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生活環境的基本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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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生活環境的基本狀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4月16日
作者 中國網友
在中國，近四十多年來，哪個地區經濟發達了，哪個地區也就有了大量外來貧困人口，哪個地區的犯罪率也就高了上去。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經濟最發達省份之壹，也是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之壹，還是犯罪率最高的省份。中國最大的女子監獄就在廣東省，我擔任原著、編劇、策劃、外聯製片的電視劇《女監檔案》就是在這所中國最大的女子監獄拍攝。據統計，在深圳特區發生的搶劫、殺人、強姦等惡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來自內地農村的無固定工作、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的「三無」人員所為。
浙江省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壹，其犯罪率高居全國第二。而在杭州市蕭山區看守所，我發現犯罪主體變了，外來人口作案佔80%。在經濟發達的杭州市和溫州市，流動人口作案占看守所在押人員的85%~90%，其中70%是農民工。據我對這些外來農民工的調查，其中約有30%是由於失去了最起碼的生活來源而導致犯罪的，包括刑滿釋放后找不到工作的「二進宮」、「三進宮」人員。浙江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只要肯出力，完全可以找到掙錢的營生，再不濟的也可以到建築工地和泥擡磚，可他們為什麼要去犯罪？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墨頓說：「壹個社會只是貧窮或者只是富裕均不產生犯罪，但壹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就會產生大量犯罪。」
貧富有差距，其實很正常。儘管「均貧富」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但人類發展到目前階段，恐怕還很難實現。倘若真的現在就均了貧富，肯定還會出現新的社會問題。比如，中國曾實行過多年的「大鍋飯」，並沒有讓我們真正擺脫貧困。再如，那些基本已均了貧富，且已多年實行高福利的國家，其社會問題不是也已見端倪了嗎？關鍵是貧富差距不能長期過大，而且社會保障機制必須儘快完善。
北京「第壹看守所」曾關押壹個念過高中的河南農民。他家境貧寒，孩子病重，只好賣了家中最值錢的牛來救孩子，不想假種子又讓他顆粒無收。無奈到北京打工，又因無壹技之長屢遭坎坷。最後他搶了壹輛計程車，殺死司機，駕車在天安門金水橋前橫衝直撞，撞死兩人，撞傷四人。看守所的民警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看見的貧富差距太大了。我到處告狀又沒人理。我這樣做就是想引起社會關注……」
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大大超過了基尼係數標誌的警戒紅線，「有的人壹杯咖啡壹千八，有的人壹頓飯吃倆地瓜」。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我還想到，為什麼北歐國家、日本和美國都很富裕，但北歐和日本的犯罪率卻比美國低？這恐怕與移民問題有關。北歐國家移民不多，日本是單壹民族，公民在就業機會上基本平等，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財富，沒有必要非得通過犯罪攫取。而美國是壹個開放的國家，世界各地的移民很多，但社會對移民有種種限制，不少人在沒有拿到綠卡之前，打工就業都很艱難，外來人口想在美國待下去，又沒有正當的職業掙錢，就走了歪門邪道，所以移民問題是美國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之壹。也就是說，北歐和日本大家壹起富裕，犯罪率就低；而美國還是貧富不均，犯罪率就高。
