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國家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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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國家的民族主義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4月2日
作者 笑蜀
蕭功秦在1999年「炸館事件」時講過這樣壹段話：「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分化表明，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共識時期已經結束。自由主義者與我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從現實主義的對民族進步的期待出發，從對受虐型的民族主義壹旦走向極端將可能產生的消極後果的擔擾出發，主張穩健的開放，主張那怕暫時忍辱負重也要融入國際秩序（更何況有的情況並非是忍辱也並非負重）。而過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當壹部份人，則在壹種民族集體潛意識被激活以後，將走向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並將由此而走向封閉的國家主義，他們將成為民族主義的權威主義者；另外壹部份知識分子則從新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經由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同樣將變為國家主義者。這兩種人將進壹步合流。」他還預言，如果民族主義成為壓倒壹切的優勢話語並走向極端化，而國內的困境和摩擦又與國際爭端彼此互動，20世紀的歷史就可能再次重演。從近2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發展動態看，這壹預言似乎正在逼近，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正佔據話語優勢，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表達空間開始萎縮。
當前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有著天然親緣，壹種形式是從所謂的「國家利益」出發而鼓吹恐怖主義，另壹類則從人文的終極關懷角度呼喚恐怖主義。前者的主要代表作是《超限戰》，後者的代表作則是《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以下簡稱《陰影》）。這兩本書從不同角度推動著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增漲，而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叫好」則可被視為這種增漲的極致。本文對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分析即從這2本書入手。
以國為本，以人為器
《超限戰》提出了壹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對抗強國的戰術。該書作者之壹稱，經過第壹次「台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壹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壹種超越壹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既可以是軍事的，如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另壹位作者則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如果弱國不按常規作戰就可能贏。「911」期間國內出現的壹些為恐怖主義所作的辯詞，如「弱者沒有遵守規則的義務」、「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等，與《超限戰》的主張壹脈相承。
《超限戰》集中體現了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國』為本、以人為器」的觀點。政治學者劉軍寧對此的評論是：「聖戰式的超限戰理論中所包含的價值體系與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完全顛倒的。在超限戰的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無足輕重；在文明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不僅如此，超限戰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來作出那些殘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戰的另外壹種直截了當的表述就是，無所顧忌地犧牲自己的生命，踐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為、不齒為的事情。超限戰表面上是最先進的戰爭理論，其實是最原始、最野蠻的戰爭理論，充其量不過是墨索里尼的總體戰的新翻版。」 劉軍寧的用辭或許比較尖銳，但確實說中了要害，極端民族主義者常常把生命的價值完全不當回事。
例如，壹位網名為「資產重組」的網友曾公開質疑生命本位：「自由派里比較激烈的壹派，措辭壹般帶有刺激性和挑釁性的壹派，他們最大的感情和理論根據是人權的絕對性：個人生命的地位在所有價值中居於最高的位置，不但不可談判不容置疑，而且不可替代無法計算。誰要對此直接或者間接進行了冒犯，隨時都可能遇到最惡毒的咒罵。......這些極端激烈的，看起來英勇異常的言辭後面，是對生命（確切的說，是對自己的生命）的壹種極端留戀，是對失去生命的極端恐懼。不少這些人相信上帝。這說明他們身上有自己最討厭的那種奴才氣。既然上帝無所不能，掌握著人的生命，那麼這個上帝就是最大最可怕最可惡的暴君：他毫無例外的剝奪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是象恐怖主義者或者專制者僅僅剝奪壹部份人的生命。那麼對上帝的頂禮膜拜，其實是對最大的暴力的壹種屈服。仰仗上帝而蔑視塵世的暴君，也無非是傍了壹個更厲害的暴君而蔑視壹個比較小的暴君而已，這種行為並不像他們自以為的那樣英勇。」[5] 「資產重組」在這裏實際上偷換了概念，把對大眾的博愛意義上的生命本位偷換為對言者個人生命的眷顧，進而對主張尊重人類生命價值的人進行人身攻擊。顯然，他明白自己的這種否定人類生命價值的的觀點會招致社會的普遍反感，所以只能通過曲解對方觀點的手法來曲折隱晦地表達自己他的立場。
這種輕視民眾生命的觀點其實正來自官方意識形態，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這點上與官方宣傳是彼此呼應的。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壹向把黨和「國家」的利益置於民眾利益之上，而且慣於號召民眾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或生命；現在，為了對抗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記錄不佳的批評，又搬出「反帝」宣傳的老手法，把「以人為本」的現代價值觀念定性為敵對意識形態和敵國「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其實，「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並不只是在西方國家才成為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它也是國際社會壹致公認的，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就是這種價值觀念的體現。以前中國政府壹向不肯簽署這兩個國際公約，但幾年前在國際壓力下已經正式簽署了。換言之，中國政府為了改善其國際形像，已經在國際交往中承認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但是，為了其內部統治的需要，官方宣傳機器仍然強烈反對這壹價值觀念。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論調無非是迎合了這種國內政治宣傳而已。
