揚獨立性的貴族和騎士文化濃厚，由此造成個人獨立性不斷得到增強，同時集體的優點得以發揮，其深蘊的缺陷又得到防範。北美和澳洲則因為開國時主要是英格蘭後裔的緣故，沿襲了故國的這種文化傳統。
在像法國、德國、西班牙等應急狀態頻頻發生的大陸國家，皇權更加強大，肯定集體主義的文化成分更濃，需要經過極其巨大的痛苦和挫敗，集體主義的缺陷才能得以充分暴露，國民中普遍的集體主義熱忱才會冷卻，才能回歸正常理性。歷經挫折的人們才會明白，當人在集體主義中喪失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也就喪失了自我負責的能力。沒有個人獨立性，社會上也就沒有真正獨立的人。在另外壹些民族，比如俄羅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缺少批判和反思的成分，且皇權強大堅固，又缺乏特殊機緣，在邁入現代文明門檻時，其個人對諸如氏族、民族、國家、教會和權威等的依賴性仍然很大，個人獨立性為教育、信息量、發展程度所局限，因此，集體主義成分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綜論
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觀先後達到最高峰。在這個世紀里，集體主義理論得到系統全面的闡釋和建構，並被付諸實踐。最狂熱時，集體主義上升為壹種迷信。在這種集體主義迷信面前，個人的獨立性，個人的正當權利，甚至個人的生命，全都不值壹提，無害於集體的個人言行都可能被視為罪惡。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世紀是集體主義的世紀，也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此消彼長的世紀。在剛剛過去的這個世紀里，發生了10個重大事件，它們都與集體主義存在密切關聯：
1、1918年，蘇俄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以階級命名的、實為政治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和社會集體主義合為壹體的極端集體主義體制首次登上人類歷史舞台。
2、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以種族為特徵的政治集體主義加社會集體主義正式亮相。
3、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推行「羅斯福新政」，主張國家干預的有集體主義特點的凱恩斯主義被認為是可以拯救經濟危機的良方。
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種族的集體主義隨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滅亡而被人類拋棄。
5、1944年，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發現集體主義是奴役之路，認為所有的集體主義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
6、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集體主義在包括前蘇聯、東歐、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古巴等幾十個國家的接近半個世界里受到推崇，以無產階級冠名的集體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登峰造極。
7、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及之後於1966年正式通過的兩個人權公約，在全人類範圍內，不分種族、文化、宗教、政治制度，達成了關於群己權界的人類共識。人類文明的各個分支在經過千百萬年進化后，至此，終於在集體與個人二者關係方面，形成了清晰的結論性文件。
8、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等於宣告集體主義在中國從頂峰開始下行，與此同時，個人主義開始擡頭，但經常遭到各種各樣的打壓，集體主義仍然佔據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位置。
9、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擔任英國首相，1981年羅納德·里根擔任美國總統，凱恩斯主義在英美走向沒落，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信條，哈耶克的學說成為英美「國教」，反集體主義達到高峰。
10、1991年，蘇東解體，由蘇聯開創的並在東歐強制推行的階級的集體主義歸於失敗。在此同時，個人主義主導的美國成為世界唯壹超級大國，個人主義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說在世界範圍內成為顯學，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和制度隨著美國佔據世界領導地位，迅速向世界各個角落漫延，個人主義幾乎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正確的代名詞。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紀里，種族集體主義、政治集體主義和經濟集體主義在實踐層面製造了巨大衝突，造成深重災難。其在實踐中造成的嚴重惡果，讓人們對集體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有了清醒認識。但是，在隨後的反思中，集體主義被某些學派徹底妖魔化，在這些人士的文章中，集體主義等同於罪惡。
在人類文明史上，集體主義是否因在二十世紀式微從此就壹蹶不起，個人主義是否因在二十世紀獨佔價值觀鰲頭從此就永葆青春靚麗？本文作者不想作福山式的論斷。可以提醒否定壹切集體主義的人士注意的是，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既沒有保護個人獨立性而否定人的社會性，也不是否定所有集體的存在價值——如果否定壹切集體，那麼所有國家和聯合國這兩個集體都沒必要存在。公約是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立下界碑，防範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相互侵害。
本文認為，壹種內生於人性和社會的結構集體主義，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因而是不可拒絕，更不可能加以消滅的。從足球世界盃賽場上英國球迷對球隊的聲嘶力竭的吶喊助威聲浪中，從美國人節日自發懸挂國旗的行為中，從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高調宣揚愛國主義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像個人主義最受推崇的英美，集體認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公民團結成不同黨派以角逐政治權力，是民主社會賴以存在的支柱。企業，政府機構，NGO是社會團結的主要形式。公民自發自願的結社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社會團結合作的強大基礎。集體主義是無法根除的。根除了，也就撼動了現代社會的根基。既不同於極權主義把集體置於個人之上，也有別於某些個人主義者全面否定集體主義乃至不認同人的社會性，本文認為，現代社會的地方主義，國家層面的愛國主義，都是不可能清除的，會與人類存在相始終。那種斷言集體主義會隨著憲政、法治、民主等的發展而消失的觀點，與當代歐美文明的事實嚴重不符。
不過，現代的集體主義將呈現與二十世紀的集體主義不同的特點。不可否認，集體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上走過很長的壹段彎路，在公民個人對集體的依賴重於、多於個人創造時，曾經被視為社會國家的主導。但是，現代法治社會中，公民個人擁有憲法權利，有國家力量和法治保障安全，有社會保險和救濟，受過良好教育，有平等的自我實現和發展的機會，網際網路的點對點互動不斷增加，國際流行文化中個人特殊性色彩逐漸普及，壹方面，國家和社會集體對公民個人的人身和生活保障由施恩轉換為權利（應得）的倫理，個人對集體的依賴感逐漸弱化。另壹方面，國家社會制度給予個人更多發展和實現自我機會。個人將不必再為安全擔心，不再受集體轄制，不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不必活在他人眼中或活給他人看，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主要依靠個人奮鬥，個人憑特殊長處可傲視王侯，獨立性對個人的價值將重於集體性。
當代的個人，離不開集體，但不會依賴集體。個人與集體清晰劃界，互不侵害，還相互增益。現代社會的主角是公民和企業，企業是壹個個公民所組成，企業越興旺發達，員工越賣力幹活，集體凝聚力越大。個人在集體中獲益越多，對集體越熱心越忠誠；集體因得到更多個人的鼎力支持，將更興旺。集體越是不能成為個人的助力，離心力越大，將會面臨解體。結構集體主義，以及與之對應的結構個人主義，共同支撐起當代人，都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集體主義是當代中國學術論爭的焦點之壹。爭論中出現三個觀點，第壹個是官方意識形態。在官方話語中，集體主義的三種：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具有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確性。另壹個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壹派，在這些傾向自由人士的話語中，集體主義等同於妖魔。第三個是目前好像只是汪丁丁教授壹人的觀點：斷定集體主義是愚蠢的同義詞，個人主義則是智慧的同義詞，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之間連折衷的餘地都沒有。他的原話是這樣講的：「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什麼是中庸之道？這問題在西方人看來很愚蠢，因為，在他們的演化經驗中，怎麼會有人要尋求『智慧』與『愚蠢』之間的中庸之道？亞里士多德會嘲笑說：這句話本身就自相矛盾。」<1>本文作者聲明，本文不是為了回應上述三種觀點而作。本文的目的是系統研究集體與團結合作的關係。
集體（collective），集體又稱群體，指多人組織起來的團體。有共同問題或動機的兩個以上的人聯合起來共同努力，以實現共同目標，就是個集體。集體是個非物主名詞，中性，與物主名詞如樟樹、非物主名詞如法律、方位名詞左右前後壹樣，<2>沒有反義詞。如同我們不能說洛杉磯湖人隊與科比是反義詞，同盟會與孫中山是反義詞，那種斷定集體的反義詞是個人、私人的觀點是錯誤的。
集體主義（collectivism）這個概念，同樣是非物主名詞，但由於它既是思想性的，又可能是政治主張，與利益如何分配的政治制度、政策和社會實踐相關聯，因此就難免會有相反和對立的觀點。把歷史上的集體與集體主義兩個概念進行對比，可看出二者的區別：1、集體是個自然事實，集體主義（傳統的）則是個非自然的政治色彩濃厚的人為的理論建構。2、集體是自願性的，集體主義則帶有壹定的或嚴重的強製成分；3、集體的成員總體上是平等的，集體主義推崇領袖或賢能，通常輕視普通成員；4、集體不包含方向性偏好，集體主義則帶有鮮明的重集體輕個人的價值取向。