有專家對我說：「我過去研究『三農』問題，現在研究『三農』犯罪問題。」
這話讓人傷感又無奈。「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乃中國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國策，本是希望「先富帶動后富」。而今，確實有不少人富起來了，但也有不少人富了，卻把錢都帶走了。據招商銀行和貝恩管理顧問公司聯合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中國27%的億萬富豪已經完成投資移民，還有47%正在考慮移民。」同時有資料顯示，這些人中的很大壹部分並未放棄在中國的種種利益，甚至偷稅漏稅，所謂投資，不過是給自己和全家買好了境外保險而已。更多的人卻長期富不起來，或是「富起來」的部分被飛漲的物價吃掉了，就連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都說：窮人把錢存入銀行，實際上是補貼富人。這話壹針見血。但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中國，窮人不把錢存入銀行又能怎樣？即便半夜三更去排大隊買國債，還未必能搶得到手。在資本運作面前，「勤勞致富」談何容易？更多情況則是窮的更窮，富的更富。這勢必形成新的社會矛盾。我採訪過不少犯罪的「農二代」，發現他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仇富心理，貧富懸殊使他們仇富，而仇富增加了犯罪。從這個角度上說，犯罪率大幅攀升，應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重要表現。
印度的種姓問題依然存在，貧富也很懸殊，但據說窮人很少仇富。印度人有因果報應、業報輪迴的宗教思想，認為自己受窮是前世因果，害怕做壞事遭報應，只希望神保佑自己下輩子能從苦海中解脫。因此，印度貧富之間基本相安無事。人們即使再窮，壹般也不去偷盜搶劫，報復富人的事極少發生。而我國，不具備這樣的國情。
人權天賦，不論出身，都應平等，都應有尊嚴地活著。可是，也確有「官二代」們享受著父輩的特權，「富二代」們享受著父輩的財富。據報道，他們之中有人為博女友壹笑，壹出手就是380萬元壹件的紫檀木雕。
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有目共睹。這些人，被稱為第壹代農民工，他們最初到城市闖蕩時，由於經濟所限，不少人只身前往，造成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由於長期兩地分居，其中壹部分家庭夫妻離異。很多打工仔能吃苦，卻不捨得讓自己的後代吃苦，加之文化水平低、無暇顧及孩子，致使孩子文化教育缺失，法律觀念淡薄，生存能力低下。
去年，我應邀到汕頭市公安局講課，順便到汕頭看守所調研，壹進看守所，就看到壹個獄警押著壹個孩子走進來，我心頭壹沈，急忙喊住那個孩子，那是壹個17歲的男孩兒，穿著壹件黑色T恤衫，長得白白凈凈，我問他案由，他說是偷了壹個手機。直覺告訴我這是壹個農村留守孩子。我問他是哪裡人，他說是汕頭人，我問他父母在哪裡，他說在廣州打工。望著他稚氣未脫的臉，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青少年犯罪是最令我痛心的。
還有很多在押人員叫「農二代」，也稱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後出生的進城務工農民。在1.5億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已佔六成，將近1億人。這些人的父母是有根的，他們呈鐘擺運動，既可以在大城市打工，也可以回到農村干農活兒；而「農二代」這個群體有的是跟隨爺爺奶奶或母親在農村生活，有的是跟隨父母在城市流動中長大，雖然戶口還在農村，還被叫做農民，但九成人從未乾過農活兒。隨著農村土地實現大規模流轉以來，這壹特殊群體在不斷壯大。他們是漂浮著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根」，呈單向運動。