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的極權主義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中國社會的極權主義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1年5月30日
作者 張傑
我們考察中共百年歷史，有一個很重要的視角，那就是極權主義。中國的極權主義從源頭上說來自於前蘇共。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屎列寧主義。」可以說，沒有蘇共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有中國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對中國是舶來品，它與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1949年中共建政后，全盤蘇化，極權主義在中國像病毒一樣擴散、蔓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一直持續到今天。極權主義導致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最典型的就是毛澤東發動並念茲在茲的文化大革命。由於中國具有綿延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蘇交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極權主義呈現出與蘇聯極權主義諸多不同的特徵。
文革結束后，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開啟了長達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綏靖政策的推動下，國家資本主義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由於后極權主義與市場經濟和中國人民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存在難以調和的內在衝突，鄧小平缺乏政治體制改革支撐的「跛腳鴨」改革開放弊端叢生，中國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順應世界文明的潮流走向憲政民主，還是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的老路？
習近平的新時代給出了答案。他表示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出了「無有一人是男兒」哀鳴。他重新打出了馬克屎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通過軍隊整編、設立改革領導小組和反腐敗集中國家權力，他要終結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將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在國際關係上，習近平拋棄鄧小平27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展開咄咄逼人、俯視世界的戰狼外交。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初，中國刻意隱瞞疫情，釀成全球上億人感染，300餘萬人死亡的慘禍。
習近平時代背離世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擁抱憲政民主的願望，它的逆風而行和末路狂奔正在喚醒世界和中國人民。中共極權暴政與世界民主自由面臨生死較量，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場雙方都輸不起的戰爭。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的圈，它從極權主義到后極權主義，再回歸到極權主義。
第一，極權主義始於「善」而終於「惡」
極權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按照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說法，柏拉圖的學說就是鼓吹極權主義的學說，而古希臘的斯巴達也具有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1]但阿倫特（Hannah Arendt）、塔爾蒙（Jacob Talmon）則認為，極權主義出現在18世紀，產生於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的發展，為它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觀念為構成要素。[2]
極權主義秉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但在19世紀上半葉逐漸分道揚鑣，形成了以列寧、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左翼極權主義和以希特勒納粹主義為代表的右翼極權主義。塔爾蒙在《民族的神話及革命的意向》一書中指出：列寧闡釋了無產階級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則強調了國家和種族。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左右手臂,宛如兩翼，但卻有著相同的特質並相互融合，最終演繹了二十世紀可怕的一幕。[3]
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4]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為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5]「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註于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6]「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7]
關於極權主義的特徵，法國政治學家阿隆（Raymond Aron）提出了五要素說[8]，美國政治學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六特徵說[9]。1941年7月，時任民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了《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演講。在此演說中，胡適引述了美國作家、評論家伊斯特曼對極權主義二十個特徵的概括。[10]胡適認為，這二十個特徵準確地畫出了極權主義的猙獰面目。在本文中，筆者採納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全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通常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大眾政黨；使用秘密警察和國家暴力等機制的恐嚇體制；對武器和軍隊的壟斷；對通訊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制。[11]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而言，我們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
極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如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種族滅絕、蘇聯共產黨大清洗、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和中國1959-1961年三年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上億的人在這場烏托邦運動中成了無辜的冤魂。
