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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傑

2020年7月17日，中共水利部發布消息指，受強降雨影響，長江上游幹流及三峽區間來水明顯增加，三峽水庫入庫流量快速上漲，7月17日10時漲至50000立方米每秒。「長江2020年第2號洪水」在長江上游形成。

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官網公布，截至17日上午7時，太湖水位漲至4.65公尺，達到最高防洪水位，且呈緩慢上漲趨勢，太湖流域發生超標洪水。太湖防汛部門17日上午8時啟動防汛壹級緊急應變機制，並要求流域內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水利部門嚴格執行「太湖超標洪水應急調度方案」，全力排出太湖洪水。

截至7月17日12時。武漢關水位實時系統顯示，漢口水位到達28.37米。預計此次長江洪水2號通過，武漢水位將進壹步上漲。目前，武漢市區部分江堤已經出現滲水現象。截至目前，武漢市已將兩江4岸100多公里江灘全部封閉。

長江第2號洪水的到來意味著下游將再次經歷壹場泄洪災難，目前已經面臨失控的鄱陽湖地區、武漢關口以及面臨南北洪水夾擊的安徽省防洪形勢嚴峻；太湖今早達到防洪最高水位，洪水逼近江浙地區以及上海。

7月10日，中共國家防辦、應急管理部公布的數字顯示：「截至7月10日14時，今年以來洪澇災害造成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貴州等27省3385萬人次受災，141人死亡失蹤，195.8萬人次緊急轉移安置，81.5萬人次需緊急生活救助；2.3萬間房屋倒塌，26.9萬間不同程度損壞；農作物受災面積2983千公頃；直接經濟損失695.9億元。」

中國南方正在經歷罕見洪澇災害，底層百姓憂慮之際，除總理李克強現身貴州視察外，始終不見習近平的蹤影。習玩「危機消失」，在年初武漢新冠疫情爆發時也出現過。習大人在忙什麼呢？

17日，習近平終於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研究部署防汛救災工作。他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擔負起促壹方發展、保壹方平安的政治責任，基層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充分發揮戰鬥堡壘作用和先鋒模範作用，主動擔當、敢打頭陣，把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密切聯繫群眾優勢轉化為防汛救災的強大政治優勢，讓黨旗在防汛救災第壹線高高飄揚。

現在中國南方壹片汪洋，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黨旗飛揚也無濟於事。今年對中國人來說的確是太難了。上半年新冠疫情九死壹生，下半年洪水滔天命懸壹線。就算都渡過來了，工作又沒了。真可謂上半年抗疫，下半年抗洪，全年抗窮。老百姓唯壹能做的就是調節心態。只要心態好，處處都是巴厘島。網民們爭相轉發中共領導人九八年抗洪的圖片和視頻，無異於"聞鼙鼓而思良將"。儘管有網民批評，這些領導人當年的抗洪屬於影帝的表演，但與今天習近平比較，他們的言行還是相當感人。當年，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江西九江大堤聲嘶力竭地對救災隊伍說：「我們要堅決地堅持到底！堅持再堅持！」時任總理朱鎔基痛罵九江大堤是「豆腐渣工程、王八蛋工程」。時任副總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溫家寶說，如果荊江大堤決壩，他會承擔壹切責任，「從那兒跳到江里去」。

22年過去，長江、淮河等水域的水位刷新歷史紀錄，網民拍攝的災情觸目驚心。習近平、李克強雖對抗洪救災有批示，但至今未現身災區。不僅中共領導人如此淡定，連擔任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的國務委員王勇，也沒有現身抗洪第壹線？

第壹，為什麼老百姓懷念中共前任領導人

災區網民懷念中共前任領導人的原因是發泄對習近平政權的不滿，因為習近平常把人民掛在嘴邊，如「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但壹旦出現災情，他就玩消失和隱身。有文章評論說，對中國而言，澇疫結合、內外交困、鼙鼓四響，民眾豈能不因而思良將？何為良將？良將首先要有良知，要有與民同生死共患難之心，而不是視民意如浮雲、視萬民如草芥，甚至藉抗疫、抗洪維護壹己之權壹己之利；良將還要受良法約束，良好的機制、良好的法例是用於約束將帥，而不是用於恐嚇萬民；良將當然要有良才，要有在本地聚集民心、在國際長袖善舞之能，不是內鬥內行、對外靠戰狼狂嚎。儘管江澤民、胡錦濤與習近平在專制獨裁的本質上並無差別，但江澤民、胡錦濤出身草根，治理國家的能力和政治擔當與習近平相比，還是有高下之分。江胡走的是延續鄧小平的后極權主義道路，而習走的是毛澤東極權主義道路。習應該說是中共建政后領導人中最昏聵的，或許他的使命就是加速中共的復滅。

