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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同蘇

武漢肺炎顯示了奪取人之肉體生命的威脅力，於是終於在專屬肉體的人群裏面激起了對專制主義的某種反應。但是由於這是專屬肉體的人群因著肉身可能滅絕的危機而引發的反應，所以，反應的焦點依然針對的是肉體性的人群，部門和權力，所注意的是制體，而非體制。需要出現有自由靈魂的獨立人格，才可能透視到內在地支撐著制體的體制。

如果沒有向著上面保持絕對壹致的要求，武漢政府及其下屬部門會極力隱瞞與上面精神不壹致的事實嗎？就象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了吻合上面的精神，不是也製造出了「畝產幾萬斤糧食」的「事實」嗎？這壹類對事實的隱瞞或製造，不僅僅是人類自私的表現，更是某種制度的持續訓練而在人裏面定型的內在反應機制。

如果沒有習慣性地扼殺個人自由言論的慣例，武漢的警察會本能地運用國家強制力去阻止那些有關人性命的信息發布嗎？當涉及到我們肉體生命的時候，我們開始憤怒於公共權力對某個特殊信息的管制，但是卻沒有注意壹下：這種信息管制是制度性地普遍存在著的。只有言論管制是制度性的，它才可能普遍適用地發生在這個特殊事件裏面。

中央政府的某個權力機構（「政法委」）有什麼理由去激憤地斥責地方政府？不是妳們設立並壹貫執行的制度生成了地方政府的「錯誤」嗎？將罪責歸到地方政府頭上，並不能使生成這種「錯誤」的制度免除作為根源的罪責。即使象「非典」時期，以免職處分而推卸性地把最終原因限定在個人的罪性裏面，並沒有斷絕了在武漢或者其它地方再次生髮這種「錯誤」的制度性淵源。

大眾的憤怒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憤怒的焦點集中於某個人群或者部門卻不夠準確，更確切地說，是不夠深度。也許我們的憤怒點還太高了（或者說：太低了），不到肉體生命的致命威脅就不足以引發我們的憤怒。當剝奪個人自由的攝像頭密布，只差設置到自己的被窩裡面了，人們是多麼的沾沾自喜，我們的肉身如此絕對地被保障了安全，以至於個人的任何自由都被公共權力監視著保護了。自由不就是自我著的行為能力嗎？連上廁所都被監視著的行為是自由的嗎？自由作為個人之終極自主的靈魂，不就瀰漫于個人所有的自由行為裏面的嗎？當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自由被取消的時候，獨立人格的自我已經被扼殺了，空餘下的只是那沒有自由靈魂的肉體；等到那肉體空殼被殺的時候，它甚至都不知道訴諸自由的權利了，只會對著肉身當下的威脅發出局部性的抱怨。只剩下肉體的個人也就只對肉身集合的龐大之物屈身，他們只欣喜于龐大之物所帶來的有形利益，也只畏懼於龐大之物所發出的有形威脅。沒有超越肉體的良心，誰會訴諸超越有形權力的正義？沒有獨立的自主人格，誰可能去感受至上而自在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