極權主義一開始並不是「惡」而是「善」，是「拯救」，最後上升為國家意志，意識形態，並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最終從「善」走向了徹底的「惡」。[12]
第二，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國家制度全盤蘇化，成為蘇共極權主義陣營的一部分。但由於中國千年綿延不絕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而使極權主義有了更多中國特徵，最終形成了中國版的左翼極權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與蘇聯極權主義具有相同的反文明、反傳統、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的特徵，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
一是，意識形態。蘇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馬克屎、列寧和斯大林構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中共的意識形態除了蘇聯烏托邦外，還雜糅了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思考和中國農民樸素的大同社會理想。文革中，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馬克屎主義來自毛澤東語錄「馬克屎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二是，皇權專制。由於中共具有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中國極權主義具有強烈的傳統專制特徵。毛澤東直言不諱稱他自己是「馬克屎加秦始皇」。毛澤東時代的領袖崇拜源於中國傳統的「聖君情節」和「權力崇拜」，如文革中主政上海的柯慶施所言：「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13]
三是，群眾造反。西方極權主義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是通過官僚機構自上而下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中國極權主義則截然不同，它採取群眾造反的方式，動員群眾推翻中共自己建立的官僚體制。毛澤東要阻止私有制對中共的侵蝕，他認為已建立的官僚體制將使中共蛻化為資產階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爐灶重建。群眾造反的方式為「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下而上。
四是，遊民文化。中國極權主義與毛澤東的個性有著密切關聯。可以說，沒有毛澤東，中國極權主義無非是蘇聯的翻版，甚至難以發生黨內大清洗。毛澤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總設計師和踐行者。毛澤東早年在外求學，后長期從事農民起義和軍事活動，對民間遊俠小說興趣濃厚，如《三國演義》、《水滸傳》[14]等，致使毛澤東的個性具有強烈的遊民特徵，體現為反社會性、攻擊性和殘暴野蠻。
毛澤東的反社會性體現在崇尚「鬥爭」，曾自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主張「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攻擊性體現在對政治對手的毫不留情，如他對待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殘暴野蠻體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他曾批示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反右運動中將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等。遊民文化不僅反映在毛澤東身上，在文革中也呈現出嚴重的流氓化特點。李慎之先生曾指出：「說句實在話，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遊民意識的大爆發。」[15]
第三，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
毛澤東去世后，「文革」隨之結束，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時代。筆者界定的鄧小平時代涵蓋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其基本特徵是：在確保共產黨統治的前提下，進行了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和較充分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控制適度寬鬆；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中國民族性，冠之以中國特色射穢主義；弱化國有經濟，強化私有經濟等。
鄧小平時代結束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社會劫後餘生，休養生息。鄧小平時代也可以分為二個時期，一個是1978年改革開放到1989年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另一個是八九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到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在胡趙執政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并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社會自由寬鬆，大量西方學術經典湧入中國，這是中國難得的政治「小陽春」。但隨著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趙紫陽被罷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戛然而止。為挽救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鄧小平開啟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國開始進入到權貴資本主義時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淡化了意識形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開始強勢崛起。
如何看待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對此，學術界分歧較大。主要學術觀點有：后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黨國威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
2005年，徐賁在文章《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殺為後極權主義時代，之後中國進入新極權主義時代。「中國的斯大林模式之極權主義時代隨著毛澤東的去世而結束，那時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政治上相對寬鬆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相對寬鬆和經濟改革的開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比較典型的后極權主義體制。[16]