第二，權力高度集中，官員無所適從

中共是壹個極權政體，而非民主體制，這就決定官員對上級負責，而不對人民負責。中共領導人視察災區，調劑救災資源，激勵下屬，可以讓官僚體制運轉起來。否則，在現有體制下，官員為避免動輒得咎，往往消極不作為。中共領導人親臨災區慰問可以啟動整個官僚體系，但領導人的瞎指揮往往又會造成國家災難。今天洪災就與三峽大壩有直接關聯，事實證明三峽大壩在汛期不僅起不到防洪蓄洪功能，相反它的泄洪增加下游的災情。現在中共由習近平壹人獨斷乾坤，決策效率並不比民主體制國家高。因為他對洪災、疫情不表態、不視察，整個官僚體系就難以有效運轉。

北京大學張千帆教授指出，在危機失控暴發的情況下，憲政民主制度的危機處理能力遠勝專制國家。言論與新聞自由在政府尊重和司法保護下，能讓居民獲得疫情發展的準確信息；由選舉產生、對選民負責的各級民意代表能合理權衡自由和安全之間的關係，在充分保障人民自由的前提下確定最有效的防控措施，並監督各級行政依法執行。遇到洪災和新冠疫情這樣的嚴重災難，憲政國家的議員們絕對是閃現在各種場合的活躍人物，其忙碌程度不會亞於堅守崗位的醫務人員，哪能像我們這裏如此悄無聲息？另外，憲政民主體制下，宗教和非政府組織會積极參与到災害救助之中，讓這個社會充滿愛心並安慰患者的恐慌、焦慮心理。非政府組織可以提高社會自我管理能力並減輕政府負擔，在危機時刻調動民間社會資源，填補大壹統政府關注不到的灰色地帶。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中國的宗教團體和非政府組織就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民主體制國家在疫情應對的結果上並不理想，但它是壹個全民參与和共同治理的過程，會形成民眾強烈的愛國精神，並貢獻他們的智慧。

第三，中國長於統治而短於治理

張千帆教授說，天災哪個國家都會遇到，為什麼有的國家有驚無險、順利化解，有的國家卻會釀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會政治危機？這是因為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應對危機能力不同。武漢肺炎病毒與其說引發了全國乃至全球性公共衛生危機，不如說顯現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制度危機。只要制度危機不除，那麼這樣或那樣的社會危機依舊會源源不斷發生。笑蜀先生認為，中國極權制度長於統治而拙於治理，是中國極權體制的天性。但凡非攸關政權安危或政權榮耀的事務，大多不屬於統治範疇，非關痛癢，也就很難引起中國政府的深度關切。然而，民主國家則截然不同。民主國家主權在民，人民自我統治。政府的主要職責在於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國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壹個政治重心，而是通過分權制衡，達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態。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與社會的均衡。中國政府對於災情的防控重心，不是人民的生命安全，而是政權安危和政權榮耀。因而對真正的社會治理，對真正的公共安全，不可能有多少實質性的幫助。它們可以成功地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卻無法預見和阻止災害的肆虐。

中國極權體制和西方憲政民主體制的不同價值追求決定了中國人與西方人的不同命運。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養這個不對人民負責的極權體制和欺壓人民的官員，不正是中國人自己嗎？迷信政府、政黨和領導人，而不敢進行政治變革，不改變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犧牲，而自己坐收漁人之利的自私心態，中國人就永遠無法救贖，因為那些為眾人抱薪者已經凍斃于風雨了。

再過兩周左右,又到壹年壹度的「北戴河會議」時間。這是中共最受關注的的非正式政治會議。儘管人們稱其為「會議」，但卻是中共老人集團與現任領導人的重要政治聚會。由於去年的北戴河會議，習近平遭到了老人集團的批評，這次會議可能會令他感到緊張。不聽老人言，後悔在眼前。今年的國內外環境與往年已經物是人非了。港版國安法的出台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的外交格局，美國已經將中國視為勢不兩立敵人，英國已經禁用華為5G設備，歐盟已經開始站到美國陣營這壹邊。中國違背國際承諾使西方國家徹底放棄了對中國的幻想。現在不是新冷戰的問題，似乎西方已經開始對中國進行戰爭動員了。習近平的蠻橫和無知正在顛復中共政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老人集團自然感到惶恐不安，因為船沈了，他們也活不了。今年的北戴河會議註定不可能風平浪靜，或許要掀起驚濤駭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