他們嚮往大城市生活，可由於知識技能有限，城市不接受他們，他們的人生坐標系發生改變，既疏離父輩出身的農村文化，無法回到農村；也抗拒城市文化，無法融入城市。其實這些人進城后，多數人的生活比在農村好多了，已經鳥槍換炮了，可為什麼還要犯罪？我想貧富懸殊應是原因之壹。他們心理不平衡：憑什麼城裡人就要比我們鄉下人日子過得好？憑什麼「官二代」、「富二代」就比我們「農二代」、「窮二代」更有前途？這些人進城后遇到種種艱辛，有的遭受了太多的白眼兒，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大都市的奢華生活更刺激他們的神經，於是有的就要報復城裡的富人，甚至淪為少年犯，令人觸目驚心。
犯罪年齡低齡化、犯罪人無固定收入來源和暴力犯罪傾向嚴重，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點。其犯罪類型主要是盜竊、搶劫、強姦、敲詐勒索，80%以上為侵財犯罪。這些問題近年日益突出，應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
19年前，聯合國總部總經濟事務專員，美籍博士賴尚龍先生來北京，參加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和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合作舉辦的以「扶貧與社會經濟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他滿腔熱情地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對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山脊——中國扶貧行動》給予熱情鼓勵。當時我很納悶兒：壹個聯合國高級官員，壹個美國的經濟學博士，何以要關心中國作家寫的壹本扶貧書？聯合國與扶貧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參觀，發現大廳里懸挂著大量的關於扶貧問題的圖片展板，主要內容是展現聯合國對非洲難民的援助。圖片上，很多難民骨瘦如柴，令人不忍駐足。大廳里還陳列著壹些聯合國捐助難民們的蚊帳、木板床、文具箱、塑料杯、食品等實物，壹個文具箱上用英文寫著：「學校在這個盒子里」。壹塊展板上用英文寫著：「如今，每七人中就有壹人無法獲得保持健康所必須的食物。」
看到這些展板和展品，我頓時理解了那位美國經濟學博士對扶貧熱情關注的真誠。
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要想和平，就必須反貧困。貧困越嚴重，犯罪率就越高；犯罪率越高，社會就越不穩定，發展就越不平衡。儘管犯罪的原因千差萬別，但扼制犯罪，應是全社會的共同願望，那就必須綜合治理。
我在看守所調查時，發現有的「二進宮」、「三進宮」人員，往往由於刑滿釋放后沒有就業機會，遭人歧視，生活非常艱難，進而重蹈復轍。這就不是警察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有刑滿釋放人員對我說：「現在好人都下崗，我們這些人怎麼可能找到工作？」
我說：「找不到工作，幹個體行不行？」
他說：「幹個體也需要本金，我們哪兒有？有時候出去又折進來，實在是家裡家外的沒轍……」
這些話引起我的思索。我們是否給了每個公民很好的活路？各級扶貧資金中對婦女、兒童、殘疾人都有扶助項目，刑滿釋放人員中的「三無人員」，是否也可進入扶貧濟困之列？對於那些表現好的刑滿釋放人員，能否允許他們申請壹些小額資助，讓他們有個創業的本金？須知沒有任何銀行能夠給他們貸款。還有的在關押期間家庭就解體了，假如他無家可歸，政府能否幫他找間廉租房，給他必要的生活保障？居委會能否幫他找份臨時工作，促使他自食其力？看守所能否在羈押期間，教會他壹兩種勞動技能？
我是中國最早寫農民工的作家之壹， 幾十年前，我發表過報告文學《淘金者的甜酸苦辣——北京市外地僱工生活錄》《未跨越的沼澤地》。為了創作這兩部作品，我在北京建國門勞務市場和北京前門大柵欄珠寶市、廊坊二條泡了好幾個月，對外地僱工做社會調查，外地僱工就是農民工啊！
幾十年過去了，我當年採訪過的那些農民工，很多已經當了父母，甚至當上了爺爺奶奶。如今，當我在看守所見到新的農民工在押人員時，我壹下子就想起了當年北京的建國門、大柵欄、珠寶市和廊坊二條，想起了當年我為之流淚為之呼籲的農民工。採訪中，我對因貧窮而犯罪的人有著很深的同情，因為他們本非反社會之人。