關於集體主義，傳統上有社會學的集體主義和政治學的集體主義之分。社會學層面的集體主義指的是：相對於社會，個人處於從屬地位，集體利益重於或大於個人，個人利益應當服從家族、集團、民族、階級和國家利益，個人權利應受到集體權力的限制。這是壹種理論，也是壹種精神。有的人還進壹步主張，在集體利益面前，個人應當具有無私奉獻精神，隨時有全局觀念，為了全局利益應自覺放棄個人需要、必要時要為整體利益犧牲局部利益和個人利益，特殊情況下個人應為集體利益不惜獻出生命。為後面表述方便，我們把這種集體主義稱為「社會集體主義」。<3>
政治學層面的集體主義源出於人們對個人行動的不信任，不相信個人自發活動能生成和諧的社會，據此不信任而追求壹種組織起來的社會，來維持社會秩序和確保群體利益。政治的集體主義意指：通過共同行動，通常以民族為最大集合體並依靠國家機構來追求目標，通常具有如下特徵：第壹，它著力于公共利益和社會正義的理念，這種理論認為集體利益優位於個人利益是正當的，反之，個人利益如果優位於集體利益，則為不正當；第二，強調集中權力和統壹行動，以確保群體在追求社會目標時能實現壹致性和連貫性；第三，偏好擴展公共權威的責任和作用，以有力地解決社會經濟等種種問題。這種集體主義，本文暫且將其稱為「政治集體主義」。<4>
除了社會學和政治學的集體主義，事實上還有壹種經濟學的集體主義，可命名為「經濟集體主義」。這種集體主義更加源遠流長，只是至今還沒有人給它正名。它在現代曾有其實際形態，即作為意識形態產物的國有制加大集體制。通常，經濟集體主義主要不以名詞，而以制度和具體實踐的形態存在。比如當代存在於某些非洲遊牧部落的平均瓜分獵物，古代斯巴達人實施的原始共產主義，1958年前後中國實施的「大鍋飯」。但最常見的經濟集體主義是稅收，國家和地方公共財政是經濟集體主義的標誌性建構。從經濟集體主義的視角看，「分灶吃飯」制度中的中央財政，是在全國實施的經濟集體主義，各省、市財政則是在省、市、縣領域內的經濟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可認為是普世的，只要有稅收和政府的地方，就存在經濟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可這樣來描述：個體把私有財產的部分甚至全部拿出來，交給集體支配，而分享集體分配給自己的份額。
上述社會集體主義和政治集體主義，共同點是將集體作為個人的對立面，從邊沁式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計算集體與個人二者間的利害得失，權衡輕重、並斷定集體價值大於個人價值。本文作者認為，這種立足於集體是個人對立面的集體主義，是長期以來人類誤解集體與個人二者關係所得出的結論。這種誤解導致了整個二十世紀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大比拼、大決戰。這種誤解是反人性的。它要求人放棄自我，放棄權利和正當的利益，自覺自愿作為集體的工具。它忽略了人雖是社會性動物，但仍是個體性存在。人的獨立性和集體性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係，而是兼容於人自身。人生活在群體之中是人之為人的本性的固有部分，但這個部分是服務於人自身，而非某種異於人而存在的擬人態的集體。
個體的獨立性和人對集體生活的需要，二者都是自然事實，可認為是人性的兩面。個體性存在和對集體的需要都是人性結構的組成部分，是跨世紀、跨種族、跨文化、跨制度的存在，是普世性的。本文的主旨是從社會哲學的角度研究集體主義與團結合作的關係，從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角度切入集體主義這個概念，研究社會國家結構和秩序中以集體形態表現出來的部分，以及作為集體中成員的個人心理、個人與集體的權利和利害關係，從中考察個體組織成的集體如何實現團結合作，如何避免分裂衝突。因此，本文所稱集體主義，可命名為「結構集體主義」。結構集體主義者認為，對集體的需要內在於人性，集體是人的社會性的外在形態。人組成集體，不是為了實現某種異於個人的宏大目標、整體理想，而是個體藉助於他人來解決生存所需，增進自身福利。人的集體性是為人自身服務的，而非相反。人不是集體的工具，相反，集體是人保護和實現自我的工具。
結構集體主義分別從生物的、自然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心理的角度考察人的集體性。與上述政治集體主義比較，這是壹種弱的集體主義——它否定集體重於個人，反對集體及集體領袖藉助人多勢眾的優勢欺凌個人，但其實又恰恰是所有集體主義的硬核。方法論個人主義視角下的集體主義，焦點對準的不是集體，而是集體中的個人如何團結合作。
結構集體主義包括：1、人性中對群體的自然需要，對應於人的社會性，人從呱呱墜地開始，衣食、安全、醫療、精神、教育等生存和成長所必需，只能通過他人提供。成年後通過勞動和交易獲得收入，面臨與自然發生關係的問題時和社會問題時，只有依靠群體生活和力量才能獲得解決。2、政治性集體需要，或稱為法的集體性，對應於人權保障、公民地位、可自主支配和自由活動的空間，憲法、法律、政府及警察的不可缺少，聯合國人權公約等國際法的不可缺少。政治集體性必須清晰劃定群己權界。3、經濟集體性，人必須使用通用貨幣，藉助于共同的交易規則和公共秩序，必須拿出其收入的壹部分給予集體支配，以換取公平競爭秩序、解決只有聯合起來才能解決的鐵路公路城市交通之類問題。它對應于政府稅收，公共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及社會救助。經濟集體性同樣存在邊界，當集體規模和集體責任超過個人承擔能力時，集體就該縮小規模，或縮小公共支配範圍，或自動解體。集體需要不得擴張到個體承受不起的程度，造成個人的被奴役。4、文化集體性，對應於人對某種通用語言的需求，對學術、思想、新聞、網際網路、國際標準等的需要。
結構集體主義的基本默認是，上述四個方面的集體需要是任何人所不可缺乏的，它將始終與人的獨立性共存，是社會團結合作的堅實基礎。剝奪上述任何壹種集體性需要，不是增進，而是會損害人的獨立自由，將帶來分裂和衝突。同時，這些集體性需要只能服從於人的獨立性，而不能被置於人的獨立性之上，成為剝奪和侵犯人獨立自由的理由。壹旦集體性壓倒獨立性，將造成奴役、痛苦、分裂和衝突。
中國傳統文化有十分豐富的集體主義成分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許多方面觀念不同，對中華文明卻持壹種大體相同的看法：認為集體主義是中華文明的特點。這種作為民族文化特點的集體主義，既不能簡單歸結為社會集體主義，也不能簡單歸納為政治集體主義。這更大成分上應該是壹種近乎本能的發乎自然的「非實假有」的集體意識。<5>在中國，很多出身良好家庭的孩子在很小的時候就會受到反覆告誡：應當學會主動適應社會，而不應也不能指望社會會來適應妳。不僅官方，而且普通民眾，經常會譴責某人太自私，主張把家庭等集體的需要放在個人需要之上，把整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要求個人從整體考慮，放棄個人利益以成全整體福祉。至少在公開會議上的表態性言論，在宣傳品和教科書中看到的書面要求，基本都是這樣的。敢於公開要求國家、民族、集體利益讓位於個人利益的情況是小概率事件。敢於這樣主張的人很容易遭逢冷眼，或「被唾沫淹死」，或遭到集體權威如官方懲罰。
然而，真正能將公而忘私付諸行動的，歷史記載和現實生活中都極為罕見。他們中多數會被罵為「傻瓜」。只有極少數幸運者會被樹為道德模範，過去則是尊為大人——所謂大寫的人，被宣揚為是有益於社會國家的人，活得有價值的人。（反過來，如果壹個人不顧群體意願，只為壹己利害斤斤計較，則被貶為自私小人。）實際情況卻是，中國人多數是私而忘公、私而害公。對自私的指責通常針對別人，不針對自己，表現出壹種心理學上所說的「自我服務偏見」，或可稱為自我中心偏見，自我視角偏見。<6>「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是官民普遍表現出的行為特徵，連進廟朝拜菩薩，心裏默念的也大多是「菩薩保佑我們早生貴子」，或「菩薩保佑我和我父母兒女平安吉祥、榮華富貴」。國際聯盟主持的壹份1932年對中國教育體制的報告，作者首先譴責中國的家庭、家族和村學的教育傳統只與狹窄的私人利益相聯繫。<7>不過，如果撇開實際利益糾纏，單純就習俗而言，中國人的集體性傾向還是比較明顯，人們普遍注重關係甚於注重「我」，只有在獲得合適的地位時才感覺良好，把被某個團體或領導「重用」當作是「好事」，完全不在乎「重用」二字後面隱含著把人當工具的意味。康德名言「人是目的，不可以被當作工具」，在中國很少有人當回事。中國人往往把在適合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當作自豪感的源泉；個體行為符合中國文化所規定的標準，是生活滿意和人格高尚的主要指標。<8>
之所以如此，應該與集體行為在中國有悠久和強大的歷史有關。古代遺留下來的大型工程，且不管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只說今天仍然保存有實物證據的遠古歷史遺迹，如都江堰，鄭國渠，長城，秦朝馳道，秦始皇陵等等，無壹不是中國古人集體行動的成果。西安著名旅遊景點之壹秦始皇兵馬俑，堪稱遠古軍隊中盛行的集體奴隸精神的淵藪。
梳理中國歷史文獻，可以看出強大而深遠的重視群體的文化脈絡。從據說是遠古產生的文獻《尚書》的「堯典」、「舜典」、「大禹謨」諸篇中能看到，古人將先民組織起來，實行分工合作形成初期的政府和國家，通過政令統壹于王，「緣夫天下之大，非壹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9>在政府內部設官分職，以管治獲取長久統治秩序。奠定直至今日的三千年中國政治版圖基本形態的周朝，通過遺傳下來的銅鼎等文物和銘文，可看到當時已經將宗教信仰、識字和政治權力緊密地連在壹起。從《詩經》中「王」擁有天下所有土地和臣民的詩句，可看出早在周朝就形成了把政治領袖看得至高無上的文化傾向，這種傾向延續至今。周朝開國的執政者周公姬旦不自覺中解決了中國先民的集體性需求，在吸收前朝政治和社會經驗教訓的基礎之上，正式建構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位分級分區各司其職的政治體制，在農林牧漁水利、軍事和救災等大事上又能實現橫向合作應對的權力結構及職能規範，建構起了中央政府按「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四類分工百官職能的體制，社會層面實行按長幼尊卑親疏遠近各守本分制、鄉黨制和鄉射禮制，經濟領域實行井田制，中央與地方實行封茅授土、定期巡狩與貢賦相對應和族際間的五服制，從而把周朝統治疆域內外的百千萬民眾編組在壹個相對和諧的大集體中，雖然未能規避、但至少是減少了人與人之間、族與族之間的分裂和衝突。<10>據說管仲在治理齊國時，實施里甲制度，把居民按每五家編為壹伍，設壹伍長；五伍為里，設壹里長。通過這種集體責任制度，迫使個人和家庭放棄自主權，從屬於近鄰組成的小集體。<11>孔子認識到集體的公共性，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讚賞周朝重文輕武，崇德重禮，主張「克己復禮」，要求人在社會中要主動克制自己的慾望和謀利衝動，遵守集體的規則。由孔子首創的「仁學」，是群體行為倫理，可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團結之學。孔子把「仁」視為兩人及兩人以上的社會成員間實現團結的充分條件，認為只要人各為「仁」，就可避免分裂和衝突。《春秋》（及《春秋三傳》）中的「嚴華夷之辨」，通過推崇文明政治，區分和貶低野蠻政治，建構起文明標尺，也樹立起華夏文明是高級文明這壹群體自勵和認同。現在看來，孔子結構集體的學說是存在欠缺的，偏重於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在建構外在秩序方面，偏重於權威、仁愛和等級，而未能顧及人與人的自由平等。集體當然離不開彼此關愛和群體認同，但還有比關愛和認同更根本的東西，如靈魂的成長和自我完善，集體成員之間如何分配尊嚴、權利和利益才能實現公平正義？這些都是孔子未曾思慮到的。<12>
