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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笑蜀

武漢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最後何等走向尚難斷言，但怠政坐失疫情防控窗口期，已是無可諱言。這不只是疫情防控的失敗，實際上是全能政府的失敗。

這種失敗之於全能政府，早非頭壹次：從三十年代烏克蘭大飢荒，到六十年代中國大飢荒；從1976年唐山大地震，到2008年汶川地震；從1986年蘇聯切爾諾貝利事件，到2019年席捲中國的非洲豬瘟，壹部卷帙浩繁的現代史，幾乎找不到全能政府應對突發性重大災害的成功記錄。

從這慘痛歷史中不難總結出兩個規律。壹是，無論蘇聯還是中國，無論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為顯著特色的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還是以重商主義為顯著特色的鄧時代及后鄧時代，無論怎樣的全能政府，都難於應對突發性重大災害。

第二個規律是，全能政府權力愈是高度集中，愈難應對突發性重大災害，其失敗愈慘，斯大林時代和毛時代即是如此，其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動輒百萬甚至數千萬計。全能政府體制強度愈低，遭遇突發性重大災害愈易止損，失敗相對有限，鄧及后鄧時代即是如此。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說過，從鄧時代起，中國非正常死亡的規模大大小於毛時代。這顯然因為鄧及后鄧時代政權的全能強度遠低於毛時代，給了社會發育和社會自救壹點空間，其應對突發性重大災害的能力因此有所強化。

歷史如此，現實亦然。舉壹個簡單的例子。當下中國多數都市，看上去往往富麗堂皇。但無論怎樣富麗堂皇，壹場暴雨就會把它們打回原形——它們會立馬變成「威尼斯水城」，半截泡在黃水裡，以致市民們出門只能划船。全能政府體制可以讓中國的都市豪奢之極，卻無法應對區區壹場暴雨，哪怕今天氣象學之發達，已經令幾乎所有暴雨都可以預測。

看似固若金湯的全能政府體制，遭遇突發性重大災害，卻往往漏洞百出，脆弱至極。突發性重大災害就這樣成了全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

據說全能政府體制的最大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譬如毛時代的兩彈壹星、鄧時代的三峽大壩、后鄧時代的北京奧運會。但這說法未必經得起推敲。進壹步考察不難發現，所有這些大事，無不攸關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壟斷了巨大資源的全能政府，在事關其切身利害的問題上，不惜代價、不計成本地大規模定向投入，這壹所謂國家能力，的確是發達國家所望塵莫及的。

但全能政府擅長辦的大事，僅此而已。但凡非人力可預期，尤其跟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關係不明顯的事務，都很難進入全能政府的視野，很難激活其應對機制，都非其所長。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幾乎所有城市政府對下水道問題都沒招，也可以解釋儘管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財政收入連年大幅增長，卻遲遲解決不好社保統籌、醫保統籌等涉及國民普遍福利和健康的問題。

這裏的秘密在於，全能政府的本能在於統治，但凡攸關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的事務，大多屬於統治範疇。而前述社保統籌、醫保統籌等國民普遍福利和健康問題，大多屬於治理範疇，非關痛癢，也就很難引起全能政府的深度關切。概而言之，長於統治而拙於治理，本來就是全能政府的天性。

民主國家不是這樣。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自我統治。政府的主要職責在於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各個執政團隊比拼的主要不是統治能力，而是治理能力，所以才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飢荒研究專家阿瑪蒂亞•森1982年的壹個著名論斷：人類飢荒史的壹個重要事實是，沒有壹次大飢荒發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國家。

其實豈止飢荒，包括地震、海嘯、瘟疫等突發性重大災害，民主國家固然不可能倖免，但其發展為人禍，概率小太多，是壹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但是民主政府並非英明聖武，也是普通人組成的，也常常犯錯誤。如果民主政府也犯錯誤，怎麼辦？

好在民主國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壹個政治重心，而是通過分權制衡，達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態。

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跟社會的均衡。這種均衡生態，遏制了政府對社會的侵犯，保護了社會，尤其保護了社會自身的免疫力。而這，恰恰是全能政府體制的短板。僅以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信息管控為例，已足見其對社會免疫力的侵犯何等觸目驚心。

現在已經不是秘密，此次涉及疫情的壹線醫生，壹開始就被迫簽署所謂保密協議。這顯然是當局吸取當年SARS事件的教訓。SARS疫情得以曝光，得益於北京醫生蔣彥永」自選動作「——他突破當局信息封鎖，向境外媒體率先披露真相。此舉雖可能拯救生命無數，卻造成當局輿論上的極大被動。SARS之後，當局從源頭嚴加管控信息，所謂保密協議應屬此類制度安排。事實上，疫情發生后，武漢同濟、協和等醫院的壹線醫生，很多都從接診親歷中窺知了疫情，協和壹個科室的醫護人員全被感染，更不可能不知道人傳人的真相。但因保密協議限制，沒有壹個醫生敢道出真相。僅僅在專業範圍討論疫情的八名醫生，統統被警方定性為「傳謠」而遭傳喚。網上相關帖子，均在第壹時間被刪除。

任何重大災害，都不可能全無徵兆。譬如地震，就往往伴隨各種前兆，其中最重要、最常見的，是各種生物異常尤其動物異常。同理，當重大災害爆發前，也常常有壹部分邊緣群體，因其職業本能或特殊敏感，早於主流社會最先感知。如果存在暢通的信息管道，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通，這些最先感知的邊緣群體就可以起到吹哨者的作用，及時為整個社會預警，為預防災害贏得最寶貴的時間提前量。