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普世的人權
既然不承認生命的價值，當然不可能認同人道主義。「911」事件后的「叫好派」認為，人道主義者不是「偽人道主義者」就是宋襄公式的「愚蠢的人道主義者」，兩者均不可取，而真正的人道主義根本就行不通。用《華岳論壇》網站上有壹位網友「方恨少」的話來說就是，「人道算個球」。 「人道算個球」，那什麼才是人類永恆的追求呢？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回答是：「利益，沒有什麼道德底線，也不要什麼自由民主，主宰這個世界的，.....不過是壹樣東西，利益。」在他們看來，世界的資源總量有限，所以人與人、種群與種群之間，根本不會有互助或雙贏，而只能是彼此爭奪、妳死我活，壹部人類史就是壹部利益爭鬥史；什麼自由民主、道德正義，其實全是幌子，全是為利益服務的。為「911」后的「叫好」辯護的網友「簡直」如此忠告國人：「作為國際競爭背後的支持力量，正義只是幌子，利益是最根本的因素。中華上國，五千年文明，留下來的四書五經這些經典之中充滿了與事實相反的想當然的描述。在這種文明積淀之上，我們當然無法接受叢林法則其實是最大法則這壹事實。而當我們處於主流的文明世界之對立面，再持這壹立場，無疑更給手扶文明棍的各類人士以斜睥的理由。但我還是要強調，在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對立的表相之下，其實還是利益衝突，將發揮恆久的作用──只要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而這壹點已無需證明。」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利益的價值才是終極價值，它當然壓倒生命的價值，為了利益可以無所不為。
壹位「叫好派」聲稱：「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中國和美國大多數人的感受之所以不壹樣，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處在同壹種利益體系下面，我們雖然同呼吸，但是確實不可能共命運！西方國家之所以同悲傷，是因為他們不僅同呼吸，而且共命運！中國如果被美國（西方國家）遏製成功，不能夠發展起來或者陷於分裂，美國（西方國家）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里壹定是得到了保護的；同樣，如果美國橫遭飛禍，經濟大受打擊，中國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才會得到保護的。僅此而已，沒有別的原因可以解釋中美兩國人民在同壹件事情上的不同態度，唯利而已，這壹點好像是西方的利己主義宣揚的，這也是我們學習西方的成功的壹點，很好！中國人民終於學會了唯利而已的思維模式，這該受到指責嗎？......拿唯利而已這壹點來分析旅美的華人精英們的態度也是壹個准，他們之所以與美國白種人壹樣悲傷，還不是因為他們的永恆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他們之所以要求中國人民怎麼樣，有壹位在加拿大的華人分析的結論與我的結論是壹致的，那就是：那些興災樂禍中國人的言論有可能激怒美國人，惹怒生活在他們身邊的美國人，惡化他們的生存環境，從而打碎他們處心積慮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夢想。……如果我們承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合理性，我們就不應該指責國內的民眾的反應。當然我也不會去指責美國精英們在中國人民蒙羞的時候的言論了。如果妳們要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高度來指責中國人民，請先批判美國的主流媒體精英的不同道德嘴臉！至於我，我想說，中國人民終於拋開了儒家的道德枷鎖，是很有希望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當然，這壹點確實是跟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民學的，中國人民感謝妳們的政府和人民的表演教會了我們能夠撥開雲霧見太陽：自由、民主之後隱藏著的利益要求。中國人民需要與美國人民友好，前提是中美兩國人民必須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請轉告美國政府，請她珍惜中國和美國人民目前的貿易、學術、人員往來，也請她不要繼續打壓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如果還是死死地堅持這壹點，那麼結果就是製造敵人，而中國畢竟是有核力量和遠程打擊力量的國家！」
這種說法混淆了「國家」和「政府」，正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壹貫論調。確實，在中國的「壹元化」官方意識形態主導下形成的話語體系裡，這兩個詞經常是混用的，不僅政府習慣於此，許多民眾也經常把政府稱作「國家」，於是人民的國家就事實上被扭曲成「政府」的國家了。但是，國家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在集權體制下，當政者的長遠利益並不是天然與人民的利益壹致的。中國老百姓不是也天天在批評現狀嗎，這難倒是為了西方國家的利益？當政府實行集權體制而令人民受到種種壓制和約束時，對這種體制的批評，只是讓體制的維護者蒙羞，受體制之害的人民何羞之有？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說法打著為了「國家利益」的旗號，其實他們所關心的並非人民的利益，而是當政者的利益；他們把國際社會「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高度」對這種體制的批評曲解成對「中國人民」的指責，這些人在「國家利益」的面具下所捍衛的根本與人民無關。
從倫理層面來看，相當壹部份極端民族主義者所信奉的是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絕對功利主義，從利益第壹的角度出發，他們對文明、道德根本不屑理睬。《億家家論壇》上有壹位網友「不平家」就說：道德自古以來就是個最虛偽的詞。另壹位網民則聲稱：這世界，善惡全是謊言，強弱才是真理。更有「叫好派」在「北大新青年網站」上用極為粗魯的語言說：正義本來就是婊子，什麼客都接。這些網民多半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中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居然會培養出這樣的人，難倒還不值得警醒嗎？如果這種觀念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中國將走向現代化還是野蠻化？
