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作者 一真濺雪

八年前本人寫《歷史的啟示》的時候，已意識到要使病入膏肓的中國大陸社會徹底拋棄已嚴重阻礙它發展、進步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走向新生，走向民主憲政，接受普世價值觀念，必須像日本和台灣的國民政府壹樣經歷壹次劇烈的社會動蕩，才有可能徹底摧毀阻礙中國大陸社會發展和進步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使中國大陸和中華民族走向新生。

然而人們對可能引發劇烈社會動蕩的武裝革命、中共內鬥引起的軍閥割據和內戰以及對外戰爭都心存恐懼，擔心民眾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所以大陸民眾和精英階層，對此大都持既希望又恐懼的態度。

今天歷史以壹種出乎所有人預料的方式為在中國大陸引發劇烈的社會動蕩成為歷史的必然。那就是由中共當局自己引發的壹場危及中國大陸和全世界的大瘟疫。這場不期而至的大瘟疫對中國大陸而言，必將導致中國大陸經濟的總崩潰，從而將給中國社會造成劇烈的社會動蕩；這場大瘟疫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對世界各國經濟、社會所造成的史無前例的重創，將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大陸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真實的醜惡面貌，和它對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所構成的巨大威脅，從而促使東西方民主國家徹底改變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尼克鬆訪問中國大陸以來，東西方國家對中共當局所奉行的綏靖政策，並促使東西方民主國家徹底拋棄「只要幫助中共當局發展了經濟，它就會自動逐步走向民主憲政和接受普世價值觀念」的壹廂情願的幻想。這將使這場大瘟疫之後，中共當局將要面臨更加艱難的國際環境：世界各國對中共當局的追責、索賠、抵制，甚至聯合制裁。這壹切都將加劇中國大陸社會的劇烈動蕩，在內外力的聯合作用之下，中國大陸的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體制的全面崩潰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翻開世界歷史仔細閱讀之後，妳會發現號稱世界「四大文明古國」的埃及、巴比倫(現今的伊拉克、敘利亞壹帶)、印度(現今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壹帶)和中國大陸幾乎無壹例外都屬於當代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非常落後的地區(僅中國大陸近年由於諸多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其在資源、環境、社會、文化、國民素質、貧富差距…等重要方面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之後，在經濟上獲得了較大的、不可持續的畸形發展)。由於「無壹例外」，這就表明這並不是壹個偶然的現象，而是存在著壹種必然的規律，探討出現這種結果的根源，才能找出改變這壹結果的途徑，這應當是歷史學家、特別是這「四大文明古國」的歷史學家責無旁貸的責任。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很少有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以鄙人之愚見：歷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對各個地區、各個國家興衰發展歷史的研究，找出人類社會發展成功的經驗、失敗的教訓，從中發現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基本規律，並用它來指導當代各國社會的發展；而不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從事文物的發掘和對歷史事件的考證這些次要方面。

面對中國大陸嚴峻的社會現實，壹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我不避在諸多歷史學家面前班門弄斧之嫌，想在本文中探討壹下為什麼在人類歷史上壹度燦爛輝煌的「四大文明古國」，到現在幾乎無壹例外地成了當今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十分落後的地區？經多年冷靜思考分析之後，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其壹是：這些人類歷史上早期產生的文明在政治、經濟、文化、建築、和科學技術上取得輝煌成就的時候，世界上那些後起的地區尚處於蒙昧、落後的狀態之下。這使得這些早期文明的社會很容易滋生出壹種盲目的優越感和自大的心態。這種心態使得它對後起的壹種文明產生鄙視和抵制的態度。因此頑固地拒絕接受後起文明中壹切先進的東西(包括科學技術、文化藝術、思想、生產方式、政治社會結構…)，從而使這個早期文明社會變得越來越保守、越來越喪失進取精神，最終導致這個文明逐漸走向衰微。

在這方面中國是壹個典型的範例，自漢、唐中華文明發展到它的頂峰(從此時起中華文明已走在了世界文明的前列)以來，從與世界其他國家、民族的交往對比之中，逐漸滋生出壹種中華文明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又慢慢演化成壹種妄自尊大、藐視其他文明、盲目抵制外來文明的壹切先進成就的心態。使原本領先世界文明的中國陷入自大、保守、不思進取、盲目樂觀、停滯不前的可悲境地而不能自察。

中國壹向對世人炫耀的是我們有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歷史文化(即使在這壹點上也顯示出中華文化的誇張與自大，我們真正可考的歷史不過四千年左右)。中華文化的另壹大特點，就是打擊有頭腦的獨立見解、創新精神和反抗精神；獎勵逆來順受的奴隸、封建主義的順從態度，將中國人的創造性、反抗精神和個人的尊嚴幾乎扼殺殆盡。