我又想起了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這個哈佛大學的輟學生，憑藉自己的智慧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財富，但他並沒有用去揮霍，而是裸捐。反觀當今中國，又有幾個富人能夠這樣真誠地回報社會？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富人，即便從「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算起，不過四十多年，還很少有富人完成了從物質富有到精神富有的升華。有相當壹部分中國富豪，並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有的人借政策之便廉價買地皮，蓋樓盤發了財，揮金如土，驕奢淫逸；有的人借權貴之勢倒賣批文，倒賣鋼材，倒賣軍火，把大量的金錢轉移到國外，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自己肥得流油，卻不願帶動大家壹起致富，還千方百計偷稅漏稅……這些人腰纏萬貫，精神上卻是乞丐，真是窮得兜里只剩下錢了。
近年來，中國又出現了壹批拆遷暴發戶，北京大興區將家人滿門抄斬的李磊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在看守所見到他時感到脊梁骨壹陣陣發涼，我想不通他怎麼可以這麼殘忍？
有的拆遷戶今天拿到拆遷款，明天就去吃喝玩樂，有的全村打麻將、賭博。聽說有個村壹下子就買了十幾輛名牌車，壹個還干清潔工的農民開著寶馬車去公司上班，保安不讓他進停車場，說公司的老總沒開寶馬。
還有的富人寧肯拿著鈔票去賭博、嫖娼，去燈紅酒綠處壹擲千金，也不肯救濟窮人，卻對做慈善的人指手劃腳、惡毒攻擊。富人為什麼不能多做壹些善事，多幫助壹些窮人？據說，壹個西方的富翁在給孩子零花錢時，要求孩子把這錢分成三份，1/3自由支配，1/3儲蓄，1/3做慈善。而我們的有錢人，恐怕都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
尤其是某些官員為追求政績，沒有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掛在心上，甚或為壹己私利賣官鬻爵、魚肉百姓、草菅人命，從而淪為罪犯，引起全社會極大不滿。這樣的犯罪，無疑也是造成更多社會犯罪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壹，某些犯罪分子由此而心安理得，覺得自己這點罪過比貪官差遠了，乃至揚言自己是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
犯罪的發生和社會大環境密不可分。利益分配的不公，意識形態的變化，使壹些被邊緣化的貧困群體成為犯罪高發人群。其中下崗職工和進城的農民工佔有很大比例。
在丹東看守所，我見到很多「難民」，他們真是窮得連幾塊錢壹碗的葷菜都買不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得看守所救濟。我很難過，就問戴曉軍所長：「妳家這五百人怎麼有這麼多窮人？」
他不假思索地說：「窮得活不下去了，最容易犯罪。」
在中國，近四十多年來，哪個地區經濟發達了，哪個地區也就有了大量外來貧困人口，哪個地區的犯罪率也就高了上去。廣東是中國改革開放最早的經濟最發達省份之壹，也是外來人口最多的省份之壹，還是犯罪率最高的省份。中國最大的女子監獄就在廣東省，我擔任原著、編劇、策劃、外聯製片的電視劇《女監檔案》就是在這所中國最大的女子監獄拍攝。據統計，在深圳特區發生的搶劫、殺人、強姦等惡性刑事案件,90%以上是來自內地農村的無固定工作、無合法證件、無固定住所的「三無」人員所為。
浙江省也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壹，其犯罪率高居全國第二。而在杭州市蕭山區看守所，我發現犯罪主體變了，外來人口作案佔80%。在經濟發達的杭州市和溫州市，流動人口作案占看守所在押人員的85%~90%，其中70%是農民工。據我對這些外來農民工的調查，其中約有30%是由於失去了最起碼的生活來源而導致犯罪的，包括刑滿釋放后找不到工作的「二進宮」、「三進宮」人員。浙江有大量的民營企業，只要肯出力，完全可以找到掙錢的營生，再不濟的也可以到建築工地和泥擡磚，可他們為什麼要去犯罪？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墨頓說：「壹個社會只是貧窮或者只是富裕均不產生犯罪，但壹個社會貧富差別懸殊就會產生大量犯罪。」