徐賁認為，可以把中國1989年以後逐漸成型的這種制度稱為「新極權主義」體制，因為它不同於極權主義原型，但政治上與極權主義原型有極深的淵源；另一方面，它變自后極權主義，卻和后極權主義有明顯的區別。「新極權主義」是體現了部分地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之企圖的后極權體制的一種變形。寄生於這種體制的利益集團雖然通過採取這樣的變形得以生存，但這種「新極權主義」自身處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極權主義」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劇的現實表明，這種變形顯然不是一種具進步意義的脫困之道。」[17]「從「新極權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它的兩個原則。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識，此意識支配下的冷酷決定了它對被統治者不再「手軟」。其二是用靈活策略化解難題，為統治集團創造機會。這樣的靈活性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針（如鄧小平針對「姓社姓資」這個意識形態重大問題提出的「不爭論」方針）和經濟制度選擇等許多方面。」[18]
對於徐賁將「六四」后，鄧小平極權主義界定為新極權主義的觀點，筆者持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儘管「六四」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鄧小平開啟了所謂射穢主義市場經濟，既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造成了貧富懸殊、腐敗盛行、環境污染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危機。但它的極權主義特徵與文革結束到「六四」前並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社會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已。
張博樹將鄧小平時代極權主義界定為黨國威權主義[19]，但黨國威權主義不是一個政治學上的概念。根據他對鄧小平時代特點的概括，筆者認為並沒有超出后極權主義範疇，可歸為後極權主義。
馮崇義、張千帆將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界定為後極權主義。馮崇義指出：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和「文革」的結束，中國進入了后極權社會。這種轉變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隨著個人迷信的倒塌、共產主義信仰的崩潰和意識形態狂熱的消退，極權控制在合法性危機中發生衰變和弱化，變得鬆弛疲軟、力不從心；另一個層面是中共統治者為了轉危為安、挽回民心、休養生息，主動推行「改革開放」，給個人自主、市場經濟、國際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讓部分空間。從政權類型的角度說，后極權主義政權和一般意義上的威權主義政權，仍然存在本質的差別。最關鍵的區別在於，后極權主義政權對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發生鬆動和裂變而呈現半多元狀態，但在政治領域還維持著一元化控制，儘管這種控制未必向極權主義時期那樣密不透風、鐵板一塊。[20]張千帆指出：「從1989至今，中國政治基本上膠著于『后極權』模式」[21]。李凡認為鄧小平時代不是后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他認為是晚期極權主義。但李凡對晚期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22]與后極權主義基本相同，所以，筆者將晚期極權主義歸併為後極權主義範疇。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觀點，理由為：
1、極權主義理論的通說認為，極權主義衰退後的階段為後極權主義。徐友漁指出：「半個世紀之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不斷分崩離析，到現在已不成氣侯。但極權主義並未壽終正寢，一種新形式的極權主義，即哈維爾說的后極權主義尚存活於世。這種極權主義和波普爾揭露批判的不同，它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即從柏拉圖、黑格爾那裡承襲下來的思想，而是靠慣性。統治機器依條例照章辦事，雖然沒有活力，但運轉依舊，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因循守舊、膽小怕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變化並沒有發生，大家都寧願順著舊軌道走。其實，這種狀況，不論對個人，還是對民族，都是不幸。」[23]
胡安·林茨（Juan Linz）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極權主義」的觀點，對后極權社會的基本特徵作了如下描述[24]：
（1）動員力：領導人和非領導人參與組織動員的興趣日益下降，對國家贊助的組織內的人員的常規動員，目的是獲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從。許多「幹部」和「軍人」只是職業家和機會主義者，對主導價值的厭倦、淡出以及最終的私人化成為公認的事實。
（2）領導權：后極權主義政治精英越來越強調個人安全，通過政黨結構、程序和「內部民主」實現對高層領導權的制約。高層領導人很少是克里斯馬型的，高層領導的選拔僅限於執政黨內，但很少取決於政黨組織內的事業發展。高層領導人可能來自國家機構中政黨技術專家。
（3）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責任的社會、經濟和體制多元化，幾乎沒有政治多元化。因為政黨仍正是掌握著壟斷的權力。
（4）意識形態：指導性意識形態仍是法定的，且作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對烏托邦的忠誠和信仰已經減弱。
2、鄧小平時代符合后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鄧小平時代經濟開放，社會控制放鬆，淡化意識形態，發展私有經濟等符合以上后極權主義理論。李慎之先生在《哈維爾文集》序言中寫道：「后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25]
由於鄧小平時代處於后極權主義，並未演進到威權主義時代，這就註定鄧小平時代的政治脆弱性，也就習近平極權主義回歸提供了條件。
第四，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時代
隨著胡錦濤執政十年任期的結束，中共的權力接力棒傳遞給了習近平。此時的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但正如《零八憲章》所言：「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這一切都標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需要社會變革，需要走進憲政民主的時代。
習近平的父親是中共改革派人物習仲勛。習近平上台之初，眾多民主人士對他抱有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繼承父親的衣缽，像戈爾巴喬夫和台灣蔣經國一樣，順應歷史的潮流，實現中國憲政民主。但習近平卻選擇了背離世界潮流和中國人民意願的道路，從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歸。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的經歷表明，他的時代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一個人權災難的時代，一個國際關係全面惡化的時代，一個充斥個人崇拜、謊言和暴力的時代，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時代。