中國社會的因循守舊、墨守成規、不思進取從中國的科學技術方面就可以看出，直到現在除了繼續拿老祖宗的「四大發明」向世界炫耀之外，再也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創造成果。

看看我們的馬車到清末民初仍然和「兵馬俑」出土的兩千多年前的「銅馬車」模型(博物館叫「銅車馬」)幾乎壹模壹樣，沒有任何改進，依然是木車架(連式樣都沒有任何變化)、木軸、木輪、木輻條。我想這種馬車的式樣遠在春秋戰國時代，甚至商紂時代便已經是這個樣子了，兩、三千年來居然沒有任何改進。而歐洲到清朝末年不僅已經發明了汽車而且就連馬車也有了許多重大的改進，不僅有金屬製作的車箱、車軸、車輪、車輻條而且車箱製作得漂亮舒適，在車箱與車軸之間增加了金屬彈簧、在金屬車輪外套了壹圈橡膠(當時還沒有後來鄧綠普發明的充氣輪胎)，採取這些減震措施之後，這種西式馬車比傳統的中式馬車不知要舒適多少倍。

我曾在虎門炮台遺址和長沙天心閣城樓上看到過清朝末年鑄造的幾尊大炮，其炮口只能上、下略微可轉動，而不能左右轉動。中國是世界上使用火炮最早的國家，早在宋末元初中國便有了金屬鑄造的大炮，其形狀大概就與我在長沙天心閣城樓上和虎門炮台遺址上看到的清朝末年鑄造的笨拙的大炮差不多。六百多年來幾乎沒有什麼改進。然而我在廣州珠江邊上看到展示的壹尊德國克魯伯兵工廠也是那個時代鑄造的壹尊巨炮，卻已能上下左右旋轉自如，炮彈的威力也比清末鑄造的中式大炮要大許多，而歐洲人開始使用大炮至少要比我們遲三百多年。

我想在中國從馬車誕生到清末民初的這兩、三千年之間和宋末元初金屬鑄造的大炮誕生到清末的六百多年之間，在中國肯定有不少有創造性的工匠也曾試圖對馬車或大炮進行過某些改進，但這些富有創造精神的人，立即會被官府、他的師傅、同事、族人認為這是有違祖制的大逆不道的行為，而遭到打擊、指責、嘲笑、甚至迫害。致使在中國對以馬車和大炮為代表的任何事物所進行的任何改進都難以甚至無法實施。這就是造成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落後的主要原因之壹。

幾千年來中國殘酷的奴隸、封建中央集權統治和封建奴化教育把中國人的反抗精神幾乎扼殺殆盡。以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場席捲全國的餓死四、五千萬人的大飢荒時，儘管中共當局的國家倉庫里還有五百四十多萬噸糧食貯備。然而餓以待斃的數以億計的中國饑民，幾乎沒有起來舉行過有規模的暴動和反抗，甚至面臨馬上就會餓死的絕境，居然極少有饑民去搶近在咫尺的國家倉庫里的、馬上就可以救自己性命的糧食，而寧願坐在家裡等待死亡的降臨。面對這種狀況，當時造成這壹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的中共最高領導層都發出「多好的人民啊！」這樣的感嘆。這是「多好的人民嗎」？這是中華民族的悲哀，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然而正當我對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感到悲觀絕望之時，由於偶然的機會，我終於在中國歷代中央封建集權統治鞭長莫及的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殘存的寶貴的反抗精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壹位與我壹道浪跡江湖的朋友王先生(王先生出生於地主家庭，河南人氏「解放」后在青海省交通廳工作，他後來因家庭出身和向中共當局提意見，被當局劃成右派，開除回老家務農改造思想，因不堪農村的困苦和歧視，被迫帶著妻兒老小壹起浪跡江湖)，他曾經告訴我，在壹九五八年在青海的黃南藏族自治州曾發生過壹場藏民反抗中共當局暴政的大規模「暴動」(實為起義)，后被中共當局調遣大量軍隊殘酷鎮壓下去，事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清洗，許多參与和同情起義的人以及與他們有關連的人都慘遭批鬥、監禁和處決。

壹九八零年夏我為生計浪跡到寧夏南部六盤山下的壹個小山村時，工作不是十分繁忙，空閑時間較多，由於在學校養成的喜愛運動的習慣和對大自然的熱愛，我時常抽空到附近的山上去玩。我在山上看到壹些人工挖掘的壕溝和好幾座被廢棄的村莊，村莊里空無壹人，除少數房屋因年代久遠、無人居住已坍塌之外，大多數土坯構建的民居依然默默地沐浴在夏日的陽光下，似乎想向偶爾來到它面前的人們訴說村子里曾經發生過的那些悲壯而恐怖的往事。