貧富有差距，其實很正常。儘管「均貧富」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但人類發展到目前階段，恐怕還很難實現。倘若真的現在就均了貧富，肯定還會出現新的社會問題。比如，中國曾實行過多年的「大鍋飯」，並沒有讓我們真正擺脫貧困。再如，那些基本已均了貧富，且已多年實行高福利的國家，其社會問題不是也已見端倪了嗎？關鍵是貧富差距不能長期過大，而且社會保障機制必須儘快完善。
北京「第壹看守所」曾關押壹個念過高中的河南農民。他家境貧寒，孩子病重，只好賣了家中最值錢的牛來救孩子，不想假種子又讓他顆粒無收。無奈到北京打工，又因無壹技之長屢遭坎坷。最後他搶了壹輛計程車，殺死司機，駕車在天安門金水橋前橫衝直撞，撞死兩人，撞傷四人。看守所的民警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說：「我看見的貧富差距太大了。我到處告狀又沒人理。我這樣做就是想引起社會關注……」
中國的貧富差距已大大超過了基尼係數標誌的警戒紅線，「有的人壹杯咖啡壹千八，有的人壹頓飯吃倆地瓜」。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迫在眉睫。
我還想到，為什麼北歐國家、日本和美國都很富裕，但北歐和日本的犯罪率卻比美國低？這恐怕與移民問題有關。北歐國家移民不多，日本是單壹民族，公民在就業機會上基本平等，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的雙手去創造財富，沒有必要非得通過犯罪攫取。而美國是壹個開放的國家，世界各地的移民很多，但社會對移民有種種限制，不少人在沒有拿到綠卡之前，打工就業都很艱難，外來人口想在美國待下去，又沒有正當的職業掙錢，就走了歪門邪道，所以移民問題是美國犯罪率高的重要原因之壹。也就是說，北歐和日本大家壹起富裕，犯罪率就低；而美國還是貧富不均，犯罪率就高。
有專家對我說：「我過去研究『三農』問題，現在研究『三農』犯罪問題。」
這話讓人傷感又無奈。「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乃中國當時歷史條件下的國策，本是希望「先富帶動后富」。而今，確實有不少人富起來了，但也有不少人富了，卻把錢都帶走了。據招商銀行和貝恩管理顧問公司聯合發布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稱，「中國27%的億萬富豪已經完成投資移民，還有47%正在考慮移民。」同時有資料顯示，這些人中的很大壹部分並未放棄在中國的種種利益，甚至偷稅漏稅，所謂投資，不過是給自己和全家買好了境外保險而已。更多的人卻長期富不起來，或是「富起來」的部分被飛漲的物價吃掉了，就連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都說：窮人把錢存入銀行，實際上是補貼富人。這話壹針見血。但在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的中國，窮人不把錢存入銀行又能怎樣？即便半夜三更去排大隊買國債，還未必能搶得到手。在資本運作面前，「勤勞致富」談何容易？更多情況則是窮的更窮，富的更富。這勢必形成新的社會矛盾。我採訪過不少犯罪的「農二代」，發現他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仇富心理，貧富懸殊使他們仇富，而仇富增加了犯罪。從這個角度上說，犯罪率大幅攀升，應是社會矛盾尖銳化的重要表現。
印度的種姓問題依然存在，貧富也很懸殊，但據說窮人很少仇富。印度人有因果報應、業報輪迴的宗教思想，認為自己受窮是前世因果，害怕做壞事遭報應，只希望神保佑自己下輩子能從苦海中解脫。因此，印度貧富之間基本相安無事。人們即使再窮，壹般也不去偷盜搶劫，報復富人的事極少發生。而我國，不具備這樣的國情。
人權天賦，不論出身，都應平等，都應有尊嚴地活著。可是，也確有「官二代」們享受著父輩的特權，「富二代」們享受著父輩的財富。據報道，他們之中有人為博女友壹笑，壹出手就是380萬元壹件的紫檀木雕。