這種觀念把人類的利益衝突極端化、絕對化，視人類社會為「叢林世界」，進而從「叢林法則」出發認同不擇手段的生存方式。依據這樣的理念，他們當然不可能接受現代文明體系；現代文明體系所設定的各種規則和約束，在他們只是壹種束縛，他們當然會要求「超限」。正如劉軍寧所言：「恐怖份子以聖戰的名義提出的超限戰邏輯與中國人熟悉的邏輯何其相似：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不擇手段地消滅壹切敵人，必須調動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聖戰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緻，不能自我設限。聖戰是超限戰，是消滅敵人的暴烈行動，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忘掉仁慈，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或是階級仇恨，或是種族仇恨，對知識份子的仇恨，對商人的仇恨，對不同政見者或異教徒的仇恨。」其實，今天極端民族主義者所鼓吹的，並不都是那種改革前國人都非常熟悉的原教旨社會主義教條，更大程度上，他們所推崇的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日益敗壞的倫理，即拆除壹切道德防線、利益至上，扔掉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而這正是各級官員們用他們的腐敗行為每天「言傳身教」的結果。如此則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就被調動起來了，而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仁慈等等則日益泯滅。這種倫理敗壞自然讓腐敗的幹部行動自如得多，但它難倒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伊斯蘭革命和世界革命
《陰影》作者代表的是另壹批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的追求不象《超限戰》作者那麼單壹，雖然同樣以「國」為本、以利益為最高追求，但他們還有「人文關懷」和聖潔感、崇高感。他們主張的不是單純軍事角度的「超限戰」，還有關乎人類文明整體走向的所謂「理想」。因此，《陰影》對恐怖主義的讚揚不象《超限戰》那樣徒有血腥氣，而是帶有羅曼蒂克式的美學意境。作者斷言：「很有可能，在新的極權主義（即美國霸權主義──筆者注）統治這個世界后，李白詩中的那種俠客精神，乃是未來人類的惟壹拯救。......因為，俠客壹道，是中國文化自遠古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化基因。這個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對於體制的強權保持壹種個人的挑戰，無論是真正武力上的，還是思想上的，使得體制的強權無法控制壹切，使得這個文化不會完全喪失活力。是故，設若新的極權世界果真降臨，我們恐怕就更需要喚醒遠古的基因了。」
《陰影》的基本思路之壹是以恐怖主義對抗新的極權主義。在中國知識界里，《陰影》的作者是最早提出「伊斯蘭革命」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的壹批人。他們很早就斷言：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南方革命已經開始。這個南方革命以兩種方式展開，壹種是消極的，即在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發生的壹切；另壹種則是積極、主動的，那便是所謂的「伊斯蘭革命」。在《陰影》的作者看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正在於此。
該書作者認為：這首先是由於國際資本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貧困、痛苦和壓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彌散在億萬穆斯林心底的、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激憤心情。其次，伊斯蘭教義是壹種與西方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近代以來，它經過穆斯林的卓越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納等人的釋義、闡發，終於成為壹種真正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是截然對立的。作者讚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時認同這種主義對伊斯蘭國家西式現代化道路的否定。再次，伊斯蘭世界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全世界有10億多穆斯林人口，分佈在80多個國家，而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亞、北非地區是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伊斯蘭革命」壹旦成功，中東的廉價石油供應肯定會日益減少。這種種優勢註定了伊斯蘭世界有足夠的實力與美國新的霸權主義展開真正的較量。它與消極的「黑非洲革命」相匯合，將對后殖民主義或稱美國新的霸權主義構成致命打擊──切斷西方的經濟命脈，中斷國際化的資本運動，使第三世界完全與國際資本脫鉤。在作者看來，中東地區的衝突不只是政治衝突，更是文明衝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尤其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衝突。他們旗幟鮮明地站在美國對立的壹方，不只基於政治理由，同時也基於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感。這樣，他們為「911」事件叫好就毫不足奇了。然而，塔里班原教旨主義政權垮台前夕及此後阿富汗民眾對該政權的唾棄，還有他們表現出來的對自由的滿足，實際上證明了上述夸夸其談的謬失。
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熱烈追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排拒現代文明。他們把現代化簡單等同於西方化，在反對西方化的旗幟下事實上反對的是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現代化模式，也對中國的現代化走向「說不」。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必須全然排拒本土文明，日本、新加坡、台灣都是最好的例子。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觀察現實，凡是成功的現代化，莫不在相當程度上汲納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成功的先例。拒絕西方文明、拒絕西方化，與拒絕現代文明、拒絕現代化並無實質差異。
《陰影》作者對現代化的抗拒反映出他們潛在的精神上的情結──嚮往精神上的至純至美，即所謂神性；同時把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色的世俗化西方文明視為這種神性的最大敵人。這其實也正是《陰影》作者的尷尬之所在。他們嚮往壹種雅緻的、絕對清潔的、帶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態，但卻無法從本土找尋到自己所嚮往的那種文明的哪怕是壹丁點點殘片。無論是日本的「和魂」，還是中國的儒家文明，都帶有濃厚的世俗化特徵，並不具備抵抗西方文明的「戰鬥性」，也產生不出獨特的哲學思想，當然更難成為壹種能跨國度、帶強烈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武器」。所以，《陰影》作者所主張的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只能是壹種失根的民族主義，他們不得不向外尋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資源。結果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成了他們希望的天空中最後的壹顆星。正因為如此，《陰影》作者不但對伊斯蘭文明尤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政治上認同，而且也在文化氣質上、精神意義上認同。又由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參与恐怖主義活動，使得《陰影》作者和宗教極端恐怖主義有了親緣關係。