回到我所住的窯洞里，我把我在山上看到許多壕溝和壹整座壹整座廢棄村莊的事去請教我的房東穆連貴老大爺。他以壹種悲憤凄涼的神態向我講述了「解放」后這裏發生的三次回民反抗中共當局暴政起義的往事。穆大爺說：那些壕溝是起義的回民們挖掘的塹壕，起義被中共當局殘酷鎮壓下去后，當地回民除戰死的之外，剩下的男性回民不論老少都在「鎮壓反革命叛亂宣判大會」后被殘酷處決，村子里剩下的老、幼和中年婦女因在當地無法生存，只好遠走或遠嫁他鄉，這樣就只剩下妳看到的那壹座座空無人跡的村莊和塹壕。

我當時好奇地問穆大爺，妳怎麼沒有被殺掉？穆大爺說他們村子的回民與參加「暴動」的回民分屬不同的教派，所以他們當時沒有參与，才未遭殺害，但被中共當局強迫參加鎮壓后的宣判大會，當局以宣判會上當場處決參加暴動的回民的血腥場面，對他們這些未參与「暴動」的回民進行震懾。

這兩件事不僅使我對前赴後繼、不畏強權、勇於犧牲反抗中共暴政的藏民、回民產生了由衷的欽佩。我還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希望，他們不畏強權、不怕犧牲、前撲後繼反抗中共暴政的壯舉，必將載入史冊為後人所銘記，並將極大地鼓舞每壹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更勇敢地履行自己應盡的社會責任。

自漢唐以來中華文化壹向自視甚高、唯我獨尊，壹貫以天朝自比，將所有其他國家、民族均視為未經開化的蠻夷而加以醜化和鄙視，到清朝末年在這方面更是發揮到極致，不僅繼續以天朝自居，頑固抵制西方國家先進的政治、思想、文化、科學技術，並將這些先進的東西壹概視之為奇技滛巧而不值壹顧。直至在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法戰爭、英法聯軍戰爭和八國聯軍戰爭中遭到壹系列慘敗之後仍不能自省。

自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在這些方面有所改進，也開始吸收、學習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上的壹些先進成果，但因連年的軍閥混戰、中共的割據暴亂、八年抗戰和三年國共內戰使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努力付之東流，未能在這些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重大進展。

到壹九四九年以毛譯東為首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後，毛和中共將中國固有的封建奴隸主義與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的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殘酷的階級鬥爭學說相結合，在中國建立起壹種中國特色的共產極權統治，把中國的封建奴隸主義精神發揮到極致，這個政權和滿清王朝壹樣自大狂妄，自認為是世界共產革命的中心，自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毛澤東也以世界共產革命的領袖自居，在國內民不聊生、餓殍載道的狀況之下，居然大言不慚地壹再宣稱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毛和他的幫伙們居然不知道他們統治下的中國勞苦大眾所處的水有多深？火有多熱？

直到現在面對中國這樣壹個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無處不在、官匪壹氣、黑社會橫行霸道、社會不公、誠信、道德淪喪、環境污染已嚴重到不僅危害當代民眾而且危及子孫後代的這樣壹個千瘡百孔的黑暗社會，中共當局不僅不思改革進取，仍然頑固地維持並加強其壹黨獨裁的專制體制、仍然抵制拒絕接受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念、仍然拒絕吸取世界先進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改善民生方面成功的經驗。不僅如此，中共當局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新方向，其恬不知恥實在與毛澤東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勞苦大眾的豪言壯語如出壹轍。

其二是：在人類歷史上越早誕生的文明，它產生時受當時人類所具有的生產能力、生產生活方式、科學技術、文化水平都十分原始、落後的局限，此時產生的文化、法律、思想意識、道德觀念、社會結構、統治方式、習慣傳統等上層建築，都是與這種原始的、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科學文化水平技術相適應的，這種上層建築在當初尚能適應這種文明，並推動這種文明的發展。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生產方式和文化科學技術水平的發展、生活方式的進步，這種早期建立起來的原始落後的上層建築，逐漸越來越不能適應生產、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的進壹步發展，最終這種為適應早期原始、落後的生產、技術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社會政治結構而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便成為了阻礙這個社會、這種文明繼續發展的阻力。

