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鉗制言論自由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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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鉗制言論自由的危害性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2月10日
作者 鄧聿文
武漢疫情的信息被大白于天下之後，人們沒忘當初被警方傳喚的8名「造謠者」，近幾天中國輿論密集關注他們的後續進展，還原當時被傳喚的場景，明顯將矛頭指向地方公安部門。中國最高法網站還發文專門談及治理新型肺炎的謠言問題，稱「如果當時聽信，可能是幸事」，有間接為這8名人士正名之意。而官方疾控部門負責人則稱讚這8名「造謠者」是「可敬的」。不過武漢警方的回應還在為當初的傳喚含糊狡辯，強調沒有對他們進行處罰或拘留。
根據媒體披露，官方在2019年12月就已獲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能夠人傳人，但拒不告知社會。現在也清楚，8名「造謠者」均為醫生。在重大疫情面前，警方約談醫生，不讓他們發聲，該舉動產生了非常惡劣的示範效應，它讓想說真話者因害怕而自覺閉嘴。這就是武漢疫情為什麼會爆發和擴散的初始原因。
不僅這8人，是次疫情爆發后，其他地方也有多人因「造謠」或「散布謠言」被當地警方傳喚和拘留。面對疫情洶湧的現實，人們對中國警方借打擊謠言實則鉗制輿論的行為，理所當然表示強烈不滿和憤概，連中國政府的辯護士胡錫進都感受到民間的這股怒火，前段時間在微博喊話武漢警方重新開展調查，並依據更新的事實情況作出結論。
在中國民間，對於謠言有「遙遙領先的預言」的說法，儘管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準確，但它道明了壹個事實，即在中國，要獲取真實信息，尤其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或者面對敏感政情，民眾要想及時得知事實真相總是很難，於是各種小道消息或內部秘聞不脛而走，有些消息事後被證實，這也就養成了中國人喜歡打探和傳播小道消息的習性。這當然不能怪民眾，官方的大道沒有消息，人們就只能從各種小道獵取信息滿足好奇心。
針對武漢疫情中官方打擊「造謠者」的行為，進壹步，在壹個更廣泛的層面上，對壹個民眾毫無知情權，不能自由獲取信息，官方習慣於欺和瞞的國家，我提出，人民有權反抗，包括「造謠」的權利，即使所造之謠與事實有壹定出入。
我知道這個主張會引起爭議，但之所以仍提倡人民有權「造謠」，不僅是因為上面講的信息不公開、不透明，「謠言」具有填補官方信息空白的作用；還在於，作為「遙遙領先的預言」，在某種特定時期，「造謠」能夠倒逼事實真相，減少民眾損害，特別是，「謠言」作為大眾情緒的壹種反應形式，它表達了民眾對官方信息封鎖的不滿和反抗，能夠起到衝擊或消解威權或專制統治的作用。
民主社會雖然也免不了受各種謠言的困擾，但它自然會產生闢謠機制，謠言很難在民主國家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更不可能通過警察力量來處理造謠和傳謠者。所以，我們說的謠言壹般出現在威權或專制國家，因為後者天然不喜歡信息公開，總想壟斷所有信息，不讓大眾知道的太多，信息壹旦公開，為民眾知曉，隱藏在信息背後的利益和特權就暴露于大眾眼前，要想維護特權就很難，除非靠軍警。因此，專制國家在限制信息的同時，總要以「謠言」的名義打擊那些泄漏和傳布其內部特權信息的人，稱之為「造謠」或「傳謠」。