這種信息自由流通機制或者說吹哨機制，是社會免疫力的核心元素之壹。但在全能政府體制之下，這壹元素恰恰被視為國家公敵，而遭舉國之力嚴防死守。所有公共信息的流通必須經當局重重審批。審批標準主要是政治標準，主要以政權安危和政權榮耀為標準，甚至以領導個人喜好為標準，而不是以真正的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為標準。凡不利於政權或不符合領導人喜好的，壹律被貼上「負面」標籤予以封殺。以至於本來以報道真實情況和批評意見為主的各級內參，後來也愈來愈以歌功頌德為主。

這樣的心態主導，註定所有重大突發性災害在政治上都極度敏感，當局都要傾盡全力嚴密管制信息。這在全能政府國家早就是路徑依賴。信息流通機制被人為扭曲至此，信息層面的社會免疫力自然無從說起。此次疫情防控，所有吹哨人都被扼殺于萌芽狀態，致命病毒已悄然間大舉進攻，公眾卻被官媒渲染的歌舞昇平所忽悠，對步步緊逼的巨大風險渾然不覺。最後，當事態瀕臨失控，壹直否認人傳人的當局才不得不請出德高望重的醫學專家鍾南山，讓後者以個人之名向公眾曝光人傳人的真相。而此時防控窗口期已被全然浪費，整個疫情陡然急轉，再難挽回。

現在已經清楚，對新冠病毒，目前並沒有什麼特效藥，未來開發特效藥或相關疫苗，意義未必很大。正如當年SARS疫苗，研製成功已是數年之後，這時 SARS病毒已經自然消亡，用不上了。抵抗新冠病毒主要還是靠人自身的免疫力。這壹突發疫情，凸顯了人自身免疫力的重要性。

人如此，社會亦然。對於壹個國家來說，強政府即為社會提供有效公共產品的政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好社會、強社會。好社會、強社會自身具備的強大免疫力，才是最可寶貴的。所以，好社會、強社會在任何正常國家都應該居於第壹位。社會為本，政府為用，才是壹個正常國家應有的狀態。

但在全能政府體制下，政府權力的觸角侵入社會生活的每壹個角落，讓社會逐漸喪失自治能力和發展活力，強政府弱社會，甚至強政府無社會屢見不鮮。政府與社會的正常關係被顛復，實際上是政府為本、社會為用。與穩固執政地位相比，滿足民眾需求成了次要選項，也就是邏輯必然。

本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政府與社會關係有所調整。從毛時代以共產主義烏托邦為顯著特色的無限政府，轉向鄧及后鄧時代以重商主義為顯著特色的壹定程度的有限政府，全能政府強度有所弱化，社會有所發育和發展，社會自身的免疫力，包括壹定程度的言論自由尤其媒體自由，包括社會的自組織空間，都有所進展。這也是很多人壹度期待中國轉型能軟著陸的壹個基本的理由。但是最近幾年來，這壹趨勢已大大逆轉。權威官媒就曾特彆強調：「廣義政府」是老百姓的普遍認知，根植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和治理實踐，任何改革都必須照顧到這個最大的現實。並援引某高層人士的名言，稱：「廣義政府」承擔無限責任，這和西方政治理論中所謂的「有限政府」不在壹個頻道上。

「有限政府」被公開否定。「無限政府」借「廣義政府」之名在理論上東山再起，在現實中逐漸還魂。全能政府強度急劇回升，對社會的不信任、排斥和侵蝕不斷升級。這不僅表現為對公共信息流通的全面管制、對媒體的全面管制，更表現為運用大數據手段，對社會、個人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精確監控。

全能政府的這些努力，主要基於政權安危和政權榮耀的需要。壹如前述，其重心都在統治，因而對真正的社會治理，對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它依然無法解決城市下水道問題，更遑論對付2019年席捲全國的非洲豬瘟，以及至今愈演愈烈的武漢疫情。無論其所謂天眼工程，還是所謂社會信用體系，還是人臉識別，還是普遍的地鐵安檢，這時全都派不上用場。它們可以成功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無法預見和阻止病毒的肆虐。

尤其諷刺的是，能高效攔截異見人士和訪民的購票實名制，這時居然也都失靈，以至於當局需要緊急尋找乘坐高鐵的疑似感染者時，也只能通過媒體尤其社交媒體，壹遍遍發公告。維穩的高效和應對突發性災害的低效，形成驚人反差。全能政府治理無能，社會則被排斥，基本插不上手。武漢封城之後的種種亂象，隨之而起。以至於壟斷所有救援物資接收和調配的官辦武漢紅十字會，無論怎樣昏聵顢頇，無論怎樣天怒人怨，迄今仍巍然屹立，不僅無可替代，連起碼的問責都沒有。

但也不能不承認，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於政府和體制，部分也在於民眾，在於政治文化。像武漢疫情防控這樣的重大失敗，在當代中國史上其實是壹個很老套的故事。每當遭遇這樣的突發性災害，全能政府的神話都會破產，但無論這個神話破產多少次，每次災害過去，民眾總是好了傷疤忘了痛，對政府的迷信和依賴依舊，於是全能政府神話又捲土重來。每次悲劇都帶不來反思，悲劇不可能不重演。什麼時候，民眾克服了對政府的迷信和依賴，全能政府神話才會真正終結，中國的政治轉型才會真正開始，壹個主要定位於公共治理而不是政治統治的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也才可以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