《墨子》認識到了和平、關愛和共識為群體秩序所必須，主張非攻、兼愛和尚同。非攻和兼愛至今仍然是政治正確的，但他沒看到思想壹致造成的危害。據說墨子還組織有壹個團隊，實行公產制。法家強調刑罰、秩序、政治和思想權威對於群體的重要性，惜乎對群體領袖賦權過重，不懂得公權需要制衡，否則會泛濫成災。商鞅直到臨死才明白公權管制無邊界會給民眾帶來什麼樣的痛苦，可惜已經太晚。《孟子》延續了孔子的仁學，發展出仁政的思想，但《孟子》壹書有很明顯的集體精神取向，當他說「天下定於壹」時，就是主張天下將安定於壹個統壹的大集體，從而避免諸侯各自為政帶來的連綿不斷的爭戰；《孟子》意識到智識和等級對於群體的極端重要性，卻極力否定平等的作用，錯誤地斷定《墨子》的兼愛將導致無君無父式的禽獸式的平等。《孟子》批評楊朱的名言：「拔壹毛可利天下而不為，……所惡執壹者，為其賊道也，舉壹而廢百也。」同樣是集體價值取向，並且具有以集體價值取向否定個人獨立的特點。<13>今天看來，仁愛確實有利於人與人的團結合作，但僅僅只是團結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仁政比暴政當然要好得多，但僅僅是仁愛，便遠遠不足以支撐起整個社會的政治大廈。儒家的仁學沒有包含自由和平等，是這種學說體系的嚴重缺憾。
對群體的價值，《荀子》的論述堪稱精闢。《荀子》說：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壹，壹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14>黃宗羲有「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壹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15>這段話的意思是，人之所以在與獸類競爭中居於強者位置，原因在人能團結成群採取壹致行動。人怎麼能實現群體行動呢？因為人能實行分工合作。人為什麼能實行分工合作呢？因為有規則，遵守群體生活規則各守本分，同時又能實現團結合作，從而在自然競爭中戰勝困難，成為強者。荀子又說，「道者，何也？曰：君子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群也。」君主就是能把民眾團結成壹個有序群體的人。<16>荀子「明分使群」壹詞，翻譯為白話文，大意是明確規範，各守本分，使眾人成為有秩序的群體。<17>《荀子》對君主與群體關係的這些經典論述，對中國兩千多年固化的君臣合作模式有相當重大的意義。今天看來，《荀子》的這些思想顯然是存在嚴重缺陷的，是有利於專制獨裁主義的，突出君的作用，而忽視群成員的作用和權利，也完全沒有君權需受制約的觀點。《荀子》強調「壹」的重要性，主張以壹率多，認為道（甚至可理解為天道，所有道）就是君道，都是君主駕馭群臣和萬民之道。他認可君主以壹人代群體，以群體為壹人所用。按此思想建構君臣關係、君民關係，很容易滑向君主定於壹尊，以壹己好惡利害為整個民族的好惡利害，強令天下與自己保持壹致，君主壹個人的智慧成為整個國家、民族、部落的智力天花板。梵谷于君主者，或者在皇權面前自願下跪，或者將被砍頭。此外，《荀子》獨尊君道的觀點，等於否定了其它學術思想具有與駕馭天下的統治之術具有同等地位，與《孟子》以道為據與王權分庭抗禮的獨立人格是矛盾的。
漢代以「忠孝」治國。把「忠孝」作為至高無上的國家哲學。「忠」、「孝」分別是國家與家族團結在壹個君、父核心之下的群體行動倫理。《白虎通》將群體生活倫理進壹步歸納為「三綱六紀」，到董仲舒時定型為「三綱五常」。<18>從此，直到1911年清朝皇帝遜位，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三綱五常」這種群體生活的倫理壹直主導中國人的政治和社會生活，可謂是古往今來數十億中國個體及所有群體的統壹行為規範。不庸諱言，這種倫理確實給過中國歷史以正面的作用。它使得除戰亂年代的華人得以成為壹個有秩序的群體（暫且撇開這種秩序的優劣不論，壞秩序好過無秩序），脫離了人各為敵、人自為戰的無政府混亂狀態。<19>
中國古代著名的統治術「王道」和「霸道」，同樣是群體行動的哲學。前者強調以仁政建立起自願團結的國家，後者強調需要時可用暴力、詭計和威脅逼迫建立起壹個權力中心。「大學之道，在親民，在明明德，在止於至善」，<20>闡釋的人生終極價值所在是為眾人謀福祉，彰顯美德。「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被中國傳統儒家知識共同體視為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這種境界不過是實現最大範圍的群體的善治。《三國志》記載，「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21>大體能折射漢末精英的群體共識：即不為國家而只顧自家利害者如同枯骨。這句話背後隱藏的是集體主義價值取向。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微斯人，吾誰與歸？」<22>表達自己只願與那些時刻不忘「天下」這個大集體禍福的人作朋友。黃宗羲「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壹姓也。」<23>同樣是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顧炎武至梁啟超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24>認為普通平民百姓對天下這個大集體的興亡負有責任。從結構集體主義角度看，這話並非沒有道理，只是它也存在弊端，在強調個人的集體責任時，缺乏個人權利的表述，也沒有劃出匹夫對天下興亡承擔的責任到底有多大的邊界。
除上述這個集體主義的脈絡之外，在中國傳統中還存在壹個反集體主義的支流。這條支流首先是道家的兩位「教父」，壹是楊朱，楊朱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利己主義，「拔壹毛利天下而不為」，二是莊周，《莊子》里包含有兩種反集體主義，其壹是不為他人所用、要為己所用的觀點，在肯定人的獨立性的同時，否定人的社會性；其二是通過盜跖之口，全面否定國家權力、社會倫理道德等必要建構。道家的反集體主義在魏晉之際壹度達到高峰，但很快就因其破壞社會團結合作而遭到揚棄。除道家外，佛教也體現出強烈的反集體主義色彩。佛教雖然主張行善積德，但與儒家強調家庭和社會擔當相反，托缽僧不事生產，不承擔社會責任，甚至否定家庭責任，主張人生的意義是為自己死後超脫生死輪迴之苦。<25>
「集體主義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在中國農村，人與人之間的協調與合作能夠更好地進行糧食生產。」<26>集體主義取向在中國不僅限於理論，而且紮根于普通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並且，官方還將集體主義落實到了實質上的基層政治制度。上面說過管仲在齊國實行集體主義的里甲制度，商鞅在秦國實行的農戰理論，其連坐制等改革措施帶有更強烈的集體強制性特點。<27>此後，唐宋年間實行保甲制度，明朝實施里甲制度，國民黨統治時期又將保甲制度這壹古老的政治遺產延續到了現代。不論是里甲，還是保甲，強調的都是將多個家庭編組為壹個利害綁在壹起的小集體，個人和家庭從屬於這個集體。集體成員相互監督，共同遵守官府的法律和政令，平時休戚與共，戰時生死與共，雖然由於個體才能的差異，壹榮未必俱榮，但壹損必定俱損。這些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政治制度，配合以長久居於獨尊地位的儒家道德倫理，加上農事中不可避免的爭奪水源、排澇、救火、防蟲、娛樂、教育、婚喪嫁娶等不斷重複的群體性行為，戰爭和災荒年代團結以圖自保的種種需要，在中國民間發展出「家族宗法」（重於個人）、「兄弟情義」、「同鄉情誼」、「鄉規民約」、「鄰里友愛」等等帶有集體主義色彩的民風民俗，使得集體主義在中國成為紮根于悠久歷史和億萬民眾日常生活的悠久的文化傳統。
儘管如此，中國歷史傳統中的集體主義成分仍然是零散的，蕪雜的，洞見與謬論並存，從未有人作過梳理。20世紀之前，中國從未出現過壹本系統總結集體主義思想體系的著作。無論是周公姬旦開創的集體主義政權建構，還是儒家、法家有關集體主義的學說，都認可必須要有壹個政治和思想的核心，由此將整個社會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上馭下，建構成壹種縱向等級秩序。中國傳統集體主義認識到集體的益處，看到了集體精神高貴的壹面，集體需要權威、秩序，重視對危害集體者實施強制，而沒能認識到集體應該主要是橫向的自願聯合，沒有認識到普通人的尊嚴、自由和利益關切應優先於政治權力。傳統文化中的集體主義，重視人間政治權威，強調外在秩序，缺乏精神秩序；過於強調人的集體性，忽視人的獨立性。綜合說來，傳統中國的團結合作主要可分為三個層面，壹個是以壟斷武力、公共財政、信仰、教育等所有公共資源的皇帝為唯壹核心，億萬臣民只能依附在這個核心周圍，對這壹核心的任何挑戰都被妖魔化為「亂臣賊子」，「人人得可誅之」。另壹個層面是政治治理社會，以國家權力的分支，秦以前是諸侯，秦以後是皇帝派往地方的「流官」，作為地方社會的引領者（以吏為師）、組織者、裁判和監督者。第三個層面是鄉賢、紳士，主要是獲得低級功名的讀書人，可稱為智識階層，作為眾多文盲的精神領袖和利益保護者。整個社會的成員按長幼男女尊卑組成等級秩序，各安本分，崇德奉法。傳統的中國大集體，是以強製為核心，以自願為輔助。
世界各民族都曾有某種程度的集體主義
進入近代后，傳統中的集體主義思想觀點成了接引現代集體主義的本土資源。集體主義作為壹種自覺的得到清晰系統闡釋的路徑選擇和國家哲學，或者說社會和政治的集體主義興起並上升為國家主流價值觀，是近現代的事。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精英群體從天朝壹統天下的盲目自大中醒悟過來，出現學習外國優點的潮流，由於歐美文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演化和分化及中國涉外學者對這種演化分化缺乏深度認識，在使用「拿來主義」（魯迅語）時慌不擇路，飢不擇食，在20世紀初選擇學習集體主義成分濃厚的德國、日本、俄國的中國知識群體，最終勝過學習個人主義突出的英美的群體。伴隨列寧宣布取消在中國的壹切特權帶來的驚喜，新生蘇聯實施的馬列主義文化迅速吸引了中國政治精英如孫中山和知識人如陳獨秀等人的目光，蘇聯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的學說在中國迅速擴散，蘇聯模式成為國共兩黨共同的學習楷模。1941年後，蘇聯和中國成為對抗共同敵人軸心國的盟國。二戰結束，蘇聯的國際地位迅猛上升，成為能決定全世界命運的超級強國。蘇聯從壹個落後的農業帝國，儘管其前身沙俄在1905年曾敗給日本，但經過從1918年起到二戰結束的短短27年時間，就迅速成長為與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美英不相伯仲的世界強權，其所信仰的帶有強烈集體主義特徵的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被毛澤東等內戰勝利者集團崇信為宇宙真理，並強行在中國大陸全境內加以效仿。