習近平時代並未告別鄧小平時代，它繼續對外開放，繼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體現在：1、全方位強化社會控制；2、通過反腐敗的名義打壓政治異己和清除政治對手；3、強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共產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4、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和弱化私有經濟；5、恢復黨政合一，政企合一；6、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5、打破鄧小平時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政治規矩；6、強行同化少數民族，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7、廢止中英聯合聲明，通過出台香港國安法和改變選舉制度，對香港全面管制；8、對台灣進行武力恐嚇，軍機、軍艦繞台常態化；9、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10、實施戰狼外交，俯視世界。
如何看待習近平時代極權主義？目前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新極權主義說
筆者曾在《習近平新極權主義時代》一文中指出，與江澤民的十五大和胡錦濤的十七大不同，十九大標誌著中共將告別近四十年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那就是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時代。它是中國曆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后最嚴重的政治倒退。[26]
張博樹認為習近平時代是新極權主義，它具有五個特徵，即：高揚民族主義大旗，訴諸「中國夢」，標誌著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轉換的最終完成；習重新回到個人獨裁，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習的個人認知層面似乎有某種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絕普世價值時更加堅決、鎮壓異議聲音也更加嚴厲，且缺少負罪感；同時繼承毛、鄧一切有利於黨國統治的東西，在打造「完美獨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經驗和教訓，可謂精準發力，更上一層樓；創造了黨國內政與外交相互支撐的新模式，對內實現「黨國中興」，對外催動紅色帝國崛起。[27]
第二，極權主義回歸說
馮崇義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習近平時代只是鄧小平后極權主義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潮。他指出：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並沒有超出極權或后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一種新的政權類型，沒有必要使用「新極權」這一模糊概念來描述。而且，將當前中國政權定義為「新極權」，誇大了它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即便是一黨專政與半市場經濟相結合，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都實行過，儘管原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有採用「射穢主義市場經濟」。[28]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其二，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其三，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政治體制。」[29]
江棋生認為，習近平在言論和行動上都沒有反對和告別鄧（江胡）的改革開放政策：他沒有反改革，試圖從半吊子市場經濟即「射穢主義市場經濟」返回計劃經濟；他也沒有反開放，意圖重新閉關鎖國。而正是鄧主張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從毛時代毫無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化的極權主義社會，走向鄧時代政治一元化、經濟和社會呈現有限多元化的后極權社會。習近平既在所謂「旨在堅持和完善射穢主義制度」的改開大計上沿襲鄧（江胡），未敢造次而鄧規習隨，那麽他上位以來所搞的，就顯然不是新極權。事實上，習近平所搞的，還是后極權。更精準地說，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鳴得意地翹起了尾巴的后極權。[30]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極權主義回潮」的觀點，對自己之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予以修正，其理由為：一是，儘管習近平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了重大改變，但這些變化並沒有突破后極權主義的範疇。今天的中國，政治倒退是明顯的，但與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還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公共空間尚存，儘管刪帖、喝茶已成新常態，但微博、微信還存在，一些公共事件還能掀起輿論高潮。大多數老百姓的私人生活還沒有被侵擾。二是，習近平時代還在演進之中，其極權主義回潮遭遇國內外強大阻力。名義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權力，但至今他連為文革翻案都做不到。三是，縱觀鄧小平時代，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也出現諸多新的特點，徐賁就將「六四」事件后的鄧小平時代稱之為新極權主義時代。事實上，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必須對他面臨國內外危機作出應對，都會體現出新的統治特點，都可以稱之為新極權，這樣相反模糊了極權主義的類型。至於習近平時代藉助現代高科技，如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現代通訊科技、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資料庫和健康碼系統等[31]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也只是控制技術的提升，並不構成一種新的極權主義類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結束后，中國進入了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時代是后極權主義時代向極權主義時代的回歸，它期待完成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輪迴，畫上一個極權主義的圈。
習近平的圈畫得圓嗎？我認為畫不圓。主要是民心和時代不同了。
極權主義的產生一般來說與國家民族危難、魅力型領袖和民眾被長期宣傳洗腦有著密切關聯，但今天的中國這些條件都不存在。首先，習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來喚醒中國人民族苦難感很難，因為今天中國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對富足。模糊的歷史記憶和多年來眾多學者對百年恥辱真相的客觀解讀已經消解了中國人「救國圖存」的激情。其次，習近平的權力來自鄧小平的「擊鼓傳花」規矩，他無法達到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威望。再次，四十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中國人民智已開，官方謊言欺騙很難。正如徐賁所言：既然民眾越來越不相信這些意識形態謊言，這些謊言就只能依靠強制手段才能維持著存在。這樣的謊言具有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瞭然在胸；雙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遊戲」，只要誰也不公開說出來。[32]
