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社會氛圍的基本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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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社會氛圍的基本形態
作者 曾節明
只要不是政治白癡,都能看出:中共習近平當局在故意煽點和縱容民間對方方的攻擊:
愚民刁民對方方進行人格謀殺、張貼大字報對方方進行死亡威脅,中共當局都聽之任之,不予立案;
然而,當湖北大學教授梁艷萍公開聲援方方,中共湖北大學當局就立案調查,這種形勢下,梁艷萍失去待遇豐厚的教職工作,是大概率結果。
現在國內網上挺方方者,輕者遭圍攻、中者遭封號、重者遭調查,發起對方方「民間」圍剿的,其實是中共官方的這隻無形的手。
這就是典型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手法,當然現在中共挑動當代拳民圍攻方方,暫時限於言論攻擊,尚未有人身傷害,此種圍攻更象「文革」前反右時期的攻擊,但照此發展下去,「文革」式的批鬥遊街再現中共國,是遲早的事。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已經在習近平手裡復活了。
有人據此又要罵中國人是「牲人」了,請問同樣是華人社會,這種對講真話者「文革」式的圍攻現象,在台灣有嗎?在民國時期的大陸有嗎?
這種「牲人」分明是塑造和鼓動起來的,就如「義和拳」是滿清剿殺變法維新塑造和鼓動起來的壹樣。
任何壹國的國民,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受了政府的此種點煽,都會產生類似的腦殘憤民,如在納粹煽點下,三十年代德國民眾對猶太人充滿了無差別的仇恨;
甚至對民主國家政府的煽點,民眾也不能免俗:二戰中英國為掩蓋其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另壹面,拚命煽點對德意志民族無差別的仇恨,結果令戰後之初,英國民眾仍充滿了對德裔英國人和德國僑民的無差別仇恨,直到今天,英國民間對本國綏靖政策、轟炸屠民、雅爾塔協定出賣盟國等等罪錯,鮮有反省者。
可見,政府塑造民眾的能力是很強的,專制政府因為壟斷了信息(控制了新聞媒體),對民眾的塑造能力當然巨大無邊。圍攻方方現象,是專制統治的必然現象,因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趨利避害都是人的本性,跟著政府的節拍起舞,沒有風險只有好處,專制國家尤其如此,義和拳和紅衛兵現象,並非中國人獨有,任何民族在專制政府的煽點和挑唆下,都會產生圍攻方方類的憤民。
習共煽動和縱容愚民和刁民圍攻方方,無非是要阻斷民間對中共當局掩蓋疫情、防疫腐敗的反思和追責,塑造批評政府、甚至講真話就是「漢奸賣國賊」的腦殘社會氛圍,但卻把中國大陸的道德敗壞、社會冷漠加深了壹大步:
因為憑著良心公開頂方方壹句,就有受到打壓的風險,沈默可以得到安全,而昧著良心攻擊辱罵方方不僅安全,還可能得到獎賞,這等於是鼓勵民眾昧著良心去作惡,鼓勵民眾冷漠自私——去做「沈默的大多數」;這樣壹來,中國的社會道德必然會進壹步的大敗壞。
本來,隨著「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開」,對不涉及「政治敏感」的領域,中國大陸社會還是有了壹點言論的空間,如涉及基層腐敗、假疫苗、偽劣產品、有毒食品等等話題,並催生了崔永元、白巖松這樣的「真話」明星,但圍攻方方卻是壹個轉折的信號,從今往後,不管有沒有涉及「政治敏感」,都不許「妄議」!不碰政治、不涉體制的真話,只要不合「壹尊」的意,就統統死拉死拉的有!
如此壹來,中國社會的假大空將重新徹底化,鄧江胡時期,假大空基本上集中於政治領域,經濟和社會有壹定的真話空間,由對方方文革式的批判開始,中國社會重回「文革」式的假大空。
方方以為自己的真話,小心翼翼地繞開了「政治」,仍然落得如此下場,心中充滿了委屈,她哪裡知道:習近平要的就是這種「文革」式的效果。
許多人憤慨于現今中國大陸社會道德敗壞到沒有底線的程度,卻不知到道德是怎樣敗壞的,還以為是華人基因不行。中國道德就是這樣敗壞的!