1949年，共產主義學說正式成為全中國除少數地區外的意識形態，被宣傳為全中國乃至全人類的終極理想。在隨後的各種運動中，任何與這種意識形態相衝突或有所歧異的理論都被打倒，其主張者或被整死，或被打為反革命，或被打為右派。1955年，「胡風主義」，即推崇獨立思想和行為的主張在中國遭到批判，反胡風運動的真實目的是「逐漸灌輸這種信念：個人的第壹和唯壹的義務是對國家的義務。」在此前後，強制性集體化在中國大陸全面推行，照抄蘇聯模式，從1953年到1956年，中國傳統的壹家壹戶的農民陸續被全部「組織進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到「大躍進」時期，集體化上升為「國家經濟發展中居於首要地位的政策。」<28>所有生產資料由政府掌控，政府根據計劃安排每個人的工作和產量，分配所有人的生活所需，每個人為集體而工作，全國上下數億人被黨鞭策著躍進共產主義。每個農民都是公社社員，吃免費的公社食堂，同時，每家每戶都必須把自家的私有財產如糧食和馬牛豬雞都無償貢獻給集體，任何壹點私產都是「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城市的工廠、商業、學校和黨政軍等幾乎所有從業人員無壹不被納入某個政府機關、國營企業或大集體之中。全國上下五、六億人，除了需要他人供養的占人口比例有限的老弱病殘，其他勞動人口幾乎全部成為某個集體的壹分子。全中國幾無壹人獨立生存於任何集體之外。中國的集體主義此時達到顛峰。蘇聯式集體主義既是政治集體主義，也是社會集體主義，同時還是經濟集體主義。在這種極端體制下，集體在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各個領域全面碾壓個人，任何形式的個人獨立自主都被視為危害集體利益的敵對行為。儘管這種集體主義狂熱在1978年後降溫，但直到今天，黨政機關、國營企事業單位仍然是中國強勢群體，集體主義仍然是中國官方推崇和大力宣揚的「主流價值觀」，憲法、法律、法規、政策、紀律、道德倫理和報紙、電視、網路等等，時時處處都在宣傳清晰顯豁的集體主義，國旗「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各種特權部門趁機以集體主義名義，擴張部門利益，各省、市、縣，甚至鎮里的部門和企業都可懸挂「中國土地」、「中國稅務」、「中國電力」、「中國石油」……唯獨中國公民，不能掛牌「國家公民」，因為據說機關企業代表的是集體利益——升官發財貪污腐化都是集體利益，公民代表的僅僅只是私人。實際上，所有國字型大小機關和企業與公民個人壹樣，其權力和利益都是由三個部分組成：壹個部分是對國家承擔的責任和相對應的受憲法法律保障的權利，壹個部分是部門利益（個人是社會利益），還有壹部分是個人利益。
當我們梳理中國的集體主義脈絡時，可能給人壹個印象，集體主義是中國價值觀，或中國特色，是其它國家和文明所不具備的。歷史完全不是這樣。通過《聖經·新約》我們知道，在聖彼德時期，基督教會曾經實行過短暫的社會主義，信徒們必須無償將個人財產奉獻給教會，過無私產的集體生活，私藏錢財者壹經發現會被處死。政治哲學家拉塞爾·柯克認為，古代的猶太人具有鮮明的集體主義特徵。他說：「希伯來思想家們對個人永生的問題不是特別關切。被上帝揀選的希伯來民族（people）的生存才是先知們念念不忘的關切。活在此刻的個人是這些人中的壹分子，他與整個民族有著相同的過去和未來。這壹民族根據其與上帝之約的秩序超越任何個體的暫時慾望。如果人可以獲得拯救，他們將作為上帝百姓的成員獲救，而不是作為孤立的個體獲救。」<29>
可以說，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的歷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出現過某種形態的集體主義。據修昔底德所載，古代的斯巴達實行原始共產主義。斯巴達人沒有正常家庭，除經批准的短暫婚內同居時刻，男性和女性分開居住，終身各過各的集體生活，斯馬達戰士吃住在壹起，孩子出世不久就被送進公辦撫養機構。斯巴達的敵對壹方，雅典，則呈現另壹種集體主義特點，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墓前發表的著名演講中，對陣亡將士們的高度讚揚，以他們為守護雅典的自由不惜獻出生命為價值默認。這種自由被貢斯當稱為「集體的自由」。<30>通過凱撒流傳下來的文字，我們現在知道，古代羅馬軍隊之所以所向披靡，不是因為羅馬戰士個人具有關羽張飛式的個人神勇，或岳飛式的精忠報國，而是受益於羅馬共和國這個大集體中壹分子的公民身份和精心編組的重裝步兵軍團的團體協同作戰。<31>日本傳統中的武士精神，內核是個人為了集體不惜犧牲。著名心理學家戴維·邁爾斯認為，東亞人的思維更加整體化。在對日本人與美國人的對比研究中，他發現，「日本人自然地回憶出比美國人多60%的背景特徵，他們的講述更多以關係為主。美國人把注意更多地放到焦點目標上，而較少注意環境特點。」但他並不認為只有日本等東亞人具有這種特徵。他發現，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地區的本土文化都傾向於把集體主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這種文化孕育了相互依存的自我。這些文化中的人們更多地進行自我批評，卻很少自我肯定。特性被更多地定義為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馬來西亞人、印度人、日本人和傳統的肯亞人，比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英國人更可能用群體特性來完成『我是——』的句子。」<32>
至少在1945年之前，歐洲人具有同樣的，甚至更強烈集體主義特徵。法國大革命，以及後來的「巴黎公社」，都有著名的集體主義革命。美國憲法是55位建國先賢集體討論的結果，也是他們與英國的死者和十三個殖民地憲法制定者共享的智慧。傑斐遜等人大力主張的，是美利堅十三塊殖民地團結為壹個聯邦，壹個休戚相關的集體。<33>現代個人主義的發源地英國，曾經號稱「日不落帝國」，英國議會把遍布世界各地的數十塊殖民地聯合起來，組織成壹個龐大帝國，直到今天，英國的全稱仍然是「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是壹個集體，壹個整體，而不是壹個個英國人單幹。用整體論為研究工具，以「階級」而非個人為立論根基的馬克思出生於德國，活躍于英國，其不少作品發表在美國的大報上。<34>在馬克思生前，歐洲產生了霍布斯，盧梭等壹大批帶有集體主義特點的學術思想大師，美國則活躍著麥迪遜等。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歐洲的學術思想是黑格爾、邊沁、聖西門、傅立葉、克瑞斯當等集體主義大師和作家在引領風騷。馬克思思想成型的年代，志在統壹德意志的俾斯麥權勢如日中天，俄國則是十二月黨人、民粹黨人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空想社會主義信徒們在前赴後繼不斷尋求俄羅斯整體的出路。
世界集體主義顛峰之作並不是由中國人，而是由德國人希特勒和前蘇聯人斯大林創造的。希特勒創建的「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集體主義的「傑作」，他的雅利安種族是最優秀種族將統治人類的妄想，猶太人是最卑賤最邪惡種族必須予以滅絕等等邪說，無壹不是植根于集體主義。<35>儘管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的，但「集體主義」壹詞卻不是他們所創，而是斯大林率先提出的概念。1934年7月，斯大林在同英國作家威爾斯的談話中說：「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他在談話中提出「個人和集體之間、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沒有而且也不應當有不可調和的對立。不應當有這種對立，是因為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並不否認個人利益，而是把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社會主義是不能撇開個人利益的。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能給這種個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滿足。此外，社會主義社會是保護個人利益唯壹可靠的保證。」<36>。雖然在談話中斯大林並不否認個人利益，但在他後來實際推行的全蘇聯的農村集體化運動中，事實上卻是用槍來對付任何個人利益的。斯大林這段話的問題在於，他不明白在集體與個人之間需要有清晰的界線。比較而言，毛澤東雖然在中國掀起了有史以來中國的集體主義最高潮，在理論上卻只不過是斯大林的學生。中國當代居主流地位的集體主義是蘇聯式集體主義與中國傳統的也許可稱之為群體主義的資源結合的結果。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傳統中兆民團結成壹個皇帝之下的「以天下之公為壹人之私」的「集體主義」，希特勒、斯大林的以領袖治國的集體主義，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描述的老大哥式的集體主義，其實質都是獨斷主義，是以壹個人的智力和意志代替集體中每個成員的智力和意願，並非真正的集體主義，更是反結構集體主義的。所有的專制獨裁體制都不能稱真正的集體主義，也不是個人主義的，而是獨夫主義的。獨夫主義就是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統治者把國家和社會這些集體的壹切都視為自己及支持者小團伙的私產，用暴力逼迫億萬百姓放棄自己的獨立性和集體性等正當人性和權利與需要為代價，以換取茍活。
可以這樣說，自古至今，不限於中國，在遍及亞洲（包括今天的日本）、非洲、美洲，乃至個人主義興起之前歐洲歷史上的所有民族，都曾有過某種形態的集體主義。不論這些集體主義具體表現出什麼特點，它們之所以能夠出現並得以維持，無壹不是生根於人的集體性這壹人性特點之中。由此得出結論：
結構集體主義是人類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普遍的、深遠的歷史淵源和極其頑強的力量。
為什麼會有集體主義？
從已有證據看，說集體主義生根於人自身，並非妄言。人從外觀看，是獨立的個體，從微觀構成角度看，則是萬千個細胞的大集體，是億萬原子、分子按壹定程序組成的集合體。人體（以及諸如水母、獅子等等動物，和水杉、疏菜等植物）可稱為千百萬細胞和億萬個原子的「共同家園」，或原子公社、細胞公社。汪丁丁教授認為，植物是集體主義的原型，動物是個體主義的原型，<37>顯然是錯誤的。汪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學者，如果觸及當代遺傳學，是不會有發生這種錯誤的。當代分子遺傳學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植物和動物同屬壹界——真核生物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生物化學特性，這些相似性表明存在壹種根本的「生命統壹性」。從分子機制看，所有生物都帶有相同的遺傳密碼，可認為是從壹個共同祖先進化來的。<38>我們眼睛所見的植物也是以單個細胞的個體形態呈現的，在顯微鏡下，任何單株植物則是由千萬單個的真核細胞組成的集體。人的肉體本身（以及除單細胞生物之外的所有動物和植物）就是集體生存的。儘管有機體是由無數原子和細胞所組成，但目前我們還無法知曉，人體內的每個原子和細胞是否享有「平等的權利」。已知的是，腦細胞、脊髓神經細胞、巨噬細胞、精卵細胞與手腳表皮細胞，似乎享有不同的壽命。似乎未被肌體給予同等關照。手足表皮單個細胞的死亡和脫落對肌體好像無足輕重，但單個腦細胞或神經細胞的死亡與脫落與表皮細胞死亡與脫落對肌體健康的影響是否相同？或有所不同？本文作者還不十分清楚。
在人體這個細胞的大公社裡，每個器官的功能是由構成該器官的細胞個體完成。但任何細胞個體又無法履行整個器官的功能。每個器官實際上由千百萬個細胞組成的細胞群落來實現其特定生理功能。每個細胞群落聯合起來，承擔壹定的專門職責：負責呼吸的肺細胞群把全身上下每個細胞都需要的氧氣吸進來，並把每個細胞用過的廢氣排出去；血管細胞群負責在遍體組織通道，方便血液中的紅細胞等把氧氣、水、能量和營養送往肢體的每個旮旯；消化道里的細胞群負責吸收沿食道下來的水、營養和能量，供給所有細胞的生存所需；白細胞群負責防禦；神經細胞群負責溝通信息和指揮；肝細胞群負責消化；腎細胞群負責排毒；表皮細胞群負責隔離和有選擇性地溝通內外……各種各樣的細胞群既有精細的專業分工，又能實行高度密切的合作，以共存共活于壹個有機體之中。<39>在任何器官中，單個細胞的受損和病變不壹定能影響到整個器官的功能，更難以對整個機體構成毀滅性損害。但是，如果某個細胞群落髮生衰毀達到壹定數量，比如肝、腎、肺、胰腺、心臟、大腦發生嚴重病變或遭受大面積損傷，則器官和肌體本身很難自我修復，其它原本健康的細胞將會接受壹起死亡的命運，而不可能因自身健康繼續存活（其死亡會滯后很短暫的壹點時間）。萬千細胞壹旦結合為壹個統壹的人體，通常會表現出生死與共的特點（植物和某些動物有所不同，局部死亡或脫落，不影響另外的細胞繼續存活）。