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無論個人崇拜也好，國進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列車仍然在鄧小平的軌道上緩慢行進。有中國朋友稱，在今天的中國，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與鄧小平時代差異不大，「馬照跑，舞照跳」。這個現象恰恰說明，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的過程並未完成，也難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國出現的仇視西方的情緒，基本上是民族主義導致的，這一點與毛澤東時代截然不同。極權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主形式，是一種群眾運動。但中國顯然已經沒有這樣的民意基礎。即使是粉紅，他們也以出國留學和享用西方奢侈品為榮。簡單地說，中國人很新，但習近平和他的時代很舊。
「馬克屎在諷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崙的獨裁專制時說過，每當那一類歷史人物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無論習近平模仿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鬧劇。在中國從極權社會演化為後極權社會四十年之後，社會結構和世道人心都發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習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華民族在這些鬧劇中活受罪，根本無法將中國從后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根本無法阻擋中共后極權政權的敗亡和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33]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輪迴的圈，但人類歷史或許正在畫另一圈，那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毀滅，它始於毛澤東，終於習近平。
我們考察中共百年歷史，有一個很重要的視角，那就是極權主義。中國的極權主義從源頭上說來自於前蘇共。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屎列寧主義。」可以說，沒有蘇共就不可能有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有中國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對中國是舶來品，它與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制度具有本質區別。
1949年中共建政后，全盤蘇化，極權主義在中國像病毒一樣擴散、蔓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並一直持續到今天。極權主義導致了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浩劫，最典型的就是毛澤東發動並念茲在茲的文化大革命。由於中國具有綿延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蘇交惡，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致使中國極權主義呈現出與蘇聯極權主義諸多不同的特徵。
文革結束后，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開啟了長達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在全球化浪潮和西方綏靖政策的推動下，國家資本主義促成了中國經濟的強勢崛起。由於后極權主義與市場經濟和中國人民對於憲政民主的追求存在難以調和的內在衝突，鄧小平缺乏政治體制改革支撐的「跛腳鴨」改革開放弊端叢生，中國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是順應世界文明的潮流走向憲政民主，還是重返毛澤東極權主義的老路？
習近平的新時代給出了答案。他表示絕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發出了「無有一人是男兒」哀鳴。他重新打出了馬克屎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通過軍隊整編、設立改革領導小組和反腐敗集中國家權力，他要終結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將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在國際關係上，習近平拋棄鄧小平27字外交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展開咄咄逼人、俯視世界的戰狼外交。在新冠病毒爆發之初，中國刻意隱瞞疫情，釀成全球上億人感染，300餘萬人死亡的慘禍。
習近平時代背離世界歷史潮流和中國人民擁抱憲政民主的願望，它的逆風而行和末路狂奔正在喚醒世界和中國人民。中共極權暴政與世界民主自由面臨生死較量，世界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一場雙方都輸不起的戰爭。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的圈，它從極權主義到后極權主義，再回歸到極權主義。
第一，極權主義始於「善」而終於「惡」
極權主義在人類歷史上有著悠久的歷史，按照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的說法，柏拉圖的學說就是鼓吹極權主義的學說，而古希臘的斯巴達也具有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1]但阿倫特（Hannah Arendt）、塔爾蒙（Jacob Talmon）則認為，極權主義出現在18世紀，產生於人類現代化的過程中，現代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制的發展，為它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以自由民主的觀念為構成要素。[2]
極權主義秉承了法國大革命的傳統，但在19世紀上半葉逐漸分道揚鑣，形成了以列寧、斯大林主義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左翼極權主義和以希特勒納粹主義為代表的右翼極權主義。塔爾蒙在《民族的神話及革命的意向》一書中指出：列寧闡釋了無產階級的普遍意志；而希特勒則強調了國家和種族。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成為了極權主義的左右手臂,宛如兩翼，但卻有著相同的特質並相互融合，最終演繹了二十世紀可怕的一幕。[3]
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4] 阿倫特指出，極權主義是一種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統治形態。因為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5]「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註于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6]「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7]