此時在這種文明稍後誕生的新的文明，在它誕生的過程中能夠迅速吸取前壹種文明在生產能力、生產方式和文化科學技術方面所取得的先進成就，而這個新的文明又沒有前壹種文明所具有的那種原始落後的上層建築的束縛，這使得這壹新起的文明，能以壹種比前壹種文明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進步，並超越前壹種文明。

人類最早的文明誕生於尼羅河三角洲的古埃及地區，在將近七千年之前埃及便出現了早期的奴隸制國家。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與當時十分落後的生產力、生產方式和原始落後的文化科學技術水平相適應的上層建築(包括法制、思想意識、道德觀念、社會政治結構、文化、傳統習慣…等)，這種上層建築推動了埃及早期奴隸制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當時的埃及建立了奴隸制國家統治機構、創造了象形文字、在建築、繪畫、雕塑、冶金、制陶、造船、農牧業、手工業、紡織…等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許多現代考古發掘出的當時埃及的建築、繪畫、雕塑、天文、曆法、數學、金銅製品、陶器、工具…等，其規模之宏偉、製作之精美至今仍令人嘆為觀止。

隨著埃及奴隸制社會的手工業、農牧業、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埃及那種為適應早期原始落後的社會狀態而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已越來越不能適應埃及奴隸制社會發展和進步需要，這種早期形成的上層建築，已經由初期的適應埃及社會的發展的需要，逐漸蛻變為阻礙埃及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繼續發展進步的阻力，從而導致古埃及文明逐漸走向衰落。

在大約六千年前，在距埃及不遠的兩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壹帶)壹個新的人類文明誕生了，六千多年前美蘇爾人、阿卡德人便在那裡定居，從事農牧業、漁獵、製作陶器、冶鍊鑄造青銅器、建築塔廟併產生了原始宗教和契形文字。到大約五千年前兩河流域出現了奴隸制城市國家的雛形，直到四千年前巴比倫統壹兩河流域建立起壹個新興的奴隸制國家，這個新興的奴隸制國家在吸取了古埃及在手工業、農牧業和文化科學技術的先進成果之後，由於不存在固有的落後的上層建築的束縛，所以巴比倫得到比埃及更為迅速的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文明古國，在許多方面的發展都超越了埃及的水平。

到巴比倫國王漢漠拉比統壹整個巴比倫地區建立起壹個強大的奴隸制中央集權國家之後，漢謨拉比制定了人類社會第壹部完整的奴隸制國家法律─漢謨拉比法典、興修了納爾─漢謨拉比渠、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建造了完善的灌溉揚水系統、廣泛使用青銅器、推廣使用帶有播種漏斗的改良犁，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漢謨拉比還提倡對內、對外貿易、使用白銀作為商品交換的貨幣。巴比倫的冶金、造船、建築、手工業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巴比倫還創造了契形文字，使文學創作得以繁榮；在科學技術上巴比倫也取得了比埃及更偉大的成就，其中以數學、天文曆法方面的成就影響最為深遠巨大，巴比倫創造的十進制計數法壹直沿用至今，又創造了六十進制用於計祘圓周和周天的度數，也用於計時，這些都沿用至今。當時的巴比倫人已能運用畢脫哥拉斯定理進行幾何計算、能計算截頭方錐體體積、在代數上已能解三元壹次方程、在天文學上成就尤為巨大，巴比倫人已能區別恆星、行星併為當時已知的五大行星命了名、把星分為星座、還能預測日、月蝕和行星會沖現象。在曆法上把壹年分成十二個月、壹晝夜分為十二個時辰、壹年三百五十四天並會設置潤月以適應地球公轉和月球繞地球運轉的差數，這種曆法已十分接近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公曆」；到新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時代，新巴比倫城建築宏偉、塔樓林立、幼發拉底河上建有溝通兩岸交通的石橋、王宮建築豪華、雕塑精美，宮中建有號稱世界七大奇迹的懸苑(又稱：空中花園)、巴比倫城內有石板鋪成的馬路穿過用琉璃磚嵌成獸形裝飾的伊什塔爾神門。馬都克神廟有高達九十米的七級梯形塔，塔頂四周供奉著馬都克神的金像，新巴比倫的城堡、宮殿建築代表了當時世界建築藝術的最高水平。

隨著巴比倫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在巴比倫也產生了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當巴比倫社會進壹步發展時，這些在巴比倫社會發展的早期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已越來越不能適應巴比倫社會的進壹步發展，最後這些巴比倫社會發展早期的建立起來的上層建築，已淪為阻礙巴比倫社會進壹步發展的阻力，自此在人類歷史上曾經無比輝煌的世界第二大文明古國巴比倫逐漸走向衰落。