人體中，大量的關係肌體新陳代謝和本能的工作都由細胞自動完成。它們的活動井井有條，似乎步調壹致地共同遵守著某種指揮、秩序或程序規制。這種指揮、秩序或程序獨立於我們的意識之外。意識雖然貴為軀體的首腦，可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觀察研究，對自身皮膚之內的壹切，卻既不能直接觀察，也不能下達指令。對構成自己身體的細胞們的日常工作，我們通常情況下不需要也沒法加以干預，除非細胞們的工作發生異常，需要診療和藥物加以校正。我們可以命令軀體睡覺、運動、進食、享樂，卻無權命令體內任壹細胞休息，或改變其崗位與職責，儘管這些細胞是我的。我們已知的是，原子與原子結合為分子，是相互為對方的電荷所吸引，組成分子以共享電子，獲得長期的穩態存在。原子進入DNA，分子進入細胞，細胞集結為有機體，也可能是為獲得能量。但是，組成有機體對原子有什麼好處？單個的原子在有機體的生成發育和解體過程中是保持原狀不變，還是因參与生命而升華為某種高級存在？千百萬原子、分子、細胞為什麼會實行分工合作？原子、分子又是如何能實現如此嚴絲合縫的團結合作的？壹粒梧桐種子纖細到隨風任意飄揚，壹旦遇到合適的土壤環境就能迅速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種子用什麼力量讓周圍的氫氧碳等原子甘願進入自己的細胞接受RNA的指揮進入DNA成為結構中的壹分子？種子對周圍物質和能量的吸收與天體中的黑洞是否遵循同樣的原理？同樣，壹個受精卵為什麼有那麼強大的力量能將不是自體的原子、分子吸收為己所用，並恰到好處地將那麼多原子分子安排在生長發育所需要的「崗位」上？基因憑什麼能組織和指揮原子們為自己工作？這些問題，對我們人類來說，至今好像仍然是謎。我們今天所知的僅僅是，以天文數字計的原子似乎非常樂意參与各種有機體的集體生活，壹旦生物死亡，原子的公社解體，它們好像也全都泰然處之，回歸原狀。<40>
進化人類學研究表明，人的社會性起源於我們歷代祖先的生存經驗。<41>當代心理學者在對人的社會心理特徵研究后認為，人類天生有從屬和依附某壹群體的需要，個體間有協作的物種比無協作的物種更容易生存。人類在千萬年間的進化過程中，發展出許多適合群體協作的情感和理性。不僅像智慧、友愛、關心、同情、慰撫、互助等理性、積極心理和行為非常有利於團結合作，而且許多消極心理和行為，往往也是為從反面促進群體協作進化而來。心理學家認為，當代人對消極社會評價的反應與我們祖先的反應是相同的。在某些特定情境中的人們會變得緊張、沮喪。這些情緒可以在諸如維護自己的權威和戰勝敵人等群體生存行為中幫助我們的祖先。憤怒可以刺激心臟減少對大腦供血，將血液更多導向肢體，使肢體擁有更多資源與猛獸和敵人進行體力較量。緊張、沮喪、憤怒等等所謂的消極情緒是我們從祖先那裡遺傳來的傾向，這些情緒體驗也是使人類得以世世代代生存下來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心理學者指出了許多這樣的心理機制。例如，許多人對陌生人有壹種天生的恐懼。這壹恐懼是為防止被不屬於同壹群體或部落的人襲擊而進化來的。<42>
大體來說，今天人類的部分情緒、心理和智慧是為適應集體生活進化而來的。人對群體生活的需要內在於我們自身。比如我們可以離群索居，但長期孤獨不利於人的大腦發育，也不利於精神和肌體健康。人渴望得到他人的安慰和認可。有無安慰認可關係情緒好壞。情緒好壞與生命的境況好壞正相關。通常情況下，個體得到的安慰和認可越多，說明群體越大，個體在群體中的聲望和地位越高，個體越興奮，精神更好，得到更多更好物質和把基因傳給後代的機會也增加。<43>當然，探討人對集體需要的原因，最簡便的方法還是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不能適應集體生存的個體和族群在演進的過程中不斷遭到淘汰，發展出更多集體智慧的族群獲得興旺，是人具備集體性的根本原因。<44>
集體生存確實能增進團結合作
集體的多數優點和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可立竿見影，也極其巨大。應該正是因為好處太容易看到，人類才普遍集合成群，許多集體主義文化傳統才如此深遠、悠久而強大。
然而，集體的首要優點和好處卻是眼睛不能看到，只為科學所證實，這就是人類的長期集體生存經驗促使人腦進化出利於集體生存的發達的前額葉，從而為人類文明不斷發展提供了根本性的生理條件。進化人類學研究表明，正是集體生存策略才使得智人在與各種生物和另外人種的競爭中獲得勝利。考古學發現，地球上曾經存在過二十多種人，包括能人、尼安德特人等等。其中能人因沒有發明石器工具而被淘汰，尼安德特人因壹直以家庭而非以更大規模群體生存而遭到滅亡。相比于其他動物和人種，智人始祖骨骼較小，表明在速度和力量方面存在天然的劣勢。但是，智人選擇了交朋友，建立社交關係，發展出集體關懷，相互幫助，同情心等特長，能與無血緣關係的人集結成群。相比于尼安德特人居住過的洞穴只有壹、二十具遺骨，智人洞穴中發現的遺骨要多10至20幾倍。考古表明，智人經常集結成150人至400人的龐大群體。DNA檢測表明，智人在群體之間還有基因交流。大群體生活帶來的壓力，激勵個體更加興奮和努力，促進了大腦額葉的進化。相比于尼安德特人，智人顱骨的前額葉更為發達。前額葉負責處理社交等信息。這部分大腦更發達說明，智人的信息能在更大群體的成員間分享，從而有利於在發展工具方面不斷進步，有利於創新和創新在更大範圍得到普及。信息在群體間交流則能促進優勢互補和劣勢互免，在流行性疾病和自然災害發生時智人因此有更多機會逃避毀滅性打擊。基因與更多數量的異體基因雜交，利於繁衍出發育更健壯的後代。<45>
其次。集體能使個體守望相助，擺脫孤立無援的困境。人集結成群，壹個最明顯的好處就是個體能從中大受裨益。尤其是像解決安全和醫療等問題，集體能讓每個個體都成為受益者。「當集體內所有個人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時候，理論上集體主義的優越性將無與倫比的體現出來。集體主義的優勢在災難面前尤其高大。」<46>我們的祖先智人因懂得與更多個體聯合起來，實行團結合作，在爭奪領地和食物方面獲有更多機會。數量優勢讓我們的祖先不僅在猛獸面前具有優勢，而且在與其他人種競爭中也具有優勢。在與自然打交道的過程中，任何個體的力量都是單薄和微弱的，只有結成群體才能實現諸如捕獲大型獵物、戰勝猛獸、防治自然災害、防範同類偷襲和侵凌、裁決個體間經常發生的糾紛和衝突、捕獲和馴養諸如牛馬之類的大型獸類、實現壹定規模耕種與收穫並免遭劫掠等等生存需要，才能在自身發生傷病時藉助於他人度過難關。如果沒有集體合作，單個的人不可能與豺狼虎豹壹對壹競爭，也不可能解決灌溉、排澇、蟲災、疫病流行等需要群策群力才能解決的問題。由於生理特點，人看不見自己的背後，看不到很遠，無法留心過多事物。集合成群，會有更多眼睛，能更早更方便發現危險和獵物。懂得抱團的人們，在自然競爭中能獲得更多生存機會，並能減少被淘汰的幾率。<47>
其三，集體行動能增加和放大力量。人們經常說壹加壹大於二，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很常見。壹個人的力量和知識是有限的，兩個和兩個以上的人合作，彼此間交流經驗，取長補短，便相當於壹個人具有了兩個乃至更多的長處，同時還減少了短處。中國人早就認識到這種智力合作的優點，俗話「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揭示的就是這個道理。壹個人壹年能創造價值十萬的財富，十個這樣的人組成團隊合作，所創造的財富，很可能就不是百萬，而是千萬億萬（當然，也可能出現因內部矛盾衝突壹分錢不賺，還虧損的）。儘管團隊在達到某個規模后，再擴大的邊際效應會遞減，但在達到這個適當規模之前，則是遞增的。如果規模與增長能維持在某個恰到好處的分寸，則有可能長期維持收益為正。世上之所以存在百年老店、二百年家族企業、上千年國家政權之類，應該就是這個原因。
集體增加和放大力量，除了智力上互相借鑒、互相啟發、互相促進，可能還與群體生活能形成相互激勵有關。群體成員間的相互激勵可稱之為互激效應。互激效應類似於物理學中的共振。頻率相同的波發生重疊，能產生比兩個波單獨振動大得多的能量。互激效應同樣能產生比單個成員各自努力的簡單加和更加強大的力量，將個體富於創造性的潛力和活力激發出來，造成個體和群體的超常發揮。比如座位滿員的賽場，啦啦隊群情激越的吶喊，能促使諸如NBA籃球賽和世界盃足球賽中的球員發揮出更加出色的臨場表現，球員肌體會因受到外界的強刺激分泌出更多多巴胺，表現得比沒有觀眾時更加亢奮，更加玩命地奔跑，產生更多別出心裁的靈機壹動，比賽因此也更加激烈精彩。
本文作者不認為哈耶克反對集體智慧的觀點是正確的。哈耶克反對「集體主義」，認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總是在單個頭腦里形成的，從未有過「集體智慧」，在有集體的地方，只有普遍的平庸。<48>儘管所有智慧無不出自單個大腦，但我仍然認為確實存在集體智慧。存在集體智慧最顯著的證據就是立法活動。哈耶克津津樂道的英格蘭普通法就不是個人智慧，而是集體智慧的產物：「英格蘭的普通法不是任何壹個時代的哪個人或壹群人的智慧的產物，而是世世代代聰明而敏於觀察的人的智慧、協商和經驗的產物。」<49>可以說，人類所有的良法無壹不是集體智慧的成果。良法之所以「良」，正在於良法出於集體智慧，有利於更多的人而得以被確立為正義。良法壹方面集合了前面無數代死者的智力和法律實施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另壹方面薈萃了在世的公眾、某個集團、提案人和議員們的智力，併為未來受其約束的人們所認可。惡法之所以「惡」，就在於它出自個別人如像秦始皇、朱元彰等自以為口含天憲的大獨裁者、或像毛澤東時期那種名為集體決策實為壹言堂者之口。
本文作者認為，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和《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與自由》之間，存在壹個BUG，壹個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之處。壹方面，哈耶克斷定集體主義只會通往奴役，否定存在集體智慧；另壹方面，他又認為法律不是人的智力的產物，正當行為規則只能源於自生自發秩序中不自覺的適用，然後獲得闡明。那麼，這種自生自發秩序中的正當行為規則就不可能是個人智慧的產物，而只能來源於群體選擇——集體智慧。
存在集體智慧的另壹個證據是網際網路。網際網路由壹個個獨立的點連接而成，壹個個的點是信息個體，無數點被連接起來的結果是實現信息和資源的群體共享，其所帶來的效益遠遠超過由壹個個分立的個體實施的孤立行為。存在集體智慧的證據可以說比比皆是。比如我寫作本文時用作參考的《遺傳學》壹書，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作者是D.L.哈特爾和M.魯沃洛，譯者是中國人楊明，書中公開點名鳴謝的對這本著作作出過有價值建議的共有85人，加上出版、印刷、銷售和物流過程的智力和體力，這壹本貌似個體智慧的產品，實際上起碼是百人以上集體合作的成果。如果再算上書中所提及的各種遺傳學實驗的實施者，原理的發現者，這本著作囊括的是壹個十分龐大的集體的智慧。此外，如商務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學術名著系列，劍橋中國通史，原子彈，登月工程和所有太空計劃，波音和空客飛機，人工智力AI，好萊塢大片，智能手機，等等，都遠遠超過個體智慧的極限，都是個體間合作生成超越個體智慧的集體智慧才能得到的成果。