關於極權主義的特徵，法國政治學家阿隆（Raymond Aron）提出了五要素說[8]，美國政治學家弗里德里希（Carl Friedrich）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提出了六特徵說[9]。1941年7月，時任民國駐美大使胡適，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發表了《民主與極權的衝突》的演講。在此演說中，胡適引述了美國作家、評論家伊斯特曼對極權主義二十個特徵的概括。[10]胡適認為，這二十個特徵準確地畫出了極權主義的猙獰面目。在本文中，筆者採納弗里德里希和布熱津斯基對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全面的主導意識形態；通常由獨裁者領導的單一大眾政黨；使用秘密警察和國家暴力等機制的恐嚇體制；對武器和軍隊的壟斷；對通訊手段的壟斷，以及通過國家計劃對經濟實行中央指導和控制。[11]就極權主義意識形態而言，我們可以簡單概括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和一個領袖。
極權主義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如二次世界大戰、猶太人種族滅絕、蘇聯共產黨大清洗、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和中國1959-1961年三年大飢荒和文化大革命等，上億的人在這場烏托邦運動中成了無辜的冤魂。
極權主義一開始並不是「惡」而是「善」，是「拯救」，最後上升為國家意志，意識形態，並控制所有人的生活，最終從「善」走向了徹底的「惡」。[12]
第二，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
1949年中共建政后，國家制度全盤蘇化，成為蘇共極權主義陣營的一部分。但由於中國千年綿延不絕的皇權專制文化，加之斯大林去世后，中蘇關係破裂，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而使極權主義有了更多中國特徵，最終形成了中國版的左翼極權主義。
毛澤東時代的極權主義與蘇聯極權主義具有相同的反文明、反傳統、反制度、反功利和反人性的特徵，但也存在明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
一是，意識形態。蘇聯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是馬克屎、列寧和斯大林構建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而中共的意識形態除了蘇聯烏托邦外，還雜糅了毛澤東對共產主義理論的思考和中國農民樸素的大同社會理想。文革中，大多數中國人理解的馬克屎主義來自毛澤東語錄「馬克屎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二是，皇權專制。由於中共具有千年的皇權專制文化，中國極權主義具有強烈的傳統專制特徵。毛澤東直言不諱稱他自己是「馬克屎加秦始皇」。毛澤東時代的領袖崇拜源於中國傳統的「聖君情節」和「權力崇拜」，如文革中主政上海的柯慶施所言：「跟從毛澤東要到盲從的地步，相信毛澤東要到迷信的地步。」[13]
三是，群眾造反。西方極權主義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都是通過官僚機構自上而下對社會的全方位控制。中國極權主義則截然不同，它採取群眾造反的方式，動員群眾推翻中共自己建立的官僚體制。毛澤東要阻止私有制對中共的侵蝕，他認為已建立的官僚體制將使中共蛻化為資產階級，唯一的出路就是推倒，另起爐灶重建。群眾造反的方式為「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下而上。
四是，遊民文化。中國極權主義與毛澤東的個性有著密切關聯。可以說，沒有毛澤東，中國極權主義無非是蘇聯的翻版，甚至難以發生黨內大清洗。毛澤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總設計師和踐行者。毛澤東早年在外求學，后長期從事農民起義和軍事活動，對民間遊俠小說興趣濃厚，如《三國演義》、《水滸傳》[14]等，致使毛澤東的個性具有強烈的遊民特徵，體現為反社會性、攻擊性和殘暴野蠻。
毛澤東的反社會性體現在崇尚「鬥爭」，曾自稱「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主張「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攻擊性體現在對政治對手的毫不留情，如他對待自己的接班人劉少奇和林彪；殘暴野蠻體現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如鎮壓反革命運動，他曾批示按千分之一比例殺人；反右運動中將55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等。遊民文化不僅反映在毛澤東身上，在文革中也呈現出嚴重的流氓化特點。李慎之先生曾指出：「說句實在話，剛剛過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遊民意識的大爆發。」[15]
第三，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
毛澤東去世后，「文革」隨之結束，中國開始進入鄧小平時代。筆者界定的鄧小平時代涵蓋了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其基本特徵是：在確保共產黨統治的前提下，進行了有限的政治體制改革和較充分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控制適度寬鬆；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中國民族性，冠之以中國特色射穢主義；弱化國有經濟，強化私有經濟等。
鄧小平時代結束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社會劫後餘生，休養生息。鄧小平時代也可以分為二個時期，一個是1978年改革開放到1989年胡耀邦、趙紫陽執政時期，另一個是八九民主運動被鎮壓後到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期。在胡趙執政時期，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并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社會自由寬鬆，大量西方學術經典湧入中國，這是中國難得的政治「小陽春」。但隨著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趙紫陽被罷黜，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戛然而止。為挽救中共的執政合法性，鄧小平開啟了中國市場經濟改革，中國開始進入到權貴資本主義時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進一步淡化了意識形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經濟開始強勢崛起。
如何看待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對此，學術界分歧較大。主要學術觀點有：后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黨國威權主義和后極權主義。
2005年，徐賁在文章《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中認為，中國文革結束到1989年六四大屠殺為後極權主義時代，之後中國進入新極權主義時代。「中國的斯大林模式之極權主義時代隨著毛澤東的去世而結束，那時中國曾出現過一段政治上相對寬鬆的時期。這種政治上的相對寬鬆和經濟改革的開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比較典型的后極權主義體制。[16]
徐賁認為，可以把中國1989年以後逐漸成型的這種制度稱為「新極權主義」體制，因為它不同於極權主義原型，但政治上與極權主義原型有極深的淵源；另一方面，它變自后極權主義，卻和后極權主義有明顯的區別。「新極權主義」是體現了部分地向極權主義原型回歸之企圖的后極權體制的一種變形。寄生於這種體制的利益集團雖然通過採取這樣的變形得以生存，但這種「新極權主義」自身處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境之中。「新極權主義」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困境日益加劇的現實表明，這種變形顯然不是一種具進步意義的脫困之道。」[17]「從「新極權主義」的形成過程中可以觀察到它的兩個原則。其一是保持高度的末世防患意識，此意識支配下的冷酷決定了它對被統治者不再「手軟」。其二是用靈活策略化解難題，為統治集團創造機會。這樣的靈活性體現在意識形態方針（如鄧小平針對「姓社姓資」這個意識形態重大問題提出的「不爭論」方針）和經濟制度選擇等許多方面。」[18]