70年來,中共不斷地煽動對特定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毛澤東時代,中共煽動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的歧視和仇恨,煽動對共產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及其家屬的歧視和仇恨;
鄧小平時代,中共煽動對「超生游擊隊」、「六四」分子的歧視和仇恨;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煽動對民運、法輪功、家庭教會、維權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習近平時代,中共煽動對民運、法輪功、家庭教會、維權群體以及壹切「妄議」中央的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通過不斷的煽仇斗恨,鼓動對特定群體的歧視,中共鼓動中國民眾冷漠自私、昧著良心作惡,幾乎是70年壹貫制,只在1979至1989年鄧小平十年間有所收斂,「六四屠殺」后,這種刻意的敗壞道德,又開始不斷強化。
文革時期,中共運動群眾手段登峰造極,毛澤東赤裸裸地「挑動群眾斗群眾」,文革后鄧小平復出,壹度收起這壹套,改為較隱蔽的手段,但並不願改弦更張;中共煽動對特定群體歧視的本性,結合「鄧南巡」后的全面走資,馬列社會主義的昧良心無敬畏,與資本貪慾結合在壹起,讓中共國的道德敗壞擴大到壹切民生的領域,比朝鮮和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更加奇葩,變成了壹個「假冒偽劣毒」泛濫成災的廢拉社會,這種社會向著「互害」社會發展。
中共要的,就是這種「互害」,因為只有中國人「互害」,才形不成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合力。
1989年北京市民踴躍支持學運,冒死堵軍車的道德熱情,極大地震撼了中南海;中共自那以後就要刻意地敗壞中國道德。鄧小平「南巡」的「經濟搞活,政治搞死」路線,在封死民主化閘門的同時開啟「下海」閘門,壹舉讓國內民主派群體邊緣化,而不關心政治的下海經商成為十幾億人的時尚,中國大陸人空前的政治冷漠,由此開始;
從江澤民開始、江、胡在大搞權貴資本主義的時候,通過壹波又壹波的鎮壓,使得整個中國大陸「假冒偽劣毒」大行其道,權貴官商暴富,而民運人士成為「神經病」;習近平在胡錦濤假和諧黑惡治國的基礎上,高舉假意識形態的升級鎮壓、「不得妄議」、重返毛澤東極權社會,使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充滿暴戾之氣,人與人之間壹盤散沙、相互仇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中國不僅民主遙遙無期,已呈現互害社會的雛形。
「終點又回到原點」,從圍攻方方開始,習近平赤裸裸地公然復活毛澤東的「挑動群眾斗群眾」,拉開了文革2.0版互害社會的序幕,而且此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配備了「大數據」監控系統的文革2.0版互害社會,互害更加精密、更加廣泛和無孔不入——已不止於人與人之間的政治批鬥、揭發檢舉,而是包括相互造假、相互投毒、相互摻毒、相互坑爹、相互干擾。總之他人就是我的地獄、鄰居、同事、同學越慘越好;「我好了不能讓妳好」;「老子好不了,妳也別想好」;「要死壹起死」等等戾氣大行其道,實實在在是壹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人間地獄」。
只有習近平下台,才可以終止文革式互害;只有共產黨完蛋,才可以拯救中國的道德。
只要不是政治白癡,都能看出:中共習近平當局在故意煽點和縱容民間對方方的攻擊:
愚民刁民對方方進行人格謀殺、張貼大字報對方方進行死亡威脅,中共當局都聽之任之,不予立案;
然而,當湖北大學教授梁艷萍公開聲援方方,中共湖北大學當局就立案調查,這種形勢下,梁艷萍失去待遇豐厚的教職工作,是大概率結果。
現在國內網上挺方方者,輕者遭圍攻、中者遭封號、重者遭調查,發起對方方「民間」圍剿的,其實是中共官方的這隻無形的手。
這就是典型的「挑動群眾斗群眾」的手法,當然現在中共挑動當代拳民圍攻方方,暫時限於言論攻擊,尚未有人身傷害,此種圍攻更象「文革」前反右時期的攻擊,但照此發展下去,「文革」式的批鬥遊街再現中共國,是遲早的事。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已經在習近平手裡復活了。
有人據此又要罵中國人是「牲人」了,請問同樣是華人社會,這種對講真話者「文革」式的圍攻現象,在台灣有嗎?在民國時期的大陸有嗎?
這種「牲人」分明是塑造和鼓動起來的,就如「義和拳」是滿清剿殺變法維新塑造和鼓動起來的壹樣。
任何壹國的國民,無論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受了政府的此種點煽,都會產生類似的腦殘憤民,如在納粹煽點下,三十年代德國民眾對猶太人充滿了無差別的仇恨;
甚至對民主國家政府的煽點,民眾也不能免俗:二戰中英國為掩蓋其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另壹面,拚命煽點對德意志民族無差別的仇恨,結果令戰後之初,英國民眾仍充滿了對德裔英國人和德國僑民的無差別仇恨,直到今天,英國民間對本國綏靖政策、轟炸屠民、雅爾塔協定出賣盟國等等罪錯,鮮有反省者。
可見,政府塑造民眾的能力是很強的,專制政府因為壟斷了信息(控制了新聞媒體),對民眾的塑造能力當然巨大無邊。圍攻方方現象,是專制統治的必然現象,因為不管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趨利避害都是人的本性,跟著政府的節拍起舞,沒有風險只有好處,專制國家尤其如此,義和拳和紅衛兵現象,並非中國人獨有,任何民族在專制政府的煽點和挑唆下,都會產生圍攻方方類的憤民。
習共煽動和縱容愚民和刁民圍攻方方,無非是要阻斷民間對中共當局掩蓋疫情、防疫腐敗的反思和追責,塑造批評政府、甚至講真話就是「漢奸賣國賊」的腦殘社會氛圍,但卻把中國大陸的道德敗壞、社會冷漠加深了壹大步:
因為憑著良心公開頂方方壹句,就有受到打壓的風險,沈默可以得到安全,而昧著良心攻擊辱罵方方不僅安全,還可能得到獎賞,這等於是鼓勵民眾昧著良心去作惡,鼓勵民眾冷漠自私——去做「沈默的大多數」;這樣壹來,中國的社會道德必然會進壹步的大敗壞。
本來,隨著「文革」后三十年的「改開」,對不涉及「政治敏感」的領域,中國大陸社會還是有了壹點言論的空間,如涉及基層腐敗、假疫苗、偽劣產品、有毒食品等等話題,並催生了崔永元、白巖松這樣的「真話」明星,但圍攻方方卻是壹個轉折的信號,從今往後,不管有沒有涉及「政治敏感」,都不許「妄議」!不碰政治、不涉體制的真話,只要不合「壹尊」的意,就統統死拉死拉的有!