隨後在大約五千年前在印度的恆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興起了世界上第三大文明古國，在印度古文明發展的初期，它通過中亞、伊朗地區吸取了巴比倫先進的生產、文化科學技術在沒有舊有的上層建築的束縛之下，印度在生產、文化科學技術、美術、建築…等諸多方面均得到了巨大的發展，成為世界上第三大文明古國。

再後到將近五千年前在中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孕育出了人類第四大文明─華夏文明(或稱：中華文明)。在四千幾百年前黃河和長江流域已進入父系氏族公社，在公元前2070年前後，禹建立了中華文明歷史上第壹個奴隸制國家「夏」。到公元前十四世紀，商湯推翻夏桀建立商朝，中國的奴隸制社會進入鼎盛時期，生產、文化科學技術在吸取了埃及、巴比倫和印度的先進的生產、文化科學技術的情況下，又沒有固有的落後的上層建築束縛，這使得華夏文明迅速超越了在它之前的埃及文明、巴比倫文明和印度文明。從漢、唐華夏文明發展到鼎盛時期起直到英國工業革命之前，華夏文明壹直處於世界文明先進行列。

以前中華文明往往被看作是在與世界其他文明相隔絕的壹個封閉體系裡(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地區)單獨成長起來的壹種文明。隨著四川成都地區「三星堆」、「金沙」、新疆羅布泊地區「小河文化遺址」等處早期中華文明遺址的發現，這種觀念被澈底推翻了。

在「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的許多珍貴的文物帶有明顯的埃及、巴比倫文化的色彩，那裡出土的許多青銅面具和人像高鼻大眼帶有明顯的雅利安人、中西亞人種形態；那裡出土的金面具、包金權杖、金面罩都可以看出深受埃及文化的影響；對太陽神的崇拜，也深受埃及和巴比倫文化的影響，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那個時代世界上最大的青銅直立人像，頭頂所戴的花冠正中有壹圓形太陽標誌表明它就是太陽神的化身；還有出土的五輻青銅太陽輪和製作精美令人驚嘆不已的圓形金制太陽神鳥、高大的青銅神樹上棲息著十個像征十個太陽的神鳥，這些無不顯示出和埃及、巴比倫壹樣的對太陽神的崇拜；青銅神樹上的人面鳥身像，也顯示出它深受埃及、巴比倫文化中人面獸身像的影響。

位於新疆羅布泊地區孔雀河下遊河谷之南約60公里、東距樓蘭古城遺址175公里的沙漠中，壹條幹涸的小河畔的壹個足球場大小的沙丘上發現了壹片3800年前的古墓葬群，是瑞典探險家於1934年發觀的，近年考古隊重新找到了這個墓葬群，並對它進行了仔細的發掘研究，那裡埋葬的人大多具有典型的印歐人種特徵，然而其中有些人經DNA檢測發現同時具有印歐人種和蒙古利亞人種的基因特徵，這表明這裏的印歐人種已與中華內地的蒙古利亞人種通婚、墓葬中出土的衣帽、飾物、用具、工具兼具印歐西亞文明和華夏文明的特徵，這表明兩種文明在這裏互相交流、互相影響。「小河」、「三星堆」、「金沙」遺址的發現和研究結果雄辯地證明華夏文明不是在壹個與其他文明隔絕的封閉體系裡發展起來的文明而是深受更早的北非、西亞、印度文明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壹種文明。

在地處歐亞非交界處的愛琴海地區(包括希臘半島、愛琴海中各島嶼、克里特島和小亞細亞西部沿海地區)是古愛琴海文明、希臘城邦文明的誕生地。大約在四千五百年前在克里特島便出現了早期的米諾斯文化，那是金屬工具和石器並用的時代，此時那裡的原始公社已開始逐漸瓦解，到將近四千年前，那裡開始出現早期奴隸制國家，由於地理位置鄰近古埃及和古巴比倫地區，所以此時出現的早期愛琴海文明，從出土的銅製工具、武器、陶器、石刻器皿、印章、象牙雕刻、象形文字都可看出深受古埃及文化和古巴比倫文化的影響。希臘半島的早期文明時代，與克里特文明年代相近，最早也誕生於將近四千年前，此時希臘半島地區出現了早期的奴隸制國家，出現了規模宏大的類似王宮的建築。在三千五百年─三千六百年前阿卡亞人在希臘半島中南部，創造了光輝的邁錫尼文化，從出土的文物看邁錫尼文化深受克里特文化、埃及文化和巴比倫文化的影響。愛琴海地區文明誕生之初，便很快吸收了古埃及和古巴比倫文明先進的生產、文化和科學技術，而本身又不存在埃及和巴比倫早已形成的、已經阻礙埃及、巴比倫生產、文化科學技術進壹步發展的上層建築的束縛，所以後起的愛琴海文明便以比埃及、巴比倫更快的速度發展，並迅速超過埃及和巴比倫的發展水平。