對於徐賁將「六四」后，鄧小平極權主義界定為新極權主義的觀點，筆者持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儘管「六四」后，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停滯，鄧小平開啟了所謂射穢主義市場經濟，既成就了中國經濟的崛起，也造成了貧富懸殊、腐敗盛行、環境污染和道德淪喪的社會危機。但它的極權主義特徵與文革結束到「六四」前並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社會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已。
張博樹將鄧小平時代極權主義界定為黨國威權主義[19]，但黨國威權主義不是一個政治學上的概念。根據他對鄧小平時代特點的概括，筆者認為並沒有超出后極權主義範疇，可歸為後極權主義。
馮崇義、張千帆將鄧小平時代的極權主義界定為後極權主義。馮崇義指出：隨著毛澤東的死亡和「文革」的結束，中國進入了后極權社會。這種轉變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隨著個人迷信的倒塌、共產主義信仰的崩潰和意識形態狂熱的消退，極權控制在合法性危機中發生衰變和弱化，變得鬆弛疲軟、力不從心；另一個層面是中共統治者為了轉危為安、挽回民心、休養生息，主動推行「改革開放」，給個人自主、市場經濟、國際交流、「思想解放」等文明因素出讓部分空間。從政權類型的角度說，后極權主義政權和一般意義上的威權主義政權，仍然存在本質的差別。最關鍵的區別在於，后極權主義政權對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控制發生鬆動和裂變而呈現半多元狀態，但在政治領域還維持著一元化控制，儘管這種控制未必向極權主義時期那樣密不透風、鐵板一塊。[20]張千帆指出：「從1989至今，中國政治基本上膠著于『后極權』模式」[21]。李凡認為鄧小平時代不是后極權主義和威權主義，他認為是晚期極權主義。但李凡對晚期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22]與后極權主義基本相同，所以，筆者將晚期極權主義歸併為後極權主義範疇。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觀點，理由為：
1、極權主義理論的通說認為，極權主義衰退後的階段為後極權主義。徐友漁指出：「半個世紀之後，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不斷分崩離析，到現在已不成氣侯。但極權主義並未壽終正寢，一種新形式的極權主義，即哈維爾說的后極權主義尚存活於世。這種極權主義和波普爾揭露批判的不同，它的生存主要不是靠意識形態，即從柏拉圖、黑格爾那裡承襲下來的思想，而是靠慣性。統治機器依條例照章辦事，雖然沒有活力，但運轉依舊，老百姓一如既往地因循守舊、膽小怕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心中都十分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但變化並沒有發生，大家都寧願順著舊軌道走。其實，這種狀況，不論對個人，還是對民族，都是不幸。」[23]
胡安·林茨（Juan Linz）在19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極權主義」的觀點，對后極權社會的基本特徵作了如下描述[24]：
（1）動員力：領導人和非領導人參與組織動員的興趣日益下降，對國家贊助的組織內的人員的常規動員，目的是獲取最低程度的一致和服從。許多「幹部」和「軍人」只是職業家和機會主義者，對主導價值的厭倦、淡出以及最終的私人化成為公認的事實。
（2）領導權：后極權主義政治精英越來越強調個人安全，通過政黨結構、程序和「內部民主」實現對高層領導權的制約。高層領導人很少是克里斯馬型的，高層領導的選拔僅限於執政黨內，但很少取決於政黨組織內的事業發展。高層領導人可能來自國家機構中政黨技術專家。
（3）多元化：有限的但非責任的社會、經濟和體制多元化，幾乎沒有政治多元化。因為政黨仍正是掌握著壟斷的權力。
（4）意識形態：指導性意識形態仍是法定的，且作為社會現實的一部分而存在，但對烏托邦的忠誠和信仰已經減弱。
2、鄧小平時代符合后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鄧小平時代經濟開放，社會控制放鬆，淡化意識形態，發展私有經濟等符合以上后極權主義理論。李慎之先生在《哈維爾文集》序言中寫道：「后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蘇聯作家阿爾馬里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瀰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瀰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25]
由於鄧小平時代處於后極權主義，並未演進到威權主義時代，這就註定鄧小平時代的政治脆弱性，也就習近平極權主義回歸提供了條件。
第四，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時代
隨著胡錦濤執政十年任期的結束，中共的權力接力棒傳遞給了習近平。此時的中國已經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但正如《零八憲章》所言：「在經歷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爭歷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由此導致官場腐敗，法治難立，人權不彰，道德淪喪，社會兩極分化，經濟畸形發展，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遭到雙重破壞，公民的自由、財產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不滿情緒持續高漲，特別是官民對立激化和群體事件激增，正在顯示著災難性的失控趨勢，現行體制的落伍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這一切都標誌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盡頭，中國需要社會變革，需要走進憲政民主的時代。
習近平的父親是中共改革派人物習仲勛。習近平上台之初，眾多民主人士對他抱有較高的期待，希望他能繼承父親的衣缽，像戈爾巴喬夫和台灣蔣經國一樣，順應歷史的潮流，實現中國憲政民主。但習近平卻選擇了背離世界潮流和中國人民意願的道路，從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歸。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的經歷表明，他的時代是一個政治黑暗的時代，一個人權災難的時代，一個國際關係全面惡化的時代，一個充斥個人崇拜、謊言和暴力的時代，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時代。
習近平時代並未告別鄧小平時代，它繼續對外開放，繼續「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它們之間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體現在：1、全方位強化社會控制；2、通過反腐敗的名義打壓政治異己和清除政治對手；3、強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強調共產黨對國家的絕對領導；4、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控制和弱化私有經濟；5、恢復黨政合一，政企合一；6、廢除國家主席、副主席任期制；5、打破鄧小平時代隔代指定接班人的政治規矩；6、強行同化少數民族，對維吾爾族實施種族滅絕；7、廢止中英聯合聲明，通過出台香港國安法和改變選舉制度，對香港全面管制；8、對台灣進行武力恐嚇，軍機、軍艦繞台常態化；9、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與美國爭奪世界領導權；10、實施戰狼外交，俯視世界。
