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的可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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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民主轉型的可行方式
作者 黎建君
最近幾天在網路上看到兩個分析中國政局走向的座談會或講座,壹個是海外民運人士的座談會,座談會的參會人員大多為久居海外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學者、政治評論家、媒體人士;另壹個是北京天則研究所搞的「政治合法性與中國政治發展」學術論壇,參与討論的大多為體制內的高層知識分子,有的還來自中國社科院。這兩個會雖然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但也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除了個別曾深度介入過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維權律師之外,幾乎所有人不管是國內的或是海外的與會人士,都把目光聚焦在習李政權身上,而對中國民間社會應如何成長壯大則鮮有提及或語焉不詳。
中國正處在由極權統治向民主轉型的最後階段,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已經經歷過民主轉型的國家不同,中國的社會轉型從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算起,到現在已近二百年,其間歷經坎坷與挫折,甚至還出現了大的逆轉,比如早在1911年中國就建立了亞洲第壹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但幾十年過後,竟然被壹個極權主義政權替代,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處在這壹政權的蹂躪之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糟糕的局面,是因為壹百年前中華民國的建立不是以價值多元的公民社會為基礎,而是以幾個推翻清王朝的利益集團的臨時結盟為依託,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更多停留在紙面上而沒有得以循序漸進地實施,加之蘇俄極權主義勢力的急驟入侵,歷史逆轉也就再所難免。
雖然現在我們已能看到憲政民主時代的曙光,但如果我們不能從壹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吸取教訓,那麼重蹈壹百年前的復轍也並非危言聳聽。就拿當今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民主轉型來說,由於那裡原先並不存在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而只有壹些由伊斯蘭地下宗教團體甚至極端主義教派轉型而來的民間組織,導致這些國家雖然在短時間內建立了民主政權,但很快就被國內的教派衝突、民族仇恨乃至恐怖主義所吞噬,有的重燃戰火如利比亞,有的重蹈復轍軍人政權重新粉墨登場如埃及,而敘利亞則壹直陷入戰爭的深淵不能自拔,國內民眾流離失所,並由此引發震驚世界的難民潮。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中國的近鄰俄羅斯,1991年蘇聯解休,俄羅斯及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但由於當年戈爾巴喬夫為了挽救聯盟免於復亡只進行了壹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沒有民眾參与建設公民社會,民間力量非常脆弱,有的加盟共和國甚至根本沒有出現過民主運動,導致蘇聯解體后,獨立后的大多數國家仍然是極權或威權體制。象納扎爾巴耶夫,蘇聯解體前是蘇共的黨魁,獨立后自1991年至今壹直是哈薩克斯坦的獨裁者,而俄羅斯的普京,2000年上台後搞起了二人轉,國家憲法只是維持他威權統治所需的工具。當然,二十世紀末的民主轉型中,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台灣和韓國,他們之所以成功,就在於由專制政權向民主政權更疊之前,社會轉型早已潛移默化地進行,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也逐漸形成,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的觀念早已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並在日常生活之中身體力行,因此民主轉型在這些國家就變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且不可逆轉。
要想使中國的社會轉型能匯于符合現代文明的世界潮流之中,筆者以為形成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是中國民間力量需要努力奮鬥的主要目標,甚至是唯壹的目標。