在所有專制國家中，中國在這方面的情況又尤其普遍和嚴重。因為政府對信息的控制恐怕除朝鮮外，就數它最厲害了。故中國社會的小道消息特別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們壹般也不去分辨或懶得去分辨。當事實真相總是缺席，人們也傾向相信「謠言」。而官方打擊「謠言」也絕不手軟，經常發生有人因為發布不實消息而被警方拘留的事情。
面對中國官方這種綿密的幾乎無死角和縫隙的信息控制，特別是面對官方對「謠言」的打擊和污衊，我們需要為「謠言」辯護和正名，肯定「謠言」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轉型時期促進信息傳播和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正麵價值。即便是完全編造的，沒有壹點事實根據的謠言，從絕對意義看，對撕開信息鐵幕的壹角，消解政權虛偽的神聖感，讓人們看清它的假正經和醜陋，從而心生厭惡，也是有價值的。何況很多「謠言」接近事實真相、只有細節差異。可以把「謠言」看作是大眾對無道政權的消極反抗。
謠言總是出現在壹個社會的不正常狀態下。這裏的「不正常」指兩種情況，壹是從歷史比較來看，某個時代總是顯得格外讓人不舒服，和人們的常識、常情和常理不合拍，中國目前就處於此種狀態；二是指發生的某個具體事件，這個事件給人們的感覺很不正常。在這兩種情形下，謠言總是容易出現。眼下，正好碰到了這兩種不正常狀態，壹個大的不正常的時代套上壹次重大的不正常的公共衛生事件，要想人們不造謠、不傳謠實在太難。
事實上中國社會要感謝那8名「傳謠者」，沒有他們傳播武漢疫情的「謠言」，也許官方對這個疫情麻木的時間會更長壹點。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疫情信息的公開跟他們被傳喚有直接關係，但至少外界對此事的關注加劇了當地政府在疫情上的瞞報壓力，否則官方很可能要對疫情瞞報壹陣，以致更延誤防治，使疫情傳播得更快更遠，讓更多民眾的生命受到威脅。從這個角度說，這8人的「造謠」，功莫大焉。
當然我主張人民有權「造謠」，並非鼓勵人們毫無原則、毫無根據地去造謠污衊，尤其涉及某個具體的人時，不管我們多麼討厭他，也不能毫無事實去編造謠言，儘管有時候兩者很難截然分開。我是在壹種反抗的意義上提出這個觀點的，強調的是政府有錯在先，而且不改正，當人民不能從政府那裡得到他們本來應該得到的東西，人們有權造反，包括「造謠」的權利。某種工作失誤不在其列。那麼如何來界定工作失誤和有意欺瞞的界限？其實也好辨別。當大眾需要某種信息而政府不給，就不能借口工作失誤而是屬於有意的封鎖信息，欺瞞社會。
讓「謠言」更多的飛起來，倒逼習近平的新時代走向公開透明和公眾監督。
武漢疫情的信息被大白于天下之後，人們沒忘當初被警方傳喚的8名「造謠者」，近幾天中國輿論密集關注他們的後續進展，還原當時被傳喚的場景，明顯將矛頭指向地方公安部門。中國最高法網站還發文專門談及治理新型肺炎的謠言問題，稱「如果當時聽信，可能是幸事」，有間接為這8名人士正名之意。而官方疾控部門負責人則稱讚這8名「造謠者」是「可敬的」。不過武漢警方的回應還在為當初的傳喚含糊狡辯，強調沒有對他們進行處罰或拘留。
根據媒體披露，官方在2019年12月就已獲悉武漢新型冠狀病毒能夠人傳人，但拒不告知社會。現在也清楚，8名「造謠者」均為醫生。在重大疫情面前，警方約談醫生，不讓他們發聲，該舉動產生了非常惡劣的示範效應，它讓想說真話者因害怕而自覺閉嘴。這就是武漢疫情為什麼會爆發和擴散的初始原因。
不僅這8人，是次疫情爆發后，其他地方也有多人因「造謠」或「散布謠言」被當地警方傳喚和拘留。面對疫情洶湧的現實，人們對中國警方借打擊謠言實則鉗制輿論的行為，理所當然表示強烈不滿和憤概，連中國政府的辯護士胡錫進都感受到民間的這股怒火，前段時間在微博喊話武漢警方重新開展調查，並依據更新的事實情況作出結論。
在中國民間，對於謠言有「遙遙領先的預言」的說法，儘管這個說法並不完全準確，但它道明了壹個事實，即在中國，要獲取真實信息，尤其在發生重大突發事件或者面對敏感政情，民眾要想及時得知事實真相總是很難，於是各種小道消息或內部秘聞不脛而走，有些消息事後被證實，這也就養成了中國人喜歡打探和傳播小道消息的習性。這當然不能怪民眾，官方的大道沒有消息，人們就只能從各種小道獵取信息滿足好奇心。