以希臘、克里特為代表的愛琴海文明進入奴隸制社會後形成了以雅典和斯巴達為代表的奴隸制城邦國家，這些國家不僅在生產、貿易、航海、文化、科學、技術上取得了超越埃及巴比倫等文明古國的極其輝煌的成就，而且以雅典為代表的奴隸制民主政治的出現，更是奠定了影響深遠、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現代民主社會的基礎，這是愛琴海文明對人類歷史發展、社會進步無與倫比的巨大貢獻。

以意大義羅馬為代表的歐洲文明是繼上述四大文明和愛琴海文明之後發展起來的壹種文明，這種文明誕生之初便吸取了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和愛琴海等文明古國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方式和文化科學技術成果，在沒有保守落後的上層建築的束縛之下，歐洲文明迅速發展並超過上述五大文明地區走到了世界發展的最前面。

從上述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所顯示出的規律可以看出：阻礙壹種文明、壹個地區、壹個國家持續發展的阻力，來源於這種文明、這個地區、這個國家歷史上所形成的上層建築，也就是它的社會結構、它的政治體制、它的思想意識、它的文化傳統、習俗和它的主流價值觀念。壹個國家只有打破束縛它發展的舊的上層建築之後才有可能得到長足的發展。

看看下面兩個典型的例證：壹個是日本：日本雖于壹八六八年開始了壹場明治維新運動，在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教育…等諸多方面實施了壹系列改革，並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促進了內外貿易、工農業生產、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使日本在較短的時間內便走到了亞洲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前面。但因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舊的上層建築並未被徹底摧毀，象皇權、封建貴族勢力、軍閥勢力、武士道精神、帶有封建和軍國主義色彩的財團勢力及與這些相適應的思想觀念、政治體制、文化傳統、習俗仍在阻礙日本社會的進壹步發展。

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日本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仍然落後于歐美髮達國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被美國佔領，在麥克阿瑟將軍的主導之下，較為徹底地摧毀了日本舊有的上層建築如：軍閥、封建貴族、財團勢力、社會政治結構、軍國主義及與這些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並把美國成功的先進的多黨議會制民主政治體制引進到日本，使日本接受了世界公認的普世價值標準，戰後的日本建立了先進的政治經濟體制之後，又迅速吸取美國、西歐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和資本，在沒有舊有的落後的上層建築的阻礙的情況之下，日本的工農業生產、科學、技術、文化、教育、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比歐美先進國家更為迅速的發展。日本經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之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經濟上不僅超越了英、法、德等老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而且壹度直逼美國。

當然這其中除了上述主要原因之外，還有三個次要的因素在導致日本戰後迅速崛起的過程中也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壹是明治維新後日本舉國上下壹致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為日本培養出了壹大批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的國民，這使戰後的日本有可能迅速吸取歐美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並使之成功地轉化為生產力，才使得日本戰後在盟國轟炸的壹片廢墟之上，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內取得超越歐洲接近美國的驚人的巨大成就。

二是：壹九五0年金日成發動的侵略韓國的戰爭，由於地理上的優勢，在三年朝鮮戰爭期間，日本從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方面得到了大量後勤物資供應訂單及後勤服務收入，這対于戰後處於困境的日本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是：戰後日本在美國的要求之下，採取了明智的放棄軍備、置日本於美國的核保護傘之下的國防政策，這不僅成功消除了世界、特別是亞洲各國對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疑懼，為日本商品進入世界市場特別是亞洲市場掃清了障礙，放棄軍備還使日本能將本要投入軍備的大批優秀的科技人才、資金、物資、工業設備轉而投入到國民經濟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之中，從而大大促進了日本經濟、工農業生產、文化、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使日本成功進入世界發達國家的行列。

因此可以斷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正是因為戰敗了，才導致它戰後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並進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如果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了，那麼，可以斷定它可能仍然在皇權、封建貴族勢力、軍閥勢力、壟斷財團勢力、舊有思想觀念和傳統習慣勢力的重重束縛之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艱難而緩慢地前進著。