其四，與獨處相比，處於群體之中的個體在物質和精神上都能獲得更多收益。當代人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就是受益於人類在壹定程度上形成了「地球村」式的資源共享的緣故。今天別說富豪，就是壹個城市中產者享有的物質上的優渥程度，不少方面就強於清朝及以前的皇帝。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人尋求承認的慾望是歷史驅動力。<50>群體不僅能帶來更多物質滿足，還能給予個體更多的安全、關懷和自我實現等心理滿足。<51>置身於群體之中的個人，可以找到學習榜樣，引以為自身的奮鬥目標，可以借鑒他人的經驗教訓，少犯錯誤，增加存活和成功的幾率；可能引領他人，用自己的喜好和主張影響他人而滿足心理需要；也可以把他人的需要、喜好當作自己行動和選擇的目標或參考因素，甚至決定性因素，提高自尊，換取對方將自己引為知己，在與他人的相互依存中找到溫暖、幫助、關愛和保護。群體成員間也可能發生矛盾和衝突，但矛盾和衝突造成的不良後果有時能以相反的力量促進團結合作。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的戰國時期，「（先秦留傳下來的）經典著作由於表達了在壹個混亂的時代對穩定秩序的強烈的渴望，因而把統壹的理想傳到後世的千秋萬代。總之，由於在公元前221年以前未能統壹，統壹就成了以後中國政治中的至善事物。……就中國而言，公元前221年以前幾個世紀的混亂成了以後兩千年期間讚許關於統壹秩序的理想的原因。」<52>
其五，以精細分工為基礎的群體合作，比「無所不能」式的各自勞動，更有利於個體在單個專業領域不斷精進。中華文明之所以領先周邊許多少數民族，壹個根本性原因就在於從遠在周朝建立之前起，中國古人就建立了基於分工合作基礎之上的相當於地方政府的諸侯和為解決集體問題需要所對應的中央政府。<53>今天的世界，未來可預見的世界，是以高度精細分工為前提的全球合作。對個體而言，雖然基本知識層面需要接受通才教育，但壹旦進入社會，絕大多數人就只能在某壹行當裏面「安身立命」。「家財萬貫，不如壹技在身」的規訓遠未過時。社會、國家、甚至全人類的集體福利，極少數時候也許需要各個國家團結起來共同致力於解決某個單壹困難，更多情況則在於個體高度分工基礎之上的全球合作。全人類的大分工總體而言是市場自發生成的，但自生自發的分工離不開法律、政府、公共教育、公眾輿論、公共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國際公法和聯合國建制等集體元素。關於分工合作這個方面，塗爾干在《論分工》中作過經典論述，在此不必重複。<54>
其六，集體行為有利於作出和實現具有前瞻性的決策。常識是，個體中的大多數更加註重眼前，但在集體的理性討論中，個體需要面臨集體中其他成員同樣的眼前需要的競爭，集體要避免解體，就只能對成員們共同關心的規則和大目標作出決策，而將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保留給個人。此時，群體中那些極少數深謀遠慮者所提出的意見往往對成員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這時既是煽動家的機會，<55>也是真正傑出人物實現人生價值的機會。集體的盲動可能會作出有害於集體的錯誤選擇，但這也許是必要的試錯成本，就人類文明的演進而言，最終勝出的還是那些經得起反覆試錯的有利於個體和集體的決策。
集體也可能產生分裂和衝突
相對於集體的優點，集體的缺陷就不那麼顯豁。也許正是因為集體的缺陷隱藏得比較深，才很難被人們發現和認識到。
集體常因侵犯人權而破壞團結合作。關於人權與團結合作，後面將辟專章討論。此處只討論集體主義-人權-團結合作三者間的關係。人權，就是人僅因其為人而享有的權利。許多人斷定人權是西方的，其實，這些人不懂得，中國人實際上也講究尊重人權。中國民間有兩句俗話：「把人當人看」，「不要把人當畜牲看」，就是對人權價值觀的通俗詮釋。人權對於個體的作用主要有三個方面：1、個人享有受憲法和法律保護的自主空間，在此空間範圍內行事不受任何他人、集體（社會）和政府的干涉；2、個人享有平等參与集體生活的權利，除非為法所禁止的事項，任何人（包括政府及其警察）不得予以剝奪和限制；3、擁有作為公民要求本國政府為其提供教育、就業、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的權利。
保障人權的憲法法律制度給予每個個體的生命、尊嚴、人身、人格、財產等提供平等保護。生命、尊嚴、人身、人格、財產等方面的人權堪稱是人最核心最根本的利害所在。任何人，只要其這些方面的任何壹點受到侵害，都可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起而反抗，從而爆發衝突。人權保障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功用就是防範最經常和最廣泛可能發生的分裂和衝突。人權保障機制可理解為文明發展到20世紀時，人類對過去千萬年間分裂和衝突頻繁發生的系統反思和總結的成果，是對全人類範圍內廣泛存在的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互不理解、互不認同、互不尊重、互相歧視、互相仇恨、互不將對方當人對待的國際秩序瓦解和各形各色國內秩序崩潰的預防機制，是從大概率著眼防範社會國家分崩離析和再次發生國與國間相互屠殺的最偉大智慧的結晶，是規避再出現陳勝、吳廣、劉邦、項羽、成吉思汗、朱元璋、李自成、張獻忠、魯爾哈赤、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的預防機制，也可以說是未來的朱由檢、卡扎菲、齊奧塞斯庫們維護自身安全、避免遭到被造反民眾殺害的自我保護機制。對人權的價值認同構成現代社會秩序、現代國家秩序、以至當代和未來世界秩序的根本。進而言之，人權保障機制也給現代社會、國家和人類實現團結合作提供了必要條件和大前提。
人權的思想觀念是個體性的，也是集體性的——它必須成為社會和國家的基礎性共識；保障人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行動則只能由集體，具體說來是由集體權力的行使者政府提供。當個體的人權受到他人侵犯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個體與個體的分裂和衝突；當政府成為人權的侵犯者，或拒絕向個人提供人權保障時，不可避免地就會發生公民與政府的分裂與衝突。政治集體主義最為人詬病的弊端，就是容易以集體理想貶斥個人自主，以集體利益強迫個人作出犧牲。「集體主義者可以是『配備了最強有力的文明武器的野蠻人』」<56>比如德國納粹，日本的軍國主義者，都是狂熱的政治集體主義者，主張集體需要完勝個人權利。集體主義的政府經常以各種貌似合理的公共借口拒絕對個人的人權提供必要的保護，從而破壞社會國家團結合作的根基。
集體性道德規範可能壓制個人意志，導致個體與集體發生衝突。洪堡認為，主張個人能力指向共同目標，會把個性淹沒在壹致性和片面性之中。<57>個人偏好和利益與集體道德相矛盾，會導致個人改變對集體的認同和忠誠。儘管相對於猴、馬、狗等動物而言，人作為動物中的壹種，具有普遍的相似性，然而，正如常言所說，「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世界上沒有任何兩個人完全相同，即使同卵雙胞胎，都會有所區別。長相、身材、個性、健康狀況、受教育狀況、人格品質、體力、智力、能力等等各有差異的萬千個人要組成壹個有秩序的集體，某種共同認可並切實遵循的規則，現在通常分為法律和道德，以前中國人多籠統稱之為禮或道德——包括公共道德和個人私德，就是必不可少的。世界上任何壹個民族都有某種道德。道德要求的越多，保留給個人自由選擇的空間就越小，道德的代表者集體權威與個人的衝突就越頻繁。道德的權威性越大，個體與集體的衝突就可能越慘烈。許多民族都有優秀美貌的年輕人因與氏族道德衝突而被迫殉情的悲慘故事，就是證明。道德的細緻程度、齊壹性、嚴苛性和權威性與文明程度經常呈現負相關。即：文明程度越低，道德越齊壹、越嚴苛、越細密且權威性越高；反之，文明程度越高，道德越寬容、權威性越低。道德的齊壹性要求個體壓抑某些個性特點和放棄部分個人需要。不認同集體道德和不願放棄個性的人及其所在群體，就有可能因不滿而從集體中分離出去。另壹面，即使再偉大美好的道德規範也都是在過去某個時間產生的。道德是用已經成為過去的經驗約束未來，可能無法適應新的變化了的需要，而表現為粗暴武斷和僵化落後。發生這種情況時，如果代表和行使道德權威的政府、宗教團體、部落或族群長老強行要求新壹代無條件服從舊規範，就可能激起劇烈的矛盾和衝突。典型的如伊斯蘭教對婦女的各種規範要求，正導致越來越多的新生代穆斯林女性反抗。
「不平等會給文明共同體帶來財富：它所提供的動因會引導具有超常才幹之人竭盡全力為所有人謀利益。」<58>集體的天然平等傾向可能損害群體中的優秀成員，並傷害集體活力和創造力。「以沈悶無聊的平等壓制傑出人物或僅僅壓制充滿活力的和才華橫溢之人，就等於是在相應地壓制普羅大眾。」<59>古希臘的雅典實行直接民主，有些年代民粹主義勢力佔據主導地位，於是產生了專門針對優異人士的「陶片放逐法」。如果某個雅典公民的表現過於優異，超過普通公民的認可限度，就可能僅僅因其優秀而被眾人壹致投票予以放逐。這與中國的「槍打出頭鳥」頗為相似。中國古人還說，「木秀于林，風必摧之」。<60>這些都有助於說明，集體有可能無法均衡兼顧優秀與平等。
之所以會如此，可能緣于集體成員傾向於情趣相投，「道不同者不相為謀」。政治哲學家如福山、阿馬蒂亞·森，心理學家如戴維·邁爾斯，他們都在各自的研究領域發現，「認可」或「承認」對人類極為重要。與眾不同者為眾所難容，可能問題出在他們的某些特立獨行的言行未能得到其所在群體的認可。另壹面，優異之士優點突出，往往缺點也顯眼，不少缺點都可能導致認同障礙而陷人于孤立。某些優異之士為避免淪為群體生活中的「窪地」，只有逃離，或壓抑自己，選擇和光同塵。「受到脅迫的才幹會淪落到簡單勞動的水平；如果得不到獎賞，沒有人會施展不同尋常的才幹。」<61>
勒龐認為，人成為群體成員後會降低智商，理性會被迫臣服於群盲的慾望和衝動。<62>羅思巴德認為，集體對於平等的普遍愛好，「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反人類的。它傾向於壓抑個人個性豐富之生機盎然，甚而壓制文明本身；它駛向原始蠻荒的單調划壹。能力與興趣多種多樣乃出乎自然。把人們在各方面拉扯平均，必然是在走下坡路，必然阻礙才能、創造力、多樣性及邏輯思維能力的發展。由於否定了人類生活和發展的根本原則，平等化及壹致化的信條，也就是死亡和毀滅的信條。」<63>
集體主義壹個更要命的缺陷在它很難平衡權威與大眾的關係。沒有權威的集體是嫉賢妒能的淵藪，有權威的集體是集權主義的沃土。個體結合成集體，就會在集體內部形成領導層和非領導層，造成集體內部個人的不平等。集體權威經常私心自用，借集體需要將個人私慾所好塞進集體的公共政策中，獲得與集體福利等值的正當性，打包強加給個人。「各國的民眾只允許他們的那些最野蠻偽善的同胞跑上高位統治他們。」<64>皇權帝制在中國能延續兩千多年，壹定程度就是這種體制在集權方面形成了壹個寬闊的無阻滯的路徑通道。自古以來有數不勝數的事例證明，類似於國家、種族、部落的集體很容易被掌握集體決策和支配權的權威據為己有。中國古人認為，天下是君主的私產，國家這個集體利益的代表者王或皇帝，理論上有權佔有壹切。《詩經》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65>簡明扼要地詮釋了這種政治倫理。早在南北朝時期，鮑遵言就認識到，所謂國家，不過是以壹姓之私為天下之公，因而主張無君。<66>壹千多年後，黃宗羲進壹步指出：「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因是：「后之為人君者……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67>
1956年前後，毛澤東等人模仿前蘇聯搞的集體主義顛峰之作，之所以最後難以為繼，不是國內某個理論家論證這種理論錯誤，而是在現實中遭到小崗村村民等億萬農民的自動拋棄，在實踐中無法持續。在所謂的「人民公社」里，公社社員被要求對領袖保持絕對忠誠，公社中的非核心個體完全喪失了與集體相等的權利，「每個人都由抽象的『國家』安置、配給物品和管制——像豬圈裡的豬壹樣平等，事實上也像豬壹樣自由，也不比豬更配得上人的名分，或者配得上像人那樣有機會擁有地位身份、財產、才幹、家世以及讓我們區別於野獸的所有東西。」<68>