針對武漢疫情中官方打擊「造謠者」的行為，進壹步，在壹個更廣泛的層面上，對壹個民眾毫無知情權，不能自由獲取信息，官方習慣於欺和瞞的國家，我提出，人民有權反抗，包括「造謠」的權利，即使所造之謠與事實有壹定出入。
我知道這個主張會引起爭議，但之所以仍提倡人民有權「造謠」，不僅是因為上面講的信息不公開、不透明，「謠言」具有填補官方信息空白的作用；還在於，作為「遙遙領先的預言」，在某種特定時期，「造謠」能夠倒逼事實真相，減少民眾損害，特別是，「謠言」作為大眾情緒的壹種反應形式，它表達了民眾對官方信息封鎖的不滿和反抗，能夠起到衝擊或消解威權或專制統治的作用。
民主社會雖然也免不了受各種謠言的困擾，但它自然會產生闢謠機制，謠言很難在民主國家成為壹個社會問題，更不可能通過警察力量來處理造謠和傳謠者。所以，我們說的謠言壹般出現在威權或專制國家，因為後者天然不喜歡信息公開，總想壟斷所有信息，不讓大眾知道的太多，信息壹旦公開，為民眾知曉，隱藏在信息背後的利益和特權就暴露于大眾眼前，要想維護特權就很難，除非靠軍警。因此，專制國家在限制信息的同時，總要以「謠言」的名義打擊那些泄漏和傳布其內部特權信息的人，稱之為「造謠」或「傳謠」。
在所有專制國家中，中國在這方面的情況又尤其普遍和嚴重。因為政府對信息的控制恐怕除朝鮮外，就數它最厲害了。故中國社會的小道消息特別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們壹般也不去分辨或懶得去分辨。當事實真相總是缺席，人們也傾向相信「謠言」。而官方打擊「謠言」也絕不手軟，經常發生有人因為發布不實消息而被警方拘留的事情。
面對中國官方這種綿密的幾乎無死角和縫隙的信息控制，特別是面對官方對「謠言」的打擊和污衊，我們需要為「謠言」辯護和正名，肯定「謠言」在中國這個特定的轉型時期促進信息傳播和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正麵價值。即便是完全編造的，沒有壹點事實根據的謠言，從絕對意義看，對撕開信息鐵幕的壹角，消解政權虛偽的神聖感，讓人們看清它的假正經和醜陋，從而心生厭惡，也是有價值的。何況很多「謠言」接近事實真相、只有細節差異。可以把「謠言」看作是大眾對無道政權的消極反抗。
謠言總是出現在壹個社會的不正常狀態下。這裏的「不正常」指兩種情況，壹是從歷史比較來看，某個時代總是顯得格外讓人不舒服，和人們的常識、常情和常理不合拍，中國目前就處於此種狀態；二是指發生的某個具體事件，這個事件給人們的感覺很不正常。在這兩種情形下，謠言總是容易出現。眼下，正好碰到了這兩種不正常狀態，壹個大的不正常的時代套上壹次重大的不正常的公共衛生事件，要想人們不造謠、不傳謠實在太難。
事實上中國社會要感謝那8名「傳謠者」，沒有他們傳播武漢疫情的「謠言」，也許官方對這個疫情麻木的時間會更長壹點。儘管沒有證據表明疫情信息的公開跟他們被傳喚有直接關係，但至少外界對此事的關注加劇了當地政府在疫情上的瞞報壓力，否則官方很可能要對疫情瞞報壹陣，以致更延誤防治，使疫情傳播得更快更遠，讓更多民眾的生命受到威脅。從這個角度說，這8人的「造謠」，功莫大焉。
當然我主張人民有權「造謠」，並非鼓勵人們毫無原則、毫無根據地去造謠污衊，尤其涉及某個具體的人時，不管我們多麼討厭他，也不能毫無事實去編造謠言，儘管有時候兩者很難截然分開。我是在壹種反抗的意義上提出這個觀點的，強調的是政府有錯在先，而且不改正，當人民不能從政府那裡得到他們本來應該得到的東西，人們有權造反，包括「造謠」的權利。某種工作失誤不在其列。那麼如何來界定工作失誤和有意欺瞞的界限？其實也好辨別。當大眾需要某種信息而政府不給，就不能借口工作失誤而是屬於有意的封鎖信息，欺瞞社會。
讓「謠言」更多的飛起來，倒逼習近平的新時代走向公開透明和公眾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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