另壹個例證就是中國，壹九二七年國民政府統壹中國之後，儘管在強敵壓境(日本和蘇聯)、共產黨武裝割據、各省軍閥雖名義上歸附中央，但許多省地方勢力仍擁兵自重的內外交困的狀況之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仍努力試圖推行各種經濟、政治，文化思想觀念的改革，以期在中國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革命理想，使中國走向民主化、現代化的道路，使中華民族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由於幾千年來的奴隸封建集權統治所形成的奴隸封建主義思想意識、封建地方勢力、帶有封建色彩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奴隸封建社會的價值標準……等，在辛亥革命后沒有被徹底摧毀，再加上內外交困的社會現狀，這壹切都嚴重阻礙了國民政府所倡導的所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和教育改革計劃的順利實施(有的甚至無法貫徹實施)。儘管如此在蔣介石先生、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不懈努力之下，從壹九二七年到壹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的這十年之中，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也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注：1］。

然而由於國民政府所推行的壹系列改革所損害的必然是封建地方勢力、地主、買辦、官僚、壟斷財團及軍閥們的利益，而國民政府賴以推行這些改革計劃的從上到下各級行政機構，又基本上被這些改革要損害他們利益的這壹些人所掌控，這就註定了國民政府所推行的這些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的改革不可能取得預期的成果、有的甚至根本無法開始實施。

由於內外交困的客觀環境的制約及國民黨、國民政府主觀上的壹些原因，使國民黨、國民政府始終未能有機會、有時間痛下決心、大刀闊斧徹底摧毀舊中國帶有濃厚奴隸封建主義色彩的上層建築對中國社會進步和改革的束縛，從而導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治下的中國種種社會矛盾、社會弊端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和緩解。這些社會矛盾、社會弊端反而被中共加以誇張、利用作為煽動民眾反對和攻擊國民政府的炮彈，最終導致壹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潰敗。

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之後，以蔣介石先生為首的國民黨對在大陸的失敗，進行了極其深刻的反省、檢討。認識到封建地方宗族勢力、官僚派系勢力的內鬥、地方軍閥的殘餘勢力、奴隸封建主義思想意識是推行改革和社會進步的阻力，如不把這些阻礙社會進步的舊有的落後保守的上層建築徹底摧毀，任何改革都無法實施下去，中華民國也不可能走向繁榮、富強、穩定，中華民族也不能復興，更不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於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排除重重阻力痛下決心清除封建地方勢力、清除官僚派系勢力、軍閥殘餘勢力、清除奴隸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為此以蔣眾石為首的國民黨將許多黨國元老、封建地方遺老、高級將領(多為地方軍閥勢力的代表人物)、國民黨內各派系大佬幾乎全部清除出領導階層。為減輕這些人的不滿和反抗，給予這些人優厚的待遇，讓他們衣食無憂，有些還冠以中央評議委員、總統府資政、參議等榮譽頭銜加以安撫。不讓這些勢力的代表人物再參与或干預政事。這些黨國元老、封建地方勢力、地方軍閥、官僚們離開了自己在大陸的地盤，已無法再象過去在大陸那樣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抗，除了接受上述的安排之外別無選擇。於是壹大批原來在大陸時期聲名顯赫的黨國元勳、地方封建大佬、高級將領、政府高官、派系頭領紛紛退出政治舞台，有的出國當寓公、有的賦閑在家著書立說、有的轉而興辦實業、有的乾脆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

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從留學生、大學畢業生、年輕黨、政、軍幹部中擢用壹大批有知識、有理想、富有進取精神、具有現代思想觀念的中、青年才俊進入黨、政、軍各級領導階層。這些人成為國民政府推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科學技術改革的中堅力量。此外台灣被日本統治長達五十年之久，台灣本地的地方封建宗族勢力、地方豪強勢力遠沒有大陸的強大，台灣光復後日本的統治勢力被徹底摧毀。由於以上幾種原因使得國民政府在台灣推行較為徹底的壹系列改革所遭受的阻力遠比在大陸時要小得多。

此外中共當局壹再發出的「壹定要解放台灣」的威脅，如同壹把懸在所有台灣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使所有台灣人不論政治觀點、所屬派系、所屬階層如何都壹致感到，我們再不拋棄壹切政治歧見和壹黨、壹派和壹己之私利團結壹致，痛下決心進行徹底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改革以增強實力、改善民生。中共這把「達摩克利斯」劍就會落到每壹個台灣人的頭上，中共帶給大陸民眾的令人恐怖的深重災難，也必將降臨到每壹個台灣人的頭上。正是這種對中共恐怖統治的恐懼，增強了台灣人的凝聚力、增強了國民政府和台灣民眾進行徹底改革的緊迫感。因此大大減少了國民政府推行各項改革措施的阻力。在這種狀況之下，再加上國民政府及其領導人採取了壹系列適合社會情勢的改革措施，使得台灣社會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震驚世界的巨大成就，台灣已成功步入世界先進國家的行列。