如何看待習近平時代極權主義？目前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新極權主義說
筆者曾在《習近平新極權主義時代》一文中指出，與江澤民的十五大和胡錦濤的十七大不同，十九大標誌著中共將告別近四十年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進入一個新的時代，那就是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時代。它是中國曆經四十年改革開放后最嚴重的政治倒退。[26]
張博樹認為習近平時代是新極權主義，它具有五個特徵，即：高揚民族主義大旗，訴諸「中國夢」，標誌著中共合法性又一次悄然轉換的最終完成；習重新回到個人獨裁，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習的個人認知層面似乎有某種馬列毛原教旨成分，使其在拒絕普世價值時更加堅決、鎮壓異議聲音也更加嚴厲，且缺少負罪感；同時繼承毛、鄧一切有利於黨國統治的東西，在打造「完美獨裁」方面充分汲取前人經驗和教訓，可謂精準發力，更上一層樓；創造了黨國內政與外交相互支撐的新模式，對內實現「黨國中興」，對外催動紅色帝國崛起。[27]
第二，極權主義回歸說
馮崇義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提出了批評，他認為習近平時代只是鄧小平后極權主義向毛澤東極權主義回潮。他指出：當下中共政權或中國社會權力結構及運行機制，並沒有超出極權或后極權的範疇，沒有資格構成一種新的政權類型，沒有必要使用「新極權」這一模糊概念來描述。而且，將當前中國政權定義為「新極權」，誇大了它的創新能力和穩定性。即便是一黨專政與半市場經濟相結合，義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都實行過，儘管原蘇聯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沒有採用「射穢主義市場經濟」。[28]習近平時代的「極權主義回潮的主要表現，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其二，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其三，重建黨的「一元化領導」，也就是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政治體制。」[29]
江棋生認為，習近平在言論和行動上都沒有反對和告別鄧（江胡）的改革開放政策：他沒有反改革，試圖從半吊子市場經濟即「射穢主義市場經濟」返回計劃經濟；他也沒有反開放，意圖重新閉關鎖國。而正是鄧主張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從毛時代毫無政治、經濟和社會多元化的極權主義社會，走向鄧時代政治一元化、經濟和社會呈現有限多元化的后極權社會。習近平既在所謂「旨在堅持和完善射穢主義制度」的改開大計上沿襲鄧（江胡），未敢造次而鄧規習隨，那麽他上位以來所搞的，就顯然不是新極權。事實上，習近平所搞的，還是后極權。更精準地說，他搞的是：在外部因素和其性格因素共同作用下，自鳴得意地翹起了尾巴的后極權。[30]
筆者贊同馮崇義的「極權主義回潮」的觀點，對自己之前「習近平新極權主義」的觀點予以修正，其理由為：一是，儘管習近平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了重大改變，但這些變化並沒有突破后極權主義的範疇。今天的中國，政治倒退是明顯的，但與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還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公共空間尚存，儘管刪帖、喝茶已成新常態，但微博、微信還存在，一些公共事件還能掀起輿論高潮。大多數老百姓的私人生活還沒有被侵擾。二是，習近平時代還在演進之中，其極權主義回潮遭遇國內外強大阻力。名義上習近平掌握了國家權力，但至今他連為文革翻案都做不到。三是，縱觀鄧小平時代，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也出現諸多新的特點，徐賁就將「六四」事件后的鄧小平時代稱之為新極權主義時代。事實上，無論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習近平都必須對他面臨國內外危機作出應對，都會體現出新的統治特點，都可以稱之為新極權，這樣相反模糊了極權主義的類型。至於習近平時代藉助現代高科技，如防火長城、社交媒體、大數據、電子商務、現代通訊科技、人臉識別、聲紋識別、步態識別、DNA資料庫和健康碼系統等[31]強化對社會的控制，也只是控制技術的提升，並不構成一種新的極權主義類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澤東極權主義時代結束后，中國進入了鄧小平后極權主義時代。習近平時代是后極權主義時代向極權主義時代的回歸，它期待完成中國極權主義的歷史輪迴，畫上一個極權主義的圈。
習近平的圈畫得圓嗎？我認為畫不圓。主要是民心和時代不同了。
極權主義的產生一般來說與國家民族危難、魅力型領袖和民眾被長期宣傳洗腦有著密切關聯，但今天的中國這些條件都不存在。首先，習近平用百年前西方列強入侵中國來喚醒中國人民族苦難感很難，因為今天中國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且相對富足。模糊的歷史記憶和多年來眾多學者對百年恥辱真相的客觀解讀已經消解了中國人「救國圖存」的激情。其次，習近平的權力來自鄧小平的「擊鼓傳花」規矩，他無法達到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的威望。再次，四十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中國人民智已開，官方謊言欺騙很難。正如徐賁所言：既然民眾越來越不相信這些意識形態謊言，這些謊言就只能依靠強制手段才能維持著存在。這樣的謊言具有一種犬儒式的「透明度」，聽謊者心知肚明，說謊者對聽謊者的心知肚明也瞭然在胸；雙方煞有介事地玩著「扮傻遊戲」，只要誰也不公開說出來。[32]
習近平執政八年多，無論個人崇拜也好，國進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國仍然是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中國列車仍然在鄧小平的軌道上緩慢行進。有中國朋友稱，在今天的中國，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與鄧小平時代差異不大，「馬照跑，舞照跳」。這個現象恰恰說明，習近平回歸極權主義的過程並未完成，也難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國出現的仇視西方的情緒，基本上是民族主義導致的，這一點與毛澤東時代截然不同。極權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主形式，是一種群眾運動。但中國顯然已經沒有這樣的民意基礎。即使是粉紅，他們也以出國留學和享用西方奢侈品為榮。簡單地說，中國人很新，但習近平和他的時代很舊。
「馬克屎在諷刺路易•波拿巴模仿拿破崙的獨裁專制時說過，每當那一類歷史人物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 無論習近平模仿的是毛澤東、鄧小平或普京，他所上演的只是鬧劇。在中國從極權社會演化為後極權社會四十年之後，社會結構和世道人心都發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轉的變化。習近平所代表的只是一股逆流，除了使中華民族在這些鬧劇中活受罪，根本無法將中國從后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根本無法阻擋中共后極權政權的敗亡和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的潮流。」[33]
習近平在畫一個中國極權主義輪迴的圈，但人類歷史或許正在畫另一圈，那就是中國極權主義的毀滅，它始於毛澤東，終於習近平。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