較早提出中國民主轉型需要培育強大成熟的公民社會比較完整理論的,是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張祖樺先生於2000年寫成《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壹書,在書中明確提出中國要走向憲政民主道路,實現民主轉型,必須先培育公民社會,樹立公民意識,積累民主實踐,張祖樺先生的新「三民主張」無疑是對民間七九民主牆運動,八九六四民主運動,九八組黨運動失敗后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極權主義嚴酷環境下如何培養和促進中國民間力量成長的極為有益的探索,十五年來中國民間力量自我完善自我成長的事實,也充分證明張祖樺先生的主張是有說服力的。張祖樺先生還在2002年撰寫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長篇研究報告,詳細論述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產生;中國公民社會的現狀;中國公民社會的前景;中國公民社會的意義;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
作為對新「三民主張」的積極回應,2003年中國公民維權運動開始呈現,現在壹般把2003年稱為中國公民維權元年。而第壹個高潮則是2005年7月廣州市番禺區窩頭鎮太石村村民罷免村民委員會的罷免事件。罷免事件因有很多有影響力的人士和學者的參与,大量媒體包括國內媒體的曝光評論與當地政府使用武力而引起國際國內的廣泛關注,是中國公民維權運動走向成熟的經典案例。這些年來,隨著公民維權運動的開展,維權群體的權利意識和尊嚴意識復甦,公民社會有日益壯大的趨勢,各種公民維權團體的自組織不斷湧現,而且各種公民團體之間也自發地開始走向聯合。
2008年12月,鑒於維權運動已經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民眾的公民意識有了很大提高,張祖樺、劉曉波等人又起草併發布了《零八憲章》這壹中國的人權憲章和民運政綱,並與國內300多位各界公民壹起首批聯署,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迄今已有1萬3千多人參加簽名聯署。《零八憲章》無疑是對當下中國公民運動經驗的及時總結,是中國民主轉型最終的目的所在,她的發布標誌著中國公民維權運動向著壹個更高層次的目標在逐漸演進。
在培育公民社會的民間力量中,新公民運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壹運動是《零八憲章》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張祖樺先生新「三民主張」的積極踐行群體。2010年6月,新公民運動的倡導者許志永等人在網路上發出《公民承諾》倡議書,倡議書說:鑒於民主法治已為本時代國民共識,依法治國已寫入憲法作為國家基本方略,而損害法治的特權腐敗幾乎無處不在;鑒於建設、堅持乃至捍衛法治,改造人治文化扭轉社會風氣締造法治信仰需理性公民之浩然擔當;追求法治正義的中國公民,決心共同恪守良知、責任、民主、法治現代公民理念,維護民權民生,推動良法之治,為民有、民治、民享之現代國家,為公義、仁愛、幸福之公民社會,為中華民族法治文明之未來,願付出辛勞和代價,成為基石和道路。倡議書提出了多項承諾,這些承諾無疑是壹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公民的行為準則,在極權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做公民的事情,學習像公民那樣行動而最終把自己培養成壹個正常意義下的公民。
而在此前後興起的公民同城聚餐,南方街頭運動,教育平權運動,要求中國政府官員財產公示行動,都是《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极參与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壹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余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表述感召下的偉大公民權利運動,這些運動的出現,為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強大,作出了切實可行的路徑探索。
中國的公民運動雖然屢遭打壓,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大都被現政權投進監獄之內或軟禁在家牢之中。但是中國民眾爭取自由和人權的行動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在殘酷的打壓中力量越來越大,參与其中的人員成份也越來越廣泛。2015年9月13日中國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成立兩周年,在十多名維權律師被抓捕,數百名律師遭打壓的大背景下,該服務團發表了壹份以《風雨中我們壹路同行》為題的聲明,回顧2015年7月9日以王宇律師壹家三口被無端抓捕為起點,中國警方對中國人權律師展開全國範圍的抓捕、抄家和恐嚇,並指出中國警方對中國人權律師的殘酷打壓嚴重背離了本屆中國政府所倡導的依法治國的理念,更是對中國現存的律師制度的嚴重破壞。