改革開放以來，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入城市打工，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有目共睹。這些人，被稱為第壹代農民工，他們最初到城市闖蕩時，由於經濟所限，不少人只身前往，造成大量農村留守兒童。由於長期兩地分居，其中壹部分家庭夫妻離異。很多打工仔能吃苦，卻不捨得讓自己的後代吃苦，加之文化水平低、無暇顧及孩子，致使孩子文化教育缺失，法律觀念淡薄，生存能力低下。
去年，我應邀到汕頭市公安局講課，順便到汕頭看守所調研，壹進看守所，就看到壹個獄警押著壹個孩子走進來，我心頭壹沈，急忙喊住那個孩子，那是壹個17歲的男孩兒，穿著壹件黑色T恤衫，長得白白凈凈，我問他案由，他說是偷了壹個手機。直覺告訴我這是壹個農村留守孩子。我問他是哪裡人，他說是汕頭人，我問他父母在哪裡，他說在廣州打工。望著他稚氣未脫的臉，我的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青少年犯罪是最令我痛心的。
還有很多在押人員叫「農二代」，也稱新生代農民工，是指1980年以後出生的進城務工農民。在1.5億外出農民工中，新生代農民工已佔六成，將近1億人。這些人的父母是有根的，他們呈鐘擺運動，既可以在大城市打工，也可以回到農村干農活兒；而「農二代」這個群體有的是跟隨爺爺奶奶或母親在農村生活，有的是跟隨父母在城市流動中長大，雖然戶口還在農村，還被叫做農民，但九成人從未乾過農活兒。隨著農村土地實現大規模流轉以來，這壹特殊群體在不斷壯大。他們是漂浮著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根」，呈單向運動。他們嚮往大城市生活，可由於知識技能有限，城市不接受他們，他們的人生坐標系發生改變，既疏離父輩出身的農村文化，無法回到農村；也抗拒城市文化，無法融入城市。其實這些人進城后，多數人的生活比在農村好多了，已經鳥槍換炮了，可為什麼還要犯罪？我想貧富懸殊應是原因之壹。他們心理不平衡：憑什麼城裡人就要比我們鄉下人日子過得好？憑什麼「官二代」、「富二代」就比我們「農二代」、「窮二代」更有前途？這些人進城后遇到種種艱辛，有的遭受了太多的白眼兒，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大都市的奢華生活更刺激他們的神經，於是有的就要報復城裡的富人，甚至淪為少年犯，令人觸目驚心。
犯罪年齡低齡化、犯罪人無固定收入來源和暴力犯罪傾向嚴重，是新生代農民工犯罪的主要特點。其犯罪類型主要是盜竊、搶劫、強姦、敲詐勒索，80%以上為侵財犯罪。這些問題近年日益突出，應引起全社會高度重視。
19年前，聯合國總部總經濟事務專員，美籍博士賴尚龍先生來北京，參加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和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合作舉辦的以「扶貧與社會經濟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他滿腔熱情地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對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山脊——中國扶貧行動》給予熱情鼓勵。當時我很納悶兒：壹個聯合國高級官員，壹個美國的經濟學博士，何以要關心中國作家寫的壹本扶貧書？聯合國與扶貧有什麼關係？
後來，我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參觀，發現大廳里懸挂著大量的關於扶貧問題的圖片展板，主要內容是展現聯合國對非洲難民的援助。圖片上，很多難民骨瘦如柴，令人不忍駐足。大廳里還陳列著壹些聯合國捐助難民們的蚊帳、木板床、文具箱、塑料杯、食品等實物，壹個文具箱上用英文寫著：「學校在這個盒子里」。壹塊展板上用英文寫著：「如今，每七人中就有壹人無法獲得保持健康所必須的食物。」
看到這些展板和展品，我頓時理解了那位美國經濟學博士對扶貧熱情關注的真誠。
當今，世界的主流是和平與發展，要想和平，就必須反貧困。貧困越嚴重，犯罪率就越高；犯罪率越高，社會就越不穩定，發展就越不平衡。儘管犯罪的原因千差萬別，但扼制犯罪，應是全社會的共同願望，那就必須綜合治理。