可以說如果沒有國民黨壹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的潰敗，也就沒有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成功。台灣與日本壹樣之所以能從失敗走向成功，正是因為失敗幾乎徹底摧毀了台灣和日本社會舊有的阻礙其社會迅速發展、進步的保守落後的上層建築之後迅速吸取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先進成果，在沒有(或很少有)舊的、落後的上層建築的束縛之下，使得台灣、日本的社會得到了比西方國家更快速度的發展。當然這還與台灣、日本的執政當局採取了壹系列適合形勢和國情的政策有重大關係。

反觀中國大陸，在中共當局佔領大陸之初，舊的帶有濃重奴隸封建色彩的上層建築已被摧毀、地方封建宗族勢力、舊的官僚、軍閥勢力已被徹底打倒或被逐出中國大陸。此時大陸民眾因不明中共底細都對中共抱有巨大的期望，期望中共從此帶領大陸民眾在連年戰亂的廢墟之上，建設壹個獨立、富強、民主、自由、平等的現代化的新中國。此時在大陸民眾之中蘊藏著巨大無此的建設新社會的熱情。此時的中共當局如能順應世界歷史的潮流，認真吸取西方先進國家建設民主社會的治國理念、接受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念，在中國大陸建立壹個現代先進的民主政體、吸收西方先進國家在政治、社會、經濟、工農業生產、教育、文化和科學技術方面的先進戰果，正確引導和利用大陸民眾潛在的巨大的建設新社會的熱情。那麼，中國大陸也必將取得與日本、台灣同樣迅速而巨大的社會進步。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共的本性決定了它不可能這樣做。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那幫充滿奴隸主義、封建主義意識的領導人的頭腦里，又加上了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列寧、斯大林的專制恐怖、殘酷鬥爭、剝奪個人的壹切權利和尊嚴、蔑視人的生命的邪悪思想觀念。這使得中共在中國大陸建立起的所謂「新中國」是壹個比他們在大陸推翻的帶有濃厚奴隸主義、封建主義色彩的社會更加反動、更加黑暗、更加落後、更加殘暴、更加恐怖的帶有濃厚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特色的、披著社會主義外衣的、極端的奴隸封建主義社會。這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式共產極權獨裁統治。毛和他的幫伙把「解放」后數以億計的大陸民眾爆發出來的建設新社會的巨大熱情白白地耗費在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合作化、公私合營、反右派、公社化、大躍進、大鍊鋼鐵、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壹個接著壹個的運動和彼此鬥來鬥去之中。為中國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無窮的慘重的災難。

壹九七八年後鄧小平推動的所謂「改革開放」，不過是為了挽救、延續和維護中共壹黨獨裁專制的共產極權統治和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而採取的壹些經濟上的改革措施(這些被中共當局大肆吹噓的所謂「改革」舉措，實際上不過是把中共統治大陸后倒行逆施所廢除的私有制和經濟上的市場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加以恢復而已)，不過是壹些不觸及中共壹黨獨裁的共產極權統治和中共統治集團根本利益的措施。其結果是以犧牲社會底層勞苦大眾的根本利益、犧牲內地、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犧牲子孫後代的環境、資源和可持續發展為代價，取得了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畸型發展和表面的虛假繁榮。內地和少數民族邊遠地區發展陷入停滯、落後狀態。這種以維護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和統治集團的利益而進行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另壹結果是大量社會財富被中共統治集團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國營壟斷企業的負責人和他們的家屬、親友和子弟所侵吞。廣大底層民眾陷入擺脫無望的持久貧困之中、社會行政勢力與黑社會勢力勾結橫行霸道、官商勾結、貪腐盛行、整個社會道德淪喪、社會矛盾層出不窮。面對如此嚴峻的社會現狀，中共當局壹面儘力粉飾太平隱瞞真像、掩蓋社會矛盾，壹面對外也宣稱要繼續改革，溫家寶總理壹再對外宣稱：不改革就沒有出路。然而妳敢進行真正的政治經濟體制攺革嗎？任何真正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就是中共壹黨獨裁的極權統治的終結。更何況任何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首先就會損害中共統治集團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妳能夠依靠從上到下的各級共黨官員會去認真實施那些直接損害他們私人利益的政治經濟改革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時至今日中共獨裁統治集團已陷入兩難的困境：進行認真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必將意味著它將被覺醒起來的、深受其害的民眾毫不猶豫地拋進人類歷史的垃圾堆。不進行真正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又難以為繼。中國大陸社會的出路在究竟何方？也許我們可以從世界文明古國的興衰和台灣、日本從失敗走向復興和迅速崛起當中得到壹些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