如此壹來,中國社會的假大空將重新徹底化,鄧江胡時期,假大空基本上集中於政治領域,經濟和社會有壹定的真話空間,由對方方文革式的批判開始,中國社會重回「文革」式的假大空。
方方以為自己的真話,小心翼翼地繞開了「政治」,仍然落得如此下場,心中充滿了委屈,她哪裡知道:習近平要的就是這種「文革」式的效果。
許多人憤慨于現今中國大陸社會道德敗壞到沒有底線的程度,卻不知到道德是怎樣敗壞的,還以為是華人基因不行。中國道德就是這樣敗壞的!
70年來,中共不斷地煽動對特定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毛澤東時代,中共煽動對「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的歧視和仇恨,煽動對共產黨內「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及其家屬的歧視和仇恨;
鄧小平時代,中共煽動對「超生游擊隊」、「六四」分子的歧視和仇恨;
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煽動對民運、法輪功、家庭教會、維權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習近平時代,中共煽動對民運、法輪功、家庭教會、維權群體以及壹切「妄議」中央的群體的歧視和仇恨。
通過不斷的煽仇斗恨,鼓動對特定群體的歧視,中共鼓動中國民眾冷漠自私、昧著良心作惡,幾乎是70年壹貫制,只在1979至1989年鄧小平十年間有所收斂,「六四屠殺」后,這種刻意的敗壞道德,又開始不斷強化。
文革時期,中共運動群眾手段登峰造極,毛澤東赤裸裸地「挑動群眾斗群眾」,文革后鄧小平復出,壹度收起這壹套,改為較隱蔽的手段,但並不願改弦更張;中共煽動對特定群體歧視的本性,結合「鄧南巡」后的全面走資,馬列社會主義的昧良心無敬畏,與資本貪慾結合在壹起,讓中共國的道德敗壞擴大到壹切民生的領域,比朝鮮和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更加奇葩,變成了壹個「假冒偽劣毒」泛濫成災的廢拉社會,這種社會向著「互害」社會發展。
中共要的,就是這種「互害」,因為只有中國人「互害」,才形不成反對中國共產黨的合力。
1989年北京市民踴躍支持學運,冒死堵軍車的道德熱情,極大地震撼了中南海;中共自那以後就要刻意地敗壞中國道德。鄧小平「南巡」的「經濟搞活,政治搞死」路線,在封死民主化閘門的同時開啟「下海」閘門,壹舉讓國內民主派群體邊緣化,而不關心政治的下海經商成為十幾億人的時尚,中國大陸人空前的政治冷漠,由此開始;
從江澤民開始、江、胡在大搞權貴資本主義的時候,通過壹波又壹波的鎮壓,使得整個中國大陸「假冒偽劣毒」大行其道,權貴官商暴富,而民運人士成為「神經病」;習近平在胡錦濤假和諧黑惡治國的基礎上,高舉假意識形態的升級鎮壓、「不得妄議」、重返毛澤東極權社會,使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充滿暴戾之氣,人與人之間壹盤散沙、相互仇恨,「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中國不僅民主遙遙無期,已呈現互害社會的雛形。
「終點又回到原點」,從圍攻方方開始,習近平赤裸裸地公然復活毛澤東的「挑動群眾斗群眾」,拉開了文革2.0版互害社會的序幕,而且此次「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配備了「大數據」監控系統的文革2.0版互害社會,互害更加精密、更加廣泛和無孔不入——已不止於人與人之間的政治批鬥、揭發檢舉,而是包括相互造假、相互投毒、相互摻毒、相互坑爹、相互干擾。總之他人就是我的地獄、鄰居、同事、同學越慘越好;「我好了不能讓妳好」;「老子好不了,妳也別想好」;「要死壹起死」等等戾氣大行其道,實實在在是壹個「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人間地獄」。
只有習近平下台,才可以終止文革式互害;只有共產黨完蛋,才可以拯救中國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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