但是，《陰影》作者之壹也提出了壹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參与「911」襲擊的壹些恐怖分子並不是埋頭于宗教活動的「苦行僧」式人物，他們家境優裕，在西方受過良好教育，平時生活奢華，甚至已移民西方國家。為什麼這些堪稱「西方式現代生活寵兒」的伊斯蘭青年精英竟成了西方式現代化的死敵？《陰影》作者們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評，其實還是有壹些思想含量的。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現代化的確存在弊端：在消滅傳統社會對人的異化的同時，又製造了對人的新的異化。就連許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認這壹點。但如果以此為理由，欲借恐怖主義顛復西方式現代化，就陷到「烏托邦」幻想中去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現代化，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有弊端。若只要有部份人不滿意就採用恐怖主義顛復之，則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難以為繼，人類只好退到中世紀。因為，恐怖主義只能破壞壹種新文明，卻不可能創造出另壹種文明；它對新文明的破壞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從而為舊文明的復辟拓出廣大的空間，客觀上是為舊文明清道。
極端民族主義的暴民基因
《陰影》作者的尷尬，其實不只是他們在鄙棄西方文明的同時卻無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資源；更在於他們所欣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他們之所以呼喚恐怖主義，或許是因為自己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設性的原創性精神體系，又反感西方式現代化，情急之下、無奈之中，或者說是絕望之中，就只好求助於恐怖主義，希望借恐怖主義來遏制西方式現代化的蔓延。如果僅僅是《陰影》的作者們情急、無奈和絕望，其實倒也無礙──畢竟「書生造反，十年難成」。但實際上《陰影》作者的絕望和躁動也是許多中國民眾共有的。
1989年以來，當局為了反「和平演變」並維持官方意識形態的「生命力」，竭力向民眾灌輸非理性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國際政治觀，客觀上製造出壹種「受虐型民族主義」。很多中國民眾因此在判斷國際事務時喪失了80年代的那種理智、寬宏和從容，而變得極為敏感、狹隘、好鬥。可是，當局又不敢將對內灌輸的那壹套國際政治觀真運用到外交上，面臨諸多政治上的批評，外交上不得不低姿態。於是，在壹系列中美之間的摩擦中，當局對內高調宣傳「美國霸權主義」的威脅，煽起了強烈的仇外情緒，在民間、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強硬外交」乃至「不惜壹戰」的呼聲壹浪高過壹浪；可是政府對外則只能走務實路線，尋求折衷、妥協和退讓，根本就不打算也不可能將「反帝反霸」的高調兌現。這樣，當局就不能不常常「自打耳光」，自食其果。而中國民眾則覺得受到來自本國政府和外國的雙重羞辱，壹次又壹次地沮喪失望；他們既痛恨外國尤其是美國的霸道，同時也痛恨本國政府的軟弱。但是，民眾在這方面的失望、屈辱找不到發泄空間，只能積鬱在胸，「受虐型民族主義」因此如野草般瘋長。
中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沮喪和屈辱更普遍也更嚴重。政治體制改革壹直不能實質性啟動，權貴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活動，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正；吏治腐敗和輿論封鎖使「草根階層」備受欺榨而又哭訴無門，正常合法的申訴管道早就淤塞而形同於無；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愈來愈尖銳。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方面，中國民眾都處於絕對弱勢，都深感受虐。他們長期處在混沌之中，既找不到方向，也看不到希望，理智逐漸磨蝕，絕望和躁動與日俱增。在他們的眼裡，體制的權威已蕩然無存，他們沒有信心也沒有耐心等待政府解決民眾面臨的困境。當局自相矛盾的對內民族主義宣傳和對外務實外交手法，以及強行維持集權政治的高壓，都時刻在培育著規模龐大的暴民。儘管當局主觀上要「穩定壓倒壹切」，而客觀上卻為即將到來的動亂創造了社會基礎，實際上是在自掘墳墓！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與民族主義精英的情急、無奈和絕望，其實何其相似乃爾！這兩種心理若匯合到壹起，無異於乾柴遇到火星，局面的徹底失控將指日可待。壹旦暴民政治和民族主義極權政治相結合，壹種絕對恐怖的「超限」政治將從燎原烈焰中誕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都會毀於壹旦。這對中國、對世界，無疑都是壹個巨大的災難。不能排除，已經有極個別極端民族主義者看到了這個並非危言聳聽的前景，正期待著從這場災難中「火中取粟」，因此他們現在竭力宣揚「超限思維」，為「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催生。
倘若局勢的演變真朝著這壹方向發展，則當下的中國實際上已類似於納粹時代的前夜。當下的中國民眾和那時的德國民眾壹樣對內對外都深感受虐和無助、無望；而目前的中國政府和那時的德國魏瑪政府壹樣軟弱無能（當局對內的強權其實不過是外強中乾）；在當下的中國精英階層和那時德國的精英階層中，都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對照壹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幾十年前給德國和義大利的那兩位「先知」的「畫像」，或許對認識當下中國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這位強有力者說，舊制度已經陳腐。他堅決認定反對原則是徹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礙。只要人們允許他去清除奧其王的牛棚，他便對每壹個人作出任何諾言。他利用每壹種可以覺察到的不滿情緒而使其號召具有吸引力。他說：這是職業不穩定的問題，利息限制的問題，外國人的問題，大商店的問題，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的問題等等。由於大多數人都是世故不深，他們只模糊地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他們開始注意他所許諾的新秩序。這般人到壹個相當時期，便被說服，相信現狀已壞到無可再壞的地步，在新政權下，情況或許要好得多。這時，便象盧梭講的，他們奔去迎接他們的鎖鏈。等到他們看出所許諾的自由原是壹種更惡劣的舊的束縛的變種，那時已經太遲了。」