聲明同時指出會繼續關注人權事件,介入人權個案,並敦促中國當局釋放被強迫失蹤的人權律師及人權捍衛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中國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於2013年9月發起成立,它旨在為中國大陸公民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服務,促進大陸的人權發展。中國人權律師團只是人權律師之間基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憲政、人權等基本價值觀認同而建立的壹種聯繫與協作,而並非政治結盟。人權律師團的成立,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公民社會成長過程中壹個標誌性事件,律師群體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律師群體中人權律師的大量湧現,正是他們良知的回歸和責任感,使命感覺醒的體現,到目前為止,參与人權律師團的律師已達千人之眾,人權律師們秉持的價值觀正是《零八憲章》所宣示的政治主張的核心內容,也是公民社會價值觀的基石所在。
我之所以列舉上述種種出現在當今中國大陸的公民運動,是想說明我們這個時代早已告別了中共奪取政權時的那種舊式革命,需要進行的是《零八憲章》所倡導的符合現代文明潮流的憲政革命,這壹革命需要我們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等基本價值觀的現代公民,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綠林好漢。不管是早先興起的公民維權運動,還是最近兩年崛起的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都已經把目光聚攏在自己身上,回歸本原,建設好自己,做自己該做的,能做的,做得好的事,這既是對「三民主張」的積極回應,也是中國民主轉型往良性有序的方向演進的歷史需要。
中國將要建設的憲政民主國家並非哪壹個人或那壹部分公民所能獨自享有,而是所有中國公民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權利和義務,行使統治和被統治,因此,公民社會的建設,需要各個階層的人壹起參与,公民沒有新舊之分,公民社會也沒有敵人朋友之別,公民社會與山頭意識,幫派意識,打江山坐江山這些極權主義意識完全不相容。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斷出《零八憲章》「壹切具有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极參与到公民運動中來」的倡導已經成為壹種可能,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包括中國政府官方人士,都有可能參与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之中,為中國民主轉型盡自己的壹份心力。
對於中國的民主轉型而言,我們已經看到了壹個與以往任何時代不同的中國,這也在客觀上要求民間民主力量努力行動起來,不斷壯大自身,加快集合速度,從而能夠真正引領時代潮流。
最近幾天在網路上看到兩個分析中國政局走向的座談會或講座,壹個是海外民運人士的座談會,座談會的參會人員大多為久居海外的民運人士、異議人士、學者、政治評論家、媒體人士;另壹個是北京天則研究所搞的「政治合法性與中國政治發展」學術論壇,參与討論的大多為體制內的高層知識分子,有的還來自中國社科院。這兩個會雖然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但也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除了個別曾深度介入過中國公民維權運動的維權律師之外,幾乎所有人不管是國內的或是海外的與會人士,都把目光聚焦在習李政權身上,而對中國民間社會應如何成長壯大則鮮有提及或語焉不詳。
中國正處在由極權統治向民主轉型的最後階段,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已經經歷過民主轉型的國家不同,中國的社會轉型從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算起,到現在已近二百年,其間歷經坎坷與挫折,甚至還出現了大的逆轉,比如早在1911年中國就建立了亞洲第壹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但幾十年過後,竟然被壹個極權主義政權替代,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處在這壹政權的蹂躪之下。之所以會出現如此糟糕的局面,是因為壹百年前中華民國的建立不是以價值多元的公民社會為基礎,而是以幾個推翻清王朝的利益集團的臨時結盟為依託,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更多停留在紙面上而沒有得以循序漸進地實施,加之蘇俄極權主義勢力的急驟入侵,歷史逆轉也就再所難免。