撇開以小崗村村民自發承包解構集體經濟不論，僅以集體內公共權力、身份、地位等資源的分配機制而言，「人民公社」這類制度也是極其悖謬的。這種制度宣揚官民平等，實際上卻是人為製造出嚴重的不平等。它的公共權力並不像它所宣揚的那樣掌握在普通群眾手中，也不掌握在虛幻的「集體」手上，而是被公社幹部據為己有。它名義上是群眾專政，實際上則是幹部決定壹切，並進而是事實上從毛澤東至村支書的上行下效的舉國壹把手決定壹切。由於權力集中在壹把手手裡，文革中的集體主義成為「集體」的「老大哥」侵犯「集體」和集體內的無權力個人的壹種「假公濟私」工具。這種集體中，永遠是領導收益最高。職務越高，收益越高。這裏的收益，包括工資福利待遇，包含權力地位，行使權力中無所制約的自由度、還包括對被領導的普通群眾的尊嚴、權利、收支、乃至身體等等的支配權（公社時期基層幹部利用批准權肆意佔有急於回城女知識青年的身體是其壹例），還包括附著在權力地位後面的內在的高人壹等的心理滿足，以及親近者的認可、受益和讚揚。雖然文革時期的集體主義在1978年後走向解體，私人正當權益逐漸得到認可，併為法律所保障。但是，這種集體主義的余燧仍在陰燃。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官僚機構經常通過為自身利益立法，公開或背地裡將納稅人的血汗錢轉移給佔據國家、集體領導名義的官僚及其附生群體。這些不創造財富的官員、軍官、官商，被宣傳為最有價值的，對國家社會貢獻最大的，最英明的的精英群體，配得上享有高於普通百姓的權力地位和工資福利，以所謂「高薪養廉」等名義，還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種種明裡暗裡的特權待遇。
政治意識形態演繹出的集體主義，有其無法克服的缺陷，即它與人性中固有的自私相悖。沒有人能像蜜蜂中的工蜂壹樣，只為了團體無止盡地獻出自己的腦力或體力生產力，卻只和別人享受同等的對待。尤其是難以量化的無形創意或研究付出根本不會得到增加資源的獎勵反饋，更沒人願意干。極端經濟集體主義給予集體佔有資源的權力過大，個人占有權接近於零或不確定，個人連維繫基本生存所需的衣食醫藥等方面都必須求助於集體領導，個人對領導依賴過多，正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當集體（實際是集體的領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壓倒個人生命和基本權利，必定刺激集體產生侵犯性，個人容易淪為集體（集體領導人）任意奴役驅使的工具。「人民公社」式的經濟集體主義必定產生「向下對齊」的效應，大家盡量偷懶與減少付出，以不被懲罰為原則，反正分配資源時懶與勤的人都拿差不多的分量。在人的自私本性下，集體主義造成的並不是集體進步，而是集體的淪落，並最終走向崩解。<69>
壹個歷史事實是，二戰期間的主要戰爭罪犯，希特勒、東條英機等等，幾乎個個配得上「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這壹「榮譽稱號」，當然同時也是「偉大的民族主義者」。很大程度上講，這些戰犯是因其濃厚的愛國主義色彩而在戰前國內輿論中獲得擁戴，其中日本受到國際法庭追究戰爭罪行遭到處決的甲級戰犯，據說至今還被供奉在靖國神社中。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這些戰犯獲得威望的必要前提，是其權力基礎的核心組成部分。據此可以想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兩大「美好」詞彙，當被推到極端時，是有可能產生巨大危害的。由於「國家」、「民族」都是集體，「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同樣在政治集體主義的範疇之內。由此可認為：當政治集體主義（至少其中的部分子集）被推崇到極端時，可能導致極其嚴重的分裂和衝突。
任何集體都是有邊界的，「我們」對應的是「妳們」、「他們」。即使全人類（所謂天下）這個大集體，也是將宇宙、地球上的自然界和其它動物植物排除在外。集體主義會在「我們的集體」與「他們的集體」之間劃界，個體需要在「我們的集體」與「他們的集體」之間作出辨認和選擇。從而容易製造出外部的敵人。阿馬蒂亞·森博士認為，身份可以殺人——甚至是肆無忌憚地殺人。壹種強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體歸屬感往往可造就對其他群體的疏遠與背離。促使群體團結的因素，也將群體成員與群體外成員加以分別。群體內部的團結每每發展成群體間的不和。<70>中國古人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歷史記載中大量的民族間戰爭，都與此存在壹定的相關。中世紀歐洲屢次三番發生的排猶事件，納粹對猶太人實施慘無人道的種族滅絕，也都與群體排異心理有關。
不僅如此，集體主義的邏輯還存在另壹個嚴重缺陷，這種缺陷導致它很容易在內部製造出敵人。既然要求「集體利益至上」，那麼，就必須確定「集體利益」的範圍，凡是與這壹「集體利益」不壹致的，就是敵人。通過這種敵我身份分化，在集體內部分子間分出貴賤，從而為集體的團結埋下隱憂。社會集體主義需要人為製造身份認同的單壹化，進而要求集體的需要、集體的利益決定壹切個人的需要和利益，個人就被淹沒在集體之中，除了成為集體的壹分子之外，還得崇拜集體的救星、集體的未來決定因素。任何對集體的反叛、批評、質疑、乃至僅僅只是對集體利益的消極，都可能面臨受到有罪控告的危險。<71>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前， 階級鬥爭哲學在中國製造出的億萬中國人的苦難和「文革」全面內鬥，就與集體主義的這種邏輯缺陷有很大關係。
集體可能導致團結，也可能面臨真實的敵人，比如侵華日軍之於中國人。集體有時也會製造出虛假的敵人，並把集體的力量集中用在這種虛假的敵人身上，比如1978年前的所謂階級敵人。有時，集體的掌權者集團還會故意製造「敵人」，以營造「同仇敵愾」來摘取內部團結的果實。此外，還有些情況，掌權者集團和民眾可能共同製造或錯誤地製造出敵人。因此我們需要明白，社會集體主義在團結同類時，也容易孽生衝突和仇恨。
集體主義人格？還是被集體主義扭曲的人格？
有壹種觀點認為，跨文化研究者對文化做出的最重要區分是個體主義文化和集體主義文化。研究者認為，這種區分基於心理學家的觀察，不過，在本文作者看來，這種區分是可疑的，其缺陷在於沒有將何以會產生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原因考慮進去。跨文化研究者認為，個體主義文化包括大多數西歐、北美和澳洲殖民國家，而亞洲、非洲、南美、東歐，則表現出更多壹些的集體主義文化特點。某些心理學家認為，人及其人格只在某種文化背景下才存在，不同文化下不同的經歷決定了人格的發展，<72>這種觀點同樣是可疑的。如前所述，西方也有集體主義，而且與地球山巒的最高峰在亞洲不同，人類集體主義的最高峰出現在歐洲。
心理學研究認為，相比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有更多的個人主義成分。「西方文學，從《伊利亞特》到《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更多地讚美那些依靠自己的人，而較少稱讚那些滿足別人願望的人。電影專門描寫那些反抗制度的英雄。歌聲則宣告：『我行我素』、『我是我自己』，並且推崇『至高無上的愛』——愛自己。」<73>西方文化中同時存在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傳統說明，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發生尖銳衝突既非必然，也非偶然，它們在多數時間內並非無法共存的價值取向。某些文明集體主義特徵突出，不壹定是集體主義被選擇，個人主義未被選擇，而可能是個人主義過於弱小，或相對於集體性，個人的獨立性發育不足。
心理學家們將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作為壹組具有相對性的文化特徵和心理表現，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在美國這樣的個體主義國家，強調個人需要和成就，且成就通常被定義為個人的成功。在這種文化中，個人努力會受到獎勵，備受矚目的是那些通過個人奮鬥獲得成功者。個人主義文化下的人喜歡把自己看做獨立自主和獨壹無二的。相對而言，集體主義文化下的人們更願意把自己納入壹個大的群體中，比如家庭、宗族或者國家。他們更願意合作而不是競爭。他們更傾向於在集體取得成就而不是個人取得成就時滿足。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成就被界定為合作團體的成績。集體主義文化中的工人在他們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而公司實現了目標時可能會有很強的成就感。個人受到稱讚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也不是必須的。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們更關注如何適應他們所在的社區和文化，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們更關注自己。與這種差異相壹致的是，在集體文化中發現更多的羞怯，在這種文化下人們更關注如何契合團體和文化。<74>
心理學家還觀察到兩種文化中人們在細節表現上的不同：集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往往重視自己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而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則重視個人抱負和成就。典型的個體主義文化中的人想到他們獨特的價值和個人成就時會自我感覺良好。相反，集體主義文化里，人的自我滿足感來自他們感知到的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在這種文化中，人在覺得自己承擔了適當崗位責任的時候的感覺會很好。在集體主義文化中，融入社會和完成自己分內的事是驕傲的源泉。而在個體主義文化中，個人成就和獨立性最被看重。個體主義文化中，良好的自我感覺是生活幸福的關鍵，而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個體對文化規定的適宜行為標準的符合程度預示著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符合文化角色才是通向幸福的關鍵。<75>
相對於個人主義者而言，集體主義者在人格層面表現出不同的特徵。集體主義的自我是相互依賴性的自我，對群體會有強烈的歸屬感；相互依賴型的自我在家人、同事和朋友完全分開后，會失去那些定義自己的社會聯繫。「他們不是只有壹個自我，而是有很多個自我：與父母相處時的自我、工作時的自我、與朋友壹起時的自我。相互依賴型的自我是鑲嵌于社會關係中的，直接的交談比較少，更多是禮貌性交談。其社會生活目標更多地不是增強個體自我而是協調並支持他所在的群體」，集體主義者的自尊與「別人怎麼評價我和我的群體」密切相關，自我概念是有彈性的，與特定的情境有關，而不是固定不變的，不具有跨情境的持久性。集體主義文化中的衝突也常常發生在群體之間，而個人主義文化則會發生更多個體之間的爭鬥。<76>
心理學家發現，典型的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公民表現出與周圍人看齊的特徵，他們不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比別人強。在美國，這種認為自己很普通的感覺可能被看做低自尊的表現。但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不僅自我標榜優秀會遭受冷眼，而且就是某些標新立異和與眾不同者，都有可能遭到冷嘲熱諷，合群的自我評價才被認為是健康的。「在集體主義文化中，高傲自大的人會被人關注，這顆釘子要被釘下去。不用說，對於從壹種文化進入另壹種文化中的人來說，這種文化差異會造成心理上的衝突。習慣於提高自我感覺的美國棒球手在日本的俱樂部里打球時常常感到很困難，因為在那裡強調的是團隊高於個人。」<77>