拉斯基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經過表明，獨裁者總是利用人們的不安、憤慨、冷淡和失望，許諾壹個「新天地」，又將「新天地」不能來臨的原因歸咎於幾種容易識別的敵人身上；他的「改革」方案往往通俗簡單，普通人也能明白；此外，還通過謾罵、激動情感的戲劇演出、很好地組織的殉難等造成壹種印象，似乎這是壹個受著「老的壹代」的迫害、反對既得利益的、設法衝破舊制度的年青有活力的運動；經過他們反覆宣傳鼓動，多數懷有不滿情緒、但又不懂得如何用理性語言表達的人們，就學會了這套好像是很有道理而又簡單明了的法西斯主義蠱惑之詞；還有壹些青年人被吸引到這種運動中去，是因為他們在運動中看到了供自己揮撒的空間餘地，也因為這種運動具有新奇性，好像只要參加進去便能從他們所痛恨的長輩的權威下解脫出來；而對那些迷惘失意的人來說，法西斯主義所提供的是類似於宗教復興運動常常帶給人們的那種「精神麻醉劑」，它是壹種對思想上的癌症的輕釋劑。
民眾中法西斯主義的普通追隨者並不了解納粹組織的背景和秘密運作。納粹煽動家們鼓動宣傳是需要錢來「演」的，而這方面的帳單通常是不會公開的，所涉契約當然也是秘密的。不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許人們窺探他們的組織及其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真實意圖。那些為納粹活動提供經費的人在納粹煽動家上台之前是不出面的。而壹旦法西斯黨魁掌了權，他們的假面具才揭了開來：自由工會不見了，社會主義政黨被鎮壓了，合作化運動被接收了，自由獨立的報紙不再存在，罷工成為非法行動，批評者總是「失蹤」到牢獄或集中營里去。納粹此刻宣布，他們的「革命」已經完成了，但原來的利益集團「革命」后照樣有權有勢。真正被這場「革命」所改變的，其實只是普通公民的地位。「革命」之後普通公民再也不能象「革命」之前那樣做壹個自由的公民了，他們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意志與政府命令對抗的能力；不論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如何，在法西斯政權之下他們只剩下為那班給自己「鑄造鎖鏈」的人喝彩的權利。
類似的場景在上壹世紀的中國其實早就演過了，難道還要再來壹遍么？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承認，中國的現狀的確不合理，中國需要變革；但是很少有人會贊成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先知」們主導的「超限」的「革命」。中國在這壹類的革命中已蹉跎了整整壹個世紀，創巨痛深，不能再蹉跎了。今後中國必須以和平、主動的變革來取代、消除那種「超限」的「革命」。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承認，中國的確需要思想家；但是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疊出，這絕不是中國的福音，而只是亂世之兆。但願我們能夠警惕起來，不給非理性的「先知」們上下其手的空間。但願民怨能及早得到疏解，中國能以最小的痛苦實現社會的轉軌。
蕭功秦在1999年「炸館事件」時講過這樣壹段話：「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分化表明，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廣泛共識時期已經結束。自由主義者與我這樣的新保守主義者，從現實主義的對民族進步的期待出發，從對受虐型的民族主義壹旦走向極端將可能產生的消極後果的擔擾出發，主張穩健的開放，主張那怕暫時忍辱負重也要融入國際秩序（更何況有的情況並非是忍辱也並非負重）。而過去的自由派中分化出相當壹部份人，則在壹種民族集體潛意識被激活以後，將走向剛憤的極端的民族主義，並將由此而走向封閉的國家主義，他們將成為民族主義的權威主義者；另外壹部份知識分子則從新左派的理想主義者的立場出發，經由對民族主義的認同，同樣將變為國家主義者。這兩種人將進壹步合流。」他還預言，如果民族主義成為壓倒壹切的優勢話語並走向極端化，而國內的困境和摩擦又與國際爭端彼此互動，20世紀的歷史就可能再次重演。從近2年來中國思想界的發展動態看，這壹預言似乎正在逼近，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正佔據話語優勢，而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表達空間開始萎縮。
當前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有著天然親緣，壹種形式是從所謂的「國家利益」出發而鼓吹恐怖主義，另壹類則從人文的終極關懷角度呼喚恐怖主義。前者的主要代表作是《超限戰》，後者的代表作則是《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以下簡稱《陰影》）。這兩本書從不同角度推動著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增漲，而對「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叫好」則可被視為這種增漲的極致。本文對極端民族主義思潮的分析即從這2本書入手。
以國為本，以人為器
《超限戰》提出了壹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對抗強國的戰術。該書作者之壹稱，經過第壹次「台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壹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壹種超越壹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既可以是軍事的，如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另壹位作者則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如果弱國不按常規作戰就可能贏。「911」期間國內出現的壹些為恐怖主義所作的辯詞，如「弱者沒有遵守規則的義務」、「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等，與《超限戰》的主張壹脈相承。
《超限戰》集中體現了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國』為本、以人為器」的觀點。政治學者劉軍寧對此的評論是：「聖戰式的超限戰理論中所包含的價值體系與文明的價值體系是完全顛倒的。在超限戰的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無足輕重；在文明價值體系中，生命的價值至高無上。不僅如此，超限戰正是利用了文明如此敬重生命的特性，來作出那些殘害生命的事情。恐怖份子超限戰的另外壹種直截了當的表述就是，無所顧忌地犧牲自己的生命，踐踏他人的生命，想文明的人不敢想，做文明的人不敢為、不齒為的事情。超限戰表面上是最先進的戰爭理論，其實是最原始、最野蠻的戰爭理論，充其量不過是墨索里尼的總體戰的新翻版。」 劉軍寧的用辭或許比較尖銳，但確實說中了要害，極端民族主義者常常把生命的價值完全不當回事。
例如，壹位網名為「資產重組」的網友曾公開質疑生命本位：「自由派里比較激烈的壹派，措辭壹般帶有刺激性和挑釁性的壹派，他們最大的感情和理論根據是人權的絕對性：個人生命的地位在所有價值中居於最高的位置，不但不可談判不容置疑，而且不可替代無法計算。誰要對此直接或者間接進行了冒犯，隨時都可能遇到最惡毒的咒罵。......這些極端激烈的，看起來英勇異常的言辭後面，是對生命（確切的說，是對自己的生命）的壹種極端留戀，是對失去生命的極端恐懼。不少這些人相信上帝。這說明他們身上有自己最討厭的那種奴才氣。既然上帝無所不能，掌握著人的生命，那麼這個上帝就是最大最可怕最可惡的暴君：他毫無例外的剝奪所有人的生命，而不是象恐怖主義者或者專制者僅僅剝奪壹部份人的生命。那麼對上帝的頂禮膜拜，其實是對最大的暴力的壹種屈服。仰仗上帝而蔑視塵世的暴君，也無非是傍了壹個更厲害的暴君而蔑視壹個比較小的暴君而已，這種行為並不像他們自以為的那樣英勇。」[5] 「資產重組」在這裏實際上偷換了概念，把對大眾的博愛意義上的生命本位偷換為對言者個人生命的眷顧，進而對主張尊重人類生命價值的人進行人身攻擊。顯然，他明白自己的這種否定人類生命價值的的觀點會招致社會的普遍反感，所以只能通過曲解對方觀點的手法來曲折隱晦地表達自己他的立場。