雖然現在我們已能看到憲政民主時代的曙光,但如果我們不能從壹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吸取教訓,那麼重蹈壹百年前的復轍也並非危言聳聽。就拿當今的埃及,利比亞,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的民主轉型來說,由於那裡原先並不存在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而只有壹些由伊斯蘭地下宗教團體甚至極端主義教派轉型而來的民間組織,導致這些國家雖然在短時間內建立了民主政權,但很快就被國內的教派衝突、民族仇恨乃至恐怖主義所吞噬,有的重燃戰火如利比亞,有的重蹈復轍軍人政權重新粉墨登場如埃及,而敘利亞則壹直陷入戰爭的深淵不能自拔,國內民眾流離失所,並由此引發震驚世界的難民潮。
最有說服力的例子是中國的近鄰俄羅斯,1991年蘇聯解休,俄羅斯及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紛紛獨立,但由於當年戈爾巴喬夫為了挽救聯盟免於復亡只進行了壹些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沒有民眾參与建設公民社會,民間力量非常脆弱,有的加盟共和國甚至根本沒有出現過民主運動,導致蘇聯解體后,獨立后的大多數國家仍然是極權或威權體制。象納扎爾巴耶夫,蘇聯解體前是蘇共的黨魁,獨立后自1991年至今壹直是哈薩克斯坦的獨裁者,而俄羅斯的普京,2000年上台後搞起了二人轉,國家憲法只是維持他威權統治所需的工具。當然,二十世紀末的民主轉型中,也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如台灣和韓國,他們之所以成功,就在於由專制政權向民主政權更疊之前,社會轉型早已潛移默化地進行,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也逐漸形成,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的觀念早已為絕大多數民眾所接受,並在日常生活之中身體力行,因此民主轉型在這些國家就變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而且不可逆轉。
要想使中國的社會轉型能匯于符合現代文明的世界潮流之中,筆者以為形成以普世價值為宗旨的健康多元的強大公民社會,是中國民間力量需要努力奮鬥的主要目標,甚至是唯壹的目標。
較早提出中國民主轉型需要培育強大成熟的公民社會比較完整理論的,是憲政學者張祖樺先生。張祖樺先生於2000年寫成《政治改革與制度創新—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道路》壹書,在書中明確提出中國要走向憲政民主道路,實現民主轉型,必須先培育公民社會,樹立公民意識,積累民主實踐,張祖樺先生的新「三民主張」無疑是對民間七九民主牆運動,八九六四民主運動,九八組黨運動失敗后經驗教訓的總結,是對極權主義嚴酷環境下如何培養和促進中國民間力量成長的極為有益的探索,十五年來中國民間力量自我完善自我成長的事實,也充分證明張祖樺先生的主張是有說服力的。張祖樺先生還在2002年撰寫了《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長篇研究報告,詳細論述了中國公民社會的產生;中國公民社會的現狀;中國公民社會的前景;中國公民社會的意義;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
作為對新「三民主張」的積極回應,2003年中國公民維權運動開始呈現,現在壹般把2003年稱為中國公民維權元年。而第壹個高潮則是2005年7月廣州市番禺區窩頭鎮太石村村民罷免村民委員會的罷免事件。罷免事件因有很多有影響力的人士和學者的參与,大量媒體包括國內媒體的曝光評論與當地政府使用武力而引起國際國內的廣泛關注,是中國公民維權運動走向成熟的經典案例。這些年來,隨著公民維權運動的開展,維權群體的權利意識和尊嚴意識復甦,公民社會有日益壯大的趨勢,各種公民維權團體的自組織不斷湧現,而且各種公民團體之間也自發地開始走向聯合。
2008年12月,鑒於維權運動已經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民眾的公民意識有了很大提高,張祖樺、劉曉波等人又起草併發布了《零八憲章》這壹中國的人權憲章和民運政綱,並與國內300多位各界公民壹起首批聯署,在海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迄今已有1萬3千多人參加簽名聯署。《零八憲章》無疑是對當下中國公民運動經驗的及時總結,是中國民主轉型最終的目的所在,她的發布標誌著中國公民維權運動向著壹個更高層次的目標在逐漸演進。
在培育公民社會的民間力量中,新公民運動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壹運動是《零八憲章》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張祖樺先生新「三民主張」的積極踐行群體。2010年6月,新公民運動的倡導者許志永等人在網路上發出《公民承諾》倡議書,倡議書說:鑒於民主法治已為本時代國民共識,依法治國已寫入憲法作為國家基本方略,而損害法治的特權腐敗幾乎無處不在;鑒於建設、堅持乃至捍衛法治,改造人治文化扭轉社會風氣締造法治信仰需理性公民之浩然擔當;追求法治正義的中國公民,決心共同恪守良知、責任、民主、法治現代公民理念,維護民權民生,推動良法之治,為民有、民治、民享之現代國家,為公義、仁愛、幸福之公民社會,為中華民族法治文明之未來,願付出辛勞和代價,成為基石和道路。倡議書提出了多項承諾,這些承諾無疑是壹個正常的民主社會公民的行為準則,在極權社會中,每個人都可以通過做公民的事情,學習像公民那樣行動而最終把自己培養成壹個正常意義下的公民。