我在看守所調查時，發現有的「二進宮」、「三進宮」人員，往往由於刑滿釋放后沒有就業機會，遭人歧視，生活非常艱難，進而重蹈復轍。這就不是警察所能解決的問題了。
有刑滿釋放人員對我說：「現在好人都下崗，我們這些人怎麼可能找到工作？」
我說：「找不到工作，幹個體行不行？」
他說：「幹個體也需要本金，我們哪兒有？有時候出去又折進來，實在是家裡家外的沒轍……」
這些話引起我的思索。我們是否給了每個公民很好的活路？各級扶貧資金中對婦女、兒童、殘疾人都有扶助項目，刑滿釋放人員中的「三無人員」，是否也可進入扶貧濟困之列？對於那些表現好的刑滿釋放人員，能否允許他們申請壹些小額資助，讓他們有個創業的本金？須知沒有任何銀行能夠給他們貸款。還有的在關押期間家庭就解體了，假如他無家可歸，政府能否幫他找間廉租房，給他必要的生活保障？居委會能否幫他找份臨時工作，促使他自食其力？看守所能否在羈押期間，教會他壹兩種勞動技能？
我是中國最早寫農民工的作家之壹， 幾十年前，我發表過報告文學《淘金者的甜酸苦辣——北京市外地僱工生活錄》《未跨越的沼澤地》。為了創作這兩部作品，我在北京建國門勞務市場和北京前門大柵欄珠寶市、廊坊二條泡了好幾個月，對外地僱工做社會調查，外地僱工就是農民工啊！
幾十年過去了，我當年採訪過的那些農民工，很多已經當了父母，甚至當上了爺爺奶奶。如今，當我在看守所見到新的農民工在押人員時，我壹下子就想起了當年北京的建國門、大柵欄、珠寶市和廊坊二條，想起了當年我為之流淚為之呼籲的農民工。採訪中，我對因貧窮而犯罪的人有著很深的同情，因為他們本非反社會之人。
我又想起了世界首富比爾·蓋茨，這個哈佛大學的輟學生，憑藉自己的智慧擁有了世界上最多的財富，但他並沒有用去揮霍，而是裸捐。反觀當今中國，又有幾個富人能夠這樣真誠地回報社會？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已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富人，即便從「允許壹部分人先富起來」算起，不過四十多年，還很少有富人完成了從物質富有到精神富有的升華。有相當壹部分中國富豪，並不是通過勤勞致富或者資本經營而成為富豪。有的人借政策之便廉價買地皮，蓋樓盤發了財，揮金如土，驕奢淫逸；有的人借權貴之勢倒賣批文，倒賣鋼材，倒賣軍火，把大量的金錢轉移到國外，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有的自己肥得流油，卻不願帶動大家壹起致富，還千方百計偷稅漏稅……這些人腰纏萬貫，精神上卻是乞丐，真是窮得兜里只剩下錢了。
近年來，中國又出現了壹批拆遷暴發戶，北京大興區將家人滿門抄斬的李磊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在看守所見到他時感到脊梁骨壹陣陣發涼，我想不通他怎麼可以這麼殘忍？
有的拆遷戶今天拿到拆遷款，明天就去吃喝玩樂，有的全村打麻將、賭博。聽說有個村壹下子就買了十幾輛名牌車，壹個還干清潔工的農民開著寶馬車去公司上班，保安不讓他進停車場，說公司的老總沒開寶馬。
還有的富人寧肯拿著鈔票去賭博、嫖娼，去燈紅酒綠處壹擲千金，也不肯救濟窮人，卻對做慈善的人指手劃腳、惡毒攻擊。富人為什麼不能多做壹些善事，多幫助壹些窮人？據說，壹個西方的富翁在給孩子零花錢時，要求孩子把這錢分成三份，1/3自由支配，1/3儲蓄，1/3做慈善。而我們的有錢人，恐怕都沒有受過這樣的教育。
尤其是某些官員為追求政績，沒有把老百姓的冷暖安危掛在心上，甚或為壹己私利賣官鬻爵、魚肉百姓、草菅人命，從而淪為罪犯，引起全社會極大不滿。這樣的犯罪，無疑也是造成更多社會犯罪的十分重要的原因之壹，某些犯罪分子由此而心安理得，覺得自己這點罪過比貪官差遠了，乃至揚言自己是在「殺富濟貧，替天行道」
犯罪的發生和社會大環境密不可分。利益分配的不公，意識形態的變化，使壹些被邊緣化的貧困群體成為犯罪高發人群。其中下崗職工和進城的農民工佔有很大比例。
在丹東看守所，我見到很多「難民」，他們真是窮得連幾塊錢壹碗的葷菜都買不起，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得看守所救濟。我很難過，就問戴曉軍所長：「妳家這五百人怎麼有這麼多窮人？」
他不假思索地說：「窮得活不下去了，最容易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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