這種輕視民眾生命的觀點其實正來自官方意識形態，極端民族主義者在這點上與官方宣傳是彼此呼應的。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壹向把黨和「國家」的利益置於民眾利益之上，而且慣於號召民眾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或生命；現在，為了對抗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記錄不佳的批評，又搬出「反帝」宣傳的老手法，把「以人為本」的現代價值觀念定性為敵對意識形態和敵國「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其實，「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並不只是在西方國家才成為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它也是國際社會壹致公認的，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和《公民政治權利公約》就是這種價值觀念的體現。以前中國政府壹向不肯簽署這兩個國際公約，但幾年前在國際壓力下已經正式簽署了。換言之，中國政府為了改善其國際形像，已經在國際交往中承認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但是，為了其內部統治的需要，官方宣傳機器仍然強烈反對這壹價值觀念。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論調無非是迎合了這種國內政治宣傳而已。
只有永恆的利益，沒有普世的人權
既然不承認生命的價值，當然不可能認同人道主義。「911」事件后的「叫好派」認為，人道主義者不是「偽人道主義者」就是宋襄公式的「愚蠢的人道主義者」，兩者均不可取，而真正的人道主義根本就行不通。用《華岳論壇》網站上有壹位網友「方恨少」的話來說就是，「人道算個球」。 「人道算個球」，那什麼才是人類永恆的追求呢？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回答是：「利益，沒有什麼道德底線，也不要什麼自由民主，主宰這個世界的，.....不過是壹樣東西，利益。」在他們看來，世界的資源總量有限，所以人與人、種群與種群之間，根本不會有互助或雙贏，而只能是彼此爭奪、妳死我活，壹部人類史就是壹部利益爭鬥史；什麼自由民主、道德正義，其實全是幌子，全是為利益服務的。為「911」后的「叫好」辯護的網友「簡直」如此忠告國人：「作為國際競爭背後的支持力量，正義只是幌子，利益是最根本的因素。中華上國，五千年文明，留下來的四書五經這些經典之中充滿了與事實相反的想當然的描述。在這種文明積淀之上，我們當然無法接受叢林法則其實是最大法則這壹事實。而當我們處於主流的文明世界之對立面，再持這壹立場，無疑更給手扶文明棍的各類人士以斜睥的理由。但我還是要強調，在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對立的表相之下，其實還是利益衝突，將發揮恆久的作用──只要地球資源是有限的，而這壹點已無需證明。」在極端民族主義者的眼中，利益的價值才是終極價值，它當然壓倒生命的價值，為了利益可以無所不為。
壹位「叫好派」聲稱：「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永恆的利益，絕無普世的人道。中國和美國大多數人的感受之所以不壹樣，是因為我們並不是處在同壹種利益體系下面，我們雖然同呼吸，但是確實不可能共命運！西方國家之所以同悲傷，是因為他們不僅同呼吸，而且共命運！中國如果被美國（西方國家）遏製成功，不能夠發展起來或者陷於分裂，美國（西方國家）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里壹定是得到了保護的；同樣，如果美國橫遭飛禍，經濟大受打擊，中國人民的長遠根本利益才會得到保護的。僅此而已，沒有別的原因可以解釋中美兩國人民在同壹件事情上的不同態度，唯利而已，這壹點好像是西方的利己主義宣揚的，這也是我們學習西方的成功的壹點，很好！中國人民終於學會了唯利而已的思維模式，這該受到指責嗎？......拿唯利而已這壹點來分析旅美的華人精英們的態度也是壹個准，他們之所以與美國白種人壹樣悲傷，還不是因為他們的永恆的根本利益是壹致的？他們之所以要求中國人民怎麼樣，有壹位在加拿大的華人分析的結論與我的結論是壹致的，那就是：那些興災樂禍中國人的言論有可能激怒美國人，惹怒生活在他們身邊的美國人，惡化他們的生存環境，從而打碎他們處心積慮打入美國主流社會的夢想。……如果我們承認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合理性，我們就不應該指責國內的民眾的反應。當然我也不會去指責美國精英們在中國人民蒙羞的時候的言論了。如果妳們要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高度來指責中國人民，請先批判美國的主流媒體精英的不同道德嘴臉！至於我，我想說，中國人民終於拋開了儒家的道德枷鎖，是很有希望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當然，這壹點確實是跟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人民學的，中國人民感謝妳們的政府和人民的表演教會了我們能夠撥開雲霧見太陽：自由、民主之後隱藏著的利益要求。中國人民需要與美國人民友好，前提是中美兩國人民必須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請轉告美國政府，請她珍惜中國和美國人民目前的貿易、學術、人員往來，也請她不要繼續打壓中國人民的生存空間，如果還是死死地堅持這壹點，那麼結果就是製造敵人，而中國畢竟是有核力量和遠程打擊力量的國家！」
這種說法混淆了「國家」和「政府」，正是官方意識形態的壹貫論調。確實，在中國的「壹元化」官方意識形態主導下形成的話語體系裡，這兩個詞經常是混用的，不僅政府習慣於此，許多民眾也經常把政府稱作「國家」，於是人民的國家就事實上被扭曲成「政府」的國家了。但是，國家的主體是人民，而不是政府。在集權體制下，當政者的長遠利益並不是天然與人民的利益壹致的。中國老百姓不是也天天在批評現狀嗎，這難倒是為了西方國家的利益？當政府實行集權體制而令人民受到種種壓制和約束時，對這種體制的批評，只是讓體制的維護者蒙羞，受體制之害的人民何羞之有？極端民族主義者的說法打著為了「國家利益」的旗號，其實他們所關心的並非人民的利益，而是當政者的利益；他們把國際社會「從道德和人道主義的高度」對這種體制的批評曲解成對「中國人民」的指責，這些人在「國家利益」的面具下所捍衛的根本與人民無關。
從倫理層面來看，相當壹部份極端民族主義者所信奉的是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絕對功利主義，從利益第壹的角度出發，他們對文明、道德根本不屑理睬。《億家家論壇》上有壹位網友「不平家」就說：道德自古以來就是個最虛偽的詞。另壹位網民則聲稱：這世界，善惡全是謊言，強弱才是真理。更有「叫好派」在「北大新青年網站」上用極為粗魯的語言說：正義本來就是婊子，什麼客都接。這些網民多半接受過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中國的高等教育系統居然會培養出這樣的人，難倒還不值得警醒嗎？如果這種觀念獲得越來越大的市場，中國將走向現代化還是野蠻化？