而在此前後興起的公民同城聚餐,南方街頭運動,教育平權運動,要求中國政府官員財產公示行動,都是《零八憲章》「我們希望所有具有同樣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极參与到公民運動中來,共同推動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以期早日建成壹個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實現國人百余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與夢想」表述感召下的偉大公民權利運動,這些運動的出現,為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強大,作出了切實可行的路徑探索。
中國的公民運動雖然屢遭打壓,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也大都被現政權投進監獄之內或軟禁在家牢之中。但是中國民眾爭取自由和人權的行動卻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在殘酷的打壓中力量越來越大,參与其中的人員成份也越來越廣泛。2015年9月13日中國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成立兩周年,在十多名維權律師被抓捕,數百名律師遭打壓的大背景下,該服務團發表了壹份以《風雨中我們壹路同行》為題的聲明,回顧2015年7月9日以王宇律師壹家三口被無端抓捕為起點,中國警方對中國人權律師展開全國範圍的抓捕、抄家和恐嚇,並指出中國警方對中國人權律師的殘酷打壓嚴重背離了本屆中國政府所倡導的依法治國的理念,更是對中國現存的律師制度的嚴重破壞。聲明同時指出會繼續關注人權事件,介入人權個案,並敦促中國當局釋放被強迫失蹤的人權律師及人權捍衛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中國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於2013年9月發起成立,它旨在為中國大陸公民提供及時、有效的法律服務,促進大陸的人權發展。中國人權律師團只是人權律師之間基於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憲政、人權等基本價值觀認同而建立的壹種聯繫與協作,而並非政治結盟。人權律師團的成立,是本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公民社會成長過程中壹個標誌性事件,律師群體是法治社會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律師群體中人權律師的大量湧現,正是他們良知的回歸和責任感,使命感覺醒的體現,到目前為止,參与人權律師團的律師已達千人之眾,人權律師們秉持的價值觀正是《零八憲章》所宣示的政治主張的核心內容,也是公民社會價值觀的基石所在。
我之所以列舉上述種種出現在當今中國大陸的公民運動,是想說明我們這個時代早已告別了中共奪取政權時的那種舊式革命,需要進行的是《零八憲章》所倡導的符合現代文明潮流的憲政革命,這壹革命需要我們把自己塑造成具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憲政等基本價值觀的現代公民,而不是打江山坐江山的綠林好漢。不管是早先興起的公民維權運動,還是最近兩年崛起的保障人權律師服務團,都已經把目光聚攏在自己身上,回歸本原,建設好自己,做自己該做的,能做的,做得好的事,這既是對「三民主張」的積極回應,也是中國民主轉型往良性有序的方向演進的歷史需要。
中國將要建設的憲政民主國家並非哪壹個人或那壹部分公民所能獨自享有,而是所有中國公民在完全平等的基礎上享有權利和義務,行使統治和被統治,因此,公民社會的建設,需要各個階層的人壹起參与,公民沒有新舊之分,公民社會也沒有敵人朋友之別,公民社會與山頭意識,幫派意識,打江山坐江山這些極權主義意識完全不相容。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斷出《零八憲章》「壹切具有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國公民,不分朝野,不論身份,求同存異,積极參与到公民運動中來」的倡導已經成為壹種可能,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包括中國政府官方人士,都有可能參与到中國公民社會的建設之中,為中國民主轉型盡自己的壹份心力。
對於中國的民主轉型而言,我們已經看到了壹個與以往任何時代不同的中國,這也在客觀上要求民間民主力量努力行動起來,不斷壯大自身,加快集合速度,從而能夠真正引領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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