本文作者認為，上述心理學家的觀察是可信的，只是未必能從這些觀察中得出結論：集體主義文化與個人主義文化是基於人種不同，且不可改變。事實上，研究者也發現，集體主義者的這些特點並非壹成不變，而是有可能加以改變。「日本的交換生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生活了七個月後，個人自尊增強了。在加拿大，那些長期的亞洲移民的個人自尊要高於那些近期的移民（也高於生活在亞洲的人）。」<78>本文認為，上述心理學觀察結果也許可從另壹個角度作出解釋。獨立性和集體性都是人性，文化不過是特定人群長期適應性進化的結果，是集體主義特點突出，還是個人主義成分更多，並不說明人性有所不同。從進化人類學的視角看，原始蠻荒是單調的。主要區別無非性別、年齡、體形和力量。原始人所思所想相差無己，因此集體性特別突出。此後進化到更高壹階的野蠻階段，人變得日益多樣，有勞動分工，有思想交流，有更優秀的領導力，有更好的智力和審美修養，人的集體性下降，個體獨立性獲得增強。進入文明階段后，人類表現出更大程度的專業化。獨特性愈來愈豐富。機械、商業、教育、科學、政治和藝術等各種職業繁衍叢生，集體性退居次要位置，個體性上升為人性的主導方面。「落後社會以平等的相似性為特徵；發達社會則以不平等或多樣性的差異化為特徵。人類衰落時，單調乏味；人類興盛時，多姿多彩。人類衰落時，走向相似；人類興盛時，走向不同。」這看似在說，集體性是在向原始退步，個體性則是向著更高級的文明進步。<79>
本文認為，集體生存對遠古世代的人類極其重要，所謂「復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文明的初始階段，能否結成群體和群體的大小每每關係生死存亡，能否集中更大力量對群體和個體的興衰經常是決定性的。諸如人與人的頻繁衝突、貿易中的度量衡統壹、氏族和國家權力構建、內戰、水利灌溉工程、大型祭祀活動、旱澇蝗蟲瘟疫流行等自然災害、群體與群體競爭、種族與種族戰爭等等，無不需要凝聚個人力量以形成整體力量，才能克服困難。因此，在古代，集體和集體主義確實比個人獨立性更加重要。也因此，人類從遠古世代起，逐漸形成了許多適應和支持集體生存的觀念、習俗。不過，那些高調的，完全否定個人獨立性的集體主義和威權主義思想，大多建立在壹種錯覺之上，即把戰爭狀態下將包括生命在內的壹切資源集中起來使用以與敵人爭勝的應急措施，泛化到任何狀態下都管用。尤其是，需要凝聚集體共識和集體力量的統治者往往故意將這些集體主義要求泛化到壹切領域，並將壹切異於集體的個人趣味和選擇加以不道德化、罪化。歷久成習，規範和習俗中適應集體生存的內容不斷得到強化，逐漸演變成強大的群體生存法則，積淀在民族的大傳統和小傳統中，通過型塑新生兒的方式不斷地代際傳承和自我複製，人為把民族、國家禁錮在集體主義文化中，從而使得民族、國家文化顯示出所謂的集體主義文化特徵。
由於集體生存對每個人都有益，集體主義則對社會和國家的強勢階級好處更多，統治階級於是偏向于培殖更多的集體主義元素。這應該是個世界性現象。集體主義遭到質疑和弱化，個人獨立性得到增強，在人類歷史上是偶然事件。它主要發生在英國。英國的特點是地理上處於壹座獨立於大陸的孤島，相對於大陸國家而言，面臨異族入侵的緊急狀態要少許多，各個諸侯長期武裝割據，形成逐級遞次封建的權力結構和與此相應的逐級效忠的文化，導致統壹英格蘭之後的英王仍然無法集中（通常也無需集中）起大陸君主那樣強大的財政和軍隊。國家財源和武力的大部分由各地諸侯分別掌握，王權相對弱小，封臣權力相對強大。無論王權，還是宗教權威，都難以達到復蓋壹切的程度。英王的王權是有限的，英格蘭臣民對國王的效忠、貢獻和義務也是有限的。臣民擁有更多的獨立性，文化中有更多保護臣民特權的、以及反思與批判成分，造成國家層面的集體主義強制性理論建構不足，宣揚獨立性的貴族和騎士文化濃厚，由此造成個人獨立性不斷得到增強，同時集體的優點得以發揮，其深蘊的缺陷又得到防範。北美和澳洲則因為開國時主要是英格蘭後裔的緣故，沿襲了故國的這種文化傳統。
在像法國、德國、西班牙等應急狀態頻頻發生的大陸國家，皇權更加強大，肯定集體主義的文化成分更濃，需要經過極其巨大的痛苦和挫敗，集體主義的缺陷才能得以充分暴露，國民中普遍的集體主義熱忱才會冷卻，才能回歸正常理性。歷經挫折的人們才會明白，當人在集體主義中喪失了自由選擇的權利，也就喪失了自我負責的能力。沒有個人獨立性，社會上也就沒有真正獨立的人。在另外壹些民族，比如俄羅斯和中國，文化傳統中缺少批判和反思的成分，且皇權強大堅固，又缺乏特殊機緣，在邁入現代文明門檻時，其個人對諸如氏族、民族、國家、教會和權威等的依賴性仍然很大，個人獨立性為教育、信息量、發展程度所局限，因此，集體主義成分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
綜論
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種價值觀先後達到最高峰。在這個世紀里，集體主義理論得到系統全面的闡釋和建構，並被付諸實踐。最狂熱時，集體主義上升為壹種迷信。在這種集體主義迷信面前，個人的獨立性，個人的正當權利，甚至個人的生命，全都不值壹提，無害於集體的個人言行都可能被視為罪惡。某種意義上講，二十世紀是集體主義的世紀，也是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此消彼長的世紀。在剛剛過去的這個世紀里，發生了10個重大事件，它們都與集體主義存在密切關聯：
1、1918年，蘇俄的無產階級革命取得成功，以階級命名的、實為政治集體主義、經濟集體主義和社會集體主義合為壹體的極端集體主義體制首次登上人類歷史舞台。
2、1933年，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以種族為特徵的政治集體主義加社會集體主義正式亮相。
3、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推行「羅斯福新政」，主張國家干預的有集體主義特點的凱恩斯主義被認為是可以拯救經濟危機的良方。
4、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種族的集體主義隨德意志第三帝國的滅亡而被人類拋棄。
5、1944年，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發現集體主義是奴役之路，認為所有的集體主義社會，從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到斯大林的共產主義，都無可避免地會邁向專制極權。
6、1949年，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以社會主義為名的集體主義在包括前蘇聯、東歐、中國、印度、越南、朝鮮、古巴等幾十個國家的接近半個世界里受到推崇，以無產階級冠名的集體主義在人類歷史上登峰造極。
7、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及之後於1966年正式通過的兩個人權公約，在全人類範圍內，不分種族、文化、宗教、政治制度，達成了關於群己權界的人類共識。人類文明的各個分支在經過千百萬年進化后，至此，終於在集體與個人二者關係方面，形成了清晰的結論性文件。
8、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等於宣告集體主義在中國從頂峰開始下行，與此同時，個人主義開始擡頭，但經常遭到各種各樣的打壓，集體主義仍然佔據官方意識形態的核心位置。
9、1979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擔任英國首相，1981年羅納德·里根擔任美國總統，凱恩斯主義在英美走向沒落，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信條，哈耶克的學說成為英美「國教」，反集體主義達到高峰。
10、1991年，蘇東解體，由蘇聯開創的並在東歐強制推行的階級的集體主義歸於失敗。在此同時，個人主義主導的美國成為世界唯壹超級大國，個人主義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說在世界範圍內成為顯學，個人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和制度隨著美國佔據世界領導地位，迅速向世界各個角落漫延，個人主義幾乎成為世界範圍內政治正確的代名詞。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到，在20世紀里，種族集體主義、政治集體主義和經濟集體主義在實踐層面製造了巨大衝突，造成深重災難。其在實踐中造成的嚴重惡果，讓人們對集體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有了清醒認識。但是，在隨後的反思中，集體主義被某些學派徹底妖魔化，在這些人士的文章中，集體主義等同於罪惡。
在人類文明史上，集體主義是否因在二十世紀式微從此就壹蹶不起，個人主義是否因在二十世紀獨佔價值觀鰲頭從此就永葆青春靚麗？本文作者不想作福山式的論斷。可以提醒否定壹切集體主義的人士注意的是，196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既沒有保護個人獨立性而否定人的社會性，也不是否定所有集體的存在價值——如果否定壹切集體，那麼所有國家和聯合國這兩個集體都沒必要存在。公約是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立下界碑，防範個人與個人、個人與集體相互侵害。
本文認為，壹種內生於人性和社會的結構集體主義，是人性的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因而是不可拒絕，更不可能加以消滅的。從足球世界盃賽場上英國球迷對球隊的聲嘶力竭的吶喊助威聲浪中，從美國人節日自發懸挂國旗的行為中，從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高調宣揚愛國主義的言論中，可以看到，即使在像個人主義最受推崇的英美，集體認同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公民團結成不同黨派以角逐政治權力，是民主社會賴以存在的支柱。企業，政府機構，NGO是社會團結的主要形式。公民自發自願的結社是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社會團結合作的強大基礎。集體主義是無法根除的。根除了，也就撼動了現代社會的根基。既不同於極權主義把集體置於個人之上，也有別於某些個人主義者全面否定集體主義乃至不認同人的社會性，本文認為，現代社會的地方主義，國家層面的愛國主義，都是不可能清除的，會與人類存在相始終。那種斷言集體主義會隨著憲政、法治、民主等的發展而消失的觀點，與當代歐美文明的事實嚴重不符。
不過，現代的集體主義將呈現與二十世紀的集體主義不同的特點。不可否認，集體主義在人類的歷史上走過很長的壹段彎路，在公民個人對集體的依賴重於、多於個人創造時，曾經被視為社會國家的主導。但是，現代法治社會中，公民個人擁有憲法權利，有國家力量和法治保障安全，有社會保險和救濟，受過良好教育，有平等的自我實現和發展的機會，網際網路的點對點互動不斷增加，國際流行文化中個人特殊性色彩逐漸普及，壹方面，國家和社會集體對公民個人的人身和生活保障由施恩轉換為權利（應得）的倫理，個人對集體的依賴感逐漸弱化。另壹方面，國家社會制度給予個人更多發展和實現自我機會。個人將不必再為安全擔心，不再受集體轄制，不必看他人眼色行事，不必活在他人眼中或活給他人看，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主要依靠個人奮鬥，個人憑特殊長處可傲視王侯，獨立性對個人的價值將重於集體性。
當代的個人，離不開集體，但不會依賴集體。個人與集體清晰劃界，互不侵害，還相互增益。現代社會的主角是公民和企業，企業是壹個個公民所組成，企業越興旺發達，員工越賣力幹活，集體凝聚力越大。個人在集體中獲益越多，對集體越熱心越忠誠；集體因得到更多個人的鼎力支持，將更興旺。集體越是不能成為個人的助力，離心力越大，將會面臨解體。結構集體主義，以及與之對應的結構個人主義，共同支撐起當代人，都是人格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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