這種觀念把人類的利益衝突極端化、絕對化，視人類社會為「叢林世界」，進而從「叢林法則」出發認同不擇手段的生存方式。依據這樣的理念，他們當然不可能接受現代文明體系；現代文明體系所設定的各種規則和約束，在他們只是壹種束縛，他們當然會要求「超限」。正如劉軍寧所言：「恐怖份子以聖戰的名義提出的超限戰邏輯與中國人熟悉的邏輯何其相似：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不擇手段地消滅壹切敵人，必須調動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聖戰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緻，不能自我設限。聖戰是超限戰，是消滅敵人的暴烈行動，為了神聖的理想，必須泯滅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忘掉仁慈，拆除壹切道德防線，牢記仇恨，或是階級仇恨，或是種族仇恨，對知識份子的仇恨，對商人的仇恨，對不同政見者或異教徒的仇恨。」其實，今天極端民族主義者所鼓吹的，並不都是那種改革前國人都非常熟悉的原教旨社會主義教條，更大程度上，他們所推崇的是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中日益敗壞的倫理，即拆除壹切道德防線、利益至上，扔掉對他人的同情心和人的起碼良知。而這正是各級官員們用他們的腐敗行為每天「言傳身教」的結果。如此則人性中最惡劣的東西如仇恨、殘忍就被調動起來了，而人性中最可貴的東西，如對生命的敬重、仁慈等等則日益泯滅。這種倫理敗壞自然讓腐敗的幹部行動自如得多，但它難倒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
伊斯蘭革命和世界革命
《陰影》作者代表的是另壹批極端民族主義者。他們的追求不象《超限戰》作者那麼單壹，雖然同樣以「國」為本、以利益為最高追求，但他們還有「人文關懷」和聖潔感、崇高感。他們主張的不是單純軍事角度的「超限戰」，還有關乎人類文明整體走向的所謂「理想」。因此，《陰影》對恐怖主義的讚揚不象《超限戰》那樣徒有血腥氣，而是帶有羅曼蒂克式的美學意境。作者斷言：「很有可能，在新的極權主義（即美國霸權主義──筆者注）統治這個世界后，李白詩中的那種俠客精神，乃是未來人類的惟壹拯救。......因為，俠客壹道，是中國文化自遠古遺留下來的寶貴的文化基因。這個文化基因的作用是，對於體制的強權保持壹種個人的挑戰，無論是真正武力上的，還是思想上的，使得體制的強權無法控制壹切，使得這個文化不會完全喪失活力。是故，設若新的極權世界果真降臨，我們恐怕就更需要喚醒遠古的基因了。」
《陰影》的基本思路之壹是以恐怖主義對抗新的極權主義。在中國知識界里，《陰影》的作者是最早提出「伊斯蘭革命」對於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的壹批人。他們很早就斷言：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南方革命已經開始。這個南方革命以兩種方式展開，壹種是消極的，即在非洲特別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發生的壹切；另壹種則是積極、主動的，那便是所謂的「伊斯蘭革命」。在《陰影》的作者看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腹心正在於此。
該書作者認為：這首先是由於國際資本給伊斯蘭世界帶來的貧困、痛苦和壓迫，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彌散在億萬穆斯林心底的、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激憤心情。其次，伊斯蘭教義是壹種與西方意識形態及價值觀念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近代以來，它經過穆斯林的卓越思想家阿富汗尼、莫杜迪、班納等人的釋義、闡發，終於成為壹種真正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和理想主義的戰鬥伊斯蘭精神同西方崇尚物質享受的意識形態是截然對立的。作者讚美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同時認同這種主義對伊斯蘭國家西式現代化道路的否定。再次，伊斯蘭世界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全世界有10億多穆斯林人口，分佈在80多個國家，而穆斯林最集中的西亞、北非地區是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蘊藏最豐富的地區，「伊斯蘭革命」壹旦成功，中東的廉價石油供應肯定會日益減少。這種種優勢註定了伊斯蘭世界有足夠的實力與美國新的霸權主義展開真正的較量。它與消極的「黑非洲革命」相匯合，將對后殖民主義或稱美國新的霸權主義構成致命打擊──切斷西方的經濟命脈，中斷國際化的資本運動，使第三世界完全與國際資本脫鉤。在作者看來，中東地區的衝突不只是政治衝突，更是文明衝突──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尤其是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衝突。他們旗幟鮮明地站在美國對立的壹方，不只基於政治理由，同時也基於他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反感。這樣，他們為「911」事件叫好就毫不足奇了。然而，塔里班原教旨主義政權垮台前夕及此後阿富汗民眾對該政權的唾棄，還有他們表現出來的對自由的滿足，實際上證明了上述夸夸其談的謬失。
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者熱烈追求「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排拒現代文明。他們把現代化簡單等同於西方化，在反對西方化的旗幟下事實上反對的是絕大多數國家實行的現代化模式，也對中國的現代化走向「說不」。現代化並不意味著必須全然排拒本土文明，日本、新加坡、台灣都是最好的例子。無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觀察現實，凡是成功的現代化，莫不在相當程度上汲納了西方文明；排除西方化的現代化，從來沒有成功的先例。拒絕西方文明、拒絕西方化，與拒絕現代文明、拒絕現代化並無實質差異。
《陰影》作者對現代化的抗拒反映出他們潛在的精神上的情結──嚮往精神上的至純至美，即所謂神性；同時把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色的世俗化西方文明視為這種神性的最大敵人。這其實也正是《陰影》作者的尷尬之所在。他們嚮往壹種雅緻的、絕對清潔的、帶有神性之美的文明形態，但卻無法從本土找尋到自己所嚮往的那種文明的哪怕是壹丁點點殘片。無論是日本的「和魂」，還是中國的儒家文明，都帶有濃厚的世俗化特徵，並不具備抵抗西方文明的「戰鬥性」，也產生不出獨特的哲學思想，當然更難成為壹種能跨國度、帶強烈凝聚力和感召力的「精神武器」。所以，《陰影》作者所主張的剛憤的極端民族主義只能是壹種失根的民族主義，他們不得不向外尋求自己急需的思想資源。結果伊斯蘭文明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就成了他們希望的天空中最後的壹顆星。正因為如此，《陰影》作者不但對伊斯蘭文明尤其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政治上認同，而且也在文化氣質上、精神意義上認同。又由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參与恐怖主義活動，使得《陰影》作者和宗教極端恐怖主義有了親緣關係。
但是，《陰影》作者之壹也提出了壹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參与「911」襲擊的壹些恐怖分子並不是埋頭于宗教活動的「苦行僧」式人物，他們家境優裕，在西方受過良好教育，平時生活奢華，甚至已移民西方國家。為什麼這些堪稱「西方式現代生活寵兒」的伊斯蘭青年精英竟成了西方式現代化的死敵？《陰影》作者們對西方式現代化的批評，其實還是有壹些思想含量的。以消費主義、物質主義為主要特徵的西方式現代化的確存在弊端：在消滅傳統社會對人的異化的同時，又製造了對人的新的異化。就連許多西方的思想家也不否認這壹點。但如果以此為理由，欲借恐怖主義顛復西方式現代化，就陷到「烏托邦」幻想中去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現代化，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有弊端。若只要有部份人不滿意就採用恐怖主義顛復之，則任何類型的現代化都難以為繼，人類只好退到中世紀。因為，恐怖主義只能破壞壹種新文明，卻不可能創造出另壹種文明；它對新文明的破壞必然造成文明的真空，從而為舊文明的復辟拓出廣大的空間，客觀上是為舊文明清道。
極端民族主義的暴民基因
《陰影》作者的尷尬，其實不只是他們在鄙棄西方文明的同時卻無法找到抵抗西方文明的本土資源；更在於他們所欣賞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根本不適合中國。他們之所以呼喚恐怖主義，或許是因為自己提不出任何具有建設性的原創性精神體系，又反感西方式現代化，情急之下、無奈之中，或者說是絕望之中，就只好求助於恐怖主義，希望借恐怖主義來遏制西方式現代化的蔓延。如果僅僅是《陰影》的作者們情急、無奈和絕望，其實倒也無礙──畢竟「書生造反，十年難成」。但實際上《陰影》作者的絕望和躁動也是許多中國民眾共有的。
1989年以來，當局為了反「和平演變」並維持官方意識形態的「生命力」，竭力向民眾灌輸非理性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國際政治觀，客觀上製造出壹種「受虐型民族主義」。很多中國民眾因此在判斷國際事務時喪失了80年代的那種理智、寬宏和從容，而變得極為敏感、狹隘、好鬥。可是，當局又不敢將對內灌輸的那壹套國際政治觀真運用到外交上，面臨諸多政治上的批評，外交上不得不低姿態。於是，在壹系列中美之間的摩擦中，當局對內高調宣傳「美國霸權主義」的威脅，煽起了強烈的仇外情緒，在民間、尤其是青年學生中，「強硬外交」乃至「不惜壹戰」的呼聲壹浪高過壹浪；可是政府對外則只能走務實路線，尋求折衷、妥協和退讓，根本就不打算也不可能將「反帝反霸」的高調兌現。這樣，當局就不能不常常「自打耳光」，自食其果。而中國民眾則覺得受到來自本國政府和外國的雙重羞辱，壹次又壹次地沮喪失望；他們既痛恨外國尤其是美國的霸道，同時也痛恨本國政府的軟弱。但是，民眾在這方面的失望、屈辱找不到發泄空間，只能積鬱在胸，「受虐型民族主義」因此如野草般瘋長。
中國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沮喪和屈辱更普遍也更嚴重。政治體制改革壹直不能實質性啟動，權貴資本主義主導了經濟活動，財富分配越來越不公正；吏治腐敗和輿論封鎖使「草根階層」備受欺榨而又哭訴無門，正常合法的申訴管道早就淤塞而形同於無；貧富矛盾、官民矛盾愈來愈尖銳。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方面，中國民眾都處於絕對弱勢，都深感受虐。他們長期處在混沌之中，既找不到方向，也看不到希望，理智逐漸磨蝕，絕望和躁動與日俱增。在他們的眼裡，體制的權威已蕩然無存，他們沒有信心也沒有耐心等待政府解決民眾面臨的困境。當局自相矛盾的對內民族主義宣傳和對外務實外交手法，以及強行維持集權政治的高壓，都時刻在培育著規模龐大的暴民。儘管當局主觀上要「穩定壓倒壹切」，而客觀上卻為即將到來的動亂創造了社會基礎，實際上是在自掘墳墓！
「草根」心理的暴民化與民族主義精英的情急、無奈和絕望，其實何其相似乃爾！這兩種心理若匯合到壹起，無異於乾柴遇到火星，局面的徹底失控將指日可待。壹旦暴民政治和民族主義極權政治相結合，壹種絕對恐怖的「超限」政治將從燎原烈焰中誕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民主化進程，都會毀於壹旦。這對中國、對世界，無疑都是壹個巨大的災難。不能排除，已經有極個別極端民族主義者看到了這個並非危言聳聽的前景，正期待著從這場災難中「火中取粟」，因此他們現在竭力宣揚「超限思維」，為「草根」心理的暴民化催生。
倘若局勢的演變真朝著這壹方向發展，則當下的中國實際上已類似於納粹時代的前夜。當下的中國民眾和那時的德國民眾壹樣對內對外都深感受虐和無助、無望；而目前的中國政府和那時的德國魏瑪政府壹樣軟弱無能（當局對內的強權其實不過是外強中乾）；在當下的中國精英階層和那時德國的精英階層中，都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可疑的「先知」。對照壹下著名政治學家拉斯基幾十年前給德國和義大利的那兩位「先知」的「畫像」，或許對認識當下中國的某些「先知」有所裨益──「……這位強有力者說，舊制度已經陳腐。他堅決認定反對原則是徹底的全面改革的障礙。只要人們允許他去清除奧其王的牛棚，他便對每壹個人作出任何諾言。他利用每壹種可以覺察到的不滿情緒而使其號召具有吸引力。他說：這是職業不穩定的問題，利息限制的問題，外國人的問題，大商店的問題，布爾什維克煽動者的問題等等。由於大多數人都是世故不深，他們只模糊地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他們開始注意他所許諾的新秩序。這般人到壹個相當時期，便被說服，相信現狀已壞到無可再壞的地步，在新政權下，情況或許要好得多。這時，便象盧梭講的，他們奔去迎接他們的鎖鏈。等到他們看出所許諾的自由原是壹種更惡劣的舊的束縛的變種，那時已經太遲了。」
拉斯基指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崛起經過表明，獨裁者總是利用人們的不安、憤慨、冷淡和失望，許諾壹個「新天地」，又將「新天地」不能來臨的原因歸咎於幾種容易識別的敵人身上；他的「改革」方案往往通俗簡單，普通人也能明白；此外，還通過謾罵、激動情感的戲劇演出、很好地組織的殉難等造成壹種印象，似乎這是壹個受著「老的壹代」的迫害、反對既得利益的、設法衝破舊制度的年青有活力的運動；經過他們反覆宣傳鼓動，多數懷有不滿情緒、但又不懂得如何用理性語言表達的人們，就學會了這套好像是很有道理而又簡單明了的法西斯主義蠱惑之詞；還有壹些青年人被吸引到這種運動中去，是因為他們在運動中看到了供自己揮撒的空間餘地，也因為這種運動具有新奇性，好像只要參加進去便能從他們所痛恨的長輩的權威下解脫出來；而對那些迷惘失意的人來說，法西斯主義所提供的是類似於宗教復興運動常常帶給人們的那種「精神麻醉劑」，它是壹種對思想上的癌症的輕釋劑。
民眾中法西斯主義的普通追隨者並不了解納粹組織的背景和秘密運作。納粹煽動家們鼓動宣傳是需要錢來「演」的，而這方面的帳單通常是不會公開的，所涉契約當然也是秘密的。不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都不容許人們窺探他們的組織及其背後的既得利益集團的真實意圖。那些為納粹活動提供經費的人在納粹煽動家上台之前是不出面的。而壹旦法西斯黨魁掌了權，他們的假面具才揭了開來：自由工會不見了，社會主義政黨被鎮壓了，合作化運動被接收了，自由獨立的報紙不再存在，罷工成為非法行動，批評者總是「失蹤」到牢獄或集中營里去。納粹此刻宣布，他們的「革命」已經完成了，但原來的利益集團「革命」后照樣有權有勢。真正被這場「革命」所改變的，其實只是普通公民的地位。「革命」之後普通公民再也不能象「革命」之前那樣做壹個自由的公民了，他們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意志與政府命令對抗的能力；不論他們各自的政治主張如何，在法西斯政權之下他們只剩下為那班給自己「鑄造鎖鏈」的人喝彩的權利。
類似的場景在上壹世紀的中國其實早就演過了，難道還要再來壹遍么？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承認，中國的現狀的確不合理，中國需要變革；但是很少有人會贊成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先知」們主導的「超限」的「革命」。中國在這壹類的革命中已蹉跎了整整壹個世紀，創巨痛深，不能再蹉跎了。今後中國必須以和平、主動的變革來取代、消除那種「超限」的「革命」。
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承認，中國的確需要思想家；但是需要的只是理性的思想家，而不是非理性的「先知」。非理性的「先知」疊出，這絕不是中國的福音，而只是亂世之兆。但願我們能夠警惕起來，不給非理性的「先知」們上下其手的空間。但願民怨能及早得到疏解，中國能以最小的痛苦實現社會的轉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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